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习近平的“劳动观”

2015-06-02 11:28:24

2015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4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ӌ...

2015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4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并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以节日的祝贺。

这是我国1979年后时隔36年再次对这一群体进行最高规格表彰，目的是弘扬劳模精神，弘扬劳动精神，弘扬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伟大品格。

习近平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大力宣传劳动模范和其他典型的先进事迹，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理念。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十八大以来，每年“五一”前夕，习近平都要接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向全国广大劳动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在多个场合都表达过尊重劳动、尊重人才的理念。2013年4月28日，他在同全国劳模代表座谈时说：“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

“不能看不起普通劳动者”

习近平在28日的讲话中强调：“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看不起普通劳动者，都不能贪图不劳而获的生活。”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现在社会有一种认识上的偏差，就是一切向钱看，“有钱就是老大”。这种错误的理念在一些管理者，甚至是少数政府官员的思想中都有体现，习近平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的明确要求。

习近平曾多次回忆起自己作为一名普通劳动者时的生活。比如2004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曾接受延安电视台专访，他回忆了在延安插队时的经历：“刚刚参加劳动的小女孩，十五六岁，我们当时也十五六岁，拿跟我们一样的工分，我们觉得简直是一种歧视，实际上是自己没本事。但是这一年下来我就干得没黑没白，风里雨里我们都在窑洞里铡草，牲口圈里铡草，然后一样一样地学。当然这些，一年过去了以后全掌握了，体力也上来了。后来就评成十分，十分还是里边最壮的劳动力。”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首先就要脚踏实地劳动。”2013年“五一”前夕，习近平同全国劳模代表座谈时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崇尚劳动,造福劳动者。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认为，“看不起普通劳动者”实际上体现了我们社会上存在的一种不正确的价值导向。习近平多次强调“实干兴邦”、“崇尚劳动”，就是要改变这种错误导向。这仍需要中央统一宣传、形成规范的意见，进而形成一种制度文化，从而能够让正确的精神导向形成气候，引领社会风范。

“增加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

习近平在28日的讲话中不仅提出要重视普通劳动者，而且提出了切实改变劳动者待遇的举措。他指出：“党和国家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改善就业环境，提高就业质量，不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

苏海南指出，现在的收入分配结构并不合理，城乡、地区、行业、群体的收入差距仍然偏大。一线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劳动者，他们的工资水平是偏低的。所以要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持续提高一线工人的劳动报酬。

劳动者的待遇问题一直是习近平关注的焦点。2014年4月30日，习近平在乌鲁木齐接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先进人物代表时说：“当前，因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化解过剩产能等原因，一些企业和职工遇到了种种困难。越是这样，越要发挥职工群众主人翁作用，越要关心职工群众生产生活和职业发展，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落实好。”

习近平在28日的讲话中指出，要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构建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2011年8月15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出席全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先进表彰暨经验交流会时说，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要坚持以人为本，把解决广大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维护他们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目前很多劳动关系不和谐的根本问题是分配不公，改革开放的成果要更好地惠及普通劳动者。”李成言教授认为，工人阶层、农民阶层等一般工作者的收入增长较慢。同时，一些踏实工作的人不被承认，甚至被歧视、被讥讽，这是极不正常的。金钱关系破坏了劳动关系，使得劳动关系不能起到正常的调节作用，无法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提出增加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也是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

尊重创造性劳动

习近平重视高素质劳动者、创造性人才的作用。他在28日的讲话中指出：“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劳动者的知识和才能积累越多，创造能力就越大。”

在当天讲话中，习近平提到27次“创造”： “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铿锵的时代强音”、“教育孩子们从小热爱劳动、热爱创造，通过劳动和创造播种希望、收获果实”、“把蕴藏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中的无穷创造活力焕发出来”……

早在1988年至1990年，时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曾发表过对劳动的创造性价值的思考。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曾写道：“农村劳动力如果继续束缚在原有规模的耕地上，倚锄舞镰，沿袭几千年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作老传统，进行慢节奏、低效率的生产劳动，那就不是一件好事。反之，用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会惊喜地发现，我们又获得了一种极其宝贵、可待开发、可能创造巨大价值的崭新资源。”

2014年6月23日，习近平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树立正确人才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

“实干”与“创造”，在习近平的“劳动观”中是相辅相成的。习近平在28日讲话中说：“一切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值得尊重和鼓励；一切创造，无论是个人创造还是集体创造，也都值得尊重和鼓励。” （发表于人民网）（潘婧瑶张迎雪 2015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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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及其意义

张维为

2015-05-30 16:26:08

2015年5月27日，2015年美国书展“全球市场论坛”中国主宾国活动在纽约贾维茨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张维为...

今天我高兴地在这里推出自己新著《中国超越》的英文版。今天正好是5月27日，是我的学校复旦大学110周年校庆的日子。“复旦”两字选自两千多年前的《尚书大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表示了中国人自强不息，振兴教育，实现民族复兴的信念和理想。这与本书的主题一致。本书力求把中国崛起、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中国的制度安排及其意义，中国对西方模式的超越等内容，尽可能客观完整地介绍给外部世界。

中国迅速崛起的三十多年，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三十多年，也是中国模式形成的三十多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制度竞争，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还在完善之中，但其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这种成功的最好表现就是中国的迅速崛起，是中国多数人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是中国多数民众对国家前途的普遍乐观。

在高度国际竞争过程中形成的中国模式，含有中国五千年连续文明的传统基因、中国社会主义红色传统的基因，以及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其它文明的合理元素。正因为中国模式是这种“三合一”的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模式是一种超越。具体来讲，在经济、社会、政治三个领域中，中国模式都展现了这一特性。

在经济领域，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模式，它是超越华盛顿共识的。它是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混合、“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混合。虽然这个模式还有很多改进余地，但从中国于1994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今的20来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大国，而且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提高，这种提高的速度和规模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仅此一点，中国模式就值得肯定，当然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好。

在社会领域，中国模式的特点是社会与政府之间高度的良性互动，这种大规模的互动，在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中国大地上发生。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西方“社会与政府对立”模式的一种超越。这种互动模式使中国社会充满了活力，使政府能够对社会的呼声作出更直接、更有效的反应。西方问责制仅限于四、五年一次的定期选举，现在看来这种问责制，在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已难以满足人民对良政善治的广泛而迫切的需求。

在政治领域，中国模式也可以被概括为“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这对于仅仅依赖选举的西方模式也是一种超越。这个模式的总体效果可圈可点。中国今天最高执政团队的素质和能力明显高于大众选举产生的政客。中国政治模式还包括了“新型民主集中制”。任何一个重要的决定往往都要经过上上下下的广泛磋商，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所以中国多数决策能够反映中国的民心所向和主流共识。

本书还从“文明型国家”的视角出发，论述了中国自己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一个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关键是要确保政治、社会和资本三种力量达到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中国模式尽管还有其不足，但中国的政治、社会、资本三种力量所达到的总体平衡，现在看来确实有利于多数人利益的实现，这应该是中国过去 30多年崛起比较顺利的主要原因。

尽管中国模式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中国无意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因为中国没有西方传教士的传统，也没有推销自己意识形态的疯狂。此外，别的国家要照搬中国传统也确有难处，因为中国模式背后是中国自己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承，比方说，中国选贤任能的传统、民本主义的传统、比较中性和强势政府的传统都源远流长。另外，新中国是通过长达22年武装斗争建立的，1949年之后与美国又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冲突，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些都说明了中国人捍卫自己民族独立和政治独立的坚定意志和决心。中国这种独立性和坚定性是一般国家难以企及的，也是中国今天成功的最重要的政治保证。

中国无意向外推销自己的模式，然而，一个模式一旦较为成功，别人往往就会主动地向你学习，这种现象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模式已经给世界各国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迪：

首先，中国道路的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要想成功，就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民情国情来探索发展道路。

其次，中国模式中的许多思想和做法，如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渐进改革、先试验后推广、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性等等，对许许多多的国家都有借鉴意义。

第三，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模式的成功可能会引起世界范围内政治话语范式的变化：由西方主导的所谓“民主还是专制”范式，将会越来越转向更为中性客观的“良政还是劣政”模式。“良政”可以是西方模式，也可以是非西方模式，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模式，也可以是非西方模式。

说到底，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是中国人为人类集体智慧做出的贡献。今天这个世界面临许多挑战，如消除贫困、反对恐怖主义、克服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中美如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如何防止文明冲突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人类的共同智慧，包括中国人的智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超越》英文版的出版，也许将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人可以做出的贡献。我相信中国人今天所进行的伟大探索对于中国和世界都将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翻页见张维为教授在《中国超越》英文版新书发布会互动环节的问答

张维为教授在《中国超越》英文版发布会互动环节的问答：

问：中国成功的前提是经济表现比较好，如果经济形势恶化，中国模式还能成立吗？

张维为：中国模式是在高度开放和国际竞争环境中形成的。过去三十多年的经验表明，宏观环境不那么好的时候，往往也正是中国模式展现自己特色的时候。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祸及中国，但中国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应对措施，结果证明这场危机为中国模式提供了很好的展示舞台。中国当时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住房体制的改革等一系列组合拳，回头看，这些政策使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奠定了中国今天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模式下，所有的危机往往都是中国更上一层楼的机遇。

问：社会主义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中国文明，特别是儒家文明与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两者能够兼容吗？

张维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注重民生和平等，这意味中国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比较吻合。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概念，如“温饱”、“小康社会”、“共同富裕”等，都可以在儒家文化中找到基因，如孔子讲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患寡而患不均”、 “天下归仁、世界大同”等。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只是固守传统，而是融入世界，参与竞争，汲取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不盲从，不失去自我，最终目标是把中国建成成一个真正富裕、强大、公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问：其他国家可以民主化，实行多党制，为什么中国不行？

张维为：我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正好回答了您这个问题。一次国际会议上，美国著名的时事评论员法里德·扎卡利亚问我：“你们说西方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但为什么除了中国以外的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采用了西方制度？”我的回答很直白，“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过去20年里，中国所取得的成绩超越了其它亚洲国家成绩的总和，背后是中国的制度比较成功，所以我们是制度自信，我们欢迎政治制度的竞争，包括和美国政治制度的竞争”。中国在消除贫困、创造中产阶层，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等方面的成绩，确实超过了其它亚洲国家成绩的综合，也超过了其它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成绩的总和。我们的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西方模式竞争。

问：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人民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对外界的信息越来越了解，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在移民，中国模式还能持续吗？

张维为：我个人的感觉是：中国人总体上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程度要明显超过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中国每年出境的人数已经是1亿人次以上，这些人绝大部分都属于您说的中产阶层，但他们99.999％出去后都回来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社会正在走向成熟，大家见多识广，不害怕国际比较了，就像上海不害怕和纽约比较一样。关于移民，我们一年还不到20万，实在是太少太少了，甚至少于波兰，我看中国移民再增加十倍也没有问题。

问：中国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威权主义模式？

张维为：把中国模式概括为威权主义模式也是很不准确的，背后还是“历史终结伦”的逻辑，也就是通过所谓的“威权主义”模式最终过渡到西方民主模式。我在书中反复讲一个观点：中国崛起的背后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逻辑，不是“历史终结论”的逻辑，而是“历史终结的终结”的逻辑，文明型国家逻辑是：今天中国正在重新展现历史上中国长期领先西方的一些特点，我演讲中提到的“选贤任能”、“混合经济”“互动社会”等，都融合了中国传统基因、社会主义基因和西方元素，所以它对西方模式是一种很有意义的超越。2011年我与福山先生辩论时就讲过，西方今天的政治模式最终可能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西方模式有其难以克服的一些基因缺陷，如理性人的假设和权利绝对化的问题，今天所有的西方国家几乎都陷入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如果你们真感觉你们这个模式好，请你们一定坚持下去，我们不奉陪了。一个过去20多年中，多数人实际收入不增反减的模式，最好还是反省一下自己。其实，美国政治模式到1965年才真正形成，中国模式从1978年开始形成的，大家都是新生事物，两个模式可以继续竞争，我个人更看好中国模式。

问：中国什么时候才能享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张维为：如果真正的言论自由就是美国模式下的言论自由，那就麻烦了。奥巴马上台的时候说“变革”，结果美国变革了吗？我每年都来美国，但几乎看不到任何变革，如果我是美国人，我会非常担心这种情况。美国政客的言论非常自由，但有几个人可以兑现自己的承诺？言论自由与不兑现自己的承诺相结合，这种言论自由模式还不需要反思吗？中国是政治家治国，领导人一诺千金，说了话就要兑现。中国文化中很少把一个概念绝对化，包括言论自由，中国人言论自由与言论责任联系在一起，这是对的。

至于日常生活中的言论自由，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应该比美国多得多，美国是一个政治正确的社会，谈话中的禁忌太多了，几乎谈什么话题都有禁忌，一个强调政治正确的社会怎么会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呢？你真相信美国有言论自由吗？今天时间有限，否则我很愿意和你把这个话题好好聊下去。比方说，在美国说中国好，就是政治不正确，所以说中国好需要很大勇气的。只要看美国媒体对中国的主流叙述，你就可以发现美国言论自由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是难于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看待自己，看待外部世界的，如果美国不能正视自己言论自由模式中的这些缺陷，美国走衰的过程估计还会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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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皮对话孔丹：我是实事求是派，我是中国道路派（下）

水皮，孔丹

2015-05-06 09:29:47

作为中共“红二代”中的精英人物之一，本刊总顾问孔丹曾先后长期担任光大集团总经理和中信集团董事长。在孔丹主持下，本刊于2014...

六、改革发展与执政基础

邓小平同志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改革，不要停留在原来的框架里面，要开放，这中间有很多故事。

在改革开放中，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两者是在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上进行统一

1984年莫干山会议

水皮：第一次莫干山会是你组织的吧？

孔丹：那倒不是。简单的说，对这个会能影响高层决策，我发挥了自己特定的作用。我毕业后，张劲夫同志找到我，说希望你来做我的秘书，你与很多年轻学者有交往，你来帮我跟他们大家沟通。我就去了他那儿。1984年莫干山会议，我是拉着当时的总理秘书李湘鲁去的。当时我跟很多人上了莫干山，包括马凯、王岐山等人都在。我把莫干山会议中我们需要的成果，那些建言献策带下山后转给张劲夫同志，然后对这些建言献策进行筛选推荐，看哪些内容可以深化。

当时，价格改革就在日程上，中国正处于从票证时代转向逐步放开价格的时代。所以才请了一批人从莫干山下来在杭州开座谈会。劲夫同志把座谈会上的一批材料请总理看。价格双轨制改革的过程就是这样。有些人说陈云是保守派，实际上改革中所有重大事情，包括价格改革的决策都要经过陈云点头表态。那时，做一件事可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要反复、谨慎地去推敲。哪些商品可以放开价格，放开一部分以后会有什么反应等等。劲夫同志现在百岁了，我想，可能他脑子里从来没想过，改革开放中自己起了什么作用。我们有些人真的是那样认识这段历史吗？是简单地由于民间的力量促动了高层，才形成了价格闯关吗？我认为，我们是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着走过来的。

再看看中信的历史，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历史有多长，中信的历史就有多长。小平同志总的指导思想，总的一个原则，就是要改革。不要停留在原来的框架里面，要开放。那里面有很多故事。刚开放时，党内干部大多没有到国外去过，不晓得什么叫资本主义。好，荣老板见过资本主义，有经验，小平同志就找他来尝试和探索。《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那个电视剧里讲的故事是真的，小平同志对荣老板说，如果有什么人阻挠，“你就说我是你的后台”。打仗打到这种程度，顶层设计还一下子看不出来，怎么设计呢，还是得一边探索一边前进。不能说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过去了，今天就不需要了，有些地方还是要试验。

最近中央又提出顶层设计要与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要与基层的创新举措结合起来，其含义还是指不能脱离实际的情况。比如说关于解决土地流转的规模性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都发了文，前些天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就土地流转问题搞了一个座谈会，不同的意见都表现出来了。有相当的意见认为，要特别的慎重。

现实中，土地已经在流转了，同时又需要进一步规范化，这中间还要考虑如何保护农民的实际权益，防止出现不正当的权益。比如说土地确权，原来是5亩，一测量变成8亩。农民当然知道确权这8亩就是财产。那对还是5亩的家庭怎么体现公平？最近中信搞了个土地信托，在12个省做尝试，有些人对我们这个做法表示担心，认为我们这样做，会引入资本力量来促进土地流转。他们的基本想法是，三农的问题核心就是不能让农民离土。可我提的问题是，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的离土和工业的吸引，不是农民简单的被挤压出去那样一个过程，而是有一个自然流动过程。现在中国大概有2.7亿农民工，所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把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放在一个新的条件下来对待和处理，处理得不好就会出问题。那什么样的处理叫好，什么样叫不好呢？就是要保护农民正当的权益，也要使农民适应现在流动的趋势。还有不同意见说，联产承包责任制30年不变，已经离开乡村的农民，凭什么还要有这样的收益？

上述问题归结到土地的所有权、收益权以及经营权分离问题上来了，需要顶层设计，但是设计时一定要符合中国的实际。而且中国各地农村的差异很大，我的老家江西，跟江苏、浙江、河南、河北、山东情况都不一样。那怎么因地制宜真正从实际出发？我真是觉得顶层设计离不开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说两者应该在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上统一，如果没有实事求是，没有从实际出发，只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如果你前进的路上没有处理好利益调整的重大问题，就要付出代价的。

水皮：三中全会之前，很多人都谈国企改革，有很多的思维方式涉及第二轮私有化改革，尤其是提出混合制经济之后，这个看法可能会有所调整。你觉得现在的混合制经济跟所谓国有企业私有化，仅仅是说法上的区别，还是方向上的区别？另外，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究竟算是统治基础还是国家经济的稳定基础？

孔丹：这两个问题都问的很尖锐。我在中央管理的这两个国有企业工作了近30年，有很多实际的体验，中信和光大都有一个特点，它虽然被作为中央管理的金融机构看待，但业务结构还是多元化的，特别是中信，业务门类、产业结构是多元化的。所以，它走了这么一段路以后，我们回头看它的优势与劣势，长处和短处，都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水皮：你也是混合制的尝试者？

孔丹：是的。而且中信最近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整体在香港上市。我们跟外企、民企竞争，首先我们的激励约束机制就比较差。后来我就鼓吹，到山西平遥看到的那个历史上很有名的票号，票号里面有“身股制”, 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小伙计，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管理股，或者劳务股这么一个设计，这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机制的设计安排,可以让经营者和所有者共进退，一荣共荣，一损俱损，对经营成果采取一种分润式的分配机制，做出适当的设计。

我到了中信，就把我想了很多年的这个事往前推进，我做了新机制的设计，我曾经为此到民营企业做调研，那时我对他们有一个预判，他们的激励机制太家族化了，所以我们做了新机制的设计。我看现在阿里巴巴也有类似这样的机制，这很正常。这就是既学习借鉴历史，也学习借鉴西方。我觉得这是我们国企的一大问题，很多国企都没解决，中央提到的国企低效率问题也和这个有关系，甚至与腐败也有关系。我们推行了那个紧密挂钩的激励机制以后，基本上全集团这么大的一个范围，这么多的各层领导基本上没有腐败案件。应该是因为正面激励加大，而犯罪成本也提高了。

企业行政化的一个结果就是由行政部门来决定你的领导层变动。中信高层领导一直比较稳定。

我当中信董事长的责任，是团结大家一起为实现中信的战略目标做事情，改进我们的管理，这样就有连续性。2008年，我提出中信要整体上市。当年中信泰富的事出来，只好把整体上市先搁置了，要处理危机，最后挺过来了，整体上市的题目再重提。直到2014年9月1日，用了6年时间。如果前后任没有思想的一致，整体上市战略没有连续的考量，这件事会难以继续推进和最终成功。所以，我认为国企的两个重大问题就是激励约束机制和领导层稳定连续。如果这两个问题能够解决，中信这样的国企还是有很强的生命力。

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是王歧山同志亲口跟我说的，他说我到国外觉得很奇怪，华为怎么被很多人看为国企，你们中信怎么被看成民企呢？我说因为我们的人出门比较洋气吧。所以我觉得股份制改造，发展为公众公司可能是比较健康的混合所有制的一种路径。当然，不同的行业可能表现为绝对控股股东，或是相对控股股东，或是大股东或者没有大股东，要求可能不一样。有些行业比如说餐饮，国企可能没有什么优越性。可是在有些行业比如金融，我看就各有各的长处，中信就有自己的擅长。简单的认为私有化能解决所有问题，这肯定是一个伪命题。

中信从2007年就进入了世界500强，第一次排名454位。2014年我们排名160位。我们的盈利水平，在中国全部国企中排名十一二位，仅次于三桶油、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中国移动、神华等。所以国企还是很有自己能力的。

水皮：外界一般不太容易把中信跟国企相关联。

孔丹：中信具有国有企业的基本结构，资本的属性很清晰，甚至干部的任免也是很明确的。

水皮：如果其他国企、央企也形成了像中信这样一种格局，这不是挺好的一种状况吗？

孔丹：三中全会讲到了职业经理人、职业企业家这些概念。总体来讲，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这些国企适应了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我们中信其实没有什么垄断行业，有人说金融行业是垄断行业，我认为，金融行业是有特许经营权，但没有垄断。中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时代，中信不再有早期的开放窗口的作用。但中信有一个特点，一路走过来，无论是制度、机制或业务，都坚持创新，坚持市场竞争，能力的提升。

有一段时期，我们曾困惑，即我们是否要变成专业性的金融公司，我们提出在“若干领域领先”，谁不领先谁就退出；同时提出了“综合优势明显”，就是我们内部不同领域之间发挥协同效应。这样努力了一段时间，综合经营模式又被认为站得住脚，有竞争力的，可以继续努力探索下去。

国企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要适应市场。从国有企业改革来讲，这已经进行很多年了。中石油上市时150万人，50万人留在岗上，90多万人下岗，引起了很多后遗症。但是，从改革角度来讲，提高效率不就是一个人和三个人的故事吗，但也得解决那90万人的问题。应该说，我们有时间和空间把这项改革搞好。

另外我想强调，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大约分为三个30年，从来都没有一帆风顺过，都是历经曲折，困难重重。即使以我个人的经历，都可以去给院校学经营管理的人讲一些重大案例。比如光大信托公司为什么出问题，其实是一个简单照搬西方，最终导致中国信托业依赖地方政府信用，不能保证兑现的典型案例。第二个案例，中信银行遇到严重不良资产处置困难时，国内所有的银行都被国外投资银行视为技术性破产。记得当时国内三角债追到最后，实在没办法，以至于要把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剥离1.4万亿资产，成立四个资产管理公司，但还是没解决根本问题。中信银行则通过自行发债，补充资本金，解决了不良资产问题，盈利能力迅速提升，成为“自费改革”的典范。

在中国银行业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一度积累了庞大的不良资产？因为改革之初的管理模式是简单的模仿，并未学到银行业经营管理的真髓，并未懂得如何管理和规避风险。那一代很多银行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和现代银行业有很大的距离。

经历了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之痛没多久，又遇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衍生金融产品使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以及私人客户纷纷中招，中信泰富外汇衍生产品也遭遇重创。西方的老师“坑了”我们这些学生，迫使我们不得不警醒和反思。中信就这样磕磕绊绊、踉踉跄跄走过自己的路。我并不想把中信描绘成一个具有完美发展历史的国企，中信是在应对各种挑战和克服重重困难中成长的。

国企改革不能简单地走私有化道路，更不能以这样的理念来指导国企改革，而是要让其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实公众公司就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制度设计。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但它的财务要求，它的透明度，它的公众监督，还有它发展中应有的战略思维和谋划，都使国企可以提升自身能力，做优、做强、做大。

刚才你问国企是中共执政基础还是中国经济基础的问题，我认为，国企作为中国经济的骨干支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国企作为中国经济基础的这个意义上说，国企也就成为了中共执政的一个基础。这样说并非要把国企变成一个政治工具那么简单，而是说，当国企发挥好经济基础这个作用，则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就成为了一个执政的基础。我听到一个说法，有些舆论提出，要把国企作为中共执政基础的功能清理掉，让它脱离这个功能。我想矛头还是指向中共执政本身吧。

七、私有化与公共资本

国企是国家经济的支撑和骨干，是遇到风浪时候的大锚。中国的国企起到了这个作用，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一个执政的基础

孔丹和皮凯蒂

水皮：像中国这样传统的东方集权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国有资本体系和国有经济的体系，是不是很容易乱？俄罗斯也走过从休克疗法到私有化道路，最后普京通过罚没手段把原国有资产重新国有化的过程。但美国历史上就少有国企。

孔丹：我听美国前财政部长盖特纳演讲时说，在面临和应对金融危机时，美国总是不知道何时做出正确的事情，但中国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还有谁搞得好？盖特纳说是新加坡。但新加坡现在每年都不断增加其在中国的投资份额，加强和中国的经济关系，而且是在大家唱衰中国的时候。这种反向操作才叫水平。新加坡离中国很近，它能看到中国经济的前景。所以，国企是国家经济的支撑和骨干，是遇到风浪时候的大锚。中国的国企起到了这个作用，其在主观和客观上都是中共执政的基础。

水皮：有人提出一种概念，认为国企之中，可以有国家雇员跟企业雇员的区别。像孔总这样属于董事长或总经理层面的国企高管是国家雇员，他的薪酬待遇标准跟高级公务员是相通的。而副总层面上的国企领导人，可能就是企业雇员，那就按市场化的方式或对待职业经理人的方式来管理。这是两种稍微有些区别的管理方式。

孔丹：我不知道国企高管到地方或部委能否成为称职的高级公务员。但从地方或部委调到国企的高官，是不是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的企业家呢？

中共官员不是随便选拔上来的，多是一层一层选拔上来的，必须经历这个过程。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竞选能力，但是行政能力的训练确实很强。而企业层面的运行操作，像我这样的人，你把我放哪个企业，我都心里有数，我不怕，因为我大概知道什么是企业运行的规律。还有就是追求不一样，由于个人历史的原因，我早年就不想进官场。志不在此，我没有做官的愿望。我的愿望是，把一个企业搞好，搞好之后交出去，让下一任接着把它搞好。

水皮：中共党内是不是应该要有一批以做企业为个人追求和人生使命与乐趣的职业企业家？

孔丹：你这个意见值得宣扬。最近我们中信出版集团邀约了《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到中国来，他在中国演讲中讲到了public capital（公共资本）可以在社会分配方面发挥好的作用，而西方很多国家基本上就很少或近乎没有public capital了。在讨论中，我发现，我们有些经济学家缺少一种理解力，他们问皮凯蒂，你知道中国什么情况吗？中国有很大的公共资本，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干什么好事了？国有企业腐败，国有企业利润有没有上交？上交了以后，只是修了一些基础设施，例如修铁路、公路，那对老百姓改善生活有什么好处？当时我坐在下面听时都感到痛心。他们是经济学家吗？我们的国有企业是有缺点，有缺陷，但是可以治理它。治理好了它不就是好的public capital了吗？不就可以发挥调节社会分配方面的作用了吗？

八、领导力与国家利益

其实我们所有的教训、失败、挫折，都是有原因的，都涉及到当时能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是说，有没有一个符合实际的顶层设计，能不能在执行的同时摸索着前进

水皮：很多中国的经济学家的确是生活在象牙塔里面，不能说完全被人家洗脑，但的确是没有从现实出发的独立思考能力。2009年，我曾邀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克鲁格曼来华演讲，那是他首次到中国，之后再也没来过。因为他对中国不友好，他认为中国是美国今后最大的威胁。他是一个完全的国家主义者，美国利益至上者，但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来中国后，很赞赏中国政府当时的四万亿刺激计划，他觉得美国总统最大的毛病就是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没有中国政府那么大的魄力。虽然美国政府当时的拯救计划的取向是对的，但用力不够，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太乏力。既然看准了方向，为什么不强力干预，强力拯救？我请了国内的几个经济学家在央视跟克鲁格曼对话，也去北大做演讲跟他对话。中国这些学者对克鲁格曼的观点很不理解，说美国政府怎么能那么干预经济呢？这跟我们印象中的差别太大了，并说没有一个教科书上说，西方经济学家这么认可政府干预经济。在现场克鲁格曼无话可说。之后他跟我们说，中国这些学者就是傻。整个社会都快崩溃了，还不让政府干预，这不是有病吗？你们中国学者还在跟我讨论西方教科书上有没有写这些，可真是西方的好学生。

孔丹：中国经济现在有三期叠加的说法：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以往政策的消化期。大家对四万亿刺激计划有很多批评。我参加了2008年底在中央全会和经济工作会议之间开的那次大会，所有省区、直辖市和部委的负责人以及所有央企的负责人都参加了那个会，中央主要领导那时都在场，那个决定可以说是中共中央做出的。

在处理金融危机上，我们跟外国人交流的时候，几乎没听到什么人会说，你们的市场化程度还是太差了，市场机制不够充分。我听到的都是说，你们就是赖有这样一个高效的政府。我们觉得这个政府腐败的腐败，官僚的官僚，但若要从另一面来看，其可圈可点之处，倒被我们的经济学家批判得体无完肤。反而外国人不断肯定中国政府的能力。新加坡为什么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因为他们看清楚中国这盘棋是怎么下的。所以，我刚才提到美国前财长盖特纳在新加坡讲述美国如何处理经济危机时所说的那番话，让我非常震动，他说“我们美国总是不能做正确的事，我们总是在犯错，而中国政府一开始就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就做出行政的推动，马上就付诸实施”。他认为新加坡也是如此。这话靠谱，验证了我们体制的优越性。

许多中国学者认为，皮凯蒂讲的理论不适于中国国情，公共资本在中国起不了什么好作用，他们完全不了解皮凯蒂思想的战略价值。克鲁格曼为什么高度肯定皮凯蒂？克鲁格曼是国家主义者，知道如果美国现在的路再这样走下去，美国整个政治结构都会遇到极大的危机。所以他认为皮凯蒂提的问题，从维护美国的长远利益角度来讲，需要高度重视。5%到10%的人掌握着80%到90%的资产，所有人都围着华尔街转，那么美国人民的利益分配矛盾就会慢慢累积起来，包括这次种族矛盾，就是在特定情况下反映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诉求。

香港的占中问题，其实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九七回归后种种问题累积的反映。对各种批评的声音，我作为一个执政党党员，听到以后确实有所感触。一方面，香港回归之后其整个社会的国家认同，这样一个在美国、日本看来，在所有的中国国民看来都需要做的事情，各方面应该说基本上无所作为。

水皮：香港的占中问题，是否因为该做的事情没有做。

孔丹：无所作为。应该说内地对香港经济发展支持很多。但是香港社会长期以来在内部结构上形成了草根阶层的利益得不到改善的问题，甚至于香港民众对内地民众来港自由行有那么大的反感。我们内地人可能会认为香港人没良心，香港的很多居民却说，他们应该得到的好处实际上都被那些大佬们拿走了。

这个问题其实是政府治理的问题，积累下来，就形成了香港草根阶层的诉求。学生的占中行为就把这种诉求给裹挟进去了。后来因为占中的这种做法危害了民众的直接利益，得不到支持。但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实际上颜色革命、广场革命都是因为民众不满意的诉求没有正确的方向，往往会去寻找一个宣泄的渠道，如果被那些有用心的政治势力组织利用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极大的群体行动。所以，对香港的治理应该总结和吸取教训。

其实我们所有的教训、失败、挫折，都是有原因的，都涉及到当时你能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有没有一个战略思考。这也就是说，有没有一个符合实际的顶层设计，能不能在执行的同时摸索着前进。

九、信仰与人心

我们当前遇到的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收拾人心”。这不光是靠说教，而是要做出很多事情来。信仰、信念、价值观问题可能是要解决的问题当中最高层次的问题。如果离开了灵魂、宗旨这些属于共产党核心的东西，还如何凝聚和团结人民前进

2014年五四青年节，习总书记到北大讲话

水皮：现在全中国几千万共产党员的信仰问题，是不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如何统一大家的思想？如果党员的思想精神都没有办法得到高度统一，中国共产党如何让全国人民形成精神的向心力？中共作为执政党，其国家治理之魂究竟是什么？西方有基督教信仰作为国家治理的辅助，中国的治理靠什么？

孔丹：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又一个大事。我觉得我们当前遇到的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收拾人心”。收拾人心不光是靠说教，而是要做出很多事情来。两年前我说过，共产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丧失了公信力，那时还没看到腐败有今天揭示出来的这样严重的程度。群众会问，你从高层到基层都是这个样子，你还能让人民坚定地跟着你走？你为人民利益的宗旨还能不能坚持？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比刚才所说的所有问题都更难。能不能通过努力有一个坚持既久的实践，并在这个实践中验证自己的宗旨是可以实现的，使党员们相信并值得为之奋斗的宗旨，就像习总书记爱用的一个词：历史担当。现在哪些人在担当？这的确是非常大的挑战。

2014年的五四青年节，习总书记到北大讲话，中央下了很大决心要推行这个核心价值观。而人民的信仰或信念，与我们共产党的信仰或信念，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出现了一种悖论。这就好比你碰到很多外国人总说中国好，很多中国人总说中国不行一样，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即使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艰难曲折，变成了第二大经济体，甚至将会变成第一大经济体，但与之相称的理想信念及价值观的构建，还需要很大的努力和漫长的过程。社会理念的确立都需要展开。现在真的是要下大力气做这样的功夫了。这个功夫做了以后，能不能像现在中央希望的那样深入人的思想，可能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

所以，我现在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努力。我们把自己叫做实事求是派、中国道路派。我们要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中国学派发展。信仰、信念、价值观问题可能是要解决的问题中层次最高的问题。反过来，如果离开了灵魂、主旨，这些属于共产党核心的东西，还能凝聚和团结人民前进吗？我们既然能看到问题所在，就要顽强努力地解决问题。

你作为一个报人，一位传媒界的领军人物，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水皮：我想起张之洞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刚才我们讨论的一些问题，就是中国人看自己，总觉得这不行那不行。其实中国人看得上眼的也就是美国，终归会拿中国与美国相比，从社会制度到教育制度、市场制度、选举制度、政治安排等等，都会加以比较。西方有基督教信仰，这是他们的一个精神支柱。中国人没有这样的精神支柱。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以孔夫子为崇拜对象，但目前国内就没有旗帜鲜明地把传统文化这套东西加以重新改造，推向前台。其实是又想做，又担心，又好像理不直气不壮那种感觉。倒是在国外大力推广中华文化，建立了很多孔子学院。

孔丹：我来跟你探讨。大家都看到，习总书记自己就在做出巨大的努力，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弘扬光大。虽然现在还没以“体用”来定位，但你注意到他在国内外各种场合的言论，大量的引用我们的传统文化典故，他不断地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据有三个，一个是我们的历史，一个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一个是我们的现状。

我们的历史与文化，是习总书记的历史担当的来源。包括德治和法治，谁是主？德主法，还是法主德？也就是说，作为他的执政理念，汲取了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包括人民应当遵行的礼法，他也在不断推动。其中像核心价值观里的有些概念，是西方来的话语，如“民主”。“公平”是一种介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理念。客观上，应该是走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向，也就是，有所遵循。否则，无所遵循。

现在说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我认为任何问题都有一般性和特殊性。我们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根据我们自己特殊的国情，历史、现状，也包括国家的体量等等。我们不是对着一般意义的普世价值观，我们是对着特殊意义的普世价值观。我相信中国的价值观和西方的、欧洲的、美国的，甚至于日本的价值观上面，都应该可以抽出普遍性来。

水皮：那才是普世价值。

孔丹：但这个普世价值已经被特定概念化了。就像“宪政”，说社会主义宪政，不如说共产党领导的依法治国。宪政也被作为一个话语体系确定了特定内涵，否则日本人怎么会说它的外交是什么价值观外交。希拉里围着中国转了一圈，讲的都是普世价值。我跟鼓吹普世价值的人说，美国人到处欺负人，这个问题怎么解释？这与普世价值怎么相容？他说“我感到有点困惑”。他们解释不了，这就是那个普世价值的虚伪性，但它也有真实性，是和他们国家的社会制度相容的，和我们这种以民为本的理念不一样。

我看最近对于普世价值的批评，在这个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说清楚。现在流行思维中所说的的普世价值是特定的普世价值观，不是一个普世的普世价值观。

水皮：关键还是我们对普世价值观没有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而只能说人家的不行，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人家对的是什么？

孔丹：核心价值观的24字表述，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做功夫。哪怕是“修齐治平”，也是一种很有逻辑性的价值观。这方面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借你这次访谈，我想说明一件事，2012年夏天，我们四中老同学有次聚会，一些同学之间为了彼此的政治见解不同，发生了很大的争论，但是没有发生网络上盛传的骂粗口的事情。这件事情使我卷进了现在舆论场的斗争。所以，对于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可以叫“老兵新传”。共产党培养我这么多年，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总得有点担当吧。

十、体用之学与中国道路

我们的认识路线是坚持实事求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践行中国的道路，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我们应该推动中国学派的发展。

什么叫中国学派？就是研究所有问题应该有中国视角，对西方不是不学习，不是不借鉴，而是要形成自己研究中国问题的认识

水皮：你做的这个基金会，是在争论之后？

孔丹：争论之后，最近才初步成形，真正设立了。

水皮：那个事对你做基金会是不是有触动？

孔丹：有。2012年，十八大之前，那场争论以后，我感觉我们也有责任参与为了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怎么样前进的问题的争论和研究。我们想凝聚一些学者，认真的研究一些问题。如果能够出一些成果，就努力建言献策。如果认为自己正确，就应该正面发声。对一些我们认为需要反对的观点，我们就要斗争。对一些我们认为正确的思想，我们也希望能与群众进行沟通。现在有各种社会力量，多元化发展，我们就算一支偏师吧。我们搞了一个“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信集团拿出了4000万元人民币，还有一些民营企业捐助了1000万元，一共5000万元这样一个初始资金。我们邀请了一些专家学者做咨询委员，将来还会对一些中青年学人加以支持，大家互相加强沟通和协同。另外，中信一直在办的《经济导刊》2014年3月改版发行，我写了《致读者》，提出我们的认识路线是坚持实事求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践行中国的道路。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应该推动中国学派的发展。什么叫中国学派？就是研究所有问题应该有中国视角，不能都是言必称西方。对西方的东西不是不学习，不是不借鉴，而是要形成自己研究中国问题的认识。

你说克鲁格曼研究中国问题是从美国利益的出发点来观察。

水皮：他肯定是这样。

孔丹：那我们研究美国问题也应该以中国利益为出发点。从中国利益、中国角度来看问题，这并非是狭隘，而是我们也有自己特定的观察角度。就跟西方经济学有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等一样，我们也要有中国学派。另外我们想搞一套《中国道路丛书》，想把大家的研究成果编纂成丛书系列，中信出版社还是很有实力的。我们需要进行基本的理论建设。

目前，要描述中国改革发展的这个过程都成了问题。首先要描述其本源的东西，解析这个本源的东西原来的状态。比如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我们提出“有效市场、有机社会、有为政府”的概念。因为现在要弄清楚，到底是市场配置不足的问题，还是有市场缺位、或政府越位的问题；或是也有市场越位、政府缺位的问题。比如环境的问题、资源的问题，比如敏感的收入分配问题，社会不平等问题，这些都应该是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实际上，政府和市场都存在越位、错位和缺位的问题，权力和资本都需要一定的“笼子”制约。

水皮：很多做研究的人，为了吸引大家注意力，会用极端的语言。极左，或极右，能达到吸引眼眼球的目的。但时间长了，会造成社会撕裂。倒是特别缺少像你这样有丰富的从商经验，改革开放初期从体制改革出发关注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人，你遵循的是一条现实主义的思想路线，这很难得。因为一般现实主义道路的信奉者不发声，属于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他觉得用不着跟你讲什么，因为是明摆着的事情。但实际上，在社会转型期的舆论场上，谁的叫声大，谁就能够吸引注意力。这也是革命者都特别注重宣传的原因吧。

所以，孔总搞的这个基金会很有意义，至少能够表明非常务实的中国道路派的见解和主张。我觉得声音多元是个好事情，而公正的声音是最难得的。大多数人对于理所应当的事情，不会发表意见。在网上喊得响的人，基本上是走极端的人。要么就说要推翻共产党领导，要么就说文革好的天花乱坠。因为他不这么说不会引起大家的关注，而他内心未必是这么想的。

还有，我们宣传系统的话语体系，真的是很弱，跟不上。

孔丹：这套体系的议题设置也不行。

水皮：对，它是被动应付。

孔丹：这两条使它的宣传往往不能被老百姓所接受，讲大道理听不进去。

水皮：用那套自己都不信的理论说服别人，怎么可能？

孔丹：这是很严重的挑战。

水皮：所以我觉得，习主席强调建立新型的智库，这真是很有道理。必须要有一批像你这样的人，有思考，有想法，最关键的，你是亲身经历者，是干过来的，见证了这个社会奇迹发生的整个过程，话语有真实的倾向性，着眼于有效的解决方案。而乌托邦没有意义。

孔丹：或者是一种具有实操性的方案，也应该能对操作方案开拓思路。比如研究台湾问题，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就有很好的研究成果，一些思考非常深刻，很有价值。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努力方向，是把立脚点放在研究现实问题上。目前中国有很多的智库平台，但我们还是应该着眼于正确的认识基础，这样才可能提出正确的对策建议。

前一段时期，社会上对我的关注，一种是对我个人的直接攻击，还有一种是假托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之名对中国目前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分析，忽悠说除了身居要职的官员，还有刘源、孔丹这样的智囊。这种说法流露出挑拨离间的用心。我只是在形势的推动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是一个退职的老同志、老党员，你若愿意说，就说我是老兵新传吧。

我的那本口述史，新加坡的淡马锡要把它翻成英文。书里面有我和一起插队的同学穿着破衣烂衫的照片。他们对此很感兴趣。他们的兴趣其实是想从中研究中国这一代领导人的气质、特点。我记得李光耀在《李光耀观天下》那本书里，有一段专门讲到习近平，说到他去陕西农村插队，经历了很多艰难，从无怨言，性格内敛，胸襟宽阔，可能是本世纪曼德拉式的人物。当然，如果说是毛泽东、邓小平式的人物，更符合我们中国的宏大叙事。

水皮：他们是要从中看出你们这批人的思想轨迹，你们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他们认为你们这批人有相同经历、年龄、教育背景相当，关键是有追求，有想法，有责任，有担当，他们会从你们身上揣摩出中国当代领导人的一些价值取向或政策取向。

孔丹：可能是这个意思，成为他们研究的一种样本。

水皮：总体感觉，孔总给外界的印象，不完全真实。外界给你贴的可能是“左”的标签，其实你是一个中庸主义者。我相信你这样经历的人绝无可能成为极左派。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大家千万不要走极端，取中间道路为好。

孔丹：你说的中间道路，是现实主义的道路。而如果回到封闭僵化的路上去，那条路走不通。右的道路无非是西方政治制度，纯粹自由市场经济。陈平有个说法很好，他说，传统经济学理论，都是空想资本主义。如果空想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空想资本主义也是乌托邦，都行不通。

有位朋友评价说我甘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铺路石，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最符合我心态的。我不奢望自己做出什么高深的学问，但我希望学者们做这样的学问，所以组织基金会给他们支持，帮助他们举行各种研讨，其实追求的是我们中国如何走好自己的道路，把体用之学用到这方面，就挺对路子了。

（商灏整理季红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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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是如何创新的？

田涛

2015-04-28 13:21:56

最近，华为的手机几乎成为了一个新的现象。我认识的人，即使不在科技圈子里的，都会提到华为的mate7。用着的人说牛逼...

华为是一家创新型的企业吗？前不久，欧洲一家通信制造商的高管在一个非正式场合这样讲道：过去20多年全球通信行业的最大事件是华为的意外崛起，华为以价格和技术的破坏性创新彻底颠覆了通信产业的传统格局，从而让世界绝大多数普通人都能享受到低价优质的信息服务。

然而，令人纳闷的是，“创新”一词在华为的“管理词典”中却不多见，在任正非20多年来的上百次讲话、文章和华为的文件中，“创新”是被提到最少的。尤其在近两年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大行其道、风靡整个中国产业界的氛围下，任正非却在华为15万员工中大谈以乌龟精神追赶龙飞船，要求上上下下“拒绝机会主义”，沿着华为既定的道路，并且不被路旁的鲜花所干扰，坚定信心地朝前走……

那么，这一切背后到底反映着什么样的企业哲学观，以及在哲学观基础上的华为的创新理念和创新实践、创新故事？

一、关于创新：追随·连续·颠覆

追随型创新

就是模仿。中国大量互联网公司、科技企业的所谓创新，都应该属于追随型创新，包括华为的早中期，甚至在今天，很多产品都属于追随型创新。这跟我们的文化有很大关系。

中国教育与美国教育的不同是，美国从孩子开始，就让他们展开大视野，培养他们领袖精神的成长。而中国重在培养孩子的循规蹈矩的工匠精神，工匠文化的背后是模仿型思维。

由于历史、文化、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东方民族在模仿式创新方面非常有智慧——日本人在这方面尤其突出。但在颠覆性创新方面，在另辟蹊径的创新方面，我们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有很大的缺陷。但是，这也不完全是坏事。几年前有两位美国学者在一篇相对客观严谨、不带偏见的报告中评价说，中国人的创新本质不在常规的突破层面上，而在于对现有突破的商业化运筹方面。

换而言之，美国人认为，创新应是一次大飞跃，而中国式创新是通过一连串的增量式步骤逐步完成的。这里面包含了两层意思：一个是中国式的追随型创新，更多是建立在商业层面。第二，它是一种增量式的突破，而非爆炸式的突破。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建立连接——中国电信巨人的崛起”，文章对中国电信企业尤其是华为的创新实践是充分肯定的。

连续型创新

一部人类的文明史是由一个一个的鬼神构成的，耶稣、孔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柏拉图、华盛顿、卢梭，包括爱因斯坦等等，他们是神，当然也是鬼。有些人更多是鬼，有些人更多是神，但是历史记住了他们。他们从不同的领域，政治、学术、科技等领域，无不对他们所处的时代带来了某些爆炸性的破坏，或者爆炸性的进步。从短镜头来看，历史充满了断裂，但是从长镜头看，一个一个的断裂，使得大事件都不过是文明一个一个的连接点，连续性才是文明的常态。也就是说，那些伟人们——伟大的政客、哲学家、科学家——他们在某一阶段的某一方面带来了爆炸式的创新，或者说颠覆，但是，一个技术、一种观念，最终要真正形成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的时候，需要很多准伟人，亚卓越的普通人——普通的政治家，普通的科学家，普通的商人们——把爆炸性的东西，进一步细化、进一步逻辑化。颠覆性创新在它出现的早期一般都是粗糙的，小众的，离市场化比较远的。当颠覆性创新期待达成对历史进步、对商业生态的巨大改变时，就需要很多很多的人，对其进行来自不同方面的细化、逻辑化、商业化。

所以，科技进步的逻辑是什么呢？爆炸性发明与建立在填补空白基础上的完形化研究，以及不断扩大化的市场应用，这两者的互为补充和完善，才能构成对人类发展的广泛改变和深刻影响。这也就是说，我们既需要颠覆性创新，但更常态的东西则是对颠覆性创新的应用化、市场化，包括进一步完善化。二者缺一不可。

客观地说，华为的20多年更多的是追随式创新加连续型创新。到2012年，华为累计获得授权的中国专利是2万1千多件，累计获得授权的外国专利是8千多件，2013年似乎更多了一点。但是在核心芯片、操作系统、核心元器件方面，华为还必须依赖于美国。

颠覆性创新

包括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人们通过锻炼肌肉可以举起一架汽车，但总有极限，因为骨骼的支撑是有限的。所以，必须寻求新的超越路径，技术如此，商业模式也是如此。在过去30年，信息产业领域到底有哪些技术可以称作颠覆性技术呢？多数看法认为， Windows当之无愧，高通的CDMA、欧洲的GSM、Google的Android操作系统，苹果的操作系统都可归于此类，因为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行业标准，确立了新的标准，除此之外，还有多少技术可以被称为颠覆性的呢？充满着争议。

什么样的创新在互联网时代才能被称作“能够广泛影响人类的生活”？大约更多的是商业模式的创新。

乔布斯去世之后，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当今时代谁最性感》。谁最性感呢？那些战略资源的整合者，而不是技术创新者。他们是狂野的理想主义者，关注并挑战潜在的市场。《时代周刊》是这么说的：他们有想法，善于包装并完善他人的想法，善于利用并优化他人的发明，直到这些想法和发明，成为令人难以抗拒的新产品，从而改变整个商业模式和商业生态。他们是混音的艺术家，是指挥家，是战略家。“发明家曾经很酷。他们曾经是卓越而浪漫的人物。比如达·芬奇、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尼古拉·特斯拉那样的流氓天才”——美国人埃隆·马斯克的电动汽车起名叫特斯拉，就是用以纪念这位“流氓天才”——“引下闪电，偷走上帝的神圣之火。但现在一切都变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发明家为什么失掉了他们头上神圣的光环呢？科学发明何时不再性感……”，《时代周刊》指出，“我很不情愿地把责任归咎于刚刚离世的、伟大的史蒂夫·乔布斯身上。谁是发明第一台电子音乐的可怜混蛋，谁发明了平板电脑，谁发明了智能手机，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他们从来没有登上过时代周刊的封面。”

100年前，可以被称作发明家的时代，但今天，是技术过剩和技术廉价的时代。大多数发明创造在互联网时代，都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变为商业化产品、进入大众生活，甚至加速度完成从“钻石价格向萝卜白菜价格”的起跳与跌落。

所以，战略资源的整合，建立在商业模式基础上的创新，可以说是创新之根本。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互联网行业的新兴巨头，快速成为巨无霸，其实大多是靠资源的整合——技术资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以及各种资源的快速而有效的商业整合，而不仅是靠某一项技术带来的颠覆。

二、华为的创新实践面面观

华为的创新实践之一：技术创新

华为到2012年年底拥有7万多人的研发队伍，占员工人数的48%，是全球各类组织中研发人数最多的公司；从1992年开始，华为就坚持将每年销售额的至少10%投入研发，什么事情都可以打折扣，但“研发的10%投不下去是要被砍头的”——这是华为主管研发的负责人说的。2013年华为研发投入12.8%，达到53亿美金，过去10年的研发投入，累计超过200亿美金；华为在全球有16个研发中心，2011年又成立了面向基础科学研究为主的2012实验室，这可以说是华为的秘密武器。另外，数学在华为研发上有重大贡献。

10多年前，任正非就有明确认知：中国人擅长数理逻辑，数学思维能力很强，这跟中国人的哲学有关系，中国哲学是模糊哲学——儒、道基础上的模糊哲学。缺乏形而上学的思辨传统，太多辩证法。基于这一点，华为在材料学研究、物理领域尽量少地投入，但在数学研究方面的投入是巨大的。

华为的俄罗斯研究所和法国研究所，主要从事数学研究。俄罗斯人的数学运算能力也是超强的，在华为的2G、3G研究方面有重大贡献。

华为在欧洲等发达国家市场的成功，得益于两大架构式的颠覆性产品创新，一个叫分布式基站，一个叫SingleRAN，后者被沃达丰的技术专家称作“很性感的技术发明”。这一颠覆性产品的设计原理，是指在一个机柜内实现2G、3G、4G三种无线通信制式的融合功能，理论上可以为客户节约50%的建设成本，也很环保。华为的竞争对手们也企图对此进行模仿创新，但至今未有实质性突破，因为这种多制式的技术融合，背后有着复杂无比的数学运算，并非简单的积木拼装。

正是这样一个革命性、颠覆性的产品，过去几年给华为带来了欧洲和全球市场的重大斩获。一位国企的董事长见任正非时说了一句话，“老任，你们靠低价战术怎么在全世界获得这么大的成功？”任正非脱口而出，你错了，我们不是靠低价，是靠高价。在欧洲市场，价格最高的是爱立信，华为的产品平均价低于爱立信5%。但高于阿尔卡特—朗讯、诺基亚—西门子5%-8%。

所以，2012-2013连续两年，当欧盟的贸易专员发起对华为的所谓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时，华为的欧洲竞争对手，包括爱立信、阿朗、诺西等，全部站出来为华为背书，说华为没有低价倾销。即使如此，为了获得在欧洲的商业生态平衡，华为最后还是做了妥协。任正非说，我要做投降派，要举白旗，我提升价格与爱立信一样，或略高一些。

什么叫投降派、举白旗呢？

华为要想在这个世界进一步做强，做大，就必须立足于建立平衡的商业生态，而不是把竞争对手赶尽杀绝。当华为把其他竞争对手赶尽杀绝了，华为就是成吉思汗，就是希特勒，华为一定会灭亡，这是任正非的观点。

创新是广义的，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还应该包括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等。

华为的创新实践之二：“工者有其股”的制度创新

这应该是华为最大的颠覆性创新，是华为创造奇迹的根本所在，也是任正非对当代管理学研究带有填补空白性质的重大贡献——如何在互联网、全球化的时代对知识劳动者进行管理，在过去百年一直是管理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从常理上讲，任正非完全可以拥有华为的控股权，但创新一定是反常理的。在26年前，华为创立的第一天起，任正非就给知识劳动者的智慧——这些非货币、非实物的无形资产进行定价，让“知本家”作为核心资产成为华为的股东和大大小小的老板，到今天为止，华为有将近8万股东。最新的股权创新方案是，外籍员工也将大批量的成为公司股东，从而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工者有其股”，这无疑是人类有商业史以来未上市公司中员工持股人数最多的企业，也无疑是一种创举，既体现着创始领袖的奉献精神，也考验着管理者的把控能力：如何在如此分散的股权结构下，实现企业的长期使命和中长期战略，满足不同股东阶层、劳动者阶层、管理阶层的不同利益，从而达成多种不同诉求的内外部平衡，其实是极富挑战的——前无经验可循，后面的挑战依然很多。从这一意义上看，这种颠覆性创新具有独特的标本性质。

华为的创新实践之三：产品微创新

早期，不管西方公司还是华为给运营商卖设备都是代理商模式，是华为改变了当年中国市场的营销模式，由代理模式走向了直销模式。这个模式首先是被逼出来的——产品差，不断出问题，然后就得贴近客户去服务。华为的老员工经常说一个词，叫做“守局”，这里的局指的是邮电局，就是今天的运营商。设备随时会出问题，华为那些年轻的研究人员、专家，十几个人经常在一台设备安装之后，守在偏远县、乡的邮电局（所）一个月，两个月，白天设备在运行，晚上就跑到机房去检测和维护。设备不出问题是侥幸，出故障是大概率。

这就逼出了华为的微创新文化。举个例子，曾经，华为交换机卖到湖南，一到冬天许多设备就短路，什么原因呢？把一台出故障的设备拉回深圳，一帮人黑天白夜琢磨到底是什么问题。最后发现外壳上有不知道是猫、还是老鼠撒的尿，就研究是不是症结在这儿？好，试一试，在设备上撒一泡尿，电一插发现没问题，又苦思冥想。到了第二天有人突然说不对，昨天那个谁谁撒尿之前喝了水，人也年轻，找一个老一点的同事，几个小时别喝水，撒一泡尿再试试。果不其然，撒完尿，电源一插崩一下断了。最终确定，尿里面所含的成分是断电的原因。湖南冬天的时候老鼠在屋内到处窜，交换机上的污渍可以肯定是老鼠尿，撒尿导致断电，华为的工程师们就针对这一具体问题进行产品改造，很快问题就解决了。

华为能够从一家小公司成长为让全球客户信赖的大企业和行业领导者，必须承认，20多年不间断的、大量的贴近客户的微创新是一个重要因素。有一位华为老员工估计，20多年华为面向客户需求这样的产品微创新有数千个。正是由于华为跟客户不断、频繁的沟通，正是由于西方公司店大欺客，尤其在中国市场的早期把乙方做成了甲方——那时候买设备要先交钱，半年以后能给你设备算不错了——构成了华为和竞争对手的重大区别与20多年彼消此长的分野。

华为创新实践之四：市场与研发的组织创新

市场组织创新。“一点两面三三制”是林彪80多年前的发明。什么叫一点两面呢？尖刀队先在“华尔街的城墙”（任正非语）撕开口子，两翼的部队蜂拥而上，把这个口子从两边快速拉开，然后，“华尔街就是你的了”。林彪被称为常胜将军，“一点两面三三制”是一个很重要的战术思想、战术原则。“三三制”当然指的组织形态。早期，任正非要求华为的干部们就“一点两面三三制”写心得体会。前副总裁费敏、以及还在基层的今天的常务董事李杰，对“一点两面三三制”体会最深，在《华为人报》发表后，任正非大加赞扬。就提拔他们上来。此后，“一点两面三三制”便作为华为公司的一种市场作战方式、一线组织的组织建设原则在全公司广泛推开，应该说，这是受中国军队的启示，华为在市场组织建设上的一种模仿式创新，对华为20多年的市场成功助益甚多，至今仍然被市场一线的指挥官们奉为经典。

铁三角向谁学的呢？向美国军队学的。蜂群战术、还有重装旅等等，这些美国军队的作战体制变革也都成为华为进行管理创新的学习标本。

什么叫重装旅？一线营销人员发现战机后，传导给后方指挥部，山头在哪，目标在哪，总部专家们要做评价。当专家团们认为可以派重装旅过去，这些由商务专家、技术专家、市场解决方案专家组成的专家小组就奔赴前线，与市场一线的团队联合确定作战方案，甚至共同参与客户的技术交流、商务谈判等。

研发体制创新。比如固定网络部门用工业的流程在做研发，创造了一种模块式组织——把一个研发产品分解成不同的功能模块，在此基础上成立不同的模块组织，每个组织由4、5个精干的专家组成，分头进行技术攻关，各自实现突破后再进行模块集成。第一，大大提高了研发速度。第二,每一模块的人员都由精英构成，所以每个功能模块的错误率很低，集成的时候相对来说失误率也低。华为的400G路由器的研发就是以这样的组织方式进行的，领先思科公司12个月以上，已在全球多个国家布局并进入成熟应用。

而在无线研发部门，则发明了底层架构研发强调修万里长城，板凳要坐十年冷；直接面向客户的应用平台研发推行海豹突击队模式，从而形成了整个研发团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和快速应变力的有效结合。这即是任正非说的“修长城”，坚固的万里长城上跑的是“海豹突击队”，“海豹突击队”在“长城”上建“烽火台”。

华为创新实践之五：决策体制的创新

美国的美世咨询（Mercer）公司，在2004年对华为进行决策机制的咨询。让任正非主持办公会，任正非不愿意，就提了一个模型，叫轮值COO。七位常务副总裁轮流担任COO，每半年轮值一次。轮值COO进行了8年，结果是什么呢？

首先是任正非远离经营，甚至远离管理，变成一个头脑越来越发达，“四肢越来越萎缩”的领袖。真正的大企业领袖在企业进入相对成熟阶段时一定是畸形的人，脑袋极其发达，聚焦于思想和文化，和企业观念层面的建设；“四肢要萎缩”，四肢不萎缩，就会时常指手划脚，下面的人就会无所适从。

10年前，任正非是大半个思想家，和小半个事务主义者。10年以后的任正非完全脱离开事务层面，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华为思想领袖。轮值COO的成功实践，促使在3年前，华为开始推行轮值CEO制度。EMT管理团队由7个常务董事组成，负责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7个人中3位是轮值主席，每人轮值半年。3年来的运行效果是显著的，最大成效之一是决策体系的动态均衡。如果上任轮值主席偏于激进，那么整个公司战车隆隆，但半年以后会有偏稳健的人上来掌舵，把前任风格调节一下，而过于稳健又可能影响发展，再上来的人可能既非左又非右，既非激进又非保守。这套体制的原型来自咨询公司的建议，但华为做了很多改造和创新，包括从美国的政党轮替制度里借鉴了一些东西，融入到华为的高层决策体系。

在美国的政治决策史上，民主党追求公平，民主党执政时期，赤字大幅增加，政府不断加税，拉车的资本家们没有干劲了，社会充满了疲惫，民众又把票投给共和党。共和党执政干的第一件事常常是减税，强调发展，强调效率，走着走着，社会公平又出问题了，老百姓又投票，干掉财富党换上公平党。美国200年来大致就是这样一种财富党与公平党轮流执政的过程。当然今天美国的政治生态，比我们这个结论要复杂多了，因为互联网与全球化，对传统的美国政治历史文化，也带来了很大冲击，比如社会大众心态的离散化趋态，政党文化的极化现象等。但美国传统的政治制度设计和运作方式给华为的高层决策体制创新也带来了很多重要的启示。

那么，英国的“虚君共和制”对华为的组织创新又会有什么借鉴呢？

第二，避免了山头问题。任正非认为，华为实行的轮值COO、CEO，与西方公司相比，制度优越性要大的多。西方公司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人做CEO，他的哥们全跟着鸡犬升天，这个人干的不好被干掉，一帮人跟着被干掉，这在西方公司是很普遍的。而华为的轮值COO、轮值CEO制度，从体制上制约了山头文化的坐大，为公司包容、积淀了很多五湖四海的杰出人才。同时这种创新体制也使整个公司的决策过程越来越科学化和民主化。今天的华为已经从早年的高度集权，演变到今天的适度民主加适度集权这么一个组织决策体制。

轮值CEO制度，相对于传统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可以称得上是划时代的颠覆性创新，在有史可寻的人类商业管理史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例。有中国学者质疑这一体制的成功可能性，但至少迄今为止的8加3年的华为实验是相对成功的。未来如何？由未来的历史去下结论：创新就意味着风险，意味着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反叛和修正。华为的任何创新都是基于变化而作出的主动或被动的适应，在这个日益动荡和充满变化的时代，最大的危险是“缘木求鱼”。

三、华为的创新哲学

创新哲学之一：客户需求是创新之本。

20多年来，一个倒买倒卖设备的二道贩子公司，怎么做到了把全球的通信行业搅得天翻地覆？是依靠技术的强大吗？依靠资本的力量或者政府力量吗？显然都不是。

华为的成功，首先是哲学与文化的成功，同时也是创新的成功，但华为创新的基础理念是，紧紧抓住市场需求、客户需求。那些百年巨头们为什么走向了衰落？技术崇拜加资本至上。摩托罗拉可以说是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之一。摩托罗拉的创始人老高尔文和他的儿子小高尔文，多年前提出的企业愿景是，摩托罗拉是一家不以赚钱为目的的公司，实现顾客梦想代表着摩托罗拉的企业使命。

然而，在上世纪末、本业纪初的IT与资本时代，摩托罗拉走向技术崇拜，无视客户需求，盲目投资50亿美金搞所谓“高大上”的“铱星计划”，让光纤的发明摧毁了，灾难从此降临。由于重大的技术投资失败，资本市场用脚投票，加速了摩托罗拉的崩溃。摩托罗拉已经成了一个“被忘却的伟大的符号”。

华为，也曾经是一家技术导向型的公司。华为早期10年可以称作星光灿烂的10年。那些星光灿烂的技术英雄们，给华为贡献了初期“活下去”的极其重要的产品，比如C&C08万门程控交换机等，使得华为终于有了进入通信技术行业的“入场券”和在中国市场上参与竞争的杀手锏。但技术导向背景下的个人英雄主义，也浪费了公司很多钱，这不是由于他们个人的错误，而是当时华为的创新战略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依靠一帮“天才人物”的智慧火花，进行拍脑袋式的研发决策，缺乏方向感。

任正非对曾经主管研发的徐直军说，你浪费了公司几百亿。徐直军笑着回应，我承认浪费了，但又贡献了几个千亿呢。任正非由此说，由于我们过去浪费了1千亿，积累了很多的人才、经验，包括给西方公司交咨询费接近300亿人民币，以15年左右时间打造了一个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前端是客户，末端也是客户的端到端的流程。这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华为技术导向型的公司价值观和研发战略。

华为投入了世界上最大的力量进行创新，但华为反对盲目的创新，反对为创新而创新，华为推动的是有价值的创新。

20年前，任正非就讲，你们要做工程师商人。IBM在流程方面所建立的一套流程，验证和固化了这一导向。几年前，徐直军很自信地说，过去管3千人研发队伍，我们都觉得要失控了，现在7万多人我们管的好好的，你再给我7万人，我们照样可以管的很好。什么原因？基于端到端这样一个研发流程，使得整个研发建立在理性决策的基础上，建立在市场需求——显性的客户需求与隐性的客户需求之上。失误率降低了很多，成本浪费大大减少，组织对个人的依赖也降低了。

创新哲学之二：开放式合作是创新的基石。

这里面包括几点，一是以土地换和平的技术路线。这里面包括专利互换、支付专利费等。光支付给美国高通公司的知识产权费用，累计已经超过7亿美金。任正非有一个比喻，千军万马攻下山头，到达山顶时，发现山腰、山脚全被西方公司的基础专利包围了，怎么办？唯有留下买路钱：交专利费，或者依靠自身的专利储备进行专利互换。不要存侥幸心理，不能幻想把在中国市场成功的一套打法应用到国际市场。华为的创新原则就是坚持老老实实的乌龟精神，坚决反对投机。

第二、与包括竞争对手、客户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过去华为与很多西方竞争对手都建立过合作研发的组织，与德州仪器、摩托罗拉、IBM、英特尔、朗讯等成立联合实验室，与西门子、3COM、赛门铁克等西方公司成立合资企业。

华为在研发体制上的重大创新之一，是与全球诸多大客户包括沃达丰等运营商建立了28个联合创新中心，这不但是创举，而且华为的竞争对手们曾经仿效，却由于成本等因素，而鲜有模仿成功。但正是这种创新体制，使得华为在面向未来和面向客户中长远需求的研发领域，赢得了无数先机和众多突破。

第三、华为的愿景是丰富人类的沟通与生活。如何实现这个宏大的愿景？华为的创新战略是利用全世界的智慧为华为服务。到2012年底为止，与全球20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在开展研发合作。英国首相去年会见任正非的时候，任正非讲了一个观点：英国工业主义时代培育了强大的技术实力，但是过去几十年，英国的金融太强大了，制造业就开始衰落、萎缩，那么英国所长期储备的科技能力就会受到影响。华为投资20亿美金，人是你的，能力也是你的，但是我投资你的能力，在华为的全球平台上进行应用，对英国和华为都有好处。英国首相深以为然。

创新哲学之三：基于开放式、学习型的创新理念。

一个就是向西方学习，前面讲的端到端的研发流程变革，是由IBM主导的。还有供应链变革、人力资源变革、财务体系变革、市场体系变革等等，华为都花巨资聘请了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顶尖咨询公司，先后有十几家咨询公司在华为做过不同的管理咨询，使得华为的管理创新、组织创新以及整个组织管理能力的提升都有了巨大进步，奠定了华为成为一家全球化公司的根基。

创新哲学之四：基于尊重知识产权基础上的创新。

美国社会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创新冲动？谷歌为什么愿意以120亿美金的巨额资本收购诺基亚的手机系统？

Facebook傻吗？为什么愿意向一个50多人的公司支付190亿美金？答案是：对人的智力所创造的成果进行市场定价，体现着对知识权益的尊重与认可，这是科技进步的根本前提。

华为的创新信奉的是西方规则、美国规则。华为每年要向西方公司支付2亿美金左右的专利费，每年拿出1亿多美金参与一些研发基金，并且参与和主导了多个全球行业的标准组织。华为认为，未来5至8年，会爆发一场“专利世界大战”，华为必须对此有清醒的战略研判和战略设计。

创新哲学之五：开放、包容、鼓励试错是创新之源。

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乔布斯早年是个吸毒者，浑身充满着异味，成为苹果“教父”之后依然经常不洗澡，个性乖张，行事反叛……美国文化给了他最大的包容,乃至于欣赏，而在我们的文化与社会土壤中,宽容、包容却是最稀缺的社会品质，自然就难以产生乔布斯这样的人物。美国文化，尤其是硅谷文化激赏的是癫狂，媒体追捧的是疯子似的狂想家。美国媒体对一些异端人才的评价是：如果他成功，人类便成功。

很多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企业家都有一些极端怪癖，比如不洗澡是个普遍的怪癖，乔布斯不爱洗澡……休斯飞机制造公司的创始人休斯也很少洗澡，休斯在上世纪60年代被称作美国的“世纪英雄”，他是一位疯狂的冒险家，也是亿万富豪，同时患有严重的幽闭症，却又生活放浪不羁……很多科学家的灵感不是来自于实验室，而是在马桶上一边排泄着肚肠里的污浊，灵感就出来了，还有就是洗澡产生灵感。

那么对这样类型的一些狂人，华为要不要给予包容？任正非的观点叫做“灰度理论”，反对非黑即白的用人观。有文化洁癖的人，尤其有道德洁癖的人是做不了企业领袖的，所以任正非多次讲，我们不是培养和尚，牧师，我们是一支商业部队，华为要容得下各种异类人。

另外，华为也有蓝军参谋部，公司从高层到基层组织，都在有意识地培养蓝军参谋。蓝军参谋的职能是什么呢？他的任务就是唱反调，虚拟各种对抗声音，建立红蓝对抗机制。华为有一群这样的“名人”，比如蓝军参谋部的领头人白志东、固定网络部的徐恩启等，他们从个性到谈吐都充满了否定性风格，是一批“乌鸦嘴”，猫头鹰，随时在为华为唱“葬歌”，而不是赞曲。发人思考的是，如果你与白志东交流，他可以将华为批得体无完肤，对华为未来几年的发展充满“危言耸听”的预言，但却对腾讯、小米等中国企业不吝溢美之词；而任正非身上，却经常表现出“红蓝对决”的两面性：公司内外形势一派大好时，他是蓝军，大讲华为离死亡不远了，散布“悲观论”；形势不好时，他却是乐观主义的红军，以极富煽动性的风格在公司上下催生“正能量”……

为什么全球范围的国有企业鲜有成功的创新？任正非说华为研发20年浪费1千亿，也许有些夸大，但正是这1千亿构筑了华为的软实力，华为的世界级创新实力是构筑在华为无数的学费之上的，在数不清的教训的基础上积累了创新成功的经验。华为一位高管这样说，“在华为，所有坐在第一排的人都犯过无数的错误，领导力创新力是用钱砸出来的……”。华为芯片研发部门曾经确定目标：一次投片成功！任正非说：一次投片成功的说法是反动的，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仙。要知道，每投片一次的成本大约在几百万美金。那么，国有企业允许这样的错误尝试、敢于鼓励勇于犯错的实验精神吗？

不要说1千亿，几百亿，几个亿、1个亿投下去，可能就被追究责任，而允许试错，鼓励试错，才是创新文化的核心特质。

以上归结起来：客户与市场才是创新的源泉，市场导向是创新成败的根本。无论是模仿创新，还是连续创新，还是颠覆式创新，无不基于客户（用户）的显性或者隐性的需求，重要的在于追求市场上的成功。而开放式创新则是一切创新的哲学基础。华为从来不讲自主创新，任正非有个形象的说法，1+1是西方人发明的，难道我们还要从1+1重新开始吗？另外，资源整合基础上的商业模式的创新，代表着未来创新的主潮流。

四、华为面临的创新挑战：危机与战略

一些管理优良的大公司，突然之间就无疾而终，为什么？

原因固然很多，但以下几点大概是核心因素：

第一，对成功路径的依赖，包括商业模式、技术（开发）模式、管理模式的依赖，从而变得保守和封闭。

绝大多数的大公司普遍有对成功路径的依赖。数码相机最早是柯达发明的，为什么最后没有成为柯达面对新变化的转折点呢？就是因为这家“巨无霸”公司在自己的内部文化上形成了丛林法则，一切外来的、异类的、新生的事物都会被固有的生态秩序扼杀掉，数码相机就是这样被柯达自己干掉的。所以，任正非说专家更保守，因为专家对自己研发出来的某种产品就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过分喜爱，对一切威胁到“自家孩子”的异类抱有戒备与警惕。恰恰是非专家们可能更开放一些。

此外，就是颠覆性创新带来的冲击。苹果手机是靠技术资源的整合和商业模式的创新，终结了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这些手机鼻祖们的辉煌，层出不穷的、而且呈加速度出现的未来的颠覆性创新，对华为的威胁也是非常强大的。更可怕的是，大企业依赖颠覆性创新，鲜有成功的先例。颠覆性创新往往来自于中小企业。原因在于大企业固有的文化、组织、思维范式，还有大企业普遍畏惧失败的惰性等，尤其是资本导向的大企业更是如此。

第二，我们已经进入ICT时代，即互联网主导信息技术革命的时代，其突出特征就是大数据风暴。

今天的数据流量70%发生在数据中心， 14%发生在企业网，仅有16%发生在华为产品的主导市场——运营商网络。人类正在进入生物界、社会界、企业界包括各类社会组织全面数据化的时代。

那么，华为怎么来应对？我们先讲讲华为的战略位势，然后再讲讲华为的应对战略。华为今天处于什么样的战略位势呢？就是在CT——通信技术领域，华为可以说与爱立信共同构筑了牢不可破的双雄霸主地位，至少在看得见的未来，这种依靠强大的技术专利优势、市场优势、管理优势形成的高壁垒，别的力量是很难取代的。

但是堡垒有可能被新的战场颠覆，这即是IT时代的到来。过去30多年，互联网终结了无数传统企业的命运，甚至消灭和将要消灭一些行业和一些职业，同时作为一种不亚于蒸汽机的颠覆性创新工具，也在不断为互联网企业和信息技术企业自身掘墓坑，最先最快倒下的往往是创新者自己，华为无疑也侧身其中。那么，在未来的时代里，华为还有多少机会？

华为的应对战略，粗线条的讲有这么几条。

一是面对未来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同步实施的战略。

前面讲了，大企业通过颠覆性创新获得成功的鲜有先例。曾经，面对移动互联网的变化，FaceBook、Google也都有很大的危机——过往的成功阻碍着大组织的文化与商业模式的转型。

但是你发现他们无不走了另外一条路，什么路呢？叫“创新特区”——这是我对这种现象的定义。Google有很多正在研发的、处于萌芽状态、模糊状态的颠覆性技术，都不是在Google原有的组织体系里实现的，是在所谓“创新特区”实现的。其实，苹果公司在乔布斯二度复出之后的巨大成功，也是在一种与原有体系相对区隔的状态下实现的。华为2012实验室代表着华为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有一批世界领先的前沿科学家和数千名研发人员，而且年龄普遍不大，他们正在研发一些很前端的基础科学技术。2012实验室也许就是华为的“创新特区”。

二是更加开放的研发路线。

为什么说军队是最具创新性的组织，而不是纯粹的商业机构？原因很多，但重要因素之一是，企业要考虑投入产出比，军队对创新成本的考量相对较少。军队是与死亡进行对抗的组织，所以军队也是最具危机气质的组织，危机是创新的原生动力：在生死界和成本之间做抉择，当然拯救危机是唯一优先的选择。华为虽然有了2012实验室，但在面对市场，面对客户的应用型研发方面，不但不能弱化，还要进一步加强，华为必须首先活下来，只有活到未来，才能有更大的成功。所以华为必须长期坚持高举实用主义与拿来主义的旗帜，更加开放地与客户、竞争对手、大学、供应商等建立合作关系、协同关系。

三是技术路线，叫做从外朝里打、从里朝外打的两手战略。

美国的企业界在极力推出Wi-Fi户外化的标准。美国如果真把Wi-Fi做到户外化，实现漫游，那对CT行业的制造商们的打击将是巨大的。华为有两手战略：从里朝外打，就是把Wi-Fi户外化，华为的技术储备也是很强大的；从外朝里打，这是欧洲标准，这本来就是华为的强项。

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华为是一个建立在市场变化基础上的“水性杨花”的公司。市场怎么变我都跟着或者引领着潮流，做几手准备。

四是压强原则。

依靠某种颠覆性创新的产品拯救大企业走出衰落的现象，苹果是个例外，一般很难做得到。华为有自身管理的独特优势，任正非的观点是，当一种颠覆性创新有迹象成为潮流的时候，华为文化的群体执行力就会发生作用，集结优势力量，千军万马朝新的领域、新的方向去聚焦，形成后发制人的超越态势。小企业具备灵活性，但实力弱小。华为这支15万人的大部队不但有强大的实力，而且依然具备小企业的快速应变力和强悍的执行力。

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大了以后的封闭和自大，可怕的是整个组织自我批判精神的丧失。活力是组织之魂，大企业普遍的症状是，管理越来越优良，控制力越来越强，活力越来越弱，所以才有很多大企业貌似管理优良，但是无疾而终。

华为文化未来的变革方向在哪里？就是要在工业文化和互联网文化的结合部寻求创新性组织的生长点。

什么叫工业文化呢？现代企业深受军队组织的影响，建构于其上的工业文化与军队颇多相似之处：效率、纪律、规则、绩效导向、规范化与数字化，金字塔的组织结构等。华为更像一支准军事化的商业部队，可以说是全球大企业中执行力最强的少数企业之一。但这种准军事化的工业文化，也许是华为面对未来ICT——IT主宰未来时代的一个硬伤。华为的管理干部们都很自豪华为文化的传统特质，但一些人也担心华为身段过硬这样一种工业文化的特性，能不能适应未来的变化。

互联网文化是什么呢？反秩序、挑战规则、非连续性、多变动性、崇尚自由、火花式的、非线性的、个人至上，以及扁平化的组织结构。Google的员工可以带着很奇怪的宠物比如蜥蜴到办公室，可以带着猴子去上班。

华为内部有一种声音认为，华为如果不能从单一的工业文化中走出来，不能拥抱互联网时代，包括互联网思维所带来的文化演变，华为是没有未来的。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在工业文化和互联网文化的结合部寻求华为创新文化的新的增长点。

举例说，从用人标准角度，应该形成标准化精英加非标准化小人物相兼容的一种人才体制。客观地说，华为过去20多年尤其是过去十多年的成功，更多依赖的是标准化的精英人才体制，对个人英雄、异端人才的包容是不够的，甚至排斥的。

另外，从组织体制角度讲，形成工业的组织躯干与高度灵活的组织神经末梢的结合。现代大工业组织的流程化体制是华为的竞争力所在。华为如果把这些东西抛弃掉了，那将是华为根本上的失败。未来华为必须坚持构建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组织执行力，而组织的神经末梢要更多的鼓励犯错误，鼓励创新，鼓励基层组织生长出更活跃的细胞。

一位从事人力资源的前华为高管这样说：华为能够容的下乔布斯这样曾经吸大麻，一个浑身散发着异味，个性极端的天才吗？华为能够接受比尔·盖茨这样的大学没有读完、没有学位的偏才吗？华为的研发团队中有多少任正非所呼唤的异类人？这几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对华为传统的标准化人才体制、选人育人用人的流程，以及华为文化都是富于挑战性的。

结语：创新是寂寞的事业

关于创新，任正非有过这样一些观点，十多年前讲，“快三步是先烈，快半步是英雄”，讲的是产品创新的节奏，与企业投入产出环境的均衡；2006年讲到，“创新就是在消灭自己，不创新就会被他人消灭”，讲的是信息技术时代企业的创新困境与悖论，既反映着创新对华为的极端重要性，又表现着一种强大的危机意识。很显然，作为一家全球行业的领袖级企业，华为的创新理念已不能仅仅停留在投入产出比的考量上了，不能单纯满足于短中期的市场成功了，华为还应该朝前迈出几步，像爱立信等伟大企业一样，在波涛汹涌的彼岸竖起整个行业的信号塔，从更多的技术追随型的角色向“领航者”的角色转变，2012实验室的创立无疑代表着这一转型，2012-2013两年间，华为的研发投入分别占销售额14%、12.8%，相当部分投入到了面向未来的基础科学研究……如果说，过往20多年，华为的工程师商人文化奠定了华为的巨大成功，那么在今天，科学家与工程师正在共同构建华为作为全球领导者的未来战略格局。

近些年，任正非大声疾呼华为的高层管理者要在“一杯咖啡中吸收宇宙正能量”，近一阶段，又对华为的高端科学家们喊话，要求他们每年至少有1/3到1/2以上的时间到全世界的大学、技术论坛、学术会议上……“与全球的各类大人物们撞击思想”（咖啡是引爆人类灵感的助燃剂），并且敢于和勇于做“技术思想领袖”。

关于创新人才，任正非的观点很鲜明：“华为在未来的云里面不知会冒出来多少你看不见的领袖，别打击，说不定这个人就是凡·高，就是贝多芬……我们正走在大路上，要充满信心，为什么在小路上走的人我们就不能容忍？谁说小路不能走成大路呢？你想要做霸主就要容得天下可容纳的东西。你们要容忍在核心网里面出现异类人”。

然而，2013年下半年以来，任正非关于创新的基调似乎变了，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话语告诫内部：当上上下下人人都在喊创新的时候，就是华为灭亡之日。在特斯拉电动汽车以“龙飞船”的形象大放异彩时，任正非在干部大会上倡导“乌龟精神”——不被所谓的“互联网潮动”所左右，不被路两旁的鲜花所羁绊，坚定信心地走自己的路——“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这就是任正非对华为的创新战略的坚定回答。

创新是寂寞的事业，容不得非黑即白、否定一切、唯我代表潮流的“红卫兵思维”，和敲锣打鼓、大干快上的“大跃进思维”，如果所谓的“互联网思维”要以一场运动的方式呈现才叫做创新的话，任正非宁可选择做“保守”的孤独主义者。硅谷是全球的创新心脏，半个世纪以来，什么时候，硅谷的创新者们成天满世界地为自己造势？为所谓的“创新革命”大张旗鼓地造神？真正的创新英雄们大多是寂寞人。

华为能够有今天的成就，也得益于任正非和华为的15万员工，在长达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对寂寞和孤独的忍耐，对持续创新的坚守，以及对内外躁动的警惕。“忍者神龟”的喻意也许体现着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乃至于真正的商业精神的本质。

阅读全文本刊摘编

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

张宇

2015-04-21 11:12:1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道路，中国经济显示的蓬勃生机和活力为...

伟大实践呼唤理论创新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当代中国的经济学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紧密相联的，它一方面深刻地反映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实践要求。另一方面，又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推动着实践向前发展。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针对当时经济建设照搬前苏联模式的问题，毛泽东就提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号召全党要以前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诫，推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为此，他写下了《论十大关系》、《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等指导经济建设的重要文献，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许多宝贵思想和重要观点，这些思想和观点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发展奇迹，为世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当代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中国是一个具有广袤土地、众多人口、悠久传统并处于发展和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几重重大的历史变革在同一个时代交织、叠加，中国实践和中国道路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特殊性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的。伟大的实践呼唤着理论的创新，中国经济学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30多年过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伴随着实践的蓬勃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公平效率统一的收入分配制度的理论；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坚持独立自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理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相互协调、良性互动、深度融合的经济发展理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这一时期，在经济理论和学术界，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束缚，把理论的重心转向了对于现实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转向了对改革和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看，经济研究的成果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对策性研究，如关于宏观管理体制、国有企业、金融、财政、价格、汇率、收入分配体制、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调研报告和改革方案，以及关于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宏观经济政策和各种经济管理办法的对策报告和政策建议等。从理论结构上来讲，这些研究属于应用层次的对策性的研究，与现实经济问题相距较近，与基本经济理论相距较远。尽管如此，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不仅为党和政府的经济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参考依据，同时还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创新提供了重要原料。

第二个层次是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基本理论的研究，如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与特征、国有经济的地位与作用、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和形式、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与影响等的讨论；进入新世纪后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路、效率和公平关系、新型工业化道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讨论等。这些研究推动了人们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

第三个层次是经济学一般理论的研究，如关于经济学方法论、价值理论、货币理论、企业理论、增长理论、危机理论等问题的研究。这种研究看似抽象，与现实经济联系较远，但对于科学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有重要意义。

总的看，上述几个层次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为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成就是巨大的，功劳不可抹杀。

毋庸讳言，中国的经济学仍然处于发展中，学术研究中基础理论薄弱，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现象严重，“玄、虚、浮”的毛病突出，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学术创新还明显落后于实践和时代的要求。这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正常的。“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成熟定型之前，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没有完成之前，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当然也在探索和发展完善中。但是，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方向，立足中国实践，扎根中国历史，面向中国问题，并从中总结经验、构建话语、提炼思想、创新理论，一定能够做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理论成就，为人类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列宁曾经指出，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1.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首先在于它的科学的世界观，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了分析经济现象的科学方法论，包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的原理，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的原理，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以及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的原理等。这些原理为我们科学认识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正确的立场和价值观。“为了谁”的问题，是我们做好一切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不同经济制度相区别的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鲜明地代表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它把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与人们实践的目的性有机统一起来，解决了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和意义这样根本的问题。

3.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如关于劳动时间的节约是人类首要经济规律的理论，关于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理论，关于生产的首要性以及生产与分配、交换和消费相互关系的理论，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和方法的理论，关于劳动过程的一般内容和基本要素的理论，关于分工协作发展规律的理论，关于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理论，等等。

4.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有人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主张计划经济，因而，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指导意义，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资本论》研究对象恰恰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入研究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分析了价值、货币、价格、供求、竞争，以及成本、利润、信用、利息、地租等经济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特别是资本的本质和运动规律，这些规律如果抽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适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一个重大发展和贡献，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在实践中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5.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和运动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趋势，提出了许多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理论，如剩余生产理论、剩余价值分配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循环周转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等。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更健康有效地推进对外开放，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

6.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深刻分析，揭示了未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包括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按需分配和按劳分配，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消灭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三大差别等重要思想，阐明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目的和实质，指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认识当前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科学价值，我们不妨举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这个例子来说明。

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迅猛发展，如何准确把握全球化的实质和发展趋势，制定明智合理的应对策略，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在此问题上，目前存在着自由贸易理论、民族主义理论、现代化理论、文明冲突理论等许多不同的理论，但都不能科学说明全球化的本质。比如，自由贸易理论片面强调全球化的好处，把经济全球化看作是一个互惠互利、平等自愿和各国的收益趋向均衡的过程；而民族主义又过分强调经济全球化的危害，对全球化采取了排斥的态度；文明冲突的理论则过分夸大文化的作用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上述这些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全球化问题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解释：（1）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了经济全球化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客观过程。（2）把近代以来的全球化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3）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矛盾性后果，即一方面是生产社会化在全球的展开，对生产力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会产生许多消极影响。（4）承认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同时也强调了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国对落后的外围国家的剥削和它们之间存在的对立。（5）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坚持从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出发分析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得失，制定应对全球化的政策。（6）坚信人类社会最终要走向全球的或世界的历史，各民族之间最终要走向融合和统一，并把这一理想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联系起来。（7）兼顾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既强调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又承认各民族的差异以及他们之间的独立、平等和自决权。（8）认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把对外开放当做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又绝不无条件地放弃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是努力在全球化中实现自主发展或以国家为基点的开放战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全球化理论科学揭示了全球化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是我们正确推进对外开放重要的理论基础。

从中可见，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我们才能科学认识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才能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胜利，才能正确总结和认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

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格，根据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创新。

首先，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要注意以下几点：1、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必须坚持，如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等，背离了这些理论，就等于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的一些观点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被忽略或简单化了，如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重建个人所有制”等，对于这些观点要正本清源。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中有一些与当前现实不符的具体观点，应当实事求是地根据实践的发展加以修正。4、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有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深入讨论和研究过的，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研究，作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

其次，要把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主要途径是：

一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如在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前提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具体实施机制、适用范围和实现过程，建立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二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如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发展阶段，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行对外开放等新的理论，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如我们从实际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

第三，要把理论与当今时代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化，特别是要从中国的实践经验出发，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发展创新。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就是如何看待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客观事实与价值判断、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关系问题。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的发展自然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和判断制度变迁进步与否的根本标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又是一种通过不断的实践而前进的运动，一种需要通过顽强的追求奋斗才能实现的远大理想，因此，如果没有伟大的价值追求和目标引导，如果人们对于所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毫无热情和向往，那么，建设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

生产力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矛盾在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中更加日益凸显。一方面，是经济总量以近10%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30多年；另一方面，是贫富差距、腐败蔓延、利己主义的出现。生产力的标准和制度或价值标准的关系是否一致的问题突出地摆在了人们面前。对于这个基本理论问题，如果不进行深入研究并得出科学结论，就会产生指导思想上的混乱，甚至发生重大的方向性偏差。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并取得了有益的成果。比如，有的学者提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需要实现生产力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在实际的生活中，我国经历了四种情况：一是将两个标准统一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社会顺利发展；二是表面上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违反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搞“大跃进”，表面上重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取向，但违反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刮“共产风”，造成生产力的损失和人民的灾祸；三是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结果是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既偏离了生产力标准，又扭曲了价值标准；四是重视和强调生产力标准，但忽视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结果出现贫富差距扩大，偏离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总结历史经验，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本质，就是把两个标准统一起来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生产力标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价值标准。

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

推进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理论必须正确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首先应当承认，西方经济学有其合理的有用的一面，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借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方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市场经济和资源配置的一些规律，如关于价格运动的理论、关于增长与波动的理论、关于货币金融的理论等。对于这些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领域不断扩展，内容越来越细，新理论新观点层出不穷，促进了人类对经济生活运动规律的认识。

2.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如边际分析方法、统计和计量方法、投入产出方法、实验的方法和目前流行的博弈论等，对于经济科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数学方法得到了广泛运用，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3.西方经济学的各派理论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对当时经济生活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思考，这些理论即使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但是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和了解经济思想的发展，也是有价值的。

西方经济学的这种合理性和有用性，决定了我们对西方经济学不能采取完全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而必须认真研究和科学借鉴。但是，对于西方经济学绝不能照抄照搬，盲目崇拜，更不能把它当作唯一科学的理论。而必须批判性地加以借鉴，有条件地加以运用，吸收其合理的因素，摒弃其意识形态的因素。这是因为：

第一，西方经济学历来具有二重性，既有合理有用的一面，也有不可否认的意识形态因素，这在基本理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如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说”、主观价值论、要素价值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完全竞争理论等重要理论，都直接是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的，既不能被事实和经验所证实，逻辑上也存在严重的缺陷，但符合经济当事人的利益和要求，因此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理论。

第二，西方经济学学派林立，观点各异，并不存在被一切时代和一切人普遍认可的所谓科学理论。例如，虽然都是主流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对新古典经济学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存在着许多根本的缺陷，如没有认识到激励问题的重要意义，过高地估计了价格的作用，没有认识到资本配置中的困难，对于分散化和竞争的作用与功能缺乏正确理解，忽视了技术创新在经济中的作用，等等。同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存在着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坎南、罗宾斯等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弗里德曼等人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科斯、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等不同学派。

第三，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即使是在一定时期看属于正确的理论，也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历史经验、价值取向、文化背景和逻辑结构为前提，不能照搬照抄，而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曾指出：“这些（西方）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成份和意识形态成份并不是分开的，而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因此，如果我们缺乏科学的鉴别力，不进行仔细的甄别，就很容易将西方经济学中有害的东西当作有用的成分来学习运用，而真正合理有用的东西则反而可能被忽视。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

如何认识政府与市场关系。在这一问题上目前流行许多观点，如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只能为市场和企业服务，只能提供公共产品而不能承担其他更多职能，等等。这些观点从表面上看，是讨论经济体制的，是反映资源配置规律的，但实际上却体现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的作用就是资本的作用，特别是垄断资本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所谓的自由贸易，实质上是资本的自由，它要“排除一切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恰当的调节，都被说成是侵犯资本家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当代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只不过是少数富人为限制民众的权利而斗争的现代称谓而已。

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流行着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思想，认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是科学的普适的，是无民族无国界的，毫无疑问地相信它、学习它，就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不折不扣地贯彻它、实践它，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这是一种新的蒙昧主义。不摆脱这种教条主义和蒙昧主义，就不可能真正树立理论上的自觉和自信。

理论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必然要随着现实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从来就不存在可以脱离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生活的永恒的普适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一样，从来就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根据自己的实践和经验，在思想和理论上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结果，绝不只是哪个国家和哪些个人的专利。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更不应当仅仅是他国理论的亦步亦趋的模仿者和追随者，而应当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贡献。任何照搬照抄别国理论与经验的做法，都必然会在丰富多彩和生机蓬勃的实践面前折戟碰壁。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盲目崇拜和照抄照搬西方理论和经验的危害，不仅在于它脱离中国的实际，无法解答中国的问题，更在于它会使我们成为某些错误思想的附庸和奴隶，丧失思想理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

开放融通、兼容并包

像所有的科学一样，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发展也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放融通、兼容并包，在多元中求主导，在多样中求共识，在超越中引潮流。遗憾的是，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学界，开放融通、兼容并包似乎并不是主流，而追求所谓的标准化和国际接轨似乎成了一种时髦。抛开经济学所具有的时代性、实践性和阶级性不谈，所谓的标准化和接轨说也存在着明显误区。且不说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流行的理论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国家，例如当今的美国，经常也是学派林立，观点各异，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如果说要标准化和与国际接轨，那么，的确存在一个用哪个“轨”，怎么“接”的难题。事实上，当前许多人所主张的标准化指的只是美国化，更具体地说，是新古典化。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绝不是完美无缺可以通用的理论，而是存在着严重缺陷，主要是：重逻辑，轻历史，重形式，轻内容，否认不同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人们行为的差异，排除了技术、制度、政治、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所谓经济人当做考虑所有问题的出发点，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当做人类永恒不变的经济形式，把抽象的数理逻辑当做判断经济学是否科学的主要标准，等等。对这种理论，我们只能有条件地吸收，有批判地借鉴，不能把它作为国际接轨的唯一标准。

这里，需要对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一般来说，所谓的主流的经济学，就是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认可和赞同的经济学说。以此标准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日益增大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抛开主流经济学的严重弊端不谈，单从思想和学术发展的途径来讲，过分崇拜主流经济学而贬斥非主流经济学也是有害的。因为，所谓的主流与非主流是一个相对的历史的概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某一种经济学理论由于符合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而成为了一定时期主流理论和政策主张，而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理论主流地位就可能被另外的理论所代替。某种处在非主流地位的新理论在适当的条件下也可能会变成主流的理论。例如，16世纪英国和法国流行的是重商主义，17世纪至19世纪流行的是古典经济学，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流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后凯恩斯主义则成为了主流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内部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发展，凯恩斯主义有所失势，主张自由市场的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开始成为了主流。主流与非主流的这种变化当然以后也不会停止。此外，在同一时期的不同的国家中，主流经济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从19世纪，英国流行的是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而在德国历史学派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在日本，20世纪以来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此外，受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的局限，主流经济学并不见得就一定比非主流经济学更科学，更有道理。

发展中国的经济学，构建中国的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必须克服这种片面的标准化、国际化的教条主义思想，走开放融通、兼容并包、广泛学习的道路。

——向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学习，既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理论，也要学习借鉴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理论。

——向历史和传统学习，既要学习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也要学习国内外经济理论和思想发展的历史，继承先人们创造的思想遗产，尊重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

——向所有的科学学习，既要学习一切自然科学的成果，也要学习包括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在内的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

——向各门各派学，既要学习包括新古典经济、新凯恩斯经济学等在内的主流经济学，也要学习包括后凯恩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激进经济学等在内的非主流经济学。

——向实践和群众学习，既要学习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也要学习指导和推动实践发展的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有关决策部门、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调研报告和政策咨询等。

把握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点是崇尚普遍性一般性，排斥特殊性个别性，喜好从本本和教条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思考问题，用抽象教科书的原理硬套丰富多彩的现实，试图用一种统一的模式强加给多样化的无比复杂的现实。以这样的思维逻辑看待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的必然结果，就是把中国改革开放在实践中摸索出的成功经验，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曲解为“市场扭曲”，中国经验至多是“转型经济学”，即向资本主义完美市场的过渡阶段，没有经济学的普遍意义。

我们知道，共性是以个性为基础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这对所有的理论适用。现代西方的经济学，从它具有的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方面看，具有共性或普遍性；从另一方面看，它又具有个别性或特殊性。且不说西方经济学学派林立，观点各异，能够被人们普遍认可的一般理论很少。即使是一些人们普遍认为比较正确的理论也是以一定的时空结构为前提的。社会经济系统之间既存在时间的区别，又存在空间的不同，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与地理特性问题”。总的来说，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产生发展起来的，对于非市场经济体系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计划经济并不适用。即使是对于市场经济，由于存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其适用性也是需要仔细斟酌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又是目前为止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因而，人们很容易以它为样板，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当做普遍规律或“国际惯例”。但实际的情况可能并不是这样。从资源配置的一般形式看，市场机制的运行过程具有某些共同的因素，如稀缺、理性、供求、价格、竞争、货币、成本、收益等等，存在某种共同的规则，如价值规律、供求平衡、收益最大化等等。但是，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这些共同的因素和共同的规则具有不同的制度含义。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中国的实践经验中概括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特殊的东西，更不是一种个案或例外。也就是说，不能把中国特色与一般性或普遍性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这样的做法不符合辩证法。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中必然包含着某些具有普遍的和一般意义的东西。有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众所周知，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都存在很大的狭隘性、片面性，认为市场经济仅仅适合资本主义，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这种认识，严重阻碍了人们的眼界。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理论和历史勇气，突破了这一传统的观点，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既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实现了效率和公平、计划和市场、自主和开放、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结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长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也为当今世界试图摆脱贫困、实现国家发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选择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因而，它既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

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首先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熊彼特也曾说过：“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总结中国的改革经验，发展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必须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从历史中汲取营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中国的经济学是从中国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丰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只有深深扎根历史的丰厚土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才能根深叶茂，生生不息。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30多年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为基础的，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看不到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间的这种紧密的联系，就不可能把握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在分析中国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原因时，国内外的学者们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与改革开始时具备的一些有利的初始条件有很大关系。世界银行在对中国经济的考察报告《90年代的改革和计划的作用》一书中，曾经把中国改革所具有的有利的初始条件，归结为改革前物质投资的滞后收益，比如：农业在人民公社时期已具备了适当的物质、销售和人力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但它缺乏激励因素，因而一旦个人激励措施得以引入，国家的作用得以改革，产出的迅速提高就不足为奇了。又如，在工业领域，1949年以后工业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重工业和大中型国有企业得到了很大扩展，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已有一个进行建设的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另一方面意味着一旦投资政策下放后就会有许多轻工业投资机会。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认识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仅不能脱离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也不能脱离几千年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根深蒂固的传统，博大精深的文化，为社会的转轨提供了丰富而深重的历史遗产。历史宛如看不见的手引导着时代变革的方向。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关系，人们众说纷纭，认识莫衷一是。但是，对于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恐怕是很难加以否认的。比如，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农村的社会保障是以传统的大家庭为基础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政府和企业的社会保障费用，促进了居民储蓄率的提高，这在那个时期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是有利的。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要求并伴随理论的繁荣兴盛。增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发展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制度和实践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经济学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是中国的理论繁荣兴盛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新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有待于我们的探索、开拓和创新，但其方向应当是明确无疑的，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吸收国外优秀成果，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扎根历史、服务现实，开放融通、兼容并包，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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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鄢一龙

2015-04-10 18:52:34

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政党，其政治组织、制度安排、治理方式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这一点是了解中国政治体制ӌ...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中国共产党从历史中走来，从人民中走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存续与壮大，究其根本是中国人民追求、团结、奋斗之精神的化现与升华。

中国波澜壮阔的伟大复兴新长征，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靠的是数亿人民共奋斗，靠的是数亿人民同一呼。

正是基于此，中国人民才从一盘散沙塑造成形，并将其团结奋斗的能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此为中国近代以来，从衰败转向兴起的枢机所在。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组织、制度安排、治理方式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这一点是了解中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政党。如果从西方政治学的政党理论来认识中国共产党，将落入认知陷阱。

中国共产党具有双重属性。首先它是一个超级政治组织，是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先锋队；其次它是一个超强国家机构。党的各级委员会是国家政权的核心领导机构。这种双重属性既形成独特的制度安排与治理方式，又成为引发诸多冲突的根源。

中国共产党的“网络”治理

大道恢弘，隐于网络。大至宇宙，小至人类的大脑，都不过是信息与能量交换的“互联网”。互联网思维不只是一种技术，更是一场席卷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21世纪革命”，国家治理也无法置身于外。

我们置身于一个互联网时代，却也是一个越来越分散化、原子化的时代。当代社会虽然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但是不同组织之间已是无数的断层线。

中共已经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人与人的“互联网”。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总数为8668.6万名，每15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共党员。这些党员数量以一国人口数计算的话，在世界上可以排到第16名，比德国的总人口还多。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超级网络组织”，它联接着13亿人民，延伸到形形色色的企业组织、各级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网络“末梢神经”已经延伸到中国所有组织之中。据统计，我国党的基层组织总数为420.1万个。162.7万个非公企业建立了党组织，覆盖率达到了58.4%；11.5万个社会组织建立了党组织，覆盖率达到了41.9%。各种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也与党组织存在着各种千丝万缕的网络联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已然成为一个复杂的网络拓扑结构，它兼具集中控制的星型结构与分散控制的分布式结构的特征。解析这一网络在资源层、制度层、链接层与心理层的运行图景，是分析中国国家治理功能的关键所在。

概而言之，中国政治体系既遵循现代政治之精密组织的运行原则，设立各种分工严密、灵活多样的政治组织，以适应现代社会日趋分散、多元的特点；同时又以中国共产党坚强、广泛、柔性的领导贯穿于其中，以弥补现代社会不相统属、相互分离、相互掣肘的弊端。从而打造一个既灵活又高效的政治体制。

国家权力需统合治理

“五星若合，是谓易行。”国家权力统合是效率的前提。不相统属的权力只会群龙无首、相互打架、一事无成。

中国不搞三权分立，也不同于议行合一体制，而是实行“六权分工体制”。在中央层面，党中央掌握领导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拥有立法权，国务院行使行政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司法权，全国政协行使参政议政权，中央军委行使军事权。

国家权力实现“分工不分立”，其根本在于党的领导提供了国家权力整合的平台，所有国家机关统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国家权力的实际运行如同邓小平所说：“属于政策、方针的重大问题，国务院也好，全国人大也好，其他方面也好，都要由党员负责干部提到党中央常委会讨论决定之后再去多方商量，贯彻执行。”^[1]

由于党的领导权的统合功能，有效避免了多元政治体制中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问题。台湾地区实行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权宪法”,在行政、立法、司法之外又加上了监察权和考试权，曾经自称这个体系“三权分立、政府无能，五权分工、政府万能”。然而今天的台湾地区，却已经变成“政府万万不能”，究其原因，恰恰在于实现了所谓的“民主化”之后，缺乏有效的权力整合平台，使得五权分工体制变成五权分立体制，[2]有分工无协作，有制衡无配合。

社会权力同样需要整合。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是不平衡的，不同领域的精英垄断着“分散的霸权”，劳苦大众却是悄然无声的弱势群体。资本是现代社会最具支配性的权力，媒体、非政府组织等“第三权力”深刻塑造着现代社会。如何避免公共利益被分利集团捕获？如何避免社会秩序碎片化？如何让无声者的权益得到维护？如果缺乏有效的统合力量，这一切都无从谈起。

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核心领导力量，全社会才能够形成合力，推动国家目标的实现与公共利益的达成。党、政双重体制安排是领导权与执行权的分工，有利于推动目标实现。国家掌握了重要的战略性经济资源，才能促使具有“经济动物”特性的企业也不得不追求整个国家的目标理性。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才避免了公民社会兴起带来的碎片化、分利化问题，而是共同指向国家目标的实现。

^[3]

如何实现智慧治理

政府是智慧还是愚蠢，无疑是政治体制最大的正当性问题。然而，柏拉图在《理想国》提出的这个命题，^[4]似乎已经被当今大部分政治学者所遗忘。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智慧与否最根本的标准有两条：一是能够维护整体利益，而不是以局部伤害整体。二是有长远眼光，而不是鼠目寸光，走一步看一步。

西方式政党乃私党、分立之党、派系之党、轮流坐庄之党。一如当年美国总统华盛顿等政治家所预见的，党派政治造成的国内政治对立与分裂，已然成为代议制政体的致命伤。极端形式就是目前乌克兰、泰国等国的状况，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危机之中；温和形式就是美国等国政党之间的相互拆台，使得政府陷入无所作为的境地。

中国共产党乃公党、合一之党、全体之党、长期执政之党。党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就如同党章规定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是由于中国“政党—国家”的根本制度安排，使得国家除了传统角色之外，有了中共这样一个“国家战略者”，一个“集体人”的替身，不断谋划长远、谋划全局，从而有可能将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做实。

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使得党的决策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并通过一届接着一届的领导班子接续奋斗，推动国家长远目标的不断实现。

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像中国共产党那样，不断制定并实施国家发展的路线与规划。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国家发展的基本路线，各次全会则对中央机构的人员组成、体制改革、党的建设、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重大战略设计作出决策。

而西方选举体制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体制，很难看到长远打算。实际上哪里有长远利益需要打算？有的不过是如何赢取下一次大选的选票精算。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恩格尔要抱怨：“当中国为了下一代而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我们（指美国）的一切计划都是为了下一次选举。” 同时，由于政党轮替，各种政策不断“翻烙饼”，造成巨大的“沉没成本”。

中国共产党的贤能治理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善治之本就是要把最能干的人选上来治理国家。治理中国的政治团队正是中华民族最优秀、最实干的群体，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通过亲身观察感受：正是十几亿中国人中最杰出的分子在掌舵。

“一党专政”是个似是而非的伪命题。中共权力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并没有哪些个人、家族、团体能够垄断权力。党章规定，年满18岁的各阶层先进分子都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领导层的成员则是通过实际的检验才晋升到现在的地位，同时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出生于平民，并无特殊的资源和背景。这与我国传统贤能政治试图从平民中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治理国家的想法，并无不同。当然，如同中国古代官员需要认同儒家基本价值规范一样，进入当代国家治理集团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也是必要的前提。

西方有句谚语：选举是诗歌，治理是散文。竞争性选举体制，确实能够产生充满煽动力的“政治诗人”，但他们是否就是治理国家的最佳人选就要打个大问号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经验讲究的是“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多数经过先治村、治县、治市、治省而后再治国的长期丰富的历练。

正视党的治理危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在跨越一个转守为攻的历史瓶颈。 “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5]

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本身可能蜕变，党的领导作为核心制度安排则面临着两大危机：官僚化带来的代表性危机与主体性消蚀带来的正当性危机。如果能够成功穿越历史的峡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成为长期稳定、定型化的制度安排，并对日益衰败的西方政治制度构成根本性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处于经济社会的核心，由于缺乏竞争对手，很容易蜕化成官僚集团，从而割裂和人民的血肉联系。这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深刻指出的、党的执政所面临的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官僚化危机集中表现为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和特权集团的形成。现实中，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口上念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正经”，实际想的和行的却是“当官做老爷”的“歪经”。当下中国正处于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历史节点。

一旦党变成高高在上的官僚机器，党与政府机构变成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党的领导干部变成“一入衙门深似海”的官员，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鱼水之情就蜕变为官民之间的一堵厚墙和巨大的鸿沟，甚至变得水火难容。从一个充满理想的革命党蜕变成腐朽的官僚集团正是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殷鉴不远。

党的领导永远面临着一个代表性悖论。这是由中国贤能政治的基本差序格局所决定的。如何执其一而御众有？如何保证少数领导众多？根本上是要保证差序格局，始终保持其自上而下递进的代表性与自下而上递进的先进性。官僚化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使得上下隔绝，无德无能之辈借机窃据高位。

唯有牢记：中国共产党再人数众多，再强大无匹，再劳苦功高，一旦失去了人民，也必将成为虚弱无力的泥足巨人。只有始终与人民鱼水交融、休戚相关，始终代表和维护人民，才是党的命脉所在，根基所在。

官僚化危机还表现为党的网络结构逐步失去活力，成为附着在自上而下科层结构的蝉蜕。党的网络治理功能弱化，使得党的领导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日益多元化、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的治理要求。这是一个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轮信息革命深刻重塑政治型态的大时代。党的领导如果不能对互联网时代的潮流及时作出调整和适应，重新激活其固有的网络治理功能，很容易蜕变成僵化的官僚机器，最终将被时代大潮所抛弃。

党的领导所面临的另外一个深刻的危机就是正当性危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已证明，中共治理国家的绩效强于许多西方大国，但是只从实效来证明执政的正当性是远不够充分的。即便上百上千个事实摆在眼前，如果无法说明这些事实的合理性、进步性，仍然会被看成随时可以抛弃的“坏东西”。

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能够屹立数百年而不倒，除了创造了空前的生产力之外，还由于它提供了一套以“自由、平等、民主”为标榜的价值体系，构建了当代资本主义正当性的语体系。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社会主义之道是党的立身之本，是党的治国之基，是党的道义制高点。党的最大领导力在于提供了超越性的理想和价值，故而，在资本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中，得以保持其统御并包容各方而一无所依附的，“依自不依他”的主体性。

改革开放以来，彻底务实主义流行，其消极后果之一是党的主体性迷失和正当性下降。在许多人眼里，社会主义已经逐步变成空洞的说辞，过时意识形态的残蜕。社会主义不能仅仅依靠实效来界定自身，更需要灵魂。有些人天天高唱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殊不知社会主义就是最大的普世价值，就是最大的国家软实力。

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一以贯之，终生为之奋斗。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处于最低潮时，他仍然充满自信地驳斥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了、失败了的谬论，他坚信：“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而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又会为世界上占3/4人口指明方向，这个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

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的今天，在全球人民对自由资本主义日益不满的今天，我们与其依旧拾人牙慧以示开明与“识时务”，不如高举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大旗，以引领21世纪人类政治经济变迁之大潮。

重新激活党的创造力和战斗力

当前，价值上的虚无主义与主体性的茫然失措已经深入骨髓。中共虽然有8000多万党员，但是很多党员未必真正信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只有时刻充满危机感，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解决官僚化危机和正当性危机需要有大破大立的勇气，重新激活党的创造力和战斗力。

“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毛泽东同志晚年对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发生蜕变的可能性深感忧患，但是他试图通过搞大鸣大放的大民主，事实证明这是个错误的药方，给人民、党和国家都带来了巨大的创伤。

21世纪的我们，理应比前人更加聪明、更加理性。解决党的官僚化与正当性两大危机，核心是要解决党作为先锋队组织和国家机构二元属性冲突的问题，实现两者的适度剥离，各行其道，并相互补充。

从根本上要实现两大目标：一是作为国家机构的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要成为依法、透明、规范的现代国家治理机构，并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领导力量。二是将中国共产党重新打造成一个充满理想精神的先锋队。

其一，进一步确立并规范党的领导地位，并考虑在宪法中得到进一步明确体现，将党的领导纳入依法治国的轨道。

党的各级委员会作为国家核心领导机构，要按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加快制定规范党的各级委员会运行的规章制度，实现党的领导权力运行的制度化、程序化与透明化，接受媒体、社会团体、人民群众的监督。

其二，进一步推进党的领导的民主化，实现人民主权与党的领导有机统一。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进一步落实普通党员的选举、协商、监督的民主权利。创新民主方式，让人民群众在各个层面、各个环节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加强群众路线建设、协商民主建设、评议式民主建设，使党的领导始终能够体现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

其三，激活党组织自下而上的活力，强化党的社会组织功能。党的活力下降和党的社会组织功能弱化，根本原因在于简单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式运行。党的基层组织需要重新发挥工作队、宣传队、斗争队的功能。鼓励普通党员在党的新时期方针指导下，根据新时期的斗争任务，组织各种类型的活动，在社会生活中最大程度发挥普通党员的主动性。

党具有社会组织与动员这一看家本领，但目前面临逐步丧失这种优势的危险。作为国家机构的各级党委，确实要避免过多干预社会事务。而作为先锋队的党的基层组织却需要积极介入，从而成为实现社会与基层再组织的核心力量，发挥对社会碎片化的利益与观念的整合功能，推进中国建成包容并高于公民社会的人民社会。积极把握互联网场域的文化领导权，鼓励将基层支部和基层行动委员会拓展到微信、微博等新兴互联网媒体上。

其四，基于当代中国实践，创新中国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当性同样在于其能够提供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国的实践已经对西方的理论与实践构成了全方位的挑战，然而却由于尚未构建出足以和当代中国伟大实践相匹配、与西方理论相媲美的话语体系，因而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沦为借来话语的奴隶；而简单地从经典著作摘章引句又往往脱离当下中国的现实状况。这就需要我们以创新精神推进新的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以当代中国的实践为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选择地从传统文化和西方理论吸取营养，推动中国学派形成。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实现黑格尔所说的使得我们的理论真正属于我们的民族，也才能真正完成精神层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建。^[6]

其五，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让党重新成为理想信念的先锋队。党作为以改造自我而改造世界的先锋队组织，必然要求其党员是具有不断自我修炼、自我完善，并达致自我奉献精神的群体。需要在普通党员中对照党员的标准，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活动，解决思想上入党和党员提高党性修养的问题。同时，解决退党渠道不畅通的问题，允许不认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理念的党员自由退党。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党的建设的“吐故纳新论”并未过时，“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7]兵在精而不必在多，中国共产党需要新一轮的“吐故纳新”，才能保持其蓬勃之朝气，提升其纯洁性与战斗力。^[8]

作为国家治理方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新时代的愚公，作为始终保持其先进性的中国人民先锋队，它的生命力在于始终为人民服务而挖山不止的伟大感召力。

由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所著《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一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经作者授权，本刊特刊发其核心内容。本文由鄢一龙执笔撰写。

[1] 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1989年9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台湾地区虽然仍然是五权宪法架构，但是考试权与监察权一定程度上已经虚化，接近三权分立体制。

[3]参见鄢一龙：《目标治理能力：基于五年规划的中国国家执行力研究》，即将出版。

[4]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1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5]《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讨论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新华社，北京2014年7月29日。

[6]参见鄢一龙：《中国话语的“一体三用”》，观察者网，2014年9月12日。

[7]参见《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138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2013年。

[8]参见王绍光：《要瘦身，不要虚胖；要先锋队，不要精英党》，载王绍光：《中国﹒政道》，146-150页，中国人民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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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皮对话孔丹：坚持实事求是，走中国特色道路（上）

水皮，孔丹

2015-04-02 13:47:01

作为中共“红二代”中的精英人物之一，本刊总顾问孔丹曾先后长期担任光大集团总经理和中信集团董事长。在孔丹主持下，本刊于2014...

一、认识论与方法论

“实事求是认识事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一以贯之的正确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基础，也是古今中外所有取得成功的实践活动的基础

水皮：我记得中信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支生力军。

孔丹：改革开放了多少年，我们中信就发展了多少年。中信的发展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

我的口述回忆录《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提到，2010年12月24日平安夜那一天，我被召回北京。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找我谈话，他说，“你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窗口——中信和光大工作多年，卓有成效”。这是正常的组织谈话的风格。但我注意到他说，中信、光大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它们区别于很多其他的国企。我自己在光大16年，在中信十多年，对此深有体会。中信、光大这种类型的国有企业的发展过程，可以说非常符合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他的认识论、方法论，他的推动方式，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中信的成长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典型的事物。我们今天都在谈顶层设计，习主席多次讲，要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我看最近深改组第七次会议上又提到，要把顶层设计和基层创举、创新也结合起来，要看到基层的力量、人民群众的力量、实践的力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是对中国走过的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历程重要的经验总结。我相信这对下一个30年的发展或者说实现中国梦，是特别重要的认识论、方法论和推动方式。

你前一时期在与贾虹声的对话录里，用了一个概念，叫做站在“此岸”而不是站在“彼岸”来认识问题。我觉得这个提法比较哲学化，最好的表达是“实事求是认识事物”，这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到今天，90多年一以贯之的正确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基础，也是古今中外所有取得成功的实践活动的基础。

水皮：提到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你能否讲讲二者的区别？

孔丹：所谓顶层设计和基层的创造力的关系，是指高层、领导层与群众、基层之间的一种关系，而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是更高层面的关系，它强调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如果顶层设计不能从实际出发，而是离开了实践的需求，就会出问题。

假如大家一起在社会实践中、在江湖上，不管是哪派的武功，到底什么样的认识论、方法论是最重要的？我想先说说这个事。

水皮：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更欣赏摸着石头过河，至少从现阶段来讲，这个指导原则不能丢？

孔丹：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总设计师小平同志表达过，陈云同志也有这样的表达。他们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但不是很了解具体该怎么做，也不是很有把握做好这件事情，我们就必须扎扎实实的踩住应该踩住的支撑点走过去。可以允许试错，比如股票市场，小平同志说了，如果出错了怎么办，那就把它关掉。这表明，我们改革开放可以试错，可以改正，可以调整，甚至于如果有机会可以将迈出的步子往回撤一步。我看了你与贾虹声的对话，你与他的讨论，对他的首肯，我都赞成，那也是我崇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二、历史与现实

人们可以有政治上的不同倾向，采取正确的认识路线是第一位的。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是我们能够不断迎接各种挑战的根本。解决问题要在此岸，跑到彼岸解决不了问题，要从我们自己的现实出发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写出《实践论》和《矛盾论》等优秀著述

水皮：你和秦晓的争论受到社会关注，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呢？

孔丹：这个讨论是在告诉我们，看问题不要离开实际，比如要研究中国问题总不能从欧洲说起吧。我与秦晓的争论，是老朋友之间发生的争论，而争论的内容，正是实事求是这个焦点问题。我认为实事求是的认识论、方法论，是在实践中我们能够一以贯之的体会和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都要按照实事求是这样一个认识路线来进行。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大体分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其实是28年，1921年到1949年夺取了政权。关于这个过程，我们当有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对于我们党在夺取政权中间发生的问题做了非常明确的结论：那些错误的路线就是离开了中国实际。这里主要是讲王明的左倾路线，造成了共产党在红区95%、在白区几乎100%的损失。它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如果你看金一南所著的《苦难辉煌》一书，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所走的这条道路有多么艰难，贯彻其中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不是盲目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挥，也不是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一些结论性意见，而要按照中国自己的实际，发动农民，把农民作为一个重要的、根本的依托和依靠的对象。这是看着简单其实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因为马克思主义直接的表述和共产国际给我们的指示，都是依靠工人阶级。中国革命如果要按照这条路走下去，我们今天有没有人民共和国，是个极大的问号。所以中国革命赖有毛泽东同志，他没有留过学出过洋，守在中国的土地上，摸着石头过河。毛泽东怎么能最后成为领袖，站在这样一个高的位置？因为他将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是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其实这一理论的概括和总结，在延安的窑洞里就基本完成了。

毛泽东在到延安之前就一直在实践中思考。他在延安的窑洞里进行了深入思考。你可以想象，当时那些穿的像伙夫一样的一批中共的领导人，花了很大的功夫锤炼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认识论。《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最有代表性的优秀著述，都是在窑洞里面写出来的。中国革命中错误路线的惨痛的教训，让共产党人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把全党带到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扎实地按照中国的实际，发动组织革命军队，依靠人民大众，跟获得西方和城市大资本支持的国民党进行艰苦的斗争，并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仅用不到4年就把夺取政权的问题给一举解决了。

对此究竟怎么来理解呢？我理解首先是有正确的顶层设计。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要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等阶段的持久战理论，这一理论所认识的，正是中国那时的实际。在共产党来看，在革命斗争中教训可能比经验还多。从失败的教训中得来的认识，可能比从成功的经验中得来的认识更加宝贵。这是一种体会。在苦难的辉煌中，苦难是很具像的，有成千上万的烈士。我是江西人，江西有名有姓、无名无姓的烈士有几十万人。

水皮：经历无论是正确和错误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孔丹：经历了各种正确和错误，毛主席建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战略路线。应该说这是极其宝贵的一个认识过程，那就是从实际出发，其实也是真正的科学认识。科学认识并不都要有严密推理，但都要符合实际，这与自然科学一样，必须要符合研究对象的实际，必须经过验证，这样才站得住脚，否则就只能是某种假说。

前一阵，人们举办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1周年的活动，大家谈到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同时也总结他的教训，这就要提到第二个30年，就是1949年到1978年。做这样的观察分析其实还是要从实际出发。农村的土地改革、农村合作化运动，然后是工商业改造，党内的三反，党外的五反，这些都是共产党“进京赶考”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新中国成立，陈云同志出来对付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基础上，在遭受外界封锁的情况下，要开始自己新国家的建设，还遇到了两个阵营的问题，遇到了朝鲜战争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我觉得毛主席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一开始走得比较稳。他还是有顶层设计，有战略视野的。我的看法是，他在运作的时候，渐渐离开了中国的实际。

对此如何评价？在我的那本回忆录里，说到这第二个30年，我总结了两句话，我估计左边的朋友也要骂，右边的朋友也要骂——叫做“政治浪漫主义，经济浪漫主义”。

1957年反右，大跃进，为了建设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肯定要有很多必要的措施，包括把生产能力集中起来搞国家建设等等。但也的确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包括大炼钢铁，还有三面红旗，就一般意义上看，应该说这些口号不是不正确，但是它离开了中国的实际。

水皮：还是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孔丹：因为着急，因为想用十五年时间超英赶美。人民公社的普及速度更厉害，这本来是为了解决农村问题。人民公社后来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在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困难以后的一次调整，即“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调整。

1959年，我跟我父亲一起和小平同志同坐一个专列去中国南方。我们到广东看一个展览，看到一只形体巨大的猪。我十分好奇，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猪。那应该是给猪打气打出来的吧。当时展会现场报告说“我们养了一只牛一样大的猪”。我一直记得那个情形。

从这件事可以说明，毛主席那时很想到“彼岸”那边去，但实际却还在“此岸”，还得摸着石头过河。庐山会议后，又把这样的经济浪漫主义带到了政治领域。后来又发生文革，我认为那是一种以政治浪漫主义解决产生修正主义的可能性。

今天，我们党反腐败揭露出的种种现实证明，党在变质，这句话能不能说？党在相当大的层面和范围是变质了，不再以人民的利益为皈依，为出发点。腐败分子是以谋取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上至周永康这样的常委，下至小吏，很多人不再遵从共产党的宗旨了，那不就变质了吗？按照这样的一个状况，当初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否有其一定的防范的思考在内？

我的看法是，毛泽东在战略思考层面，他的认识——他不是有一个提法，叫“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吗？从发动四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直到发动文革，他有战略思维，但是他做的事情离开了实际。他在党内打击刘少奇、邓小平等很多老同志，造成坏人钻进来争权夺利。对此，左边的人会说，对毛主席，你竟敢做这样一种矮化；右边的人会说，他岂止是浪漫主义。我觉得某些人对毛泽东的否定，到了一个穷凶极恶的程度，完全无视历史事实，甚至把毛泽东跟希特勒相比，这是一种极端的错误认识。在当时那样一个发展历程中，遇到那么多挑战，假设不发动文化大革命，应该能找到一种方式，防范共产党不要从根本上变质。

水皮：这应该是一个对制度性问题有清醒认识并加以调整变革的方式。

孔丹：如果从大国博弈的角度看，毛泽东当时的说法叫反修防修。防止自己和平演变，不要变成一个不是为人民，而是为少数人的这样一个政党。毛泽东有他的顶层设计，他觉得那样做能解决问题。比如说当时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他离开了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离开了从实际出发，到彼岸去了吧，反正没在此岸。但我们讨论和研究问题必须在此岸。后来我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这个说法指的是因为它给了我们全党一个深刻的教训，一个反思的机会，让我们知道，由于领导人错误的认识和决策，这个国家一度曾被文革带到整个社会濒临崩溃的绝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正确的认识路线，把“两个凡是”，把那些教条主义式的照炒照搬，都纠正了。那个时候不直接说毛主席有错误，而叫全面准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对此非常慎重。前不久播出的反映小平同志生平的电视连续剧，不管引起什么争论，那段历史就是这样，他要面对党内的现实。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内形成高度统一的认识，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并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表述使我们共产党再次回到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上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民族复兴、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事业，是一种具有历史担当的表现。这个历史担当，从毛泽东青少年时期在《湘江评论》上所表现出的那种激情，就已经能清楚看到。那其实也是在中国积贫积弱、几乎被列强欺负到亡国灭种的历史背景下，无数志士仁人的追求和努力。实事求的认识路线，是我们能够不断迎接各种挑战的根本。解决问题要在此岸，跑到彼岸解决不了问题，要从我们自己的现实出发。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理论，实践性应该是其最高的品格。也就是说，那些脱离实际，或者是制造出来用以观瞻的理论，最后只能束之高阁，都解决不了问题。各种各样的理论，要能解决实际问题，能从实际出发，这才是站得住脚的理论。现在大家在舆论场上有很多的争论，有各种门派。我把自己定位为实事求是派。我谈不上是什么左派、右派。人们可以有政治上的倾向，但我觉得，采取正确的认识路线，是第一位的。

三、理论与实际

有些人试图以西方理论体系，甚至以美国模式来解释中国的实践，然后提出其中的问题，再试图以西方的理论或模式来解决问题。有些人把共产党放在所谓的全民一人一票的选举框架里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这种所谓的合法性，目前在中国社会里被相当一大批公知作为流行思维广为宣传

水皮：现在中外理论界搞经济学或政治学研究的人，实际上都还没有成熟的理论，能够对中国过去特别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走了一条如此独特的道路。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30多年取得了高速经济增长，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找不到一个现成的答案，中国的学者也找不到现成答案。我们曾说，如果谁能给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做一个合理解释，他一定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此重大的一个实践，你强调这是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的，我对此很有同感。过去几年，人们开始不断强调顶层设计，这其中有一个潜台词就是，大家把摸着石头过河看做是一个已经过去的阶段，认为现在需要进行顶层设计了，否则很多问题解释不通。这实际上都是对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得出的认识。这样对照，的确会解释不通。孔总，你现在搞智库研究，对于所谓顶层设计，你是怎么考虑的？你觉得中国的未来，包括社会制度、政治制度能不能设计出来，能不能按一个理想模式设计出来，并在理论上也解释得通，又具有操作性？你觉得这个时机现在成熟了吗？

孔丹：谈到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设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离不开关于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这在推崇西方宪政的理论体系里是本体论的认识问题，是没有经过某种流程的问题。但实际是否如此呢？如果争议这个问题，我的立场是，这是历史和实践的一个选择，是一个特定的制度安排，而不是经过某些人在设计室里设计出来以后，让人们去照样做出来。西方也是跟着自己实践走到某个地方，再提出那些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之类的理论。

水皮：照这个理论体系来看，君主立宪是否是落后愚昧的一种概念？但很多国家依然是君主立宪，这好像与现代国家的治理理念完全格格不入。例如拿美国体制来做参照系的话，那完全就是反动的一套。但它在世界上那么多国家，继续维持其存在的生命力。

孔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看你肯定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肯定也在这里面看到各种不同的认识和立场。

的确，有些人试图以西方理论体系，甚至是以美国模式来解释中国的实践，解释我们的过去，然后提出其中的问题，再试图以西方的理论或模式来解决问题。我跟坚持这些理念的那个朋友说，你有两个虚无主义，一个是历史虚无主义，一个是民族虚无主义。比如他认为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想解放，被救亡运动阻断，他认为历史不应把那种好的发展过程阻断，否则就是一个历史的反动。这种认识是一种很特别的学理。再有，他认为邓小平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又被我们政府的“发展主义”给阻断，那又是历史的反动了。所以要找到正确的未来发展目标，就得走另外一条路。我认为，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至于对富国强兵这样一个提法他都要批判，他这是走到哪里去了？不是民族虚无主义吗？所以我说，你阁下站在这样的立足看问题，实在是西方价值观原教旨主义、西方政治观原教旨主义、西方经济观原教旨主义。我这种概括，虽然并不希望标签化，但这属于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难道西方的理论和实践里面没有可以借鉴之处吗？我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比如宪法，强调依法治国，虽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有各种法律体系，但我们要有一个现代的结构体系的设计，这算不算是一种顶层设计？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他没有顶层设计吗？是有的，也有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不能把共产党放在所谓的全民一人一票的选举框架里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这种所谓的合法性，目前在中国社会里被相当一大批公知作为流行思维广为宣传。

水皮：但这个思维，真的是对社会公众很有蛊惑力。

孔丹：从很多历史的现象看，一定时期内民众被蛊惑是存在的。德国的纳粹主义是这样，日本的军国主义也是这样。人们可以看到，一些民粹性质的东西，往往造成历史的大曲折和反动。它用一种有吸引力的口号，或许也能解决一些现实要求，比如解决德国在一战屈辱之后的复兴，比如满足了草根阶级改变现状的诉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们未必马上就有很准确、很有把握的顶层设计，但我们可用渐进式的方式来处理改革中面临的问题，我们也要跟中国的实际反复对照来看。我最欣赏十八大的一句话：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说，要沿着已经走过来的正确的路坚持走下去，也要沿着这个方向进行改革。不要走回头路，不要走歪路，其实这是个非常高的要求。总的来说，你刚才提到的这种状态，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读研究生时，我曾有机会由福特基金会资助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但后来去了张劲夫同志办公室。如果我有那样一个人生历程，我可能会接受较系统、规范的西方经济理论，而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思想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

我希望我的这个想法能被人们所理解，那就是，真正具有实践性的理论，才适合中国。

水皮：你的意思，不能太理想主义。

孔丹：太理想主义，就会脱离中国的实际。

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脱离，就是对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选择认识不足。习总书记已经多次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一个现实基础，中国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往前走。

水皮：实际上我们是在中国现实的政治环境中讨论这个问题。

孔丹：所以，通过反腐败这个正在路上的重大举措，你可以看到共产党有了一些什么变化。从1921年那个挽救中国危亡的中国共产党，走到1949年，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有些批评者认为，中共还是革命党。然而中共在执政这是一个现实吧？我引用马克思的表述，无产阶级要把自己组织起来上升为统治阶级，这个概念从法理上说是站的住的，它不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意思。我们其实是统治阶级，为什么要用一个话语框架来说我们不是统治阶级？

但如果党在执掌权力的过程中发生变质，脱离了人民，脱离人民就是脱离社会主义。所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认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要让共产党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本质，这是一种顶层设计。对我们这一代人有很深影响的观念，就是党不能背离人民，不能脱离人民。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出发点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中国和平演变。这个理论是有其认识上的基础。他说既然如此，就要发动文化革命来解决问题，发动人民来解决问题。但是他找到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了吗？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讲，是在那些人的影响下，导致文革发挥了错误的作用，连一句都没有讲毛主席当时的战略思想有问题。可是做下来的结果呢？导致整个中国社会经受了十年浩劫。

有些年轻同志曾批评我，说你也不能因为文革中你家里受到冲击、你们就对文革否定。我说你们是大错了，我们这些人包括我的父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持跟着共产党走，都没有动摇，认为共产党没有资格领导中国了。中国共产党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其中少数人是有罪行的，比如后来对四人帮是按照罪行来处理的。说毛主席后来脱离了中国实际，但这过程中其实也有符合实际的一面。这很复杂。比如中国的一个现实问题是，腐败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但中国经济正是在同时获得高速发展和繁荣。

四、反腐与治国

我们今天还在反腐路上，还正处在从“不敢腐”到“不愿腐”再到“不能腐”的路上。要让共产党自己习惯于执行法律，而不是习惯于超越法律

水皮：至少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不是还没找到长治久安、保证这个肌体健康运营的一种机理？

孔丹：我的看法是，无论看历史还是看今后一个时期，无论看国内环境还是国际环境，无论看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还是大国博弈、地缘政治，你刚才提到的机理问题，可能正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应该有所交代的问题。

在刚才我们所讨论的那样一种历史条件下，有谁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前进？比如二战以后，西方输出民主，最先是在其以前的殖民地像印度。后来有一个时期，就是福山所说的所谓“历史的终结”的那个时期，那个时候，西方大量输出民主，即推行所谓普世价值——普世价值这个词是日本人最开始用的，日本人有一段时期把它围堵中国的外交叫作普世价值外交。价值观外交，它认为中国跟它不属于同样价值观的国家，并以此来围攻我们，如此狂妄自大，出乎人们意料。

它的价值观外交，有没有一个历史的验证，就是采用他们所谓的民主制度取得了社会进步的成功？我最近一段时间已经推动了一个研究计划，其中包括组织一个关于西方输出民主制度的案例解析。可以一个一个国家来，从拉丁美洲到非洲、亚洲，到东欧乃至所有的国家，看有没有真正成功的案例？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引用我习惯认知的一个决策学原理，我始终认为，所有的决策都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不能用决策学来阐释，我用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来阐释。“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抽象不抽象？其实很具体。就是在其还有基础、有条件、有需求的时候，就要两利相权取其重，历史也是如此。人民有很多的意见，但你说，现在我们搞一个农民党，再搞一个工人党，再搞一个知识分子党，再搞一个叫资本家党，也可以叫工商人士党，我们搞四个党，跟共产党来搞一次竞争，把这个意见给大家公示一下怎么样？关于历史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至今，犯了多少错误，付出多少代价？它让党和国家、社会出现很多困难和挫折，但是它一直在努力的来应对各种挑战。

我是1965年入党的党员，够资格叫老党员了。我也是中国人民一分子，我也希望看到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共产党，也不希望有一个百弊而无一利的共产党。怎么办呢？历史的选择是取其利，我们就应该努力地限其弊、去其弊。这也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宗旨。这一宗旨坚持了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制定法律框架，共产党要在这个法律框架内活动。王岐山同志说过，党纪应该比法律还要严，谁如果违反了法律，那就首先是违反了党纪，你就不是共产党。

我觉得反腐和我们发展经济是一样伟大的历史事件。共产党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在人民面前有些事情会让我们感到羞耻。我请一些学者讨论问题时，他们戏称“贵党”。我只好说，“鄙党”确实有问题，鄙党的弊之重，几乎成了心腹之患地而非肘腋之患。肘腋之患还可以应付，发展到心腹之患，医治起来就不容易了。共产党这个所谓变质的问题，一些党员无视法律、无视党纪、没有底线的问题，说明了什么？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要把权力关到笼子里。没有笼子限制的权力，从罗马帝国到今天，所有的例证都证明，没有笼子限制的权力一定会导致腐败，一定会变质。

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成功解决了腐败问题，因为从很长时间以来的腐败到今天，今天还在反腐路上，还正处在从“不敢腐”到“不愿腐”再到“不能腐”的路上。这条路最后怎样走下去？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共产党的活动将会被限制在其领导制定的法律框架内。需要说得重一点，要让共产党自己习惯于法律，而不是习惯于超越法律。我们有一些领导，像薄熙来、周永康他们，不把法律当回事，无法无天，成了权力的一种放纵。所以，反腐败的意义可以和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大业一样伟大，应该同步。否则，我们还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我们这个国家还能不能追求成为一个真正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社会，我们共产党是不是还有资格领导这个国家和人民？这些问题就会被划上极大的问号。

你共产党在台上说，我们要领导国家和带领人民前进，人家说，你看你这个样子怎么领导？共产党还不认为这是挑战吗？怎么办？中纪委的领导同志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先治标就先退烧吧，都快烧死了，因为没有底线啊。

那好，先退烧，退了烧还得说病根在哪儿。有一种药方开出来了，三权分立，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这是往美国制度走了。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各代表一方面利益诉求。这可以设计，设计出来以后，大家一起来吧。试问这实际上行得通吗？

现在有很多的论述讲到良政劣政问题。王绍光主编的那本书《选主批判》，不是对民主的批判，而是对选主的批判。国外的学者们谈到多党制选举制度往往造成很多伪命题，比如对人民的虚假承诺，大家为了所谓政党的利益，无视社会的需求。我曾亲耳听到美国的一个前任财政部长盖特纳在新加坡说，美国在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很长时间就没有做过正确的事情，不断做错，好在还比较幸运，终于还知道做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中国很快就找到应该如何应对问题的办法，而且由于中国有强有力的行政系统的推行，所以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历史没有机会选择一个有百利无一弊的政党来管理我们的国家。历史也证明我们共产党有能力解决问题，我们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终于走过来了。我把信心建立在我们已经克服了困难，吸取了教训，可以前行的基础之上。但我们还要坚持实事求是，无论讲多少大道理，最后要解决的还是实际问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表明了共产党应对挑战的一个根本态度。整个社会的运行规范、治理，都需要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是什么？在这方面共产党自己要做好反腐和依法治国这两件本质上二而一的事。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关于你提到的机理问题，我们还不敢说只顶层设计这一个机理就可以把问题都解决了，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每一件事情都应该从实际出发。

五、选举制与合法性

国家的历史也有运数的问题，我们党应该还在运上。大多数精英还是在共产党内，大多数人还是希望共产党领导中国走到正确的方向上去，很多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关头都会有一个最重要的历史人物。我们最高领袖应该非常坚定，有历史眼光。最高领袖带领这个精英的队伍，毫不动摇，坚定地一路走下去，这既是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的信心

水皮：其实任何国家的治理，不管是几党制，也不管是否轮换执政的方式或选举的方式，最终都是社会精英治理国家的过程。美国政党以国家治理为己任，已经形成家族的概念，布什家族也好，克林顿家族也好，两党之间的轮换，是这些家族的轮换过程。中国很多的问题就在于，革命成功后没有转变革命党的思维，还是用革命斗争手段解决党内和人民群众内部的很多问题，包括文革就是这样。执政党的思维（看制定的政策），是用制度来制衡。在这方面，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确做了很好的尝试。

关于顶层设计、中央高层可能还会有一个设计过程。很多国家的政体，最终都有一个象征权力的人物，比如英国的女王，在中国可能就抽象成共产党。知识界如果拿国外的那一套体制来对比，就没法给共产党这个执政党的合法性地位找到可以解释的理论。国外要么实行选举制，要么世袭制，我们既不是所谓传统意义上的选举制，也不是世袭制，那到底算什么？

孔丹：我们可以通过描述自己，把事实讲清楚，这个问题就有了答案。

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关于国家治理已经做了顶层设计。政治协商会议是第一步，首先要把各个民主党派，各种力量团结起来建设新中国。然后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大跟着走下来，有了国家治理结构，后来设了国家主席，不是就有了国家治理结构吗？你刚才那个说法，很有味道。要解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毛泽东的办法就是革命。

我说毛泽东政治浪漫主义、经济浪漫主义，我所说的浪漫主义就是脱离实际，就是乌托邦。我认为，我们从头到尾一以贯之的正确东西，就是实事求是。我们出问题的时候，就是与实事求是的原则背道而驰了。用所谓“革命”的方法解决不好执政党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广场革命、颜色革命，都是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假革命之名售其奸。中国在1989年就预演了一次。

这次香港占中我去看，他们真是年轻啊，大概都是九七回归前后出生，他们读书受教育的时期都应该正好在九七之后。我觉得要把希望寄托在顶层设计上面，但这不是说现在已经有一劳永逸的办法。你刚才说，我们共产党是不是一个权力的抽象。其实共产党相比抽象还是很实际的，是一个权力架构。为什么坚持党指挥枪，为什么对军队国家化会强烈地表示不能容忍，其实是担心发生有些国家情况。所谓军队国家化，就意味着军队独立性的存在。

水皮：这更可怕，像现在泰国一样，没法弄。

孔丹：我跟别人谈到这些问题时，很多人就谈他们的不同看法。我说，我没有说共产党十全十美，我要那样说，人家说你孔某人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实际上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有多严重啊。

水皮：目前中国的绝大多数精英人士都在中国共产党内，这是不用质疑的。

孔丹：你这个判断我也特别赞成。其实当你不能解释某个问题的时候，可以出一个题目，先把事实描绘出来，然后再努力解构它，看到它的正面，也看到它的负面，再思考怎么去发挥它的正面，怎么去克服它的负面。这就是一个冷静理性的共产党员的思维。

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在2014年“二•一七”讲话里强调，改革的总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表述立意高远。

水皮：对这个表述你是怎么理解的？你曾经在香港待了很长时间。

孔丹：我们要解决腐败问题，现在不用霹雳手段肯定不行。中央说要有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啊。现在讲治标，就要有治理腐败的决心。难道腐败现象能让它循环往复吗？只有一条路，就是让我们整个治理体系和机制真正行之有效地建立起来，不再运用文革那样的方式，或是一套完全抄自西方的东西，而是按照权力架构的制约机制，将来形成我们党的依法治国之路。我们最高领袖应该非常坚定，有历史眼光。很多国家历史上也是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在历史重要的关头，带领着这个精英的队伍，毫不动摇地走过一个历史时期，十年，二十年，就是那样一种方向，一切都在轨道上，坚定的一路走下去。这既是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的信心。什么是信心？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我特别赞同，大多数精英还是在共产党里面。大多数人还是希望共产党领导中国走到正确的方向上去。大多数共产党人看到现在这种腐败，都深恶痛绝。这是一个现实，而不是像流行的说法，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是谋求私利，一塌糊涂，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水皮：共产党的价值观就不是这样。

孔丹：共产党对自己的改造要面对一个双重人格的问题。久而久之，很多人开始说一套做一套，一些人表面上一套，私底下又一套。消除这种现象要有一个过程。我觉得国家的历史也有运数的问题，我们党应该还在运上。

从中国实际出发并不是空话，顶层设计不能脱离中国实际，顶层设计应该特别加强总体、宏观、全面、系统的概念。顶层设计不能仅仅是画好这张图，图画好以后就可以收工了。有人最近在批“摸着石头过河”，我在改革初期说过，改革是在一个沼泽地里行进，很多地方都是陷阱，每一脚都要小心、慎重，而不是简单的向着远方目标跑步前进，那样我们这个队伍可能就毁灭在沼泽地里面了。后来有人说，孔丹提出沼泽理论，我说我没有什么理论，我是看那现实就是这个样子，那时的现实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