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某日，美国总统前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该组织的中国籍总裁签署一份达成救助贷款的一揽子协议。”这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阿文德·萨博拉曼尼亚于同年出版的著作《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阴影下》开篇描述的场景。

2011年9月17日，纽约华尔街遭遇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抗议。尽管每年在美国都会发生数以千计大小不一的各类游行，但有两个重要因素使这次抗议活动体现出不同寻常的意味：其一，此次游行直接针对的是作为美国乃至世界金融资本标志的华尔街，并以“Occupy Wall Street”(占领华尔街)为目标；其二，游行中明确出现了“Abolish Capitalism”（消灭资本主义）的标语，游行者甚至呼喊出“现在就革命”的口号。这对于无数曾经怀有或至今仍留恋美国梦的中国人而言，尽管已经时隔三年多，但依然构成巨大的心理冲击。

美国霸权危机及其根源

如果我们将此次金融危机置于更广阔的世界资本主义谱系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1973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间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1873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以英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存在某种耐人寻味的相似与对应关系。

在1873—1896年的欧洲经济大萧条期间，伴随着严重的通货紧缩，资产价格与资本利润率持续下降，以致让人怀疑经济体系难以为继。1973—1993年的美国经济长期低迷或持续停滞，是1965—1973年盈利能力危机及作为其基础的生产能力过剩的自然延续。1873—1896年的大萧条与1973—1993年的低迷停滞，二者都体现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盈利能力的持续下降，其主要原因均在于资本主义后发国家寻求并实现对于领先经济大国的赶超。然而，这只是处在衰落中的世界资本主义霸权中心利用金融特权暂时恢复其盈利能力的权宜之计，它不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制造业生产能力及现实生产过剩的问题，还必然助长由于金融扩展所导致的资产价格高企和过度投资。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资产泡沫一旦破裂，将吞噬此前积累的盈利能力，引发整体经济的螺旋式下降乃至经济衰退的自我强化。

自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确立并逐渐依照其逻辑塑造世界格局以来，发生过两次重大的霸权转移：1648年通过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达到顶峰的荷兰霸权，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漫长过程，最终全面完成向英国霸权的转移；而1873—1896年的经济萧条可以视作开启了英国向美国的霸权转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全面取代了英国的霸权。霸权转移几乎遵循着同样的模式：首先，霸权体系在其扩张过程中引发了大国斗争的激化，霸权争夺者在其活动的边缘地区出现；然后，霸权主导者原有的经济、军事优势逐渐弱化，并遭遇危机，衰落中的霸权通过其主导的金融扩张暂时性地化解危机，直至危机以更猛烈决绝的方式爆发，导致现存组织解体；最终，新的霸权在经济、军事上取代老霸权，并在老霸权影响最大的金融领域也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进而开始重建世界秩序。1965—1973年的盈利能力危机显示出美国主导的霸权因内部结构变化而遭遇重大问题。1973—1993年的持续低迷停滞则表明这一问题已逐步演化为体系危机。90年代中期美国通过大规模金融扩张引发资本市场的空前繁荣，但这种由金融资本主导的繁荣反倒进一步强化了制造业的空心化倾向及其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依赖，进而模糊了产业资本的自我意识。由于大量新型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工具的创设，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背离程度远远超出当时所能想象的极限。这就决定了由此带来的空前繁荣必然意味着空前泡沫和泡沫破裂后的空前危机。

当霸权遭遇危机时，由于其满足于享受既有霸权体系赋予的特权，因而既无法进行有效的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趋势，又无力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以克服危机。这是霸权危机进一步深化、并最终导致霸权体系瓦解的核心原因。相较于之前的霸权国家，美国都更快、更深地成为债务国，并严重依赖于从其他国家及国际机构获得资金支持。这决定了霸权作为一种“通过从属群体认同而获得额外权力”的特质。美国必须不断向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大量购买其国债、为其提供资金融通的国家，展示其在全球经济中独一无二的中心地位，展示其军事、政治存在对于世界安全的不可或缺。如果说西方意义上以罗马为代表的帝国，从来都需要为自己不断寻找乃至制造敌人而获得不断扩张的动力，那么美国则信仰并实践着一种基于敌友划分的带有本体论性质的政治神学，这种神学的深处，恰恰是与经济利益、经济诉求紧密相关的。

美国霸权的衰落与终结

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霸权危机信号的出现，原本潜藏在世界政府理想外衣下的利益诉求越来越清晰直白地显露出来。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表明美国在贯彻其意图中遭遇了无法克服的困境，从而明白地宣告了其霸权的内在局限性。小布什无视联合国的存在而恃强出兵，发动伊拉克战争，标志着美国不但在事实上也在名义上，从罗斯福意义上的世界国家彻底退转为以武力征服、利益扩张为特征的传统帝国。而它无力维系战后伊拉克局势的稳定，乃至造成国内巨额财政赤字，并进而引发整体金融危机，更表明从帝国的角度而言，它也是衰弱而不称职的。它非但没有给世界带去它所宣扬的安全稳定，反而成为了威胁世界其他国家安全稳定的罪魁祸首。

在此美国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与荷兰和英国相比，美国的霸权更依赖于从属群体的认同，因而美国需要不断发动针对“邪恶敌人”的战争，以证明自己对于世界安全稳定的不可或缺；而这样的战争（以越战和伊拉克战争为代表），恰恰导致世界各国对美国的普遍恐惧、厌恶，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它们对美国霸权的认同。美国的一系列行动表明：试图巩固强化霸权的战争，变成了对于这种霸权最有力的打击。对帝国身份的强调，正意味着帝国的黄昏。

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利用美元的世界贸易结算货币地位，在基础利率已基本无下降空间的情况下，通过量化宽松的方式向市场持续增加美元基础货币供应，以向全世界征收美元铸币税的方式，消化金融“有毒资产”、化解金融风险，并将成本转嫁给世界其他国家。在其政治道义资源因伊拉克战争严重受损的情况下，这样的作为意味着美国全面放弃霸权拥有者所应承担的责任，转而利用在世界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绑架包括其长期战略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以维系自身利益。这已经不再是霸权意义上的引导，而是不顾及长远后果的勒索。在此意义上，美国尽管仍是一个对于当今世界诸多领域拥有决定性影响的核心国家，却已经不再是作为以引领为标志的霸权国：它由霸权退化为“非霸权支配”。就霸权结构及历史而言，美国霸权事实上已经终结。

新世界体系中的中国与美国

对于后美国时代的世界体系的领导者之讨论，几乎无可避免地涉及中国。西方学者对以往霸权兴替史的考察显示，新的霸权将体现出比旧的霸权更高的组织能力、更大的体系容量和更高的体系活性。英国之于荷兰、美国之于英国，均体现了这一原则。这意味着，要取代美国成为新世界体系的领导者，其经济体量与活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领土面积、人口、资源均不应明显低于美国，进而，应在上述指标至少某几项中明显超越美国。

西方忧虑的核心是，担心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儒家文明联合伊斯兰文明挑战西方文明。与之呼应的是，约瑟夫·奈直接在美国国防部报告及附属文件中，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界定为冷战后最令人堪忧的发展。

如果说在西方人的忧虑与中国人的质疑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便是他们都不相信，中国能够开拓出一种新的、不同于美国乃至西方既往经验的、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具有示范意义的成功发展道路。这也正是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述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使命。这种理论应既能有效解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解释创造这一经济奇迹的当代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时代的相续和内在联系，进而将完成现代转型的新中国与前现代的传统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更要能将中国及以其为代表的东亚体系放在自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与文明史视野中加以考察，从而探寻现代性从西方向东方的演进甚或回归的轨迹与规律。

中国道路的历史与现实

中国自1978年正式开启改革开放的路径并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究其原因，内在而言，中国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三维市场体制”。这一体制有别于在常规西方市场经济中扮演监护者角色的政府与竞争性的企业之二维结构，而由战略性的中央政府、竞争性企业和竞争性地方政府三大主体构成。在中国的体制中，地方政府不但承担着一般性的政府职能，更直接作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活动。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通过横向竞争，促进本辖区内经济发展，产生了与其竞争性经济主体地位相应的超常投资力。外部而言，自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通过金融虚拟化与经常性的货币超发来取代实体产业的发展，以维系国家核心竞争力，造成其金融市场急剧膨胀，美元也实现了从货币符号向独立商品属性的转换。在中国全面实施改革开放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间的近30年时间中，中国的超常投资力与超级产能恰对应于美国的过度消费与通过货币长期超发形成的超常购买力，通过中国的产品出口换回美元、以统一的外汇管理系统集中、由美国的金融市场返借回美国这一利益交换机制，两国经济构成了罕见的互补性战略配对。

这一战略格局的形成，就中国而言，得益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能吸收、容纳并消化超大体量资本，并能提供具有较高资本回报率的生产力与劳动者；二是有一个融高度权威、统一意志的中央领导与高度自主、富有活力的地方于一体而各得其所的国家制度。而此二者，均与毛泽东时代的发展路径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

改革开放后，比较优势理论几乎成为对中国经济发展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资源。无论这一理论的外延如何变化，其核心总是认为，对于任何一国（地区）而言，与其他国家（地区）依据各自占优势的要素和资源禀赋进行互补性交换，符合其最大利益。如果不带偏见地依照比较优势理论解释这一现象，则恰恰必须走向当初结论的反面: 中国在参与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分工与贸易过程中，所拥有的最具优势的资源禀赋就是其现代生产力和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庞大劳动者群体，此二者建立在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教育、研发体系基础之上。这种毛泽东时代所积累起来的、因缺乏足够消化方式而长期处于被压抑状态的巨大生产力，在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过程中，通过三维市场机制被集中释放出来，从而成功吸引了外部超常购买力的持续流入。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不久，毛泽东就对苏联式的以中央计划指令为核心的计划经济体制表示质疑，并开启了一系列突破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探索实践。这些探索使苏联式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被一种高度地方分权情势所取代，进而导致中国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有别于苏联东欧式的计划经济结构：在所有制结构中，除全民所有制外一直保留了大量的地方集体所有制成分；依托以人民公社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与以供销社为核心的商品流通渠道，发展扶持了一大批“社办企业”，它们成为乡镇企业的前身。这一切使得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比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同类尝试具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这种立足于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分权化实践，构成了后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维市场体制”。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被裹挟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开始了极其艰难的现代国家转型。由于缺乏现代国家所必需的组织生活传统，因而中国社会的组织化——现代化路径，是通过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组织化，进而推动社会组织化。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

中国道路：一种新的可能性

自16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始终以霸权的兴起、扩展、竞争、交替为主线。在此体系内继承霸权，不必改变体系的基本结构与核心价值，而只需做与具体历史境遇相应的内部调整。而要超越这一霸权体系，必须从根本上超越与之同构的既有世界体系。这无疑是真正的巨大挑战。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并且承诺永不称霸。中国要做霸权的超越者，必须进行比之前两次绝不轻松的第三次能量跃迁，从而彻底摆脱既有世界体系对于自身行进轨道的拘束，并将这条新的轨道拓展为一个可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的多维空间。

这个新的空间必须能够容纳旧的世界体系之一切成员，并为之提供更为丰富广阔而公平的发展可能。政治上，原本依托于有形之国家疆域，依照资本、暴力的原则确立特定利益范围，以征服、压迫为核心诉求的“帝国”，被建立在文明认同基础上，以推己及人、和而不同为原则，以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为旨的“天下”所取代。经济上，确立政治原则相对经济原则的优先地位与主导作用，将资本逻辑纳入政治逻辑的统摄之下，在承认利益对于人类社会驱动作用的同时，高扬超越私利的道义和理想。以具有极丰富内涵的社会实践主体的“人民”，超越单纯追求自利的所谓“理性人”或“经济人”，确立“以义制利而致民大利”的义利统一关系。思想意识上，以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彼此关联、构成共同体的人民，取代孤立的、被赋予恒常不变属性的抽象人。把超越个人的共同体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以集体主义扬弃个人主义，通过建立在集体认同与共同实践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共荣。从而，构建一种以“人民为本”、“以义制利”、“集体主义”、“平等和谐”、“天下关怀”为核心特征的新型人类文明。与霸权迭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重建相比，超越霸权无疑是一个更为艰巨、复杂的历史性任务。

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未来的道路怎么走，取决于是将西方式的霸权兴替路径视作唯一值得追随的或唯一现实的人类发展之路，还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境遇中生成、也将伴随其变迁而被超越扬弃的环节。无论其追随者如何留恋不舍或矢口否认，美国霸权主导的时代即将过去。在旧的世界体系已然失效而新的世界体系尚未生成的胶着状态中，中国道路的未来，将倍受关注。它的命运，不但关联于中国的实践，也关联于类似“占领华尔街”这样不满于资本主导的世界现状的群众运动。中国道路的伟大长征，才刚刚开始。

 

 

*作者是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

**来源：红旗文稿

 

本文厘清四个概念，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兼议国际主义和帝国主义。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定义，二是定义的历史演变，旨在澄清有关认识。

民族主义很容易演化成帝国主义

以爱家乡为基础的高尚情感，层层扩展，扩展到热爱国家疆界内的社会共同体，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一旦混入对他国社会共同体的歧视，同意为本国利益牺牲他国利益，就成为民族主义。因此，爱国主义是内向的、防御性的。民族主义是外向的、进攻性的。

因为人类利益被国土疆界区隔的“国族”深刻分化，爱国主义不易演化为国际主义。因为天然的外向性和歧视性，民族主义很容易演化成帝国主义。

国际主义与帝国主义原本很容易区分：国际主义帮助他国，帝国主义欺负他国。但现如今，世界各国人民密切互动，帮助与欺负的界限经常被模糊。贴哪个标签往往取决于言者的价值取向。比如，支持列强入侵伊拉克和利比亚的说那是国际主义，反对者称其为帝国主义。同时，原本清晰的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间的界限也含糊了。一部分人讨厌本国政府或一部分国内人民，称帮助外国摧毁本国社会共同体为“真爱国”，称抵抗外国势力的人为“爱国贼”。

上述四个概念的定义并非从来就有。定义来自对历史演变的认识。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历史演变

1517年，马丁·路德以《九十五条论纲》触发了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新教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来。百年后的1618年欧洲爆发了持续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即“宗教战争”。战后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国家独立、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三大原则，是为民族国家及国际法的开端，也是欧洲近代史的开端。

从此，欧洲各国的生存竞争日渐严酷，国家规模大小和国内人民的凝聚力关系着国家生死存亡。于是，为王公立国的“诸侯国”观念逐渐式微，以“民族”（nation）立国的观念逐渐强盛。

“民族”大致是个以共同地域、宗教、语言为界限的人民共同体。如此，民族与国家是一回事。国家即民族，国家的人民也是民族。如此，爱民族就是爱国。但地域、宗教、语言这三大要素的边界绝非泾渭分明，地理边界都靠战争划定。

中国的历史不同，观念也有不同。类似“民为邦本”的观念有约三千年历史，比皇家的“家天下”观念还古老，而且二者混合在一起，就有“载舟覆舟”之说。同时，崭新的欧洲“民族”观与古老的“华夷之辨”也颇为不同。中华核心区对宗教不敏感，没有宗教间的战争。象形字与字母语言也不同。虽然疆界都靠战争确定，却往往与生产方式相关，比如农区与牧区比较稳定的区隔。

在欧洲，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间的惨烈竞争催生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两者不仅同时产生而且是一体两面。民族国家是伴随欧洲各国在海外开拓殖民地的浪潮而诞生的。哥伦布在1492年就到达了美洲。到18世纪中叶英国已经确立了“日不落帝国”的地位。因此，爱国主义从起初就带上了本民族优越论的基因。体质人类学在19世纪的诞生又催生了种族歧视，民族主义就同种族主义也挂了勾。换言之，在欧洲，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混为一谈。

华夏地区的社会共同体以国家形式出现得很早，也因此从春秋时代就有了爱国主义。但到现代大革命发生时才引入了民族主义概念。首先是以汉人对满人的民族优越感为核心，号召推翻满清政权。其次则以“五族共和”为号召，驱逐帝国主义势力，争取国家独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在此时的中国，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也没有区别。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时代，我们改用爱国主义而非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带有明显的国际主义特征，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非殖民化运动完成后，民族主义逐渐成了公认的贬义词，而爱国主义依旧是褒义词。爱国主义未必与国际主义相关，但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相关。

“以族立国”与“以国立族”之争

若仅说到此，这个问题还不够重大。21世纪更大的世界政治问题是“以族立国”与“以国立族”之争。经过三百多年的演变，西方自己采用了以国立族的立场，即国家行政疆界内的所有人都同属一个国族，即“nation”。国内的“民族”则被淡化、同化，仅能称族裔（ethnic groups——其中没有“民族”字样）。一个世纪前诞生的苏联共产党则采取了“以族立国”的立场，支持各民族摆脱宗主国，反抗帝国主义压迫。

而今，西方列强对内基本完成了“以国立族”的任务，却在欠发达地区推动“以族立国”，煽动狭隘民族主义。苏联的崩溃清晰地展示出：“以族立国”是衰败之道，国内族裔的“民族主义”是条邪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确立了大国地位，中等规模的国家被迫离开世界舞台的中央，催生了欧洲各国联合成一个大国的努力。对我国而言，“民族区域自治”虽为当初的中庸之道，却在理论上偏向苏联模式。

在20世纪上半叶，我们把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混为一谈。在21世纪初，中国人常被指称“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有了清晰的定义就容易区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就不会把二者混为一谈，就不会被随意贴标签的舆论所左右。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近作《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中国崛起这一现实因素，在旧的范式之下，必定会被重新置于对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有利的循环之中。因此，构建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及政策范式就显得非常有必要，这样不仅可以解释中国崛起的现实，也可以用来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

有关“中国经济学”的三次大讨论

有关“中国经济学”的探讨，总共可以归为三次大讨论。最初的大讨论始于王亚南先生。60多年前，他就大力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并身体力行，留下大量重要著作。这是中国的思想先驱，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实下，在救国图新的实践中，探索建立独立自主经济理论框架的第一次努力。第二次大讨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以对“苏联范式”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为代表。这次讨论，是学界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阶段，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实践中，摒弃陈旧的理论范式，引进西方理论方法，构建适合中国现实与实践的理论范式的第二次努力。第三次大讨论是从本世纪初至今，从倡导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到总结中国经济学要以“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其间出现了研究中国经济学的大量文献。它的现实背景，是中国在“转型”的同时又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步提高，而现有的主流经济学已不能很好解释现实并指导实践。因此，本次大讨论可以看作是在中国崛起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的现实下，学者们为发展适合中国现实性与文化特性的经济学理论，为构建中国自身的经济学“话语体系”而作出的努力。

这三次讨论中，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学”中的“中国”两字的解读，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含义：地缘政治概念、特定历史时代概念、特殊的文化范式概念。

1、“中国”：一个地缘政治概念。若将“中国”看作一个地域概念，中国经济学也就可以理解为是中国本土的经济学。

2、“中国”：一个历史时代概念。许多人认为21世纪将可能是中国的世纪，按此逻辑，可以将中国经济学理解为“中国时代”的经济学。而中国时代令人瞩目的事件有两个：中国内部的改革与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崛起所造成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中国如何改革？中国为何会崛起？对于转型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如何调整？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从中国的实践经验出发，寻找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工具性的理论，升华为能为全人类所用的普遍性理论。

3、“中国”：一种文化范式概念。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之上的经济学，而中国是儒家文化的代表。另一方面，中国区别于西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如果当作一个文化范式来看，那么，中国经济学就是中国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及西方主流经济学三者相融合所形成的新的理论范式。

上述三种对“中国”的不同理解表明，随着中国政治及经济地位的上升，人们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期望逐渐加深：“中国本土”强调研究中国的特殊性；“中国时代”不仅强调特殊性，而且还要求将其上升为普遍理论；“中国文化”则在更深入的层次上，要求将中国的文化精髓融入经济研究，以此重新补充和完善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范式。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主流经济学的演变

当前“中国经济学”面临的现实，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构。在过去的近200年中，世界的经济中心由中国转向欧洲，再由欧洲转向美国。当经济中心转移时，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中心也会随之转移。中国在20世纪初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适用于这种生产方式的现代经济学发源于欧洲，所以，现在可以看到的经济学学术中心的唯一一次转移，是从欧洲转向美国。经济学学术上的强国也是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强国，主流经济学的演变，说到底是服从于学术强国的国家利益变化的，因为经济学理论是解释现实、指导实践的工具。一方面，学术中心的“主流”学者立足于所在国的利益和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他们解释现实的视角难免带有一种隐性的“偏见”；另一方面，从实践的角度看，国家层面“实践”的最高准则就是国家利益最大化。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最终将影响学术强国的利益，这样理论所能提供的政策措施就会直接服务于现实国家利益的诉求。因此，虽然主流经济学的形式不断更替演变，但在一轮又一轮的循环之后，学术强国主导下的“主流”经济学所固化出的理论范式和政策范式将逐渐成为维护这些强国利益的工具。

观察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的波动代表了由技术水平、制度结构、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现实结果；这种现实结果决定了经济理论的发展趋势；经济理论的发展演进又影响了实践中政策的更替摆动，进而导致新的现实结果。但是，我们认为，经济理论及政策上的“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的更替，并不是由全球化的波动程度决定的，而是由各国的国家利益决定的。如果全球化符合某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那么，即使全球化程度下降，这个国家的理论基调也不会改变；相反，如果某个国家的利益在全球化上升中受损，那么其理论基调必定是反自由主义的。因此，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作为学术中心的时代，经济理论及政策范式服务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利益——当全球化与发达国家利益相一致时，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政策便占据主导地位；当全球化与发达国家利益不一致时，保护主义的理论与政策便成为主流。而在一轮轮循环演进过后，理论和政策的范式就会日趋强大，通过固化人们的思维，达到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目的。

当前中国的崛起，是在全球分工日趋加深的背景下产生的，而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却在这一进程中下降，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原先的固有范式下，必定要向保护主义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经济格局的大变革中，构建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及政策范式就显得非常有必要，这样不仅可以解释中国崛起的现实，也可以用来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

经济学研究重心的变迁

林毅夫曾经提出，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因为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中心是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的，中国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中心，所以，经济学的学术中心将会转移到中国。

经济学理论是对经济现实的一种逻辑化解释，现实的变化推动了理论的变化。人类自古以来就有交换行为，当以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转变为社会的主导经济形式时，人类便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这种转变是在某种政治、法律、文化传统等环境下产生的。与之对应，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方式、技术应用等也发生了改变。当政治、道德伦理、哲学等领域的学者对于市场经济作出深入思考，系统研究社会关系、生产制度及技术应用之后，经济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古典政治经济学。由此，经济学涉及的领域可以归为四个方面：制度环境（政治、法律、文化传统的环境）、“人—人”关系（人们的社会关系）、“人—物”关系（生产方式）与“物—物”关系（技术应用）。经济学主要对后三者做出系统研究。历史学派试图将制度环境也纳入研究范围之内，但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中后三者的变化必然导致制度环境变化，最终形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制度环境。

20世纪之前，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中心在欧洲，经济研究没有脱离上述四个方面，并且以前两个方面为重心。而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经济中心逐渐向大西洋对岸的美国转移，经济学的学术中心也转移到了美国，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主流，经济研究的重心随之改变，越来越侧重研究“人—物”和“物—物”关系，而忽视制度环境和“人—人”关系的研究。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术中心的现实环境决定了研究重心，欧美社会现实环境的不同，导致了经济研究重心的改变。20世纪之前的欧洲社会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制度环境，当时的经济学家都无法回避这个现实问题。而20世纪的美国则有着较为理想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因此，美国的经济学家不需要关注制度环境。当美国引领电力及内燃机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欧洲则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衰落。现实中美国经济的模范作用，使得经济学的“主流”也逐渐“美国化”。以边际分析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可以看作是“美国时代”的经济学，但边际分析的适用范围是“人—物”和“物—物”关系，对“人—人”关系和制度环境的研究并不适用。因此，当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关注的范围缩小为研究“人—物”和“物—物”关系，其他研究则被划为非主流。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也同时将新古典经济学带入了危机。凯恩斯革命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分离开来。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被纳入“微观经济学”，而“宏观经济学”虽然没有直接研究“人—人”关系，但其构建的“通货膨胀率—利率—失业率”的三角指标体系，却使它成为一种解决“人—人”关系问题的“工具性”理论。利益集团能够利用这三个指标体系为其利益辩护，经济学因而保住了自己的“显学”地位。但边际主义仍然当道，新古典综合派又将边际分析变为了主流，而货币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等等流派都没有脱离凯恩斯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从20世纪后期开始，现实经济向着“人—人”关系越来越重要的方向发展。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生产方式逐渐脱离了物质领域。虽然单纯的物质生产能够不断增加产出，但价值却在不断下降，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数也在不断减少。知识生产、技术创新、服务交换逐渐成为经济的主导，在发达国家，相关部门的价值及从业人数都在总量中占大部分。简单的边际分析虽然适合物质生产或消费领域，但到了非物质的领域，其适用性就非常有争议。因此，经济研究的重心又有重新转向研究“人—人”关系及制度环境领域的趋势，政治选择、产权、制度变迁等都被纳入经济分析的框架。新制度经济学将边际分析与制度分析相结合，表明传统的“主流方法”仍然有用。但是边际分析是否适合“人—人”关系以及制度环境的研究？或者说，是否有比它更适合的分析工具，比如博弈理论、人类行为理论等？这些问题都有待研究。

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经济学学术中心的第一次转移，即从大西洋东岸的欧洲转移到大西洋西岸的美国，经济研究的重心由于现实环境的改变，也随之从制度和社会关系方面转向物质和技术方面。而当前，经济学学术中心面临第二次转移，即从太平洋东岸的美国转向太平洋西岸的中国，并且经济研究的重心也有重新向制度与社会关系方面回归的趋势。而中国本身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制度变迁，这一现实环境必将推动研究重心实现真正的转变。

“中国经济学”理论革新的趋势

有鉴于上述经济学研究重心的改变，进一步可以推断，经济学理论未来将会出现两个方面的分离，这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范式革新的趋势：在研究对象方面，制度环境及“人—人”关系与“人—物”关系及“物—物”关系相分离，经济学将分成“社会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而在理论功能方面，则将实现规律性理论与工具性理论的分离。

社会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相分离

在研究对象方面，由于分析工具的适应性不同，在短期内无法找到统一的工具，经济学也许会分离为两个部分：“社会经济学”和“物质经济学”。前者研究制度环境的变化机制以及“人—人”关系，以历史分析、人类行为分析、博弈论等作为主要分析工具；后者研究“人—物”及“物—物”关系，以边际分析为主。这涉及哲学上的本体论问题：究竟何为本体？是“人或意识”还是“物”？只有这个问题有了定论，物质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两者中的一方才能成为基础，另一方则作为其附属；否则，就只能将它们暂时加以分立，以避免出现错误。

规律性理论与工具性理论相分离

在理论功能方面，经济学理论面临其规律性与工具性无法统一的矛盾。我们可以将理论看成是将现实加以逻辑化的一种分析框架。不妨将理论比作原始部落的图腾：假设在某个原始部落，一个巫师总结前人经验，在空地上树立一个图腾以代表一种信仰。在此之后，如果碰巧风调雨顺，部落的人收获的食物比图腾树立起来之前更多了，那么，他们可能将那个巫师奉为先知，并认为图腾确实有神力能够帮助他们；但如果相反，树立图腾后正好碰上天灾，那么巫师可能就被认为是在瞎说，甚至是妖言惑众触怒了天神。或许，部落成员也都很“理性”，认为天灾不是图腾引起的，他们会比较相同的天灾下，图腾树起前部落的损失是否比图腾树起后的大。如果认为图腾确实帮助他们减小了灾害损失，那么巫师的信仰仍旧能得到人们的尊重。

假如现实情况也的确如此，图腾树立起来后，人们在平时的产出增加了，即使在遭遇灾害时，损失也减少了，那么这真的是图腾有神力吗？现代人当然不会相信。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释：图腾给所有部落成员带来了一种心理安慰。由于他们相信有神力会在冥冥之中保佑他们，因而他们打起猎来更勇敢，采摘耕种时更积极勤劳，与外族打仗时也更勇猛，是这些因素导致部落的产出增加，而不是图腾的神力。因此，图腾的真正作用其实是间接的心理安慰。

理论的作用某种程度上也与图腾类似，它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并不一定是在其本身所包含的内容范畴之内。或者说，很多理论像图腾那样，起到的是一种工具性的作用，相对于隐藏其后的现实意义而言，其本身内容的真假对错已经不重要。但是，既然有人能够意识到“理论图腾”背后的“潜在规则”，那么，这些“潜在规则”的作用规律能否被人认识并形成理论？一旦成为理论，这些“潜在规则”是否还能起作用？

至此，我们必须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区别开来加以考察。自然科学只研究“物-物”关系，“物”的规律是其研究对象，而人们工具性地使用这些理论的对象也是“物”。因此，自然科学理论的“规律性”和“工具性”是统一的，也就不存在“潜在”和“显在”的问题。但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人”及“人—物”关系，人的行动规律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对象，而这些理论在使用时，使用者是“人”，使用的对象也是“人”。这样，理论在被使用时，本身就是工具性的，而这种使用是否符合“规律性”，就不得而知了。

由此，经济学理论可以划分为两种：研究客观规律的规律性理论与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建立的工具性理论。这涉及到认识的问题。如果研究者的认识能够涵盖大部分人的局部认识，那么，他的理论就具有规律性，根据这个理论所建立的正式规则就符合规律，非正式规则存在的余地就很小。但随着现实的变化以及人们认识的扩展，研究者的认识落后于大多数人的局部认识，那么，研究者的理论就会与大部分人的现实行为脱节，这种理论也就成了“工具理论”，即其实际的作用与其内容是不一致的，它仅仅作为一种形成某种机制的工具而存在。另一种工具理论形成的可能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加深，人们的认知范围变小，但在小范围内的认识深度却在增加。理论即使在广度上能涵盖大部分，但深度却不够，最后也导致其变为工具性理论。

所以，我们推断，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必然会顺应这两大趋势：第一，社会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分离为两大部分；第二，理论分为“工具性层面”和“规律性层面”。工具性层面的理论解决中国现实的问题，而规律性层面的理论则为人类认识客观规律作出贡献。中国经济学只有顺应这两个趋势，才能在理论上解开人类的认识枷锁，在实践中指导“中国模式”的完善。

许多人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时代，而在现实推动下，经济学理论本身也面临新的变革，因此“中国经济学”担负着艰巨的历史使命。那么，中国的学者是否能胜任？中国学者的理想是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升华的，从追求政治独立与解放，到追求物质自由，再到追求思想解放。而新一代的研究者，在追求精神自由的理想下，必将冲破名利的诱迫、体制的局限与文化的缺陷，构建出名副其实的“中国经济学”，解开自我的枷锁，解开国人认识上的枷锁，解开全人类认识上的枷锁。

¨ 此文系根据作者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整理，原载2012年11月12日《文汇报》，本刊略有删节。

[1] 张晖明，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科学学研究会副会长。

总结先进性团体政治理论的迫切性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特征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具有严格组织纪律性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在这里，“列宁主义”特指中共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民主集中制。笔者认为这不失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与根本优势所在的概括，进一步可以概括为先进性团体政治。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特征就是先进性团体政治，理解当今中国政治并且能够有效改进中国政治制度、建构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坚定“三个自信”，首先必须理解先进性团体政治的规律或逻辑。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并不能够对先进性团体政治进行充分解读，不足以帮助我们理解先进性团体政治的内涵。列宁的建党学说，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意义上提出的，在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功效，但是在其后的历史实践中未能将其系统化。

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来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多是从历史演进的轨迹来说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在于，没有完整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方法论。理论视野就难以扩展，甚至导致一些胶柱鼓瑟的论述。面对西方“极权主义”理论的妖魔化不能有效地反驳；面对文革赞同者振振有词的“大民主”鼓吹，也不能真正化解。今天，中国先进性团体政治还在“吃”历史实践成就的“老本”。

中国共产党无疑有巨大的历史成就，先进性团体政治最重要的实践蓝本就是中国共产党。可是，政治实践与政治之间出现的差异是历史常见的现象，政治表达的不足反过来制约了政治实践的进步。历史进行了正确的选择，但是选择时的理由不尽恰当，虽然不影响当时的成功，却不利于今后的选择。今天，面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我们需要重新发现中国共产党，需要进一步提炼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成就。

所以，我们需要探讨，以“先进性团体政治”作为一般性的政体模式的理论。这个探讨不囿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某些理论点，引进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科学的方法，而尤其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中华民族在政治文明方面，曾经有伟大的创造，在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方面都是如此。今天我们也需要发挥政体构造的想象力，进行政治科学的创新，这是时代极为迫切的课题。[2]

中共是先进性团体政治最重要的研究案例

先进性团体政治的研究，虽然是一般性的，却必须以中共为典范和最重要案例。先进性团体政治在中国得到了最充分的实践，一系列认识都需要通过对中共政治实践的总结和提炼获得。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学自苏共。但是，列宁主义政党模式引入中国以后，因为中国的固有传统，因为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奋斗历程，因为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领导集体创造性的努力，中共已经不同于列宁设想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它完善了列宁的构想，且超越它的缺陷。[3]列宁主义不能完整概括中共的根本，中共有一些重要的、独有的特征。这一事实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解释为何中苏两党命运不同。提炼中共的历史而不是仅仅复述列宁主义原则，先进性团体政治理论才会丰富完善，例如明晰党的“组织纪律性”内涵，彻底批驳“极权”、“黑社会”的妖魔化论述。

1901年底到1902年初，列宁写了著名的《怎么办?》一书，指导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笔者以为这本书是政治科学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重大发明之作。这本书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如无产阶级正确政治意识的外部灌输论、反对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如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首要性，特别是必须建立一个“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列宁的政党理论，在实践中一般有着巨大的政治效能。其中的政治逻辑是意味深长的，但在马克思理论框架之外，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正面阐释。

19世纪80-90年代，俄国民意党失败以后，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共同“瓜分”了民粹派的遗产，布尔什维克得到的是铁的纪律约束的“组织原则”，社会革命党则继承了“恐怖主义”搞暗杀的斗争手段。社会革命党并没有承袭“民意党”的高度集中的“黑社会式”组织模式，由于加入了第二国际，受西欧社民党的影响，他们采取的是“组织上的虚无主义和党内民主，没有硬性明确的组织界限和强制性的纪律约束”。这种组织上的差异，可能是俄国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为历史所淘汰的最大原因。

中国共产党具有同苏联与东欧各国共产党非常不同的特征。李大钊是中共主要的创立者之一，在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前，他激烈反对暗杀（这是当时一般革命党的特征），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视伦理道德应有的历史主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它的历程中并不存在李大钊批评的这两方面的问题。

也许由于中国的传统“政者正也，选贤与能”的潜在影响，中共高度重视党员的道德修养，实际上党员标准添加了中国传统儒学的“尊德性”。在广大党员中，极端崇尚“气节”。中共模范干部的气质，则大抵归于圣贤人格与实践理性能力的兼备，只是传统上以“党性强”的术语表述。中共军队是以雷锋为榜样的军队。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尊德性、严纪律、道问学、求大同”的先进性团体。

中共一开始建党，尽管不占主导地位，就是一定区域的公开的执政者（国共合作）；然后完全自己主导一方土地与人民的治理，到延安抗战开始之后，实际上形成与当时中国正统的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完整体系。抗战结束，中共已经是拥有一亿人民、百万军队、数百万民兵广大区域的统治者。党的领袖毛泽东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的22年间，除了短暂到重庆谈判之外不曾离开根据地和军队一步。这对于理解中国深厚文明底蕴和中共独特经历造就的中共特性很重要。一些反共情绪激烈的人物，包括以赛亚•伯林，刻意将共产党和俄国民粹派革命者涅恰耶夫联系起来，似乎共产党是靠涅恰耶夫《革命者教义问答》的方法取得胜利的，不过苏共的历史，也提供了一些这种说法的口实。中共则毋宁说是“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的故事，与涅恰耶夫主义完全相反。

中共历史的特点，一为党员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所谓“山沟马列土味浓，更有党人牺牲多”；二是在田制、币制、税制、社会组织、兵制、经济发展战略方面诸多的创制，这些创制解决的中国社会千年的古老难题。这些成就既是中共战胜国民党的原因，也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这样一种先进性政治团体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尽管列宁提供了组织原则与技术，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党员提升了党的事业必胜的信心，但是为中国共产党奠基的是那些舍生取义的烈士，是党员继承传统又日日新的德性，是不同时期合乎正义与实际的丰富的实践活动。所以，笔者认为中共根本不必要同苏东共产党进行类比，也不必担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个别过时之处是否危及党执政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基是烈士们超越性的精神，是一系列历史关头的正确选择，尽管在选择时所声称的理由未必恰当。但，后者是一个重述历史的话语论说问题，而非推倒既有选择重来的实践问题，明乎此则不会妄自菲薄而丧失“三个自信”。

先进性团体政治的中国实践

西方国家政党的定义“政党是组织松散的、以特定的标签（政党名称）寻求选举政府官员为目标的组织”[4]，完全不适用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政治整合与领导体制并不是靠政党法、社团法规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某些部分具有宪法性文件的性质。

中国的先进性团体政治，首先，表现在它是政治共同体整合机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组织纽带，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人民；其次，它是政策审议机制；第三，因为党的高度整合能力和富有活力的基层党组织的广泛存在，达到行政具有效力的结果，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执行能力。先进性团体政治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也是中国成功的根本。中国共产党在长时间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先进性团体的政治逻辑，实际是更先进和更普适的。先进性团体政治比代议制民主更具有先进性、审议性和中华民族理想追求的适合性。

先进性组织与代表性组织是两个不同的政治组织概念。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性组织，不是代表性组织。欧洲社会民主党是伴随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而成立的，代表工人利益；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4.5亿人口中产业工人仅有200万，但正是因为如此才要成立中国共产党。欧洲政党跟随社会发展的潮流，中国共产党改变历史的走向。中共早期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实现的却是中国社会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的缓和乃至消失。中共的任务，是消灭不公平的阶级分化（例如消灭产生土地食利阶级的制度）、铲除使社会矛盾激化的土壤（例如遏制贫富差距悬殊、促成民族团结）、避免任何强势利益集团能够左右政府的政策。

理解先进性团体政治，需要超越自由主义，也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认真汲取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在此，需要先讨论几个重要的问题：真理与正义的客观性；政治的首位性和超越性；先进性团体建设和运转的一系列微妙方法和细节。

中国传统儒家主张正义的客观性与政治的超越性，但是要形成一种具有高度政治整合、充分政治审议、高效政策执行的制度安排，儒家并没有政治想象力能够发现它，而仅寄托于个体的道德修养。正义的客观性与政治的超越性也是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立场，是托克维尔、施特劳斯等近现代政治理论家的立场。例如，托克维尔反对社会和历史决定论，强调政治具有自主性而非从属于经济，制度的安排取决于人们的努力。他们也没有可能去思考先进性团体政治。这是一个一般的现象，西方的一些政治理论家，尽管在政治哲学层面颇有见识，但是对共产党却充满偏见，他们也不肯精炼西方之外的政治实践，以克服自由民主政制的弊端。

自由民主论者的问题在于以个体权利本位、利益博弈的视野来构造政治，他们立基于错误的个体欲望为本的政治哲学、狭隘的博弈均衡的社会理论而不能自拔，从而使得政治不再可能。他们甚至忘记了英国普通法制度构造的历史经验。托克维尔对于个体权利本位的自由民主也有认识，他预见了这一个体化所带来的私人化和非政治化倾向。政治学家戈谢认为：“看起来89年以来民主的胜利意味着民主终于建立在了彻底的人权之上，但这一人权张扬的个体主权和拒绝他治的自治却对民主所需要的集体自治和人民主权构成了挑战；在使个体权利神圣化的同时，民主有可能失去把这些个体转化为集体力量的能力”。[5]

由于上述原因，自由民主政治，尽管并非在现实中都不能运转，却只能在少数地方勉强可行，有绝对不能普世推行的苛刻条件。众所公认，古代西方文明以奴隶制为基础。本质上，西方推进的殖民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奴隶制，造就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进程成本的对外转嫁。自由民主政治不具有普世性，就是别人不能学，因为其本身是以他人的悲惨为代价。

政治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公共平台与论坛的每种观点各自表述。有人相信有一套规则体系，在此规则体系下，各方趋利避害就能实现良好的政治秩序，这是非常幼稚的。此规则体系如何维系不说，他们完全看不见寻求正义与真理的审议性秩序的存在。对政治而言，不是哪一种博弈均衡，而是审议共鸣如何可能。今天自由民主体制的危机就是“政者正也”的政治成为不可能，结构性地锁死在利益博弈均衡当中。政治是紧密的共同体整合后自然出现共识并有效实现共识的决策。政治必须基于德性，必须超越于利益博弈，但是如果认为发扬德性或以德治国是个体的修养问题，如中国宋代之后儒家所倡导的那样，也是没有抓住根本，以德治国仍然主要是个社会结构或组织问题。

先进性团体政治在于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如组织成员选拔、组织纪律要求、组织生活熏陶、组织理想教育、也包括组织内的决策程序等，打造在政治审议、政策判断与政治行动方面都健全而强有力的政治团体。此团体且能够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高度相结合。因为团体的组织特性，因为团体成员的精神状态和结构性利益特点，人为地制造一种政治场域或情境，使得“永恒的是道义和深思熟虑的选择而非利益和强力”具有最大可能性，也使得团体成员表现得具备德性。先进性团体政治要达到信念与明智的完美结合（政治不是做礼拜也不是做买卖）、群众与精英的密切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追求的是人类限度内政治的最高境界。列宁有一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如果加上一句，“没有革命的组织，就没有革命的理论”，就可以说明政治组织这种结构性整合的作用。

先进性团体政治与中国政治传统具有契合性，立基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古典的，而非现代个人权利本位论的。其制度安排既考虑了人性的弱点缺陷，也同时考虑人的德性与主观能动性。这同普通法司法制度——判例法、陪审团、法官只有行为良好与否问题没有错案问题——在思考方式上是可以类比的。它追求治人与治法的动态循环，有治人斯有治法，有治法斯有治人，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无论何时，人类在政治领域，必须承担判断的负担、必须承担行动的责任。先进性团体的成员，必须具有政治的德性：信仰坚定、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行动勇敢。政治德性本身，也部分是结构的产物。

为什么不选择竞争性民主选举程序

在通常的语义中，竞争性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对于理解先进性团体政治而言，尤其需要辨析“自由选举”与民主集中制的不同。

先进性团体内当然也有选举和投票，但是与现代竞争性民主政治的政治逻辑根本不同。此选举不是彼选举，此投票不是彼投票。前一种投票类似于在考试中解题寻求正确答案，或者投票者负有神圣的使命，要完成一件正确的事，而后一种是个体权利的实现和表达。不同政治逻辑中投票程序的意义不同。为了说明党内投票的性质，笔者不得不作个也许不恰当的类比：法庭陪审团投票是自由选举吗？大公教会教宗选举是自由选举吗？如果不是，那么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在教宗选举的历史和现实中，其繁杂仪式背后的政治逻辑是什么？其完全不同于自由民主的逻辑。教宗选举不是枢机主教团成员政治权利的表达，其仪轨是要创造这样一种齐心同力发现客观正确的场域。

对于先进性团体政治而言，存在投票和选举，但是其政治的基础不仅是党员政治权利的表达，更是成员的德性或曰党性，是团体的质量，是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或者说形成的某种政治情境。如果自由竞选一人一票投票机制危害了共同体政治审议、政策执行的话，就不可能允许这种机制存在。我国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弊端，就在于在村社共同体趋于解体情况下进一步把熟人社会撕裂。此种形式主义规则下的博弈，难选出好人，大量的是贿选上台，然后胡作非为。竞选民主具有强烈的制造一个“认赌服输”的赌场情景或商场情境的含义，致使政治市场化。

列宁也认识到，革命团体当中同志之间的信任比民主制更重要，真正的民主是共同体关系的一个部分，以前者为前提运转，在《怎么办？》中他写道：“我们党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就是严守秘密，严格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有这些条件，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信任对我们来说是更为绝对必要的，……他们非常亲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并且他们从经验中知道，真正的革命家的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而且我们还拥有在俄国（以及国际）革命队伍中由来已久的颇为发达的舆论，这种舆论对于一切离开同志关系（而真正的，不是儿戏式的民主制，也正是同志关系这个总的概念的一部分！）的义务的行为，都要予以严厉的制裁。”[6]

现在我们说的党内民主，背后的政治逻辑是什么？如果等同于西方自由民主的逻辑，那就是一党多派，党员公开竞选职位。这样，党只是一个平台，不复具备先进性团体或列宁主义政党的性质。党内决策有投票，却不能拉票，不能竞选，不能允许派系的存在。

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绝不可能是“党员一人一票公开竞选”；先进性团体政治的逻辑决定了，不可能重复西方历史的“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逐渐一人一票”。“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保持着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就是人民民主的本质。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先进性团体政治，也因此更可能进行长远的、全局性视角的决策。对运转良好的先进性团体政治来说，一个政治家的策略是择善固执，因为这是共同体内的重复博弈，必须避免策略性行为，因为正确最终一定胜出。竞争性民主，则是当下不择手段，拼凑多数，而出现投票的循环、多数的暴政、少数的敲诈（如要求一致同意）等种种问题。根本上，就在于两种政治的情境不一样，人们的行为方式不一样。如果不能理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在熟人社区和在完全陌生人的社会里人们不同的行为方式。

因此，不能迷信一人一票的程序，先进性团体本身的状态最重要，种种设计，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这是政治本身何以可能的问题。

先进性团体政治的机制，非常微妙复杂，诸如党员的人数、党员选拔的程序、党的高级干部与特殊任务党员的供给制生活、党员的道德修养与理论教育等等。可以确定，党员人数不能过多，应该有个极限；党的高级干部与特殊职能党员，在财产权意义上仍然是无产阶级。“人心惟危、道心唯微”，需要对于人性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于人类所能达到的道德与政治高度的深刻理解，而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性善性恶、简单假设基础上。为什么对中共来说，组织生活会、理论务虚会非常重要？党员必须参加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这是一种熟人社会的行为检讨和精神提升分享机制，高级干部也必须参加一个由周边党员组成的支部。作为一种政党的路线纠错机制，理论辩论，尤其是公开的理论辩论，在政党和国家的自我调整、自我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不能理解先进性团体政治的意义，将中共变成一个行政官员的组合，会议只剩下当下具体工作的讨论会、工作的布置会，是悲哀的。党的纪律，目前中纪委从事的反腐行动只是底线，而且根本就不是精英伦理。党的纪律规范体系不仅是成文规则，更是案例，是一套复杂的规则体系。

当今政治话语亟待完善

中国的先进性团体政治没有得到系统的、合适的理论表达。理论家往往只有本本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这导致人们往往交替使用两种理论来论证中共制度与政策的正当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未来社会的国家与政治体制的设想，也只能从当时的现实材料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中获取思想材料，无法在操作意义上给予完全指导。改革开放后，作为西方政治理论被引进的自由主义则根本敌视中共的一切，从根本上抹杀了先进性团体政治的可能性。我们曾经一度引入自由民主政治逻辑中的理念方法，试图改进中国政治体制，但其中隐藏着陷阱。如果我们不能提出超越性的命题，则既遮蔽了中共的历史成就，也无法打开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在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的争论中，还会处处受制。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这是意义含混的说法。中国共产党不是自外于人民的集团，它本身使人民成为可能，革命党或执政党名词，都不适合描述其性质，因为这混淆了先进性团体与西方政党的根本不同。中共当年不是在“打天下”，现在也不是在“坐天下”，无论党的工作重点怎么转变，党的性质——人民性、政治性、先进性是不变的。

对中国共产党自我改造的信心

尽管我们能够提出许多的改进意见。无论如何，尊德性与严纪律，即党员必须保持高于普通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行为标准，是党自我改造的重要基础。我们或许应该对党的自我改造抱有更大的信心。

与通常的认识相反，笔者认为，先进性团体的自主性与自我纠错能力是一致的。每个党派时时刻刻需要竞争性地获得选票才能获得执政地位，这确实是来自外部的制约，但是这也消灭了责任的归属，导致各种政治欺诈，必定是为私人和集团谋求私利。这种制约，能够改变党派的纲领和行为，但更可能是造成自我犯错能力而非纠错能力。在政治上，我们究竟依赖自主性主体的自我反思能力，还是被动性主体的趋利避害本能，这是一个问题。在市场竞争条件下，限制条件下这种制约能够在特定情况下使商人行为良好，但如果是艺术家、学者，这样的约束也只能培养平庸而市侩的人，绝无伟大作品问世的可能。最近这些年，中共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各种阻碍难以突破，改革陷入困局，这是党的自主性减弱的后果，而绝非少了外部制约的原因。

先进性团体成员的心态，非常重要，甚至比具体信奉哪个理论更重要，具备“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的信念，会对成员的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先进性团体的意识形态建设也是至关重要的。

笔者提出先进性团体政治的一般性论述，一般性的政体模式理论，探索其政治哲学基础和具体制度安排。同时，希望中共领导人坚定对先进性团体政治的信心。1840年之后，可以说，中国将“百代皆行党治国”，以先进性团体整合人民、领导国家最终成为历史的选择。这不是历史必然性，而是历史合理性，不是马克思的历史规律，而是中国的“顺乎天而应乎人”。

笔者认为，当下尤其需要建设一个“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党的持续建设和不断改造”的理论，党建其实是中国的第一政治大学问，需要不断地探索。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与方法下，党建工作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成功，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1]刘海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2]肖自强先生和笔者看法近似，他指出：关于一党执政体制的政治科学论述一直阙如。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自身执政体制的论述，一般是直接论述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而很少从自身的具体执政中跳出来研究一党执政体制的一般性原理。这会带来两大问题，一是对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和有效性论述缺乏更宏大的原理性视野，从而会影响对自身执政的认识；一是无法确立一党执政体制的科学论述，从而无法在民众那里建立科学的认识方法或者说一般的认识方法，从科学角度确立相关的信念。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efc7ee0101nqlr.html，2015年1月7日访问。

[3] 中共成为先进性团体政治最重要的案例，当然也有历史机缘作用，实践往往走在理论前面。先进性团体政治理论需要总结和精炼中共的历史。

[4]罗金斯：《政治科学》，林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第218页。

[5]转引自崇明：“托克维尔时刻和民主的危机”，载《东方历史评论》第5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6]《列宁选集》第1卷第41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当前，中国基本摆脱了“挨打”和“挨饿 ”的命运，但仍未摆脱“挨骂”阶段，尤其在政治制度领域。风雨飘摇的西式民主被包装成“普世价值”和“万能灵药”，而行之有效的中国政治模式，却经常处于遭人诟病的弱势地位，要求按照西方标准重塑中国政体的声音不绝于耳。“话语即权力”（福柯），话语权意味着提出处理问题的基本思路，掌握话语权就掌握了主导权。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民主概念的变迁以及西方民主实践，提出社会主义民主的独特优势和路径，探索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民主话语体系。

西方民主理论阉割了民主本意

“民主”已成为当前使用频率最高、甚至被滥用的概念之一。探讨民主的话语构建，首先要正本清源，搞明白“民主”的本意和实际诉求。在古希腊文中，民主（demokratia）一词由“人民”(demos)和“统治”(kratos)复合而成，其含义为“人民的统治”（rule by the people ）。此外，无论在拉丁文（populus）、意大利语（popolo）、法语（peuple），还是英语（people）中，“民主”中的“民”都是集体名词，民主指的是人民的统治或权力。换言之，经典意义上的“民主”概念，是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依托，最终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人民当家作主”。1863年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中，将美国制度概括为“民有、民治、民享”，就是从这一意义上讲的。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著名的“窑洞对”，当黄炎培问到中国共产党如何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时，毛泽东的回答是“民主”，“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这同样是“人民当家作主”意义上的“民主”，而绝非党争选举意义上的民主。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旨在实现多数人意志和福祉的“民主”，与致力于国富民强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互为表里。就此而言，民主是各国矢志追求的核心价值。

西方民主理论的演变，逐步背离了民主的本意

如何才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意义上的民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实现政治领域的平等和民主，前提是确保经济领域的平等。列宁曾说过：“在实际生活中，民主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相互依存’的，它也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要想真正实现民主，关键不在于政治变革本身，而在于经济领域能否实现共同富裕。撇开经济基础问题谈政治民主，只能是隔靴搔痒。

实现经济领域的共同富裕，当然首先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因为只有物质财富足够丰富，才可能承担得起政治博弈本身产生的巨大交易成本。同时更重要的是，还要进行深刻的生产关系变革。只有当多数劳动者平等占有生产资料，进而平等占有劳动成果时，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进而使政治领域的平等与民主水到渠成。“假如我们赞成资源平等是分配平等的最佳观点，那么自由就变成了平等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像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与平等有着潜在冲突的独立的政治理想。”[1]

变革生产关系、打破资本对劳动者的全方位控制，需要进行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政治学者巴林顿•摩尔说得很明白，民主发展需要若干条件，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以革命手段粉碎过去。历史学家斯塔夫利亚诺斯也认为，“独立发展的先决条件是‘结构上的变革’，或者说是旨在促进群众参与的社会结构的改组；没有群众参与，经济的独立发展是不可能的。”《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称，英国的光荣革命不彻底，贵族精英地位至今稳固，由此导致英国的贫富分化非常严重；相比之下，法国大革命废除了一切特权，因而该国大革命后民众的收入明显平等得多。

资本主义制度本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直被奉为金科玉律。美国国父之一汉密尔顿当年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表示，要用一切手段防止多数穷人侵犯少数资产者的利益。纵观西方国家的法权秩序和体系，无不将保护产权列为头等重要的内容。而在不彻底破除私有制的前提下，推行民主政治无异于建造空中楼阁。列宁曾指出：“在现存的生产关系基础上，所有这些进步办法只会日益加深大众的无产阶级化。”在没有变革生产关系的情况下，“号召工人去争取政治自由，就等于号召工人替先进资产阶级火中取栗，政治自由首先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不能改善工人的状况，只能改善他们与这个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条件。”换句话说，私有制条件下的民主制，实际上是“半截子工程”乃至“豆腐渣工程”。

西方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先天不足，当权者又没有能力自我修正，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民主”；进而将“政治民主”程序化，使之等同于“选举民主”。从思想源流看，卢梭等人强调的人民民主理论，原本将“人民当家作主”放在首位；但到了穆勒那里，“民主”开始被视为是公民以民选代表为中介、参与决定集体意志的权利，开始强调如何使政治精英更好获得合法的大众化基础，即采用代议制的政治制度；到了熊彼特那里，选举本身变成第一位，“人民当家作主”降至第二位，“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人民的统治”悄然被偷换成了“精英的统治”；在熊彼特的基础上，罗伯特•达尔和萨托利等人又形成了“民主就是竞争性选举”的观念。现在多数人谈论的所谓“自由民主”，基本指的就是竞争性选举。

总体看，西方民主的理论演变史，实际就是一个逐步背离“民主”本意的过程：它从最初的集体主义取向，演变为个人主义取向；从政治与经济相结合，转变为纯粹的政治议题；从人民为重心的人民民主理论，转向以精英为重心的自由民主理论。正如列宁所说：“任何一种思想，假若你把它当干鱼对待，将其全部内脏剜去，然后摆弄剩下的外壳，那都会成为太一般的括弧。”脱离经济基础和阶级立场，抽象地谈论政治民主，必然导致西方民主“虚多实少”或“有名无实”，成为一种“残缺的民主”。

事实上，民主既有全民性，也有阶级性，且全民性只是表象，阶级性才是本质。马克思认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但西方民主只强调民主选举、代议制等涉及全民性成分的内容，而有意无意回避“哪个阶级掌权”这一主要矛盾，从不承认阶级统治的本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西方民主是虚伪的民主。正如列宁指出，“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不少人对西方民主津津乐道，殊不知其谈论的民主概念，距离民主本意已越来越远，西方民主理论的盲区也越来越大。

西方民主实践已变成寡头政治

西方民主（资本主义民主）有其历史进步性，这首先表现为公众参政范围的扩大。雅典时期，总人口中一半是奴隶，而奴隶没有公民权，仅被视为财产；外来居民、妇女和孩子，也没有公民资格。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参政限制被逐步取消，奴隶得到解放，妇女、少数族裔等也日渐被赋予公民权。其次，支撑民主运行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工业革命和数次科技革命，极大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使“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年代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这种相对丰富的物质财富为民主政治运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巴林顿•摩尔、熊彼特等人均认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现代民主与资本主义同时兴起，并具有因果关系。

然而，随着时代向前发展，西方民主的缺陷也日趋暴露。在“资本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广大民众摆脱了有形的传统人身依附束缚，却无法摆脱无处不在的资本控制和盘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不可能被公平分配，而只会导致马克思所说的“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且这种贫富分化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明显。20世纪50年代，美国最富阶层与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是30:1，到21世纪初，这个差距已扩大到1000:1，造成如此巨大落差仅用了50年时间[2]。当前，美国总收入流向所谓“经济名人”（占比0.1%的最高收入者）的比例增加了2倍多，即从20世纪50年代末的3.2%增加到2005年的10.9%；流向占比1%的最高收入者的比例同期翻了一翻（从10.2%到21.8%），而1999-2004年期间，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却下跌了3.8%[3]。斯蒂格利茨称，截止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美国社会最上层的0.1%家庭所拥有的收入，是社会底层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而且，资本收入的增速日渐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速，“一旦资本收益率显著且持久地超过经济增长率，财富积累和扩张的动态机制，将自动导向高度集中的分布。”[4]这意味着，在可见的未来，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仍将继续拉大。

2008年总统大选

经济领域的贫富悬殊，使这些国家普遍存在公民的政治与经济权力不对应的悖论：“政治领域实行的是以个人为单位、按票计数的民主程序原则；经济领域实行的却是以资本为单位、按股计数的资本主义原则。”[5]理论上说，在实行了代议制和普选权的西方国家，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使每个公民都有参选胜出的机会，正是这点让很多人对“民主”十分着迷。但在政治实践中，竞选实际是资源、财富和势力的比拼，没有雄厚的综合实力，一般人根本玩不起这个游戏，角逐最高权力永远是“富人的游戏”。“政客们当选所需要的钱越多，他们就越需要富人的赞助，这些赞助者对他们当选后政治决策的影响也就越大。”[6]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在民主共和国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

亚里士多德曾将财富与政治地位的关系，视为区分寡头政治与民主政体的重要基础，“倘若占有政治权力是因为占有经济权力或财富，那么，无论占有权力的人数是多少，这都是寡头政体；如果没有财产的等级拥有其权力，那么，这就是民主政体”。[7]换句话说，利用掌握的巨大财富来取得政治权力，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寡头政治。美国就是典型案例。贫富分化日益加大，使美国民主日趋背离“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想，而沦为金钱主导的民主。美国总统选举花费巨大早已尽人皆知，2012年奥巴马与罗姆尼在总统选举中共花费60亿美元，一举成为美国“史上最烧钱的大选”。

从操作层面看，防止金钱支配政治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减少政客对金钱的需要。1974年水门事件后，美国国会确实对此进行过限制。但不到两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在“巴克利诉瓦莱奥案”中裁决这种经费限制违宪。2014年4月2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结果，对“麦卡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作出裁决,推翻了对政治竞选捐款总额设限的做法，进一步增强了金钱和大资本家对竞选的影响力。这种日趋明显的“金权民主”倾向，令西方民主越来越名不副实。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这是一场1％的上层群体一直获胜的战斗”，“我们当前的体制似乎是依据‘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来运行的”。

这种民主与“人民当家作主”越来越不搭界，而成了“资本当家作主”，即资产阶级专政。这种“富人治国”的最终结果，就是政治经济决策不再体现多数民众意志，甚至可能与公众意志截然相反。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西北大学两名教授通过研究1779项政策议案最终得出结论：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寡头政治国家[8]。举个例子，控枪法案得到了90%以上民众的拥护，却屡屡在国会表决中胎死腹中。恩格斯认为，“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列宁也认为，“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毛泽东说得更为透彻：“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

在贫富分化加大的背景下，西方民主质量下降乃至失灵的趋势更加明显。2014年8月初，奥巴马在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谈话时感叹，“我们的政治运转失常”，“政界中不受控制的金钱运作——这是当今我们政治体制的本质，正在削弱我们共同面对巨大挑战的能力，而这种影响远甚于任何外敌”。曾鼓吹“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调转枪口，称“美国政府整体质量恶化已持续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分权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而是给了利益集团和政治活动组织过度的话语权，未能体现美国主权公民的意志”，“解决之道应该是减少某些民主化方案”，并感叹“美国政治衰败还将继续下去”。

只有经济上共同富裕，才可能有政治上的平等与民主。罗尔斯当年质疑美式民主无法解决贫富悬殊、种族矛盾等诸多问题后得出结论，“公平”是比“民主”更基本的原则[9]。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是常态现象。要从金权民主到人民民主，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而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人们越是了解民主，民主头上那些曾经耀眼的光环却越显暗淡。”[10]目前，西方国家“政治冷淡症”明显，投票率下降已成顽症。2014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时，投票率只有36.4%，为72年来最低水平；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率仅为42.5%，创1979年以来新低；日本一项民调显示，84%民众表示对政治家“不太信任”或“完全不信任”。

“在市场上叫卖得最凶的人，往往是想把最糟糕的货物推销出去的商贩”（列宁）。西方民主明明日趋破产，但西方国家凭借话语权优势，硬是将这种“政治次品”包装成“普世价值”和“万能灵药”，在世界上到处推销，使非西方国家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民主化浪潮”。这种回避经济基础变革的“民主化药方”，无形中成为毁灭发展中国家的“慢性毒药”。据统计，世界上有22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极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外﹐其余几乎都是按照西方民主制在搞资本主义和“民主化”，但比较富裕的却始终是那20多个国家﹐其余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面貌依旧，甚至更加动荡和贫穷。正是由于治理效果不佳，民主在世界上日渐失去了它往日的声望。20世纪90年代早期，支持将民主制作为政府体制的比例达到85％、90％甚至95％，但现在大部分国家对民主的支持率已降到60-65%，相当部分还降到50％[11]。2014年《经济学家》刊文感叹，“民主”在全球发展停滞甚至出现逆转。据“自由之家”统计，全球“自由指数”已连续第8年下降[12]。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导向真民主

西式民主并非政治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巴林顿•摩尔将传统国家进入现代世界的政治道路归纳为三条：一条是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第二条是德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第三条是中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事实上，在帝国主义出现后，中国已丧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后时机。“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更多地跟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更多地跟民族解放、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13]

从所有制角度看，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1956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但仅靠给农民分土地的小私有制，中国不可能真正发展生产力，更不可能消除贫富分化。毛泽东曾深刻指出：“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向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因此，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并最终建立起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的所有制结构。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是确保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经济平等又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前提条件。就此而言，社会主义国家更有资格谈论民主，更有可能实现真正民主。

政治统治本质上是阶级统治（即阶级专政）。西式民主是建立在贫富分化基础上的、少数资产阶级对多数无产阶级的专政，因此其“敢做不敢说”，从不公开承认民主的阶级属性，只能在选举投票、权力制衡、程序合法等次要问题上打转转。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在共同富裕基础上推行民主，因而“敢做敢说”，公开承认自己是建立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这种民主理论和实践，透彻得多，实在得多，也理直气壮得多。在政体上，中国采用的是带有协商民主性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这种制度既可以集思广益，最大限度调动民众积极性；又可议行合一，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种建立在社会主义道路之上的政治制度，有可能使广大劳动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翁，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主观能动性。中国正是凭借这种所有制优势，使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提高。毛泽东曾专门谈到合作化与工业化的关系：“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斯塔夫里亚诺斯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进行农业合作化，不仅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还是因为公社从制度的结构上，为更大程度发挥土地和劳力资源的潜力、为使千百年来横遭勒索的剩余产品白白地流入非生产性渠道的历史宣告结束，提供了一条途径。1956年，中国所耕种的土地（16.77亿亩）比1933年时所耕种的土地（15.33亿亩）面积扩大了9.3%，中国的净积累率由1949年的1%-2%上升为1953年的20%。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中国就从传统农业国一跃成为工业体系较为完备、能够制造原子弹和氢弹的工业化国家，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道路。当前，我们同样是依靠这种独特的政治制度优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衡量一国政治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实现国家富强。与一味强调程序合法性的西方民主相比，中国的政治制度更强调实质合法性，因而更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已证明，中国的政治制度非但不逊于西方民主政体，反而比西方政体更为优越——正是这种对西方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根本性挑战，令西方世界如此恐惧和仇恨，必欲瓦解而后快。

中国有必要“再社会主义化”

从国际战略角度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属于“政治突破型”建国的国家，必须始终强化政治统领全局和国际战略。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必须是巩固和强化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照搬支离破碎的西方民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巩固社会主义民主，前提就是巩固和强化公有制经济结构，走共同富裕之路。邓小平曾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目标，使我们过分注重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忽视了所有制结构的社会主义属性，结果“倒洗脚水连婴儿一起倒掉”，公有制经济比重从改革开放初的99%，下降至现在的20%左右。公有制经济比重的显著下降，使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高度均质化分配结构，变成贫富分化日趋拉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仍明显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美国密歇根大学2014年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贫富差距已超过美国，位居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列（达到0.55)。中国4000名富豪年收入等于10亿农民和1.4亿城市在岗职工的总收入[14]。 这种失衡的所有制结构和贫富分化状态，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富人在各级人大和政协中比重越来越高。更值得警惕的是，尝到权力甜头的大资本力量，希望进一步打破社会主义制度的藩篱束缚，推行西方自由民主那套，目的就是放任资本力量为所欲为。邓小平曾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自由化，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物质前提和独特优势，失去了所有制优势，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要想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民主，防范“颜色革命”，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巩固和扩大公有制经济比重，走共同富裕道路。

[1] （美）罗纳德•德沃金著，冯克利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

[2] （法）皮埃尔•卡蓝默著，高凌瀚译，庄晨燕、戴捷校：《破碎的民主》，三联书店，2005年，第6页。

[3] （美）拉里•M. 巴特尔斯著，方卿译：《不平等的民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第1、16页。

[4] （法）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74页。

[5]佟德志：《在民主与法治之间》，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7页。

[6] （美）罗纳德•德沃金著，冯克利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2页。

[7] （美）拉里•M. 巴特尔斯著，方卿译：《不平等的民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第293页。

[8]杨光斌：“西式民主困境与中国民主的未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40716109514.html

[9] （法）皮埃尔•卡蓝默著，高凌瀚译，庄晨燕、戴捷校：《破碎的民主》，三联书店，2005年，第6页。

[10] 佟德志：《在民主与法治之间》，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4页。

[11] (美)霍华德•威弧尔达著，刘青、牛可译：《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12] “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The Economist, Feb.2014.

[13]马钟成：《依宪治国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改造新资产阶级》，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4/10/330599.html

[14]马钟成：《依宪治国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改造新资产阶级》，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4/10/330599.html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指的是新兴经济体的人均GDP在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之后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在人均GDP到达3000美元后向高等收入行列迈进的过程中，快速发展积累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经济处于长期徘徊、停滞而无法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局面。经过三十多年快速的发展，中国已处于由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过渡的发展阶段，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10年已经达到4260美元，2013年接近7000美元。按照世行2010年的标准，我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挑战，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困难越来越大，很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目前，“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个流行概念广泛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而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则成为学术界和政策部门时常讨论的重要议题。鉴于此，有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首先，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最新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收入在1026至12476美元之间的国家都属中等收入国家。目前世界上高收入国家有70个，中等收入国家有108个，低收入国家有36个。而在1996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被定义为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数量为26个，2001年增至53个，2005年为56个。由此可见，高收入国家有日益增多的趋势。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被认为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8个典型国家，包括亚洲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拉美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近5-10年来人均国民总收入、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却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并保持稳定，有的国家甚至还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相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一些发达国家，却出现了失业率不断攀升、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的状态，以至于不少专家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陷入了慢性持久的危机之中，进入了一种新的经济常态和低增长陷阵。这些事实说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并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其次，造成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诸多问题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与中等收入其实并无必然的直接联系。这是因为，一个社会的经济规律不是由人们的收入水平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性质、特点和相互作用决定的，是具体的和历史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从历史上看，不同国家在其到达中等收入水平的阶段时，处于不同的历史时代，其国内外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比如，以现价美元计算，美国处于人均3000美元时，是19世纪80年代末，阿根廷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而中国则是在2008年，其国际国内条件是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的。即使在同一个时代，例如在当今世界，处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有100多个，这些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经济体制、资源禀赋和文化传统也是各不相同，其面临的问题也很难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概念加以解释。特别是把中国目前的情况与其它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相提并论，并列为有可能落入“陷阱的”主要对象，完全忽视了中国经济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存在的根本区别，这是不恰当的。

第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病症，从本质上看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矛盾和困境的表现。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在世界体系中获得了统治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说，“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落后国家被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外部力量的刺激和推动下，走上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然而，严酷的事实是，欠发达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努力虽然经过了上世纪的历史时期，但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之外（如日本、韩国），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绝大多数国家长期锁定于不发达状态，变成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成为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与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提供者，无法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其本质就在这里。有的国家如中东产油国，虽然收入水平已经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从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水平看出，仍然属于不发达国家。

导致不发达国家长期锁定于不发达状态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天生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是资本对劳动的支配以及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表现在国家之间，则是少数发达国家对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支配以及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在国家与国家关系上，发达国家控制着资金、技术、生产力、军事、政治等资源，成为支配的一方；而不发达国家则处于被支配地位，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在这种不平等的体系中，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处于核心的高端国家永远是少数，而大多数国家则必然处于不发达状态。

从不发达国家内部的发展状况来看，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都是比较落后的。马克思当年在论述作为资本主义发展较为落后的德国所面临的特殊矛盾时，曾经指出：“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不仅深刻揭示了19世纪初期德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也准确地揭示了当代发展中国家所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实质。“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指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旧社会的残余，如自然经济、城乡分离、君主专制、政教合一、种族主义、部落制度等，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由此产生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而“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则指发展中国家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剥削、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资本主义的弊病日益暴露。特别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长期受发达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的剥削、支配和控制，处于殖民和半殖民的状态，丧失了自主发展的能力，从而导致经济长期停滞和社会长期动荡。

由此可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摆脱落后挨打的宿命、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问题，这当然不是什么新的问题，而是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主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努力和奋斗，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就是：不断坚持、完善和创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把自力更生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在当前，要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加快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步伐，努力实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和新优势。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途径，也是摆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

严格地讲，所谓的“中等收陷阱”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不能准确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识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盲目照搬国外的理论和话语体系，不仅不能揭示问题的本质，还可能产生误导。这是我们需要重视的问题。

*张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政府发挥更好作用”，如何理解这一重大命题，经济学界和社会都产生了多种不同认识。有一种较为广泛的观点认为，目前进行的改革，只是初步实现了普通商品市场的市场化，而要素市场仍存在严重的政府干预和价格扭曲现象，因此“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就是指通过下一轮深化改革，实现生产要素部门的全面市场化，以形成全面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应该说，这一说法具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力，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以经济学教科书来看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市场体系缺乏认知。

在当代全球化深入发展背景下，市场体系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同质的平面世界，而是存在着生产要素和普通商品两个显著不同的子系统。现代期货与金融交易所的普及，使基础生产要素有了生产投入品和金融投资品的双重属性；国家政治权力与公司资本权力对要素市场的介入与建构，使战略性生产要素市场成为具有权力等级结构的市场。其结果是，这些战略性基础要素市场往往远离自由竞争，其价格形成远离均衡价格；国家、资本与市场自发力量的互动博弈，决定战略性要素的供给能力与价格水平；由于要素价格是普通商品价格的重要构成，国际性要素市场上的博弈建构，便决定着一国普通商品市场的国际竞争力。这种双层市场的结构之存在说明，一国经济体系的生存与发展，首先取决于国家参与建构的战略性基础要素市场的运行效率，同时也取决于双层市场各自的治理模式及相互关系。这一双层市场的视角，对我国深化体制改革中更好处理市场与政府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启示；对现代世界体系中不同国家的发达、落后和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提供了经济学的新解释。

现代市场体系的内部结构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市场经济是一个单一的、原子型静态的平面体系，其内部不存在结构，各个组成部分的运行规律与价格机制是完全相同的。但在现实世界的经济运行中，生产要素和普通商品的功用与运行机制是显著不同的。习惯上，土地、资本、劳力成为传统生产要素；加上知识产权、能源、环境等要素后，称为广义生产要素。因此，理解生产要素市场的运行机理，就成了正确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部分。

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按照产品的使用性质，把国民经济划分为提供生产资料的第I部类和提供消费品的第II部类 。而本文所说的是市场分类，考虑的不是产品的使用属性，而是其交易属性，由此把市场分为两类：

（1）、普通商品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买家购买产品的目的，或是用于生产新的产品，或是进行消费以满足生活需要。总之，关注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

（2）、投资品市场：这个市场上的买家购买产品的目的，不是用于生产别的产品、或自己消费，而是为了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即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交易只是赚取价格差的工具。

历史上，生产要素本来是作为一般制成品的原材料和设备而存在的，但随着现代金融市场的兴起，特别是商品期货交易的发展，许多生产要素转变为投资的对象，成为交易所的交易品种。由此，生产要素的购买者出现了分化，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买家，即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它们购买生产要素进行实际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另一类则是在交易场所活动的投资者，他们买进是为了在新的价格水平上卖出。历史趋势表明，随着交易的发达，越来越多的纯投资者加入以生产要素为载体的投资交易，使得生产要素作为投资品的交易规模呈跨越式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高的比重。同时，生产型购买者也越来越深地参与到投资型要素市场的交易中，不知不觉把原本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商品期货，变成了价格投机的工具，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实体经济对要素投资品的定位。这种情形在当代已发展到一个令人震惊的阶段，纯投资类交易的规模远远超过了生产经营型购买者的交易规模。仅以原油为例，2012年两大期货市场（Nymex和ICE）上原油的主导合约交易量超过3800亿桶，而当年全球石油的产量和消费量都堪堪超过300亿桶 ，也就是说，纯投资类的交易规模至少是使用型交易规模的10倍多！

需要强调的是，商品期货交易所的出现，从制度安排上把本来是生产投入品的东西变为交易所内进行金钱交易的投资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西方金融强国，比如英、美，正在布局把越来越多原本不是投资品的东西，打造成投资交易的对象。比如生态环境，通过节能减排的说法，西方金融强国创造了碳交易与碳金融，其实是图谋把先发达国家的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中国家的要素成本。

商品期货行业的发展使得生产要素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是商品属性，二是投资品属性。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是生产的材料、设备等物质投入；而投资品作为投资者买进和卖出的对象，其属性则体现在金融市场的交易过程中。相应地，市场体系中形成了两个子系统，一个是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一个是作为消费品与生产投入品的普通商品市场。要素市场运行所产生的要素供给及要素价格，直接进入普通商品市场的生产过程，构成实体企业的成本，从而直接影响其市场竞争力。

由此可知，要理解普通商品市场的运行规律，必须首先理解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运行规律；要判断普通商品市场和整个市场体系的效率，必须首先判断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的运行效率。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当代世界，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和作为投入品的要素市场，在地理空间上也是分割的，前者集中于发达国家，后者集中在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国和生产国。因此，要理解国穷、国富，也离不开对上述双层市场的解剖。现代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框架既无法解释真实世界中的市场运行，也不能解释不同国家的兴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不能说明基本要素市场和普通商品市场的区别。

 

广义要素市场中的权力和价格建构

为什么要把要素市场和普通商品市场区分开来，重要原因是这两个市场虽然是整个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但两者的结构、运行机制和价格形成规律都显著不同。

要素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存在显著结构性差异

要素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在内部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造成赢利模式的不同。

首先，是需求形成和需求曲线的不同。在普通商品市场上，价格上涨时需求减少，价格下跌时需求增加，避涨追跌。在经济学上，其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但在投资品市场上，买入是为了高价卖出，由此造成追涨杀跌的行为模式，相应的，它的需求曲线便不再向右下倾斜。

其次，市场主体的性质不同。在大多数普通商品市场中，买卖双方都是由众多同等的厂商或消费者组成。因此，任何个体对价格都没有重大影响，而只能在价格的指挥棒下调整自己的买与卖。但是，在真正的广义要素市场上，买卖双方都呈现巨大而鲜明的差别。就买家而言，尤其是那些为了投机目的而来的买家，在市场权力（Market Power）上存在着等级划分。不妨把要素投资品买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主控型投资者，股市俗语中称为“大鳄”，主控型投资者的市场权力分别是购买力、组织力和话语权。所谓购买力，是通过巨额资金的投放或撤离，直接推高或压低市场价格，从而塑造市场预期；所谓组织力，指通过全球性机构网络的信息控制、关联交易、组织同盟等协调行动，判断市场和塑造市场；所谓话语权，即通过雇佣专家、搞定政客、以及全球舆论发布等，改变一般投资大众乃至全社会对投资准则的看法。第二类是信息丰富型投资者，他们与市场交易中的关键作手（Operator）保持关系，先于公众掌握信息，这部分买家对应证券市场中较为重要的投资机构。第三类是跟风的价格预期者，俗称散户。这类买家对未来价格的判断，主要来自市场舆论。

其三，赢利模式不同。在普通商品市场中，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之手的引导下，通过满足买家（消费者）的需求，实现自己的利益追求。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赢利模式。但在要素市场上，由于参与者之间的市场权力存在等级差异，并且需求规律常常由避涨趋跌变为追涨杀跌，所以，也可以通过对价格涨落的下注来获得利润。进一步说，拥有重大市场影响力的“大鳄”，可以利用自身的市场势力，人为地塑造市场走势，放大、甚至制造价格涨落的泡沫，从而谋求暴利。在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上，“无形之手”自发运动的一个内在趋势，就是产生损人利己的赢利模式；拥有市场权势的主控型投资者，可以通过引领价格的涨落，塑造价格波动，人为制造不同时点上的巨大价格差异，由此攫取暴利。

资本权力与要素价格的形成

从上述3个“不同”，可以看出投资型要素市场和作为投入品和消费品的普通商品市场具有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广义生产要素市场如何运行？其价格是如何决定的？这是现代经济学长期忽视、几乎处于空白的领域，在此仅简述如下：

近些年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理论，分析了金融投资领域存在市场价格的巨大波动和泡沫现象，但为什么会有大起大落和泡沫？被认为是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造成。而为什么广大投资者都是非理性的呢？其实，在广大中小投资者的非理性（跟风）行为背后，隐藏着具有超级市场权势的主控型投资者。是这些大鳄们出于私利来制造价格波动、形成泡沫涨落，从而扭曲了市场。他们以金融资本的购买力为基础，从一己私利出发，利用广大中小投资者的从众心理，制造出跟风行为。这些人既有大规模机构的组织动员能力，又能雇佣研究力量影响社会舆论话语，将他们所希望的价格变动灌输到广义投资者的认知结构中，引发跟风行为。这样，在价格上涨出现时，追涨杀跌的买者就会大量跟进，于是价格上涨引起又一轮上涨的预期，也就是教科书中所谓的正反馈机制。在正反馈机制下，原本一次性的价格上涨，会引起连续的、自我实现的涨价预期，形成多轮次的价格上涨。最后，当主控型投资者的盈利目标实现并开始逐步退出时，价格上涨就到了临界点。这样一个较长时段的价格上涨运动机制，最后将在资本大鳄完成退场而引发的恐慌性抛售与市场狂跌中告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希勒将这种现象称为“非理性亢奋”，索罗斯则将这个过程概括为暴涨-暴跌模型，这应该是行家之论。在这个周期性的涨跌中，自发的市场力量确实发挥了作用，大众投资者也确实作出了各自的自发选择，但他们是在主控型投资者的战略布局和市场操纵下行动的，其实质是在个人选择表象下的跟风行为，是非理性的从众盲动。

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成了资本权力实现赢利目标的工具；而资本权力也正是在塑造和引领价格波动的过程中，才得以创造出交易赢利的巨大机会。

国家权力与要素价格的形成

现代要素市场的实践表明，不单是资本的权力，更重要的，国家的政治权力也直接介入要素市场的运行和要素价格的形成。原因很简单，广义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土地、能源、矿产等基础要素，在全球的空间分布是极不均衡的，即使是大国，也大多必须经由国家间经济往来才能解决基础要素的供给缺口。也就是说，基础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是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部求解的，它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或学界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得到解决。因此，国家就成了市场体系的场内实体。

当然，国家政治权力参与要素市场的工具多种多样，远非市场自发力量和资本权力可比。比如：

（1）中央银行的政策操作：通过调控货币政策影响货币供应量或者说流动性，同时影响利率水平，从而直接改变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作为世界货币发行者的美联储，更可以通过其美元政策，直接影响与改变全球资本供求格局与国家间发展活力。

（2）政府的“经济外交”：政府部门直接向相关国家施压，构建平台，就关键要素的价格如汇率、关税等进行谈判，甚至动用经济制裁等极端手段来改变关键要素价格。前者如关于日元汇率的广场协议，后者亦不时见诸新闻媒体的报道。

（3）国家经贸立法：通过立法，除了可调控国内市场的运行，也可针对国际关系，从而改变要素的供求。比如，美国用《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豁免了对许多衍生品的监管，如掉期交易、场外能源衍生品交易、部分混合金融工具等，直接推动了衍生品泡沫的膨胀。又比如，英国于1651年通过保护英国本土航海贸易垄断的航海法案（The Navigation Acts），直接提高了对英国海洋运输行业的需求，增加了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和国家海洋运输能力；而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为对外倾销工业品，又于1849年将其废除。再比如1970年代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直接通过调节产量也就是市场供给，来确定石油的国际价格。还有对知识产权的各种立法，用意都在使发展中国家获取知识和技术这样的关键生产要素的难度增大。

（4）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在本文的分析架构中，原来作为军事、政治行为的殖民行为，其实是国家最高形态的要素战略行为，借由武力支撑，直接获得生产要素的供给和价格管控，使得不发达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要素支撑。正如许多观察家指出的，伊拉克的萨达姆之所以遭到美军的“斩首”待遇，根本原因还是他谋求石油定价去美元化，触动了美元霸权这一美国国家利益的命门。

总而言之，国家作为一个有强制能力的政治实体，不论对内、对外，都具有比资本权力更直接、更多样的手段和工具，来影响和改变重大要素市场的供求形成和价格水平，从而对一国市场体系的运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国家-资本权力的协同与要素价格形成

既然国家的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经济权力各自都能对要素价格的形成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那么，二者的结合便同样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国家与资本的结合并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国能否实现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有效整合，此点决定了一国对广义要素市场的影响能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经济体系的运行环境和整体效率。

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整合程度，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利益结构，取决于国家自主决定本国发展政策的能力，也取决于一国政府和企业的传统关系。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各色各类的国际组织和相关的各类法规条约，无一不是国家间要素获取能力的博弈。

要素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的相互关系

如上所述，要素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在主体结构、运行机制与价格形成上都存在显著不同。但是，作为同一个市场体系的两个组成部分，二者又必然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因此，要全面、准确地把握现代市场经济，就需要对其两个组成部分的各自特点和相互作用同时加以把握。

要素市场是政府市场体系的基础层面，它的运行结果就是一国的要素供给能力。而普通商品市场的运行所解决的问题，则是一国经济的竞争、创新、资源配置这类可称为市场竞争优势的内容。

要素市场运行产生的要素供给能力，是普通商品市场运行的前提，决定着商品市场运行的好坏。要素供给的好坏，决定了普通商品生产过程能否正常进行；而要素的价格水平，则决定了普通商品生产的成本。因此，一国普通商品部门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其基本要素供给能力决定的。

当然，一国以制造业与服务业为主的普通商品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不仅取决于要素市场形成的要素供给能力，同样也取决于该部门自身的资源配置效率与创新能力。如果说前者是普通商品市场效率的外生助力的话，那么后者就是它的内生动力。对于一国经济的综合经济竞争力而言，二者同时存在，缺一不可。

由上可知，对于这两个运行规律截然不同的市场，不能简单套用相同的市场治理结构；相反，应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为不同的市场类别探索与建立其各自需要的、与之相适应的市场治理结构。这里说的市场治理结构，是指具体市场领域中的政府、核心企业以及市场自发力量这三者的职能与相互关系。我们说不同市场中不同的治理结构，也就是说，要针对不同市场领域的特征，形成不同的政府、核心企业与市场自发力量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果我们认同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本适用于普通商品市场，即在普通商品市场上，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与自发运动基本上可以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那么，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维护公平竞争，比如反垄断、环境保护、维护食品安全等产业规制行动。也就是说，在普通商品市场领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的更好作用则体现在为市场的正常运行提供维护性规管方面。这也就近似于古典经济学中政府作为市场经济“守夜人”的定位了。

但是，在要素市场这一领域中，本来就是由国家、核心公司、市场自发力量三者共同参与，形成该市场的实际运行结果。因此，这一市场领域中的市场治理结构与市场运行结构是互相交织、密不可分的。在这里，在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领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再是决定性的。在此领域市场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即使国家不介入这一市场的运作，资本权力的操纵仍然会破坏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即使一个国家迷信市场万能而远离要素市场，其他国家的政治权力照样会毫不留情地全力介入，以争夺本国要素供给的优势。

双层市场与国富国穷

从上述分析可知，在真实世界的经济体系中，是要素市场的运行结果直接影响普通商品市场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一国经济体系的整体竞争能力，取决于双层市场的治理关系。因此，政府如何构建这个双层市场的关系，便决定了整个经济体系的效能与效率。就是说，在传统教科书所述及的公共服务提供之外，政府还需综合运用经贸、政治、外交及舆论等综合工具，有效参与全球性重大生产要素市场的规则制定、资源开发与市场交易，从而营造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有利的要素供给能力，以保障要素供给，实现合理的要素价格。但是，政府在履行这一协调、整合职能的同时，又必须注意另一方面，即建构基本要素供给能力的过程不能对普通商品市场的公平竞争产生长期压制性的负面影响，以保持普通商品市场的竞争与创新活力。

从双层市场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西方崛起、亚非拉不发达和中国道路等重大问题做出新的解释。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中，西方世界崛起成为发达国家，是因为率先建立了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政体，从而激发了竞争与创新活力，推动了技术与产业革命的发展与升级，得以创造出产业领先、收入增长的社会经济。而对比之下，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沦落为不发达和贫困落后之地，则是因为政治失灵导致了私有产权得不到保护，市场体系在政府的压制与绑架下，扭曲变形，丧失活力，非但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推动创新与企业家创业，反而成了政商勾结、设租寻租的场所，其结果自然是经济停滞，分配不公，贫富分化，陷入诸如“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之类的困境。简单说，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描述，西方社会的现代崛起像是一首平和悠扬的田园牧歌，而广大不发达国家的落后则是自作自受，命不如人！

本文的基本理论则可得出新的推断：任何国家从不发达走向发达，不可能单纯依靠私有产权与自由市场，而必然要经过政治-资本权力的整合，以解决长期发展所需要的重大生产要素之供给问题。细察自英国工业革命发轫至今的各国发展史实，可以说完全符合上述推断。大体说来，由于对基本要素市场和普通商品市场相互关系的治理方式存在模式之别，从而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崛起和亚非拉广大地区的落后。现分述如下：

西方世界的崛起：战略性要素供给体系与竞争性普通商品市场

历史表明，在英、美等国的崛起过程中，既有私有制市场经济充分竞争和创业、创新的精彩篇章，也有国家与私人公司携手开发全球基本要素供给和海外市场的运筹谋划。马克思论述的“资本原始积累”这一概念及其主要表现方式，说明了由圈地运动、殖民侵略、奴隶贸易、美洲白银开发、关税制度等工具组合而成的基本生产要素攫取体系，是英国这样的先发国家能够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美国的崛起除借用了英国的资本与技术外，更是建立在对美洲大陆原住民的奴役和土地侵占的基础之上。至于东亚率先工业化的日本，其发展固然有明治维新之功，但来自中国的巨额战争赔款，才是解决日本工业化资金、原料供应及市场的最大力量。

1944年7月，西方主要国家在美国布雷顿森林举行会议，再次确认西方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作用

不发达国家：依附性要素行业与扭曲的普通商品市场

既然西方世界的崛起依靠了对后发国家基本要素市场的战略性攫取，那么，西方的发达必然意味着亚非拉的基本要素产业被绑架在西方崛起的车轮上，丧失了自主发展的可能。在早期出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形式中，先发国家的资本在暴力支持下直接开发亚非拉地区的丰富能源、资源，使之成为先发国家工业化的动力；而亚非拉地区则沦为矿产与原料产地，除了在矿产地形成少数由矿产所有者、庄园主及殖民者聚居控制的城市、形成依靠进口的畸形消费外，这些地区的本地产业被扼杀，广大劳工沦落到奴隶、半奴隶状态，被迫在恶劣条件下工作，只能获得勉强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结果导致这些地区国内市场狭小，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大土地所有者和其他富人倒向发达国家以获得政治和军事的庇护。在这种畸形情况下，表面看是私有财产保护不力、市场发育不良，而背后实质则是先发国家的掠夺性资源开发扭曲并固化了这些后发展地区畸形的经济与社会、政治结构。

平心而论，西方世界在崛起过程中都经历了复杂尖锐的内部阵痛，发生过诸如暴动、起义、战争、革命等多种危机的挑战，但借助殖民地提供廉价的资源、扩大的市场以及输出过剩人口和社会矛盾的冗余空间，西方渡过了这些灾变，成功崛起为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而与此同时，广大亚非拉地区则陷入体系的边缘，长久依附于中心运转。国际著名学者如沃勒斯坦、彼得·伊文斯、贡德·弗兰克，国内学者如北大的韩毓海等，对此过程都有过系统而深刻的分析。可以说，西方世界率先崛起的过程，既是一部内部制度创新、推动技术与产业革命的经济增长史，也是一部外部殖民扩张、掠夺亚非拉人民资源的政治压迫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实现民族独立，终结了旧式殖民主义，西方发达国家便改为依靠历史形成的产业、金融、政治、军事等多种优势，巧妙构建了一套由国际机构与国际条约组成的新控制体系。在这一新体系下，广大亚非拉国家有了一定的工业化机会，现代产业经济有所发展，但是在历史形成的基本要素市场严重依附中心国家的约束下，发展的自主性严重缺失，对外部资本、市场、技术、管理全面依赖，经济发展长期被迫附庸于中心发达国家的发展节奏，从而表现为时断时续、时高时低，往往出现“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的惨象，最终形成依附式发展的格局。

中国道路：战略自主性要素产业建构与一般产业发展体制的动态匹配

如果说西方世界由于将全球基本要素供给的战略性建构和国内普通商品市场的竞争性运行相结合，故而率先崛起为发达国家；亚非拉地区由于对自然禀赋的能源、资源、劳动力等基本要素丧失自主开发的主权，并由此引发国内普通商品市场的萎缩、扭曲与畸形，从而掉入长期落后的陷阱；那么，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获得成功，新生的共和国着手谋划国家的经济发展时，中国再走上述两种道路行不通，中国只能走自己的“中国道路”。现在来看，这条自主工业化之路的特征，就是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内外环境，确定不同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相应采取不同的基本要素产业建构和普通商品部门发展的体制安排。这个“环境-战略-体制”的战略选择体系，实际上已经存在了65年，并在这65年中，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东亚病夫”，建设成为蒸蒸日上的世界经济强国。

建国后的第一个30年中，中国处于内忧外患、列强联手孤立中国的时代环境中，国家独立与生存成了头等大事，而当时又是一无资金、二无技术的落后国情。在这些内外约束下，新中国的选择只能是建立相对集权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以此对接当时苏联的工业化项目援助，且以便于把农业剩余最大限度的集中起来，用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既首先打造工业化的基本要素供给能力，也尽快形成必不可缺的国防工业基础。当然，在这种国家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一般性商品部门的竞争与创新活力被压抑；且由于缺乏市场，价值规律难以发挥作用，造成了产品供求失衡和投资规模失控等多种形式经济效率上的损失。也就是说，前30年的集权型计划经济实现了基本要素供给能力的自主发展和国家初级工业化的成功，但因整体效率的下降，又使这一发展难以持续。

在此背景下，经由第二个30年改革开放，中国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一般商品部门实现了市场化，激活了民营企业创新、创业的活力，释放了市场机制在普通商品产业中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但与此同时，国家对基础性要素产业仍然保留了战略管控，这涉及资金、土地、外汇、能源、基础原材料等关键生产要素，涉及其产能布局、贸易政策、技术引进、使用方向等多个方面，更涉及到对这些关键要素的价格控制。虽然这些对关键生产要素的管控肯定存在种种微观效率上的损失，也因此饱受主流经济学的批评和诟病，但从宏观来看，这一组关键要素的管控体系的最大功能，实质是在充满地缘政治和全球市场双重风险的环境中，为中国经济保障了基本要素（包括外汇）的充裕供给和资本、土地、能源等关键要素的相对低价，从而建构了世界性的成本洼地。这一切又在一般制造业部门市场化活力的互动激荡之下，汇合成中国式工业革命和超常规增长的宏伟乐章。其结果是，中国这个人口最多、负担最重的大国，仅仅用30年的时间，便成就了人类经济史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广久远的产业革命，实现了从初级工业化向中后期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跃迁。而在这当中，对基本要素产业的战略建构和对一般制造业的市场化改革二者之间的互动配合，乃是关键所在。

通过准确地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双层结构，我们更能看清新中国65年发展道路的正确性，更能理解新中国前后两个30年在发展道路上起承转合的连续性。前一个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促成了农业剩余向工业资本的大规模转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从而为后一个30年的市场化改革创造了必要的基本要素保障；而后3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则通过激活普通商品市场的创新发展活力，把上述自主要素供给体系的内在优势释放出来，实现了普通商品产业的革命性发展，再反过来以大规模的市场效应，强力拉动了基础要素产业群（包括技术密集型产业）更为亮丽的崛起。可以说，前30年为后30年奠基，后30年为前30年结果，从而造就出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奇迹。

 

[1] 史正富：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同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编者按：9月14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在京举办《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成绩单”》学习心得报告会。

与会同志高度评价《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成绩单”》（《求是》杂志2014年第16期，署名李文）。该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站在世界历史运动的高度，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基本内容和对世界经济的严重破坏性，对于提高我们的理论政策水平，统一全党思想，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与会同志认为，我们应当在该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扎实研究，深刻认识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以至全人类道德生活领域造成的巨大破坏，深入认识新自由主义反人民、反人权、压榨第三世界的本质，对它进行一次较为彻底的清算。对于广大学者来说，这既是对中国前途应有的担当，也是对全人类命运负责的使命。

与会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中国不是一个真空，对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泛滥和影响要有求实的估计。国内的一批新自由主义者，是一股反改革、反开放的社会势力。在西方霸权主义的唆使、支持下，他们无孔不入地兜售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经济主张和政治主张，企图占领中国的思想文化阵地，演变和颠覆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让改革开放背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背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为霸权主义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奔走。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新自由主义不仅渗透到教育、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且还渗透到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中间，甚至企图影响国家决策，对中国改革开放构成了现实威胁。它之所以未能在中国造成拉美、东欧那样的灾难性后果，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排除干扰，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是由于党中央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抵制。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永远是我们战胜新自由主义挑战的法宝。

以下是与会同志的发言摘要。

张全景: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深刻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垂死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为了摆脱资本主义灭亡的命运，开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药方，有些药方可以缓解于一时，但不能从根本上挽救资本主义灭亡的命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在几十年后发生了蜕变，但这仅是历史曲折前进中的迂回，归根结底迟早要迈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战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65年的建设，走向繁荣富强。尽管也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例如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制裁，以及我们自己的工作失误等等，但总是战胜了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2008年西方国家陷入金融危机，实际就是经济危机。苏东剧变，实行的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搞所谓“休克疗法”，不是也带来严重灾难吗？日本某些专家指出：“资本主义已经终结！”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敌对势力极力向我们推行“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等等。不管什么口号，什么形式，实质、目的都一样，就是要搞垮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已经用血的教训揭示出，帝国主义指出的不是什么阳光大道，而是“通往奴役之路”。我们应当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科学分析，看清他们的本质，戳穿他们的阴谋，使自己保持清醒的认识，战而胜之，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卫兴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

新自由主义是区别于18世纪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新派别。十八世纪中后期，亚当·斯密确立了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经济人”假设是其理论基础。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自由主义分化为两派：凯恩斯学派和哈耶克等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由于应对大危机需要，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学派占据了主导地位。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滞胀”，凯恩斯主义失灵，新自由主义流行起来。广泛流行于20世纪80和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扩展到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等各个领域。仅就经济领域来说，它主张彻底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普遍自由化。它反对公有制；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是否定和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其代表人物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等。

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推行，造成了巨大的恶果。在拉美国家，新自由主义导致企业大量破产、资本外逃、债务深重、贫富严重分化，经济增长缓慢。苏联实行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导致国破党亡。资本主义国家也导致一场严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至今没有完全走出危机的泥沼。

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主要表现为改革以来日益强势的私有化思潮，也表现为迷信市场万能，主张靠市场来解决一切矛盾和问题，贬抑政府的作用。

国内私有化的主张之一，是高调宣扬“国退民进”、“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即要求国有企业让位于私有经济。其实中央是不赞同这种观点的。《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为传达中央的精神

，曾发表过多篇否定这种观点的文章，但收效甚微，至今还有人将“国退民进”宣传为国有经济改革的方向。

私有化的主张之二，是公开宣扬《人间正道私有化》，污蔑国有经济“像冰棍，在滴水了，一天天滴下来，最后只剩下一根棍子了”；有的来自境外的学者，在全国各处做报告。去高等学校，去社会团体、机关，去中央党校，公开否定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大肆宣传“人是自私的”，主张经济私有化。

私有化的主张之三，是错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私有化张目。恩格斯批判过将俾斯麦的国有化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冒牌社会主义”。有人将其移植和泛化到我国的社会主义中来，断言我国的国有经济也是恩格斯批判的“冒牌社会主义”。反之，又错解邓小平三条“是否有利于”的标准，将其作为区分“姓资”“姓社”的标准，据此，断言私有制经济“姓社”，是社会主义经济。这样一来，不但私营个体，连本是外国资本主义性质的外资企业，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了。这是打着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旗号，曲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是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私有化的主张之四，是从各个方面给国有企业泼污水，否定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当然，国有经济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缺点，特别是某些国企高管过高的薪金和腐败为世人不满，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和治理以获得健康发展。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人士硬要从根本制度上否定宪法规定的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否定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要求国有经济退位，包括从垄断行业中退出；公开提出反对国家和国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非公经济已经发展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到70%以上，国有经济在工业经济中只占20%了，还提出种种 “理由”说国有经济“与民争利”，要求摘掉“所有制”标签，消除“姓国”、“姓民”的鸿沟，总之，最后目标是以私有制完全取代公有制。

近两年，有人用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解读三中全会的《决定》，似乎以为《决定》为他们打开了彻底私有化、全面市场化与自由化之门。有人极力把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同国有经济对立起来，甚至有政府研究机构的人公开主张中国13万多家国有中小型企业“应该彻底民营化”。大型和国企可搞混合所有制经济，然后“整体上市，逐步释放国有股”。国有股可以降到20%以下，甚至零；其二是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作用来削弱和排除政府作用，避而不提“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或是将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宏观调控对立起来，着力于批评“强势政府”，否定党和政府在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新自由主义观点对我国的改革实践也带来了负面效应。我国在国企改革转制中，在“国退民进”、“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MBA大行其道的喧嚣中，名卖实送，半卖半送，自卖自买等化公为私的的行为，时兴了一阵。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与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对立的思潮，如任其泛滥，让其得逞，会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灾难性后果。

尼克松在其《透视世界》一书中讲：“在经济方面，中国朝自由市场制度前进的过程已经走了一半，现在它的两种经济——一种私有，一种公有——正在进行殊死的竞争”，只要美国“继续介入中国的经济，就能在帮助私营经济，逐步销蚀国营经济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2000年9月的《背景材料》中提及克林顿的讲话：要在中国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使中国“加速大型国有企业的衰亡”，“私营企业取而代之”，可以“为人权和法制而奋斗的人们增添力量”。可见，西方政要和平演变我国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支持以私有制经济“销蚀”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

近些年来，中国学界也进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并且得到中央的支持。但有人激烈反对，认为这种批判是“否定改革”，甚至上纲上线，称“借所谓的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这样一来就……否定了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实际上这是误将改革与邓小平理论同新自由主义混淆起来。

国际上新自由主义已经声名狼藉，成过街老鼠。但在国内，新自由主义思潮并未偃旗息鼓，还在顽强地占领理论阵地，力图影响改革与发展，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有林：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包括党章和宪法，一直是坚持这项基本经济制度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成为持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人攻击的对象。新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是以“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核心内容的。其中私有化尤为重要。

而在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中，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大有人在。其中有些人则成为其在中国的代言人。

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又符合中国国情，是二者的密切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认定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诸关系的总和又决定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因此可以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社会的性质。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时强调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我理解，习近平同志的这段论述，是对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重大作用的深刻和全面的论证。

第一，这些占支配地位的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我们并不否认非国有经济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应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其发展，激发其活力和创造力，但是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特别是起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则是中坚力量。有人卖力地贬低国有经济，什么国有经济效益低下、与民争利不一而足。持诸如此类论点的人，无法回答私有制的旧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何无法和新中国相比。旧中国号称以农立国，但粮食产量很低；约占国民经济10％的近代工业，也主要是轻工业；重工业仅占整个工业的30％，又主要是采矿业和生产初级原料的工厂。从19世纪末开办近代冶金工业到1949年，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钢的年产量才达到15.8万吨，连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出于掠夺的需要在内，最高年产量也只有92.3万吨；从19世纪末建起第一座用机械采煤矿井到1949年，同样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原煤最高年产量也不过6188万吨；从1882年外商在上海设立第一个电厂起到1949年，花了67年的时间，年发电量最高年产量也不过59.6亿度。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许多工业部门从无到有，原有的工矿业也由极端落后发展到比较先进，产量几十倍、上百倍以至几百倍地增长。这期间还研制出“两弹一星”和核潜艇。两相对比，是资本主义（包括官僚资本和受官僚资本压榨的民族资本）所有制经济有效率，还是社会主义国营所有制经济有效率，难道还能是非颠倒吗？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经济发展更快、效率更高，我国已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期间，各种经济成份所占的比重也有很大变化。2012年底，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私营经济占56%，外资经济占21％，国有经济占23％。而在全国企业总资产中，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已降到20％以下。即使这样，该年向国家缴纳的税金及附加中，国企占了70.3％，而私企仅占13.0%。这表明，国有企业尽管也有局部利益，但从根本上说，其生产和经营的目的，是为了国家所代表的全体人民的利益。从企业初次分配来说，管理人员特别是企业主和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过大。这不仅伤害劳动者的积极性，甚至加剧劳资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现在中央正在通过改革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但非公企业这方面的问题比国有企业严重得多，也应设法解决。还应看到，新自由主义整垮我们的国有企业，使其由公变私，由中变外，其目的就是要阻止我们的发展，因为国有企业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而且比私营企业更能和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抗衡。从许多被美国用新自由主义坑害的国家可以看到，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就是服食美国推销的“自残毒药”。

第二，占据支配地位的国有企业，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起支柱作用。

我国对1982年宪法的原则条款和部分内容作过四次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修正。现行宪法中第六条和第七条，属于经济基础方面的规定。习近平同志讲的“关系国家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都包含在这两条所规定的“国有经济，即全民所有制经济”之内。判定它们在“经济基础中也起支柱作用”是完全正确的。

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把这些企业搞好，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大厦是离不开支柱的，失去支柱大厦将倾斜。从这个角度去学习习近平的讲话，就会理解得更加深刻。

不可否认，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还存在很多问题。有的企业不仅管理不善，不正之风严重，而且一些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深陷贪腐泥坑。这些问题中央正在通过深化改革和反对腐败等办法加以解决。但是决不能像有些人那样，把所有的国有企业都说得一无是处，不是有问题就解决问题，而是要把国有企业搞掉。这种主张是绝对要不得的。

卫建林：全面、系统、深入地清算新自由主义

《求是》发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成绩单”》，从世界历史运动的客观进程中，论述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基本内容、破坏性，对于提高全党同志的理论政策水平，统一全党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心得之一，新自由主义制造了世界经济的巨大破坏。这种破坏性在2008年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中，尤其得到充分的暴露。

1973年，美国在智利策动军事政变颠覆民选总统阿连德和他领导的左翼政权，首先在拉美推开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然后有“华盛顿共识”，有在苏联东欧推行的“休克疗法”，有在非洲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在亚洲就直接称为“改革”，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造成世界经济的严重倒退。

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2003年出版《世界经济千年史》，把1950-1973年称为世界经济的黄金时代，“然而在1973年以后，世界经济的增长放缓了，亚洲的进步已经被其他地区的停滞和倒退所抵消”。“1973年以后”，正是新自由主义全球猖獗的时代。他提供的数据是，1950-1973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91%，1973-1998年倒退回3.0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2001年的报告承认，过去的15年，100多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减少，60多个国家人均消费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

心得之二，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系统的政策思想，作为美国的全球霸权模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向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进行的全面的、疯狂的阶级复仇和民族复仇。它不仅是一种经济政策，对世界人民的危害也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仅仅它对于人类文明的破坏和精神的腐蚀，以及它导致的世界范围、社会各个层面的道德崩溃，就仍然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包括“道德沦丧全球化”、“坏思想全球化”、“犯罪全球化”、“黑社会全球化”、“腐败全球化”、“贿赂全球化”、“欺骗、造假、谎言全球化”、“教育倒退全球化”等等。（《全球化与第三世界》，卫建林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这仍然是不全面的。但是能够说，世界已经走出这种全球化带来的苦难吗？

心得之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第三世界陷入重新殖民地化的悲惨过程。新自由主义在第三世界的罪孽，可归结为：削弱国家主权、民族独立；打击和毁灭健康力量，改变、颠覆维护本国人民利益的政权；剥夺文化主权；制造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盲目崇拜；剥夺经济主权，毁灭民族经济；抢劫、占有自然资源；制造农业困境和食品危机；破坏生态，使环境急剧恶化；套上“自由贸易”的枷锁；抛入金融赌博机；制造债务陷阱；“援助”成为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的工具；用“知识产权”扼杀第三世界的自主创新；血汗工厂化；挑起争端；发动侵略战争；直接制造经济灾难；制造两极分化；等等。总之是维护和加强导致第三世界永久殖民地化的国际秩序。

谁能够说，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这个悲剧已经终结了呢？

心得之四，新自由主义没有因为被全球公认为2008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罪魁祸首、声誉扫地而退出舞台，至今仍然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占居主导地位的模式。《求是》文章列举的它破坏经济乃至破坏世界社会进步的种种“成绩单”，还在拉长。

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学术问题，不是一个过去时的问题，而是世界人民活生生的苦难境遇甚至鲜血流淌的现实问题。2014年1月5日阿根廷南南网站发表《新自由主义八论》，说新自由主义尽管失去信誉却仍然在寻求加强“新的”概念和加速内部重构，“使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得以重建”。

9月9日，基辛格新作《世界秩序》出版，提出通过“推广普世原则”来构建他的世界新秩序。书未出版，美国当局战略级的政治家已经就此发出声音。一个是前国防部副部长约瑟夫·奈，4日在《彭博商业周刊》网站发表《针对一个正在衰落的俄罗斯的西方战略》，要求西方不要简单地孤立俄罗斯，而是设法熄灭俄罗斯的“反自由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日《华盛顿邮报》有《希拉里·克林顿评亨利·基辛格的〈世界秩序〉》一文，特别强调“美国应领导世界新秩序”，高度评价基辛格关于在亚太地区提高东盟地位应对中国崛起及“推广普世的准则和价值观”的见解。

这里就透露出新自由主义寻求加强“新的”概念和加速内部重构的某些迹象。

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和整个进步知识界声讨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在这一斗争中，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人承担着重大的职责。

周新城：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是一种违反《宪法》的行为

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不仅在理论上错误的，而且是违反《宪法》的。我国《宪法》第14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捍卫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各级党政机关、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也是《宪法》赋予的神圣职责。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公开反对公有制为主体、公开反对国有经济为主导、公开主张私有化的言论，在我们的报刊上比比皆是，甚至一度成为舆论的主流。连篇累牍、肆无忌惮地发表违反《宪法》的言论，这是任何法治国家都不能允许的。而发表此类言论的人，往往也是嚷嚷“宪政民主”最凶的人。

长期以来，我国有一种怪现象：鼓吹私有化的言论，尽管是违反《宪法》的，却堂而皇之出现在各种媒体包括中央大报上，得不到任何制止，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言论，却被当作“左”的东西，遭到抵制甚至谴责。是非颠倒，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

由于《宪法》、中央文件规定公有制为主体，有的干部嘴上宣传基本经济制度，但一到实际工作中，一到制定改革措施，就把公有制为主体置诸脑后，好像只有发展私营经济、出卖国有企业才叫“改革”。结果形成了两张皮，说一套、做一套，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

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出，改革必须依法办事，首先要依照《宪法》办事。改革的任何措施都必须为完善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服务，都必须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非公有制经济不能只讲鼓励、支持，还必须讲引导。改革绝不能违背、损害基本经济制度，否则改革就走了邪路，就犯了颠覆性的错误。

必须造成一种舆论氛围：鼓吹私有化是违宪行为，我们必须从法律上遏制新自由主义的气焰。

程恩富：必须肃清新自由主义在中外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思潮是西方在反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济学说。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其统治地位被凯恩斯主义所取代。然而，仍有少数经济学家坚持主张回到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普遍出现了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陷于重重矛盾的境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又重新抬头，并获得一定的市场。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包括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弗莱堡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产权经济学派。

中外新自由主义主张以下理论和政策：

第一，主张非调控化：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国家对经济运行和经济活动的调控与干预越少越好，一切顺从自由市场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这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第二，主张私有化：认为私有制经济具有自身内在的稳定性，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能够自动地实现经济的均衡，使经济稳定在可接受的失业水平上。同时极力反对公有制，认为在公有制社会，穷人名义上成了公有财产的主人翁，但却不得不服从于拥有极大的垄断权的国家管理机构并受其支配；“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要比一个只有得了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更好些”。

第三，主张全球自由化：推行私人跨国公司支配下的全球自由贸易和自由金融，颂扬实行霸权主义的美国通过控制国际经济组织来主导世界经济运行，控制世界各国，拒绝建立或健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合理意见。

极力支持西方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尖锐地指出：实际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都是单一统治秩序下的可互相调换使用的面具，许多规则是由他们共同制定的。它们会在每个国家都实施“结构调整”的“四部曲”：第一步是私有化，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会达到10%，而这些资产动辄价值数亿美元。第二步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拯救经济计划”——资本市场自由化。投机的“热钱”只是单方向不断流出，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就流干了。第三步是价格市场化。粮食、水、燃气价格飞涨引发骚乱和动荡，引起新的资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溃，外国公司就趁机以“跳楼价”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资产。第四步是“消灭贫困计划”——自由贸易，斯蒂格利茨把它比作以金融和财政手段进行的鸦片战争。（参见《一个冰凉的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你去地狱的四个步骤》，英国《观察家》杂志2001年7月号；《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2期）

第四，主张福利个人化。强调保障的责任由国家向个人转移，反对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认为，基于高税收政策的“福利国家”导致经济上的低效率，弱化了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的动机；“充分就业”政策减少了私营部门的劳动力供应，使经济发展缺乏弹性；以养老、就业和医疗等为主要内容的全民福利，摧毁了个人自我照顾的能力，增加了个人依赖国家的惰性。

综上所述，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本质特征，就是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倒退”、“回归”（回归斯密）的现代自由主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激进经济学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来说，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尽管也有某些合理的思想颗粒，但总体上、本质上是保守和落后的。包括萨缪尔森在内的西方众多学者，都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称之为“右翼经济学”或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和冷战结束的条件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取得了思想“霸权”的强势地位。西方左翼学者、中间派学者和新凯恩斯主义者，都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特别是世纪之交的近几年，形成了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及其产物——“华盛顿共识”的批判浪潮。这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进步性的，也是当今国际经济学界的前沿创新。

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强调，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在于克服新自由主义的思想障碍，这是颇有见地的。极少数经济学家宣传私有制的效率高于公有制高而主张私有化，认为公平与效率是替代关系而贬低社会公平，神化自由市场而轻视国家调节。这些理论和政策主张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都是不利的，应当旗帜鲜明地予以抵制和反对，尽快消除其影响。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新自由主义正式走到台前，由经济思潮逐步转化为一系列的政策主张，进而被作为主导性的治理范式推向全球。如今30多年过去了，新自由主义在各国付诸实践的效果究竟如何，它向历史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经济成绩单，这个问题值得认真探究和思索。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及其基本政策主张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作为一种经济学说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但由于其保守的立场及其不合时宜的政策主张，在相当时期里不为学界和社会所接受，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直至6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战后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失效。为了解决通货膨胀以及更为根本的劳资力量对比不利于资本积累的问题，以金融资本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选择了新自由主义，并推动了其兴起和向全球的传播。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先后在英美两国胜选后，开始实施自由化改革，措施包括公共部门企业和服务的私有化，政府放松市场管制，特别是“金融去监管化”，削减税率、刺激供给，实行货币紧缩、抑制通货膨胀，减少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支出，压低工资、打击工会等等。英美进而在西欧推行其治理模式，掀起了20世纪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仍盛行一时。后来西欧诸国藉由“第三条道路”与新自由主义拉开距离，英国也在陷入衰退后疏远了这一模式。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体现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华盛顿共识”[1]出笼，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具体转化为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为核心的政策纲领，迅速向拉美、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广泛蔓延。

在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政策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即被智利采纳，在美国培养的一批经济学者“芝加哥弟子”影响下，皮诺切特实施了以开放市场和减少国家干预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1985年美国趁拉美爆发债务危机强制拉美国家接受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要求这些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现价格自由化等。到90年代初，美国政府及其主导下的国际金融机构还更多地利用贷款的附加条件，推销“华盛顿共识”，强制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从20世纪末到本世纪以来，拉美国家汲取了教训，出现了政坛集体左倾化的趋势，开始疏远新自由主义。

在苏联、东欧地区，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盖达尔等一批政府领导人主张采用新自由主义学说来指导俄罗斯的经济转轨，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向俄罗斯政府推荐了以“华盛顿共识”为基本依据、推行激进的“休克疗法”改个模式，其内容包括全面放开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管制，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财政、货币双紧缩政策等。后来东欧国家也大部分采用了类似的经济政策。随着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普京的上台，“休克疗法”宣告破产。

在亚洲，印度尼西亚早在20世纪60年代即由美国培养扶植的所谓“伯克利黑帮”执掌经济战略和政策制定大权，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1991年，美国国会议员和知名学者组成代表团到东亚国家游说，宣称该地区加快实行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将为该地区创造数千亿美元的巨大利益。在其直接推行下，一些亚洲国家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其中尤以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最为积极。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国家才有所警醒并开始调整经济政策。

在北非，1991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为了免除债务，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一项关于经济结构改革的协议，开始实行自由化、私有化改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计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规划，着重实施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

以“华盛顿共识”为典型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三化”，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推行的“经济全球化”。所谓“市场化”是基于对市场的盲目崇信，主张把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都交给市场去自发调节。所谓“自由化”是指反对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不仅在国内让市场自由配置各种资源，还要求实现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自由化。所谓“私有化”是基于对公有制天生效率低下的偏见，主张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所推行的“经济全球化”，是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旨在清除其他地区对国际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资本流动设置的壁垒，使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能够占据更多的资源、市场和廉价劳动力，获取超额利润。

新自由主义泛滥的经济后果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时期，发达国家的资本利润率有了一定回升，拉美国家一度恢复了短暂的低速经济增长，世界经济一体化在不断加强。然而，这些有限的成绩是以加剧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为代价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总的来看，新自由主义的施行不仅延缓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步速，而且造成了全面的经济困境。

经济增长显著减速甚至陷入衰退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不仅没有提速反而明显减缓，一些国家甚至陷入严重经济倒退，这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施行于欧美、拉美、苏东及俄罗斯、亚洲等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时期（1981-1998年），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与前一个时期（1951-1980年）相比，从4.5%下降到了2.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则下降了一半（从2.6%下降到1.3%）。[2]

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恢复经济增长，而结果令人失望。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经济增长呈现一种明显的前高后低、逐步衰退的态势：1991-1994年经济增长率不足4%，1998年后，拉美由于接连发生经济危机或金融动荡，1999年和2001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5%和0.3%，2002年又下降了0.5个百分点。这远远低于国际金融机构1997年时的估计，基本上重新陷入80年代债务危机后的那种停滞和衰退状态。[3]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公布数字，拉美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1960年为8%，到21世纪初仅为4%。

在俄罗斯，实行转型的10年里经济大幅下滑。1989年，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2倍多，而10年后仅为中国的1/3。前苏东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基本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都没能取得预想成效，而是迎来了令人沮丧的“转型萧条”。到2003年，在26个苏东国家中，只有7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其1990年的水平，其中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200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其1990年的40％左右。直到2007年，仍然有5个国家经济总量没有恢复到其1990年的水平。[4]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也不得不承认这次的“转型萧条”要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大约是相当于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战争。[5]

印度尼西亚在亚洲国家中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时间最长，所受伤害也最深重，经济表现远不及东亚以及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印尼1985-2007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2%，在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处于最下游水平。[6]1997年金融危机时印尼曾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进行干预，而在这一年它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负增长高达12.8%。[7]泰国、韩国、菲律宾等国家在美国的游说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之后，短短几年后就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蒙受了几千亿美元的重大损失，有些国家的经济甚至倒退了十多年。1998年，泰国、印尼和韩国都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印尼-13.1%，泰国-10.5%/10.8%，韩国-6.7%。[8]

事实上，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即使是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在其政策转向新自由主义之后也遭遇了严重打击。20世纪90年代初投机泡沫的破灭，使得日本到90年代中期资产价值损失达1000万亿日元，为GDP的2.4倍，和1929年后美国大危机造成的资本损失是其GDP的1.9倍相比，损失更为巨大。[9]

作为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践的始作俑者，英美两国的经济也在世纪之交走向衰退。互联网泡沫破裂不久，美国走出了经济低谷，一度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最佳范例。然而，美国经济增长凭借的是对外推行美元霸权和经济全球化，为了控制资源和市场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对内则依靠推行金融衍生新工具，这是以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和财政恶化为条件的，特别是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巨大风险和灾难，使得这种范例不可重复、不可分享。2008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断深化，标志着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遭到致命性重创。

私有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经济主权削弱

在拉美国家和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大规模私有化运动，国家因此遭受巨大社会和经济损失。俄罗斯500家最大的企业在私有化时，有324家的平均出售价格还不到400万美元，1993-1996年为俄罗斯私有化的高潮时期，这期间国家私有化的收入，只占GDP的0.02%-0.04%，占预算收入的0.13%-0.16%。[10]俄罗斯在私有化期间的损失总计为9500万亿卢布，约合1.7万亿美元，其中经济损失为一万亿美元，社会损失为0.7万亿美元。这相当于1996年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2倍，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损失的2.5倍。[11]

更为重要的是，大规模的私有化再加上迅速的自由化、市场化，使这些国家的产业迅速向私人资本特别是外国资本集中，为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外资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大开方便之门，结果并没有形成原来预想的企业家阶层和私有经济的效率，而是令本国的经济安全大为削弱，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大大降低。

1992年，阿根廷由外资控制的银行资产仅占12%，到1997年上升到52%，2001年进一步上升到67%，在阿根廷最大的10家银行中，被外国资本控股的银行达到8家。伴随着金融私有化和自由化，阿根廷货币的美元化趋势日益加深，外债迅速增长，金融主权受到削弱，金融动荡不断，以致2001年爆发了金融危机。由于货币贬值、银行瘫痪和存款冻结，阿根廷发生了波及全国的社会动乱，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游行抗议，仅在一个月内就更换了5位总统。在外资的控制以及进口商品的冲击下，拉美国家的民族工业遭到严重损害，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20世纪80年代的制造业产值分别占GDP的31%（1989年）、35%（1982年）和26%，2001年时这个比率已经下降到了17%、21%和19%。[12]

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埃及曾被标榜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典范，政府在几年之内将利润丰厚的国有企业拍卖给了国外跨国公司或本国少数私人资本，2004年之后又开始出售国有银行，其中埃及最大的国有银行之一亚历山大银行出售给了外国资本。与此同时，埃及放松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并先后取消了红利税、资本收益税、债券投资利息税，助长了房地产和证券投机。而曾经作为埃及经济支柱的民族工业日益衰退，埃及经济成为名副其实的“依附经济”，贫困化和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埃及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第三世界论坛主席萨米尔·阿明，干脆以“自由主义病毒”来称呼新自由主义。

东欧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尤其是工业和银行业为外国资本所控制，丧失了主导权。在匈牙利、波兰、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这7个国家中，有4个国家外国资本占银行业的65%以上，在爱沙尼亚居然达到了80%；外资对这些国家的工业的控制程度也很高，有3个国家超过了50%，其中克罗地亚甚至达到了85%。外资的涌入并没有为东欧带来经济繁荣，在这方面，匈牙利的例子十分典型。由于国内的新兴阶级没有能力购买大中型国有企业，导致最终收购者多是外国资本。在1998年私有化运动结束的时候，原来属于国有的生产资料80％以上成为私人财产或外国资本的囊中之物，国家保留的国有资产减到社会总资产20％以下。在此期间，经济不进反退，尤其在1990-1993年间，经济连年衰退，国内生产总值总共下降了近20％。即便到了2006年，也只有1989年水平的126%。[13]

失业问题和贫富分化急剧尖锐

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措施后，许多国家的政府以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经济和市场化为由，限制工会权利，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有意识地提高失业率，迫使工人阶级接受低工资。

事实上，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图1反映的是欧盟委员会提供的欧洲核心15国和美国的平均失业率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这些总体的失业率水平是快速上升的，从4%左右上升到了9%左右，之后虽有波动，但总体保持在高位。尽管在2002年之后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2008年危机之后这个数据又开始上升。

图1 欧美平均失业率水平（%）：1960-2009

数据来源：欧盟委员会年度宏观经济数据库（MMECO）

由于失业率较高而且工人斗争性减弱，加之新自由主义推行的资本自由流动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纳入到国际垄断资本的雇佣范围内，大大加强了资方在工人和政府面前的谈判地位，因而，在资本利润率有所提高的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出现了下降趋势。以拉美国家为例，1980-1991年，玻利维亚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73%；1980-1992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委内瑞拉工人的实际工资分别下降了68%、65%和53%；1980-1994年，阿根廷、乌拉圭工人的实际工资分别下降了14%和21%。[14]

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动下，各国内部出现了越来越深的贫富鸿沟。在英国，社会不平等的扩大成了保守党政府下台的重要原因；而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也在短期内把俄罗斯变成了一个极少数人暴富（多为非生产性手段），绝大多数人赤贫的畸形社会，1997年俄罗斯的基尼系数达到0.5，贫困人口由1988年的2%上升到1995年的50%[15]；阿根廷则出现了一个新的、被社会学家称为“新穷人”的群体。一些前苏东国家由转型之前处于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阵营，跌入到最不平等的国家行列，最为突出的是亚美尼亚，在1996-1998期间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高达0.61。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多年来持续扩大，1979-2007年，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增长了51%，而最富的10%家庭收入增长了116%，最富的1%家庭收入增长了241%。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近期一项研究显示，2009-2012年，美国最富的1%人群攫取了美国新增财富的95%。[16]

国与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也在加剧，据世界银行统计，在新自由主义刚有所抬头的1973年，世界最富有国家人均收入是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44倍，到2009年则达到330多倍；高收入国家的10亿人口拥有全球财富的60%，中收入国家的15亿人口和低收入国家的35亿人口各拥有20%。[17]

由于国与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收入差距都在拉大，全球的贫富分化极其严重。根据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发布的《全球家庭财富分布情况》，在2000年，世界上1％最富有的成年人口拥有高达40％的全球家庭财富；世界上2％最富有的成年人口则拥有一半以上的全球家庭财富；世界上10％最富有的成年人口拥有85％全球家庭财富。全球家庭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892，相当于如果全球总共只有100个人和1000美元的话，其中一个人拥有900美元，而其余的每个人拥有1美元。

全球性两极分化，经济增长缓慢，导致了世界贫困问题日趋严峻，也成为世界动荡不安、冲突频繁、恐怖主义泛滥的重要根源。

全球范围的生产能力过剩和结构失衡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使得许多国家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大量民众相对和绝对贫困化，导致世界范围的有效需求增长缓慢甚至减少，从而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现象。1999年2月，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曾警告说，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计算机芯片、钢铁、汽车、纺织以及化工等行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并指出当时世界工业生产能力的实际利用率水平接近于1930年以来的最差水平。[18]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情况更加恶化。以美国为例（见图2），其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在1948-1980年期间平均为82.9%，而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平均只有78.1%。[19]欧洲的情况和美国比较类似，而拉美的产能利用率在上世纪最后20年也在低处徘徊。由于相对过剩的资本在生产领域不能获利，转而进入资本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房地产市场等投机领域，吹起了大量资产泡沫。

图2 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1948-2010年

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推行的经济全球化和美元霸权，使世界经济积累了越来越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从日本、欧洲以及近年来从中国的大量进口，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除了1991年外）其出口一直小于进口，出现了愈演愈烈的贸易逆差。从2003年开始，其经常账户赤字超过了5000亿美元，并在2006年达到了8000亿美元，即便是在危机之后的2010年仍然高达4700亿美元。目前，美国已经形成巨额外债，到2011年9月，美国的外债总额已经达到近15万亿美元[1]，超过了其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出现高额顺差，积累大量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资金为保值和增值又回投到美国金融市场，推动美国资产价格上涨。

随着全球资本过剩和经济失衡不断加剧，金融泡沫也在加速膨胀。新自由主义推行的金融自由化，解除对金融部门的管制，更为各种金融欺诈、投机泡沫铺平了道路。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几乎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的现象。以美国为例，美国金融业在国内总利润当中所分割的比重越来越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足20%上升到30%左右，并在本世纪初一度达到45%，而同期制造业的比重则大幅度下降，一度降到10%以下，目前也低于20%。尽管在一段时间内，金融资本可能依靠吸纳更多的资金进入金融部门而获利，但金融领域利润毕竟最终来源于实体经济部门，因此，这一过程是不可能持久的。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频发

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推行的后果之一，是使这些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以拉美为例，继20世纪80年代爆发债务危机，在90年代初接受新自由主义方案之后的短短十年时间里，又接连出现多次较大危机：1994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1998-1999年，巴西在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出现严重金融危机；2001年底，经济发展百年不衰、人均年收入曾达到8000美元，又成为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明星的阿根廷，由于连续数年负增长，经济衰退达到创纪录的11%，接近崩溃边缘；2002年，巴西和乌拉圭又陷入金融动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近30年时间里，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有出现过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没有一个重要的金融机构破产。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隔1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较大的金融危机，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也不时发生。导致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及其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为标志的深化，可以说是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急转直下，全球GDP在2009年下降了2.2%，失业人口总数近2.12亿人，失业率为6.6%，比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增加了3400万人。

在危机的发源地美国，美国股市大量财富蒸发，其标准普尔500指数从危机前最高的1562点，之后一度下跌到677点，跌幅高达57%。同时，其经济总量跌幅也达到了4.2%，失业率从4.4%上升到了10%，失业人口从673万上升到了1535万。危机中，大量家庭失去住房，据估计，从危机爆发到2014年3月，已经有500万套住房被银行收回，而且这个数据还在不断增长。[21]按照美国官方统计，美国贫困人口在2010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4618万，大约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处于贫困之中。[22]危机迅速向其他发达国家蔓延，金融市场风雨飘摇，经济迅速陷入衰退，欧洲相当一批国家到现在尚未完全走出经济衰退的泥潭，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

很多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利用金融业的发展推动经济繁荣的国家都受到沉重打击。欧洲小国冰岛十多年来由于金融业的超常发展，使经济迅速增长，人均收入曾排世界首位。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冰岛的金融体系遭受沉重打击，货币大幅贬值，外债高筑，国家濒临破产。

危机还广泛波及到亚洲、东欧、拉美、非洲，尤其是实行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之后，对外资依赖程度过高、经济主权受到削弱的国家和地区，受冲击更为严重，例如前苏东地区，2009年整个地区产出下降近6%，拉脱维亚、乌克兰、立陶宛、亚美尼亚甚至出现了高于14%的大幅倒退。

对新自由主义风潮的反思和矫正

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经济在改革中暴露出重大问题，产生的后果招致批评始终如影随形，一些曾经将其奉为救世良方的政府不同程度地改变和纠正了原有的一些政策做法，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在实践中遭遇了批判、抵制和抛弃。

在率先启动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变革的英国，撒切尔主义早已衰落。进入新世纪以来，英国的两大党派对新自由主义的热衷态度明显发生变化。保守党领袖邓肯·史密斯在一次讲话中承诺，他的党不会再继续撒切尔内阁的“物质主义”的模式，而工党也同样急于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划清界限。[23]2013年撒切尔夫人去世后，英国《卫报》刊文称：“她留下的遗产是一个分裂的社会、个体的自私和贪婪的物质崇拜。这些东西加起来对人类精神的禁锢，远多于他们所释放的自由。”

巴西著名理论家多斯桑托斯将里根经济学称为“灾难政治经济学”，认为巴西等拉美国家“落入了新自由主义陷阱”[24]。在饱尝新自由主义的苦果之后，拉美人呼吁探索一条适合拉丁美洲和本国国情的新发展道路的呼声不断高涨，查韦斯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就是其中较为激进的选择。不仅拉美民众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存在一种普遍的不满，一贯支持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美洲开发银行也承认，拉美结构改革的效果“不甚理想”，许多国家“遭受结构性改革之苦”。[25]

正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拉美改革效果不佳，1998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明确提出了以强调国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减少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等为核心内容的“圣地亚哥共识”[26]替代“华盛顿共识”的主张。从厄瓜多尔（1997年）、秘鲁（2000年）、阿根廷（2001年）到玻利维亚（2003年），大选中获胜的各国领导人，在竞选演说中无一例外地主张反对新自由主义，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获得人民支持。经过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抵制和纠正，拉美正在逐步走向经济自主和成长复苏。

对于“华盛顿共识”，斯蒂格利茨曾评价道，“说得好一些，‘华盛顿共识’是不完整的，说得坏一点，‘华盛顿共识’具有误导性。”从事转型经济学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指出，“俄罗斯的经验基本上可以看做‘华盛顿共识’缺点的证明”。甚至连当年参与主持“休克疗法”改革的盖达尔，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改革是失败的”。普京任总统后，从1999年至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反击寡头对经济的控制。

2008年以来，被称为“百年一遇”的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的蔓延，进一步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当然，以金融资本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仍然垄断了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新自由主义势力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例如，美国在利用巨额财政资金挽救大金融资本的同时，又不断削减中下阶层的各种福利以减少赤字。这种挽救新自由主义危机的做法，只能使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并逐渐演变成为社会和政治危机。经历了这场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可能在全球失去其主流地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内的一批主流经济学家站出来公开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他直接以“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为题撰文指出，新自由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政治信条，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撑。曾以提出“历史终结论”名噪一时的斯坦福大学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在与美国全球发展中心主席南希•伯索尔合写的《后“华盛顿共识”——危机之后的发展》一文中明确宣布，“如果说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一些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中谷岩过去是在日本鼓吹和推广新自由主义的急先锋，在本轮危机爆发不久就出版了名为《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的著作，并在日本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他在书中指出新自由主义让世界蒙受了巨大灾难，并宣布“我们终于要与主张越不限制越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诀别了。”[27]

西方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在金融危机后，纷纷要求转变原有的主流经济治理范式。2008年1月，美国《国际先驱论坛》刊发题为《经济史拐点》的文章，指出世界经济正在步入一个拐点，即全球主流经济政策正在由自由放任转向政府干预。日本《每日新闻》指出，“危机的元凶”是“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即市场至上主义”，是“数十年的自由放任这一过度自由主义”。金融巨鳄索罗斯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华尔街危机）是我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放任市场和让其自动调节理论的结果。危机并非因为一些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在2012年达沃斯论坛上提出：“我们必须改造资本主义，使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更加负责任，对于社会的需要负责任。”

一些西方政要也在反思新自由主义的错误和危害。在2009年的20国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公开宣布了“华盛顿共识”的终结[28]。2009年2月，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专门撰文批判新自由主义，指出“本次危机正是过去30年来自由市场理论主宰经济政策的最终恶果。这种理论有时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原教旨主义、撒切尔新政或华盛顿共识，其理论核心是应限制政府活动，最终由市场力量全面取而代之。”[29]

[1]1990年，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起，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会议。会议形成的共识包括十个方面内容：（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这只是最初意义上的“华盛顿共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真正向发展中国家推行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意义上的“华盛顿共识”所包含的内容更加宽泛并且更加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往往还会包括资本账户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打击工人力量的内容。

[2]资料来源：Pollin, Contours of Descent: U.S. Economic Fractures and the Landscape of Global Austerity.2003

[3]陈平、王军：《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为什么必然失败？》，《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4期。

[4]TransMONEE 2011 Database, UNICEF Regional Office for CEECIS, Geneva.

[5]World Bank, “Transition: the First Ten Years—Analysis 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2002

[6]何秉孟、李千：《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

[7]朱安东：《“伯克利黑帮”与印度尼西亚40年来的经济发展》，《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1期。

[8][俄]坦基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危机抑或全球美国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

[9][日]伊藤诚：《日本新自由主义评价》，见[英]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等《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4页。

[10]唐袅：《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别名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

[11]褚鸣：《批判的新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批判》，《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12]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见[英]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等《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页。

[13]朱安东：《匈牙利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国财富》2007年第11期。

[14]Duncan Green, Silent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5), Appendix A.

[15]ISCCIS（独联体国家间统计委员会），The Main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of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1991-1999,Moscow,1999.

[16]http://eml.berkeley.edu/~saez/saez-UStopincomes-2012.pdf

[17]《新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人民日报》2012年6月7日。

[18]“Could It Happen Again?”, Economist, 22 February 1999.

[19]从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在上世纪60年代是最高的，平均达到了84.9%，70年代下降到81.5%，80年代进一步下降到78.7%，90年代略有回升，达到81.2%，但在过去的十年里下降到了有统计以来最低的74.5%，在本次危机中的2009年更是下降到了66.2%。

[20]见美国财政部网站，http://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data-chart-center/tic/Documents/debta2011q3.html

[21] http://www.corelogic.com/research/foreclosure-report/national-foreclosure-report-march-2014.pdf

[22]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数据计算，数据来自http://www.census.gov/hhes/www/poverty/data/historical/people.html

[23]何秉孟主编：《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24][巴西]多斯桑托斯：《新自由主义的兴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25]美洲开发银行：《拉美改革的得与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26]“圣地亚哥共识”的含义是：a必须减少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使每一个人都能从改革中受益；b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卫生事业；c不应该降低国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d健全法制，实现社会稳定；e提高妇女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f完善和巩固民主制度。

[27][日]中谷岩著，郑萍译：《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28]程瑞华，《盘点各国政要观点解析G20峰会成果》，载《金融时报》2009年4月4日，见http://business.sohu.com/20090404/n263201156.shtml

[29]陆克文，《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变革》，见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3/18/content_11030473_1.htm，原文标题为"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载The Monthly杂志(http://www.themonthly.com.au/monthly-essays-kevin-rudd-global-financial-crisis--1421)

 

近10年来，中国经济学几乎所有的重要工作都是在认同现代经济学基本框架的前提下，运用其具体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很少有人再强调创建独立于现代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了。

从国际比较方面来说。如同其他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也可大致分为两类，思想型和学术型研究。直到50年前，思想型研究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乏一些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但最近50年来，学术型研究几乎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全部。

学术型研究又可大致分为问题导向型研究和技术导向型研究。问题导向型研究包括以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为推动力的研究，而技术导向型研究包括以数据和方法为推动力的研究。当然，技术型研究最终也必须落实到具体问题。但这类研究之所以得以进行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层面上的优势。

经济学的主体是应用学科。理论问题导向型研究是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的基础，技术导向型研究则是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的重要补充。这是当前经济学研究在欧美国家的基本架构。

20年前，中国经济学以思想型研究为主，针对经济体制的基本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其中不乏影响深远的成果。近20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全面市场化，以及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国际化，学术型研究取得了跨越式发展。现代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和科学方法已经成为各个年龄段经济学家的共同语言和主要研究手段。事实上，近10年来，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都是在认同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下展开研究。这种认识上的统一极大地促进了学术型研究的发展。

“日益增长的现实问题需求和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矛盾。而“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其实也是经济学全球化的体现，而且是一种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

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技术型研究稍多了些，其中有用新的中国数据研究中国问题的工作，也有用新的中国数据进行以美国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工作，还包括用新的理论模型来重新阐释一些中国问题的工作。与此相对应的是，很多重要的现实问题往往得不到充分研究。虽然在各类媒体上各式各样的观点看法也层出不穷，但有深度有系统的研究并不多见。

对比欧美国家，我们的差距不小。在美国，如果出现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一般都能找到几位在该领域做过系统研究的学者，发现一些参考价值很高的成果。即便是全新的题目，也可以预期在几年内就涌现一批专业的人才和成果，比如有关金融危机的研究。

造成这一反差的原因很多。一些学者虽然热情高涨，但欠缺系统训练和批判性思维，研究往往流于表面。比较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从经费划拨到职称评定，国际和国内权威期刊的论文数量已经成为考核的主要指标之一。另一方面，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涉及的内容相对较多，研究周期相对较长，对学者综合能力的要求也相对较高。因此，对中青年学者来说，他们要面对一个投入和产出的权衡。做技术导向型研究要相对简单一些，时间较短，成果发表的概率也有一定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项目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得不为其生存需要让步。

需要明确的是，在学术发展的初级阶段，计算高质量论文数量的做法是有积极意义的。在过去的20年间，对高质量论文的重视是对中国经济学客观评价体系缺失的一种纠正，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但是 “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其实体现了一种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经济学全球化。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就无法甄别背后隐含的负面因素。

这种全球化的结果，是美国学者、包括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外籍学者构成了主流经济学的主体，非美国学者却在不知不觉中被边缘化。如果全球95%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以美国问题为导向的所谓理论问题，难道会有助于全人类的福祉吗？

经济学主要是一门应用学科，研究涉及各类现实问题，不少具有比较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及一个政治经济体制比较特殊的大国，我们自然有必要反思这种以美国问题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全球化倾向。

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投身于全球化有好的一面，但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

美国学者（包括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学者）构成主流经济学的主体。由于远离美国，非美国学者无法深入研究美国的现实问题，很多人最终选择了技术导向型研究。

偏重技术导向型研究的负面影响，是削弱了对于现实问题的判断力。过去几年美国的政界、媒体乃至学界都在批评中国通过操控汇率来实现贸易顺差，从舆论上给中国政府和中国经济发展施加了很大压力。其实，从操控汇率到贸易顺差不仅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中也做不到。

贸易顺差和净储蓄（即储蓄与投资之差）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而通过操控汇率来影响净储蓄几乎是天方夜谭。有趣的是，在我们这次获2013年中国孙冶方经济学奖的论文《中国式增长》发表之前，竟没有经济学家站出来挑战这个显然的谬论。西方学者的沉默不难理解，但中国学者的沉默就值得探讨了。

国家利益永远站在第一位，似是而非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占领道义的制高点。中国有一批精通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又立志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学者，对内可以为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对外还可以增进交流，减少言论上的摩擦，消除观念上的误区。

但变相的思想灌输、“逐渐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得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更有倾向性。我最近做了一项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绩效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的绩效提升很快，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明显。有趣的是，我们在宣讲这项研究工作的时候，一些学者告诉我们他们几年前就有类似的发现。当问及他们为什么不做深入研究，得到的回答通常是他们对这一发现有所保留。

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学术界更容易接受国有企业绩效相对下降的结论，因为这符合西方主流观点。而要发表违背西方主流观念的研究成果，需要更多的努力，冒更大的风险。但另一方面，有些学者先验地排斥国有企业绩效提升这一发现，觉得一定是哪里出错了。这里的问题在于学者对各种可能性是否抱有同等开放的研究态度。这些学者不自觉地偏向某些观念，比如国有企业一定搞不好，对一些确实存在的事实持有盲目否定的态度。     

中国现在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导向型研究呢？我在复旦大学的老师袁志刚曾经讲过，我们要做的事是“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和“中国问题的国际化”。我觉得这两句话就是对中国目前所需要的经济学研究的高度概括。

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其实就是以中国经济现实情况为导向，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和发展现代经济学，也就是用中国元素去丰富现代经济学。中国问题的国际化是更高更长远的纲领。中国经济已经注定要成为世界第一。相信在不太遥远的未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经济问题成为最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这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实现这两个目标呢？我觉得首先需要避免过分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标准化的学术评价体系，可以简单有效地甄别出那些采用非科学方法或者胡乱套用现代经济学的低水平研究。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标准化学术评价体系的局限性，特别是认识到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发表有关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的实际困难。鼓励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延长考核周期，减低论文数量的重要性，都应当有助于年轻学者专注重大的、有意义的现实问题，而非解决那些美国人自己都不大在意的“美国小问题”。

同样重要的还有人才队伍。学者要有独立思想，有现实意识，有扎实的学术功底，有全球的学术视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不能闭门造车，一定要具备全球视野，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问题的国际化。

（编辑  蔡万焕）

 

经济学是当代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经济学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其中，理论经济学不仅是应用经济学的基础，而且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家制定各种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因而，理论经济学（以下简称经济学）及其教育在经济学教育和高等教育以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我国经济学教育的三个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学及教育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为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我国经济学及其教育基本上是前苏联经济学的中国版。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相适应，我国经济学及其教育基本上是以前苏联的经济学为主，但开始介绍“西方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在我国市场经济深化发展的客观背景下，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同时并存，但“西方经济学”逐步取得了“主流”和话语权地位。目前，中国经济学及其教育仍然处于这种基本状况。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学理论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其性质和内容总是由一定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状况决定的。我国经济学及其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特点，正是由我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及其状况决定的，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就目前来说，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存在，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教育中的并存。

需要指出，在我国目前的学科分类目录中，理论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6个二级学科，其中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主要的学科。在习惯上，我国学界所说的“西方经济学”主要是指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经济学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理论流派繁多，其中新古典经济学被称之为“主流经济学”。虽然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差异和对立则是被普遍认同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主要是建设资本主义的经济学。

按其事物的本来性质说，中国是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与此相适应，在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所当然应该居于主流和支配的地位。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事实上逐渐占据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主流”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经济学的话语权。这里所说的我国经济学教育存在严重西化倾向，首先是指这样一种现象。

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严重西化倾向

2008年西方发达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核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政策在全世界都备受质疑，甚至在发达国家出现了“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社会思潮。然而，时至今日，中国高等院校经济学教育存在的严重西化倾向，不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甚至还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

这种倾向表现在各个方面：

在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方面。许多重点综合大学的经济学专业教学中，围绕“西方经济学”开设的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等等，这些课程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同属经济学学科下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专业的课程数量总和。许多大学开设这些课程的教师都直接采用西方原版教材（英文版）或其中文译本。受教材影响，教师在教学中大多是照本宣科，而较少甚至没有分析与批判（科学的批判并不是简单的全盘否定）。这种状况实际上使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观、社会观和历史观上深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

在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方面。绝大多数经济学博士点和硕生点的招生考试中，“西方经济学”所占考分比例超过一半以上，有的达到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四。这种情况同样导致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和考试复习中把主要精力用于钻研西方经济学。

在科研考核和职称评定方面。在有关“国际化”政策的导向下，许多大学所制订的职称晋升或科研奖励标准中，都将教师在SSCI（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建立的综合性社科文献数据库）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作为最重要的考核标准和评定依据。在许多高校制订的核心期刊或重点期刊中，SSCI期刊都排在第一位，并且有重奖措施（有的学校对于在SSCI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所给予的奖金高达8万元甚至更多）。这种政策导致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无法进行自由的科学研究，而是把更多的甚至主要精力用于撰写符合SSCI标准的学术论文上。

在教师队伍方面。近些年来，同样在有关“国际化”政策的导向下，许多名牌重点大学竞相花重金大批引进海外而且主要是英美国家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和博士后，有些经济学院的“海归”人数已经占到全部教师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从专业特长方面来说，各学校主要引进的是擅长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并有可能在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专业人才。这种情况导致同一个学院内的“海归”与“土鳖”在经济待遇、职称评定等方面的严重不公平，国内许多大学甚至是重点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生感到进入高校任教的前途缈茫，这严重挫伤了他们学术研究的积极性。

在专业学术媒体方面。国内一些经济学专业“核心期刊”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作为主要选文标准，少数期刊甚至规定无模型或计量分析的论文不予刊登；等等。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中被严重边缘化。这主要表现在：除经济学专业外，许多大学甚至是重点大学的经济学相关专业（如财政学、金融学等）不再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或者学分极少（绝大多数不超过4学分）；即使是经济学专业，政治经济学及相关课程的数量和学分也大大少于“西方经济学”的相关课程；在硕士生或博士生的入学考试中，政治经济学及相关课程所占考分比例严重下降，有的只占到四分之一及以下；在一些重点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期刊或刊载政治经济学论文较多的综合学术期刊不被认定为核心期刊或重点期刊；一些大学的经济学院在引进人才时基本不接纳国内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的优秀博士生或博士后；一些国内经济学专业的学术期刊基本不刊登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论文；等等。所有这些情况，不仅导致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急剧萎缩，同时也沉重打击了从事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积极性。

把握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正确导向

我国经济学教育的严重西化甚至“英美化”倾向已经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并且已经产生了各种严重危害。对此，我们必须进行认真分析和严肃对待。

我们应该看到，形成中国经济学教育这种格局的原因或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政策导向的作用，又有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竞争所产生的后果；既有整个世界形势和中国社会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客观影响，又有西方国家长期采取的对华战略所产生的重大作用，等等。现有的中国经济学教育格局正是以上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次，中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无疑是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党的几乎所有重大文件也在不断重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然而，当前的经济学教育中却是“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占据了“主流”地位和话语权地位，这正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导向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和弊端。

我们必须看到，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教育中，也并不是“主流经济学”一统天下。例如在日本的一些大学，马克思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在教学中甚至享有同等的地位。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的众多经济学家（包括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发表了大量质疑和批判“主流经济学”的著作和论文。

从总体上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是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能够自动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因而，“主流经济学”不仅反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甚至反对任何政府干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在本质上是一种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由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高度数学化，并且利用数理方法来证明，通过计量方法而被广泛运用，从而使一些人尤其是青年学生误以为这样的经济学才是真正“科学的”经济学，一些人甚至认为它是惟一科学的“现代经济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世界范围内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然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西方“主流经济学”仍然继续大行其道，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中国经济学教育不仅存在严重西化的倾向，而且即使在“西方经济学”本身的教学中，又存在偏重于宣扬和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排斥其他各种经济学理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倾向。这种过度西化甚至“英美化”的结果，不仅产生了大量充满形式主义、工具主义却无真正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而且导致大量青年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迷信和对资本主义的崇拜。

我们应该看到，在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中，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别的什么理论的指导下，中华民族才找到并迈入复兴的伟大之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坚持正确的改革原则与方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与指导，需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育和教学，对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目前中国经济学教育的过度西化，以及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严重边缘化的现象和事实，与这一要求格格不入。

再次，从中国经济学教育以及经济学本身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来看，这种倾向贻害无穷。现代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和塑造人的独立人格与思想行为能力。受教育者的独立人格与思想行为能力的形成，需要教育者提供科学的、开放地认识世界和事物的方法和知识。而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有格局与这一要求相距甚远。在本来存在多种和多元经济学理论和知识的背景下，过度偏重于给学生灌输其中一个流派的理论和知识，同时有意排斥、否定和边缘化其他各种流派的理论和知识，显然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是对学生的不尊重和不负责任。在这方面，前几年在法国兴起的高校经济学专业学生联合反对“主流经济学”一统天下的运动，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曼昆教授被学生罢课等案例，都值得我们引以为鉴。另外，从中国经济学自身健康发展的需要来看，我们必须以中国实践和中国问题为对象，在广泛吸收一切优秀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融会贯通和创新，创造出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中国经济学或中国经济学流派。惟其如此，中国经济学才能适应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然而，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严重西化，显然与中国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内在要求相冲突。

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以及各高校，应该高度重视和纠正这种不健康不正常的格局，通过改革与调整，使我国经济学教育的生态环境回归正常健康状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正确地开展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使我国经济学教育真正实现其本质和根本目的，即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与思想行为能力，有利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有利于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创建，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