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信在报告中指出，随着金融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再度上升，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50%的全球家庭总财富。

为了弄清全球财富如何在家庭和个人中分布，瑞信合并了全球家庭的财富数据。在减去债务后，2015年中期，一个人只需要3210美元的资产，他就是全球最富裕的50%人口之一。要成为全球最富的10%的人，一个人需要68800美元的资产。而要成为全球最富的1%的人，那你需要75.99万美元资产。全球最穷的50%的人口拥有的资产不足全球家庭总资产的1%，而全球最富裕的10%的人拥有了全球87.7%的家庭资产。而全球最富的1%的人拥有了全球家庭总资产的50%。

在2000-2007年，全球最富裕的1%的家庭和10%家庭所拥有财富在全球家庭总财富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减小，贫富差距收窄。这一趋势在2008年逆转。全球最富裕的1%的人口所拥有财富占比升至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全球最富10%人口的财富占比则一直低于2000年88.3%的水平。

瑞信指出，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的最大原因是金融资产。2008年以来，全球股市的上涨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家庭所持有金融资产的高比重令富裕的人口更加富裕。

贫富差距除了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在美国也是如此。占总人口0.1%的最富有的美国家庭拥有财富已经和占人口90%的美国家庭不相上下了。

美银美林的1917年以来美国家庭财富分配图表显示，近三十年来，占人口90%的美国底层家庭拥有的总体财富在全国所占比例直线下滑，从36%降至23%，而占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财富占比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一直增加，已经升至22%。

不过，从图表上看，目前最富有家庭的财富比例还没有1929年高。当时是美国贫富差距最大的年代，最富有家庭财富比例高达25%，而其他相对“贫困”的90%美国家庭财富仅占比16%。

去年8月华尔街见闻提到，美国100个人口最多的大型都市区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根据房价划分的区域居民贫富收入差距触及1969年有记录以来最大值。

去年10月，美联储主席耶伦公开谴责美国的贫富差距，称她“极其担忧”持续扩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她说：

美国贫富差距在大萧条时代之后的40多年间持续缩减。然而，过去几十年贫富差距却在扩大，而且是自那时起持续扩增最长的一段时期。美国人一直都在追求机会平等。但这(贫富差距扩大)与植根于我们国家历史中的价格观是否兼容?

 

财富分配是个老掉牙的话题，无奈这个问题太重要，只有日日谈、夜夜谈，才能谈出新意、谈出个性。10月13日发布的瑞信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不到0.5%的家庭占有了全国私人财富的41%。中国的贫富差距可见一斑。

学过经济学的朋友们一定听说过库兹涅茨曲线，没有听说过的朋友也不要紧张，这个东西一点儿都不深奥。库兹涅茨曲线的道理说的是收入不均现象会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一个倒U型的曲线关系。这其实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先做大蛋糕才能更好的分蛋糕，先富带动后富这些说法的学术版。用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增长的大潮会使所有船只扬帆起航”。

库兹涅茨提出这个理论的依据是1913-1948年的美国数据。这段时期，美国的收入不均现象确实缩小了。库兹涅茨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研究结果，毕竟这段时间的美国经历了“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他在论文中一再提醒大家不要轻率的进行归纳。但后来的人却管不了那么多，20世纪50年代后库茨涅茨的理论逐渐成为了经济学家的信条，至今仍然有广泛的影响力。

如果我们追寻库兹涅茨的脚步，但是将数据扩展到1948年之后呢？皮凯提在《21世纪资本论》中就做了这项工作。

由上面这幅图，我们就可以发现四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趋势根本不是库兹涅茨的倒U型，而恰恰是个U型。1980年前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在缩小，但1980年之后就又开始扩大。

印裔美国学者Vamsi Vakulabharanam10月9日在人民大学的一场学术报告中也指出不平等程度与经济增长的U型关系在20世纪更有普遍性，。我们来看他用基尼系数做的韩国和日本的图。

1980年之后韩国的不平等程度

（x轴为单位资本产出）

1890-2005年日本的不平等程度

（x轴为单位资本产出）

再来看印度的情况。

印度不平等程度 （1960-2010）

最后当然应该是中国。

1978年之后的中国不平等程度

(家庭住户调查)

大家可以自行脑补1949-1978年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就能想象出一个U型的结构。U型还是倒U型这并不是关键，一个具有世界普遍性的现象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并且至今没有反转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现象与其他国家不同，那就是中国总体的不平等程度大于农村，而农村大于城镇。

一个依靠1913-1948年数据建立起来的假说，在此后数十年都得不到经验的进一步验证，但却一直盛行于学界。这是主流经济学研究脱离具体历史的明证！

收入或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机制。但是不平等的后果却很容易想象。古代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土地兼并导致流民为患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无非两条，要么是自下而上的起义，要么是自上而下的改革。

一般说来，抑制贫富分化的趋势，将经济恢复到相对平等的状况都会带来一个经济繁荣的阶段。二战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主要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基本如此。恢复平等的好处无需多说，就资本主义经济而言，收入分配的平等将意味着需求的增长与过剩产能的消化。二战黄金年代的形成最直接的原因是当时的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基本保持了同步增长，而实际工资的增长又促进了消费的增长。

1948-2011年美国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小时工资的增长情况

而要恢复平等，宗旨也就一条，就是将财富从富人向穷人转移。但这又是如何困难啊！自上而下也好，自下而上也罢，总之要面对既得利益的重重阻碍。要迫使一些人将咬到嘴的肉再吐出来，没有一定的强力总是做不到的。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改革都有均平赋役的内容，但他们最终都没落下什么好下场。

 

今天很多媒体在刷这条新闻：投行瑞信13日发表最新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只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1%，但按绝对值计算却是全球最多，达1.09亿名，超越美国9200万名的中产阶级成年人。表面上看，这条消息真是令人欢欣鼓舞，甚至在某一瞬间，有种迈入发达国家，狂甩日本瑞士法德的沾沾自喜。

然而且慢，你确信这和你有关系么?

 

富人都来自哪？

报告所谓的“财富”，按照媒体透露的信息来看，应该指的是私人所持的金融资产和房地产。报告把全球个人资产净值超过5,000万美元的归为超高净值人士，中国这个人数有多少呢?9555人，不到一万人。这部分人正是位于金字塔塔尖上的人。请问，这些人跟你有关系么?

另据兴业银行与波士顿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中国私人银行2015》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私人财富将达到人民币110万亿元，高净值家庭数量将达到201万户，拥有约41%私人财富。所谓高净值家庭，定义为可投资资产大于600万元人民币的家庭(可投资资产包括离岸资产，不含房地产、奢侈品等)。

按照2014中国家庭数量4.3亿户粗略估算，这201万户家庭只占其中的不到0.5%，却占到了四成私人财富。好吧，如果你是属于这0.5%的稀有动物，你确实拉高了我们国家的富裕值。

这些人的财富是从哪儿来的呢？

报告显示，中国高净值人士的财富来源以创办实业公司获利为主。在财富来源中，前两位的是创办实业公司获利占47%，投资金融市场获利占25%。

在职业分布上，比例最高的是这两类人：企业主(包括创业家、企业家)占46%，国有企业高管/职业经理人(包括企业高管、白领和金领)占19%。

这些人的财富增长为什么这么快呢?

BCG另一份研究分析指出，亚太地区(不包括日本)私人财富的高速增长主要来源于中国和印度。总体来看，在强力的需求推动下，两国资本市场的良好表现促使股票类资产价值大幅提高，而这一类资产构成了该地区约76%的私人财富增长。在亚太地区所有新增私人资产中，股票类资产占比48%，债券类为39%。

什么，你没钱炒股，只敢买买余额宝?没钱炒房、没赶上互联网，连牛市都错过了……?好吧，这些财富故事跟你毛线关系都没有，你可以洗洗睡了。

中国富人展示一场狩猎后的成果(英国《泰晤士报》网站)

 

蚁族的群租房生活

加速分化的中产阶级

或许你认为，富人虽然算不上，好歹俺也是个中产吧?

有人关注到，瑞信2015全球财富报告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全球最多，达1.09亿名，超越美国9,200万名的中产阶级成年人。不过，请注意，如果拿庞大的成年人口总数一对比，这个比例就只有11%(澳洲、比利时和新加坡这一比例在60%以上，日本超过55%，韩国超过44%)

如果你想迈入这11%的行列，成为一个有国际标准的中产，你得有多少私人财富呢?

瑞信的报告是以财富级别而非收入区间来界定中产阶级。报告以美国作为基准国家，当地以拥有5万至50万美元的财富(按2015年年中的价格计算)来界定中产阶级成年人，并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购买力平价值系列，按本地购买力计算，得出其他国家的等值中产财富范围(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报告，我国2011年购买力平价为3.506，也就是说1美元与3.506元人民币的购买力相当，大约是18万-180万元人民币)。(这个计算方法是否科学可以讨论，至少国家统计局就非常反对购买力平价的计算，认为是低估了中国的物价，也就是说中国人花18万人民币根本买不来美国人花5万美元买来的东西。)

你原来还为月入过万洋洋得意，觉得算个中产?一句话就暴露了屌丝的本质。人家现在根本不按工资来算。好一个”财富级别“，如果你是个月光族，或者连个房产、投资账户都没有，在人家投行从业者的眼里，根本还不算有”产“。

报告自身也指出，经济不景气，中产阶级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

自2008年起，财富增长并没有使中产阶级数目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同步增长。自2007年高峰期以来，中产阶级成年人的数目已下降13%，上、下财富阶层的成年人数则分别增长19%和11%。此外，财富增长重心已倾向于财富水平较高的阶层，富裕阶层的财富自2007年占财富总值增加了5%。上述两项因素令各地区中产阶级所占的财富自2007年起大跌9%。

每次危机，财富都会重新大洗牌。瑞士信贷研究所分析人员称，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财富分配趋于两极分化，尤其是在发展中经济体。2014年，个人财富的中位数自2007年来骤降14%，为3650美元。

就拿财富的“绞肉机”股市来说，最终的结果是国民财富的乾坤大挪移。今年在中国牛市中受益者是这几种人：拿佣金的证券公司;少数运气好的股民;通过IPO融资的企业(占比很小)。而受损的绝大多数则是中产阶级。

股市并不创造新财富，股市中通过低买高卖赚的钱其实来自于最后的“接盘侠”，他们绝大多数属于中产阶级。于是，通过所谓的股市营救实体经济，实体经济非但没有起死回生，财富反而更加集中于资本雄厚或者运气好的金融贵族、食利阶层，而大量的中产阶级遭受损失，支付能力下降。

所以，你确信你是喝着星巴克咖啡，奔向诗和远方的中产，而不是做着白日梦特烦恼的夏洛?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文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100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等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延安文藝座談會(油畫) 閻文喜作

 

 

引    言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⑴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结    论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

 

一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⑵。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⑶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⑷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⑸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二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⑹。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⑺，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⑻，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干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

 

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⑼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

 

三

 

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⑽。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四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五

 

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⑾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⑿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⒀，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⒁，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注    释

 

〔1〕 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2〕 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

 

〔3〕 梁实秋(一九○三——一九八七)，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见《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195—212页)

 

〔4〕 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张资平(一八九三——一九五九)，广东梅县人。他写过很多小说，曾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兼任教职。周作人、张资平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后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

 

〔5〕 见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238页)。

 

〔6〕 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

 

〔7〕 “小放牛”是中国一出传统的小歌舞剧。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角是牧童，女角是乡村小姑娘，以互相对唱的方式表现剧的内容。抗日战争初期，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利用这个歌舞剧的形式，变动其原来的词句，宣传抗日，一时颇为流行。

 

〔8〕 “人、手、口、刀、牛、羊”是笔画比较简单的汉字，旧时一些小学国语读本把这几个字编在第一册的最初几课里。

 

〔9〕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是公元前三世纪楚国的歌曲。“阳春白雪”是供少数人欣赏的较高级的歌曲;“下里巴人”是流传很广的民间歌曲。《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记载一个故事，说有人在楚都唱歌，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属而和者(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但唱“下里巴人”时，“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10〕 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11〕 亭子间是上海里弄房子中的一种小房间，位置在房子后部的楼梯中侧，狭小黑暗，因此租金比较低廉。解放以前，贫苦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机关小职员，多半租这种房间居住。

 

〔12〕 见本书第二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注〔3〕。

 

〔13〕 法捷耶夫(一九○一——一九五六)，苏联名作家。他所作的小说《毁灭》于一九二七年出版，内容是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由苏联远东滨海边区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游击队同国内反革命白卫军以及日本武装干涉军进行斗争的故事。这部小说曾由鲁迅译为汉文。

 

〔14〕 见鲁迅《集外集·自嘲》(《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一周年之际，新华社今天发布了讲话全文。习近平强调，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 “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事实上，外国人也跑到我们这里寻找素材、寻找灵感，好莱坞拍摄的《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影片不就是取材于我们的文化资源吗？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4年10月15日）

习近平

今天，这里群英荟萃、少长咸集，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老艺术家，也有崭露头角的文艺新秀，有些同志过去就很熟悉，有些是初次见面。见到大家很高兴。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长期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致力于文艺创作、表演、研究、传播，在各自领域辛勤耕耘、服务人民，取得了显著成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我国文艺园地百花竞放、硕果累累，呈现出繁荣发展的生动景象。借此机会，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全国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今天召开这个座谈会，我早有考虑，直到现在才有机会，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同大家一起分析现状、交流思想，共商我国文艺繁荣发展大计。刚才，几位同志的发言都很好，有思想，有见地，听了很受启发。下面，我讲5个问题，同大家一起讨论。

第一个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

为什么要高度重视文艺和文艺工作？这个问题，首先要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我说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写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这段话讲得很深刻，很有洞察力。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类文明是由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出访所到之处，最陶醉的是各国各民族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世界文明瑰宝比比皆是，这里我举几个国家、几个民族的例子。古希腊产生了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的神话、寓言、雕塑、建筑艺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的悲剧和喜剧是希腊艺术的经典之作。俄罗斯有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肖洛霍夫、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拉赫玛尼诺夫、列宾等大师。法国有拉伯雷、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萨特、加缪、米勒、马奈、德加、塞尚、莫奈、罗丹、柏辽兹、比才、德彪西等大师。英国有乔叟、弥尔顿、拜伦、雪莱、济慈、狄更斯、哈代、萧伯纳、透纳等大师。德国有莱辛、歌德、席勒、海涅、巴赫、贝多芬、舒曼、瓦格纳、勃拉姆斯等大师。美国有霍桑、朗费罗、斯托夫人、惠特曼、马克•吐温、德莱赛、杰克•伦敦、海明威等大师。我最近访问了印度，印度人民也是具有非凡文艺创造活力的，大约公元前1000年前后就形成了《梨俱吠陀》、《阿达婆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四种本集，法显、玄奘取经时，印度的诗歌、舞蹈、绘画、宗教建筑和雕塑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泰戈尔更是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我国就更多了，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屈原、王羲之、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到“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到聂耳、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从《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到《江格尔》史诗，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蒙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文艺巨人，发出了新时代的啼声，开启了人们的心灵。在谈到文艺复兴运动时，恩格斯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在我国发展史上，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发展同样与中华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先秦时期，我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鼎盛期。20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端于文艺领域的创新风潮对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引擎。

现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按照党的十八大确立的奋斗目标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一步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推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第二个问题：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吸引、引导、启迪人们必须有好的作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也必须有好的作品。所以，我们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形成“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之势。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

文艺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文艺对年轻人吸引力最大，影响也最大。我年轻时读了不少文学作品，涉猎了当时能找到的各种书籍，不仅其中许多精彩章节、隽永文字至今记忆犹新，而且从中悟出了不少生活真谛。文艺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最好方式。去年3月，我访问俄罗斯，在同俄罗斯汉学家座谈时就说到，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年轻时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后，在我心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今年3月访问法国期间，我谈了法国文艺对我的影响，因为我们党老一代领导人中很多到法国求过学，所以我年轻时对法国文艺抱有浓厚兴趣。在德国，我讲了自己读《浮士德》的故事。那时候，我在陕北农村插队，听说一个知青有《浮士德》这本书，就走了30里路去借这本书，后来他又走了30里路来取回这本书。我为什么要对外国人讲这些？就是因为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我同几位艺术家交谈过，问当前文艺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不约而同地说了两个字：浮躁。一些人觉得，为一部作品反复打磨，不能及时兑换成实用价值，或者说不能及时兑换成人民币，不值得，也不划算。这样的态度，不仅会误导创作，而且会使低俗作品大行其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人类文艺发展史表明，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滥造，不仅是对文艺的一种伤害，也是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花拳绣腿不行，投机取巧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轿，人抬人”也不行。

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古往今来，文艺巨制无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晶，文艺魅力无不是内在充实的显现。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福楼拜说，写《包法利夫人》“有一页就写了5天”，“客店这一节也许得写3个月”。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正是有了这种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精神，好的文艺作品才能打造出来。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大凡伟大的作家艺术家，都有一个渐进、渐悟、渐成的过程。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就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即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即便是“人憔悴”也心甘情愿，最后达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领悟。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同创新能力不足很有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多处讲到，作家诗人要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唐代书法家李邕说：“似我者俗，学我者死。”宋代诗人黄庭坚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我国少数民族能歌善舞，长期以来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艺成果，这是我国文艺的瑰宝，要保护好、发展好，让它们在祖国文艺百花园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要把文艺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努力造就一批有影响的各领域文艺领军人物，建设一支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艺术家自身的思想水平、业务水平、道德水平是根本。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努力做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除了要有好的专业素养之外，还要有高尚的人格修为，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处理好义利关系，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

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近些年来，民营文化工作室、民营文化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新的文艺组织大量涌现，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跃。这些人中很有可能产生文艺名家，古今中外很多文艺名家都是从社会和人民中产生的。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

第三个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江泽民同志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胡锦涛同志强调：“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第一，人民需要文艺。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必须抓好经济社会建设，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物质需求是第一位的，吃上饭是最主要的，所以说“民以食为天”。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是可有可无的，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

还有，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想知道中国人对自然、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的看法，想知道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想知道中国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等。这些光靠正规的新闻发布、官方介绍是远远不够的，靠外国民众来中国亲自了解、亲身感受是很有限的。而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一幅画，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曲音乐，都能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京剧、民乐、书法、国画等都是我国文化瑰宝，都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第二，文艺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列宁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我国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古诗源》收集的反映远古狩猎活动的《弹歌》，《诗经》中反映农夫艰辛劳作的《七月》、反映士兵征战生活的《采薇》、反映青年爱情生活的《关雎》，探索宇宙奥秘的《天问》，反映游牧生活的《敕勒歌》，歌颂女性英姿的《木兰诗》等，都是从人民生活中产生的。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李绅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等等，也都是深刻反映人民心声的作品和佳句。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吉尔伽美什》史诗，反映了两河流域上古人民探求自然规律和生死奥秘的心境和情感。《荷马史诗》赞美了人民勇敢、正义、无私、勤劳等品质。《神曲》、《十日谈》、《巨人传》等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反映人民对精神解放的热切期待。因此，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了一件事情。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说，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第三，文艺要热爱人民。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如果不爱人民，那就谈不上为人民创作。鲁迅就对人民充满了热爱，表露他这一心迹最有名的诗句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在河北正定工作时结识的作家贾大山，也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作家。他去世后，我写了一篇文章悼念他。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忧国忧民情怀，“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作家艺术家最大的幸福。

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我讲要深入生活，有些同志人是下去了，但只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并没有带着心，并没有动真情。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问题，拆除“心”的围墙，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

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曹雪芹如果没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做过全景式的观察和显微镜式的剖析，就不可能完成《红楼梦》这种百科全书式巨著的写作。鲁迅如果不熟悉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的处境和心情，就不可能塑造出祥林嫂、闰土、阿Q、孔乙己等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

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有一位苏联诗人形容作家坐在屋里挖空心思写不出东西的窘态是“把手指甲都纹出了水来”。我们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正所谓“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最终都是为内容服务的，都是为了更鲜明、更独特、更透彻地说人说事说理。背离了这个原则，技巧和手段就毫无价值了，甚至还会产生负面效应。

当然，生活中并非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古人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要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保持文艺的独立价值，合理设置反映市场接受程度的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票房收入等量化指标，既不能忽视和否定这些指标，又不能把这些指标绝对化，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有的同志说，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我们的文艺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说的是有道理的。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进步，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浴血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古老中国的深刻变化和13亿中国人民极为丰富的生产生活，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极为肥沃的土壤，值得写的东西太多了。只要我们与人民同在，就一定能从祖国大地母亲那里获得无穷的力量。

第四个问题：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

这段时间，我集中强调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今年2月，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集体学习，我作了讲话，对全社会提了要求。五四青年节，我到北京大学去，对大学师生讲了这个问题。5月底，我在上海考察工作时，对领导干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了要求。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在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同师生们座谈时讲了这个问题。6月上旬，我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对院士们也提了这方面要求。9月教师节前一天，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同师生座谈，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今天，我也要对文艺界提出这方面要求，因为文艺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独特作用。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我曾经讲过，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很快。同时，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

我们始终强调，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早就告诫我们：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因此，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成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支柱，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要号召全社会行动起来，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同时，文艺界知名人士很多，社会影响力不小，大家不仅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卓越，而且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更应身体力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做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位卑未敢忘忧国”、“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岳飞的《满江红》，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等，都以全部热情为祖国放歌抒怀。我们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一首短短的《游子吟》之所以流传千年，就在于它生动讴歌了伟大的母爱。苏东坡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讲的是从司马迁之后到韩愈，算起来文章衰弱了八代。韩愈的文章起来了，凭什么呢？就是“道”，就是文以载道。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

 

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事实上，外国人也跑到我们这里寻找素材、寻找灵感，好莱坞拍摄的《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影片不就是取材于我们的文化资源吗？

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当然，我们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和弘扬中国精神，并不排斥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其实，现代以来，我国文艺和世界文艺的交流互鉴就一直在进行着。白话文、芭蕾舞、管弦乐、油画、电影、话剧、现代小说、现代诗歌等都是借鉴国外又进行民族创造的成果。鲁迅等进步作家当年就大量翻译介绍国外进步文学作品。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学习借鉴苏联文艺，如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苏联的芭蕾舞、电影等，苏联著名舞蹈家乌兰诺娃以及一些苏联著名演员、导演当年都来过中国访问。这种学习借鉴对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文艺对世界文艺的学习借鉴就更广泛了。现在，情况也一样，很多艺术形式是国外兴起的，如说唱表演、街舞等，但只要人民群众喜欢，我们就要用，并赋予其健康向上的内容。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艺术也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生命力。比如电影领域，经过市场竞争，国外影片并没有把我们的国产影片打垮，反而刺激了国产影片提高质量和水平，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了，具有了更强的竞争力。

第五个问题：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把握了这个立足点，党和文艺的关系就能得到正确处理，就能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

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各级党委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要选好配强文艺单位领导班子，把那些德才兼备、能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干部放到文艺工作领导岗位上来。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要诚心诚意同文艺工作者交朋友，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倾听他们心声和心愿。要重视文艺阵地建设和管理，坚持守土有责，绝不给有害的文艺作品提供传播渠道。各级宣传文化部门要在党委领导下，切实加强对文艺工作的指导和扶持，加强对文艺工作者的引导和团结，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文联、作协要充分发挥优势，加强行业服务、行业管理、行业自律，真正成为文艺工作者之家。

现在，文艺工作的对象、方式、手段、机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文艺创作生产的格局、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发生了很大变化，文艺产品传播方式和群众接受欣赏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传统文艺创作生产和传播，我们有一套相对成熟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措施，而对新的文艺形态，我们还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这方面，我们必须跟上节拍，下功夫研究解决。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

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

真理越辩越明。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呢？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有了真正的批评，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越来越好。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作家艺术家要敢于面对批评自己作品短处的批评家，以敬重之心待之，乐于接受批评。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

同志们！“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党中央对文艺工作和文艺工作者寄予厚望。希望文艺战线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创造出更好更多的文艺精品，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完）

 

《红旗文稿》2015/19

党中央、国务院日前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把“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作为几大基本原则之一，并把“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作为整个文件的八大部分之一。中共中央办公厅随后印发的《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简称《若干意见》），对在深化国企改革中进一步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提出要求、作出部署。我们必须清醒、深刻地认识到，面对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错误思潮的蔓延，面对关于国企改革的种种噪音、杂音，能否真正进一步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是深化国企改革必须坚守的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底线，是我们在深化国企改革中能否始终保持强大的政治定力和坚定的政治清醒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障。

1

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是深化国企改革的着力点之一

作为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国企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而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则是国企的独特优势和确保国企的制度属性的重要保障。但我们也看到，虽然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曾经提出：“国有企业党组织要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这是针对此前较长一个时期国企改革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提出的，但由于某些原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十多年来，国企发展和改革中暴露出来的腐化堕落、监管缺失、国资流失等问题主要是由于不重视甚至忽视党的建设而削弱了党的领导所导致的。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国企的独特优势。但是，近年来，有的国企党组织根本不重视、不研究党建工作，有的国企党务部门变成养老、安置干部的地方，有的国企经常以董事会取代党委会、党组织形同虚设，有的国企党组织多年设置不健全，有的国企的意识形态、纪检监察等工作被严重忽视，还有的国企党委书记甚至成为腐败的“急先锋”……众多问题表明，如果在深化国企改革中不能真正做到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甚至削弱党的领导乃至放弃党的领导，必然会给改革带来严重损失。

 

今年6月5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要坚持党的建设与国企改革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实现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工作对接，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国企改革中得到体现和加强。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和市场竞争需要的选人用人机制。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企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等。

 

这些要求大都在《指导意见》中得到了体现。如：为“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进一步明确提出：“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国有企业章程，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创新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和方式。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建设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党组织负责人及党务工作人员同步配备、党的工作同步开展……”

 

《若干意见》进一步要求，坚持党的建设与国企改革同步谋划，充分发挥党组领导核心作用、党委政治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同时还明确要求，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企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坚决要求坚持党的建设与国企改革同步谋划，这是党中央划定的一个明确的底线。“领导核心”、“政治核心”、“法定地位”这些明确定位，从政治上进一步明确了党在深化国企改革中的主导作用，是深化国企改革的一个着力点。

 

《指导意见》、《若干意见》提出的一系列明确要求，汲取了以往国企改革中忽视党的建设的沉痛教训，强调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是今后深化国企改革中必须始终遵循的重要指南。

2

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是确保沿着正确道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党中央一直强调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决反对和批判新自由主义，但我国国内一直有一些人呼吁要“全面打破国企垄断”、“进行彻底市场化”、“政府全面退出市场”等，变相鼓吹、推行新自由主义，企图通过削弱、瓦解甚至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来改变我国的根本经济制度。尤其是在国企改革中，有些人竟然认为国企改革就是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要搞私有化等，甚至有人呼吁要彻底取消国企、消灭公有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最根本出路就是私有化。尤其是近两年来，有些地方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大搞拉郎配、设定时间表甚至提出要全覆盖，让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深感担忧和失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放任私有化毁掉我们的公有制为主体的根本经济制度，就会摧毁我们党执政的经济基础。

 

《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对适宜继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企，要“坚持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成熟一个推进一个”。这等于给某些人打了一剂清醒剂，要求改革中必须首先区分哪些国企“适宜继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哪些国企“不适宜继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而不是乱覆盖、全覆盖。在此基础上，对适宜继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企也要稳扎稳打，坚决纠正以前有的地方搞拉郎配、设时间表等错误做法。

 

《指导意见》强调“把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工作，作为国有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前提”，《若干意见》又再次强调了这个“必要前提”。这就是警告那些企图通过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大搞私有化的人，不要忘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有“必要前提”的，这就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搞好党的建设，否则就不具备搞混合所有制的条件，就是故意违背中央的精神和政策。

 

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是把国企做强做优做大、永葆其全民所有制属性的重要保障。近些年来，无论是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还是在维护股市稳定、经济安全等方面，国企都是绝对的主力军。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之一，在深化国企改革的进程中，要想真正确保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保全体人民对国有资产的切实拥有，保证国企可以在国家和人民需要时勇于奉献和牺牲，就必须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决不能让一些人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更不能允许有些人通过私有化动摇甚至瓦解我们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并坚决把国企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

 

《若干意见》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党委（党组）和各国企党组（党委）要切实加强对国企党建工作的领导和指导，不断完善党委（党组）抓、书记抓、各有关部门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国企改革中得到充分体现和切实加强。只有真正把这些要求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才能有力保证国企改革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切实提升国企的制度优势和竞争优势，真正确保深化国企改革不走邪路。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一刻不停歇地干；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改、彻底改、一刻不耽误地改。”这也警示我们，要真正在深化国企改革中始终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各级党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认真总结以往国企改革中的经验教训，对以前的一些错误措施、做法等要坚决改、彻底改、一刻不耽误地改，对在总结中发现的问题绝不袒护。同时，在今后的深化国企改革中，各级党组织要注意及时发现、尽快纠正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对一切不利于国企做大做强做优的言行要敢于斗争、坚决制止。

3

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是根治国资流失、监管监督不足等顽症的重要保障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同时，还通过另一份文件——《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为什么专门出台这么一份文件？主要原因就是多年来国资流失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顽症，并且一直没有得到根治。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对此专门提出警示：“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牟取暴利的机会。”中纪委官网的消息也显示，中央巡视组对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巡视时发现该公司违规向民营企业让利造成国资流失，并发现中船集团在资产收购、企业重组改制中造成国资流失等。中央纪委对落马领导干部的通报中，也曾多次出现“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表述。

 

这一切，都用事实敲响了国资流失的警钟。而深入剖析则可以发现，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党组织没有在企业发展、改革中真正发挥出应有的领导作用。

 

国企要先加强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一条做不好，国企其他改革难以取得预期成效，这是推进国企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和工作要求。为进一步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指导意见》从四个方面加以强调：一是强化企业内部监督，二是建立健全高效协同的外部监督机制，三是实施信息公开加强社会监督，四是严格责任追究。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就必须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真正发挥好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和人民群众的大力监督下严惩一切窃取国资、造成国资流失的行为。

 

《指导意见》还明确要求，切实落实国企反腐倡廉“两个责任”，要求“国有企业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纪检机构要履行好监督责任”，这就是针对多年来国企监管监督不足等顽症，强化各级党委和纪委的责任，尤其是真正承担起从严管党治党责任。我们相信，随着在深化国企改革中突出对关键岗位、重点人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加强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资产聚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督，真正建立起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通过完善国企纪检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企巡视工作，严格落实反“四风”规定，完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进一步建立健全国企重大决策失误和失职、渎职责任追究倒查机制，坚决遏制侵吞、贪污、输送、挥霍国有资产等腐败现象，构筑企业领导人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将成为现实。

 

作为国企的负责人，决不能只管人事、项目、资金等，而忽视了党的建设，甚至忘了自己是党员、是党的干部。所有的国企领导干部，都要首先履行好管党治党的职责，大力抓好国企党的建设，建立健全党建工作责任制，以高标准、严要求建好班子、配好干部、抓好队伍，努力加强国企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切实加强企业党组织对群众工作的领导，真正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切实维护好职工的合法权益，确保企业始终处于党的领导之下、永远忠诚于党、坚决听党指挥，为国企改革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

 

《指导意见》强调，推动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要建立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两个清单”等。对此，有人担心某些热衷于在中国推行私有化的人或势力借机大作手脚，在表面上看起来靓丽的资产负债表、财务报表的掩盖下大肆转移、侵吞甚至掏空国企。如果我们单纯强调管资本，从而对管企业“大撒把”，再加上相应的监督不到位，等我们真正发现国企被掏空等问题的时候恐怕已经悔之晚矣。也正是看到了这些风险，《若干意见》要求，适应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需要，加强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领导。因此，国企的党组织一定要深刻认识到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和风险，更要深刻认识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主要是指经营方面，而绝不是指监管方面。党组织一定要加强对所有国企领导干部的全方位监督，无论是管资本还是管企业方面都要严格进行监督，严厉打击一切削弱、侵吞国企的行为。

4

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是做大做强做优国企的关键

近些年来，不少人对国企任人唯亲、腐化堕落、与民争利等问题反应强烈，指责这是国企的制度性问题并进而提出要推进国企私有化。事实上，出现上述问题，并不是国企的制度性问题，而是国企“异化”造成的。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国企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有的国企领导把自己混同于“老板”而吃天价饭、用奢侈品，有的国企主要负责人把自己在企业领导班子中的“班长”身份等同于“家长”而在企业中大搞“家长制”、“一言堂”，有的国企甚至变成了某些领导或组织满足个人私欲、中饱私囊乃至腐化堕落的工具，这种“异化”是造成众多问题的最重要根源。再加上在此前的国企改革中，一些企业按照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认为企业的管理核心就应该是董事会，有意无意地弱化、虚化了党委的作用。而党的领导的弱化又使得国企“异化”问题更加严重，在一些企业中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要真正解决好国企“异化”等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好领导班子问题。《指导意见》提出要“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善于经营、充满活力的优秀企业家”的用人目标，并明确提出要“强化党组织在企业领导人员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中的责任”，就是要从最重要的领导干部的问题入手，从根本上破解国企“异化”难题。“加强党性教育、法治教育、警示教育，引导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坚定理想信念，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以及对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等规定，都是对如何解决好领导干部问题的进一步深化。

 

《指导意见》提出要“建立健全企业各类管理人员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等制度，对特殊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委托人才中介机构推荐等方式，拓宽选人用人视野和渠道”、“支持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等，而以往一些国企面向外部选聘人才时，往往重视其市场经营能力，而忽视其政治素质，有的国企甚至选聘了一些与党离心离德的人，这些教训十分深刻。《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严格落实国企党建工作责任制，并强调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等等，就是警示大家，国企负责人决不是简单的职业经理人，也不能是什么“红顶商人”，而是党的干部，必须用党的规矩来管理。这是深化国企改革、做大做强做优国企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认识持续深化和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领的重要体现。

 

在今后的深化国企改革中，各级党组织一定要负起责任，对所有选聘的企业领导人、经理人、独立董事、监事等，要认真进行政治考察，对那些观点、立场、思想错误的人要坚决亮红牌，决不能让其进入国企。同时，尽快对现有国企的独立董事、监事等进行一次全面排查，对那些宣扬西方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的人要坚决清除，并对问题严重的进行通报乃至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

 

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好了国企领导干部问题，才能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等指导思想落到实处，并深刻认识到做大、做强、做优三个方面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不能片面强调一个方面，更不能打着做强做优的旗号去削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样才能使国企改革能够真正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以强大的国企实力、雄厚的经济基础确保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要点：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要正确评价，苏共搞历史虚无主义而垮台

历史虚无主义要害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

对革命领袖的评价不能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革命成果不能丢

马克思主义未过时；坚持唯物主义史观，批驳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论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党史研究要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要正确评价，苏共搞历史虚无主义而垮台

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我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解禁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

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思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之《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

历史虚无主义要害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

——2013年6月25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http://www.cssn.cn/bk/bkpd_qklm/bkpd_bkwz/201310/t20131027_658419.shtml

在一些人那里，有的以批评和嘲讽马克思主义为“时尚”、为噱头，有的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幻想，“不问苍生问鬼神”，热衷于算命看相、求神拜佛，迷信所谓的‘气功大师’；有的信念动摇，把配偶子女移民到国外、钱存在国外，给自己‘留后路’，随时准备‘跳船’；有的心为物役，信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享乐至上，心里没有任何敬畏，行为没有任何底线。

——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选自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119/c392503-26407620.html 

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我们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讲话

http://www.cssn.cn/dzyx/dzyx_tt/201410/t20141013_1361409.shtml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

——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http://news.cssn.cn/zx/yw/201409/t20140925_1341295.shtml

对革命领袖的评价不能“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http://www.cssn.cn/zx/201402/t20140226_1003191.shtml

革命成果不能丢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这是党和人民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风雨前行的资格。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

——2014年8月20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http://news.cssn.cn/zx/yw/201408/t20140821_1299442.shtml

马克思主义未过时；坚持唯物主义史观，批驳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论

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加强规划和力量整合、加强史料收集和整理、加强舆论宣传工作，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

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

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要以事实批驳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

——2015年7月31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http://www.cssn.cn/zx/yw/201507/t20150731_2103309.shtml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令人遗撼的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近70年的今天，仍然有少数人无视铁的历史事实，无视在战争中牺牲的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生命，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破坏国际互信，制造地区紧张，引起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谴责。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任何人想要否定、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

——2014年7月7日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的讲话

http://www.cssn.cn/zx/yw/201407/t20140707_1243650.shtml

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

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之《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对我们来讲，每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是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每来一次，都能受到一次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学习多重温，心中会增添许多正能量。

——2013年07月11日在西柏坡考察时的谈话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7/13/c_116524927.htm

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注重学习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深入了解我们伟大祖国经历的刻骨铭心磨难、我们伟大民族进行的感天动地奋斗、我们伟大人民创造的彪炳史册伟业，深刻认识近现代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学习中国近现代史要特别注意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历史在人民的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又造就了新的历史辉煌。90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境遇，不可逆转地开启了当代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我们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从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业绩中获得继往开来的强大动力，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在学习历史知识的时候，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不能读死书，要同工作实际结合起来，对所读之书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知古鉴今、古为今用，这样才能在我们认识和处理现实问题中发挥历史知识应有的积极作用。

——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067597.html

 

党史研究要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这是党史工作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也是每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用党的历史教育党员、教育干部、教育群众尤其是教育青少年，是党史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重要内容。要以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把党史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把全面了解和正确认识党的历史作为一项基本要求，教育引导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领导水平。要着力抓好青少年这个群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党的历史知识、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英雄模范事迹的教育，积极推动党史教育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从小培养青少年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

党史研究是一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要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党史研究工作者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和充分发挥个人创造性的统一。既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发展党史工作积累的成功经验和方法，也要吸收借鉴古今中外史学研究的有益经验和方法，还要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党史研究的手段、方法、载体。要注重发挥互联网等现代传媒在人们工作和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加大党史宣传教育和党史知识普及力度。

——2010年7月21日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季晓南 1954年1月生，江苏泰州人。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教授。历任：国家体改委所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国家人事部政策法规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国家经贸委政策法规司司长，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室主任。2004年11月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副部长级)，负责对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冶金地质总局、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履行监事会监督职责。2015年7月任中央第九巡视组副组长。

原题：特刊剧透!国企改革方案如此重视监管 季晓南：有五大原因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发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直接提到“监管”或“监督”，合计有61处之多。为何对监管问题浓墨重彩?如何进一步防范国有资产尤其是境外资产的流失?带着这些热点问题，《国资报告》记者专访了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季晓南将在《国资报告》十月特刊中解读《指导方案》的十大亮点，并分析有关监管内容的来龙去脉。本文专门为您挑选出谈监管的内容。

国资报告：《指导意见》直接提到“监管”或“监督”，合计有61处之多。为什么涉及监管的份量之重?

季晓南：《指导意见》有不少新的特点，其中，一个明显特点是更加强调规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更加强调监管，或者说，监管的份量更重了。《指导意见》共八个部分，其中第六部分专门论述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以往中央文件论述国企改革时也很重视加强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但专门列出一个部分集中论述强化监督，好像还是第一次。一万多字的文件60多处强调监管，这也好像也是第一次。这突出反映出党中央、国务院对加强国企监管的重视。

那么，为什么更加强调监管?或者说，为什么加大了监督的份量?我认为，《指导意见》如此重视监督或监管，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大规模国企改制推进时往往容易出现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国企改制推进时或多或少都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因为大的国企改制涉及产权的变动，涉及国有资产的评估等，如果监管跟不上，这时很容易出现内外勾结、官商勾结、压价评估、贱卖资产等行为，将国企改制变成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

第二，国企的腐败问题还比较突出。从这两年中央和各地对国企开展专项巡视的情况以及审计和外派监事会反映的问题看，国企违法违纪的案件不少，一些国企暴露的腐败问题触目惊心，因此，十分有必要加强监管。在不敢腐、不能腐、不愿腐的有效机制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放松对国企的监管，放松对国企改革的监管，只会导致大面积腐败，只会带来国有资产流失。

第三，深化国企改革涉及产权制度的重大改革。无论着力推动国有企业整体上市，还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都是产权制度的改革和产权结构的调整，实践证明，一些不法分子或腐败人员，往往借此进行寻租，谋取私利。

第四，一些地方制定的国企改革文件存在“定指标”的倾向。《指导意见》出台前，有20多个省市区经党委和政府批准，出台了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从这些省市出台的国企改革文件看，十分重视股份制改革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但一些地方出现了“下指标”、“定进度”的问题，要求到2020年国有资产证券化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达到多少。实践证明，这样做，很容易引发国有资产流失，因此，也必须加以引导和监管。

第五，社会各界对可能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十分关注。一方面，社会各界对深化国企改革十分关注，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对国有资产流失也强烈不滿。这一轮深化国企改革是在转作风、反腐败的大背景下开展的，如果再出现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不仅会影响国企改革的顺利推进，也会给防腐反腐制造障碍，增强人民群众的不满意。从长远来看，让国企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也需要切实加强监管问题。

国资报告：加强党的领导对于改进国企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方面，具有哪些实际意义?

季晓南：正因为深化国企改革需要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所以，《指导意见》将强化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专门列为一个部分，加大了监管的内容和份量。《指导意见》还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国企腐败问题多发，大案要案频发，而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党的领导弱化、虚化，许多国企党的组织没有切实承担起反腐倡廉的“主体责任”;纪检部门作用发挥远远不够，没有切实履职好“监督责任”。这也是需要加强监管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原因。

应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持续开展的高压反腐和全面从严治党等一系列活动，为保证国企改革健康推进、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加强国企监管的各方面条件和手段如大量评估机构和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为防范国有资产流失也提供了有力支持，各级国资委的组建也强化了出资人监督等，所有这些，都使得深化国企改革中出现大面积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性比以往要小多了，但强化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仍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绝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来源：国资报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开创性“修出来”的

——驳“别人修路、我们走路”论

道路决定命运，道路检验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一个只会跟在别人后面“走路”的民族，不要说永远无法超越别人，而且因为要付“买路钱”、要看别人的脸色，因而永远不能直起腰来走路。而一个能够用几十年时间创造出别人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业绩的民族，则必定是具有“开路”精神。如果这还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饱受百年蹂躏而积弱贫穷、在几乎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走到了这一步，那么这必定是一个具有伟大开拓精神和百折不挠意志力的坚强民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不断发展，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洗刷百年耻辱、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成为现实。相信这是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都能做出的正常判断。可是，今天恰恰就有人做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判断，还自以为其是今天的“改革新思维”：“‘中国模式论’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理念。事实上，我们35年的高速发展是因为后发优势，我们其实是一种寄生经济，别人在修路，我们在走路，我们走得快是自然的，并不证明我们比别人伟大，也不证明我们的体制优越。”这样的奇论自然令人吃惊，使我们只能发出“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的感慨。

一、按照“走路”必然快于“修路”的逻辑，后发展国家必然都能持续快速增长，用几十年走过两百年的路应该是普遍的现象，然而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事实表明，后发展国家无不举步维艰、陷阱重重，如中国这般既非发达国家“盟友”，亦非依附性小国能够脱颖而出者，绝无仅有。

中国改革开放35年，以9.8%的年增长率持续发展，现在不仅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而举世瞩目，而且以近年来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国家经济面临升级转型压力的严寒中，继续保持“稳中有进”，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第一贡献国而“一枝独秀”。今天，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8.3万亿美元，是名列世界第三的日本的1.6倍，现在人们普遍议论的是中国何时、而不是能否跃升世界第一。

但是，必须看到，二战以后能够创造经济20年以上高速增长可称为“奇迹”的例子极少，其中可算得上“后发展国家”创造的“奇迹”更是寥寥，而作为区域性后发展大国创造的“奇迹”则中国仅此一家。曾经创造了“日本奇迹”的那个国家大概不能算为“后发展国家”吧!而对于创造了“汉江奇迹”的韩国，如果说其高速发展是因为按别人修好的路“走路”的结果，除了招骂，还能有别的待遇吗?虽然今天各种预测对于发达国家提出了种种预警，预测10年后、20年后以致40年后世界经济版图会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将有多少后发展国家跻身发达国家，但这一切不仅都还是预测，而且其根据主要还是来自中国的成功。其实，就目前而言，即便是“金砖五国”，除了中国，都还没有使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成为现实。结论是，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别人两百年的路，不仅极为罕见，而且绝不可能是“抄别人的作业得高分”。

何以如此?因为先“修路”前行的国家遵循的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侵略扩张逻辑。它们不仅大肆掠夺别国的财富为自己修路，而且大力打造“隔离带”对道路进行全封闭管理，以致让别国无法“上路”。不要以为资本主义“修了路”就使阳光得以普照大地，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对印度入侵的后果时指出：“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前行者断了后来者的路，使得后来者不但不能“自然走得快”，而且是“夜深沉、路漫漫”，这就是历史展示的普遍图景。对于后发展国家，不仅要探讨如何获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且在此后还要面临着如何发展的新的严峻考验，哪有什么“别人修好”的现成的路可走?

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大国，由于一些初始条件(如没有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没有形成稳固的势力范围，没有形成世界范围“核心—边缘”的二极结构等，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竞争)的丧失，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自发地走向现代化已无可能。从实践上看，后发展国家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格局中步履维艰，就是因为落后和受控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受过的历时性矛盾挤压成共时性矛盾，因此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恶果叠加显现。而且，资本主义利用与其经济政治实力相应的思想文化上的优势，不断地制造落后是因为没有实行资本主义的神话，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混乱和分裂。因此，中国现代化之路必定如此，即在社会自觉力量的领导下，先取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继而取得经济独立和国家发展，再借此参与国际竞争，全面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目标。在这一过程贯穿始终、起领导核心作用的自觉社会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人类历史活动走向自觉成为可能，才诞生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才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活动空间。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以及自觉利用历史规律的可能性，形成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核心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理论前提。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就在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中国人民的创造热情、凝聚中华民族的团结奋斗精神、提升中华儿女的民族自尊心和国家认同感，最大限度地使财富创造的源流涌现、盘活并有效整合现有的内外资源，最大限度地捕捉和利用每一个发展的机遇、应对每一个阻碍发展的挑战。不管你承认与否、学习与否，这个“体制”确实有其过人之处，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们分析中国持续高速发展的事实，指明这一事实在历史上的罕见和来之不易，最后不能不回到“中国模式”这一根本点上。把中国的成功视为“走别人修好的路自然走得快”的观点之所以荒谬，首先在于它找不到历史事实的根据。论据的贫乏决定了结论的武断，其否认中国“体制优越”的判断也就必然荒谬。现在包括国外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必须正视中国发展和“西方模式”不同的现实，既不能视其为“异端”，也不能视其为“偶然得手”，而必须从中国逐步成熟、完善的中国体制内部寻找其成功的原因。

的确，离开中国内在原因去谈论中国的成功，最好的结果就是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一些表象的、偶然的条件，给人一种“幸运”的感觉，而通常的结果则是把中国的成功实际上归结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功劳，中国的成功似乎是印证了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别人修路、我们走路”就是一种最坏的外因论。其无法自圆之处在于，如果外部条件相当的众多国家中，唯独我们“能”，该如何解释?我们只要有讨论问题的诚意，就会不断接近问题的真相，回到道路的选择和国家制度这一根本点上。

从最为直观的观点看，似乎可以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其抓住了全球化浪潮中的外需扩张，通过“中国制造”打开世界市场，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全球化的机遇为什么别人抓不住、而唯独中国能抓住?再有，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决非中国的发明，此前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国家不乏先例。问题在于当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时，为什么许多以“外贸立国”的国家却风光不再，致使中国能独领风骚?因此，问题就回到了中国为什么能抓住机遇、中国的外需拉动为什么能成功地转化为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引擎?这种国家的决策力和执行力当然只能从“国家体制”上去寻找。

从较为流行的观点看，中国的成功似乎得益于所谓的“人口红利”，即大量廉价的、高素质的劳动力所形成的市场竞争力，使中国得以不断地在海外市场攻城拔寨、抢占先机。但是，起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高于东南亚、南亚国家以及世界上许多后发展国家，为什么海外市场却没有丢失?何以还能维持高速发展?答案只能是，中国的“人口红利”不是孤立地出售廉价劳动力，而是和劳动力的技能及素质提升、国家的产业升级及经济转型同步发展的人的力量展现，因而至今还有发展的空间。因此，问题就又回到了中国为什么能够保持国际市场经济竞争中的人力资源优势这一关键点上，国家政策及其由以制定的“国家体制”便又首当其冲。

从较为贴切的观点看，自然可以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改革开放。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改革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而不能搞“全盘西化”，不能搞私有化?每一种国家制度都需要改革，同时也都需要设置改革的底线。底线的设置既体现了国家制度的性质，也决定了“改革红利”释放的空间。中国的成功，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那种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释放“改革红利”的观点其实并没有根据。比如，许多鼓吹“土地私有化”的人提出，世界上只有中国等几个国家没有实行土地私有化，言下之意这是大势所趋。然而，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么多实行了土地私有化的后发展国家都没有从中释放出“改革红利”、更没有推动其城乡均衡发展?这说明，把破除私有化的禁区作为深化改革的攻坚点完全是一种误导。作为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已经取得并将继续取得成功的“体制”保障，我们的改革就是在不断发挥这一体制优越性的同时不断完善这个体制。

三、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就是以“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为导向，以“劳有所得、住有所居、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为要求，以“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路径，不让特殊利益合法化、既得利益永固化、人民利益虚幻化。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绝不是名词之争，而是维护和实现谁的利益这一实质问题上的对立。制度是利益的守护神。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保证。这个制度不允许特殊利益合法化、不允许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不允许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这就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之处。私有制本身就意味着特殊利益的合法化、既得利益的永固化。因此，尽管资本主义也可以采用一些增加社会公共保障的政策，但其不可能撼动更不可能打破垄断利益的藩篱。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已臻于成熟，我们在不断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内在地包含了改革自信。中国的改革有机地融入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格局中，成为发展的动力源。全会不仅确立了改革对发展中国的历史作用，而且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举;全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会提出的“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是对党的十八大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落实。

中国的改革体现了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活力，展示了无比广阔的发展前景。社会主义能够打破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法破除的利益固化的藩篱，能够消除阶级对抗和两极分化，因而能够在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广度和深度上释放社会的活力和创造性。这就是三中全会满怀信心提出的“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制度保障，这也是在世界经济长期低迷、我国又面临经济转型的强大压力下依然能够保持近8%的经济增长，成为拉动世界经济提升的第一贡献国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改革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话语体系，有力支撑着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在今天中国的改革中，已经不是外在的强制，更不是词语的点缀，而是灵魂。总的方向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党的“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已经不可动摇。在这一前提下，形成了一整套中国的改革话语：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应的，有“基本经济制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型国家”等;和“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的，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和“文化体制改革”相关的，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至于社会改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话语就更为鲜明，如“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促进共同富裕”、“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上述话语不仅成为我国改革的思想平台，而且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熟悉和认同。试图把当今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引向全盘西化的“新理念”，不合时宜，也不可能实现。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来源：《红旗文稿》)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价值时常被追问。诞生于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还适用于当今时代?能否继续指导我们解决当今时代课题?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当今时代的思想旗帜。

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的地位，源于其科学品质与风格

 

思想旗帜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遵循，是人们武装头脑、统一意志、凝聚信仰的理性基石，亦是一个政党、国家乃至一个时代的精神标识。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高擎的思想旗帜，有其深厚基础和坚固支撑。

其一，马克思主义是广博丰厚而又大气磅礴的真理体系。它奠基于前人已有思想成果，在扬弃中继承与创新;回应社会现实需要，由问题引导并从解决问题出发;通过解蔽繁茂芜杂现象，揭秘社会生活基本事实;深入事物内层和历史深处，探寻必然联系和基本规律。在历史与逻辑、现实与未来的有机统一中，它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由低到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由隐到显、社会形态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完整而清晰的发展图景和发展路径，为人类社会发展、资本主义命运、无产阶级前途指明了方向、昭示出未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体系，在自然、社会、思维等各领域展开，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多学科呈现，纵横交错，联结贯通，蔚为大观。

其二，马克思主义是融世界观和方法论于一体的思维创造。在观察世界、社会、历史，在认识自然、人类、思维，在剖析阶级关系、经济结构、资本运行的过程中，它提炼形成了一系列观点、判断和基本原理，致力于本质、规律和内在联系的把握，在“世界观”意义上给予我们以全景式的崭新理念;同时它把唯物论与辩证法、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历史与逻辑统一等一系列科学方法和方法论原则，运演于理论构建和思维创造之中，彰显出特有的“方法论”体系及其非凡价值。

其三，马克思主义是诉诸行动并志在改变和创造的实践哲学。它根本性扭转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纯粹认识论旨趣，不再热衷于超越于历史、外在于人的生产和生活实践的象牙塔之学，力图以唯物主义方式回应历史之谜，将“改造世界”的抱负与追求鲜明地写在自己的理论旗帜上。它以“不崇拜任何东西”的批判精神，与一切僵化、教条和形而上学的思维和观念进行坚决斗争，坚持在实践中证明思维的真理性、现实性和力量;它以实践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持续从鲜活生动的实践中汲取勇气和智慧，在积极参与实践、干预和改造世界的行动中充分发挥理论的能动作用。

其四，马克思主义是坚守人民立场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指南。它终结了神学和唯心主义在历史领域的长期统治，指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强调人民群众一代接续一代地生产着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在充分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的基础上，它把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把必然携带阶级利益的价值追求与历史发展的客观目标贯通起来，把合目的性的主体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要求协调起来。马克思主义既谋求推翻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阶级使命，又着眼于在遵循历史规律基础上推动人类文明的整体性进步，实现了阶级利益与人类利益、价值追求与真理规范、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高度统一。

马克思主义在性质、内容、方法、旨趣、立场等方面展现的科学品质和风格，以及蕴含其中的开放性、创新性和与时俱进等基本属性，是迄今为止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未曾企及的，其思想影响和实践效能也是迄今为止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未曾实现的。它站在人类思维的制高点上，不仅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争取自由解放、迈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旗帜，也必然成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一切进步团体尊重历史发展规律、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思想灯塔。

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的作用，在当今时代仍无可替代

 

内在的科学品质与风格，与外在的现实需要与呼唤，共同成就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置于当今时代的现实语境来考量，马克思主义并未因时代更新而“褪色”，更未因条件变迁而“失语”，而在纷繁复杂的当代时空中依旧熠熠生辉。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普适性理论与科学方法论依然为当今时代所需。任何理论因所生成的年代和地域，不可避免带有时空条件等方面的局限。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五至十年一周期的观点、对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过高估计、对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发达国家最先爆发并取得胜利的判断、未来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与货币的预测等，都已经不符合变化了的实际或不适用于当今现实了。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更为根本的是大量具有真理性质和普遍意义的普适性内容，如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与精神、实践与认识及其关系原理，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形态、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理论，政治经济学中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和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关于阶级、政党、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理论，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等，不仅仍适用于当今时代，而且有的将对人类的思想创新和实践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其中最具生命力和科学价值的方法论原则和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方法论体系，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成为我们不断从中汲取思想力量和方法指南的不竭源泉。

其次，既承袭历史又吐故纳新的当今时代仍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视域中。在用“当今时代”指称当下(或延及此前一定时段)时期时，我们对时代的认识不能孤立化、封闭化，而必须与以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为划分标志的整体时代(大时代)、与以主题内容和基本任务为区分界限的阶段时代(分时代)紧密联结。我们目前所处的整体时代是由二十世纪初起始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在经历了主题为“战争与革命”阶段时代后，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到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阶段。当今时代既由整体时代、阶段时代发展延伸而来，又是整体时代和阶段时代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尽管生活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但他们探讨和思考的最根本最核心问题，却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行冲突、无产阶级的现实责任、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条件方式等关乎资本主义命运、社会主义前途、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问题，亦即完成和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他们肩负着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既脚踏实地又登高望远，使得一系列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思想观点和认识判断，并没有因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阶段并发展到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出现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并遭受重大挫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并存竞争发展等新情况而丧失其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立足当今时代，我们依然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依然清晰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

再次，时代的前进与发展使马克思主义面临拓深发展的新机遇。时代主题的深刻转换和时代特征的持续更新，同时带来许多新问题、提出一些新挑战，马克思主义必须面对，而不只是躺在已有的理论成就上以不变应万变。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齐头并进，国际政治力量与大国关系深度重构，民族文化进入多元并存与全球融汇新时期，世界文明在碰撞对话与交流互鉴中前行;全球问题的积累、科技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治理方式的调整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复杂化，工人阶级“蓝领”“白领”的结构变化及生活水平提高，西方民主式微与霸权受阻，中国道路的世界性影响愈加深广;连同人们从某一角度概括出的以“后工业社会”“知识经济”“信息化、数字化”“互联网、虚拟社会”“科技、电子、生物工程等”为标志的时代特征等，都既富于挑战又蕴含机遇，亟待马克思主义进行综合分析与深度思考。面对诸多时代课题，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要作出新的理论创新和科学判断，依然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依然要从中获得理论启迪和方法指引。

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的当代意义，实为现实社会所需、当前实践所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凡每一重大历史转折和重大事件出现，人们总是更多地把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着力汲取智慧和教益。“苏东剧变”虽然使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跌入低谷，但国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热潮却一浪高过一浪：在伦敦、纽约、巴黎等地每一或二年举办的“马克思主义大会”“世界社会主义大会”“国际马克思大会”等，都吸引高达上千人或数千人与会者;在诸如“千年思想家”“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等评选或民意调查中，马克思屡屡当选并高居榜首;“马克思没有死”“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改变了世界”等口号，在新世纪仍不绝于耳、响彻时空。在2008年最近一次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中，马克思的《资本论》再度畅销。这一切，毫无疑问，是缘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缘于马克思的深厚学养、人格魅力和崇高社会理想。

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当代中国承百年变局走向伟大复兴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创立之时，恰是中华民族陷入民族危亡困境、步步滑向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渊之日。东西方这两件本无联系的事情，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被历史捏合在一起。在中华儿女历经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探索救亡图存之路的努力屡屡碰壁之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民族解放独立的方向路径才清晰可见。先进政党和科学理论的有机结合产生出伟大的现实力量，由此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成就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以至二十一世纪以来的百年变局。承接百年变局，走向伟大复兴，当代中国依然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

一要坚守思想阵地，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我们不能以某种思想产生的年代判定其价值，像中国孔子、孙子的思想，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比马克思恩格斯年代久远得多，却依然在人类思想宝库中闪烁夺目光彩。马克思主义历时而不过时、适用而未失用、有为而非无为。我们要结合后继者和后续理论来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要看到它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创造性，看到它依然不减的解释力、指导力、吸引力，既要“老祖宗不能丢”，又要以我们从事的事业和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让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当代中国土壤中，开出更加灿烂的花朵，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二要积极探索实践，致力于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赖有实践性，马克思主义才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才成为“战斗的唯物主义”。只有在积极探索、推进实践的基础上，后人才能够完成列宁所强调的“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的任务，达到毛泽东提出的“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的要求。实践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要发展到新的阶段、新的形态，像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那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二十一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任务，恰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中国应有的责任意识和历史担当，必将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彰显马克思主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

三要全面创造提升，为世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当代中国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首要的是办好自己的事情，发展好自己的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同时也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发展和影响，致力于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时代任务的完成。我们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但务必不能骄傲自满、不能故步自封、不能因循守旧，而必须有新的提升、新的创造、新的发展。作为一个秉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要继续努力，进一步发挥应有的作用。只有这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不只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它的意义不限于中国，而成为世界性的伟大事件。

 

二战结束以来，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各国相继采取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重温历史，祈望和平。2015年9月3日，我国首次以胜利日名义进行阅兵，向全世界宣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正义立场，这不仅是对自己历史记忆的尊重，更是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关怀。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我们要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正如习近平所说，我国举行盛大阅兵，不是为了炫耀武力，而是为了铭记历史，召唤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去维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不应忘却

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代代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地抗击外来侵略者，但始终摆脱不了屡败屡战、被人蹂躏的命运。综合国力、武器装备、人员素质等落后固然是客观事实，但关键还在于中国是“一盘散沙”，始终不能集全民之力举国御辱。正如毛泽东所说：日本敢欺负我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回望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就立即发表对日宣言，号召全中国人民行动和武装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出日寇于中国。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力求实现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举国抗战的局面，全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而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中国人民也进入了举国御辱、全民抗战的新阶段。在那场伟大的抗战中，国共两党紧密团结、相互配合，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连为一体、相互辉映，从而使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中国人民全民抗战的汪洋大海。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国民党也托起了历史赋予的重任，实践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有守土抗战之责，为中华民族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正是国共两党同仇敌忾、精诚合作，促成了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铸就了抗日民族新的长城，从而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抗战的胜利，不仅是河山光复，更是人心光复、精神重塑；抗战的历史，不仅是战争史，更是精神史、心灵史。在波澜壮阔和可歌可泣的抗日民族战争中，最终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展示了，在民族危难和国家存亡之际，不管士农工商学兵，还是男女妇幼老少，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国家尊严超越一切，各党派、各阶层、各群体一致对外、共赴国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视死如归、宁死不屈构成了民族的脊梁，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是那个时代每一位中华儿女共同的心声和共有的坚守。伟大的抗战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它早已化为这个饱经风雨沧桑、屡经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标识的一部分，成为了亿万中国人民继续向前的一面旗帜，融入到了我们每一位黄皮肤、黑头发的所有炎黄子孙的心中，成为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生生不息、代代相继，我们这个伟大祖国不断走向辉煌、继续走向繁荣的强大精神动力。如今，在中国转型多变的关键时刻，在日本极右势力日益猖狂的敏感时期，在国际局势更加复杂多变的重要阶段，各个阶层、国共两党、亿万中国人更应凝聚共识，高扬抗战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为中华民族实现完全统一而努力向前，为维护国家安全、世界和平而不懈奋斗。

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地位不容磨灭

70年前，中华民族浴血奋战、保家卫国，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从而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东方革命”，在这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殊死搏斗中，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结成了国际同盟，相互支援、相互配合，从而最终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在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和消灭侵略者最多，伤亡人数和损失最大。在德日意法西斯结成同盟，成为世界人民最邪恶、最凶残、最反动的敌人时，西方国家普遍采取绥靖政策，而中国人民则率先举起了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正义大旗，举国人民一致对外，从而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也拉开了世界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序幕。至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中国已独立自主地进行了八年抗战，日本法西斯侵略也已到了强弩之末。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进行了10年之久，抗日战争的战胜利曙光已经来临。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14年的艰苦抗战，国共两党共同托起了民族存亡的大旗，在中国这个东方主战场上始终抗击和牵制着100多万的日本陆军主力和五分之二空军主力，并先后派出30多万主力部队开赴缅甸，与同盟国并肩作战，最终以牺牲3500余万军民的代价赢得了这场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特别是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独立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是东方唯一的反法西斯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作为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主力军，在牢牢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和走向的同时，积极配合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从而保障了盟国“先欧后亚”大战略的实施，为最终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毛泽东主席曾说，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的国际意义。美国前总统罗斯福也提到，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人的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广大地区牵制住大量的敌军。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更是明确提出，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的斗争，大大地便利了击溃日本侵略力量的事业。但近年来，以日本为代表的极右势力大肆意篡改历史教课书、否认强征慰安妇、质疑南京大屠杀等否认历史、美化战争、颠倒黑白的诛心言论不绝于耳；在行动上更是强行修改保证走和平道路的“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用“意识形态外交”在中国周边围棋布点等等。而国际上，受意识形态和所谓国家利益的影响，一些西方国家对日益变态的日本军国主义充耳不闻，甚至是暗中支持，企图构建所谓的东方战线，以期围困和制约中国。历史必将再次告诫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玩火者必自焚，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中国人民对战争的集体记忆不能丢失

铭记历史，才能珍爱和平，这是历经苦难的中国得出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也共和国进行胜利日阅兵的要义所在。战争虽然已过去70年，但中国人民对战争的集体记忆不能丢失。在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采取各种灭绝人性、丧心病狂的手段，对中国人民进行蹂躏和掠夺，从而给中国人民和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曾经，小日本采取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公然违背国际公约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惨无人道的掠夺劳工和设置慰安所等等，从而造成无数的家庭流离失所，骨肉分离，失去亲人，更使古老中国的灿烂文明和宝贵自然资源遭遇无情的掠夺和战争的破坏，间接造成的损失更是不无法估量。但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大海般的胸怀原谅了日本法西斯的暴行，没有把罪责归咎为日本人民，更没有在历史问题上纠缠不清，而只是要求日本政府对曾经发动的侵略战争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千千万万死难的中国同胞做出符合道义和正义的交代。但遗憾的是，日本政府尤其是近年来，一些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公开否认历史，肆无忌惮参拜靖国神社，为战争罪犯开脱招魂，这种无视历史，否认历史，美化历史的做法，让国人为之心寒，让民族感情为之纠结。而作为中国人，对于战争历史的集体记忆绝不能丢失，否则，曾经的历史悲剧就会重演。

正确认识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反映的不仅是思想情感、心里诉求，更是立场观点、价值取向。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更是我们民族前进的指南针，铭记这段历史，是一代代后人无尽的责任。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所说，“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近年来国内外出现对抗战历史认识的错误思潮，国际上也出现了一些否认二战历史的言论，混淆人们的视听。更严重的是，随着历史的推移，没有切身感受的年轻中国人对战争的认识越来越淡薄，越来越模糊，对历史的记忆也越来越冷漠，越来越无视，甚至犯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不愿正视或者承认那段历史。试想，如果亿万中国人对曾经的战争缺乏清醒认识，对过去的历史丧失集体记忆，我们中华民族就不可能以史为鉴，明得失、知荣辱、向前进，那些曾经为民族而战牺牲自己生命的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戴安澜、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刘老庄连”、“八百壮士”等等，他们如泉下有知，不知该做何感想。历史的脚步必然向前，但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最应该做的就是铭记历史、开创未来，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确保我们国人永远扬眉吐气地生活在地球上，而不是被任人宰割、肆意蹂躏。

（作者单位：湛江师范学院基础教育学院）

 

原文摘要：

“水有源，故其流不穷；木有根，故其生不穷。”中国共产党人历经90多年艰苦卓绝奋斗创造的奇迹、中国共产党今天的领导核心地位，决不是机缘巧合，而是深深植根中国实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探索不息、奋斗不止的结果。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这份重任，并且交出了成功的答卷。这支中国人民的领导力量，在斗争实践中，披荆斩棘、愈战愈勇，坚如磐石、百炼成钢。

一、不是机遇的格外垂青　而是历史的最终选择

今天，人们看到的是中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成功地将一个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新兴强国，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创造这一奇迹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13亿中国人民。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不仅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且将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改变成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其担子之重、难度之大超乎想象，而我们党依靠人民做到了！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执政成绩单，印证了党的执政能力，以实绩奠定了世界瞩目的大党地位。

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

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政治舞台上曾出现3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但大浪淘沙，大多被雨打风吹去。曾让学界纳闷的是，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民主革命是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当时中国国民党最具备成为这场革命领导核心的条件，但历史却在这里拐了个弯，中国民主革命最终选择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国民党为什么错失历史机遇？原因在于道路、制度选择。国民党主张以三民主义救中国。但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国民党最终沦为地主、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他们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必然是一个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交织的矛盾体，当时多达70%的中国农民没有土地，国民党却漠视亿万农民的呼声。执政几十年，不仅没有推动时代进步，反而使中国陷入了山河破碎、战乱频仍、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的境地，最终丧失民心。

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主张用社会主义救中国，并找到了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从此，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开辟了中国命运的光明前景。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坚强领导核心，就在于成功地解决了为谁执政这一根本问题。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直至献出成千上万共产党人的生命。中国共产党虽然经历了不少艰难曲折，也犯过严重错误，但初衷不改，宗旨不变，以自己的行动纲领和崇高理想，以不懈的奋斗和日益提升的执政能力，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不愧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愧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二、莫问前路在何方　中国道路响当当

道路问题从来都是决定国运兴衰的第一位问题，也是政党执政的第一位问题。古今中外，由于道路、制度选择错误而导致政权失败、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一些人断言共产党搞建设会得零分。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预言：中国历代政府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最终失败，同样，共产党政权也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它必然会因此而垮台。

但是，我们党团结依靠中国人民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实现振兴中华的梦想开辟了新的道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使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使我国迅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立完善，使我国全面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大步赶上世界发展潮流，不但解决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总体进入小康社会。这些成就，令世界瞩目。

60多年后的今天，党以辉煌的执政成就向世界昭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西方那些政客原来对我们党的探索不屑一顾，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只能走西方道路。当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的发展已离不开中国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正视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虽然一些西方人士口头上不愿承认中国道路，但有识之士对此高度认同。

 

三、抵制“富人的游戏”　坚守人民的幸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证明，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共同作出的完全正确的历史抉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康庄大道。在中国搞西方的多党制，既不符合我国实际，也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决不能上那些口蜜腹剑者的当！

有些人声称，实行多党轮流执政，有利于人民更好地当家作主，更好地反映民意。其实，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代表各个利益集团的政治工具，相互倾轧、排斥异己。恰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避免了西方政治舞台上“凡是对手支持的我就反对”等偏狭，极大地减少了内耗，并且照顾到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西方的多党竞争或两党竞争必须有私人资本的支持，金钱政治不可避免，多党竞选本身就是赤裸裸的“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表面热热闹闹，实质都不会改变资本左右政坛的性质。这就是西方民主的“显规则”！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美国实际上只有一个单独的党，即财主党。”美国的富豪们想要影响一下白宫、国会山，那是家常便饭。

中国共产党不是靠“一党专政”实现长期执政的，也不是靠一党之力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国家事业的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促进力量。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了世界政党政治中独一无二的新型政党关系。这种带有中华传统文化中“和为贵”、商量办事等浓郁特色的制度设计，是我们党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融合的“天才创意”，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秘密所在，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我们不仅要为党取得的一个个伟大成就而自豪，更要探究党的力量之源、成功之道，从中坚定信念、汲取力量再出发。

 

编者按：第15期《求是》杂志刊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王伟光同志的文章——《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文章提出一个问题：历史上资产阶级学者曾经无数次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了”、“马克思主义死亡了”、“马克思主义被送进墓地了”、“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已经消失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了”等，那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始终是我们的强大思想武器，之所以具有旺盛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发展的理论，就在于它要求理论联系实际，与具体条件、具体实践相结合。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先进理论，无法成就事业。

文章还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铸魂工程和基础工程，是党的一项根本性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实施这一工程，必须强化问题导向，回应时代关切，把研究阐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攻方向，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一定要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查看原文>>

 

 

构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地

 

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战略工程

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关键是要保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最根本的。当前，我国处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社会矛盾多样化的情况下，价值观认同、文化选择也出现了很大差别，越是这样，越需要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只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才会有正确的方向，才有主心骨，才能起到引领社会、凝聚人心的作用。十年前启动的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马工程”），是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战略工程，在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详细>>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使命与担当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体系的构建，是建设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强有力支撑。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已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通过对《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文本的挖掘梳理，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想性与现实规范性的双重纬度，提出了“时代精神主体化”“基本理念概念化”等重点研究方向。创新性成果的涌现，使相关研究达到新的水平，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整体性发展。详细>>

 

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中国共产党人最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最注重结合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靠马克思主义建党、立党、兴党，靠马克思主义建国、立国、兴国，靠马克思主义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际，靠马克思主义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历史一再昭示，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思想保证，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经验。详细>>

 

 

 

 

当下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误区

 

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虚无主义吗？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认识体系“把一个不存在的、仅仅是想象中的共产主义作为评判事物的唯一标准，不仅否定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漫长的人类历史，也否定了现实世界中的文明榜样。它自信地宣布，从原始社会解体后人类历史上就没有好的事物，充满了剥削、压迫、不平等和阶级斗争，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后才会获得彻底解放。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完全解释成了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观，陷入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详细>>

 

全盘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西方学者在研究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过程中，既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和有益的研究方法，也提出了诸多曲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不正确的研究方法，有些持敌对态度的西方学者甚至恶意攻击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我国有的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功过是非研究不够、辨别不清、判断有误，把其中一些错误观点和研究方法当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加以接受，甚至大加渲染、极力模仿和提倡，言必称“西马”。不加辨别地运用“西马”的观点和方法，必然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误读或曲解。详细>>

 

马克思“如何认识资本”

当下对于马克思的解读，最大误区在于“如何认识资本”，流行观点认为马克思主张消灭私有财产，而这个观点其实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马克思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有观点认为“马克思反对资本，主张取消资本”，这其实是错误的。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应该知道，马克思反对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马克思认为，资本不过是把一切社会财富转变为用货币表达的投资品，或者说是通过货币和信用券的方式把生产资料集中起来进行投资的手段。详细>>

中华优秀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中国目前强调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弘扬，这是不是意味着既然选择了传承中华优秀文化那就要放弃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正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族复兴的中国共产党人最近特别强调继承中华优秀文化，在有些人看来，这似乎是中国共产党要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认祖归宗”的一个信号。其实，中国共产党人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马克思主义集西方文明之大成，又在苏俄和中国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华文明才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并有效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实现对西方文明的超越。详细>>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注重的问题

要注重对大众关心问题的回应

理论传播工作不仅要重视传播形式，还要使传播内容立足于大众的现实关切，真诚回应大众的实际问题。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要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但是，形式只是内容的外包装，通俗的形式并不必然带来大众对理论的兴趣，内容才更具实质性，要注重对大众关心问题的回应。详细>>

 

完整准确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马克思曾针对一些歪曲其思想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作出严正声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也说过：“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我们应坚持这些论述所体现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原原本本地研读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此基础上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详细>>

 

打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材体系

随着中西方学术交流的持续深化，我国高校使用西方教材的数量和种类呈现增长趋势，这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多位被访学者表示，种类繁多的西方教材中，一些原版教材打着“学术旗号”，传播着西方价值观念。因此，我们要加强阵地建设与管理，坚决抵制那些传播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我们的大学和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