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之路的开创者和倡导者

随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经济衰落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兴起，中国之路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当中，具有西方主流意识的学者最为担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将极大地吸引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借鉴；中国模式正在夺取西方模式的优势，让西方在世界上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小。中国之路为什么能成功？中国制度的优势何在？这需要我们作出自己的回答。

从中国来说，提出这个命题是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有没有中国之路这样一条道路？第二，中国之路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历史动因和发展轨迹是什么？第三，未来的中国之路走向哪里？又如何继续走出一条崭新之路？纵观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国之路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们一直都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中国之路这个命题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他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新中国7年来的发展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当时国情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基本思想。这是毛泽东力图突破苏联模式，走出中国自己道路的初步探索。这说明毛泽东是有自主性、自觉性的。毛泽东指出：“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

最经典的中国之路的倡导者是邓小平。他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在1987年10月再次强调指出：“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这里，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创新性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基本思路，从而形成了务实主义与创新主义相结合的改革开放思想路线以及方法论。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同时大胆解放思想，是十分智慧的政治思维。这也清楚地反映出中国之路的基本经验。

我对中国之路的定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的发展包括三个基本因素，是一个不断增加并相互作用的过程。

第一是不断增加现代化因素，最大限度扩大生产、创造财富，最大限度利用现代知识、科技、教育、文化和信息要素。本质上看，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落后者，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不断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包括经济、教育、科技等各方面的追赶。这是所有国家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还要超越西方。

第二是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虽然他的许多创新实践没有成功，但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执着追求、探索和努力，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前进的动因和财富。成功是财富，失败也是财富。在中国这个有着56个民族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只有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才能凝聚人心，动员整个社会的各种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政治上实现长治久安，使国家统一强大。

第三是不断增加中国文化因素，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理想社会有重大创新，比如建立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学习型社会等。这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反映了中国对自身发展道路和理想社会的自我认识、自我意识和自我选择。也就是说，中国在自觉地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社会主义因素是实现现代化追赶的“加速器”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把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概括为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一穷二白。和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今天的基本国情仍然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下，各种资源的人均量不同程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国情特点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占有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源量和消费量。但是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一穷二白、一穷二弱的国情特征有了巨大改变。毛泽东说这话是在1956年，那时的中国是最贫穷的国家。若按购买力平价方法（1990年国际美元价格）计算，195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不足1/20，而2010年已经接近1/5，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美国；即使是按汇率法（现价美元）计算，也超过了世界总量的1/10，与美国的相对差距从2000年的8.3倍，急剧缩小为2.06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时的中国是最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还养活不了自己。而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农产品生产量第一大国，也是农业增加值第一大国。

那时中国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少之又少，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沿海港口国家；是高速铁路和快速城际铁路里程最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而且超过美国，成为世界高速公路里程最长的国家；还是世界大国中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最多的国家，共有42个。中国正在建设世界最长的大容量、高效率、跨区域特高压输电网；水电装机和风电并网装机分别在2004年和2010年超过美国，两项都已成为世界第一；清洁能源占全国总发电量的近30%。

那时中国在现代工业方面是典型的小国、弱国，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制成品出口国、第一大制造业增加值国家，2010年打破了美国自1890年以来垄断了120年的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的地位。

1956年中国全国高等教育人口只有几十万人，2011年已经突破1.2亿人；1956年全国从事科技工作的专业人员不到100万人，现在已达到5800万人。现在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国际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四位，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二位，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跃居世界第六位，研究和试验经费支出居世界第二位。

与此同时，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从全球GDP总量增长看，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大发动机。2007-2012年间，不论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还是汇率法计算，中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都显著超过美国，分别相当于美国的2倍和3倍（见表1）。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增长第一大发动机。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1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250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已经从最大的“世界工厂”变为最大的“世界市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减贫方面的成就。1981-2005年，世界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减少6.56亿人，其中中国减少6.24亿人，对全球的减贫贡献率为95.1%。减贫是过去30年中国对人类发展最大的贡献。

影响世界需要中国自觉、中国自信和中国标准

中国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面临三条道路的选择：一条是“老路”，突出表现为“两个凡是”，这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前就被否定了。另一条是“新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就是我们过去30多年的历程。还有一条是“邪路”，就是转向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轨迹。苏联东欧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很多知识分子曾经热衷于宣传推广西方的“普世价值”，他们既是社会主义大厦内部的定时炸弹，也是国家解体、历史倒退的受害者。现在他们中有不少人痛定思痛，已经在反思反省；也有不少人非常羡慕中国，因为中国不仅避免了走上邪路，而且成功开拓了社会主义的新路。

2012年我曾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谈论中国道路的话题，他特别强调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开辟出社会主义道路。这条社会主义的中国之路，我称之为“人间正道”。2011年，我和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合著了《人间正道》 一书。该书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先进性，旨在打破一百年来国人对西方文明和制度的迷信，树立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季塔连科还特别谈到，中共党内的确有西方“普世价值”的倡导者。但我认为，这种价值观及思潮不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因为中国有自己的价值观，比如自强不息从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谐哲学，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哲学；和合思想，已成为中国的天下观、世界观。

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西式民主？这既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把西方和中国的关系称为“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他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纳闷，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他还说，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一切别的东西，中国都试过了，都失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产。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是人民的民主共和国。

为此，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创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西方的议会制度，也不是苏联的苏维埃制度；创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而不是西方的多党制或两党制轮流执政，也不是苏联的一党制；创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单一制国家，而不是美国或苏联的联邦制。这些基本制度符合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差异甚大的国情，符合中国多元一体、统一强大的历史发展道路和发展大势。中国因此就成为独特的现代国家，具有独特的现代政党和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民主的民主制，而它一旦形成，就产生了“路径依赖”，不仅一路延续下来，而且在实践中不断“试错”，不断“修正”，不断“改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拒绝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重建、恢复和改革毛泽东所建立的基本制度，而不是推倒重来。

邓小平不但拒绝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并且在1980年创意性地提出“邓小平标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我为什么称之为“邓小平标准”呢？就是针对许多人讨论中国的问题，特别是政治制度问题，基本上是鹦鹉学舌，以为可以把西方标准作为世界的唯一标准。其实没那么回事。这正是毛泽东所批评的“贾桂思想”，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中国的改革是开放式的改革，中国的创新是开放式的创新，的确要学习世界经验，包括西方的经验，也包括他们的教训；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自主性的改革、自主性的创新。因为我们不仅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世界唯一的创新、历史继承、不断再创新并持续延传下来的中华文明的国家。这三个基本属性决定了，中国在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中，在融入世界、并大规模影响世界的过程中，需要中国自觉、中国自信和中国标准。在这方面，邓小平是我们的楷模，也是后人的楷模。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真正的主流

中国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因为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现代化因素不断扩散，不断传播，不断应用，也不断创新，已形成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趋势。但是现代化因素分布在不同部门、不同产业、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既不平衡，又不同速（度），这就出现了我们所面对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等问题。这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的成本与代价。所以，现代化并不是免费午餐，也会有成千上万的问题。

对现代化造成的问题，我们不能放任自流，任其自由发展。这就需要另一个因素，即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因素不断扩散，不断传播，不断应用，也不断创新，来与现代化的负面因素、风险、成本和代价“对冲”。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一定是，现代化因素越强，社会主义因素就需要越强；中国越是现代化，越需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两者缺一不可。这也是中国既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之所在。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仅要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更要使全体人民、全部地区共同富裕起来。共同富裕是十几亿中国人民的民心所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执政纲领和政策的基点。

这才是中国真正的主流。所谓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的说法从来都不是主流，也上不了台面，而将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被唾弃，被淹没。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十几亿人民摆脱绝对贫困，并且逐步富裕起来，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先后经历了两步走或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富论”，即让一部分地区和人口先富起来。邓小平在1978年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后来党的十五大报告、十六大报告都坚持和重申了这一原则。

2002年以后，中国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共同富裕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一核心目标。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的原则。这标志着中国开始从“先富论”阶段转为“共同富裕论”阶段，从“效率优先”原则转为“关注公平”原则，从不平等机会转为平等机会，从不和谐社会走向和谐社会。

如果说，使中国人民普遍相对富裕起来的目标基本实现，创造了第一个“中国奇迹”，那么第二个“中国奇迹”就是使十几亿中国人民共同富裕起来。这可能是最艰难的目标，也一定是最伟大的目标。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为起点，中国用30年或更长时间，是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更是十几亿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

“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

从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看，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有国内外各种因素、党内外各种因素，而决定中国发展进程的主要是国内因素。国内因素又主要是政治因素，而政治因素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因素，中国共产党因素主要是党中央因素，党中央因素主要是决策机制因素。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因此，中国的许多失败，固然有其他国内因素的影响，但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决策机制因素。

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一书中，把这个问题概括为一个核心观点，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发展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发展战略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决策成功，防止决策失误。归根到底，就是如何保证党的中央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制，而不是个人领导制。正如邓小平所说，把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系在一两个人身上是危险的。

从中国的决策机制演变看，过去30多年是最好、最稳定、最有效的时期，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决策转变为邓小平时代延续至今的集体决策，从封闭决策转变为开放决策，从独自内部决策转变为参与咨询决策。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集体决策、科学决策、参与咨询决策是过去30多年巨大成功的保障，也是未来30年取得更大成功的保障。

中国的集体领导决策制不同于世界上类似于美国的个人总统制或总统个人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家集团是由优秀的治党治国治军领导人才组成。中国的领导人不像其他一些国家的总统、总理是靠政治演说上台，只会政治表演，没有什么政绩，更没有什么政治阅历。中国的领导人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他们政治坚定、坚强有力、奋发有为。中国政治家集团的成员构成、质量水平以及团结统一的程度，是中国创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定性因素。

反观美国，近年来的事实表明，美国的总统制度安排是典型的个人专权、个人专断制度。小布什当政时一个人就能决定先后发动以反恐为名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是明显的低级错误。小布什执政8年，美国的最大负外部性就是向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金融危机，他却连一句“对不起，我错了”都没说过，便一走了之。这是典型的美国总统制度失败的案例，而且是一错再错，错上加错。这样一种制度，尤其在它问题已经明显暴露之时，中国人为什么还要迷信美国、吹捧美国？

如前所述，邓小平早就指出：照搬别国的经验，从来都不能成功。过去我们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不能成功，今后如果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也不可能成功。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根据中国国情的自主创新发展之路才是一条成功之路。为了保证未来我们发展战略的决策成功，防止发展战略的决策失误，中国必须坚持自己创新的独特的党和国家集体领导决策制度和机制。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制度优势

习近平最近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认为，这一总目标的提出，是对我党执政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的总结和升华，也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纲领。这表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有了新的目标和新的历史任务。

什么是国家制度现代化？邓小平在1987年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第三，发挥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1992年，邓小平又提出，用30年的时间，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国家制度建设的战略设想。正是基于这一设想，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对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做出具体设计，并先后实现了阶段性目标。我们有理由相信，到2022年将如期实现邓小平的这一战略设想。

由此可知，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不断地进行国家制度建设，就是国家制度现代化的过程。没有国家制度现代化，就不会有国家经济现代化，也不会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成就。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国家现代化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我们所看到的有形的现代化建设，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多领域的建设；二是无形的现代化建设，即国家制度建设。“无形现代化”我称之为“国家公益性产品”，是指在全社会范围内提供能够保护和增进全体人民的利益福祉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这就如同新鲜空气，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也感觉不到它，但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它，没有它，所有的人都会受损。这种国家公益性产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当家作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只能由共产党和政府来提供，从而确保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以及和平发展作用。与此相反的案例，就是今日我们所看到的利比亚、埃及等国所面临的“国家失败”，既无法提供国家公益性产品，也无法提供国家公共产品。

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二者又是什么关系？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

“在党的领导下”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特征。这一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尚处在极低发展水平基础上开始创建的，它很快就实现了全国覆盖，进而不断改进，形成了独创的高效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恰恰是中国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所在。共产党的领导大大地加速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创新型政党，从而也大大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

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制度现代化，即制度和法律作为现代政治要素，不断地、连续地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革的过程。一是国家制度体系更加完备、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包括一整套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环境的制度。二是在这一制度体系下，制度执行能够更加有效、更加透明、更加公平，包括执行手段的进步和现代化。这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有制度，没能力，那么制度就徒有虚名；有能力，没制度，那么能力就会被泛用滥用。在制度体系下不断提高执行能力，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完善改进制度体系。

一个有效的国家制度安排就是不断降低治理费用、减少治理成本。因此，国家制度现代化本质上是降低国家治理成本，提高国家现代化收益。例如国家经济制度现代化就会大大降低各种经济活动主体的交易成本，大大减少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的障碍，而当提供了巨国规模效应，就会大大促进经济增长。从国际竞争看，国家竞争本质上也是国家治理竞争，国家治理竞争本质上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竞争。

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国家治理绩效的第三方评价研究。

2008年和2011年，我们先后对“十一五”规划进行中期评估和后期评估。在22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有19个如期实现规划目标，实际得分为86分。

2013年7月，我们对国家“十二五”规划进行了中期评估。结论是：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纲要》总体实施进展顺利，7大目标有6个进展顺利，24个（实际28个）主要指标有3/4提前完成或如期完成。

2013年9月，我们又对中国经济改革十年（2003-2012）进行了后期评估。结论是：十六大所确立、十六届三中全会所设计的“建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总目标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任务基本完成，综合完成率高达89.7%，综合未完成率仅为10.3%。

国家治理实际绩效不仅是可量化、可测量的，也是可评估、可改进的。这本身也是国家治理的学习曲线，它会沿着“目标设定—规划实施—中期评估—强化实施—后期评估”的周期循环往复，不断改进，也不断进步。从这个意义看，国家治理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具体指导我们不断提高国家治理绩效的实践问题。

坚定制度自信，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如前所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国家治理能力竞争，而国家治理能力竞争本质上是国家制度竞争。竞争的规则就是：不进则退，进慢了也是退。过去十多年中国显示了极大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制度优势。对此，我进行了专题的国际比较研究，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治理绩效比较。

2011年1月，我发表了《从政治制度看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一文 ，采用两个案例来进行国际比较：第一个案例是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数据库的数据选择了100多个国家的三类指标：一是GDP年平均增长率，以反映经济增长绩效；二是GDP年平均增长率的相对差异系数，以反映宏观经济稳定状况；三是人类发展指数提高幅度，以反映社会进步和社会公平发展程度。在所有的指标中，1978-2008这30年间，中国是世界100多个国家中最好的。

第二个案例是对G20国家2009年四个主要宏观经济指标（GDP增长率、CPI上涨率、失业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进行国际比较。中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考试成绩最佳，同时中国大大缩小了与美国GDP的相对差距，从危机前的4倍缩小为2.5倍左右。

对此，我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中国总是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我的结论是：这源于过去30多年实现了中国式的政治制度重建与改革：一是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了中央领导集体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二是领导人坚持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三是公共政策决策实现了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

我还做过两个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一是中国国家治理绩效和机制与欧盟比较（2000-2010）；另一个是与美国比较（2000-2013）。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世界上最发达、最现代化的美国欧盟同时期比较，国家治理绩效最好，国家治理能力最强，真可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显示了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也显示了中国独特的制度创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打破长期以来对西方的盲目迷信，需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学习西方，不是“邯郸学步”，一味模仿别人，不仅没学到本事，反而把自己原来会的东西忘了；而是为了“迎头而上”、“后来居上”，还要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超越西方。

为什么中国的国家治理绩效大大优于美国和欧盟？中国有哪些不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在哪些方面显示了“中国特色”、“中国优势”呢？

首先，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来源不同。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历史来源和历史轨迹是不同的，特别是近现代历史发展轨迹是根本不同的。中国也曾学习、模仿、照搬过西方的制度，如总统制、国会制等，但都失败了，因此中国就从初始条件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基本制度。

第二，国家治理基本制度不同。美国欧盟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则是创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现代国家制度建立的时间也是不同的，中国不仅是现代化的后来者，还是现代国家制度的后来者，因此一方面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学习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少走弯路，这就是所谓“制度学习”效应。另一方面还必须创造新的制度安排，毛泽东等人自觉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等人更加自觉地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因而中国作为后发国快速地、成功地追赶了先行国，特别是美国。

从制度比较看，中国的制度体系更年轻、更具活力、更具变革性；相反，美国的制度体系更年久、更稳定、更具保守性。如果比较一下美国宪法与中国宪法制定的时间，先后相差一百多年；而中国宪法的修正频率（几乎每五年一次）远高于美国，这显示了灵活性、适应性和创新性。这也表明，仅有一个好的制度还不行，还需要有不断改革、不断调整、灵活适度的制度变迁。中国是符合这一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的。

第三，国家治理基本手段不同。美国欧盟是基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基于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混合经济。中国强调“两只手都要硬”，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两条腿走路就比一条腿走路的竞争者走得快。

比如，中国不仅有国防和军事战略，而且还有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综合战略；而美国只有国防和军事战略，却无国家发展战略——只关注“大炮”，军费开支占了世界比重的40%，在全球过度军事扩张，也成为美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中国采用五年规划手段，同时还有国家专项发展规划；而美国只有国家专项规划，更多的是国防和军事专项规划。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知优劣,知优劣才有中国自信。只有通过国际比较我们才能有理由、有自觉性地增强制度自信，坚定制度自信。

第四，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目标不同。美国欧盟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没有明确长期目标的，无论是它们的宪法还是施政纲领，都没有明确的表述。中国则大为不同。我们的《党章》（2012）表达了长期目标，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我们的《宪法》（2004）也表达了长期目标，提出“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习近平在最近的讲话中又明确表达了建立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目标，就是“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 。

中国今天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经过60多年的实践，已经创新出独具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从而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是完美无缺的。诚如习近平所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

这里有一个制度自觉与制度自信的认识，制度自信是建立在制度自觉的基础上。所谓制度自信，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诚如毛泽东所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所谓制度自觉，就是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还有很多缺陷，还会随着发展进程出现各种不尽如人意的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纯而又纯、一切都美好的社会。这一点，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曾告诫我们。正因如此，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好的东西。正因如此，我们才要有不断改革、不断完善的制度自觉和制度自信，并且相信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总会是好事多于坏事，先进取代落后，健康战胜腐朽，进步阻止倒退，正义战胜邪恶。

如何不断改革完善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这是中国领导人对制度自觉与制度自信的最好表达。

 

新中国实现了罕见的长期经济增长，当前又面临全面深化改革、凝聚新增长动力的任务。“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是什么？“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在哪里？如何形成新的增长动力？目前看来，仅在经济领域就事论事，无法作出满意回答，必须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和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交互作用。

我们认为，“中国道路”与其说特殊在经济发展道路，不如说特殊在社会发展道路。社会革命先于经济革命、社会建设促进经济建设，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共同经验，是中国道路成功的特殊秘诀之一，是“中国特色”的特之所在，也是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凝聚新增长动力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市场扩张和社会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两大历史运动

市场机制带来了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市场经济不能在真空中运行，经济体制不能脱离人类社会而存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建设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市场经济健康运行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包括：首先是以健康、教育为标志的人的自身全面发展，否则人们就没有能力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其次是比较公平的社会，这是公平竞争的起点。一个贫富悬殊、阶层分化的社会，市场机制只会被强势利益集团所操纵，成为掠夺弱势群体的工具，形成“坏的市场经济”。社会公平能够扩大有效需求，而贫富悬殊的社会往往购买力不足。第三是一定水平的社会保障，以实现互助互济，减轻自然和市场风险对人们的伤害。第四是完善的社会组织，以避免人们被市场冲击成原子化的个体，使之参与社会协商等政治活动，通过集体协作维护自身利益。

另一方面，市场的扩张又会反过来侵蚀其社会基础，导致对社会、对人自身发展的破坏，带来贫富分化、传统社会结构瓦解、公共事业市场化、基本权利不平等等后果。这不仅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而且破坏生产力，到一定程度会使市场经济无法继续运行。特别是，劳动力和土地进入自由市场，尤其会侵蚀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人和土地不仅仅是生产要素，而是具有多重属性。人是有血有肉的生命，需要社会文化精神生活。土地是保障的网底、生态的屏障、文化的载体、乡愁的寄托。纯粹的自由市场，把人和土地的社会属性统统忽略，变成单纯的生产要素，引起生态破坏、土地兼并、农村流民、劳资矛盾、血汗工厂等社会问题。当社会成员忍受不了这些问题时，就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社会保护运动”，通过政府干预、福利慈善甚至暴力革命等方式，校正市场失灵，限制市场的力量无限发展，对基本民生、社会、文化、生态进行保护。社会保护运动又会为新一轮市场扩张创造条件。

因此，近代人类社会始终存在两方面的运动。一方面是市场扩张，另一方面是市场扩张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社会保护运动”。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大致有三次这样的大周期。

第一个周期是工业革命到19世纪末。工业革命引起市场化高速发展，资产阶级政府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和工人的社会救济，强行把劳动力和土地变为商品，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同时，给大众带来了深重灾难。19世纪50年代起，大规模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各国政府相继允许工人成立工会、出台最低工资法、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等，缓和了社会矛盾。

第二个周期是19世纪末到二战后。由于社会矛盾缓和，市场化、全球化又迎来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大危机，并爆发两次世界大战。这次危机也波及到中国，造成了民族工商业和小农经济广泛破产。二战后，社会主义运动对全球产生巨大影响，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欧美普遍学习社会主义经验和优势，经历了企业国有化、建设福利国家、社会改革、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缓和了社会矛盾。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新独立国家强调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缩小了南北差距。

第三个周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削减社会保障成为政策主流，表面上带来了20年经济高速增长，但却导致各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相继爆发亚洲金融危机、拉美债务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东欧和拉美国家接受一些国际组织推行的自由经济理念，导致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经济主权丧失，社会保障崩溃，许多执政多年的政党下台。（当时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要吸取拉美的教训）。自21世纪以来，拉美开始“向左转”，政策面向基层民众倾斜，有代表性的政治家包括巴西的卢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等。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也开始“左转”进程，新一轮社会保护运动正在兴起。

纵观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是一个市场扩张和“保护性运动”此消彼长的过程。市场经济和社会建设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发展历史，也是这一世界趋势的组成部分。

社会革命先于经济建设，“中国道路”独特的成功经验

研究中国经济有两个难题：一是“李约瑟之谜”，即传统中国GDP世界领先，但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二是“中国奇迹之谜”，即新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动力是什么？目前的理论尚未作出满意回答。我们认为，社会革命先于经济建设，打破传统社会结构对经济起飞的束缚，是这两个问题的共同答案。

旧中国的深重灾难，本质上是全球自由市场对中国的冲击所致，是广义上的“市场失灵”。而新中国的社会建设，是全球“社会保护运动”的一部分。从发达国家来看，先搞工业革命，再搞社会建设，是一个普遍规律。中国也曾试图走这条路，但是却失败了。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特别是洋务运动和国民政府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技术、现代工业等要素在中国都已大规模出现，但是却未能启动现代化进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现代经济的比例不到10%，仍是典型的农业国 。而中国共产党用20多年时间，就初步实现了工业化 。旧中国未能启动工业化，主要障碍不是经济因素，而是社会因素：既没有突破传统社会结构对经济起飞的束缚，也未能抵御全球自由市场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冲击。

在一个农业国启动工业化，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足够的初始资本积累；二是技术和人力资源；三是保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国是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国家，农业产量仅够勉强糊口，清政府和国民党分别依靠封建士绅、工商资本家和官僚资本推进工业化，造成农村剧烈的贫富分化。再加上外国资本和产品的冲击，大量农户和小工商业者破产，使现代化进程中断，工业部门主要操纵在外国人手里，成为殖民地经济，连国家安全都难以保证，谈何发展。旧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文盲率80%以上，政府软弱无力，无从改善人力资本。历史证明，对外加入全球自由市场，对内依靠私人资本和自由市场，是无法启动中国工业化的。这也是发展中大国的共同教训。早期工业化国家之所以可以“先工业革命再社会建设”，是因为欧美的人地矛盾本来就比中国和缓，还可以通过海外殖民等方式转移国内的社会矛盾，而后发展的大国已经没有这些条件了。

这一宿命终于由中国共产党打破了。新中国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那就是，在社会革命基础上启动经济建设，通过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为实现现代化扫清障碍。

第一，把农村组织起来，打破小农经济的低水平均衡，兼顾为工业化提供资源和保护农民利益两大目标。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具有多方面的职能：一是通过粮食统购统销，大规模而又相对平均地从农村提取剩余产品，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来源。二是组织集体劳动，进行农田水利、开荒等基础建设，在机械、化肥等要素尚不能大规模供给的情况下提高农业产量。三是组织农村救灾救济和医疗、教育、养老、治安等公共事业，保障农村基本民生。四是组织村民自治和社会管理。这些做法改变了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结构，避免了士绅、豪强、工商资本对农民的剥夺，在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的同时确保了农村稳定和民生改善。这一时期，农村并非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食不果腹、懒汉遍地，而是实现了灌溉面积增加两倍，水库总库容量增加20倍 ，农业机械化普及率超过中等收入国家 ，粮食亩产翻一番多 。这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巨额的资本积累，并且避免了恶性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为工业化和改革开放创造了最重要的社会条件。如果不是把农村组织起来，小农经济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第二，建立“保基本、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使得“高积累、低消费”成为可能。百年中国梦首先是民族独立的梦，这决定了中国工业化只能主要靠国内积累，依靠外援迟早要付出代价。为了在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同时不影响基本民生，新中国依托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在城乡均建立了包括医疗、养老、住房、工伤、丧葬、抚恤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人民不必为基本民生担忧，使大规模集中积累发展重工业成为可能。这一时期，尽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但这是“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地基，是“筚路蓝缕启山林”的创业。中国超越西方国家“先实现现代化、再搞社会保障”的发展模式，在工业化早期就建立社会保障，这是确保快速工业化的又一因素。

第三，实行人力资本优先发展。以健康、教育和性别平等为主要标志的人力资本发展水平滞后，使世界许多国家陷入贫困陷阱，呈现“穷、愚、病”的恶性循环。新中国把医疗、教育和妇女解放作为重大政治问题，在毛泽东“教育要革命”、“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下，优质资源向基层和农村倾斜，避免了精英教育和资本密集型的医疗模式。通过发挥集体协作的优势，创造了以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和民办教育为主的低成本而有效的技术路线，普及了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教育和国民健康水平大幅度跃升，人均预期寿命从建国前35岁增加到20世纪70年代末68岁，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初级卫生保健的唯一典范”，向全世界推广。青壮年文盲率从1949年80%下降到1981年15%左右 ；1979年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3％，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高30个百分点，接近发达国家。妇女解放走在世界前列，“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社会共识，妇女就业人数从1949年60万增加到1977年2036万 。20世纪70年代中期妇女初婚年龄已达到22岁，比主要发展中国家提前20年，妇女地位的提高，改善了家庭教育和健康水平。这些成就，使得昔日的“东亚病夫”，成长为一支有文化、守纪律、年纪轻、身体好的产业工人和新型农民队伍，为后来的发展积累了长达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成为支撑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有生力量。

第四，通过组织集体协作，弥补了资本和技术的不足。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许多事没人干，许多人没事干”，资本技术短缺和失业并存。新中国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建立了高度组织化、扁平化的社会，组织大规模集体协作，弥补资本和技术的不足。人民公社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从事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大规模集体协作和攻关，突破技术瓶颈。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运十大飞机等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都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协作取得的，从而跃出了落后国家资本和技术短缺的陷阱。这一切，如果没有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是无法做到的。

第五，社会革命打破了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普及了平等文化，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激励。正如韦伯认为新教运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荡涤了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是一次大规模的平民化运动。“人民创造历史、劳动者最光荣”的理念，“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的经济民主探索，“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作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愿景，都从根本上改造了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当然，打破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非朝夕之力，这方面成果也不彻底。但毕竟，这一时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平等，使劳动者获得“为自己劳动”的主人翁心态，在经济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数以千亿方计的水利土方，是工人农民低工资甚至无偿完成的。如果没有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样强大的精神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通过社会革命和建设，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公平、有保障、有组织力的扁平化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贫富悬殊、脆弱和充满风险的社会结构，让千百年来被侮辱被损害的平民百姓有工作、有尊严、有安全感、有希望，这是共产党能够启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原因。1952年到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高于世界同期的3% ；1978年我国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形成了完整配套的工业体系。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两个时期不能相互否定”的内涵之一。

今天有人认为，共产党搞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中断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耽误了现代化的时间。这话恰恰说反了。1840年以后，历史给了中国一百多年时间走向资本主义，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从未发展起来，而是在封建束缚和外资压迫下不断夭折。反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为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要无产阶级来领导的道理。

前30年打下的社会基础，助推后30年的经济起飞

市场经济促进了改革以来的快速增长，这一成就不容否定。但是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很多，其中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也为数不少。因此，还要进一步回答，中国的市场经济特殊在哪里？

中国式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在市场化改革之前就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保护运动”，建立了完善的社会基础，从而使得中国在市场经济初期比西方国家这一时期的发展要高速、平稳和公平。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为改革提供了公平的起点和强劲的内需。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只有0.18 ，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没有任何强势利益集团，市场经济有公平的起点，是比较接近理想状态的市场经济，工人、农民、私营企业主都能从市场化改革中获益。公平还有利于扩大内需，一旦结束前30年“高积累低消费”的国民分配格局，就表现出强大的国内需求，20世纪80年代消费品市场迅速扩张。直到90年代末，由于一般消费品消费接近饱和、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保障不完善等原因，才开始出现内需不足。

第二，健康和教育水平跃升，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支取之不竭的产业后备军。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是一个“拥有第一世界人力资本的第三世界国家” ，为“世界工厂”提供了一支几乎取之不竭的产业后备军，支撑了中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大规模扩张。印度裔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优势是由其改革以前的基础所产生的，而不是改革带来的。随着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过剩，现在这一红利已经耗尽，需要重新提升人力资本。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降低了劳动力成本。改革前，我国已经有了低成本、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劳动保障制度仍然在低成本地有效运行，而且覆盖职工及其家属，使得民营企业雇用工人可以“搭便车”，不需要支付劳动保障成本。公共服务部门的市场化尚未开始，医疗、教育、住房的成本较低，使得企业可以用较低的工资水平雇用工人，从而形成所谓“低劳动力成本”优势。

第四，农村集体组织的遗产，支持了农村和城镇化发展。20世纪70年代依托集体组织开办的社队企业，是乡镇企业的前身。集体经济时期兴修的农田水利设施，在改革开放后一直持续发挥作用。这些因素加上包产到户，使得20世纪80年代农村的农业和乡镇企业都获得快速发展。农村集体土地和宅基地为农民提供了基本保障，成为大规模劳动力转移的蓄水池和保障线。集体土地为城镇化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廉价的土地来源。

第五，社会建设的成就为改革提供了政治资源和民意基础。改革初期，公平的社会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改革的普惠性使党和政府具有崇高威信，成为推进改革的政治资源和社会基础。在计划生育、国企改革等问题上，许多群众怀着长期形成的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愿意主动牺牲自己，为国分忧。而一旦群众感受到有的改革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就会形成对改革的怀疑甚至抵触。

概言之，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之前，已经进行了规模广泛的“社会保护运动”，从而能够平稳引入市场机制，兼顾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改革开放初期成为人们记忆中“凯歌行进”的时代，就是因为改革前已经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使得改革成为普惠性的改革。而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原有的社会基础不断耗散削弱，改革越来越难兼顾各个阶层的利益。正如习近平所说，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新的社会建设不足，导致经济社会发展日益不平衡

市场经济和社会基础的关系，犹如人和空气、鱼和水。当人生活在空气中，感觉不到空气存在，只有失去之后才感到痛苦。改革初期，人们只意识到市场的作用，而看不到社会基础对市场经济的反作用，概由于此。由于把改革成就一概归结于市场经济，导致把市场原则引入社会和民生领域，原有的社会基础不断耗散，新的社会建设力度不足，造成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最终制约经济增长。对此，应当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反思：

第一，农村组织化程度下降，加重三农问题。包产到户后，许多地方的集体组织功能已经名存实亡。当包产到户的制度红利发挥殆尽，小农经济结构的弱点就显现出来。单个农户面临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抗风险能力弱，谷贱伤农的情况在所难免。农村社会组织瓦解之后，公共事务荒废，大量劳动力外出，农村空心化，基层治安和治理状况恶化。新世纪以来反哺农业力度加大，但由于农村社会组织不健全，许多惠农政策无法真正落实到有急切需要的农户身上。

第二，企业社会责任弱化，劳动收入过低，强化了对粗放发展方式的依赖。同改革前公平的收入分配相比，改革之后的劳资差距拉大，劳动收入在分配中的份额不断降低。地方政府实行亲资本政策，靠压低工资、社保标准招商引资；企业依靠压低工资维持利润率，看似在世界市场获得“竞争优势”，但却限制了工人收入，压抑了消费需求，更遑论投资于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源水平。在收入差异过大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基本民生，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扩大投资来确保就业和稳定，致使经济日益依赖低水平重复投资和出口。据估计，2003-2009年私有企业社会欠账超过4.1万亿元，占同一时期全国劳动报酬总额的6%，相当于2009年当年GDP的14%。如果承担社会欠账，提高工人收入和保障而扩大内需，每年可创造3%-5%的GDP增长。

第三，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公共服务市场化，压抑了内需。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卫生投入减少，医疗机构逐利行为增强，至今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仅有中低收入国家的一半 。教育的不公平和以应试为目标的竞争愈演愈烈，也间接增加了家庭支出。投机性住房需求暴涨，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这“三座大山”增加了家庭负担和不确定性，导致大量预防性储蓄，不但提高了劳动力成本，而且压抑了国内需求。2013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7，濒临影响社会稳定的警戒线边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也导致内需不足。我国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储蓄率高达66.5%，而45%的家庭当年没有任何储蓄，已经成为扩大内需的障碍。

第四，社会领域欠账，制约建设创新型国家。一方面，社会保障的瓦解不利于激励企业和个人创新。只有在一个基本保障完善的社会，企业和个人才会去冒风险进行创新。在不确定性强的社会，则倾向于“挣快钱”。北欧国家是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最完善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具有创新活力的地区之一。另一方面，创新型国家还需要一支高技能的工人队伍。目前我国工人队伍以农民工为主，教育基础薄弱，由于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企业过于依赖低成本劳动力，也窒息了创新活力。

第五，社会阶层分化，影响人民对改革的信心。社会阶层严重分化和对立之下，强势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改革决策，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对改革的参与和话语权微弱。这既影响人民对改革的认同，也难以保证改革成果惠及大多数人。

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已经受到冲击。社会组织瓦解、社会保障削弱、社会差距拉大，这些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而且日益使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走向“坏的市场经济”，削弱经济增长的潜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社会建设的“欠账”，并进行了有成效的“社会保护运动”，相继实行西部大开发、低保、教育、医疗和养老改革等。以医改为例，我国用不到三年的时间，完成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与美国医改举步维艰形成鲜明对比。但是，这些成就仍然是初步的，而且面临重重阻力，社会建设滞后的状况尚未根本扭转，侵蚀社会基础的力量仍然远远大于维护社会基础的力量。

社会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理想突破口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规划了全面深化改革。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先做什么，再做什么，选择什么作为突破口、切入点，关系到改革成败。社会建设承前启后，既是经济建设的延伸和深化，又是民主政治和党的建设的基础和铺垫。把社会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一方面能够解决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确保初战告捷，凝聚民心；另一方面又能引领经济、政治改革，重新凝聚新的增长动力，重构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建设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建设是中国走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必然选择。现有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那种依靠建立殖民地输出社会矛盾，先搞圈地运动和血汗工厂，再回过头完善社会保障的道路，今天世界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发展中国家再走一遍。中国如果走这条路，就必然是死路一条。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避免把西方经历过的血汗工厂、生态破坏、劳资矛盾、民生凋敝的老路再走一遍，能不能在不损害社会公平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走出一条新路？中国的实践表明，重视社会建设，特别是在社会矛盾尚未激化的情况下就搞好社会建设、避免自由市场对社会带来的破坏性冲击，是必由之路。

社会建设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基础。稳定的社会保障，公平的收入分配，有利于稳定居民预期，增加消费，化解产能过剩。据研究，医保全覆盖总体上使居民消费提高7%，相当于每年释放1.3万亿元消费能力，远超过政府财政投入 。社会事业本身也是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养老、护理、教育、心理咨询、群众文化、全民健身方面，都能够容纳大量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储备。

社会建设是协商民主的基础和抓手。建设民主政治，需要有公平的收入分配、完善的公共服务、稳固的社会组织，这样才能真正扩大全体人民的政治参与，培养理性、有序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从卫生、教育、社保这些人人都关心的领域入手，建立政府和普通群众直接对话的机制，扩大人民群众的直接政治参与，既便于操作，又能扩大影响、提高政府威信，还能培养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精神和能力，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极为有益的。

社会建设有利于在短期内恢复人民对改革的信心。长期以来，由于社会领域“欠账”，不少群众未能充分感受到改革成果，对改革失去了认同感。社会建设的一系列措施，对象是最基层的群众，保护的是最基层群众的利益，是一种普惠性的改革。这样的措施能增加群众对改革的认同感，缓解社会矛盾，增强政府的公信力，为深水区改革提供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这将有利于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使改革真正成为“为多数人的改革”，从而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

加强社会建设，做几件人民关心的事情

上述分析可见，社会建设和市场经济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当前我国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一些领域用经济改革“竞争优先”、“产权优先”的惯性思路指导社会改革，导致南辕北辙。社会建设有自身规律，必须摈弃唯经济思维，加强顶层设计和推动，从人民关心的领域入手，深化社会建设。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第一，扭转忽视社会建设的思想。目前，少数地方和部门对社会建设仅仅理解为和满足于“守住底线不出事”，这不足以达到社会建设的目标。社会领域的投入，不仅是保障性投入，也是生产性投入。社会建设不能“消极防御”，而要“积极进攻”，才能起到推动其他改革的作用。要让各级干部都认识到“民生也是硬道理，公平就是生产力”，把社会建设同经济建设一样纳入政绩考核。

第二，把社会建设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设计。建议中央专门召开一次会议，对社会建设做出全局部署；每年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配套召开“中央社会建设工作会议”。在全面深化改革小组中成立社会建设工作小组，从领导配置、部门设置等方面，进一步提高对社会建设的重视程度。明确把“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范围限制在经济领域，避免用自由市场思维指导社会建设。

第三，以反腐败行动为契机，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腐败现象的一大根源是权力和资本合作，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可以以当前反腐败行动为契机，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幅调整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比例，提高劳动者收入。

第四，下决心、出重手扭转医疗领域市场化倾向。近年来虽然对医疗部门增加了财政投入，但其运行机制仍然是市场化、商业化的，医疗机构仍然以逐利为目标，过度诊疗、药品回扣愈演愈烈。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在不增加（甚至节约）财政投入的情况下，大幅提高人民受益水平。可以开展一次药品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整治活动，像当年禁止军队经商那样，以壮士断腕的魄力取消以药补医机制，加快公立医院改革，实现较高水平的全民医保，真正让群众感受到负担下降。

第五，面向全体农民工大规模开展继续教育。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短缺，是制约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一大瓶颈。当前正处于结构调整的攻坚阶段，应以举办“农民工大学”、开展远程教育等方式，面向农民工开展大规模的继续教育，以弥补多年来的教育“欠账”，还可以解决结构调整中的暂时失业问题。同时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加强校企合作，加大职业教育投入，使教育和生产劳动深入融合。

第六，把重建农村基层组织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选择。邓小平1990年就曾提出农业改革与发展“两个飞跃”的设想。当前，农村社会组织不健全是制约三农问题全局的瓶颈，没有健全的农村社会组织和社会管理，国家的一切好政策都难以在基层真正落实。目前多数地方的农村合作组织，实际上还是先富起来的少数农户和城镇工商企业主导，无法达到让大多数农民参与，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职能。建议在浙江等地实践的基础上，引导和支持农村建立具有经济、金融、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监督等综合性职能的新型农村合作组织，使之成为维护农民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平台。

第七，走群众路线，在社会建设中扩大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十分慎重。而从社会领域入手，既能得到群众的积极参与，又风险可控。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的重大改革、公共服务部门的管理监督方面，应组织当地群众代表参与；并通过大众媒体和网络扩大参与平台，建立政府和普通群众直接对话的机制，以培养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精神，缓解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对立情绪，为改革营造良好的氛围。这其实就是实实在在的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

回顾历史，孙中山早年游历欧美，亲眼目睹尖锐的社会矛盾，提出“社会革命先于经济革命”的设想 ，并在晚年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毛泽东终生致力于走出一条公平与效率并重、实现现代化的同时避免两极分化的道路，防止普通劳动者再次沦为社会底层。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中国共产党几代人的努力奋斗，就是要让中国跳出王朝兴衰轮回的历史周期律，避免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巨大代价，走出一条新路，建立一个永远属于人民的国家。

从清政府到国民党，都不缺资金、技术、市场和精英人才，但是他们没有意识、能力和动力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因而不可能带领中华民族走上现代化之路。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其自身不可替代的特质：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遵循，20多年革命战争建立的群众基础、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以及以群众路线为代表的优良作风。中共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是因为这个党相信人民创造历史，要为“盗跖庄屩”正名，不做“五帝三皇的无涯过客” ；是因为这个党既不迷信美国专家，也不迷信苏联顾问，而是牢牢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坚实大地；是因为这个党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始终是“社会保护运动”的思想和动力来源。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50年代的第一次“社会保护运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诞生于20世纪上半叶第二次“社会保护运动”。20世纪后半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社会改革、建立社会福利体系，不是良心发现，而是受到两大阵营制度竞争的推动。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社会改革实现快速发展，显示出新制度的优越性，推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改良。2008年金融危机引起的第三次“社会保护运动”，也伴随着西方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当代各国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各异，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扩大劳动者的经济和政治权利、限制资本特权、保障基本社会福利，等等，仍然是引导各国人民为争取一个更加美好新世界而努力的旗帜。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金融危机以来，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遇到了危机。中国提出“道路自信”，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确实是任何一条老路都走不通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发展中大国沿袭西方模式实现现代化的先例。走一条新路，固然比照搬任何一种“普世模式”更加辛苦，难免会有曲折甚至牺牲。但中国的问题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只能用中国式的办法来解决。集成传统智慧、自身经验和现代文明，升华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做出的更大贡献。

当前，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形势越复杂严峻，就越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认识规律、看清方向。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是中国后来居上的法宝，是共产党凝聚人心的旗帜，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人间正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历史经验和理论逻辑的统一。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解决现实问题的理性选择。随着对旧有发展模式的反思，新一轮“社会保护运动”的高潮在中国已经呼之欲出。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一定能在这条道路上书写新的历史。

“春回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伊始就坚持走群众路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思想和举措深得民心。这就是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这就是中国人的道路自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希望之所在。

 

 

中国模式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

过去30年间，我走访了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一名理论研究者，我从亲历百国的观察和全球视野的比较中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发展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发展成就也是最大的。自1979年开始的30年中，中国的GDP增加了18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9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时，西方有学者预测，这场危机将导致中国大乱；但是在2010年世界银行资产排名的前五席中，有3个是中国的银行。事实证明，中国不仅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并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现在，中国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的，它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2009年年末，颇有影响力的美国媒体检测机构“全球语言观察”对全世界的纸媒、电子媒体以及互联网进行检索发现，“中国崛起”竟是10年来全球最热门的新闻主题，被关注度超过了美国的“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

对于中国崛起这个事实，西方的有识之士似乎比很多中国人看得更清楚。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评论，标题是《低调的超级大国》。文章说：10年后，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将是此次行程的实质内容，而非基调。奥巴马实际上是邀请中国政府成立一个两国委员会，借此推动双方在应对全球最重大问题方面形成共同立场。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接到过这种邀请，在北京，奥巴马公开承认，在当今世界，没有中国的帮助，美国能办到的事情相当有限。

美国人今天谈论G2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捧杀”中国，而是大势所趋，他不得不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他对俄罗斯没有这么说，对印度没有这么说，甚至对欧洲盟友也没有这么说，但对中国却说了这样的话，因为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面临的难题一个也解决不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千万不要再以“大国小民”的心态来窥视这个世界，甚至连抬起头来正视西方的勇气都没有。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感到悲观的。中国的崛起已造成震撼，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和我们的成绩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中国的成绩远远大于问题，也为解决问题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纵向看，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付出的代价远比我们高：它们当时的腐败比我们今天严重得多，它们当时的贫富差距比我们今天大得多，它们当时的环境污染也比我们今天更严重，更不要说它们在崛起过程中发生了多少战争、掠夺和杀戮。横向看，今天与我们可比的国家，比如人口在5000万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发展成绩远不如我们，各种问题往往比我们更严重。所以，首先应该充分肯定我们的成绩，再来自信地解决我们的问题。中国所有的问题都说得清，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有解，中国模式还可以继续改进和完善，未来将会越来越好。

不必否认中国模式有它的问题，但中国模式有一个关键好处，就是经得起国际比较，而且能在这种比较中明显胜出。有些人试图用以偏概全的方法来否定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把局部的问题无限夸大，进而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这是不明智的。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如果你认为美国是个正常国家，那么中国的问题即使比美国多4倍，恐怕也是正常的。事实上，美国的问题并不比中国少，美国监狱里的人数比中国还多。

应该把中国崛起的事实如实告诉我们的人民。我们完全可以在一种新的认知基础上，重新凝聚全社会对中国道路的共识。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崛起的大国都曾遇到过。迄今为止，我们处理得比他们当时好得多；许多方面，我们干得也不比他们差。中国模式虽有缺陷，但可以完善，中国模式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

评价中国模式不能套用西方标准

现在有一种说法，中国经济在10－20年之内可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在软实力上，中国不可能赶上美国。其实，这要看你怎么比。软实力比较的关键是标准，如果你只认同西方制定的标准和西方采用的形式，那中国永远也赶不上美国。但问题是，西方的标准存有太多问题。今天，我们在许多方面的眼光和实践，早已超越了西方标准。

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无非是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改革，由此带来经济总量的增加和中产阶层人口的扩大。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它将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的各种理念和制度安排，最终被接纳为西方社会的成员。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别人的长处，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在世界上古四大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并且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这一文明古国与现代国家相交叠的国家，我称之为“文明型国家”。

中国的崛起是以一种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即中国模式进行的，今后也会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影响世界的未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必然走向冲突和对抗。恰恰相反，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性决定了，它不是一个寻求对抗的国家，而是一个寻求不同体制和平共处、互相学习、互利共赢的国家。

事实上，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平，对外没有发动战争，对内保持了安定团结。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同寻常的奇迹。回顾西方崛起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动荡与战争的历史。我们今天一些地方矿难频发，令人悲痛，有些人把这种情况描绘成“带血的GDP”。如果可以这样类比的话，那么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西方崛起时期的GDP是“血流成河的GDP”。

有些人总认为，西方模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理想，中国要做的无非是全面复制西方模式。而我认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如果这样做，只会走向混乱和分裂。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也证明，中国当初若是没有自己的坚持，而是亦步亦趋跟随西方，那它的命运不会比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好，大概早就解体了。

今天，西方模式不但在非西方国家没有成功，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国家，比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也很不成功。在西方国家内部，也遇到了严重危机，比如希腊、意大利。英国是现代议会民主的发源地，现在却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公共债务占GDP的90%。美国是在全球推销西方民主最起劲的“典范”，现在成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如果没有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实际上已破产。把美国国债平摊一下，每个美国人平均借贷5万多美元，这还不算私人债务。中国人如果也可以这样借债，那我们也是发达国家了。所以，在西方制度明显走下坡路的时候，你要说服我信奉西方，总得拿出个像样的例子来，证明这个制度在非西方国家做得确实比中国好。但事实是，这样的例子找不出来。

中国的崛起既没有复制西方模式，更没有重演西方崛起的血腥历史。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它所遇到的问题，西方历史上都曾遇到过。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贪污腐败之严重、侵略掠夺之血腥，令人发指，但这些国家主要通过大规模海外扩张和残酷奴役他国人民，“化解”了各种社会矛盾。而中国今天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矛盾和难题，不但没有发动战争，没有对外扩张和掠夺，而且给大多数国人和全世界的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还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以及中国模式的意义非同寻常。

中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形态也是独特的。因为治理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只能以自己的理念和方法为主。中国今天的执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的执政党本质上延续了历史上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的传统，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西方政党。“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这种国家如果采用西方多党竞争制度，极易陷入党争而四分五裂。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但整个国家迅速四分五裂，天下大乱，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永远记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来说，改旗易帜是一条邪路。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基因大致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演变的大趋势：它不会是西方所希望的“社会与国家”高度对峙的模式，而更可能是“社会与国家”互动互补的模式。这个模式将使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具有凝聚力和竞争力。

很多西方人以及很多中国人，不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看问题，尤其是政治制度问题。他们认为，没有多党竞争选举，就没有政权的合法性。这是十分浅薄的。有一次我遇到一位美国学者质疑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我反问他，为什么不首先质疑一下你自己国家的合法性？你们占了别人的土地，通过殖民、移民，甚至灭绝印第安人，才建成了今天的美国，这样的国家合法性和正当性在哪里？按照中国人的政治理念，按照国际法，侵略和种族灭绝是根本没有合法性的。他无言以对，最后归结说，这是历史。可见，即使从这位美国人的视角看，美国的国家合法性也只是一种非常牵强的历史合法性——历史就是这么演变过来的。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古老文明，虽然古老，但至今根深叶茂、生机勃勃。这样一个古老文明今天以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迅速崛起，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18、19世纪，英、法、德等国崛起，其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崛起的美、日等国，其人口是上亿级的；而在今天，21世纪中国的崛起，其人口是十亿级的，比此前崛起的大国人口总和还要多。这不是一种简单的人口增加，而是一个不同性质的国家的崛起。这是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民的崛起，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是一种独立的政治话语体系的崛起；这种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可能是新一轮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

国内外有很多人探讨前苏联垮台的原因，以作为中国的镜鉴。前苏联垮台的原因很多，有经济上的，也有政治上的，但其中，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话语体系，无疑是个主要原因。

我曾读过前苏联资深外交官阿达米辛的回忆录。阿达米辛在冷战后期负责苏美之间的人权对话，但他一边和美国人对话，一边从心里感到美国人言之有理。他向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发现戈尔巴乔夫的观点与他高度一致，也认为苏联可以通过美国的帮助改善人权，并较快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却是阿达米辛和戈尔巴乔夫都没有预料到的：苏联国家解体，经济崩溃。戈尔巴乔夫当时曾呼吁美国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帮助苏联渡过难关，但被拒绝，随后便是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轰然坍塌。但接下来的俄罗斯领导人还是迷信西方，并在美国专家的指导下推行“休克疗法”，结果是世界现代史上一场罕见的经济社会浩劫，俄罗斯的腐败之风也因此一发不可收拾。

今天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就像20年前的戈尔巴乔夫和阿达米辛，一味执迷于西方的政治话语，以为西方标准真的代表了历史的终点。他们认为，中国要做的无非是不断学习西方，接近西方，最终达到西方标准。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崛起的事实，已经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有意思的是，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本人，现在也在修改自己的理论，开始承认中国崛起和中国的政治进程一定有它自己的文化根源。

前苏联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优势会消失殆尽，最后结果是整个国家走向崩溃。我走访一百多个国家之后得出结论：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眼下正处在乱局中的泰国和乌克兰是很好的例子。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普世价值。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不够，更应该说的是，“好民主才是好东西”。这样，我们对民主的认识才能更为深入和全面。中国人要实现的民主，是能给中国带来国运昌盛、人民幸福的优质民主，而不是那种使国家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劣质民主。

当今世界，不同民族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努力方兴未艾，人类对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认识远远没有穷尽，西方自己的体制改革也任重道远。西方世界今天经历的一场又一场危机，背后都有政治制度的原因。美国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但美国自己的民主离理想的民主却相差甚远。例如高昂的竞选经费——2012年美国大选花费将近60亿美元。民主怎么要花这么多钱？花这么多钱还能是民主吗？不就成了“钱主”？不就是资本驱动的“选主”吗？而这不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制度原因吗？美国政治体制无法制衡强大的资本力量，正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资本开道，其他统统让路，这样的民主品质怎么能有信誉？就连奥巴马在《希望的勇气》一书中都坦承：“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供钱者的利益。”这种美式竞选模式搬到其他地方，往往很快演变成黑金政治，在韩国和中国台湾，我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更不要说第三世界国家了。

由此我联想到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用理性主义代替了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它推动了西方的工业革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又把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及其话语推向绝对，形成了一种新的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并向非西方世界推销，其失败的结局是在预料之中的。随着伊拉克战争和“颜色革命”陷入困境，随着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制度的弊病，我们可以说，西方话语体系现在的处境非常不妙，“后西方话语时代”已经开始。

中国崛起触动了世界许多敏感神经，也远远超出了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在这个大变局中，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再唯西方话语马首是瞻，而应该独立思考，凭自己的良知、学识和爱国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时，摒弃西方新蒙昧主义，共同探索和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崛起背后的理念及其世界意义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从学界来说，首先要做好理念研究。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非常重要，而政治话语的核心是理念。不少人认为，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并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理念。更有人认为，中国正处在过渡阶段，最终还是要全盘接受西方理念，融入西方文明。我不这么认为。应该说，中国这个“文明型大国”的崛起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产生理念的过程，只是中国崛起背后的理念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我曾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谈到中国成功背后的八个理念：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虽然除了这些之外，中国的理念还有很多，但我认为，如果能够把这些理念阐述清楚，就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国迅速崛起背后的关键思想，以及它们对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

某种意义上，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就是要把被西方主流观点颠倒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比如说，在很多国家，维持社会稳定本身就是保护人权的最重要条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百年稳定，非洲的现代化至少需要二百年的稳定。没有稳定，根本不可能有发展，人权也只能是一席空谈。但只要中国讲维护稳定，美国就说你要搞专制，这实在荒谬。西方“政治权利压倒一切”的人权观背后，更多是其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结果把很多非西方国家搞得四分五裂，最后只能由美国及其盟友来收拾残局，从他们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推进他们想要的国际秩序。事实上，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人的自由度空前扩大，从就学择业到饮食男女，从住房买卖到养生休闲，从媒体言论到文化生活，中国人的自由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宽广。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判断，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问：既然西方民主制度已经暴露出这么多问题，既然这种制度在非西方国家的实践几乎没有真正成功的例子，难道我们还一定要前仆后继，甚至赴汤蹈火去照搬西方模式吗？还一定要唯西方模式马首是瞻吗？面对这么多失败的经验，我们难道还不应该考虑在民主建设上另辟蹊径吗？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唯一的、其他文化必须一律照搬的民主模式，各国都应该根据国情探索适合本国的民主模式。民主模式应该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一化的，世界的政治发展也不可能是一种单线的西方民主模式。对于中国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来说，只有汲取别国民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创新，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中国应成为国际标准竞争的领导者

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主要有八个特征。这八个特征又可以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和独特的经济。

在坚持中国模式的前提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大特征——人口、地域、传统、文化，都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我们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资源和最大的潜在市场，我们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我们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因为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规模，什么事情只要中国做好了，都将是世界级的规模效应。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汽车厂商都在研究中国人喜欢开什么车；所有的建筑事务所，都在研究中国人喜欢什么样的住宅。这就是规模效应。中国软实力的扩大也是同样的逻辑。比如社会主义，现在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过15、20年，也许就不用“中国特色”这个词了，也许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中国是十几亿人口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主流版本就应该是中国这个版本。再过几年、十几年，如果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将是美国总人口的两倍。美国3亿多人，中国中产阶级6亿多人。到那时，美国怎么可能不坐下来认认真真跟中国谈？而且很多时候，可能将是我们提出条件了。中国走到今天，已经下了世界上最精彩的一盘棋。但是我们很多人还是不自信，这是非常遗憾的。我们需要话语自信，中国到了建立一种话语体系的时候了。

过去30多年，中国已大体摸索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路径。在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多的国家，进行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国家保持了稳定，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还成功避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全球金融海啸。纵观世界任何国家，能够取得其中一项成绩就已经很了不得，但我们几乎全部实现了，这就是中国模式成功的证明。

一件事，特别是涉及一种标准的确立，只要能在中国做成，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说到底，当今世界最激烈的竞争是标准的竞争，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政治标准，都是如此。标准竞争有三种战略：一是追随者战略，即采用别人的标准，跟在后面生产，这是价值链中最低端的；二是参与者战略，即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这明显优于前者；三是领导者战略，就是在国际标准竞争中成为领导者，让人家按照你的标准走，这是利益最大化的方法。在国际政治中，西方一贯奉行领导者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政治标准”，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因为西方有话语权，即使把别的国家弄得民不聊生，它也不用道歉，因为它推行的是所谓“普世价值”。在今天和未来世界政治标准的竞争中，中国也要采取参与者战略和领导者战略。“文明型国家”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强大的标准原创能力。

国内有些人总强调与国际社会“接轨”。其实，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不必太在乎这个。这是一个延绵五千年的主体文明的复兴，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产生新标准的过程。有些方面，我们应该主动和别人接轨，因为我们有学无止境、从善如流的文化传承；有些方面，我们不需要接轨，因为我们做的事情符合自己的国情民情；有些方面，是别人最终要和我们接轨，因为我们的选择代表了未来之势。

其实经济改革就是如此，西方国家至今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西方其实越来越感到竞争不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我们的路走对了。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自己国家的模式。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改革，把各种关系进一步理顺，把人民的智慧和潜力进一步发挥出来，那将是更加蔚为壮观的事业。

美国一直把美国民众最关心的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销，比如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中国为什么不能把自己最重视的价值，也作为优先价值取向来推动呢？比如强调社会秩序、注重和谐。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有必要在国际上这样做。

中国模式超越西方，贡献世界

目睹中国的出色表现，美国金融家索罗斯多次感叹：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这场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最大受益者? 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国通过自己的大胆探索和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这些特点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特别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这四个“超级因素”。这些因素大致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规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依赖，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过去30多年中，中国也有人尝试跳出这八个特点，但最后在实践中又总是被拉回来，可谓“万变不离其宗”。究其原因，大概是“文明型国家”的超强基因带来了某种规范：一旦不按照这个基因图谱生长，中国的发展就会遭遇挫折和失败。

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对外界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我们做到了既能顺势发展，又能逆势前进。当然，在看到中国模式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中国模式本身还在发展之中，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然而，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这些问题最终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发展的契机。中国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把所有问题都当作更上一层楼的机遇。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模式是一种最不坏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个模式虽然有缺点，有些还相当严重，但它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发展模式要好得多。特别是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与那些执行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国家相比，就能看得很清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曾在非洲推行一个所谓“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公共开支，结果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恶化。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了“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三次浩劫”(前两次分别是13世纪蒙古铁骑入侵和二战中纳粹德国入侵)。1990年代大行其道的“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与否，都要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果引发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后来的阿根廷金融危机，许多国家的经济因此倒退20年；美国自己今天也尝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带来的苦果。回想起来，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主张，未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而是盲目跟随西方，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可能是灭顶之灾。

民主是西方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是西方普世价值占据话语制高点的关键。其实，就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民主探索而言，中国的经验更有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三条经验，第一条是，走渐进改革的经验主义道路。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循序渐进，不断试验，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不给自己设定过多的框框。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总会摸到石头，总能过河，最终形成自己比较完整的新体制框架。民主的大方向应该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磋商机制。同经济改革一样，虽然我们没有路线图，但我们有指南针。在大方向、大战略确定的情况下，鼓励各个地方大胆探索和尝试，逐步摸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建设之路。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条经验是内需驱动。从中国实实在在的内需出发，从有效的内需出发，只有有效内需驱动的改革才比较稳健。什么叫有效内需？就是一个国家在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产生的真正的需求，这才是政治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就目前阶段来说，中国最强的内需是反腐机制建设、党内民主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法治社会的建设。非西方国家民主实验不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从自己国家的内需出发，而是从西方国家的要求出发，严重脱离了本国人民的真实需求。老百姓要求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和议会却天天在争论修宪和废除死刑之类的问题，肯尼亚、蒙古、乌克兰等国都是这种情况。

第三条经验是民生为大。也就是说，不仅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改善民生，而且民主建设也要为老百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落实到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第三世界民主实验之所以频频失败，一个主要原因是，西方是为推动民主而民主，结果导致政治机器空转，造成无穷内耗，多数老百姓的生活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更糟，这样的民主自然难以为继。

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三条经验十分重要。有了这三条经验，非西方社会应该可以逐步摸索出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道路和形式，最终民主的品质可以高于西方民主。

民主建设就像开门一样，可以推开，也可以拉开。西方文化习惯了“推”，强调不同利益的差异和对抗，崇尚斗争哲学；而中国文化更习惯“拉”，强调不同利益的共生和融合，崇尚和谐哲学。二者中哪一个更胜一筹，要看最后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西方民主模式在非西方文化国家的成功率极低，那一套斗争哲学把很多国家搞得四分五裂。中国可以探索用“拉”的方法来打开民主之门，建立一种源于自己文化，同时又汲取百家之长，在品质和实效上都超越西方水准的新型民主制度。这也是中国为人类作出自己贡献的一个重要机会，作为“文明型国家”，我们应该当仁不让。

西方有句谚语：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中国目前在一些方面还不如别人做得好，但别的国家很难达到中国未来可能达到的高度，这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底气所在。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视野看，中国这只雄鹰数千年来一直比西方飞得高，只是过去二三百年里飞得低了。现在通过数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全面吸收了西方和其他文明的长处，同时也发扬自己的优势，中国这只雄鹰终于在新的世纪再次长空展翅，正在飞向西方文明难以企及的高度。在这场不同文明的较量中，中国和西方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华文明能够全方位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西方文明缺乏学习别人的能力——这大概就是中华文明能够连绵五千年而不衰，其他文明却先后走向衰败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