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30日，针对当前仍然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的新政策思路。当下，“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方式已无法适应我国新的发展条件，而从“逆周期”到“跨周期”，绝非仅仅是周期性宏观调控的转型，而是积极跳出周期思维的转变，基于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的实践，使设计与调节落实于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宏观治理之中。

 “逆周期”调控方式已不能适应我国当下阶段新的发展条件

自1992年以来，我国一直明确地采用“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方式。1992-1997年期间，采用“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达成了防止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保持较低物价涨幅、确保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进入1998年后，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暴发，我国按照“逆周期”思路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辅以适当的货币政策。在随后的年份中，我国一方面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也通过适度增加货币供应的方式开始启用稳健的货币政策，一直到2003年均采用“一松一稳”协调配合，主要服务于扩大内需目标。2004年起，我国宏观调控政策转为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双稳”协调配合持续至2007年，服务于保增长、防通胀的目标。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我国宏观调控政策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双松”协调配合了两年，完成了保增长的目标。从2010年到2019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再次回归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松一稳”协调配合调控，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下，服务于稳增长、调结构、稳物价和供给侧改革等目标。2018年，中美贸易战暴发后提出“六稳”、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又辅以“六保”的目标。总体观之，自1992年以来，“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实践轨迹逻辑为：双紧，一松一稳，双稳，双松，一松一稳。

传统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集中于保增长、稳增长、防通胀。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得以实现的最为重要的有利条件，恰在于大环境保持着相对确定性。2018年后，中美贸易战、全球新冠疫情暴发，我国宏观经济层面面对严峻考验，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一些有利条件为我国“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提供了较大可能性与空间。

然而，时至今日，整体形势呈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诸多确定性条件几乎“一去不复返”，即大环境在较长时间段内都将处于不稳定之中，具有相当高的不确定性。从发展阶段上来看，我国已步入中等收入阶段，正走向高收入阶段过渡的关口，应当认识到：国民经济结构性过剩（而非短缺）已是新常态的要素之一，中等收入群体尚在形成期，特殊的“焦虑感”问题和增长中的贫富差距问题不容小视，经济增长新动能仍在蓄力期，发展中地域、产业、行业等结构性问题还相当严峻。在宏观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已转为对高质量的追求下，国内发展条件发生很多变化，更多趋于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外向型经济随着全球化逆转，一些外部势力的去全球化与去中国化，全球经济和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可能陷入长期低靡，而决策层适时启动的从“出口导向的大进大出战略”转为“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敦促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格局进行深刻转变。于是，纵观全局，传统的“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方式，已然不能充分适应我国当下新阶段的发展条件，而“跨周期”宏观调控方式将成为扩展的宏观调控与治理下新的表述。

“跨周期”宏观调控将覆盖多个“逆周期”过程，以优化结构支持发展后劲

从主流经济学原理的阐释看，政府宏观调控是以社会总需求管理为主干预经济运行的一种方式，逆周期调节是其基本特征。由于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需求总是不足的，而政府调控将通过对需求总量逆向调节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在“熨平周期波动”的取向下推动社会实现宏观经济供需平衡。这种宏观调控方式发挥作用的主要时序特点，在于维持宏观经济的短中期平衡，通过逆周期手段连接，成为长期宏观经济发展状态的较低幅波动。

所谓逆周期的思路简明清晰：在经济低迷之时采取积极、宽松的措施进行刺激，而在经济过热之时采取消极、紧缩的措施实行降温，以此来实现降低宏观经济波动幅度、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目标。“逆周期”相机抉择的宏观调控方式在短中期均衡中取得其效果后，推进到“跨周期”宏观调控思维，要进行“瞻前顾后”式的长期考虑，能够覆盖两个和两个以上周期的“扩展版”，以求更具预见性和连续性地优化宏观调控与治理。特别是2020年后，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以及疫情很难在短中期内得到完全抑制的紧迫局势，市场不但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而且更多存在着信息突变且不能及时传导的情况。那么此时，若还是按照传统宏观调控的逆周期思维方式来做调控，便会形成较明显的局限性。因为逆周期调控适应于相对确定性的环境，一旦进入不确定性很大的环境，政府的逆周期政策自身就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把调控的眼界扩展到长期的跨周期的更纵深状态，从而更好把握短中期不甚清楚而长期看却可能窥其端倪的确定性因素，做好未雨绸缪的工作。

同时，短中期“逆周期”调控，基本是处理“快变量”型总量状态的需求管理，而在“跨周期”概念下，需要把调控与治理的注意力和发力点，更多放到长期的、“慢变量”型的结构状态的供给管理之上，以结构的优化支持整个发展过程更有“后劲”，更具有可持续性。

总之，“跨周期”宏观调控的实质是扩展“逆周期”相机抉择的眼界而覆盖多个“逆周期”过程，在宏观调控中直面不确定性的存在而以长期视野下的确定性对其加以对冲，并以针对“慢变量”的结构优化努力，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儿。

“跨周期”宏观调控设计和调节是优化国民经济宏观治理的“升级版”

“跨周期”宏观调控的思路和设计要领是置于国民经济宏观运行长期视野下的整体布局，内在逻辑是更好地结合若干个短中期的需求管理过程于一个长期的结构优化过程中，在传统调控基础上打造更高水平宏观调控与治理的“升级版”。因而，在表述上，从原来的“管理”、“调控”升格为“治理”，具体从以下三方面考虑：

第一，短期问题要纳入长期观察。就短期看，容易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利于解决根本问题，长期可能还要出问题，而“跨周期”调控绝非忽视短期问题，而恰恰是要从根本上解决短期问题，视野要更为开阔，以是否利于长期高质量发展“着眼”，来判定短期宏观经济调控的“着手”。

第二，总量问题的分析和把握要紧密结合结构问题。虽然社会有效需求的短期宏观调控属于总量问题层面，但是，这一总量问题的“治标”表象下关联着深层矛盾与关键性“治本”的实质性结构性问题。“跨周期”宏观调控绝非可以忽视总量问题，恰是要一方面“透过现象看本质”、另一方面扭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活的灵魂”，将总量问题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找出来、分析透、解决好，切实为经济长期稳定高质量发展缓解制约、疏通经络、内外兼修，消除堵点，培养元气。

第三，相机抉择要更为注重从预期引导入手。传统宏观调控的着手点是“见事快”、“逆周期”根据现实景气判断在事后作出更关注短中期效果的调控动作；而“跨周期”宏观调控的着手点是以前瞻预测引出“先手棋”、“稳预期”，是在事前作出的更关注长期效果的调控动作，并且未来以中长期预期引导的过程实现，这也是对于短期宏观经济而言更具“包容性”的调控动作。

 “跨周期”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治理需与相关政策互为基础、互为依托、互促发展。具体可从三方面考虑：

第一，经济指标是经济发展结果，“跨周期”宏观调控应避免本末倒置。国民经济核算视角下的消费、投资和进出口等经济指标，究其本质，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其真正的动能来源，长期发展的动力机制要“把激励搞对”而真正释放生产力。

第二，“跨周期”宏观调控是应对长期不确定性的预期思维。宏观经济学理论所强调的经济周期，本质上是利用事后归因方法所作出的一种抽象总结，在这种理论框架下引入确定性思维之后，是在对其沿着规律性轨道前行的一种揭示各项调控中宏观政策的可能轨迹，是基于确定性判断而对于扑朔迷离的非确定性的消解。与传统农业、工业社会相比，我们已然处于人类变化速度越来越快、内生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信息社会，需要扩展“逆周期”相机抉择这一理论框架，掌握好“跨周期”全景纵深。

第三，“跨周期”宏观调控是从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入手，为宏观经济运行注入确定性，从根本上改善行为预期。稳预期、引导预期将成为今后宏观政策组合的最重要功能，并依托于解决结构性的问题来支持可持续发展，以长期着眼点支撑短期落脚点，以事前行为预期的有效引导结合事后归因基础上的相机抉择，以中短期和长期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高质量发展，在国内国际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形成“为我所调，动态施控”的更多确定性。

（编辑  季节）

截至1月25日，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为2022年设定了经济增速目标，市场普遍预期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大概在5.5%左右。这对观察中国今年经济走势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经济学家余永定在1月22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的“全球经济形势与科技发展”研讨会上发言指出，从宏观政策的层面上看，2022年我国应该明显提高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同时执行更具扩张的货币政策以协调、配合。

                                                  ——编者按

   第一，对中国2021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有一个比较客观、准确的认识。2021年，中国GDP增长速度是8.1%，如何看待这一增速？我们可以将2021年8.1%的增速同疫情前201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较一下。同比将涉及到基数问题，环比则不直接涉及基数问题。我们比较一下2019年和2021年各个季度的环比增速。2019年4个季度环比增长速度是1.6%、1.2%、1.3%、1.6%，相应的年化增长速度为6.6%、4.9%、5.3%和6.6%。而2021年4个季度的环比增长速度年化之后几乎都明显低于2019年（除第四季度）。不难推断，如果扣除基数效应，2021年的经济运行低于2019年的GDP增速6%。在假定不发生疫情、2020年正常增长的情况下，2021年的经济增速是低于“潜在经济增速”的。虽然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有多少我不知道，但从产能利用、物价和就业水平等方面来看，多年来中国经济是在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之下运行的。

第二，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处于低通胀甚至通货收缩状态。从2012年3月PPI（生产价格指数）连续54个月都是负增长，直到2021年前两个季度，我国的CPI和PPI都是不高的，平均来说，CPI在过去10多年大概不超过2%。2021年下半年物价，特别是PPI上涨较快，但最新的数字显示，目前在CPI继续保持低水平，而PPI则已经开始回落。

没有通货膨胀，甚至出现通货收缩，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是可以进一步提高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没有发展，什么都谈不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增长才是硬道理”。当然增长不是一切，但没有增长就没有一切。

我们要重视增长的质量，但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脱离增长就谈不上高质量。在现实中，如果经济低迷，则结构改革、技术创新和共同富裕等工作的推进就都会变得十分困难。我们要努力实现高质量增长，但100万亿元GDP就是100万亿元GDP，从价值层面看，所有GDP是同质的，否则同一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同一时期的GDP将无法比较。在产品和项目的层面，确实存在只顾数量不顾质量的问题，这样的经济活动可能根本不创造价值。如果这些经济活动的产品被计入了GDP，就说明我们的市场、监管和统计出了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并不一定要以降低GDP增速为代价。

第三，经济学界在讨论是否应该争取获得较高的增速时，存在着一些方法论的错误。例如，有观点认为，中国面临很多结构性问题，较高的增速不现实。

什么是结构性问题？一些人习惯把宏观经济之外的所有问题统称“结构性”问题，简直可以把“结构”当作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可以往里装。从一些学者的文章中可以看到，“结构性”问题包括：人口老龄化、投资-消费-出口在GDP中的比重、民营企业和国企的地位、收入分配不均、资本市场欠发达，自主创新动力不足、区域经济不平衡、城市化滞后、服务业占比不高、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规模收益递减等等。可以说，宏观经济之外的所有问题都在内，都被单子装进去，可以开得很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结构性因素肯定是要影响经济增长的，但无法解释特定年度和季度经济增速的变化。关于这个问题，我有四点评论。

第一点，所谓结构性因素一般来讲是慢变量，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以集腋成裘的方式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对于每年、每季度GDP增速，这些因素的影响是很小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尽管在几十年中累积的影响可能很大。

第二点，结构性因素有多种多样，同时影响经济增长。每个因素在不同时期的影响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讲，在给定的时期内，单个结构性因素对GDP增长的影响是微小的。当然也有特例。如果把“外部冲击”归类于结构性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影响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最重要原因。

第三点，有些结构性因素是可以互相抵消的。比如人口老龄化，一般来讲，在假设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将导致经济增长潜力的下降。但其他因素，例如技术进步也在发挥作用，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很大程度可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但如果说这一因素导致经济增长潜力下降了1-2个百分点，则是缺乏根据的。

第四点，结构性因素对短期宏观经济变量影响，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因果链条。必须找到因果链条的各个环节，才能确认某个结构性因素对某个年度的GDP增速的具体影响。不仅如此，因果链条不是单一、直线的，诸多因果链条还会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直接影响年度、季度经济增速的因素，主要是短期宏观经济变量：消费、投资、政府开支、进出口等。当经济增长主要受供给约束时，要分析决定当期供给的供给方因素。如果想证明某特定结构性因素决定了经济增速只能是6%，那就需要把因果环节逐个列举出来。比如人口老龄化（用某种量化指标度量的老龄化程度）影响了A，A又影响了B，B又影响了C……最后作用到消费、投资、净出口。如果没有对各个环节的情况进行分析，是不能直接跳跃到中国经济增速只能是6%这样的结论的。

中国2010年第一季度增速是12.2%，从那时开始，经济增速就一路下降，几乎每个季度都是下降的。如果从12%降到10%可以用结构性原因解释，但从10%降到9%，再降到8%……现在几乎向着5%的方向下降。是否可以用同一个因素（如老龄化）或同一组因素（如老龄化、环境恶化和规模效益递减）来解释这一现象？以抽象的原因直接推导具体结果，逻辑上是错误的。总之，结构性因素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但不能用来解释年度和季度经济增速的差别。

宏观经济关注的是短期问题，考虑的时间长度是年度、季度甚至月度。在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是要假定“结构性”因素给定的。做短期分析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消费、投资、净出口等具体因素。例如，消费增速减少了，为什么减少了？同什么因素有关?这样倒推回去，可能会涉及一系列长期、结构性因素。找出这些因素，有助于判定消费变化的趋势和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影响消费的可能性。

第四，如何刺激消费的问题。2020年年初，很多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发放政府补贴提振居民消费。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这肯定是一种可以考虑的思路。但如果消费者的收入下降、对经济增长前景悲观，即便发了钱，居民可能也不会用，而是会把钱存起来。2020年，武汉解封之后，我们曾经预期消费可能出现“报复性增长”，但这个预期并没有实现。经济理论告诉我们，消费受现实收入以及收入预期的影响。如果我们不能够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速、使居民的收入增加、并使居民有稳定的收入增长预期，实现消费增长应该比较困难。当然，对于因疫情冲击而导致生活困难的低收入阶层必须提供救助。但这不是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而是和谐社会建设问题。

第五，如何确定经济增长目标。最近中央提出“稳增长”非常及时。在目前的语境下，“稳增长”应该是遏制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跌。但中国应该争取实现多高的增长速度呢？学界普遍认为，我们应该首先算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再根据这种计算结果来决定GDP增长目标。我在过去很长时间也持有这种主张。但问题是，“潜在经济增速”是很难准确计算的。中国更是如此：模型过于依赖严格的假设，很多基本统计材料阙如。统计局还在“挤水分”、调整统计数字。其实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多年后再回头调整经济增速数字的例子并不鲜见。

我们在几十年的经济学研究中，曾经碰到过不少著名经济学家，他们因准确预测了某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或增长趋势而名闻天下。但实际上他们这辈子可能就预测对了一次。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要计算的，这种计算结果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在确定经济增长目标时，不能以这种计算为依据。

我特别赞成“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哲学：大方向清楚，但搞不清楚政策的具体的结果会是什么，不妨先试试看。这种开放式思维方式是很成功的。事实是：有些决策者不懂经济学，但他们做经济管理工作比懂经济学的人做得好。你说中国过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维持了40年10%左右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体量在世界排名18，GDP总量不足日本的1/4，甚至低于荷兰那样的“蕞尔小国”。2010年我国GDP总量赶上日本，现在是日本的3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成功了就是好的。

我是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社会科学院的，进去的第一天就听同事讲中国“货币超发”、要发生通货膨胀、要发生经济危机。大量“超发”的货币是“笼中之虎”，放出来不得了等等。我等“笼中老虎”出来等了40多年，头发都等白了。如果当时的决策者像我们这些研究人员希望的那样小心翼翼，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经济了。经济学不是一种确定的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是艺术。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幸好当初政府没听经济学家的一些中规中矩的意见。如果听了，中国经济恐怕没有其后近40年的平均10%的增速了。

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发布了不少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报告。现在你再去读那些报告就会发现，这些报告的预测，大多同中国后来的实际发展相差甚远，有的可能还是“南辕北辙”。撰写报告的世行专家都是当时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因为世界太复杂、中国太复杂、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太大。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经济发展规律了解得非常少，必须抱着非常谦卑、随时准备纠正错误的态度来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

第六，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应该建立在经验-试错的基础之上。如果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失控、金融脆弱性严重恶化，就需要降低经济增速目标。反之如果通货膨胀没有失控，金融脆弱性没有那么严重，就应该采取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争取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速。2019年，我提出保6%的主张，我认为6%是具有象征性的。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开始基本上是逐季下降，2019年已经跌到6%，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事实上，当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相当低；虽然杠杆率比较高，但金融体系基本上还是健康的。中国依然有比较大的政策空间。在没有进行尝试之前就认定必须让经济增速降下来，是很值得商榷的。经济增速长期下滑会产生所谓“磁滞效应”(hysteresis effect)：经济增速下滑时间过长，就会出现再想快也快不起来的情况（工人长期失业难以重新就业、团队解散后难以重新组织）。听任经济增速下滑、听任投资增速下滑，经济增长潜力就必然下降。

总之，只要不存在通货膨胀失控的危险，只要没有暴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明显风险，我们就应该把经济增速定的尽可能高一些。

目前，市场对中国通货膨胀失控的担心已经明显减弱，但对于金融风险的担心还是比较强烈的。我以为，长期以来，外界对中国暴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估计得过于严重了。2008年以来，每年有很多人预测中国要发生金融危机。2012年我到纽交所交流，当时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要崩溃、温州的地下金融要把中国的整个金融拖垮，还有“影子银行”等等问题。我们则向纽交所的人解释：这些问题都存在，但根本不可能使中国出现大的金融危机。例如，温州的地下金融的规模跟中国整个经济相比，实际上九牛一毛。我们应该关注它，不能无视它，但它不会造成你们所认为的那样的危机。

第七，增速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在上升，我们正在下降，增速的差距正在缩小。印度的增速已经连续两年超过中国。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从美国一些学者，特别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学者最近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很高兴看到中国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降。中国有潜力，也有能力遏制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下降，能够使经济增速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之上。

第八，建议决策部门还是应该为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确定目标。当然，这个目标是引导性的，不是指令性的，但必须有个目标。没有增长目标就难以制定具体政策。实际上，每个政府部门、各级政府都有隐含的目标，只不过没有明说。而没有统一和明确的增长目标，各个政府部门和各级政府就难以协调行动。在确定目标之后，我们用试错的方法尝试去达成目标。如果目标确实无法实现，我们再退回来也不晚。

第九，中国完全可以为2022年设定5.5%的增长目标。应该可以根据历史数据和经验计算出，为了实现5.5%的增长目标，中国消费、投资、出口所需要实现的增速。宏观经济变量中的大部分是内生的，只能根据一定假设，预测它们的增长速度。但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基本上是可以由政府控制的。因而，可以根据不同的有关消费、投资（扣除基础设施投资）、出口增速的假设，计算出为了实现5.5%的经济增速，基础设施投资应该保持的增速。当然，计算过程不是能够一次完成的，可能需要多次迭代。无论如何，最终是可以计算出一组最可能实现的、自洽的为实现GDP5.5%增速，基础设施投资需要实现的增速。2021年中国基础设施增速仅为0.4%，而在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之前，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一般保持在20%左右，在“四万亿”时期，2009年6月，基础设施投资累积同比增速高达50.7%。退出“四万亿”之后，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一路下跌，2012年2月进入负增长区间。2013年一度回升到20%以上之后，即又开始持续下跌。2021年全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0.4%，远低于新冠疫情前3.8%的年增速，甚至不及2020年0.9%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应该是逆周期的，是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2021年基础设施投资顺周期下行，又如何不拖累GDP增速呢？这显然不能由所谓“结构性”因素来解释。

在经济持续下行、预期不振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增长只能主要依赖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提高创造“挤入”效应，带动制造业投资， 并通过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已经超前，没有更多项目可建了？并非如此。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宽广的概念，不但包括“铁公基”等老基建，而且还包含“新基建”，并且包括一系列软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即便是传统基建项目，我们依然存在巨大的补短板任务。2021年夏天，郑州一场大雨死亡失踪380人已经充分说明问题。

基建投资没有收益的说法也是片面的。在努力提高投资效益的同时，必须看到，基于基础设施的功能与性质，基础设施投资的成败是不应完全或主要以商业回报来衡量的。

基础设施投资的可控性来源于中国的制度优势，是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想学习而不得的优势，放弃这种优势是自废武功。不仅如此，由于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房地产调控会导致相关投资增速下降，进而拖累经济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就更有必要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对冲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第十，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中国房地产投资在GDP中的占比是全世界大国中最高的国家，中国房价的增速是全球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房地产的主要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虽然2003年把房地产行业定为支柱产业是错误的，但难以判断房地产是否有全局性的严重泡沫。我们的金融管理部门长期处于两难地位。一旦发现房价增长过快，就会出台房价调控政策、相应退出原来的宽松政策；而当房价增速受到抑制导致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降、进而影响整个经济增速，于是房价调控政策被搁置，货币政策转向宽松，房价报复性反弹。到目前为止，我们经历了数个这样的房地产周期，我们货币政策的松紧，很大程度受制于维持房价稳定的政策意图。抑制房价上涨似乎变成了货币管理部门的主要政策目标，而稳物价、促增长的宏观经济目标则退居从属地位。

“房子不是用来炒的”。一线城市房价确实过高、上升过快，不利于民生和经济长期发展。但货币政策的目标应该是调节增长（就业）和通胀。抑制房价应主要应通过房产登记全国联网和税收等非货币政策手段解决。

房屋建设中存在严重结构性问题。一方面，存在大量空置的高端住宅；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年轻人难以解决住房问题，房贷压力沉重。应该增加廉租房供给，健全房屋租赁市场，逐步消化三四线城市存量住房。

本轮房地产调控确实存在时机选择、“一刀切”等问题，应该调整。但要接受经验教训，避免突然改变政策方向，造成市场的震荡。

第十一，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必须解决融资问题。2008-2009年投入四万亿元的重要经验教训是：应该主要通过政府发行国债、而不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从银行贷款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目前我国一方面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另一方面存在发行国债的较大空间。发行国债可能是中国解决目前经济困难的不二法门。发行国债导致利息率上升等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同时，扩大国债发行量对于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发行国债的具体方式（如地方债应该如何发，是否把专项债改为一般公共债等问题）则可以进一步研究。

2021年中国财政政策偏紧，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恢复。从宏观政策的层面上看，2022年，建议政府提高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政府无需过于拘泥于财政赤字率不应该超过3%的教条。3%的设定并无任何坚实的理论根据。经验证明，在许多情况下，降低赤字率的最有效方式是提高经济增速。而提高经济增速，在短期内就可能不得不增加财政赤字。1996-1997年日本紧缩财政的失败经验和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2000年代初的财政扩张的成功经验都说明了这点。

第十二，2022年应该执行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经济过热时期，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发挥作用。在经济下行期间，由于“流动性陷阱”之类问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会受到极大制约。一方面，企业的沉重利息负担使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难以承受。中央银行不仅应该而且可以通过降息等方式缓解企业和居民财务困难，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预期不佳，即便银行增加信贷、降低利息率，企业和居民的贷款需求可能也不会有很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必须同扩张性财政政策紧密配合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如果大幅度增发国债，国债利息率必然上升，进而导致金融体制中各类利息率不同程度的上行。这时，降息等扩张性货币政策措施就可以降低国债发行成本，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国债市场需求不旺，中央银行完全可进场（二级市场）购买国债，活跃国债市场、降低国债成本。在这方面中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

第十三，由于通胀形势的恶化，美国在2022年将开始退出已经执行12年的极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将对中国的国际收支造成不利影响，人民币贬值压力会有所上升，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是，由于美联储政策调整将是渐进的，相信2022年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急剧变化。中国只要允许人民币汇率保持足够弹性、对资本的跨境流通保持必要的监管，外部环境的变化应该不会对中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造成很大影响。

第十四，关于2022年的经济增速。市场似乎普遍认为应该是5.5%，对此我比较认同。一方面，我们毕竟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经济增速低于2019年是正常的。另一方面，我们有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余地。但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是要有条件的。一是项目储备足不足，因为事先没有预做准备，可能找不着项目。二是地方政府是否做好了思想和组织方面的准备，否则难以承担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任务。总结2008年“四万亿”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能操之过急。毋庸赘言，宏观经济政策的成败，不仅在于设计，而且在于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度环境、政治生态。

对于202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我们有理由感到乐观。

（编辑  苏歌）

自从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之结果震惊世界以来，激进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政治风潮席卷了西方发达国家。特朗普上台后，更是动手拆解支撑全球化的基础架构。他把多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推倒重来，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贸易战，让世贸组织陷入瘫痪状态。美国直接锁定中国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实行贸易与科技封锁，试图逼迫跨国企业把全球供应链移出中国；通过各种渠道胁迫自己的传统盟国，联手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试图打乱中国的产业升级步伐与经济增长势头。这一连串的政治举措，给全球产业供应链带来裂解风险。

全球化的脚步从2008年开始进入减速阶段，甚至出现局部倒退。例如，根据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发布的世界贸易监测数据，从2018年第四季度起就连续出现全球贸易额萎缩现象。从2018年12月到2019年2月，贸易规模的下行幅度达到1.8%。贸易额增长速度趋缓也十分明显，1990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规模占全球GDP的比重为39%，然后一路攀升到2007年的60%，但到2018年则缓跌至58%。

另外，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外商直接投资统计数据，从2016年到2018年，全球FDI规模不断创下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纪录，2018年又比2017年萎缩了将近1/5，规模只剩下1.2万亿美元。此外，一个衡量跨国供应链发展程度的常用指标，是各国进口中间产品(零部件)占全球GDP的比重，该比值自2008年以后，从占全球GDP的19%下降到17%。跨境的银行信贷规模与全球GDP的比例，从2016年的60%大幅下跌到36%。

如何正确评估逆全球化危机

我们如何判断全球化是否已经步入逆转的轨道？

首先要回答四方面问题：第一，全球化究竟是在演化之中还是在退化，哪一种趋势才是主导性的？第二，当前涌现的裂解全球化的力量和仍在推进全球经济融合的力量，谁更具有主导性？第三，全球范围内，抗拒与反对全球化和拥护与支持全球化的群体，哪一方更具优势？第四，支撑全球化的社会机制与制度安排基础是脆弱还是强韧的？是否有强大的束缚性因素或障碍？

贸易保护主义及措施并非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十几年来跨境贸易结构出现了四重深层变化。

第一重变化，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正在转变。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从出口转为内需拉动，并持续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首先，制造产品更多地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中国GDP的构成中，货物和服务出口所占比例从2006年36%的峰值降到2017年的19.8%。与此同时，中国不断推进高端制造业发展，延深产业供应链，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减少对进口高附加值零部件、设备或软件的依赖。过去30年来，中国一直进口高附加值的零部件，做来料加工再出口，承担着“世界工厂”的功能，获得了零部件等半成品、设备等生产资料的制造技术，在获得竞争优势后，又发展成为新的出口产业。2000-2016年，半成品与生产资料在中国出口值中所占比例均提高10%以上，分别达到41.1%与31.2%。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到2018年，中国在出口产品中创造的附加值比率已经超过日本，中国国内的产业链垂直整合程度比日本还高。这些结构性变化反映在双边贸易统计上，必然会出现贸易额增长趋缓，原来需要进口的高附加值生产设备与零部件开始改为由国内供应，原来在中国国内组装的终端消费品，现在转移到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孟加拉国、墨西哥甚至非洲工厂，而中国厂商则成为这些海外组装生产所需的设备与零部件的供应来源。

从世界范围看，2007年以后，在发展中国家制造的产品已有越来越高的比例直接供应当地市场，越来越高比例的零部件改为在当地采购，由此，最近10年来世界贸易规模的增长速度低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

第二重变化，世界贸易流向的主轴出现结构性的变化，打破了战后70年的基本格局，同时也扭转了全球化的运行规律。二战后，世界贸易活动主要是围绕着富裕国家的需求展开的，基本上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加上以色列与日本。世界贸易活动的主体是富裕国家彼此间的出口，以及非富裕国家向富裕国家的出口(主要是原材料、能源与初级加工品)。从战后到20世纪末，富裕国家彼此间的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一度曾达50%以上（90年代初），非富裕国家向富裕国家的出口多年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在25%以上，以富裕国家需求为导向的出口活动几乎占世界贸易的2/3。同期非富裕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所占的比重长期以来都在10%-14%之间。

21世纪以来，贸易流向的格局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连续超越日本、德国与美国，快速攀升为第一大贸易国；同时，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模都出现快速的增长。非富裕国家彼此之间的出口比重不断增长，而富裕国家之间的出口比重则一路下滑，两者已经旗鼓相当。

当前，以非富裕国家为导向的出口不会受中美贸易战干扰，反而可能受惠于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它们会接收部分从中国移出的生产线，而且中国政府与企业还会以更大的力度，来协助这些经济体开发潜在增长能量与消费需求。以非西方国家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出口，将逐渐成为世界贸易的新主轴。

第三重变化，最近几年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主要因素是自动化生产技术的突飞猛进，而保护主义的作用反而居其次。如果某类高价位产品的制造可以大量利用智能机器人替代人力，跨国企业就可能选择就近在美国或西欧建立生产基地。在新技术条件下，选择离岸生产的诱因降低了，选择缩短全球供应链以更贴近消费者，同时也可以规避贸易战的风险。

事实上，技术驱动的全球产业供应链布局调整是全球化演进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过去30多年的全球产业链就是因应集装箱运输、长途通信、电脑存储器与运算的成本急剧下降而生的。

不过，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趋势并不乐观。美国制造业空洞化已久，美国本土已缺乏完整的产业供应链。多数美国跨国企业最擅长的还是产品研发、品牌经营与全球运营管理，而这些生产活动仍占据价值链的主要部分。

第四重变化，是世界贸易活动中实体(thetangible)产品的交易价值比重会逐步下降，这是数字经济与产业智能化时代的必然趋势。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统计，过去10年服务贸易扩张的速度要比货物贸易高出60%，而且这个数值是被严重低估的，因为有很多种类型的服务贸易是通过网络交易，或非正式渠道交易，或个人境外消费的，很难有效追踪与统计。此外，目前有很多网络科技公司提供免费社交媒体或电子邮件账户服务，而这些服务其实都是有真实价值的。

裂解的风险空前严峻

最大的裂解风险来自美国鹰派的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这与全球化所需要的互通、互联、互惠、互补、互信、互助与互依思维格格不入。美国为了达到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动用各种阴谋手段破坏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离间中国与其战略伙伴和经济合作伙伴的关系，不惜损害美国的长期国际信誉，以最粗暴的政治与法律手段封杀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他们不惜使现有的多边贸易体系功能陷入瘫痪，拆解过去30多年跨国企业所搭建起来的全球产业供应链，剥离中国与美国两个社会在金融、科技、卫生、环保、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密切交流与合作，更不在乎美国的移动通信系统可能因此落后于最先进的5G科技潮流。

中国已完全融入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全面冷战会把逆全球化带入新的阶段，全球经济将划分为两个不兼容的经济集团。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技术和数据的贸易都将受到严格限制，数字领域也将变成“分裂网络”，西方和中国节点可能无法相互连接。

在因应美国的贸易战打击时，中国最佳的策略是广结善缘，而不是与美国正面进行政治拔河。中国将以更大的力度深化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伙伴关系，也会坚持对外开放，让全世界的生产者、企业家与投资人分享中国经济成长带来的巨大商机，中国人的智慧是有容乃大，中国也将继续欢迎美国企业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并提供更友善的经营环境。

融合的力量仍大于裂解的力量

如果我们的目光超越西方媒体所关注的新闻焦点，我们就会看清楚，持续推进全球化演进的融合力量明显大于裂解力量，但前者是默默进行，而后者是敲锣打鼓闹事，其表面声势往往超过融合力量。

过去30多年推进全球化的主要行动者是跨国企业与跨国金融机构。但在网络时代与数字经济时代，我们更需关注虚拟世界的非实体商品跨境交易、去中心化的生产者与消费者联结，以及绕过传统金融机构与支付系统的跨境网络金融活动。

过去10年，外资流入非洲的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两位数左右，在较差的2018年仍维持12%的增长。此外，流入亚洲发展中国家(含中国)的FDI也在持续增长，许多新兴经济体也纷纷加入FDI来源国行列，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2007年的规模不到500亿美元，到2015年就已接近1500亿美元，而且首度超过FDI的流入规模。在流向非洲的FDI之中，除了美国、英国、法国与荷兰这些传统来源地之外，中国、南非、新加坡与印度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来源地。

跨境电子商务是重要的全球经济新的融合机制之一。这个新兴的商品交易渠道，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个体户、微型企业与农民合作组织，可以通过网络交易平台直接通向终端消费者，为全球中小企业及年轻人进入世界不同市场降低贸易壁垒，提供更为公平的渠道。中国是全球电子商务发展得最快的国家，也是电子支付系统最先进、使用最频繁、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中国还将这个网络时代的先进经济模式推向全球，协助发展中国家建立电子商务平台。

网络与数字科技是加速全球经济与社会融合的最重要机制。如今数字与通信科技让远距离通信、视频与巨量信息传递接近免费。目前全球互联网使用者的覆盖率已达50%，全球有36亿人可以享受网络世界带来的各种机会，从沟通传播、协调、社会动员、出售劳务、金融交易、教育学习，到网络犯罪。

网络通信与数字科技让极其复杂的全球产业供应链可以跨越国境藩篱而无缝衔接，几乎可以达到分秒不差甚至毫厘无误的境界。网络联结让无数的个体户与微型企业可以直接参与全球市场，让个体生产者、设计者、消费者、借贷者可以弹性地进行协作与资源整合，在区块链技术与加密货币交易平台的蓬勃发展下，也有越来越多的跨境金融交易与资本移动，可以绕过传统的金融机构、跨境支付系统与国家监管的换汇机制。网络科技也让全球科学社群融合成一个实时交流、分享与紧密分工合作的知识社群，巨型科技项目的跨国分工合作已经成为全球基础科学研究的典型模式。

创造更多的利益攸关者

全球化不断在世界各地创造更多的受益群体，全球化的潜在利益攸关者将持续增长，最好的例证就是非洲大陆。

非洲是当前世界FDI流入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过去最贫穷的“黑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在2018年引进了320亿美元外资，增长率高达13%。2018年3月正式签署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greement，AfCFTA)，在55个非盟会员国中已经得54国(厄立特里亚除外)的签署。

拉动非洲经济增长的最大助力，来自中国提供的出口市场、开发援助、长期融资技术合作、直接投资，以及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从2000年到2017年，中国与非洲双边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0%，投资的增长速度同样惊人。

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参与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印度、美国与德国的总和。到2025年，中资企业在非洲投资将达到4400亿美元，并从制造业和资源领域，延伸到服务业和物流业等领域。这些企业在制造业领域的生产总值占非洲制造业总生产量的12%左右。

中国推动的许多大型基础设施都是覆盖整个区域的。最突出的就是由中国电信带领通信设备厂商启动的“中非共建非洲信息高速公路”项目。该项工程将铺设“八横八纵”宽带骨干光纤网络，覆盖整个非洲大陆。骨干网络长度达15万公里，穿越48个国家、82座城市，投资金额150亿美元，预计2023年完成。这个计划将带领几亿非洲人一步跨入宽带网络时代，并带动沿线国家规划宽带发展计划与网络经济。

中国物美价廉的科技产品，让非洲广大的低收入群体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消费能力跨越。例如，在非洲大陆广受欢迎的中国智能手机与移动通信设备，让数亿非洲消费者立刻跨越了数字鸿沟，甚至让千万落后农村可以与世界同步分享最新的信息与知识。

中国企业也让数字电视走进非洲最偏远落后的农村。收看世界各地电视节目曾是非洲少数精英的特权，每月要付70美元起步的卫星电视费用，而且还只有少数几个频道可选。2002年，北京四达时代公司在非洲推出了世界上价格最便宜的电视套餐，一个月最低4美元，而且有上百个频道，用户已经逼近1000万.2015年，中国领导人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启动“万村通”工程，这个项目为撒哈拉以南25个非洲国家1万多个村落安装、接通卫星电视信号。

建设基础更厚实的全球化模式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全球化方案。中国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携手合作，建设基础更厚实的全球化模式。

新亚欧大陆桥的代表性标志就是中欧班列的开通。自2011年3月从重庆到德国杜伊斯堡的渝新欧班列正式开行以来，8年间，中欧班列运输网络已经覆盖中国56个城市，在欧洲联结15个国家的49个城市，还有通往越南、巴基斯坦、伊朗的支线，运输路线将近70条，每年都有增开的路线。从中国城市经由陆路与海运把集装箱运到欧洲内陆城市的时间，从33-45天缩短为13-21天。中亚国家与俄罗斯沿线的铁轨改造以后，更可以缩短为7-15天。目前中欧班列的运输成本已经降到只有空运的1/5，许多班次较密集的路线已经不需要政府补贴。原来从欧洲返程的集装箱缺乏足够货源，经过中国企业积极开发进口货源，以及改善沿途冷链仓储运输设备以后，不仅大批的汽车零部件、机械设备、装修建材、电子产品和木材等可以从欧洲国家运回，各种原来依靠空运的保鲜食材也开始源源不断运往中国。现在一些中国的超市或饭店可以买到从欧洲与中亚进口的各类食品和日用品，包括肉类、红酒、巧克力、矿泉水、谷类、蜂蜜、咖啡、茶叶及乳制品等。

建立高度依存和高度融合的全球经济体系

客观分析，当前支撑全球化的基础架构是整体强韧、部分脆弱。

当前的全球社会是由各国家政府之间、企业和政府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协议，各种法律安排和规范交织、叠加在一起，才能让我们完成看似简单的跨国穿越。就是这些严密的多边体制，以及与其对接的国内治理体制和法律安排，建立了高度依存和高度融合的全球经济体系。

今日的全球社会，不仅仅是经济高度一体化，所有涉及人类社会生存的重大议题，都有相对应的全球治理规则。它们有些是政府间签署的，有些是民间专业组织自行推动的。这些治理规则及相应构建的治理机制承载很多制度，履行很多规范，为国家、企业、非营利机构、个人，以及所有跨国行动者之间进行的交往、交易和移动提供可依赖的秩序。跨国企业才可能在全球范围有序运营。

但全球化的结构也有其脆弱的一面。例如，“9·11”事件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刻下令境内所有飞机停航、机场关闭，所有正飞向美国的国际航班折返，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的边境关闭，所有正驶向美国港口的船舶一律在外海停泊，华尔街股市无限期休市，等于是让全球经济体系大范围停摆。美国政府背负着巨大压力，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跨境货物、人员、信息与资金的常态流动。

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运作仍需仰赖国家公权力的配合。而这些机制都需要政府间的协议与互惠合作。此外，也需要通过政府间多边体制与政策协调机制，确保国际公共服务产品的有效供给。最关键的国家行动者仍是那些极少数对全球经济有系统性影响力的政府，世界经济与全球社会仍在这些极少数国家行动者设定的基本框架内运行。因此，支撑全球化运作的基础结构仍可能受到极少数关键国家行动者的干预阻断甚至破坏，而导致全球经济活动出现震荡、无法正常运行，或被迫进行重新配置。

在特殊情况下，美国的庞大国家机器的确有能力让全球经济体系关键环节的运作出现大范围的短暂瘫痪。还没有其他国家拥有与美国等量齐观的这种制造系统性干扰、震荡、阻断与破坏的能力。欧盟下辖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与第二大储备货币，中国下辖全球第三大消费市场、最大制造业平台与最多数量科技专利，它们虽有部分能力，但无法与美国相比。

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见到全球社会紧密的经济依存关系所依赖的基础结构受到干扰，全球化已经让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程度达到经济连体婴的程度。逆全球化的代价对每个国家而言都太大，其损失难以估计和承担。

美国政府的力量也有极限

虽然美国对全球经济体系的运转拥有强大的干扰、阻断与破坏能力，但美国也是当前全球化体系下最大的受益者。2017年美国消费了全球17%的能源，总体商品与服务消费规模达到13万亿美元，比整个欧洲还多出38%。美国还靠发行国债与印发美元来长期透支消费，同时还可借助它拥有的跨国商务与金融基础设施、技术规范与市场规则主导地位，攫取巨大的商机与特权。

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即使美国政治精英把维护美国霸权地位视为最优先的国家战略目标，也会尽量保障美国在全球多边体制与产业价值链的优势地位，而不是像特朗普那样采取激进单边主义措施。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一度对全球化的基础结构带来巨大威胁，但很难贯彻到底，也不易持久。华为事件让我们见识到美国国家机器的蛮横与粗暴本性，它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罗织罪名构陷无辜，也显示出在国际体系日趋多极化与超级全球化时代，强大的美国政府也有其能力之极限。特朗普政府用尽了“洪荒之力”来封杀华为，上演了一幕旷世丑剧——一个超级大国居然需要动员整个国家机器来对付一个5G通信设备厂商。但无法把华为一枪毙命。

过去，里根政府封杀日本日立公司的半导体部门，奥巴马政府利用《反海外腐败法》击垮法国阿尔斯通(Alstom)集团，都是手到擒来。而今日华为有中国政府与中国市场作为靠山。尤其在中国政府于2021年6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后，中国政府有了法律武器，可以对有关国家的实体与个人实施相应反制措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此外，华为的先进技术实力、多重预备方案的后手准备，以及在全球通信产业供应链中的长线战略布局，也的确超出特朗普团队的想象。华为的芯片供货商英特尔、高通、赛灵思均私下游说新政府的商务部，希望针对华为禁令网开一面，他们担心未来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会受到挤压，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

全球化带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所有国家都被紧密的跨国产业价值链、粮食与能源供给链、全球信息网络、科技合作机制、跨国融资平台与交叉股权结构捆绑在一起，共同创造并共享由此产生的巨大经济红利。另一方面，所有深度融入这一过程的国家，都暴露于其他国家可能把相互依存关系作为武器使用的风险之下，融入程度越高则风险越大。全球化的持续推进，就是建立在一层层相互保障、相互承诺与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

美国既是过去30多年全球化的塑造者，也是当前全球化面临风险的主要来源。美国作为后冷战时期唯一超级强国，其权力基础正在不断流失；，随着全球制造业活动重心不断向亚洲转移，美国的决策者把相互依存关系当作进行“无硝烟战争”武器使用的冲动就会上升，这必然会折损其他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货币、网络、通信基础设施的信赖，多数国家试着寻求约束美国任意性的制度安排，或设法绕过美国主导体系而开辟替代性安排。

美国政府对所谓敌对国家进行无硝烟战争的撒手锏之中，威力最大的就是金融封锁与因特网封锁。不过，即便在美国与苏联对峙关系最紧张的时候，这些撒手锏都仅仅在小范围内使用，只是针对特定的苏联政治人物、银行或企业。对俄罗斯进行的经济制裁，原拟将俄金融机构排除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之外，切断其与所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正常业务往来，这将给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与国际收支带来严重后果。不过，在全球主要金融机构大力劝阻下，美国与欧盟最后没有实施。

SWIFT相当于国际金融体系的神经中枢。美国对SWIFT拥有多重的实质掌控机制。如果美国政府欲将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排除在SWIFT之外，那后果是什么呢？

首先，美国金融机构与中国大型银行之间有盘根错节的交易关系，这些涉及天文数字且层层叠加的金融交易合约，一旦出现大范围的违约，必然会引爆连环违约，将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灭顶之灾。

中国是美国国债境外第二大持有者，可以说中国是支撑美元霸权地位的最重要支柱之一。如果美国要排除中国使用美元支付与结算体系，与中国进行全面金融脱钩，等于拆毁自己的金融基础。果真走到这个地步，中国将会尽力建立人民币货币圈，要求主要贸易伙伴及自己的进出口商改用人民币报价与结算，并全力推进以人民币结算的债券、石油期货、黄金与大宗商品交易等金融交易平台，大幅增加与美国以外国家央行的换汇规模，以便利双边贸易以本币结算。中国人民银行也必然同步改采以国债(就是以未来财政收入为担保)搭配一定比例黄金，作为货币发行准备。中国在2015年已经启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CIPS)。而CIPS的功能之一本来就是作为SWIFT的备用系统，完全可以处理其他币种的跨境支付。

长期来看，像SWIFT这种在电报时代成长的机制，未来最大的竞争者将是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加密货币国际支付系统。中国政府未来可以考虑支持一个以赋予人民币合理权重的去中心化网络支付体系，作为节制SWIFT独霸的平行机制。

美国对特定国家实施因特网封锁这个选项，在2016年以后已经很难启动。在各国政府代表长期交涉下，美国政府勉强同意放弃对因特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ICANN)的排他性单方管辖权，换取以巴西与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放弃将ICANN纳入联合国体制的主张。ICANN与美国商务部签订了去除一切控制和监督的最终协议，理论上，美国政府已经无权直接下令ICANN撤销某个国家的特定网站域名(也就是让这些域名所指向的网站从因特网的世界中消失)。在特殊情况下，美国政府还是可以片面主张ICANN仍必须接受美国司法管辖，并通过对根域名服务器的管理权来封锁特定的域名网站。所以，当美国商务部把中国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时，很多人担心美国的长臂司法管辖也可能延伸到网际网络领域。因而像ICANN这样一个网络时代最关键的全球基础设施管理机构，应该纳入联合国体系，享有超主权机构的法律地位。

当中国开始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网际网络使用者时，中国境内也开始增设根域名服务器镜像，美国过去独享的网络治理单方管辖时代已经结束，美国想单方面对其他国家进行全面网络封锁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

从2015年到2018年由中国牵头的“雪人计划”实验，就展现了在IPv6技术规范下全球新增25个根域名服务器的可行性，这是通往网际网络治理模式全面去中心化的重要一步。“雪人计划”也成功帮助中国掌握了DNS根域名服务器的运行和管理技术，为下一阶段在中国快速铺设以IPv6为基础协议的因特网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

美国想要扼杀中国倍感吃力，它已认识到，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已经难以撼动，靠挥舞贸易战大棒就让中国屈从是不现实的，想用经济脱钩的筹码逼迫中国改变自己的体制更是异想天开。美国高科技产业领袖对于中美科技产业脱钩的趋势，是忐忑不安的，因为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可能危及美国半导体产业的长期竞争优势，也会动摇美国高科技龙头在诸多高科技系统平台上的独占地位，这是一把双刃剑。

从这个角度看，中美间爆发全面冷战的经济代价，是绝大多数美国选民与企业都不愿意承受的，因为他们可能永久失去中国市场;一旦中国全力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供应链体系，许多依赖中国市场的美国高科技企业必然要蒙受巨额损失。

中国的作用十分关键

整体而言，全球化仍在演进，而不是退化。全球化仍具备充沛的前进动力，我们不要忽视广大沉默的利益攸关者，更不要低估非西方世界或发展中国家广大潜在受益者对全球化的拥护，逆全球化的成本对每个国家而言都太大了。

反全球化的政治运动基本上是少数，而且主要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超出这个范围以外，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政治能量。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虽然局部浮现出一些裂解或逆全球化的力量，但是再联结或深化融合的力量也在同时涌现，其远大于裂解的力量，而中国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中国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携手合作，共商、共建与共享基础更厚实的全球化模式。中国还会持续开放市场，搭建新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深化与大多数国家(但可能不包括美国)和地区的经济伙伴关系，引领全球化路径与游戏规则的修正，把包容性增长目标放在更优先的位置。

（编辑  季节）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目前，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工作走在世界前列，但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运营管理的规范尚属空白。推动我国数字货币战略的总体实施，夯实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的制度基础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我国积极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测试工作

人民银行正持续推进数字人民币应用试点工作。深圳、成都、雄安、苏州、上海等地已经在进行测试，北京等地方政府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2021年测试数字人民币。从现有测试的基本情况来看，有的地方是政府发布数字货币测试公告，本地居民通过线上申领数字人民币红包，通过抽签形式确定中签人，中签人申领数字人民币红包或者通过个人线下充值从而进行消费；有的地方是直接在医院、商超等场所离线测试。数字人民币使用场景既有线上，也有线下。比如，广东石油同时上线数字人民币的支付应用，并将数字人民币覆盖范围扩大到深圳市多数自营加油站。深圳、苏州等地线上消费主要是京东、美团等平台场景，线下消费则主要聚焦于咖啡店等应用场景。苏州则以发放数字人民币补贴的形式进行试点。雄安新区以店铺为单位作为数字人民币的合作试点对象。

可以预见，数字人民币将会和现有数字应用场景进行融合。我国的数字企业平台涉及生活的多个领域，对数字人民币的推广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特定的人群及特定环境中，数字人民币具有一定的差异化优势，在数字企业平台上使用数字货币支付的安全性以及便利性将会释放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从长期看，数字人民币的推出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首先，我国的经济体量仍然呈现中高速增长，特别是在全球疫情的冲击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以及国内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势，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信心。其次，我国出口额在疫情期间达到了创纪录的高点，全球范围内对人民币的需求不断增大，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需求也不断增长。第三，我国加入“RCEP”、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等，对于我国双循环战略有巨大影响。第四，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研发进度处于世界领先位置，数字人民币较传统跨境结算具有特定的优势，其使用场景会逐步扩大。

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影响的预判

虽然诸多国家、地区重视数字货币研发工作，但大规模在零售领域发行流通法定数字货币，在重要经济体中并无先例可循。发行流通数字人民币面临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

从国内来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发展中存在结构性矛盾。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长期来看可能会提升经济运行效率、提高支付体系透明度，但短期内也可能削弱经济运行的弹性和韧性，诱发经济活动中的新矛盾、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经济转型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从国际影响的角度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下逐步加快，我国移动支付走向海外。推出数字人民币需要考虑是否会对既有移动支付国外发展造成冲击，是否有利于移动支付的中国技术与中国方案走向世界；也要考虑数字人民币短期是否会增加国际对于人民币使用的疑虑等。

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对经济社会治理的挑战

一是金融稳定的不确定性会提升。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将直接对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产生影响，央行现有货币发行和清算体系需要重新设计。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并不是对现有发行流通机制的替代，而是要设计一套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机制来嵌入当前的发行流通体系中。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可能会改变原有的货币流通效率，对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央行传统三大货币政策工具的政策效果需要重新评估。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数字人民币的出现，可能使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把握面临挑战。同时，当法定数字货币进入大规模运用之后，将引起货币结构出现较大变化，原有货币运行机制将会出现新的特征，由此可能引发金融市场波动，对金融稳定构成新的挑战。在货币清算体系领域，基于商业银行存款账户管理的银联清算体系是否同样适用于针对数字人民币的清算，还需要进行讨论。

二是对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影响。数字人民币带来高效社会治理的同时，也会对公民权利和社会活力带来挑战。数字人民币使社会主体的金融行为在中央银行层面显得更加“透明化”。鉴于数字人民币与纸币、电子货币在一定时期内还将长期共存，使用人也有可能排斥数字人民币，维持纸币或者电子货币的保有与使用。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后，也有可能衍生出部分专门针对逃避使用数字人民币或者假借他人身份使用数字人民币的违法或者犯罪问题。现有诸多关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规范也没有相应的应急及管理措施储备，一旦出现相应事件，可能无法及时有效予以应对。

对支付产业的影响

我国移动支付处于世界领先位置，国内用户已经基本形成使用移动支付的消费习惯，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将对非银支付行业产生直接冲击。本质上数字人民币支付也属于“移动”支付，有观点认为，数字人民币支付较移动支付能够更好地解决支付安全问题、支付覆盖问题。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差距较大，金融发展水平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在我国边疆贫困地区，纸币的普及率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移动支付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由于这些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仍然不健全，没有使用移动支付平台的基础，因此单纯通过网络覆盖、商户布点去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可能面临一定的障碍。要做到数字人民币使用的全覆盖，既要考虑硬件推行成本，也要考虑相关的必要性以及这些地区人民群众支付的习惯。

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的制度保障尚不充分

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是我国金融领域乃至社会领域的重大改革事项，但其发行流通的制度保障尚不充分。

缺乏规范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的法律规定

数字人民币和纸币的形式不同，现有生效各类法律规范中，并没有规定人民币包含数字形态。①关于什么是数字人民币，其代表什么权益，如何判断数字人民币的持有与转移、如何保障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秩序等问题亟需法律规范来回应。

1.数字人民币的法律定性尚未明确。人民币的纸币和硬币形态通常被视为动产，是传统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基本范畴。其中，动产所有权设立和转让的公示方式是占有和交付。这些规定都是基于“有体物”做出的普适性规定，而数字人民币借助不具有“有体物”的外部形态、不属于《民法典》的调整范围，无法直接适用《民法典》相关规定。数字人民币的无形性使得其所有权的转移较难认定，需要从立法上予以清晰界定。

2.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的行政管理规范还是空白。现有人民币发行流通的管理规范没有涉及数字人民币，如果发行流通数字人民币，需要重新制定有关发行流通管理规范。从货币法偿性保障来看，现有“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的条款，需要结合数字人民币的特性进行重新优化。现行纸币不需要硬件和软件作为媒介即可交易，而数字人民币需要凭借相应硬件、软件设施才能进行收付，如果收付一方不具备相关设施，只能“拒收”数字人民币。

3.缺乏打击涉数字人民币犯罪的法律规范。打击涉数字人民币犯罪行为是数字人民币顺利发行流通的重要保障，而《刑法》中伪造货币罪、洗钱罪以及相关涉财产犯罪等罪名并不能涵盖涉数字人民币犯罪，需要对《刑法》相关条文进行补充完善。

研发测试已突破现行制度框架

事实上，我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测试行为是数字人民币在局部的发行流通，已经突破了现行制度框架。

1.研发测试决定应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进行。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事件，既涉及重大公共利益，也与社会公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依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的规定，行政机关决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应当依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进行实施。但迄今为止，涉及数字人民币研发测试决策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及合法性审查等程序未以公开形式呈现。

2.研发信息相对不透明。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涉及公众利益调整、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但事实上，多数公众对数字人民币并不了解，相关事权部门也不了解数字人民币研发进程。有关部门的一些非正式发言容易引发各界对数字人民币的高度关注，并给一些犯罪分子与不法机构以可趁之机。以“数字货币”的名义实施诈骗，不法炒作“数字人民币”概念的情况屡见不鲜，既给人民群众财产安全造成损失，也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3.数字人民币流通运营的公平竞争规则尚未形成。既往我国在纸币发行过程中，并不单独涉及货币发行流通的运营问题，商业银行、支付机构基于金融牌照向社会公众提供基于账户服务的多样化金融服务，各类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机会较为均等，社会公众选择较为充分。而数字人民币只能存储于数字钱包，数字钱包并不是现有账户服务的延伸，而是全新的金融服务形式。按照现有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的设计方案，并不是所有商业银行、支付机构都能成为数字钱包的运营主体，首批仅限于少量大型商业银行和人民银行成立的相关机构，后期可能根据业务资质（如商业银行）、技术能力等情况实施准入管理。显然，先期提供数字钱包服务的机构易取得先发优势，包括可能取得较高的市场占有率、更能收集并满足用户需求等。

此外，用户要使用数字人民币必须使用有关部门开发的数字人民币APP，并开立数字货币账户。但该行为涉嫌违反《反垄断法》。《反垄断法》规定，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发改委发布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规定，行政机关不得设置明显不必要或超出实际需要的准入和退出条件，排斥或者限制经营者参与市场竞争。唯一的数字人民币APP要求运营方必须接入该APP，用户使用数字货币时，也必须下载和使用该APP才能开户和支付。这排除和限制了部分商业银行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参与数字钱包市场竞争的权利。

主要国家（地区）法定数字货币研发情况

目前，各国法定数字货币（也称央行数字货币，简称CBDC）研发现状及相关制度准备均呈现出分化的特征。

多数国家积极关注，但对实际发行流通持谨慎态度。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第三次针对全球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的调查结果，2020年，各国央行对研发CBDC的兴趣进一步上升。目前从事某一种类型的CBDC研发（批发型或零售型）的央行占比为86%，在过去四年间增长了三分之一。正在进行实验或概念验证的国家从2019年的42%上升到了2020年的60%。同时，14%的央行正在推进开发和试点安排。

根据对法定数字货币的态度及研发进度，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计划发行CBDC的国家，包括中国和巴哈马；第二类是发行态度不明确但积极研究CBDC的国家，包括加拿大、瑞典、新加坡、俄罗斯、挪威、英国等；第三类是短期内不发行但积极研究CBDC的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

法律及制度准备是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重要考量。

多国央行在就是否发行法定数字货币进行回应时，均提到法律及有关制度准备问题。多数国家（地区）已经建立了针对实物货币、电子支付的法律监管框架，但针对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框架基本没有形成。

完善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制度的建议

综上可知，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金融体系，国家治理、社会主体的生产生活都在其中，需要在法律制度、管控方案上进行充分准备。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研发走在世界前列，并无外部第三国模式进行参考，更需要稳妥推进。

完善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的决策程序。

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会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要最大程度降低对社会的影响，争取最大的社会共识，就不宜简单照搬既往纸币“换代”的决策程序，仅将决策停留在行政体系内部，而需要对有关决策程序进行完善。人民银行宜尽快就此形成有关报告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报告，有关信息及时向社会公众进行公开，使各界了解数字人民币研发有关情况，为将来推动数字人民币全面发行流通预留社会适应空间。同时，搭建国家层面的协调推进小组，将涉及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相关事权部门均纳入其中，统筹规划与稳步推进试点工作。

建立数字人民币流通运营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

尽快确定并公开机构参与测试的标准，保护各类主体公平参与权，在稳妥可控的前提下，应测尽测。在全面发行流通后，有关部门还需要依据公平原则，以合法、合理方式确定数字人民币流通运营主体，鼓励市场竞争。此外，也要避免使用统一的数字货币APP，防止构成行政性垄断。建立数字钱包市场公平竞争机制，使运营主体在市场法则下自主选择推广模式和运营方式。充分保障用户选择权，不得强制要求或者采取有关手段使用户只能使用“数字人民币”。

重新设计货币发行流通管理及重大风险防控机制。

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并不意味着实物货币被完全替代。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数字人民币和实物货币以及电子货币将长期共存。对于货币使用主体而言，实物货币与数字人民币，银行电子账户、支付机构账户与数字钱包可以同时选择使用。为保障用户资金安全、使用便捷，需要构建多层次的支付体系，使之能够充分兼容实物货币、数字人民币的发行流通管理机制，并赋予使用者充分的使用选择权。同时，数字人民币是新兴事物，有一定的技术风险，需要尽快设计因其发行流通而引发各类风险的防控机制。

设计利于数字人民币国际化的外汇管理机制。

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多国央行积极布局法定数字货币的国际化战略，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探索数字货币的跨境交易和应用。由于数字人民币的物理特性，具有境外直接使用的可能，但是这种可能要成为合法的现实，还需要基于境外使用国（地区）的认可以及双方数字货币的法律相匹配。面对Libra等私人数字货币的冲击预期，基于金融监管对等原则和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趋势，要统筹设计与规划数字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同时，数字人民币跨境使用，不管是采取直接结算直接流通，还是采取数字代币或换汇结算等间接流通方式，都需要我国在经常项目外汇管理限额、资本项目管理制度方面就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进行一定的调整，有关机制需要进行重新设计。

统筹推进有关法律法规的“废”“改”“立”。

涉及数字人民币的法律规范不宜进行分散式与“补丁”式的“废”“改”“立”，既大量浪费立法资源，也会无限拉长数字人民币的立法周期，使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的相关规范长期处于修补状态，不利于我国数字货币战略的顺利实施。建议全国人大、国务院对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涉及的一揽子民事、行政、刑事法律法规进行清单化梳理与修订。如果短期无法实现，也应当结合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所涉及的每个环节，尽快明确数字人民币的法律属性，明确人民银行、运营机构、其他合作机构在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体系中的权力（权利）与义务，将测试行为纳入法治框架内。

（编辑  宋斌斌）

前不久美国政府宣布，要在今年年底召集“全球民主峰会”。拜登宣称，“美国民主在国内受到挑战，在国际上面临威胁”，“世界正处于民主与专制的十字路口”。他要竭尽全力证明，美式民主在21世纪还管用、还能行。

基因缺陷令美式民主陷入无法克服的治理困境

历史证明，西方多党政治的实质是在巩固“政治极化”的过程中依赖一小部分“政治寡头”，以服务于其“幕后金主”，这是其政治基因。

金钱政治是美式民主的逻辑。美式民主中，“金钱是政治的母乳”。有没有钱，是多党民主的进入门槛；谁出钱，是多党民主的基本标准；钱的多寡，决定了多党民主的结果；钱的供给持续性，决定了多党民主的生命周期。无论是不断攀升的“选举费”，还是琳琅满目的捐款；无论是为了金主支持而更换政党门庭，还是因囊中羞涩而被迫退出选举；无论是将政治捐款归属于宪法权利范畴，还是越发宽松的金额限定；事实证明，只有金钱才能得到多党民主之庇护而畅通无阻。由此可见，无论美式民主的制度架构如何“合法”、体制设计如何“完备”、程序安排如何“正当”，它存在的基点是维系“金钱”特权，它能做到的只是控制“金钱”作恶的程度与范围，而绝不是彻底抛弃“金钱政治”。

寡头政治是美式民主的内核。普林斯顿大学近年的一项调查证明：“经济领域的精英以及代表了经济利益的团体对美国政府的决策有着实质性影响，而普通大众及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团体没有或者仅有很小的影响力。”虽然美式民主主张“为了平民”，但平民只是经济生活中的剥削对象与选主政治中的选票来源，多党民主必然滑向寡头政治。金主们绝不会放弃“剥削”，不能把权力真正交给平民；为了维系剥削，选举是为平民营造一种“主人感”的最有效方式；为了维系此种“选举”，就要提供服务于金主利益的政治集团——政党，并将平民可选的人始终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为了遮蔽“寡头”铜臭气，金主不惜拉拢、腐蚀或培养“台前人”；当政党及其代理人难以代表金主利益时，金主就要走上台前亲自操弄民主。面对“多数平民的基本权利与少数金主的自由利益”时，金钱通过它的代理人操控，多数平民成为少数寡头的“木偶”，选票则是寡头控制政权的背书而已。

政客作秀是美式民主的看点。在美式民主运行中，竞选和议会中的党派斗争是核心，政客则是党争的制造者与参与者。三百年来，美式民主始终在“真实性”的泥潭中挣扎。资本的利益需要政客作为代理人，政客是多党民主过程中的“高级政治操盘手”；资产阶级的政治操弄需要编排“纸牌屋”式的剧情，政客是这场表演的主角；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持续党争需要“自由搏击”的氛围，包括“特朗普的WWE”式的攻击性表演与不断突破尺度的浮夸剧情。无论西方国家如何标榜其政党多元化、选举全民化、博弈全域化，都不过是政党政治的内容载体。

美式民主就此走下神坛，沦为金钱政治、寡头政治与政客政治的附庸，被奉为多党民主典范的英美等国，也深陷经济发展乏力与政治冲突加剧的困境。

美式民主制度让欧美国家政治内“金钱”与“民主”的矛盾被一次次掩盖。为了抹平“民主”与“金钱”之间的隔阂，为“政治献金”披上合法的外衣，西方国家建立了多党制衡等精致复杂的制度设计。但是，在大资本塑造的政治结构中，政党的主张虽时有差异和冲突，在“金钱得票”前却惊人的相同，民主制度只不过是西方政党放心从事金钱政治游戏的“隐身符”。

美式民主制度让“寡头”对“民主”的控制得到维系。当代西方国家一些政党是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的群体，包括党内大佬与政治明星的职业党员；党内关系被宗派、山头充斥，政党领袖大权独揽。它既不会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也难以做到维护本党的整体利益。多个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曾遭遇“麦克风门”，他们背后对普通选民的不屑甚至鄙视似乎早已见怪不怪，他们构筑一个以“愚民”为目的的政治俱乐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竞选机器，只有在选举年，才能看到其活跃的身影。政治寡头们为了实现绝对的控制，表面上越发“平民化”，熟练操纵、频繁地组织选举、全民公决、选民调查、电视辩论、网络推文等，在“投机政治”和“秀场政治”中获益的并不是多党民主制度，而是那些经济寡头与政治精英。

美式民主制度给欧美“政客”持续提供操纵“民意”的工具。尤金×布鲁塞尔说，政客是那种能够随时改变自己的意愿而按照选民的口味去点菜的人。政客通过其眼花缭乱的政治表演，使得金钱与寡头的意志粉饰成所谓的民意。20世纪以来，以“选主”为主要内容的多党民主，通过选举政治逐步完成了自己的制度架构，并以此长期维系政客的“完美形象”。只要不揭开这种“民意”的真相，任何政治主张的情绪越强烈、言辞越犀利、观点越偏激，就更能引起关注、吸引大众、赢得选举。

在这一意义上，美式民主制度就是西方政党为了选拔能够操纵民意的政客而设计的一整套霸权制度。在政客操纵下，“民主灯塔”变成了“政治垃圾场”。很多西方人士在评价当前美国大选时不无戏谑地指出“美国总统选举已经沦为了一场比烂的游戏”。多党民主下，多党相互制衡的是党同伐异，一旦出现了问题却无法解决；政客可以借此明目张胆地强化多党角力、造成政治极化、诱发社会分裂，让民意操纵的“制度牢笼”坚不可破。

美国治理赤字源于美式民主政治的衰败，衰败的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危险和挑战。在西方世界内部，在民主泛化、治理赤字的同时，没能生产出更多合格的政治产品，却带来劣质化、极端化、分裂化等政治难题。2008年，美国将全世界带入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世界不断陷入发展困境和政治泥潭。同时，西方政治已被少数人绑架，西方国家的政治运行遭遇政治“塞车”，美国的民主政治演变成了一种否决政体，政治被“党争民主”或极端思潮俘虏，难以自拔。两党竞争导致政治极化，民主的泡沫导致政治衰退。政治极端主义和民粹思潮泛滥，表现为政治歧视、宗教极端思潮等排外主义、孤立主义盛行。

强行输出让美式民主成为全球治理乱源

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有着先天基因缺陷的美式制度非但不自省其身，却诿过于人，不断对外释放政治病毒。冷战结束后30年来，美式民主自身的缺陷以及输出带有政治病毒的民主模式，已经成为世界之乱的源头，变成了全球公害。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阵营发生裂变，标志着欧美等西方大国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极大地助长了西方世界对于美式民主“优越性”“普适性”的“自信”“自负”。一时间，各种披着“历史的终结”外衣的民主理论、话语层出不穷，它们共同建构起了一个个有关美式民主的“神话”。西方世界凭借对“民主”话语的垄断，将其包装成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全球性的政治标准。经过西方几代理论家的不断加工与修饰，民主甚至被包装成一种政治教义，以“教条原则和操作系统软件”等形式，成了通过“软实力”影响和操纵他国的工具包。

冷战结束以来，“民主”一词已经被西方用滥，出现了民主异化、民主赤字、民主劣质化、民主被泛化、民主被神话、民主教条化、民主工具化、民主标签化等等乱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蛮横地对外输出和贩卖“民主”，形成各式的颜色革命、和平演变、街头政治、政治渗透、民主移植，人道主义干涉、离岸平衡、可控混乱、制裁打压、武力推翻、颠覆合法政权，再加上信息战、舆论战、政治战、混合战等等，花样繁多，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次次民主输出之后带去的是血与火的动乱与祸端。

“民主”成为瓦解对手、打压驯服的工具。冷战后期，美国打着“民主、人权、信仰自由”等旗号，打拉并举，成功地引诱戈尔巴乔夫落入了“民主化、新思维”陷阱，最终瓦解了苏联东欧阵营，得到了冷战时期耗费几万亿美元都没有得到的结果。同样，在苏共内部，美国等外部势力通过支持“反联盟中央”“反苏共”的叶利钦等激进民主派势力，顺利搞垮了苏共和苏联。2000年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先是重拳出击借“民主化、私有化”而坐大的民族分裂和地方分离势力，打击少数财阀寡头；接着又以“主权民主”和“稳定优先”，回击西方策划的“广场政治”和“白桦革命”。对此，美国政客恼羞成怒，以俄罗斯“不够民主化”为由，想尽办法极力抹黑俄罗斯，力图扳倒普京，实际上是由于普京“不听话”。

“民主”成为对外干涉、肢解他国的遮羞布。瓦解苏联后，美国迎来“单极时刻”，先后粗暴打击海地、索马里和波斯尼亚；接着绕开联合国，拉上北约盟友，对南斯拉夫发动战争，推翻了西方不认可的政权，肢解统一的国家。“9·11”事件更是给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肆意出兵轰炸的借口——创造一个让美国人感到安全的“民主世界”。军事入侵、导弹轰炸、颜色革命等，都是实现美国传播民主、对世界进行“民主化改造”的选项。在美式民主旗号下，美军以巡航导弹空降“民主”，夹带着血与火，耗费数以万亿美元，造成3000多万国际难民，还有不计其数的家庭支离破碎、流离失所。这些都表明，美国炮弹式移植“民主”难辞其咎。

“民主”成为地缘扩张、操控他国的敲门砖。美国向他国推销民主，隐藏着不可告人的战略私利。为达到目的，常常勾结当地反国家、反体制力量，扶持当地某些复仇势力、激进势力、分裂势力。对一些国家实施“可控混乱”“离岸平衡”战略，或扶持傀儡政权，或分而治之。腐蚀收买一些急于通过“民主选举”上位的政治势力，将其变成美国的政治代理人。通过情报等秘密手段，掌握他国政治上层家族关系或腐败把柄，实现外部操控，变成附庸政权。打着支持民主的旗号，冷战后得以控制东欧及波罗的海地区一些小国，使它们成为反俄的前哨阵地。近年来，美国两党政府直接支持乌克兰广场暴动，插手乌克兰政治。通过“橙色革命”，美国大使馆俨然成了基辅政权的总督，直接干预乌克兰的司法和人事任命，将其打造成自己随用随弃的政治棋子。

美国导弹轰炸式“移植自由民主”，养肥了美国的军火大亨，成了军火商、议会游说团伙、智库、媒体等利益集团相互勾结的良机。2021年8月27日，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发表了弗·普罗赫瓦杰洛夫题为《谁在阿富汗战争中捞取好处》的文章。该文援引美国独立智库安全政策改革研究所（SPRI）的报告指出，阿富汗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公司、通用动力公司、波音公司等美国军火巨头。美国布朗大学沃森研究所提供的数据表明，从2001年到2021年，美国为阿富汗战争投入了2.323万亿美元，其中仅有1000多亿美元（不到阿富汗战争总支出的7%）用于重建。这些资金大部分用在所谓安全训练等项目上，只有370亿美元拨给基建项目或社会计划和医疗卫生系统，据说这些钱又有一部分用在了戒毒项目上，然而多年来阿富汗的毒品交易丝毫没有减少，却是事实。

美式民主不仅没有成为济世良方，而且异化变质为“世界之恶”，所到之处不时与腐败分子、历史复旧势力、复仇主义、法西斯分子为伍，美式民主的传播者成为政治病毒散布者、动乱制造者、法律秩序的破坏者。与其说美国输出的是民主，不如说输出的是贫困、破坏、动荡、冲突、分裂、仇杀甚至流血战争，输出的是包裹着“民主自由”的政治病毒；不仅没能给相关国人民带去“法治、公平”，反而成了腐败、敲诈勒索和动乱仇杀的温床，造成永无休止的四分五裂、山河破碎与战火纷飞。民主输出对象国在收获“民主”之后，也遭受了文明冲突、恐怖泛滥、政局动荡和“颜色革命”。近几十年来，引入美式民主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迅速滑向国家衰败、社会动荡、种族仇恨、武装冲突的深渊。

冲破美式民主政治迷思，讲好中国之治的故事

世界政治生态的深刻变化，颠覆了世界多数人对西方政治的传统认知，也冲击着一百多年来一直带着“山巅之城”光环的西方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几百年来，世界上许多国家成败兴衰的历史经验表明，方向决定命运，道路决定成败，制度决定兴衰。

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终于走上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备的思想体系，探索出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建构了一套稳固有效的制度体系，形成了一代又一代具有使命感的、事业型的领导集体。在世界发展大潮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正确把握历史大势，掌握主动权，独立自主、不懈探索，成功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意愿、促进国家发展的新道路，为世界和平、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展现出超凡的政治力。中国之治的历史性成就，既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也是对人类社会做出的贡献。中国的发展改变着并将继续改变世界经济和政治版图，让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更加公平合理，让人类文明百花园更加多姿多彩。

中国之治是几百年来首个非西方、非资本主义东方大国的现代化实践，是不靠殖民性掠夺，不靠民族奴役、不靠对外侵略战争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国破茧而出，超越了资本至上和市场至上的逻辑，中国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在于科学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开辟了世界历史上一条卓有成效的发展之路，也为非西方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可资借鉴的发展经验。中国之治的经验是全面系统性的原创性贡献。中国道路既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的经验，又没有照搬照抄他国模式。中国发展根植于中国大地，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可资分析借鉴的一般性现代化规律和治理原则。

中国之治的成功，打破了美式民主神话，展现了全面发展政治观。中国之治克服了资本的唯利是图、西方政治的选票至上、政治尔虞我诈、政党对抗性争权夺利等固有弊端，打破了美式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模式一统天下、永固性的“神话”。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深刻凝练了从一国“全面发展”到国际上“共同发展”的制度逻辑和发展理念。超越美式自由民主“一元论”，反对任何以“民主”名义拉帮结伙、分裂世界、妄图重演“冷战”的政治图谋，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人眼里的世界是一个大舞台。中国的发展观和全球观与美国政客眼中“有你没我”式的“比、争、斗”不同，超越大国对抗的逻辑和零和游戏。中国眼中的世界发展，不是你输我赢的淘汰赛、你死我活的擂台赛，而是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的田径赛。

中国眼中的全球政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体系，是一个立体多样、多姿多彩的大花园。全世界各民族文化和政治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世界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和平发展、公平公正，互帮互助、共建共享。合作是业，安宁是福。中国人心中的价值追求也反映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政治愿景：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个人幸福、家庭美满。

跨越西式民主陷阱，构建中国政治叙事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东升西降、资本主义体系困境与社会主义思想复兴等国际政治背景下，世界大国关于民主、人权、自由等政治价值的较量更加激烈。国际形势的新变局在给我们提出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同时，也给我们带来突破美式价值体系禁锢、打破美式话语霸权的绝佳历史机遇。中国之治独放异彩，中国叙事正当其时。

坚信“时与势”在我、保持政治自信和战略定力。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发起的一轮又一轮的价值围剿和政治围攻，首先要坚定“四个自信”，把握好世界政治发展大势，坚信“时与势”在我。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对手。以我为主，稳扎稳打，变被动为主动，有效应对美西方舆论和价值围攻，打好政治持久战，最终赢得中国发展和中国思想的全面胜利。

跳出美式“普世价值”陷阱，构建中国民主政治话语和叙事体系。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是我们必须勇敢直面并重点加以回答的重大问题之一。在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体系中，美式“民主、人权、自由”等口号无疑是最具迷惑性、煽动性和破坏性的一类政治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定要弄清民主与人权等问题的内涵，要看清西方宣扬所谓“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背后暗藏的玄机，从根本上扭转不利的国际舆论局面。

要坚持守正创新，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一贯秉持的政治价值和理念，提炼“中国之治”的价值内涵与核心概念，比较总结中国发展的经验优势与理论结晶。着力总结中国发展的实践成果，总结和凝练中国发展的实践创新和概念创新，努力做到既好看，又好用；既好讲，又好懂；既好听，又好记。

多年来，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及其经验立得住、行得通，也应该能够传得出、讲得清、说得好。用中国叙事讲述中国道路与实践成就，用中国逻辑讲清世界发展的脉络与规律。用融通中外、内外相通的中国叙事，讲好中国道路、经验、价值及理念，讲明中国道路及其经验是历史的、发展的、包容的、开放的。中国发展经验和价值理念，既有中国特色，也有共性，也反映了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要善于转换赛道，从全球视野和各国发展成败兴衰中转换话语和思路，主动设置政治议题。以西方民主缺陷引发的政治问题为戒，超越美式政治话语陷阱，树立正确的政治观、价值观、制度观、发展观，不断增强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打破美式逻辑和话语体系，主动设置中国议题和国际话题。你骂你的，我讲我的。对于西方谩骂与攻击，既有正面回应，也有格局和思想超越。在概念和话语方面另起炉灶，努力寻求突破和超越。

要加快构建中国之治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讲明讲好中国人的“政治观”“人民观”“世界观”。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孕育了灿烂的政治文明。中国人崇尚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自然观，秉承“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国家观，奉行“利民之用，厚民之生”的民生观，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由观与权利观，主张“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明观。这些思想和理念，蕴含着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追求，反映了中国人宽广而纯洁的精神世界。它们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其自身又有连续性和稳定性，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永不褪色的精神价值。要紧扣中国人的“政治观”“人民观”“世界观”，打通内政与外交、内宣与外宣、政治实践与价值观念、学术体系与舆论话语之间的语言和概念“隔断”，力求价值观念与话语叙事能够融通中外、融贯古今、融合历史与现实。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

在平等自愿基础上推动生产要素跨越国界自由流动，有利于各参与国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这是国际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鉴于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全球性多边贸易体制运转失速，传统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又无法应对价值链在多国间日益交织联动的新生态，当前各国纷纷诉诸区域性的自贸协定作为更加灵活而深入的“小多边”跨国合作机制。

新一代自贸协定将合作重心从“边境端”的关税减让，延伸到“境内端”的公平竞争政策体制上来，愈发呈现出广覆盖、高标准的特征，融入了更深层次的战略博弈。《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CPTPP协定》”）被公认为现阶段最高标准的综合性自贸协定，它将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CEP协定》”）并肩同行，形成环太平洋经济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格局，并与欧盟和《美墨加协定》构成了三足鼎立的经贸合作体系。继加入《RCEP协定》之后，我国于2021年9月16日正式申请加入《CPTPP协定》。此举以积极主动的姿态顺应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契合了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部署，彰显了我国深化改革、完善营商环境的决心，并为我国开拓国际合作空间、参与并引领国际规则体系，进一步夯实了基础性平台。

本文从当前我国的政策体制和面临的国际环境入手，分析加入谈判进程迎来的机遇和挑战。此举一方面为我国主动改善国际经贸、外交以及地缘政治环境创造了契机，另一方面也必将在国内相关领域的改革以及在国际政治博弈中遇到不同性质的挑战。经过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验积累，我国在开展国际经贸合作的制度建设和规则意识等上层建筑领域日臻成熟完善，而且在世界经济和全球价值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为我国早日得到该协定接纳增加了谈判的筹码。据学者测算，中国的加入能够使CPTPP每年为全球带来的收入由大约1470亿美元增加到6320亿美元[1]，因此对各缔约国乃至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都具有重大意义，这同时也是为我国树立大国责任形象增添光彩的明智之举。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 CPTPP 国际贸易 自贸协定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体现了综合性、进步性和开放性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在美国退出之后，该协定仍旧覆盖了世界上5.11亿人口，占了全球13%的GDP [2]。其综合性体现为它覆盖了货物及服务贸易、原产地规则、投资便利化、贸易救济措施、卫生和检疫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多项内容，其进步性体现为旨在通过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实现成员之间全面市场准入承诺，其开放性体现在所有具备市场经济体资格的国家和地区均可申请加入，故而有“小世贸”之称。

我国加入《CPTPP协定》面临的机遇

立足扩大开放的维度，《CPTPP协定》的宗旨与我国新时代的改革方向和战略选择高度契合。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推进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和“改革永远在路上”深刻诠释了我国在新时代背景下坚持改革开放道路的理念和决心。他在以视频方式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上指出：“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中外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CPTPP协定》不仅要求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在服务贸易、金融市场、政府采购以及电子商务等领域均作出了高标准的开放要求。我国40多年来的经验和成就反复印证了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照我国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以加入《CPTPP协定》为契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构建国内外市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双循环发展模式，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

我国已经与26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19项自由贸易协定，另有10个自贸协定和升级协定处于谈判进程中[3]；同时，中国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以来，作为独立关税区与欧盟、东盟、智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广泛的自贸协定网络。自贸协定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从2012年的12.3%上升到2020年的接近35%。尽管存在新冠疫情的干扰，我国进出口贸易2020年同自贸伙伴增长了3.2%，和非自贸伙伴仅增长了0.8%；对外投资近70%流入了自贸伙伴国家，源于自贸伙伴的投资占我国吸引外资的84%。[4]可见，自贸协定对于促进我国商品和资本跨国自由流动发挥了显著作用。

抓住机遇，推进市场化与法制化进程

以申请加入《CPTPP协定》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我国在经贸领域的法制化进程，有利于加强我国诚信遵守商业规则的国际形象，并与主要经贸合作伙伴建立体制化的深化合作最佳实践。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部分国家出现了明显的逆全球化趋势，而停滞已久的WTO多哈回合谈判一直未能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鉴于跨国经贸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另辟蹊径，通过“小多边模式”的谈判达成区域性自贸协定。《CPTPP协定》作为重塑多边贸易体系的新平台，与《RCEP协定》交叉并行，立足环太平洋经济圈，与欧洲联盟和《美墨加协定》构成了三足鼎立的经贸合作体系。中国的融入将有助于拓宽国际话语平台，在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深入开展互利合作，与伙伴成员一道巩固产业链和供应链优势，为改进全球治理体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CPTPP协定》作为一项旨在加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标准制度性安排，不仅有着更加严格的贸易规则并要求更深度的关税减让，还深入到劳工权益保护、知识产权监管、电子商务开放、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谈判。其在实质义务和程序规范方面设置了较高的加入壁垒，因而我国加入谈判的进程将是曲折而缓慢的。但《CPTPP协定》构建的高标准规则体系对于我国继续推进市场化与法制化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照，而且为之付出合规性努力，我们将激活去年年底达成而至今悬置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并推进长达10年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以及重启中断已久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这些均具有一石多鸟的促进作用。认真比对这些业已启动或即将投入运行的经贸协定，其基本原则与核心内容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二十一世纪，亚太地区既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又是大国之间地缘政治的必争之地。任何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决不只是单纯的经济合作，其背后必然蕴含着一定的政治属性。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不仅在区域范围内，而且会促动全球地缘政治的再平衡。当前，《RCEP协定》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东盟手中，而《CPTPP协定》先后历经了由新西兰、美国、日本主导的过程，而现有成员国对于日本的主导权仍然心存芥蒂，并对未来大国博弈将对该协定及其背后的地缘政治产生何种影响抱有观望态度。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一贸易大国，融入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贸规则体系，既是我国稳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不二选择，也是国际社会的殷切期盼。再者，面对《CPTPP协定》作为亚太地区的多边合作平台，若长期游离其外，则有损于我国作为传统东方大国的国际形象。

抓住美国缺席的窗口期，争取先入优势

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高喊“重返亚洲”的口号，意欲通过主导《TPP协定》打造一个经济集团以抗衡中国不断成长的实力，刻意将中国排除在外。他曾于2016年卸任前的最后一份国情咨文中声称：“在《TPP协定》之下，中国不是该地区规则的制定者，我们才是。（With TPP， China doesn't set the rules in that region，we do.）”然而特朗普上任后，其“美国优先”战略的第一步便是退出该协定，理由是保护美国工人免受低工资缔约国的竞争，防止美国制造业持续外迁。而且，美国已经与11个成员国中的 6个达成了双边协议。之后他又补充说：“只有在达成一个远比前总统奥巴马版本更好协议的情况下，才会考虑重新加入《TPP协定》。”实际上，他将主要精力用于通过重谈《北美自贸协定》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与欧盟讨价还价来争取立竿见影的短期收益。由此，日本取代了美国的主导地位，带领其他10个经济体将TPP改造成今天《CPTPP协定》的版本。

拜登上台后最初明确表示不会加入《TPP协定》最初的设计架构，并强调美国当前致力于打造更加强壮的印太区域经济关系。美国政府当前的重心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对内协调两党以及政府与国会的共识，以控制疫情，对富人加税，推动基础建设，激励创新；二是要对外罗织意识形态联盟，推动气候变化合作，集结盟友力量共同遏制中国；三是维持对外经贸关系领域的现状，以争取时间全面调整美国对外经贸法律规则与政策。重返《CPTPP协定》在美国境内就遭到汽车产业的强烈反对。虽然在中国申请加入后，美国于10月份在与新加坡的贸易会议上表达了其有意重返该协定并继续参与亚洲事务的意愿，以展开多边合作，但在中期选举落幕之前，美国政府不会贸然提出重新加入。

中国加入《CPTPP协定》需要克服的制约因素

我国申请加入《CPTPP协定》，必然意味着接受各个缔约方对我国的贸易做法、经济体制、市场规则等诸多方面展开广泛的评头论足。因此，深入了解他们采用的评价标准、对中国的态度和认知及其固有的价值观念，将有助于我国准确把握对方的思维模式，降低沟通成本，加速谈判进程，早日达成目标。

加强沟通，消除刻板印象

我国在今年年初便已开始了与一些成员国进行非正式接触。当前《CPTPP协定》的11个缔约方对于中国加入的态度总体上较为乐观，大部分缔约国对中国的加入持欢迎态度，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日本的反馈尚不明朗。但是，某些国家对于中国长期形成的刻板印象和负面评价会增加沟通的难度，这很大程度上由西方媒体操纵的舆论所致。

现阶段，澳方表态认为中国去年实行的“报复性关税”是典型的违背《CPTPP协定》规则的行为，间接地针对中国的加入表达了消极态度；加拿大在新版《美墨加协定》（USMCA）中受到的“毒丸条款”的限制，极大可能在美国的要挟之下拒绝中国的加入；当前掌握《CPTPP协定》主导权的日本，其一贯策略便是在中美两国间寻求妥协与平衡，以求退可自安，进可两厢取利。西方一些政客和学者一直指责我国经常运用经贸制裁手段服务于国际政治和外交目的，为我国制造忽视既定规则、缺乏契约精神的负面形象。

深化经贸合作，突破地缘政治的战略围堵

美国在《TPP协定》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只是因白宫易主而宣布撤出。但美国决不会放弃其干预亚太事务的野心，也不可能放缓阻遏中国崛起的脚步，而是在多个国际场合力图打造排斥中国的“ABC 规则”（anyone but China），只是将当前的重心由经济合作转向了所谓的“民主、和平与安全”。中国宣布加入《CPTPP协定》，激起了美国国内的二度反思。美国可能通过《美墨加协定》中的“毒丸条款”迫使加拿大选边站队，对内稳定国内局势，对外集结意识形态联盟，但待内外局势稳定后，不无重返并力主修改《CPTPP协定》的可能。

通过加入《CPTPP协定》持续深化与亚太诸国的经贸依存关系，增加由我国平等参与的区域产业链集群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将有利于我国突破这一战略围堵的态势，在维护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掌握更有力的抓手。

理顺国有机制，跨越规制门槛

主体平等与竞争中性，是维护市场经济得以良性运行的先决条件，也是任何跨国贸易或投资协定所必备的原则。我国针对不同属性的企业采取差别待遇，尤其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模式和优惠待遇，构成了任何一项国际经贸谈判的核心议题。

《CPTPP协定》并不否定国有企业的存在，但第17章对其性质和职能建立了明确的界定。其主旨体现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严格区分公共品和稀缺品。相应地，提供公共品的国有企业可以作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工具，但必须公开透明；提供稀缺品的国有企业则严格按照市场规则行事。

调整劳动管理机制，增进劳工权益

在自由贸易协定是否纳入劳工权益内容方面，发达经济体与欠发达经济体两大阵营一直存在严重分歧。发达经济体认为不同的劳工标准会导致社会倾销，造成以“低标准”追求“高利润”的恶性循环竞争，影响国际贸易公平；而欠发达经济体则认为，劳工标准要适应一国实际经济发展水平，一味追求统一的过高劳工标准实则是发达国家为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而制造的借口，会阻碍自由贸易的发展。尽管如此，在发达国家的积极推动下，涵盖劳工条款的协定近年来快速增加。截至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85个自贸协定纳入了劳工权益相关内容。

就我国已签署的多项自贸协定而言，其内容仅重申了各签署方作为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的义务和承诺，但并未列明《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中所载明的详细内容与条款。相比之下，《CPTPP协定》关于劳工权益的要求显然更加明确而具体，主要涵盖三方面，一是要求各缔约国要将国际劳工组织宣言中所明确的劳工权益和工作条件纳入国内劳工法和相关实践，包括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消除强迫劳动、废除童工、消除就业歧视与职业歧视等劳工的基本权利，以及与最低工资、工作时间、职业安全及健康相关的可接受的工作条件；二是规定劳工争议受制于争端解决机制；三是允许缔约国之间以制裁手段解决劳动争议。

截至目前，在国际劳工组织的8项核心公约中，我国已批准了其中4项与废除童工、消除就业歧视与职业歧视相关的劳工公约，但尚未批准《强迫劳动公约》、《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以及《组织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

我国《宪法》明确赋予了公民结社权，且在各个企事业单位均具有完备的工会建制，有关职业健康安全以及劳动仲裁的法律法规已基本形成了完善的体系。比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在劳工权益保护方面已经具有较好的表现。为满足《CPTPP协定》的约束条件，我国需要斟酌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考虑加入国家劳工组织的其余4项公约，这也是对反华势力抹黑中国人权状况、鼓动跨国企业抵制“中国制造”的一次有力驳斥。二是调整劳动法规的某些条款以及劳工管理体制。

扩大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深度科技合作

在知识产权方面，《CPTPP协定》的相关规则代表了国际高标准的发展方向。它要求各缔约方加入或批准一系列国际协定。相较于《RCEP协定》，它将声音、气味、商业秘密、加密电视和卫星信号、电子出版物纳入进来，扩展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明确了地理标志保护或承认的行政程序；实施对新农药与生物制药非披露试验与数据的保护，并分别赋予其不低于10年和8年的保护期限；打造强有力的执法体系，包括民事程序、临时措施、边界措施以及针对伪造商标和版权剽窃等行为的刑事程序和刑罚。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已经建成了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但在商业秘密、执法效率以及程序障碍等领域依然存在一些遗留问题。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法分子侵权造假的手段愈发高明，往往利用程序漏洞主张合法专利和商标无效，并利用逆向工程等非法手段继续制造假冒伪劣。他们要么渗透到合法的分销网络当中，要么建立自己的平行网络。在互联网和数字贸易领域，知识产权的拥有人亦存在滥用排除、限制竞争的现象。

近年来，我国已跃升为全球知识产权申报的第一大国，对外输出的交易数量和金额呈现了激增的态势。因此，对标《CPTPP协定》的知识产权规则，扩大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加大执法力度，完全符合我国以创新引领产业转型的发展方向，也有利于促进我国企事业单位对外知识产权转让，打击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我国知识产权的侵害。

对接数字贸易规则，促进数据跨境流动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的快速发展，数字贸易正在重塑国际经贸合作的新格局，同时也为如何加强针对数据跨境流动的国际治理提出了新课题。我国业已加入的世贸组织《信息技术协定》（ITA）仅关注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减让，而不涉及数据的跨境流动；其《服务贸易协定》（TiSA）囊括了电子商务和贸易的规则，我国也早已加入了谈判，即使时过8年，仍难以预测何时能够得到批准通过。美欧之间的《TTIP协定》设计了较完备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但在欧盟众多利益集团的反对声浪当中处于搁浅的局面。鉴此，《CPTPP协定》是目前生效运行的唯一包含数据跨境流动的自贸协定。

我国有关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定大致可以归纳为：（1）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2）满足安全评估、个保认证或标准合同等一定条件的数据可以出境；（3）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特殊情况下须进行安全审查才能出境。

《CPTPP协定》有关数据跨境流动的核心条款规定：“缔约方应允许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信息且包括个人信息，只要该活动是用于开展业务”，其中并未规定不得设置附加条件或使用“自由传输”话术。对照来看，我国有关数据出境的规定总体上与该协定的条款并不冲突。除此之外，例外条款的设定也为我国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加快《GPA协议》谈判进程，连通《CPTPP协定》政府采购规范

在政府采购问题上，旨在鼓励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和非歧视性原则对外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GPA协议》）目前的40多个成员以发达国家为主。自2008年我国启动了加入谈判，至今经过多轮谈判，还有三个领域尚待达成共识之外，加入该协议的进程在日趋加快。

世贸组织的《GPA协议》奉行自愿加入原则，而且允许发展中国家在加入协议时，就补偿交易进行谈判。相形之下，《CPTPP协定》则将其纳入了一揽子义务，加入即等于承诺遵守该项规则，而且不接受补偿交易谈判。另外，该协定有关政府采购的范围涵盖了通过任何契约方式形成的政府采购，包括购买、租赁或租购、建设-经营-转让合同（BOT合同）和公共工程特许合同，在《GPA协定》基础上增加了公共工程特许合同的内容。除传统上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之外，它还要求每一缔约方对于本国设立的其他缔约方的实体遵守“股权非歧视待遇”和“来源非歧视待遇”。在供应商参与条件规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它允许各缔约方将劳工标准添加至供应商参与采购的资格条款中。这是对于世贸组织相关规则的一大突破，但同时也对政府采购的提供者设定了较为严苛的资格条件。

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履行国际承诺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环境代价，是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所追求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国际贸易规则也要在贸易自由化和环境保护方面建立有效的平衡，同时也反对以环境保护为借口，加高技术性贸易壁垒。根据世贸组织统计，在250多个多边环境协定中，有15个纳入了与贸易相关的环境条款。[5]世贸组织虽然没有订立单独的与贸易相关的环境协定，但它在《多哈宣言》第31段规定就“现行世贸规则和多边环境协定中阐述的具体贸易义务之间的关系”进行谈判。这就意味着世贸组织接纳联合国制定的《多边环境协定（MEAs）》，并在多项协议中均加入了绿色条款，而且专门成立了贸易与环境委员会，负责协调处理成员国在贸易与环境领域的争议。

《CPTPP协定》要求各方承诺不为鼓励贸易投资而降低环境保护标准，在各缔约国环保的范围、义务以及约束等方面均提出了高标准，同时还设置了一个成员国在该领域的合作框架，将环保与贸易制裁挂钩，并纳入争端解决条款作为违反环境保护义务的解决依据。

在“双碳政策”指导下，我国在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已经取得了卓越成效。在国际上，我国已经领先于美国加入了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在内的大部分国际环境公约和协定；在国内，基于《宪法》关于生态文明的总纲，我国已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法律体系、环境标准和执法程序。全国各地均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纳入政府的首要工作内容，可持续发展被提高到绿色发展的高度；“十四五”期间更是做出实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承诺。可见，我们已具备了满足《CPTPP协定》环境标准的基础条件。

结论

总之，申请加入《CPTPP协定》，无疑是我国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明智之举。借助这一契机，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法制化的维护中性竞争的营商环境，将使之与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挥高度的战略协同效应。

（编辑  季节）

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对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寄予厚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科技创新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当今时代大国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是关键核心技术；要把科技创新放在能不能生存和发展的高度加以认识，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发挥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积极作用。

2021年1月11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专门强调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要勇挑重担、敢打头阵，勇当原创技术的“策源地”、现代产业链的“链长”。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中央企业科技创新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取得显著成效

研发投入持续提升。“十三五”期间，中央企业累计研发经费投入超过3.4万亿元，占全国的1/4。2020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7723.8亿元，增长20.6%；研发投入占营业总收入的2.55%，研发投入强度持续提高，73家企业同比实现研发投入正增长。

关键核心技术加快突破。中央企业积极承担国家攻关计划，填补了一批关键材料、核心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零部件等领域短板空白，在提升产业基础能力，支撑重大项目实施，保障国防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近年来，中央企业积极参与国家科技专项计划，牵头或参与16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中的15个，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标志性重大原创成果。“嫦娥五号”实现地外天体采样返回，“天问一号”开启火星探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开通，“神舟十二号”与天和核心舱成功对接，天舟三号奔向天和，“奋斗者”号成功坐底，三代核电技术取得新突破，C919大飞机准备运营，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成功试跑，最大直径盾构机顺利始发，5G率先实现规模化应用。

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指导推动中央企业着眼未来10到15年发展，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充分挖掘有效投资潜力。

重塑科技创新组织体系

近年来，国务院国资委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把科技创新作为头号任务，坚持市场机制和政策引导相结合、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相结合、以我为主和开放合作相结合，推动中央企业切实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重塑创新组织体系。设立领导小组，国资委郝鹏书记任组长。突出科技创新核心职能，成立科创局，集中精力推动中央企业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抽调精干力量组建工作专班，构建从国资委到中央企业集团再到具体承担单位的三级工作体系，一体化、系统化、机制化工作格局全面形成。

重塑创新政策体系。坚持“能给尽给、应给尽给”，推出一系列支持央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政策包”。在考核激励等方面打出“组合拳”，通过“五加两减”措施，即考核加分、利润加回、投入加大、激励加码、改革加力，以及两金减出、容错减压，进一步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动力。

重塑创新推进体系。协同相关部委，支持中央企业主动承担国家各类攻关计划任务，形成了国家重大任务牵引的攻坚工作格局，建立了全面覆盖、责任贯通的攻关推进模式。构建创新联合体，打造了优势互补、研用结合的创新协同机制。

在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引领支撑作用

坚持以国家战略为使命，打造科技攻关重地。当前，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必须坚持从国家战略出发，奔着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去，集中资源和力量进行科技攻关，这是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根本使命。我们将推动中央企业围绕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重大战略需求，聚焦实体经济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积极承担国家重大攻关任务，不断增强科技支撑力和产业带动力，打造更多国家科技战略和产业战略有效落地实施的重要载体。注重补短板与锻长板相结合，加强前瞻性技术创新布局，在人工智能、空天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等未来发展必争领域加大投入，抢占制高点。

坚持以企业为主体，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大量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我国科技实力已经从“跟跑”“并跑”不断向“领跑”超越，一些领域进入了无人区；原来的“以市场换技术”的路子遇到了巨大阻力，我们想要的技术外国人不给了，还想千方百计卡死我们。我们必须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在科技创新之“源”上寻求突破。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我们将推动中央企业加大原始创新力度，不断增强支撑创新发展的源头供给能力，努力成为基础应用技术之“源”、行业共性技术之“源”、前沿引领技术之“源”。进一步强化创新开放合作，积极构建协同创新网络，最大限度集聚创新要素，培育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型领军企业，主动融入国家基础研究创新体系。坚持系统观念，一体推进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链长有关工作，打造关键技术自主创新的“核心圈”，构筑技术和产业的“朋友圈”，形成有利于技术扩散、产业升级的“辐射圈”。

坚持以人才为导向，打造科技人才高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在刚刚结束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近年来，我们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实施人才强企战略，着力建强科技、技能人才队伍，中央企业研发人员从“十三五”初的80万人增加至超百万人，拥有高技能人才超过两百万人，拥有两院院士229人，其中工程院院士数量占全国的1/5。我们将推动中央企业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进一步加大海外人才引进力度，加强以院士、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为重点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指导企业健全完善首席科学家、科技带头人等制度，赋予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推动企业领导人员当好科技创新的“后勤部长”，为科技人才营造良好环境，让他们专心致志搞科研。

坚持以机制为保障，打造创新政策“特区”。欧美等发达国家一直非常重视政府对创新的高效介入，从20世纪早期开始，不少发达国家就已经把科技投入作为战略储备，对科技创新进行超前布局。比如，美国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纳米计划”、“美国制造计划”；欧盟提出的“科技框架计划”“伽利略计划”，韩国提出的“代替能源计划”，印度也曾提出“绿色、白色和蓝色革命”。目前我国已形成比较完备的创新政策体系，国资委也始终坚持“能给尽给、应给尽给”原则，不断加大创新政策支持力度。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现代产业链链长、科技创新核心能力等三项任务，加大出资人政策精准供给。加强政策落地兑现，发布关键核心技术产品推广目录，加强首台套等政策支持，加快成果推广应用和关键技术产品国产化替代，激励企业把专项任务攻下来、原始创新强起来、科技成果创出来。

（编辑  尚鸣）

从1950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四分之一个世纪，是许多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黄金年代”。这是发达国家经济表现在历史上最亮丽的时期，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强劲持续，失业率达到历史新低，同时所得分配趋向平均，经济危机爆发的频率也为历史新低。这段史上最成功的持续强劲经济增长，在法国被称为“辉煌三十年”，从1945年到1975年，法国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5%，失业率低于2%。类似的经济表现也出现在美国、德国、荷兰、瑞典、意大利、比利时等。这时也是日本战后经济最辉煌的年代，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就是在这个时期奠定基础的。

黄金年代褪色

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斯基德尔斯基，特别把黄金年代的全球经济表现与新自由主义思潮当道的30年(1980—2009年)，也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时期进行比较。他发现，几乎在所有指标上，前者的全球经济以及主要经济体的表现，都明显优于后者。

但好景不长，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多数西方国家两度陷入停滞性通货膨胀的困境。经济衰退、失业率攀升与物价快速上涨同时出现。滞胀对凯恩斯经济学的逆周期调控的有效性构成严峻挑战，也给新自由主义思潮重返历史舞台提供了绝佳机会。右翼保守政治力量开始集结，并对“镶嵌式自由主义”的典型措施与制度设计发起严厉的抨击，认为政府对市场经济过度干预与管制，公共部门占用过多社会资源，对企业与高收入群体征收过高的边际税率，社会福利支出过于泛滥，国营企业的垄断与低效率，过于严格的金融管制与资本控制，赋予工会过多的集体谈判与罢工权利，都是西方国家经济顽疾的罪魁祸首。

市场原教旨主义重返历史舞台

20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总统陆续上台，开始在西方国家掀起一场新自由主义革命。这场高举市场万能并妖魔化政府干预角色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革命，在接下来的30多年里，成为席卷全球的主流经济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革命彻底执行供给侧经济学的主张，简单来说，就是要让资本家在投资、借贷、避险、雇佣、定价等决策上享有完全的自主权，要尽可能排除来自政府的干预或扭曲，甚至包括以纠正市场失灵为出发点的干预或管制也要降到最低，并把所有需求侧的政府干预与调节都视为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场革命将二战后“镶嵌式自由主义”节制资本家决策的各种制度安排，以及法律赋予资本家的各种强制性社会义务，大幅削弱或是彻底拆除。

新自由主义思潮几乎彻底征服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即使像德国、法国与北欧那些民主社会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家也被迫改弦易辙。欧洲各国大型企业抛弃自己的传统，向追求股东权益最大化的美式资本主义靠拢。在“华盛顿共识”旗帜下，把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与国际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灌输给发展中国家。在美国的施压下，日本与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也不得不修正原来的发展型国家模式。

新自由主义革命带来最关键的变革就是大幅解除金融管制，彻底开放资本账户自由兑换，并强迫各国开放金融产业与资本市场。这种变革如同纵虎归山，把资本主义这头猛虎放出了栅栏，为企业主与富豪阶层扫除了所有妨碍资本在全球追求最大投资回报的制度障碍，彻底改变了资本家、劳工与国家三者间的权力均衡，把战后“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最核心的设计拆解了。社会弱势群体在强大市场力量之下得不到公平保障，跨国资本左右国家政策与立法，通过修改国际经济游戏规则，达到支配各国社会生活方式的最终权力。

金融资本放闸，猛虎出山

西方国家在战后以温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为基础达成的所谓阶级妥协，只是资本家的权宜性退让，他们始终在积蓄政治实力。

资本追求安全、回报与可变现性，其中可变现性十分关键。而金融资本的可变现性最高，资本主义体系下资本的积累最终都会朝着金融资本日益强大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当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时。

在第一波全球化中，跨国金融巨头跃升为最强势的跨国利益集团，他们掌控各国中央银行而拥有货币发行特权。当时主要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与德国等)中央银行都不是政府主控或拥有的，而是由少数大型私人银行出资组建而获得发行法币特许权的私营再拆借机构。

这批跨国金融巨头的政治影响力横跨大西洋，对所有西方国家政府都有呼风唤雨的能力。他们让各国政府身不由己地服膺在金本位货币体系的桎梏之下，他们也曾经成功打造了第一波金融全球化，可以让伦敦、纽约与苏黎世的银行利率同步调整，让大清帝国担保的中国铁路债券可以在各金融中心同步发行。他们控制的庞大金融资产，对货币政策的独揽大权，以及横跨大西洋两岸的政治权势，因两次世界大战与漫长经济大萧条的破坏而被严重削弱。

二次大战后，美国历任负责国家安全战略的决策者把维护“美元霸权”视为国家核心利益的重中之重。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赋予美国“过分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美元霸权让美国可以调动全世界储蓄，来为其日趋庞大的财政赤字、贸易赤字与私人债务买单，可以让美国不费力地维持天文数字般的国防支出与全球军事投射力量。要维护美元作为主导性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一方面美国需要打压任何其他可能成为美元竞争对手的货币，另一方面就必须让各国政府、跨国企业，以及各国金融机构与投资人，都不约而同地需要储备美元。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解后，美国除了利用其军事威慑力量威胁利诱中东石油出口国采取石油美元计价，而创造所谓石油美元体制外，也积极构建“金融美元”体制，作为支撑美元霸权的第二根支柱。与此同时，美元霸权随着金融全球化的脚步加速而更为凸显。在金融美元体制下，所有国家的金融机构或富豪阶层想要分散其资产配置，都需要通过美元计价与美国控制的银行跨国清算与支付系统进行交易。

1971年尼克松政府废除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后，美元不再是“美金”，而成了美国印发的“美钞”。美钞作为纸质印刷品，为什么能够通行世界数十年呢?简要而言，有三招很关键：一是凭政治-军事-科技的“霸权三角”，锁定中东石油用美元定价的垄断权；二是发展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创造天量的美元交易与投资(含投机)需求；三是基于全球金融交易市场的内在震荡，创造出各国央行对美元的储备需求。

在过去20多年，美国政府非常积极配合跨国金融利益集团的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议程。而华尔街本来就直通美国财政部，财政部又可直接影响IMF的主导思想与重要决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IMF都在鼓吹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好处，而且对接受其纾困方案的国家都提出开放资本市场与汇率市场化的要求。

超级全球化时代的降临

有不少研究文献把过去30多年的高速全球化过程，称为超级全球化。它可以从两种角度来理解：一个是全球化所追求的经济一体化之目标，一个是全球化所达成的经济整合之结果。超级全球化必然导致国家经济主权的沦丧，而新自由主义革命正是开辟超级全球化时代的推土机。

新自由主义革命同时在国内与国际两个范畴，大幅度扫除了阻碍资本家在全球范围整合生产要素与自由追求最高回报的各种政策障碍。各国政府为吸引资本的青睐，都尽可能打造对资本友善的营商环境，并对商品、资金、信息与人员的跨境移动提供便捷化措施。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指导下，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各种国际机构与智库，都向各国施加压力，敦促它们的政府进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及去管制化的改革，同时压缩政府的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并通过发布各种国际评比指标，加大国际舆论压力。美国政府更通过经贸谈判直接向贸易伙伴施压，要求放松金融监管，全面开放金融服务业与资本市场，并允许跨国金融机构直接参与有关国家的银行、保险、证券与租赁等行业。

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在升级版的WTO框架下，积极推进更彻底的贸易自由化。美国与西欧主导的多边贸易谈判，基本上都以强化西方跨国企业与金融机构的竞争优势，保障其垄断地位，或有利其全球布局为出发点。

在这个时期，各国政府对贸易自由化与区域经济整合所可能带动的投资、贸易与经济增长的乐观预期，也促成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快速发展。

史无前例的经济相互依赖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跨国供应链、贸易、运输、信息、金融、移民等网络，跨国企业全球布局与交叉控股，把全球经济联结成一个空前紧密、高度整合的整体，也让各国的经济相互依存达到空前程度，在很多重要指标上都是史无前例的。首先，在超级全球化时代，第一次出现精密而复杂的跨国供应链。例如，苹果手机的制造过程涉及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个零部件与关键芯片。这些分散在各国的供应商与负责终端装配的厂商(如富士康)，可以在取得苹果公司的产品设计数字档案与订单后的几个月内，制造出在规格与性能上精密无误的零部件，并在跨境供货时间上与生产线运作衔接得天衣无缝，让像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大厂，能准时将几千万部手机运交全球数千个电信商营业网点或网络手机批发商。

另外，计算机、汽车、飞机、船舶、机床、重型机械、核电站、人造卫星、高级运动鞋等都是如此。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这些高附加值制造业领域维持传统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产业体系。至于没有运输成本与没有空间地域限制的软件设计、半导体设计与各种数字化产品的全球分工体系，更是可以随时灵活地重新组合。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是为了出口，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生产活动的贸易密度(trade intensive)不断增加。例如，从1990年到2010年，全球货物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从15%增加到26%，加上服务出口贸易则达到33%，这还低估了全球分工体系中服务出口贸易的发展。

其次，在这个超级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吸纳与辐射作用在空间覆盖上，以及对社会生活穿透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市场力量的作用几乎渗透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把地球上大多数的个人、群体、社区、企业、社会组织、各级政府都卷入这个经济整合过程，创造出无穷尽的交换、分工、协作、对话、碰撞与相互影响之机会与挑战。过去市场与信息穿透力量鞭长莫及的非洲大陆、中亚与南亚之穷乡僻壤也被唤起。

最后，过去30多年，金融全球化的爆炸性成长与虚拟金融活动全面凌驾于实体经济活动之上。国际金融资本所驱动的全球金融市场各种天文数字规模的高杠杆套利交易，及其所导致的价格波动与大规模热钱跨境流动，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实体企业人员的生计都会受到石油与各种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市场剧烈震荡的影响，无可遁逃。由于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有意放任，现代金融业分化成服务实体经济的中介性金融和自我服务性质的交易性金融这两大领域，后者所累积的系统性风险高到难以想象。在“金融工程”和“金融创新”的名义下，任何一个金融业务商家都可以制造出一个衍生品，拿到交易所里，只要有人买有人卖，它就成为一个正常交易的金融产品。由此衍生出越来越纷繁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体系。在诱人的部门利润与经理人高薪的驱动下，金融衍生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更将各种投机性虚拟交易(美其名为避险)的规模推升到空前的规模。曾有专家粗估，各类金融衍生品交易合约的余额可能是全球GDP的20倍。这些虚拟交易合约之间的风险传递关系就像连环套，任何一家大银行一旦倒闭，其交易伙伴将如多米诺骨牌般纷纷倒下。难怪巴菲特曾经多次警告，这个超级庞大的不定时炸弹一旦引爆，将给全球经济带来一场巨灾。这个畸形发展的赌场资本主义绑架了所有主要国家央行的货币政策，也绑架了整个国家。

推进超级全球化的两大加速因素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超级全球化高速推进，得力于两个特殊的历史条件，它们发挥了加速器的作用。

助力超级全球化的第一个有利条件是科技革命。在这个时期，通信手段、运输工具、物流管理、互联网、运算能力等领域都出现惊人的进步与突破。集装箱运输与数字通信让远程贸易的交易成本快速下降。互联网与计算机运算及储存能力的快速升级，让跨国企业可以高效率精准无误地组建、营运及机动调整超远距离与高度复杂的跨国供应链和销售网络，可以在全球范围精准而实时地将人力资源、物流、库存、销售、财务、客户等信息进行整合。金融科技可以让所有跨国金融机构与数以千万计的投资人，在全球各主要交易所同步进行巨量的金融商品和合约交易。

助力超级全球化的第二个有利条件是中国快速融入世界经济。超级全球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高速工业化提供了极为特殊的历史机遇，自2001年正式加入WTO开始，中国从国际贸易体系内一个轻量级的成员，快速跃升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内连续晋级，构建了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在最短时间内超越美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火车头；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能源与各类大宗商品进口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手机、汽车、空调、钢铁、水泥、玻璃、化肥等消费国。

中国的制造业生产总值在2003年首次超越德国，在2007年赶上日本，到了2010年又超越了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基地，随后一路拉开与美国的距离。从来没有一个后起工业化国家以这种追赶速度崛起。目前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从服装鞋袜到航空航天、从原料矿产到最大直径硬岩盾构机的所有工业产品，由此成为中国竞争力的重要源泉，也是进一步升级产业所必需的基础。

“寻租资本主义”愈演愈烈

超级全球化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红利，也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风险。超级全球化的发展背景，让跨国公司领导层和超级富豪阶层名正言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力，成为全球范围内呼风唤雨的势力。少数巨型跨国企业取得前所未有的市场垄断地位。在这些企业巨兽面前，绝大多数主权国家成为政治侏儒，没有任何谈判筹码。经济控制权高度集中也导致“寻租资本主义”愈演愈烈。

现代经济中典型的寻租是企业借助政治影响力来取得特殊竞争优势，或巩固自己的独占，以获取超额利润。在全“寻租资本主义”盛行的时代，贫富两极分化是必然的结果。根据UNCTAD的分析，在过去20年中，前100位大企业的超额利润比例不断攀升，跟同业平均获利率相比，1995年它们的超额利润占利润的比例是16%，2015年则上升到40%。这些超大型跨国企业之所以能获得惊人的获利能力，主要不是因为它们的创新能力或效率提升，而是借助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来扭曲法律政策与市场监管体制，或通过收购专利与滥用专利诉讼来压制对手、阻挡潜在竞争者；它们在全球范围逃税，设法摆脱反托拉斯法的束缚；可以通过并购而迅速巩固其市场垄断地位，并通过暗中侵占消费者权益的商业模式规避消费者保护法的管控，甚至还可要挟各国政府或各级地方政府给予自己特殊优渥的财政补贴。

世界饱受金融危机折磨

金融自由化驱使巨额的金融资本流向投机性的虚拟交易，给所有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些投机交易导致的剧烈价格波动与不时制造的金融危机，使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的扭曲与干扰，各国弱势经济群体更是最大的受害者。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跨国银行热衷于利用欧洲美元拆借市场的空隙，给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超额联贷以赚取高额中介费用，而不顾这些借贷国面临的利率与汇率风险。美联储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幅提高利率，拉丁美洲国家纷纷陷入外债危机。80年代末，美国带头进行大幅金融松绑，拆除金融防火墙，全面开放金融衍生品，并压迫各国全面解除对跨国资本流动的管制、放弃政府对汇率市场的干预，导致热钱在世界各地兴风作浪，制造了一轮轮的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1997—1998年亚洲国家遭遇区域金融危机袭击，韩国、泰国与印度尼西亚都深受IMF的苛刻纾困条件的折磨。这些西方国家主控的多边机构，都是以保护跨国金融机构的债权为优先，而置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生机于不顾。亚洲金融危机还陆续蔓延到俄罗斯、巴西、阿根廷与土耳其。根据IMF专家构建的数据库，从1970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到2008年，全世界共爆发了208次汇率危机、63次主权债务危机和124次金融危机(银行倒闭风潮)。大力推动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的美国，最终也难逃金融危机的浩劫。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美国带来经济重创。

不堪负荷的西方政体

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化与收入分配的不断恶化。分配正义问题在经济增长缓慢的西方发达国家会非常突出，因为这意味着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制造了大量的绝对输家，大量中产阶级面临薪资长期停滞，甚至因失业而跌入贫困。大量被解雇的制造业劳动力要屈就于低薪的服务业底层工作。西方发达国家在超级全球化时代普遍出现中产阶级所得停滞现象。

由于劳动法令削弱了对劳工的保障，发达国家盛行企业并购。擅长杠杆操作进行敌意收购的投资人在掳获猎物之后，通常会进行组织瘦身与裁员，以求短期内改善企业财务报表，拉高盈余预估以冲高股价。所以，许多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层获得丰厚的薪酬奖励，往往不是因为他们创造了相应业绩，而是因为要推高公司股票价值而裁减大批工作岗位，这是美式资本主义模式很难避免的悲剧性结果。

超级全球化意味着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交易成本不断下降，全球价值链可以快速重组，供应长链中不同阶段的附加值活动可以迅速进行空间转移。在信息与通信成本趋于零的条件下，服务业也可以进行灵活的跨国供应链布局。高速全球化必然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结构不断恶化。一方面，政府的税收基础不断流失，各国政府被迫不断调降个人所得、资本利得、企业所得及遗产税的边际税率，再加上企业及富豪阶层可以在全球范围灵活避税，各国政府被迫不断变卖国有资产，撙节支出与扩大举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几乎把可以处置的国有资产都变卖了，甚至把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变卖的固定资产都通过财务安排而变现。

许多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与退休保障水平都缩水了，但社会福利支出规模却仍继续增长。因为结构性失业不断攀升，需要救济或转业辅导的劳工与白领阶层人数更多，加上人口老龄化，绝大多数的西欧国家都捉襟见肘。

新自由主义革命拆除对社会弱势族群的保护。政府必然逐渐失去维护弱势群体享有社会公平机会与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能力，更失去约束巨型跨国企业滥用市场垄断权力的能力。民主作为“国家层次”的政治体制日渐成为一个空壳，无法维护公民大众的福祉和诉求，其合法性基础受到严重侵蚀。超级全球化的政治冲击已经动摇了过去西方政治学者的通行理论。

欧洲民粹主义政治浪潮方兴未艾。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与德国选择党支持率不断攀升，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与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纷纷登上执政宝座。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经过三年的艰辛谈判，仍无法消除英国脱欧势力与欧盟执委会之间的巨大期望落差，只好黯然引咎辞职。约翰逊的硬脱欧主张，可能是继卡梅伦之后又一次不负责任的政治豪赌。

美国民主的衰败

由里根时代开启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既造就了美国经济近30年的繁荣表象，也为美国的社会分裂与政治败坏种下祸根。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在新自由主义革命的道路上走得最远，拥护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冲突也最为尖锐。

美国政治最大的难题是政党与政治精英都被少数利益集团绑架。军工企业集团、网络科技集团、华尔街投资机构以及大银行、跨国能源企业、大型媒体集团、制药与医疗集团等主要利益集团的代理人，盘踞了国会两院的各个常设委员会。这些利益集团还可以驱动大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与大小智库，帮他们出谋献策并引导舆论。

特朗普并没有纾解美国经济困局与社会矛盾的良方，其内政与外交举措毫无章法。他对富人与企业大幅减税，必然导致美国财政结构的急剧恶化，2019年联邦赤字首度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他把移民视为本国工作机会流失的罪魁祸首，很可能使长期以来让美国经济得到必要的人力资本补充的关键通道开始萎缩。白宫团队中的鹰派大将使用各种手段割裂曾经紧密联系的中美经济关系，并升级贸易战、迫使跨国企业把供应链撤离中国，压制中国的产业升级。但这些措施很可能损伤美国经济自身的元气，并让过去20多年中国全面参与全球供应链带给美国经济的低物价、低通胀、低利率的利益烟消云散。

2018年5月，美国的1140位经济学家（包括1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联名致信特朗普，提醒他贸易保护主义只会给美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但是特朗普不为所动。

特朗普上台后，立刻宣布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搁置了TAP协定的谈判，并要求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同时，他公开批评WTO是一个灾难，誓言美国绝不接受任何侵犯美国主权的WTO决议与仲裁结果。当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6月首次推出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实施惩罚性关税时，跨国企业便开始担忧他们精心构建的全球供应链将面临20多年来最大的政治乱流。

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

特朗普为推行“美国优先”政策，把手中所有的筹码与手段用到极致，从谈判对象或竞争对手那里获取最多而付出最少，追求美国短期的最大战略与经济利益。在他眼中，所谓国际领导责任、政治信用、价值理念原则等，都是束缚美国行动自由的包袱，皆可抛弃；既定的国际承诺、多边体制与外交政策框架，皆可放弃或修改；他的政府所继承的原有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皆可重新设定，既有的经济协定均需重新检视与重启谈判。特朗普把单边主义原则延伸到所有国际关系领域，从贸易、投资、环境、反恐、移民、人权、货币到传统安全议题，包括反核扩散与限武。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也让西欧70年来第一次感到心寒，他把所有筹码用到极致，要从盟邦口袋里拿的更多却给的更少。

对此，美国会两党的外交政策精英感到不安。他们无法想象美国民主可以制造出这样一个怪胎，他能将美国战后70多年来经营的国际多边体制与同盟体系弃之如敝屣，将美国长期积累的国际信誉毁于旦夕。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罗伯特·卡根毫不留情地抨击特朗普的做法让美国越来越像一个“超级流氓大国”，他打破了所有的道德、意识形态与战略考量的底线。这让所有与美国打交道的传统盟邦、贸易伙伴与竞争对手，不得不把美国视为一个毫无诚信、随时变卦、颠倒是非的“流氓国家”。

传统上，美国一向以自己拥有的软实力为傲，美国历届政府一直设法积极维护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正面形象。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国际声望一落千丈，甚至在传统上对美国有高度好感的国家也不例外，各国民意调查的数据也反映了同样的变化。在他们长期追踪的20多个国家中，把美国视为自己国家主要威胁的民众比例在2013年为25%，到2018年则高达45%。最令人关注的民意变化发生在德国，在2013年只有19%的民众视美国为主要威胁，到了2018年则高达49%。

全面升级对中国的战略围堵

2018年，特朗普政府相继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中重新定位了中美关系。特朗普政府明确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对美威胁程度仅次于伊朗和朝鲜；将中、俄称作“改变现状的国家”，在价值观和利益上与美国对立。他身边的鹰派在美国国会与新闻媒体上刻意炒作中国对美国的“安全威胁”“科技剽窃”与“社会渗透”。美国联邦调查局派人四处奔波，警告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要严防中国通过科技合作窃取美国高科技的秘密”。

过去，民主党的外交政策智囊一直主张与中国开展建设性交往，他们假设中国会被吸纳进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让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上逐渐向西方发展模式靠拢。但这个发展趋势并未如他们所愿。

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正式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接着美国国防部在2018年1月发布《国防战略报告》。不久之后，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和拉特纳，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重新评估中国：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的？》的评论。他们在文章中指出，过去美国的决策者一直都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以为通过交往政策，美国就可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通过全球化可以将中国吸纳进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然而这个天真的假设已经破灭。

特朗普粗暴对待传统盟邦，排斥多边主义，而他身边的鹰派也摆出不惜发动一场“新冷战”的强硬姿态。如果希拉里主政，她的国家安全团队在部署对中国的战略制衡政策时，应该会继续利用美国仍可以主控的多边主义体制来限制中国的影响力，会寻求与自己的传统盟邦建立更紧密的战略与经贸协同机制，来制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会继续在人权、宗教、劳工、环境议题上挑战中国模式与压制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希拉里针对中国的布局可能会更缜密，更有谋略，更注重包装，会更懂得运用美国传统上享有优势的意识形态资源。

（编辑  季节）

伴随着改革开放，非公有资本在各个经济领域和不同产业的发展阶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无序发展和资本操控的现象，近期在文化、教育和网络平台等领域表现明显。例如，一些网络平台盲目扩张、圈地逐利，背离社会主义价值观，具备了一定的“舆论动员能力”；违背有关政策，在基础教育等领域大肆扩张。这些问题的成因源于在改革特定历史阶段对于引入非公有资本的需求、资本自身的扩张属性和逻辑、政府监管的一时缺位，以及外部势力的渗透助推等。为了实现对非公有资本的有效引导和管控，促进文化、教育和网络领域的有序健康发展，应当从确立对资本特征的正确认知、确保国家对文化领域的绝对领导权、对平台所有制进行合理变革、设置精细化的监管手段、加强审查人员的自身建设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推进相关工作。

2021年9月4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部分专家学者在京召开“规范文化教育网络管理，促进非公有资本有序发展”研讨会，与会人员围绕文化、教育和网络领域资本操控的表现、成因和对策展开充分讨论。

非公有资本介入和操控文化、教育、网络领域的表现

    非公有资本带有天然的逐利属性，同时欠缺对自身的道德和价值约束。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非公有资本涉足领域日益增多，对各领域的介入和操控也日益加强。就文化、教育及网络领域而言，当前存在着特定范围的非公有资本操控和泛滥的问题，表现突出，总结为以下几个特征。

在丧失中立性的网络平台展开圈地竞争，垄断导致非公有资本操控了网络的整体环境

信息传播可以分为多个层面，其中基础网和运营层面不允许非国有资本介入，非公有资本主要在内容生产层面发挥影响。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维佳认为，网络平台看似是一个中性概念，很多主体在平台上发声，但平台有对流量控制的强烈欲望，不仅自己在做内容，也在引导整个自媒体行业的内容生产。目前大量MCN（Muti-Channel Network，多频道网络）机构的出现就是由平台推动的，导致自媒体的自主性丧失，必须按照网络平台逻辑去生产内容，非公有资本由此控制了信息的传播。传统的官媒和主流媒体受平台迅速发展影响而丢失广告资源，逐渐转变为纯粹的内容提供商，其内容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受平台逻辑的约束。同时，网络平台之间的壁垒十分严重，各网络平台之间没有任何数据共享，本质上是圈地式的内容竞争。

网络平台围绕流量展开的内容生产和竞争将会带来以下危害：一是改变社会结构的平衡。平台经济兴起后，传统媒体行业逐渐垮塌，社会结构随之发生了较大变化；二是造成信息安全威胁。平台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可能会侵犯和滥用用户隐私数据，外国资本也会借此实现对市场的渗透，其他平台也同样存在风险；三是阻碍文化创新。文化生态受网络平台主导，小企业的产品一旦体现出一定创新、刚占据一点市场就会立刻被大企业收购，难以形成多元化的文化发展环境。资本垄断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操控了网络整体环境。

扭曲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确价值观建设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指出，非公有资本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大突出影响是引导反智主义倾向。非公有资本期待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具有去问题意识和去价值观的倾向。通常表现为引起讨论的话题刻意避开不谈核心的问题，混淆主次，将特别不重要的话题变为特别重要的话题等。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宇认为，受非公有资本控制的“饭圈”文化会导致畸形的消费观。流量明星由资本选择，围绕流量明星形成的“饭圈”文化会放大人的非理性需求，通过营造非理性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模式，让资本去剥夺剩余价值。

与官方宣扬的主流价值观相比，非公有资本推崇的价值立场带有明显的逐利和以自身为中心的色彩，试图将受众作为牟利的对象和工具，严重影响这些人群的心智健康发展，对此要十分警惕。

非公有资本向文化领导权渗透

江宇对非公有资本泛滥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定义。他认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非公有资本的作用是有底线的，超过这个底线就可以界定为资本泛滥。在文化领域，底线是非公有资本不能谋求挑战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话语权、审美权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文化领域中非公有资本的作用只能局限在经济运行领域，而不能染指上层建筑。现在存在的问题是，非公有资本控制了文化产品的供给、干扰了文化的传播渠道、操纵了文艺批评。

中信基金会青年学会会员、《文化纵横》常务副总编陶庆梅指出，非公有资本影响文化价值取向，向文化领导权渗透是多方面的。从整体上看，资本会进行有意识的布局，主要以控制传媒系统为基础。同时，资本还会想方设法与普通民众形成结盟，例如通过宣扬消费文化与中产阶级群体结盟，打造“饭圈”文化与社会青年结盟。此外，资本还具有改造亚文化的力量。原先很多亚文化对资本是不满的，比如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摇滚文化，但如今资本通过不断改造青年文化使其不断为自己服务。

当非公有资本在经济基础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后，会继续谋求对上层建筑的控制，其过程和方式往往是隐蔽和带有欺骗性质的。

非公有资本大肆介入基础教育及教育培训行业

非公有资本对教育领域的不当介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各地广泛涉足基础教育事业。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所长赵月枝通过调研发现，多地政府对于引入私立学校具有攀比心理，并将私立教育作为招商引资的一个新领域，成为政绩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带来的不良影响是，非公有资本获得了稀缺的公共资源和优渥的政策，低价获得土地转让。从教育培养工作本身来看，一些地方允许私立学校提前招收优秀学生，拉大了与公办学校之间的差距，从而在当地学校中占据了优越的地位，破坏了当地教育状况的平衡。

非公有资本介入教育的另一途径是谋求对教培行业的垄断。中信信托协同工作部高级经理董悦指出，教培行业的非公有资本介入和垄断的过程与网络平台领域的现象本质上相同，都包括六个阶段：烧钱、广告、让利、占领客户、引导客户形成消费习惯、割韭菜。从现实来看，教培行业资本注入规模在此前经历了迅速扩张阶段。2010年教培行业市值为7800亿元，2013年突破了1万亿元，此时高瓴、红杉等民营私募机构立刻介入K12、猿辅导等教培辅导机构，2020年教培行业市值突破3万亿元。其中最大比例是中小学教培，才艺和职业能力类仅占到3%。教培行业的支出中销售费用占到了60%至70%，因此大部分费用并没有用于提升教育和管理水平。

从非公有资本介入教育的现实表现可以看出，他们对教育的投入并非怀着公益之心，而是将教育视作可供其牟利的工具而已。由于非公有资本固有的逐利性，私立教育的提供遵循了价高者得的原则，进一步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

文化、教育、网络领域非公有资本操控和泛滥的成因

    非公有资本操控和泛滥的形成经历了复杂而长期的过程，要以全面、系统的视角去看待。

特定历史阶段对于引入非公有资本的需求

     以非公有资本介入义务教育为例。有学者指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国家对于义务教育供给不足，非公有资本的入场，出现了从补充到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再到影响和干扰的局面。同时，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特征，单纯的国有事业单位和企业难以完全承担这一任务，因此提升了引入民间资本的必要性。

赵月枝指出，宪法鼓励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相关条例和指导意见中也有关于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表述。理论定义中，国家、社会和资本是三元结构，社会力量显著区别于资本。从现实来说，国内的主要社会力量实际上是非公有资本集团的代言人，纯粹的社会力量非常弱小，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是被各色资本所操控。

简言之，受历史条件的影响，政府对于相关领域的发展需求难以全面满足，因此有借助体制外力量的需要。非公有资本在进入文化、教育等领域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出现了失控的倾向，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资本自身的扩张属性和逻辑

资本带有天然的逐利和自我扩张属性，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资本在经济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之后，必然要谋求对民众思想的控制，直接体现就是谋求对文化和传媒领域的支配地位。

中信基金会青年学会会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一龙深入分析了资本行为的背后逻辑。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三重逻辑，分别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市场的逻辑、资本的逻辑。事实上，我们只能让资本的逻辑服从于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而无法在社会主义阶段消除资本的逻辑。值得关注的是，资本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存在显著不同。资本的逻辑是增值、盈利，把一切都转化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市场的逻辑是等价交换。然而，当代社会大多数的自由交易都不是等价交换，就是因为资本逻辑在各个领域发挥支配作用，严重扭曲了市场逻辑。

资本对利益的追逐还表现出明显的短期性特征。在赚快钱目的的驱使下，流量明星成为资本精心打造出的工具。文化和网络领域充塞了资本想要灌输的信息，持续危害着文化产业和网络环境的有序发展。

政府部门对于监管资本的缺位

田文林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40多年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政府的一些管理部门没有预料到非公有资本发展起来后具有巨大能量。正如在教育领域，非公有资本迅速扩张、无孔不入，同时又想方设法脱离政府的监控和引导。

同时，一些政府部门对非公有资本的操控行为缺乏完全有效的制约手段。中国保利集团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李文亮将政府部门在文化和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失之于粗”，不知道该管什么；二是“失之于松”，有些问题出现了但不敢管；三是“失之于硬”，一刀切地执行，不会切实地管理。另有专家指出，政府对于文化生产的内容生产缺乏有效管制标准。对于国有平台、国有传媒企业，可以按照政治要求进行管制，对于非公有资本只能依靠法律进行底线管理。社会道德标准也起到一定约束作用，但目前只对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问题进行管制，具有较大的模糊性，模糊概念和现实政策之间还有一定距离。目前文化产业承担了对外输出文化，参与国际文化竞争的重要任务，因此并不能采取完全限制的治理手段，这增加了管理的难度与复杂性。

此外，多位学者指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二分的发展道路存在一定弊端。资本主导的文化产业拥有源源不断的自我增值动力，通过各种迎合观众的方式吸引眼球。文化事业的普及则以灌输为主，不能有效契合民众需求，因此政府主导的文化事业在和资本主导的文化产业竞争中往往会居于下风。前些年，在改革中对文化产业化的推进并没有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而是助长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今后如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性、社会性话题。

高新技术发展带来外部势力的渗透助推

在高新技术发展和资本不断扩张的背后，难以摆脱外部势力的长期介入和渗透。李文亮指出，在互联网信息服务领域，原先非国有企业融资有政策壁垒限制，但由于受到20世纪末美国互联网投资热潮、中国加入WTO等因素影响，中国的信息服务业开始与国际资本接轨。在国内互联网企业资本构成的调查中发现，几大初创平台企业背后都有华尔街、硅谷的资本在主导。这一背景主要带来了两方面影响，一是网络平台可能充当国外资本代理人、信息主权遭受侵犯带来的安全问题；二是网络平台的运营模式受国际资本理念主导，而不是受到我国政府的规制。

促进非公有资本在文化、教育、网络领域有序发展的对策

    实现非公有资本在文化、教育和网络领域的有序发展，要做好全方位的制度设计，从正确认识、有效管控、积极引导等方面着手推进。

确立对“资本”特征的正确认知

首先要在话语层面对“资本”的内涵进行正确认知，严格限制非公有资本进入义务教育等具有公益性、福利性、非营利性的领域，要谨防非公有资本别有用心地以鼓吹自由化达到垄断的行为。

在现阶段，节制非公有资本不是单纯的去资本化，而是去资本的无序化，去资本的主导化。在防止非公有资本为追逐利益肆意扩张的同时，也要认识到有序的资本运作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例如：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要对此保持支持的态度；在文化产业“走出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需要继续加强引导和促进文化产业建设。既要时刻清醒地认识到非公有资本的逐利本性，又要发挥它们对于市场动向嗅觉敏锐、高效调配资源、实现要素增值的积极作用。

确保国家对文化领域的绝对领导权

陶庆梅认为，要坚持由官方的文艺团体和主流媒体来主导文化发展，守好文化的主阵地。弘扬优良传统，借鉴新中国成立后群众文化活动的经验，具体工作要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有序推动、专业人士的有益指导和群众的广泛参与。也有专家提出，要对内容生产扶正祛邪，加强所传递的主流价值观的锋芒和战斗性，话语表述不能中性模糊，而要黑白分明。同时，国有资本要以更大的力度创造主流的、有引领性的意识形态产品，集中力量打造在全球有影响力的文化产品。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钰特别关注青年人才培养问题，他提出要对人才培养中的非公有资本行为有所约束，例如打造偶像练习生。未来要依靠体制内的力量来培养优秀青年人才，使其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优秀的文化创造力，从而将中国文化产业推至新的高度。

对网络平台所有制进行合理变革迫在眉睫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文化学者刘仰认为，从根本上看，网络平台已超出了一般商业企业的范畴，愈加凸显出公共属性。随着网络平台企业的不断壮大，平台充当了网络环境中的基础设施，发挥了关键的生产资料作用，为网络中的所有生产活动提供基础条件，因此要将网络平台视作“准公地”性质。当前的问题是出现了“准公地”私有化，但治理观念和实践主要仍停留在反垄断方面。为了实现有效治理，要超越反垄断的思维，将平台用户代表和政府代表都纳入企业治理过程中，将监管对象从行为上升到企业规则和平台算法。同时，在产权方面进行创新，允许国有资本介入，探讨开放性的产权设计。网络平台的所有制归属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实践性和理论性话题，需要深入探讨。

刘仰表示，应鼓励国有企业参与对公共资源类行业的投资。一方面，机构本身政治站位较高，能够保证不触碰负面清单；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组织内部有指标约束，能够保证投资方向的正确性。还可以考虑在互联网平台建设中引入信托制度。

设置具有可行性的管理手段

    与会学者探讨了具有可行性的管理手段。赵月枝指出，当前媒体行业的收入中广告是大头，广告业务取决于各类资本的投入，因此媒体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会向资本偏好的内容倾斜。目前决定广告投放的收视率、浏览量、点击率等数据由多家公司发布，而且均是与资本利益的攸关方，被操纵的痕迹明显，如“买收视率”“买流量”等潜规则盛行。这不仅违背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并具有了社会价值观的导向性。建议通过设置第三方评估机构等措施，由政府掌握或监管，确保发布客观公正的收视率、浏览量、点击率等流量数据，以规范和引导广告的投入方向。

    中信基金会金融实验室研究员解石坡主张运用反垄断法来抑制非公有资本在文化领域的极度扩张。他指出，反垄断法的事后规制虽然有惩罚作用，但造成的很多损失难以弥补，因此要加强事前规制。对此可以采用对特定规模企业提出事前行为准则要求、规定经营者集中申报、启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调查等手段，打造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监管模式。

中信基金会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彭年提出要对资本行为做到精准度量。他指出，目前主要是凭感觉或者市场行为来判断资本的渗透和控制，未来应当从技术角度去衡量、评估资本在各领域的渗透情况，对此要开发出相应度量手段和方法。例如，要把好准入关。从资本的准入、企业的准入、人员的准入多方面入手加强管理。同时，让资本有稳定预期，设置资本可进入领域的项目清单，要有进入门槛和审批，建立有序的资本进入环境。

加强监管人员队伍的自身建设

政策效能的发挥关键在于有力执行，对非公有资本行为的监管需要依靠一支恪守职责、能够抵御侵蚀的队伍。从一些反腐典型案例来看，监管政策的失效正是因为关键人员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偏差，或接受非公有资本利益代表的腐蚀，放弃应尽的监管职责。

    董悦指出，在一些政府部门、高校等机构中，虽然一些官员、专家不直接享有资本，但他们会成为影响这一领域非公有资本的重要力量，例如从事影视审查和网络平台管理、监督工作的人员。如何确保这些人群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确立场，时刻防止其被国外势力和非公有资本利用，至今仍是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增强对社会文化、教育等需求的供给

非公有资本的扩张凸显了社会需求旺盛、供应紧缺的现实，要从供给侧改革入手，加大政府和国有资本的投入。多位专家、学者提到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重视群众文化建设，重拾并进一步发挥文化馆等机构的作用，从而建立好群众文化体系。具体措施上，要鼓励非商业群体更多地参与文化教育发展，要敢于创新，让社会力量更多地走在前面；非公有资本的控制增大了文艺行业的交易成本和内部的近亲繁殖，对此应当开门办群众性的文艺，创立群众可以广泛参与的文艺发展渠道,从而打破非公有资本对行业渠道的垄断。

田文林指出，意识形态领域被非公有资本严重渗透、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大个体倾向于满足低层次的文化需求，非公有资本善于制造低级刺激的内容来迎合市场。这是一个双向推动的问题，需要长时期的社会建设才能改变。

进一步促进基础教育公平均衡发展

中信基金会青年学会会员、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江明认为，在阻断资本和“双减”政策实行以后，为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可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财政支持力度，二是大力推进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三是正确认识和评估科技与教育的结合。要防止政策执行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现象；防止一哄而上，以执行“双减”政策之名，阻断基础教育改革创新的试错之路；防止借道政策落实，干扰正常的教学管理，以及专业领域过度行政化和官僚化问题出现。

鄢一龙对“双减”政策的完善提出了根本性思考。他指出，家长对于学生补课的需求依然存在，原因在于教育被视为阶层提升的重要工具。当前对供给侧的压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此可以从扩大大学教育资源的开放性、打破不同教育资源间的层次差异等方面入手。

（编辑  季节）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近代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民主始终是嘹亮的时代强音。抵抗侵略捍卫民族独立，推翻压迫实现人民解放，西藏百万农奴得到翻身，新疆实现民族团结平等，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和艰难探索，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

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旗帜，也是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100周年大会讲话中再次强调：“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的。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本质是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沃土，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进行的伟大实践，有其自身鲜明的历史印记和极为独特的实践特征。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在一个十亿之众的大国实现民主，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需要正确的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要求“尊重多数，保护少数”，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反对把个人意志凌驾于集体之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增加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特点，而不是要削弱和缩小我们的优势和特点。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在形式上有权而在实际上无权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注重务实管用，强调简朴高效，降低社会成本，追求良政善治，是中国式民主的鲜明特点。

中国不接受金钱选举，不认同政治作秀，不欣赏夸夸奇谈，不玩弄变脸游戏，努力摒弃蛊惑舆论、煽动仇恨、制造恐怖、挑起对立、割裂社会，坚决杜绝结党营私、党同伐异、资本干政、认同撕裂、身份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从国情和实际出发，建立起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为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式民主

中国式民主在不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中前进。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凡年满18周岁的中国公民，除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现了执政与参政、领导与合作、协商与监督的有机统一；民族团结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水平高低、风俗习惯差异等，都能共同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地方事务、行使基层民主权利；广大人民在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民主形式更加丰富，质量不断提升。种田农民、乡村教师、车间女工、公益律师，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游子回乡的归国华侨，守护民族文化的非遗传承人，走在科技前沿的新社会阶层，全体人民都能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特别是随着网络平台等新技术新应用的出现，人民群众表达利益要求的渠道更畅通了，社会各方面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更有效了，国家决策越来越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都能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得到更加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我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以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践行全过程民主的政治实践，就是要实现“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中国式民主，真正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以保障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为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

（编辑   季节）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天地之大，黎元为本。人民群众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深厚的基础和最大的底气。经过100年艰苦卓绝的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国家谋富强、为世界谋大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人民对本国政府信任度世界瞩目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30年前，有着90多年党的历史、70多年执政历史，曾经辉煌一时的苏联共产党，后期蜕化变质，严重脱离群众，领导层信仰丢失，党员队伍离心离德，分化成只顾自身利益的利益集团。失去民心的苏共，犹如希腊神话离开了大地母亲的安泰，最后在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下，像泥足巨人一样，失去灵魂，丧失基础，轰然倒塌。苏共兴亡的一部历史，犹如一面镜子，教训极为深刻，不可不察，不能不鉴。

2020年7月，美国爱德曼公关公司发布的一项政治信任度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信任度达95%，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上升5个百分点，在受访国家中排名第一，中国已连续3年排名世界第一。2021年5月4日，西班牙皇家中国政策观察网站发表题为《当民主就是信任》的文章指出，不承认中国拥有西方许多所谓“民主国家”都想拥有的公民支持度，是有失公允的。西方一些政客企图挑拨离间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只是痴心妄想、绝不会得逞！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导向，奉行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原则，把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放在首位，全国上下同心，社会各界齐心合力，抗疫斗争和复工复产迅速取得明显成效。而西方一些政党和政客只顾眼前利益，唯政治做秀和捞取选票为上。在人民生命健康受到威胁时，他们首要考虑的多是政治私利、个人权力及资本利益。抗疫斗争是一场大检验，国际上政党政治理念和执政能力高下立判，民众信任度的差距也一目了然。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资源

中国共产党人来自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正是因为人民对党和政府高度信任，上下齐心，举全国之力迅速控制住疫情。

近年来，尽管有一些抱有偏见的西方政治评论家不愿接受，但越来越多的海外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政府在民众中享有极高信任度，而这是其他国家政府或政党难以企及的。疫情加剧了本就严重撕裂的西方社会，经济下行和社会生活混乱进一步加剧了西方社会民众对政党和政客的不信任。西方某些政客的政治做秀也让民众更加反感。选票导向下的西方政客，甘当社会激进民粹情绪的尾巴。一些国家甚至因此出现了排外主义、民族歧视、种族仇视、暴力枪杀等行径。这是很危险的政治信号和社会乱象，将给全世界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因素，甚至可能导致严重的国际冲突。

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群众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优势和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人所有工作都必须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保障人民福祉。没有西方党派那种排除异己、尔虞我诈的政治内讧。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望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努力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平。进一步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努力缩小地区、城乡和收入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逐步健全国家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快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着力增强非基本公共服务弱项，努力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优抚安置、残疾人服务等，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加强兜底性、基础性、普惠性等民生建设，多提供普惠性、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要想富，先减负”。加快缓解或解决老百姓上学、看病、住房“难”和“贵”等问题，解决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困难，方法上注意科学精准、靶向治疗。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用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在新的征程上，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编辑 季节）

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讲话，“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是百年党史上一篇里程碑式的理论文献。几代共产党人接力传续“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理解党的初心和使命

2015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封信里首次提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2017年10月，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重要的内容，是这一思想的灵魂。把“以人民为中心”具体化，就是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根本路径。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就要坚持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因此，总书记在“七一”讲话开篇再次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新纲领，也是崭新的政治理论，是中华政治共同体内聚力的根本

以史为鉴，核心是史观。历史观就是政治理论，史观的进步就是政治理论的进步。从传统中国的民本史观，到西来的阶级斗争史观，到今日的人民史观，代表历史观的与时俱进，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创立了独立自主的政治理论。

“人民”与传统的“民本”之“民”有所不同。“人民”一方面承认个人努力，承认存在阶层利益，需要进行利益分析，做出利益平衡；另一方面强调“民”是个整体，是中华共同体，是人民的共和国。作为中华同心圆的圆心，中国共产党也与传统的执政集体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有近亿党员、500万基层组织。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努力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要求“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并进一步指出，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号召全党同志“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因此，党的领导是民心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是人民过去、现在、将来的选择。

中国是家国同构的互助体。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彼此互助，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为的是所有家庭育小养老的美好生活，一个不能少，一个也不能落下。这就奠定了强大到不可欺凌的中国的基础，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就规模（国民人口和国土面积之综合）而言，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政治共同体。规模巨大却依然拥有无与伦比的内聚力，根本原因是延续了同心圆形态的政治结构。

党以人民的美好生活为中心，人民就以党为圆心。国之命运取决于党的质量。中华同心圆政治结构是世界政治文明特殊的先进形式。

规模和内聚力之外，生产力是国家生存发展的最大要素

生产方式落后，哪怕是超大型和有极强大内聚力的政治共同体也会陷入贫困、陷入挨打受欺凌的境地。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生产方式进步，是近代才可能有的宏大主题。

自七千年前人类有了“产业”，完成主要食品植物的培育和主要食品动物的驯化，即大米小米大麦小麦和羊牛猪鸡，人类财富的主体一直是养殖和种植的产品。三百年前，生产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制造的产品取代种植和养殖的产品成为人类财富的主体。在最近几十年，生产的方式再次发生根本变革，人类财富的主体从有形产品变成无形产品，就是说“制造”变成了“创造”。西学对生产方式的理解是个伟大贡献，因为西方在最近两次生产方式的革命中都遥遥领先。

如何解释自城邦时代以降的世界古代史，解释近现代以来英国崛起、德国崛起、美国崛起、苏联崛起，乃至而今的中国崛起？一是政治共同体的规模比较大，从小型变为大型乃至超大型。二是凝聚和维持内聚力的方法比较先进，让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国民能持久地紧密团结。三是采用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从而拥有比其他大型政治共同体更有效的财富生产能力。

一部人类史是政治共同体竞争生存发展的历史，是众多部落凝聚为一个城邦、众多城邦凝聚为一个国家、众多国家凝聚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历史，是政治共同体规模、凝聚力和生产力的历史。

在上述新的政治史观里，就比较容易理解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纲领，理解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理解百年来党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都是为实现这个初心和使命。

先进的生产方式塑造政治共同体的前途，中华政治共同体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创造”先进的无形产品。塑造“自古英雄出少年”和“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大环境，塑造“创新型中国”，是我国生存发展的重大难点。若我们还继续热衷把科研机构、科研专业、科研人员分成固定的三六九等，就不会有“创新型中国”。马斯克，一个南非青年，只有本科学历，却能在科技最强大的美国开创汽车和宇航业的新天地，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一旦有了“自古英雄出少年”和“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创新型中国”，中国人在技术上领先全世界，中华民族就能强起来，同心圆政治结构就会被全世界尊敬。

（编辑  尚鸣）

2021年8月7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组织部分研究人员，围绕“学习七一讲话，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题，就“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讨。中信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同志主持研讨会，20多位从事党史党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参加座谈。

“以人民为中心”是“七一讲话”的主线，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灵魂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百年党史上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献。讲话通过回顾百年党史，突出了“人民”这个主题词，是对党的理论基础的重要升华。北京大学教授潘维、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佟德志等认为：人民史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党史观的主线。党的历史就是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共患难的历史。将“以人民为中心”具体化，就是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九大报告，“人民”出现的频次持续增长。在实践中表现为领袖、干部、党员三个层次。党的领袖以人民为中心，做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以选票为中心。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是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骨干。广大党员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是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

“以人民为中心”具有充分的历史、理论和现实依据

与会同志认为，“以人民为中心”具有充分的历史、理论和现实依据。“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人民政治”是我们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容，要切实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必须超越现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从理论上做出阐释。“以人民为中心”是增强中华政治共同体内聚力的根本，有利于构建“政治同心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以人民为中心”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回顾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我们党对“人民性”及群众路线的认识过程。《马克思主义辞典》认为，人民是指在历史上一定时期内起进步作用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总和，其中包括正在进行革命和革新的剥削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我们党对人民的认识，是随着党的事业发展不同阶段而不断丰富的。毛泽东同志1921年指出，群众包括“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大革命之后，又认为左翼小资产阶级也是群众的一部分。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知识分子作为人民的一部分。建国之后，又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党逐步形成了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认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内容，提出教育鼓动群众、反映群众生活和心声、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等重要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坚持群众路线，实行三湾改编、三大民主、土地改革，是党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的重要秘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坚持群众路线是中国跳出“贫困陷阱”、启动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坚持走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改革，赢得了人民高度拥护。

“以人民为中心”是对政治理论的重大创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一龙认为，“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理念，还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秩序，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在经济上，有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公有资产，不实行私有制；政治上有为人民服务的政权，而不是财阀政治；社会上有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态，而不是推行“市民社会”；文化上保障劳动者尊严，而不倡导“金钱至上”的价值观。

“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党和人民互为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人民作为主体时，党作为客体。人民要实现自身的利益，必须通过党的领导来实现。另一方面，党作为主体时，人民作为客体，要顾大局、识大体、跟党走，两者互为主客，使体制顺利运行。中国共产党是整个人民的圆心，又以党中央为核心，党中央又以总书记为核心。同时，党又必须以人民为圆心，一切围绕人民利益，这样才能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人民性并不排斥阶级性。党不代表任何特权集团、利益集团，这是对苏联共产党打着“全民党”旗号实际上蜕变为特殊利益集团教训的总结。

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原所长黄平认为，“人民”是一个总体性概念，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一方面承认个人努力，承认阶层利益，另一方面强调“民”是一个整体，是中华共同体。“人民”作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核心词汇，能够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过程和目标的概念，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原有的阶级分析概念。“人民”是比无产阶级更大、更包容的概念，包括了各阶层的大联合、大统一，画出最大同心圆、取得最大共识。通过这个概念，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了。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徐俊忠认为，要进一步确立、阐释和弘扬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人民政治”概念。人民政治是政治文明新形态，不同于西方以社会精英集团之间围绕着执持公共权力而进行竞争博弈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政党政治。它坚持以人民为主体，以追求人民内部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协同合力为基本取向，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努力寻找人民参与管理的“全过程民主”的实现方式，并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它是人民的政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而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只属于既有钱又有教育的人群或阶级，参与政治竞争需要庞大的金钱支撑。这种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充其量也就是周期性地在不同精英集团中选择公共权力的执持者而已，被一些学者称为“选主政治”。

人民政治超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特质和特征表现在：

第一，人民政治是寻求人民协同合力的政治。最突出特点就是不断在非同质性存在的人民中寻找共同利益，凝聚政治共识，形成共同的政治目标，结成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统一战线。习近平同志在建党百年的讲话中强调的“大团结大联合”、“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进一步高举这一旗帜。

第二，人民政治是高度重视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政治。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第三，人民政治是追求人民自己参与的全过程民主的政治。马克思曾经指出“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让“人人起来负责”的政治信仰。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同志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要探索人民自己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的管理问题。他明确提出反对“一长制”的管理体制，以防止官员专权独断。“人民自己参与管理”思想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发源于西方政治的“权能分立”原则的合理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把它全面展开为包括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丰富内涵，并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这不仅是对于人民政治的一种更加明晰的概括，也是对于人民政治内涵的重要拓展。

第四，人民政治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在实践中要实现人民政治以上特点，一切都维系在能否形成一支忠诚于人民事业并为人民所拥护的先锋队上。在中国，能够担当起这一使命的，唯有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正确理解新中国的人民政治，要破除套用西方政治概念解读中国政治的迷思和误区，深入阐释人民政治的丰富内涵、伟大实践及其时代意义，为世界提供中国政治制度实践的新探索与新样本。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认为，全过程民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民主制度。以人民为中心是全过程民主的底色和归依，中国之治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条重要经验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立足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确立了一套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全过程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区别于西方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民主的显著特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政府在民众中享有超高信任度，而这是其他国家政府或政党难以企及并羡慕不已的。人民民主不是仅仅行使间歇性投票权的狭义和狭隘的民主，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旨在保障和实现人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广泛权利的人民民主；全过程民主意味着民主的所有要素、所有环节一个都不能少；全链条、全过程的民主程序，为凝聚最大政治共识和全社会智慧提供了制度保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破除对西式“民主”的迷信，冲破西式政治叙事和逻辑框架的束缚，正当其时。丰富人民民主形式、创新人民民主实践，总结中国民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经验，提炼中国的民主观和政治价值理念，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正当其用。

突出“以人民为中心”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现实需要

潘维认为，政治共同体生存发展的竞争是人类历史的主要动力。两次世界大战证明，工人阶级也“有祖国”，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可以竞争与合作，毛主席在1973年提出“三个世界一条线”的抗苏战略，就是出自这种考虑。近现代中国教育、卫生、工业、科技、国防事业的现代化，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从政治共同体间生存发展竞争的视角，才能理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百年大党的至高使命。“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新纲领，也是崭新的政治理论，是中华政治共同体内聚力的根本。就规模（国民人口和国土面积之综合）而言，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政治共同体。规模巨大却依然拥有无与伦比的内聚力，根本原因是延续了同心圆形态的政治结构。党以人民育小养老的美好生活为中心，人民就以党为中华同心圆的圆心。国之命运取决于党的质量。中华同心圆政治结构是世界政治文明特殊的先进形式。规模和内聚力之外，生产力是国家生存发展的最大要素。中华政治共同体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创造”先进的无形产品。塑造“自古英雄出少年”和“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大环境，塑造“创新型中国”是我国生存发展的重大难点。中国人在技术上领先全世界，中华民族就能“强起来”，同心圆政治结构就会被全世界尊敬。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认为，“以人民为中心”是把握和凝聚民心的需要。1978年，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航程，正确认识民心，把握人民群众对实现现代化的期盼。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首先从否定前任、否定历史入手，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根本的错误是没有理解苏联的历史，没有理解苏联人民究竟要什么。

黄平认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是为人类和平做贡献的党。现有国际关系正在失序、失灵、失范和失控，西方利用所谓“规则基础上的秩序”打压我们。人类需要走出西方主导的世界规则，我们党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最终要为人类谋大同。这就要在国内政治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处理好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辩证关系，而不是消极地仅仅把人民当成被服务的客体对象。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彻到各项工作中

以人民为中心，要处理好三个辩证关系

黄平认为，以人民为中心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是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代表人民、为了人民，是党永葆先进性的政治基础。

二是人民的长远利益与国家的根本利益的统一。“人民”是一个复合概念，不是单个人的加总，而是一个总体概念，所以就存在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总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矛盾。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拥护、参与和做主，江山是不牢的。如果没有一个繁荣昌盛、安全统一的江山，人民也是不安的。

三是人民当家作主与党的领导的统一。内政着力妥善解决好住房、医疗、教育等人民最为关心的问题，为走向共同富裕提供社会政治基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走出丛林法则和零和游戏奠定世界政治基础。

以人民为中心，要敢于打破既得利益的阻力

北京大学教授李玲认为，福建省三明医改的经验表明，以人民为中心必须敢于打破既得利益的阻力。2012年以来，三明市启动医药、医保、医疗“三医联动”改革，9年来减少药品耗材支出124.10亿元，2020年全市人均医疗费用1678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全市人均预期寿命80.02岁，高于全国、全省人均预期寿命。2021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三明市沙县总医院考察调研时指出：“我很关注你们的改革。这是一种敢为人先的精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觉悟担当。”三明医改成功，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实行综合配套改革、敢于打破既得利益。面对医疗卫生过度市场化、商业化的局面，党委、政府坚定政治决心，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人民提供。建立政府办医管医的体制机制，对“三医”进行集中统一领导。实行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改革方法，实行“三医”联动，彻底改变医疗、医保、医药“九龙治水”的管理体制，建立公益性的公立医院新体制，堵住药品耗材价格虚高回扣的漏洞，动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提高医务人员的阳光工资，统一管理药品耗材的价格和采购。特别是三明医改破除了医药流通环节的利益格局，一度产生很大争议。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就必须敢于触动少部分人的利益，党和政府要支持这样的改革。

从全国看，“十三五”期间，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岁提高到2019年的77.3岁。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仍然突出，“十三五”期间，个人卫生支出增加了4919元，增加了41%。几乎等于GDP的增加（46%），人民获得感不明显。以人民为中心，就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们在人民健康这个领域完全可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进行竞争，在三明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从出生到死亡的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高水平健康保障，既是社会主义软实力的体现，也是一切发展的根本目的。

以人民为中心，要坚决反对“中梗阻”，反对部门的本位主义

张树华认为，在党中央和人民之间是有鸿沟的，这个鸿沟就是“中梗阻”，本位主义是党和人民的大敌，是我们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的最大阻碍。本位主义就是“肠梗阻”，是阻隔在党中央、总书记和人民之间的一堵墙。本位主义表现为部门利益至上，甚至同利益集团、特殊阶层、境内外的资本势力勾勾搭搭。建议进一步打通党中央和民意之间的上情下达、反馈的渠道，扳倒“部门大山”。

以人民为中心，要把群众路线作为工作方法，形成稳定制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宇认为，以人民为中心是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群众路线不仅是一种作风，也是我们党最重要的工作方法。我们党做一切工作，不是把群众作为和党对立的主体，更不是自上而下的统治关系，党和人民是一体的，党的决策要从群众中来，再通过动员和教育群众，形成和群众一致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赞成我们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说法，我理解就是不能够单纯地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地“执政”，站在群众上面、群众对面做工作，而是要像革命时期一样，自下而上地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说服群众。近年来涌现的三明医改、烟台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等改革典型，都是走群众路线的典型。三明医改中，重视听取普通医务人员的意见和诉求，将他们与少数涉及利益的医生区别开，成为改革的动力。烟台市创造性实施“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是靠下指标、一刀切地推动，而是市委组织部花半年多时间动员市县乡村各级干部，到群众家里做工作，确保群众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加入合作社，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目前，不少党员干部还不善于做群众工作，不少工作还没有充分地走群众路线。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利益分化，使得一部分领导在立场上更加亲近资本等强势利益群体。城乡基层组织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导致联系群众缺乏平台和纽带。一些干部过度依赖报告、督查，自己不愿意到群众中直接做群众工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工作方法上的官僚主义。应对这些挑战，要把群众路线作为工作方法，建立长效制度。

一是在思想上重视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基本工作方法。通过党的群众路线再教育、典型示范、理论宣讲等方式，让走群众路线成为一个领导干部的必修课。

二是改进会议和调查研究，把顶层设计和群众路线、调查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召开多级干部会议、干部群众大会、全体党员大会等，避免层层传达、叠床架屋。鼓励上级机关“越级”联系群众，而不必经过层层部门安排。改进调查研究和智库咨询机制，鼓励领导干部、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

三是加强城乡基层组织建设，改进基层工作。各级各类部门都要直接做群众工作，而不是只有社区书记、街道书记才直接到群众家里去。

四是在走群众路线的过程中，选拔、培养、识别干部。建立领导干部定期参加基层工作和生产劳动的制度。

以人民为中心，要继续完善全过程民主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认为，以人民为中心，要继续完善全过程民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极限大考，标志着中国与美国及西方集团进入总体性竞争阶段，民主、自由与人权重新成为西方纠集队伍、统一思想、鲜明旗号的斗争武器。我们要避免两个倾向，一是不敢旗帜鲜明讲中国民主制度的优势，把民主话语权拱手让给西方；二是把对手的失败想当然地视为自身的成功，不能将中国式民主推向更深阶段和更高水平。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如何更好凝聚共识，画好同心圆，就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发扬民主疏通情绪、表达利益、有效参与、监督权力、凝聚共识、促进团结的功能，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就是其必然内涵。同时作为负责任大国，我国还要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共同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真正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以人民为中心，在农村就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发挥群众首创精神

上海社科院国际战略中心主任周建明认为，在乡村振兴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第一，坚持以家庭承包制为基础的“分”的改革，与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把群众组织起来，加强“统”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从农村破题，‘大包干’是改革开放的先声。当时中央文件提出要建立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践的结果是，‘分’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但‘统’怎么适应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①面对全国甚至国际市场，一家一户的农民仅靠经验和勤劳已不能保障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农民普遍反映现在种地有“五怕”：一是不知道应该种什么；二是没有获取政策和市场信息的平台；三是没有农业生产的前期投资；四是不懂现代的农业技术；五是东西种出来了也不知道市场在哪里。这“五怕”反映了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已不能适应农业规模化、市场化的要求，即使延长家庭承包制，也不等于让农民吃上定心丸。有一种看法强调农户通过专业合作社，实现生产的适度规模化和现代化。②农民合作社作为经济组织，并不承担扶贫帮弱的功能，并不能解决“统”的问题。如果丢掉了“组织起来”的历史经验，丢掉了集体经济的制度优势，只突出“分”的改革，就无法建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体制机制，无法确保在走向共同富裕的路上不让一户农民掉队，无法确保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总目标。这是在乡村振兴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首先遇到的问题。

第二，富民、为民与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关系。在乡村振兴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比较多地强调了富民和为民的问题，对于是否还要教育农民的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长期坚持家庭承包制，就意味着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将长期作为我国农业农村的一种重要生产方式，它与按照五位一体总体部署的乡村振兴战略，与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和对耕地的有效利用、防止面源污染之间，是存在矛盾的。以人民为中心，在乡村振兴中不仅要强调富民和为民，也需要重视不断地对农民进行教育，提倡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统一。

第三，长期坚持家庭承包制与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关系。人民主要是以“集体”（组织起来的农民）和农户这两种主体存在的。乡村振兴中的很多目标必须要靠“集体”才能办好。如果淡化或抛弃“集体”的概念来理解人民，实际上只剩下以小农为本位的农民，这就很难达到乡村振兴的目标要求，也不利于农村基层政权的巩固，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就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因此，要把农村集体经济强不强与农民口袋鼓不鼓同等看待，都作为衡量的重要标准，予以高度重视。

以人民为中心，要加强党领导下的基层治理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王海侠介绍了研究党建引领北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情况。近几年，新疆社会稳定的程度超乎想象，群众说“社会主义在新疆”。这得益于国家对新疆的巨大投入，党政干部也付出了巨大艰辛的努力。同时，也得益于建立了以人民为中心、以党建为引领、依托县乡村三级联动的基层治理结构，积极探索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多元协同治理，最终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其主要特点：一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占领阵地的关键，我们不去占领就会有其他人占领，不跟党走就可能跟极端思想走。二是在治理目标上，着眼于人民的生活需求。三是新疆在治理结构上做了一些有益探索，实施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让这三级能够联动。四是构建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元治理模式：政治领域突出党建引领，如党员和“团结关爱户”（受过极端思想影响、有过轻微违法问题的群众）结对子，做到帮扶解困救助到位、解决就业到位、解决家务事到位、环境整洁到位、思想教育心理疏导到位、法律宣传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到位。经济领域突出壮大集体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社会领域突出网格化管理，推进群众的自我治理。文化领域突出固守意识形态领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编辑  季节）

古人说“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在这金风送爽的初秋时节，参加“智慧中国”研讨会，我也略陈管见。“智慧中国”涉及范围很广，需要研究的问题也很多，推动“智慧中国”的系列研究很有必要。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突出特征

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技术飞速迭代的时代，每隔一段时间，都需要有新的词汇，对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进行定义。这些新词汇，包含着我们对经济社会新形态的努力探索，进而逐步演化成为我们认识时代、诠释世界的重要视角，融为我们观念的一部分。“智慧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先导性、通用性、战略性和融入性的新概念。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突出特征，也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核心。数字化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奠定了基础，其发展趋势是社会的全面数据化，即将一切信息转换为数据，对数据进行收集、聚合、分析与应用。网络化为信息传播提供了物理载体，催生出新产业，甚至重塑了现有的产业布局。智能化则体现信息应用的层次与水平，其发展趋势是新一代人工智能。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整体驱动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根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在生产方式方面，我们要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具体包括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智慧能源、智慧医疗、智慧农业等等；在生活方式方面，我们要提供智慧便捷的公共服务、建设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构筑美好数字生活新图景，包括在线课堂、互联网医院、智慧图书馆、智慧社区、智能小区，市政公用设施、建筑智能化改造，甚至还要建设智慧法院；在治理方式方面，则要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推动政务信息化共建共用、提高数字化政务服务效能。

“智慧中国”是社会治理的工具和对工具的治理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带来的这一切变革，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已上升到治理方式；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产业，作为蓬勃生长的新事物，本身也亟待治理。“智慧中国”治理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依靠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来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二是通过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来推进网络空间即虚拟空间的依法治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既是社会治理的工具，也是社会治理的对象。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构成了一座依次递进的技术金字塔，但一直缺乏合适的术语来概括。“数字”只强调信息技术金字塔的底部，忽略了最新最尖端的技术进步；“智能”一词则过于专门，只强调金字塔尖，不足以概括全貌。“智慧”与“智能”相近，既突出了金字塔尖，又相对概括，足以形容整个信息技术革命金字塔。更重要的是，“数字”“信息”“智能”“网络”等术语都偏重技术，没有体现国家和社会对于技术工具的治理；而“智慧”既可指信息技术和工具，也可指治理方式和手段，充满了人文关怀。“智慧中国”就是“Smart China”，正好与政治学界常提的“巧实力”（Smart Power）不谋而合。

 “智慧中国”的社会治理，就是要紧抓机遇、规避风险。技术进步为我们创建美好生活提供了无数机遇，世界银行202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题目就叫“数据改善生活”。以出行为例，过去打车多难？现在智能技术小试牛刀，就实现了动态价格、动态运力调度，出门一下子容易多了。等到将来智能驾驶技术成熟，普通人也不用学开车了，交通事故大大减少；路上全是无人车，除了加油、充电、检修，可以一直跑，连停车场都省了；加上智能调度，空载率控制到最低，整个城市也不需要很多车，大大节省能源，而且连堵车问题一起解决了。在其他领域，同样会经历天翻地覆的变化，比过去十年里经历的还要大、还要根本。我们此时此刻的想象力，与未来真正能够实现的现实相比，一定是极其贫乏的。

但我们不能被动坐待技术进步改变生产生活。“智慧中国”的社会治理要求我们主动紧抓机遇，在各项政府服务中适时采用新的技术，便利人民生产生活；为新技术、新产业创造健康宽松的创新环境，同时实施公平监管，保护消费者、投资者、从业人员等各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以出行为例，世界各国都遇到了一系列治理难题：网约车司机要符合什么资质？司机算不算打车平台的雇员？公司要为他们交社保吗？原来花了高价买牌照的出租车司机怎么办？APP应该记录乘客行踪多久？数据保存在哪里？数据保存多久？警方能不能调取？通过什么程序调取？这几年来官司不断。未来要实现无人驾驶，各国面临的治理难题会更多、更复杂。政府、学术界都需要行动起来，为当下和未来的此类治理难题寻找答案。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中的经济社会风险

技术总是双刃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在便利人民生活、推动经济增长、为社会进步提供无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极高的经济社会风险。计算机和互联网刚刚开始普及时，问题还只是一部分人搭不上数字化快车，被甩在数字鸿沟的另一边；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日益成熟，经济社会风险也呈几何级数地增长。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分析，主要风险有三种。

一是巨头垄断、扼杀创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特别是后两者，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极低的边际成本造就了各种数字经济平台。但如果工商业环境抑制竞争，就可能导致市场力量的过度集中，滋生垄断，阻碍未来创新潜力。

各个国家都难以避免这样的垄断问题。中国的故事大家都很了解。美国的科技巨头们，包括苹果、谷歌、亚马逊、脸书等等，都在多个国家面临反垄断的调查和诉讼。在美国，有近三分之二的人认为应该拆分这些巨头。新兴市场也不例外，就连肯尼亚的M-Pesa也因抵制其他服务商进入而饱受批评。在各国的监管压力下，巨头们略有收敛，例如前几天，苹果宣布应用商店将向第三方支付开放。但总体来说，各类反垄断调查和诉讼旷日持久，但治理效果如何难以预见。而互联网特别是数字平台的天然垄断性，“羊毛出在猪身上”的免费商业模式、算法的不透明性等等特点，更使得同时达成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维护各方合法利益等多项治理目标难上加难。

二是急剧恶化的失业和贫富差距问题。一方面，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创造了数以百计的亿万富翁和数以万计的高收入群体；另一方面，参与了相关产业的普通劳动者，比如众包产业的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骑手，只得到了与过去相当或略高的收入。当传统产业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后，大量生产环节、交易环节消失，或改由机器完成，因此失去工作的劳动者并不具备新兴行业、新兴岗位所需的技能。劳动市场因此呈两极化或“空心化”，高技能与低技能岗位的就业比例提高，而中等技能岗位的就业率下降（中国暂时是个例外）。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持续降低，资本收益份额则持续增高。

过去一年里，全球独角兽企业数量从不到500家猛增到700多家。另一方面，新兴技术带来的失业现状和前景，在美国（早在疫情之前）已率先暴露无遗，严重到竞选美国总统的杨安泽认为失业问题无法解决，只能由政府给全民发钱。在美国这样一个反对“大政府”的社会里，杨安泽这个政治素人仅仅凭着这一条主张，得到了4%以上的支持。这表明美国政治精英已经难以解决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失业和贫富悬殊问题了。在中国，为了“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我们必须研究、摸索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智慧中国”治理方案。

三是数据安全风险。新兴技术带来多少便利，就带来多少安全风险。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已使基础设施可能遭受远在天涯海角的毫不起眼的黑客攻击。伊朗核设施遭震网病毒攻击、美国水厂被加了数百倍的氢氧化钠，都是明证。即使不考虑此类攻击，仅是日常的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利用过程本身，已经充满了安全风险，小则泄露个人隐私，大则危及一国政局。对个人而言，大数据收集处理技术和开放共享的要求，弱化了用户对个人信息的自决权力，多源数据汇聚降低了用户隐私被恶意滥用的门槛，而用户对此基本无能为力。对国家而言，数据是基础性战略资源，跨境数据不仅影响商业利益，也影响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

仅以最表面的、普通人最易理解的社交媒体数据为例，在未施加特别监管措施时，数据的生产和传播是高度受控于社交平台本身的。如果拥有一切数据的社交平台自身想要在关键时刻悄悄操纵民意，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脸书、推特的封禁和屏蔽政策使其直接介入了美国、尼日利亚、印度等国的国内政治。技术在给这些科技巨头（Big Tech）带来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使其拥有了影响社会和国家安全的权力。而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手段才能有效监管，规避个人、企业和国家所面临的巨大风险，这是我们在社会治理中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以上三者，仅系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和产业发展过程中伴生无数风险的代表。要解决每一个风险问题，都需要利用多门理、工、社会和人文学科范式和知识体系，开展紧密合作。“智慧中国”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研究任务空前重大、空前复杂。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总的趋势是“东升西降”，与此同时，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建设“智慧中国”契合了多重趋势和现实需要，要研究的问题也很多，需要政府、企业、高校、社会智库等各方共同合作，努力探索，不断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加以丰富、完善，推动“智慧中国”行稳致远！

（编辑  季节）

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1] 这是世界历史上一种崭新的市场经济制度，党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根本制度。[2] 研究中国的国家经济治理，首先要理解党的性质和功能。中国共产党是具有特殊含义的使命性政党，其历史使命涉及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等多重维度。由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出发，可以进一步界定党在国家经济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党所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协调机制，既与市场有别、又与市场嵌合，两者的有机结合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与政治

研究中国国家经济治理，首先要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为此，笔者曾将工业革命以降的市场经济区分为市场经济1.0、2.0和3.0三个类型。市场经济1.0对应于工业革命后在英国出现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重农学派和斯密以来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这种市场经济类型在经济学上的反映。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市场经济2.0。凯恩斯的理论是其在经济学上的反映。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表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称之为市场经济3.0理论。[3]

市场经济1.0理论。古典自由主义将经济和政治（抑或市场和国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看作截然两分的两种制度；市场经济的主体只有私人企业这一维，国家作为“守夜人”处于市场经济之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也属于市场经济1.0理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否定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职能，延续了市场经济1.0理论的核心思想。此外，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通过其中性国家假说，将国家的经济职能局限于降低交易费用、监督合同的实施等，实质上和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如出一辙。

市场经济2.0理论。其代表为凯恩斯、李斯特，以及以演化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当代异端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这一类理论认为，在一个纯粹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当中，国家必须接过一部分投资的权力，不能完全交托给私人；在后发经济中，如果不能发挥国家的经济作用，将面临企业家职能稀缺、战略性基础设施落后以及知识生产不足等瓶颈。所以国家必须担负生产关系的职能，成为市场经济中的行为主体，介入并调节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在此类理论中，市场和国家、经济和政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被视作相互嵌入和彼此包容的。[4]

市场经济3.0理论。中国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为形成市场经济理论3.0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3.0理论与2.0理论之间的差异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其一，在分析国家的经济作用时，市场经济3.0理论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更为宽广。以宏观政策而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除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财政和货币政策外，还将产业、区域、环保等结构性政策作为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此外，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破除了传统理论在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之间设置的形而上学界限，形成了着眼于国家长期发展的“宏观战略管理”。它超越了纯粹的市场逻辑，同时又可与市场经济在整体上相嵌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应对周期性危机方面的核心制度安排。[5] 其二，市场经济3.0理论重视党对经济工作、尤其是对国家经济治理的全面领导作用，将这种领导作用视作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密码”。正是由于党的领导，中国的国家经济治理才有可能摆脱在其他国家常见的特定利益集团的干扰和限制，以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式发挥其作用。此外，市场经济3.0理论还将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看作“三维市场经济”，其中社会主义政党-国家、竞争性地方政府、以及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都是这一市场经济的内生主体。[6]

党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更新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认识。[7]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上层建筑或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是经济基础或经济制度，是在特定生产关系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与政治是相互嵌入、相互融合的。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8]

党的领导与国家经济治理

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特定含义的使命性政党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推动中国经济体制变革，成功地实现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建立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经济作用，一个前提是将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特定含义的使命性政党来看待，[9] 而非西方式的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政党。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解放生产力。他写道：“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0]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11]； 习近平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12]。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是要破除一切妨碍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是自觉承担了这一历史功能的使命性政党。

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党的使命体现出：其一，推动当代中国的国家形成；其二，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三，引领中国并联合世界最终趋向天下大同，即实现共产主义。

党的使命性进一步派生出党在国家经济治理中的功能及其领导作用，这些作用包括：第一，党对国家经济治理的全面领导，这一领导作用通过党对国家机器的领导来实现。一方面表现为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器的同构性，另一方面体现为党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这是党得以保持其政治自主性、发挥政治领导作用的关键所系。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中国国家经济治理的性质和方向。

第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是一种与市场机制不同、又与市场机制相嵌合的经济协调和资源配置机制。社会主义政党-国家作为公共产权和公共利益的总代表，担负着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任务。党领导的公有经济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集体利益、集体目标、集体意志，从而使得“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大优势。党还负有在全社会贯彻公平正义的职责，为此需要结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协调各方利益诉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

第三，党领导的国家经济治理担负着克服“市场失灵”、引领市场发展的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发挥配置资源决定作用的同时，也会暴露出各种矛盾，如产品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劳动力、土地等波兰尼所谓“虚构商品”的过度商品化，生态环境恶化，金融资产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战略性通用性技术的供给不足等等，为此需要国家以各种形式介入或干预，更好地发挥有为国家的作用。[13]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中国国家经济治理大致形成了以下各方面具体制度和工作机制。

提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制定和执行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

制定和实施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翻两番”战略到今天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在评价国家中长期规划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时，习近平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4]

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15] 根据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建议，[16] 2021年3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这为中国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确立了总体目标和行动指南。

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以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规划为导向，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依托，以产业、就业、投资、消费、外贸、环保、区域等政策为抓手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在促进增长、扩大就业、稳定价格、改善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具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通过开展宏观战略管理，克服了传统需求管理在时间视野上失之狭窄的弊端；其二，破除了传统宏观理论在需求侧和供给侧之间设置的形而上学界限。习近平提出：“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17] 这是中国特色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和实践的新发展。

建设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制和国家创新体系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要依靠产业政策助力经济发展。中国的产业政策的显著特点在于，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以及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基础上，形成了“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从而有助于规避传统计划经济管理方式的弊端，相对有效地促进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创新是推动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因素。建设具有举国体制特点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国家经济治理的另一任务。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18] 国家可以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的组织者和新兴市场的创造者发挥作用，突破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瓶颈。

构筑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的竞争性合作关系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做大做强公有经济，有利于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有利于实现国家发展战略和宏观调控的目标，有利于克服市场失灵、并在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竞争性合作中引领非公经济的健康发展。公有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满足社会共同利益。必须加强党对公有经济和公有企业的领导，使后者不至沦为追求小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工具。习近平指出：“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19]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该利用公有经济和公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结构、企业间网络、产业前后项联系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地位，在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间构筑良性的竞争性合作关系，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多种所有制并存、按要素分配广泛存在的前提下，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十八大以来，国家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以及第三次分配中加大调控力度，为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了诸多努力，取得了重大成绩。

需要指出，按劳分配决不只是局限于公有经济的分配制度，而且是分配性正义的原则；将按劳分配仅仅作为一种和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来看待，是片面的。非公有制经济也有贯彻分配性正义的必要性。按劳分配作为正义原则在何种程度上能得到普遍贯彻，是与党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合法性密切关联的重大问题。如果将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分配无条件地相提并论，事实上等于将一种分配性正义和现实中的产权制度相并列，这在学理上是难以圆融的。中共十九大报告是这样表述的：“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这也意味着，将按劳分配作为更高层次的“原则”——即作为一种正义原则来看待，在理论上更为成熟，同时也有利于在实践中推动对分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调整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

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一直是中国国家经济治理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经济关系的调整，先后经历了财政包干和分税制这两个阶段，其结果是通过财政和行政分权，一方面在纵向重塑了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将县以上地方政府塑造为具体特殊行为和动机模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竞争性地方政府体制是中国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有别于传统发展型国家的特色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间竞争为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地方竞争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其主要表现是房地产价格的过度膨胀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中国经济的金融化，目前已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中国的央地经济关系有待进一步重塑，一方面应结束地方政府过度依赖现有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局面，开辟地方政府的新财政来源；另一方面要保持地方发展经济的主动性，使之继续发挥中国经济增长引擎的重要作用。

此外,中国国家经济治理还涉及协调城乡和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绿色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推行保护劳动力再生产（医疗、教育、住房等）的经济社会政策；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等其他方面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也揭示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某些共性，具有可供其他国家借鉴的普遍意义。正如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的发展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