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民主话语是一个由多党制、宪政、三权分立等反映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根本特征的核心词汇和包含了合法性、公民社会、治理、权力制约、公民文化等支撑性、论证性、拓展性词汇连缀而成的复杂话语体系，其背后隐藏着鲜明的话语霸权，即自由主义民主具有普世意义，是人类政治发展的唯一选择。在中国，虽然对于西式民主话语体系的核心词汇进行了有力地抵制，遏制了其消极影响，但出于文明借鉴和学术研究的需要，对这一体系中一定程度上反映政治文明发展普遍规律的相关话语，并非一味排除，而是大量引入并广泛运用。在引入和运用中，基于解释对象和话语场境的转换，研究者对这些词汇进行了相应的语义改造和拓展使用。然而，仔细考察这些词汇在中国的语义演化，不难发现，许多使用者还是不自觉地落入西式民主话语所包含的语义陷阱，或是从中引申出被抵制的西式民主核心要义，或是秉持对立思维，对这些词汇作出甚至与西方政治现象都不符合的语义解读。这必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形成潜移默化的侵蚀和削弱。本文以合法性、公民社会、治理等西式民主相关“热词”为例，对此现象进行反、正两方面的梳理和反思。

“合法性”的语义演绎及认识误区

在西方，合法性本身就是一个语义较为含混的概念，韦伯、哈贝马斯等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释义。作为与西式民主紧密相关的政治话语，合法性一直扮演着论证西方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非西方政治制度的非正当性的重要角色。合法性一词引入中国后，人们首先遇到的困惑是对合法性与合法律性的混淆，在搞清楚并接受了合法性的要义是“对统治者的认同”之后，基于韦伯关于合法性基础的类型划分，并借鉴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并由此演绎产生“革命合法性”、“意识形态合法性”、“政绩合法性”等概念。客观而言，这些研究使人们从理论上懂得了执政地位的维系不能依靠强制性权力的垄断和实施，认识到政治生活制度化、法治化的重要性。近日，王岐山同志在谈到执政党的使命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任由学界自行对合法性概念进行解读和演绎，结果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已逐渐式微，政绩合法性难以持续，因而必须以民主、法治、宪政等来提供执政的法理合法性，而且言之未明的是这种法理合法性只有实行超越党的领导的民主、宪政才能获得。由此，对于合法性的认识便不自觉地陷入了两个误区，并因此蜕变为人们不愿多提的“敏感”词汇。

误区之一是把执政的实质合法性与程序合法性混淆并对立起来。政党执政不仅要遵循既定的政治程序，更重要的是要有实质性的依据让人民群众相信自己、支持自己。这种实质性的依据除了可能存在的领袖个人魅力之外，主要是政党通过意识形态的建设与宣传，勾勒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并以实实在在的政策成效、执政经验来取信于民。如果忽视实质合法性，政党即使在西式民主体制下经过多党选举获取了形式合法性，其执政有效性也无法保证，而且长此以往，必将危害民主体制本身。从历史上看，魏玛共和国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多党民主体制被颠覆就是明证。从现实来看，当前西方国家主要政党意识形态趋同，对于经济不振、社会矛盾难以提出有效解决方案，只能依靠西式民主提供的形式合法性来维系执政。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固然要通过民主和法治建设来充实执政的法理合法性，但是赖以长期执政的意识形态先进性建设和政绩有效性的维护决不能因此有丝毫的懈怠。

另一个误区就是刻意地把对国家、政治制度、执政党的合法性认同区别开来，不适当地套用于中国共产党。在西式民主体制下，这三个层面的认同尤其是后两者确实泾渭分明，执政党的轮替并不损害反而印证了宪政制度、民主制度的合法性优势。但是在中国，合法性的认同却缘于上述三个层面在历史和现实中形成的三位一体。从历史来看，与西方先形成民族国家、进而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确立西式民主体制、再成长出轮流执政的政党这样的政治发展次序不同，中国共产党先成立，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再确立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从现实来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保障。如果非要把这三个层次的合法性认同剥离开来，另搞一套摒弃党的领导的西式民主、宪政，必然会导致制度的失序和紊乱，使“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难以实现。

“公民社会”的语义缺陷及认识偏狭

公民社会，是又一个与西式民主密切相关的含混词汇，指有别于政府和市场的第三部门中的民间组织，强调公民自组织结成的社团是西式民主制度有效运转的社会基础。公民社会一词被引入中国，正值单位体制为市场体制和社区制度替代的改革，因而相关的研究推动了人们对发展社会组织认识的深化。然而，公民社会在中国的讨论从一开始就被置于国家与社会二分法这个非黑即白的语境之中，在语义解读上形成了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偏狭。

缺陷之一是强调公民社会与国家政权的分离、对立而非合作。凡是与政府唱反调的民间组织，往往被吹捧为具有“公共性”、“自治性”，视为公民社会的进步，而对积极参与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的民间组织，则怀疑其“独立性”、“志愿性”，被扣上“半官方”、“行政化”等帽子。实际上西方公民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走向就是积极与政府合作，参与协同治理。国际上，从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以来，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主流已被逐步纳入到以联合国为枢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主导的全球治理中。在西方国家内部，英美大部制改革中政府部分职能之所以能有效转移，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与承接也是分不开的。

缺陷之二是否定执政党组织对公民社会的引领作用。基于对立思维，公民社会的研究者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为“政权类”组织，否定其在社会组织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和联系功能。这不仅削弱了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也堵塞了社会组织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实现规范发展的重要联系通道。实际上在西方国家，主流政党都充当着国家与社会联系者的角色，许多政党吸纳了大量的社会组织作为外围组织，有些政党甚至本身就是工会、教会等社会组织的政治代言人。这种引领者的角色巩固和扩大了政党政治的影响，也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反倒是20世纪90年代“卡特尔型”政党成型后，西欧的政党依赖于国家的资金补贴和对政治竞争的垄断，逐步疏远公民社会，导致了“政党的危机”。

“治理”的语义规范及话语主导权的建构

与合法性和公民社会不同，同是舶来词的治理，其语义演绎从正面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的吸纳与建构能力。治理一词在西方产生较晚，语义含混，但着重强调其与传统政府管理的区别。其背景是传统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下国家失效、市场失灵，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无法优化，因而寻求第三部门的参与合作。从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治理的兴盛实际上也属于西式民主实现形式的更新和在社会领域的拓展。治理一词在引入中国时，也是作为政府传统管理的对立物，十分强调在权威来源、权力行使方式等方面与政府“统治”的区别，如对于治理的主体，突出强调各类非政府组织，如“没有政府的治理”，对于治理的方式，尤其强调限制政府的管制，并刻意忽视执政党组织的治理作用。与公民社会类似，许多论者在讨论和推广治理一词时，也带有非黑即白的对立思维，矛头直指党和政府对社会的引领与规范。

在学界热议治理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纳入政策议题。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提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11年再度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个重大命题，党的十八大对社会管理体系和格局进行了规范。显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强调与阐释，吸纳了相当多的与治理相类似的理念与做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论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时，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对于社会领域的改革，使用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表述，治理在主体上被赋予“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规范性含义，在方式上融入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等实践内容。由此，治理一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中的关键性术语，主流意识形态也相应地在治理的相关话语论争中牢固地掌握了话语主导权。

通过以上反、正几个例证的梳理，不难看出，在全球化和文明交融的时代，对西式民主话语体系完全抵制，无法做到；而单纯地引入吸纳，又会不自觉地形成对照西方、对抗体制的对立性思维，造成语义的偏狭。因而正确的方法只能是辩证的扬弃和指向明确的规范再造：肯定并发扬其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话语解读功能，避开其背离社会主义制度的语义陷阱；同时，在舶来词汇的外壳里注入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特点的新内涵，实现语义的规范与再造，并以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动使用和广泛使用确立话语主导权。在今后，来自西式民主话语体系“新词”、“热词”的冲击必然日复一日、日甚一日。如果我们在坚决抵制西式民主话语体系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实质的核心理念的同时，尽可能地规范、再造这一体系中有实践价值的大部分话语，为我所用。如此，一则在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斗争中，可形成彼消我长之势，西式民主话语体系难以成为洪水猛兽；再则，社会主义民主话语体系可由此不断与时俱进，担负起引领人类政治社会发展的应然重任。

（作者：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核心要点：

■ 什么是中国人的自信？如今中国人的自信从哪里来？自信不能仅停留在制造能力和取得的物质财富上，更主要体现在对中国道路、制度、理论的认同等精神层面上。

■ 中国现代化道路一不靠偷，二不靠抢，三不靠打，靠的是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以及学习借鉴他国的先进经验。中国人没有理由选择其他发展道路。中国的崛起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在道义和精神上充满自信。

■ 在多样文明多样道路之间如何实现和平共处、和谐共生这个问题上，中国人的自信和智慧在于，不同发展道路之间应当秉持相互包容、相互尊重精神，也就是谋发展、促和平，共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一条文明之间和谐共生的正道。

■ 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是行不通的。中国人民既有对近代中国因照搬外来制度而导致的种种失败之警惕，又有对当代不少国家因输入西式民主而导致的种种恶果之同情，在反复实践和国际比较中，形成了只有扎根本土国情民风基础上的政治制度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制度观。

■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理论的自信，来自坚持对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对发展征程中问题的清醒认识。从革命阶段到建设阶段思想的成熟，再到改革阶段理论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每个阶段的思想理论成果，都坚持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理解和把握。

一个国家及其人民，是要有自己的精神、理想和气质的。一个拥有人口占世界1/5多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用了60多年时间，把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完成了从世界边缘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转变。在这个史诗般的进程中，贯穿的就是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理想和气质，就是中国自信和蒸蒸日上的国风。

什么是中国人的自信？如今中国人的自信从哪里来？自信不能仅停留在制造能力和取得的物质财富上，更主要体现在对中国道路、制度、理论的认同等精神层面上。在长期实践和国际比较中，人们不断提高对自己道路、制度和理论的理解力和对各种错误思潮的辨别力，进而转化为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冷静、沉着和定力。这种带有深厚理论气质的自信，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来自道路的自信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人类在发展道路问题上始终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各国如何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二是不同发展道路的国家在国际上如何共处。中国道路对这两大问题作出了鲜明的回答。

冷战刚一结束，在“历史终结论”的一片喧嚣和躁动声中，中国是保持清醒和冷静，不为所动、不为所惑，沉着应对，坚定把握自己发展道路的为数不多的国家。这源自中国对自己道路的定力和信心。新中国在西方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顶住各种压力，独立自主地趟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大幅度提高了世界民生指数。设想，13亿多人口的中国如果仍然是解放前的状况，世界民生指数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过去几十年，全球减贫成就的70%来自中国。60多年来，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现在的75岁，中国拥有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制造业在国际制造业中的比重超过领先百年的美国。

再对比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各种现代化道路。中国道路是在坚决摒弃对外扩张的情况下，通过内部制度创新和消化压力的方式，走出的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人对霸权主义文化深入骨髓地予以蔑视，明白加害于人的现代化道路不能走。中国现代化道路一不靠偷，二不靠抢，三不靠打，靠的是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以及学习借鉴他国的先进经验。中国人没有理由选择其他发展道路。中国的崛起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在道义和精神上充满自信。

相互包容、相互尊重是多样道路共处的正道。中国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同时也为世界上不同发展道路国家和地区间关系的处理探索出一条新路。多样道路之间如何共处，是当今人类文明和国际思想界的一个困惑。冷战结束以来，西方政要和学者们分别为现代化发展道路开出了“文明冲突论”、“霸权和平论”、“民主和平论”、“普世价值论”等处方。中国人对此怎么看，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外交场合引用《中庸》典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倡导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道路之间相互尊重、互相借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主张。在多样文明多样道路之间如何实现和平共处、和谐共生这个问题上，“道不同，不相为谋”、“道不同，互相讨伐”，都不是好办法。“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自视清高、封闭自好不可取；“道不同，互相讨伐”的“文明冲突论”、“普世价值论”、“霸权和平论”，已经一次次给人类文明带来灾难。中国人的自信和智慧在于，不同发展道路之间应当秉持相互包容、相互尊重精神，也就是谋发展、促和平，共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一条文明之间和谐共生的正道。近年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之所以得到许多相关国家积极回应，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将自己的倡议与对方的需求对接起来，相互尊重彼此的发展利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最初成立时，外界认为金砖国家内部差异巨大，能不能粘合到一起，不乏持怀疑态度者。事实上，金砖国家之间关系已成为新兴国家合作的一个典范。这表明，各国虽然道路不同，但是完全可以通过共谋发展来相向而行，实现共生不害、并行不悖。

来自制度的自信

适合自己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对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理解能力，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走向成熟和稳定的重要表现。中国人的制度自信，表现在对自己制度的坚持和日趋成熟的制度观上。

在本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制度才能行之有据、行之有效、行之长久，也是最有生命力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是行不通的。中国人民既有对近代中国因照搬外来制度而导致的种种失败之警惕，又有对当代不少国家因输入西式民主而导致的种种恶果之同情，在反复实践和国际比较中，形成了只有扎根本土国情民风基础上的政治制度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制度观。

一个国家行之有据、行之有效、行之长久的制度，总是扎根于深厚的国情民风土壤之中。从新中国成立奠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到改革开放以来制度的改革完善，再到2020年左右制度体系趋向成熟和定型，这套制度体系扎根于中国、内生于中国，代表着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在反复比较和实践中，以及不断深化的理论认识中，绝大部分中国人认为没有比这更适合中国独立富强的制度，也没有任何理由去改变这套制度，选择其他外来的制度。

世界多样制度相处应当坚持“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的包容态度。某些西方政要将制度傲慢变成制度歧视，甚至想方设法将自己的制度强加于人，认为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采纳移植其制度，就会实现持久和平。冷战结束以后，西方的“民主和平论”、“普世价值论”是这种制度观的代表。20多年过去了，这股思潮在政治实践上带来的悲剧正在世界各地频繁上演着。世界到了应该反思、摒弃这种制度观的时候了。

中国人在制度上的自信，体现在站在人类多样文明的高度看待不同制度相处问题。中国人深知，适合自己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但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中，适合自己的制度对他国来说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制度，因为自己的制度好，并不意味着他国的制度就是坏的。中国人尊重别国基于历史和国情自主选择的制度，反对有的国家将自己的制度强加于他国。针对中国加强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西方有股舆论认为中国是在反西方价值观，这种理解是片面的。中国人反对一些人借外国制度否定本国制度的肤浅制度观。一个良好的世界秩序，应当建立在相互尊重而不是相互干涉的制度观基础上。为此，大国不应该致力于输出自己的制度模式，而应该致力于治国理政的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中国人这种自信的制度观同相互包容相互尊重的道路观是一致的。

来自理论的自信

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理论日趋成熟。有的国外学者坦言，正是由于有了成熟的思想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才成功地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的胜利，不少发展中国家恰恰因为缺乏明确的思想理论指导，所以难免走弯路。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理论的自信，来自坚持对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对发展征程中问题的清醒认识。从革命阶段到建设阶段思想的成熟，再到改革阶段理论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每个阶段的思想理论成果，都坚持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理解和把握，既善于积极总结正面经验，也敢于纠正实践中的失误和错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成熟还在于直面问题、勇于改革的勇气。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指出，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存在的问题很清楚，他们毫不回避问题，而是直面问题解决问题。今天的世界，改革发展稳定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在改革问题上各国可谓千姿百态，故步自封者有之，举步维艰者有之，瞻前顾后者有之，而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到60项重大改革任务的部署和举措，表现出惊叹。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中走向强大，在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一个一个问题解决的经验总结中促进治国理政思想理论走向成熟。

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逻辑，可以进一步提高执政自信。再过6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100周年。有人说，中国奇迹的密码在中国共产党；也有国外人感叹，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就无法了解当代中国。研究中国共产党，不能按照西方政治学教科书提供的政党逻辑来理解。在西方长期的宣传及其政治学知识的传播下，一些人形成格式化的教条认识，认为多党轮流竞争才是民主，一党执政就是独裁。实际上从国际比较和实践来看，多党轮流执政之下有专权，一党长期领导之下有民主。因而，以政党多寡作为判断民主政治的标准，在逻辑上是非常荒唐的。

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理论和实践转化为更多人自觉的认同，需要有中国自己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将中国研究深化到中国共产党上，有的关注民主集中制，有的关注人才选拔制度，有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决策制度，有的研究永葆活力的方式，也有的从一般政党学上研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独特性和借鉴性意义，等等。中国共产党研究正在成为一门显学，吸引着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从历史、人民、文化、实践、世界的维度，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思想理论和实践。

（作者：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讲话全文如下：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2015年9月28日，纽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主席先生，各位同事：

70年前，我们的先辈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翻过了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页。这一胜利来之不易。

70年前，我们的先辈以远见卓识，建立了联合国这一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寄托人类新愿景，开启合作新时代。这一创举前所未有。

70年前，我们的先辈集各方智慧，制定了联合国宪章，奠定了现代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一成就影响深远。

主席先生、各位同事！

9月3日，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隆重纪念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东方主战场，中国付出了伤亡3500多万人的民族牺牲，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主要兵力，不仅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图存，而且有力支援了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抵抗力量，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对历史，我们要心怀敬畏、心怀良知。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塑造。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共同引以为戒。传承历史，不是为了纠结过去，而是要开创未来，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主席先生、各位同事！

联合国走过了70年风风雨雨，见证了各国为守护和平、建设家园、谋求合作的探索和实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联合国需要深入思考如何在21世纪更好回答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重大课题。

世界格局正处在一个加快演变的历史性进程之中。和平、发展、进步的阳光足以穿透战争、贫穷、落后的阴霾。世界多极化进一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需要认真对待的新威胁新挑战。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我们需要作出以下努力。

——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联合国宪章贯穿主权平等原则。世界的前途命运必须由各国共同掌握。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主权原则不仅体现在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还应该体现在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当得到维护，体现在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应当受到尊重。

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要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我们要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

——我们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不是国与国相处之道。穷兵黩武是霸道做法，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我们要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止战维和方面的核心作用，通过和平解决争端和强制性行动双轨并举，化干戈为玉帛。我们要推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国际合作齐头并进，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防战争祸患于未然。

——我们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2008年爆发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要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促进，打造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规范格局。

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应该秉承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当今世界仍有8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每年近600万孩子在5岁前夭折，近6000万儿童未能接受教育。刚刚闭幕的联合国发展峰会制定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我们要将承诺变为行动，共同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

——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

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

——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在这方面，中国责无旁贷，将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我们敦促发达国家承担历史性责任，兑现减排承诺，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主席先生、各位同事！

13亿多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离不开各国人民的理解、支持、帮助。中国人民圆梦必将给各国创造更多机遇，必将更好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

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一起来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将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持走合作发展的道路。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继续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中国将继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

在此，我宣布，中国决定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支持联合国工作，促进多边合作事业，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我宣布，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为此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我宣布，中国决定在未来5年内，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

主席先生、各位同事！

在联合国迎来又一个10年之际，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让铸剑为犁、永不再战的理念深植人心，让发展繁荣、公平正义的理念践行人间！

谢谢各位。

王岐山在福建调研时强调

全面从严治党严明党的纪律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新华网福州9月26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24日至26日在福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党员和群众代表对修订廉政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在思想认识、责任担当、方法措施上跟上中央要求，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严明的纪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王岐山指出，昨天、今天和明天，历史、现实和未来一脉相承。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在从1840年开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无数志士仁人为民族独立解放不懈奋斗，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人民英雄。在长期的艰难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与各种错误不断斗争，自我纠正、自我革新。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的原则，解决“组织松懈”“纪律敷衍”问题。从井冈山、古田，到遵义、延安，再到西柏坡，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卓绝、历经磨难，不怕牺牲、付出高昂代价，以执拗不屈的伟大精神，使中华民族重新站立起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经过建国以来60多年艰辛的探索和艰苦的奋斗，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终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我们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全面从严治党，关乎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只有党的建设全面从严，发挥先锋队和战斗堡垒作用，才能应对“四大考验”、战胜“四种危险”，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

王岐山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组织的日常工作，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都是党章规定的主体责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从严治党要靠纪律管全党，把纪律挺在前面要靠坚强的党性和责任担当。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这“四种形态”都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必须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真正体现对党员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

王岐山指出，把纪律挺在前面是“三转”的又一次深化。纪委要聚焦聚焦再聚焦，围绕“四种形态”，把监督执纪问责做深做细做实。要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检查党组织和党员是不是尊崇和执行党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维护党中央权威、确保政令畅通。要适应把纪律挺在前面的要求，克服能力不足的危险，切实转变政绩观，在线索处置、纪律审查、执纪审理各个环节，都要以纪律为尺子。要加快信息化步伐，建设从中央纪委贯通到县级纪委的监督执纪信息管理系统，为监督插上科技的翅膀。

王岐山要求，要坚持、巩固和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严防“四风”反弹。中秋节、国庆节将至，各级党委、纪委要守住节点、寸土不让，越往后执纪越严，对发生问题的党组织实施问责。要经常抓、抓经常，抓出习惯。

调研期间，王岐山专程到古田会议会址、红四军革命旧址参观，瞻仰毛泽东主席园并向毛泽东同志像敬献花篮。他还考察了客家家训纪念馆。

内容提要：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发展表明，以西方为中心的民主路径不适合当代新兴国家。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模式及中国兴起的深度影响。未来世界竞争的主轴取决于各国自身的治理能力。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将进入一个充满摩擦、矛盾甚至冲突的过渡时期，但也意味着国际社会正迎来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在120年前，一场甲午战争让东亚风云变幻，也让中国长期陷入外患与内乱的动荡之中。100多年来，中国走过一段非常崎岖的现代化历程。进入21世纪后，中国开始逐渐恢复其历史地位，更带动东亚与世界秩序的重组。这个历史大趋势的端倪近来日趋明显。

中国兴起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对于全球而言是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对所有东亚国家的知识精英而言，21世纪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去理解和应对中国兴起及其带来的世界秩序重组。这个功课做不好，东亚国家将不知道如何面对未来。

解读“中国兴起”要有大历史观

过去300年中，只有四个历史事件对于人类历史进一步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引导作用，可以和中国兴起相提并论。第一是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第二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第三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第四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崛起。前两个事件深刻影响了19世纪的世界秩序，后两个事件塑造了20世纪的世界格局。十月革命不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变为现实，也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展现了另一条现代化之路，同时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危机。美国崛起的影响更大，其完成了英国、西班牙、荷兰都不曾完成的霸业，在生产贸易、军事安全、货币金融和意识形态领域都建立起“一元化”霸权。

与上述四个历史分水岭事件相比，中国兴起的历史意义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兴起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对世界而言是石破惊天的巨变。中国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持续经济增长、幅员最广的全面工业化、以及最大规模的减贫，它的发展模式震动了西方。中国的高速增长恢复了其曾在东亚和世界的地位，这也是“非西方世界”崛起的重要标志。对东亚来说，21世纪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去理解、应对中国兴起及其带来的世界秩序重组。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启动了快速的经济成长，实现最大幅员的全面工业化，以及最大规模的消灭贫困。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能以这种速度在那么大的体量、那么广裘的地理范围，进行如此快速的经济发展。

中国发展模式的突出表现，震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撼动了国际发展机构对于经济发展与经济治理的话语控制权，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抉择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性发展以及自由市场竞争效率之间取得平衡时，可以有一个更宽阔的思考与选择空间。

解读中国兴起一定要有大历史观，否则根本看不清楚，为什么我选择用“兴起”而不用“崛起”？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中国是“再兴”，而不是“崛起”。在清朝乾隆年间，中国的GDP就曾超过全球经济体系的四分之一，曾经一度达到三分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只是恢复它在世界上的份额，恢复它昔日在东亚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在重新塑造世界秩序，而在历史上，它就曾经是一个塑造世界秩序的关键成员。

从大历史观出发，我们也应该把中国的“再兴”，放到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兴起是“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大故事中的一部分，而这个大故事就是20世纪后40年到21世纪的目前为止，整个世界历史变化的主轴。现在欧洲面对的问题，日本的长期衰落，其实都在这个大历史脉络里面，全球生产力重新分配与财富重新分配，必然带来权力结构以及意识形态领域格局的变化。

三百年未有之变局

我们正进入一个三百年来未有的大变局，全世界生产活动中心快速向非西方世界转移。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世界，己经起了剧烈的变化，不会真正永远保存在那儿。一本名为《后美国世界》的书探讨了这个历史大变化和大趋势，书中说，当前的历史转折，是过去500年来人类历史上第三个重要的结构性转移。第一个是西方世界崛起；第二个是美国崛起；第三个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可以说，人类历史已经跨入一个新阶段。

这些令人吃惊的变化，意味着中国发展的道路必然会影响到人类的未来。它震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撼动了过去传统国际发展机构对于发展和治理的话语权，包括IMF与世界银行等。以前这些机构相信自己掌握了最先进与最正确的知识，可以指导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如何进行政治改革，如何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但这种支配地位如今发生了剧烈变化。也正因为有这个变化，所以世界银行才可能任命林毅夫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在世界意识形态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发展模式已经在美国式资本主义和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体制以外，开创出第三条道路。

中国未来的世界角色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美国首当其冲，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但中国却保持了持续增长。2010年中国很多指标一举超过美国，包括制造业总产值、能源总消费、汽车总销售，还有技术专利数量等。目前中美之间最大的差距在军事支出，目前中国军事支出仅占美国支出的22%左右。大约在2025年，中国的国防支出可能超越美国。不论政治、经济、军事与国内社会结构，未来十年内中国都会发生重大转变，它在全球政治经济舞台的角色也会出现重大变化。

全面理解中国的兴起，首先要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有一个客观比较。到今天为止，对于这种理解，很多亚洲周边国家的社会精英远处在落后、追赶、补课的过程。为什么会出现巨大的认知落差或知识匮乏？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他国家更多的是用自己熟悉的历史知识和认知框架，去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而这样的认知基础却充满着以西方为中心的谬误偏差，然而我们很习惯这种思维，以为那是唯一的角度和视野。美国的政治领袖与社会精英更是如此，总是以自身的价值观与历史观来衡量中国，选择性地吸收有关中国的资讯，那些先入为主、形成偏见和选择性认知的思维架构将无法形成真正客观的理解。

有人把中国的发展称为“奇迹”，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持续性经济成长，事实上它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亚洲四小龙的纪录，超过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也超过了美国1860年内战以后的快速崛起，更超过了19世纪德国的兴起，以及更早的其他西方先进国家的现代化速度。

从来没有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能够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像中国那样以这么短的时间进行超级式、跳跃式的升级。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既是低端的，也是高端的，并横跨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产业。很多学者希望中国台湾地区与韩国可以和中国大陆形成“垂直分工”，但这个选项已经消失了——中国的国际分工既是垂直的，也是平行的。它可能仍旧生产密集型的产品，例如成衣、雨伞、甚至圣诞节的装饰产品；同时，它也有能力把卫星发射到太空轨道上，可以帮其他国家建造最先进的高速铁路。中国品牌的通信设备与交换机，完全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厂相竞争。可见，中国能够同时跨越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型，又继续在劳动力密集产业保有一席之地。

中国正以最快的速度融入世界经济，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关键：从2001年到现在只有14年，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从平均关税来看，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超过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全球吸引那么庞大的跨国资金。中国企业正在参与跨国金融，并直接发展了21世纪水准的通讯和基础建设。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龙头地位更加突出，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它对世界经济成长的贡献，从2008年以后就一举超过美国，然后一路领先。未来几年，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若仍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意味着它将稳居带领全球经济扩张的龙头地位。根据《经济学人》估计，2015年全球生产总值增量的30%，将源于中国的贡献。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预计为1.2兆美元，相当于2015年印度生产总值的一半。也就是说，中国每两年就成长出一个印度，这个新增的总量也超过亚洲其余国家GDP成长的总和。

中国拥有三大得天独厚的优势

中国的快速兴起是如何办到的？简单地说，中国发展模式得力于三个特殊条件：

第一是特殊政治体制的优势。很多研究中国发展经验的学者，都忽视了特殊政治体制带来的优势。一般流行的看法认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改革开放，中国前30年都浪费了，走了很长的冤枉路。这个认知并不正确，至少是以偏概全。恰恰是这个时期，中国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完成了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土地和工业资本公有化，这成为中国近30年快速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让其他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办法模仿，只能理解而难以复制。中国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这个体制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出现过，其动员、渗透的能力进入到社会最基层。在此期间，中国还建立了非常时期的国家意识，可以将社会上多数人的意志力凝聚在最需要优先发展的目标上；在民族复兴的大旗下，中央政府享有调动全国资源集中使用的正当性。其他很多国家没有走这条激进的革命道路，也很难复制这个历史条件。

如果将中国与印度相比，政治与社会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为明显。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与印度，几乎处于相同的贫穷与落后状态。而到2014年，印度成人识字率仍未赶上中国1990年的发展水平，在健康、卫生、平均寿命等指标上，印度都落后中国20年以上。西方媒体总是给印度冠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这个头衔，但印度的民主只是空有其表，无法有效增进大多数民众的福祉，满足大多数印度百姓的人身安全（尤其是妇女与穆斯林）的需求。大多数在中国与印度两地均做过实地考察的学者都承认，中国政治体制的治理能力要远强于印度。

第二是“规模大”的优势。中国可充分发挥“规模优势”及其带来的“磁吸效应”。在现代经济中，许多关键性核心产业若没有规模是无法发展的。韩国很难建立一个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台湾地区也很难建构一个独立的高铁工业体系，因为它们都没有巨大的市场和规模。严格说起来，全球现在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只有两个：一是美国，其代表是波音公司；二是欧洲，其代表是空中客车公司。因为欧美都有巨型市场、人才储备和资源。而第三个最有可能建成完整航空工业体系的是中国。

规模优势带来的磁吸效应十分惊人。全球500强企业基本上都制定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战略，韩国现代汽车将中国列为最重要的市场，其7个年产30万辆车的生产线中有5个设在中国。在跨国公司抢着挤进来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对外资怎样进入中国，设定了许多特别的、一般情况下跨国公司不会轻易答应的条件。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进入中国，就把新的研发中心放在上海，而对其他国家的要求，通用根本不会理睬，因为它们没有市场这个“筹码”。

因为有规模优势，中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科技与产业体系。中国具有发射一个人造卫星所需要的所有知识与科技体系。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自力更生，逼着它去建立一个完整体系。虽然该体系的水平可能参次不齐，有一些已经接近国际一流水准，有一些还很落后，然而一旦具备这样的体系，它要追赶、学习、模仿、改良都很迅速，无论是航空母舰、隐形战机、核能电厂、智慧电网或是高速铁路都是一样的。

日本学者过去常常讲“东亚雁行”效应，或者说“雁行理论”，认为东亚可以形成一个“垂直分工体系”，日本是领导者，跟着四小龙，再后面则是东盟。但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巨大，自己内部就可以产生雁行效应，内部就可以进行垂直分工。中国的成长动力可以从沿海到中部，再到西部，再到大西部，其中分成几个不同层次，因为中国各地区有不同的发展条件，包括劳动成本、土地价格等。在提升生产力的过程中，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改善空间，就像接力棒一样，可以延长中国经济成长的高峰期。

第三是“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是可以先至的，其中有许多要诀，例如可学习过去的经验。避免错误，少走冤枉路。特别是若有能力去模仿、复制，然后在复制的基础上再去改良，就可以进步神速。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中国明显地采取“蛙跳式技术更新”，这充分体现了后发优势。   

当中国要安装一个有线电话都很困难的时候，却同时一举跨入了无线与数字通信阶段。中国虽然在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方面曾经输给韩国和西欧，但却最早布局了第四及第五代移动通讯；中国的传统金融服务业尚未充分市场化，但互联网金融却已经冲到世界最前沿。中国网民的数量已经突破6.23亿，成为全球互联网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已站在网络科技革命时代的前端领域，包括电子商务、网络金融、4G移动上网、云端运算、大数据、物联网等都出现万丈雄心，颇有后来居上之势。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开始引进高铁技术，吸收了国际上所有成熟的高铁技术，当时引进了日本川崎重工、法国阿尔斯通、德国西门子、加拿大庞巴迪等产品技术。经过十多年消化整理，中国开始向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自主研发体系迈进。由于庞大的经济规模与地理幅员，让中国在高速铁路领域的技术享有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高铁的研发单位每隔几年就推出新一代动车组，技术质量不断提升，并快速向百分之百国产的目标迈进。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气候条件复杂，例如东北的高寒地带、新疆的沙漠地带运行的防风沙动车，国外都没有尝试过。由此中国积累了很多技术，营运与维修的经验。这些是德国、日本或法国无法相比的。这就是典型的蛙跳式技术更新。

中国的制造业在2009年已经逐渐摆脱“山寨”阶段，快速跃升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定制化生产者。当制造业进入虚拟化时代以后，数位自动化控制技术将普遍运用于自动化生产过程中，全面降低产品定制化门槛。

小订单与传统大规模生产的边际成本将逐渐趋同。所有个人创意才能都可以被释放出来，完全不需要大型组织充当媒介，人人都可以成为“创客”，设计工作可以完全数据化，进一步通过互联网来连接愿意接单的生产者，生产者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供应链资源。专家预言，未来中国将成为满足全球“创客”订单需求最大及最完整的生产基地，这也意味着这一波的中国制造业正在升级，即将在全球掀起一场新的产业革命。

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仍有待完善

到今天为止，中国的经济体制都在践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称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个体制的重要特征，一方面通过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大多数商品的原材料、市场供需及价格，引导资源配置，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在所有权方面，这一经济体制是多种所有权并存，国有、民营、外资企业之间既竞争也共生，彼此共同发展与相互引导。国有企业主导整个经济体系中最骨干、最核心的部门。同时，中国不会轻易跨出农村土地私有化这一步，因为这将导致农民丧失土地，农村出现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例如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中国历史上这种经验班班可考。所以这并非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出发，而是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经验来思考这个问题。

中国在发展中不断修复社会分配不均问题，追求平衡发展，包括社会保障体系覆盖更完整，尽可能用财政转移支付来化解城乡、区域、劳资、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矛盾。有一些措施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包括取消所有农业税，对农村医疗和教育由中央与地方进行全面补贴，这是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化。中国体制具有引导社会追求长期目标的优势，这是陷入短视、民粹与分裂的当代民主所欠缺的。

中国政治体制最突出的设计就是“一党专政”。这个体制表面上看起来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但观察重点应该在于其如何维持政治稳定和提升治理能力。

一是能否建立起现代政治体制中最重要的集体领导与监督机制。防止社会主义国家中曾经反复出现的个人独大，以及由此导致的继承权危机和腐败。中国建立了一些制度去克服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任期制”，一个是“集体领导”。在中共体制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像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它是由所有常委一起工作，各自有分工，最重要的决定寻求达成共识。各级政府和机构都有常委决策机制，解决了个人独裁问题，贯彻集体领导。

二是不断提升执政能力，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共产党最关键的任务是建立完善的人才筛选和内部竞争机制，让有一定资历、条件和能力的人，能够在体制里循序渐进，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并受到监督。中国虽没有符合西方标准的民主体制，但社会主义民主机制完全可以摸索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选任机制。

三是建立更好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让地方在公共治理领域发挥更大能动性的机制。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中，中央政府扮演着核心角色，它有一个相当大的协调和制衡机制与体系，控制着军队、银行、能源、运输、通讯、国土资源，同时控制宣传工具与人事任命权，这些都是中央可以发挥节制作用的关键手段。但是另一方面，中央又像是联邦制的国家，省一级政府的权力在很多方面比美国的州政府还要大，在实践上体现着联邦制的特色，各地可以因地制宜，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实验创新。这些也都是中国在面对一个快速变迁的转型社会时所采取的措施。中国实际上不断在调整自己内部的许多机制，适应改革发展的需求。

另外我们要去了解，中国长期维持“一党专政”体制，不可能没有文化背景，这个文化背景应该是儒家文化基础上的“民享”，而不是“民治”；是“民心”，而不是“选票”。这是中国传统中，获取政治正当性的一个核心概念。儒家思想强调的“民本”，其实也是一种精英政治形态，试图实现民享或民本的目标。中共体制目前仍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与难题，有些难题不容易跨越，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个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建构，在中国传统文化脉络里，有其论述的基础。

“世界的中国”与“中国的世界”

20世纪90年代，西方主流媒体围绕着“中国崩溃论”打转，当时的气氛是社会主义阵营大势已去，中国经济转型危机重重。等到中国安然度过亚洲金融危机后，这一波舆论也明显退潮。

21世纪第一个十年，西方主流媒体的焦点是“中国威胁论”——即中国是否会和平崛起，美国是否能坐视中国做大，中美间的战略摊牌是否难以避免等。随着中国跃升为带领全球经济走出金融海啸的经济火车头，这一波舆论很快也成为昨日黄花。

现在西方主流媒体的舆论焦点又转换了，下一个十年的有关焦点是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中国是更加融入世界、成为世界的中国，还是会另起炉灶，使世界成为中国的世界？英国《独立报》前副总编马丁·雅克与剑桥大学资深教授哈尔珀先后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与《北京说了算》，将这波舆论推向高潮。

西方主流媒体越来越担心崛起的中国会挑战西方建构的国际秩序。他们无法乐观期待一个“世界的中国”出现，他们越来越不相信兴起的中国会融入西方国家所建构的主流价值观，被现存的国际社会规范与制度同化，或是选择参与及融入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来发挥其领导角色。他们反而担心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挑战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一党专政机制将比西方式民主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具吸引力；甚至历史上的“朝贡体制”也将以某种现代形式在东亚出现，全面冲击主权国家所建构的主权国家体系。

西方世界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100多年来，它们早已习惯以其为中心的世界观，早已习惯去指导非西方社会，改变他人而不是被他人改变。其实这种焦虑是不必要的，不同文明间相互交流、激荡与影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14至17世纪，伊斯兰世界曾经对文艺复兴与现代化转型产生巨大影响，但与之相伴随的，却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激烈冲突。今天，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走到这样的路口，中西关系将进入一个充满摩擦、矛盾甚至冲突的过渡时期，但也意味着国际社会正迎来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编辑    季节）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于13日正式公布。其中最大的亮点在于“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自2003年成立至今，拥有12年历史、掌管112家、去年达到近40万亿元的庞大央企资产的国资委，即将从央企资产“管家婆”转身为国家资本的“出资人”。

《指导意见》提出，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准确把握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定位，重点管好国有资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建立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指导意见》指出，以管资本为主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意见特别强调，以管资本为主推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优化配置，清理退出一批、重组整合一批、创新发展一批国有企业。

那么，究竟国有资本的“操盘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要发挥哪些作用呢？下面这张图一目了然：

时下，人民期待最大的改革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无可争辩地成了时代最鲜明的主题，这在我国两极分化特别突出、群众怨气集中暴发的大背景下，是情理之中的。

 应该说，共同富裕是贯穿社会主义建设整个过程的一条主线，是社会主义事业自始至终的本质追求， 能不能实现共同富裕是检验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标准。

共同富裕是有两层含义的，一是共同，一是富裕，共同体现的是平等追求，富裕体现的是物质追求，没有富裕的“共同”，是贫穷的社会，那不是完美的社会主义，没有“共同”的富裕，是不公的社会，那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

客观地讲，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几年的发展，我国已经解决了富裕的问题，这从统计的经济资料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富裕并没有给全国人民带来生活幸福，也没有给社会主义带来盎然生机，因为这个富裕不是“共同”的富裕，社会财富被集中到了占人口比重很小的少数人手里了。邓小平讲过一句话，主题意思是：出现两极分化是失败，出现资产阶级是邪路，对照邓小平的评判标准，联系贫富差距的严峻现实，每一个有良心的共产党人，每一个热爱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怎能不焦急万分!

“不能再这样搞了”，是当前大多数共产党人和大多数普通群众发自心底的最朴实呐喊!

说实话，中国出现这么严重的两极分化，是与政策设计有直接关系的。近十几年来，牵动所有改革的火车头就是“私有化”，尽管某些人发明了一系列很可笑的名词，如：“民营经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等等，但都掩盖不了其就是“私有经济”、“私有企业”、“新生资本家”的本质。党章和宪法都明确规定，我国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私有经济只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这就决定了私有经济必然在数量上不能超过公有制经济，超过了，就违反了党章和宪法，就危及到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安全!但十几年来，党章和宪法成了一纸空文，以权压法、以权代法达到了历史的极至。

令人忧心的是，目前我国公有制经济已经低到极限了，并且还在继续人为下压，公有制为主体成了私有制为主体，私有经济是有益补充成了公有制经济是有害存在。公有制经济被严重地破坏，导致了中国出现了世界罕见的两极分化，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中国出现的严重两极分化，政策设计难辞其咎!

推进私有化，一些人准备了一大堆普通群众看不懂的“高深”理论，搞得神神密密，玄妙难测，他们的决心就是让人搞不懂，搞不懂才能混水摸鱼。其实，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意义很明确，那就是保证共同富裕，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企业是占据社会财富很大的经济组织，如果企业都成了私人的，那么一个人或几个人就占据了上百万、上千万的社会财富，这样一来，能不出现两极分化吗?共同富裕又如何能实现呢? 所以，推进私有化就是推进两极分化，就是破坏共同富裕，就是违反党章和宪法，就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目前，我国的两极分化已经超过了警戒线，在现行的社会体制和政策框架下，是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尽管也偶尔喊几声共同富裕口号，但口号也只能是口号，也只能是远望的美丽。

只要还搞社会主义，只要还是人民政权，共同富裕就不能不干，我国共同富裕的出路究竟在哪里?突破点又是什么? 出路就是彻底变革现行体制，突破点就是“农村集体化”和“企业公有制”，这就是解决共同富裕的唯一方案。

我国是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没有农村的共同富裕，就不可能有全国的共同富裕，所以，撇开农村谈共同富裕，是痴人说梦!农村的共同富裕，就是要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就是要搞新型集体化、现代集体化。在大海中航行，独木小舟是要翻船的，只有航空母舰才能搏击风浪，这个航空母舰就是集体组织!现行的农户单干，已经完成了填饱肚子的历史使命，可以光荣退休了!

要大力扶持公有制企业，要坚决保证公有制企业在比例上有量的优势，要让广大人民主要在公有制企业里工作，这是保证共同富裕的又一个关键。现在，私有企业泛滥成灾，这是很危险的，必须在未来作强力整顿。

共同富裕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期盼，解决共同富裕必须解决体制支撑，没有体制支撑的共同富裕犹如空中楼阁，是注定要倾倒的，靠在现行体制上修修补补，不是有魄力负责任的政治家所为!要勇于叫阵，敢于说不， 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呼唤新时代伟大的领导人，新时代伟大的领导人必须开创社会主义伟大的壮丽事业!人民有信心期待……

“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现行市场经济再楚楚动人，但一个两极分化不可避免，已足以让中共对现行市场经济——更遑论所谓新旧自由主义——永远持保留态度!这甚至与中共的主义与问题无关，在中华大地，无论江山谁主，也不管什么意识形态，都不可能不警惕两极分化。说一千道一万，两极分化就是中华民族的邪路!王岐山强调不平等问题，决非一时兴起，而是有备而来，甚至有可能大有来头，反映着中共在治国理政上的新动向。

——题记

老王跑题了么

就在舆论还没有完全消化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公开明确谈论中共“合法性”问题的时候，“无界新闻”9月21日推出一篇略显反弹琵琶的关连文章，标题十分抢眼，叫《王岐山最让老外震撼的话，竟然不是“中共合法性”》;来头也不少，被采访的对象叫马丁·雅克，乃连续两年参与“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学者嘉宾——没错的，就是2009年以《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成名天下知的英国学者。记者问：“和王岐山的见面会上，他谈了哪些内容?”雅克先生在回答中提到：“他讲话给我最大的冲击，是他多次强调了‘不平等’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他讲话的中心论点。他说必须解决不平等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社会无法继续下去。”虽然王岐山在见面会上的讲话至今没有全文公开，但应该可以肯定，雅克所言属实，而且与之前对见面会的解读文章《重大突破!王岐山首论“合法性”》也不冲突，“合法性”是首提，“不平等”是重点。

舆论普遍对王岐山开谈中共合法性感觉意外，这可能有点莫名惊诧了，拙文《王岐山没有说破的中共“合法性”》已分析指出，作为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谈论中共合法性就像医生谈论人的生老病死一样自然而然，合法性问题完全属于党建范畴。倒是“不平等”真有点跑题，虽然可以从“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主题即“从严治党：执政党的使命”自然延伸到不平等问题，但纯粹从学术讲，不平等问题更多属于社会范畴，不与反腐败及“从严治党”直接相关，严格讲，不在党建范围之内。具体不清楚王岐山在见面会上是怎么“跑”到不平等话题的，可能是从“执政党的使命”自然延伸过来，也可能是从中共“合法性”自然延伸过来，还可能是回应某一位嘉宾在对话会上提出的相关说法或问题，但不管哪一种情况，王岐山大谈不平等问题，应该都不是一时兴起，而属于有备而来，要不然不可能“多次强调”，而且“非常认真”，“说话非常有权威”，更不太可能让雅克感觉“给我最大的冲击”。

不平等消减执政合法性

那王岐山为什么有备而来重点谈不平等问题呢?首先，这应该反映了王岐山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尤其是中纪委书记的职业敏感，社会不平等特别是两极分化，破坏社会可持续发展甚至社会稳定，消减执政合法性，甚至威胁政权稳定。在中华历史上，一个王朝之所以由盛而衰乃至最后倾覆，原因首先往往在于官僚机器的臃肿乃至失控，但就社会层面而言，症结主要在于社会不平等加剧，两极分化愈演愈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现代西方世界，由于政治平等一定程度上的实现，更主要的是经济不平等，虽不至于威胁政权尤其是社会稳定，但也导致政党轮替，有时候也招致社会乱局，典型如2011年在世界金融中心纽约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正因为社会不平等消减执政合法性甚至威胁政权稳定，作为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居安思危，为不平等问题敲响警钟。

基尼系数已经高危

其次，这也反映了王岐山对当下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了然于心，的确是社会不平等已发展到相当危险的程度。拿经济不平等来讲，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国家统计局2000年公布的全国基尼系数为0.412，已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在长达8年的空窗后，国家统计局在2013年元月一口气发布了过去10年的基尼系数，其中最近的2012年为0.474，高于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基尼系数平均值0.44(2010年)。按多家第三方研究机构的测算，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警戒值0.5。西南财经大学2012年底公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高达0.61。还有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为1%左右。正因为两极分化极其严重并愈演愈烈，《人民日报》2015年元月曾刊发《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穷》的报道，引发各方关注和热议，经历丰富的王岐山不可能对当下的贫富分化胸中无数。

小平同志的严防死守

第三，这还反映出王岐山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内在认同。平等是人类理想的重要内涵，更是中华传统大同理想与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的鲜明特征，乃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进取目标。可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与挫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出发，中共在政策上把效率摆到了更加优先的位置，用小平同志的话讲，“发展才是硬道理”。但这并不是对平等目标的放弃，更不是中共改弦易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发展阶段的定位，并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改变。纯粹从政策上讲，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同志虽然强调了“发展才是硬道理”，但也高度警惕两极分化，早在1985年就明确告诫：“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地走了邪路了。”把两极分化上升到“失败”甚至“邪路”的高度，足见小平同志之严防死守。但“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用小平同志自己的话讲，“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大约在“南方谈话”后一年半，小平同志对弟弟邓垦不无忧虑地指出：“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问题至今已相当严重，从居高难下的基尼系数看，也包括从局部如系关民生的房地产市场看，中国是不是已社会主义严重不足乃至偏离社会主义了呢?反正网上有一种声音比较流行：不要“中国特色”，只要“社会主义”!从这一意义上，王岐山强调不平等问题，不只反映了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内在认同，更反映出直面现实的勇气。

两极分化是市场经济顽疾

第四，这可能也反映王岐山对现行市场经济的某种深层隐忧。不平等尤其经济不平等是如何形成的?王岐山虽然“多次强调”不平等问题，但从迄今为止的媒体报道看，并没有涉及问题背后的原因。从经验层面讲，经济不平等与现行市场经济如影随形。这几乎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即自由主义供认不讳的，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就明确表示，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市场经济后来经历了一系列调整和完善，而且融合了凯恩斯主义，引进了政府“看得见的手”，但仍然不能避免两极分化。以遭遇过“大萧条”的美国为例，2013年9月，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国巴黎经济学院和英国牛津大学的众多经济学家联合完成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1%的最富有人群在2012年的收入占全民年收入的19%以上，创下1928年也即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纪录，两极分化的风光“今朝更好看”。在市场经济模式上，中国不同于美国，戴着一顶“社会主义”盖帽，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被批评为自由度不足，而且保留大量国有企业，但改革开放以来基尼系数大幅上升的事实证明，自由度不足且仍有大量国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能遏止两极分化，而且两极分化似乎来得更快。先作为计划经济的亲历者，后作为改革开放市场化改革重要的参与者，王岐山实实在在见证了现行市场经济导致两极分化的事实及过程，这可能正是他多次强调不平等问题背后的深层隐忧。

中共凭什么紧抓国企

总之，王岐山非同寻常地强调不平等问题，决非一时兴起，而是有备而来，甚至有可能大有来头，反映着中共在治国理政上的新动向。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敢作敢为，各方各面气象一新。在经济领域，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得到大力推进，标志如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决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也得到反省甚至梳理，某些方面表现出审慎甚至保守，典型如今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虽然该文件强调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但按自由市场本身的逻辑，国企的确与自由市场有不合之处，这大抵也属于国际社会主流看法。可中共为什么仍然要求“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呢?原因应该在经济之外，典型就是现行市场经济导致两极分化，世界上似乎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既推行市场经济而又避免两极分化。这可能正是中共紧抓国企不放的底气所在，国企或许存在效率问题——按一些经济学家的计算，国企的效率极其低下——但一般而言，特别是相对外企民企而言，国企至少有助于克服不平等，不会带来马克思所批评的“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贫困的积累”，至少难以把绝大多数人抛弃，更不可能让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移民一走了之!

2012年12月，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联合发布《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数据显示，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一千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快完成移民手续。如果极少数先富不带后富，反以移民一走了之，为什么要把机会拱手让给极少数?就是不论两极分化，这也是批评中共紧抓国企不放的人士必须回答的问题。《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开门见山：“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怎么讲呢?如果现行市场经济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国企存在的理由就更加稀薄了，症结在于两极分化不平等!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共坚持紧抓国企，实际上属于代表普罗民众的自然反应。

两极分化是中华民族的邪路

“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现行市场经济再好再美再楚楚动人，但一个两极分化不可避免，已足以让中共对现行市场经济——更遑论所谓新旧自由主义——永远持保留态度!这甚至与中共的主义与问题无关，在中华大地，无论江山谁主，也不管什么意识形态，都不可能不警惕两极分化。说一千道一万，两极分化就是中华民族的邪路!原华西村带路人吴仁宝先生的座右铭说得好：“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占一个床位。”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财富过度集聚都是资源的浪费，甚至人生意义的扭曲——不排除王岐山对不平等问题的强调包含有对人生意义的深厚寻思。

舆论最近热议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共产主义，团中央有关媒体还与某“大V”打起嘴仗来。实际上，共产主义乃中共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明确规定的。从现实讲，缩减社会不平等已然是中共迫在眉睫的任务——这或许也是习近平重提共产主义的主要用心，因为平等正是共产主义的重要内涵。王岐山说得对，必须解决不平等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社会无法继续下去!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西雅图是习近平主席访美的第一站。在出席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晚宴上，在谈到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时，习近平主席提到“这其中没有什么权力斗争，没有什么‘纸牌屋’”，赢得了场下听众的阵阵掌声。

但凡爱看美剧的朋友，对《纸牌屋》可能都不会陌生。这部讲述权力角逐的电视剧中，编排了大量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的情节，将政党之间、政党内部的明争暗斗，通过艺术化的表达方式呈现在观众眼前。虽不乏夸大和戏谑的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政党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一些弊端。

十八大以来，中国大力查处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使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对此，有外媒惊叹中国反腐的勇气，认为中国的反腐行动在不断深化，或将改变中国的政治风气。也有外媒主观臆断，习惯性认为反腐不过是权力斗争的手段和工具，借此达到铲除异己、政治清洗的目的。对于看惯了政党争斗的部分西方民众来说，这种报道也成了一种习惯性需要。如果再加上一些“三人成虎”式的非理性分析报道，很容易给人造成中国“选择性”反腐的假象。

“党内不允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不管级别有多高，谁触犯法律都要问责”……在反腐问题上，党中央的态度无疑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子王”。正如习近平主席日前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所说，“将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伤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由此观之，在抵达美国后的第一次演讲，就巧借“纸牌屋”的政治意象，再次为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正名，除了回应各种有关反腐的质疑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向美国，乃至全世界民众表明，反腐绝不是政治表演，而是着眼于构建新的清朗政治生态；反腐也绝非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13亿中国人民更美好的明天。可以说，“切实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理应成为所有追求政治清明国家的共识。

有影评人分析，“纸牌屋”的搭建方式是牌与牌之间相互依存倚靠的力学原理，“一张抽离，大厦即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反腐，没有“纸牌屋”，更不可能去搭建“纸牌屋”。因为一旦任由权力在风中飘荡，最终毁掉的还是自身的执政根基，失去的将是民心。明白了这一点，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反腐的内在逻辑和必然性；对中国反腐的看法，也必不会被各种奇奇怪怪的错误、短视论调所左右。

【学习进行时】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指出，反腐没有休止符，反腐败不会影响经济发展。22日，习近平在西雅图出席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晚宴时发表演讲指出，反腐没有什么权力斗争，没有什么“纸牌屋”。这两次讲话传递出哪些重要信息？新华网“讲习所”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廉政研究室主任、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蒋来用为网友解读习主席关于反腐讲话的最新要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廉政研究室主任、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蒋来用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书面采访专门提到反腐败问题，说明中国的反腐败受到全世界关注。面对敏感并且是非常犀利的提问，习近平主席的回答直截了当，态度鲜明，没有绕弯子，不打马虎眼，说了大实话、大白话，坦诚客观，显示出高度自信。

这两次讲话中有不少新提法、新表述、新思想。至少有三个引人关注的“第一次”：第一次鲜明提出反腐败不会影响经济发展；第一次直接回应中国的反腐败没有什么权力斗争；第一次正面回应了官员财产公开问题。

第一次鲜明提出“反腐败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廉洁与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一样，是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要素。反腐败对经济的影响是正向而不是反向的。反腐败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阻碍经济发展。惩治腐败，打击权力寻租可以推动建设廉洁政府，推动清除阻碍市场机制运行的障碍，促进规则公平，创造更好的投资营商环境。腐败横行不仅增加投资经商的成本，还会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动乱，彻底破坏经济发展环境。

第一次直接回应中国的反腐败“没有什么权力斗争，没有什么‘纸牌屋’”。中国共产党与腐败的关系是水与火的关系，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做斗争，是党章规定的每个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中国把反腐败作为必须打赢的、一场输不起的战争较量。中国的反腐败不是权力斗争，而是一场严肃重大的政治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容不得半点松懈和停顿。正因为如此，中国反腐败取得了鲜明效果。多年来，中国遏制腐败有力保证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幸福这三大目标的推进。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有法必依，打虎拍蝇，法律适用于所有人。一些国家认为中国腐败是权力斗争，为逃出去的腐败分子提供庇护，这些都是站不住脚的，也违反了人类正义法则。

第一次正面回应官员财产公开问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是中国版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这项制度我国很早就有，后来不断修正完善。报告个人事项不仅报告收入、财产、投资等等，还报告配偶、子女出国（境）、婚姻状况等非财产信息，远远超过了一些国家财产申报公开的内容。有的地方还推行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公开，中央规定每年定期抽查核实，比例不断提高，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不如实报告将会受到严肃处理。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在预防腐败方面发挥的作用和功能越来越大，很多人都说，填报材料时一点不敢马虎。

此外，习主席的讲话中还有这样几点值得高度关注：

强调反腐败是顺应民心。反腐败是正大光明的事业，反腐败赢得民心，得到群众拥护，反腐败成为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手段。从我们多年对不同类群体的问卷跟踪调查显示，十八大以来，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城乡居民对反腐倡廉建设的成效和信心度均明显上升，这充分印证了反腐败是民心所向。

强调腐败问题是一个顽症。中国共产党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党内肯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8700多万党员也肯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显示出了鲜明的问题导向思维。

重申反腐没有休止符。在6月26日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没有休止符。”3个月后他再次重申并特别强调，“我说过，反腐没有休止符”。这是因为十八大以来，虽然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但这都是阶段性的成果。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反腐败还没有到鸣锣休兵的时候，强调“反腐没有休止符”是向世界传递我们党和国家反腐败的坚定决心。

特别提出打铁的人就是中国共产党。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形象描绘，铁匠打铁除了要自身硬，还要有策略、有套路，习主席强调了两句话，一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二是“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最后着力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习近平出访前，全国人大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将会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并且普遍适用罚金、没收经济财产等经济处罚，对于行贿犯罪又加大了处罚力度。另外巡视条例刚刚颁布，纪律处分条例、廉洁从政准则正在修订，笼子扎得越来越密，法律有效裁判文书网上可以查询，预算公开越来越细化。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开了很多案件和“四风”问题，可以说是主动揭开了神秘面纱。政府网站公开发布越来越多有用信息，可以说这些都是中国反腐败取得的非常重大的进展。（新华网记者曹滢 袁晗 汪徐秋林整理）

继上周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布后，昨天，国务院发布《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鼓励非公有资本参与国企改革，有序吸收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意见》表示，要分类、分层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而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改革，要开展放开竞争性业务试点示范。

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将支持非国有资本参股。

分类推进

竞争行业鼓励股权多元化国企改制重组可引入外资

在《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国企被粗略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在昨天发布的《意见》中，对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企的分类情况进行了进一步说明。

具体到商业类企业，《意见》强调，对于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混改要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对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要保持国有资本控股地位，支持非国有资本参股。

国企混改分类情况（京华时报制图）

《意见》指出，国企混改要鼓励非公有资本参与。非公有资本投资主体可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股权置换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增资扩股以及企业经营管理。

《意见》强调，要有序吸收外资参与国企混改，可引入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合资合作，深度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产业分工，提高资源全球化配置能力。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切实加强风险防范。

《意见》提出，开展不同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结合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改革，开展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选择有代表性的政府投融资项目，开展多种形式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试点，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和经验。

专家解读

垄断领域改革值得关注

国资问题研究专家、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祝波善在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表示，《意见》表态要有序吸收外资参与国企混改，意味着混改对外资打开了门。目前国企实力规模体量大，不少民营资本在技术、产业优势上与国企存在差距，这时引进外资是个理性选择，外资企业能为国企提供管理、经营的新视角和经验。积极引入外资也能带动企业去产能、转型升级，利于央企走出去。

祝波善表示，此前央企与非公资本的合作非常困难，此次表态有序吸收外资参与混改，不一定意味着动作会很大，但说明在混改过程中政府的考虑非常全面。

祝波善称，电力系统改革2002年到现在都没推进完，此次《意见》对于垄断行业中关于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的行业提出了明确的改革路线图，体现了混改的决心，“这些领域的改革非常困难，实际上管理体制都得变。以中石油为例，混合所有制需清晰界定其市场业务和非市场业务。预计未来混改的落实，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通信、军工七大领域的混改将最受关注”。

以下为《意见全文》

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

国发〔2015〕5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为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改革出发点和落脚点。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多年来，一批国有企业通过改制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但治理机制和监管体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还有许多国有企业为转换经营机制、提高运行效率，正在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当前，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挑战，推动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需要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夯实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微观基础。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要坚决防止因监管不到位、改革不彻底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二）基本原则。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以企业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引资本与转机制结合起来，把产权多元化与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结合起来，探索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有效途径。

——完善制度，保护产权。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切实保护混合所有制企业各类出资人的产权权益，调动各类资本参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积极性。

——严格程序，规范操作。坚持依法依规，进一步健全国有资产交易规则，科学评估国有资产价值，完善市场定价机制，切实做到规则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强化交易主体和交易过程监管，防止暗箱操作、低价贱卖、利益输送、化公为私、逃废债务，杜绝国有资产流失。

——宜改则改，稳妥推进。对通过实行股份制、上市等途径已经实行混合所有制的国有企业，要着力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资本运行效率上下功夫；对适宜继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坚持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一企一策，成熟一个推进一个，确保改革规范有序进行。尊重基层创新实践，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做法。

二、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三）稳妥推进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按照市场化、国际化要求，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目标，以提高经济效益和创新商业模式为导向，充分运用整体上市等方式，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坚持以资本为纽带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方式，国有资本出资人和各类非国有资本出资人以股东身份履行权利和职责，使混合所有制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四）有效探索主业处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要保持国有资本控股地位，支持非国有资本参股。对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促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同时加强分类依法监管，规范营利模式。

——重要通信基础设施、枢纽型交通基础设施、重要江河流域控制性水利水电航电枢纽、跨流域调水工程等领域，实行国有独资或控股，允许符合条件的非国有企业依法通过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参与建设和运营。

——重要水资源、森林资源、战略性矿产资源等开发利用，实行国有独资或绝对控股，在强化环境、质量、安全监管的基础上，允许非国有资本进入，依法依规有序参与开发经营。

——江河主干渠道、石油天然气主干管网、电网等，根据不同行业领域特点实行网运分开、主辅分离，除对自然垄断环节的管网实行国有独资或绝对控股外，放开竞争性业务，允许非国有资本平等进入。

——核电、重要公共技术平台、气象测绘水文等基础数据采集利用等领域，实行国有独资或绝对控股，支持非国有企业投资参股以及参与特许经营和政府采购。粮食、石油、天然气等战略物资国家储备领域保持国有独资或控股。

——国防军工等特殊产业，从事战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关系国家战略安全和涉及国家核心机密的核心军工能力领域，实行国有独资或绝对控股。其他军工领域，分类逐步放宽市场准入，建立竞争性采购体制机制，支持非国有企业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维修服务和竞争性采购。

——对其他服务国家战略目标、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生态环境保护、共用技术平台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加大国有资本投资力度，发挥国有资本引导和带动作用。

（五）引导公益类国有企业规范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水电气热、公共交通、公共设施等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和领域，根据不同业务特点，加强分类指导，推进具备条件的企业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通过购买服务、特许经营、委托代理等方式，鼓励非国有企业参与经营。政府要加强对价格水平、成本控制、服务质量、安全标准、信息披露、营运效率、保障能力等方面的监管，根据企业不同特点有区别地考核其经营业绩指标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考核中要引入社会评价。

三、分层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六）引导在子公司层面有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集团公司二级及以下企业，以研发创新、生产服务等实体企业为重点，引入非国有资本，加快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合理限定法人层级，有效压缩管理层级。明确股东的法律地位和股东在资本收益、企业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等方面的权利，股东依法按出资比例和公司章程规定行权履职。

（七）探索在集团公司层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国家有明确规定的特定领域，坚持国有资本控股，形成合理的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在其他领域，鼓励通过整体上市、并购重组、发行可转债等方式，逐步调整国有股权比例，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形成股权结构多元、股东行为规范、内部约束有效、运行高效灵活的经营机制。

（八）鼓励地方从实际出发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各地区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要求，区分不同情况，制定完善改革方案和相关配套措施，指导国有企业稳妥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确保改革依法合规、有序推进。

四、鼓励各类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九）鼓励非公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非公有资本投资主体可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股权置换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增资扩股以及企业经营管理。非公有资本投资主体可以货币出资，或以实物、股权、土地使用权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出资。企业国有产权或国有股权转让时，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一般不在意向受让人资质条件中对民间投资主体单独设置附加条件。

（十）支持集体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明晰集体资产产权，发展股权多元化、经营产业化、管理规范化的经济实体。允许经确权认定的集体资本、资产和其他生产要素作价入股，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制定股份合作经济（企业）管理办法。

（十一）有序吸收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合资合作，鼓励通过海外并购、投融资合作、离岸金融等方式，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技术、人才等资源和要素，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度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产业分工，提高资源全球化配置能力。按照扩大开放与加强监管同步的要求，依照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相关安全审查规定，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切实加强风险防范。

（十二）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优化政府投资方式，通过投资补助、基金注资、担保补贴、贷款贴息等，优先支持引入社会资本的项目。以项目运营绩效评价结果为依据，适时对价格和补贴进行调整。组合引入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长期投资者参与国家重点工程投资。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或参股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公共服务等领域项目，使投资者在平等竞争中获取合理收益。加强信息公开和项目储备，建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十三）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在公共服务、高新技术、生态环境保护和战略性产业等重点领域，以市场选择为前提，以资本为纽带，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资本运作平台作用，对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投资。鼓励国有企业通过投资入股、联合投资、并购重组等多种方式，与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融合、战略合作、资源整合，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支持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共同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参与企业改制重组。

（十四）探索完善优先股和国家特殊管理股方式。国有资本参股非国有企业或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时，允许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化为优先股。在少数特定领域探索建立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行使特定事项否决权，保证国有资本在特定领域的控制力。

（十五）探索实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坚持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原则，通过试点稳妥推进员工持股。员工持股主要采取增资扩股、出资新设等方式，优先支持人才资本和技术要素贡献占比较高的转制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服务型企业开展试点，支持对企业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或较大影响的科研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等持股。完善相关政策，健全审核程序，规范操作流程，严格资产评估，建立健全股权流转和退出机制，确保员工持股公开透明，严禁暗箱操作，防止利益输送。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要按照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试点的有关工作要求组织实施。

五、建立健全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

（十六）进一步确立和落实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政府不得干预企业自主经营，股东不得干预企业日常运营，确保企业治理规范、激励约束机制到位。落实董事会对经理层成员等高级经营管理人员选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等职权，维护企业真正的市场主体地位。

（十七）健全混合所有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混合所有制企业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明晰产权，同股同权，依法保护各类股东权益。规范企业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和党组织的权责关系，按章程行权，对资本监管，靠市场选人，依规则运行，形成定位清晰、权责对等、运转协调、制衡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十八）推行混合所有制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市场导向的选人用人和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市场化方式选聘职业经理人依法负责企业经营管理，畅通现有经营管理者与职业经理人的身份转换通道。职业经理人实行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按照市场化原则决定薪酬，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探索中长期激励机制。严格职业经理人任期管理和绩效考核，加快建立退出机制。

六、建立依法合规的操作规则

（十九）严格规范操作流程和审批程序。在组建和注册混合所有制企业时，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和产权交易等行为，健全清产核资、评估定价、转让交易、登记确权等国有产权流转程序。国有企业产权和股权转让、增资扩股、上市公司增发等，应在产权、股权、证券市场公开披露信息，公开择优确定投资人，达成交易意向后应及时公示交易对象、交易价格、关联交易等信息，防止利益输送。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前，应依据本意见制定方案，报同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批准；重要国有企业改制后国有资本不再控股的，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要按照本意见要求，明确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操作流程。方案审批时，应加强对社会资本质量、合作方诚信与操守、债权债务关系等内容的审核。要充分保障企业职工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要做好评估工作，职工安置方案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通过。

（二十）健全国有资产定价机制。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完善国有资产交易方式，严格规范国有资产登记、转让、清算、退出等程序和交易行为。通过产权、股权、证券市场发现和合理确定资产价格，发挥专业化中介机构作用，借助多种市场化定价手段，完善资产定价机制，实施信息公开，加强社会监督，防止出现内部人控制、利益输送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二十一）切实加强监管。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监管，完善国有产权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对改革中出现的违法转让和侵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利益输送、暗箱操作、逃废债务等行为，要依法严肃处理。审计部门要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能，加强对改制企业原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的离任审计。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在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定价、股权托管等方面的作用。加强企业职工内部监督。进一步做好信息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七、营造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良好环境

（二十二）加强产权保护。健全严格的产权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完整保护制度，依法保护混合所有制企业各类出资人的产权和知识产权权益。在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过程中，坚持对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给予同等法律保护。

（二十三）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建立规则统一、交易规范的场外市场，促进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交易，完善股权、债权、物权、知识产权及信托、融资租赁、产业投资基金等产品交易机制。建立规范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促进资产证券化和资本流动，健全股权登记、托管、做市商等第三方服务体系。以具备条件的区域性股权、产权市场为载体，探索建立统一结算制度，完善股权公开转让和报价机制。制定场外市场交易规则和规范监管制度，明确监管主体，实行属地化、专业化监管。

（二十四）完善支持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进一步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取消涉及企业依法自主经营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凡是市场主体基于自愿的投资经营和民事行为，只要不属于法律法规禁止进入的领域，且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方合法权益，不得限制进入。完善工商登记、财税管理、土地管理、金融服务等政策。依法妥善解决混合所有制改革涉及的国有企业职工劳动关系调整、社会保险关系接续等问题，确保企业职工队伍稳定。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完善统计制度，加强监测分析。

（二十五）加快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制度。健全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加大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工作力度，确保改革于法有据。根据改革需要抓紧对合同法、物权法、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破产法中有关法律制度进行研究，依照法定程序及时提请修改。推动加快制定有关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和退出、交易规则、公平竞争等方面法律法规。

八、组织实施

（二十六）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社会关注度高。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严守规范，明确责任。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组织领导，做好把关定向、配套落实、审核批准、纠偏提醒等工作。各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要及时跟踪改革进展，加强改革协调，评估改革成效，推广改革经验，重大问题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各级工商联要充分发挥广泛联系非公有制企业的组织优势，参与做好沟通政企、凝聚共识、决策咨询、政策评估、典型宣传等方面工作。

（二十七）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坚持党的建设与企业改革同步谋划、同步开展，根据企业组织形式变化，同步设置或调整党的组织，理顺党组织隶属关系，同步选配好党组织负责人，健全党的工作机构，配强党务工作者队伍，保障党组织工作经费，有效开展党的工作，发挥好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二十八）开展不同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结合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改革，开展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选择有代表性的政府投融资项目，开展多种形式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试点，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和经验。

（二十九）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以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导向，加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舆论宣传，做好政策解读，阐释目标方向和重要意义，宣传成功经验，正确引导舆论，回应社会关切，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和支持改革。

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领导，根据本意见，结合实际推动改革。

金融、文化等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央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执行。

国务院

2015年9月23日

（此件公开发布）

9月，国家大阅兵为观众带来的兴奋还没有完全散去，日本政府则在民众反对声中强行通过走向重新武装的安保法，而国际经济不景气的阴影仍在继续弥散。相比之下，一个重大“国”字号文件出台引起的民众反响不算太大，却令业界强烈关注。9月13日，中国国企改革的总体框架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正式公布。与所有国字号文件一样，看似波澜不惊的文字背后蕴藏着许多深意。指导意见引起各方解读。财经类媒体普遍关注指导意见中关于国企的新分类方法、混合所有制以及控股方法探索、“管资本”的提出和国企薪酬改革等等。

新华网在9月15日发表文章《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私有化等错误观点》，强调“增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必须要把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到中央精神和要求上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私有化、‘去国有企业’等错误观点，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样的观点也招惹来网上一些不同声音。李克强总理则在18日主持召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提出“要准确把握和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有关精神与部署。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如何准确把握？字面文件落实到操作中会引起怎样的实际后果？9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举办“学习《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理论研讨会”。与会学者从理论、政策、方向层面对指导意见进行了探讨，也涉及到了操作层面的不少重大问题。

主义

孔丹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是大家期盼已久的。从去年10月底开始起草，到今年9月13日正式公布，经过了10个多月时间。文件的形成过程是习近平同志亲自督促的，这是因为国企改革的任务非常重大，中央花了很大力气才形成文件。9月13号之前公布的两个文件，《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以及此后各种文件的延伸，我个人觉得，包括这个文件来之不易，而且意义非常重大，全面、长远、空间大——指理论上进一步理解和解读的空间大，实践上进一步实行和探索的空间大””。张宇则强调和过去相关文件思想的相承与发展，“1999年中共中央制订了一个关于国企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全面展开。16年过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比较两个文件，可以看出有许多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坚持完善国有经济布局，坚持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坚持党的领导；同时也根据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如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强调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强调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强调增强活力和强化监管相结合、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等等。总的来说，这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一句话，有新空间，但没有变颜色。

一头白发的人民大学荣誉教授卫兴华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是全面改革的决定，这是个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说提出了细则。没有顶层设计和细则就容易被曲解。他批评有人在党报下属刊物撰文称混合所有制就是国退民进，国家应该放弃对企业的控股权。妖魔化国企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他认为《指导意见》做出了明确表态，做大做优做强国企意味着私有化路线中央断然拒绝采纳。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何自力教授干脆认为“《指导意见》对一直以来遭受新自由主义攻击的国企定位问题做了非常明确的界定。”

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林岗更是用“心里一块石头落地”来描述看完《指导意见》的感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他首先提到某些国际机构一直向中国鼓吹国企全盘私有化，接着说：“这之前对国企改革的前景很担心，担心国有经济被搞没了。这些年，我国经济学界一些有影响的人物跟在外国人后面喊私有化，对改革的实际进程产生了不可忽略的消极影响。十八大之开过一次征求企业改革方面意见的座谈会，我们发表了一些跟这个《指导意见》比较接近的意见，反对流行的私有化主张。当时在场的几个曾长期在重要国企工作过的领导同志，都说没想到学术界还有我们这样的观点，表示非常赞同，同时也对流行的否定国企、妖魔化国企的主张表示非常愤慨，流露出忧虑之情。”听起来，虽然《指导意见》“主义”已定，但文件是由人执行的，既然“私有化”等观点仍然被国内外一些人信奉，国企改革的实践道路必然不会一帆风顺。刘纪鹏教授大声说：“主义要谈，但我要重点谈问题。技术问题的解决是我们贯彻文件的重要任务。”

统一监管问题

刘纪鹏认为：“从管理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本的跨越，是文件的一大亮点。过去一讲改革就是国有企业，谈的都是企业内部和企业层面的问题。而国有资本的改革涉及资本的所有者，也就是政府的层面。今天我们的全民所有制的具体表现形式还是在政府环节，资本所有者地位是党和政府绕不过去的环节。经过36年的改革已经到了所有者层面，从传统的管国有企业到管资本，而国有资本的所有者、管理者、指挥者，一定是政府部门，相关政府机构的改革也就在文件中得到体现。”

接下来刘教授具体谈到国资统一监管问题。

“中国有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资委。我们传统的两层次理论，国资委只管112家。这次如果当一个统一监管者，文件里已经明确提出，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这个公司怎么组建？从管国企向管国资跨越的第二个技术细节，势必改变原来的两层次理论——国资委恨不得全管，直接当股东。你能在全国所有的国企当股东吗？一方面需要统一的监管者，可是这个监管者又都要自己当股东，你能管得了这么多？新加坡一个淡马锡，我们今后至少五百淡马锡。所以这种背景下我们就要一个统一的监管者，加上若干个按现代方式管资本为主的淡马锡，共同融于我们的国资系统。从过去国资委一身两任，又是老板，又是监管者，出资人，变成把直接出资，从事资本经营的环节让给下边500个淡马锡。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纯粹是控股公司，独资公司，不是上市的，而且不从事具体的实业经营，就是如何研究管资本。”

监管的问题比较严峻，“国资委现在想把中国国资统计一下，统计不上来，国资委只有112家的数据，其它就得找财政、文化部跟人要数据。我们今天可怜到谁能把国资说清楚，说不清楚。中国体量这么大，这是中国模式，你没有统一的监管，连基本力量，有多少支部队都搞不清楚，怎么搞？”

控股与混合所有制问题

管资本，必然与控股问题和混合所有制问题相关。《指导意见》非常醒目的一点就是明确了国资可以参股私人企业，而不仅是私人资本参股国企。

卫兴华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应是双向混合，交叉持股，而不是单相混合，只让私资参股国企。《指导意见》非常明确地阐述了国资也可参股私企的问题。不是有人经常埋怨私营企业贷款难、资源分配不公？那么国有资本参股私企可以缓解这方面的问题。国有资本参股私人企业，当然是由私企相对或者绝对控股了。控股问题是关键性问题，《指导意见》关于控股问题也提出了明确意见。控股要根据国企不同类型分别实施，主要在关系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的重要领域的商业类国企，要保证国企的控股地位，私人资本可以参股，但不能控股。除此之外，国企可以绝对或者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可以参股”，意味着由私人资本控股，这是特殊情况下少数的情况。因为国企在市场竞争中是优胜劣汰，经营不善的少数企业会倒闭、破产，国家需要处置低效率、无效率的资产，要淘汰落后产能。这类企业可以由私人控股，国有资本参股。

林岗说：“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怎么评估国资的效率，怎么保值增值都需要很好的研究。怎么把保值增值和效率挂钩，和利润挂钩。对于商业类的国企，是不是可以用企业利润除以平均利润率的方式来评估企业所运用的国资的价值，以此为基点来考核企业的保值增殖绩效。考虑到行业特点，以及企业自身无法左右的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也可以行业平均利润为基准来考核。总之，什么是保值增殖，应该有一套合理的评估公式。”

何自力说：“《指导意见》谈到混合所有制，搞混合所有制必然涉及股权安排问题，关于股权安排，《指导意见》说了一句话，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我个人认为国有企业实行独资运营和国有资本控股运营，都能够确保国有企业的性质不发生变化，而在国有企业中国有资本若处于参股地位，那这个国企的性质就变了，所以在深化国企改革过程中，简单化地讲‘宜参则参’，有可能被人利用来作为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借口；如果‘宜参则参’是指允许非公资本参股国有企业，这虽然不会改变国有企业的性质，但是什么样的国有企业可以允许非公资本参股、什么样的非公资本可以参股、如何公平地选择非公资本参股，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如果‘宜参则参’是指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参股非公经济组织，那么这里就可能存在因非公经济组织经营失败而导致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流失的风险问题。因此，对‘宜参则参’这句话在实践中怎么贯彻，要认真研究，不能被企图搞私有化的人所利用。”

以往国企改革中，屡屡出现把国企做股分给全体职工的案例，理由是能激发职工主人翁精神。何自力说道：“《指导意见》里又提出要推进职工持股。在国企改革中曾经搞过职工持股的实验，后来由于实验中出现了国有资本大量流失的问题而被叫停。职工持股在西方国家的私有制企业中是一种利润分享的激励性制度安排。由于私有制企业的利润归企业的所有者，通过职工持股可以让非所有者的管理人员和职工分享利润，在工资和奖金之外获得一定的收入，这自然对管理者和职工具有一定的激励效应。在国有企业实施职工持股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部分职工持股怎么避免苦乐不均？所有人都持股怎么解决吃大锅饭问题？所有国企同样岗位的职工持股额是否应该持平？持股额多少是公平合理的？这些问题都非常难以解决，在没有找到很科学的解决办法之前盲目推行职工持股计划必定出现国有资本流失的问题，所以推进职工持股是非常敏感而又很复杂的工作，必须慎而又慎！另外国企改革如果只谈职工持股，不谈职工参与管理恐怕是有问题的。《指导意见》里头对工人参与管理写得有点淡，在下一步的改革细则里应当加强这一块。”林岗补充道：“职工持股并不一定会让职工关心企业，很可能就把股份贱卖了，像俄罗斯休克疗法时候那个情况。”

管人问题

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也到场发言，与通常官员发言一样严谨干燥，这里摘录一段有关政企分开的发言——“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率，必须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两类公司既为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提供了平台，也是进一步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一道防火墙。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依照《公司法》享有股东的所有权利责任和义务，负责任免出资人代表---董事，通过董事代表来服务落实国家战略目标。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不干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投资运营行为。两类公司着眼于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和追求资本回报，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开展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进退等，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提高资本运营效率和增值能力，实现保值增值。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在授权范围内，依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自主开展国有资本运作，成为真正的独立市场主体。”

读者可以自己解读以上这样的发言。政企分开涉及到党管企业的问题。前中船重工董事长陈小津问：“以前政府对国企有‘管人管事管资产’七个字，怎么现在变成‘管资本’三个字了？”政府对国企还管不管人？这样一个牵涉到政党根基的问题早已经引起各方关注。刘纪鹏的发言可以看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说：“在治理结构上，党组织和治理结构两者的关系问题，《指导意见》的思路非常正确，但具体形式还要在后边的学习贯彻中加以补充。例如，要解决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从政治到经济必须有一个好的制衡机制。原则上党的领导人担任董事长，尽量让党委委员与董事会成员结合起来，同时选拔懂技术、懂业务的高管进入董事会。它强调不能够违反市场经济中一般公司的发展规律，不能在公司法之上再设一个党组织。国有企业的资本是国家的，但形式都是现代大公司。党的领导蕴含于国有资产的大股东中间，外部通过国资委，内部通过董事会来体现国家意志，党的意志跟国家意志统一，从而实现国家大战略。”

刘纪鹏说：“现在薪酬制度一个企业出现两种，政府任命干部就限薪，市场招聘干部可以随行就市，总觉得哪里有点别着劲。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党对政府任命干部的薪酬管理体现在党组织的约束上？这个约束不属于公司法律制度，或者企业根本制度，因为你要尊重一般的市场规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党组织内部可以约束，比如内部规定60万以上都得交党费，得做贡献。但是对外一定不能让行长的秘书只是秘书的工资一半不到。现在国企内部队伍很不稳定，这些东西不确定给外界一个信号，这个文件很多环节怎么落地，是前进还是后退。换个形式前进一样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因为国有资本，先给它，内部怎么商量再收回来，但是因为你是商业类国企，你不能在这里破坏基本商业法律。

张晖明说：“薪酬问题比较难处理，上汽集团曾经从GM公司招了一个高级副总裁来。实践证明他没办法参与日常管理和经营活动。一开始说他主要分管重大决策和全球事务。但是后来董事会、总经理咨询班子发现他没法做，因为他的思维方式、沟通方式就没法做。他薪水很高，后来只分管国际事务，实践证明也管不好，最后就辞退了。所以，今天市场上也有一些企业招聘市场化的副总，在薪酬体系处理当中，因为市场化选人的薪酬是按照市场规模和人力资本自身的经验和能力。实践证明在班子里面有很多的摩擦。在香港的中资企业有一套体系，组织部门，政府部门配置的董事会、人才，确实有如何使得规则与我们配置人才相匹配的问题。”

林岗则谈到国企职工，说我们要关注职工参与管理问题。国企职工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他们和私企工人的地位差不多，对企业没有归属感，没有主人翁感。只讲加强国有资产管理还不够，还要讲在国有企业中大家都是平等的，要体现共同所有者的劳动关系，调动工人为企业发展贡献力量，而且能够监督领导者，这样我们共产党才真正有劳动者的基础。

国企分类问题

政府层面的国资管理有更多复杂问题。国企的分类就蕴含着微妙文章。

刘纪鹏点破了这层含义：“谈到国企分类，绕不开盈利标准，但文件中还是按照商业类和公益类来划分的。过去有人试图分为公益类和竞争类，这是不怀好意的分类，意思是国退民进，国企退出一切竞争领域。如果这样，我们的经济里还有盈利性的国资吗？中国特色是在于有庞大的盈利性的商业类国资，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怎么能创造出伟大的生产力？没有这样的庞大的商业性的国资，我们就跟美国的公益性企业一模一样，那有什么中国模式和道路呢？”

楚序平提出，国有企业分类是新时期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是一项重要改革内容，是因企施策、差异化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指导意见》将国有企业划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既考虑了国有企业首先是企业的一般特征，又考虑了我国国有企业应肩负的特殊使命和责任。通过界定功能、划分类别，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对企业来说可以解决功能不清晰、定位不明确、发展同质化等问题；对出资人来说，可以使考核更科学、监管更精准、改革更有针对性；对市场来说，也会有一个更明确的预期导向，有利于使国有企业更好地与市场深度融合。

复旦大学张晖明教授谈到《指导意见》明确了国有资本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是紧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环境的概念，资本是在市场环境下配置运营的，围绕资本经营活动以“盈利”为主要目标还是以“公共服务”和“产业安全”为首要目标，能够更好地将国有企业的功能使命想直接关联。以往从“竞争性”视角对资本分类实际上依据考量对应的是产业组织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上海先做了试点：“上海方案分三类，分竞争类、功能类、公益（公共服务）类，我们这次《指导意见》也是分三类，在商业类里面分了商业A类，商业B类，A类可以不控股，但是商业B类因为国民经济国家经济安全，没有采用“竞争性”分类概念，我觉得这很重要。从中国今天全球竞争格局来，对某些产业领域确实应该控制，甚至保持全资控股。很多人对公有制或者公和私问题的理解简单化，其实中央政府掌握一定国有资本对战胜危机非常重要。所以分类里面还是结合我们今天发展阶段，结合今天社会环境提出来新办法。”

孔丹说：“分出竞争类弄不好是陷阱。国企改革总目标应该是培养有国际竞争力，不仅在国内竞争，不仅在国有、非国有领域。说竞争类功能类，竞争类的可以不管，其实这话有问题的。竞争和非竞争的问题，自己确定的商业类是不是很准确不好说，但是比竞争类包含的定义更清晰了。军工就没竞争吗？军工竞争比什么都激烈了。将来会看到大阅兵是国有企业展示。指导意见提出我们国企要增强活力、控制力、竞争力、抗风险能力。这是个过程，实践和理论都需要过程。”张晖明教授则提到在实践中如何分类可以根据国有企业所承担的主业加以划分，但是，在实际确认商业类国有企业的经营责任和考核指标时，上海的试点在实践中还是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因为在既往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历史性负担和因为特殊原因，商业类企业多多少少承担着一定数量的公益性事务，由此会造成对商业性分类的国有企业经营标的考核指标内容确定中，企业为维护法人自身利益而讨价还价。因此，“分类”在具体实施推进中还会碰到很多具体问题。正是这样，与国有企业改革推进相伴随，需要继续推进发育市场，清理国有企业的历史负担，剥离商业类企业所承担的某些公共服务性的公益经营事务，为“分类”创造更加全面配套的经济社会环境条件。

光荣与梦想

与林岗相似，在座的前《求是》杂志总编有林、前中船重工董事长陈小津，发言的情怀和气魄，都令笔者有一种感觉，仿佛他们是从蒋子龙当年发表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里走出来的。

有林就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以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谈了自己的体会，他回忆起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提出加强企业管理，引起了不同意见，回忆起1984年彭真同志主持的国企调查，以及后来的种种风雨。总的来说，现在这个《指导意见》和当时的意见比较起来，更强调党的领导。关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方面在实践当中可能还要继续发展。三中全会的《决定》对毛主席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作为正面东西加以肯定的。我们学习文件，吸收了正面东西，对不太完整的东西逐步加以弥补补充。我认为，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工人阶级的主人翁作用，不仅对现在的企业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今后国家整个经济建设的意义都不可忽视。

陈小津发言声如洪钟：“你想想《鞍钢宪法》用的字眼，里面的要害、灵魂，和今天《指导意见》的魂相当一致。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国企的典范。大企业魂是什么？这次大阅兵真提气，别忘了“两弹一星”精神，国企干出来的！航天航空、核工业。这是共产党领导出来的，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有教训怕什么？反围剿失败了不就是教训，共产党本质就是能自己完善，自己总结教训。”“以往的中央文件都是按级传达，这次一下子全党全民，可见重要。当务之急，最重要就是学习、体会、落实、贯彻。大家刚才讲了很多，这个会叫理论研讨会，历史、经验、教训、回顾、反思，不能停留在理论上，理论问题也就是这些。下一次题目应该拿以往历史经验教训作为企业的反思。拿这么多年成功典型开交流会，是对理论问题的深入，是真正学习、体会、贯彻、落实《指导意见》的范本。以往成功大家都不说了，但它是客观存在的。我建议这样的会多开开，把理论面扩大，很好地和地气接上，和以往历史密切联系。”活生生一个央企军工集团乔厂长在热血演讲的形象。

《乔厂长上任记》堪称一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体现了社会主义事业筚路蓝缕绝地求生的精神气概。在中国，国有企业绝非仅仅是一个所有制意义上的利益主体，而是凝聚了共和国哀乐、荣辱的历史生命体。高梁说：“我希望我们的媒体不要老是讲坏事，也讲点好事。国企在我们今天国家经济中间，对我们国家转型升级，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起了技术创新和产业中坚作用，这个作用是由无数事实来证明的。”如何在改革开放时代搞好国企，延续辉煌，一份看似波澜不惊的《指导意见》如何释放出应有的能量，新时代的国资管理者、国企企业家是什么样的人？宁静中孕育着怎样的风暴？一切需要正当年的人来回答。

中新社北京9月24日电 (记者 周锐)中国国务院24日下发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明确了“混改”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并对改革“分层”和“分类”推进作出安排。意见强调，要营造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良好环境，鼓励各类资本参与。

意见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当前，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挑战，推动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需要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要坚决防止因监管不到位、改革不彻底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对于改革的基本原则，意见提到了“宜改则改，稳妥推进”，强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坚持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一企一策，成熟一个推进一个，确保改革规范有序进行。尊重基层创新实践，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做法。

意见要求分类、分层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分类方面，意见指出，要稳妥推进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效探索主业处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要保持国有资本控股地位，支持非国有资本参股。

在分层方面，意见表示，要引导在子公司层面有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在集团公司层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地方从实际出发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对于国企混改的参与者，意见明确要鼓励非公资本参与、支持集体资本参与，有序吸收外资参与，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探索完善优先股和国家特殊管理股方式，探索实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

意见强调，要进一步确立和落实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政府不得干预企业自主经营，股东不得干预企业日常运营，确保企业治理规范、激励约束机制到位。落实董事会对经理层成员等高级经营管理人员选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等职权，维护企业真正的市场主体地位。

意见还要求通过加强产权保护、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支持改革的政策、进一步简政放权等措施营造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良好环境。(完)

近日，备受国内外关注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表明，国企改革始终是我国不断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维护国家安全的最重要力量。

然而，30多年的国企改革却始终是在各种争议和指责中进行的，特别是每当国企改革方案出台之际，我们总会发现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在社会和媒体上兜售各种国企改革的方案，而这些方案指向只有一个：国有企业应当而且只能私有化。有人甚至认为国有企业不私有化就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失败，意味着经济、社会和政治都将付出全局性代价。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必须高度警惕那种认为国有企业的唯一出路就是私有化的错误言论，以及那些对国有企业怀有特殊目的的人。国有企业事关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因而必须为国有企业改革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首先是在学术领域存在极力否定国有企业的错误思潮。国有企业是否有效率？有些垄断性国企是否具有合理性？为何存在腐败现象？国有企业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是理论上的问题。错误的理论必然带来错误的判断。种种指责国有企业的似是而非的理论，如“委托代理问题”、“公地悲剧问题”、“预算软约束问题”，本质上都是西方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的翻版。然而，就是这种理论假设却成为否定国有企业的有力证据。而对于一些学者研究发现的国有企业改革绩效相对非国有企业提升更快的结论，却很难被接受。

其次是少数新闻媒体妖魔化国有企业的现象较为严重。对于新闻媒体履行监督职责，客观报道国有企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无可厚非。然而，我们却发现，一些媒体总是喜欢用放大镜来看待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而且往往武断地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国有垄断造成的，因而需要私有化。甚至国有企业的员工因为个人原因出现了问题，一些媒体也往往喜欢把这种个别现象扯到国有企业上来。真是奇哉怪也！这完全是在矮化国有企业的整体形象。

最后是某些部门和国有企业很少直接回应种种指责。国有企业是否搞好了？国有企业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做出了哪些巨大的贡献？国有企业的创新实力在国内国外究竟处于何种地位？这些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就是那些掌握一手资料的相关部门和企业自身，但是我们却很难看到相关部门和国有企业站出来反驳那些无端的指责。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曾说：“我们要向全社会发出明确信息：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有企业”。“明确”一词，就是要国有企业及相关部门用事实去回应这些问题，坚定有力、旗帜鲜明！

正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上述问题，才使得我国的国有企业陷入了种种非难之中，也误导了许多民众对国有企业的认识，甚至导致一些国企改革方案难以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值此国企改革关键时刻，各界应积极为国企改革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为我国的国有企业赢得更广泛的群众基础，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为国企点赞。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

周新城：

理直气壮地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做大做强做优

——学习《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一点体会

一、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斗争的焦点

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文件，强调“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要求”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问题导向，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切实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这个文件，阐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目标和途径。老实说，多年来没有见到这样旗帜鲜明地提出搞好国有企业的文件了，它大大增强了我们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有力地打击了新自由主义者搞垮国有企业的图谋。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说到底就是：通过改革把国有企业搞好，做大做强做优，还是缩小以至消灭国有经济，实行私有化。这是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斗争的集中反映之一。

这种状况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是我们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柱，是我们调控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力量。一句话，国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国有经济搞好了，做大做强做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搞垮了，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也就垮塌了。敌对势力深深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国有经济，那是必然的。

回顾一下改革开放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新自由主义者在国有经济问题上，散布了无数把国有经济妖魔化的言论。只要我们提出一项改革措施，他们马上就把改革引到私有化、消灭国有企业上来。当我们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们就说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实行私有化；当我们提出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他们马上说，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要明晰产权，就必须把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当我国经济体制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出现一些困难，他们就以国有企业“效率不高”为理由，要求取消国有经济，而当国有企业经过改革获得生机活力，效率提高，大大超过私营经济，他们又说，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让利与民”。反正在他们眼里，国有经济左右都不是，唯一出路是私有化。他们认为，改革的方向就是私有化，这是毋庸置疑的，需要研究的只是怎样实行私有化。

还有人从根本上否定国有经济。《指导意见》刚一出台，天则研究所所长盛洪立即跳出来反对。他说：“做大做强国企”“完全是反改革”，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做着反改革的事情，是又一次欺骗舆论。”他说：“在我看来更严重的是，国企的存在就是问题。”因此他设计的改革方案就是：“国家退出去让民营企业经营就完了。” 这充分暴露出他站在资本家立场上，一心消灭国有企业、搞垮社会主义的嘴脸。

与此类似的，还有一位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更是恶狠狠地声称：“国有企业确实是个怪胎，官不像官，企不像企，而且跟私营企业争夺资源，改了那么多年，问题不断。”所以，他主张消灭国有企业，让私营企业充分发展。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加以回答。因为如果国有企业真的是个“怪胎”，国企的存在本身就是问题，那么，国有企业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更不应该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了，而应该把它消灭，实行私有化。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批判这种观点。

二、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掌握生产资料，建立国有经济，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大家知道，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类社会必然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不是基于伦理道德观念，也不是诉诸人类的理性，而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基础上得出的结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积累、生产的集中，使得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整个国民经济逐渐融合成为一个各个企业相互依赖的整体。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客观上要求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由社会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组织国民经济的运行。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归资本家个人所有，生产完全服从于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目的，因而使得生产力的这种要求无法实现。这样，资本主义社会就产生了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方式起来反抗占有方式，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只有通过革命，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才能得到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得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我们把这一条写进了宪法），因为只有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才能够与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相适应。在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所在。[1]

那么，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采取什么形式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哪个组织能够代表整个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调控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呢？显然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了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以及其他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阶层的总代表。由它来占有生产资料，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是全民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决裂”，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实际工作中怎么实现这一要求呢？他们提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2] 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国家所有制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都把国家所有制确定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其理论依据就在这里。说国有企业是“怪胎”，说国有企业的存在就是问题，从理论上讲，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我们再来看看我国国有企业建立与发展的历史。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解放区就有少量的公营企业。全国解放前夕，我们党提出了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政策，并且明确在新中国，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要大力发展国营经济。在1949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确定，进城以后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把国营工业生产放在第一位，批评了“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的糊涂观念。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党中央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三改”）。总路线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把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营经济。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这项任务，这件事情，虽然存在要求过急、形式单一、工作过粗的弊病，总体上说，正像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工作做得很好”。正是通过“三大改造”，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从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有经济就一直牢牢保持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发挥着主导作用，成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支柱。我国经过60多年的奋斗，根本改变了积贫积弱的局面，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同强大的国有经济是分不开的。

习近平同志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60多年的经验，明确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3]

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情况看，我国建立和发展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既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又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这不是随便说一下“怪胎”就能否定得了的。国有企业是“怪胎”论，否定国有经济存在的必要性，乃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它完全否定了我们党建国以来所实行的方针、政策、路线以及所取得的成就，这种论调，不管提出者主观上是不是意识到，客观上是帮了敌对势力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忙。习近平多次指出，历史虚无主义是会导致亡党亡国的，这是苏联演变的血的教训，我们切不可忘记。

三、搞好国有企业，是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

首先，搞好国有企业，是我国社会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保证。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有经济是其主要形式）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非公有制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还具有积极作用，我国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只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说我国社会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呢？毛泽东告诉我们，在一个存在多种矛盾的事物中，必然有一个主要矛盾，它规定着、制约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事物的性质就是由主要矛盾决定的。自原始社会瓦解以来，人类社会都不是单一的所有制，都是有几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我们怎么判断不同社会的性质呢？就是看哪种所有制形式占主体地位。我国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社会，从经济上说，就是因为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一旦公有制丧失了主体地位，社会的性质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哪种所有制是主体，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原则问题，不能含糊。这里，不能不分“老大老二”，不能不分谁是主体，谁是补充。坚持和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我国社会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关键。而国有经济为主导，国有经济保持强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决定性的标志。这是我们必须坚持搞好国有经济的根本原因。

第二，搞好国有经济，是巩固和增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保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统治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实现的。每一个阶级掌握政权，都必须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代表工人阶级利益掌握政权的共产党，必须有强大的公有制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一旦公有制不存在了，私有制占了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种前途：一是共产党改变性质，变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党，变成资产阶级政党；另一种前途是，共产党由于失去了执政的经济基础而丢失政权。因为占主体地位的资产阶级绝不会允许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党掌握政权的，他们一定会把共产党赶下台。这两种情况是可以预见的，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巩固和加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江泽民曾经强调指出：“决不搞私有化。这是一条大原则，决不能动摇。”如果“把国有资产大量量化到个人，并最终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那样，我们的国有资产就有被掏空的危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经济基础。那时，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们靠什么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靠什么来巩固人民的政权，靠什么来保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4]这个问题提的好，一针见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削弱、瓦解国有经济是会导致共产D下台的，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现实的问题。

第三，搞好国有经济，才能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支撑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怎么理解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个“主导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中，国有经济应该有控制力、影响力，国有经济应该保证控制、引导国民经济朝着预定的正确方向发展。每到关键时刻，这种作用就显示出来了。建国初期上海的“粮棉之战”就是一例（这个经验值得重视，不过现在很少有人提及了），最近股市风波又是一例。今年6月由于国内外势力相互勾结，操纵股市，一会儿股市猛涨，一会儿又猛跌，搞得人心惶惶。我们正是依靠国有经济，出手救市，稳定了市场，提升了人们的信心，避免了危机。如果没有实力强大的国有经济按照中央部署及时出手，股市就可能崩盘，进而引起广大股民的骚动，动摇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心，政治经济后果之严重，很难估量。

主导作用的另一方面表现在各种所有制的相互关系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但并不是各自孤立地并行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怎么贯彻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方针呢？除了政治上靠党和政府的正确的政策措施外，经济上就要靠国有经济了。没有实力强大的国有经济，国家就没有能力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鼓励和支持，更没有能力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了。应该看到，不同所有制经济由于性质不同，它们相互之间是存在矛盾和斗争的，谁引导谁，是要凭经济实力来说话的。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经济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而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则要追逐最大限度利润，我们要把它引导到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上来，谈何容易，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光凭号召，是做不到的。

国有经济应该发挥主导作用，这就是“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应该始终坚持这个“重要地位”不动摇。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搞好国有经济，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第四，搞好国有企业，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人类的理想，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怎么实现共同富裕？并不是多搞点社会福利，就叫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指的是一种分配方式，即所有的人都按照同一标准，例如都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而不是有的人凭借资本获得收入，有的人凭借劳动获得收入），因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所有的人都能富裕起来。所以，共同富裕，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才能实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尤其是全民所有制）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面前是平等的，不能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来参与分配，这就排除了剥削，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私有制绝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我们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有的学者一方面宣传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却主张私有化，这不自相矛盾了嘛！

通过改革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做大做强做优，是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途径。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讲这个问题，不要因为新自由主义者的反对（这种反对是不可避免的）而动摇。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293页。

  [3] 《人民日报》2014年8月19日。

  [4] 《人民日报》1999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