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重点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走什么方向？第二，经济发展的战略如何整合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我们不仅要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也要研究前人失败的教训，预见中国和世界未来的问题，研究长远发展的道路。不可照抄照搬西方经验，或者经验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三条道路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学家都主张深化结构调整。问题是向什么方向调整？这里有三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条，走美欧东亚过去三十年走过的“去工业化”老路。包括发展房地产、金融、医疗、养老等服务业。市场自由化，放任房地产和金融泡沫挤出低端制造业。如果走美欧日本的老路，中国过去三十年10%的高速增长，将可能在十年之内降到5%的水平，有可能是陷入拉美国家的“依赖经济困境”，而非表面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第二条，吸取美国战后马歇尔计划资本输出和购买资源的经验，利用中国充分的外汇储备，收购国外的资源，投资国外的基础建设，出口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如果目前“一带一路”的外向型战略能够实现，估计中国会保持二十年制造业的繁荣，经济增长率可能维持在5-7%的水平。

但是，要注意两大不确定性。第一，假如国外投资可以顺利进行，参照德日战后崛起的经验，中国在20年内将面临更严峻的国际竞争环境，使国内的竞争优势难以保持。第二，中国目前缺乏全球布局能力，美日为首的西方势力，完全可能在中国“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中制造种种麻烦，来增大中国的投资风险。笔者认为，中国资本和设备的对外输出，有助于打破美国的金融霸权和外交围堵。在目前的军事与科技能力条件下，不能对外向经济战略的国际风险掉以轻心。

笔者认为，更重要的还有第三条道路，就是制造业的持续高速增长，可以国内的国土改造而非出口导向为基点。如果把开发大西北的计划拓展为西水东调，国土改造，城乡对流，分区发展，并建立 “国家发展战略基金”，来引导国内的长期投资，则中国可以至少维持三十年的高速增长，速度可能在8%-10%之间。在国土改造的基础上，再全面推进资本和设备的输出，就将稳居世界的制高点，没有敌对势力的捣乱空间。

笔者以为，第三条道路，是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础。在第三条道路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进“一带一路”的第二条道路，将有助于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并引领21世纪的世界，走向后美国时代的国际秩序。

西方现代化经验的借鉴和中国发展历史的教训

回顾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曲折，笔者认为有两个教训应当吸取：一是一种倾向否定另一种倾向，缺乏历史和全球的视野。例如，启蒙运动一切以西方为标准，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学苏联的计划经济，就全盘否定西方的市场经济。二是盲目引进，无视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例如，片面强调美国规模生产和日本出口导向的经验，忽视中国多山少地、人均资源缺乏的自然历史约束，导致华北水资源的严重缺乏和沿海大城市的污染严重、房价高涨、制造业的发展难以持续。在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忽视了生态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城乡布局的规划。

中国在西方深陷经济危机的今天，必须重视西方模式的教训，避免前人走过的弯路。中国的发展也要与时俱进，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观全局航海”。要重视西方的失败教训，超越西方模式的局限，走出中国自己的道路。

西方模式不可能创造中国的充分就业和解决发展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有两个动力：第一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在西方面临全面经济危机的今天，出口的增速大幅下降，使许多经济学家意识到发展内需的必要。问题是中国内需增长的潜力在哪里？西方传统的出路是刺激消费。然而在金融危机和就业的双重压力下，高负债、高消费的老路显然难以为继。第二是农民工进城，在沿海房地产价格和劳工成本急剧升高的情况下，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面临日益严重的障碍。

在金融危机后仍然相信新古典经济学增长趋同论，亦即迷信西方普世模式的经济学家，主张降低制造业发展速度，提升地产金融医疗等服务业，输出低端制造业，可以提高市场经济的利润率；同时加快推行市场主导的城市化和福利制度，可以刺激居民消费。他们相信，依靠土地私有化和公共服务市场化，足以推进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使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升级到世界银行倡导的所谓“高收入国家”。

迷信西方模式的人，似乎忘却了世界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历史和现实。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市场化并没有解决多数国家、多数人口的发展问题，包括美国的贫困阶层。

西方发达国家加上日本的总人口约6.9亿，占世界人口10%，却控制了世界90%的资源，消耗世界40%以上的资源。中国人口近发达国家总和的2倍，韩国的27倍。中国的人均可耕地只有1.6亩，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不到俄国的七分之一。中国年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离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却是日本的55倍。中国天灾频繁，要保障庞大人口的基本生活，政府自古以来就在兴修水利和国防工程上起到巨大作用。战国时代以来，中国没有什么“无为而治”的政府能稳定存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荷兰、英国和东亚的日本、韩国，都利用了他们离海岸线近的地理优势扩张海上势力。后起的法国、德国、美国和前苏联，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科学、教育、和规模经济，才得以赶超海洋国家。“自由放任”政策的宣传无法掩盖资本主义扩张的炮舰政策和资源掠夺的历史。

美国警察枪杀黑人青年被免于起诉，引发弗格森当地骚乱。“高收入陷阱”下的美国无力解决就业、贫富差距等问题，其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笔者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出发，质疑华盛顿共识2.0版的市场化结构调整。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中国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人均资源不仅远少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印度和世界平均水平。

第二，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三十年实行的去工业化，发展金融和医疗为主的市场服务业，不仅无法提供充分就业，而且造成空前的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动摇了福利制度的基础。

第三，中国过去三十年，依靠出口加工和基础建设吸收的农民工稳定了就业，估计也有几千万人。拉美和南亚巨大的城市贫民窟，和美欧日益严重的种族冲突和非法移民，说明同一个根源：即西方模式的规模经济和自发市场的城市化，无法解决多数人口的稳定就业。

典型的美国案例告诉我们，即使美国模式也难以为继。最近震动全美的警察枪杀黑人青年引发的弗格森骚乱，充分说明西方的“高收入困境”远比中国潜在的“中等收入陷阱”更为严重。发生骚乱的弗格森市位于美国的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大都市区，2013年的人均GDP为48,736美元，在美国大城市中排名第36位; 远高于中国深圳的22,198美元，北京的15,216美元，和延安的9947美元。但是，即使中国二三线的大城市，也没有弗格森那样高犯罪率的弱势群体（黑人）聚居区。而且弗格森的情况在黑人区里面还算是不错的，是中低收入人群为主，当地还有爱默生公司、波音飞机工厂、制药公司等高端制造业，和密苏里大学、医院等高端服务业。美国房地产市场造成的经济种族隔离成为美国大城市常见的种族骚乱的温床。

第二个案例，是美国苹果公司的高利润，并不能创造美国的高就业。纽约时报发表的关于苹果公司的深度调查（Barboza 2012），发现苹果公司的巨大利润留在美国，但是创造的就业只有5%在美国，大部分产品的制造在亚洲，主要在中国。美国公司无法和中国企业竞争的主要原因，恰恰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技术、产权、劳工成本，而是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地方政府的效率和中国产业集群的工业生态结构。以苹果手机Iphone为例，产值的58.5%为苹果公司的利润，中国工人的比例仅1.8%，韩国的利润为5.7%，日本的利润仅0.5%（寒竹 2012）。以为技术加产权可以保证国际竞争的垄断地位，或本国劳工的共同富裕，是西方经济学加媒体制造的形象，不是国际竞争的残酷现实。苹果公司也不可能持续维持这样的高利润。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必须是中国模式的共同富裕，协调发展。中国决不能重走西方和东亚国家走过的高消费、去工业化、房地产泡沫、虚拟金融、和城乡分离的老路。

新中国的自主发展，超越了西方国家的发展速度

中国建国头三十年建成自主独立的科学与工业体系，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不但成长为GDP大国、贸易大国、外汇储备大国，而且在空间、核电、高铁、卫星制导系统、通讯和国防工业上位居世界的前三名，国防和金融的独立能力超过德日。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新中国发展的速度远超过西方和东亚国家。综合麦迪逊、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合国的数据（换算成1990国际美元），中国人均GDP从1950年的448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978美元花了28年，改革开放从978美元到2012年（62年）的9400美元花了34年。要走新中国62年类似的发展道路，英国分别花了600年和368年(总计968年)，法国用了700年和268年（总计868年），德国700年和269年（总计969年），美国200年和132年（总计332年），日本890年和82年（总计972年）。不要忘记，中国人口的规模超过前面所有发达国家之和，控制的资源也少的多。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证明经济增长的收敛趋势，完全无视中国的道路创新打破了西方模式的发展规律。

中国未来的挑战要求远见政府和持续创新

对中国经验抱有疑虑的人，担忧的是中国经济的两个特点，所谓大政府和大国企将会成为继续改革的阻力。但是我认为事在人为。

深刻认识中国问题的所在，应当成为深化改革的动力而非阻力。中国问题和西方问题有个共同点，就是短期行为，忙于救火、无力防灾，小病拖重。中国建国的基础是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不只是五年计划。西方文化追求短期均衡，中国文化追求战略眼光。谁优谁劣，看谁能走出新的劳动分工模式。

为此，首要问题是认清中国的国情和发展的障碍，然后才能选择中国改革的方向。假如借鉴西方经验可以解决中国问题，那何乐而不为？如果西方办法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就得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理论方案的选择不能先于现实问题的观察。目前西方经济学家的通病，叫做“One size fits the all”（生产的袜子一个尺码），译成中文就是“一刀切”。成功的经验各异，失败的通病皆同。

中国未来经济结构的转型能否效法西方的刺激消费模式

2008年的金融危机，日益暴露美欧经济的衰落趋势，使许多人质疑东亚经济出口导向模式的可持续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呼吁成为热门之议。对转变方向有大体两种不同的主张。

一种主张是继续仿效美国的经济模式：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和内需。提高国内消费的方法是提高最低工资，提高社会保障，放开资本管制，让人民币升值并转换为世界储备货币，放开利率管制，用土地私有化促进城市化和土地的规模经营，放任沿海城市的房地产泡沫，让低端产业出走以逼迫产业升级。更有人主张全民瓜分国有资产和外汇储备，以此来促进居民消费。似乎中国有条件重复西方走过的道路来提升人均消费水平。

我以为这是当前最危险的空想资本主义。其来源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世界失衡理论。伯南克的主张是荒谬的。世界史上，政府只能救急，养老依靠家庭。中国有远见的家长是投资子女教育，而非留给子女家产，惯坏子孙。这是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地方。历史上没有任何财产可以世代保值。要立于不败之地，只能艰苦奋斗，学习创新。伯南克主张的实质是回避西方殖民主义造成的人口资源的不平衡，而西方老龄化社会日益依靠外来移民的困境。即将面临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不能重走西方刺激消费、产业外移、地产泡沫、经济危机的老路。

美国人均能源消费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盲目效仿美国生产、生活方式不可行。

能源和生态危机限制了消耗资源、节省劳力为特征的西方模式

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忽略地球资源对人口与能源增长的限制。美国大张旗鼓地宣传世界贸易失衡，却不提人口资源失衡，是因为西方不愿意放弃殖民主义建立的经济特权。

以美国为例，其人口只占世界的4%，但是消耗全球20%的电力和22%的石油产量。美国，日本，欧盟三者的人口总和为9亿，为世界人口的13%，但是消耗世界发电量的40%，石油生产的43%。相比之下，中国人口13亿，占世界人口近20%，电力消耗世界发电量的20%，大致相当，但石油仅10%。假如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人均GDP以及相应的能源消耗赶上发达国家。目前的差距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而非官方汇率计算，人均GDP美国是中国的6倍，日本欧盟是中国的4倍。按人均能源消耗计算，石油消费美国是中国的9倍，日本为5倍，欧盟为4倍。

简言之，目前英美模式消耗资源节约劳力的劳动分工不可能持续。美国主导的以金融自由化为标志的全球化的危机，不是贸易自由主义日益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而是加速转向资源帝国主义和资源战争。美国的军事开支几乎占世界总军事开支的一半，比仅次于美国的前20强国军事开支的总和还多。

相比之下，中国对全球地理政治格局的演变缺乏清醒准备。中国可能成为大国中最缺乏战争意志的国家。追求消费而非追求健康发展的民风，使这一代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二代之间转化为欧美般的骄奢之族。英美式的贵族教育将断送中国老一代打下的基业，值得国人警惕。美国医学家呼吁美国人学习中国饮食方式的同时，中国居民却在仿效美国快餐与奢侈文化大吃大喝，医疗开支追随西方模式急剧增长（Campbell & Campbell 2006, 翟凤英 2008）。沿海城市的高房价加产权永久化政策，把沿海城市老龄化的城市居民和近郊农民变成新的食利阶层不劳而获，沿海制造业可能重复美欧房地产挤出产业外移的老路，使房地产泡沫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最后终结中国蓬勃向上的增长趋势。

这是为什么我坚决反对目前国内盲目仿效西方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正面临五百年来未有的历史变局。中国不但要改变英美式劳动分工的耗能模式，还要创建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才能走出生态困境。

中国发展战略的两手准备

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从来是两条腿走路，做和平发展和应付战争的两手准备。没有远虑，必有近忧。

中东和南亚人口结构极为年轻，但是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失业率非常高，包括年轻的大学生失业严重，成为目前中东和南亚社会不稳的主要经济根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和亲美军事政权的倒台会加剧美国欧洲在中东的军事卷入，使西方军事力量短期内难以转移到东亚。如中东动乱继续20年，则中国可以再争取20年和平发展时间。中国如果利用此时间迅速调整经济结构，加快科技和国防的独立发展，就能在21世纪确保世界的领导地位；避免世界大战，并限制中国周边的局部战争。如果盲目乐观，脱离国际大势来追求西方式的高消费和金融泡沫，导致产业出走，社会不稳。则中国将重回动乱反复、受制于人的历史覆辙。

再造中国需要远见政府引导市场

西方东亚的历史经验表明，如果结构演化受市场拉动，一定追逐短期利润，损害生态环境的长期利益。要克服西方模式造就的生态危机和金融危机，必须用远见政府的长远规划，引导市场的长期投资，才可能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和印度、巴西、俄国、印尼等发展中大国相比，中国的优势在温带气候，劣势在缺乏资源，所以必须依靠人民的竞争力和科技发展。和欧洲、美国相比，中国的劣势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布局，优势在语言统一，有中央集权和区域协作的传统。所以，中国有可能在结构转型上克服旧有利益集团的反对，优先发展绿色经济。

西水东调和新能源是再造中国的龙头

目前，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生态限制，尤其是水资源的瓶颈（陈平1979,2004，邓英淘2010）。西北过度开垦导致沙漠化和水土流失，使黄河面临断流威胁，长江正重复黄河的命运。奥运会期间，为保障北京的城市用水，不得不牺牲山西河北的农业用水。建议中国制定20年与50年发展规划，要求各届政府分期实施。认真研究从西藏南部往黄河、长江源头调水的系统工程方案，和从渤海引水到内蒙干枯湖泊并利用风能淡化海水的方案，彻底改变中国南涝北旱的局面。中国有能力开发水电、风能、光电、核电，并改善煤电的环境问题，但是必须建能源生态委员会统一规划，科学攻关，制定标准，指导市场，实现先进技术和规模经济的结合（何祚庥2011，邓英淘 2010）。严防利益集团固守不可持续的旧技术牟利害民。

南水北调中线河南段施工现场。西水东调和新能源将再造中国的龙头

发展社会统筹下的市场调节，鼓励非盈利的社区建设

西方政治的矛盾在产业利益集团的冲突。中国问题的焦点在地区与部门利益的矛盾。解决电价与煤价的矛盾，可以试验煤电联营。原有的工业部体制有产业政策的优势。国企划归国资委按资产管理，强调保值增值的目标，忽视的是产业升级。不如按产业集群组建基金会，对研发、生产、营销、兼并进行综合经营，还可减免收购海外资产时西方的障碍。中国目前启动的金砖发展银行和亚洲基础建设银行，加上未来可以建立的上海国债市场，可以有效制衡美元霸权，抑制国际投机资本，发展新的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要用新的全民终身教育体系来填补宗教缺失的社会精神真空，改变未富先奢的社会风气，根治腐败的社会土壤。为此，必须严格限制美国式的虚假商业广告，限制骄奢淫逸的消费方式，普遍建立财产登记制度，征收房屋空置税。推行城乡统一的收入申报和纳税制度，才能发展健康的信用体系，打击灰色金融的生存空间。区分创新性和寄生性的财产收入，分类征收累进财产税和累进遗产税，解决市场经济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软件建设必须与硬件投资协调，建立企业、事业、军队、行政机构严格的会计和理财制度，建立有国际竞争力，又杜绝投机的金融体系，以避免西方周期性金融危机的覆辙。

中国必须建立新的发展指标体系，修改城市化的定义和标准。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实行英国式的圈地运动，搞美国式的超大农场。城市化不能把80%的农民赶进城市但是没有稳定生计，成为纽约或孟买式的贫民窟（陈平 2011b）。为了预防战争和天灾，中国应当保留大约半数人口居住在乡村和小城镇，但多数可以从事非农产业，同时鼓励城市退休居民和自由职业者，在乡村有第二套住宅，从而形成城乡对流、城乡互动的格局。各地征地补偿办法的差异，鼓励了攀比机制，对后来的基础建设产生不利影响。中国在地区实验的基础上，如何整合法制建立举国体制，也要逐步提上议程，否则会造成巨大的体制套利的腐败空间。

所有这些结构调整，都依赖于远见政府规划下的结构布局、地区实验，和市场的协调发展，依赖大规模的基础投资和科技发展，决非西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刺激消费可以企及。

结论和展望

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指出，信息技术改变了工业世界集中型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互联网的发展，给缩小城乡差距创造了条件。实现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理想社会，建设亦工亦农亦军亦学的小康社会，不是空想，只待规划。如能如此，中国将吸引全世界的有理想有抱负之士来中国工作、学习、和定居，从而成为世界创新的排头军，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可以用成功的实验，吸引发展中国家，共同打造新的国际分工模式，迫使西方寡头集团顺从世界潮流，改变历史发展的轨道。

孔子设想过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柏拉图的理想国，统治阶级的武士必须是斯巴达式的无产者，而且接受没有个人私利或短见的哲学国王领导。知识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实现孔子、柏拉图到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因为从事研发的科技人员创新的动力并非来自私利，而是来自兴趣和公心。科学理论的检验，不是来自独裁者的专断或多数人的投票，而是来自实验的检验。科学团体的自治给社会的自组织发展提供了原型。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应用和获益却掌握在少数财团手中，才有无数的战争、贫困和腐败。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实验中，地方政府的竞争和贫富地区干部的轮换，创造了中国新的选贤任能的治理机制，成为效能政府新的典范。中国改革的不足是理论落后于实践，软件的发展落后于硬件的投资。如能把中国改革的实践制度化、程序化、和理论化，中国模式的定型和传播，可以期待。

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生命力，这和当代复杂科学的整合方向不谋而合。西方式劳动分工节省劳力，但以消耗资源为代价，不但争夺资源引发战争不断，争夺市场造成周期性的就业危机，而且持续积累废热废料带来全球暖化和生态危机。美国科技的力量足以毁灭地球几百次，却无力解决贫民窟的问题。中国文明历来追求节约资源、吸收人力，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可以兼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方式，从保障物质文明向发展精神文明过渡。在知识经济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之道的探索才刚刚开始（陈平 2010f）。

我们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鼓吹的极端个人主义无视生态约束，凯恩斯经济学没有结构理论，奥地利学派否认政府是自组织系统的关键组元。马克思认识到世界演化的规律，但是低估了中国和东亚的历史贡献。中国文化的整体论和现代的复杂科学相结合，可以提升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中国的机遇、协商、试验的创新社会，可以和西方自由、民主、法制的耗能社会竞争共存，并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看不见的手必然要代之以自律协调之手，因为资源有限，生命有限，但是世界的变化和人的适应力是无限的。中国民族不惧上帝，但是尊重历史的裁判。让21世纪的历史来裁判西方模式与中国道路，谁更能与时俱进吧。

孔丹：从实践中来的理论才能永不OUT

从全球来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毛泽东同志对于我们中国理论的贡献至深、至大，最重要的一点，他推动我们整个中国理论界具有最强的实践性，我们的理论是完全可以验证的。

我感觉毛泽东有个非常强烈的追求，就是他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来建立自己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的结合，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OUT了，没有价值了，实际上把任何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就是这个理论的生命源泉，如果离开了这种结合，我觉得当然可以做学术、可以做文章，可以做研究，但是价值就会降低，就会OUT，所以我认为实践性是毛泽东理论贡献的最伟大之处。可以说，毛泽东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派”的开创者。

邓小平同志，倡导拨乱反正也好，反对“两个凡是”也好，实际上就是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回到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样一个认识路线。

其实我们改革开放的实践并不是一个非常顺利的过程，是不断遇到挑战，甚至于危机的挑战。我们并不是一往无前、一帆风顺地走过来的，我们是摇摇晃晃、跌跌撞撞、踉踉跄跄走过来的。

还有一个体会，我们不能对西方的东西照抄照搬，最近的教训如08至09年的金融危机，就是美国华尔街搞的那些衍生工具，他们那套黑箱操作的产品，把我们有些人头脑烧得神经都不正常了，很多企业都做了一些衍生产品，差点使中国的金融又一次掉到这样一个深坑里。

我当时说：我们大家要恢复农民的思维、直线的思维、朴实的思维，不许来跟我说卖苹果梨，你要说是苹果就是苹果，要是梨就是梨，后来投行来推销衍生产品时，我说你不要来忽悠我。

现在大家都流行的说法叫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或者是全面或者是综合，顶层设计应该从实践中来，如果离开我们中国的实际、离开我们鲜活的实际，离开“摸着石头过河”，用一种书斋式的脱离实际的方式进行所谓的设计，会为中国带来危害。

实践性是我们理论研究的基础。应该说，实践性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理论的最高品格。

潘维：共产党的根不能烂

我最近在考虑一件事，可能是在实践层面上，当初为什么共产党赢了国民党，换句话说，我觉得特别在意的就是共产党跟国民党到底什么区别。

想来想去我觉得有一点是根本不同，就是共产党是扎根于乡村的最基层的群众的，如果说我们是乡村中国，当年90%以上的人民是乡村的，也就是说共产党在乎的是老百姓的或者说贫苦老百姓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左”派政党，这是我的感觉。

也就是说共产党是有根儿的，而国民党的根儿在大陆是真烂了，你看看基层依靠这些人，抗战他也靠抓壮丁。共产党靠什么呢？共产党靠的是帮助老百姓减租减息，然后大家组织民众的抗日队伍，而不是靠抓壮丁来进行抗日的。所以国民党抗战以后也强大了，可是共产党抗战以后从被剿匪的对象，变成了内战强大的一方。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一点叫共产党有根儿，深深植根于普通老百姓中间，而国民党没有根儿。

今天是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训，这个教训我的感觉可能最根本的一条是有烂根儿的危险，我们那个根儿可能烂了，我们脱离普通老百姓了。也就是说共产党在搞革命的时候需要人民，搞建设的时候到底还需要不需要人民？是不是只需要资本？是不是只需要专家？是不是只需要外国技术？

所以这个意义上我提出来，搞革命需要人民，需要深深植根于人民，搞建设还是需要人民，同样需要深深植根于人民。如果你觉得你不需要人民，我想你也会被人民抛弃了。

黄平：维护国家统一，群众路线还是法宝

这些年中国的发展、改革包括面对的挑战、教训，逼着我们不断的要回到毛泽东的理论、实践。我今天谈一个我们现在面临的从比较具体的话题。从西藏、新疆、香港、台湾面临的挑战，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的问题。就是都有一个争取民众、争取民心的问题，失去了民心就失去了社会基础。

毛泽东的思想的正能量和优势，给我们一个最根本的思路，是依靠人民，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他的叙述里面听起来有点诗意，“六亿神州尽舜尧”、“遍地英雄下夕烟”，诗人的语言，背后讲的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道理，在理论上确立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所以，群众路线不止是一个作风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代表谁，依靠谁，站在谁一边。在人民群众中建立自己的党组织、建立自己的军队，直至走向胜利。再后来的发展，包括改革，从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既代表普通民众根本利益，也是发展的源泉、开放的动力。今天我们要处理好藏、疆、港、台，除了继续给钱、继续给政策、继续给优惠，还是要走群众路线，要争取民心，得到普通民众的拥护，而不是依靠少数人，只依靠上层精英。

解决好当下的问题、挑战，也是要依靠人民，走群众路线。最基本的点还是要回到人民的立场。群众路线教育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是不要把它只理解为工作作风的转变，而是要理解为党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一种鱼水关系。

高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的成功，集中表现在党在理论和方针政策水平的成熟，组织和动员力的成熟。这和毛泽东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中共七大是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的标志。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总结了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理论联系，首先是以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武装自己，指导中国革命实际，不能照搬照抄，必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首先是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要以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同时党要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为实现自己的解放而斗争。批评和自我批评从今天的角度看，就是党的自我净化与自我纠错机制。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优势。

毛泽东思想在革命时期正确地解决了建设一个有先进理论和严密组织的革命党、并扎根于社会基层，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取得革命胜利的问题。在建设时期，在共产党处于执政位置的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如何避免官僚主义、保持和广大群众的血肉联系，胜利实现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始终是毛泽东思考的中心问题。建设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同样给我们留下了宝贵遗产。例如“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群众路线的在经济建设领域的发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力求避免贫富分化，在此前提下集中全社会资源集中进行工业化建设，迅速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这一思想指导了我们在前30年工业化奠基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981年，在党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作了精辟的概括，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实际上，30多年来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继承了毛泽东的一贯思想的。仔细研读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其中总结了30年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是方向道路，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二是坚持实事求是，改革政策的制定要从实际出发；第三是群众路线，就是要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许多人将这一点解释成“发挥企业家的创造性”，这是片面的。第四是统筹兼顾，就是说顶层设计和下面的主动探索和实践相结合，试点和面上的改革相结合，兼顾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这几条经验，和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理念显然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这恰恰就是我们在基本理论上的优势，是我们35年改革能够基本成功的关键。如果抛弃了这个优势，共产党就会脱离群众，就可能变成精英党，变成纪律涣散的、没有执行力的党，就将失去号召力和领导能力。

李玲：毛泽东是个大经济学家，今天我们还在享受毛泽东红利

好像目前大家普遍的看法是，因为改革开放我们今天才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今天享受的不单纯是改革的红利，还有毛泽东的红利，因为毛泽东奠定了我们今天发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

从经济上，其实毛泽东时代才给我们真正奠定了今天经济发展的基础。49年建国以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什么都没有，到独立自主的发展起我们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奇迹。毛泽东时代积累的健康的、受过教育的人力资本是我们30多年改革开放最大的秘密武器，没有哪个国家有如此庞大的、健康的、有知识的、勤劳能干，而且又经过人民公社的培养，有组织化训练的劳动大军。

这个奇迹证明毛泽东是大经济学家，因为他不是单纯的在搞经济，他是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真正的综合在一体。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毛泽东能取得成效就在于，他真正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规律，这个大的规律，就是人民的规律，民心所向，所以毛泽东创建的共和国叫人民共和国。一切贴上了“人民”，就是一切依靠人民、动员人民、组织人民,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人民的创造力

毛泽东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他当年号召人民：“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18个字就道出谁干，干什么，怎么干？医改这个所谓“世界难题”，在他手上小菜一碟。他当年在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能给人民提供免费医疗和教育，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增长到68岁（世界平均仅58岁），当年中国的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是最早走向全世界的“中国模式”。“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至今都是国际医疗卫生的前沿领域。

毛泽东是具有大格局的，他的视野远远还不仅是中国人的解放，而是全人类的解放。今天我们看金融危机以后面临的困难，这不单纯是某个国家执政的问题，或者经济或者社会的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人的问题。因为工业革命到今天，其实我们所有的激励机制还是在激励人求生存，对物的追求，对利的追求。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新社会，是要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的新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希冀：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也是90后，他的思想是超现代的。

韩毓海：毛泽东的一卷山河

毛主席走到哪里，是随身带着地图的，他老人家看中国，很注意这么几个条条和块块。

第一是从阴山、河套到淮河，这是中国的南北分界线，所谓南方与北方，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差别很大，历史上就是沿着这条线，多次形成了南北朝。北方粮食过黄河，南方过长江；“河套是蒙恬击匈奴的地方”，“灭了南方有北方”，“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都是讲这条线。

第二是常说的“黑腾线”，也叫“胡焕庸线”。“搞三线建设，没有钱，就用我的稿费吧”，“我打算骑着毛驴下西康”，论十大关系，等等，这是讲这个线。

第三就是黄河、运河和淮河的关系。也就是黄淮海地区。涉及人口很多，老百姓生活怎么样，中国经济能否打好基础，关键看黄淮海。元代、清代、国民党时期，天下大乱，都是这个地区的问题没有搞好。淮海战役、后来的联产承包，都发生在这个地区。所以，一定要把黄河的问题办好，要根治淮河，毛主席很关心这个问题。

第四是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这是联在一起的。元代以来的中国成为了“大中国”，这是根本原因，而到了清代，这几个地区才成了中央有效管理的行政区，红军长征，主要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走的，“索玛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中国革命，一个是农村包围城市，一个是边疆包围中原。“万方乐奏有于阗”。毛主席是有两个身份的，一个是汉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一个是少数民族人民的大菩萨、大可汗，这与康熙皇帝是一样的。你看伊犁，毛主席像还是站在市中心的，你看西藏，毛主席像还是挂在藏族群众家里的，你看回族作家张承志，他的书里说，我比党员更热爱毛主席。也可以说，毛主席是有三个头衔的：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中国各民族的伟大领袖，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第四是东南海上。1937年底，他写“琉台不守，三韩为墟”，后来的抗美援朝，支持冲绳人民的正义斗争，支持日本人民反抗美军占领的正义斗争，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晚年他还说：“我们的海军要争气，要使敌人怕”。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必桑梓地，人间处处不青山。毛主席少年时代，中国的版图是什么样子？毛主席去世的时候，中国的版图是什么样子？愿我等后人，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一册山河在手，不忘祖宗创业艰难！我过去给电视剧《毛岸英》写的主题歌，有一段没有用：“生固欣然，死而无憾。花谢还开，长河不断。我兮何有？谁与安息？日月经天，何劳寻觅。”现在再写出来，以此纪念我们的毛主席。

谢韫：我们应该找回失落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梦

我是1991年出的国，奥运前回的国，出国前的20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应该说我是充分享受到了中国发展前30年的制度优越性，我享受了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而且当时上海的社会是非常均质、非常安全的。比如说，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可以在晚上10点左右看完演出后步行回家，一个人从上海体育馆回到衡山路，对此，我父母也没有焦虑，我到家后他们已经先下睡了，我是最后一个回家睡觉的人。

在那么一个良好的环境下成长后我去了日本，隔海关注着中国的发展。07年回来后我发现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得更为多元或者多样了。从行业来说，出国前没有的典当行、黄赌毒等回来了，社会人群也分化出穷人和富人，工薪阶层和非工薪阶层。价值观也开始多元起来了。出国前占据价值观的心地位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劳动光荣”，“做事要认真”，“勤俭、节约”等虽然还存在，但已经丧失了主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广为民众接受的物质利益导向的价值观，比如说，男人的人生价值在于升官发财，同时，这种物质导向的价值观还出现了低龄化的趋势，所以说，为了防止物质导向的价值观成为主流，我们需要做相应工作。

还有一个现象是，现在大家都在谈中国梦，我就在想，中国梦的主力军是谁呢？是一部分精英吗，还是中国人民整体呢？如果中国人民是主力军的话，那么中国人民的“质和量”将是实现中国梦的决定性因素。所以，除了改善中国人民的医疗、住房等条件以外，是否还能在非学历教育方面提供一些服务，以提升全民的思想和技能呢？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良好的实践经验，还应继续发挥办夜校提升普通民众，包括城市流动人口和他们的孩子的受教育水平和质量，营造全民学习的氛围。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学习、求上进的民族，有着见贤思齐的良好传统。所以说，只要政府积极牵头以教育为切入口把普通民众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普通民众不仅是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者，还会成为核心价值观的传承者和传播者。

江宇：毛泽东经济思想仍有现实指导性

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走出一条同西方和苏联都不同发展道路，打破了旧中国束缚现代化的瓶颈，为“中国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而且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这条道路具有五大特征：

第一，以公平促进发展。打破旧中国的封建、买办和官僚资本集团对资源的攫取，把小农经济有限的剩余，集中到工业化和基本生活保障两个领域，各阶层平均地分担工业化的成本。公平的社会，激发了劳动积极性，工农群众愿意接受较低的生活水平，因为他们相信将来可以分享发展成果，这是党和人民之间的一个长期契约。毛泽东十分重视防止共产党腐败变质，也是为了维持这个长期契约。

第二，没有按照所谓“比较优势”战略优先发展轻工业，而是优先发展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公共性的部门，避免了被锁定在产业低端的命运。

第三，在国际上坚持经济独立、政治独立和技术独立，争取全球公平正义，在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之后再逐步开放，获得了同发达国家平等博弈的地位。

第四，通过集体协作，弥补资金和技术的不足，解决了发展中国家经常遇到资本短缺和劳动力过剩并存的问题。

第五，优先发展社会事业，在经济发展不发达时，就实现医疗、教育普及化、大众化，快速提升了人力资本水平，也降低了经济运行成本，超越了西方国家“先现代化、再搞社会保障”的路径。

今天，面对“新常态”下的发展难题，毛泽东经济思想仍有现实指导性。

例如，产能过剩和内需不足，根本原因是政府“亲资本”倾向导致投资过剩、收入差距和购买力不足，只有调整分配关系，改善社会公平，才能真正启动内需。

又如，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表明，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并不是政府的负担，而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在民生方面让老百姓彻底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放心地去消费和投资创业，提高人力资本，实现转型升级。

再如，关于科技进步，既要靠中小企业竞争，又要讲整合和综合协作，提供原初性、基础性的创新。

欧树军：需要回到人民立场

通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没有人民本位，没有这样的政治理念、政治立场，就没有共产党，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体两面。

我们要直面当今中国政治思想当中自由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冲突。最近二十五年来，西方政治理论先胜后衰，因此也在强调不仅仅要重视市场的作用，也要重视非利益的机制、非市场因素的作用，尤其强调要回到西方思想的源头，去探寻解决当代政治精英化、陌生化所带来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类似的，我们需要回到自己的文明传统、政治传统，回到人民立场，回到社会主义本身，才能够看清中国的优势与劣势，需要要回到延安，回到革命年代，探讨社会主义思潮为什么能够赢得多数人的支持，为什么能够吸引人民，吸引农民，吸引工人，吸引知识分子，吸引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毛泽东他们那一代建国者的贡献，相对于没有人民立场的传统帝制时代而言，张扬的正是人民的立场，把以农民、工人为主体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凝聚起来，这种以人民为上帝的政治伦理、政治哲学实际上契合了整个工业化进程以来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的西方现代政治理论的核心理路，并且甚至可以只有中国才真正塑造出了整体意义上的人民，并以人民的最大意志、愿望、利益为依归，既接续了恢复国家大一统这一中国文明的最大正当性，也在根本上、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奠定在“人民”这一新的政治主体上，这是更为现代也更为彻底的正当性。

鄢一龙：毛泽东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总设计师

毛泽东同志将国家制度建设比作起房子，需要几十年之长，而房子的质量就看你基础打的好不好。我们谈毛泽东与中国优势根本上是说毛泽东是共和国制度建设的奠基人。

我谈一个政治基础，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实际运作是六权分工的体制，分三层结构，最高的一层是党中央的领导权，属于统合性权力；第二层是全国人大的立法权，下面有四个权力，政协的参政议政权，国务院的行政权，中央军委的军事权，还有两院的司法权。

这一中国架构是毛泽东同志奠定的，这一基础是深深根植于中国国情与中国历史，他打的几个桩实际上是有很大的承载力，从建筑学上说你基础好不好要看承载的强度，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转型的发展中大国，六权分工要比三权分立的基础打的要更牢固，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共和国大厦今天的成就，可以说他奠定的政治体制基础是决定性的。

这一架构，当然前期经历了很多的探索。但是主要是1954年修改宪法的时候，变成考虑比较成熟形成一个定型化的东西。但是毛泽东同志又有一个特点，孔总说浪漫主义也好，或者说崔之元老师最近老说的实验主义也好，等到后期他又把这套东西改了。邓小平同志是恢复到1954年的政治体制并不断加以进行完善，因此，从政治体制来说我们应该说共和国的总设计师是毛泽东。

90后学生傅虹桥：给年轻人舞台的党才有活力

谢谢各位前辈，我从一个90后的角度谈一下今天这个话题。第一个是，毛泽东是一个很伟大的战略家，我觉得他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独立自主的问题，第二个是工业化的问题，但同时他确实也在后面的这样一个过程中经历了一些挫折。

我觉得党的形象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说，我们要现代化，执政党要怎么样，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叫年轻化、叫活力化。就是说如果一个党派他永远都是念着稿，他是党员、他是官员永远都是念着稿子，永远都是一个形象，开会然后就开始念稿子，我相信这个党派永远不会有那么强的生命力在。我这次跟台湾的很多年轻人交流，为什么国民党会输？我觉得有一个重要原因，叫做国民党的老龄化，因为国民党老龄化的核心在于，连胜文为什么会输？连胜文是一个新人，但是他是一个老的思想。柯文哲为什么会赢，他是一个老人，但是一个新的思想。其实台湾社会现在不再是蓝绿的分割，国民党还想用吹选票的方式赢得这个选举，年轻人已经不吃这个套了。国民党左和右年轻人已经不喜欢这种纷争了，左和右都不是理想的社会形式，我希望真正的实践是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实事求是的一种实践的方式，有活力的，我也希望我们以后的官员，我们的共产党员能够脱稿发言，能够表现出自己的风采，这样我觉得才能够吸引到年轻人，否则我们这样一个党的体制可能永远就是一个逆向选择，然后永远都会是说在我们这帮年轻人中间，其实是以最大的话语为原则的人，才会进入到这个党，有梦想的人反而不会进入这样一个党派。

如果说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法永远都还是说我们每天背那些东西，从小学背到大学，其实所有人都不会接受，我们都是一个现代的人，有很多选择，很多选择下我们愿意去背吗？不愿意。所以真正的什么时候，就是我们的思想能够以一种让大家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来传播出去，这才是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所需要做的问题。

我觉得在美国也好、在澳洲也好，他们其实比我们做得更好，他们更是群众路线，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有一个活动就是TED，应该年轻人都听过，就是请很多草根的人来给他们一个舞台，来表达他们的观点，共同来商讨治国，而不是说我们永远都是领导说什么然后我们下面去学习，应该是一个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相互交织的过程。

 

革命的历史逻辑与法权的本体论依据

白钢

白钢（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四中全会决议提出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觉得，革命和法权的关系是核心的问题。因为党的领导的实质来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国的实践，宪法的源泉是基于通过革命胜利之后建立的政治共同体的既有秩序的确认。

这二者在历史上是有承接性的，而在原则体系和所对应的现实性上，又是有重大差别的。革命是对既有规范秩序的否定和颠覆，它的指向是一种实质性的、直接的合理性。而任何法律都要对已有的规范秩序进行辩护和维护。站在法律的立场，革命是非法的；站在革命的立场，法律所代表的合理性是形式上的虚伪，它可以被当下直接在场的人民主权所否定。

从各自的品质而言，革命要求扫除旧世界的痕迹，代表激进的、不安于既有秩序的内在诉求。法律一般而言带有某种保守特征。但二者的关联，是因为革命扫除了旧世界的痕迹，全新的秩序和相应的法律体系才得以生成。新世界和新秩序的正当性是源于革命，法律是强化、巩固和持续化这种新秩序的一种尝试。

法律有一个根本的逻辑盲点。法律可以确立社会中何种行为是合理、何种行为是不合理或非法，但法律不足以证明自己为什么是合法，也就是缺少自己本体论的证明。这个本体论是由法律所对应的现实秩序的革命来完成的。由于二者背后的逻辑不同，在后革命时代，往往会呈现出某种对立状态。突出革命逻辑的极端化例子如“文革”，革命后的胜利者，秉持以破为立的立场，使得革命形成的新秩序和法权关系也会被作为批判和改造的对象。

过去三十几年不断听到对这种倾向的危害性的批评。而我们这个时代恰恰面临着另一方向的极端化，就是把特定的社会秩序和法权关系固定化、神圣化，任何对既定社会关系的质疑都被认为是不正当、不合理、违法的。沿着这个逻辑推导下去，似乎建造共同体的革命本身也有问题，这就可能导致对1840年以来的中国革命的否定。以上两种单向的逻辑，都会造成革命与其所建造的政治共同体的相互否定。

这直接关涉着集革命党与执政党于一身的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一度流行的“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说，蕴含着一种危险，即刻意地将执政与革命对立起来，以当下执政的逻辑，否定过往的革命历史和革命逻辑。

我们需要一种恰当的中道，既要承认既往革命史的合理性、崇高性，承认革命建造的共和国，其起源代表的人民主权具有绝对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需要有效的证明：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即便内部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可以不需通过革命方式、而是通过系统内生的自我修复机制予以解决。问题在于，当革命本身成为共同体传统的一部分时，如何以法律去守护这一传统，这当然要考虑法律人对于根本性的宪法解释的力度和深度。

这种革命与法律相反而相成的复杂关系，于美国，体现为代表革命建国精神的《独立宣言》与以保守既有秩序-制度为旨归的《联邦宪法》间的张力；于中国，则集中地体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序言》相对于第一至四章的正文部分。宪法的《序言》，不但是对宪法及自身来源及合法性的说明，体现了作为规则与决断的法律原则，更将宪法展现为一种历史性的秩序。它提供了一种贯穿着革命精神与革命逻辑的历史观。这一部分的文本，不但应当与《宪法》正文得到同样的重视，更由于它作为宪法之历史解释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应在宪法解释过程中着力发掘探索。

宪法序言的解读，可以包含三个境界。第一是“知所来所去”，就是阐述，造就共同体的宪法自身的合法性依据。第二是“得所来所去”，要能够有效揭示社会秩序的复杂关系和内在张力，并将其统一于宪法中。最后是“合所来所去”，以宪法对应的现实秩序的成熟发展，作为革命历史逻辑、理念、信仰的自我实现，革命与法权融合贯通。党领导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宪法，事实上应该包含高远的、超越的自我意义所在，也就是共产主义。

陈颀（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师）：这也是对法律人的批评。一切革命建国确实不“合法”，要证明合法合理可以从别的角度谈。政治正当性决定了法律的合法性，这是现代国家的普遍现象。如果陷入具体的法理，证明发展到哪一步制宪才合法，是说不清楚的。

田雷（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国内法学者思考法律问题时，总是把美国法的某些实践或学术结论当作思考自己问题的出发点，而根本没有追问这些美国的结论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历史的偶然生成或暂时存在。结果是对思想的禁锢，失去了直面中国法律问题并独立思考的能力，失去了追问根本理论问题的视野。他们虽然非常关注美国的宪政实践，但似乎更愿意关注他们所熟悉的“言词”，而不是他们陌生的“实事”。比如，我们经常以为读了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就找到了民主宪政的真意，但这不过是作者在美国走马观花半年多的记录。实际上，我们的研究对象不过还是“美国宪法学”，而非美国宪法。

在此我要介绍青年林肯1838年的一篇题为《我国政治制度永世长存》的演讲。他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只有通过“法治”，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林肯指出，我们现在的政治制度是先辈们所创立的，现在先辈与世长辞，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美好的国土和政治大厦传诸千秋万代”。而要完成我们这一代的任务，危险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内部，就是共和国的公民普遍不尊重法律，越来越倾向于用粗暴的情感去替代法律。因为“政府最坚强的堡垒”就是“人民对政府的深厚情感”，而民众普遍不守法最终就会摧毁这种共和国政治制度赖以存在的坚强堡垒。因此，长治久安之道就在于教育公民守法，“违反法律就是践踏他父辈的鲜血，就是撕碎他自己和他子女的自由宪章”，要通过家庭、学校、教会组织的教育，使法律成为“国家的政治信仰”。

从1776年《独立宣言》算起，到林肯演讲是美国建国62周年。林肯提到，此前政治制度之所以得到维持，在于独立战争对人民的教育，独立战争的革命经验还是亲历的历史或者鲜活的记忆，因此人性中普遍的“嫉妒、羡慕和贪婪心理”受到抑制。但现在，时移世易，深受尊重的国父皆已与世长辞，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支柱”就要由此前革命经验所训导的“激情”转变为“理智——冷静、深谋远虑、不懂感情的理智”，这就要求“法治”，“对宪法和法律的尊重”。[1]

林肯对我们今天的最大启发或许就是，如要通过法治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那就要建设一种保守主义的法治实践和意识形态，让守法成为政治信仰，尊重既定的宪法和法律，而不是通过一种法治话语而执着于如何去变法，这不是法治的本义。

张广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光有情感教育不够，因为我们现在大学教育被西式理论殖民了。包括法学理论，上不接思想史，下不接实际政治经验，教条主义很严重。西方政治思想史需要梳理，有识之士应该好好批判地理解西方这些说辞的争论，然后才是我们公共政策辩论的问题。不回到对西方原经验的批评，也就不能对自己头脑中的标准进行批评。

孙力舟（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师）：当年美国政治家也希望尊重革命的鲜血，用尊重法律的方式保卫革命流传下来的制度成果，这是建设性的态度。而我们有些学者说“告别革命”，意思是当年革命革错了，主张回到过去，这是破坏性的态度。人民英雄纪念碑告诉我们，尊重革命的同时要捍卫好革命的成果。

白钢：这指向一种带有建设性的保守主义态度，即保守革命传统：既承认革命的合理性，又承认后革命时代的法律的合理性。他似乎将革命理解成一种不可重复的事件，未来为什么不再需要革命，是因为通过革命形成的宪法和法律具有自我革新的力量。而在实践过程中，再好的共和国也可能败坏，问题在于如何让它回到原初的力量。

 

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

宪法与人民主权

刘晨光（中央党校科社部教师）：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主权者与宪政结构的关系问题，它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本质的特征。实际上，任何国家都面临类似的问题。

一些人提出“党与法孰大”问题，其实已经先把二者设定为不兼容的关系。他们把美国视为“法治”的典范，在美国，政党不拥有超出法律之外的权力。即使如此，那也是从美国实际政治生活中抽象出来的一个具体原则，并不具有普遍的规范意义，更不能成为评判政党与法律关系是否正常或优良的价值标准。

追溯西方法治文明的根源，宪政建立在一个国家整体政治权力结构的基础上。中国和美国的宪政结构是不一样的。美国的建国不是由某个政党完成的，政党制度是建立宪政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是先有中国共产党，然后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共和国宪法。既有的政党与国家、宪法的关系，是历史的产物，不能以一个国家的经验否定另一个国家的经验。

按照法理，现代国家的主权者应该是人民，但作为整体的“人民”是抽象的。美国是通过国会中的“人民代表”来代表人民，实际代表的却主要是各个方面的特殊利益，所以美国最后发展出由总统来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概念。谁代表和行使人民主权，是政治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平常感觉不到，在重大的历史时刻就非常突出。美国宪法学界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总统权，有人担心总统权过大。

对中国来说，“依法治国”要处理的关键问题，同样是主权者与宪政结构的关系。我们坚持共产党领导，在于党代表人民行使主权。但党本身也是抽象的，所以党有委员会、政治局，最终是总书记。在中国，人民主权的人格化代表，是国家主席、总书记、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是宪政结构的重要部分。

　　丁凡（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师）：西方政治哲学从产生之初就对法治有了定论：它仅是一种治理手段，因为它无法进行自我论证，也无从解决主权归属问题与政权性质问题。最高主权的归属必须明确，这是立国的根本问题。这个唯一的合法权威必须是通过公开合法程序得到广泛认可的确定的组织或个人。新中国的成立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取得完全符合这个要求。从法理上讲，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无可争议的合法性，五四宪法及此后的三部宪法和两部修正案也都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上这些都是合法机构以合法程序通过的合法文件，完全符合现代宪政的基本共识与程序正义。

另外，从中国近代史来看，坚持党的领导是从百余年中国革命惨痛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最重要的一条明训。孙中山、袁世凯、北洋军阀、蒋介石等人从革命到治国理政各阶段、各环节的失败，从反面论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不可或缺，其中尤以孙中山痛斥章太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言论最值得深刻反省。

张广生：政体原则的实质是谁在统治。西方选举人形式上可以参加选举，但实质上当选人多是寡头阶级代理人，只不过后革命的氛围下不说阶级专政了。施密特讲主权者是要专政的，这是法源问题。在关键阶段，当然是主权者决断。

刘晨光：“法治”是通过“法”来构建的一套有效的治理秩序。但不能把“法治”或“宪政”的概念抽象化乃至永恒化，陷入“宪政万能论”误区，以为不用依靠政府，运转良好的市场与制作精良的法律可以自行调节人类社会生活、实现社会的优良治理。人类生活无时不充满着复杂的矛盾与变化，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构建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但至今为止，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一种秩序可以永存。任何政治秩序，其命运主要取决于它有效应对各种现实矛盾与变化、挑战与动乱的治理能力。

 

主权思想是历史地发展的

张广生：刘晨光的讨论从纯粹法学上升到了政治法学，这是正统的西方政治法学（如霍布斯）的观点。法源是主权者，必须先建国，有实定法，实定法认可习惯法，然后才有治国依法问题。而国内很多学者比较喜欢法律教条主义，讲无人格的法，讲普适性原则。要进行理论反思才能理解这个经验。

丁凡：当前关于法治的争论，已经从治理问题上升到政治学领域。我觉得可以从思想史和政治史的角度做一个复合式的考察。

依法治国口号的提出，与近代兴起的“法治”与“人治”二分有很大关联。这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说人治有诸多缺陷，比如欲望与激情的干扰，而法治则看上去更加理性和公正，但法可以倾向于任何一个派别，如寡头派或民主派。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重点讨论政体问题即“谁统治”的问题，然后才是立法原则的问题。

现在流行的个人主义与天赋人权学说，霍布斯是先行者。这两个基本原则为现代契约论学说奠定了基础。但个人主义和天赋权力并不能凌驾于主权原则之上。是洛克把主权赋予了人民或者议会，当政府不能够实现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目的时，公民有权更换政府。洛克和霍布斯都主张个人主义和天赋人权前提，结论却完全相反，这说明天赋人权并不必然意味着自由民主选举。

洛克之后，自由概念经从卢梭开始脱离人类生活的自然基础，自由开始具有了“道德性”，并最终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经典的表述。但康德式的道德人格成了一个抽象的自由主体，它只以自身理性的命令为真正的权威，它一旦与洛克式的舒适生活追求结合到一起，就会产生黑格尔所批判的“美丽灵魂”。某种程度上，马克思继承了洛克和卢梭的理想，马克思拒绝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形式，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自由”。列宁式的政党则给人民以“真正自由的实现”的巨大承诺。但是，国际共运遭遇挫折、革命热情退却之后，卑劣版的“美丽灵魂”再次成为主流。这也是当前争论的基本背景，同时这也说明了从根本上提高共识水准的极端重要性。

白钢：关于主权者的讨论，应放在西欧由封建国家向绝对主义国家转化的历史背景下考察。主权者意味着超越法律意义的绝对权威，其在世俗世界的地位可比之于宗教意义的上帝。从一般国家向作为主权者的绝对主义国家，再转化为以人民公意作为主权的源泉，每步转化都不是纯粹自然的，过程中有一系列的内在张力。坚持人民主权学说，意味着政权不可能类似之前的君权神授式的确定结构，而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

陈颀：人民主权并不只是革命建国。人民主权指向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最后指向是普遍历史的东西。中国要人民当家作主，也要带领世界人民有当家作主。国内搞好还要有普遍历史，让大家都自由解放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质

刘晨光：中国共产党可以定义为发展型、使命型的政党，它担负着人类历史的特殊使命，要领导人民做一番事业，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或者也可称为先锋队政党，是能够继承几千年中华文明中先进性团体政治的政党。

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现代西方政党，是基于共同观念或利益，以获得执政权力为目标的政治组织。政党是代议政治有效运行的重要环节。政党是介于公民和政府之间的社会组织，本身并非国家机构。

中国共产党既非“选举党”，又非“列宁党”。以西方的政党理论与实践来认识中国共产党，极易落入认知陷阱。中国共产党是拥有八千多万党员的先锋队组织，它在国家机构中发挥核心作用，所有国家机关统一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展工作。中国的实际政治，正如强世功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新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的构成性的制度（constitution），是中国的第一根本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构成的“绝对宪法”。[2]

党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人民是唯一的主权者，党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只有党代表并维护人民利益的时候才有根本合法性。人民主权的实现途径，既通过作为先锋队反映人民意志的党的领导，又通过选举人民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实现。

白钢：当代中国始终是民族国家、政党国家和文明国家的有机整体。中华文明、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均深刻地内在于当代中国的历史-现实之核心，呈现“三位一体”的形态。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系统中，不但对应于核心政党的角色，同时也是文明传承的核心代表和维系中华民族之为统一体的核心纽带，这是任何其它现代国家的政党、政党领导的国家所不具备的特性。

党的权威是由人民主权赋予的，这从党领导的革命实践得以证明。但它也蕴含党的性质发生改变的可能，假如党不再代表人民，是否还能够具有作为人民主权完整代表而赋予完全主权者地位？这是从过去到未来都成立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思考的深度，直接决定着如何处理人民主权学说内在的张力。比如，人民主权的授予是一次性的历史事件，还是一个过程？

 

关于从严治党

刘晨光：其实，在中华文明传统中，法治最核心的东西是严肃吏治。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党内法律的宪法性地位怎么确立。国家法律面对的是一般普通公民，党内法律面对的是党员干部，肯定要严格一些，因为党是先进性团体。

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怎么保持党的先进性，怎么使党能够代表人民利益。政治生活不可能一直保持革命状态，总要回归日常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党怎么保持先进性？不少党员干部最喜欢听的是“我们也是人”。这反映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世俗状态下搞好党建。我想，最后还是得靠干部的教育、选拔、考核、监察制度，这也正是传统政治最核心的问题。

丁凡：党的理论工作应和治理工作并重，党建要以思想建设为首位。要加强和改进党员干部队伍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政治理论学习，这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要改变意识形态灌输的做法。要认识到高教体系极端的重要性，因为这是当前干部队伍培养的主要场所。要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达成更高水平的共识，明确党是中国文明伟大复兴事业的领导者，而惟有以中华文明为基础，才能够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真正统一起来。

欧树军：共产党的领导及其政治正当性的根本源泉是社会主义，法治目标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基础，也是中国人民历史地选择的道路。中国宪法的权威，最终也取决于能否坚守社会主义这一方向。

 

法治建设需要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

陈颀

陈颀（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长期以来，法治中国建设存在着两条道路之争。一条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法治道路；另一条是概念和理论先行，是教条主义的法治道路。后者又有两种立场：一种是坚持某种版本的“社会主义”，把“法治”视为与“人民民主专政”毫不兼容。第二种观点同样基于对某种版本的“社会主义”的拒绝，认为法治建设应当走“私有产权”、“人权”和“多党竞争”等“普世价值”的道路。

从中国革命、建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出发，以及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出发，实事求是的中国法治道路，就是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现行中国宪法的核心理念。这不仅是一个纸面上的宣誓，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从“为人民服务”到“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基于“先锋队”这一属性，本质上是超越政府治理的、作为总体的中国人民的主权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成功创造和实践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权和保护公私财产等基本国家和社会制度，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内涵和核心理念，并将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问题不断完善法治体系。

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意味着，要在不断解决新矛盾的基础上达成对立的统一。我们需要认真对待以下具体的关系。

第一，依法治国和人民民主的关系。这属于社会主义法治的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关系。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国家治理方式；人民民主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基础和内在价值。既要反对将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相对立，也要反对抛开人民民主只讲依法治国。另一方面，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是人民，依法治国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当家作主。

第二，党章党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这是前述党-法关系的自然延伸。既反对用党章党规代替宪法法律的党-法不分的“前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也反对割裂党章党规与宪法法律的关系，将党章党规排除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外。

党章党规与国家法律都依赖于党的领导，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基本的结构，总目标是一致的，理应是法治整个体系的组成部分。党章党规是国家法律制定修订的重要渊源和方向的先导。二者在治国理政对象和分工上存在差别，一个是针对公民，一个是针对党员，党章党规体系严格要求党员为人民服务，背后仍然跟人民民主和党的宗旨和先锋队性质有关。

第三，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四中全会决议和习总说明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的保障，要避免把法治当作僵化的治理体系，也要避免用脱离法治的方式进行改革。决议公报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但哪些方面是已经成熟的、需要刚性约束，哪些方面仍然要探索和裁量，不能一概而论。比如知识产权问题这几年呼声很高，但知识产权体系本来就是美国体系，而且是美国霸权的一部分。如果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越来越刚性，则可能阻碍中国创造，是不是要搞美国式的“高法治”要打问号。另一面比如拆迁法律，减少自由裁量权或许是合适的。

第四，法律职业主义和群众路线之间的关系。以中国法院学教育现状，如果只强调从法律专业里招法律人才是有问题的。而为人民服务不仅是党的领导的体现，本身就是宪法和法官组织法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我们社会大众对于法治的群众路线，包括以调解为代表的“送法下乡”有这个需求，因为城市人才能请律师。

第五，法治实践前后30年的关系。前30年法治建设有惨痛的教训，但也有很多法治经验，包括群众路线，都来源于建国前后的延安经验和华北经验。此外，包括1954年宪法、土改法和婚姻法在内的法律，对前30年的社会秩序发挥着真正重大的意义。

第六，法治的中国道路与学习外国法治的经验教训。既学习所谓西方先进国家，也要学习非西方国家。比如伊朗宪法很有意思，它治理得比较好，不是被动走西方道路，我们不需要关注吗？学西方这一套的国家，有搞得好的，也有搞得不好的，像菲律宾、利比里亚宪法跟美国宪法文字上差不多，但治国和法治实践很失败。研究西方法治经验也要实事求是地考察特定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

另外，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司法实践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包括香港和各省的关系，都是需要考虑的。这些具体的对立统一关系，塑造和决定着党领导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形态。

 

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的分工与权衡

欧树军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依法治国，需要用正确的视野理解法律，要思考政治与法律，或政府与法院，统治权、治理权和法院审判权的关系。我理解是前者高于或统摄后者。其实，这一冲突在西方政治传统当中并非不存在，它也是前者高于和统摄后者。

通常人们说，西方制度是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但三权分立背后隐含的，是对于国家治理权的理解。司法权和行政权、立法权一样，都是治理权的一部分，分属政府的三个基本分支。权力运行的首要问题，在于政治分工，在于人事、职能的分离抑或混同。不同的政治权力在现实世界中如何运行，实际上决定了权力间的制约、平衡及其效果。

从西方诸国的权力配置看，内部制约也同样重要。但今天流行的理解，外部制约才是最重要的。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一个社会的政治权利如何有效的分配，这触及“三权分立”争论的核心。任何一种法律体系和政治体系，首先要有有效的内部制约。比如治理腐败，首先要有官员的行为档案，以及财产及信用档案。没有这个系统，反腐就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对此，一个有力的反驳理由是“没有外部制约，内部制约就没什么用”。但现实情况是，如果没有有效的内部制约，外部制约也很可能是隔靴搔痒。

从美国宪法讨论文献看，他们的设想是行政部门、立法部门的权力及其行使在先，司法部门的权力及其行使在后。它反映了对现代政治运行的基本设想。现代政治运行主要依靠强制、财富和判断，所谓分权政府就是这三样东西分属三个部门。

任何政治权力都有其最基本的组织要素，围绕这些组织要素形成现实政治运行的实际规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关于人（事）、财（政）、事（职能）权的划分。如果没有政治分工、只有限权，只能说是50%的依法治国。任何权力的划分形式，无论是分权的底线，还是集权的边界，实际上都要涉及何者优先、何者为重这样的“轻重之学”。

真实的宪法实践，不仅牵涉法院审判权，也包括更为整全的治理权；不仅指向权力制约，也指向政治分工与合作；不仅仅指向外部约束，也包括内部约束。宪法、依法治国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司法问题，还是政治问题。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反映的是现实政治，是成文规则与不成文规则的结合。

如何维系一个完整的政治共同体的存续，这是任何宪法体制的政治使命，所有政治分工与权力制约（包括内部制约和外部制约）都服从于这个最终目的。如果不能保持政治共同体这个“一”，任何外部制约形式都只能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核心的问题，还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中间每个环节都涉及到权力的行使问题。权力的行使决定着每个环节各自的政治目标能否达成，而人民当家作主只能而且必须落实在基层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法治化。

法治的建设，不应该成为削弱国家的公共权威、改变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体的过程，而是在强制、财富、判断与权威之间审慎的轻重相权，建设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也恰恰是回到共产党能够拥有政治正当性的历史循环中。

 

 地方实践中的党政领导与司法

陈柏峰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至少有四处涉及防止党政干部干预司法的内容。如：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改革试点；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坚持依法执政，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健全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等。

前不久，我们就基层司法实践中，党政领导和司法审判的关系进行调研。从实际情况看，党政干部干预司法大致有“因私”、“因公”两种情况。前者干部利用个人关系或权力，以言代法，对司法人员施加压力、使其徇私枉法，办人情案、金钱案；后者则是党政干部在工作范围内，从地方发展和稳定的需要出发进行干预。目前在基层，这两种干预都很普遍。

中国基层，从县城到中小城市是一个熟人社会，地方党政干部实际上也是一个由熟人组成的圈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几乎所有事情都可以通过熟人打招呼来解决，大家也都习惯如此。地方司法人员的社会关系嵌入在基层社会中，与一般的党政干部并无差别，其行为模式也难以脱离“入乡随俗”的逻辑。

在很多案件中，打官司不是拼法律、拼律师，而是拼关系、拼后台，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在人情关系网的影响下，司法人员把法律和司法过程当作人情交易的砝码，任意伸缩，从而使司法过程缺乏公平和公正性，也难以保持公开性。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有很大的隐蔽性，不易监督。针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监督也不易落实。上有政法委，领导打个电话过来，谁敢记录？就算有记录也不能轻易和上级“顶牛”。所以记录制度大概也很难落实。

党政干部干预司法的另一个原因，是地方发展和稳定的需要。审判要考量的因素越来越多，这是不能回避的。有时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可能引发公众的广泛注意，甚至转化为政治问题，地方党政领导必然介入案件的处理。涉及地方经济发展的，如征地拆迁、环境污染案，如果严格判决，就可能影响项目进度或支柱企业的效益。在地方发展和稳定两大目标面前，司法机关也许还得让路。碰到这些棘手问题，地方司法机关限于能力，也乐于接受干预。

况且，司法机关也是地方党政体系中的一个单位。机关工作考核也会渗透到法院系统内部的审判管理过程。因此，各级法院也强化了对案件审判过程的管理，最终形成层层把关监督，这样法院自身的运作日益行政化。面对内、外部复杂的环境和繁重的审判任务，任何法院都无法接受“权力在法官、压力在法院、责任在院长”的格局，这并非法院领导有意罔顾司法规律。

公报提出，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会减少地方党政机关对司法的影响。但上级直管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人情关系网的不当干预，效果有待实践检验，因为人情关系也可以绕弯子对基层法院施加影响。

内地基层法院冗员多，合格法官不够。现在社会情况复杂，地方疑难案件不少，现有法官队伍不适应需要。东部大城市的法院则由于各种原因，年富力强的人才不易留住。

我们认为，需要渐进的改革。从加强法院的独立性开始，但不必急于同时推进法官的独立性。在某些地方曾经进行过类似改革试验，结果案件审判质量出现不少问题，法官陷入地方社会关系网，结果法院又上收权力。

“行政化”对司法来说有很大的弊端，在法治语境中完全是负面的概念、改革的对象。但利弊总是相伴而行。在基层司法人员素质还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行政化的方式较有利于保证审判质量，特别是重大疑难案件，院、庭长以及审委会的正面作用更不应否定。同理，在现实语境中，党政干部干预司法有其正面作用，尤其是与法院内部的管理制度相配合。它分散了法官个人身上的压力。

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定位司法在地方社会治理中的位置，司法部门依法裁判和地方经济社会大局的关系如何处理，司法运行独立化能不能改变地方社会矛盾的基本性质？在现有的队伍条件和社会结构下怎样改革？

陈颀：还是应该强调法律职业主义和群众路线的对立统一。现在司法改革已经开始试点。最近的反馈，东部大城市的法官对这次司法改革不很理解。加强党的领导、保证社会效果，和具体措施间的关系如何，需要谨慎观察。总的看，大城市的法官想扩权，基层想保护，因为陌生程度越高，个人越安全。

陈柏峰：最高法院开始推动直管的改革，网上的分析也很多。社会形势如此，如果放给法官判案，最后人们还要找党负责。以很多法官的现实能力，他承担不起责任，让他终身负责，他宁可不要这个权力。

陈颀：最近五年，最高法的权力不断扩大。司法改革的精神，是弱化版本的“法律职业化”。但如果党组织不领导司法，让司法真的独立来制衡党的权利，地方法院就会封建化，因为它专业性强。

白钢：多重管理的本质，是因为中国现有司法体系的封闭化倾向。权力的分配，无非是在垂直管和地方管这两边选择。不管如何选择，单纯的专业主义是不对的。说到底要加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应该简单落实为党的具体部门领导。

　　丁凡：地方政法委有问题，不是由于坚持了党的领导，反而恰恰是因为没有坚持。强调党的领导，还是要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地从反腐抓起。

 

依法治国与中国政治文明传统

张广生

张广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对目前出台的文件，需要把政治家视野和法律家视野结合起来才能理解。第一个关键词是治国，第二关键词才是依法。如何理解这两个之间的层级关系？

西方人评论我们治国理政的能力和共产党法统的合法性，一般从两个角度，一是效绩，一是程序。这背后有欧洲的经验和理论支持，核心是主权者如何作为法源的问题。主权者不是抽象的主权。有了主权者和实定法，才结束封建法权，才有统一的国法、官僚制度和财政制度，才有现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所以只有在政治法学的高度，才能讲法统和法源，然后才是下面的各种法。

重要的是要回到中国的经验和中国文明自己的逻辑。虽然近代中国在政治法律制度及理论方面大量吸收西方的东西，但中国的成功，恰恰是没有完全照搬西方。这里除了政治家的本能，还有中国政治文明遗留下来的伟大遗产，最重要的就是儒法合作的遗产。

中国传统讲“礼法”，相当于“法统”概念，高于日常语境中所说的法。

近代至今，中国法统至少发生三次变化，从君主和士大夫领导的法统，到军阀豪绅当家的法统，然后到革命政党领导人民的法统。理解这个实践，也就能够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结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解我国法统的变化，要援引儒法合作的政治文明的几条经验。归纳了三条：天命（敬天保民）原则；统治责任集中（忠君爱国或社稷）原则；贤能理政（尚贤）原则。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理论遗产。要解决中国现代政治问题，仅仅学习欧洲经验、学习霍布斯、康德、施密特是不够的。民国就要搞政党选举制，结果是形式的合法性，实质却是军阀和豪绅统治。我认为，这三个原则更能够理解中国政治的连续性，也可以看到这些要素的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么被添补。

天命原则，这是中国政治理论中最悠久的传统，西周就有。天不能仅仅等于自然法。敬天保民的责任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担负得起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命不轻易授予，但又不鼓励随意革命。革命的前提是国朝衰败，社稷要崩溃，但政治文明要继续，有德的竞争者必须重新担起统治的责任。所以天命首先是统治责任的授予问题。

这涉及到“统治责任集中”原则。忠君爱国在欧洲也讲，在中国更有道德的成份，志士仁人要治国平天下，就要出来担当责任，责任要有具体的落实。忠君爱国原则把君主和辅臣团结成一个能够承担天命，领导人民的具体的“社稷”，也即“国朝”。

贤能理政原则。儒家主张教育和政治制度都要选拔有德有才的贤人，法家认为儒家强调修身还不够，必须靠“能法之士”杜奸进贤。儒家与法家关注的共同点是把德才兼备的人物选拔出来参与政治生活，和最高统治者共同承担起修己治人的人伦责任。

这三个原则，比用绩效或程序来评价治国理政或法统，更全面些。它包括效绩和程序，但最重要的是讲道德责任。每一条都不是中立的、霍布斯式的机械的法权机器。如果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中国近代革命史，更有说服力。虽然我们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但我们并没有搞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是选择了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中国是一个打扮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我们要看到中国经验和理论的遗产，从自己的历史找到自己的道路。中国在民国前半期君主制和科举制废除之后，搞西式的选举制议会制，但豪绅和选举制度结合，就成了寡头制，尽管选举表面上是中立的程序规则。另外君主制废除后，政治责任统一原则模糊了，用政党竞选、议会产生总统或责任内阁，这样产生的东西，在人民那里没有道德权威，在军阀那里也没有政治权威。这样的代议制是不能抵御金钱和暴力的操纵的。

革命政党的兴起，是总结了共和早期失败的经验。革命政党通过现代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加上严密的政治组织，填补了统治责任的位置，而普通的选举不能负载这个功能。人们常说“出了问题找政府”，现在你就是负责治理天下的。

所以，建党在先，然后才有建军和建国。如果没有革命党，建军就是一般的军阀主义。党如果只有严密的组织，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没有党员的教育，那就是帮会。你没有组织路线只有思想路线，那就跟选举政党没有区别。列宁说建立严密组织是有道理的。美国为什么容易复辟金融资本力量？就是美国的选举制度。美国总统为什么经常被暗杀？都说被疯子杀了，哪有那么多疯子。责任集中，有抗腐化的能力，内部不断自我纯洁，才能抵御资本寡头的腐蚀。蒋介石总结国民党的教训，是有军无党。国民党一到上海就跟各种资本结合，自己也寡头化了。脱离人民就要丧失天命。

用这三个原则来看中国革命的历史，讲共产党的法统的道理，就不仅是经验上的，而且还有中国政治文明一直教导的道理。当然建国之后非常重要的是，重建选拔贤能制度，这就是文教。坚持这些原则，那么这个法统就既有道德又有效能，又符合程序，我们才能够理解我们的政治经验。

白钢：三条经验，第一条西方也有，霍布斯提出，为免于战争，保全个人的性命，才将自己的权力让给统一体作为整体主权者。这跟中国的第一条原则有根本差异。自然法显然比中国的天命狭隘，中国保民原则要承担教化责任，超越了生命保全。第二条原则在西方很弱，在传统中国是明确的。君国一体可以建立对政权所代表的秩序文明的认同。但问题还不这么简单，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预言新的君主就是人民，但人民要经过教育、掌握足够的经验和智慧、具有统一的政治意志和行动力的时候，才有决断力。在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应该就是这样。党是人民主权的代表者，通过党的领导，由具体的人所构成的“群众”才能上升为具有统一意志的“人民”。它通过教育人民而教育自己、通过向人民学习而指导人民学习。在现代制度下，第一条和第二条有内在的逻辑契合，这里关键是有一个中介，这就是共产党。

欧树军：共产党能够保持先进性是有它的传统，先进性来自于向人民学习，从而获得团结、动员、组织人民的能力，才能够教育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阿克曼所说美国宪法过程中的高级法与此非常类似。

丁凡：孟子也说“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说明民本传统跟君主制并不矛盾。以民为本和人民主权其实可以理解为同义词，所以人民主权和党的领导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相统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应当结合中国政治文明的传统来理解，这一地位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赋予的，决不应当理解为西方政党意义上的一党执政。

高梁：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法和道德是相连的。君臣父子，草根的道德理念直接引申到政治哲学上。君主要爱民，不仅是因为权力来源怎样，而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关怀。舜做诗，说南风吹起，庄稼长的好，老百姓可丰收。从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可以更多继承德的成分，也就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兼用。我们不能否定西方传来的绩效和程序标准，今天的政治架构也很需要程序合理。但是如果仅靠这些，对中国今天的现实政治是不够的。

张广生：礼的部分就是高级法，就是有德的人那种礼法关系。对精英需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它不仅仅是更高伦理底线的问题。而是还要做仪表，做榜样的问题。礼服是很光彩的，是道德君子穿的，要光明正大，展示于庙堂。

孙力舟：礼法应重新纳入现代政治话语。过去强调反传统，到现在趋势没有完全扭转，在当代影视作品中激励和展示忠君爱国的很少，这是历史虚无主义造成的。

鄢一龙：需要创新当代的话语，而不是简单回归传统话语体系，来阐述政权的正当性。创新的来源是“一体三用”，以当代中国的实践为体，以传统话语、西方话语、马克思主义话语为用。比如可以和党的话语体系形成对话，正当性的第一条，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就是人民至上、为人民服务。第二条，党跟人民是鱼水关系，包括绩效合理和程序正当性，比如经济成就、共同富裕、为人民。这样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编辑  苏歌）

 

[1] 参见《林肯选集》，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2] 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开放时代，2009年12期。

 

编者按：共和国从建立到今天取得的辉煌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中国政府却总是受到无端的指责与诟病，大到贪污腐败，小到中国游客在国外随地吐痰，只要是出现了不好的东西，一定有人会跳出来指摘“政府干嘛去了”，问题根源就在于“体制”；而与此同时，西方制度和民主则成了包治百病的“良方”。事实却是，没有实行西方制度的中国在飞速发展，“民主”的西方国家却在停滞不前。这反映出一个重要问题：目前中国社会主义亟须理论创新，亟需建立自己的有解释力的话语体系。

伟大的理论源于伟大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是党和人民将近一个世纪不断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如何创新我们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不走“老路”和“邪路”的中国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在《经济导刊》举办的“问题中国，进步中国”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这些问题展开研讨。本期摘要刊登三位与会者的发言。

潘维：话语系统的进步和体制的再认识

我谈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意识形态。

我国当前的民间意识形态出现了很强的西化倾向，表现为对西方政治、经济与社会思想的全盘接受。这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严重落后于现实的发展状况。其次是因为迄今为止我国依然是落后国家，7000美元的人均收入仅仅是发达国家的六分之一,甚至七分之一。

在“21世纪理事会”于北京召开的会议上，与我同组的福山认为，对中国政权合法性的挑战主要不是来自于西式的选举政治，而是来自于中共意识形态话语系统陈旧，落后于现实，落后于世界的发展。

葛兰西和列宁都表达过类似的想法：资产阶级的统治严重依赖一套话语系统；推翻其统治首先要击破这个话语系统的霸权。这个观点让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学家都对话语系统的进步很敏感，重视意识形态的创新。

由于表达我国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系统严重滞后于现实，越来越无法获得青年一代人的接受。在大学必修的公共政治课上，教师为了保持学生出勤率和喝彩，越来越倾向于公开质疑官方意识形态。

因此，我们确实需要立足中国的现实，重新审视我们的意识形态和表达这套意识形态的话语系统。我认为主要包含以下几项核心内容的创新。

第一，要简明真实地叙述马克思的基本观点，讲授《共产党宣言》，不能再断章取义，量体裁衣。全世界的大学都讲授马克思主义，却同我国官方所称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在全球化的时代，断章取义马克思的思想反而会损害政府的信誉。

第二，要考虑按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重新定义社会主义，不能按照失败的原苏联的模式做狭隘定义。拒绝资本利益至上，要求社会利益至上，以平等求团结的思想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而且自古至今都有。比如《礼记》中的《礼运篇》，宋代以社区为基础扶危救困的祠堂和祠堂田。今天的累进税、遗产税、不动产税，以及男女平等、种族平等、民族平等观念，都是以平等求团结的思想和实践，是当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成果。

第三，要考虑重新定义我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首先，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功能是凝聚贫富尊卑，让大家认同社会团结。其次，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表达应当简洁，单一“核心”体现社会团结。再次，社会核心价值观应当立足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否则就站不住脚。因为我们的社会与国家是“家国同构”，从小家到大家，所以历朝历代都强调“以孝治天下”，所以读书人要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分远近亲疏的“大家庭”，小到社区，大到国家，还可以扩展到全世界。亲兄弟明算账，但我们的“大家庭”里不仅有市场，还有一家人互帮互助的义务，还有大家长照顾所有子女的责任，手心手背都是肉。“大家庭”继承了中国历朝历代“以孝治天下”的政治传统，更发扬了现代社会主义的精神。

第四，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基本任务是无私地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走向社会主义。我们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我们在努力实践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本土化的世界楷模，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创新的实践。

第二，关于“体制”。

冷战后兴起了“制度决定论”，或称制度主义，企图说明西式政治体制优越，能解决所有国家存在的所有重大问题，号称一个仅包含民主、法治两个制度概念的药方能包治百病。

制度决定论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心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制度来自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历史唯心主义认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来自“顶层设计”的政治制度。

中华体制非常特殊，与西方世界流行的政体不一样，因为中国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很特殊，同时中国的社会构成和历史经历很特殊。对西方主导的“世界主流”思想舆论而言，中国不像其他欠发达国家那样模仿西制，这一现实是令他们难以接受的。中国不采用西制，不仅意味着西方没能完全统治世界，而且意味着西方制度文明遭遇了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严峻挑战，遑论这个大国还有可能在几十年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在这个流行制度决定论的时代，所谓“一党专制”的“威权”政体下发生了经济奇迹，令人非常烦恼。于是，中国奇迹与对中国政体的围剿同时发生。国内外的西化派群起围攻中国现行体制，把一切坏现象都归结为“体制问题”，寄希望于中国进行“根本的”体制改革。然而，如果一切坏的、落后的现象来自“体制”，中国奇迹归结于什么？

与神的世界不同，人的世界没有完美的政府体制。每种现存政体都有其优势和缺陷，更有其存在的原因。不顾及地理条件和历史经历的差异，不顾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制度决定论不仅属于唯心主义，还是文化偏见和种族主义在今天的主要载体。

人类不可能有永动机式的、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政府制度。制度不可能自动保障国家兴衰。活人很容易绕过死制度，制度会被由俭入奢的人腐蚀而失效。秦立郡县、隋立科举、民国立宪政，这三大重要制度被后代继承，但三个创制朝代却都短命，分别仅存活了14、37和38年。罗马制度再好也阻止不了罗马帝国的衰落。美国制度再好也没能阻止19世纪的大内战和21世纪走向衰败。换言之，建“治本制度”的思想不仅懒惰而且肤浅。

我们要警惕唯心主义的制度决定论，不能陷入别人或自己的制度陷阱。今天很多人声称国家治理的结果来自好制度或坏制度，体制落后被说成是社会弊端的总根子，体制变革则被说成一切成就或动力的来源。西方体制被说成是“好东西”，千方百计塞给欠发达国家。世界上有免费送的“好东西”吗？好东西，比如高科技，要高价才能转让，甚至高价也不肯转让，还要禁运。千方百计要对方接受，甚至用飞机导弹不惜杀上百万人也要强迫对方接受的东西，能是“好东西”？通过引发社会动荡来实现分而治之，有助于维持西方统治世界的地位。有政治稳定不一定有经济发展，但没有政治稳定就肯定没有经济发展。

国家出了问题，不应像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那样照经书里的抽象概念“改制”，而应针对问题检讨大政方针、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毛泽东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国家兴衰不取决于政制，取决于政策。在当代中国话语里，决定国家兴衰的政策分为四种：大政方针、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抗战时延安胜过西安，我们归结为三条“延安经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我国政体没有根本变化，但有了改革开放政策就有了21世纪的中国发展奇迹。近四十年前，我国的大政方针从“无产阶级专政”变为“改革开放”；政治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路线从“无产阶级革命”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任用干部的组织路线标准从能办批判会的本领变为能发展经济的本领。政体未变，我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我并非看不到国家出现的问题，但我旗帜鲜明地反对把问题归结为“体制”，归结为所谓“威权”体制，归结为所谓“一党专制”。是政策而非体制决定成败。

体制决定论不对，但“拆”体制就是大问题了。“拆”体制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导致天下大乱。拆易建难，拆故宫与建白宫是两码事。即便在北京建了白宫，也是假白宫，甚至伪白宫——白宫的附庸。法国热衷改制，英国和美国却以不改制而自豪。制度保守主义比制度改革主义深刻得多。西汉末王莽照着抽象的书本概念义无反顾地大搞“改制”，他的悲惨下场成了千古笑料。

古今中外的所有国家都需要为解决新问题而不断调整政策，在政策调整中走向进步和文明。这个看法引发了我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政策。

第三，关于大政方针。

我们在讨论社会治理时，首先需要警惕神秘主义。比如说同人均GDP水平挂钩的所谓“深水区”论，完全没有历史和逻辑根据。再比如社会变迁的“利益多元化”论，也完全没有历史和逻辑根据。人类利益从来都是多元的，多元的利益未必导致社会不稳定。还有所谓“转型论”，往哪里转？我们的体制、道路、目标是非常成熟和清楚的。

社会稳定与否与社会治理的质量有关系。治理国家的主体是政府，治理社会的主体不能没有社会。社会组织成各种社区和会社，有了社会组织才可能有社会治理。古今中外没有任何官僚科层系统能够单独治国。

我国依然有很多落后现象，其根子是相对的贫穷。我国而今不到7千美元的人均GDP仅是发达国家4-5万美元的六分之一乃至七分之一。因此，所有欠发达国家的所有落后现象我国都有，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根本原因。高速发展经济，每十年翻一番，是我国解决落后问题的根本，是在人民共和国百年诞辰时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是中华复兴大业的根本。

然而，在3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需要回答以下的六大新问题。

（1）为什么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正确关系”总也说不清？

（2）为什么群众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群众的生活却越来越艰难？

（3）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劳动大众的文明素质却越来越低？

（4）为什么政府官员的学位越来越高，政府的质量却越来越低——拿百姓的钱不当钱，胡作非为、奢侈浪费、贪污腐败？

（5）为什么我国建设事业突飞猛进，但群众与党和政府却日渐离心离德？

（6）为什么我国经济水准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却骤然失去高速发展动力？

在经济政策上强调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抽象两分，却忽略了第三方，即百姓的要求。忽略了经济是“经世济民”就说不清市场与政府的“两分”关系。在公共政策上，我们与医疗和教育均等化的世界文明进步趋势背道而驰，“一流”的大学和医院越来越多，生活起点的公平却越来越少，生命终点的公正也越来越少，10亿人养2亿小孩、送2亿老人的生活就越来越艰难。在社会政策上我们强调个人主义的“以人为本”而非传统的“以民为本”；还强调行政体系机械的网格化“覆盖”而非把群众组织起来“参与”。人民没有了自己的、有机的自然社区组织，还被行政“覆盖”，人民当家作主也就成了空中楼阁。从此，群众变成了以钱为本的“屌丝”，不仅成为“治理对象”，还成为无法治理的一盘散沙。

人民在自己居住和工作的社区无法当家作主，导致了四个严重后果。（1）有组织的科层体系面对无组织、无权力的群众，政府官员就胆大妄为甚至贪污腐败。（2）日常生活里缺少自组织、缺少公正，群众就被迫个人自保，自私自利，彼此占彼此和公家的小便宜。于是，公德沦丧，人人不满。（3）现代化惠及的人越来越少，文化和体育日渐属于少数人，高素质属于少数人，群众就不再信任政府，不再与政府同心同德，对各种反党言论听之任之。（4）群众的“小事”办不好，转而无赖化，同情和效仿“钉子户”，就让政府疲于维稳，让建设“大事”办不成。

出现六大新问题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共产党搞革命需要“人民”，但搞建设是否只需要亲近资本？搞建设还需要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组织起来才会有的“人民”，依靠人民的权力和维护人民的权益吗？

载舟覆舟，广大群众支持共产党执政，不是因为抽象的利益，不是因为过去获得的和将来可能获得的利益，而是因为具体的、眼下的利益。改革政策如果仅惠及少数人，要啃的“骨头”就越来越硬，路也就会越走越窄。

在今天全球的激烈竞争中，若要北京不被华盛顿吞噬，我们仍需延安战胜西安的法宝，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张维为：对中国民主和西方民主的看法

现在在国际上，仍然是西方主导着民主话语体系，我们应该进行一种新的民主话语建构。最近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和牛津大学的中国中心搞了一次中国模式研讨会，我在会上的发言就是有关这个问题的。

我先从一个小故事讲起。今年3月我去德国柏林，晚上看电视看到BBC播出一个叫“自由2014年”的节目，一个加拿大退役宇航员，拿着一张冷战时期从外空拍的柏林夜景的照片，对观众说，明亮的地方是西柏林，黯淡的地方是东柏林，这说明了什么？一个是自由的、繁荣的、民主的发达国家，另一个是落后的、封闭的、专制的国家。所以说，现在西方的主流话语还是这种“民主还是专制”的话语，而“民主”又是西方一家界定的程序民主、形式民主，基本上就是多党制加一人一票。

我们去德国，大家都感觉柏林明显比上海落后很多，我们各个省会的机场都比柏林的机场漂亮，德国的城市也空空荡荡，夜景恐怕比上海要落后20年。如果一定要用那位宇航员这么简单粗糙的逻辑的话，那今天中国一定是繁荣富强的民主国家，德国一定是落后封闭的专制国家。换句话说，这种民主与专制的范式是一种冷战思维的后遗症，已经不能说明今天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太精彩了，我们可以随意找出50、100个例子来证明，西方制度没有搞好，采用西方民主制度而失败的国家太多了。

所以，我们要谈民主问题，首先要突破民主与专制这个分析框架。这不是特别难，我很早以前就提出过：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两类的话，那么只能是良政和劣政。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例如新加坡的治理。中国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总体上要比可比的发展中国家好很多，比转型经济国家也好，甚至与一些发达国家比也不差。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西方制度下没有治理好的国家太多了，非西方国家采用西方政治模式的结果基本上是两种：从希望到失望，或从希望到绝望，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实际上，我的这个观点开始越来越获得接受。

那么，良政善治和民主是什么关系？中西方民主最大的差别是，西方把民主定位在一种形式民主和程序民主，认为由此会自动地产生正义。但这种看法是相当荒谬的。中国的定位则是实质民主，即民主首先要达到特定的目标，我们是在追求良政，追求实质民主的过程中来探索最好的民主形式。

邓小平在1980年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建立比西方更高的、更切实的民主，其核心就是要能够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整体利益，而不是空谈的形式民主。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探索，这是可以跟老百姓说清楚的，中国这个民主模式是可以跟西方民主模式竞争的。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说明西方模式的不成功。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创伤超过文革对中国的创伤。从经济方面看，斯蒂格利茨认为现在美国的中等收入水平低于25年前（1989年）的水平，大部分家庭的资产也贬值了，这对西方社会造成了巨大心理冲击。另外，“颜色革命”的负面例子接连出现，这些都可以说明问题。这也意味着现在是我们建构中国话语权的大好时机。

邓小平讲政治体制质量的三条标准：一是能不能保持政治稳定；二是人民生活水平能不能提高，人民能不能团结；三是能不能保障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中国是从这样的目标出发，从实现实质民主的目的出发，来探索民主的具体形式。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提出，我们主要的民主表现形式是协商民主，这是有道理的，它表明中国民主有自己的文化基因，这是大量实践后的合理产物。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13亿人口。在任何一个小国家里，如果一个决定10%的人不同意，90%的人同意，那这个决定一定是非常好的决定；而在中国，10%的人不同意也有1.3亿人，所以还是要协商，尽量把他们的反对程度降低一点。正是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协商民主的传统逐渐形成了。

曾经有美国学者对我说，你们人民代表的选举很不民主。我告诉他，我们的选举制度是有改进的余地，但是美国的国会代表选举也要好好改革。美国今天的参选比率一般不超过55%，而当选者大都是微弱多数当选，比如52%就当选了；这意味着那100个人当中，只有55个人参加投票，52%的当选率意味着当选者只获得了20几个人的赞成票，这也叫民主，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实际上，这无非是你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程序，认为这就叫民主。坦率地讲，中美双方在民主程序方面，都有很多改进的余地。但是从实质民主，也就是民主的实质内容来看，美国国会对美国老百姓问题的回应，远远不如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对老百姓的回应。高度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已经完全绑架了美国国会讨论的议题。事实上，西方民主在西方国家内部已经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金钱政治。美国现在的公司捐款和个人捐款都取消了上额限制，这种金钱政治甚至连一些右翼政客都开始担心。另一个困难是治理失灵，也就是福山讲的否决政治，共和党否决民主党，民主党否决共和党，其结果就没法真正地进行有效的国家治理，美国的整体国力也因此走衰。第三个困难就是腐败问题。这里我顺便讲讲德国柏林机场，自2006年投资12亿欧元，至今尚未建成，但今天的预算已经是42亿欧元了，现在的柏林机场还非常原始，像我们一个地级市的机场。为什么没有建成？各种各样的腐败，各种各样的官司。

所以，中国的民主探索可以概括为从实质民主出发来探索形式民主，包括协商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选贤任能制度，组织制度，这些都是富有成效的探索与创新。十八大形成的新一代领导团队，连西方也认为确实相当优秀，一般的西方政客远远比不上这些经过实践锻炼的领导人。我们国家新型的民主集中制，是真的民主决策。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基本上要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上上下下无数次的咨询、磋商，最后拿出的东西就具有很强的可行性。而美国则是小圈子决定，然后出售给公民。我们的决策做得比较好，执行过程中还要强调因地制宜，这在中国已经形成的一套传统。当然，我们的基层民主，包括村民委员会等等基层选举，不是很成功。恐怕政治文化中也有一个比较优势，英美主要族群的自治传统比较强，中国则是考核选拔的传统比较强。只要我们发挥好自己的比较优势，我们就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

所以，尽管中国现有的制度还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它已经可以跟西方的制度，包括跟美国制度相竞争；因为美国制度在过去几十年间没有提高，大部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甚至出现了下降。西方是形式民主决定论，我觉得这是简陋的、粗糙的、低智商的；而我们的目标则是实质民主，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实现实质民主的具体形式，这个过程是不断展开的，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

我的新书《中国超越》里谈到了几个对美国的超越。其中经济总量的超越不用多说，还有一个是中产阶级人数的超越。我估计十年之后，我们的中产阶级人数将是美国人口的两倍。还有一个我称之为政治制度的超越，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代表尽可能广泛的人群，而不代表特定的利益群体。直白地讲，就是美国最富的20个人、30个人、50个人可以左右白宫，而中国最富的100个人是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从所有的社会民意调查（包括皮尤中心和零点公司所做的民意调查）看，中国中央政府的威信一直是非常高的，最低也是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跟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传统，多数地方上的危机和问题，甚至不用中央政府出面，一个省委书记甚至县委书记出面就解决了。

关于今天我们讲的话语体系问题。我们要逐步调整和完善共产党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话语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在我看来，平等是我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东西，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与社会主义传统是吻合的，所以中国的大部分群众也很容易接受社会主义。还有就是爱国主义，现在西方想污名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但这是徒劳之举。爱国主义一定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选择，西方或者自由派挑战这个东西是愚蠢的，因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不是简单的西方狭隘的爱国主义，而是爱一个文明，唐诗、宋词，黄山、峨眉山，都是爱国主义的一部分，这远远超过西方的范畴。

中国是有很多问题，但总的思路应该是在总体肯定的基础上谋求改进，而不是彻底否定。以腐败问题为例，要有全球的国际比较。西方是合法化的腐败，我们现在最多的是官员腐败，特别是在招商引资中的官员腐败。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在中国有数千年的传统，老百姓对政府的期待跟一般国家是不一样的。在上海，菜市场价格稍微涨一点，老百姓就开骂了，政府怎么不来管管呢？而西方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与西方通过社会中介来实现经济发展的模式比较，中国通过地方政府谋求经济发展的模式，虽不完美，但交易成本相对更低。在西方，企业需要付出很大的交易成本，支付各种社会中介组织、游说组织，其中不少情况属于“腐败合法化”。中国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套，我们不应该盲目照搬西方的做法，而应该结合中国的传统进行制度创新，从而更好地解决腐败问题。

曹锦清：从“西学东渐”到“再造语词”

关于问题中国，我想谈两点。第一点是“名实”问题。社会大转型时期会出现“名实的分离”，名找不到实，实找不到名。老子在《道德经》的开篇就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孔子提出“必也正名乎”，因为那个时代出现了“名实相怨”社会现象。名与实的关系在先秦诸子的辩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诸子百家中的名家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带来了新名词大爆炸。据有人研究，白话文当中运用较多的术语大概有627个属于译语，我们的政治、经济、哲学、法学等学科的关键词，概无例外的源自英语、法语、德语的翻译，许多还是借道日本转运而来。共产党、进步、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等词皆属此类。在中西交汇之初，我们还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发现在“体”与“用”的关系上不得不继续让步。1905年，晚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它针对的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支撑这种教育体系的知识分类体系。就此而言，1905年以后我们就开始全盘西化了。现在想在我们的高等学校里设立国学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传统的国学是按照价值高低来分类的，共有经、史、子、集四大类。西学则是按照学科来分类的，二者无法互嵌。我们的“新学”是按照西方的知识分类和学科分类来组建的，把中国的经典看成是资料、材料或史料，根据西学的分类系统加以重新梳理，由此形成了中国哲学史、中国经济学史和中国法学史等。这实际上是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当我们讨论现代和传统的关系时，并没有跳出西体中用的框架，这一点千万要重视。

这些西方语词被引进以后，不仅成为分析和认识中国的工具，还要执行价值规定的功能，以西方为标准，把中国经验作为改造的对象，罢免了中国经验申诉自己存在理由的合法性。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做的相对比较好。他坚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强调中国经验的重要性。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突出的是矛盾的特殊性，而不是矛盾的普遍性。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2年，提出研究中共党史要“以中国为中心，研究中国问题”。

我们当前面临的悖论是，不借助于译语，完全依赖中国的传统语言根本无法有效思考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但利用这些语言，又往往会让我们胡乱思考，进而乱开药方。

第二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这两大核心概念的变动直接关系到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中共十四大指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解释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想要回答“如何建设党”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从而实现党的第二次建设。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意识形态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三个核心观念。

先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原来的历史观，我们次第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有其理论贡献，它指出我们过去高估了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执行了一系列“极左”政策。初级阶段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经济。这个结论有它的道理，但是没有回答和原有史观的关系，实际上，它对原有的史观根据实用主义原则进行了调整。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没有回答社会主义有没有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共产党是否将继续引领中华民族通向共产主义。

再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邓小平看来，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性质无涉，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两大核心。但是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根本无法兼容，只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才能兼容。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被提出以后，相关单位才组织人员来研究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兼容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得到明确回答。

1996年以后，中央明确接受了苏南模式的失败和温州模式的胜利，集体所有制企业全面改制。现在的很多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相当一部分是从原来乡镇集体企业转化而来的。有人说，我们明明在搞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要讲社会主义。这种情况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如果承认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兼容，那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必然就会演变成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轨。现在的国有企业和原来的国营企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国有企业里，劳动者是被雇佣的，比如江南造船厂现有各类职工3万人，其中2.4万人是农民工。在一些所谓的乡镇集体企业里，只有村集体才拥有对利润的追溯权，庞大的底层员工不过是打工者。有人说全国还有200多个村在实行集体经济，我去过其中的十多个，概无例外的都有个别德才兼备的人在支撑着村集体经济，一旦这些人不在了呢？恐怕这些集体经济难以避免被瓦解的命运。市场经济具有多重效应，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只能够用政策来消除市场经济过度的负面效应，但无法解决贫富分化问题。

最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种稳定且有效的经济形态，如果拒绝回答社会主义是否存在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最终是否通向共产主义，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什么？

总之，如果共产党要长期执政，就必须保留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这两个概念。现在的问题是，语词令人想到“封闭僵化的老路”，实践令人想到“改旗易帜的邪路”。新自由主义承认改旗易帜，但不接受“邪路”一说，党内有一部分人也认同这个观点。“左翼”承认“老路”指的是社会主义，但不承认这条道路是封闭僵化的。现在，“左翼”和“右翼”有结合的趋势，他们在民主选举上寻找到了结合点。

我建议，一个进步的中国需要在语词方面对这两个概念进行重新解释。要让百姓觉得，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社会主义，是这样的共产党，并且觉得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党执政的合法性也就有了，而且可以有效应对来自“左”和“右”的过度攻击。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是1.0版本，邓小平时代的是2.0版本。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3.0版本。李玲提出了“计算社会主义”，崔之元提出了“共有资源的增值部分让集体或者全民来分享”。

除了对语词进行再定义，传统文化里有很多语词可以被重新利用，这就是古为今用。我们可以用传统的语言，但内容必须是当代的。小康、大同、和而不同、中庸和人民等概念都值得重视。“人民”这个概念奠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却成为毛泽东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念，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政府、人民政协、人民检察院、人民内部矛盾和为人民服务等。马克思的著作里只有阶级没有人民，列宁谈到过民族但没有谈人民。虽然市场经济把谁是“人民”也高度模糊起来，但这个概念仍然是可以用的。

2014年8月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党中央举行了隆重纪念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讲话。结合2013年12月举办的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这两次纪念活动传达出一个共同的信号：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共产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实事求是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奋斗目标和道路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独立自主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继承和发展，这是一条土生土长、承前启后、不可割裂的中国道路。今天我们纪念毛泽东和邓小平，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他们的理想信念，吸纳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坚持沿着他们开创的中国道路走下去。

在纪念邓小平的热潮中，也有一些观点有意或无意地曲解邓小平，曲解邓小平理论。有人认为，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由于与毛泽东时代进行了彻底决裂，朝“普世价值”靠近。也有一些人认为，今天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皆是源于改革开放，他们甚至责备邓小平是“修正主义者”，背叛了社会主义；是“实用主义者”，只顾眼前不顾长远。这两种观点虽然立场不同，但都是把邓小平时期和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割裂开来，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1]。”这个标准，对毛泽东、对邓小平、对一切历史人物都是适用的。

按照这个标准，把两位伟人放到历史长河中，我们清晰地发现：虽然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不少具体问题的做法上有区别，甚至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但这种区别是在共同理想信念、共同远大目标的前提下关于具体路径的区别，是在同一场万里长征中不同阶段战略战术的区别。他们的区别，从根本上来说是由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阶段性目标不同、工作重点不同和外部约束不同而导致的。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坚持独立自主地走中国道路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道路问题。和一切落后国家一样，中国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过政治经济上依附于外部大国、发展模式上照搬外部大国的倾向。从世界历史上看，除了少数具有地缘战略特殊性的小国可以依靠依附和效仿发展起来之外，依附型发展道路并不成功。能否摆脱在政治经济和发展模式上对大国的依附，关系到落后民族能否真正自立于世界。

近代以来，中国出现过三次比较严重的依附和迷信的倾向，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这三次倾向，正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共同努力下才得以避免和纠正的。

第一次是国民党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得到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和武器支援，其内部高级官员以欧美留学生为主，在政治倾向上高度迷信美国。这种迷信就连美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美国记者白修德写道：“在亚洲，甚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个政府如此彻底地被美化分子所渗透，被美国的理念、援助和指导所毁灭”，“这个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 [2]。而与之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解放道路，坚持全民族抗战，开展土地革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赢得了人民支持，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依附道路的结束，避免了沦为美国附庸的命运。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中国共产党内领导了对照搬苏联模式的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毛泽东领导的，也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完成的。

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苏联的迷信和依附。新中国成立之后，从当时国际形势出发，选择了“一边倒”，因为当时只有苏联能够给予中国安全保障和重工业支持。但是新中国从一开始就强调独立自主。特别是1958年之后，随着苏联对中国提出搞共同舰队、驻军、服从苏联全球战略等要求，中国果断地坚持原则，不惜同苏联分道扬镳。在国内政策方面，早在1956年就开始反思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做法，逐步向地方下放企业管理权、调动地方积极性，推行体现工人民主管理的“鞍钢宪法”等等。虽然在探索中国独立自主工业化的过程中有失误，但总的来看，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已经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成为一个灵活性和分权化相当高的国家，避免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和固化。如果没有这些努力所奠定的中国道路的内生活力，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基础，中国也极有可能在苏联东欧剧变中出大问题。

这次摆脱对苏联的依赖和迷信，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邓小平在其中发挥了突出作用。1956-1966年，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在摆脱对苏联的迷信和依附中，邓小平承担了大量工作。他多次带队赴苏联参加谈判和论战。阐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立场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等重要文章，就是由邓小平主持讨论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的。在“文革”后期，毛泽东提议恢复邓小平工作时，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3]可见，在坚持独立自主方面，邓小平和毛泽东是高度一致的，并且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赏。

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的迷信和依附倾向。改革开放，在扭转了一种倾向之后又逐步出现了另一种倾向，那就是对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迷信，邓小平对此坚决地进行了纠正。改革开放初期，他顶住党内外的压力，坚决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邓小平为改革开放确定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亲自领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且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4]。20世纪80年代末，面对党内一些迷信西方模式的领导人，邓小平领导全党坚持了改革的正确方向。在中国一度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时，他又领导中国顶住压力，在原则立场上绝不妥协。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创造。我们自己不足、不好的东西，要努力改革。外国有益、好的东西，我们要虚心学习。但是，不能全盘照搬外国，更不能接受外国不好的东西；不能妄自菲薄，不能数典忘祖”。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都是照搬照抄的反对者，都是独立自主的坚持者，都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这一独立自主的精神，在新一届中央领导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走群众路线、实现共同富裕

如果说，对外坚持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共同信念。那么，在国内发展道路上，走社会主义道路、走群众路线、实现共同富裕，则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最大公约数。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小平只有具体做法的区别，没有方向和本质的区别。

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群众路线和共同富裕，这是大多数人认可的。值得指出的是，这并非仅仅出于信仰，而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的认识，是从中国历史血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中国的现代化，要解决的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贫穷大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走那种“先形成贫富分化再缩小差距”的西方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一方面，这不仅将带来巨大的社会代价；另一方面，封建士大夫、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要么自身过于弱小，要么依附外国列强，出卖民族利益，都不可能承担起现代化的重任。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正是由于走了“先解决公平问题再解决发展问题”的道路。通过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树立了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建立了一个比较公平的社会基础，建设了一个“扁平化”的国家。这不仅大大降低了工业化的社会成本，而且做到了公平分担工业化的成本，避免了仅仅由中下层民众承担。同时，在经济水平较低的那个历史时期，创造性地为人民提供了基本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等社会福利，从而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拥护，有力地巩固了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内的公平正义，和对外关系中的独立自主，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把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同富裕看作是不可打破的生命线。

1965年，毛泽东已经察觉到党内的某些倾向，他在重上井冈山时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5]

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多次阐述过同样的道理。他说：“公有制占主体，实现共同富裕。这两条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6]，“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7]可见，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是一以贯之的。20世纪90年代初，当贫富差距的问题已经开始出现时，邓小平及时提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他主张，应该把缩小收入差距、克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问题提上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之后会见记者时强调，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是对共同富裕这个毛泽东、邓小平的“最大公约数”的继承。

毛泽东和邓小平：矛盾中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一些问题上看似对立，实则是一对矛盾的对立统一，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下，矛盾的重点有所不同，不能把他们对立起来、割裂开来。

例如，包产到户是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先声。但是，也有一些观点把包产到户绝对化、教条化，得出“体制改革，一抓就灵”的印象，从而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之前的人民公社完全对立起来，进而得出今天应该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私有化的主张。实际上，毛泽东时期的农业集体化，解决了农业机械化、良种和技术传播、农田水利建设、农村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投入问题。全国水库库容由新中国成立前的200亿方增加到1976年4200亿方，修建了长达20多万公里的防洪堤坝和8.6万个水库，灌溉面积比例由1952年的18.5%提高到1978年的45.2%，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新中国成立初全国发电量的7.5倍^[8]，农民的预期寿命从30多岁增加到60多岁，农民普遍享受到基础教育。这些都使得改革开放初期的农业生产条件，已经同建国初期大不一样，远远不是“一改革就吃饱饭了”那么简单。如果脱离了毛泽东时期的农业成就，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几千年小农经济都没有解决吃饭的问题。

人民公社管理不善，固然会导致劳动积极性不足，但是要看到，在传统农业最稀缺的并不是劳动力投入。在我国这样人多地少的国家，劳动力对提高农业产量的作用已经接近极限，如果不解决机械、水利、交通、通讯、良种、工业化支持等主要属于公共产品的要素（毛泽东将其总结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宪法），即使把人累死也不能显著提高产量，而人民公社恰恰提供了这些公共要素。一旦具备这些公共要素，再进行包产到户，就能够有效激励劳动者使用这些要素，发挥家庭经营精耕细作的优势，还能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而在毛泽东时代，我国的工业基础还很薄弱，也不具备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条件。所以，毛泽东时代的农业集体化，和邓小平时代的包产到户，是前者为后者打基础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

类似地，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包产到户的体制红利已经消耗殆尽，而小农经济面对市场经济冲击时的脆弱性暴露出来之后，邓小平又及时提出了我国农业发展“两个飞跃”的设想。他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9]

在许多问题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都有这种“否定之否定”、“正题-反题-合题”的现象。

又如对外开放。毛泽东时代，我国没有全面开放，并非是主观上要闭关锁国，而是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条件不断成熟，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有无原则地全面开放。再如发展战略的选择。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重工业优先战略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中国既不能像英美等国那样通过对内圈地、对外扩张来完成原始积累，也不能像一些小国那样通过牺牲主权、充当大国的军事基地来换取经济援助，而只能集中国内的有限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正如毛泽东所说：“为人民的当前利益，是小仁政；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是大仁政……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10]改革开放之后，有条件引入市场机制，发展消费工业，改善人民生活，一度在一些战略性基础产业上减少了投入；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又重新加大了重视，这也是一个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的过程。

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打破传统社会主义教条的束缚，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实事求是地根据形势和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并且排除阻力予以实施，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充满生机、活力和感召力。

邓小平领导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信念坚定，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挺起的精神脊梁”。^[11]有人认为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并且认为“改革开放能成功，就是因为放弃了不切实际的理想”，这是对邓小平的误解。邓小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表现在他对个人及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上。邓小平年轻时就加入了共产党，那时候的共产党，没有丝毫物质利益，革命的前途也很渺茫。如果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那时有一千一万条路可以选择，但是不可能选择提着脑袋干革命，不可能忍受长期残酷的革命战争。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事业出现挫折的情况下，他不惜排除党内外巨大阻力，坚持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阻止了一些人试图把中国引向歧途的做法。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2]正是邓小平维护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抵制了新自由主义，没有使中国像苏联那样改变颜色，这是他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贡献。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具有高度的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他们都认为，中国只有走一条新路，才能跳出历史的周期律，而这条新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做出的理性选择，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中国的历史和其他发展中大国的教训证明，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靠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简单地加入全球分工来谋求独立与发展的道路走不通；只有走一条新路，才有可能建设一个更好的新世界，才可能跳出兴衰成败的周期律。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需要高度的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是前所未有的事业。要打破旧的发展模式、旧的利益格局、旧的思想文化，就会遇到重重阻力甚至出现反复。没有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就不可能应对探索新路所要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

同时，毛泽东和邓小平又都不是空谈理想的人，他们坚持理想百折不挠，为了理想敢于和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社会主义毕竟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它的基本原则和方向是明确的：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消灭两极分化，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但是，这条新路怎么走？谁都不知道。只有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人类文明一切成果，同时又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社会主义才能不断丰富和完善。在邓小平那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等，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更不是不可亵渎的教条。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市场、可以利用资本，但是必须要搞清楚这些手段为谁服务。正如他所说：“市场和计划都是工具”。他在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交代中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13]可见，邓小平从来没有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绝对化、教条化，而是敢于和善于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中国人民服务。

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再次强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这是一个具有哲学高度的认识，因为世界本身就是在不断变化的，静止和停滞的论点是错误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能够继续保持繁荣，就是因为保持着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能力，从包括社会主义运动在内的各种社会运动中不断吸取营养，完善自己。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今天，从东方到西方，从华尔街到广阔的拉美大陆，都在反思原有的发展模式，反思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对全球带来的危害。作为经过五千多年辉煌历史、一百多年苦难抗争、六十多年艰苦创业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停滞和迷信呢？“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如果把改革变成了教条和迷信，改革就没有生命力了。

习近平纪念邓小平的讲话，在关键时刻为改革开放再次把关定向，使借助纪念邓小平推动中国“西化”、新自由主义化的愿望落空。外媒称：“中国媒体对习近平讲话的报道中，解读邓小平遗产——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自然发展，而不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否定。”

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继续走好中国道路，把毛泽东和邓小平共同开创的道路走下去，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也是对老一辈革命家最好的纪念。中国共产党人愿意吸收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包括吸收中华民族自己的优秀文化，从党史国史中获得启迪，创造新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中国共产党不能失去理论自信，关键是中华民族不能失去文化主体性，这样才能“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编辑 萧枫）

[1]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 刘永峰：《时代》如何塑造中国，《时代教育》 2009年07期。

[3] 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8月14日，引自金冲及等《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39章。

[4]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5]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6] 《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7] 《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8] 董忠：《下决心解决农田水利建设滞后问题》，《中国发展观察》2011年第2期；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第1310-1311页。

[10]《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88—989页。

[11]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12]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笫365页。

 

65年前，毛泽东等人面对的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却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中国。就是在这种落后于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下，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带领全国人民创建了现代国家制度，真正实现了国家统一、人民解放、民族团结和天下大治。36年前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等人面对的是一个因长年政治运动而致使多项制度遭破坏的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领导人重建了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实现了经济起飞、社会进步和对外开放。之后，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代中国领导人又不断完善与加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使中国迅速崛起，全面开放，不断创新，终于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至今日，中国崛起已是不争事实，中国道路的成功发人深省。中国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其成功是否有迹可循？本文试图对此作出回答。

中国道路优越于西方

中国道路优越于西方，这样的结论，不是任何“权威”能够擅自确定的；可以给出具有说服力答案的，唯有事实本身。事实是，当代中国与世界上最发达、最现代化的美国、欧盟的同时期相比较，中国的治理绩效最好、国家治理能力最强。

下面，以西方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为例，依据中美两国政府提出的施政方针，如中国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围绕六个维度来同时考查中国与美国政府的实际治理绩效。具体讲，就是比较两国不同的经济增长率、财政可持续性、扩大国民就业能力、改善社会保障能力、促进科技创新能力，以及维护社会安全和保障公民人身安全的能力。这些关键性指标具有很高的信息含金量，更具可比较性，也更直观、更客观。最重要的是，这种比较能够经得起其他研究者的检验与核对。在这里，我们选择了2000-2012年期间两国的公开数据，对中国而言，还包括2013年的数据，由此作为依据，来评价中美两国政府的治理绩效。

这一段时期，对美国而言，是指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的两届任期和民主党奥巴马的一届多任期；对中国而言，包括三届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任期。

中国的经济增长水平大大高于美国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按2005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2000-2012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1%，美国为1.8%；其中发生金融危机的200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0.4%，2009年又进一步下降至-3.1%，而同期中国仍保持在9.6%和9.2%（见图1）。如计入2013年的最新数据，中国仍然保持了7.7%的经济增长率，美国仅为1.9%；中国从2000至2013年的年均经济增幅为10.6%，美国仅为1.9%（见图1）。

图 1  中美GDP增速比较（2000-2012，2005美元不变价）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ZG。）

从国民生产总值（GDP）情况看，根据IMF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00年的中国经济总量对美国的追赶系数为30.3%，到2012年已增加至79.4%（见图2），平均每年缩小4.1%。

图2  中国GDP相对美国追赶系数比较（2000-2012，购买力平价）

（计算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

从国民人均收入情况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中国国民人均收入对美国的追赶系数，从2000年的6.6%增长至2012年的17.9%。这意味着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美国国民人均收入相对中国的领先优势从15倍缩小到了5倍多。在过去十多年间，美国打了两场战争，又制造并出口了一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而中国却牢牢把握并充分利用了战略机遇期，保持了持续的经济高增长，为国家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为进一步全面超越美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的财政可持续性水平显著优于美国

一般性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是衡量一国财政可持续性水平进而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公布的资料，在2000-2012年间，美国一般性政府债务相对于GDP的比重从不足55%上升至近70%。这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紧密相关；小布什在任期结束前，又推动国会通过了“七千亿救市”计划，这一指标进一步攀升，到2012年已增至106.6%。相比之下，尽管中国一般性政府债务水平占GDP比重于2010年间陡增至近35%，但很快在2011年又回落至低于26%，2012年再下降至22%，接近2002年以来20%左右的平均水平（见图3）。

图3  中美一般性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比较（2000-2012，%）

（计算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

中国在促进就业方面的表现远在美国之上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最大、最重要的治理绩效。根据中国的国家五年发展规划，“十五”期间，城镇年新增就业人数为900万人，“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均为每年950万，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下。统计结果显示，从2001年到2013年，中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1.38亿人，2013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1%。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不仅对扩大就业向人民作出了郑重承诺，也兑现了承诺（见表1）。

表1中国城镇就业目标与实现情况（2001-2013）

资料来源：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2011）；

国家统计局：《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2月24日。

相比之下，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整个衰退期共损失800万个就业机会：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就净减少340万个。奥巴马2008年承诺在2011年前为美国民众新增250万个就业岗位，，2009年1月加码至400万个。承诺与实现值之间，存在740万的巨大差距。2012年的失业率为6.6%，高于中国4.1%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水平。

中国的基本社会保障取得更大成就

以医疗保险覆盖情况为例，在2001-2012年间，中国城乡无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从2001年的94.3%，大幅下降至2012年的1%；而同期美国无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2001年的13.5%升至2010年的16.3%，之后随着奥巴马医改法案的通过才略有下降，回落至2012年的15.4%，但仍有4774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见图4）。

图4  中美两国基本健康/医疗保险未覆盖人口比例（2001-2012，%）

（注：中国数据2008年（含）前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2009年（含）后将城镇居民也纳入其中。数据来源：美国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

http://www.census.gov/hhes/www/hlthins/data/historical/HIB_tables.html，中国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美国医疗开支存在占GDP比重过高、投入效率低的情况。从2000年到2012年，中国公用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从4.62%增至5.36%，累计增幅为0.84%；美国从5.74%增至2011年的8.28%，累计增幅2.54%，是中国的3倍。但尽管如此，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并未实现相应的显著增长。从2000年到2012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从77岁提高至78.49岁，平均每年增加0.124岁；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71.40岁增加到75.2岁，平均每年提高0.317岁，比美国高出0.193岁。这也反映了虽然美国医疗卫生开支世界最高，但由于社会不公平，并不能有效地提高人口预期寿命。 

中国的科研创新赶超势头强劲

在推动科研试验、促进技术与研发创新方面，中国表现出非常强劲的赶超美国势头。一方面是研发（R&D）投入增长情况，从2001到2012年，中国R&D投入占GDP比重从0.95%增至1.98%，增幅超过一倍，2013年又进一步增至2.09%；美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则基本没有增加，2011年水平仅比2001年高出0.08个百分点。不难发现，尽管2012年中国R&D投入占GDP比例与美国2011年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但这一差距已比2001年缩小了一半（见图5）。

图5  中美研发投入占GDP比重（2001-2013，%）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截至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国2009-2012年数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科学与工程指标（2014）》（美国2009-2011年数据）；《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2013年数据）。）

另一方面是科研产出的情况（见表2）。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14年的数据，从2000年到2012年，美国和中国的国内专利申请量分别以5.2%和23.5%的年均增幅增长，其中中国的主要增长来源是本国居民，美国的主要增长来源是本国非居民。这表明：中国国内技术创新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善。从专利授予量看，2000年到2012年，美国和中国分别以4.0%和26.4%的年均幅度增长，中国对美国的追赶系数从8.29%提高到85.76%，已经居世界第三位，不久可能超过美国与日本。

表2  中国与美国发明专利申请与授权情况比较（2000-2012）

注：国内专利申请量和授予量均为居民、非居民两项来源的总和。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4年1月）http://www.wipo.int/ipstats/en/statistics/country_profile/#U。

中国的社会秩序明显优于美国

美国长期自任“世界警察”，但其国内的社会秩序与安全水平堪忧。UNDP发布的《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将杀人犯罪率（每十万人中故意杀人犯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国民人身安全水平和社会综合指数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此指标来看，2004-2011年期间，中国为1.1（世界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组平均为2.1），美国为4.2，相当于中国的近4倍，死亡总数在1.3万人。可见，中国是世界上相当安全的国家。

上述中美治理绩效各项指标比较的实证分析表明：在2000-2012年间，中国已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之势。总体的对比形势是，美国在相对退步，中国在相对进步。

这种比较，显示了中国独特的制度创新，也显示了中国独特的道路优势。所以，中国人不要害怕国际比较，应打破长期以来对西方的“盲目迷信”，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也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确实在有些方面还需要学习西方的长处，但这种学习不是“邯郸学步”，一味模仿别人，而应该是 “迎头而上”、“后来居上”，要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能够超越西方。

那么，上述21世纪最初的十余年间，中美国家治理绩效存在明显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和优越性

今天的中国道路，是在毛泽东时代的基础上，通过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最终确立，逐步完善起来的。1949年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设想：“如果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30年（时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之长。”形象地讲，前者是铲除旧中国的地基（指旧制度），后者是建立新中国的地基（指新制度）。毛泽东是新中国新制度的创意者、创建者。1949年的《共同纲领》、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6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等有形或无形的一整套新制度，不仅实现了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根本转变，而且也超越了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还超越了被视为最好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毛泽东以强有力的制度创建，开启了中国国家制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将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用极短的时间彻底终结了20世纪上半叶长达50年的旧中国山头林立、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态。

文革结束后，中国曾面临三条道路的选择。

一条是老路：“按过去方针办”，即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路线的“两个凡是”，继续走传统的教条式的社会主义的老路。

一条是邪路：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模仿和转向“西方之路”。由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受到严重挫折，所以主张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放弃“共产党领导”的原则，放弃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公开拒绝了社会上极少数人主张走资本主义的邪路，避免了后来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大转轨”中所发生的“大崩溃”、“大解体”、“大衰落”。

一条是新路：由邓小平独辟蹊径开创的“中国之路”，换言之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方向下，以渐进改革方式，对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主动对外全面开放，创新式开辟了一条中国发展的新路。对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国而言，这条新路，既是最适宜的，也是最稳妥的。这条新路，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就是人间正道，就是中国崛起之路。

这样一条中国道路，形成了鲜明的自我特征。这种特征可以称之为“1+1>1”，它指的是一种能够兼收并蓄、取各家之长、行中道而非走极端的发展方式。具体表现为，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两只手”总是优于“一只手”；在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关系上，“两条腿走路”总是优于“一条腿走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两个积极性”总是优于“一个积极性”。

“两只手”总是优于“一只手”

在一个社会中，政府与市场是存在其中的两个主要方面，既对立又统一。单纯依靠政府一种“无所不能”，或者单纯依靠市场一种“万能药”，都是无法从根本上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我们既要了解两者之间的不同方面、不同作用、不同优劣，又要强调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它们的对立方面还可以转化为统一方面。这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唯物辩证法。

如果把一个经济体比作一个人体，那么有政府和市场的“两只手”，比只有“一只手”好。历史经验也表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不是简单地从“一只手（计划）”转向“另一只手（市场）”，砍断一只真手，安装一只假手（所谓“坏市场”）；而是转向了“两只手”，调整政府之手（转变职能），扶植市场之手（放开并培育市场），建立并完善混合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利用“两只手”的优势，也注意避免“两只手”的劣势。在明确政府之手是服务于市场之手的基础上，更要认识到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不同地区也有着自己不同的特点。在有些地区市场发育不够完全，政府的作用可能多一点，也是适当的；但如果政府过度干预或直接干预微观经济，可能就有问题了。怎样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度，是一门重要的政治艺术和治理艺术。两者并行不悖。

正是在这两大互有联系、又互有区别的发展脉络中，要求我们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既用好市场的“无形之手”，又用好政府的“有形之手”。

那么，如何用好这“两只手”呢？大体上有两大原则。

一是各就其位，各得其所，各发所长。市场之手在资源配置、有效竞争、激励创新、以价格杠杆调节供需方面，具有极强作用。但另一方面，在资本逐利性的推动下，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市场主体极端追求个人利益也会对社会利益、集体利益乃至环境利益造成极大危害，因此在一些领域，必须管住市场的“掠夺之手”。而政府之手在组织有效市场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基础设施的硬件投资和对公共卫生、教育、知识、信息的软件投资，促进各类市场资源更有效率的配置。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宏观调控保障宏观经济稳定，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保障民生，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遏制地区发展差距。但另一方面，政府也存在过度干预市场、从政府主体出发、获取或掠夺经济利益的冲动。因此必须要让这“两只手”在应该发挥的领域展其所长，在不应涉足的领域避其所短。

二是以透明公开的秩序监督“有形之手”，保障“无形之手”。对于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都需要以公开透明的秩序管理进行监督，即以制度的手段约束“两只手”。只有通过可预见的公平制度，才能够使“两只手”都在阳光下运作，避免潜规则破坏既有的良性局面。

总之，我们应当用好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两只手”要各就其位，各得其所，“两只手都要硬，两只手都要活”。“两只手都要硬”，是硬而不僵，更加尊重市场作用，更加发挥政府作用；“两只手都要活”，是活而不乱，充分发挥“两只手”各自的优势，使之产生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作用，同时避免或减少各自的劣势，也有相互制衡、相互对冲、相互抵消的意思。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所印证的卓有成效的中国经济治理经验，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两条腿走路”总是优于“一条腿走路”

从中国的经济所有制发展实践看，先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前30年，是从新民主主义的混合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当时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但是用“一条腿走路”还是走不远，也走不下去。

后30年，中国经济改革迅速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所有制，形成公有制、私有制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外溢、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新格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谐有序发展”，这就是以公有经济为主导、不同经济成分共存、齐头并进的混合经济结构。这一结构，如同中国这个“东方巨人”的“两条腿走路”。

“东方巨人”的“两条腿走路”，既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有公有制经济的“一条腿”，也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主要基于私有经济的“一条腿”；还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即通过对国有企业私有化，锯掉“这只腿”，安装一只“假腿”（所谓“私人寡头”）。中国是通过改革医治国有企业“这只腿”，大力扶植民营经济，形成“两条腿”走路，这就要大大优于“一条腿”走路，走得稳、走得快、走得长远。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新的里程碑，中国的混合经济发展模式必将进一步完善、成熟；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质量在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组成结构基础之上，必将进一步壮大和提升。

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根据中国国情，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还要大力扶植民营企业，“做活、做精、做细”，使“两条腿”都很强壮，使两类企业都能健康成长。中国将形成一个混合经济的良好发展模式。

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大大超过美国和27国组成的欧盟。据统计，欧盟有2070万家中小企业，美国有500万家中小企业，而中国实有企业超过了15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4400万家，总计有近6000万家中小企业。因此，中国进入了一个企业家创业、创新、创造的时代。他们既是创造中国GDP的主体，也是创造新增就业的主体；既是创新技术发明的主体，也是创新各种财富的主体。衡量一个企业的好坏，不能从所有制类型去判断。好企业与坏企业划分的标准十分简单明了，这包括：一是技术创新企业与假冒伪劣企业；二是诚信企业与欺诈企业；三是“绿猫”企业与“黑猫”企业；四是劳资两利企业与劳资冲突企业；五是社会责任企业与社会失责企业；六是基业长青企业与昙花一现企业。凡是满足了前五个好企业条件的企业，就会成为基业长青企业，反之就是昙花一现企业。

“两个积极性”总是优于“一个积极性”

自秦始皇建政以来，中国的大一统制度已经绵延两千年。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制度和央地格局，既具有承继于古代中国“华夏一家”的政治理念与文化传统，又不同于古代中国“以一人治天下”的君主专制，而是一个现代政党领导下的新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有机结合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这个“东方巨人”，是靠“两个积极性”来治理国家和地方的。中国是世界上实行单一制的13亿人口大国，基本行政架构为“条”“块”并存、以“块”为主。这就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面临信息不对称和权力不对称的局面。解决“两个不对称”，需要不断改革，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大幅度降低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这“两个成本”；要建立激励相容机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实质，是实行“激励相容”原则，有效地解决全国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使两者的目标函数一致性并且最大化。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分工，总体上形成中央决策、国家规划、部门指导、省级政府负总责、地市级和县市级政府实施的分工合作体系和激励相容机制。既可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又可以发挥地方的创造性。中央要相信地方，依靠地方办事，支持地方创新，帮助地方纠错，指导地方发展。

变革是道路成功得以延续的唯一途径

中国道路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与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兼顾制度延续与制度创新，进而形成了良好的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发展阶段相适应，与国家治理需要相因应。

实际上，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并非从中国共产党成立或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成不变，而是经过了一个不断成熟、不断定型的变迁过程。譬如五年规划，从早期党的领导人个人直接主持规划编制工作，到改革开放后先由中共中央全会审议通过关于五年规划编制的建议，指导国务院编制规划，再到“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编制过程中更多地吸收专家学者的专业研究成果、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其决策机制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水平，从相对较低转变为相对较高；其内容也从经济指令计划向发展战略规划、从经济计划向全面发展规划、从微观干预领域向宏观调控领域、从经济指标为主向公共服务指标为主转型。正是因为有了在治理实践中的不断学习、不断调适、不断变革，中国治理体系才能够以主动的制度变迁，成功应对发展环境变迁、发展阶段变迁所带来的挑战。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不难发现，变革是制度生命力得以延续的唯一途径。这一逻辑不仅适用于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也同样适用于世界各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无论是现代国家制度的先驱者还是后来者，都需要坚持自我完善、革除制弊，才能顺应时局变革，再建造福于民的新功。

我们完全有理由坚定对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自信、对中国道路的自信。毛泽东曾指出：“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苏联迷信”要破除，“美国迷信”也要破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打破迷信、探寻新路的历史。未来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要继续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以更具竞争力的国家治理机制和更具说服力的国家治理绩效，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增进全人类的福祉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编辑 萧枫）

 

新中国65年的巨大发展以及在21世纪的快速崛起，深深吸引了整个世界，同时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在2004-2010年短短7年时间里，中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过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率先于世界各国走出了危机，在2009年实现复苏，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不用很长时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然而，由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没有依据西方主流理论所提供的方式进行，多年来，国外学界不断预言，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定不可持续，崩溃很快就将到来…… 在国内，中国发展模式的优劣同样是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尤其近年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形势下，中国经济也遇到了困难，增速放缓，国内外“中国崩溃”的论调更为高昂。不少人为中国经济开出药方，主张完全市场化、彻底私有化，与日渐呈现颓势的西方体制全面接轨。

中国经济问题关涉什么样的政治问题？未来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保证？是坚持中国成功而独特的发展道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还是借“深化改革”的名头皈依市场原教旨主义，将中国引向西化和分化？在2014年7月5-6日“问题中国，进步中国”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此展开了热议。

本期摘要刊登四位与会者的发言。

李若谷：中国与西方之间是道路之争

关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制度，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西方力量对比。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总量上看，中国1978年占世界GDP的比重是2.8%，排在第15位；美国是25.8%，排名世界第一。到了2013年，中国已经占到世界GDP的12.5%，排名第二；美国下降了3个百分点，占22%。世界银行估计，按PPP计算，中国今年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这个我们不太相信，这种计算方法我们就不同意。

我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已经不是问题。现在普遍预计在2019-2022年之间，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但人均要赶上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37年日本的工业实力排名世界第六，它用了30年的时间超过了英、法、德、苏，成为世界第二。中国从世界第六到第二仅仅用了不到10年时间。从GDP看，1978-2013年中国年均增长9.8%。从经济发展史看，能够连续五年保持10%以上增长的世界经济体，只有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70年代的新加坡。而有13亿人口的中国连续30年保持近10%的增长速度，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人均GDP看，中美的差距大幅缩小。1980年中国人均GDP是300美元，仅占美国的2.4%；到了2013年中国人均6700美元，已经是美国的12.8%了。从产业发展看，中国已经成为第一大制造业国家。2010年制造业总额占世界的比例是19.8%，超过了美国的19.4%。当然，在质量和层次上中国和美国还有非常大的差距。

这打破了美国连续120年独占制造业鳌头的局面。在500多种工业品中，中国有220种位居世界第一。从进出口总额来看，中国已经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贸易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达到今天的4.16万亿美元。这是200倍的增幅。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达到4万亿美元，2万多倍。城镇化进程，198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19.4%，预计到2020年能够达到60%，2030年达到70%。从国际上看，城市化从26%到70%多，英国用了90年，法国用了120年，中国只需要50年。

中西方软实力对比也有了很大变化。一个最主要的变化，我认为是华盛顿共识的失败。苏东剧变后形成了华盛顿共识，美国以所谓的“良治”来统治世界，在整个非洲、拉丁美洲都实行所谓华盛顿共识。但这并未给这些地区和国家带来繁荣和发展，反而使有些国家发生倒退。中国的实践主要是靠摸着石头过河，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现在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反思，而原来它们都是诋毁中国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我和世界银行的人一起讨论的时候，他们说，你们的改革没希望，不承认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

第二个变化是，承认中国道路取得了成功,20世纪90年代我去越南时，越南人不承认他们的革新开放是跟我们学的。到了2010年我再去时，他们承认全是学我们的。我跟基辛格谈过，像他这样在美国比较有战略思维的人士已经承认中国成功了。当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部有位女经济学家，是个犹太裔美国人，她退休时，我们请她来中国访问。回到北京后她跟我说，将来你们对我们美国人一定要好一点啊。特别是你们的子女，对我们美国人的子女要好一点。我说为什么？她说，我这一圈转下来，发现中国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了。你们以后一定要对我们好一点，不要欺负我们。

美国有真知灼见的人已经看到，中国的发展势头不可阻挡，所以在2008年就有美国学者提出“中美共治”。尽管我们不接受中美共治这个观点，但这证明美国学界有人开始认识到，没有中美共同努力，美国要想独自处理世界上的事务是困难的。

第二个问题，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原因。我写了一本书，《制度适宜与经济发展》，我把中国成功的原因归纳为7个方面。首先一条是思想解放。中国如果还是墨守成规，搞“两个凡是”，就不会有今天的成果。我们不是教条地以西方，包括马克思的，书本理论作为改革开放发展的模式，而是在实践中摸索。只要是符合中国发展的，就是邓小平说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符合的我们就去做，不符合的我们就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最重要的理论思想基础。

第二条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无论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还是习近平，这四代领导人都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我走过世界上将近120个国家，非洲54个国家，我去了42个，绝大多数的总统、总理我都见过，还有部长们，他们都对中国扭住发展这个主题不放松有深刻的领会，说中国成功就在于坚持发展。

第三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先讲个小插曲，我和发展中国家的朋友交谈时跟他们讲，你们搞西方那一套，我们不能搞。有一次在刚果共和国，一个西方记者非常不客气地问我，为什么中国不支持民主，一定要支持独裁？我问他，刚果有议会，算不算实行民主呢？你知道它的议会在哪儿办公吗？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援建的议会大厦(原名人民宫)里办公。如果中国不支持民主，刚果共和国的议会连个办公地点都没有。法国在这里殖民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也没留下一个可供“民主”运作的建筑。究竟是中国不支持民主，还是你们西方不支持民主？

中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我对近平同志主政以来惩治腐败坚决支持，因为共产党如果垮了中国就垮了，而腐败正是搞垮我们党的主要隐患。如果再不治理，我们就没有资格再领导人民了。党的领导是我们取得胜利、取得今天这么大成就的关键因素。现在很多人鼓吹西方民主，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搞两党制、多党制，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我有一次跟基辛格谈，我说你们一个党在台上，一个党在台下，互相拆台，什么事也干不成，还怎么发展。他承认，美国这个体制已经遇到了严重的问题。西方议会民主初期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到后来一成不变，不与时俱进，那就不行了。

西方国家已经把民主给极端化了。西方所谓的民主，就是个人利益的无限制的实现。我有一次跟一拨西方人辩论民主，我说，你们查过《大英百科全书》吗？你们以为一人一票就叫民主，这只是程序上的民主。你去查查《大英百科全书》，对民主的解释是多数统治，rule by the majority。你们的选举参选率只有40%，就算80%的人都选你，也只有32%的得票率，你凭什么说你是民主？

他们被我问得哑口无言，恐怕他们谁也没查过《大英百科全书》，民主被他们推向极端了。现在中国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在强调保护群众利益的同时，还要强调教育群众的问题。不强调教育群众，群众可能会走向个人利益至上。在这方面，我们做得有缺陷，应该保护群众利益，也应该教育群众。

第四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发生过多次争论，到底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存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取得成功的一个根本保证，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

第五是调动了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这是我们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当然这里面也有弊病，地方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问题总是会有的，有问题可以不断地解决，解决了就发展了。

第六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利用自己的金融体系，进行了原始积累。这个积累到今天也没有完成，所以现在很多人说要搞消费拉动增长，不要搞投资了，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什么时候消费能够拉动增长？就是你可以借钱花了。也许中国永远也到不了这一步。我们13亿人，最高人口可能达到16亿，16亿人借钱消费，全世界也供不起。中国的消费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扩张，尤其不能像美国那样占到GDP的70%。推动消费是西方别有用心者一个非常恶毒的战略误导，但是我们很多经济学家却跟着跑。拉美一些国家就是超前消费的例子，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自己头脑不能不清醒，必须继续利用我们的金融体系完成原始积累。我们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还差得远，远没有到可以让消费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

第七个方面是坚持与时俱进的制度设计，不墨守成规。邓小平讲“三个有利于”，这就是与时俱进的制度设计，也就是我说的“制度适宜”。实际上还是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要不断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以上七条是中国成功的内部原因，还有一些外部原因。比如说，我们赶上了全球化大发展的阶段，很多国家产业转移，我们正好承接了这些产业。现在美国着急了，连袜子都要拿回去生产。奥巴马喊出的口号是，再工业化，把制造业拉回美国。所以，一个是产业转移，再一个是外资的流入，还有国际关系的缓和，这些对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都是极大的利好。

第三个问题，中国制度的优与劣。中国制度的优势，我觉得是渐进性、灵活性和不对称性。那么它的劣处，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始终处理得不好。改革开放后，我们让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实行双轨制。这带来了一些问题，腐败也出现了。可是后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太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太弱，始终没有把这个关系处理好。我们的成功，是让这两只手同时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不成功之处，是政府这只手管得太宽，把国营企业给管死了。

企业经营，还是得给它一个指标。国有资产保值升值的目标都达到了，你管它那么多干吗？谁是市场主体啊？企业是市场主体，是纳税人。现在倒过来了，纳税人不能自主活动。这个制度安排需要调整。公司有公司法，银行有银行法，上市公司有上市公司的法，要按法律办。当然，企业也有社会责任，不能只是市场经济中的“弄潮儿”。

由于对经济管得太多，造成创新不足。缺乏创新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巨大的问题。为什么老是不能创新？因为关卡太多。每年科技投入几千亿，都到哪儿去了？科技投入没有评价机制，结果花了很多钱，创新效果却不理想。科技投入没有投到点儿上，这个机制有问题。邓小平讲教育是最大的失败，我们的学生缺乏创新能力，这也许是最大的问题。

然而，不能因为出了问题，我们就对自己的理念、道路产生动摇，还是得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腐败的问题确实严重。其实西方一样有腐败，但它法制健全，只要不违法就可以。例如，美国到了4月初，所有的人都让律师给填报税表，律师一填表，少交不少税，付给律师一定报酬，这称为合法避税。我跟一个美国律师辩论过，我说你们也未必不腐败，只不过你是法制化了，他没有否认。

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是道路之争。我们自己可能看不到，人家已经看到了。人家觉得这个道路之争已经到了关键点，如果再不打压中国，可能中国道路就会形成未来世界的样板。所以人家把航母派来了，强化在亚太的同盟关系，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遏制中国思想理念的传播。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美国有人总结，是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与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我看现在美国是在错误时间、错误地区、与错误的对手搞一场错误的“再平衡”。

我到过很多发展中国家，它们都是“向东看”，向中国学习。如果我们自己不把中国经验总结好、发扬好，那我们将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中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经济总量终于在世界上居于第二位，很快就到第一的位置，如果我们还不总结经验，让它理论化、系统化，能够传播，那我们将愧对历史。所以我就不畏艰难写了那本书，虽然不出色，但是我努力了。中国这条道路已经成功在即，如果我们再向前推进一步，可能就成功了。而如果我们稍有不慎滑下来，就有可能失败。

王绍光：有计划是中国一个重要的体制优势

我讲的题目是五年计划，或者用现在说法叫五年规划，它是中国制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过去60多年的历史里，有一样东西如影随形，那就是五年计划。这些年我们对计划讲得比较少了，但实际上一直有争论，比如张维迎教授就一直讲，不要有那么多的计划，计划都是失败的。世界上今天仍坚持制定五年计划的国家不多；像中国这样，依然花很大气力制定五年计划的国家更少。按照张教授的逻辑，中国应该是最失败的国家之一。但我们都知道，现实并非如此。

全世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国家，就是中国。中国一般的书店都卖哈耶克的书，这在全世界是极少有的。即使是在美国，哈耶克的书恐怕也是在非常少的书店里的犄角旮旯放着一本，但在中国却卖得非常多。他最有名的一本书叫《致命的自负》，说社会主义者都有一种致命的自负，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断言人类不可能全面、准确、及时地把握现实和未来的所有细节，这个论断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以这个论断来反对计划是站不住的。他说不能全面了解所有细节，那是不是可以部分了解？不能事无巨细全面规划，那能不能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进行规划？他的观点有一个逻辑上的跳跃，我觉得这恰恰是他的一种“致命的自负”。只要现实与未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知的，计划便是可能的；只要计划是可能的，就有必要制定计划，明确努力方向，力争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尽量扩大人民的福祉。

中国的领导人从来没有像哈耶克说的那样，希望对人类社会进行全面的规划。中国领导人一直认为，人类认识世界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毛泽东《实践论》讲的那个认识的过程是一步一步的，没有那种全面的计划。陈云在20世纪50年代就讲，“事无大小，统统计划是不行的。应该是大的方面计划，小的方面自由。”这种话他说了很多次，改革开放以前讲，改革开放以后也讲。

毛泽东在这方面是逻辑的辩证思维。国史学会编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里，这种评论非常多。他激烈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苏联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经济规律，毛泽东批评道：这是“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教科书没有讲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例外。”他还明确指出，“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毛泽东认为，“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规律。出了一点毛病，就以为不得了，痛哭流涕，如丧考妣，这完全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所以，放在中国的语境中来讲，哈耶克式的批评是无的放矢。中国即使在计划经济年代，也没有那种全面的计划。苏联的计划是比较全面的，它的国家计委管的物资可能达到几千项。但中国当时有三类各级政府分管的物资，国家计委和各部委管的物资在改革开放前从未超过700种，其他是由地方政府分配的三类物资。

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不能说与计划无关。图1把中国放在全世界各个经济体当中来做长时段的观察。从公元1年到公元2008年，中国占全世界GDP的比重曾高达三分之一，但到解放前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中国的伟大复兴是从1949年开始的，从图1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图1

尽管存在各种问题，苏联的计划经济总体而言也是成功的。从图1也可以看到，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份额非常之小。革命以后，苏联的份额是扩大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转型后，它的份额缩小得非常快。现在国内对苏联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牛津大学一位教授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书，是西方关于苏联计划方面研究最新的一本书。他认为，西方老是拿苏联跟西方发达国家比，这完全不对。因为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经济水平跟中东、亚洲和拉丁美洲差不多，而不是跟西方差不多。如果跟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比较的话，苏联的发展是极好的（extremely good），不是一般的好，是非常非常好。虽然1980年以后苏联的发展放慢了，但即使把这个情况考虑进去，苏联的经济表现也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战前的头三个五年计划期间，GDP增长达到百分之五点多，这在人类历史上到那个时候为止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他认为，这样一个纪录，如果说苏联计划体制没有产生作用的话，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图注：Robert C.Allen所著Farm to Factory

谈到计划经济，大家往往会引用科尔奈的一本书，叫《短缺经济学》。这本书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内热卖，火得不得了。当时中国确实也短缺，苏东一些国家也出现短缺。但短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都试图保障人们的基本需求，就是使用票证来保障基本需求。我做了一个计算，用联合国的数据来看1980年的情况（即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前）。可以做两个排序，一个是人均GDP排序，一个是HDI（人类发展指数）排序。这两个排序是不完全一样的，人均收入高的地方，人类发展指数不一定高，比如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都是这样。然后我计算这两个排序之差，来说明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某种制度更容易保障人民的基本需求；之差越大，就说明这个制度的优势越大。

这样一排序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全世界135个国家，排在最前面的除了汤加王国以外，大部分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即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实行计划的国家。比如芬兰、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在1980年的时候都是实行国民经济计划。这些国家不管有其他什么问题，在保障人的基本需求方面的表现是非常好的。这个结果在我们的主流叙事里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大家看表1(截取前35个国家)，135个国家排下来，社会主义国家基本都排在上面。资本主义国家很多都在下边，就是因为它们人均收入还不错，但在保障人的基本需求方面表现并不好。

数据来源：UNDP，“2010 Report Hybrid-HDI data of trends analysis”，http://hdr.undp.org/en/media/2010_Hybrid-HDI-data.xls

谷歌已经把全世界3500万册书扫描到它的数据库里，通过搜索谷歌数据库中的关键词five-year plan（五年计划）的出现频率可以清晰地看到（见图2），计划体制在人类社会史上经历了一个兴衰的过程。从1928年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兴；这中间除了二战期间下落，之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都是兴的过程；80年代以后又开始衰。

图2 英文“五年计划”一词在Google Books Ngrams中出现的频率

计划理念不吃香以后是什么情况？图3显示人均GDP在转型国家的变化情况。在28个苏东转型国家中，只有5个勉强在10年之内人均GDP恢复到转型前水平。有17个国家花费了10-20年，人均GDP才恢复到转型前水平，荒废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更糟糕的是，直到转型的第21年（即2010年），仍有6个国家的人均GDP尚未恢复到转型前水平。比如乌克兰，2010年的人均GDP只相当于转型前的3/4，即使一切顺利，也许还要10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对这些国家而言，转型的代价是，它们经受了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严重很多倍的经济衰败，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不仅如此，在不少转型国家，犯罪横行，不平等急剧扩大，并且出现了人类在和平年代鲜见的预期寿命大幅下降，成百万人过早逝去。与之相比，中国的表现堪称绚丽。1989年，中国的人均GDP大大低于所有这28个国家；到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其中半数国家。

图3 转型国家人均GDP变化情况：1989-2010年（1990 年国际元计算）

数据来源：Bolt, J. and J. L. van Zanden (2013). The First Update of the Maddison Project; Re-Estimating Growth Before 1820. Maddison Project Working Paper 4. 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中国在过去60多年里走过了三个阶段，我称之为匮乏阶段、温饱阶段和小康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是匮乏阶段，中国的人均GDP按PPP（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编者注）计算，在1978年刚刚达到1000美元。然后从1978年到2002年是温饱阶段，2002年十六大前后达到4000美元。4000美元以后是小康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因为需求不一样，中国的计划或者规划，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第一个阶段是匮乏阶段，即使平均分配，人均GDP也仅够人的生存，要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当时实行指令性计划，在很大意义上说是必须的。今天很多人恐怕难以理解，但我认为可以这么评价。第二个阶段是温饱阶段，从1978年到2002年前后。这个时候按联合国的标准，中国还有6亿贫困人口，需要满足这部分人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就是邓小平讲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需要满足一部分人的欲望。所以这时候实行的是“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市场”，官方在提法上也是这么说的，一直持续到1992年前后。2002年以后是小康阶段，人均GDP可以满足中国人的基本需求了。这时候要扩大公共消费，满足大多数人的欲望，而不是少数人的欲望。这时候实行“计划+市场”，也就是“规划+市场”，我觉得是必要的。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现在仍然有计划或有规划，尤其是中长期规划。这仍然是中国一个重要的体制优势。在这方面，有些外国人看得比我们还清楚。我在这里提三位美国人，一位是一家大公司的中华区主席麦健陆（James McGregor），他在中国已将近30年。另外一位是学者夏伟(Orville Schell)，前不久刚从伯克利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的位置上辞职，在美国中国学研究方面非常有名。第三位是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恩格尔(Robert Engle)。他们三人都讲到，中国有计划、有规划，这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特点。他们一致表示遗憾的是：在中国为下一代制定五年规划时，美国人却只是在规划下一次选举。

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实施了十二个五年计划（规划），其中三个是在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制定与实施的。虽然2008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也拖累了中国经济，但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仍以领跑他国的速度持续增长，当之无愧地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中国有计划的这种制度优势，我们必须要把它讲清楚，不然就会被一些人当作垃圾给抛掉。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重新回来讲计划的原因。

温铁军：把中国自身的经验认真总结出来，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从大历史的角度分析，整个人类世界仍然处在资本主义文明这个历史时期。美国已完成升级，是处在金融资本阶段的第一大国，我们则总体上是处在产业资本阶段的第一大国。因此，新型大国关系是两个分别处于不同阶段的第一大国之间的新型关系。处在金融资本阶段的国家和我们之间既有对抗性，又有互补性；对抗性是因为，它一定要在虚拟金融资本的流动性扩张上借助软实力推进“去国家化”，才能形成长期竞争优势。

我们看得很清楚，量化宽松造成两个直接结果。第一个是，量化宽松所形成的大量的货币增量超过绝对比重地流向了与世界实体经济最相关的两大市场，一个是原材料市场，一个是能源市场。这导致两大市场价格高企，所有的实体经济只要进口原材料和进口能源，就会形成国内通胀。因此，中国的国内通胀是不可能靠本国的宏观调控来压抑的，因为是输入性通胀。第二个结果是，当大量的流动性被制造出来后，不是只在美国待着，一定是去战略性地攻城掠地。因此，中国现在21大类产业中的2/3是外资为主控制，这是大量制造流动性的必然结果。更何况，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量化宽松的同时是维持零利率的，所以超级量宽很大程度上是零利率地大量制造流动性，这使得西方跨国公司的投资打遍天下无敌手。而在国内，输入性通胀一定是高利率的，因此我们的资金成本一定高于西方金融的投资成本。所以我们不得不壁垒——高筑墙缓称王。那为什么要搞上海自贸区、温州金融自由试验区？很大程度上是地方部门及相关利益集团要对接低利率的外部资本。

目前财经部门一般都主张金融应该市场化。从利率市场化入手，逐渐推进金融市场化，推进外汇和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在这种观点的主导下，有两个情况值得我们关注。一个是，由于我们与发达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不可能按照同一个规则来竞争。第二个是关于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编者注）。我们知道，TPP的真实内含是要求各个国家取消自己的金融边界。这个取消恰恰有利于金融资本主导国家以大量的量宽政策制造出流动性，对其他实体经济国家实现货币化和资本化的收益占有。因此，中国现在不被纳入TPP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自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后，以所谓Capital control（资本控制）作为主要政策，至今仍然是一个货币不能自由兑换、资本市场不允许外资自由流动的国家。当然，这并不一定是我们的缺点。

客观看，1999年欧盟发行欧元，接着发生科索沃战争的时候，我们就曾向中央建议，美元和欧元在金融资本阶段具有对抗性的主要矛盾方面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国最好的方式是作壁上观。不要急于介入国际金融资本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冲突。不过，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早晚会殃及我们。我在1991年苏东解体后对7个实体经济崩溃的国家进行考察时也曾明确提出，苏东国家的主要问题不是主义对错的问题，而是没有从实体经济进入货币经济。现在来看，十几年、二十几年来的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我们过去的很多提法。

从国内情况来看，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发生后，我们在政策圈内部的讨论很清楚，就是中国当时唯一能够采取的只有“罗斯福新政”。1998年的所谓“朱镕基新政”，或者铁腕调控，很大程度上是两手，一手是4500万国企工人下岗，国企大规模破产倒闭；另一手是大规模启动国债投资。从1998年到现在，已经历经了15年投资拉动性增长，这对中国当前的很多问题都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你想，当经济基础的整个发展过程是以投资拉动，并且是国债主导的投资拉动的，对应的上层建筑会发生什么变化？

中国今天的很多问题，无外乎是15年来以投资拉动增长所派生的问题。1998、1999年林毅夫就明确提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也就是生产过剩的同时劳动力过剩。当然后来劳动力又短缺了。

大家都清楚，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的一般内生性矛盾。当西方遭遇生产过剩的时候会怎么样？靠战争解决问题。我们遭遇生产过剩的时候当然不能靠战争，于是就把庞大的过剩工业生产能力转向基本建设，用基本建设扩大实体资产的总规模，同时也为货币增发创造了基础。也就是说，实体经济总量越扩张就越可以增加货币总量，因为货币总量相对于实体经济总量是个百分比是否合理的问题。因此，中国经济并没有因为1998年遇到严重的坏帐危机而垮掉，相反，因为有这套政策而有效地化解了危机。

所以，林毅夫从世行回来以后说，中国还有20年8%高增长的潜力。他之所以这样认为，在于中国还有20年的投资空间，也就是还有大量的对内基本建设改造做投资的可能。我记得很清楚，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建议也是林毅夫在1999年提出的。

这十几年来的基本建设投资，有效缓解了三大差别中的两大差别。第一大差别是区域差别。我算了一下，我们大概用了8万多亿元，投资于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这三个计划导致现在西部各省GDP是红灯区，而东部沿海地区进入蓝灯区。这也就是说，区域差别相对缓解。这件事是我们的举国体制优势，可是没有学者去认真研究，也没有宣传部门、媒体去宣传它。

第二大差别是城乡差别。自2005年中国开始加大新农村建设投资以来，8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投入8万多亿元。现在农村的开支是财政开支中的最大项，每年一万多亿，主要定向是解决农村的两大问题，第一是基础设施，第二是社会伞（Social  umbrella）。这两项都是大规模投资的，这也就是说，城乡之间的再平衡，我们用了8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得到有效缓解。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下一轮继续维持投资拉动增长中能否有效缓解第三大差别，也就是贫富差别。当然，它还包括一系列的财政税收等其他宏观政策和社会政策的配套。

总的来说，我们的理论界、媒体应该好好宣传中国是如何在遭遇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生产过剩大危机的条件下，没有走西方道路，走的是自己缓解三大差别的道路。我们做成了，这一点在任何西方体制条件下都是做不到的，却没有人把它作为一个经验拿出来。

这几年我在海外讲这些实际情况，没有遭遇过任何挑战。我一年中有1/3时间在海外讲，可以说是外战不败。包括讲2009年中国沿海地区6万家企业倒闭，2500万打工者失业，我问外国人，你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挺过来的吗？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每一万亿投资投到农村基层能带动1000万就业，因此我们就在这个阶段出现了就业的劳动力的卖方市场。而且我们中央一个政策，把13%的出口退税转化成对农民的折扣率——农民消费国家出口不了的商品，能得到13%的折扣率，这立刻促使农民在一年之内把彩电买回家。中国现在农村每百户人家彩电拥有率104台，你们哪儿有？中国99%的农户通电，你们哪儿有？中国98%的农村通车，你们哪儿有？我们五通进村了——通路、通电、通水、通电话、通宽带，五通进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成千上万中小企业在农村地区获得广泛发展，你们谁能说我们不是市场经济？

所有这些事实，我们不必非得按原来老的理论体系去争论，只要把中国自身的经验认真总结归纳出来，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不仅在理论上立于不败之地，在舆论宣传上，我们也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

我还从应对危机的角度给外国人讲。我问，你们20世纪30年代遭遇大危机，你们怎么着了？打世界大战，导致全世界上亿人口死亡。那你们说，西方应对危机的方式和中国相比，谁更人道，谁更人权，谁更代表人类发展方向？再往下多讲一点就更清楚了。中国通过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使实体资产总规模现在上升到600万亿，而金融资产只有150万亿，请问健康不健康？我们的债务资产40-50万亿；40万亿的债务资产对应750万亿的实体资产和金融资产，请问是大是小？占比不到10%，大概7%左右，中国的债务是严重还是不严重？所有这些事情，海外交流的任何场合都可以拿出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挑战。我自己不仅是对海外的学术界讲，还对海外大投行讲，结果没有谁能挑战我。所以我就不明白，我们的理论界到底在讨论什么？

接下来就更简单了。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政府是一个无限责任政府，那这个无限责任政府相对于西方的有限责任政府，它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应该是对应的。西方是有限责任政府，因此它的公司就是有限责任公司。西方制度有它的优势，我们可以借鉴。但是西方的有限责任政府可以关门。对我们来说，如果你是无限责任政府，那你对应的企业是无限责任公司。什么是无限责任公司呢？全民所有制。我曾经很多次问西方人，中国的中国工商银行会不会破产？他说会，为什么不会呢？我说对不起，它不会，因为它是全民所有。它70%的资产是政府注资，那怎么可能破产呢？全民所有制，破谁的产，破全民的产？能破全体中国人民的产吗？因此我们的体制叫做，无限责任公司的经济基础支撑无限责任政府的上层建筑。

我前面说，美国处在金融资本阶段，我们处在实体资本阶段，不同阶段适用的制度不同，因此不必一定对立。我们看，金融资本阶段的金融资本的信用本源是什么，其中最重要的既不是黄金储备，也不是生产多少商品，而是国家政治强权。当我拿ICBC来说话时，它当然有储户利益，也有投资人的利益，这是一般的考虑。但对于金融资本的信用本源来说，它其实是国家的政治主权，或者叫做国家政治强权决定金融资本的信用体系到底有多大的信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不可能倒，因为它是国家政治强权对金融体系的信用赋权。

 

当今社会很多现实问题和学者们的讨论，都涉及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说到底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应当清醒地看到，经过30多年的深入改革，我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资本的力量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阶级关系、政治结构、思想意识。这种变化与西方敌对势力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渗透相结合，对我们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驾驭市场经济特别是驾驭资本的任务极其复杂，主义之争、道路之争空前激烈。

对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中央说得很清楚，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我们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经历世所罕见的艰难而不断取得成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取得巨大的成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更为复杂更为困难的课题是，社会主义要同资本特别是私有资本和跨国资本相结合共发展，其中当然存在着利益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这是我国主动加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依据所在。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深刻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我们绝不能视而不见，轻描淡写，否则就要犯重大的颠覆性的历史错误。这是毫无疑问的。要害是，共产党以及党所领导的国家与资本之间，谁控制谁，谁驾驭谁？依靠谁又为了谁？

这就需要明确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通常的回答是，旧的计划经济的残余或者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管得过多、市场作用不够充分。比如，行政审批范围过大、权力过分集中，一些重要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未理顺，国有企事业单位经营管理中行政化倾向严重，市场秩序不规范、规则不统一，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城乡体制分割，等等。因此，必须围绕着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进一步增强市场活力。这样的回答无疑是正确的。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如产能过剩、贫富差距、金融风险、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全、民生建设和社会保障不足等，显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旧的计划经济残余或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相反，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市场经济固有的弊端，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也不可避免，甚至还更为严重。因此，寄希望于用所谓彻底市场化的办法来解决市场化固有的缺陷，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克服这些弊端的根本途径，在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增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和因素。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是有前提的，这就是党的领导、政府的作用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失去了这样的前提，市场的决定作用就必然会转变成为资本的决定作用，使资本成为支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普照之光”，政权蜕化变质，制度改变颜色，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因此，从全社会发展和宏观层面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应当是市场，而是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作用。微观经济领域的市场决定作用与社会发展和宏观经济层面党的领导、政府的积极作用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根本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新型市场经济。这种结合，一方面发挥了市场机制信息灵敏、效率较高、激励有效、调节灵活等优点，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发挥了社会主义经济具有的党政有为、政府有效、统筹兼顾、共同富裕、独立自主、团结互助等制度优势，从理论和实践上超越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流俗教条，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与众不同、成就斐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实际上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利用好市场经济的长处；二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两个方面放在一起就是，更多市场，更多社会主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进而实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改革总目标。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见解，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基本的一贯的主张。十四大报告在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时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即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指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我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然必须坚持这一基本经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进，不出现颠覆性错误。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真正体现和落实这一基本主张，而不使其仅仅成为一种口号和修辞。这是当前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最为重要、最为根本但又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更多发挥市场作用的成熟经验和做法很多，可供选择的政策和措施也很多。那么，更多的社会主义又应当从何入手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出现，主要有：一是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不搞私有化，不断推进公有制的自我革新，更好与市场经济结合，更好满足全体人民的利益。二是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鼓励劳动、鼓励创造，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三是坚持党的领导，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四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在对外开放中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五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六是发扬经济民主，在企业、国家各个层面的经济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参与管理的权利。七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
归根结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为了人民而改革，依靠人民而改革，才能使改革真正成为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的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孔丹：读书会给我出了个题目叫“一代人的政治交代”这个题目，太大了。什么叫做一代人？我想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应该算做第一代，尽管他们中间也有年龄差距，但是那是一代人。他们后面就是我们这一代了。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五代领导核心，其中锦涛、近平同志从年龄上讲，应该算和我们是同代人。

我们上一代给我们留下来的政治交代是什么呢？我想就是让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走中国道路，不能走别的路。上一代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使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他们那一代人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是有个政治交代的，就是走中国道路。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从这儿来的。所以，如果讲政治交代，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政治交代。

但我们这一代人有资格说政治交代吗？如果说有，无非是把我们这一代人所承担的问题提出来，为历史留下存照，为思考提供素材。这也是我搞口述史的原因。但不能算是政治交待吧？我只能就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来谈一下我的体会。

原本我没有要写这个口述史的意思，该做的事做了就行了，好坏由人评说。但有两位好朋友特别希望我把我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记下来，尤其是事关我在“文革”中的一些经历。一位是岐山，他多年前就跟我说：关于“文革”中“西纠”这一段还就你最了解，别人讲的都不够权威，还就得你来把这段历史记下来。我也想了，我父亲这辈子只字未留，就这么走了。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把这段历史留下来的责任？岐山几年来时有催促我，2013年10月书出来之后我送给他看了，算是交了一个账。岐山还是很肯定的，说非常好。因为历史是一个拼图，你提供的虽然只是一个侧面，一个人的历史角度，但是如果大家都尽了这个责任，就可以形成一个总拼图，历史的全貌会清楚些。

还有一位是马凯。那些岁月是我们共同经历的。他看到对我们那段历史的记述和评论有很多是杜撰，甚至是扭曲。他就跟我说：咱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应该有一个基本真实的历史面貌，不能任人这么浑浑沌沌，信马由缰地去写，至少得有个当事人的态度。这是我写这个口述史的另一个缘起。书出来后马凯也看了，也挺肯定。用他的话说就是很多事儿说清楚了，恢复了历史本来面貌，至少为后人的评说留下了根据。

这个口述史是米鹤都先生搞的一个系列，连我这本目前共出了四本。关于“文革”回忆是一个基本点，不过用回忆的方式来记述历史总免不了有些出入，不能很准确。因为每个人的角度和立场不同，对事实的剪裁也不同。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把自己经历的事情记录下来，给历史的拼图留点素材。我这本书实际想起个推动的作用，希望大家都来做这个事儿。虽然每个人的角度不同，但能合成一个历史的拼图。

我2010年底退职以后，本来想着手做这事儿。但2011年按照中央规定对我做了一个全面审计。口述史里面也说到了，审计署在全国一共有20个特派员办公室，到中信就来了13个，几百余人，提出300多条问题，从2011年的春节到2012年的春节，才正式把审计做完。所以我才在我这本书里面有了“论定何须待盖棺”的感慨。这时恰好米鹤都来找我，说有人讲他搞的那个文革红卫兵口述史里没有孔丹不够权威，要我加进来。我同意了，也用了口述的方式。

我觉得口述比较平实，比较自然。通过互动，可以把一些问题带出来。另外我特别想强调的是能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不要太多议论。所以我这里面议论得不多。我看到很多回忆录太在意对自己的评价，太在意对自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所以给自己做了许多渲染，弄得颇有争功诿过之嫌。我刻意回避了这种现象，把自己犯过的错误和做的工作都说了，这是我的一个追求。大家也可以通过这本书来对我的所作所为进行一个考评。

从读过这部书的人反映看，有人觉得比较平实、可信，能把我这个人的真实情况勾勒出来。但也有些人反映这本书太简单，该说的没说到；还有的人说我的立脚点太低了，只讲了讲自己的故事，讲了讲过去的事就算了。意见不一样，见仁见智。我希望今天等我说完了之后能有些互动。就像冯小刚的电影《非诚勿扰2》里面设计的那个生前告别会一样，没等人死就弄告别，该吹捧就当面吹捧，有意见就当面提意见，其实我觉得这个方式挺好，你今天有冤报冤，有仇报仇，这样你走的时候呢，可以带着好多想法走。不像现在的遗体告别，冰冷冷的躺在那个地方，也没法起来跟你说句话。大家如果能给我搞这么一个活动，乘我活着的时候弄个什么告别仪式，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事儿。今天我就借这个机会把想要跟大家交流的问题说一说，也是在书里面说到但没有展开的一些想法。

一个是如何看待“文革”。这是我们这代人无法抹去的人生经历。我跟好多人交流过，“文革”的发生是不是有必然性？我觉得还是有必然性的。这一点你可以从我们的领导集团自建国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轨迹里看出来，应该说一定会有这样一场运动的。我这么说，既有正面的意义也有负面的遗憾。

正好在我的口述史里面有一段讲了这件事。当时中央在做关于“文革”结论的文件，草稿出来后王震同志的小儿子王之看到了，发现这个文件里有一句说到“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好的。他觉得不妥，就建议中央不要用。后来这个话转到邓大人那儿，小平同志接受了这个意见，这句话没有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对“文革”这么重大事情的一个文件，居然没有对“文革”产生的动机和出发点作一个正面描述，这是比较特别的。现在对“文革”的看法极端对立。有很多学者也下了很大的工夫在研究“文革”。“文革”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战略考量的合理性？我说这个话是源于我的真实感受。因为“文革”提出的问题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共产党会不会变质的问题。就是共产党有可能变质，有可能改变自己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奋斗、立党为公这种性质。有一次我跟人聊天说到现在的腐败问题，有些事确实让人感到触目惊心，觉得问题严重。但是我觉得腐败现象的背后，更严重的问题是变质。现在有些党员，有些干部，有些领导层，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还符合共产党的宗旨吗？这话不是危言耸听。当然，我们也看到现在这一代党的领袖正以极大的决心来处理这些问题。但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看我们很多党内的干部已经是一种二元式的干部，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完全背离。不仅谋取私利，而且还相互攀比的谋取私利。这是这些年来很突出的一个现象。有些人甚至觉得如果没有通过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来发达一下都不好意思见人。这是真的，不是耸人听闻！我相信大家的身边都不乏有这样的事例。这是很令人痛心的事，刚才说到一代人的政治交代，应该先说我们有没有忘记上一代人给我们的政治交代？毛泽东主席当年为什么对八级工资制、资产阶级法权那么敏感？我们不能否定他还是站在战略的高度在警惕我们的党会不会发生变质。他不希望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已经发生变化了的苏联共产党。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了什么？腐败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在我们上一代人的眼里是不可想象的事！他们走的时候是两袖清风，没有任何个人的私念，他们希望的是我们能继续走为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为了自己发财致富。如果我们的共产党背离了这个宗旨，口是心非了，那就危险了。现在历史选择了这一代领导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领悟了上一代人的思想，明白了上一代人的政治交代是什么。这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庞大的八千万党员的队伍搞好，要牢固地树立我们党的宗旨！

所以我觉得毛主席是站得很高的，他发动“文革”应该有一个要防止这个党变质的立脚点。但“文革”毕竟是一场给无数人带来灾难的政治运动，包括我们家，一度家破人亡。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用了一个词儿，叫“浪漫主义”。就是政治浪漫主义，经济浪漫主义。什么叫浪漫主义呢？就是内心有一个积极的想法、好的出发点，但是脱离了实际。一旦脱离了实际，善的初衷也是会导致恶的结果！尽管你有这么一个高的立足点，想用社会主义运动来把中国建成一个世界强国，进而让普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但你严重脱离实际了，尽管他们尽了很大的努力，在50年代那样一个时代环境里，既要巩固政权还要跟帝国主义斗争，要想不被别人欺负就要加速发展。有共产主义理念也有客观形势的紧迫要求，在多重目标的压力下，自信转化成了浪漫主义，不顾客观实际盲目地相信自己的设计和想法。大跃进、人民公社那一套我们都亲身体验过了。毛主席后来还有一个脱离实际的严重问题，就是不再相信曾和他一起战斗、一起夺取政权、一起建设国家的这批领导集团了。我用一个词叫“撕裂”。硬生生地把这批人给赶出去了，不仅让他们离开了领导岗位，而且还让他们的身心受到了许多痛苦折磨。取而代之的是一批那个时期的跟风者，所以造成了文革这样的灾难。十年来，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整个人民所经历的这场灾难必须要有批判的认识，是不能用出发点好作为理由就可以原谅的。我觉得“文革”的最大的遗产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反思，让我们回到从实际出发，回到实事求是中去。共产党一路走来曾犯过很多错误，但也正是在不断地纠正错误中让自己更强大，让自己更成熟。世界上没有不犯错的人，就像没有不生病的人一样，关键看你是否有纠错的机制和能力，是一病不起还是浴火重生。我们无须对自己犯过的错误羞于启齿，共产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还叛变了呢，我们隐蔽战线的领导人顾顺章也是一个叛徒，我们党在江西就因为“左倾”路线的影响错杀了十几万AB团，但是错误并没有影响共产党最后夺取政权，这恰好说明了共产党很好地吸取了反面教训，并在不断地纠正错误中成长壮大了。

说到这儿我给大家念一段我书中第150页中的一小段话，听听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对于“文革”的亲历者，特别是在不同阶段比较活跃的人们，回忆“文革”往事的同时更要做出深刻的反思。“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我有一次对邓朴方说到我对“文革”的反思，他马上应道：我们老爷子也是这样说的。我很欣慰邓小平这样伟大领袖的心与我这样一个普通党员的心是相通的。在一定意义上，历史的逻辑就是从反面展开的，返还到正面，再生发出来。中国没有百年来被列强打压之下的积贫积弱，就没有民族复兴历史长卷的展开，没有对其他各种道路的痛苦体验和幻灭，历史和人民就不会选择中国共产党。没有“左倾”路线带来的红区95％、白区几乎100％的惨痛损失，就没有毛泽东正确路线的确立。这一点在金一南《苦难辉煌》那本书里说的非常清楚。你不要老是停留在假使没有那个路线会怎么样的想象上，你更要去研究共产党是如何走过来的。经历了那么多挫折，教训，也犯了那么多错误，几乎垮掉。但是最终不仅走出来了，而且成长壮大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但也给全党全国从高层到群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反思，没有这种反思就不可能坚定地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就不可能那么快的统一认识，就没有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的今天，更不会有中国的未来。历史就是这样用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为一场伟大的民族复兴提供了条件，我们不要去假设如果“文化大革命”没发生会咋样，假设历史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发生了就去面对它，把代价充分转化成营养吸取过来壮大自己。我们是在“文革”中历经了苦难的一代。正因为这样才觉得今天的辉煌来之不易。谁都不喜欢受苦，但既然我们已经付出了代价就要珍惜它，就要看到它有积极和有价值的一面，这样社会才能进步。

接着说说改革开放。我觉得改革开放的起点是思想解放，是否定两个“凡是”。这个过程我也有过亲身参与。当年打倒“四人帮”之后中央成立了一个宣传口，由耿飚负责。因为我当时在宣传口做秘书工作，所以对各方面情况有所接触。当时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思想认识的转变和统一。要回到从实际出发就得先统一这个思想认识。就要把那两个“凡是”先给否定掉，把照抄照搬那一套给否定掉，然后才能回到从实际出发的道路上来。我父亲是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他让我替他写了一个稿子在全会上用。我写了八千多字，表达了回到实事求是认识路线上来的意见。这与其他同志的意见都登了简报，有力呼应了邓小平同志他们的要求，包括为“**”平反等等。现在大家回忆起来改革开放这段历史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所以我觉得所谓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从要不要回到从实际出发，要不要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运动开始的。

但是，改革开放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人民从未经历过的事情，存在着风险，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所以从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到1989年，马上经历了一次对共产党领导极大挑战的政治动乱。我现在每每看到什么埃及、泰国的街头政治和那些多党制演化的朝野对抗、广场政治，就马上想到1989年的那场政治动乱。如果当时这个船翻了，那么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情况？所以谈到一代人的政治交代，这是何其艰难的事情！每当我想起1989年的那场动乱，看到今天那些搞颜色革命的国家的街头政治、广场政治以至暴乱，我就想到我们上一代的领导人是何等的艰难和英明！不为这个民族和国家着想，他们何以有那么大的勇气和决心？其实改革也好，开放也好，从设计的角度来讲，想要有百利而无一弊，从方法论上讲就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决策者何其难也！没有智慧和勇气是做不了改革者的。

我前面说的是上一代人的政治交代，现在说说我自己，我的交待。我这个人一生所经历的事多半是被裹挟进去的，是被动参与。比如在高中时闹事，是跟着高三的学生走的。“文革”中成立红卫兵，其实我是反对的，后来社会秩序乱了，警力军力都无法面对当时混乱的社会局面，为了那个时候的秩序维持，我们搞了“西纠”，搞了以后就一直很被动，最后弄到家破人亡的地步。那天岐山还跟我说，看你书里写的觉得你对“文革”还是很有心结啊，尤其是这事儿对你母亲命运的影响。其实都是为了整总理嘛，不管你搞不搞“西纠”，反正就是这么个命运。岐山这话没错，但我总觉得，我要是不站出来可能不至于弄得我们家那么惨！再就是1984年给中央上书，那时要把我们这些人划成三种人，三种人是什么人？我们能跟他们一样吗？但不说话就是束手就擒啊！所以为了讲清楚就给中央写了信，有了后来陈云同志的批示。后来我到光大公司工作，发现前任有几十个亿的损失，钱不是我赔的，但屁股得我擦。到了中信也是，碰上了中信泰富衍生交易的巨大亏损，我听到有人这么议论过，说中信快变成雷曼兄弟了。事虽然不是我办的，但都被裹挟其中，跟着一个一个大潮过来过去。

我刚才说了好多话，其实你们听来听去、想来想去，我就是想表白一句话：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个坚定的、不僵化的、不腐败的党员，是一个坚决不走邪路，坚持走正路的共产党员。自我入党起就没有一刻忘记我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这里有一段故事，就是我跟秦晓争论这事儿。现在都已经公开了，但互相谩骂是没有的，争论是有的。争什么呢？就是争中国到底应该走什么路的问题。我说还是要坚持共产党领导。比如他批判富国强兵政策，我觉得他是在搞民族虚无主义，他说“五四”以来思想解放运动被救亡运动给阻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又被发展主义政府给阻断了，我说你这些是历史虚无主义。我说你两个虚无之外呢，还有三个“主义”，就是普世价值观、自由市场经济外加三权分立多党轮流执政，就是西方价值观、经济观和政治观的原教旨主义。其实我觉得兼收并蓄，吸收人家优秀的东西，然后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融会贯通，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不能照抄照搬，不能只是一昧地顶礼膜拜人家西方的东西！

刘江南：我们这个读书会是开放的交流平台，大家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观点都可以拿出来讨论。我们这个读书会人来自各个方面，但是来的都是参会者，都有平等发言的权利。

杜军：秦晓是提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解决中国当代问题的方案的，你不赞成他的方案，从你的书里来看，“文革”的方案你也不赞成，秦晓的方案你也不赞成。那么你认为解决中国现在面对的问题，你有什么方案？或者你有什么思考？

孔丹：我非常明确，就是同意现在的和跟随现在的中央方案。这个方案很明确：在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本政治制度，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次深化改革的大课题有六个，不是单纯地只讲经济。第一个讲到就是法制化建设问题，还讲到了社会建设问题，反腐问题，这是一整套系统的方案。

杜军：再问一个问题，一党执政解决不了对自我的监督问题，一般来说都是这么认为的。您觉得一党执政应该怎么解决监督自己的问题呢？如果犯了错误就只有等到自我反省的时候才能够纠，那是很难完成自我监督的，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孔丹：这个问题挺深刻，也是一个要点。我有一个实证的说法。不论从中国几千年的发展来讲，还是从中国目前的现状来看，我们应该采用哪种政治制度呢？继续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执政还是搞多党轮流执政？你说的那个问题我认为是这个问题中的一个子问题，就是共产党要如何设计自己的政治制度的问题。共产党自己已经认识到了问题却不做设计，去解决和防范，那就有可能会失去执政资格和领导地位。这从它自身发展需求上也是不能接受。而且我相信，解决自我监督问题有多种方案，并非一种方案。反过来说，如果是仅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来个多党轮流执政，从实证的角度你把当代那些多党执政的案例都拿来看看，他们（如印度）都解决了吗？这些腐败问题、制度制约问题解决了吗？世上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我们选择制度不能离开我们的实际现实，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既然选择了就要坚持，不完善的地方可以在这个制度内去努力解决。实际上，这也是我跟秦晓争论中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共产党正在努力地克服这些弊端，我个人认为是很有希望的。

王忠明：孔总，你这个称谓的来源主要是你在央企做过领导工作，所以我很想听听你对央企目前这么一个状态是怎么评价的。因为这些年对于国企、央企有很多的议论。你是亲历者，这十几年来，你认为我们的国企改革已经推进到什么程度了？现在从《决定》的角度来看呢，基本上还是回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这个起点上，你对这种前景怎么预测？

孔丹：我在光大16年，在中信10年，1979年开始吧，从直到今天，社会舆论对国企，就有不断的攻击，我认为这是很危险的一种看法。无论从国家的发展需要，从大国博弈的竞争要求，还是从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国企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给国企戴的帽子主要是垄断、不公平竞争，腐败、利益集团等，我们确实也看到市场上有像中石油这样的案例。但是我得说，我们多数人是干净的，是坚持为国家服务的。而且我们这些国企不管是为国家纳税也好，资产保值增值也好，还是履行了自己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还要履行自己的政治责任。这些方面都是有目共睹的。这是我的基本看法。现在有很多人在妖魔化国企，把国企说得十恶不赦，这是不公平的。其实对国企的改革中央是有方案的，但这都不是大家要谈的核心问题。所谓核心问题是还要不要国企了，是不是像某些人说的，让国企从所有的竞争性领域退出，从有赢利的地方退出。这意思就是国家根本不要搞国有企业了，所有的国家任务都由民企来承担。我看这是不行的，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是不行的。单从目前的大国博弈和国际竞争的态势看，没有国企是不行的。现在的国际规则有真正的公平嘛？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美国有一个很大的战略调整，从所谓的自由贸易到现在开始搞的TPP跨太平洋战略，就是要重新考虑美国在太平洋利益格局，再跟你中国这么博弈下去，它觉得不行了，要用所谓公平贸易来制约你国企在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制约的结果就是哪儿都是他们美国人的天下。他想怎么制裁你就定什么规则，有公平可言吗？而我们呢？有那么多人跟着人家后面帮腔，抹黑国企，一说到国企都不敢理直气壮，似乎国企有原罪，这还不能说是一件挺严重的事吗？

黄晓京：您刚才自己说大家对您的书的评价是：真实，平淡，评论少。我读您的书时发现您喜欢读《黑格尔》在窑洞里还读，《黑格尔》。《黑格尔》说历史有三种，一个叫做原始的历史，司马迁写的那种，真实记录的原始的历史。一种叫做反省和思考的历史，还有一种叫做哲学的历史。我在读您的书时也对照了很多别人的回忆录，很多人写的都是情绪的历史，都是个人恩怨的历史。而您的书比较平实，就是一个个人的历史过程，没有刻意地渲染什么。这里面有很多原始材料，像“西纠”，“文革”以及改革开放，都有您的亲身经历，所以它是原始历史，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书中也有您自己的分析，很多是深刻的反省，又是哲学的历史。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您用自己的一生反映了那个时代，反映了共产党这些年的成功和失败，但您的书里涉及到人的问题比较少，上一代人大多都是两袖清风，可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您怎么看现在的人怎么会越变越坏呢？您给我分析分析这个问题。

孔丹：我刚才说到这个问题了，市场这个东西是硬币的两面，它既能让资本增值，也能让人的灵魂扭曲，人格分裂。现在主张市场万能的调子这么高，但它如果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一种控制下发展，那它魔鬼和天使的两面性都会很大。

提问者：您这本书我是认认真真一字不落地看的。我觉得非常感人，非常有收获。我觉得您的一生是充满了传奇。我看完之后，最深的感受就是两个字，“正统”这个词用在您身上是一个褒义词。我们。多年来很少能看到身边还有这么正统的共产党员了。我的问题是，看了您的书，我是能够理解您为什么能够有这么正统，因为当年在四中就是一个好学生，一个学生党员。那么您觉得在我们这个“红三代”里面，就是您的子侄辈，是不是还有可能具有这种正统呢？您是在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您有这种思想和想法是非常自然的，我也非常理解和尊敬，但是这种思想和想法是不是能在您的下一代继续传承下去？这是我的问题。

孔丹：首先“红二代”这个名称我是不愿接受的，除非有特殊的界定需要。因为我从上中学的时候就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身份概念。说到一个传统的传承，我觉得是无法刻意要求的。时代在变，人们的观念也在变。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造就的人自然有那个时期的风格和气质。就拿我这本书来说，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想把它翻译成英文。我就很纳闷，你看那个照片，插队时的破衣烂衫，让新加坡人看了会怎么想咱们？活像一个异类。后来我问他们为什么想做这件事儿？他们说是想了解这一代人，就是现在正在当政的这一代人。李光耀在最近的《论中国与世界》里面专门讲了习总书记，讲到他在陕西农村插队，从无怨言，而且非常低调，不事张扬。李光耀觉得他极有潜力，可能成为当代的非常伟大的政治家。共同的经历一定会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的烙印，你说的那个传承更像那个时代给我们的烙印，你们一样也有你们的时代赋予你们的特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提问者：您给自己的定位不是“红二代”，那您给自己的定位是不是一个企业家？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呢，您刚才讲到，光大和中信的经历，在书中也是做了很多的讲述，您认为像中信和光大甚至像工商银行，这些企业是不是属于现代架构下的全球化的企业？这样一个企业在下一步的改革中会有什么样变化？您对这个混合所有制持不持乐观的态度？

孔丹：我不是说我不是“红二代”，如果你要把上一代人界定为“红一代”，我们作为他们的子女就是“红二代”了。但我不愿意用它来区别自己跟其他人的不同，所以要看情况。至于企业家，我想我肯定是企业家。秦晓有一个提法说国企的领导人不能算是企业家，这我不能同意。因为我们的实践活动就是在市场中践行一个企业家的作为，领导一个企业的运作。我们所提供的经验和案例是可以放进全球任何一家商学院的案例教学中的。尤其在处理企业危机方面，我相信我的能力是头等的，这都是有实例证明的。

关于国企改革，我个人看没有那么沉重。我们中信本身就是一个改革的产物，它就是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发展壮大的。现在我们的净资产是2700亿，这是我们一代代企业家和大家一起奋斗的成果。至于你说到的混合所有制，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很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中信系的中信证券，集团的持股只有20％，虽然还保持着国企的相对控股地位，但是实际上它已经是混合所有制了。所以我们完全可能通过资本市场这样一个机制来建构我们的混合所有制。我最近看到有一篇情绪激昂的发言，说国企要借混合所有制化装逃跑，我不知道是从何说起的，但好像对国企很鄙视。这种言辞还是对国企的偏见引致的。混合所有制是一种改革方式，它“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三中全会文件）”在激励机制方面会有突破，但不会是全部改革内容。我们这一期新改版的《经济导刊》就有一篇对现任董事长常振明的访谈，其中专门谈了这些问题。

杨凯生：我觉得这本书有很大价值。实际上研究任何一段历史，讨论任何一段历史过程，目的都是为了资政育人。所谓资政，往大里说，为了巩固执政党的地位，提高执政水平，或者按照比较现代流行的说法是所谓的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育人的角度来说，总结我们这段历史，现在凡是谈到“文革”，都采取了比较回避的态度，不想过多去触碰或翻开这一页，可能觉得没什么好处，这个有它的道理。但反过来，由于真正的研究不够深不够透，反而给很多人在讨论这段历史的时候提供了站在党和国家的对立面来谈的机会。而育人这一块，又很少人涉及。其实我们的领导干部、党员公民都有一种责任来考虑自己应该做成什么样子。不贪污、不受贿这是个最基本的底线。我觉得一个人怎么正直、怎么善良，怎么样在风暴来临时不为自己的私利去坑人，这一点很多人想的不够。这些问题参加过“文革”的人需要考虑，没有参加过的人也要考虑，现在的年轻人依然需要思考。我觉得，应该从“文革”的教训中认真的思考一下如果再来一次大的风浪你如何表现。现在就是因为这些问题思考的不够，所以才会产生了各种说法，说总结“文革”光个人忏悔不够，国家必须要忏悔，甚至党必须要忏悔，或者“文革”足以证明这个党是不行的，等等极端的看法。所以，“文革”的问题咱们不但要从资政的角度去总结，还要从育人的角度去总结。我觉得每个公民似乎都有思考的必要，这就是我看了这本书以后一个感觉。

另外一个就是如何面对历史。恐怕要反对两个“八”。第一个叫八股，第二个是八卦。八股不行，这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八卦不行似乎大家考虑的不多。现在很多人比较热中于八卦，我觉得孔丹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既没有采取简单的八股的态度，也没有迎合社会上那种八卦的心理，而是采取了一种比较严肃、正派的做法来总结。当然，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他这本书是美化自己，有人说他这本书不全面，当然这些都可以谈，但是我觉得起码要有个比较正派的态度，不是简单的八股、八卦的态度。这是我读这本书的第二个感觉。

再一个是技术性的问题。现在这方面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发生在北京的事。讲到中学生的“四三派”、“四四派”，讲到高校就是“五大领袖”、中央“文革”等等，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是发生在全党、全国的事情。孔丹刚才讲到拼图，实际上从地域角度来拼图，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上海。文革期间我是在上海的。上海是“四人帮”的发源地，上海的“文革”实际上和北京的“文革”有区别。上海也有老兵，类似于北京的“四四派”的，也有其他的。上海1967年就搞了两轮风暴，这个和北京又有很大区别。这里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怎么样把这些东西来研究好，分析好，对于完成历史拼图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个工作一直没有展开做。这些工作如果都不做，时间长了就会失去了历史的真实。

孔丹：确实是这样，因为你没有一个正面的权威的说法，人家就可以随便说。像上海的情况，我就觉得“四人帮”势力的形成本身就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纪坡民：孔丹这本书里提到的，对我们来说都是很熟悉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超级政治的大问题。为什么这样？就因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它才是一个超级的政治课题。这个问题，我们中国将来研究政治的学者要当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来研究才好。研究问题嘛，当然需要材料了，孔丹同志写这本书，作为一个亲历者，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当事者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对于研究“文革”史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我是这样来看这本书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什么“红二代”的叫法，我不大喜欢说这个“红二代”的说法。如果说“红二代”的话，那你得说“红一代”对不对？我们的上一代他们是不是“红一代”？我想基本上可以这么认为，他们基本上是保持了革命的红色，保持了这个根本，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点。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够保持革命的这个红色本质呢？我认为“红一代”之所以是红的，是因此他们和人民在一起，当他们脱离了人民以后，就可能不太红了。也许“文化大革命”发动就是因为他们可能不太红了，有点脱离群众的意思。多大？我看最多有三分，但是毛泽东对于这个问题不知道他是否看过头了呢还是搞过头了，不管他是不是看过头了，他肯定搞过头了。他把三分的错误当成七分、八分、九分、十二分、二十分的错误来惩处，这毫无疑问是错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党有没有脱离群众的问题呢？我看是至少有五分是脱离的。典型的问题就是腐败，当然，也还有是不是你的政策造福了人民的利益，当然我们的政策现在基本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的，但还有若干问题也未必都代表到了。所以我不大赞成“红二代”过于扎堆，把“红二代”集中在一块就红的过火了，过火了就发紫了，发紫了就不是红色的了。

孔丹：我觉得共产党从根本上说不应该是为了让自己永远生存而去领导和管理这个国家的。应该倒过来说，它执政宗旨就是为了让这个社会发展好，为人民造福。如果共产党就是要搞千秋万代，极端的说法，要搞到家天下的路上去，这就从根本上偏离了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刚才说的变质了。就成了毛主席说的要重上井冈山的问题了，要带领人民造反了。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在全力解决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好要看全党的努力，每个党员都有份。如果我们解决不好这个宗旨问题，我们就不是共产党了。共产党不能脱离人民，脱离人民的共产党肯定不是共产党。

梁中锋：我读了你写的书，很受启发。您是共产党员，我也是。我们的党章改过多次，但我总结万变不离其宗，12个字：就第一叫舍生忘死，第二叫普渡众生，第三叫实现大同。改来改去就围绕着这事儿。为什么呢？舍生忘死舍的是谁呀？自己啊！然后，大家志同道合，结社建党。普渡众生是什么？是为老百姓服务，为大多数人造福嘛。实现大同是什么呢？均富，和谐，没有人欺负人，压迫人。我觉得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时候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现在已经在向君子贤达党转变了。你要是做到我刚才说的这12个字，舍自己，渡别人，求大同，你肯定是君子。要不然你就别做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我还不太同意刚才有些人说的西方多党制，西方党是利益党，它进这个党是为了争利。其实共产党在立党的时候就不是为了争权，也不是为了争利，而是为了别人。这个是我从你这本书里头看到的东西，也是我一直走下来坚信的东西。

孔丹：我觉得您说的对我很鼓舞，您说的三条，就是共产党人要舍生忘死，我觉得中国古人叫舍生取义，你有一个价值观，你就要为它牺牲。普渡众生我也赞成。我最近到那个佛教的寺庙参观，看见有很多人很功利地为了一己之私在那儿拜佛烧香。其实佛教中的普渡众生就是渡己渡人。小乘是修自己，大乘是渡众生。我跟南怀瑾老师交流过，他说其实儒、道、释是一家，到了最高境界都是一样的。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共产党的最高境界也跟儒、道、释的最高追求一样。你为什么要打倒统治阶级呢？就是为了老百姓翻身嘛，也是一种普渡众生嘛。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你讲的那个实现大同，或者叫追求大同。小强有本书叫《千古执着大同梦》，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说我们社会主义也好，我们共产主义也好，这些思想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天生血液里就有。共产党如果离开这个大同的想法，不为天下百姓而只是为自己，这个共产党就变质了。我刚才说腐败是现象，根本是变质。我很赞同你说的，不愿意为了这个宗旨做事儿，你最好就脱离共产党。

张木生：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启发。孔丹说“红二代”的称谓他不喜欢，除非有特别的界定。这个观点我同意。可现在有些人特别喜欢“红二代”这个称谓，甚至要用“红二代”的名义，重塑我们共产党的合法性。我觉得作为一个个人，千万不要在“红二代”里头扎堆。“文革”里头最大的教训，孔丹这本书里也有，就是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这是应该深刻反思的。我当年写过一篇文章专门批谭立夫，叫〈谭家门楼的货色〉我是比较喜欢唱反调。期盼孔丹担当更多，为化解我们现在的重重危机做点事。老实说我们当下的意识形态领域，不管是社会学、经济学还是文化学，基本上被西方的意识形态占领了，实在没办法占领，也被台湾的所谓的传统意识形态给占领了。而我们共产党自己的正面的理论、正面的东西没有真正树立起来。所以我说现在要有人出来有所担当。前段时间我们党召开了三中全会，这个会确实开的好！好就好在三个自信。首先要自信，虽然还没有完整的理论来证明这三个自信，但是提出来了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再有就是三中全会确实是一个既不是极左的又不是极右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一个决议。求得为多数人服务的一个最大公约数，使大多数人损失最小的一个公倍数。我们的执政党敢于提出来我们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少，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说明我不回避问题，而且也有能力解决问题。而要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完成这些任务，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们党也承认，现在是一个多元社会，而且把这个作为一个出发点来解决社会问题。但现在有很多人不喜欢共产党，揪着共产党在历史上犯的错误不放。而且反对共产党最厉害的都在共产党内。所以我说虽然“文革”应该彻底否定，但是毛泽东的这个命题，就是防范一个执政的共产党很可能变质这个命题没有提错。苏联已经这样了，所有的颜色革命大家看到了，结果也都有了。现在美国干嘛那么捧菲律宾啊，无非就是菲律宾跟我们对着干呗，所以就受到吹捧。菲律宾的叫做三权分立多党制民主政治，可实际上它所有的权力就控制在176个家族手里头，这些家族都是在农村带有武装的地主财阀，这叫什么现代国家啊？它比我们还差一大截呢。印度，西方吹捧的最大的民主国家，就连印度自己的政治家都说我们的三个甘地都被宗教冲突杀掉了。现在的四大种姓制度，婆罗门、沙地利、吠舍和最不可接触者的首陀罗还在那儿。你爹是淘粪的你下辈子还淘粪，你娘是洗衣服的不用洗衣机你还得在那个广场上洗衣服，这叫什么民主啊？解放初期，我们中国的人均寿命才36岁，印度是45岁，印度的钢铁、铁路、化肥都比我们强的多，现在他们的GDP连我们的六分之一都不到，就这种民主，如果我们学了，那咱中国才叫万劫不复呢！我们能学美国吗？美国24亿亩耕地，农民只有280多万。我们现在再搞城镇化，就算城镇化率到了70％，我们的农民还得有4~5亿。怎么学啊？学得了吗？所以说现在的中国现代化过程，除了共产党来领导，换个其他人试试，能承担得了吗？在中国当一个市长和美国当一个市长完全是两回事儿。美国那个党，实际上就是50个犹太资本家控制着，不管你是共和还是民主，一驴一象，除了外表都一样。日本搞现代化就是一党完成的，无非是一党里头分了派。我们党内先民主，然后再带动社会民主，这条路怎么就不可以走啊？完全可以走。

孔丹：我们正在做一些事，包括改版发行中信的《经济导刊》，就是针对现在理论界的情况。现在叫问题倒逼。我们是共产党员，是负有这个历史责任的。

刘江南：我们今天这个读书会不仅观点表述得淋漓尽致，同时还秉持了严肃、认真、多元、理性的会议宗旨，这都是我们所希望的。非常感谢所有的朋友来积极参加我们这个活动，这个读书会是大家的，不是哪个个人的，所以我代表大家感谢大家。

(刘江南整理)

 

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讲话。作为座谈会的参加者，我觉得这篇讲话对于我是意义深远的人生一课。

“青春乐章”与“历史篇章”的深刻关联

总书记的讲话，首先是针对北大学子及广大青年。

什么是“青年”？

“青年”，是在波澜壮阔的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涌现出来的重要力量与范畴。在《爱弥儿》这部经典文献中，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把“青年”视为“博爱”的基础。即在青年时代，人第一次学会了爱“他人”；以至于像狄更斯的《双城记》中所描写的那样，能够为爱人之所爱而牺牲自己的一切。

 青春之美好、青年之伟大，首先就在于它是超越“小我”、超越一己之私的浩瀚动力，能够使人将血亲之爱、异性之爱，升华为“博爱”——即对社会共同体的爱、对社会共同体的创造与追求。

北京大学的先驱者们，正是高举着“新青年”的旗帜走上中国现代历史舞台的。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和李大钊的《青春》这两篇标志性文献昭示着：在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和“青春”，乃是摆脱封建束缚，创造新的社会共同体——新家庭、新国家、新世界的战斗号角，是推动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化的深刻动力。

总书记的讲话，开篇即回答了“青春乐章”与“历史篇章”之间的深刻关联。他说：

五四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洪流中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青春乐章。

总书记说:“在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校园里一路走来，触景生情，颇多感慨。我感到，当代大学生是可爱、可信、可贵、可为的。”而正因为饱含感情，方才充满理解与期待，正因为爱之深，方才责之切。

如果把总书记对于当代青年的期待概括为一句话，我认为这就是：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成败与否，端赖这一代青年的奋斗与作为。历史在召唤当代青年，“这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讲话的开头和结尾部分，都反复表达了这种殷切的期待：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行百里者半九十。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近，我们越不能懈怠，越要倍加努力，越要动员广大青年为之奋斗。

现在在高校学习的大学生都是20岁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很多人还不到30岁；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很多人还不到60岁。也就是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你们和千千万万青年将全过程参与。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当代青年建功立业的舞台空前广阔、梦想成真的前景空前光明，希望大家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

当代青年的际遇和机缘

讲话中有一处感慨良多、具有史诗气魄的段落，表达了对于“青年”和“青春”的礼赞：

光阴荏苒，物换星移。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

在此，我就什么是当代青年的际遇和机缘，谈谈自己的看法。

无论从世界历史还是从我们民族的历史来看，当代青年都是幸福的一代。他们身体好、视野宽，生长在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里，先天条件优越，未来的发展道路也将更为宽阔。不过与此同时，当代青年也有着自己特殊的人生际遇和机缘。

今天的青年人，没有在饥寒交迫中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的经历，也没有经历过勒紧腰带发奋图强建设国家的经济困难时期。“饿肚子”对大家而言是极陌生的感受，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温饱”是最起码的生活标准。当代青年所面临的特殊际遇之一，并不是简单的物质匮乏，而是物质的极大丰富、财富的巨大涌流所带来的压力与困惑。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物质生活空前丰富的世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年青人打算买一辆自行车，而商场的售货员则推荐说，与其买一辆1000多元的自行车，你还不如买一辆2000元的电动车。而当他买电动车时，售货员又建议说，你买电动车，还不如花上8000元买个更漂亮的摩托车。而故事的结尾是——这个年青人最终“情不自禁”地贷款买了一辆最新款的小轿车。

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经济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而物质的欲望，则更是一种难以被人所控制驾驭的强力。当今人类，如何学会掌握经济的力量，从而避免陷入盲目的经济危机；当今青年，如何避免被汹涌的物质欲望所控制左右，这需要日常的定力，更需要远大的人生追求和目标。我想，这就是当代青年所面临的第一个重大的、特殊的人生际遇和挑战。

当代青年所面临的第二个重大际遇和挑战，则来自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社会时尚”、“舆论潮流”。涂尔干说：一定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感受方式、言说方式，构成了“社会时尚”，表现为“舆论潮流”。对于青少年来说，这种社会时尚、舆论潮流构成了一种客观的环境。之所以说它是客观的，是指它在某种程度上先于青年的成长而存在，“是不以我在这方面的意志为转移而独立地发挥作用的”。从这个意义说，“社会时尚”就与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的力量”相类似。

涂尔干更进一步指出，与传统社会所崇尚的天真、乐观的风尚相区别，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尚则是悲观的、灰色的。其突出表现是：在现代舆论中，只有那些愤世嫉俗的言辞才被视为“真理”，在社会行为中，只有那些最标新立异、具有挑战叛逆姿态乃至破坏性的行为才受到追捧；与之相对，健康、向上和乐观的风尚，反而被视为陈腐与落伍。

这种社会病状反映了现代人的际遇，而如何面对它、驾驭它、转化它，则预示着现代社会发展的机缘。所谓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的矛盾、理性与价值的矛盾，也就是这种机缘的日常展开与“活的运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第一，现代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固然来自于个人独立和创造性的发挥，不过，个性的独立也无时不在地瓦解着人类的集体主义精神乃至共同体意识。在一个高速转型的社会里，那些被从社会共同体中“甩出来”的“个人”，更会感到人生丧失了意义与归宿。在集体感不断丧失的条件下，人们在将一切成就、进步均归结于“个人奋斗”的同时，也会把挫折完全归结为个人和“个人能力”，于是，原来由共同体来分担的社会压力，如今则完全“内在化”于个人和个人的内心。第二，现代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科学和理性的发扬，但是，片面的理性态度要求我们把世界和人当作完全没有意义的客观物质对象来对待，而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祛魅化”。其结果，则是造成了一个马克思所谓的完全没有人性光辉的、缺乏意义和价值的“异化”世界。

如何去面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磅礴的经济力量，以及如何去驾驭难以驾驭的物质欲望，正如如何面对纷繁多变的社会时尚、鱼龙混杂的舆论潮流——这就是当代青年所面临的两大际遇和机缘，也就是今天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际遇和机缘。社会学家涂尔干这样说：当今人类所陷入的苦恼，并不是在经济上更加贫困，而是令人不安的道德的贫困。我们的苦恼不是因为我们的合法需要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而是我们不知道合法的需求何处是止境；我们的追求也不是如何使斗争不再艰苦和使生活更加安逸，而是怎样去“培养人们协调思想和感情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在一生中追求一个明确的目标，总之，给道德性格以力量和能量”。

总书记讲话最强有力地撼动青年人心灵之处，就在于对这种际遇和机缘的直面，就在于对当代青年状况的深刻把握。他说：

面对世界的深刻复杂变化，面对信息时代各种思潮的互相激荡，面对纷繁多变、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社会现象，面对学业、情感、职业选择等多方面的考量，一时有些疑惑、彷徨、失落，是正常的人生经历。关键是要学会思考、善于分析、正确抉择，做到稳重自持、从容自信、坚定自励。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了这把总钥匙，再来看社会万象、人生历程，一切是非、正误、主次，一切真假、善恶、美丑，自然就洞若观火、清澈明了，自然就能作出正确判断、作出正确选择。正所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今”。

只有稳重自持、从容自信、坚定自励，才会有“定力”去克服和战胜那种为欲望和潮流所左右的“热锅上的蚂蚁”的状态，只有“能够在人生中追求一个明确的目标”，只有确立正确的价值观，方才能把握住历史的机缘。

总书记还说，要把握历史的际遇和机缘，就要在勤学、修德、明辨和笃实四个方面下功夫。我个人认为，勤学、修德和明辨这三个方面，正完美地对应着康德所提出的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这三个方面。总书记的论述则更为简洁、透彻、明了，故能够使人豁然开朗、瞬间顿悟。而对于“笃实”的论述，则是对中国思想传统、包括毛泽东“实践论”思想的发扬光大。朱子和王阳明所谓“满街皆是圣人”、毛泽东所说的“六亿神州尽舜尧”，被总书记升华为“圣人是肯做工夫的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的圣人”。而中国先贤所谓“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贤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为两事”，则被他表述为“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这些论述高明而又平易，绚烂之极归乎平淡，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振聋发聩，又沁人心脾。

只有听懂了，方才能记下，只有落实在行动中，才算是真正听懂了。总书记在关键时刻给北大师生上了人生一课，这一课将使我们终生受益无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在践行

总书记讲话的主题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指出：“在当代中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应该坚守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历程中形成的，是对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实践的总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在于如何“践行”，而不在怎么念诵。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价值观问题。中国的近代遭逢，之所以被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便是指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双重困境：非但在“实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而且面对“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面对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古老的中华文明似乎在“道理”上也陷入了理屈词穷，在“道路”上仿佛已日暮穷途。非但“实力”不足，而且“道理”不通，这乃是中华文明自周秦奠基以来，从未遭遇过的全面之挑战。这是国家、民族的大劫难，更是文明的大劫难。必须深刻认识到，在这场空前的劫难中，西方所瓦解的不仅是中国的社会和国力，同时也摧残着中国人的精神和信心，沉重地冲击和瓦解着中国的价值体系。

一切价值观和价值体系都不可能凭空存在。任何价值观和价值体系都必须附着于特定的社会组织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旧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瓦解，乃是与旧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崩溃、瓦解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就是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所沉痛写道的：“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急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依凭，不待外来学说之抨击，而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说力持，亦终归于不可疗救之局。”

我们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首先是指在精神、思想和价值观上站起来，是指国家自主性和人民自信心的重生。而且，我们同样必须认识到：中国现代价值观的重建过程，是与我们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创造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不断增加社会凝聚力的实践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今天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形式相适应，并建立在这种组织能力的不断加强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乃是表里合一的过程。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处在最为关键的历史时刻，我们在清醒意识到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新问题、新挑战的同时，必须警觉地注意到：国内外敌对势力，正处心积虑地把瓦解中国的社会凝聚力作为其伎俩，以期从内部搞垮我们，使中国重回“一盘散沙”的局面。我们更要认识到，社会价值观上所产生的一切混乱，都是社会组织能力涣散的集中表现。

总书记这样强调价值观的重要性：

我国是一个有着13多亿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重建社会价值体系要从改进教育入手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然必须加强对于青年的教育，当然必须改善我们的教育工作。

总书记说：

我为什么要对青年讲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是因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我们要重建社会价值体系，有必要从改进教育大业入手。有位著名的思想家这样说过，今天的教育改革是指：“教育不仅要努力培养智慧，而且更要努力培养性格，不仅培养观念，而且培养信念。”实际上，一个一流的学者倘没有信念和品格，就会沦为投机分子；而任何一个具有崇高信念的青年才俊，都可以通过忘我的努力成为一流学者。这也就是总书记所说的“圣人是肯做工夫的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的圣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大学倘若把自己的奋斗目标简单地定义为复制哈佛、耶鲁，片面地强调培养西化的“一流精英”，这样的目标是值得商榷的。如果仅仅是跟在人家后面爬行、照抄照搬，这本身就是丧失自信的表现，如果把“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这个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放在了脑后，则什么事情都是难以办得好的。我们的办学方针，永远必须是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一流文化知识的劳动者。

而这就是总书记对我们醍醐灌顶的警醒：

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是落实核心价值观的抓手

当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仅靠教育改革是不够的。当民族是健康的、社会是健康，教育就是健康的；相反，如果道德环境是被污染的，教师本身是被污染的，希望青年学生出污泥而不染，那就是一种奢求。实际上，当社会组织能力涣散，集体和共同体意识到处都被瓦解的时候，社会也就丧失了共同的目标，如此便没有一种价值观能够把社会整合起来。

因此，落实核心价值观最为关键的抓手，就在于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就在于强化我们的社会组织能力。

众所周知，传统中国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社会组织能力的低下和落后，这便是孙中山先生所谓“一盘散沙”的状态。这也就是梁漱溟先生在《中国建国之路》中的总结：近代西洋正是以“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见长，恰恰是五百年来西方的战乱和经济斗争，方才锻炼出西方的行会、团体、党派和共同体意识。而中国的家族本位，却不能发展出强大而广泛的社会共同体，“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梁漱溟的这番结论，恰恰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回到了那个“劳动者联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真理。

我们的价值观为什么出现了问题？我认为，归根到底是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对市场竞争的片面强调，随着对个人主义的片面强调和对个人欲望的自由放任，人们的集体主义意识、共同体意识淡漠了，人们对于社区、对于职业团体、对于劳动者组织的认同被削弱了。正是社会组织能力的下降，正是劳动者组织的解体造成的无组织化的趋势，导致了自私自利的盛行；自私自利盛行则导致了价值观的解体。而一个自私自利、各自为政、无所依归的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无法治理的。如果“多元化”变成了思想、行为、价值观的混乱和莫衷一是，那么，正可谓“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种趋势中就蕴含着“一盘散沙”的危险。

“道不可坐论，德不可空谈”。价值观问题，关键在于“践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就在于加强全社会的集体主义意识和共同体认同；而加强集体主义意识和共同体认同，关键则在于健全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因为只有具备了、夯实了劳动者的职业操守、组织能力、工作规范、组织纪律乃至集体人格这个坚实的基础，价值观的践行和倡导才算有了切实的抓手。

现代治理的困境表现为：在国家与个人、政府与市场之间徘徊。这种徘徊，无视了现代社会首先是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职业社会”。现代社会的组织特征，并不表现为“国家的强制”和“个人自由放任”的两难，因为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是一个建立在职业劳动的分工与合作的基础之上的有机整体。这种分工与合作、这种具有不同职能的有机整体，才是民主与自由的真正基石。而由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开创的现代社会科学传统，其所针对的就是这样的分工-合作的劳动者社会。因此，正是“职业化的劳动者组织”而非“个人”，作为现代职业劳动分工的产物，才是一种切实的现代社会存在，才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组织细胞。而且，它不仅是经济的细胞，同时也是一种具有凝聚力的集体人格；它不仅是一种劳动和经济的组织，也是道德和规范的切实载体。

“一切美好的生活都要靠劳动来创造”。只有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不断弘扬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集体主义精神、主人翁意识，只有在分工-合作的劳动者职业团体的基础上，只有在创造美好生活的辛勤劳动中，才能形成不同的社会规范、行为准则和组织纪律。只有在这种不同的规范、准则和纪律的基础上，一种全社会遵守的核心价值观才能生根、开花、结果。

“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而党是领导一切的”。

“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样一种生动的政治局面”。

这正是我们曾经拥有的共同愿景，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要不断追求的现实。而它的基础就是劳动人民主体性的不断重建，是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和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形成的坚实的职业伦理、劳动规范和组织纪律。

历史证明，为了塑造我们共同的社会目标，当然没有必要人为地恢复过时的、仅停留在口头上和生活表面的社会形态，但更没有必要凭空创造和想象全新的、历史上没有过的社会形态。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中，特别是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去寻找新生活的萌芽。这就是：通过不断健全以劳动者为主体的职业组织形式，通过建立和健全切实有力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促使全社会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开花结果。我们应该沿着这样的方向努力，不断去寻找社会团结的方式，为实现我们共同的中国梦而奋斗。

我认为，这就是总书记所说的“践行”的深意。

（编辑 楚佳）

 

 

 

政体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要素

很多人批评中国的体制，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体制，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说的体制其实只有一样，就是政治体制，即政体。政体他们归结到哪呢？就是有没有自由的多党竞争式选举。他们的解决方案都是一个，就是推翻现行的政治体制，建立一个多党竞争选举的体制。

这是一种典型的西式思维方式，我称之为“政体思维”。2012年我编的一本书，《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就讲这个问题。政体思维在西方是有传统的，觉得政体是最重要的，英文叫form of government（政府的形式）。几千年前古希腊人就这么看，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甚至比他们更早的人开始，一直到后来的西塞罗、马基雅维利，这一系列的人都强调政体。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大量问题都是和政体相关的问题，比如民主能不能带来经济增长、能不能实现公平、能不能让人幸福，等等。

可以把这种思维方式叫做“政体决定论”，中国那些动辄讲体制的人实际上就是政体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眼里，一切问题都与政体相关，诸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腐败、幸福，不一而足。政体好，其他什么都会好；政体不好，其他什么都好不了。欧美、印度的政体好，因此那里不管存在什么问题，长远来讲都可以解决；中国的政体不好，因此不管取得了多大成就，长远来讲都是靠不住的，迟早必须转换轨道。

政体思维和政体决定论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似是而非。比如，在一些人看来，民主政体的特征是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性选举，而这种政体是一个好东西。我在《民主四讲》一书中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这种政体与经济增长、社会平等、人的幸福其实都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换句话说，政体未必有传说中那种神乎其神的决定性作用。

经常有人说，如果有了自由竞争选举制度，国家就会变得多好多好。他们只讲这种体制带来比较好的结果的例子，比如西欧、北美。他们忘了，这些国家也正是当年的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它们今日的富裕很可能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有关。但是被西方政体思维方式忽悠，同样采取这种体制的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也是大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做大数据的、长时段的比较研究，得不出任何结论说，政体是决定性的。不管是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是对社会公平的影响，还是对人民幸福感的影响，大量的统计，跨时段、跨国家的研究，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不相关。所以，政体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要素。

西方政体思维与中国政道思维

西方是政体思维方式，中国是什么思维方式？如同我在《理想政治秩序》中分析的，中国传统的分析政治的方式，从来不讲政体。它完全不是政体思维，而是政道思维。与西方哲人不同，中国历代的先哲考虑最多的不是政体，或政治体制的形式，而是政道，或政治体制运作的目标与途径。

所谓政道，是指为政之道，就是治理的“道”。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与为政之道相关的词语随处可见，例如，“政不得其道”，“有道之君”、“无道之君”，“君有道”、“君无道”，“国有道”、“国无道”，等等。庄子在《天道》篇中区分了“治之道”与“治之具”，前者指治世的原则，后者指治世的手段。

政体思维与政道思维的不同在于，前者关注的只是政治秩序的形式，而后者的着眼点是政治秩序的实质。“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果我们把西式政体的视角换为中式政道的视角，那么无论是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评判当代中国的政治，还是展望未来中国的政治，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最早注意到西方政体、把政体思维引入中国的是梁启超。19世纪最后几年，梁启超读了一些西方的书，发现西方讲政体，非常兴奋，颂扬“自由民政者世界上最神圣荣贵之政体也”。他很快把政体概念运用到政治分析中，说中国是个专制国家。“吾国民以久困专制政体之故，虽有政治能力，不能发达”。他“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认为把专制推翻，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梁启超也是中国最早放弃和批判政体思维的人。1903年他去美国走访了8个月，那时正是美国的“镀金时代”，是问题最多的时候。他很快就对这个自己曾经大加赞誉的“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大失所望，并得出结论：“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他认识到政体决定论是错误的，把视线转向政体以外的其他因素，开始强调，政治的好坏不能光看政体，更重要的是道德。“政在一人者，遇尧舜则治，遇桀纣则乱。政在民众者，遇好善之民则治，遇好暴之民则乱”。就这样，他从政体思维转向政道思维。

辛亥革命后，政体换了，但善政不立。经过亲身从政，梁启超对民国政治大失所望，也对政体决定论更加怀疑，认定政治之根本不在政体。民国四年，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彼帝制也，共和也，单一也，联邦也，独裁也，多决也，此各种政制中任举其一，皆尝有国焉，行之而善其治者。我国则此数年中此各种政制已一一经尝试而无所遗。曷为善治终不可睹，则治本必有存乎政制之外者，从可推矣。盖无论帝制共和单一联邦独裁多决，而运用之者皆此时代之中国人耳。均是人也，谓运用甲制度不能致治者，易以乙制度即能致治，吾之愚顽，实不识其解。”他的意思很清楚：改变政治的关键不在于改变政体；政体并非政治之本。

共产党讲的民主是政道层面上的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思想大家，当他们把问题想清楚后，解决问题的方式都不是集中在政体上，都是集中在政道上。比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谈到政体问题，即“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他认同“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但是他所说的“政体”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或孟德斯鸠意义上的政体，而是一种政道。例如，他把“民主集中制”称作是理想的政体。显然，西式的政体理论绝不会把民主集中制看作一种政体，它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治国之道。

同样，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毛泽东讲的“民主”也不是一种政体，而是一种政道。或者说，他讲的是政道的概念，不是政体的概念。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讲的民主从来都是政道层面上的民主，因此才会有诸如“民主作风”、“这个人比较民主”、“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民主”之类的说法。如果从政体思维方式来理解，这些话几乎毫无意义，也没有道理，因为这些跟竞选、多党制没关系。但是从政道的角度来理解，这些说法很有道理。因为只要能让大多数老百姓的意愿在施政中得到体现，就是政道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民主”本来的意思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既可以从政体的角度看，也可以从政道的角度看。从政体的角度看，民主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由竞争性的选举产生。从政道的角度看，民主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人民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体制对人民的需求具有回应性，就是政道思维所理解的民主。

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竞争性选举重要还是政府政策具有回应性重要？当然两者都重要。但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恐怕还是政府制定政策能否反映他们的切实需求。环视当今世界，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政治体制从形式上看，因为采用竞争性选举，似乎具有“代表性”，但是回应性未必高；有些政治体制没有多党竞争，但对人民需求的回应性却比较高。

摒弃政体决定论思维方式

把中国的一切问题归咎于体制的人，是因为没有想清楚，这种政体思维方式本身有什么问题。政体思维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思维方式，认识不到政治现实的复杂性，把复杂的政治现实简约为几个标签：民主、专制，非此即彼，截然对立。网上最近有篇文章，说中国的问题是一党制，是政体的问题。那么变成几个党好不好呢？很多人想搞两党制。但是他们没有想过，他想搞两党制，别人也想有两个党，最后可能出现几百个党、几千个党。

苏联解体后，出现了几百个政党。1995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258个社会联合组织参加竞选。俄罗斯只有1.4亿人口，是中国的十分之一，按这个比例，中国如果实行多党制，将会出现上千个政党。苏联1991年解体前就有争论，开放不开放？有人说，理想的改革方向是变成一个北欧式的国家，但是当时就有人指出，改革以后更有可能跟非洲国家一样。事实上，在过去20年中，俄罗斯走过的政治道路确实不像北欧，更像非洲，陷入混乱和贫困。普京上台后才把残局收拾起来，人均GDP从谷底爬出来，现在也只是比1989年的水平略高一点点。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二大超强，遭遇让人不胜唏嘘。以为政体一旦改变，好的结果就会出现，这样的逻辑思维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所以，不能拿这种事做实验。中国1912年就有过这种实验，当时一开放，从政体的角度来看，非常像西方——多党制，有几百个党，有宪法，有议会，有总统，有选举，也有言论自由，表面上看什么都有。但是1912年到1916年那段时间，中国到底怎么样？尤其后来造成的结果——军阀混战、一盘散沙，我们都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就有政体思维在作祟。

今年4月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讲话中就谈到这个问题，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

政体思维这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在一个小的政治体里也许可行。但是要治理一个现代国家，仅仅强调政体的形式是绝对不行的。其实按照真正的政体理论，西方国家也没有一个是标准的民主制，它们都是混合政体。这种混合政体含有大量的非民主因素，这样才能解决它们的实际问题。中国要是用非常简单的政体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那就把国家带到沟里去了。就像习近平所言，“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中国人今天要汲取历史教训，否定政体决定论这种思维方式，采取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就是政道思维的方式。应该多考虑考虑治理的目标是什么，有多少种不同的治理方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可能会更好。

中式代表型民主Vs. 西式代议型民主

我们不但要否定政体决定论的思维方式，而且还要认识到，西式代议型民主只是一种金丝鸟笼式的民主，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唯一可取的民主形式。不仅如此，我们要看到中国民主的不断进步与创新，树立和增强制度自信。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分别回答四个关键问题：代表谁？由谁代表？代表什么？怎样代表？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中国正在实践中的代表型民主具有巨大的潜力，意味着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民主形式是完全可能的。

代表谁？中式代表型民主理论的回答是：人民。所有中国人都熟悉毛泽东的名言，“为人民服务”。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被镌刻在中南海新华门的影壁上。为人民服务并不是说，人民被动地接受服务，其真实含义是与人民一道，通过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那么谁是人民呢？不管在哪个国家，“人民”（或“公民”）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是不断变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毛泽东说出了他对“人民”这一概念的理解：“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人民”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体仍然是广大劳动群众，同时也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将亿万普通劳动民众第一次带入了政治舞台。

中国共产党强调自己所代表的对象是人民，这与西方自由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在自由主义的词典里，根本不存在社群、阶级这些群体概念，更不存在人民；只有追求一己私利的个人才值得代表。

谁代表？在西式主流代议理论中，只有选出来的代议士（所谓“政务官”）才有资格代他人做主，其他人都不够格。但在现代，不管在哪一种政治体制中，都有大批非选举产生的官员（所谓“事务官”）实实在在地行使着政治权力。说他们没有资格代表别人实际上也免除了他们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压力，仿佛只需按部就班、照章办事就万事大吉了。

中式代表型民主对“谁代表”问题的回答是，所有行使政治权力的人，既包括正式选举出来的“代议士”，也包括手握实权的其他官员。中国把所有掌握和行使某种权力的官员统称为“干部”，所有干部都有责任和义务代表人民的利益，即所谓“当官为民做主”。

毋庸置疑，干部属于列宁所说的“先锋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摆出“精英”的派头，以“精英”的方式行事。恰恰相反，有责任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必须通过各种方式与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改造自己。因为正如毛泽东所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各级干部“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这也就是说，各级干部都必须在“干中学，学中干”，不能“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他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这与西方“授权论”、“问责论”等对代议士角色的设想（即高人一等的政治精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代表什么？西式代议制中设置表达机制，让人们把自己的愿望（或偏好）表达出来，形成对代议士的压力，希望因此影响政府的决策。“愿望”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它既包括人们的主观要求，也包括他们的客观需求。如果稍加阶级分析，我们就会了解到，衣食无忧的社会中上层往往表达的是主观要求（减税、同性恋婚姻、表达自由等），而囊中羞涩的社会下层表达的更多是客观需求（就业、就医、就学、住房等生活保障）。实际上，社会下层表达的客观需求也是社会上层的客观需求，因为后者也同样离不开衣食住行，以及就学、看病、养老等。只是由于他们的财力在支撑体面生活以外仍有富余，才遮蔽了他们也有这类客观需求的真相。由此可见，社会下层的需求是全社会的需求，而社会上层的要求则未必是全社会的要求。客观需求与主观要求还有一个区别：前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比较稳定，而后者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变来变去。

为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中式代表型民主所要代表的是人民的客观需求，而不是随意表达的要求或转瞬即逝的观点。当然，客观需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有饭吃、有衣穿是最基本的需求。但进入比较高的发展水平以后，这类生存需求的重要性便下降了，其他需求的重要性开始上升，比如吃得好一些、穿得漂亮一些、行得方便快捷一些、住得宽敞舒适一些，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等。这意味着，代表人民的基本需求也要与时俱进，这就要求各级干部在听取社会各阶层所表达的利益诉求的同时，要不断深入社会底层，关注人民群众变化着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代表必定是一个能动的建构过程。

群众路线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核心所在

怎么代表？人们通常把群众路线看作共产党传统中的民主决策方式，但群众路线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代表方式。回顾历史，正是把群众路线作为自己“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参见刘少奇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中国共产党把亿万普通老百姓第一次带上了政治舞台，而亿万民众的觉醒是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布兰德利·沃马克把以群众路线为特色的中国体制称为“准民主体制”（Quasi-democratic system）是不无道理的。群众路线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核心所在。

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关于群众路线的论述比比皆是，毛泽东的一段概括最具代表性：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在代议型民主中，代议士与民众的关系集中发生在竞选期间。一旦当选，具备了行使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代议士便获得了自由裁量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代选民做主。如果代议士在任职期间也会去接触民众，那主要是竞选行为，为了博得选民的青睐，以便在下一轮选举中再次当选。因此，他们倾向做那些有利于巩固与扩大自己选票基础的事，而对与巩固、扩大选票基础无关的事则不闻不问，哪怕这些事对民众有利。对代议士而言，参与投票的选民才是争取对象，才有接触的必要；那些不参加选举的民众，则可忽略不计。通常而言，不参加选举的民众恰恰是底层的老百姓。

群众路线不同，它要求各级干部“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这里所说的群众即人民大众，与人民同义；而人民首先是指工农兵和其他劳动人民。

贯彻群众路线对各级干部有相当高的要求，他们不能坐等老百姓上门，必须主动深入人民群众。如果干部的群众意识薄弱、群众观念淡化，即使他们走出去，也会“嫌贫爱富”，亲近强势社会群体。他们会热衷于出席商务活动，四处去剪彩，与企业家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甚至以输送利益为筹码而索贿受贿。这时，接触弱势群体就成了应付差事；或是作秀，造就出一些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表演者。这是群众路线的软肋，它过多地依靠干部的自觉性。因此，与群众路线相配套必须有一整套机制，迫使各级干部不得不时时与基层的普通群众打交道。要大力宣传群众路线，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同时要把群众路线的落实方式制度化，形成对各级干部的强烈敦促与刚性要求。

另一种迫使干部切实贯彻群众路线的方法，是将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结合起来。虽然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有所不同、各有特点，但它们并不互相矛盾、互相排斥。公众参与的相对优势是，它有助于表达民意，对决策者施加压力；群众路线的相对优势是，它有助于干部增强群众观念、了解民情、汲取民智。两者不但不是对立的，而且完全可以搭配起来运用，使之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例如，政府可以一方面促使干部贯彻群众路线，一方面对劳动大众进行政治上的增力（empowering），使他们组织起来，获得参与决策的意愿与能力。这样做，在劳动大众的需求表达对决策产生较大影响的同时，其他社会群体的合理诉求也不会被忽略。

十八大以后群众路线的快速回归势头

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基石，也是中式代表型民主的主要实现途径。1945年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指出，群众路线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中共历史上，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都十分注重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毛泽东带头做出了表率。用邓小平的话说，“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就是同我们不同，他善于从群众的议论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改革开放之初，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同样十分强调群众路线。邓小平曾告诉全党：“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群众路线这份丰厚的遗产被很多人淡忘了。虽然在官方表述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人民服务”之类的词语还不时出现（频率大幅下降），但在很多地方却不再有贯彻群众路线的具体措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11年前后才发生变化。互联网的兴起带来不断升高的公众参与压力，这也许是群众路线复归的主要推动力。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90周年诞辰。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在此前后，一些省市区，如重庆、广东、山西、江苏、湖北、西藏、云南，开始重提群众路线，并将落实群众路线制度化、常态化。到2011年底，“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已在全国蔚然成风。更多省区的主要领导，如河北、浙江、安徽、陕西、吉林、甘肃、新疆等，也带头下基层，与群众“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并大规模选派干部住村蹲点调研，力求摸到群众的脉搏，贴近群众的心窝。进入2012年后，又有一些省区，如青海、广西、宁夏等，启动了类似行动。与此同时，不少地方开始组建群众工作部。

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历来重视党的传统，视群众工作为党的生命线。早在担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时（1988-1990年），他便建立了干部“四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政策宣传下基层）的常态机制。在2011年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习近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树立群众观点，坚定群众立场，坚持群众路线，增进同群众的感情，并创新群众工作方式方法。十八大召开前夕，在2012年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他再次强调，“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坚持党的一切工作体现人民的意志、利益和要求，这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习近平是中共十八大报告起草组的负责人。在这份报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就是“人民”，共145次，这无疑是他人民意识的真实流露。为了加强各级干部的人民意识，十八大结束几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2013年4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决定，从当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百度指数”传递的信息，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群众路线的回归势头。2011年以前，“群众路线”的百度指数一直在均值线以下徘徊。但此后两年，该指数越过了均值线，并在十八大后快速攀升，现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群众路线的回归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和努力方向，也让我们对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有信心。　

（编辑 楚佳）

 

二百年治国的三个阶段以及理念

过去二百年里，中国关于怎么治理国家走过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我划分时段和通常方法不一样。第一个阶段从1800年到1956年，这个跨度包括了1949年建国；第二个阶段从1956年到1990年前后，这个跨度包括改革开放的前10年；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三个阶段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英文叫governability（治国能力），就是能不能治国，有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可以统治这片国土。1949年以前的一百五十年时间，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第二个阶段的关键词叫government，就是政府管理，由政府全面管理国家，不让其他力量参与。这个阶段大概是新中国60年中的前30年，或者更长一些，直到1990年前后。第三个阶段的关键词叫governance（治理），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国家治理。

这三个词听起来有相同之处，我把它们概括一下，另外用一个福柯的词作为“帽子”，叫governmentality（治国理念），就是一个国家治国的理据。过去二百年中国最关键的治国理念是什么？什么是各个阶段治国的特点？这三个词——治国能力、政府管理和国家治理，就体现了三个阶段的治国理念，就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如果第一个阶段的问题不解决，后面两个阶段都不会出现。第一个阶段中国遇到的问题是，统治这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不具备治国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遭遇了内忧外患。内忧是从十八世纪末开始出现在各地的农民起义，外患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在1852年咸丰登基后不久有个转折点，清政府第一次说，我的军队不行，得让湖南曾国藩自组湘军、李鸿章回安徽办团练来帮我镇压农民起义。清朝建立以来一直不准汉人指挥军队，但是到这时没辙了，可见危机有多严重。湘军淮军打了几年后咸丰皇帝自己洋兵被打跑了，去了热河。1860年英法联军打到了紫禁城，把圆明园也给烧了。这两件事——让汉军帮助打仗和英法联军打进紫禁城，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说明清政府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挑战，这个国家没法治了。

从那个时候一直到1956年，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治国，就是谁有能力、用一种什么方式把这个国家维系住。但是湘军淮军本身，包括后来的北洋军阀，实际上不是北京政府真正能够控制住的，结果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再往后是以各省宣布独立为标志的辛亥革命，孙中山从美国回来了，他也治不了国，只能借助于袁世凯。袁世凯能不能治国？袁世凯从1912中华民国元年到1916年6月6日死去，其间有护国战争，有二次革命，每次又都是各省宣布独立于中央政府。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军阀混战，还是一个国将不国的局面。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理论上宣布统一全国，但只能控制住一部分省份。南京政府在“黄金十年”真正能掌控的不过是长江中下游那几个省份。抗战开始后，日军入侵，国共都在打仗，还是没有一个政治势力能够治国。抗战结束后，国共和谈没谈成，不到一年时间，1946年又开始打内战，还是没人治国。从1800年到1949年前后这么长的时间，中国面对的首要问题，都是如何解决治国的问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治国的问题看似解决。共产党在跟国民党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实际上有非常多的山头。这些山头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抹平。对这个问题，共产党领导人是很清楚的。从1948年初开始，党中央就意识到，全国胜利之日就快到了，共产党不仅要把敌人打败，而且要把自己统合起来。毛泽东当时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叫《建立报告制度》，规定各大根据地和军队要定期向中央报告。之后的一系列文章都能看出中央要把共产党统合起来的努力，包括统一解放军的番号，统一解放区的货币、军票体制，等等，一直到1949年建国。

从1950年到1956年期间，中央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把军事统起来，把行政、经济统起来，包括统一财政，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等。中央划分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军政区，既是行政主管，又是军事主管，各个山头依然若隐若现。“高饶事件”以后，1955年2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全国军区重新划分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将原来的六大军区改划为十二个大军区。中国真正统一的标志恐怕是十二大军区的成立。

党国体制解决了治国能力问题

从1949年建国到1956年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制度，可以说是矫枉过正，而矫枉必须过正。“矫”的是前一百五十年的“枉”——那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能够治国，到1956年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全国范围内，除了台湾还没解放，香港、澳门还没收回，不再有割据势力。中国一百五十年来第一次解决了治国能力的问题，这是历史性的。

今天的人不太在意这些事情，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当时的政治家们，不管是孙中山、袁世凯，还是蒋介石，考虑的是同样的问题：国将不国了，中国怎么办？一开始他们有些人想得非常好、非常理想化，就是把西方模式搬过来，解决治国的问题。比如孙中山就说，也许我们采用美国联邦制，就可以把中国治好。甚至毛泽东年轻时也鼓吹，建立湖南共和国。但是他们后来都认识到，用西式联邦制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行不通的，所以才会有1949年以后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

现在有些人从理念出发，认为中国当初学的是苏联模式，太过了。其实这和苏联模式不相干，当时就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能不能治国，有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治理这个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土地、6亿人口的大国。要治理这个大国，就得有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而且从国民党时期就开始探索，把党和国家统一在一起；共产党后来建立的体制，就是一个党国体制。这个体制你认可也罢，不认可也罢，它确实解决了中国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治国能力。到1956年几乎没有人再怀疑，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这套体制，可以治理这片国土。

所以，它是历史的产物。这个要说清楚，否则大家觉得是从苏联舶来的共产党的理念。它有观念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历史的产物，是为了解决能不能治国的问题，才建立了这样一个党政合一、高度统一的体制。

1956年农业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企业基本上都成为国有或集体的，不管是中央所属还是地方政府所属。所以，第二个阶段的关键词叫government（政府管理）。治国能力问题解决了，政府开始起关键作用，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计划经济阶段。这个阶段，经济是政府管，文化是政府管，总之都是政府管。所有的产业都是国有制或集体制，集体所有的也要服从地方的计划经济，统一调配。

第二个阶段的好处在于，它把非常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当时中国很穷，哪怕所有的人都节衣缩食，按最低标准生活，积累也还是很少。国家发展要打基础，需要大量的资源，不管是人力的、物力的，还是财力的。这个时候，靠市场来调节是没有可能的，基本靠政府来进行强制性的积累，把各种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集中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

1956年到80年代中期，中国办了很多大事。比如，建立了一个基本完善的工业和交通体系，在农村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中国8万多个水库绝大多数是在这个时期修建的，农田基本建设绝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人力资源，健康和教育。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人的健康水平很低。1949年以前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婴儿死亡率非常高。只有10%左右的人识字。也是在前30年，中国的人力资本有了巨大改善。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8岁。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成就，印度今天也没到68岁。受教育水平也大幅度提高。初中、高中教育大面积普及，在册中学生的数量在1978年达到顶峰。大量的人掌握了一些最基本的技能，读书的技能、做事的技能，这是了不得的成就。

新中国前30年打下的基础相当雄厚。这个恰恰可以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对比，尤其是和发展中大国对比。打基础是政府的事，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用党政合一的方式动员各种资源，全力以赴提升中国的国力。当时出于军事的目的、政治的目的，当然也有经济的目的，都要举全国之力提升国力，国家要富，国家要强。

更早以前的思想家就讲富强。严复讲富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有这个梦想，再到邓小平。所以，这个阶段由政府全面管理国家，也不完全是理念的产物。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理想，不仅仅是学了苏联，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这个阶段需要强大的政府力量把基础打好。没有这个基础，后30年的起飞基本是不可能的。

国家治理与国家能力

第三个阶段的关键词是governance（治理）。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从西方蔓延到全世界，从撒切尔夫人到里根，到世界银行，都鼓吹政府要少管事，把权力下放给所谓的公民社会，下放给私营企业。这个理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蔓延，到1996-1997年被广泛使用。意思是，不要什么事都政府管，也要让其他力量来管，这就叫“治理”。

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大规模变化是在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邓小平去世前，公有经济——国有和集体，仍然占中国经济的大半江山。这时候开始国企改革，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用一系列方法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政府不用全面管理经济、经营经济了，政府只需要规划。以前中国没有多少活跃的社团，这时候开始出现大量的社团，还有所谓的民间非营利性机构，如养老院。这种理念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当中也有世界大势。这三个阶段中，中国在相当程度上与世界是同步的。不同的是，中国是在一个政治势力的主导下走过了这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人民共和国，解决治国能力的问题。第二阶段用政府统管的方式，为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打基础。第三阶段用治理的方式，释放活力，快速发展。这种转折不能说非常平稳，但是在一个政治体系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制下，完成得是不错的。

2012年夏天我去了一趟土耳其。土耳其1961年就加入了OECD，即所谓的富人俱乐部，目前人均GDP（按汇率计算）是中国的2倍。但是看宏观指标，中国和土耳其已经差不多，甚至更好，比如人均预期寿命，中国已经超过土耳其。土耳其7000万人口，中国将近14亿人口，是他们20倍。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快速发展起来，他们现在人均GDP只是我们的2倍，其他很多地方不比我们强。这样来看中国的发展水平，不仅可以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比，和OECD中的低端国家都有得一比，这是值得骄傲的。

共产党解决了治国能力的问题，这是非常关键的。在中国今天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如果我们假设这个能力不重要，这是非常错误的。世界上很多国家至今没有解决治国能力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不能达到第二个阶段，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政治力量能够治国，就更不可能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管理国家。有了一个有效的政府才能过渡到治理阶段，在这个前提下，国家管一些必须管的事之外，不必大包大揽一切事情。

现在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总结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经验，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方面全世界都在讲，国家要少管，让其他力量来管，但是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个国家能力的问题。就是说，国家可以放权，但是放权必须有度；超过一定的度，就存在很大的危险，即国家基本能力被削弱。

中国也有这个情况。20世纪80年代中期走向治理阶段后，政府曾一度误认为，市场导向的改革意味着由个人和家庭承担各类风险（如失业、患病、养老等），从而漠视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有段时间政府放得太多，把医疗放给市场管，把教育也放给市场管。但后来发现这样做有很大的问题，原以为政府可以将这些社会责任放给其他力量来承担，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于是开始纠正。进入新世纪以后，这种状况发生改变。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在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方面，建立起一整套福利体系。这个巨大的进步，没有国家的参与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谈国家治理问题，一方面政府要放权，让其他力量参与管理；另一方面还要保持和巩固国家能力。两者结合才能真正做到政府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不管，避免国家出现乱局；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我从1991年就开始谈国家能力问题，这与当时全球流行的观念是相悖的。是因为当时我去了一趟俄罗斯，看到苏联和东欧国家虽然转型了，但是国家一塌糊涂，一片乱象。1993年我和胡鞍钢一起出版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那时候没有多少人讲国家能力。曾经一度坚称“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在2004年写了《国家构建》一书，也讲国家能力问题，其实就是我90年代初那些认识。

“小康阶段”的中国梦是共同富裕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使海内外渴望中国强大的炎黄子孙深受鼓舞。可以说，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奋斗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追求实现梦想的历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千千万万人民英雄为之浴血奋战的解放梦终于实现了。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里，中国已经跨越了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自立自强和脱贫致富的梦想。现在，中国处于第三个历史阶段，正在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

新中国的第一个阶段，我称之为“匮乏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按2012年国际不变价格计算，在这个阶段，中国的人均GDP从400美元持续攀升，但一直低于1000美元（见图1）。“匮乏阶段”的中国梦是自立自强。面对西方列强的敌视和封锁，中国不得不勒紧裤腰带。但是，依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且不说建国后仅3年，经济就迅速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其间还与世界头号强国在朝鲜打了个平手），从1953年到1978年，GDP年均增长率也达到6.5%。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阶段，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并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硬（基础设施）、软（劳动力的健康水平与受教育程度）两方面坚实的基础。

197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上下，进入第二个阶段——“温饱阶段”（见图1）。与此同时，中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温饱阶段”的中国梦是脱贫致富：一方面千方百计扶贫减贫；一方面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大多数人的收入与消费水平。

如果按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计算，从1981年到2004年，中国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6.52亿降至1.35亿，5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而在同一时期，全球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只减少了4亿。也就是说，如果排除中国，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难怪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赞叹说：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这对全人类来说是史无前例的”。

在经济发展方面，从1978年到2001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6%，大大高于前30年的6.5%。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超复杂经济体，中国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这在人类现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名副其实的“奇迹”。

200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约4000美元，进入第三个阶段——“小康阶段”。到2012年，中国人均GDP已跨越10000美元大关（见图1）。1950年，中国的人均GDP不到美国的3%，现在这个比值已超过20%，并仍在快速攀升。“小康阶段”的中国梦是共同富裕。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国家对那些能切实改善大多数人福利的领域（如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公共住房、公共安全、公共交通、生态保护、基础设施、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加大了公共投入，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将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

中国“福利国家”的崛起

如果有人在2000年前后说中国是“低福利”国家，那是有根据的。但如果今天仍有人认定中国是“低福利”、“零福利”，甚至“负福利”国家，那就是无稽之谈了。大量数据表明，在过去10年中，中国出现了一次新跃进：社会保护力度的大大增强。这个新跃进，我称之为中国“福利国家”的崛起。这个新跃进已经静悄悄地给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它阻止了社会不公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它为降低人类不安全创造了有利条件。没有这两方面的变化，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就只是一句空话，社会主义就只是一句空话。

中国以前没有福利体系，但是过去10年左右，在涉及绝大多数民众福祉的方面——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住房保障、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社会政策，其保障范围越来越广，保障水平越来越高，保障体制越来越健全。

以医疗保障为例，新世纪之初，中国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出的比重一度高达60%。这就是说，当时医疗费用的负担主要压在居民个人肩上。无怪乎当时人们普遍感到“看病贵”。这是因为，在上世纪最后十几年间，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为民众提供医疗保障的责任。但在过去十几年，医疗卫生领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反向运动：政府财政与医疗保险支付的份额越来越大，个人支出的份额越来越小。到2011年，个人支出的份额已降至34.77%（见图2）。中国政府正努力进一步降低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在2013年降至33%以下，至“十二五”（2011-2015年）末期将降至30%以下。值得一提的是，就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而言，中国现在不仅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40.8%），也已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0.5%），只是仍高于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24.8%）和日本的水平（17.7%）。

各种指标显示，中国正稳步迈向“人人享有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目标。对于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体制的四个优势

这些从事实层面体现了中国体制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呢？我认为有四个优势。

第一，有一个稳定的政治核心，而且这个核心能够做决策。这一点很重要，有很多国家不可避免会出现一种局面——无法做决策。政治学最近几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叫veto player，就是“有否决权的玩家”。在一个政治体系中，如果有否决权的玩家很多，就没法做决策。因为决策不可能在一个点上完成，而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推进，如果有很多的人在不同的阶段有否决权，这一关否不掉，下一关也否掉了，决策就会无疾而终。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有否决权的玩家”很少。在非常重大的决策上，中国真正“有否决权的玩家”恐怕只有政治局常委会。权力高度集中可能会产生问题，有潜在的危险。但它的优势是减少了太多的“有否决权的玩家”掣肘的局面，在重大问题上可以做出决策。

第二个优势是，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决策者也好，各级干部也好，老百姓也好，有一种不像哲学的哲学，比如邓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它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态度。因为有这样的态度，遇到问题时，大家不是抽象地卷入意识形态争论，而是认为，出现问题了，我要解决问题。这种意识非常重要，使得我们的体制有回应社会需求和要求的动力，能够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个优势也很重要，就是多样性，中国的体制允许多样化。中国立法跟西方国家非常不一样，西方立法往往是议会通过一个几百页甚至上千页的法律，要求全国各地按照这个法律来实施，美国的医改法案就有上千页。这样只能让律师非常活跃，其他人全都不知道怎么办。

中国立法的思维方式和西方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不是一上来就由全国人大立个法，这个法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然后强制全国去实施。我们是，有问题了，允许各地去试着解决，这就叫各地的实践。还有一种方法是，当中央也不确定该怎么办，那就先搞个试点，抓点带面是共产党历来的方法。这些试点成功了，推广；不成功，对全国的影响也不大。当年办特区就是这样做的，最早办人民公社也是如此。一种叫实践，中央说，要做这个，具体怎么做，各地去摸索；一种叫试验，中央确定几个试点，取得经验再推广。即使推广也不是一刀切，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做出调整。所以说，这种多样性成了我们的学习源，也构成我们一种独特的学习方式。善于学习是中国体制的活力所在。

第四个优势是，中国体制有比较强的回应性。正因为有各种来自地方的经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所以能够回应社会需求。最近几年出现的政策变化是很好的例子。比如上世纪90年代末，大家谈论最多的是三农问题。到了2003-2004年，国家先是减少农业税，后来在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税赋过重这种老的三农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然后大家开始讲看病贵、看病难，上学贵、上学难。这几年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正在解决，上学贵、上学难的问题也在解决。现在大家又开始讲养老的问题，希望得到妥善解决。

养老保障以前国家只管城镇职工，现在城镇居民也管。农村有了新农保，已经有一亿多人拿到了退休金。钱不多，一个月几十块，但出现这个势头是不得了的。这和新农合一样，开始每人每年国家只给10块钱，现在已经280块了，增幅非常快，覆盖率达到99%；而且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是一样的。新农保今后比新农合的增幅只会大不会小，因为养老是非常昂贵的。我们看这个变化过程，以前谈论的问题现在不再谈了，因为有些已经解决了，有些正在解决。这说明，这个体制对社会需求具有回应性。

以上四点概括起来，是中国经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用某一种方法来解决一个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中国经验对治理我们这个大国是非常适应的。这是中国为什么能成功的非常重要的四个制度优势。当然，事物都是两方面的，这四个优势在不同的时期由于某种原因也产生过一些问题。这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扬长避短，不使优势变为劣势。

（编辑：楚佳）

 

近30多年来，世界范围内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模式的指导下逡巡不前，甚至经济社会倒退，唯独中国在一种具有自我特色的道路上一路前行，创造了“中国奇迹”。在这一简单的事实对比背后，隐藏了一个国家治乱兴衰的密码，我们认为，“制度适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国家兴盛的奥秘。

“制度适宜”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奥秘

此前，理论界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多数是按照一个既定的思路来进行的。即试图把中国发展模式纳入到一个既有的理论框架下，以证明某种理论的正确。而这可能也是难以对中国经济做出全面充分解释的一个原因。中国的成功，恰恰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拘泥于任何条条框框。中国是把各种理论的合理要素巧妙地结合起来使用，使每一种因素的优势都得到发挥，从而最终促成经济奇迹的实现。在这当中，统领各种因素的核心，就是适宜的制度。

建立任何一种制度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对社会集团和个人行为提供有效的激励，由此鼓励创新、勤奋、诚信、责任与合作等。制度安排决定了社会集团和个人选择的领域与范围。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激励的方式、机制和结果会大相径庭。一个组织的激励机制，是通过明确责、权、利的关系来实现的。如果将经济发展看成是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系统作用的结果，制度就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制度要促进经济发展，则必须切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即必须是适宜的。

因此，“制度适宜”是指一种制度能够适合本国的资源禀赋和制度禀赋，与本国的生产力水平、社会文化、外部环境和社会承受力等条件相匹配，从而能够较好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制度适宜强调一项制度安排对本国各方面具体条件的适宜性，它有别于泛泛而谈的“外国先进制度”或“最优制度”。一项制度安排是否可行，取决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因此，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需要不同的制度选择。比如，虽然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但由于二者之间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无条件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就不会成功。制度本身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关键是要适合一个国家的特定国情。

特定国家社会经济的客观条件与其他国家必定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适宜制度的多样性。因此，考虑制度适宜时，应当充分估计下列因素的影响：本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方面的特定目标（发展战略及其制度支持），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制度的基本因子），本国的政府能力和市场能力（政府的权威程度和市场的完善程度），本国的政治制度（适宜制度必须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本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特点，以及该制度带来的社会摩擦和冲突是否会超过社会承受力等等。

所以，制度适宜又具有相对性。一种制度，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一个国家能够有效运行、促进发展的制度，到另一个国家却有可能无法发挥类似作用。绝对最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是不存在的。不同的制度如果能够切合不同国家和地区各自的特殊情况，而都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就应该是适宜的。

另一方面，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制度也可能产生相似的效果。欧美国家按自由市场的制度安排实现了高速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而苏联、东欧国家在二战后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也同样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同时，众多发展中国家也利用这一制度安排实现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表明计划体制在特定的条件下，也有其适宜性。

制度适宜的相对性，意味着任何制度都没有绝对优势。由于适宜制度需要与文化、意识形态、发展水平等相适应，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文形态、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别，这也决定了适宜的制度是各式各样的。

“制度适宜”可解释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失灵

20世纪80年代后期，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外力的干预下，纷纷模仿西方的制度，走上了所谓“民主”道路，并按“华盛顿共识”开始了经济与社会的改革。但20多年的实践，不仅没有使亚非国家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反而使它们陷入内乱不断、经济停滞、人民生活大倒退的泥潭。

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西方发展道路在亚洲、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失败，宣告了这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失败使发展中国家觉醒，纷纷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鼓舞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坚定了它们走自己道路的信心，它们也表达了希望学习中国发展经验的愿望。

拉丁美洲国家比较早地推翻了殖民统治，获得了独立。但经过一二百年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的发展，拉美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仍然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小。拉美国家自由资本主义的倾向比较浓厚，比较推崇市场的作用，自我积累水平低（储蓄率低），经济对外资依赖度高，债务负担比较重，发展水平长期徘徊，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西方改革模式，使该地区频频出现经济危机。

东亚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强调出口导向，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居民储蓄率高、教育普及、人民勤劳刻苦和政府主导等优势，快速走上工业化道路，形成了经济发展的所谓“东亚模式”。其中，经济中的自由市场成分相对较低，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东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的引导下，一些东亚经济体纷纷进行了以市场主导为标志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以西方“民主”制度为标志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期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但实际情况是，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后，东亚经济的增长率普遍下降，经济的脆弱性突显，终于在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经济倒退；遭受破坏最严重的泰国，经济可能倒退了10年。而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唯一没有被拖垮，且对遏制危机蔓延、促进东亚经济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正是没有实行经济自由化、政治西方化的中国。

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看，不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没能获得成功，就连一度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同样也没有带来福音。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的适宜制度具有特殊性和多样性。

所谓特殊性，是指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环境不仅与当今的欧美国家存在巨大差异，与欧美国家的发展初期相比也有很大不同，照搬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很难奏效。需要根据自身特点，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进行制度创新。

所谓多样性，是指发展中国家内部生产力发展水平、历史文化差异也非常大，这种差异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内部存在的差异。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普适性的模式实际上也不存在，只能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一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发展中国家处于竞争弱势地位，需要政府干预进行弥补。市场机制良性运行的一个前提，就是竞争主体处于平等地位。但当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力相差悬殊，发达国家占据了资本、技术、信息、资源和市场的绝大部分，并牢牢控制了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权。如果简单由所谓市场机制决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很难得到保护，因此需要政府实施适当干预。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国际竞争格局中的地位和是否符合其国家利益。

二是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能力较弱，储蓄和投资不足，需要政府推动资本积累。欧美国家在发展初期是通过对外殖民、掠夺等特殊途径，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现代经济增长则严重依赖于大规模投资形成的规模化生产，工业资金投入量远远超出了发达国家早期的情况。发展中国家显然不可能采取当年西方式的原始积累方式，而它们在工业化起步时期居民收入低，客观上需要借助外力来弥补市场配置的不足，要求政府通过适宜的制度安排，集中有限资源，实现资本积累和基本的工业化，尽快具备初始的发展条件。

三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狭小，交易成本高，需要政府干预纠正市场失灵。市场机制要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市场规模，并要求有相应的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初期那样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其中一些贫穷和落后的国家，迄今还存在大量的非货币经济，交通阻塞、城乡分割、地域封闭等，阻碍了商品流通，造成市场主体发育不正常，资源流动不畅，特别是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低，不能有效调节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四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缺乏必要的学习能力，如果完全依靠自主创新，边际收益就会很低。这样，就离不开政府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增强技术吸收能力和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经济获得了一定发展，具备了基本的竞争能力和积累能力后，市场的配置效能会逐步提高，而政府干预的成本会逐渐加大，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总体上就会趋向一个合理的区间。

以往西方及其主导的国际机构，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中一败再败，原因就是总想用一种模式去套所有国家，总以为自己制定的规则是“最佳”的，太想让世界按自己的思维方式去发展。这种“好为人师”的思想与行为，显示了西方人思维上的轻率与傲慢。其实，如果欧美国家真的认为自己的理念、发展模式是好的，那它们就应该有充分的信心，而无需刻意推广，因为能给人民带来福祉的制度最终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制度适宜”解释中国奇迹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获得了巨大成功，这已为世人所承认。但说起原因，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中国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是我们所实行的制度适应了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从而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从自己的发展经历中得到这样的启示：世界上获得成功的国家有许多，所走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们的特殊国情不允许我们去照搬别人的制度、模式，所以要找到适合自己情况的制度。

中国经济是1978年后明显加速的。1978年以后的改革，总体上是市场化取向的制度变迁。开放是面向国际的市场化，开放战略、各种政策优惠都是制度设计的产物。

制度变迁是导致中国经济以1978年为分界点、从一般性增长走向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改革建立了有效率的制度，通过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参与者的竞争与合作等，增加了产出。改革后的制度安排符合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和需要。

中国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有国际的影响，如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全球化、信息化的推进，国际产业分工的调整等；更有国内改革开放以及政治、文化、科技、历史和伦理等方面的影响。我们不是要否认其他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是指出制度在其中的关键性作用。适宜的制度是所有要素发挥作用的大平台，各种要素在此基础上被不断整合、优化配置、激发活力，形成“聚变”效应，最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中国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有人认为，中国没什么特殊，就是将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付诸与实践；有人认为西方的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问题，也无法在中国实施。笔者认为，西方经济理论既可以在中国实践，又必须按国情加以修正。比如，中国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人均可耕地仅1.4亩，各种人均资源都处于较低水平，这样的国情在世界大国中是唯一的，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是唯一的。我们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举例来说，如果法国可以容忍3%的失业率（约150万人)，而3％的人失业在中国就是4000 万人口，相当于80％的法国人口。任何一个比较小的问题，被13亿人口这个数字放大之后，都是十分可观、难以想象的。所以，解决中国的问题要复杂、困难得多。

强调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并不是要否认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基础作用，但不等于政府就因此不可以发挥作用，也不等于市场在无论何时、何种情况下都要起主导作用。改革实践告诉我们，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处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即一般情况下应让市场的自动调节发挥主导作用。但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出现重大的灾害或危机，市场的运作失灵时，政府不但要积极介入，而且要发挥主导作用。例如2008年春天，中国南方遭遇特大冰雪灾害，如果让市场力量去发挥作用，那么南方物价可能飞涨，因此必须动用政府的力量抑制物价上涨，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2007年夏天以来，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美国多家银行濒临倒闭，如果任由市场自由运作，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美国政府及时介入，使危机和损害得到一定控制。

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该是相互补充，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当经济比较落后、市场还没有培育成熟、或遇到重大危机时，政府的作用更大些，反之市场的作用更大些。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是在不断调整的，在动态中不断寻找平衡。

“制度适宜”的中国经验

中国的发展道路是靠“摸着石头过河”走出来的。我们无时无刻不关注其他国家的发展，认真学习、借鉴他国的发展经验，但并没有照抄、照搬他人的模式。

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思想解放，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是说，不能解放社会主义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不能提高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不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切制度、做法都应该摒弃。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被“逼”出来的。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经济发展停滞，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因此，中国首先推行了“包产到户”的农业改革，使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经历19 年的实践后，“包产到户”发展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度。

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得益于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认识。邓小平曾把判断我们的政策和措施是否正确的标准，形象地归纳为“三个有利于”，即“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利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政策和制度，都要进行改变。这也是我们提出“制度适宜”这一理论的基础。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不仅因为中国曾经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80%，最根本原因是中国有13亿人口，解决人民吃饭、穿衣等基本需求，始终是中国执政者的首要问题。农业的稳定、粮食产量的稳定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大前提。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就解决了社会的基本稳定问题，也就为其他各项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恐怕是个可以借鉴的重要经验。

在城市改革中主要采取了双轨制，即国有企业逐步进行改革的同时，放开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价格也采取了计划内与计划外的双轨制；金融领域实行了外汇券制度，引进了外资银行，实际上也是货币和银行的双轨制。这种双轨制的好处是可以不破坏经济的既有格局，使得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涉及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大变革不至于引起社会动荡。因为双轨制保护了既得利益，同时允许新的参与者出现，逐步扩大非国有部门、非计划价格的产品在经济中的份额，一步一步地将市场机制引入经济的运行。当然，双轨制的实施也引发了许多问题，但与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局相比，应该是次要问题，也是可以在改革中不断解决的问题。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缺乏发展资金，经济的原始积累无法完成。中国利用政府对金融的绝对控制，加快了资本积累。1978年时，全国的银行储蓄不过200亿元人民币，当时的年财政收入只有1132亿元，外资也很少。要想完成大规模的投资、改善基础设施是不可能的。1979- 1987年我国恢复了农业、中国、工商、建设、交通银行，成立了大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利用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功能，我们从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776480 亿元，初步建成了与中国发展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服务体系。当然，这种方式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约4.5万亿的不良资产以及几次较高的通货膨胀（但没有一次高于25%)。不过与经济发展的成就相比，这仍然只是次要的、可以解决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能利用好本国的金融体系，可以使经济发展变得更加容易。反之则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其中关键是政府要保证绝大部分投资是有效的。

在改革进程中，政府的主导性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政府以坚定的决心持续推进改革、引导改革的总体方向、制定改革方案并有效控制改革进程。

同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也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又在此基础上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分不开。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有了对这些关键问题和主导思想的正确把握，中国的改革才没有演变为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彻底否定。

与完全照搬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简单做法不同，中国的改革不会是以私有化为中心的颠覆式休克疗法，而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对政府与市场作用边界进行调整的渐进式改革。改革决策者从来没有把某一种模式作为一个终极理想去追求，而是坚持从解决实际问题的立场出发推进制度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公有制占主体与推行市场经济并行不悖地统一起来，同时对新自由主义及其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政策主张保持警惕，正确实现转型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调整。

中国的方式一度不被外界看好，但事实证明，计划和市场不一定位于峡谷的两端，也不一定需要一步跨过。中国改革与其他国家改革的最大区别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转轨国家）的改革都是把市场化、私有化作为目的，认为只要实行了市场化和私有化，经济就会发展。而中国的改革则是把市场化、私有化（也就是产权改革）当作实现发展的手段，发展国民经济、改善民众生活才是目的。

“制度适宜”还须与时俱进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体会，就是不能按一个固定的模式去发展。不但科学技术以及生产领域要不断创新，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理念、理论，也要通过自己实践经验的总结，不断有所创新。

比如，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大力倡办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为我国的农村、农业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有些还发展成了知名的大企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乡镇企业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和污染，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又开始强制性地关闭“五小”企业。不能因为治理污染而否定当初发展乡镇企业，也不能因为它们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过贡献，就不治理它们引起的污染问题。

中国具有与西方不同的文化，实行与西方不同的制度，走的是与西方不一样的发展道路，这样的“文明冲突”使得中国的发展必然引起西方一些国家的疑虑乃至“遏制”。中国的军事装备与实力无法与西方大国相比，但却时常被西方国家认为是对世界的“威胁”；中国人抗议西方媒体对中国西藏问题的歪曲报道，要求抵制外国产品，被西方认为是“丑陋的民族主义”；而当欧美国家抗议中国“偷走”他们的工作，要求抵制中国产品，甚至用夸大事实的手段抹黑“中国制造”时，这些却都成了正确的“爱国主义”。这背后潜藏的是西方文明至上的思想意识。

中国发展需要通过公平买卖从其他国家获得资源，却被一些人称为“新殖民主义”；而西方在非洲掠夺了400年，从没有给予任何补偿，却鲜有西方媒体进行批评。中国有几十种矿产资源无法满足发展的需要，因此一方面要加大科研力度，发展替代产品，开发节约能源、资源的技术；另一方面要加强与资源丰富国家的合作，以期获得双赢。

面对恶劣的发展环境和来自欧美国家的巨大压力，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从容地迎接挑战。我们必须在西方的政治、舆论压力下，在资源的压力下，在环境的压力下思考如何既使自己得到发展，也为其他国家带来机会；既可以高速发展，又可以实现绿色发展。

为此，中国不得不提前承担一些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是我们要逞强，也不是我们多管闲事。欧美国家为我们的发展制造了许多困难，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他人，只能自己克服这些困难，为此我们必须帮助发展中国家，只有他们发展了，我们才能与他们共同发展。

中国无意推销所谓“北京共识”，我们也不认为中国的经验和模式可以不加修改地被照抄、照搬。同时，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一成不变，而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我们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因为这种制度适合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将来也可能修改它，使之能够适应更高的生产力水平的需要。

制度适宜并不是说只要制度合适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再适宜的制度，还要有适宜的人去实施、发展这些制度。适宜的制度本身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也必须由人来实施。没有合适的人，就无法制定出适宜的制度；即使制定出来，也无法得到很好的执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适宜制度的创造者和执行者，这是中国发展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

站在30多年高速发展的新起点上，历史为今天中国打开的大门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去争取胜利的决心和信心，也应该是前所未有的。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实现150多年来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

 

现实超出理论带来的困境与挑战

玛雅：你最近有篇文章《立足中国，创新社会主义理论》，在学界颇有反响。有人认为，文章观点新锐，指出了中国今天理论研究的问题所在。但也有人认为，文章观点有失偏颇，只是片面的一家之言。你写这篇文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潘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发展，随着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实现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过去35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然而，不论中国发展取得怎样令人赞叹的成就，中国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始终遭到西方的诟病，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始终遭到西方的质疑。这是为什么？

2013年11月3日，在21世纪理事会“理解中国”的北京会议上，美国政治理论家福山发言称：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并非来自西方竞争型选举制，而在其所使用的话语系统早已过时，不仅无力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还被国内和国际很多人质疑。到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也颇感迷惑：中国的传统思想博大精深，为什么当今共产党的基础理论远落后于21世纪中国与世界的现实，以至于中国的软实力与硬实力不相匹配？

玛雅：福山这样说是质疑中国的软实力吗？这看来是西方政治学界一个主流认识。约瑟夫•奈在《为什么中国的软实力微弱？》一文中称，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都令人着迷，现在又在全球各地创建了数百所孔子学院。在对外宣传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是取得的回报却很有限。中国似乎没有意识到，当文化与国内现实不符时，很难用它去树立软实力。

潘维：福山的观点固然没有脱离西方思想界的主流认识。但是他的话给了我一个启发，促使我从西方意识形态偏见以外的原因，来分析思考中国的理论研究和创新问题。

玛雅：那么你认为，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理论落后于中国和世界现实，软实力与硬实力不相匹配？

潘维：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是一条直线，现实的发展超出了经典理论的预想。

马克思的核心主张是国际公认的，即全世界（从事制造业）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消灭私有制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场“最后的斗争”将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基本矛盾——物质生产越发展，物质短缺感就越强烈。

我国35年的改革发展实践远远超出了这一理论。由此也引发了国内外很多学人的质疑，认为共产党宣布的战略目标和重大政策与马克思主义似乎不相干。当然了，学者们这样质疑也许不重要。但问题是，如果公众受其舆论影响，感到执政党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知”与“行”相矛盾，所产生的政治后果将是严重的。

玛雅：为什么呢？公众关注更多的是实际利益和与之相关的具体政策，对执政党的理论并不那么关心。

潘维：为什么？因为话语权。革命家列宁和葛兰西都曾指出“话语系统”之争对于执政者的生死意义。执政不仅靠恰当的政策，更靠“说辞”。“说辞”被攻破意味着执政的危机和革命的契机。我们看现实，话语系统的成熟是西方政体生存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话语系统的不成熟是苏联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此带来的思考是：如果公众认为执政党说的和做的不一样，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诉求，后果是严重的。这会造成公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度下降，使政府难以主导政策日程，从而严重削弱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

玛雅：所以对执政党来说，这其实是话语权之争。

潘维：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共产党应当立足中国，逐步创新自己的理论和话语体系，追求“知行合一”，以应对现实发展带来的理论困境。这是我党巩固执政地位，树立理论自信，在国内国际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没有理论创新，就没有成功而独特的中国道路

玛雅：前面你谈到，实现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成为关系到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这是不是因为共产党转型这一现实，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因为如何实现这种转型、如何执政一个现代国家，在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遵循。

潘维：是这样。马克思是近代以来对人类思想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产生于19世纪中期，是关于如何反对执政者的思想，不是也不可能是关于如何执政的思想。马克思无情地批判现实社会的一切支柱，特别是私有制、家庭、国家、宗教、意识形态。他让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执政当局感到芒刺在背。在私有制、家庭、国家、宗教、意识形态消失之前，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是永恒的，他的著作是一切革命者和叛逆者的精神家园。全世界所有优秀的大学都讲授马克思的思想，不是因为马克思准确地预言了其身后现实，而是要学子们欣赏其批判精神。

中国理论界今天一个令人诟病的问题是，一些人不是根据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创新理论，而是实用主义地断章取义，用马克思著作里的个别词句去曲解他的核心思想，来为自己所用，为他们所谓的“理论研究”进行包装。这也是中国理论界被外界批评创新能力薄弱的一个原因。

玛雅：毛泽东、邓小平从不生搬硬套经典理论来指导中国，而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党的思想理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典范。你批评今天有人实用主义地断章取义，甚至曲解马克思的核心思想，那么你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如何理解？

潘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剥削”和“阶级斗争”，不是“和谐社会”。他认为制造业时代的市场竞争将使世界分化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资产阶级靠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导致工人阶级反抗，并意识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要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私有制并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

然而，现实大大超出了马克思的预期。在19和20世纪，除苏联集团国家外，产业工人在社会总劳力中从未接近过二分之一。自20世纪后半期开始，以设计研发为核心的高端第三产业崛起。如此，脑力劳动的重要性逐步增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作用逐步下降，尽管在“新兴工业国”中依然重要。美国的第三产业在1945年就已超过其总产值的一半，而今所有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都占其GDP的70%-80%。

马克思是举世公认的伟大思想家，在人类思想史上地位崇高。他和恩格斯都极为注重生产方式，但是他们不可能在19世纪上半叶预见到一两百年后新生产方式的崛起。20世纪初的列宁则把第三产业的崛起称为发达国家的“腐朽”现象，也未能预见“资本主义国家”的持续活力。不仅如此，他们强调生产方式，却都忽略了生活方式对“上层建筑”的塑造作用。

你说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典范，这话很对。而且他们的创新正是立足中国实际，同时因应世界变化，所提出的杰出战略性思想和指导性理论，否则就不会有成功而独特的中国道路。共产党今天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这是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为了更好地治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这是一个新的任务、新的挑战，所以提出“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相应的，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也要与时俱进，跟上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变化，这才符合我党一贯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是一条直线

玛雅：中共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八大报告的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就是说，它体现了党的思想理论的历史延续性，是有来源的。

潘维：理论当然是有来源的。唯物史观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并在18世纪就已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学术范式。唯物史观认为，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塑造了各地法律规定和政府机构设置等制度差异，即“上层建筑”差异。因此，制度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结果而非原因。唯物史观所抗衡的是“唯意志论”（voluntarism）史观，我国哲学界称之为“唯心”史观。唯心史观认为，上层建筑不是由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历史所塑造，而是来自精英人士的设计，故强调制度是塑造现实的最重要原因。换句话说，唯心史观认为制度（好坏）决定结果（好坏）。唯心史观在后冷战时代最典型的表现是“制度决定论”，即“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包括历史阶段论，也有一个发展形成的过程。历史学靠划分阶段来叙述历史，给人类各地的历史划分“阶段”是必然的。马克思批判式研究的重点是把资本主义划分为“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两大阶段。而把所有地域的人类历史统一和机械地划分为“五大阶段”是苏联学者的发明。对此国际学界很少有人认真看待“五大阶段论”，反倒是马克思猜想的、不属于上述任何一个阶段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由此而生的“东方专制主义”引起了一些学人的兴趣。

玛雅：我记得你文章中说，社会分层在人类史前文明中就已经长期存在。

潘维：对。两千三百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分析政体差异，方法就是研究社会分层。而今，研究社会分层依然是研究社会的主要方法。

“奴隶社会”并非社会分层的起点。奴隶在现代世界也并不鲜见，当今中东北非阿拉伯人的贵族社会里就有。美国在18、19世纪的兴旺主要依赖奴隶农耕，曾经是相当典型的奴隶社会。而另一方面，考古学界已经证明，埃及的金字塔不是奴隶建造的，奴隶也未曾是南美印第安人农耕的劳力主体。经常的战争和部落征服才能获得奴隶，催生以奴隶为劳力主体的社会，如古希腊和古罗马。而中国炎黄夏商时代的大型部落联盟能制止经常发生战争，所以中华传统农耕社会从未靠奴隶劳动支撑。

“封建社会”是缺乏“大一统”时的常态，用于判断“中央与地方”关系。“封建”至今依然广泛存在。顾炎武在《郡县论》中一语中的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他定义“圣人”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如果今天的欧盟以建立“欧罗巴合众国”为目标，眼下的欧洲就处于“封建”状态。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美国不乏社会主义因素，中国也不乏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主义”的苏联并不比“资本主义”的美国更先进，更非美国的必然前途。人类社会是多元的。人类社会组织形态与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一样千姿百态，其发展进步不是一条直线，也不只有对抗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换言之，社会分层的起源与奴隶社会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奴隶社会与封建、封建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同时存在。

社会主义是古往今来的人类精神

玛雅：还回到“理论的来源”命题。你提出，立足中国，创新社会主义理论，你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包涵社会主义因素？

潘维：是的。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还有稍晚于孔子的柏拉图，都阐述过最终消灭私有制的“共产”理想。这样说来，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就超出了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不是马恩独有。

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社会平等团结的利益至上。西方和东方自古都有以平等为导向追求社会团结的思想。举凡强调社会平等团结的思想，都是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抵抗个人利益至上以及资本利益和效率至上的现实存在，抵抗社会地位高低和贫富差别乃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的思想。社会主义体现人类彻底改造现存不平等社会的人文精神。

应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古往今来的人类精神，是一种以“共产”为最终导向的精神文明。

精神文明指的是为未来的理想社会而牺牲现世物质享受的高尚追求。生命的短暂让人感到现世物欲的虚幻，从而去寻找、创造、积累生命的意义，追求对春荣秋枯、个人生命、饮食男女和现世名利场的超越，追求永恒，追求在永恒中安顿自己的心灵。“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之类的思想、宗教、艺术等创造，都属于精神文明。

玛雅：你说孔子有“共产”理想，是指他的天下大同思想？

潘维：孔子天下财产归公的理想，中国传统知识界称为“大道”或“大同”。代代科举学子都习学背诵《礼记•礼运》中以孔子之名表述的中华“共产主义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可见，中华先贤的理想社会也是私有制和家庭消亡以及共产主义新人类。“大同”的表述不仅精确、简练、易懂，而且极具人情味，为世人所赞扬。这是社会主义在中华文明里的“地气”。这种共产主义思想早于马克思两千多年。

社会主义是一种宏大的社会思想，是理想和人文精神。社会主义思想的应用并不拘泥于某种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形式，不限于政策框框，也不拘于路径。视暴力革命为唯一途径是狭隘的，视议会选举为唯一途径同样狭隘。在21世纪的今天，如何定义社会主义，决定国内和国际参与者、支持者和同情者的多寡，决定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命力。

“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不是预言未来，而是建构“因果知识”，从而解释业已存在的现象。不同地区的人类会受不断变化的环境和不同因果知识的影响而调整自己的行为，塑造有无数种可能的未来。“自然规律”是客观不变的，而人类有主观能动性。自然规律没有“未来”；如果社会科学可以准确预测人类“未来”，人类也就没有“未来”了。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学派”的开创者

玛雅：你谈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应用不拘泥于某种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形式，也不拘于路径。其实中国道路的成功，就是一个“不拘一格”的例证，是共产党在思想上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结果。

潘维：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想早已不是无本之木，而是以最近一个半世纪的丰富实践作基础的。

在马克思阶级两分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指导下，苏共消灭了其他阶级，建立了产业工人和科学家的国度，包括把全部农民变成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的工人。然而，单一职业的社会导致单一的官僚管理，导致计划的社会、计划的思想、计划的经济、计划的科学、计划的党中央，还有对抗型的外交。这种统一管理忽视了人民对自由的需求，苏共成为脱离劳动者的僵化机构，成为社会自由的障碍。又由于核武器带来了可预见的持久和平，用于战时的计划经济丧失了优越性。生活资料的需求是无法被计划的，而是靠无数生产者的智慧创造出来。在“党国”体系里，党崩溃了，苏联也就解体了。

较之地广人稀、自然资源富饶的苏联，中国自然资源匮乏，人力资源却极为丰富。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也曾经试图将所有劳动者变成国营工厂的工人，却根本办不到。在超大城市里都还存在“二轻局”管理的“小集体”，遑论乡村的“队为基础”。当中国放弃了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承认市场机制的作用，多元社会劳动者的活力就焕发了出来。

玛雅：对比之下，就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智慧所在——放弃了封闭僵化的苏联模式，却没有改旗易帜照搬西方模式，而是走自己的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GDP增长了18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现代发展史上一个奇迹。

潘维：从世界范围看，比起制造业初兴的19世纪40年代，经过一个半世纪以上的实践，社会主义思想已极大丰富。社会主义实践有共产党人的实践，有各国工人党和社会党的实践，更有包括欧洲、亚洲、非洲、澳洲、拉美、美国、加拿大的各种社会主义导向的实践。在税收、经济、社会、政治各领域，因平等原则而致社会团结的实践蓬勃兴旺。扶危救困、同工同酬、族群平等、性别平等、基础教育平等、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等主张，都是社会主义导向的主张。

社会主义是宏大的思想取向，不是制度和政策教条。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实践不可能脱离各国实际，脱离本国的历史变迁进程。社会主义思想受各国的历史和现实条件限制，也受各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处位置的限制。所以，尽管苏联的实验留下了伟大遗产，但教条主义的苏共垮台了，而欧洲社会民主党上台了。在东方，中国共产党更塑造了一个蒸蒸日上的新中国。

习近平说，“创新决定民族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就不仅是马恩列斯思想的成就，而且是毛泽东思想的成就，是几代共产党人思想创新的成就，更是继承中国传统、根据中国实际汲取各国经验教训的成就。

玛雅：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抱残守缺的政党，而是实事求是的政党。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使我党找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使我党找到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功之路。从这个意义说，毛泽东、邓小平不但是中国道路的开创者，也是“中国学派”的开创者。

潘维：你说得没错。如果仅以19世纪40年代的马恩思想为唯一“科学”的理论，以20世纪斯大林思想指导下的实践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基本模板”，社会主义的路会越走越窄，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样，尊奉欧式社会民主主义或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为“新正统”，看不到西方“旧大陆”难以逆转的衰落，亦属目光短浅，中国道路就走不长远。

尽管有人指责我们“一路向右奔跑”，中国35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光谱里。表现在：

第一，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人信奉社会主义的总体价值导向。第二，处于制造业时代的中国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私用制。第三，中国不信奉资本的利益和效率至上，利用市场却不迷信市场，为大众利益积极调控市场，直至建立大型国有企业。第四，中共立足本国经验，实事求是，不断丰富社会主义理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如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建设和谐社会，制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蓝图。

玛雅：为什么在今天谈理论创新不但要谈创新，也要谈社会主义？

潘维：因为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说，无论什么人质疑我们，中国都不能放弃社会主义旗帜。这是因为：

第一，社会主义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目标。先辈们为此流血牺牲，经过了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才建立起社会主义新中国。放弃社会主义旗帜是对先烈和人民共和国的精神背叛。

第二，较之资本利益至上的主义，社会利益至上的主义符合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正统，即政府“以民为本”而非“以（个）人为本”。从两千多年前开始，中国的执政者就尊重市场机制但也从不迷信市场机制，而是为全社会“百姓”的利益干涉市场。从“常平仓”到“盐铁官营”，到土地“公有私用”，都是中华的固有传统。

第三，在世界竞争中，本国人民的凝聚力非常重要。社会主义理念能凝聚中国人民，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理念却会分裂中国人民，让中国社会重新变成一盘散沙。

第四，不承认穷人应当受穷，而且誓言帮助穷人，致力于改变恒有贫富之分的社会结构，主张共同富裕，这样的政党是倾向社会主义的政党。社会主义导向的政党占有道德高地，趋向“共产”，代表着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

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当坚持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同时应当承认，社会主义并不限于马克思主义，也不等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就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时俱进，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而不断修正的精神，就是拒绝教条主义，拒绝“唯一正确”的精神。事实上，世界社会主义思想里的“中国学派”已经呼之欲出，超越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

所以我认为，立足中国，以古代中国悠久的文明传统和当代中国成功的实践经验为基础，通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宝库里能够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学派”。具体说，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来说明社会主义思想之“中国学派”的可能。

共产党是维护中华全民利益的先锋队

玛雅：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列宁主义政党；中国学界有人希望共产党转型为“现代议会政党”。你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如何理解？

潘维：中国共产党既不是苏式“立国为党”的“工人党”，也不是西方此起彼伏的“议会党”（party）——代表社会某部分利益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是“立党为国”，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利益服务。我党自称“共产党”有革命时代的历史原因，但也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儒门弟子）执政集团，继承了传统执政集团的民本主义和大同理想。

“大一统”的中国为什么两千多年来都由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统一的执政集团来治理？

与欧洲分层的社会不同，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不是欧式分层的阶级社会，而是独立小农家庭的社会，是因缺乏“长子继承”及“富不过三代”而产生的“百姓平等”的社会，也一直是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多元社会。这个独立小农组成的平等社会好似一盘散沙。即使在今天，全国占注册企业90%以上的家庭企业直接脱胎于家庭小农，也是“一盘散沙”。

这个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是社区，由血缘社区和扩大的、虚拟的“血缘社区”组成，从紧密的小家到松散的、层层扩大的“家”，直至“国家”。迄今，血缘称谓仍覆盖我国所有社会关系称谓。在我国政治中，阶级和利益集团至今都缺乏政治正当性，阶级斗争也缺乏政治正当性。

这个社会由单一执政集团治理。执政集团超脱于一盘散沙的小农，以德治国，以公正治国。《论语•颜渊》记载了孔子的铮铮铁语，“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在中国传统概念里，“党”由“尚黑”二字组成，“结党”必为“营私”，故有“君子不党”之说。“党争”是大一统的致命敌人。因此，中国传统政府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从不声称仅“代表”某个社会阶级或阶层集团。

玛雅：传统概念认为“结党必为营私”，延续了中国传统的执政集团又如何做到“立党为公”呢？

潘维：中华执政集团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统一。理论上，执政集团信奉民本主义——政府之存在就是为“大家庭”全体成员的福祉服务，否则造反有理。政治上，执政集团以“视民如子”、“治国如治家”为正统，历朝均称“以孝治天下”，即“以德治国”。孝义就是道德，但不是一般道德，而是伦理道德。组织上，执政集团的成员经公开考选而来，原则上逢选必考，无功不拔。功绩考核导致执政集团内部的激烈竞争。因为中国东西南北差异极大，功绩竞争还意味着不同政策的竞争。中式绩效竞争比西方的集团权益竞争往往更激烈。

顺便指出，原则与事实需要分开；原则不等于事实。但有此原则与无此原则差异大矣，有原则才有评价事实的依据。如果总是举历史事实去否定原则的存在，无论中外，世上就都不存在原则了。

既然治国如治家，传统中华执政集团的官员就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难于治国；能齐小家，才有管理大家的公信力。家人借官员的公权谋私利，何能“子帅以正”？执政集团靠责任感以及能力智慧去平衡三对利益，即部分与整体、眼下与将来、变革与不变的利益。因此，与西方政府不同，中华执政集团不是靠“代表性”治国，而是靠“责任感”治国。

玛雅：问题是，这样一个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统一的执政集团，为什么跳不出王朝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潘维：长生不老是迷信，长治久安是科学。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当执政集团的主要成员由俭入奢，不再信奉民本主义，丧失了伦理道德责任感，自私自利、公器私用，就是改朝换代的契机。我国主要朝代均寿长达三百年。英帝国由崛起到衰落至无形也不过三百年。

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农民起义向来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贫富联手，以中产农民为主体，推翻腐朽执政集团的革命。过去如此，在可见的将来也会如此。“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个独特的“中式规律”，因为“民”不再分。西方的“改朝换代”则经常是“民”分裂和“阶级斗争”的结果。

改朝换代之后，又崛起同样的一个以民为本的执政集团。如此循环往复，中华体制延续了两千多年，生生不息，超越了朝代变换，超越了生产方式的升级变换，成为世界制度文明中的一支“异军”和一朵“奇葩”。这是中国社会具体条件塑造的，是历史塑造的，不是哪个精英人士设计出来的。

玛雅：所以在你看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同样是一个以民为本的执政集团？

潘维：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而奋斗的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实行统一战线，并与世界各政党平等交往，目标是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复兴，让世界列强“平等待我”。今天“一颗大星”领导着由“四颗小星”组成的社会，类似两千七百年前就有的“四民分业”。因此，中共不是某个阶级的代表，不是西式“代表党”，而是中国传统执政集团的延续。

玛雅：用曹锦清老师的话说 ，西方政党是代表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所谓领导就是共产党引领我们走，我们跟随它的引领。所以对共产党来讲，目标特别重要。你有一个目标，人民认同你这个目标，愿意跟你走；认同你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叫执政能力，你的领导权是从这里获得的。

潘维：所以我说，作为中华民族复兴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也应该是“中华大家庭”公正无私的“家长”。中国共产党坚持高举社会主义旗帜，以天下大同为理想。

事实上，在如今的先进国家中，阶级阵线日渐模糊不清，政党的“阶级代表性”都已被社会现实严重削弱了。由单一执政集团统领分散的、服务业主导的社会，并非“落后”的社会治理形式。

中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应该是“大家庭”

玛雅：从社会核心价值观来说，如何理解建立社会主义思想中“中国学派”的可能？

潘维：人们经常谈论一个话题——利益。利益貌似客观，却是“社会建构”的，有很大的主观可塑性。价值观塑造利益，比如有人追求豪华生活，也有人安于简朴生活。价值观有无数种，变化无常，在互联网时代更是无常。但社会价值观不是一般的价值观，而是关于“社会关系”的价值观。“核心”的社会价值观，即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官民一体信奉的“主流”价值观，是能够把各种社会利益凝聚在一个共同体内的思想，比如几大宗教教义。

世界各国治理社会的基本手段有四种，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其中之一。这四种基本手段：一是“执法”维护社会秩序；二是“代表”强大社会集团；三是承担平衡社会利益（部分与整体、眼下与将来、变化与稳定）的“责任”；四是支持能凝聚社会各种利益于一体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前两者简单、初级，后两者复杂、高级。所有国家都综合依赖这四种方法治国，但各国情况不同，偏重也各不相同。

不能成为“主流”的价值观，也就谈不上是社会核心价值观。要成为“主流”，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

第一，官民共享。如果精英与大众各表，官民分歧和社会分裂自不待言，甚或流于虚伪。官与民固然职责不同，但必须在统一的认同体系内，社会才可维系。

第二，概念简洁。社会核心价值观通常有庞杂内涵，但表述必须简单、响亮。比如自由、民主、伊斯兰教，都只有一个词，不超过四个字。

第三，本国特色。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凝聚本国社会的价值观，与他国有别。比如美国强调“自由”，欧洲各国强调“民主”。

第四，世界接受。世界各国人民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导致立国的正当性。比如可以是和谐世界，却不能是种族主义。

玛雅：习近平近日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你认为，中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应该是什么？

潘维：当代中国官方和民间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定义五花八门或者冗长繁琐，体现了价值混乱。其实，“（中华）大家庭”三个字我看就很好，简明、亲切、响亮、实用，更重要的是“接地气”。

“大家庭”上接强调社会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下继以孝治天下的中华传统。“大家庭”伦理博爱的道德观核心是世界普适的，退可守“自然社区大家庭”的自治，中可支持“中华大家庭”，进可号召“人类一家”的“世界大家庭”。

“大家庭”的内涵非常丰富。家庭是我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基本单位。血缘和虚拟血缘的城乡居住社区和工作单位社区构成我国的社会网格。血缘关系称谓覆盖了整个社会，体现了虚拟的“大家庭”。以家庭为基础层层扩大构成的最大“家庭”就是国家。我们的军队是百姓“大家庭”的子弟兵，为“保家”而“卫国”。从家庭关系里衍生出的道德是中式道德，即伦理道德。在伦理道德中，互帮互助，贫富一家。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就应该是为这个“大家庭”操心的“大家长”。家长意味着责任，意味着为了“大家庭”的福祉呕心沥血的公心，绝非专制的“家长制”。

玛雅：习近平2月7日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谈到党对人民的责任。他说：“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潘维：“大家庭”立足我国实际，召唤各族人民不分东西南北、男女老幼、贫富高低，与“大家长”同心同德，建设和谐社会，为中华复兴而共同奋斗。对于“大家庭”的责任要求支持平等，支持一视同仁，否定“偏袒”，制止以权谋私，严厉惩处腐败。

中华“大家庭”的内在逻辑凝聚了强烈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伦理道德色彩浓厚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不必再加上“社会主义”这一定语。不加定语表述更为简洁，还可以扩大包容性。

玛雅：2008年你第一次提出建立“中国学派”。现在提出建立“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宝库中的中国学派”，为什么特别强调“社会主义”？

潘维：为什么强调社会主义？就是我前面说的，因为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无论什么人质疑我们，中国都不能放弃社会主义旗帜。我们创建“中国学派”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为了改善中共与本国和外国民众的交流沟通，也是为了与世界主流政治话语系统竞争，获得与中国硬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利和地位。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强调伦理和民生的社会主义，是强调国族发展的社会主义，是暗合“博爱”思想的社会主义。此种社会主义既非“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也不排斥市场和资本的作用。

中国的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特色”，却在基本导向上坚持社会至上，坚持以民为本，拒绝个人至上，拒绝资本利益和效率至上，拒绝强调个人和资本自由的自由主义。因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力军，也是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力军。

 

有为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有机的社会，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现代国家的三根支柱，应该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政府、市场和社会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前提、互相依存。“正确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不是简单地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也不是简单地加强政府责任，而是使三者相得益彰。市场经济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社会自治既可能代表人民大众，也可能代表少数利益集团；政府之手既可能是掠夺之手，但也可能是建设和保护之手。发挥三者的积极作用、制约其消极作用，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目标。

中国道路的成功，在于有一个代表人民的、有强大治理能力的国家，从而能够为市场经济和社会自治奠定公平正义的前提。如何使这样的国家永不变色，要靠完善的制度体系，这就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使命——国家治理现代化。

政府和市场——捆住政府的哪只手？

一讲市场经济，人们就会想到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认为他支持自由放任的市场，其实这不是斯密强调的重点。斯密（1723-1790）生活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代，他在《国富论》中痛斥资本家通过操纵和贿赂政客来剥削工人，呼吁结束这种官商勾结，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可见，斯密不是抽象地反对政府干预，而是反对那种“同资产阶级勾结起来压迫工人的腐败政府”。这一点同马克思高度一致，《资本论》第24章以“所谓原始积累”为题，谴责资产阶级政府“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 ，“把工人刚刚争夺到的结社权剥夺掉”，“使领工资的工人陷入……奴隶般的依赖状态” 。不同的是，斯密没有指出如何改变这种状况，而马克思指出了，那就是通过革命建立代表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和政权。

当时，刚刚进入工业社会，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市场规则的作用还不突出，仅仅是一个“守夜人”。因此，斯密反对作为“掠夺之手”的政府，也算抓住了主要矛盾。然而，随着工业化发展，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市场失灵愈来愈凸显，政府作用逐渐丰富起来。特别是20世纪“大萧条”之后，在持续不断的工人运动和经济危机推动之下，资产阶级政府在维护社会公平、提供医疗教育环保等公共服务、建立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职能逐步增加。社会主义阵营诞生之后，通过制度竞争迫使资产阶级政府以更大力度强化政府作用、纠正市场失灵，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等制度，以至于西方国家的一部分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工人运动、劳动力短缺、知识经济等原因，劳资对立已经消除，政府已经不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马克思当年设想通过革命解决的问题在欧洲已经和平解决了。但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减少政府干预为主题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席卷全球，带来了短期经济增长，但也扩大了南北差距和各国内部的社会差距，特别是在东欧、东亚、拉美的不少国家接受了“小政府”的理念，实行私有化、削减社会保障、放松金融监管，导致了经济金融危机。

可见，到这一阶段，政府就同时具有“掠夺之手”和“保护之手”两个角色，关键是看政府代表谁。一方面，政府可能同利益集团勾结起来对社会进行攫取；另一方面，也只有政府才有合法权力来遏制利益集团，维护社会公正，提供公共服务，并对外维护国家利益。在现实中，有些人希望捆住政府“掠夺之手”，这种主张有利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大众；另一些人则希望捆住政府“保护之手”，让政府不要遏制利益集团、不要调节收入分配、不要搞社会福利，因为这些做法对有产者不利。可见，同样嘴上念叨“限制政府权力”，心里的算盘可能完全相反。

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大行其道。以智利独裁者皮诺切克为代表的政客，通过政权的力量强制推动市场化、私有化，结果使财富迅速向寡头集中。信奉“看不见的手”的人却用“看得见的手”来强制推行市场化，这本身就是一个讽刺，实际上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开道。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医改。从肯尼迪到奥巴马，一直试图为美国平民提供社会医疗保险，但是受到医药产业利益集团阻挠，反对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我们不要大政府”。而对于发动战争、买卖军火这种对平民利益不大、对利益集团却大有油水的事，利益集团就不再说“反对大政府”了，反而上赶着促成。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最富裕的1%的人占有了65%以上的国民收入，2010年这1%的人占有了政府挽救危机支出的93%，美国贫富分化达到了近一个世纪最严峻的时期 。这种“政府放权”，惠及的是1%的人，代价却是那99%。可见，这种“限制政府权力”，完全把事情搞反了。

对于发展中国家，问题更加复杂在于，由于制度不健全，政府同时具备“掠夺之手”和“保护之手”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鼓吹“小政府”很容易迷惑人，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让政府放弃了本该承担的“保护之手”的责任。东欧和拉美的教训表明，一些国际说客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推动发展中国家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福利最小化，恐怕是以“约束政府权力”之名，行涣散政府能力之实，以维护他们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占优地位。所以要明确，“约束政府权力”不是要弱化国家能力，而是为了更有效、更有力地履行国家治理的职能。

有效的市场需要有为的政府，同样也需要有机的社会，市场经济是“嵌入”在社会中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有效的社会保障、完善的社会组织、有序的社会秩序，是保障市场经济起点公平的前提，也能够抵御市场风险，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如果脱离了所在的社会关系，就一刻也不能生存。而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如果不受制约，就会在资本利益的裹挟下，冲破人类的一切社会关系，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失去其自然和社会属性。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成为商品，只能接受资本的盘剥，从而造成尖锐的社会分化和对立。土地变成商品，会造成恶性兼并和大量流民、生态破坏；资源环境变为商品，会导致环境透支；自由放任的市场无法解决医疗、教育等产品的公平提供，从而也需要政府承担责任，确保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可见，有为的政府才能构建有机的社会，有机的社会才能诞生有效的市场。

国家和社会——究竟谁是“社会”

社会无非是人的联合，但关键是什么人的联合。“社会”既可以是少数人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人数很少，但是掌握巨大的资源和政策影响力，甚至可以左右政府政策。“社会”也可以指由最大多数人民组织起来，有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进行自我管理和治理的主体。但是，后者要组织起来和发挥影响，比前者困难得多。

被称为“利益集团鞭挞者”的美国政治学家奥尔森认为，行会、工会、卡特尔以及议会院外集团等“分利集团”，只关心自身的福利，而不关心社会总福利。一旦他们获得政策影响力，就可能阻碍技术进步、资源合理配置，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农业和军火集团。印度一直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并未由此获得繁荣与发展，主要是由于种姓制度确立的分利集团起抑制作用。二战后德国和日本迅速发展，则得益于战争彻底打碎了利益集团。值得一提的是，奥尔森认为，中国改革之后之所以经济快速发展，正是因为改革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打破了利益集团，使得改革初期具有十分公平的起点。

既然利益集团可以组织起来，那么人数更多的人民大众为什么不能组织起来呢？奥尔森另一篇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普通劳动者利益分散，人数越多，搭便车的冲动就越大，从而无产者是最难组织起来的。

中国社会结构的古今变迁，是说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典型例子。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着周期性的皇权、地主士绅、小农三者关系的变迁。皇权代表国家，而受过儒家教育、对政权认同的地主和士绅是政权的依靠，由他们主持的、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乡村社会自治，提供了基层的公共产品，是封建社会长期稳定的原因之一。但是一旦承平日久，地主士绅以及同他们联系的官僚体系，通过土地兼并、高利贷和垄断商业经营盘剥小农，就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威胁王朝稳定。周期性的农民战争，以及王朝初期均田免赋的政策，便是抑制和打碎这种利益集团的措施。商鞅、王安石等历史著名的变法，针对的也是这种“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 的寄生性的分利集团。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乡村自治的传统，成为维护大一统帝国基层稳定的力量。以至于直到现代，许多人依然推崇这种自治传统，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蒋介石作为其治国方略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他写道：

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其自治的精神，可以修齐举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五千年来……社会的风气仍能精诚笃实，勤苦俭朴，崇礼尚义，明廉知耻，我们中华民族所以能久于世界，此实为其基本原因。

这段对乡村自治田园诗般的描述，同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写的土豪劣绅恶行，完全是两个世界。那么谁错了呢？蒋介石看到了乡村自治对于稳定农村的作用，但他没看到，这种稳定是一种消极的办法。在稳定的同时也使农村长期保持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无力集中资源实现技术进步，造成了封建社会的停滞。一旦进入工业化、城镇化的时代，在工商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冲击下，这种制度就迅速瓦解。从清末到民国，农村又上演了土地兼并的循环，不同的是，这次豪强地主和新兴的工商资本（以及外国资本）相结合，对农民的盘剥更加严重。而蒋介石相信“乡村自治”，根本没有把土地问题和农村政权建设摆上他的日程表，征税、征兵只能依靠土豪劣绅，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进入蒋先生口袋的却有限。四川一份调查推测，保甲长把1/3的摊派金装入自己腰包。1945年初《大公报》记载，农民的负担五倍于政府下达的税负，中间差额就被地主豪强拿去了。这逼得国民党为了打仗不得不借助美援、印钞票，结果得罪了从中产阶级到农民的各个阶层，注定了失败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败就败在利益集团林立、基层社会溃败和国家治理能力缺失。而这就是今天一些人怀念的“政府放权、社会自治”的“民国范儿”。

民国时期，一些主张改良的进步学者希望通过组织农村合作化，重建一个新社会，其中就有毛泽东的挚友梁漱溟。1938年1月，他带着《乡村建设理论》来到延安，同毛泽东彻夜长谈。梁认为，应该把农民组织起来，作为新社会的基础。这同毛泽东的认识是一致的，毛泽东也认为“分散的个体经济……不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但与梁漱溟主张和平地把农村组织起来不同，毛泽东认为只有在革命的基础上，才能打破固有的社会结构，真正把农村和农民组织起来。

梁漱溟同晏阳初等一大批学者，在各地进行了农村组织和乡村建设实验。但是在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乡村合作组织也被俘获为利益集团的工具。以高利贷为例，1936年薛暮桥在《中国农村问题》一书中指出，“银行资本决不愿同地主豪绅发生冲突，而是联合起来剥削贫苦农民。银行放款要通过富农掌握，未到手时便扣去抵偿佃租和利息，再用三分四分的高利转借给贫苦农民”。从而，合作社也成为剥夺农民的工具。

乡村建设实验的失败、中国革命的成功，证明了毛泽东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和那时的各种利益集团都没有利益纠葛，从而可以放手发动群众，给农民切切实实的利益，赢得了农民的拥戴。新中国成立之后，又通过人民公社把工农组织起来，在资本和技术短缺的情况下迅速实现工业化，保障了基本民生。有人认为，这个时代的“全能政府”挤占了社会的空间，这个认识不准确。实际上，当时的国有集体企业和人民公社，不仅是经济组织，也（在不同程度上）是社会组织，政府的许多职能是下放给企业、社区和农村人民公社的，连社会安全和公安这种国家职能，在基层也主要不是依靠财政供养的正式队伍，而是靠自治组织供养的联防队、民兵。一部分城市和全部农村的医疗、教育，主要也不是由财政支出，而是由集体经济保障的。这种模式通过人民集体协作、自我管理和服务，以较低的成本提供了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使中国的社会事业发展大大超越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给予肯定的“枫桥经验”，就是这种模式下诞生的。

这个时期是现代化第一次影响到中国的农村和基层。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工农组织起来，开始形成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我们将其叫做“人民社会”，其特征是国家-社会的合作关系，优于西方社会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国家和社会对立，双方博弈往往关注短期利益，资本家可能形成利益集团，但工会也可能形成利益集团，妨碍国家竞争力。新中国的国家-社会一体化格局，国家和人民具有共同利益和目标，国家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则主动响应国家号召，为长远利益而做出暂时牺牲，超出了奥尔森的所谓“集体合作的困境”，可谓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合作。中国的“人民社会”超越了西方的“市民社会”。

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首先，中国经过长期的革命，打破了土豪劣绅、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在农村实现了土地平均分配，在城市实现了生产资料全民和集体所有，从而为建立真正的自治奠定了平等的社会基础。这和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的观点——美国立国之初就有乡村自治的传统，是因为最初从欧洲来到美国的殖民者收入、教育水平都差不多，没有任何贵族和利益集团 ——是一致的。但是中国没有发现新大陆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就只能通过革命重新塑造一个公平的起点了。

其次，新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国家，从而可以有力抑制利益集团的形成。而且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打破原有精英的各种特权，把资源向普通工农分配，维护了公平的社会，为自治奠定了经济基础。

第三，新中国的成功，还有赖于国家对外部环境的治理。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团结第三世界，打破了美苏两个大国霸权世界的图谋，从而避免国内的社会自治受到外部势力干扰。

毛泽东曾说“我们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如果把秦始皇在历史上作为暴虐君主的印象放在一边的话，正是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的、单一制的民族国家；是马克思，把一盘散沙的劳动者组织起来，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今天人们在批评“强政府”时可曾想过，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那风雨如磐的漫漫长夜，最期待的就是有一个能够外御列强、内抑豪强的“强政府”？一个能够有效治理国家、维护社会公平的“强政府”？

防止国家异化——公有制和经济民主

至此，我们的基本结论是：面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和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发展中国家必须首先具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然后才可能有健康的市场经济和社会组织。国家治理能力体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外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对内弥补市场失灵，遏制利益集团，维护公平正义。

然而，新的问题是——政府自身变成利益集团怎么办？ 

首先明确，通过缩小政府责任、弱化政府能力来防止政府变质，是一种南辕北辙、饮鸩止渴的消极办法。在一个利益格局已经固化的社会，政府让渡的权力和资源，往往不能到达老百姓手里，而只能为其他利益集团俘获。拉美东欧私有化后，国家的垄断变成私人的垄断，更加加剧财富分配不公平，自由化的金融体系在国际游资的冲击下引发危机。美欧新自由主义改革，缩小政府规模，削减社会福利，结果扩大收入差距，都是明显例子。

但是，如何防止国家异化成为利益集团，这确实是性命攸关的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不再有少数人垄断生产资料，从而国家可以消亡，真正地实现“把政府关进笼子，把权力交给社会”。而在社会主义阶段，还需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然而，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来得及回答，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建设这种“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新型国家的问题。因为，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可能不再是无产阶级了，反而有可能把政治权力和掌握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成为新的资产阶级。苏联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放权让利”，结果形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苏联政府官员、企业干部同普通工人的差距，不比资本主义国家小，企业内部仍是等级森严，同资本主义的企业没什么两样。最后，也正是这个特权阶层，在苏联全民公决同意保留苏联的情况下，违背民意瓦解了苏联，把庞大的国有资产化为己有。“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对如何防止社会主义国家的异化，避免走向苏联式的失败，毛泽东最先做出了探索。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注意到了苏联的教训。他批评了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矛盾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也存在着矛盾，实现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并不能自动保障劳动者的权益，而是需要使劳动者真正参加管理上层建筑。他说，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 。1960年，他推动“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鞍钢宪法”。他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明确提出，“人民公社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人民公社各级的重大事情，都由各级的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决定” 。这一基层组织的民主治理原则尽管贯彻的情况各地有差别，但它确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贯的群众路线思想。

毛泽东将这方面的思想称之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他探索找到一条公有制和经济民主结合起来的道路，防止本是代表广大劳动大众的党和政府异化为利益集团。他给出的办法，就是实行广泛的政治参与，党实行广泛的群众路线。“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而不仅仅是“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

然而，由于中国当时处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经济追赶和维护安全的压力很大，以及封建残余、自由散漫的小农意识尚未根本改造，毛泽东的设计并未很好地实现。对国家发展方向的忧虑，成为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主色调。他的最后一首诗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写道：“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就是通过赞成秦始皇改分封制为郡县制，使中央政权深入地方，强化国家能力，减少对地方豪强大族的依靠，表明共产党不允许官僚机构形成新的“藩镇割据” 。他在1974年最后一次同周恩来彻夜长谈时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他反复强调，要搞清楚列宁为什么说“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就是因为他看到，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已经变质成为新的利益集团，坚决要避免中国走向这条道路。他晚年推荐最多的理论著作是《法兰西内战》，因为巴黎公社的精神就是，把无产者团结起来，建立自己的政权，从而实现“联合的自由的劳动”。

述往事，思来者。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第一代领导人的思想和事业，在一个十分公平的社会基础上引入市场经济，逐步扩大社会自由，把毛泽东时代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传统和市场经济自由、权利的传统较好地结合起来。同时，在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上始终没有犯颠覆性错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有决心和能力坚持群众路线，确保社会公平正义，从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出发，遏制各种利益集团，保护国家安全利益。下一步的任务，则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国家治理的这些做法制度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共产党就将回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迄今为止最艰巨的一项课题——掌握政权的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目标，这是对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的探索的继承。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要再过三十年，我们各方面的制度才能比较成熟定型”。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实践邓小平的愿望，那就是回答“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如何通过一套完整的制度建设，使得执政之后的共产党始终保持本色，对市场、社会进行治理，从而实现公平正义，使国家长治久安，江山永不变色，并最终走向“自由劳动者的联合体”。

结合市场、社会、国家三者的关系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目标切中时弊，确实是中国改革最紧要的问题。当前中国市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国家治理能力的弱化和治理体系的不完善。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调整政府和资本的联系，强化政府和人民的联系。多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贯彻对外开放政策中出现过分“亲资本”的倾向，政府主导招商引资，对包括外资在内的资本极尽优惠，以行政力量“流转”土地，这就是典型的“掠夺之手”。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同当年马克思的主张一样，政府不应该同资本站在一起。这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针对性。

向社会放权，首先需要有机的社会基础。在市场冲击下，我国基层社会已经碎片化，特别是工人、农民、中产阶级等普通劳动者，有序参与社会事务的渠道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市民社会”，容易异化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甚至为外部势力所掌握。所以，我们要建立的只能是大多数人的“人民社会”，这需要平等的经济基础，实现共同富裕，让普通劳动者有工作、有保障、有尊严、有希望。这样他们才能有条件、有动力参加社会事务，形成良性的、同政府合作而不是对立的社会组织。

现代国家治理，不是简单地“向市场分权、向社会分权”。特别是广大农村的首要问题，并非市场和社会的作用不足，而是社会的溃败、治理的无力。当前，由于农村社会组织的不健全，政府直接面向千万小农，治理成本空前提高。而基层政府税源不足，捉襟见肘，基层干部疲于奔命，一些地方连最基本的社会治安、环境治理、基础教育、基本医疗都难以保障。农村社会内部分化，缺乏共同的经济基础，加上社会空心化，集体土地权益实际上被少数人控制。在这种情况下，食洋不化地主张放权、自治，会直接动摇人民共和国的根基。

十八大以来，对群众路线的回归，已经逐步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基础上，把群众组织起来，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方针，也将是改革的正确方针。当前，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全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信息化的普及，许多过去曾经设想但难以做到的事情可以成为现实。由此，我们主张

——市场、社会和国家治理相辅相成。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能保障健康的市场经济和社会参与。而市场经济和社会参与的发展，又反过来有利于完善国家治理。

——中国共产党具有完善的基层组织，高效的执政和执行能力，有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通过制度建设完善和发扬这些优势。

——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社会公平，缩小阶层差距，遏制利益集团，为市场经济奠定公平的起点，使市场经济服务于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

——要建设面向大众的“人民社会”，把群众路线从作风建设转化为制度建设。扩大人民群众对各项改革政策制定的直接参与，发展协商民主，建设在劳动者共享政治经济权利、广泛而有序的直接政治参与、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基础上的“人民社会”。

——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中国的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和人口规模优势在网络世界融合。互联网和大数据将帮助我们实现超越现有其他制度的现代国家制度：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