从我国各个阶段扶贫攻坚政策措施看,我国政府运用了财政、金融等经济、法律、行政多种政策工具,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展扶贫开发工作。而政府财政政策的运用,在诸多公共政策中,具有基础性、主导性作用。
我国财政扶贫政策经验总结
2020年,我国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省、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1.6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累计投入6601亿元。财政政策在扶贫攻中坚发挥了重要作用。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国家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充分调动财政等各种资源投资于扶贫攻坚,取得了辉煌成就。总结财政政策扶贫攻坚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财政投资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为扶贫攻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从我国及世界各国反贫困的经验来看,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基础设施,往往是形成贫困的客观原因。改善贫困地区的桥梁、道路、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构成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重要外部条件。我国政府在各个历史时期,运用财政投资改变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为贫困人口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在扶贫攻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一些自然条件特差的地区,实行了整体移民搬迁。这条经验,在乡村振兴和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中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2、精准扶贫,解决真正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随着扶贫攻坚政策的持续发展,大面积贫困人口的减少,需要精准扶贫,以利于提高财政政策支出效应,而不能分散资金,撒胡椒面。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0年-2020)年》中,我国将扶贫攻坚的范围缩小到11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共14个片区,680个县,作为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要求建立健全扶贫对象识别机制,做好建档立卡工作,实行动态管理,确保扶贫对象得到有效扶持。通过建立一系列的精准扶贫制度,把财政资金用到贫困人口最需要的地方,发挥财政资金最大效益,达到扶贫攻坚效果。
3、支持开发式扶贫,以产业发展推动扶贫攻坚。区别于传统“输血式”扶贫,从“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开始,我国坚持开发式扶贫政策,通过开发贫困地区资源,发展相应产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贫困人口收入,逐步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通过政府财税政策扶持,在贫困地区发展适合本地区资源禀赋、经济社会状况的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文化旅游业、电子商务等产业,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社、公司加农户等新型市场主体,发展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等,安排贫困人口就地就业,增加收入,逐步解决温饱问题。开发式扶贫以产业带动贫困人口就业,增加收入,摆脱贫困,是财政扶贫政策发挥作用的正确途径。
4、改善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开展智力扶贫、科技扶贫、医疗扶贫,提高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素质,是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贫困人口自身的科技文化素质,往往是形成贫困的根本性原因。在扶贫攻坚的各个历史时期,各级财政大力投资发展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科技、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促进智力扶贫、科技扶贫、医疗扶贫,改善贫困人口自身素质状况,为我国扶贫攻坚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5、重视扶贫攻坚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估。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财政资源是有限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都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而扶贫攻坚也只是财政资金支持的一部分。因而,在我国财政扶贫攻坚的各项政策中,历来强调提高资金使用绩效,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资金功能,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2018年5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的《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与此前制订的《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2000)、《财政扶贫项目管理费管理办法》(2000)、《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2011),这些制度的贯彻实施,保障了财政资金实施绩效,提高了扶贫资金的经济社会效益。同时,各级纪检、检察、法院等部门,依法查处贪污、挪用扶贫资金、行贿受贿等扶贫攻坚过程中的违法违纪行为,有力保障了扶贫攻坚工作的开展。
新时代财政政策在分配领域面临新挑战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解决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与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发展现代经济体系的要求相比,财政政策在分配领域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挑战,需要及时应对。
1、运用财政政策,巩固扶贫成果,防止各种类型的返贫。尽管我国已基本解决了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但由于我国农村贫困线标准较低,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较弱,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贫困人口还需要政府财政政策支持,巩固前期扶贫政策效果,防止返贫。我国2011年划定的扶贫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为2300元。综合考虑物价水平和其他因素,若按每年6%的增长率调整,2020年全国脱贫标准约为年人均纯收入4000元,以达到不愁吃、不愁穿,基本医疗、义务教育、住房安全有保障的要求。很显然,这个标准仅仅满足贫困人口基本的温饱需要,即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还有漫长的路要走,需要财政资金继续支持。同时,目前贫困地区的自然环境较为严酷、基础设施较差,短期内容易发生返贫,如自然灾害造成的返贫、因疾病造成的返贫、因暂时失业造成的返贫等等,还需要财政资金支持,改善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帮助贫困人口增强自身的能力,能够持续增加收入。
2、努力缩小收入差距,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在绝对贫困问题解决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需要运用财政政策工具,克服相对贫困的问题,缓解收入差距所产生的各类社会问题。
从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的状况看,一方面,居民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56,比上年缩小0.08。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快于东部。东部去年增长4.6%,西部增长6%,东西部地区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缩小。低收入群体的增长快于全体。按居民五等分收入分组,全国居民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6.6%,增速高于全国居民名义增速1.9个百分点,其中农村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8%,增速高于全国居民平均水平5.1个百分点[1]。而另外一方面,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2017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7,处于警戒线之上。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强调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一时引发海内外舆论热议。根据国家统计局住户抽样调查数据,2019年收入最低的20%家庭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380元,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15元;收入最低的40%家庭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579元,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65元。这表明我国确实有40%以上的人群,其平均月可支配收入在1000元左右[2]。而Wind数据显示,2020年民生银行管理层年度薪酬总额为6179.89万元,位列40家A股上市银行中的第一位。其中前三位高管薪酬合计1092.9万元,人均364.3万元,人均月收入30.3万元。而平安银行前三位高管薪酬合计2325.18万元,人均775.06万元,人均月收入64.5万元[3]。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调节、控制。
3、建立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财政政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灭绝对贫困,只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小步,走向共同富裕,实现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建立走向共同富裕的财政政策,合理配置资源,调节收入分配,防止社会两级分化,社会矛盾加剧。首先,财政政策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企业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提供优质服务,治理各种垄断所产生的社会财富和收入不合理的现象。其次,运用各种财政政策工具,维护社会公平的底线。通过财政分配与政策调节,保障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的需要,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再次,运用各种财政政策工具,将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心理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源禀赋、人们工作努力的程度、人力资源开发成本的不同等各种原因,人们的收入及占有的社会财富存在一定差距,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但一旦超越了社会成员心理上认可、承受的范围,也会激发社会矛盾,甚至导致社会的动荡。
新时代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的财政政策选择
根据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财政政策工具的特点,财政政策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深化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调节收入差距。个人所得税是各个国家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手段。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及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状况看,深化个人所得税的方向包括:(1)逐步扩大税基、普遍征收,提高个人所得税在国家税收收入的比重,并向主体税种方向发展,增强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目前个人所得税在国家税收收入的比重只有6%左右,很难发挥收入差距调节作用,在收入主要来自工薪阶层的情况下,反而起到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因此,在下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中,要立足于普遍征收,扩大税基,增加个人所得税在国家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在条件成熟时,逐步向主体税种发展,才能有效发挥其调节功能,特别是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而不能把个人所得税变成工薪税,将其作用限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则很难发挥调控功能。(2)调整税率,对于某些较高收入阶层采用加成征收的方式,加大收入差距调控的力度。目前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达45%,各方面讨论较多,也可以采用降低最高税率,对达到一定限度的收入采用加成征收的方式,提高征收力度,也能达到调节过高收入的目的。(3)条件成熟时,将工薪收入中的扣除额、专项扣除额等改为分地区扣除,更能体现大城市等生活成本较高地区居民的需求。(4)利用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加大个人所得税征收力度,提高处罚程度,增强对高收入阶层调控的实际效果,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2、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缩小差距,充分发挥经济社会运行稳定器的作用。我国已建成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基本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救济制度,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各级财政建立了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但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主要包括:(1)进一步缩小社会保险制度内部的差距。以养老保险为例,基本养老保险中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存在较大差距。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险的缴纳和支取存在较大差距。职工养老保险中企业职工、事业单位职工和行政单位职工的保险待遇也有差距。目前只是在制度上做到了统一。特别是目前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状况,与缩小城乡差距的要求有较大的差距,改革的任务非常艰巨。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既要和缩小收入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相适应,也要和人口老龄化的需求相适应。(2)运用财政政策工具,推动消费养老、以房养老等补充养老事业的发展,弥补基本养老保险的不足,提高老年人的福利待遇。(3)根据国家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状况,及时调整社会保障的支出水平,使广大居民能及时享受到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4)进一步改善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制度,增加财政投入,增进困难群体的福利水平,体现共同富裕的精神。对于残疾人、孤儿、丧失劳动能力的流浪者等困难群体,给予收养和帮助,使他们能够享受到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带来的福利。
3、增加财政投入,促进公共服务高水平发展基础上的均等化,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科技、环保等各项公共服务的差距,往往是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以及社会阶层差距、代际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筹集资金,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的职责。在我国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过程中,政府财政公共服务政策的重点包括:(1)缩小区域公共服务差距。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缩小各个行政区域的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科技、环保等各项公共服务的差距,使各个地区的居民能够享受大体均衡的公共服务,有利于各地区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2)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缩小城乡的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科技、环保等各项公共服务的差距,使城乡居民能够享受大体均衡的公共服务,有利于城乡社会的均衡发展,缩小差距,避免重蹈大城市病的覆辙。(3)消除社会阶层、代际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防范社会阶层固化,鼓励竞争,体现社会公平。
4、运用财政政策工具,减少财产占有的不平等,最大限度地缩小收入和财富占用的不公平。财产占有的不公平,是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根源。在我国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运用财政政策工具,鼓励居民投资,个人及家庭财产多元化,收入来源多元化,扩大中产阶级阶层,缩小收入差距。(1)利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手段,鼓励居民创办各类中小微企业,增加财产性收入来源。(2)鼓励居民购买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增加资本性收入来源。(3)通过财政政策支持各类产权交易市场发展,为居民投资、转让各类资产创造良好的条件,优化居民资产配置,实现收入的多元化、最大化。因此,运用财政政策工具,鼓励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减少财产占有的不平等所带来的收入巨大差距,是我国走向共同富裕道路财政政策的重要任务。
(编辑 季节)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作为一位社会学者,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很是幸运。
(一)
我是一名80后,出生在闽西革命老区(也是欠发达地区),年少时有过吃不饱、穿不暖的经历。而最近十多年来,又主要从事田野调查工作,专攻社会观察和基层治理研究,在全国近20个省市开展过田野工作,很清楚消除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跨过了一个时代,从贫穷社会进入到了相对丰裕社会。我这些年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社会的巨变,绕不开“时代”。如果有时代巨变的视野,个人经历其实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
80后刚好是时代巨变的亲历者,见证了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实现。2021年春节期间,在和家人清理老物件的时候,无意间发现,我家在1997年是贫困户,享受政府1000元无息贷款的帮扶。仔细询问母亲,得知父亲当年用这笔钱买了种猪,发展了生产;再加上哥哥姐姐们陆续从学校毕业,家庭负担也少了一些,生活开始有了起色。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中,对上世纪90年代所孕育的社会意象,至今回想起来还是恍如昨日。从学术的角度看,诸多的社会问题,如工人下岗、农民负担重、基层腐败等都比较突出。以至于“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辛苦”成了全社会关注的话题。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废除了农业税,开启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发展的新时期,农村的面貌开始发生根本的转变。
(二)
作为一名社会学者,习惯于从结构、制度、文化等视角里去理解个人遭遇。我常想,国家1997年给我家的扶贫贷款,是否是我们家家庭命运的转折呢?也许是的,但不尽然。国家给的这1000元贷款,其中500元用来还了家里欠村集体的提留和修路款,这是结构的力量,当时的中国还没有那么强的能力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农村的教育、医疗和公路、水利等基本公共服务和设施,都需要基层自筹。而当时农村的贫困现象也不是少数地区面临的问题。因此,治理贫困的主要方法只能是开发式扶贫和整村推进,让农村地区发展起来,让所有的农民都能普惠性地享受农村发展的红利。先解决大多数人的生活问题,然后才能实行针对一家一户的“精准帮扶”,针对贫困户的有限帮扶也许可以解燃眉之急,却很难拔出穷根。
但1997年的确是我们家命运的转折。那一年,我考上了重点中学,成了全家的希望。而在前一年,大姐去了厦门打工。只是那时工资低,还被老板骗了,第一年没有钱寄回家。到了1997年,大姐和二姐都去务工了,且有钱寄回来,我高中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就是两个姐姐供的。1998年,大哥也去珠三角务工了,家里条件确实有了很大改善。我大学本科、硕士和博士,都是哥哥资助的。那几年过年期间,家里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今年要还多少债,再过多长时间就可以不欠债啦。一家人为了摆脱贫困,团结奋斗,那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今天,中国农村家庭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的家庭生计模式。在这一模式之下,年轻人在城市务工,老年人在农村务农,他们为着共同的家庭发展目标合力奋斗。如今,这种家庭生计模式,已经全面改造了中国社会的细胞。在写这篇文章之时,我刚刚完成了一篇论文,用“一家两制”来概括中国农民生活方式的变迁。
(三)
中国农民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是如此紧密!
我曾祖父是一个精明的手工业者,在民国所谓的经济“黄金十年”时期,他和他的兄弟曾经拥有小型铸造厂、造纸厂和百货店,也曾雄心勃勃地买田买地造大屋。但在旧社会,因为没有稳定的发展环境,家族生意竟然因为曾祖父被盗匪绑票而一落千丈。以至于到解放时,爷爷家已经是个名副其实的贫农了。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家,建设了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以后节衣缩食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此后的中华民族复兴奠定基础;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和工业化这一巨大的历史推动力,我们家要摆脱贫困,千千万万个像我们家一样的普通群众要告别贫困,恐怕不是很容易。
上世纪90年代初,村里的大礼堂还放电影。每年的年末,村委会都会组织一场免费观看的电影,电影放映之前,村干部会讲话,介绍村委会的一年工作情况,也算是一个村民大会。记得有一次,村支部书记在大会上说,我们村已经实现了小康!他的说法应该有依据。
我老家是一个山村,全村人口才1000多人,而山林面积有4万亩,且植被极好。那几年,农村市场经济比较活跃,管理也比较混乱,村集体和村民都在砍伐树林。在当时的条件看,群众都觉得日子好过了,至少不存在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了。但好景不长,没几年山林资源就被消耗殆尽,村民只能外出务工寻找活计。总之,因为没有可持续的收入,好不容易进入小康的村民,很快就面临再度陷入贫困的窘境。
从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村民迁出山村,在城镇购房定居,也有越来越多的村民外出务工经商。我的兄弟姊妹和绝大多数乡亲,早就摆脱了贫困。极少数贫困户,也在这几年的脱贫攻坚中陆续摆脱了贫困。老家的村庄也变成了美丽乡村,我年少时居住的老屋也在家人和政府的努力下修葺一新。
可见,一个家庭、一个村庄的小康生活理想,其实是在整个国家发展基础之上的。过去一些年,我们党和国家投入大量的资源开展精准脱贫工作。某种程度上,这些工作其实是建立在建党100年来我们党形成的政治制度优势的基础之上的。比如,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得脱贫攻坚具有天然合法性,具有广泛社会共识。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为凝聚全社会力量开展脱贫工作,集中力量办好脱贫攻坚这件大事,提供了强大制度支撑。
最重要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党和国家对脱贫工作的持续不断的努力,已经让脱贫问题从普遍性的问题变成了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人群的特别问题,这为精准扶贫奠定了历史和经验的基础。这几年,我自己也在追踪研究中国的反贫困治理经验,阐述了脱贫攻坚的制度优势,也发现了基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有几篇报告产生了积极的政策影响。
(四)
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党的奋斗百年路,和我这样一个普通人、普通家庭的命运是如此紧密。去年11月父亲去世。他生于1948年,差不多和新中国是同龄人。他在去世前,多次跟我们兄弟姊妹说,他前半辈子受过不少苦,没曾想,后半辈子能这么幸福。我想,他的人生,又何尝不是新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呢?
父亲那一辈人,年轻时为了社会主义事业战天斗地,修水库、开公路、整农田,多少都留下了一些身体伤痛。他也时有怨言。但中年时候,碰上了改革开放,为了摆脱贫困实现小康,也是挥洒汗水。进入新时代以后,他早早“退休”在家。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而且是过日子并不算特别成功的农民(否则我们家也不会是贫困户),却也能在晚年无憾人生。这当然受益于这个美好的时代。
今年是我从事田野调查工作的第16个年头,在乡村田间地头和城市街头巷尾,见识了社会各层次人等。某种意义上,社会学很容易成为“问题导向”,关心社会各种失序的现象。比如,我参与式观察过乡村干部、城管、警察、纪检、信访等基层工作者,对微腐败、黑社会、恶俗文化、赌博等基层失序现象也有过田野观察,还对上访者、“钉子户”、小贩等边缘人群有过研究,关心暴力、规则、反社会等问题。
处于巨变中的中国社会,“问题”很多,却总能平稳过渡。某种意义上,中国实践已经打破了一些理论成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经验。我想,这根本上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力,得益于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不懈奋斗。
(编辑 季节)
我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大学生,名叫然衣拉,21岁,现在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三年级。我的家乡轮台县阳霞镇位于天山脚下,八岁时,我就开始帮家里放羊,所以我称自己是天山脚下的牧羊女。美丽的天山常给我带来无限的遐想,如古诗云:“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那里四季的美景真如风景画一样,令人回味无穷!
制造问题的是少数人
我家所在的阳霞是一个不到14000人的小镇,生活着2380户农民,这里一直以来以粮棉种植为主,以小白杏为副业支柱,乡亲们朴实善良,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大家过得很充实,分享着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硕果。但是,2014年9月21日,一伙暴徒在这里制造的一起暴恐事件造成了10名群众、警察的死亡,40名恐怖分子被击毙或自爆身亡。暴恐事件的背后是一个个受“圣战殉教进天堂”蛊惑的生命,是一个个受到残害的家庭。
家乡群众拍摄的一段视频,记录了警方在阳霞市场和街道上围剿暴恐分子的行动。事后,轮台县阳霞派出所的一位民警说:“我们民警朝他们射击以后,暴徒抱着要和我们同归于尽的想法,朝我们冲过来,挥刀向我们民警砍,朝我们扔爆炸物,像疯了一样。”
说实话,近年来家乡很多人都不敢说自己来自于这个小镇,这些懦弱者中也有我,怕被孤立。有时,我身边的同学会无意中说到对这个地区的歧视性话语,让我感到不知所措,我认为,我记忆中的故乡给人们的印象不应该是这样。
我的爷爷是哈吉,曾去过麦加朝圣,他从没有要求过我学习经文,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并不算少,听得最多的就是希望世界和平,也希望我能够每天快乐。从小,我就在心里种下了一颗热爱和平、反对暴力的种子。家乡曾经发生的暴恐事件,令我觉得心痛,但我相信,制造问题的人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很善良的!
天山牧羊女
小时候,我父亲建造的那座小羊棚,有40多只羊。父亲常说,它们是从山上牧场带下来的。有些羊身体虚弱,有些羊年纪稍大,还有些羊刚出生或者失去了母亲,没有办法适应山上恶劣的气候,父亲就将它们带回来,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建了座小羊棚,专门照顾它们。从此,放羊的事就交给了我,每天带它们到附近的草地上吃草喝水。
我的父亲话不多,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勤奋踏实。他总是说,天道酬勤,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让我们时时刻刻提醒和约束自己,不要懒惰,要脚踏实地的做事情。
记得在我们上小学时,父母就让我们三个孩子念汉语班,在当地称之为“民考汉”。当时家里的亲戚们多数是非常反对的,认为这是宗教信仰不坚定,具有背叛性,所以我们从小到大会看到村里人异样的眼神,也会遭受亲戚的冷眼。记得母亲有一次哭着说,她的朋友们说她被洗脑了,是在做错误的事情,会送三个孩子下地狱。父亲听后很生气地对她说:“哭什么,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时间会证明一切!现在不让孩子们学习汉语,他们就会被这个社会淘汰,想要看到更大的世界,就要会和大家做语言交流,不能永远做井底之蛙。你现在受点委屈不要紧,目光别这么短浅,要看得长远。”我们三个孩子当时心里也是苦涩的,没想到父母为了让我们正常地读书,在家乡要承受着这么大的压力。
我的母亲身上有着一股很强的韧劲儿。我清楚地记得为了供我们读书,她不得不借钱。债主上门要钱的时候,态度十分恶劣,可她还是会很有礼貌地承诺尽快还钱。为了给我们交学费,她把自己的金戒指、金项链全部卖掉了,我记得她最喜欢戴这些饰品了。我们家开小饭店的时候,她每天凌晨起来做准备,晚上打烊之后收拾好才去睡觉,基本上只有三个小时的睡眠,她坚持了很多年。她的拼劲儿和不服输的精神品质也深深地影响着我,让我变得愈发坚强。
后来我念了小学,考上了新疆库尔勒的内初班,13岁那年,我开始了离开家乡的求学之路。16岁,我考上了内高班,去广东肇庆中学继续接受教育。我爱肇庆这个美丽的城市,在那里我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感受到了不同的风俗人情。学校开展了一些研学旅行,带我们去深圳、桂林、湛江等地参观,增长了我的见识,让我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在这里,我参加了学校广播站、电视台和舞蹈社的活动,做了主持人,既丰富了我的校园生活,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自信。
那些年,我虽然也遇到过许多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但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我都逐渐克服了。三年前,我顺利地进入重庆西南政法大学就读于新闻传播学院,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老师们很照顾我,在这里的学习生涯对我而言是飞跃式的成长,让我有了国际视野,能够全面客观地去思考问题,也使我变得更加乐观、积极!
我哥哥毕业于新疆农业大学,现在在政府机关工作;姐姐毕业于新疆财经大学,现在是一名警察。我希望自己能够向他们学习,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不幸的是,我们的父亲在三年前因为癌症去世了,为了给他看病,不仅花光了家里原本不多的积蓄,还借了不少债,我们的生活更加拮据。虽然现在的经济情况还是没有完全好转,但我们有信心,能够一起克服困难,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记得在我16岁那年的暑假,父亲提出带我自驾游,我们从轮台出发,驶向那拉提。一个夜晚,我们来到了天山无人区,父亲便把车停在一座大山的山脚下。这座山非常高,很是壮观,父亲不断地发出赞叹,连声夸耀大自然的魅力。而我心里却很是慌张,生怕这座山会倒下来,父亲笑了一声回答道,怎么会呢,山结实着呢!父亲在他的地铺旁给我打了个地铺,让我睡下。于是,苍穹下,一座山,一辆车,一对父女,有了美丽的画面。我躺着看这座高山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敬畏,第一次觉得自己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渺小。那天的情景,至今让我刻骨铭心。
聊聊我知道的“教培中心”的故事
2021年寒假,我回了趟新疆,现在讲讲自己走亲访友的经历,希望大家能客观地看待新疆“教培中心”这个事情。
首先,我能感受到亲戚们和村里人都十分羡慕我父母当时的决定,认为他们坚持让我们完成学业是明智的,为自己当年的狭隘和无知感到后悔。他们态度的转变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不过他们终于认识到让儿童和青少年接受现代教育并用功读书是正确的事情了。
这次回乡,我见到了二婶和小叔,他们曾参加教培中心的课程并顺利毕业回家。我们是邻居,当年是父亲将他们接过来,帮助弟弟们建造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在我童年最初的记忆中,二婶是一个慈祥的人,他们家有三个小孩,那时候她的小儿子不到三岁,眼睛大又圆,我很喜欢他,她的女儿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经常一起玩。但不知从何时起,她们家变得很奇怪,门经常是锁着的,她的女儿辍了学,也不再和我玩,二婶的穿着也与以往越来越不一样了,永远裹着一身黑色衣衫、包着头。有一次,二婶和她的小儿子来我们家,我看到许久不见的小弟弟,就跑过去搂着亲了亲他的小胖脸,没想到,二婶冲过来一把将我推开,不断地用衣衫给小儿子擦脸并辱骂我,说我是个异教徒,有什么资格亲他的小儿子,还说我很脏……他们走了,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泪流满面,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要接受这样的谩骂和羞辱,心里充满了委屈。
今年寒假回到家里,我坐在炕上戴着耳机听音乐,突然有人推门而入,我仔细一看,是许久未见的二婶,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不知说什么好。二婶和蔼地说:“敲了好几下门没有反应,我就自己进来了。听说你从学校回乡度假,就过来看看你,给你带了点好吃的。”她说:“我现在觉得当年你的父母真是特别聪明,不管处境多么艰难,坚持让你们念到大学,读书太重要了,能够改变人的命运。”
我问她:“为什么这样说?”
二婶说:“我也是去了教培中心才明白的这些道理,读书会让人变聪明,能分辨是非,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个时候真不该让女儿辍学的,时间不可重来,有些错误是不可逆的。”送她出门后望着她的背影,不由地感到我童年记忆中那个和蔼可亲的二婶又回来了。
小叔和我们家的关系一直很好,吃喝是不分的,他刚开始并没有宗教极端的行为,也是慢慢地才有了一些较大的改变,甚至还会带动身边的人去信教。许多年前,有一次我在洗衣服,家里突然停水了,我想到小叔家的院里有一口井可以打水,就抱着盆去洗衣服。突然一个很凶的声音朝我吼,原来是小叔,他指着我骂道:“你这个异教徒,别在这留下你的脏水,滚回家洗去。”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真的特别难过,这还是我认识的小叔吗?异教徒这个词听起来是很刺耳的,不是谁都能忍受这样的辱骂。在当时,这份伤心让我窒息。那种失望和痛苦他人是很难想象的。
这次去看望奶奶时,小叔也在家,他的孩子已经四年级了,和他一起住在奶奶家。之前,他老是让儿子学经文念经文,以此为荣。但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我和小叔的对话中明显能够感受到他对教子有方的新诠释,可以从他焦虑的眼神中体会到对儿子读书的关心和着急,他不停地问我,怎么样才能让儿子愿意主动学习。
小叔说:“早知道寒假你在家,就把儿子送到你那里,让你多教他一些汉语,我真的想让他好好学习,他老是玩游戏,我很担忧他的成绩。”
我说:“没关系,小叔,他很聪明,会好好学习的。”
小叔说:“学习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想让他能够认真对待。”
告别了奶奶家和小叔,我心里很是欣慰,觉得他们终于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了,更明白了知识改变命运这个道理,二婶和小叔让我对“教培中心”有了更客观的理解。
之前我在学校旁边的新疆餐厅兼职打工时,认识了餐厅里的维吾尔族老乡们,他们是从“教培中心”直接过来和餐厅签了正规的劳务合同,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教培中心”还要求他们每个月往家里打一些钱,让他们学会感恩父母和孝顺。其中有一对夫妇是在“教培中心”里面认识、恋爱并在大家的祝福下举办了婚礼,双方家里人也是知晓并同意的。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个姐姐说,她在“教培中心”过得很开心,老师们对他们很照顾,帮助他们提高成绩,顺利毕业,并申请到了这么好的工作。另一个姐姐曾在“教培中心”担任班长,和老师同学们关系非常好,他们经常会举办活动,载歌载舞,特别幸福。
我愿意为中国发声
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我。现在,我的母亲年纪稍大,身体状况不算好,但我能感受到她骨子里的那股劲儿。父亲走后,她努力地撑起这个家。有朝一日,我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母亲的依靠。
寒暑假,我在村委会帮忙,做过几次回乡宣讲。我记得,有次宣讲结束后,村委会主任对参加会议的学生的讲话,令人感动,内容如下:
“我知道你们的父母去教培中心参加学习了,但你们不用担心,每个月你们都有生活费,有一对一照顾,不要消极,必须用功读书,不要被这些影响,要考出去念大学,你们的父母和你们一样正在接受教育,很快就回家,你们不是一个人,我们会一直在你们身后保护你们的,有任何问题要讲出来!”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教培中心”还在不停地被西方媒体拿出来指责和批评,说句良心的话,如果真的是侵犯人权,政府怎么会用心照顾这些暂别父母的孩子?我有一个朋友小时候为了专心学经文而辍学,她的父亲从“教培中心”毕业后,一回家就将孩子重新送去高三考大学,即使她离过一次婚,比同龄人大两岁。
我是维吾尔族姑娘,我爱我的国家——中国,也爱我的家乡,我的老师同学大部分是汉族,我很爱他们,他们也很爱我。如果你肯放下偏见,客观地去了解中国,会被这个国家所感动,新疆人民根本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这完全就是胡说八道!大家过得很幸福,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偏爱和关照是众所周知的,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媒体纯属恶意揣测,新疆人民真的很爱自己的国家。
教育意味着获得不同的视角,理解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和了解历史。小时候,我被说成是异教徒、被辱骂,这使我变得怯懦、崩溃、自我怀疑,感觉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腐烂了,直到我离开新疆去求学,打开另一个世界。
我喜欢这边的朋友,喜欢同学们开放的思想和富有远见的思考。每次回到家乡,我会有强烈的感受,要是村里的小孩都能把书念下去,新疆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新疆人民的幸福感会大大提升,中国会变得更强大。对我来说,我接受的教育是思想的拓展、同理心的深化、视野的开阔。
中国正在解决教育方面的问题,也能看到成效卓著,“教培中心”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想继续把书念下去,把新闻学好,讲好中国故事,为提升国际话语权出一份绵薄之力。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外国媒体的报道很多是违背事实的。中国的崛起,让西方势力坐立不安,新疆目前取得的进步不可否认,最明显的就是政府和人民对教育的重视,这让我觉得真的了不起!很多人对“中国模式”有误解,但我们是用事实和成绩说话。中国会保卫新疆,不会任由别人牵着鼻子走,中国在奔跑,国人要自信。作为一名维吾尔族大学生,面对很多质疑和虚假新闻,我愿意把自己的回乡所见所闻和真实的个人经历讲述出来,我愿意为中国发声!
(编辑 季节)
过去的一年,中美关系经历了一段低谷。特朗普及美国一些政客出于竞选需要和美国极端势力的政治诉求,不断向公众散布反华、仇华言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也急剧下降,据媒体报道,有超过70%的美国人对中国表示反感,近期估计也不会有大的好转。
在这样的语境里面,社会上有很多非常悲观的论调,认为美国社会已经形成共识,要跟中国全面对抗。其实,美国社会盲目的反华情绪是缺乏自洽性的,它背后既没有国家利益、集团利益的理性考量,也没有反映出不同社会群体在中国问题上的利益冲突,所以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在外宣和舆论工作中应采取精准定制、分化制约的策略
随着新总统拜登的上台,新一届美国政府的工作重心首先是去特朗普化,着重解决疫情、经济等问题,同时避免激怒支持特朗普的右翼保守力量,加剧国内的分裂。
在外交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当务之急是修复和盟友的关系,把欧洲的外交作为重点,重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还有一批人主张继续特朗普提出的印太战略,在对华政策上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宣传中国威胁论。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的对华舆论格局,体现出不同政治派系的利益考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这给我国外宣和舆论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会,我们应当采取精准定制、分化制约的策略。
首先要认识到,美国社会结构是非常复杂的,从政治精英到民众,对中国的认识是多元化的。美国的政治精英主要分为四个派系。
第一个派系是建制派。主要就是台上的拜登总统那一派,以及民主、共和党两党传统的建制派,还有企业界、金融界的精英群体,在本届美国政府中占主导地位。这一派系同样存在反华倾向,认为在冷战后的国际秩序下,中美两国利益分配对美国不公平,导致中美关系不可持续。包括意识形态主义者,以及那些所谓人权卫士,特朗普后来扩展的东西他们也很看重。但建制派寻求的是一种和中国既有斗争,又减少自身伤害的模式。他们对气候变化、新冠疫情等全球问题是很关注的,他们愿意在全球治理上和中国合作,也不愿意在斗争中自损八百。
第二个派系是“美国优先派”。主要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多数集中于“红州”,大体覆盖了美国国内具有孤立主义、民族主义倾向的群体,思想上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特征。这部分人主要关注美国国内的身份认同政治,在中美关系上,他们最看重的就是贸易,强调要保护美国利益,和中国在贸易上寻求某种形式的对等和对抗。由于特朗普被主流媒体禁声,这一派系在声势上有所减弱。但从大选结果看,右翼保守势力在国内具有坚实的基本盘,依然能够对现在的美国政府政策方向施加不小的压力。
第三个派系是极端派。就是前国务卿蓬佩奥这一派。这一派系是新保守主义的延续,包括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和极端的自由主义者,极端派均在其中。他们讲自由民主、讲人权是作为一种武器,他们主要关注现实的国家竞争,所以也会在全球范围推行自由主义。在中美关系上,这部分人将中国视为头号威胁,为了遏制中国,他们是不惜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宁可伤害自己,也要把中国拉垮。
第四个派系是新左派。这个派系受到美国千禧一代的支持,他们对美国政治体制持很严厉的批评态度;他们痛恨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善于利用社交媒体,组织动员能力非常强。在过去几年里,发起了“黑命贵”、“占领华尔街”等社会运动,年初发生的美国“散户韭菜大战华尔街”事件,也是新左派支持的运动。这也印证了此前多个权威机构做出的民调结果,美国年轻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好感越来越大,其支持率和资本主义拥护者基本已经持平了。因此这一群体应该是我们争取的对象。
政治精英以外的美国民间社会,则为我们外宣工作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美国民间社会跨越不同的年龄、种族和地域,有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和政治取向,对中国的认识也是多元化的,虽然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会受到来自政治精英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固化的。民众依然能够通过文化、教育、商业等领域接受不同的思想,而不存在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政治精英在利益上往往也是不一致的,因此,可以看作是民间社会的组成之一,也能作为中国与美国民众建立联系的渠道。
针对美国对华舆论格局的特点要有协调性和针对性
针对美国对华舆论格局的特点,我们在海外的舆论工作应该提升协调性,增加分散性。
首先,我们不应该把美国看成一个整体,而是要将美国政府和美国老百姓一分为二。他们的策略是把我们的党和人民一分为二,我们也要把他们的政府和人民一分为二,充分抓住所谓“深层政府”在国内不得人心的弱点。我们应该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面对新冠疫情这一全球性危机,痴迷于政治斗争,不顾美国人民的生命利益。同时必须要强调,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中国期待一个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来应对当前人类社会的共同挑战。
其次,我们对美国的政治精英派系要分别对待,有针对性。对于建制派,尽管拜登已经当选,但是建制派和“美国优先”与极端派之间的矛盾却进一步加深。我们要利用这一矛盾,提倡求同存异,寻求一种中美之间既斗争又合作,避免相互伤害的模式,与他们在气候变化、抗击疫情等全球治理问题上加强合作,在舆论上也要发出这样的声音。对于“美国优先”派和部分的极端派,要利用他们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想,向他们倡导主权意识,强调贸易利益,批判美国的扩张主义。对于新左派,我们要将他们看作可以团结的对象。新左派跟“美国优先”派是势不两立的,新左派与建制派之间也有根本的矛盾和斗争。通过宣传中国在推行社会平等、解决贫困问题和抗击新冠疫情上取得的成绩,我们可以进一步倡导集体主义,批判美国政治制度下贫富分化、种族主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针对性做好美国民间的舆论工作
针对美国民间的舆论工作,美国政治精英已经将其视为意识形态层面的威胁,酝酿一系列针对中资媒体的定向打击,包括美国国务院变相驱逐中国记者,推特把我们的账号封禁了。这个局面下,我们要努力做好如下工作:
第一,加强自上而下的总体协调。针对西方受众群体的差异性,进一步提升宣传舆论工作的精细化。我们外交官和媒体在推特上的发声应细分化、多元化。对于新左派、建制派以及广大受益于中美关系的普通民众,要继续加以团结,进一步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发出全球治理的合作倡议,对于顽固的反中政治势力要揭露他们的政治野心,揭露他们防疫不力,置人民生命健康于不顾,导致美国数十万人死亡,揭露他们导致美国贫富不均的政策,把这些人跟美国人民对立起来。
第二,在网络治理方面,要利用互联网自下而上的分散性。近些年互联网在国内舆论中的作用是非常成功的,广大的90后、00后年轻人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能够熟练掌握互联网舆论工具。在国内社交媒体,我们的“自干五、小粉红”们面对西方的舆论渗透,已经展现了强大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我们要有信心,要相信我们自己的年轻人。
我们应当在西方打造全新的媒体平台和媒体产品
要鼓励海外的和国内出去的“自干五”们,让我们的民间力量能够自发联络和组织起来,用这种分散化、非官方的力量介入西方舆论斗争。这里面有普通老百姓,有医生、老师、警察,我们的张文宏医生开推特讲新冠疫情,我们的艺术家,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舞蹈家,讲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如果这样的话,今后两三年也许可以造就出几百个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具有非常大影响力的中国人。他们不代表政府,说错话也没什么关系。要培养更多的海内外“自干五”网红,形成自下而上的方式产生议题、引领议题,在西方舆论空间逐步形成动态的议题设置能力,在多元化的美国民间社会培育相应的受众群体。由于西方无法封锁这种自下而上的传播力量,通过发动群众,我们可以在西方舆论界内形成自己的代言者。
从长远看,我们要在西方积极布局自己的媒体平台,特别是在新媒体阵地。随着疫情对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价值观的多元化,我们应当在西方打造全新的媒体平台和社会媒体产品。今后的媒体平台应当去官方化,在内容上进一步国际化,在报道全球新闻的同时,融入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我们的媒体应该不只是看中国的事情,全世界的事情都应该评,都应该报道,逐渐在西方舆论空间积极影响,建立公信力,吸纳西方社会愿意自我反思的力量,扩大中国话语在全球的影响力。
(编辑 尚鸣)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走衰,由此产生了中美博弈。在话语的沟通方面,估计要经历一个从交锋到更好地交流的过程,恐怕这是绕不过去的。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对西方文化、美国文化能够准确地把握,做到知彼知己。
只有经过交锋才能更好交流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自己比较清楚,但对于外部不是很了解。西方文化的一个特点叫狼性文化,尊重实力,尊重强者。作为博弈的 对手,示弱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只有在经过交锋之后才能更好地交流,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
在硬实力方面。比方说在南海问题上,我们的岛礁建设实际上就是交锋,钓鱼岛、东海防空识别区也是这样。经过交锋之后,就进入了全新的局面,棋就走活了,就可以在新的前提下更好地进行交流。软实力也是一样,中美要经过交锋才能更好地交流,因为它是承认实力的,而这个实力包括硬实力,也包括软实力。我们一些同志长期做解构西方话语和建构中国话语的工作,这样就比较敢对西方话语亮剑,也很愿意和他们对话、交锋。当然交锋并不是说一定要声嘶力竭吵架。如果他傲慢,我可以比他还傲慢,如果他客客气气,我也客客气气。但关键是把道理说清楚,讲出的话背后有知识的分量、思想的分量。这是最关键的。
构建有原创性的大话语体系
为了能够更好地交锋,一定要进行原创性的思考、原创性的研究。知识分子和学者如此,对我们的外交人员和各方面的干部,也都应该有原创性,只说套话、官话是不行的。当务之急是建构自己的大话语体系,包括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和国际话语。只有打这三种话语的组合拳,中国话语才能走向社会、走向世界。中国话语应该具有全面、透彻、强势的特点,并具备解构西方话语对中国的主流叙述的能力。
西方对我们的攻击和舆论围剿,不仅是官方话语,也包括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所以我们要打组合拳,既有官方话语、学术话语,也有国际话语和大众话语。官方话语很重要,是我们在各方面问题上的定海神针,但光有官方话语是不够的,在交锋当中,一定要有原创性的东西,这样才能得到人家的尊重。
2020年我国抗击新冠疫情取得很大的成功,这个成就极大地增强了我国人民的自信和自豪感。我们的年轻一代通过移动互联网了解全世界的动向,而且时时刻刻在进行比较,对照比较之下,西方神话不再,美国模式走下神坛。这对于我们沉着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美国发起的挑战非常重要。一方面,官方平台要发挥正式渠道的作用,同时非官方的或者半官方的平台,活动的余地可以更大一点,更加真实一点。不久前BBC播放了它对北京市民的采访,记者问店铺的小老板,你们现在生意恢复了吗?人家笑呵呵地说,比你们国家好多了。这话很真实,真实能够打动人。问那个女孩子,你们的生意怎么样?她说哪像你们国外,都乱跑。这个是真实的话,它能够打动人。
构筑话语体系的前提,要对世界和中国有真实的把握。“一切在于国际比较”,只有了解世界,才能看清自身的好与不好,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不要有过多的条条框框,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当然其中有些激进的不理智的声音,但毕竟是少数。中华民族总体上是心平气和的、讲究“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民族。真实的东西老外是会感受到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
中国治国理政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民心向背,这是核心,是民心的概念。还有民意,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民意(Public opinion)就是舆论。西方现在的治国理政最大的困境就是舆论治国,这不行的,民心向背是人民整体的长远利益,所以治国一定要从民心的角度考虑。
民意可能反映民心,也可能不反映民心。我们通过民主集中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能做出比较理性的决策。所以疫情很经典地反映出,谁更加相信科学?谁的决策更加理性?可以为我们的制度自信感到更多自豪。
关于新疆问题,就是不陷进西方的话语陷阱,直接跳出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美国人把伊拉克搞乱,把阿富汗搞乱,把叙利亚搞乱,把也门搞乱,现在还想把我们新疆搞乱,把我们香港搞乱,这是不允许的。这个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在新疆经历过恐怖主义袭击之后,采取一些相对比较严厉的措施,在任何法治国家都是可以理解,也都是应该做的。过去整整三年,新疆没有出现过一起恐怖主义事件, 2019年新疆的游客是2亿人,是新疆历史最高的,这个成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整个伊斯兰文化主导的地区内,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的现代化的国家,或者现代化的经济,但是新疆现在的经济已经比它周边的这些中亚的邻国要发达,有可能10年、15年左右,成为在伊斯兰影响比较大的区域内最发达的经济体。
让原创性的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原创性的中国话语走向社会,走向世界,用原创性的中国研究、中国话语,对西方的研究,然后再加上话语组合拳,这样的效果可能会好一点。让原创性的中国话语走向世界,这是我们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做的工作。电视节目《这就是中国》,很大意义上是把原创性的中国话语推向整个社会。现在每年的收视率是1.5亿人次,这么多人看了这个节目之后,说过去不敢谈民主,现在可以谈了。人权过去不敢谈,现在可以谈了。中国共产党过去不敢谈,现在可以谈,大大方方地谈,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走向世界也是一样的,利用各种各样的平台,中国话语的软实力,西方会感受到的。
积极地对外宣传中国,是党和国家进入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塑造和加强国家软实力的一件大事。讲好中国故事,内容上是方方面面的,既有讲中国国内,也有讲中国对外关系。
坚持不懈地做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宣传工作
它包括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故事、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故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故事、中国人民勤劳奋进的故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故事、中国人民生活改善的故事以及中国同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故事等等。
这些宣传都同扩大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密切相关,也同我们党倡导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密切相关。多年来,我们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各国认识中国崛起、承认中国地位上升、希望同中国加强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约20年前,我在使馆工作时就经常收到中国外文局定期发来的翻译成英文、俄文等各种文字的小册子,介绍中国经济发展数据,全国人大、政协印发的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和国内大事,以及介绍中国的名山大川、茶叶之乡等等。应该说向驻在国的人民做了大量的宣传和讲解工作。
中国舆论的供给跟不上世界对中国了解的需求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一方面,世界对中国的总体了解和具体把握,远远跟不上中国自身发展的速度。很多国家并不清楚中国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中国的快速发展会给世界,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什么,带来的是机遇和利益,还是挑战或威胁。另一方面要看到,中国作为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共谋生存与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发展速度最快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所处的整体环境特别是舆论环境,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还处于弱势,这个弱势要通过我们持之以恒地加倍努力,才有可能逐步地缓解。这方面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中国舆论的供给,跟不上世界对中国发展变化了解和理解的需求。
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使命和任务,绝不仅仅是党中央或党的宣传部门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就讲过,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应该有信心讲好中国的故事。要动员各方面一起做思想舆论工作,加强统筹协调,整合各类资源,推动内宣外宣一体发展。
在当前国际局势日趋紧张,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特别是美国执政当局逼迫许多国家选边站队的新形势下,如何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宣传中国,做好舆论工作,让国际社会和各国及时了解、理解进而支持中方的立场和态度,至关重要,必须抓紧发力。 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不断跟进形势变化,及时总结经验,做出新的部署,包括设定阶段性的目标,改进方式方法,推出新的动作以及一些具体的步骤。
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广泛开展外宣工作
建议中央各部门和地方政府要根据自身部门工作的特点和地方特色,制定人权外宣五年规划,与“十四五”规划相匹配,明确路线图,做到中央部门有部署,地方政府有规划,国有大中型企业智库和民间组织有计划,各级党委监督检查总结,主要领导抓落实。总的方针应该是贯彻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原则。要充分体现三个积极性:一是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二是各类社会团体、民间组织、智库、企事业单位和知名人士的积极性;三是普通老百姓的积极性。
总之要解放思想,摆脱束缚,进一步打开国门,请进来、走出去。疫情缓解之后尤其要走出去。我们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少了,外面说什么我们很多都不知道,第一是听不到,第二是没法当面交流,没法当面说。所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很重要的。
政策上,要明确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智库特别是国际问题研究机构,都要敢于说话、善于说话,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说话,与外方的相应机构建立各种方式的联系,主动组织并积极参与形式多样的交流。要加强培育外宣工作的主力军,培养出更多有理论、懂政策、知形势、有交往能力、会讲故事的外宣人才。要鼓励长期从事外交外事工作的老外交官们,继续发挥能量,支持他们在人权外宣方面更好资政、建言和践行。在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无论在职还是退休,每个人都有义不容辞贡献力量的责任和义务。即使你已经退休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为适应加强舆论和宣传供给侧方面改革的客观要求,要避免在对外舆论斗争中只请进来、不走出去,或者只走出去、不请进来的情况。
最大限度发挥主流媒体在外宣工作中的功能作用
很多年来,很多国家都把媒体比喻为立法、执行、司法三大政权机构之后的第四政权。就是意在强调媒体在当今信息化社会中,对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监督国家公职人员和扬善惩恶等道德标准方面起的巨大作用。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的作用。媒体除完成党和国家指定的宣传任务之外,也要把自己掌握的平台同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民间组织、智库的外宣工作有机地衔接起来,为后者服务好。特别是智库发声必须要和媒体相连接,没有媒体的支持或者说没有媒体的那一半,智库就运行不下去。反过来,没有智库的支撑,媒体也是没有质量的媒体,现在各种微信号传达的更多是消息,缺乏分析,只有转达、转载,没有力量,大量的资源都浪费了。
我们的主流媒体要同世界各主要媒体建立起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联系,主动提供信息,主动以正视听,主动增信释疑,成为国与国之间增进理解和信任、推动民心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善于发现、创设民间自媒体平台,营造可持续的健康生态
普通老百姓最了解中国基层的情况,最了解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巨大变化,也最了解国家如何一步步发展壮大和人民生活逐步得以改善。草根最有发言权,我们要在政策上积极鼓励和支持老百姓运用自媒体,以民间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外界展现他们日常工作、生活、娱乐的种种场景,展现中国人民勤劳智慧、奋发上进的伟大民族精神。
几年来,1990年出生的李子柒以及她的团队通过自媒体主动对外传播中国乡土人家的日常劳作和生活,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微博发文宣布,李子柒在2021年1月25日以1410万的订阅量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是一个典型例子。
第二例就是苏州小伙子蔡叶昭,向国内外网友传授烤面包工艺,每堂课能够吸引两三千人,让人们感受到热爱生活的幸福感,再加上抖音向国外的广泛传播,由此获得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项目。
有这样一批年轻人,用自己的行动向世界展现了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中国梦与每个中国人的梦都是相通相接的,无论哪一行都能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就是巨大的感召力。每个省、每个市这样的顶尖宣传人才有十个、二十个,不多。所以要善于发现、创设平台,营造可持续的健康生态,让各行各业敢于梦想、勇于追梦的青年自然而然地成长、展现,以富有个性的魅力和感召力讲述中国普通人自己的故事。
今年2月4日,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发表首场外交政策演说,称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挑战美国“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渲染中国在经济、人权等领域所谓的“咄咄逼人”行动,扬言美国将与中国正面交锋。国际舆论上,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反华政客持续歪曲事实,抹黑和贬低中国,煽动对华偏见和仇恨。如何应对当下不利的国际舆论氛围,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主动设置议题能力和舆论引导力,努力在国际上赢得更大话语权和主动权,已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最近,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以“国际交往体验与当下舆论应对之我见”为题,邀请专家学者共商对策。
西方政客、媒体对中国的抹黑攻击正在左右国际舆论导向(二级标题)
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和西方媒体围绕新冠疫情、新疆、香港等问题,抛出所谓“中国隐瞒论”“中国误导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劣品出口论”“口罩外交论”“经济掠夺论”,散布“中国威胁”,持续刊发造谣、攻击、抹黑中国的报道,左右了国际舆论,形成新的反华合唱。中国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舆论包围中。
有专家认为,目前西方舆论环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看不懂中国。他们承认中国发展很成功,但不知道中国为什么会成功,对中国的发展会给他们带来何种影响感到恐慌,形成了对“崛起中国”的恐惧心理,认为这个巨人会挑战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制度、他们的价值观。还有一些西方人对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心存忧虑,很不平衡,对中国的不断超越有一种酸溜溜的感觉。
2020年,特朗普出于竞选需要和美国保守势力的政治诉求,不断向公众散布反华、仇华的言论。美国民众大多数没有来过中国,主要是通过媒体了解中国,在媒体影响下,对中国的好感度急剧下降,民意调查中,已经有超七成美国人对中国表示反感。
美国实际上主导了西方对中国话语的定义和限定。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是用意识形态来定位的,是用政治把国民绑定在一起的。不论对内对外,美国政客和媒体一直以反共作为政治号召,更以此挑动对中国的恐惧。现在,西方的右派渲染“共产主义中国”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一些左派受媒体恶意宣传的影响,也认为中国是搞民族主义,特别是在新疆问题上以为我们搞“种族灭绝”。来自西方两边的误解所表现的,是骨子里不喜欢我们。
不能低估冷战意识形态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一些明确持批评西方制度文化立场的学者,比如丹·席勒,虽然鲜明批判美国的信息资本主义,但对中国的认识也深受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欧洲新左翼或者是自由派里一些进步人士对西方社会的问题批评很深刻,但围绕中国的言论,也基本上沿用西方媒体的主流话语。西方学术界普遍缺乏对中国的深入了解,左翼学者里面有不少持反美立场,但他们也拿新疆说事,说我们在新疆“压迫妇女”。这些都是美国和西方长期舆论影响的结果。
关于中日关系。两国经历了“政冷经热”到“政冷经冷”,近年经过双方努力,进入了“政凉经温民冷”阶段。当前中日之间因存在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经贸摩擦问题等,两国关系基础不牢,仍很脆弱。最近几年民调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处于历史低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正确认识日本,是一个敏感问题。
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给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带来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西方国家不愿接受的。以往的历史经验表明,新崛起的大国是“国强必霸”,这是不少国家内心的担忧。中国多次在国际上表态,绝不走“国强必霸”的路子,庄严承诺“和平发展永不称霸”。但如何消除外部世界的疑虑,要做大量的工作。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认为,美国这届总统选举,在争取民意的时候以反华为基础,特朗普、拜登两个候选人在反华的调门上比高低、竞跑,精英层也采取明确的对华遏制的态度。现在认识美国有一个词叫“反智”,就是完全没有理性,对现实的很多东西都是歪曲的,这已成为一种流行思维。如何应对这一局面,将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攻击是一场新舆论战(二级标题)
在以美国为首的反华政客的鼓动引导下,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舆论攻击已经超出了他们倡导的新闻主义原则。他们操纵媒体,在涉疆、涉藏、涉港、涉台、南海、贸易战、科技战等方面,通过向媒体和公众提供他们炮制提供的虚假情况和反中观点,左右舆论、影响公众,制造新的舆论战。
海外社交媒体上的舆论战,是一种新型的舆论战形态。我们是在对手建立的平台上进行舆论战,规则是对手制定的,对手的平台管理可以监视你的一举一动。随着科技的发展,又兴起了AI等新舆论战。在攻击中国的负面舆情中,“关键词”或“唤醒符号”大量存在,并有一套程式化的体系。他们通过新舆论战,将这些话题逐渐固化在受众头脑里,强化人们接受“邪恶中国”一类核心符号。他们的攻击都是有针对性的,例如所谓“新疆的集中营”是针对欧洲的受众,因为那里对二战时犹太集中营印象深刻;在非洲等地诋毁“一带一路”用的是“债务陷阱”这个关键词,目的是遏制“一带一路”的正面影响力。
设置“关键词”,是舆论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设置了这一套,冷战时叫“战略传播”,开始放在美国国务院,后来在国安委,专门有一批人设计针对苏联的关键词,炮制对“共产主义阵营”的舆论战。目前我们的反驳一般只是说事,甚至是辩解性的,比较被动。
CGTN英语主播刘欣讲述了她多次和西方媒体直接交锋的体会: CGTN被西方人打上“和中国官方有联系的媒体”的标签,在海外推广难度很大。今年1月16日,刘欣在自己的推特主页发了两条和辉瑞疫苗有关的消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也转发了。谁料BBC、CNN、AP、路透社都跳了起来,说刘欣进行挑衅、传播假消息等等,《爱尔兰日报》《经济学人》《纽约时报》等报也纷纷转载,使其“粉丝”数不断下降。刘欣在推特发声明回应说,自己发的关于辉瑞疫苗的消息都是转发;《纽约时报》等污蔑中国,需要证据吗?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海外社交媒体环境,没有什么岁月静好,经常是唇枪舌剑,甚至血雨腥风。
最近几年,在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的公众舆论中,中国的形象在往下走,对此现象需要特别关注。第一,一些国家因疫情防控陷入困境,想用发泄和“甩锅”转移公众视线,发展中国家也受到西方媒体甚至美英情报机构的影响。第二,欧洲一向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那里的很多精英把中国塑造成“他者”,目的是加强欧盟内部的整合;一些北欧国家(如瑞典)平时就靠打意识形态牌来提高国际能见度。第三,印度有区域霸权野心,它和中国有地缘政治的矛盾冲突,而且自认为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虽然搞砸与中国的关系违背本国的经济利益,但短期之内还很难扭转。去年印度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制造中国谣言的中心。第四,美国是“发动机”。要捍卫霸权与国际主导地位,与中国经济利益冲突的一面正在日益凸显,其中一股力量是金融数据资本,另一股是它的产业资本,因为中国这些产业发展起来之后,对它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金融数据资本的特点是流动性非常强,数据越来越敏感,和情报机构结合得非常紧密,具有非常强的在地化色彩。他们的打法很灵活,有时是游击战,试探你的弱点并不断转换侵扰话题,同时形成围剿之势。
专家认为,重要的问题在于西方人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和心理抗拒。对西方的一些人来说,中国的崛起无疑是200年来没有过的变局,他们心理不平衡,要充分估计到心理因素的作用。
主动设置议题,抢占舆论先机,形成融通中外的新表述(二级标题)
拥有国际话语权,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有助于赢得国际社会的了解、认同和支持,对提升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在国际传播中争取话语权,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要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接各国的地气,着力形成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把中国故事讲述得更加生动精彩。
西方认识、承认中国的崛起需要时间(三级标题)
应该适当调整自己的目标,不要急于或过于希望西方人接受我们。西方认可中国的崛起,需要一个过程,因为从历史走过来的人类,到现在互相的认可程度还是有相当距离的,大家形成一致不那么容易实现。所以说和而不同也好,或者是多边主义的基础也好,都需要人们对这个现实有一个认识过程,需要时间。
如果从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发展速度看,我国已经并将继续快速拉大与多数国家的差距,这必将对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产生影响,引起变化。
不仅美国官方在多个战略报告中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威胁和竞争对手,欧盟在其对华文件中,也首次将中国列为经济上的竞争者和制度性的对手。这个变化不仅局限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现在整个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普遍对中国的发展态势表现出明显的抵抗、贬低、抹煞的倾向,因为中国的实力已强大到他们不得不正视的地步,让他们感到忌惮,但还没有形成让他们不得不接受的力量对比。所以要解决国际舆论场上攻击中国的问题,主要不是靠我们的修辞,而是靠自己的发展。时势比人强,做好自己的事情最重要。
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三级标题)
巩固我们的政治基础,实现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社会和谐安定,对外坚持开放,扎实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抗疫合作等等,这样中国的软硬实力、影响力、吸引力、亲和力就会上升,国际舆论就会逐渐变化,朋友就会越聚越多。这次新冠疫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看着中国扛住了美国的打压,抗疫、经济复工复产双成功,世界的心态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去年中国外贸投资、吸引外资双双逆势增长,有文章说这是史诗级的“做多”中国;多国领导人带头使用中国疫苗,多国争购中国疫苗。
外宣工作非常重要,需要继续精耕细作,上档次、上台阶,着眼点应该应放到把中国建设成为在世界上受人尊敬、令人向往的国家,这需要恰如其分的讲述,不宜夸大。
以开放的心态,发动社会和群众力量共同讲好中国故事(三级标题)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舆论场,我们应该解放思想,摆脱束缚,鼓励多出好的作品,讲好中国故事。一是要最大程度地发挥好主流媒体的作用,媒体平台应同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和民间组织的对外工作很好地衔接,为后者提供好服务。二是要鼓励和支持广大“草根”群众,像李子柒、蔡叶昭那样的青年人运用自媒体,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向外界展现他们日常工作、生活、娱乐的种种场景,展现中国人民勤劳智慧、奋发上进的精神。在舆论交锋中,一定要有原创性的东西,这样才能得到人家的尊重。真实的东西外国人是会感受到的,不要有过多的条条框框,中华民族总体上是心平气和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要实话实说,创造性地讲好老百姓的故事。
专家指出,在网络治理方面,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自下而上的分散性。近些年,我们在国内互联网舆论方面的工作是很成功的,广大的90后、00后青年具有很强的爱国主义思想,又能熟练掌握互联网舆论工具,展现了强大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要相信我们的年轻人,让我们的民间力量自己组织起来,介入对西方的舆论斗争;要培养更多的海外“自干五”和“网红”,自下而上地产生议题、引领议题,在西方舆论空间逐步形成动态的议题设置能力,在多元化的西方舆论界吸引我们的受众。
所以,在国际交流中应重视非官方主体,重视非意识形态的内容,更加关注非欧美舆论场,要相信青年人具有无限创造力。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位教授说,在海南博鳌文创论坛上有一位95后媒体人发言,他说,我们这代人很少谈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问他为什么?他用一张PPT打了6个字“祖国生而伟大”。所以,我们要相信青年、帮助青年,这样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会越来越好。
在对外传播中,除了国内的官媒外,还有我们在海外的媒体和互联网平台,抖音海外版的崛起让我们看到了希望。除了正规媒体平台之外,还需要有偏师,我们高校的学者跟国外联系比较多,具有民间外交的方便条件。比如说邀请国外学者访学,建立稳定的联系,及时传递声音等等。海外媒体上民间的力量更加重要,这几年国内舆论风气的扭转,与国内民间舆论的“正能量”有很大的关系。在国际舆论界也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光靠正面宣传还很不够,因为敌对势力始终揪住中国的负面信息不放,关键是怎么解释化解那些“负面形象”。
对外宣传要提高协调性,提升精细化,扩大视野(三级标题)
目前西方也存在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对立,主流媒体的影响力正在下降。我们的国际交往一定要强调多边主义和多元文化,越是多元,越有利于延长我们的战略机遇期。要讲究一国一策,一个群体一策,不能一股脑用一种方式去做。要做好国别研究和各个民族的历史研究,要开放包容,不能认为只有说中国好话的才可交往,其实他不讲中国的坏话,就是成功。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要讲好人类世界的共同故事。
在对外交往与传播过程中,我们比较注意场面上和公务上的交往,真正能够维系长久的人脉交往、入脑入心的交流还要加大力度。要让生动的中国特色语言表达更加贴近受众思维,避免只按字面逐字直译,真正做到得其义而忘其形的等效等价翻译,这是亟待解决的一个技术短板。
作为学者,从学术角度发言、交流是能够说服一些人的。从长远来看,西方对华基本态度是受学术界影响的,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很重要。西方的学者擅长做理论上的阐释,我们和他们的交流,要作为严肃的学术命题来展开,需要很坚实的理论支撑,才能成为有说服力的话题,这个工作还需要加强。
(编辑 尚鸣)
易地扶贫搬迁能够重新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实现消除贫困、发展经济、保护生态的目的,具有生态保护与脱贫致富的双重效应,是生态文明视域下扶贫开发的创新举措。易地扶贫搬迁是一个生态系统重建的过程。本文以贵州省L乡为例,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研究易地扶贫搬迁问题,考察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如何在政府的领导和组织下重建新的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概念是在1935年由英国生态学家阿瑟·坦斯利所提出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将人生活于其中并与之相互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称为行为系统,他的生态系统理论强调发展来自于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查尔斯·扎斯特罗在他的新版《理解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中阐述了社会生态系统的层次性,认为个人的生存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包括家庭系统、朋友系统、工作职业系统、社会服务系统、政府系统、宗教系统等。
我们将本文中易地扶贫搬迁生态系统界定为搬迁移民在搬迁前后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包含人(移民)与自然的关系、人(移民)与人的关系和人(移民)与社会的关系三个子系统。
移民与自然关系的重建
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移民与自然的关系这个子系统要满足移民的生计需求功能。在移民搬迁前后,移民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应该如何重建?
搬迁前移民与自然的关系
搬迁前,移民与自然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移民与“三块地”的关系上,即:宅基地、山林地和承包地,以土地为核心的生存环境对于移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大多数农户通过经营土地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虽然有一部分农户选择到外地从事非农职业,但是移民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物质生活依然和迁出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土地为核心的生产资料对于移民具有一种保障功能;其次,土地能够容纳大多数移民的就业,特别是那些知识水平较低、年龄较大的中老年移民对于土地的依赖性更大。搬迁前,移民主要通过从事农耕、非农化职业以及两者相结合的方式来获得经济收入。除了土地之外,农民还从自然环境中获取免费的水、野生资源,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的生计问题。
搬迁后移民与自然关系的重建
搬迁后,移民的生计模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移民对自然资源的直接利用减少了。搬迁后,移民的生计空间主要有如下变化:以县城、产业园区为中心安置的移民对于以土地为核心的生产资料的依赖性急剧减少,而对市场经济的依赖性不断加深,市场经济多边性、竞争性、开放性等特征带给移民更广阔的生计空间。在一些有产业发展的原住村落,因安置点距离原住地较远,部分移民选择土地流转,从而使原有自然资源得到重新配置,既让外出务工的移民增加收入也让发展产业的大户有了收益,移民的生计空间得以优化,但失去土地对于移民来说增加了生活支出,在物质供给上,搬迁前移民可以种植蔬菜、粮食和养殖牲畜满足日常的生活需求,搬迁后需要现金的支出才能获得。
相关部门主要采取盘活土地资源的措施来帮助移民完成人与自然的关系子系统的重建。
移民在签订易地扶贫搬迁协议时同步签订旧房拆除协议,有保护价值的村落也要通过签订协议收归乡镇人民政府或相关部门作为公共资产进行管理、使用和保护,但移民依然保留山林地和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移民可以通过自己经营或者将土地流转给产业大户来获得收入。
“老家房子拆了,回去种地代价也大,划不来,流转或多或少也有点钱。”“流转了些,也留了点地自己种,回去虽然远,但可以隔几天去看一下,种点蔬菜也好,老人家也想偶尔回去活动活动。”“原来我就出去打工挣钱,妻子、老人家在家喂养猪牛,照顾娃娃,一年下来收入也还可以,搬出来了,老家房子拆了,要回去种点蔬菜还要开几十分钟的车,就只能在附近找点零工。”
从与移民的访谈记录不难发现,L乡搬迁政策并没有对移民的生计手段做出硬性要求,思路是引导与支持移民既能利用土地获得生计支持,也能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掌握一技之长,在城里获得就业机会,城乡结合才能重新适应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将之重建好。
移民人与人关系的重建
在易地扶贫搬迁中,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子系统要满足的功能是移民的社会支持。社会支持在日常生活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有人认为,社会支持是个体对想得到或可以得到的外界支持的感知;还有人认为,社会支持是那些导致某人相信自己被关心、被爱、有自尊、有价值的信息,或者导致某人相信自己属于一个相互承担责任的社交网络的信息。本文认为,社会支持是指移民在原住地和安置地所得到的、来自他人的各种帮助,既有正式的制度支持,也有非正式的、非制度化的支持,如社会交往、情感支持等。
搬迁前村民的人际关系
搬迁前,移民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里。费孝通在《乡土社会》一书中指出,传统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其中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基本上就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和扩展,社会支持的力度也因关系的远近而异。搬迁前,村民所处的熟人社会互助体系发达,生产生活中所存在的部分个体或家庭无法解决或解决起来不经济的公共事务,由农业帮工、红白事帮工、建房帮工等社会互助体系予以解决。移民在熟人社会获得社会支持的基础包括情面、信任和规范三个方面,其中信任是移民在熟人社会获得社会支持最基础的要素。信任关系主要表现在亲属关系和邻里关系上,很多学者称这种信任关系为人际信任,它的监督约束机制是靠习俗而不是法律。移民的规范治理主要是通过村民选出的村两委和移民在日常生产生活和人际交往中形成的社会行为规范共同实现。
搬迁后移民人与人关系的重建
搬迁后,移民的人际关系随着搬迁而发生断裂,移民获得社会支持既需要对原来的人际关系进行修复,也需要重建新环境下的人际关系。
L乡集镇安置点的移民虽然来自同一个乡镇,生活习惯和风俗几乎相同,但总体缺乏共同的生产和生活经历,基本处于“半熟人社会”。在搬迁后的半熟人社会里,情面和信任依然在人们的交际中起到重要作用。
县城安置点的移民来自不同乡镇,产业园区安置点的移民来自不同县城,在搬迁前移民彼此之间互不认识,生活习俗各有不同,移民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的环境打破了熟人社会的习惯以及面子等所给予的无形的监督,而陌生感带来的不信任和紧张不安的情绪始终存在。
在实地访谈中发现,搬迁后移民所处的陌生人社会呈现“冷漠的尊重”倾向。
“不像在老家,干农活都能聊聊天,在这里住了这么久我还不知邻居是谁、来自哪里,好多人经常看到也面熟了,也只能笑一笑走过去。”
移民来自不同的地方,风俗习惯不同,每个个体的价值选择都是多元的,价值选择的多样化带来了道德标准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道德体系的失灵:
“移民才搬到这里时,我们大厅挂了两块腊肉都被偷了,摩托车、电瓶车不锁好被偷盗是常有的事,这也是我们没想到的。”
人际信任变为制度信任,制度信任是人们依靠契约、法律、法规等制度来约束交往中人的行为的一种信任。
“我家姑娘说,在这里大家都不熟悉,如果被骗人都找不到。”
搬迁后,安置点陌生人社会的特征使移民不能再依靠情面、信任和简单的习俗规范获得社会支持,而依靠的是正式的社会规范与制度,比如依靠就业服务中心寻求就业机会、依靠综合治理服务中心调解矛盾纠纷,等等。
为了重建移民人与人的关系子系统,政府部门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安置点内完善综合服务大厅,包括设立健身房、综合治理服务中心和党群服务中心等机构,建设小型娱乐中心、乡愁馆、家庭影院等综合服务设施。
二是乡镇安置点划归所在乡镇村委会管理;县城安置点已调配国家公职人员负责相关工作;产业园区安置点从有搬迁群众的各乡镇抽调工作人员在社区内组成搬迁后续服务工作组为搬迁群众服务。
三是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入驻社区,安置点以外的社会组织、慈善组织和志愿者为搬迁群众提供了各类服务。社区志愿者积极为搬迁群众提供公益慈善、居民融入、纠纷调解服务,等等。
不难发现,政府部门在重建移民人与人的关系时,更多地是通过制度规范来帮助移民获得社会支持。但制度规范的管辖范围是有限的,单纯地将社会伦理、道德情感排除在制度规范之外,移民之间的内在信任就难以发生,移民人与人之间非正式的、非制度化的支持就难以获得。因此,政府部门还需要通过对居民之间关系的熟悉化、情感的去冷漠化或者施以伦理责任,帮助移民在获得正式制度支持的同时也能获得更多非正式的支持。
移民与社会关系的重建
在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移民人与社会的关系子系统要满足的功能是移民的城市社会融入与城市社会适应。
在社会学中,“融入”常常被放置在社会空间中进行界定,指的是个体、群体适应其身处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环境达成融洽的状态。社会融入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生活习惯转变、政治地位提升、文化理念认同以及角色位置适应。城市融入是指外来移民融入当地居民固有的文化生活,逐渐接受现有社会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本文认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城市融入是指移民在搬入城镇安置点后,逐渐接受新的文化,慢慢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重新定位自己的社会位置,在生活、经济、政治以及心理等方面与新的坏境达成融洽状态的动态过程;移民的城市适应是指,移民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不断调整经济、生活习惯、社会交往等方面,从而融入搬迁后安置点环境的过程。
搬迁前移民与社会的关系
根据易地扶贫搬迁相关工作方案,易地扶贫搬迁迁出区区域条件之一是:地理位置距离中心城(集)镇和县级以上交通干道偏远,交通、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成本远高于易地扶贫搬迁成本的区域。在实地调查中了解到,大多数移民迁出区,要么路面硬化了但距离主干道、中心乡(镇)太远,要么水利、电力等其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跟不上,只能基本满足移民的日常生活所需。
搬迁后移民与社会的关系的重建
搬迁后,移民生活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生活方式上。移民从“独家小院”搬到“高层楼房”,由于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不一样,移民的代际之间容易产生隔阂和摩擦。为此,政府部门主要通过举办感恩教育、科教宣讲、环保普及等文化活动来培养移民的生活习惯,如县城安置点开办夜校并请大学支教团的老师来授课;团县委在社区里设立了“四点半课堂”,每周一到周五学校放学后由志愿者为搬迁学生辅导作业、规范行为习惯……
据平阳社区的志愿者反映,搬迁群众刚刚搬到安置点时,很多家长、孩子的行为存在一些问题,但通过感恩教育、开办夜校等方式已经改善很多。在与移民交谈时,大部分移民表示在生活习惯方面是能适应的。
对于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公共基础设施,乡内集镇安置点、县城安置点、产业园区安置点的教育设施和医疗设施的完善方式各有不同。在移民子女初入学时,移民社区出具入学证明,县教育局、转出学校和转入学校统一办理转学衔接工作;《关于加强和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除乡镇卫生院所在行政村的安置点外,原则上每个安置点应有1个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确保能够就近满足安置点社区搬迁群众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实地调查发现,搬迁后的教育设施与医疗设施较搬迁之前发生了明显改善,且移民对此的满意度、适应度都较高。
在社会保障方面,相关部门积极引导移民落户安置地,暂时未迁移户籍的,办理“易地扶贫搬迁市民证”,纳入当地居民管理,享有同等服务。移民可自愿参加安置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等,符合政策条件的,可按安置地标准纳入城市低保。在搬迁到3个安置点的204户搬迁户中,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率达100%。
社区是搬迁后移民的基本生活单元。根据L乡相关工作方案,安置点人口在1000人以上的可设立1个社区,由所在乡镇进行管理,安置点人口在1000人以下的,纳入安置地村委会进行管理。乡镇安置点划归所在乡镇村委会管理,相当于集镇村的一个村民组,该类安置点的社区服务依托于集镇村原有的一些公共服务。县城安置点、产业园区安置点均已成立社区居委会,社区内设有综合服务大厅、健身房、就业服务中心、综治服务中心和党群服务中心等机构,县城安置点还设立小型娱乐中心。超市等综合服务设施。当然,发挥好这些机构和设施的作用需要一个过程。一些移民反映,“牌牌是挂上去了,我们不晓得是做什么的”“原来在老家有事晓得找村干部,都有村干部电话,现在有事门路多了,不知道去哪里”。社区工作人员也在想办法让这些公共服务发挥作用。
显然,在移民人与社会子系统的重建过程中,移民在生活方面基本能够较好较快地融入和适应搬迁后的城市社会,但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仍然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编辑 宋斌斌)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①]经过脱贫攻坚战的艰苦奋斗,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当前,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又要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新征程。在这一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开启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在时间上前后衔接、空间上相互重合。一方面,脱贫攻坚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将进入巩固拓展成果期;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当前与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党和国家在“三农”工作上的总抓手,开始进入农村综合改革发展的纵深推进阶段。
在此背景下,科学研究并统筹谋划两大战略的衔接问题,既有利于更好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持续消除相对贫困,又有利于促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就需要系统梳理脱贫攻坚的理论逻辑、总结提升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经验,厘清二者的内在逻辑关系,提出清晰的衔接路径,叠加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使两者互为支撑、有机融合、无缝衔接,方能补齐小康社会的贫困短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夯实基础。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衔接
反贫困是世界性难题,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消除贫困、消除饥饿是重要指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减贫方案。脱贫攻坚是基于我国贫困治理的伟大实践,它将扶贫和脱贫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提出了一系列贫困治理的新措施,形成了内涵丰富、系统完整的新时代脱贫攻坚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扶贫开发工作的顶层设计与战略指引。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最后一公里的核心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十九大以来就对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一系列部署。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做好两大战略的有机衔接,是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内容,对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统一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指向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价值立场,全面回答了“为了谁”的基本问题,把人民利益作为高于一切的价值内容,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至高无上的人民地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
“以人民为中心”的脱贫攻坚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从党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为天下劳苦人民谋幸福的目标。”[②]无论是在极端艰苦的革命时期、一穷二白的建设时期,还是在全面推进改革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并将其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尤其是在消除贫困的各个时期、各个环节、各个维度,始终坚信社会主义可以消灭贫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实施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方略,统筹安排各方资源、整体推进减贫脱贫,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和“靶向治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的贫困问题,为人类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2015年,我国全面吹响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是一场必须打赢打好的硬仗,是我们党向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②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向人民兑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对于解决“三农”问题、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战略,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依靠农民发展产业,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推动“三农”发展。二是乡村振兴战略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客观需要。现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归根结底需要解决好“人”的问题。三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就是要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为此,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乡村振兴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与人民共享,汇聚起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时空一致性
第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时间连续性。从2015年11月起,中央多次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文件,根据中央总体部署,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在时间序列上既有先后又有重叠。2018-2020年是两大战略的协同实施阶段,时间上的连续确保了两大战略的有机衔接,时间上的交叉保证了在叠加期内战略目标的高度一致。
第二,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空间继起性。脱贫攻坚是通过实施“五个一批”工程,根据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户施策、有的放矢,精准解决贫困问题。乡村振兴战略是从制度、手段、环境等方面入手,着眼于增加贫困人口收入、通过教育培训增加就业技能、以生态保护改善生存条件、提供基本权利保障等多个维度,共同目标是有效推动农村贫困人口全面发展和贫困乡村整体发展。[④]相比之下,脱贫攻坚战略更着眼于短期目标,使贫困地区群众迅速摆脱贫困,乡村振兴则是在实现脱贫攻坚的目标后,更加注重长远发展,更加关注农村美丽、农民幸福、农业安全。
第三,乡村振兴战略是脱贫攻坚的梯级跃升。二者在时间上错位交叉,2015-2020年是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间跨度。2018-2022是乡村振兴战略的近期实施阶段,中期至2035年、远期至2050年。2020年后,乡村振兴战略中涵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消除相对贫困的内容,更加侧重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脱贫攻坚是从消除绝对贫困到消除相对贫困,实现的是由贫困到小康的跨越;乡村振兴是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持续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级,二者在战略上形成层级跃迁、梯次晋升的关系。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一体推进的“元阳实践”
云南省元阳县以产业扶贫不断强化核心动力,实施消费扶贫有效对接消费市场,大力开展技能培训,提升贫困群众的脱贫能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为元阳经济发展提供坚强保障。2020年5月16日,元阳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2020年10月,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决定性成就。通过积极探索与大胆实践,元阳为新时代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提供了“元阳实践”。
基于资源禀赋,打造“可以吃的世界文化遗产”名片
资源禀赋结构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而产业选择应充分利用贫困地区的要素比较优势。元阳县委、县政府因势利导,重点打造红米产业。
一是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专门设立红米产业扶贫循环使用基金,制定循环基金使用办法,研究制定了产业扶持发展专户资金管理办法,建立循环可持续的帮扶机制,以无息方式扶持粮食购销公司用于收购元阳县境内农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比例不得少于50%)生产的红米稻谷等农产品的货款支付。
二是积极探索发展红米种植基地,稳定红米产量。按照“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每年春耕时向农户发放红米稻种,秋收时以保底价格收购农户种植的红米,以市场机制引导和鼓励农民种植红米水稻,辐射带动全县红米产业产值超过2亿元。
三是建立多方利益联结机制。按照“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贫困农户”的联结模式,推广合作社“二次返利”机制,每半年决算一次。形成上联市场、下联农户、多方共赢的局面。
四是加强宣传,塑造品牌。元阳梯田红米作为耕种在千年哈尼梯田中的传统稻种,基因品质历经千年而不变,营养成分高,重点打造“可以吃的世界文化遗产”名片,打响元阳品牌。
基于生命共同体逻辑,构建 “稻鱼鸭”种养生态系统
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实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其中“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⑤]的论断,明确提出自然是由山水林田湖草构成的有机生态系统,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要尊重自然,和谐共生。元阳县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科技先行开展“稻鱼鸭”共作,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的双提升。
“稻鱼鸭”种养是元阳当地农户的一种传统种养模式,是千年哈尼梯田传统农耕智慧的结晶。通过鱼、鸭子的游动、采食和代谢活动,可以抑制杂草生长,疏松土壤,增加有机肥,有利于水稻生长,也保证了鱼和鸭的生态品质。水稻、鱼、鸭子三者之间互惠共生,使传统单一的水稻收益转变为水稻、梯田鱼及泥鳅、梯田鸭及鸭蛋的综合收益,实现“一水三用、一田多收”。梯田亩产值由单纯种植水稻时不到2000元提高到1万元左右,辐射带动区亩产值达8000元,实现“百斤粮、百斤鱼、千枚蛋、万产值”目标,破解了哈尼梯田耕种无法脱贫增收的历史难题。让千年哈尼梯田变成群众实实在在的“致富田”,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共赢。
基于中央定点帮扶,构建社会帮扶大格局
自1992年开始,中信集团定点帮扶元阳县,持续深化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内容和成效。(与前处重复,故删去)在“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信集团定点扶贫工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既要在后扶贫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又要为元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擘画未来。
一是产业扶贫构筑扶贫脱贫核心动力。中信集团与元阳县优势互补,持续发挥资金、创新优势,整合当地产业资源,着力推动形成“户有项目覆盖,村有扶贫基地,乡有产业龙头”的脱贫攻坚产业扶贫大格局,统筹发展传统产业、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利用产业资源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例如,中信集团充分挖掘元阳特色资源,建立文旅融合产业体系,充分发挥集团品牌优势,成功引进锦绣星野酒店参与元阳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通过建立民族刺绣发展合作机制,促进增收的同时,弘扬民族刺绣文化。在红河谷干热河谷地区帮扶发展芒果、柑橘、冬早蔬菜、肉牛等种养殖产业,打造水果种植基地,深入开展“元品入京”工程,通过网络直播、集中采购、线上和线下共同发力,不断拓展元阳产品销售渠道。
二是智力扶贫筑牢脱贫攻坚保障。大力助推教育扶贫,持续完善教育硬件基础设施,改善办学条件,设立中信奖助学金,奖励优秀师生、资助困难学生,保障困难家庭学生学业。深入推进技能培训,提升困难群众劳动素质与业务技能,激发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
三是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改善民生。中信集团不断加大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扶持力度,通过入村道路和村内道路硬化、生产道路建设等破解群众交通出行瓶颈;通过输电线路铺设、通信设施改造和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解决农村群众日常生活的痛点堵点,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提供设施保障。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践启示
厘清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理论逻辑,总结实践经验和做法,对于实现两者之间的无缝衔接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政治保证
加强党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领导,坚持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落实一把手责任制。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的领导作用,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让党旗在脱贫攻坚一线高高飘扬,使基层党组织成为带领农村群众脱贫致富的战斗堡垒。脱贫攻坚工作是践行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试金石,要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勇于担当、勤于实干,把脱贫攻坚工作扛在肩上、放在心上。把在艰苦地区的工作经验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实践,激励党员干部在乡村振兴的主战场上大展身手。
(二)坚持精准方略作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的基本策略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就已经开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贫困人口逐年减少。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贵在精准,胜在精准。乡村振兴工作同样要坚持精准策略,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怎么退等问题,精准识别,因村因户因人施策,聚焦农村乡风文明改善和人居环境提升,巩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果,发展适宜的乡村产业稳定收入。做到精准帮扶、精准施策,才能确保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巩固,才能全面开启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三)坚持凝聚和动员各方力量广泛参与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强大的动员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无论是中央定点帮扶还是东西部协作,要调动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参与脱贫攻坚,并接续到乡村振兴中,确保帮扶关系和帮扶责任的持续。同时,调动广大党员干部作为“挂包帮”责任人,深入到农村,“结亲戚、挂包帮”,伸出援手、出谋划策,帮助农村家庭解决具体困难。在与农户的“挂包帮”过程中,密切了党员干部与基层群众的血肉联系,增进了党群感情,是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课堂,对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深远意义。
(四)坚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内生要求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也是共产党人的执政之基。脱贫攻坚的宝贵经验就是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来摆脱贫困。扶贫要扶智扶志,乡村振兴同样要依靠人民群众,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帮助群众树立发展意识、提高创业致富的真本领,真正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培育农村群众自我发展能力,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形成摆脱思想意识“贫困”的强大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而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开启乡村振兴战略。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才能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编辑 宋斌斌)
* 王孟,中信集团派驻元阳县政府副县长(挂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博士研究生。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第8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20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51 页。
[④]朱启铭:《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连续性、继起性的县域实践》,《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⑤]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
一
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的中国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祖国统一。这需要学界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改写成“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普及性知识,开展国民教育和对外交流,不断用创新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与国际社会的交往提供可接受的新知识。我们应该通过五个管道开展对内对外宣传:
1.学界与媒体的新闻对话。利用新闻媒体的议题设置功能,普及藏地人文史地知识,通俗地讲解国家的涉藏政策。
2.学界与政府部门的政策对话。把学界的研究成果转换成为现实政策服务的智库报告和政策建议。
3.学界与社会各个领域的知识精英的跨界对话。用一种大家都明白的语言文字把专业性涉藏知识变成普及性读物,形成一种与其他行业知识精英的跨界对话,把其他行业专家学者的知识和专业技能综合到涉藏研究和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上。
4.学界与民众的科普对话。用一种普通人能明白的语言文字,把学界生产的专业性的西藏研究成果和知识变成大中小学的教材、课外读物,或者通过举办各种讲座,普及涉藏知识。
5.学界与国际社会的对话。用我们的科研成果搭建桥梁,形成中国学界与国际社会的对话。与国际社会对话不是指与国际藏学界的对话,而是与国际知识精英、国际新闻界、外国政客、非政府组织、外国普通民众,甚至国际娱乐界的对话。
二
20世纪初,德国探险家、地理学家威廉·费尔希纳在西藏东部拍摄了探险类纪录片《西藏东部探寻》迄今,意大利、法国、美国、英国、不丹、尼泊尔等国家和地区在一百多年间拍摄了数目不菲的藏族题材故事片和纪录片。上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拍摄了《昆顿》《西藏谍影》《小活佛》《逃离西藏》等影片,推出了《西藏七年》等书,歪曲事实,恶意攻击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多年来世界各地的书店陈列亚洲图书的书架上,有关西藏的书,基本上都是西方作者或藏独集团分子所著或出版。连友好邻邦巴基斯坦、尼泊尔的书店里,书架上的涉藏图书也看不到中国学者、记者写的西藏图书。我们在关于西藏的知识普及和创新上,在与西藏相关的国际话语建设和与国际社会对话方面,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
今天真实的新闻记录,是明天的历史档案;不真实的新闻记录,是明天的垃圾或野史。好的记者擅于运用人文史地知识作为新闻报道的背景、语境,并用通俗的语言向非专业人士传播人文史地知识。比如,政府和社会要有相关的知识储备,否则当突发事件发生时,就会感到猝不及防,不知道应该向记者说什么、怎么说,媒体和记者更是困惑,不知道在新闻报道中放进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和在什么样的语境中叙事。
在西藏和新疆面临西方和印度的不断挑衅并操控国际舆论的严峻关头,我国的藏学界和史学界需要花时间为图书和电影市场写一些有针对性的普及性读物,而不是只面对专业小圈子的“精英主义”写作,即面对所谓的专业核心期刊,大量使用小圈子里的专业术语进行写作。某位著名导演曾说:“美国人拍了《西藏七年》和《达赖传》,其中关于解放后的情况完全是污蔑和丑化,可是在世界上放映得很广泛。我们如果没有东西拿出去,他们会永远认为西藏就是那样悲惨的状况。”
三
在今天的国际语境中,中央提出“藏传佛教的中国化”,这不仅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历史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现实问题。
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中国化不是现在才开始的,而是始于西夏时期。早在元朝藏地并入中国版图之前,藏传佛教的中国化就已经开始。藏传佛教的中国化还体现在元明清三朝皇帝对藏传佛教教主的册封和给予的宗教上的名号。
从现实看,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是为反分裂,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的。从反分裂角度看,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点就是去印度化问题。现在有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认为藏传佛教的源头在印度,印度文明是藏传佛教的“母亲”,西藏是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中间地带。达赖集团甚至依据所谓藏传佛教与印度文明不可分割的传承关系,公然宣称“西藏是印度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国”。达赖集团鼓吹藏传佛教与印度的亲密关系的隐含议程,更多的是出于现实政治考虑,为未来的达赖喇嘛在印度转世的合法性做虚幻的知识普及。
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受汉地、巴基斯坦、尼泊尔、西域诸国影响,后弘期的上路弘法是由孟加拉国人阿底峡到西藏阿里再兴佛法。从今天的地理版图看,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直接来自属于今天的印度版图的佛教很少。我们要基于历史与现实,认识真实的印度文化和其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印度”是个地理概念,印度的历史就是一次次被异族征服的历史。印度人自己建立的统一国家分别是公元前4世纪-前2世纪的孔雀帝国和公元4世纪-6世纪的笈多王朝。笈多王朝时期大乘佛教盛行,印度教兴起,普遍信仰毗湿奴、湿婆和梵天三大主神,笈多诸王虽然信奉印度教,但仍修建了大乘佛教的学术中心那烂陀寺。公元8世纪,来自阿拉伯和中亚的伊斯兰世界开始了对印度长达1000多年的征服历史。19世纪初,英国征服印度,开始了对南亚诸国长达一百多年的西方殖民统治。今天的印度更不是一个佛教国家。如果不考虑印度占领的喜马拉雅山的藏地(拉达克、锡金、藏南)及流亡藏人的佛教信徒,印度大部分邦的佛教信徒还不到当地人口的千分之一。印度人口普查机构的官方网站也称,印度的佛教信徒人口统计是“微不足道”的。
四
关于跨喜马拉雅文化交流,我们应该关注那条始于巴基斯坦西北山区的莲花生大师的家乡斯瓦特(乌仗那),经巴基斯坦北部山区的印度河上游,经拉达克到阿里的路线及其对藏传佛教的影响。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受汉地、尼泊尔、西域诸国、今巴基斯坦影响,后弘期的上路弘法是由孟加拉国人阿底峡到阿里再兴佛法。从今天的地理版图看,直接来自实际属于今天印度共和国版图的佛教很少。我们不应该用模糊的古印度埋没汉传和藏传佛教与今天的巴基斯坦、中亚国家、阿富汗、尼泊尔、孟加拉、缅甸的历史联系;更不能因为一个模糊的古印度地理概念,不敢书写中国的藏传佛教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一千多年来的实质性的文化交往与互鉴,而把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写成中国与印度的交往。
巴基斯坦历史学和考古学之父用他的大半生,以印度河文明为主线书写巴基斯坦五千年历史。我们不能因为古代没有巴基斯坦这个地名,而否认巴基斯坦的古代史和近代史。应该尊重巴基斯坦、阿富汗、克什米尔、拉达克、尼泊尔、锡金、不丹、藏南和缅甸的学者不以印度为中心来书写自己国家的古代史。
要扩大喜马拉雅山对话的地理范围,从喜马拉雅山的西北角兴都库什山、喀喇昆仑山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占拉达克,延续到中喜马拉雅山的尼泊尔和东喜马拉雅山的锡金、不丹、印占我藏南地区、缅甸等地,开展跨山跨界的研究与对话。特别是要与巴基斯坦的北部山区(如斯瓦特、吉尔吉特-巴尔提斯坦)、印控拉达克、印占锡金、印控不丹、中尼边境上的尼泊尔藏人区(如木斯塘、多尔波)、印占藏南的达旺等地的藏人开展研究和对话。让我们的研究跟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和精英形成一种跨山、跨界、跨河、跨民族和跨文明的对话。
五
我们需要从历史地理上对藏传佛教的源头做一个完整的资料收集分析和判断。通过精细考察,从模糊的古印度这个地理概念跳出来,找到藏传佛教源头准确的地理位置和传播路线。
关于古印度的佛教从何处传向包括汉地和藏地在内的东方这个问题,公元5世纪初的法显和公元7世纪初的玄奘分别在《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得很清楚。法显在公元5世纪初,玄奘在公元7世纪初,翻过大雪山,走进了兴都库什山的腹地,那是印度河上游地区。他们在印度河上游地区走到了一个叫做 “达丽罗”(法显称其为“陀历”)的地方。根据法显的《佛国记》推断,法显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鄯善、焉耆、于阗,经子合国(莎车),走进喀喇昆仑山口,经羌塘高原的拉达克,来到喀喇昆仑山腹地一个名叫陀历的小国。陀历是乌仗那国的旧都。法显自此渡河便到乌苌国,乌苌国正是北天竺。法显在达丽罗停留礼佛,从这个地方过了印度河,才到北印度的本部。法显是顺流沿着印度河东南行去的乌仗那,玄奘是先去乌仗那,然后逆印度河东北行,去钵露罗国(小西藏、拉达克)。虽然玄奘是否真的到过钵露罗有待后人考证,但是他对佛教乃至后来的藏传佛教进入中国的门户记录得十分清晰。玄奘离开了乌仗那,往东北方向,逆印度河而上,来到了达丽罗。玄奘在那里看到了一尊高达百尺的弥勒佛的木雕像。
1980年,哈桑·达尼带领考察队系统地调查了印度河上游地区的古代岩石艺术。达尼教授发现,位于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两座大山之间的印度河谷是古代道路的交汇处,是不同文明的摇篮和十字路口。沿着印度河谷和喀喇昆仑公路,达尼教授在洪扎和达丽罗川山谷所在的撒塞尔之间发现了10个遗址,看到了5万多件岩石雕刻和铭文。这些雕刻品是入侵者、商人、朝圣者留下的。铭文是以粟特文、梵文、波斯文、中文和藏文雕刻的。考古学家还发现达丽罗川河谷里古代旅行者聚集的佛教寺院,该寺院被定为法显和玄奘记载的“陀历”、“达丽罗”。
加大力度开展藏传佛教与巴基斯坦北部山区的历史地理的研究,需要开展佛教东传到汉地和藏地的门户、路线、重要节点的精细研究。这一点对我们弄清藏传佛教的源头意义重大。除了公认的敦煌和河西走廊在吐蕃占领时期以及后来元朝汉藏文化在河西的交融成为今天的藏传佛教的源头之一,我们还有必要看一下更古的时候,也就是莲花生大师时代的巴基斯坦北部山区,特别是斯瓦特(乌仗那)在公元8世纪的前后与汉地和藏地的联系,与巴基斯坦考古学家在莲花生大师的家乡斯瓦特山谷开展深层的古代佛教文化的合作研究。
1956年,意大利藏学家图齐(也被很多藏学界人士尊为“藏学之父”)与斯瓦特的瓦里(国王)达成考古协议,图齐领导的意大利考古队获得了斯瓦特的独家考古权,意大利有权把发掘的一半文物收藏在罗马和都灵的博物馆里。后来意大利政府又出资兴建了斯瓦特博物馆,斯瓦特国王把自己家里收藏的几千件文物也捐给了博物馆。现在有两支考古队在斯瓦特从事发掘工作。一支是图齐教授上世纪50年代创建的意大利斯瓦特考古队,另一支是开伯尔-普什图省考古局局长萨玛德博士领导的巴基斯坦发掘队。2021年新年前后,罗马和都灵两家博物馆馆长给笔者写了3封信,希望中国学界能与意大利学界合作,延续图齐当年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山区斯瓦特开创的考古事业。特别希望建立中国、意大利和巴基斯坦三国联合远征队,寻找莲花生大师的踪迹和他出生的莲花池。这对中国考古学界、汉传佛教研究者,特别是藏传佛教研究者,都是百年未有的知识发掘、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的机遇。
六
美国和西方社会在所谓西藏问题上貌似持两种观点——东方主义、香格里拉神话。按照赛伊德的理论,东方主义就是把亚洲或东方国家描写成一种封闭、黑暗、落后、独裁、残暴和愚昧的社会。野蛮的东方国家需要西方人去开化、西化和现代化。香格里拉神话从另一个极端把西藏说成一个人类的理想王国,因为西藏是封闭的香格里拉王国。香格里拉神话好像是颠覆了17世纪以来欧洲传教士留下来的有关西藏的东方主义游记所描写的黑暗野蛮的西藏。东方主义和香格里拉神话从两个极端暴露了西方媒体和学界在西藏的认知上的虚假和荒谬。东方主义要求用西方化推翻他们眼中的东方国家。而香格里拉神话反对东方国家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例如,香格里拉神话的倡导者反对西藏的改革开放,反对在青藏高原修公路、铁路和电站,更反对向西藏移民。当前,我们需要开动脑筋,用学界生产的新知识和新理论对东方主义和香格里拉神话进行解构,削弱他们对国际涉藏舆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编辑 尚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了“两个百年”的宏伟蓝图,提出到2020年农村9899万贫困人口要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九大又进一步提出实行以产业兴旺、环境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目标的乡村振兴战略。《走向乡村振兴》正是以此为主题,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记录了在乌蒙山腹地的贵州省毕节市和山东省烟台市所进行的实践。
毕节市:村集体合作社覆盖所有行政村
毕节市是多民族聚集地区,彝、苗等少数民族占全市937万人口的25%,这里属喀斯特地貌,石漠化严重,是贵州省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1985年6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曾对一篇反映毕节赫章县一万两千多户农民断粮的材料做出批示:要求省委对这类地区规定时限,有可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扎扎实实地多做工作,改变这种面貌。同年7月,习仲勋同志专门嘱咐赴贵州任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要专门关注毕节的贫困情况。胡锦涛同志到任后用两年时间进行调研,发现贫困和生态恶化是困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1988年1月,贵州省正式向国家提出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区”的构想。1988年6月国务院批准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毕节从此承担起这两个方面的体制机制探索任务。
2016年11月,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调任毕节市委书记。当时毕节有11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981个贫困村、7个贫困县必须按时脱贫,有15.82万留守儿童和15.23万困境儿童需要妥善安排。
2016年12月26日,周建琨在全市党代会上代表市委提出了“大党建统领大扶贫、大安全、大发展”的思路。提出要全面落实习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切实担当起“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的责任使命,首先要抓好各级党的建设,建设一支有理想、有群众情怀、有责任感、有能力的党的队伍;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建设好毕节试验区,关键是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共建共享共治的机制,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脱贫致富能力,同时必须全面提升老百姓的安全感。以
“大党建统领大扶贫、大安全、大发展”为指导思想,毕节揭开了脱贫攻坚和国家试验区建设新的一页。
第一,市县乡镇书记挂帅,在脱贫攻坚和试验区建设中建党,做到尽锐出战,深入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扎扎实实为贫困户、为群众解决困难,在帮助农民抱团走市场中锤炼党性,增长才干。
第二,下大力抓好农村党组织建设,选好培好管好带头人,通过党支部领办集体合作社把群众组织起来,实现党组织对农村社区和整个生产链的全覆盖,联合多种经济主体,抱团走市场,实现共同发展,充分发挥群众自治组织在乡村建设和治理中的作用。
在毕节的实践中,党支部领办集体合作社是农村基层党建和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关键环节。一是把村集体的资源、资产、资金组成集体股份合作社,属全体村民所有。二是由党支部带领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的“三资”入股,覆盖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联合各种经济主体共同发展。到2020年底,毕节市党支部领办的村集体合作社覆盖所有行政村,全市61.7%的农户和61.2%的农村人口入社,产业发展总收入18.6亿元,村集体经济积累14.49亿元,全面消除了“空壳村”,带动了农民致富。在有条件的地方,毕节还进一步发展起乡镇合作联社,更进一步增加了抗风险能力。
党支部领办集体合作社,也把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聚焦到在“领办”中起到核心作用,实现在村集体、贫困户、各类经济主体合作共赢下的产业兴旺,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路径。
2018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试验区建设做出重要指示:“现在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到3年时间,要尽锐出战、务求精准,确保毕节试验区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同时,要着眼长远、提前谋划,做好同2020年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着力推动绿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体制机制创新,努力把毕节试验区建设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
对照总书记的指示,毕节市委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和对各项工作的领导,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起来。《走向乡村振兴》记录了贵州从省到村五级书记一起抓,深入群众,细致地落实国家的各项扶贫政策,耐心地说服贫困户易地搬迁,帮助群众组织起来,协调、指导合作社的产品进入市场,打通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在昔日的乌蒙山腹地发展出一系列新兴产业,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实现了周建琨书记提出的
“四个留下”目标:
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
留下一批活力强劲的村集体合作社;
留下一份殷实厚重的村集体资产;
留下一套高效管用的乡村治理体系。
烟台市:全面推行新型合作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
烟台市地处胶东沿海,不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但当地农村普遍存在五大问题:集体穷,大部分村的集体经济收入都是“空壳”;支部弱,个体小农生产加上无集体经济,党支部失去号召力,党群关系越来越疏远;群众散,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割断了群众与集体的纽带,弱化了群众本有的集体意识,农民往往只要权益不要义务;产业衰,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产业老化;合作社乱,大部分专业合作社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任务成立的“空壳社”,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这五大问题反映了烟台在乡村振兴中需要破解的难题。
2017年起,烟台市委组织部推动党支部领办村社合一的生产合作社,几年时间开创出一个乡村振兴的新局面。到2020年,全市6441个行政村中,已有3045个村党支部领办起合作社,带动新增集体收入3.9亿元,群众增收5亿元。2020年11月3日,《人民日报》介绍了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烟台市也因这一工作成绩获省委组织部授予的2019-2020年度组织工作创新奖。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新时代的英雄人物,烟台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变强,年轻人陆续回来,农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解放思想,加强基层党建,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
地处西部和东部的毕节和烟台这两个地区,虽然发展水平、条件、问题不尽相同,但都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通过思想大解放、党建大突破,体制机制大改革,闯出一条切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组织群众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路径。
《走进乡村振兴》也是一本用脚走出来、用心写就的报告文学。它记录了乌蒙山腹地昔日触目惊心的贫困现象,也记录了从20世纪80年代起习仲勋同志、胡锦涛同志,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的牵挂与指示,更记载了贵州省委省政府、毕节市委市政府和各县委县政府、乡镇党委、村党支部、扶贫工作队、各条战线的帮扶力量、无数奋战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一线的干部,以及广大农民群众在这个时代可歌可泣的事迹,也记载了烟台市委组织部、县市区乡镇、村党支部带领群众创办合作社的动人事迹。这里有昔日的眼泪、心酸与无奈,更有今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毕节和烟台“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动人画卷。
2021年3月25日,中共毕节市委作为脱贫攻坚的先进集体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表彰。同时,毕节的一批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书记、扶贫干部也受到表彰。正是他们与其他战友一起,带领广大群众用汗水和热血改变了昔日贫穷落后的面貌,在毕节大地上画着更新更美的画图。
随着报告文学《走向乡村振兴》问世,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人关心毕节和烟台的实践,同时也希望在乡村振兴的历史大潮中,涌现出更多更好的经验。
(编辑 尚鸣)
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不论贫富,只要有可能,总是要让孩子接受教育。“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历史的真实,它的缺陷是将读书出路狭隘地铆定于做官,但重视读书本身不是坏事。中国古代以“耕读世家”为荣,读书人既有离开家乡的,也有留在家乡的。离开家乡后,很多人还渴望衣锦还乡、落叶归根。这一农业社会的传统在工业经济时代发生了改变。
工业经济时代,如果一个靠读书走出农村的学子,绝大多数都会永远离开农村,即便农村还有家人或亲戚,一般只是偶尔回故乡探亲或者将家人接到城市。在一些极度贫困地区,这一现象相当普遍。因为当下农业与工业的经济收益差别太大,农村与城市的生活条件也很悬殊,从城市回到农村在物质条件上要克服较大的落差。
贫困地区教育因何片面追求升学率
我曾经到一些偏远的贫困地区调研扶贫情况,教育扶贫是其中的一项内容。以就业导向、生产转型与市场结合的扶贫比较容易短期见效。至于基础教育,虽没有立竿见影的成效,但对于扶贫减贫有长期的功效。如果因贫穷而忽视教育,下一代依然可能落入贫穷。虽然国家推广了义务教育,孩子上学不需要贫困户花太多钱,但贫困地区学校的硬件设施一般比较差,教师待遇不高,师资也成问题。目前,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问题正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然而,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即便获得了较好的帮扶,某些现象仍然值得探讨。贫困地区的一些校长或教师在介绍教育扶贫的成绩时,最喜欢将高校录取率作为硬指标,考入985、211高校的学生数量可以做横向和纵向比较,甚至每一个“鲤鱼跃龙门”的学生的名字都会被老师牢牢记住。如果有考上北大、清华的,老师、校长都脸上有光,这一光荣“成绩”会被念叨多年,并用来鞭策一届届学生。
另一方面,贫困地区学校的好学生则表示,如果考不上好大学,他们简直不知该怎么办。高中青春期的学生,面对择校、择业的人生大事,几乎得不到任何有益的咨询和建议:他们的父母大都对外面的世界没多少了解,他们的校长和老师更多关心的是升学率、大学录取率。如果考不上好大学,似乎人生就没有了其他选择。当校长、教师听到学生这样的困惑,便对我们这些外来的调研者说:我们这个地方穷,好生源大都去了相对富裕地区。如果生源好,我们的高校录取率还会更高;因为生源差,学生有这种困惑很正常。听了这话,我按捺不住地说:教师怪学生差,这不对啊!美国有《春风化雨》这样的电影,法国有《放牛班的春天》,印度有《嘎嘎老师》、《地球上的星星》等电影,这些电影的主题都是老师将别人眼里无用的“废柴”学生培养成才的故事。而我们多年的教育改革不正是要摆脱一切围着高考指挥棒转的误区吗?真正的好教师应该是发现每个学生的特长,找到适合每个学生的人生方向,而不是只用高考来衡量一切。
农村发展停滞,故乡成“苦海”
我没有责怪当地校长和老师的意思。必须指出的是,贫困地区校长和老师乃至于学生家长的这种心态,自有其客观的原因。除了前文说的城乡、工农间的巨大差异外,近代中国还因为户口等特殊原因造成城乡差异在一段时期内被固定化,农村成为工业化初期积累的承担者,付出多,回报少,农村经济和农村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因此,生活在农村的人要改变人生的途径非常有限,大致只有当兵、招工、上学这三种方式。由于农村生活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变,一旦离开农村,绝大多数人都不愿再回去。升学率、高考录取率因此成为学生转变命运、摆脱农村的重要指标。
无望的农村使得很多成功的学子一去不返,他们仿佛与一个停滞不前的世界彻底告别。连学生家长也把孩子因好成绩而进入城市,当作孩子“脱离苦海”的象征。再加上改革开放之后,读书好的学生还能出国。想象一下,上世纪80年代一个读书优秀的农村高中生,18岁以前都在落后贫穷的农村,突然之间进入了中国繁华城市的大学,其中有些人三、四年间又出了国,去西方发达国家读书。短短几年间,一个年轻人从当时年收入仅150元的中国贫困线,突然跃入了收入相差百倍千倍的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经历对于这样的年轻人会产生什么影响?好一点的就是永远不再回农村故乡,甚至不再回国。糟一点的就是把故乡的社会状态视为地狱,把经济上领先贫困家乡的西方发达国家视为天堂。后者不论在国外还是回中国,很容易导致一个结果——“恨国”。如果我们对当今崇洋媚外的公知群体做一个统计,就会发现“恨国党”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贫困农村的苦孩子出身。对一个农村苦孩子因读书好而“恨国”,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在某个时期的最大失败。
这类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伊朗巴列维政权非常亲美,那时候,很多伊朗青年赴美读书,向美国学习以改变伊朗的落后面貌。但是,巴列维时代赴美深造的大批伊朗青年,大多数都没有回国。而且不管回不回国,赴美读书的伊朗青年大多数都反伊朗、反巴列维,以至于巴列维访美时,大批伊朗留学生到白宫前表示抗议。不仅伊朗如此,很多欠发达国家这一现象都比较突出:一个穷国从牙缝里省出了钱办教育,培养了一批人才,结果被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割了韭菜,要么不再回国,要么对祖国缺乏感情。西方发达国家以这种方式,接受了穷国的人才输血,把穷国辛辛苦苦培养的人才无偿地掐了尖,无偿享用。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是穷国改变无望,发展绝望,因而使得按西方模式培养的人才觉得留在穷国毫无前途。穷国教育倒贴富国,穷国人才流入富国的现象,导致穷国、富国的差距长期无法改变,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贫困地区教育思路应该调整
中国贫困地区的好学生即便都去了大城市,毕竟还是在国内,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扶贫减贫等政策,在国内发达与不发达地区间不断进行平衡与调节,但这毕竟是间接的。我在一些贫困地区发现,不少公务员或县级多个部门的领导都曾经是中小学教师。这一现象说明两个问题。首先,贫困地区的公务员和干部队伍需要有文化的人,中小学优秀教师经常成为当地唯一的人才库;其次,由于优质教师经常变身公务员,使得贫困地区学校的师资更为紧张。归根结底,还是贫困地区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紧缺。因此,从中央到地方,为了实现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目标,选派了近300万干部驻村帮扶,从另一个侧面说,就是暂时弥补了贫困地区人才紧缺的短板。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近几十年来持续的中国人才向西方发达国家单向流动现象正在逐步减少。有些曾经怀抱美国梦的人,毅然决定回到中国;有些曾经的“恨国者”到了美国大失所望,很快变成了爱国者,这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但这种理性回归不等于说不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方面,尤其是科学技术。只是现在的中国人日益清晰地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之后,最终发挥的舞台还是在自己的国家。与之类似,我认为东西方之间教育不平衡的理性回归也应该尽快体现到国内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
由于中国几年来持续地、大规模地扶助贫困地区,将脱贫攻坚作为阶段性的硬指标,使得曾经为中国现代化原始积累做出巨大牺牲的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终于能够实实在在地分享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红利。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不遗余力地向偏远地区延伸。精准扶贫的大力实施使得昔日的贫困地区再也不是毫无希望的绝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概念,使得生态环境成为工业经济时代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贫困地区曾经苦守的“美丽的贫穷”,如今日益成为“美丽的财富”。
在这一大背景下,我们再来看贫困地区昔日的教育目标。一方面,大量本地人才流出,一去不返;另一方面,大量驻村干部流入,帮助群众脱贫。我认为,随着精准扶贫、绿水青山政策效果的不断体现,贫困地区的教育思路有必要做出重大调整。首先,考上好大学不应该否定,但应改变以此为唯一目标的做法,而且还应鼓励考上好大学的人才今后回乡或为家乡多做贡献。其次,能够考上好大学的学生毕竟是少数,贫困地区的教育宗旨不应该使那些没有考上好大学的大部分学生对人生感到失望,而应该鼓励他们、提供条件,让他们学到能够帮助家乡发展的实用技术。虽然我遇到的驻村干部,有的干了一届又一届,自愿留下,不愿离开,但绝大多数驻村干部迟早要走,即便还有新来的,至少还要有学习适应的过程。因此,本地人才实际上更为重要,他们应该成为既熟悉本地情况又热爱家乡的有用人才。如果贫困地区的教育使得本地人才因为没有考上好大学而失去人生的激励,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和损失。
近年来由于农村处境改善,发展前景看好,也出现了一些昔日外出打工者回乡创业的现象。贫困农村的外出打工者一般分为在本县、本省和外省三种情形。最后一种常常是在沿海地区打工,他们从沿海地区回到农村创业,基本都是在外面接受了新观念、新技术再返乡,事实上等于给贫困农村输入了新知识。虽然在城市化大背景下,农村地区人口流出是一个大趋势,但毕竟农村经济仍将长期存在。如果仅留下老弱妇孺,对于美丽乡村建设以及根本性地摆脱贫困是不利的。然而,打工者返乡对于贫困地区的知识文化输入作用有限,如果将他们与驻村干部、农村本地教育培养结合起来,便能从较大程度上化解贫困乡村人才稀缺的问题。
此外,随着中国老龄社会的到来,很多有知识、有能力、有资源的城市退休人员,对于贫困地区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库。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医疗保障能够跟上,这些城市闲置的退休人才完全可以同贫困地区的人才需求结合起来。很多老年人退休之后,其实也愿意在青山绿水之间享受城市里得不到的生态福利。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开发城市闲置的老年人才资源,成本也比较低。
总之,贫困农村要真正有效地摆脱贫困,教育扶贫是“慢工出细活”的长远之计,关键就是要提高贫困农村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避免贫穷与无知相伴的恶性循环。2016年7月,在“东西部协作扶贫座谈会”上习总书记指示:“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贫穷并不可怕,怕的是智力不足、头脑空空,怕的是知识匮乏、精神委顿。脱贫致富不仅要注意‘富口袋’,更要注意‘富脑袋’。”2017年2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总书记强调:“选好配强村‘两委’班子,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促进乡村本土人才回流,打造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
习总书记关于教育与扶贫关系的精辟论述要落到实处,需要多种渠道长期不懈地共同努力。其中,贫困农村自身的教育是关键一环。目前我国已经完成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农村呈现出一片希望。但扶贫还要巩固和继续,为此,农村教育理念和手段应该与时俱进地做出调整,以适应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编辑 杨利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经过8年持续奋斗,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巨大成就。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此,要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上持续用力,不断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为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帮扶屏边县的脱贫之路
云南省红河州屏边县临近边疆,1994年被列为贫困县。辖内山高坡陡,沟谷纵横,全县16万人口中,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占68.7%。近年来,屏边县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全县呈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良好局面,成功创建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县”“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2019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6.5亿元。目前全县76个贫困村、18590户76532人口建档立卡户全部实现脱贫退出。2020年11月13日,省级公示正式公告屏边县退出贫困县序列,全县人民群众历史性地告别了延续千年的绝对贫困。
自1992年开始定点帮扶屏边以来,中信集团高度关注屏边脱贫攻坚工作,集团领导每年都带队深入到屏边开展调研指导工作,先后选派8名干部到屏边县任挂职副县长,派出驻村书记驻村帮扶。 1992年至2020年,中信集团先后向屏边县投入帮扶资金超过1.27亿元,实施定点扶贫项目259个,助力屏边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事业等方面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是实施产业帮扶。20多年来中信集团累计投入2600万元帮扶资金,在全县组织推进了荔枝、猕猴桃、生猪、山羊、土鸡养殖、产业配套设施建设等17个项目,加快了特色产业发展步伐,为脱贫攻坚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二是实施教育帮扶。为促进当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中信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376.08万元,在半坡、平田等8所学校建起了教学楼、综合楼、学生宿舍及微机室、篮球场等配套设施,全县9952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和1230名优秀教师得到中信奖学金和助学金的资助和奖励。
三是实施就业帮扶。为帮助贫困人口就业,中信集团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累计举办各类培训班218期,12972人次,帮助贫困人口就业8542人次,实现“就业一人,脱贫一户”,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同时,帮扶培训乡村医疗卫生人员283人次,进一步提高乡村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业务素质和服务质量。
四是乡村建设帮扶。中信集团实施整村推进项目33个、易地扶贫搬迁项目13个、贫困村综合建设项目4个。通过农村危房改造、道路硬化、排水排污提升、村寨绿化、美化、亮化等工程,以及农村广播电视、交通、农田水利、农村能源和人畜饮水等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加强了全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
五是实施基层党建帮扶。在这个过程中,中信集团组织开展基层党建与脱贫攻坚“双推进”工作,投入资金用于补助基层党组织党员活动场所建设及修缮、补助村级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以及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和走访慰问活动。
六是实施消费帮扶。中信集团为全县31个消费扶贫农副产品和7家供货企业产品打通集团及下属企业直采渠道,并积极帮助拓展外销,不断夯实消费扶贫的供给基础、开发多元销售渠道。2020年4月、5月,先后两次组织以网络直播的形式,为屏边农特产品带货,加大了屏边荔枝、枇杷等农特产品的宣传推介力度。近两年,中信帮扶屏边消费扶贫销售额大幅提升,累计实现销售487.52万元,特别是2020年克服了疫情影响,线下线上销售432.52万元。
关注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问题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收尾,贫困地区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互衔接,已成为重要课题。在充分肯定脱贫攻坚取得成效的同时,要清醒认识到:脱贫攻坚战只是战胜了绝对贫困,贫困地区的发展,特别是“三农”方面仍然存在问题与挑战。
第一,产业同质化和就业不稳定影响脱贫稳定性。
产业发展的问题,主要是好的产业项目选择难、农户与产业结合度差、产业培育时间长等问题,多数地区在产业发展上倾向于选择短平快项目,或者依葫芦画瓢照搬其他地方“成功”模式,同质化现象比较普遍;扶贫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供大于求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的随意性,与市场对接不足,农产品加工等产业配套建设不足,产业链延伸不够,品牌塑造不足,进一步加大了扶贫产业发展失败的风险。以屏边为例,当地猕猴桃、荔枝、枇杷、经济林和林下中草药已形成一定规模产业,但产品附加值低、市场占比低、销售渠道单一,抵御市场风险能力整体较差。
脱贫户和收入略高于贫困线的“边缘户”,返贫或致贫原因主要有就业不稳定、突发重大疾病、遭遇车祸或其他意外事件等,其中就业不稳定是最主要原因。目前,一些贫困人口在政策资金支持的扶贫车间、公益性岗位实现了就业,还有一些人在补贴帮助下实现了外出务工的愿望,帮扶贫困群众就业切实增加了他们收入,但政策性岗位与补贴要保持长期稳定面临资金压力。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多是上有老下有小,一旦照顾老人、养育儿女成为硬性约束条件,就不好再出远门务工,这也影响贫困人口的稳定就业。
第二,贫困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发展层次不高。
基层党组织要发挥领导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增强村集体经济实力、增强带动群众增收的能力。脱贫攻坚成果之一,应该是贫困村集体经济实力得到增强。但是当前村集体普遍经济薄弱,在巩固脱贫成效、防止返贫方面的优势并未完全显示出来。如屏边县近九成的村集体经济年收益未超过5万元,与东部省份差距很大。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规划提出了多种模式,供村委会参考选择,比如发展猕猴桃、荔枝、枇杷经济林果种植以及肉牛、山羊、山地鸡养殖等产业,出租闲置房产设施或集体建设用地,参股企业、合作社获得分红收益,异地购买优质固定资产或以固定资产入股企业或者出租等合作经营,等等。但在实际执行时,因为缺乏专业人才、缺少成熟经营主体和运营机制、集体资源确权不够等限制,村委会都选择将发展集体经济的资金用于在县城购买门面房等资产,出租获取收益。这种做法表面上解决了村集体经济有没有的问题,收益相对稳定,但是带动致富作用不明显,“造血”功能不强,干部群众参与度不高,也容易滋生“一买了之”“坐等分红”的思想。乡村干部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缺乏积极性,有畏难情绪,还有的群众集体观念淡薄,对集体事务漠不关心,不管不问。
第三,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任重道远。
“要想富、先修路”,基础设施建设对摆脱贫困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逐年加大。贫困村危房改造、进村路提质、安全饮水、电网升级、通讯覆盖、水利设施整治等基础设施短板逐步补齐,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农村面貌和生产条件。但是,由于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缺口面大、程度深、欠账问题比较严重,目前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水平仍然不高,部分地区依然存在基础设施老旧、建设水平低、现代农业支撑能力不足,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相对不足的问题。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因为片面追求满意度、资金分配平衡等原因,在贫困村建设中存在一刀切现象,一些空心村、偏远村投入过度,缺乏长远考虑与规划。此外,对脱贫攻坚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果的后续巩固、维护和提升缺乏应有的关注和应对举措。
贫困地区仍然存在着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卫生厕所配套不足、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率不高、农村垃圾污水设施建设不足和运行管护不顾等问题,离美丽宜居乡村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一些干部群众对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思想认识不足,存在安于现状、放任自流、强调客观条件的畏难情绪等。
第四,贫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障和义务教育水平偏低。
医疗方面,尽管按照脱贫验收标准,做到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但保障水平低,村医水平参差不齐,保障贫困群众第一时间得到救治的作用发挥有限;尽管慢性救治费用报销有专门政策设计,但村卫生室不提供慢性病的常用药,农户慢性病买药报销还得去县级医院解决。村卫生室的功能主要是出售简单药品、预防接种、妇幼保健和慢病管理,服务功能单一,不能输液,复杂的检查做不了,妇科孕检、B超、化验等都需要去卫生院。另外,村卫生室覆盖的服务对象人数过多,村医工作量较大。
教育方面,控辍保学成效显著,但教育质量仍有待进一步提高。主要表现为教师专业水平与发达地区差异较大,即使当前网络发达优质教育资源可以有所共享,但由于教师利用先进教学技术的能力有限,以及部分贫困地区数字教学硬件设施限制,制约了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
第五,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失与人才匮乏问题比较突出。
当前农村空村现象、人才流失等问题仍比较突出,人力资源不足成为实现乡村发展的一个“拦路虎”。屏边县农村劳动力中超过三分之一都选择了进城务工增加收入,主要从事建筑小工、制造业流水线工人、家政等简单劳动,行业和工种比较单一,很少在高技术、新技术或需要持证上岗的岗位就业。
由于贫困村经济发展滞后,土地经济效益不高,务农收入低。在获取更高收入和体验城市生活的吸引下,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进一步造成农村人力资源素质提升困难。贫困村劳动力普遍受教育程度偏低,技能培训接受能力较弱,同时受地理位置及交通条件制约,对付出时间与精力学习技能表现相对消极,很多扶贫培训项目要为参训人员发放务工补贴才能组织起来。劳动力流失造成农村土地出现闲置,或者种上了不需要太多管护的低价值“懒庄稼”。农村家庭空巢化、村庄空心化问题逐渐突出,缺少了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村庄,生产与消费都不可避免受到不利影响。
不可否认,目前城乡发展仍存在巨大差异,医疗、卫生、教育等与群众福利密切相关的资源集中在城市,从乡村走出去的高学历人才、受过职业教育的年轻人就业更多倾向于留在城市。比如,2020年屏边县报到高校毕业生225名,选择在城市就业143名,无人选择返回农村创业。农业缺乏有文化的新型职业农民,农村农业的现代化必然受到影响与制约。贫困地区多处于自然条件较差、乡村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地区,当地乡村教师和村医的工资、职称待遇方面政策倾斜有限,致使乡村两级很难引进较为优秀的教师和村医,即使引进来,留不住、养不起的问题仍然突出。
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脱贫攻坚是实施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振兴是稳定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应从人力资源、产业发展、集体经济、人居环境、医疗教育等方面着眼,发展产业、壮大集体经济,以产业兴旺、经济发展引人、养人,提升人居环境和医疗教育保障水平,用生态康养、美好生活聚人、留人,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激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有利于实施精准帮扶,促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
首先,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以产业兴旺带动就业稳定。
要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总之是要看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历史文化传统的禀赋情况,因地制宜地发展贫困地区产业。产业发展要追求特色化、专业化、规模化和产业链化。国际市场上许多农产品都来自大规模的专业化农业产业区,如来自美国玉米带和棉花带的玉米、棉花,来自比利时的鸡肉产品等等。这些产业区以专业化和规模化取得独特的竞争优势。贫困地区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生产规模小而散的现实,产业扶贫未来可以从改变生产布局小而散着手,避免因产品结构趋同、加剧市场波动,导致资源浪费和农民损失。在贫困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的情况下,通过产业聚集同样可以取得规模效应,实现专业化生产,带动相关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就地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实现巩固的脱贫致富。发展产业也可以走特色化之路,比如,屏边荔枝个大核小甜度高,在市场上形成良好口碑,已申请到地理标识保护,走出了一条高质量精品化的产业发展之路。
此外,我国目前仍处于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向城镇转移是大趋势,有条件的贫困人口有机会在城市就业或定居,应给以支持。要继续加强贫困人口职业技能培训,使更多劳动力掌握非农就业技能,提高自身能力,争取到好的务工机会。特别是易地扶贫搬迁到城镇的农村人口,除了依靠东西协作的扶贫车间项目,还需要通过发展多种产业,带动就业。
其次,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夯实基层治理经济基础。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受制于历史因素、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主客观条件,其实现形式与发展形态必然是多样化和不断发展变化的。面对贫困地区农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问题与挑战,一是要拓宽发展路径,坚持因地制宜。如可以采用资源开发型模式,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将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可以用产业带动型模式,围绕资源优势,领办种植、养殖、加工等项目,发展社会服务组织,把农民有序、合理地组织起来,形成生产规模进入市场;可以采取土地经营型模式,利用国家土地整治、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推进土地流转,在充分体现群众意愿的基础上,通过盘活土地壮大集体经济收入;还可以采取资产运营型模式,通过盘活现有资产,把资产变成资本,用出租或入股等多种经营方式获取资本增值,发展集体经济。二是要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积极探索扶贫专项资金和其他资金入股经营主体,在尊重贫困村和贫困户意愿的基础上,将财政扶贫到户资金投入到效益较好的经营主体,确定村集体和农户各自的股份比例,按股比获得收益分红。三是在全面开展村级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规范化管理。逐步建立健全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经营高效、管理民主、监督到位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第三,加强贫困村基建和环境整治,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抓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要加大高标准农田、农田水利工程、畜禽粪污资源利用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进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配套。
人居环境方面,脱贫攻坚时期,贫困地区主要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底线任务开展工作,对村容村貌、村组道路硬化、庭院美化、生活用房配套等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投入不足,2020年后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结束,工作重心逐步转向改善村容村貌上来,逐步缩小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与经济发达地区差距,改善居民的生存环境。以宜居乡村建设为衔接点,继续着力人居环境整治。以农村“五网”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改善农村生活条件。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逐步推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城乡均等化。
第四,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增强乡村生活保障力。
有关教育、医疗、住房、饮水等民生工程,未来不应划分明确的社会区域界线,按农户所需实事求是给予扶持,将对贫困户的特定帮扶措施转变为常态化的民生政策。脱贫攻坚时期,针对贫困人口的基本医疗政策很好地解决了贫困人口看病难问题。脱贫攻坚后的乡村振兴时期,针对贫困户的医疗政策,尤其是大病、慢病医疗政策需逐渐惠及全部居民,建立全民重大疾病和慢病救助体系。另外还需持续加强县、乡、村三级医疗体系的建设,提升县级公共卫生服务机构能力,充分发挥县级疾病预防控制、妇幼卫生等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的技术优势,强化系统整合与分工协作,坚持防治结合,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脱贫攻坚时期,相关部门采取了多种手段保障适龄儿童接受教育,控辍保学成效显著。在脱贫攻坚后的乡村振兴阶段,可以将这些措施扩大至非贫困人口。同时需重视教育质量,可以通过加强教师技能培训以及配置远程教学设施改善教学条件,有条件的地区需逐渐将学前教育、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
第五,充实提升贫困地区人力资源,满足乡村发展需求。
乡村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首先是需要新型职业农民,要发展与振兴乡村,必须造就懂得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方面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职业化农民,并且细化职业分工,培养一大批适应不同农业产业经营发展需要且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农业从业者。其次,需要巩固提升贫困地区教师和医生队伍。短期可以让县里老师和医生到村里学校和卫生室轮岗,缓解当地专业人才不足问题;长期要制定并落实具有吸引力的引进人才机制。以村医为例,可在政策上给予倾斜,通过“订单定向培养”等途径增加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招聘力度和名额,针对偏远山区出台提高村医报酬的政策,稳定村医队伍。第三,要加大吸引大学生、青年创业者回乡创业的扶持力度。鼓励大学毕业生来乡村创业,支持农村基层干部、科技人才、易地扶贫搬迁户就地创业。逐步建立完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体系,在社会保障、法律保障、教育支持等方面协同推进。调整农村基础教育、乡土与技能培训目标与内容,改变片面追求将农村劳动力培训后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倾向。
(编辑 杨利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经过8年持续奋斗,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巨大成就。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此,要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上持续用力,不断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为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帮扶屏边县的脱贫之路
云南省红河州屏边县临近边疆,1994年被列为贫困县。辖内山高坡陡,沟谷纵横,全县16万人口中,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占68.7%。近年来,屏边县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全县呈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良好局面,成功创建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县”“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2019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6.5亿元。目前全县76个贫困村、18590户76532人口建档立卡户全部实现脱贫退出。2020年11月13日,省级公示正式公告屏边县退出贫困县序列,全县人民群众历史性地告别了延续千年的绝对贫困。
自1992年开始定点帮扶屏边以来,中信集团高度关注屏边脱贫攻坚工作,集团领导每年都带队深入到屏边开展调研指导工作,先后选派8名干部到屏边县任挂职副县长,派出驻村书记驻村帮扶。 1992年至2020年,中信集团先后向屏边县投入帮扶资金超过1.27亿元,实施定点扶贫项目259个,助力屏边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事业等方面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是实施产业帮扶。20多年来中信集团累计投入2600万元帮扶资金,在全县组织推进了荔枝、猕猴桃、生猪、山羊、土鸡养殖、产业配套设施建设等17个项目,加快了特色产业发展步伐,为脱贫攻坚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二是实施教育帮扶。为促进当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中信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376.08万元,在半坡、平田等8所学校建起了教学楼、综合楼、学生宿舍及微机室、篮球场等配套设施,全县9952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和1230名优秀教师得到中信奖学金和助学金的资助和奖励。
三是实施就业帮扶。为帮助贫困人口就业,中信集团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累计举办各类培训班218期,12972人次,帮助贫困人口就业8542人次,实现“就业一人,脱贫一户”,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同时,帮扶培训乡村医疗卫生人员283人次,进一步提高乡村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业务素质和服务质量。
四是乡村建设帮扶。中信集团实施整村推进项目33个、易地扶贫搬迁项目13个、贫困村综合建设项目4个。通过农村危房改造、道路硬化、排水排污提升、村寨绿化、美化、亮化等工程,以及农村广播电视、交通、农田水利、农村能源和人畜饮水等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加强了全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
五是实施基层党建帮扶。在这个过程中,中信集团组织开展基层党建与脱贫攻坚“双推进”工作,投入资金用于补助基层党组织党员活动场所建设及修缮、补助村级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以及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和走访慰问活动。
六是实施消费帮扶。中信集团为全县31个消费扶贫农副产品和7家供货企业产品打通集团及下属企业直采渠道,并积极帮助拓展外销,不断夯实消费扶贫的供给基础、开发多元销售渠道。2020年4月、5月,先后两次组织以网络直播的形式,为屏边农特产品带货,加大了屏边荔枝、枇杷等农特产品的宣传推介力度。近两年,中信帮扶屏边消费扶贫销售额大幅提升,累计实现销售487.52万元,特别是2020年克服了疫情影响,线下线上销售432.52万元。
关注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问题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收尾,贫困地区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互衔接,已成为重要课题。在充分肯定脱贫攻坚取得成效的同时,要清醒认识到:脱贫攻坚战只是战胜了绝对贫困,贫困地区的发展,特别是“三农”方面仍然存在问题与挑战。
第一,产业同质化和就业不稳定影响脱贫稳定性。
产业发展的问题,主要是好的产业项目选择难、农户与产业结合度差、产业培育时间长等问题,多数地区在产业发展上倾向于选择短平快项目,或者依葫芦画瓢照搬其他地方“成功”模式,同质化现象比较普遍;扶贫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供大于求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的随意性,与市场对接不足,农产品加工等产业配套建设不足,产业链延伸不够,品牌塑造不足,进一步加大了扶贫产业发展失败的风险。以屏边为例,当地猕猴桃、荔枝、枇杷、经济林和林下中草药已形成一定规模产业,但产品附加值低、市场占比低、销售渠道单一,抵御市场风险能力整体较差。
脱贫户和收入略高于贫困线的“边缘户”,返贫或致贫原因主要有就业不稳定、突发重大疾病、遭遇车祸或其他意外事件等,其中就业不稳定是最主要原因。目前,一些贫困人口在政策资金支持的扶贫车间、公益性岗位实现了就业,还有一些人在补贴帮助下实现了外出务工的愿望,帮扶贫困群众就业切实增加了他们收入,但政策性岗位与补贴要保持长期稳定面临资金压力。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多是上有老下有小,一旦照顾老人、养育儿女成为硬性约束条件,就不好再出远门务工,这也影响贫困人口的稳定就业。
第二,贫困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发展层次不高。
基层党组织要发挥领导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增强村集体经济实力、增强带动群众增收的能力。脱贫攻坚成果之一,应该是贫困村集体经济实力得到增强。但是当前村集体普遍经济薄弱,在巩固脱贫成效、防止返贫方面的优势并未完全显示出来。如屏边县近九成的村集体经济年收益未超过5万元,与东部省份差距很大。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规划提出了多种模式,供村委会参考选择,比如发展猕猴桃、荔枝、枇杷经济林果种植以及肉牛、山羊、山地鸡养殖等产业,出租闲置房产设施或集体建设用地,参股企业、合作社获得分红收益,异地购买优质固定资产或以固定资产入股企业或者出租等合作经营,等等。但在实际执行时,因为缺乏专业人才、缺少成熟经营主体和运营机制、集体资源确权不够等限制,村委会都选择将发展集体经济的资金用于在县城购买门面房等资产,出租获取收益。这种做法表面上解决了村集体经济有没有的问题,收益相对稳定,但是带动致富作用不明显,“造血”功能不强,干部群众参与度不高,也容易滋生“一买了之”“坐等分红”的思想。乡村干部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缺乏积极性,有畏难情绪,还有的群众集体观念淡薄,对集体事务漠不关心,不管不问。
第三,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任重道远。
“要想富、先修路”,基础设施建设对摆脱贫困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逐年加大。贫困村危房改造、进村路提质、安全饮水、电网升级、通讯覆盖、水利设施整治等基础设施短板逐步补齐,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农村面貌和生产条件。但是,由于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缺口面大、程度深、欠账问题比较严重,目前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水平仍然不高,部分地区依然存在基础设施老旧、建设水平低、现代农业支撑能力不足,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相对不足的问题。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因为片面追求满意度、资金分配平衡等原因,在贫困村建设中存在一刀切现象,一些空心村、偏远村投入过度,缺乏长远考虑与规划。此外,对脱贫攻坚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果的后续巩固、维护和提升缺乏应有的关注和应对举措。
贫困地区仍然存在着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卫生厕所配套不足、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率不高、农村垃圾污水设施建设不足和运行管护不顾等问题,离美丽宜居乡村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一些干部群众对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思想认识不足,存在安于现状、放任自流、强调客观条件的畏难情绪等。
第四,贫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障和义务教育水平偏低。
医疗方面,尽管按照脱贫验收标准,做到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但保障水平低,村医水平参差不齐,保障贫困群众第一时间得到救治的作用发挥有限;尽管慢性救治费用报销有专门政策设计,但村卫生室不提供慢性病的常用药,农户慢性病买药报销还得去县级医院解决。村卫生室的功能主要是出售简单药品、预防接种、妇幼保健和慢病管理,服务功能单一,不能输液,复杂的检查做不了,妇科孕检、B超、化验等都需要去卫生院。另外,村卫生室覆盖的服务对象人数过多,村医工作量较大。
教育方面,控辍保学成效显著,但教育质量仍有待进一步提高。主要表现为教师专业水平与发达地区差异较大,即使当前网络发达优质教育资源可以有所共享,但由于教师利用先进教学技术的能力有限,以及部分贫困地区数字教学硬件设施限制,制约了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
第五,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失与人才匮乏问题比较突出。
当前农村空村现象、人才流失等问题仍比较突出,人力资源不足成为实现乡村发展的一个“拦路虎”。屏边县农村劳动力中超过三分之一都选择了进城务工增加收入,主要从事建筑小工、制造业流水线工人、家政等简单劳动,行业和工种比较单一,很少在高技术、新技术或需要持证上岗的岗位就业。
由于贫困村经济发展滞后,土地经济效益不高,务农收入低。在获取更高收入和体验城市生活的吸引下,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进一步造成农村人力资源素质提升困难。贫困村劳动力普遍受教育程度偏低,技能培训接受能力较弱,同时受地理位置及交通条件制约,对付出时间与精力学习技能表现相对消极,很多扶贫培训项目要为参训人员发放务工补贴才能组织起来。劳动力流失造成农村土地出现闲置,或者种上了不需要太多管护的低价值“懒庄稼”。农村家庭空巢化、村庄空心化问题逐渐突出,缺少了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村庄,生产与消费都不可避免受到不利影响。
不可否认,目前城乡发展仍存在巨大差异,医疗、卫生、教育等与群众福利密切相关的资源集中在城市,从乡村走出去的高学历人才、受过职业教育的年轻人就业更多倾向于留在城市。比如,2020年屏边县报到高校毕业生225名,选择在城市就业143名,无人选择返回农村创业。农业缺乏有文化的新型职业农民,农村农业的现代化必然受到影响与制约。贫困地区多处于自然条件较差、乡村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地区,当地乡村教师和村医的工资、职称待遇方面政策倾斜有限,致使乡村两级很难引进较为优秀的教师和村医,即使引进来,留不住、养不起的问题仍然突出。
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脱贫攻坚是实施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振兴是稳定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应从人力资源、产业发展、集体经济、人居环境、医疗教育等方面着眼,发展产业、壮大集体经济,以产业兴旺、经济发展引人、养人,提升人居环境和医疗教育保障水平,用生态康养、美好生活聚人、留人,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激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有利于实施精准帮扶,促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
首先,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以产业兴旺带动就业稳定。
要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总之是要看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历史文化传统的禀赋情况,因地制宜地发展贫困地区产业。产业发展要追求特色化、专业化、规模化和产业链化。国际市场上许多农产品都来自大规模的专业化农业产业区,如来自美国玉米带和棉花带的玉米、棉花,来自比利时的鸡肉产品等等。这些产业区以专业化和规模化取得独特的竞争优势。贫困地区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生产规模小而散的现实,产业扶贫未来可以从改变生产布局小而散着手,避免因产品结构趋同、加剧市场波动,导致资源浪费和农民损失。在贫困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的情况下,通过产业聚集同样可以取得规模效应,实现专业化生产,带动相关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就地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实现巩固的脱贫致富。发展产业也可以走特色化之路,比如,屏边荔枝个大核小甜度高,在市场上形成良好口碑,已申请到地理标识保护,走出了一条高质量精品化的产业发展之路。
此外,我国目前仍处于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向城镇转移是大趋势,有条件的贫困人口有机会在城市就业或定居,应给以支持。要继续加强贫困人口职业技能培训,使更多劳动力掌握非农就业技能,提高自身能力,争取到好的务工机会。特别是易地扶贫搬迁到城镇的农村人口,除了依靠东西协作的扶贫车间项目,还需要通过发展多种产业,带动就业。
其次,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夯实基层治理经济基础。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受制于历史因素、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主客观条件,其实现形式与发展形态必然是多样化和不断发展变化的。面对贫困地区农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问题与挑战,一是要拓宽发展路径,坚持因地制宜。如可以采用资源开发型模式,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将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可以用产业带动型模式,围绕资源优势,领办种植、养殖、加工等项目,发展社会服务组织,把农民有序、合理地组织起来,形成生产规模进入市场;可以采取土地经营型模式,利用国家土地整治、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推进土地流转,在充分体现群众意愿的基础上,通过盘活土地壮大集体经济收入;还可以采取资产运营型模式,通过盘活现有资产,把资产变成资本,用出租或入股等多种经营方式获取资本增值,发展集体经济。二是要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积极探索扶贫专项资金和其他资金入股经营主体,在尊重贫困村和贫困户意愿的基础上,将财政扶贫到户资金投入到效益较好的经营主体,确定村集体和农户各自的股份比例,按股比获得收益分红。三是在全面开展村级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规范化管理。逐步建立健全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经营高效、管理民主、监督到位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第三,加强贫困村基建和环境整治,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抓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要加大高标准农田、农田水利工程、畜禽粪污资源利用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进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配套。
人居环境方面,脱贫攻坚时期,贫困地区主要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底线任务开展工作,对村容村貌、村组道路硬化、庭院美化、生活用房配套等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投入不足,2020年后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结束,工作重心逐步转向改善村容村貌上来,逐步缩小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与经济发达地区差距,改善居民的生存环境。以宜居乡村建设为衔接点,继续着力人居环境整治。以农村“五网”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改善农村生活条件。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逐步推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城乡均等化。
第四,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增强乡村生活保障力。
有关教育、医疗、住房、饮水等民生工程,未来不应划分明确的社会区域界线,按农户所需实事求是给予扶持,将对贫困户的特定帮扶措施转变为常态化的民生政策。脱贫攻坚时期,针对贫困人口的基本医疗政策很好地解决了贫困人口看病难问题。脱贫攻坚后的乡村振兴时期,针对贫困户的医疗政策,尤其是大病、慢病医疗政策需逐渐惠及全部居民,建立全民重大疾病和慢病救助体系。另外还需持续加强县、乡、村三级医疗体系的建设,提升县级公共卫生服务机构能力,充分发挥县级疾病预防控制、妇幼卫生等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的技术优势,强化系统整合与分工协作,坚持防治结合,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脱贫攻坚时期,相关部门采取了多种手段保障适龄儿童接受教育,控辍保学成效显著。在脱贫攻坚后的乡村振兴阶段,可以将这些措施扩大至非贫困人口。同时需重视教育质量,可以通过加强教师技能培训以及配置远程教学设施改善教学条件,有条件的地区需逐渐将学前教育、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
第五,充实提升贫困地区人力资源,满足乡村发展需求。
乡村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首先是需要新型职业农民,要发展与振兴乡村,必须造就懂得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方面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职业化农民,并且细化职业分工,培养一大批适应不同农业产业经营发展需要且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农业从业者。其次,需要巩固提升贫困地区教师和医生队伍。短期可以让县里老师和医生到村里学校和卫生室轮岗,缓解当地专业人才不足问题;长期要制定并落实具有吸引力的引进人才机制。以村医为例,可在政策上给予倾斜,通过“订单定向培养”等途径增加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招聘力度和名额,针对偏远山区出台提高村医报酬的政策,稳定村医队伍。第三,要加大吸引大学生、青年创业者回乡创业的扶持力度。鼓励大学毕业生来乡村创业,支持农村基层干部、科技人才、易地扶贫搬迁户就地创业。逐步建立完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体系,在社会保障、法律保障、教育支持等方面协同推进。调整农村基础教育、乡土与技能培训目标与内容,改变片面追求将农村劳动力培训后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倾向。
(编辑 杨利红)
内容提要:中国抗击疫情的实际行动和突出表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讲好疫情大考下中国制度故事,就要打破西方学术体系的条框,坚持用中国学术话语发声。中国学术话语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实践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制度优势做了重要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为讲好中国制度故事提供了基本的话语支持,也指明了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方向和思路。应把握疫情大考带来的历史机遇,充分运用十九届四中全会提供的学术话语支持,讲好中国制度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关键词:疫情大考 中国制度故事 十九届四中全会 中国学术话语
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百年不遇的一次大流行病,带来了一场全球性灾难,同时也是对世界各国国家制度和治理能力的一次百年大考。从国内的防控状况看,我国国家治理体系还存在一些短板,国家治理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但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无疑交出了最好的答卷。长期以来,中西方制度比较研究一直备受关注,但很难做到客观公正的评判,因为两种制度始终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相对而言,这次疫情大考为两种制度提供了同台竞争的机会。中国抗疫的实际行动和表现与美欧主要国家形成了强烈对比,这为我们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提供了强有力的事实依据,对我们进一步总结我国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具有重大意义。
讲述中国制度故事要明确认识论的问题
讲好中国制度故事,应该采用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然而,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我们长期浸润在西方主流学术话语体系中,养成了一种与西方学术话语接轨的学术倾向,以为西方标准或美国标准就是国际标准。所以,很多学者在探讨中国问题时,往往习惯于从一套西方学术话语出发,潜意识以为中国的某种成功实践和经验,一定是符合西方某种理论的。一些学者沉迷于西方学术话语的各种条条框架中,严重忽视中国学术话语应有的独立性问题。这也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严重落后于中国实践的一个重要原因。习近平同志曾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①]
如何探寻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中华文化有注重“入世”的传统,认为知识来自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累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论构建主要是从历史经验的总结开始的。而西方宗教神学显然具有“出世”的特征,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往往以某种先验的宗教观念为出发点。这种认识论的根本性差异始终存在于中西文化血脉中。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则强调理论源于实践。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先进分子所吸收,首先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或者研究问题的方法。若不从实际出发,只是任意套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概念或论述,首先就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他在《实践论》中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国概念和中国理论。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也包含了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因此,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从根本上阐明了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一些学术领域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失语和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现象,并非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是科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即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理论构建方法。因此,即便是从纯科学的角度看,中国学术研究也有必要回到唯物辩证法的思路上来,这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唯此,才有可能构建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学术话语体系。
从唯物辩证法来看,中国学术研究应该与“中国历史和实践——中国经验——中国概念和中国理论——中国实践”的路径相符合。我们应该从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中总结、提炼中国概念,构建中国理论;用中国理论来认识和指导新的中国实践,并在新的实践中完善中国理论。这是一个认识论螺旋上升的过程,也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和构建过程。当前,对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的总结多数来自党的文件和资料。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积累的经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意味着,中国学术研究不仅不应该回避党的文件和资料,而且应该充分发掘和利用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中国学术研究和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决定》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中国制度优势的集中概括和总结,应该成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参考和基本依据。疫情大考为我们讲好中国制度故事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为此,本文以《决定》相关内容为依据和出发点,来讲述疫情大考下的中国制度故事。
《决定》提供了重要的中国话语支持和方法指南
作为百年不遇的全球大流行病,新冠肺炎疫情也是我国遭遇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传播速度、感染范围和防控难度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之最。习近平同志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②]事实证明我国经受住了这次历史性大考。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国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的同时,各地复工复产和国民经济复苏的形势持续向好。与美欧主要国家的防控状况比较,中国无疑交出了最好的答卷。
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大考,从根本上说也是对中国制度建设的大考。正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力的集中体现。中国采取的疫情防控举措起初遭到质疑,但现在已成为面向全球的公开课,多国领导人和媒体公开呼吁学习中国经验,“中国制度优势”也因此受到更多关注。
中国制度优势是在新中国成立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经过不断积累和总结而形成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建设被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系统总结党领导人民在制度建设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成为一项重要工作。为此,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题开展讨论,概括和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多方面显著优势,并发布了《决定》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
这次会议针对国家制度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开展讨论的重要考虑之一,就是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③]就此而论,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制度优势的集中概括和总结为应对这场不期而至的疫情大考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更重要的是,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决定》对研究中国制度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思想的指导。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看,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是在实践探索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而实现的。其重要标志是概念的形成,以及判断和推理方法的使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④]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决定》,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可以认为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一次重要飞跃。其中包含的重要概念、判断和推理都是理性认识的重要标志,也是构建中国制度理论体系的核心要素。经过这次疫情大考的实践检验,对中国制度优势的理性认识必将进一步深化。因此,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决定》对我们深刻把握这次疫情大考,讲好中国制度故事,乃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学术话语体系都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尝试运用《决定》提供的话语和思路来讲述疫情大考下的中国制度优势。
疫情大考下的中国制度优势
《决定》从十三个方面集中概括和总结了中国特色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在疫情大考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基于上述对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初步认识,本文从五个方面来简述抗击疫情的中国制度故事。
第一,“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关键战略性技术攻关、重大工程建设和突发灾害防治等诸多方面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就,都得益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制度优势。这一优势在疫情防控中再次得到了充分体现。疫情发生后,党中央一声令下,举国上下闻风而动,高度协同,打响了疫情防控阻击战。300多支医疗队和4.2万名医务工作者迅速向武汉和湖北集结。来自全国各地的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也纷纷驰援湖北和武汉。在疫苗研发领域,我国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沿,体现了科技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在医疗设施建设方面,短短10日内,一座可容纳1000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拔地而起,可谓中国速度的一次极限挑战。承担这一建设任务的主要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速度’的背后,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⑤]得益于这一制度优势,我国能够迅速建立起医护救治、后勤保障、科技支撑和基础建设等全方位、立体化的防控体系,打响了抗击疫情的总体战。
第二,“坚持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⑥]中国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所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再次印证了这一论断。客观而言,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疫情发生时间晚于中国一个月以上,且具备较好的医疗卫生条件,但依然未能及时控制住疫情蔓延,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未能有效动员广大民众。疫情发生时,中国共产党迅速做出反应,全面部署,全民动员。广大医务工作者、党员干部、社区工作者,还有无数志愿者和亿万坚守工作岗位的普通工人,万众一心,凝聚成战无不胜的磅礴伟力,打响了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
第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是党开展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应该遵循的通则。然而,在疫情肆虐之际,一些西方国家面临拯救生命和发展经济的两难抉择时,依然倾向于后者。更有甚者,有些西方政要竟然抛出牺牲老年人以挽救经济的荒唐言论。[⑦]相比之下,在中国抗击疫情的实际行动中,我们亲眼见证并切身体验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一理念。不放弃任何挽救生命的机会,全力救治任何一位患者,上至108岁高龄老人,下至出生仅30个小时的婴儿。举例而言,湖北省治愈的80岁以上老年患者超过3000人,其中有多位是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的。同时,党和国家始终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己任。面临疫情带来的新困难和新挑战,党中央依然下定决心,确保如期完成脱贫任务。中国以抗击疫情的实际行动阐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第四,“坚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做出贡献的显著优势”。病毒没有国界,新冠肺炎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在抗击疫情的实际行动中,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及时分享抗疫经验,无私提供抗疫援助,并积极推进国际合作,构筑全球抗疫统一战线。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宣布,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反观西方某大国,“甩锅”中国、“断供”世界卫生组织,甚至试图垄断疫苗研发,种种行为严重阻碍了国际合作抗疫进程。中国以大国担当和实际行动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五,“坚持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显著优势”。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既得益于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也离不开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大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形成了政府与各市场主体协作抗疫的格局。政府快速反应,全面部署,为生产和物流配送各环节提供全方位支持,各市场主体全线动员。随之,无数条应急物资生产线建立起来,一个强大工业体系迅速启动。中国不仅解决了自身的医疗物资的短缺问题,而且已经向全球200多个国家出口防疫物资。相比之下,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疫情面前显得脆弱不堪,不得不依赖国际市场,甚至引发全球医疗物资抢购潮。中西方抗疫物资供应能力的对比,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
上述各方面优势彼此间并非孤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任何一方面优势的发挥都离不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就无从谈起。欧美很多国家反应迟缓,抗疫不力的很重要原因是缺乏强有力的政府领导核心。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州政府与市政府间各自为政,共和党与民主党难以达成共识,深陷“上下失和”与“左右对立”的处境中[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⑨]与此同时,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越来越难以应对此起彼伏的全球性挑战。全球化的悲观情绪随之高涨,“逆全球化”国际思潮不断蔓延。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依然坚持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推动全球化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此,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变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讲好中国故事,必须打破西方标准确立的学术话语体系。否则,有可能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行动和中国方案的严重误解。西方政客和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发展模式所进行的各种指控,实质上就是运用西方资本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和资本逻辑来丑化和扭曲中国方案。“霸权更替”、“文明冲突”等说辞也没有超出资本逻辑的范畴,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竞争和零和游戏的思维方式。
《决定》对中国制度显著优势的概括和总结,集中体现了以民为本、协和万邦、休戚与共的人类共同价值诉求,打破了以利益为中心的资本逻辑,彰显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宣告了资本逻辑的灾难性失败,进一步揭穿资本主义的虚假面目,进而大大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方案的认可。疫情大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试金石的作用,这对讲好中国制度故事,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而言是一次可遇不可求的历史机遇。
中国话语体系应该立足于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根植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在从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实践经验到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党的有关文献和资料应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是确保方法正确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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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BKS005)资助。
* 丁涛,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悦,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0页。
[②]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载《求是》2020年第4期。
[③]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4版。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286页。
[⑤] 《决战火神山 又战雷神山——对话中建三局原董事长陈华元》,载《瞭望新闻周刊》2020年第16期,第23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1页。
[⑦] 观察者网:《美国得州副州长:年长者可为国牺牲,我完全同意》,https://m.guancha.cn/internation/2020_03_24_543470.shtml?s=sywglbt 疫情危机爆发时,西方社会老年人被“抛弃”的现象触目惊心。西班牙把60岁以上重症病人挡在ICU之外,意大利拒绝60岁以上患者使用呼吸机,瑞典放弃收治80岁以上病人,英国则迫使老年人签署类似放弃治疗的协议书。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的养老院被曝因无人照料而成为“死亡之坑”。
[⑧] 夏林:《美国:从未见过如此惨烈的景象》,载《瞭望新闻周刊》2020年第14期,第38-39页。
[⑨]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