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和科技金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把科技金融作为“五篇大文章”之首。有关部委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扎实推进“五篇大文章”。中信集团认真贯彻政策要求，依托全牌照金融资源，精准把握科创企业特点，把科技金融作为支持科技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着力点和推动力，探索出具有中信特色的创新模式和实践成果，形成了差异化竞争优势。

一是有效发挥资本市场对科创企业发展的支撑保障作用。科创企业具有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等特点，由资本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更加契合科创企业的风险偏好。中信集团旗下投资机构和证券公司，积极运用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提供高质量服务。在直接股权投资方面，人民银行等部门《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印发后，中信集团统筹旗下近20家股权投资机构率先成立中信股权投资联盟，携手外部知名投资机构共建联盟生态圈，聚焦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形成涵盖“募投管退”全链条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在管基金规模超3000亿，直接投资孵化科创企业超1000家。在科创企业上市方面，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提供境内外IPO、并购重组、再融资、市值管理等服务，两家证券公司在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IPO项目数量和规模，以及服务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IPO数量和规模等，均约占市场30%的份额；近三年来服务90家科创企业上市，融资规模近1900亿元，为科创企业成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是积极打造“股贷债保”联动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按照“一个中信、一个客户”理念，中信集团聚合旗下证券公司、投资机构的专业化服务能力，以及中信银行、中信信托等金融子公司产品与服务资源，打造了“股贷债保”联动的多层次、专业化、特色化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实现“一点接入、全面触达”，为科创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综合金融服务。首先，由证券公司和投资机构向中信银行推荐客户，中信银行接续做好融资服务。2022年8月以来，IPO客户转介落地率从49%提升到85%，股权投资客户覆盖比例从45%提升到80%。在融资支持过程中，中信银行打破重历史、重财务、重抵押的传统授信逻辑，针对科研专利、人才队伍、研发强度等创新要素，构建评估企业技术、潜在能力和未来价值的“第四张报表”，建立“敢贷、愿贷、能贷、会贷”联动机制，创新推出“积分卡审批模式”“火炬贷”“科技成果转化贷”“人才贷”“上市接力贷”等特色产品。截至9月末，中信银行科技金融贷款余额达3874亿元，较年初增长25.2%，服务科技类客户2.8万户。其次，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证券依托行业规模最大的投研队伍，形成“行业研究、股债融资、风险管控”全流程特色服务体系，利用债市接续支持企业发展，今年以来科技创新债承销规模近1700亿元，保持市场领先地位。第三，对需要担保的科创企业，有关子公司积极对接再担保机构，探索成本可负担、商业可持续的担保兜底机制。中信银行无锡分行联合地方融资担保公司，推出“明珠贷”产品，由担保公司承担70%的贷款本金损失风险，银行承担30%的贷款本金损失风险和全部利息损失风险，实行“见贷即保”，提升了发展初期科创企业的获贷水平。

三是建立“专精特新”企业差异化服务新模式。专精特新企业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特殊科创企业。针对此类企业特点，中信集团制定了专门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把提高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服务覆盖率作为做强科技金融的重要内容，针对不同类型客户制定差异化服务策略。以“中信企业家办公室”模式统筹各子公司“商行+投行+私行+投资+智库”服务资源，为客户提供“三全四维”一体化解决方案，即涵盖“全金融牌照、全周期产品、全场景服务”、聚焦客户“人—家—企—社”多维度需求的综合金融服务。截至9月末，累计服务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9568家，覆盖率达83.07%。

四是支持科创企业“走出去”开展境外融资。为便利企业境外融资，港交所与北交所建立合作机制，支持符合双方市场条件的上市公司在对方市场申请上市。中信集团依托在港多元化金融布局，积极服务科创企业利用香港等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今年以来，两家证券公司保荐港交所上市公司8家，募集资金40.26亿港元。除利用好香港资本市场外，中信集团持续提升境外其他市场覆盖能力，投行业务已覆盖全球15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中信证券获得英国、瑞士、德国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累计服务17家企业完成欧洲市场GDR发行。

当前，我国已形成包括创业投资、股票市场、银行信贷、债券市场、保险和融资担保等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但整体上看，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与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不匹配等问题依然突出，科技金融发展空间巨大。围绕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我认为应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对科创企业融资支持力度，完善立体化科技金融供给体系，用好境内外两个市场科技金融资源。

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招。10月16日，中信集团发布“要出国，找中信”“来中国，找中信”两大服务品牌，正式推出全球综合服务方案。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综合金融优势，支持更多科创类企业发展，为打造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主席指出，可持续发展是解决当前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ESG将环境、社会和治理要求，融入商业模式和管理体系，致力于实现综合价值最大化，这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相契合，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实践。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点和窗口，中信集团成立45年来，深耕综合金融、先进智造、先进材料、新消费、新型城镇化等领域，总资产超11.6万亿元，“世界500强”排名第71位，已成长为一家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我们坚持把创新、开放、责任、共赢融入企业发展，让ESG理念变为“软实力”，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是向“新”发力，勇当改革创新“排头兵”。勇于创新、敢立潮头是中信集团的宝贵基因。从开创专业咨询、商业银行、商用卫星等领域多个新中国“第一”，到创新境外投资、海外发债、联合舰队等系列商业模式，从攻克高端制造、先进材料、生物育种等一批关键技术，到成功打造科技、产业、金融“黄金三角”，我们在先行先试的不懈探索中，不断拓宽创新边界，引领行业之先；中信证券、中信特钢等一批子公司长期保持龙头地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二是向“智”跃迁，激活绿色发展“动力源”。智能化与绿色化融合，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趋势。近年来，我们积极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产业转型，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强化能碳管理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比如，率先建成了全球铝车轮和特殊钢行业两座“灯塔工厂”，实现大幅降碳减排、提质增效。攻克“一体化压铸”技术，有力推动了汽车制造轻量化变革。聚合金融全牌照资源，构建绿色金融综合服务体系，搭建了对接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ESG服务机制，以“融资+融智”助力更多企业“减碳增绿”。

三是向“远”突破，促进内外联动“双循环”。作为中国最早“走出去”的企业之一，中信坚持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商共建共享，在融入全球化浪潮中构筑了鲜明的国际化优势。今天，中信境外业务遍布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综合金融、资源能源、工程承包等多元领域；建设了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安哥拉社会住房等一批世界级重大工程，赢得了所在国的广泛赞誉。互联互通是实现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正着力打造“要出国、找中信”和“来中国、找中信”两大品牌，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多作贡献。

四是向“善”而行，传递美美与共“正能量”。ESG理念强调超越利润之上的价值追求，与中信的义利观深度融通。多年来，我们重视保护相关方权益，完善ESG管理体系，发挥出版等平台优势，推动ESG传播交流。主动应对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广泛开展种业援助，让“禾下乘凉梦”惠及更多民众。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实施了一批“小而美”项目，实打实增进了民生福祉。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ESG正加速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需要各方同题共答、携手共进。

一是进一步凝聚ESG发展共识。超越意识形态和观念分歧，聚焦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加大ESG理念宣传，壮大全球可持续发展力量。把ESG理念贯穿企业战略、管理、风控等一体化建设，当好ESG价值的践行者、创造者。

二是进一步完善ESG治理体系。支持更多国家建立符合国情、接轨国际的ESG政策体系、披露标准和评价方法。中国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应加强研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分享ESG管理能力，助力增强中国ESG体系影响力。

三是进一步深化ESG务实合作。打造ESG生态圈，推动政府、企业、智库、国际机构等广泛交流；聚焦可持续金融、绿色产业、科技与公益等领域，落地更多标志性合作成果，为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编辑  杨林）

今年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10周年。我作为参与基金会活动的成员，算起来也有7个年头了，而且有幸赶上了基金会发展势头好、各类研讨活动多、聚集各领域专家多的黄金时期。回眸匆匆而过的数年，自己参加了基金会的不少研讨、论坛、年会等活动并作专题发言，也为基金会的内参、《经济导刊》等写了不少篇文章，更重要的是向孔丹理事长及各方面专家们学会了怎样做智库、做怎样的智库。特别是基金会倡导的“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拿出真见解”办智库的理念，让我受益匪浅。

一个新型智库的魅力和活力

中信基金会成立于2014年，我是在2016年因参与筹建中央企业智库联盟，与一起出任联盟副秘书长的基金会秘书长郭克彤先生相识后，经他引荐给孔丹理事长，2017年成为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后又被吸纳为咨询委员，开始经常参与基金会的相关研讨、年会、论坛、交流等活动，并与孔丹理事长及基金会的许多专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那期间，恰好我所在单位中石油经研院被纳入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十分渴望多参与国内各类智库机构的活动，以便近距离学习借鉴优秀智库的好做法好经验。虽然孔丹理事长总爱开玩笑地跟我说“你们是正式的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我们还只是培育单位，需要向你们学习”。但是，在如何办好智库方面，中信基金会更值得我们学习。

根据我个人理解，中信基金会应当属于央企资助的社会智库，既不同于一般的央企智库，也不同于其他民间智库。基金会成立最初的功能定位就是为国家服务，起点很高，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主要在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上组织开展研究、提出真知灼见，充分发挥“研究问题的平台、正面发声的窗口、建言献策的渠道、对外交往的桥梁、凝聚健康力量的阵地”五项功能作用。尤其是基金会的开放式智库研究平台，聚集了国内各领域拔尖专家，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一个新型智库的魅力和活力。

因经常有机会参加中信基金会的活动，耳濡目染的都是国之大者，无形之中提升了自己的政治站位，拓展了认识和研究问题的视野。像我多次参加的有关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扩大对外开放、增强创新能力、深化国企改革等方面的内部专题讨论会，都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主动立题、超前研究、集思广益，并将整理形成的成果报告及时报送国家有关部门，有效地发挥了决策支撑作用。我在一些会上的专题发言，也有多篇被基金会内参刊用。

中信基金会是一个开放的智库平台，工作人员非常精干，日常运行主要靠兼职人员和退休老同志，他们那种为智库事业不辞辛苦、甘于奉献的精神，常常让人感动。基金会的运行主要以项目和课题为纽带、以各类研讨会和论坛为平台，广泛聚集国内一流专家学者以及有丰富决策经验的老同志，形成了一支跨学科、高水平、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学术人才队伍和独特、高效的运行机制。基金会按文史哲，经济、科技和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国际政治和战略学等研究领域成立学部，聘请了国内200多名专家学者为学部研究人员，100多位有丰富行业管理经验的专家型官员为咨询委员，也凝聚了国内200多名青年学术骨干。这种开放式平台模式对我后来从事智库建设和研究工作影响很大，我们按照“立足企业跳出企业、立足行业跳出行业”的思路，采取“小机构大网络”的方式，也搭建了开放式的智库平台，聚集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专家学者，探索了一条从企业智库到国家高端智库的转型升级之路。

智库不同于一般性研究机构的关键是服务决策，包括为决策者、决策部门直接或间接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这就需要建立起智库与决策者或决策机构之间的沟通联系渠道，中信基金会在这方面就拥有独特的优势，使大量研究成果和专家建言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报送上去，又进一步增强了基金会对专家学者的凝聚力和参与意识。根据孔丹理事长的要求，中信基金会的研究工作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把各方面专家的长期研究积累与组织开展调研活动紧密结合起来，立足掌握最新情况与一手资料，有效保障了咨政建言的质量和研究问题的针对性。

一位优秀的领军人物

大凡优秀智库都需要有自己的灵魂人物。毫无疑问，孔丹理事长就是中信基金会的灵魂人物。他不仅发起创立了中信基金会，而且一直带领着基金会成长壮大。孔丹理事长政治站位高、宏观意识强、知识渊博、思路敏捷、开朗包容，心中满是家国情怀，对我们这些行业专家十分信任和尊重，凡是涉及能源方面的问题，基本都会安排我参加，或参会发言或审稿把关。他对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问题高度重视，一直作为基金会的重点研究领域。他作为“中美知名人士论坛”的中方专家，多次把能源资源问题作为交流发言的重点内容。每次邀请他参加我牵头组织的有关能源安全和国企改革方面的智库课题研究和研讨活动，他只要时间允许，都会欣然答应，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和细心指导。

时光荏苒，十年弹指一挥间。感谢伟大的时代，给了我们参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机遇，并能够在像中信基金会这样优秀的高端智库平台上体现价值。衷心祝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未来越办越好，在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征程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编辑  季节）

2015年，我有幸与中信改革开放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信基金会）结缘。10年来，我有幸多次参加中信基金会的年会和各种研讨会，并参与基金会组织的调研，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增加了知识，也结交了许多挚友，丰富了交流的机会。

参与中信基金会的活动，我更坚定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念与决心。10年来，通过参加在中信集团做调查研究，我的获益颇多。

我搞了一辈子社会科学，最大的体会是毛主席所说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而要搞调查研究最难的是如何进场。以往我对于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国企接触非常少。中信集团是以金融业为主的央企，同时集团内有制造业企业，包括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重工）与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特钢）。加入中信基金会后，我就动起去这两个企业调研的念头。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中信基金会领导的支持和帮助。

中信重工：市场化改革后的涅槃重生

2017年，我首先走进了中信重工。

中信重工原来是洛阳矿山机械厂（以下简称洛矿），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焦裕禄同志曾在该厂担任车间主任。洛阳市建设路上排列着的洛阳轴承厂、第一拖拉机厂和洛阳矿山机械厂，见证了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荣成就与艰难曲折。

过去，洛阳矿山机械厂曾为我国提供了第一批国产的矿山机械，有力地支持了新中国矿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国际竞争中，与其他的国企一样，洛矿在技术、经营管理、人均劳动生产率，甚至观念上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具有明显的差距，影响着企业的竞争力。这些原来计划经济下的“国老大”，变成了市场经济中的“老大难”。洛矿于1993年并入中信集团，更名为中信重型机械公司。但受体制和环境所制，中信重工曾陷入资不抵债地步，20世纪90年代后期被国家经贸委定为重点脱困企业。

面临企业的生死存亡，中信重工领导班子意识到，唯一的出路是改革。公司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改革用工制度，推行定编定员、下岗分流、减员7000余人，实现减员增效；实行全员聘用制，职工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工资能升能降；实施债转股，减轻债务负担，改善资产结构，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确定了“主业突出、主体精干、经营规模和效益领先，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现代化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2004年，中信重工实现扭亏为盈。2005年，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中信重工先后投入39亿元进行生产能力改造，以建成世界上最大的18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为标志，使重型冶铸、重型锻造、重型热处理、重铸铁业、重型清理、重型铆焊、重型机加工在内的制造能力达到了全球先进的高端配置。 

遵照党中央关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指示，中信重工把自主研发作为企业立足之本，从2005年起，每年将销售收入的5%—7%投入研发，建立了工程技术、产品技术、工艺技术三位一体的技术研发中心，打造了一支包括海外研发基地、多名外籍专家在内的高素质创新团队。在全企业员工中，技术人员由原来仅占十分之一上升到近三分之一，研发人员的比重已接近一线工人。同时，鼓励一线工人参与创新，实施“金蓝领工程”，在生产操作工人中设立“大工匠”制度，支持“大工匠”设立工作室，带领一线工人在工艺技术上攻关创新。一支由高层次技术研发人才、国际化营销服务人才和高技能生产工人构成的复合型创新人才队伍在中信重工形成，成为支撑中信重工向创新型企业转型的骨干力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信重工进一步推进由制造企业向高新技术企业转型；由主机供应商向成套服务商转型；由本土化企业向国际化企业转型，形成了年产千万吨级超深矿建井提升装备、特大选矿工艺技术设备、低温介质余热发电、变频控制传动设备、矿用特种机器人等30余项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占到95%，成为国家级创新型企业。根据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链中制造环节附加值最低、研发设计和市场服务两端附加值最高的情况，中信重工从单一制造向“研发设计、核心制造、变频传动、智能控制、产品全生命周期成套服务”的经营模式转变，在全球重机行业成为唯一一家具有全产业链产品制造能力的企业。

中信重工通过改革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运行机制：一是坚持党委集体决策制度；二是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的章程规定行使决策程序；三是执行集团报批制度；四是坚持职工代表大会民主决策制度，把坚持党的领导、在企业内充分发扬民主和现代的企业治理方式有机结合起来，在“职责明确、责权对等、权利清晰、奖罚分明”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基础上，把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与利益激励加以融合，激发了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作为大型骨干国有企业，从洛矿到中信重工，走过了60多年的奋斗历程，既经历了火红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也经历了改革开放过程中观念转型、体制转型、经营方式转型的阵痛期，如今正在创造和积累条件，努力把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对于国企的改革发展，中信重工有着深刻体会：

对国企来说，适应市场化的改革、建设现代企业的道路十分艰难，经历的痛苦刻骨铭心。但面对市场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面对核心技术被西方国家垄断的局面，要想不被时代所淘汰，只有坚决改革、自觉创新才能生存，才有条件做强做优做大，才谈得上承担起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使命，才能带领国企职工走上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之路。

中信特钢：创新成就高质量发展

2023年，在中信基金会领导的支持下，我又走进中信特钢调研。

30年前，作为乡镇企业的江阴钢厂与中信集团旗下中信泰富集团合资，走上发展特殊钢的道路。而今，中信特钢已成为年产量三千万吨、全球特殊钢材产量最大、涵盖品种最全、产品类别最多、创造了多个特钢之最的精品特殊钢生产基地，为我国经济、科工、军工、航空航天、交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信特钢的前身是江阴县要塞人民公社农具厂。20世纪70年代，根据地方政府要求，江阴钢厂成立。1993年，江阴钢厂与中信泰富合资，建立兴澄钢铁有限公司，由中信泰富注资，建起新厂房和高炉，具备了炼铁、炼钢、精炼、轧材完整的产业链。根据我国钢铁业规模迅速扩张，低端产能过剩，特钢行业主要由发达国家垄断，高端特钢依赖进口的局面，和地处江阴的区位及运输条件，公司领导班子决定走以技术和质量取胜，发展耐高温、高速、高腐蚀特殊钢材的道路，提出用三个五年实现“普转优，优转特，特转精”，并再用三个五年发展成世界最具竞争力特钢企业的目标。由此，“兴澄钢铁”更名为“兴澄特钢”。

合资后，企业从德国引进一条炼钢、精炼、连铸、连轧四位一体，普特钢兼顾的生产线。因缺乏管理软件，董事会拟请美国特钢巨头铁姆肯共同管理，但铁姆肯不仅开出天价，而且要控股兴澄特钢。这激发起兴澄特钢人强烈的自力更生意识，决心自行对该生产线进行攻关，奋战数月，终于攻克了该生产线的工艺技术质量关，实现炼钢、精炼、连铸、连轧四位一体的生产流程一次成功。

攻关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发现该套设备的60万吨产能中，20万吨是国内过剩的型钢，而在生产40万吨不同规格棒材时，因要更换使用180和300两种规格方坯而制约了产能。兴澄特钢再一次攻关，只采用300方坯，通过增减轧机满足所有规格的棒材生产，使该生产线产能从60万吨提高到100万吨，产品精度、质量大幅提高，成本降低30%-40%。过去人们认为连铸工艺不能生产轴承钢。兴澄特钢再次攻关，1998年生产出符合国家标准和用户需求的轴承钢。更重要的是，连续攻关使兴澄特钢人实现了思想大解放：不迷信洋人和进口设备，把企业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从实际出发，为追求更高的质量与效益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根据国际发展形势，兴澄特钢将高均匀化、高纯净度、易切屑、非调质钢作为开发方向，每年确定十个难题进行攻关，连续实现工艺创新，开发多个系列特殊钢种，轴承钢的质量和产量、高压锅炉合金管坯和高性能合金弹簧钢在技术和质量上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到2000年，兴澄13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名列全国特钢行业第一；锚链钢、高性能弹簧钢、高性能齿轮钢列入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填补了国内出口空白。

从1998年到2002年，兴澄钢铁靠过硬的产品质量实现了从优钢向特钢的转移，挤进了国际高端市场。高端轴承钢是最难冶炼的特种钢之一，过去长期被发达国家所垄断。兴澄特钢采用“真空脱气+连铸”工艺生产高端轴承用钢，其“连铸工艺”写入国家标准《高碳铬轴承钢》2002版，并为世界前八大轴承制造商提供轴承钢。现在，法国、德国的高铁轴承，中国进口的高铁轴承，使用的都是兴澄特钢的轴承钢。30年来，中信特钢始终坚持每年淘汰10%的低端低效产品，每年开发10%的高端高效产品，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也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下游产业的发展。

从兴澄特钢到中信特钢，通过“夯实自身、并购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的内生+外延式发展策略，15年收购了９家关联企业的整体或部分股权，做到了“并购一家、成功一家”，其中最典型的是并购百年老厂冶钢集团。大冶铁厂是清末张之洞创办的汉冶萍煤铁厂矿的组成部分，被称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20世纪50 年代，毛主席两次视察该厂，指示要把这个厂办大办好。80年代，冶钢就因经营管理体制上的拖累陷入困境。90年代，冶钢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但未能改变经营意识和体制机制，导致优钢不优，特钢不特，效益下降，陷入严重的困境。2004年，国外著名特钢企业来冶钢对“人、机、料、法、环”五项打分，竟没有一项及格。同年，中信泰富收购了冶钢集团的钢铁板块，组建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简称冶钢）。兴澄特钢派出精干的新领导班子，成立市场部，首先抓市场变化趋势及本行业政策调整研究，制定销售策略，把原来的生产型企业转变为市场经营型企业；通过实行扁平化管理，理顺运行机制，调动全体员工积极性，企业运营成本大幅下降。2005年初，以为“神舟六号”提供用材为契机，冶钢上下重树为振兴民族工业争光的雄心，打响了重返特钢行业前列的第一仗。冶钢就此走上了“以技术换资源，以调整换增长”的新路，加快了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很快实现了扭亏为盈。

2008年5月，按照国家关于“特钢企业要向集团化、专业化发展”的要求，中信泰富决定成立中信泰富特钢集团，统一运营兴澄特钢、冶钢和当时被并购的石家庄特钢，立志建设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特殊钢企业。集团负责战略、投融资、国贸销售、研发、市场、产品战略、整体计划、市场定位、品牌方向、标准化、信息化、大宗原材料采购、重大人事的决策和管理权。子公司负责本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独立核算。

集团化运作的体制机制更有利于贯彻“诚信、高效、创新、超越”的企业文化，也更有利于统筹集团的资源进行快速高效的新品开发、细致周到的售前售后服务，但也是一场从观念到体制机制的深刻变革。中信特钢集团依靠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建立起集团的统筹协调体制，避免了同质化竞争，使整个集团步入“生产围着经营转，经营围着市场转”和“以销定产，以效定销”的经营模式，使中信特钢在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市场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保持了持续的产销旺势，在领先中拉开了与国内同行的距离。

2017年5月，有60年历史、年产300万吨棒材线材的青岛特钢（简称青钢）因环保搬迁和经营不善陷入严重亏损，青岛市政府与中信集团签署资产划拨和重组合作协议，由中信特钢对青岛特钢行使经营管理权。重组之后，青钢大宗物资采购和销售纳入集团采购中心统一管理，贷款享受集团统一优惠利率，矿石享受集团统一价格，炼焦煤享受集团直采协议价，合金、电极纳入集团统一采购，大幅降低了成本。重组后按品种和区域重整销售队伍。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对标兴澄特钢和冶钢，向管理要效率，深入开展降本增效攻关。三个月后，青钢就扭亏为盈，重新焕发青春。

天津钢管制造有限公司（简称“天管”）是国家“八五”重点项目，年产350万吨薄壁无缝钢管。2008年金融危机后，“天管”连年亏损，2019年资产重组后仍无起色。2021年，中信特钢对“天管”实施并购，派出管理团队进驻天管，着重抓了以下几个方面：调整组织机构，完善流程制度，加强风险防控，堵塞管理漏洞，系统提升管理水平；对管理、技术、操作优秀人才实施薪酬激励机制；对重点市场、客户、品种进行攻关，提升高端、高附加值产品的销量，全面提升质量控制水平；产销研联动，通过满足客户的个性化要求提升客户的满意度；推进集团统一采购、工序降本、工艺优化、仓储物流、设备维保等各环节降低成本；加强技术攻关和新产品开发，在超深井、特殊扣、深海等 “卡脖子”产品上持续突破；投入12.1亿元，推进光伏发电、余热利用、高耗能电机更换，大幅实现节能低碳；加强队伍建设，进行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的全员培训。通过上述措施，“天管”优势产品快速增加，客户满意度持续提高，2022年开始盈利，2023年职工待遇平均增长19%，缴税同比增加95%，极大提高了员工信心。

30年来，以兴澄特钢为起点，中信泰富特钢集团先后并购了冶钢、青岛特钢、华菱锡钢、格拉斯、天津钢管、南京钢铁等企业，整合了铜陵新亚星焦化有限公司、扬州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在特钢领域获得授权专利2000余项，参与形成的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近200个。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项、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获中国工业大奖、全国质量奖、中国专利优秀奖、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等多项荣誉；突破“卡脖子”品种及技术14项，荣获多项国际大奖，特别通过科技创新打破了西方垄断，填补了我国特殊钢的多项空白，每年实现几百万吨特钢的进口替代，出口200万吨特钢，大大降低了特钢的价格。中信特钢已经从引进、仿制性研发向原创性研发转变，轴承钢、桥梁缆索钢等产品性能远超过发达国家，处于世界领跑地位，R6级极限性能系泊链钢填补了世界空白。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持和保障了我国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航空航天、国防和科学事业。

2020年9月，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会长何文波在视察中信特钢之后指出，“中信泰富特钢的经验，主要是长期专注于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关键在长期坚持，没有几个企业能做到”。

调查结束后，我就有撰写关于中信重工和中信泰富特钢的调研报告的愿望，要记录下这两个制造业国企几十年来的跌宕起伏、全体干部职工的奋斗历程，和坚持改革开放所结出的丰硕成果。我看到的是，国企要适应市场化的改革、建设现代企业同样十分艰难，并没有天然的发展优势或激烈市场竞争中的“免死牌”。他们也在市场化改革和激烈的竞争中面对困难，经历的痛苦刻骨铭心。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这些上市的央企，每年必须拿出利润的8%进行分红，因为他们的股份中很大部分是国家的养老基金。这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国企具有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有健全的党组织，依靠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当国门打开和进入市场竞争时，他们经历过煎熬。当深刻地理解只有适应市场经济才能生存，他们就能创造出极致的追求效率的经营模式；当体会到只有打破欧美公司对装备制造业的垄断，才能在经济上不受西方国家的压制与盘剥、在政治上不受制于霸权主义的欺凌，就会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进行改革，以极高的自觉进行技术创新。当然，不只是中信重工和中信特钢这两家企业是这样，他们是新时代中国民族企业的优秀代表。滚滚的发展洪流中，大浪淘沙，淘汰了一批批不适应时代的企业，同样也锤炼出“中国制造”产业链中的每个环节，成就了英雄辈出的企业家和产业工人。

衷心感谢中信基金会为我创造的这种机会！向中国制造的奋斗者致敬！

（编辑  季节）

     2014年8月，中信发展改革研究基金会正式成立，基金会成立后立即组建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我有幸参与了一些会议，在基金会指导的学术刊物《经济导刊》上发表了有关文章，尤其在基金会主办的“中国道路丛书”中组织出版了年度系列智库报告。在我的理解中，中信基金会成立以来要做的重要工作莫过于贯彻“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宗旨，而要理解这个宗旨，必须理解中国崛起推动的世界历史大转型，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的普遍意义。

识别中国思想文化潮流的历史坐标

2008年是世界历史的激荡之年。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引发全球资本主义金融危机，而中国举办奥运会被看作是中国崛起的标志。在中美战略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在经济上支持美国，不仅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同时大量向美国出口物资产品，帮助抑制了美国的通胀，使美国渡过这场危机。而全球经济的增长，更主要的是推动中国经济的赶超和加速发展，尤其推动中国产业体系升级，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化。然而，当美国意识到中国崛起已经具有了挑战美国世界帝国霸权的实力，美国的对华政策即开始进入调整期：究竟是深化“接触”战略，还是转向“遏制”战略；是在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中给中国赋予“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的地位，甚至采取“中美共治”，建构“中美国”，还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新冷战”乃至“文明冲突”的思路；重建西方民主联盟体系，不仅用来对冲或“平衡”中国的崛起，而且将进一步采取“脱钩断链”的制裁措施，将中国排除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外，从根本上抑制中国崛起的可能性，成为美国面临的重大选择。

面对美国对华战略的争论和战略调整，中国在如何回应美国战略调整的问题上，也陷入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这不是简单的如何开展对美外交关系的技术性争论，而是在深层、长远的发展道路上产生的争论。而在中美关系已经从力量对比关系的量变发展到战略对手质变的关键阶段，“韬光养晦”式的战略模糊已经不可能再持续，而必须将这种较量用清晰的战略关系展现出来。若积极回应美国设计的“中美共治”道路，意味着中国必须接受“历史终结”理论，不仅要在经济秩序上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而且在政治秩序上也要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民主”秩序，在政治体制方面接受美国的安排，成为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远东之锚”。反之，中国若希望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甚而主张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那就必然要面对美国对华“遏制”战略乃至由此发起的“新冷战”。

更重要的是，2008年到2012年，正是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层即将换届的关键时期，政治敏感时期，学术思想的交锋极为活跃，各种论坛和学术会议纷纷提出自己的学术思想或主张，试图对新领导层的思想路线产生影响。可以说这个时期中国思想舆论界的争论，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动态。无论是关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间的争论，还是“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争论，无论是在国际领域中国是否结盟的争论，还是围绕“历史终结”和“文明冲突”的争论，无论是大陆政治儒家和海外新儒家的争论，还是形而上学的“情本体”与“仁本体”的争论，甚至儒家思想中“和谐”与“斗争”的争论，都是以自身的学科和学理路径来回应上述思想争论。

从这个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慢慢汇聚成三个基本潮流。其一就是“新自由派”或“自由右派”，主张在“历史终结”论的全球化背景下，以美欧体制为范本，推动中国穿越所谓的“历史三峡”，这种理论主张不仅获得了全球金融资本力量的加持，而且获得中国新兴的商业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支持，而且与主张改革开放的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一时间成为经济政治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主流理论。其二就是“新左派”或“自由左派”，这种理论的总基调就是依据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推动中国崛起，并联合全球南方力量来反对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的霸权体系，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由于“新左派”致力于“批判的武器”，在学术思想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创造力，但在经济社会领域缺乏影响力，尤其精英学术界与草根社会之间缺乏互动的机制，与自由派获得新兴商业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支持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如此，新左派在政治上获得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派的支持。其三就是保守主义思想的兴起，不仅对自由派所依赖的西方现代性理论进行颠覆式的哲学批判，更重要的是直接助力中国传统思想，尤其儒家思想的复兴，其总基调就是将中国经济崛起转化为中国传统文明的复兴。

事实上，从五四运动以来，这三种思想就与中国的发展道路以及对全球秩序的理解想象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这三种思想中，保守主义虽然在理论上对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都构成批判，但在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大趋势下，保守主义思考的不仅是对现代性的批判，而是如何转化为构成现代性方案的有力要素。五四运动以来，保守主义传统首先对传统思想的右翼阐释，尤其将儒家思想阐释为一种私人生活的心性儒家，不仅支撑公共领域的自由民主政治，而且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形成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在这种背景下，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左翼阐释主要集中在法家和墨家思想，从而形成现代中国儒法、儒墨之间的长期论争。改革开放之后，对儒家的理解不仅开辟出政治儒家的阐释道路，而且复兴汉代经学，将儒家思想从海外新儒家的心性伦理学转向政治哲学和政治学。而面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抉择的关键时期，新左派所强调的中国政治主体性与政治儒学所强调的文化自主性结盟，形成了政治与文化的相互支撑，共同抵制摧毁中国政治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的基督教思想传统中的“历史终结论”。一旦自由左派和政治儒学确立了政治主体和文化主体之“体”，那么自由右派所主张的市场经济、法治秩序和民主政治就会作为“用”被吸收到其思想主张中，这就构成了“通三统”这个新的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这不仅构成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开辟新时代的文化思想背景，也构成了中美关系在“关键十年”（2008-2017年）从合作走向竞争的文化思想背景。可以说，这个时代中国的各种思想文化主张在这个政治大坐标下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基于中国道路的中国学派

2008年9月，我结束了在香港的工作回到北大法学院，并在2010年成立了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一方面研究中国崛起所推动建构的国内和国际的政治新秩序；另一方面投入到通识教育中，思考支撑这一政治新秩序的文化新秩序，我将这一新秩序统称为“法秩序”（nomos）。因此，法治研究中心的“法治”的英文名字并不是主流法学家所主张的the rule of law，而是用古典传统中的nomos这个概念。我们在很小的范围内展开研究。对于国内秩序的研究集中在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上，尤其研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国际秩序的研究集中在帝国和国际法问题上，我们推出了“帝国与国际法译丛”。

作为这两项工作的辅助，我们带着一个学生团队系统跟踪中国发展变化的动态和全球发展变化的动态。就中国发展变化的动态，我们持续创办了两份内部动态月刊，一个是《中国发展动态》，每个月都跟踪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各领域的方针政策（早期我们还编辑了《中国法治动态》和《港澳动态》），另一个是《中国思想动态》，追踪中国知识界在公共学术期刊上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思想文化发展的论述和主张。我们每个月都召开一次动态例会，分析每个月中国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公共学术界的讨论，然后确定所要撰写的动态内容。如果有一些重要的主题，我们就会撰写专门的研究报告。用两个概念来概括这两份动态的作用，就是尝试搞明白“中国怎么做”和“中国怎么想”。这些看起来简单的资料整理，恰恰奠定了我们思考中国问题的坚实基础。

正是在面对这些真实的、发生在现实层面的公共政策，我们真正感受到国家崛起的速度和力度，并深刻感受到中国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实践”，已经远远走在了中国思想知识界话语“表达”的前面。比如在中央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与欧洲国家签署了一系列联通欧亚大陆铁路运输的协议，感受到内陆城市重庆的崛起。比如我们注意到残害中国船员的缅甸犯罪分子被引渡到中国审判执行死刑，这个案例所展现的不仅是对刑法学所讲的国家主权暴力的理解，也折射出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由此理解今天处理缅甸“电信诈骗”的手法。我们还注意到围绕城市化的争论，究竟是走大城市化的道路还是推动县域城镇的发展，也关注到西方对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指责，并专门撰写了研究报告。总之，正是面对中国现实生活的飞速变化，我们意识到现有的理论、知识和概念往往无法有效解释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运用新的理论和概念来表述中国的现实，理应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中国发展已深深嵌入到全球发展之中，理解中国发展还必须关注全球的发展变化。为此，我们紧密跟踪欧美重要战略性刊物关于全球问题的讨论，翻译编辑了《全球战略动态》（月刊），并因此创办了“法意”公众号，组织团队翻译欧美公共知识界关于全球战略动态的思考，不仅有全球秩序问题、中美关系问题，而且有关于资本主义以及文明问题的各种思想讨论。在每月动态跟踪的基础上，我们不仅撰写年度报告，而且挑选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战略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这些都是一个智库要做的基本功课。然而，我们始终将自己定位为学术研究机构，既不关心如何去“上折子”，也远离当时各种媒体炒作，集中力量开展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培养学生如何思考中国问题，如何收集资料，如何撰写研究报告。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当孔丹先生组织成立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时，我们很自然走到了一起，因为“探寻中国道路，建构中国学派”是我们共同的理念。孔丹先生年轻的时候曾在陕北插队，所以我一开口说话，他就听出陕北的土味。后来，他参与到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高层决策。而真正让他大显身手的是带领中信集团利用香港的平台在国际商业领域纵横捭阖，将中信集团打造为立足国内、面向世界的大型国际化央企。

利用港澳“一国两制”的优势，推动国企走向世界，成长为国际化的新型现代企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高层的重要战略举措。中国刚刚对外开放时，熟悉市场经济规律、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少之又少，中央一边让荣毅仁、王光英这样老一辈民族企业家重新披挂上阵，一边着手培养新型的国际化企业家，其中有不少都属于“红二代”。他们充分利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机会，成功地推动大批中国央企成长为全球性的国际化企业。然而，就在中美关系进入实质性变革的关键时期，他们中间也开始出现思想分化。有些人主张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进而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化，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希望运用所掌握的政经资源，利用私有化和民主化的机会将国有企业“化公为私”，摇身一变为类似苏联解体之后的财团寡头。有些人则坚定不移主张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当他们退休时，就意味着他们要随时准备退出一手经营发展起来的巨型央企，过普通人的退休生活。这两种抉择无疑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孔丹先生始终将自己看作是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是党的培养和安排他才有机会执掌如此大型的企业，而不是他个人的才能靠创业做出这么大的企业。因此，他从来没有生出“化公为私”的贪念。他在退休后出版的回忆录中，深情回忆了自己成长经历中党和国家对他的培养，而回忆录取名为《难得本色任天然》，就是强调自己作为共产党人“本色”，随时接受党组织安排的任何工作。

正是基于自己人生经历的感悟，尤其在这个关键抉择时期所切身经历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争论，使孔丹先生意识到要解决这个道路抉择和个人抉择的根本问题，必须要在学理上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讲清楚，讲清楚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前苏联的传统计划经济道路，也不能学苏联向美国转轨的自由化道路，而必须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我们当今倡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因此，孔丹先生始终强调我们不是“左派”，也不能成为单纯的“左派”，而要坚持实事求是，探寻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他甚至生动地把我们定义为“实事求是派”或“中国道路派”。因此，从基金会和研究院成立起，孔丹先生就将基于中国立场的学术研究作为重点。他一直强调没有扎实的、前瞻性的学术研究，为“上折子”而撰写的智库报告有可能会误导决策。为此，孔丹先生亲自筹划组织编辑学术丛书，并将丛书确定为“中国道路丛书”。在这套丛书的组织中，我提出将我们团队撰写年度报告出版，立刻获得了孔丹先生的支持。那个时候，我们撰写的各种年度报告差不多有20多册，包括“中国发展动态”“中国思想动态”“中国法治动态”“全球战略动态”等。

从商业的角度看，出版这些动态报告必然是赔钱的。一方面我们的动态报告是在每月动态的基础上，每年撰写一个五六万字的总报告，而动态基本上是对各种政策的资料梳理。每一本书就类似“年鉴”这样备用的工具书。另一方面，我们大约在2016年才开始讨论出版，出版的都是好多年前的报告，相当于整理出版历史资料，而且还不是一两本，而是很多本。尽管面对出版的商业市场压力，孔总还是非常支持，认为这项基础性资料整理生动地记录了中国道路的踪迹，为中国学派的研究提供基础性素材。季红老师专门组建了一个编辑团队启动了这个出版项目，并在“中国道路丛书”中专门开辟了“智库报告”这样一个类别。这个时候，《中国思想动态》所记录的各种争论显然已不适合出版。最后，我们把精力放在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发展动态上，几年来，季红老师和我们共同努力，编辑出版了《新时代：中国道路的延伸与使命(2012)》、《新开局：中国制度的变革与巩固（2013）》、《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2014）》、《新模式：走向共享共治的多元治理(2015)》、《新征程：迈向现代化的国家治理(2016)》和《新动能:再造国家治理能力（2017）》。这六本报告生动地记录了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国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国家发展战略，只要浏览国家发展战略的走向就会明白，中国已不可避免地按照自己的发展轨道向前发展，由此中美两个国家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时候必然会从合作转向竞争。这不是由个人意志或情感好恶决定的，而是由事物发展的内在法则决定的。

我的专业领域并不是哲学思想史，也不是做专门国际问题研究。在十九大召开之后，我撰写的《哲学与历史：从十九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时代”》和特朗普对华发起贸易战时就撰写的《中美“关键十年”：新罗马帝国与新的伟大斗争》等评论文章，之所以引发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归功于长期关注中国发展动态、中国思想动态和全球发展动态，这些日常跟踪所获得的现实感和历史感，有助于我们摆脱一些既定概念和理论束缚，从历史发展的现实趋势看待发展进程，从而获得一个相对准确的把握和判断。

由于出版资金的压力，我们不得不压缩出版项目，将2012-2017年的法治动态压缩为《全面依法治国新战略》一本书出版，并将十九大以来几年中国发展动态压缩为一本出版《大变局：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直到2021年，我们才将本年度的中国发展动态进行理论加工，出版了《百年新路：新时代中国治理的行动路线》。至此，我们的中国发展动态差不多可以每年出版一本。

我们在组织出版动态项目时期，香港正处于“占中”运动以来的不稳定状态，为了让内地人更深入理解香港问题，我申请了中信基金会的项目支持，专门组织团队协助刘兆佳先生翻译并编辑了三卷本的文集《香港人的政治心态》《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治》《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放在“中国道路丛书”中出版。由于孔丹先生曾经长期在香港工作，格外关心香港问题，对我的这个计划特别上心，几次邀请刘兆佳先生和邵善波先生等到北京讨论香港问题。无论是动态项目编辑出版，还是刘兆佳先生著作的出版，季红社长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很多稿件都是她反复斟酌修订，包括书名也都是她亲自策划敲定，由于长期加班加点看稿子，她的眼睛受到很大影响。但即使在医院做手术治疗期间，她还多次给我打电话，讨论书稿的修改和出版事宜。

中国道路：革命与全球化的接力

正是在孔丹先生和季红女士的支持下，我们的合作除了动态项目的出版，还增加了组织翻译。我们以“法意”公共号的名义组织了一个翻译团队，与中信出版社合作翻译一些重要著作，包括《美国陷阱》《隐秘战争》《芯片陷阱》《中国式创新》和《资本与意识形态》（漫画版）等。值得一提的是翻译《美国陷阱》一书。

在中美贸易战刚刚打响的时候，美国授意加拿大扣押孟晚舟女士。我们非常关注相关的动态和进展。因此我撰写了关于美国“长臂管辖”的相关文章并将其与美国的世界帝国建构联系在一起，而当时国内法学界几乎还没有人关注这个问题。期间我注意到一个信息，就是法国企业家皮耶鲁齐也遭遇了类似孟晚舟的境况，他专门写了一本自己亲历的书来揭露美国如何利用长臂管辖吞并法国企业。我立刻组织“法意”团队孔元博士等人把书翻译出来，在“法意”公众号上率先刊登，引起广泛转发。这时，中信出版社已经购买了这本书的版权，看到“法意”推送的译文后，就直接采用了“法意”团队的译稿，推出了《美国陷阱》的中译本。这本书影响巨大，让大家清晰地意识到全球商业领域不仅仅有商业陷阱，更重要的是存在将商业、法律、情报和军事交织在一起编织的“美国陷阱”。这本书让中国人认识到“孟晚舟事件”不仅是她个人的遭遇或华为一个企业的遭遇，而是所有中国企业面临的遭遇，也是整个国家面临的遭遇，由此孟晚舟事件也就上升为中美博弈中国家必须出面解决的政治问题。皮耶鲁齐在来中国的访问中就直言不讳指出，他之所以经历这样的遭遇并导致公司被美国吞并，是因为法国政府未能出手解救。其实，不是法国政府不愿意出手解救，而是法国政府没有意志和能力对抗“美国陷阱”。

经历孟晚舟事件之后，中国人开始从全球商业经济的逻辑深入到商业底层的政治军事逻辑，普遍意识到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绝不能处于“裸奔”状态，而必须依赖法律的乃至政治军事的保护。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国际化在推动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必须伴随着推动中国在政治、法律和军事上的崛起，中国的涉外法治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也将孕育而生。在这种背景下，大家才理解民族企业家为什么爱国，他们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样理解为什么在是否支持华为产品问题上，尤其在华为手机和苹果手机的比较中，网上一些人会吵得失去理智。因此，在网上围绕爱国的争论基本上是围绕中美关系的争论同频共振，而对世界上任何事件的争论也是以美国为坐标划分派别，而这个认知倾向又与普通人的利益直接相关。新冠病毒疫情后的全球经济不景气，唯有美国和中国经济保持增长，美国靠的是技术创新和全球霸权，而中国靠的就是中国制造业在产业链中不断攀升的底气，尤其这两年“新三样”在全球销售的上升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在分享着经济增长的红利。

中美贸易战让人们看到列国竞争的政治经济逻辑依然存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依然存在，只不过是以产业链、全球货币和长臂管辖的形式展现出来，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等等已经被人们遗忘的学术概念，又具有了鲜活的现实内涵，以至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革命话语、斗争话语乃至全球性的农村包围城市等话题，又具有真实的现实性。启蒙失去指向，革命无法告别。这意味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崛起乃是二十世纪的继续，是完成二十世纪未竟的革命事业。革命与全球化并不矛盾，而会成为相互促进的接替力量。全球化无疑会引发革命，革命就是在追问“谁的全球化”，资本经济的全球化还是人民大众的全球化，西方的全球化还是中国的全球化，每一次对全球化的追问，都会为更深层、更合理的全球化奠定基础。因此，中国崛起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

中国道路是在没有人走的路上开辟出的新路，中国学派无疑要追踪阐释中国道路，尤其阐明其中普遍的道理和学理，这些道理和学理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编辑  季节）

股票市场要成为经济全球化群雄逐鹿中的“大国重器”，就必须具有超凡脱俗的核心竞争力（续）

三是规模与效率的关系。股票市场必须具有一定规模才能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但这并不是说，股票市场的规模越大越好，衡量股票市场规模合理与否的最基本标志是看市场的供求关系是否合理，市场本身能不能产生规模效应与竞争效率，能不能促进产业升级与科技进步，从而给国民经济提供强大助力。如果股票市场不能做高做强，而只是长宽长胖，就必然损害股市本身的内在机理，进而会大大降低市场效率。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股票市场，必须是价值化的市场。价值化就是市场的参与各方都感到股票市场有参与价值与投入价值。价值化既是股票市场法治化与市场化的逻辑结果，又反过来成为检验股票市场法治化与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标尺。如果市场的法治化与市场化程度比较高，那么股票市场的走势就必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理念与发展趋势相一致，市场本身也会内在地产生一种资金不请自来的客观机制；反之，如果股票市场法治化与市场化的发展支离破碎，那么股票市场的走势就会变形、变异甚至变态，在这种情况下，股票市场的向心力就会大大削弱，离心力也会大大增强。

对于投资者而言，股票市场价值化的基本含义是能够获取丰厚的投资回报。股票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流动与股权让渡最便捷也最公正的场所，任何人在任何交易时间都可以买卖任何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场的便捷性、市场的公信力、市场的多元化，是投资者进入市场并争取尽可能多的投资回报的动力源泉。这种投资回报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有众多的优质上市公司可供选择，如果上市公司“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绩劣”，或者是欺诈上市让投资者踩了大雷，那投资者不但不能获取相应的投资回报，而且还可能血本无归。

在健康的股票市场上，投资者的投资回报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因股票价格上涨而获取的风险收益，或是上市公司因良好的经营业绩给投资者的利润分红。但这并不是说，只要上市公司分红，投资者就一定会取得正收益。在市场环境不健康或者市场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分红也可能变成负收益，甚至还可能比不上储蓄收益。如果有100元存入银行，年息3%，那么到期后储蓄存款将变成103元；如果投资者股票的价格也是100元，每股分红3元，因为分红要除息，所以分红后股票价格就变成了97元，加上分红的3元，投资者手中的市值仍然是100元，并没有从股票分红中得到任何好处。再加上股票分红的税收政策，如果分红后一个月内抛售股票，要交20%的红利税，一个月后一年内抛售股票，要交10%的红利税，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不但不能从公司分红中得到任何好处，而且还要倒贴，这就使本来应该成为利好的分红制度在现实中变为利空，市场对高分红企业的股票不但不会趋之若鹜，而且还会退避三舍。除非出现填权效应，否则分红越多，贴权效应越明显，投资者的损失也会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强制性分红制度的推出应当慎之又慎，必须有相应的改革措施与之配套，并且要与时俱进地对相关政策加以完善。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股票市场价值化的基本含义是能够通过股票市场跻身优秀企业之列。好的企业上市是为了寻求发展，差的企业上市是为了减持套现。一个好的上市公司应该具备两大条件：让投资者有信心，让企业有前景。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心越强，公司发展的路径越好，股票就会越受追捧，这又会反过来提升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场的公信力与辐射力。对于有长远追求的企业来说，能够从普通企业变为上市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金字招牌，股票价格日新月异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无形广告，能够使有前景的上市公司脱颖而出。

在这方面，成熟市场的上市公司最为关注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充分利用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与兼并机制实现跨越式发展；二是始终注意公司股票的市值管理，通过回购并注销股票提升公司股票的内在含量并给投资者以高额的分红回报。2022年，美国股市的上市公司累计回购注销了1.26万亿美元的股票，给投资者分红7780亿美元，而融资额只有207.9亿美元，回购与分红的金额是融资额的近百倍，这是美国股市健康发展、迭创新高的最重要的微观基础。而在中国股市，很多上市公司舍不得现金分红，却热衷于高比例送股，股本这种稀缺资源被无度挥霍。10送10股，意味着每股的含金量降低50%，长期无度地大比例送股，不断稀释了公司的股票利润，这是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日益低下、增长潜力不断枯竭的一个重要因素。高比例送股除了制造“金融幻觉”，对于公司与投资者来说都很难带来实际好处。

在熊市的环境中，没有填权效应的大比例送股往往成了投资者亏损累累的巨大陷阱。即使在近年来也出现了较多的股票回购案例，但回购的股票基本被用于对公司员工的股权激励，这实际上是用全体股东的钱来奖励公司部分员工。回购的股票鲜有注销，因而并不能提高股票的内在含量，也不能给投资者带来合理、现实与有吸引力的短期与长期收益。

对于宏观层面而言，股票市场价值化的基本含义是股票市场能够成为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持续推动力与核心推动力。股市有明晰的资源配置功能，股市有丰富的财富释放功能，股市有显著的产业升级功能，这是股票市场价值化的宏观要求与社会渴求。给社会经济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既推动投资又拉动消费，既有效利用资源又促进科技进步，使经济运行与发展能够与时俱进地跃上新台阶，是国家发展与创新股票市场的根本目的所在。一个健康的股票市场一定以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为主导，而不能以酱香型企业为发展龙头。酒类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的品类越多，规模越大，价格越高，市场就会越畸形发展，这不但无助于整体的产业升级与科技进步，反而会出现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的价格互促，从而大大提高现实社会的消费品价格，其结果，就既不利于生产也不利于消费，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也会出现消极的负面互动。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钥匙是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不把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与股市的结构调整有机地衔接起来，股票市场的发展就很可能误入歧途。

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建设高水平的思想库和智库，是党中央对中国学术界的一贯要求。党的十七大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和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智库发展和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明确的战略要求。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出重要批示，强调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引导各类智库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为中央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独树一帜的中信基金会

应运而生的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是中国实业界为国出力、为国献计的一个重要创举和成功尝试。10年来，中信基金会在孔丹理事长的正确领导下，在基金会工作班子的高效组织协调下，广纳英才，广聚群贤，团结凝聚国内一大批术业有专攻的有识之士，在智库发展和运行实践中独辟蹊径、独具特色、独树一帜，成功走出了一条企业办智库、社会办智库的道路，成为中国式思想库发展的一面旗帜。

10年来，中信基金会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智库活动有声有色，智库作用不可或缺，专家队伍不断优化壮大，网络协作持续完备，在一些重大问题研究、重要决策咨询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信基金会坚守舆论阵地，敢于亮剑，提出立足中国、研究中国、治中国之学、发中国声音的学术主张，为建构中国学派鼓与呼，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站台助威。

别具特色的中信基金会

作为中信基金会10年成长历程的亲历者、参与者、观察者，我在参加基金会组织的一些学术活动中有幸结识了不少智者和有胆有识有谋之士，深感受益良多。中信基金会在智库研究、建言献策、学术涵养、国际交流、舆论影响和人才培育等方面别具特色，为新时代中国智库建设和发展大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新型智库的一面旗帜。

一、中信基金会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和突出特色。

与那些体制内“高大上”的智库主力军相比，孔丹理事长自谦称中信基金会只是“偏师”。但据我观察，在国内近些年兴起的智库热潮中，中信基金会无论是组织方式、成功产出和成果报送等方面还是颇具特色的，自身定位和作用发挥都名副其实。比较举例如下：（一）与多数学院派的智库相比，中信基金会具有实践性、务实性、应用性强的优势与特色。（二）与建制化的智库相比，中信基金会具有灵活性和通用性的比较优势和特色。基金会实行平台化、扁平化组织管理，打通了建制型智库的“封闭和界限隔离”，发挥了多学科、跨学科、人才多样等比较优势。（三）与一些表面上活跃的智库相比，中信基金会求真、求实、求是，谨言慎行，不虚谈、不偏激、不妄言，称得上是“用得上、靠得住、信得过”的中国式新型智库的成功范例。

二、基金会坚持围绕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

孔丹理事长一直强调，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基金会在研究课题选题方面从不为立项而选题，强调学以致用，知行合一。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基金会积极发挥所联系专家的专长，发挥自身优势，聚焦应该研究、能够承担的真问题，群策群力真研究问题。10年来，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产业政策、区域化城市建设、中国之治、中国式民主、香港治理等问题，深入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应急性研究，推出一批现实性强、公信度高、影响力大的创新性观点和决策研究成果，为党中央决策咨询提供了高质量的智库信息成果服务。

三、基金会团结凝聚了一批有情怀、有担当的仁人志士。

10年中，我多次参与基金会组织的学术活动，回顾与中信基金会10年成长发展的历程，感慨万千。基金会身居一隅，但心怀国之大者，坚持学术与实践相结合，官产学研相贯通，努力做到思国之大计、谋国之大策、守国之大要。

4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世所罕见的伟大奇迹。经历了这些年，我发现，在国人中间有一个观念能取得普遍共识，那就是：一个企业发展壮大靠的是优秀的掌门人。现如今，经过10多年中国“智库热”，我们发现，一个智库创建和发展同样离不开优秀的掌舵人。值此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10周年之际，为表达对中信基金会的嘉许和期待，为致敬中信集团原董事长、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孔丹理事长，特赋诗一首：

赤子丹心颂

——值“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10周年”之际

青年豪气冲云天，

砥砺磨难走延安。

实业报国战商海，

商战博弈辩忠奸。

拨乱反正亮光大，

信义至诚中信援。

商场掌舵搏风浪，

挥斥方遒智谋远。

万丈华尊平地起，

披荆斩棘布新篇。

昔日孟尝宴宾客，

今日学士笑开颜。

煮茶论道激思想，

海阔天空中道元。

直面病灶把脉诊，

实事求是进良言。

大气磅礴观乱世，

识文断字察倪端。

衷心坦荡为国是，

釜底抽薪固本源。

胸怀大业勤求索，

知行合一过吕端。

顶天立地踏江湖，

老骥伏枥亮锋剑。

中兴大业忠良将，

赤子丹心报青天。

任凭角色多变换。

难得本色任天然。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此，我借用俄罗斯一句谚语“船大航程远”，衷心祝愿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在孔丹理事长的掌舵下航程远大、行稳致远、取得更大丰收，结出累累硕果。

2024年是令人振奋的一年。我们欢庆新中国成立75周年，见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也迎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10周年。

在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推动、中信集团党委支持下，经国务院批准，2014年8月，中信基金会创建成立了，成为第一家由中央企业主管的智库型基金会。

中信基金会的诞生是时代的需要。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和国家不断开创新的发展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充满风险挑战，需要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

中信基金会的诞生是使命的驱使。自1979年成立以来，中信集团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在改革开放的试点中，秉持邓小平同志对中信题词“勇于创新 多作贡献”的精神，在诸多业务领域进行开创性的探索，成为国内一些行业的创建者和市场引领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不负使命，切实承担起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走进新时代，中央对中信集团提出更高的要求，要率先探索央企承担政治责任。中信基金会就是肩负这样的使命应运而生，直面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挑战，建立平台，团结民间健康力量，深入开展社会科学跨领域研究，组织正面发声，投入理论斗争与舆论斗争。

十年努力，十年发展。我和中信基金会的许多同志多是经济管理出身，对于如何办好高端智库，其探索过程真是“摸着石头过河”。2014年3月，中信基金会还在筹备阶段，中信集团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推动下，以中信集团主管的经济类学术期刊《经济导刊》为抓手，指导其改版，组织专家学者围绕中国道路、制度等方面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并发表成果，建立起前沿思想库阵地。同年8月，中信基金会正式成立，我们迅速聚集政、商、研、学各界的一批实践经验丰富、学养水平较高的专家学者，并着力培养有志青年，形成一支跨学科、跨领域、跨年龄的专兼职结合的队伍。试行“开门办智库”的方法，中信基金会起步阶段专家学者不过50人，现在基金会专家库已壮大至近500人。我们探索出一条以价值观为基础、以课题研究项目为纽带、以研究质量定报酬的人才管理与激励机制，创新性地建立了一套能够打破领域限制、突破学科壁垒、融通年龄层级，开拓发展新型智库的机制，使我们的队伍不仅具有凝聚力，更具备战斗力，能够承接国家高端智库课题、完成国家决策部门交办的任务。为发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十年耕耘，十年收获。中信基金会秉承“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的宗旨，突出研究问题和认识问题的“三真”学风，即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真解决问题，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社会科学各领域研究。

2017年9月，中信基金会成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后，明确主攻方向，加强对国有企业和其他各类企业、国民经济、国家战略相关理论研究，不断深耕在经济发展、国企改革、科技创新、金融发展、乡村振兴、国际战略、国家安全和涉港、涉台、涉疆、涉藏等研究领域，取得一批具有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多次获得中央领导同志肯定。2021年，中信基金会被民政部评为“全国先进社会组织”；同年入选由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评定的中国智库特色案例。

毛泽东主席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词中有“偏师借重黄公略”之句，创建初期，我曾提出希望中信基金会在中国改革发展的研究和智库服务中能够起到一支“偏师”作用。历经十年奋斗，今天的中信基金会已成为研究问题的平台、建言献策的渠道、正面发声的窗口、对外交往的桥梁和凝聚人才的阵地，我为中信基金会所发挥的社会智库独特作用感到自豪。

中信基金会走到今天，依靠的是这支心怀国之大者并勇于承担重任的专家队伍。十年成绩，最应该致敬的是中信基金会每一位参与其中的奋斗者！为了记录这十年的发展历程，展示专家们开拓创新、勤勉奋发的风貌，中信基金会在成立十周年之际，组织了“我与中信基金会”征文。

我认真拜读了每一位专家撰写的文稿。每一位专家的角度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是以真实的感受表达真切的体会，饱含对中信基金会真挚的情感，诚恳地给中信基金会鼓励和期望，篇篇皆是肺腑之言、用心之作。令我感动的是，各位专家高度认同中信基金会的宗旨与学风，多位专家提及“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看问题不要先预设立场，要实事求是，做出真正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判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等我们所尊崇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称赞中信基金会是“用得上、靠得住、信得过”的中国式新型智库的范例，我既受到鼓舞，也感到压力。我们距离中央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要求还存在相当差距，要在规范化、制度化、专业化的方向上更加努力。

在这里，我代表中信基金会衷心感谢全体专家为中信基金会付出的心血、做出的贡献。我也在思考，中信基金会怎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专家，为专家们提供更多的研究机会、研究资源与研究支持。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的任务艰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需要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奋斗！这是一个需要人人贡献力量、有所作为的时代。我热切地期盼，下一个十年，各位专家仍能与中信基金会一路同行，继续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马凯同志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十周年赋诗一首：

十年树木已成林，

硕果繁花赖根深。

任尔东西风南北，

唯真求是自长吟。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滕文生题词：

祝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十周年！十年研究，厥功为懋。望百尺竿头，更树鸿绩！奉上一联，以表贺忱，并与孔丹同志及基金会同志共勉：

实心听纳，广收明目达聪之益；

忠荩献陈，俶建为民奉国之功。

滕文生

二零二四年八月

这是对我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全体成员的高度肯定和殷切期望，我们将不辱使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砥砺前行！

今年8月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成立10周年，这十年也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后取得辉煌成就的十年。可以说，十年来，基金会以及基金会建立的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广泛汇聚了新时代发展倾心尽力的有识之士，建立起来自政产学研的咨询委员和青年学会会员两支学者队伍，发挥出“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做致用之学问、建中国之学派”的作用，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界和高端智库领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十年来，我有幸参与到基金会的许多活动中，既受益匪浅，也感慨良多，在此谈三点深刻感受。

广纳人才，发挥众长

党的十八大以后，由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和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治国理政都遇到了许多新变化、新问题，既需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加强实践探索和理论认识，也迫切需要登高望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协调好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发展与安全关系、城乡关系、央地关系、改革开放与社会稳定关系，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解决的打通堵点、解决难点的反腐防腐、供给侧改革、脱贫攻坚、防范金融风险、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战略性问题。于是，政产学研各界的各层级、各种智库应运而生，一时遍地开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这个由特大型国有企业成立的高端综合性民间智库，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

从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中信基金会的特点和独有优势：中信基金会是一个跨地区、跨行业、跨学科的智库。一是参与成员真正是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区；二是跨行业，广纳人才，咨询专家和会员来自党政部门、企业、科研单位和高校，以及来自社会各阶层，可谓不拘一格，唯才是用；三是年龄结构跨度大，既有退休的领导干部、企业家、科研人员和教师，也有在职的党政干部、企业家、科研人员和教师，还有在校博士生，可谓老中青“三结合”，发挥各个年龄段的优势和所长；四是学科跨度大，“基金会研究院”下设7个学部，分别为：文史哲学部、经济学和管理学学部、社会学学部、政治学学部、法学学部、传播与新闻学学部、战略和国际学学部。还专门设立了青年学会和博士学术促进会，接纳青年学者参加进来，两者成立初期即有成员近150人；为了培养和鼓励博士研究生更好更快成长，还设立了优秀博士生奖金。据我观察，基金会的咨询专家上至“30后”，下至“90后”，其中以“50后”“60后”“70后”“80后”居多，在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上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和后继有人。

基金会的上述组织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它打破了现在许多智库所受的地域限制、行业或专业限制、机构限制以及在职限制，既能够站在实践和理论的前沿，又能够自由组合、灵活安排时间，使各种人才在基金会可以充分发挥各自所长，分工合作、各得其所。

实事求是，建言献策

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提倡“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拿出真见解”的“三真”学风。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之时就明确了自己的宗旨、目标和任务。那就是：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战略思想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为基础，立足具体国情，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积极配合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和部署，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等深入开展研究，正确引导学术思想和研究方向。

中信基金会的定位非常明确，那就是：紧密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强化问题导向意识，发挥咨政建言作用。与此同时，还提出了要发扬“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拿出真见解”的“三真”学风。

十年来，就我所知和参与的科研活动来看，确实严格遵循了上述宗旨、落实了定位、体现了“三真”学风。每个阶段，都针对党、政府、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及时召开研讨会、发布招标课题、形成内部报告和公开发表的论著。

在参与研讨交流活动和承接研究课题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在研究问题、提出建议时，基金会都要求吃透中央精神，准确把握研究的政治性和政策性，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有什么影响、怎么办”的问题。要求课题组要脚踏实地，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掌握一手材料，避免“想当然”。对于一些长期性的重大问题，提倡做好长期跟踪，积累经验，久久为功。中信基金会将主业始终围绕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重大问题和难题，开展理论和对策研究，大的如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问题，具体的如经济形势、金融安全、依法治国、收入分配、农村土地流转、医疗改革、股市问题、新型举国体制，等等。

例如：针对新时代以来如何通过深化改革，使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基金会多次举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设立了“以国企混改适应与引领经济新常态”“国有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功能与作用研究”“中国‘举国体制’形成演变研究”等课题；还与国资委合作，开展《当前国有经济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国有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使命》等重大项目研究，对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发挥了重要建言献策作用。

打破研究壁垒，构建中国学派

作为特大型国有企业成立的高端综合性民间智库，中信基金会成立十年来，可以说很好地履行了“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的宗旨，充分发挥了“研究问题的平台、正面发声的窗口、建言献策的渠道、对外交往的桥梁、凝聚健康力量的阵地”等功能，形成了一支跨学科、高水平、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学术人才队伍和独特的运行机制。按照孔丹理事长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成立时的话来说，中信基金会作为一个民间智库，相对于党和政府以及体制内的智库作为“主力军”，我们要发挥好“偏师”的作用，与主力军配合好，甚至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还要冲锋在前。

中信基金会从成立之日起就志存高远，在积极为党和国家治国理政和解决重大问题建言献策的同时，还努力在重大理论问题和学术话语体系方面进行探讨，为推动“中国学派”的发展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季红社长和高梁总编辑在编辑学术期刊《经济导刊》时组织发表很多重要学术文章，并建立《导刊内参》，为建言献策开辟内部报告渠道。基金会推动的这些工作都要求成员要“站位高、格局大、视野广、思路新、措施实”。

中信基金会还经常性地召集学术活动，“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开展国际交流，提升中国理论界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例如中信基金会成立不久，即于2014年11月中旬，邀请《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访华，并举办“公平和发展—资本与人本”论坛，并由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这本著作，当时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2015年10月31日，基金会与中信出版集团共同主办、《经济导刊》协办“2015京城国际论坛——世界秩序与中国角色”，并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世界秩序问题进行主旨演讲及高端对话。

又如中信基金会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2015年11月6-7日，与全国政协主管、陈元副主席担任理事长的丝路规划研究中心以及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合作，联合举办 “丝路论坛：一带一路与共同体建设”。论坛以“一带一路与共同体建设”为主题，积聚政府、企业、科研、教育等各领域的智库资源，提供一个多元开放的思想平台，全面诠释“一带一路”与建设共同体之间的有机联系，并从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多角度协同研究，为“一带一路”和共同体建设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的挑战，提出具有思想内涵、实践价值的应对方略。这次论坛共邀请62位来自国内外政界、商界、专家到会发言，共约500人参会，26家媒体与会报道，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为了扩大影响，中信基金会还举办“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季红社长在中信出版社组织出版《中国道路丛书》和《中国学派集成丛书》，精心编辑出版了很多高质量的有关中国式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学术丛书，为推动中国学派的学术成果的出版和传播做了很大贡献。

十年来，中信基金会在中国智库建设、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言献策、推进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支持中国学派，建立和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虽为“偏师”，却上了主战场，发挥了主力军的重要作用。

时光荏苒，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走过了十年里程。2014年8月，在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的亲自推动下，中信基金会应运而生，并成长为我国高端智库建设中的一支生力军。

大约在2018年左右，季红同志引介我成为中信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随后参加了中信基金会组织的相关研讨会和几项研究工作，对中信基金会的发展有了更多的感悟，也在中信基金会的指导下有所进步。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研究工作

中信基金会具有强烈的使命责任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做出了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建设一批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总书记强调，“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中信基金会成立伊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孔丹理事长要求，基金会的研究工作，要深刻认识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特点、新的挑战性的问题、新时期的关键重要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重要本问题，涉及“有限政府”还是“有为政府”的争论。实际的情况是政府的越位、缺位都存在，有些该管的没管住的地方应当强化公权力的作用，比如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在持续推进经济增长时还要重视解决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和消除贫困，没有政府作为就谈不上分配公平。根本前提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驾驭市场经济，如何保证自身不变质，始终保持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

形成一套使“三真”能落地的课题管理办法

中信基金会一贯提倡“三真”学风：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真解决问题；致力于提出切实可行、可实施可操作的政策建议，但要从实际出发，避免重视政策建议利弊分析。现实中不存在纯理论研究中只有利而无弊的最优方案，所有政策决策都会面临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抉择。同时，任何决策都是在时变性的特殊条件下做出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原有决策过程所依据的条件会发生变化，利弊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决策之利有可能转化为弊。因此，智库决策建议的研究，应当清醒地把握和探索动态发展可能出现的利弊转换，从复杂动态而不是简单静态提出建议，才是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才能真解决问题。

十年来，中信基金会在做好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一个重要做法就是摸索形成了一套使“三真”能够真正落地的课题管理方法。首先要吃透中央精神和交办部门需求，反复沟通，准确把握研究的政治性和政策性，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有什么影响、怎么办”的问题。其次，要脚踏实地，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掌握一手材料，避免“想当然”。第三，要加强课题负责人制度，组建好课题团队，注重交叉学科，多角度研究，发挥协同作用。第四，要做好长期跟踪，积累经验，久久为功。

总体而言，中信基金会要求课题组在承担国家高端智库课题时，站位要高、格局要大、视野要广、思路要新、措施要实，前瞻性要强，能从静到动。在“如何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中央战略部署”、“如何深入调查研究，掌握一手材料”、“如何与交办部门做好沟通，把握课题的要点和要求”、“如何实行课题负责人制度，发挥协同机制，增强时效性”和“如何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做到奖优罚劣”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规范。我曾几次参加基金会组织的国家综合部门交办的高端智库课题，尤其是参与国家发改委交办的国家级课题，基本是跨领域、多团队合作，我在其中组织了子课题团队，紧密配合总课题报告，在严格的流程管理、热烈的观点碰撞、严谨深入的质疑过程中获益。

形成了比较成体系的智库认识论和方法学体系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认识论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智库是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将专业学术知识转为决策参考意见的有效组织方式。智库的成功离不开学术的经世致用。但是，既有的学术成果是对过往实践的总结，新的实践会不断催生出新的时代性的学术成果。中信基金会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强调实践对理论的前提性和决定性作用，专家学者要与实际紧密地结合，使自己的研究紧跟上不断发展的实践。在课题研究中和在日常工作中要坚持实践性原则，在调查研究中积累，在调查研究中提升对真实世界的认知能力。孔丹同志对青年学者们说，中国共产党哪个阶段的奋斗纲领都不是先验的，方针政策的制定也不是一次到位，是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的。历史是实在的、生动具体的，只从纸面上理解是不够的，要注重理论和实际紧密联系。

中信基金会形成了比较成体系的智库认识论和方法学体系，其一是强调看问题全面性而不是片面性。坚持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分析形势，要讲足成绩，也要看透问题。讲成绩要充分，讲问题要透彻。其二是遵循问题导向，强化实践意识，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升认识水平。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提出了问题，就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提出了问题，就要下力气寻找解决问题的合理途径和依据。其三是坚持新理念与新实践之间的相互正反馈，形成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推动，不断深入。

在承担“对外开放回顾展望”课题的研究中，基金会组织课题组对制度型开放的新理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深入研究，从广泛的中外法治实践对比中，印证制度型开放理念的重要性。用制度型开放的新理念衡量近些年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总结经验并发现不足。从实践层面来丰富制度型开放的内涵。

坚持点面结合的实践观。我国是一个大国，是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的大国，是存在显著地区差异的大国。从实践出发就是要承认重视差异性，在差异中发现确定的一致性。深入植根于差异性实践，发现各地可以广泛复制的实践探索，是中信基金会重要的实践引领的研究方法。我个人长期在深圳工作，对深圳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型比较熟悉，对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实施以来广东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也比较熟悉。我曾经觉得这只是一地的局部性做法，但中信基金会先后两次安排我的大会发言题目，都是肯定深圳、广东的做法对于加快全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意义，推动专家学者在调查研究中向实践学习。

重视数据分析。实践调查研究，既要重视定性研究也要重视定量研究。特别是重视定量研究中的横向可比性研究。中信基金会在组织香港问题讨论时，包括了广泛深入的国际与国内定量对比研究，反映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正在崛起的科学中心所具有的可以量化识别的优势，也透视出香港科学中心建设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客观上仍存在着的产业技术创新发展滞后、动力不足的问题，正确认识优势和劣势，这样的研究对于香港渡过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社会结构转型的困难显然是有帮助的。

构建中国特色研究体系

“研究中国，讲好中国故事”是中信基金会正在发力的重要领域。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我国发展机遇、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因素持续增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面临更多难题和挑战。构建中国特色研究体系，是关系国家治理完善和中国学派建设的当务之急。要坚持求真务实，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好各项工作，发挥五个功能平台的作用，即：研究问题的平台、正面发声的窗口、建言献策的渠道、对外交往的桥梁和凝聚人才的阵地。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信基金会在公共外交等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在世界舞台上亮相发声，形成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智库的担子会更重，任务也会更加突出。

（稿件来源：季红约稿    字数：5950字）

内容提要：20世纪后，在经济运行与发展方面的最重大变化，是现代市场经济取代了传统市场经济。传统市场经济是一只手——“看不见的手”调节，现代市场经济是两只手——“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共同调节。

从传统市场经济转为现代市场经济，企业制度、政府功能与市场秩序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重大变化。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只有经济好股市才能好——这是传统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股市是经济的发动机，只有股市好经济才能好——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在社会的优质资源高度汇集在股票市场的情况下，没有股市的健康发展，就难有经济的生机勃勃。要在经济全球化的群雄逐鹿中使股票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就必须让股市具有超凡脱俗的核心竞争力。中国应当实施积极的股市政策，把股票市场从随机漫步式的发展模式提升为国家战略。

关键词：现代市场经济；股市核心竞争力；积极股市政策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在经济运行与发展方面的最重大变化，是现代市场经济取代了传统市场经济。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企业制度、政府功能与市场秩序上，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引擎——社会资本流动的主渠道与资源配置的主机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重大转变；现代股票市场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最耀眼标志登上了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主舞台。

从对经济的依附地位转变为枢纽地位，是股票市场发展进程中的革命性变化

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先进技术、先进趋势与先进潮流都将首先体现在股票市场上，绝大多数一流企业都把股票市场作为持续发展与不断跃进的主战场，成为股票市场的中坚力量。正因为如此，股票市场的功能与作用才能日益强大，股票市场的变动与演进才更加瞩目，日益成为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的主导环节与驱动力量。[1]

通过横向竞争、纵向竞争与立体竞争，股票市场给社会经济提供了一个资源配置与再配置的优化场所，最充分也最有效地利用与整合了社会资源。

股票市场疏导整体经济。从货币的角度来说，它是从资金向资本转换的枢纽；从产品的角度来说，它是从发明、发轫向成熟转换的枢纽；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它是从初级向高级转换的枢纽；从竞争的角度来说，它是从无序向有序转换的枢纽；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它是从预期向信心、信任与信仰转化的枢纽。

一个具有较高关注度、较宽辐射度、较大影响度、较厚响应度与较佳美誉度的股票市场，对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影响不可估量。

股票市场锻造现代企业。股票市场既是训练场又是竞技场，企业在进入市场、从事市场活动与退出市场的全过程中，都要接受健全、健康、严格与统一的规则。

从宏观到微观、从行业到企业、从生产到消费，现代企业制度的熔炼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将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理念与企业范式，进而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微观基础。

股票市场形成了与自然人所有权完全不同的法人所有权，进而使得生产社会化、资本社会化、风险社会化与经营社会化在上市公司中实现了完美的和谐统一。没有股票市场的创新、发展与完善，就没有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崭新的企业形式。

股票市场引领资金流向。在运动中实现增值，在竞争中寻求发展，是资本这种现代市场经济最稀缺资源的显著特点。如果没有股票市场，或者股票市场不规范、不健全，对社会公众没有吸引力，社会资金就只能躺在银行里，而不能较快地从资金转化为资本，资本的生成机制、组合机制、竞争机制、增值机制与创新机制都无从产生并有效地发挥作用。

股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股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分为内部配置与外部配置。内部配置机制在于，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最有效地利用市场环境与市场资源，在聚财→用财→生财的过程中整体有效、有序、有力。外部配置机制在于，资本在市场上流动性的好坏将使社会资源通过价格信号在各个企业间流入与流出，使企业在运用资本与资本机制的同时，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市场调节，进而使稀缺的社会资源流向最有效率也是最有前景的行业与企业，形成社会经济的有效运转与良性循环。

股票市场整合社会预期。股票市场的本质就是预期。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人多面广，辐射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与各个层面，因而其运行最能在整体上反映社会大众对国家发展的预期与对社会稳定的预期。

从本质上来说，股票市场的长期走势实际上是投资者对未来的一种公共投票。对股市预期向好，协调机制就会产生并对社会经济运行起积极作用；对股市预期向坏，紊乱机制将会形成、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破坏作用。

利用股票市场来引导预期、稳定预期、转变预期、整合预期与强化预期，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宏观管理的主要途径与重大课题。

股票市场制衡宏观政策。股票市场的运行是千百万人在利益驱动下的合力结果，它对宏观政策的反应最及时、最真实、最深刻也最准确。决策科学，市场会以昂扬向上的态度做出正面反应；决策失误，市场会以决绝果断的方式做出负面回应。股票市场在整个社会的高关注度、高响应度与高扩散度，使得宏观政策不可能过深、过久、过大地偏离社会经济的运行轨道，从而有利于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失误的发现机制与错误的矫正机制。

股票市场矫正企业行为。企业的健康发展与有序运行来源于科学与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在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下，投资者可以通过双重投票权来及时、准确、客观地表达对公司决策与发展前景的鲜明立场。

在股东大会上，投资者可以通过用手投票来对公司决策进行表决，“少数股东权”机制的引进保证了每个投资者正当权利的有效行使；在股票市场上，投资者可以通过卖出股票来“用脚投票”，特别是在公司决策出现重大偏差时，“用脚投票”可能会导致公司股价大幅下挫，进而促使公司尽快矫正走偏行为，重回正常发展轨道。

股票市场培育金融意识。股票投资是一种风险投资，它可能带来很高收益，也可能蕴含巨大风险。投资者进入股市，即从工资劳动者变成了市场投资者，实际上也是进入了“雷区”，必须审时度势，谨慎选择。

在当今社会，没有任何阶层比投资者更加关心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也没有任何人比投资者更注重宏观政策的变化乃至世界经济的总体趋势。这支队伍越发展壮大，就越有利于培育整个民族的投资意识、投机意识、利率意识、风险意识与信用意识，进而也越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

股票市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具有如此广泛的功能与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是在传统市场经济中根本无法想象也完全无法做到的。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只有经济好股市才能好——这是传统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股市是经济的发动机，只有股市好经济才能好——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在社会的优质资源高度汇集在股票市场的情况下，没有股市的健康发展，就难有经济的生机勃勃。

我们说股票市场的“晴雨表功能”已经被“发动机功能”取代，并不是说股市的晴雨表功能已经彻底消失，在某些情况下，股市的晴雨表功能还在或明或暗地发挥着作用，只不过其主体功能已经被发动机功能所取代。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年4月发布的报告，2023年，全球GDP总量约为104.79万亿美元。[2] 这年年底，世界股票市场市值前10名企业的总市值约为15.45万亿美元，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4.74%，约占美国GDP的56.47%，约占中国GDP的87.48%，约占德国GDP的346.61%。[3] 股票市场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对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助力、推力、张力与扩散力。很多科技企业在创业之初都得到了依托于股票市场的天使投资基金的支持、并得到了各类投资机构的持续投入，才得以快速而又持续地发展起来。微软公司在近十多年间，股票价格上涨了十多倍，几十年来，它以一张巨形的网络，推动了整个世界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应用与升级，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难以估量的重大贡献；苹果公司的数字化转型不但促进了全世界电子消费品市场的智能化飞跃， 而且其股票市值也在2023年底以3.07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特斯拉公司成立于2003年，股票上市后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但由于它代表了世界汽车领域发展的新方向、新趋势与新势力，因而股票市场一直以巨大的包容性推动其股价上涨，为公司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与精神激励。直到2019年以后，特斯拉才开始进入持续盈利状态，不但其股票市值跃进全球前十，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意义深远的电动车革命。

英伟达公司曾经面临破产边缘，依靠一笔巨额的天使投资才得以摆脱困境，并且在芯片与人工智能领域逐步实现了弯道超车，近年来在股票市场上表现亮眼，特别是在2024年上半年，股票价格涨了一倍多，其股票在市场上的每一次波动都给全世界的相关股票带来重大影响，对推动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与更迭换代实在是功不可没。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股票市场的好坏，取决于股票市场能不能成为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的“定海神针”。2008年，美国遭遇了历史上空前的次贷危机，经济与社会面临崩溃边缘。依靠强力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国政府迅速稳定了市场预期，股票市场在危机中走出了持续16年迭创新高的超级大牛市，巨大的财富效应不但帮助美国经济走出了次贷危机，而且还出现了持续的经济繁荣。日本在经历了“失去的20年”以后，也是依靠前无古人的宏观政策激活了股票市场，不但股价指数在35年后创出了历史新高，还引领经济走出了长期停滞的阴影，经济与社会开始重新出现生机。而在印度，长达20年、涨幅近20倍的大牛市给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与能量，经济增长速度更是跃居全球之首，股票市场的发动机功能与加速器作用一览无遗。

股票市场要成为经济全球化群雄逐鹿中的“大国重器”，就必须具有超凡脱俗的核心竞争力

一个好的股票市场，其基本制度与运行规则必须符合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制度底线与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准则，并且是螺旋式上升的制度型牛市而不是指数型熊市，更不可能是长期在低位徘徊的牛皮市。没有股票市场的波澜壮阔，股市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股票市场，必须是法治化的市场。法治给市场信心，制度给市场前景。法律的稳定性进而投资环境的稳定性是股票市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条件。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信心来源于对市场法律环境与基本制度的辨析与信赖，投资者对市场信息、发展趋势与游戏规则了解得越多、越深、越具体、越透彻，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就会越强，参与市场的热情就会越高；反之，如果没有一个健康完善与行之有效的法律保障体系，市场就会陷入混乱无序的偏狭状态，投资者就会对市场的变化原因与发展趋势感到无助、无奈与无力，这将会大大降低投资者对市场的评价度、信任度与参与度。

建设法治化的股票市场，必须把握好三个重要的基点。一是股票市场的法律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必须充分体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并且要覆盖投资端、融资端、交易端与监管端，进而把股票市场的所有领域与所有行为都置于法律的调节与制衡之下。二是现代股票市场是一种国际化、开放性的运行体系与发展机制，国内的企业要出去，国外的资本要进来，因此，股票市场的法律制度必须具有国际视野，要在制度制定中与国际惯例接轨。在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入、广泛地向社会经济的每一个领域扩散的宏观背景下，很难想象会有一个与国际惯例完全相悖的股票市场及其法律制度。三是股票市场的法治建设必须突出以投资者为本的市场定位与发展理念，把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作为重中之重。监管机构不仅要依法行政，而且本身更要受法律的强力约束，不存在任何的“治外法权”。类似于限售股转融通这样的政策就明显违反了《证券法》的制度约束，严重损害了投资者利益，因而根本就不应该使其有任何的存在空间。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股票市场，必须是市场化的市场。市场化是股票市场安身立命的基础。一个完全市场化的有效股票市场，扩张应该是市场的自我扩张，收缩应该是市场的自我收缩，协调应该是市场的自我协调，选择应该是市场的自我选择，市场机制应该在运行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地发挥主导作用。消除市场中的利益积弊，引领成长中的产业导向，积蓄发展中的社会动能——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产业的升级换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如果股票市场的市场化基础与机制被侵蚀甚至取代，市场的正常机理就会发生错位甚至扭曲变形，其运行就难以避免会出现重大的机制走偏。

一个行政色彩极其浓烈的股票市场，不可能按照市场化原则来配置资源，股票市场本应具有的内在机制都会被破坏殆尽，进而会使股票市场从发展因素变为迟滞因素，从稳定因素变为紊乱因素，从正面因素变为负面因素，不但不能助力国民经济，反而会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拖累与主要羁绊。

建设市场化的股票市场，需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融资与投资的关系。一级市场是进入股票市场的台阶，二级市场才是股票市场神威凸显的广阔舞台，股票市场的功能、地位与作用大都体现在二级市场上。如果把发展的重心与重点过多过久地放在一级市场而忽视甚至放弃或放任二级市场，就把股票市场变成了不需要还本付息的融资场所，这对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股票市场不以投资者为本而以融资者为本，那就是将股市发展战略的逻辑颠倒了，这样的股票市场就很难有持续的存在价值与发展前景。道理是不言自明的：投资者既是市场资金的提供者，又是市场交易的参与者，更是市场风险的承担者。没有投资者的付出，融资者不但得不到直接融资，更不可能享受市场倍数，正因为有溢价融资与溢价交易，才必须给投资者以相应回报。如果只有一级市场有财富效应，二级市场的财富效应丧失殆尽，参与二级市场的投资者都亏损累累，股票市场的发展就是本末倒置；长此以往，市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是上市与退市的关系。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来源于充分竞争与优胜劣汰，一个只进不出或大进小出的市场，本质上不可能具备股票市场的核心功能与积极作用。最近5年，中国股市上市数量达到1840家，平均每年368家，而5年退市的企业只有100多家。[4] 市场的盲目扩张使得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市场机制严重紊乱。在一个垃圾遍地的股票市场上，风险识别与价格定位都将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混乱。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无论是上市还是退市，都应该是市场自我选择的结果，而不能是行政机制下的人为导向。在投资者损害赔偿机制极不健全的情况下，退市给投资者带来的只是灾难而不是福音。因此，打通退市机制的关键是建立与完善上市公司的违法惩戒机制与对投资者的损害赔偿机制，没有这样的机制，上市与退市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理顺。不尊重市场的供求关系，人为地进行股市扩容的“大跃进”，股票市场就会从资源配置的载体变为社会寻租的场所，在这种情况下，不但IPO的积极作用会被完全扭曲，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内在制衡机制也会严重变形。其结果，就是积极功能被大大削弱，消极作用被无限放大。在这样的股市生态环境下，企业上市的目的就很可能不是为了公司发展而是为了高价套现，财务造假、市场操纵与五花八门的怪象也会层出不穷。

（编辑  季节）

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

对于新质生产力的认识，有两个维度要综合起来考虑。第一，人们已熟知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概念，即科技成果应用方面前沿创新的乘数放大效应，带动加速升级并产生质变特征的生产力的新水平、新境界、新质态，当然是新质生产力。第二，在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下，科技、制度、数据等和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这些供给侧要素组合的优化所形成的乘数放大效应带动的阶跃式升级，引出质变特征的生产力新水平、新境界、新质态，也是新质生产力。这两个视角应是综合的，第一个视角主要涉及实际生活中的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第二个视角同时涉及所有的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新质生产力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按照这样的理解，我们还需要以开阔的全球视野认识新质生产力。

以开阔的全球视野认识新质生产力

在信息革命、数字化生存和升级发展这样的时代大潮中，我们得承认，是硅谷引领了人类这个信息革命的巨变，最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也正在发力实现再升级。一些权威专家力求作实事求是的分析认识，指出我们须正视中国在“人工智能+”这一波创新发展中还是落后的，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急起直追。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追赶这个升级发展前沿状态，有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中央已明确表述了数字经济头部平台企业要“完成整改”，这是事关全局、长远发展的十分重要的指导。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些企业努力在“互联网+”赛道上试错创新，少数创业企业熬过了痛苦的“烧钱”阶段迅速发展，出现为数不多但是影响全局的头部企业。后以蚂蚁金服上市被紧急叫停为标志，进入整改。这是发展中必然会有的一种从起始高潮进入相对低潮的波浪式变化，整改的目标是为了让企业更健康的发展，而中央随之又非常明确地给出了概念——“完成整改”。2023年李强总理亲自主持了这个主题的座谈会，说明国家对头部平台企业的整改非常重视，希望它们起到带动上下游企业和整个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抖擞精神地打开新局面。

总书记之问意味深长

习总书记在一个座谈会上专门发问：中国的“独角兽”新增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总书记的发问意味深长，是需要我们进行全面分析、深入探究的。我们要在“问题导向”之下，进一步通过调查研究，认清其成因，有的放矢去解决。基于初步思考，我认为至少有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值得讨论。

第一，应该承认，在最前沿的数字化科技领域，我们的原创能力和重大应用创新的支撑力不足。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阶段的原创是极少的，闯出来的头部企业，比如一开始被评为“一飞冲天”的阿里公司，还有后面也很有影响的腾讯公司，他们的业务迅猛发展和巨大的市场影响，让外国人惊呼中国人轻易超越了信用卡普及阶段、推出了在商业性金融轨道上普惠金融性质的扫码支付。然而阿里和腾讯所依托的原创技术是来自国外。我们的国有企业中国移动曾经注意到这个原创技术并推出了“飞信”，当时人们的手机上曾不断接到邀约短信，但飞信没有做成气候。然而腾讯的微信运用这个外来的原创技术，却终于熬过了瓶颈期；与此类似的是做扫码支付业务的阿里“支付宝”。这两个竞争者其实是互相成就的，在相互竞争中各自精益求精。虽然中国没有拿出原创技术、但是在此基础上发展了重大的应用创新技术，在当时那个发展阶段形成了支撑力。但是，这几年我们在这一领域继续发展的支撑力不足。

第二，我们在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件建设方面，我们支撑力不足。几年来中央反复强调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上海自贸区开始试行的一套治理原则非常好：企业面对负面清单，而政府则是正面清单加责任清单。对企业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可以放手试错创新；政府要自我革命限定行为空间，法无授权不可为，且匹配对政府行为事前事中事后的绩效考评，作量化评估并建立对执行者有奖惩的问责制。这是非常好的治理原则，但是贯彻落实还存在明显不到位之处。在“三年大疫”期间，我们的地方政府行为有明显的扭曲，一些地方甚至有不少出格的表现，以至现在我们还处在抚平疫情“疤痕效应”过程中。一个典型的表现是，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总体向好，但税收没有明显上升（近几个月还有下降），非税收入增长则相当可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不规范的“刮地皮”抓收入。政府机构如果要对一个企业倒查多少年追究在税收等方面的毛病，很可能就以“自由裁量权”把它搞死了。这样不符合中央规定的情况需要高度重视。

第三，破解“钱学森之问”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前沿创新领军人才的不足，包括对特殊人才的发现培养环境和对外来人才吸引力问题，都值得讨论。首先应看到，这些年我国在教育科技方面的投入是明显增加的，比如，我国现在从名校到地方的大专院校、包括职业教育学校，在硬件方面甚至跟欧美相比也不逊色，但是领军人才的发现培养的环境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很好解决。它的后面有更复杂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需要我们去探讨。

至少上述这三个方面，都和总书记对“独角兽”之问有关。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思想观念创新及其相互结合上，真正有的放矢地去解决这些问题。中央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会有对布局和实施新一轮重大改革举措的指导文件，我们需要很好依据三中全会这样的权威指导来打开新的发展局面。

区域高质量发展初探：以成渝“双城”为例

新近中央政治局会议给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强调因地制宜。举国上下对此都很重视，也有很多讨论。因地制宜就是要更多地考虑，在一个地区，各行业、各领域、各个具体场景中，如何真正贯彻习总书记表述的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重大指导方针。因地制宜的精神实质，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把创新第一动力，落实于各领域、各个行业、各企业的具体场景，尽可能形成高水平的供给侧定制化解决方案。这是我们当下在扩大内需反周期的同时，结合跨周期的供给侧改革主线所面临的挑战性考验。

我们不可能有一个拿来就可套用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案，必须因地制宜做定制化的解决方案。例如，中国西部发展的战略枢纽中心——成渝双城的发展，我觉得至少有三点可提出的参考性建议。

我们成都重庆和整个西南地区都有这样的问题:这一阶段的数实融合、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央强调的“新基建”大有可为。它是以硬件为支撑的、不必按照传统的梯度推移方式，可以加快形成支撑力的基础建设。成渝双城打造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腹地，尤其需要注重作为数字经济“硬件”的新基建，要和老基建很好结合在一起。成都、重庆城市建设的老基建水平已经相当高了，“新基建”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锦上添花、进一步发展？条件是肯定具备的。当然这种物质形态的新基建与老基建的结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软件结合，还要加上非常重要的“制度基建”，就是有没有可能在三中全会指导之下，在制度创新方面也显示自己的亮色？新、老基建加上制度基建，应该是三中全会的指导加上超长期国债发行中，“双城”遇到的现实机遇。

超长期特别国债解决的问题

首先，政府虽然并不适宜直接上阵去支持一些更适合由企业作为主体去试错创新的“人工智能+”前沿创新项目，但是相对而言，政府可以凭借在整体国土规划方面的相对优势、对于全国“一盘棋”式顶层国土开发规划管控的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等国家重大战略性支撑条件建设项目，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即用30年到50年的可用资金覆盖下来，不仅可以形成当下就可以增加就业、提升经济景气、扩大内需的效应，更加作用于中长期优化结构、增加发展后劲以及长期、超长期的这样一个优化状态，进而给企业的前沿创新突破，提供高水平的经商与投资环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运用的空间是相当可观的，现在的1万亿元到50年后还本，压力就非常小了。1998年我国发行了2700亿特别国债，本金到2028年才要归还。当时感觉是天文数字，现在还算什么问题吗？况且这是完全处在中国自己的公共部门负债安全区之内、我们要充分肯定政府可做的事情。

第二，在数实融合之路上，我们要更多注意大力培育地方的专精特新企业。我曾经参加中关村国家级战略规划研究，当时在讨论中提到要打造中国的硅谷。到今天我们已经有那么多的科研成绩，但没有冒出一个能够打开全局局面的头部企业。这说明前沿科技领域创新的不确定性，政府常常是“有意栽花花不发”。北京和上海在这方面的工作非常尽心尽力，中关村概念之下在北京有星罗棋布的几十个点，发展状态蒸蒸日上，但还没有冒出像杭州的阿里、深圳的腾讯这样的头部企业。这可能是这一轮信息革命创新里一个明显的不确定性特征。

我们的成渝、西南，可能要特别注意在专精特新这样看得见、摸得着的阶段，政府应对他们尽到大力发展和培育之责。而后面跟着的，有没有可能冒出来谁也想不到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头部企业呢？这是未知之数，但确实又是应当加以期待的。政府当然不是简单的等待，而是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发展过程中，自己要争取积极而理性地有所作为。

第三，在欧洲和中国，政府的作为都有一个明显与硅谷不同的经验。硅谷主要讲政府的开明、宽容、低税、保护产权、公平竞争。而欧洲和中国都加上了政府介入的孵化器、创业园区、产业引导基金等。中国在这方面，很多地方政府尽心尽力做了不少前期工作，成渝双城应该是在已经有的基础之上继续努力。但总结这方面的孵化器、产业引导基金等等经验的基础之上，还得承认，那些风险度极高、或者说成功率极低的前沿创新、“人工智能+”的项目（比如，根据提出“独角兽”概念的美国风险投资家艾琳·李的统计，2003年以来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的6万家软件/互联网企业中，最终只有39家成功，即1538家企业才会产生一家“独角兽”——达到估值超10亿美元，这个比例不足万分之七），不是政府作为市场运行主体，直接去试错创新可能发挥优势的对象，这种试错创新的相对优势，只能认为是归于非政府主体。

那么政府应该做什么？在各地区发展中，要积极引入和发展非政府的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包括最前沿的天使投资。阿里公司一飞冲天的时候，据说人们惊呼“赶上风口的猪，没有翅膀也能飞上去”，而它冲过瓶颈期主要靠什么？马云曾经有几个阶段创业都不成功，到互联网+的时候，他到处去找支持资金来源，而人们几乎都把他看成是个骗子，但是据说他只用30多分钟说动了韩裔日本人——软银的掌门人孙正义，2000万美元天使投资，帮助他冲过了那个烧钱的痛苦阶段，一飞冲天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孙正义手上的股权爆炸式地接近600亿美元，财富膨胀3000倍。但是这种极高的风险项目，只有像这种风投、天使投资才可以去做，因为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可能一下子跌入失败的谷底。据说后来孙正义在印度做了一个大手笔投资，最后血本无归；后来又在美国有一个大手笔项目，眼看不行了，忽然又咸鱼翻身。这种过山车式的风险考验不适合政府和国有企业，一般而言只能由非政府主体，风投、创投、天使投资来发挥主要的作用。这样的经验值得我们注意。

所以，建议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要积极引入和发展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当然，政府要更加注重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逐步提高我国直接金融的比重，同时以中国特色继续积极探索产业引导基金，做好孵化器、产业新区等工作。

（编辑  季节）

近几年，全球经济受新冠疫情冲击而大幅放缓。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收缩,各国政府相继推出大规模刺激政策。美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相继推出力度空前的宽松货币政策，同时纷纷扩大财政政策的使用。面对巨大的公共债务压力，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现代货币理论(MMT)，引起了理论界和一些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内理论界也非常关注现代货币理论的使用，希望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来缓解财政收支压力，稳定经济增长。如何看待现代货币理论，中国目前能否运用现代货币理论指导我国的宏观调控，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什么是现代货币理论

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现代货币理论(MMT)，是一批继承了明斯基对于凯恩斯经济理论解读的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在货币、财政、金融理论方面做出的新发展。该理论主张打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边界，通过货币投放来弥补财政赤字，通过发挥功能财政的作用，解决失业问题和促进经济增长。

现代货币理论的三大支柱：一是货币国定论、税收驱动货币。货币的价值产生于政府的权威和法定地位，因为要使用货币履行纳税义务，货币才能广泛流通。二是财政赤字货币化。政府债务以本国货币计价，国家的货币借债就没有上限，国家总可以通过印更多的钱来避免违约。三是功能财政和最后雇佣者理论。财政的目的要履行其功能，而不是收支平衡，最终应达到充分就业，起到“最后雇佣者”的作用。

    面对国家较大的经济萧条，私人部门需求极度瘫痪，社会很容易陷入“流动性陷阱”，宽松的货币政策也难以促进社会需求的增长，只有大幅度提高国家的财政支出和赤字，才有可能弥补供求缺口，扭转经济衰退趋势，但西方国家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已经居高不下，扩大财政赤字受到种种制约。这种情况下，现代货币理论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财政赤字一定会增加政府债务

    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在社会总需求不足的时候，要通过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达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防止经济衰退，促进经济增长，而不应该一味追求财政收支平衡。这和凯恩斯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与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并不矛盾。但现代货币理论提出的财政赤字可以用发行货币来弥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待于进一步论证和实践。

    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只要政府债务以本国货币计价，国家的货币借债就没有上限，国家总是可以通过印更多的钱来避免违约”。现代货币理论推崇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是指通过发行货币直接为财政赤字融资，通过货币总量的永久增加，为财政的扩张提供资金，财政可以通过货币发行获得资金，不需要偿还。不少现代货币理论的拥护者都提出，利用发行货币，将债务货币化就可以减少国家债务。

    但是，应该看到，现代货币理论并没有否认财政赤字是政府的债务。相反，依据现代货币理论，“货币的本质是一种借据、是发行者的负债”，即使可以通过财政发行货币，也是发行者的负债。通过财政赤字发行货币，就是财政的负债。按照现代货币理论：“政府的债务就是非政府部门的金融资产。政府的财政赤字等于非政府部门的财政盈余”，这也就是说：政府财政赤字是政府部门占用的非政府部门的盈余，在财务关系上就是政府部门对非政府部门的负债。这样，财政赤字无论是财政自己直接发行货币来弥补，还是通过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来弥补，都会通过资金的使用形成政府的净债务。从各国财政和银行的实际运作中，也可以看到，财政赤字可以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体现为财政借款或财政债务，并形成货币发行，这些货币一经使用，就会变成商品和劳务提供者的收入，成为他们的债权，形成财政部门对非政府部门的负债。现代货币理论，既没有从理论上，也没有从实践上改变这一状况。

    必须看到，通过财政赤字发行货币，和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是完全不同的，中央银行增加货币投放，也会形成债务，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体现为中央银行的负债增加，但同时会相应增加中央银行的资产，比如增加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负债增加和资产增加是平衡的。而随着商业银行对这些资金的运用，最终会形成资金借用者的债务和商品及劳务提供者的债权，二者同样是平衡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不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净债务，也不会增加政府部门的净债务，而是通过社会资金使用量的扩大，适应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财政负债是要偿还，是有限度的，否则，超过一定限度就是政府的债务风险，或者要通过通货膨胀来吸收债务，形成通货膨胀甚至恶性通货膨胀，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那种以为使用现代货币理论，就可以扩大财政赤字而不增加政府债务的想法，既无理论依据，也是根本不现实的。

中央银行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并不是现代货币理论的应用

中央银行直接购买财政发行的国债，被一些人认为是现代货币理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直接应用。实际上，中央银行直接购买财政发行的国债，甚至财政不用发债，直接从中央银行透支，先于现代货币理论早就存在，并不新鲜。目前一些人把中央银行从二级市场购买国债，等同于中央银行直接从财政购买国债，认为这都是财政赤字货币化。实际上两者是不同的，中央银行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属于主动的公开市场操作，是通过投放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调控市场货币总量。而中央银行直接从财政购买国债，是被动的投放国债等量的基础货币，通过商业银行的存款放大，社会货币总量的增加会数倍于赤字数额，很容易造成货币多发，导致通货膨胀。所以很多国家都通过立法禁止中央银行直接从财政购买国债。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有相当一段时间曾经通过从中央银行透支来弥补国家财政赤字。后来认识到，中央银行直接为财政提供资金，会扩大基础货币投放，导致货币的过度投放，引发通货膨胀。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停止财政赤字从中央银行透支，并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禁止中央银行以任何形式直接对财政提供资金。

面对疫情冲击，美国政府加大财政政策的使用，但并没有采用现代货币理论

疫情以来，美国政府连续出台财政刺激计划，财政在逆周期调节中的作用显著增加，特别是发挥财政政策的纾困作用。特朗普政府推出总计3.8万亿美元的“抗疫救济计划”，拜登政府推出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济计划”和总计4万亿美元的“重建美好未来”计划。美联储扩大量化宽松政策，加大从二级市场上购买国债和商业债券的力度，扩大货币供应量、这些政策措施，没有脱离主流经济学应对危机的政策框架，并没有采用现代货币理论。随着通货膨胀的重启，美联储加快了缩表和加息的进程，甚至引发一些经营不善的银行破产。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明显强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

改革开放以后，从1979年开始，我国基本建设投资实行“拨改贷”体制，大量有收益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不再依靠财政拨款而由银行贷款承担。正是这一制度，支持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极大发展，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到现在几乎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且在宏观调控需要的时候，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社会总需求，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增加的4万亿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一部分资金就来源于银行贷款。2008年-2010年，我国M2平均每年增长23.6%，银行贷款平均每年增长25.7%，直接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增长。而美国这些年，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平均每年扩张12.4%，但M2平均每年仅增长3%。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非常有限。同时，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财政部门对小微企业减税让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各金融机构努力增加小微企业贷款，支持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发展。

当前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有利于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

    2023年，经全国人大批准，我国发行1万亿元特别国债，今年全国人大又批准发行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今后几年也有必要继续增发国债，以扩大社会总需求，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今年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将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安全能力建设各项工作。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方面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支出缓解供需矛盾，稳定经济增长。但最终还是要通过鼓励经济自身发展的活力，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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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遽变，科技自立自强逐渐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持续讨论。国家从产业层面的国际竞争中认识到，“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要不来的”，由此提出“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目标。

走出“科技自立自强”的认识误区

作为“科技自立自强”的一个重要途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被寄予厚望，但官方文件中“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的重要表述却很少得到关注，反而近年来出现了很多过度强调“国家队”（非企业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组织科研”的声音。

长期以来，对“卡脖子”问题的理解更是出现了一些简单化、静态化和绝对化的苗头：比如将“卡脖子”攻关视为产业发展的“华山一条路”，过分夸大和强调特定技术指标的重要性；又如把解决“卡脖子”问题视为打通内循环堵点卡点的前提条件，或者说一旦“卡脖子”攻关取得成功，产业链上下游良性互动的内循环就可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动发生。

但这些想法都遇到了来自现实世界的挑战。华为在2023年秋天能够推出“麒麟+5G”的Mate 60 Pro等一系列新产品，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种现象在机床行业、工业软件等行业更为常见：面对“断供、断链”，本土企业迅速填补了美国企业退出所导致的市场真空，并实现了产品技术的加速迭代与改进。

为了更加准确地、实事求是地回答上述现象背后的原因，本文从历史角度出发，基于前期多年对中国机床工业的理解以及广泛的企业调研、政府部门调研和资料查阅，以过去十余年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简称“04专项”）①及其推动中国机床工具产业转型升级的经验教训为例，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内循环、自主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方面，通过回顾和总结“04专项”的历史经验，提炼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逻辑，为走出“科技自立自强”议题的认识误区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跳出传统政策研究的思维藩篱，为我们理解和设计一个更有效率且更具系统性的创新政策组合提供了重要依据，为解决“卡脖子”技术等现实问题提供政策方向和对策建议。

“04专项”中的新型举国体制

作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的“工业母机”专项，“04专项”涵盖了高档数控机床及铸锻焊等基础制造装备的主机、关键零部件、共性技术、创新平台等全链条技术创新研究工作。历时十二年的坚持投入，我国高端机床装备由近乎为零发展到在国内市场“三分天下有其一”，中国机床企业成为国内市场上与欧洲、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公平竞争的高端机床装备主要供应商。而取得上述成就的根本原因是“04专项”在2012年之后逐步探索形成了一种新型举国体制：一种“国家背书、用户牵头、工艺驱动”的产品开发组织机制。其最大特点是由重大专项串联起从高端用户、机床厂到关键功能部件厂商的全产业链条，并由“04专项”提供背书和赋能，建立起权责对等的“用户—生产者互动”。对用户来说，“04专项”让他们能够对装备供应商进行“赋能”：以自身工艺特长引导国产装备持续升级。而对机床主机厂来说，“04专项”为其产品提供“国家背书”，他们也必须根据用户需求提高产品性能与质量。

这一改革的直接后果是，通过“国家背书”创造了一个更有效的本土市场，为机床主机厂和整个产业链上游建立了一个更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环境，进而在多样化的用户需求（尤其是航天、航空、能源等高端应用场景）和高度复杂、去中心化的本土产业链（各类主机厂、功能部件厂商）之间建立起“多对多”的创新网络与供应链。其特殊意义在于：它为中国政府找到了一条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机床工具产业进行创新治理的基本路径。机床工业创新过程中最重要的知识和灵感来源，就是用户的需求场景与加工工艺。好的机床工具企业一定是通过贴近需求、理解工艺、形成产品，并在应用中暴露问题、完善产品才能真正成长起来。

新老举国体制的核心逻辑

新型举国体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举国体制的基因：以政治方式（国家强制性任务）创造社会资本、促进产业链合作的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高精度精密机床“会战”，且在此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历次“会战”中得到了全面传承。通过对新老举国体制的历史比较，本文提炼了举国体制的核心逻辑：国家战略定义开发任务、国家背书创造社会资本、供需对接便利共同开发。这个逻辑始于政治过程，终于技术攻关，而“建立权责对等的供需良性互动”的社会过程则是将政治过程与技术过程相联系的重要纽带。

1.政治过程。政治决心、国家战略对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的先导性作用在国内外的众多研究中都有体现（路风，2019；Block,2008）。在新中国机床工具产业的发展历史上，这一过程的核心是从国家战略目标出发，确定产业发展包括机床工业不同产品序列的优先顺序（如高精度精密机床的具体发展规划、“04专项”的专项指南以及后续实际操作过程中的项目安排）。这一过程最重要的活动主体就是国家（由专项管理部门代表）。从形式上看，确保这个政治过程得以有效运行的关键，是国家具备必要的信息渠道、建立既体现国家战略目标又符合行业发展需要的信息结构。在计划经济时期，产业部委上通决策层、下达国营厂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两方面的要求。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年代，“04专项”的管理组织结构在形式上部分地解决了这一关键问题：分管副部长作为第一责任人、代表了国家战略对专项的要求；专项执行期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三处持续地与行业企业、用户企业打交道，使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符合发展需要的信息。但这个管理组织结构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专家层面尤其是负责编制专项指南的专家中，科技专家偏多，产业专家偏少，其后果是专项承担企业按照指南规定的技术指标“闷在家里去做”、做完了却“没人买”。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2012年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之后，“04专项”必然要从国家战略目标与产业实际需求出发，重新布置一批没有被科技专家写进指南的计划外产品。

2.社会过程。无论是传统举国体制还是新型举国体制，在政治过程启动之后、都经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以国家任务为平台、为产业链合作提供信任背书，以此建立供需撮合与良性互动的机制。当然，在新老举国体制中，这个社会过程的具体形式和组织管理的颗粒度都存在显著差异。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掌控着全部资源要素和关键信息，这是国家能够以行政命令方式指定上下游“拉郎配”，建立对接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既能代表国家又能代表行业企业的具体产业部委具备足够良好的信息结构，在部委层面建立供需对接（如高精度精密机床“会战”中的规划领导小组等对接机制）成为可能。但在经历了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市场主体日益复杂多样，相应的国家结构已经无法继续掌握充足的行业信息。此时，供需对接活动进一步向微观层面下放，供需双方的直接信息互动成为常态。在“04专项”早期，国家管理机床工具产业的传统结构（即原机械部体系）被破坏之后，国家掌握的机床工具产业相关信息日益流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会更多地依靠“点将”等方式进行供需对接。此时，像陆燕荪这样有着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崇高的行业声望的老一代行业领导者就成为建立供需对接的关键行动者。随着“04专项”的深入实施，相关国家机关掌握的行业企业信息越来越多，可以通过更加开放、普适的项目招投标形式组织供需两侧，并尽可能遴选合适的企业承担相关任务，此时甚至出现了参与编写指南的“国家队”企业被更合适的民营企业夺标的现象。

3.技术过程。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历次机床“会战”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04专项”，以国家任务牵头产业链上下游、推动供需撮合之后，创新所需的“用户—生产者互动”就得以运行起来，装备企业“不了解（用户需求）”或者“没见过（国外类似装备）”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持续改进所需的知识投入成为可能。这也恰恰符合机床工业产品创新的基本规律：作为“专业化供应商”行业，机床创新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恰恰是用户端的关键工艺知识(Pavitt, 1984)。至此“国家背书、工艺驱动”的产品开发组织机制全线跑通。

新型举国体制对传统举国体制的发展

与传统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的特色在于企业创新主体的确立。在传统举国体制下，国家掌控着关键资源与信息，而且无论如何投入、投入多少，都不需要考虑微观层面的投入产出和经济效益问题。可以说，只要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充分的决策信息，哪怕是“拉郎配”式的行政命令，也能确保供需有效对接。

到了今天，市场经济本身构成了“举国体制”的重要背景。一方面，各种市场主体日益复杂多样，而且任何市场主体（尤其是其中的民营企业）在做出决策时都会更多地考虑“经济合理性”因素。另一方面，除国家之外，强势的、持续投入的市场主体越来越多，他们同样掌握着关键要素（包括技术要素和非技术要素）。

此时，新型举国体制就不能仅仅依靠行政命令去推动技术攻关，而必须以更加柔性的方式去努力促成多元化市场主体的供需对接、信息共享与协同创新，并充分考虑企业自身能力，赋予其更大的创新空间，让他们既能够综合运用“补短板”“绕短板”“做长板”等不同策略来解决“卡脖子”问题[1]，也能够将国家安排的攻关项目成果应用到更多的产业场景中、并将其经济价值放大到极致。

这意味着，与传统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至少有两个特点：（1）以国家背书突破信任瓶颈、建立供需撮合与良性互动的社会过程变得更加重要，形式也更加灵活；（2）攻关任务的设计、定价与组织方式应尽可能兼顾任务承担企业的经济合理性诉求，以确保任务体制持续运行，攻关成果尽快落地。而一个成功的新型举国体制，就是在尊重行业创新规律的基本前提下，将传统举国体制与上述两个特点有效结合的产物。这些历史经验在机床工具产业和“04专项”中的实践结果，就是在极其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中，这样一个“老大难”行业不仅没有给美西方的脱钩断链和极限施压增加新的“砝码”，而且催生和帮助了一批本土创新型企业。

因此，推动自主创新、打通本土产业链、构建国内大循环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攻关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交易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社会、经济与技术等各方面因素相互影响、紧密交织的过程。启动这一良性循环的核心逻辑、即将各方面因素（政治、社会、经济、技术）和活动主体（官产学研用）首次串联起来的初始过程，反映为“政治过程à社会过程à经济过程à技术过程”的顺序。也只有沿着这样一个逻辑顺序，才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和利用国家、社会、市场等多种力量与治理机制，完成一个由国家战略启动（政治过程）、以技术攻关落地的创新治理过程。与此同时，行业技术经济的异质性决定了政治、社会、经济、技术的一系列治理机制和逻辑在不同产业中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多种表现形态，即新型举国体制的多重属性。

打通国内内循环的政策建议

因此，建立内循环的核心议题在于国家如何成为不同产业情境下政治过程、社会过程、经济过程、技术过程畅通运转、良性循环的“润滑剂”。基于这一基本立场，我们从一般性的工业与技术政策和机床工业（“04专项”）接续两个层面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对工业与技术政策的启示

当我们明确了解决“卡脖子”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时，我们就需要对当前流行的、以科技逻辑为基础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使其有可能兼容相关的社会过程与经济过程。

由于传统科技体制的惯性，现行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包括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质量发展专项）的组织运行机制并未充分体现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也没有有效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全流程中的出题人、答题人和阅卷人角色。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围绕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立足产业逻辑、优化国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的组织机制。

第一，立项组织机制的调整。在指南形成环节：从人员构成上，实现攻关企业、用户企业与科技专家的结合，稀释科技专家话语权。从任务定义上，明确功能标准，建立“出活儿”为目标的结果导向，这也是在后续的成果市场化过程中，打破国外领先供应商市场垄断地位、破除对进口产品的迷信进而将攻关成果推向更多实际产业场景的重要前提。不再以西方企业定义的技术指标卡自己人。

第二，结项组织机制的调整。要明确和强化用户和小同行企业在任务定义与成果考核中的话语权，从评价标准上，从局部的技术指标转向整体功能指标；从组织方式上，从会评验收转向现场“出活儿”；从组织周期上，延长在用户现场“出活儿”的考察周期，软件不短于三个月，硬件不短于半年，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强制性建立从交付到验收全考察周期的使用信息采集机制，建立全流程的用户使用反馈通道和上下游产品改进会商机制，完善信息闭环。

第三，国家获取产业知识的渠道。借助机构改革的契机，强化产业部委的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尤其是发挥他们了解产业、熟悉企业的优势，为产业界尤其是企业家群体和技术带头人（CTO、总工程师）群体参与科技与创新政策过程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把行业协会做实：将一部分资源分配与“国家背书”功能向行业协会转移，将其做实、并以其为抓手，从而使其更好地参与到资源整合、信息流通和合作互动的过程中，降低国家获取产业知识的成本。

此外，应通过取消产学研合作的强制规定、调整自筹经费比例和分摊机制等多种途径，着力解决产学研各方在专项任务中的权责利失衡问题，切实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对“04专项”接续及机床工业转型升级的启示

首先，要尊重市场规律、利用和释放市场力量，并在今后的专项管理中引入更多市场与产业的思维元素。

从整个行业层面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自发力量，在产业创新进程中寻找新的应用场景，并为之开发新的作业装备，是机床工具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出路。这正是 “产业发展导致产业创新”的逻辑。从政策实践来看，没有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提早布局、从而在一个蓬勃扩张的行业上升周期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是“04专项”第一个十年的一个遗憾。这提醒我们，如何将市场机制与国家意志充分结合，又如何在优先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前提下，调动和激发企业家精神，尽可能加大国家级技术攻关项目成果对民用市场的外溢、放大财政投入的杠杆效应，将成为新形势下专项管理的新课题。

一个可能的思路是建设更加灵活、动态的选题机制，适度淡化专项管理的强计划特征。一方面，在现有专项体制下留出更多的自选空间，让那些市场触觉足够灵敏的企业按照自己对转型升级的理解提出相应的项目申请。另一方面，系统审视新兴产业全链条发展过程中的堵点与难点，及时组织攻关那些制约新兴产业发展空间的关键装备与零部件。其实“04专项”在第一个十年的一条重要经验，正是跳脱出在办公室里提前多年定好的指南，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航空、航天、军工等部门支持开发了一批份量很重的计划外产品。这些经验不仅需要系统总结，而且应该赋予其充足的合法性，使之在整个国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体系中得到广泛传播。

另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是，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遴选合适的承担单位。这对专项主管部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他们要足够了解行业，知道哪些人是真正敢想敢干的企业家，知道哪些企业能啃硬骨头、打硬仗，知道组织与任务如何适配（“谁可能更适合干什么”）；另一方面，他们要有足够的定力与工作技巧，屏蔽掉项目组织过程中的很多干扰与杂音。这要求专项管理部门成为一个人手充足、价值中立（为国家和行业工作，而非为具体的、特定的人群和组织工作）的专门机构，代表中国政府对机床工具产业行使创新治理之责。而在具体的运作机制环节也有一定的努力空间，其中包括：建立更加稳定的专项垂直管理体制，确保政策执行部门深入理解行业发展规律和企业基本面；逐步健全和强化项目后评估机制，通过奖优罚劣引导机床企业钻研技术、服务用户，淡化出身、资历等因素在招投标中的影响。

其次，要尊重机床工具产业创新发展的基本规律，并以此作为产业政策与专项组织设计的基本遵循。

要把这种正确的方法论坚持下去，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就是，在国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的组织过程中，进一步明确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目的是获得并保持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因此在国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中，应以终为始、按照产业竞争力的发展逻辑来设计专项组织机制。具体到机床工具产业，可以进一步加强重点用户在产品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其中的关键是将机床开发的“工艺驱动”从生产环节前置到研发环节：在用户新品预研环节引入机床企业，确保产品研发、工艺开发和专用装备设计齐头并进。

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补齐关键功能部件和共性技术短板的路径选择。就机床工具行业而言，今天的关键功能部件和共性技术短板，是专职机构缺位造成的，还是长期投入不足造成的？答案很有可能是后者。关于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大相关投入的政策选择，可以调整目前专项的定价机制，也可以加强重大专项与其他国家项目（如强基工程、高质量发展专项等）的联动，从而以更有力的价格杠杆撬动产业链上游企业的参与积极性，强化主机厂与上游供应商的合作创新；可以强化现有大院大所和制造业创新中心的技术支持定位，参照德国弗劳恩霍夫（Fraunhofer）的经验，加大财政对合同研发的补贴力度，让他们为更多企业的创新升级做好“参谋”与“后腰”。

第三，要充分认识机床工具产业的多层次性与复杂性，有意识地加强产业治理知识积累与能力建设。

随着前述机床工具产业和装备工业战略机遇期的到来，“多对多”网络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强。这就对政府的产业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政府需要建立更加完整的信息结构，至少应包括三部分：（1）我国机床工具产业的基本信息，即前述有关企业家、企业和组织-任务适配的知识；（2）下游用户产业演进的基本信息，尤其是在系统层面理解各产业链条的堵点、难点及其对机床装备的需求；（3）国际机床工具产业的产品与技术前沿信息即产业情报，这在当前脱钩断链、国际围堵的大背景下尤为重要。没有这样一个综合信息结构的支持，任何产业治理都有“盲人摸象”之虞。

其次，政府需要学会拿捏国家、社会、市场等不同治理框架的有机结合点。一方面，要对市场机制在“创造资源要素”方面的缺陷有清醒认识。（1）要由国家赋能社会，把相关事业单位和各级行业协会做实，由他们做好信息收集工作，精准把握和回应关键点位上中小企业的发展需求；（2）要以“国家背书”创造产业链互信、以国家项目创造关键核心技术（如前述制约新兴产业发展空间的关键装备与零部件）、锻炼科技领军企业（组织要素）；（3）要基于国家总体安全观重建产业情报体系，并建立产业政策与产业情报联动机制，推动骨干企业向产业链“卡点”“堵点”提前布局，形成持续性投入和前瞻性规划。国家在这些环节的努力不仅决定着产业转型升级的空间与潜力，也从根本上决定着市场机制的有效边界。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要素”方面的优势。在需求融合、资源融通等市场机制更擅长的领域，尽量避免行政“拉郎配”，更要避免基于身份标签的政策区隔。尤其是在推进机床工具产业军民融合的过程中，用足、用好市场机制，力争在技术上以军带民，在财务上以民养军。要牢记苏联的历史教训，不把“国家战略需求”变成压死特定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或是不断吞噬公共财政资源的黑洞。

所有这些工作，可以让行业协会、智库机构等社会组织来分担一部分，但归根结底，要求相关主管部门花大力气、长时间去建设一支人员稳定、人手充足、公平公正、行业信任、业务过硬、持续迭代的工业行政队伍，把中国机床工具产业链上下游、产学研用各方拢起来、拧成一股绳，牢牢套住即将爆发、却又可能转瞬即逝的战略机遇期，快马加鞭地进入中国装备工业的下一个“黄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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