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制裁俄罗斯的最新措施吗？”俄罗斯外交部13日就英国冻结“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在英国巴克莱银行的账户发出抗议，要求英国对此进行解释。

自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屡次因为“今日俄罗斯”引发激烈争论：美俄外长曾围绕“今日俄罗斯”公开打“口水仗”；欧盟日前出台专门针对“今日俄罗斯”等俄外宣媒体的“东向战略”。

俄外交部称，英国等国这一行径“显然是俄媒体高职业水准和积极活动使英国及很多其他西方政府感到恐惧所造成的”。除了通讯社，“今日俄罗斯”还有电视台及网站等多个平台，在100多个国家有6.3亿观众，在视频网站上的收视率甚至超过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也被称为俄罗斯政府强力打造的一艘“外宣航母”。

许多分析认为，对这个强劲的对手，西方只能撕下所谓“新闻自由”的面具，用各种手段进行打压。“今日俄罗斯”总裁基谢廖夫讽刺称：“如果英国不允许作为世界主要新闻社之一的‘今日俄罗斯’进行活动的话，这个西方‘民主国家’还有什么新闻自由和民主可言。”

“这是反俄信息战的一部分”

“这是反俄信息战的一部分”，英国冻结“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账户激起了俄外交和媒体界的同仇敌忾。俄《观点报》14日以此为题报道称，针对英国冻结“今日俄罗斯”在英国巴克莱银行的账户，俄驻英国大使亚科维科表示，“这一行为是对持不同观点媒体进行审查的典型例子”。同时担任“今日俄罗斯”通讯社和电视台总编的西莫尼扬称，英国此举表明，英国政府对与俄罗斯在信息领域竞争感到恐惧，因此经常阻止俄媒体的宣传活动。去年12月英国政府部门就曾威胁对“今日俄罗斯”国际电视频道英国团队实施制裁，指责其在报道乌克兰危机时违反公正性标准，威胁取消其许可证。俄罗斯战略评估中心主任阿博扎洛夫表示，英国限制一个不同观点的媒体正常和公正的报道活动，显然违反了英国自我标榜的“新闻自由”原则和一系列国际法准则，这是试图向俄罗斯施加“信息战压力”。

俄新社14日称，英国巴克莱银行代表向该社记者表示，银行已经发出相关的通知，但他拒绝就账户冻结的原因作出解释。而“今日俄罗斯”驻英国代表处表示，目前还未收到银行就冻结账户及原因的正式通知。

法新社14日引述英国银行界消息人士的话透露，英国冻结“今日俄罗斯”在英国的账户是因为其总裁基谢廖夫已被英国列入受制裁人员的名单。“自由欧洲”电台也将矛头直指基谢廖夫。报道称，他曾在新闻节目中宣称“俄是唯一有能力把美国用放射性灰尘埋葬的国家”。西方一直指责“今日俄罗斯”在涉及俄乌冲突的报道中歪曲事实，并称他为“支持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行动的俄政府宣传机器核心人物”。对此，基谢廖夫则称“今日俄罗斯”是“反击西方攻击性宣传的有力武器”。

德国财经网14日则猜测，这可能是美欧秘而不宣施行的对俄最新制裁手段。报道称，在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多个机构在其他国家的账户被冻结。6月份，比利时宣布冻结俄罗斯一些机构在比利时的银行账户，其中包括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俄驻欧盟大使馆以及俄驻北约大使馆的账户。而法国也有类似的事件。

“英国配不上民主国家称号”

“英国政府冻结‘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账户是限制言论自由行为”。俄外交部人权、民主及法治问题全权代表多尔戈夫14日愤怒地称，英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是英国境内“媒体自由及言论自由真实意义的写照，是一个实例”。多尔戈夫称，显而易见，伦敦方面有人非常不喜欢“今日俄罗斯”公布给国际社会的那些客观的材料和评价，比如关于乌克兰的实际情况。“他们非常不喜欢这些内容，因此选择了非常类似政治检查的方式。这些行为使得那些自称民主的国家配不上这一称号”。俄罗斯外交部当天也表示，莫斯科要求英国政府立刻就伦敦巴克莱银行冻结账户一事做出解释，并称账户被冻结已经对俄这一在英国最大新闻机构的新闻报道工作产生了影响。

德国新闻资源网14日称，尽管还不太清楚，但此次冻结账户确实更像直接针对俄罗斯媒体。“今日俄罗斯”是俄对外宣传媒体的领导者，被认为是俄罗斯的“外宣航母”。而英国是美国的最紧密盟友，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立场强硬。这次冻结账户事件将对俄外宣媒体影响甚大。现在还不清楚，俄罗斯是否会采取报复措施。

2013年1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新闻社与“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这两家老牌新闻单位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重组成立“今日俄罗斯”新闻集团，并设立了自己的网站等平台。在集团中，电视台在西方的影响力最大。该电视台是一家于2005年开播的24小时新闻电视台，由俄政府斥资3.5亿美元打造，作为俄首家对外电视网，它很快在西方媒体占据主导话语权的世界舆论圈中杀出重围，甚至在西方国家落地并大受欢迎。

目前“今日俄罗斯”下属的电视台通过30多个卫星电视频道以及500多个有线电视运营商播出节目，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拥有6.3亿观众，它在英国有超过200万观众；在美国拥有8500万用户，是收视率第二高的外国新闻频道。“今日俄罗斯”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同样出色。自2007年进入全球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其上传的话题性视频引起大量共鸣，成为YouTube上最受欢迎的新闻频道。2013年，它成为YouTube上首家观看人次超过10亿的电视新闻频道。

英国《每日邮报》引述俄罗斯驻英国大使的话称，这不是欧洲第一次破坏俄罗斯对外媒体的经营活动了。本月初，波兰政府媒体监管机构开启程序，吊销了播出俄卫星新闻广播节目的“电台业余爱好者”的执照。该审查机构称，该电台违反了广播法，“为第三方出让授权，从而影响广播材料的内容和表述。”该电台的创始人认为，此举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德国本地媒体Salve电视台在播出“今日俄罗斯”德语节目“缺失的那部分”之后受到调查。据调查者称，该节目偏向俄罗斯。

世界厌倦西方独霸舆论场

“欧盟试图消除‘今日俄罗斯’代表的另一种声音”，俄卫星新闻网称，今年6月，欧盟起草了一份名为“东向战略”的计划，以应对“俄罗斯的造谣活动”，该计划呼吁在原苏联范围内“推广欧盟价值观”，并采取针对俄外宣媒体的措施。《欧盟观察家》称，欧盟打算加强国家监管机构间的合作，支持新的立法建议，以应对当前的挑战。

对此，俄卫星新闻网称，在西方有数百家报社、电视台、电台，它们企图用一种观点“统治”世界。英国建立了一支1500人的部队，任务之一就是在社交网络上对抗俄罗斯；在北约有专门对抗俄罗斯在全世界影响力的小组。与此同时，几乎所有西方主流媒体早就用俄语发布信息。“如果在这一切之后，西方仍抱怨输掉了对俄罗斯的信息战，也许他们应该明白，人们只是厌倦了西方主流媒体千篇一律的报道”。

目前已并入“今日俄罗斯”的俄新社副社长卡普里扬诺夫曾对《人民日报》代表团说，国家形象的改善不是一蹴而就的。“取得国外受众的信任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消除苏联时期留下的不良影响，真相是不能被掩盖的。只要我们把新闻产品做好，做到客观公正，不强加于人，我们的努力就一定能成功”。他还特别强调新闻报道的批评性，称他们的批评性报道“比在野党的媒体还多”。

在美国PhaseZero新闻网一篇指责俄政府支持的“俄罗斯卫星网”“是一个杀手宣传机器”的文章后，有不少美国网友的留言。其中网友Owlrich的留言赢得了许多赞同，他写道：“我不理解有什么可担惊受怕的。美国在信息领域一直处于独霸地位，一直拥有最有效的宣传，其他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没有对世界如此渗透。令人感兴趣的是俄最近进行更加先进和有效的宣传，与原苏联时期赤裸裸的、幼稚的宣传形成了对比，看起来从美国身上学到了很多”。

“10年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其他美国媒体是世界信息的垄断者：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人们只能看CNN，它显示了美国拥有的巨大的宣传优势。如今，半岛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让美国感觉很不舒服，并因此启动了国际信息战”。瑞典媒体曾称，“今日俄罗斯”在YouTube上的浏览人数甚至已远超CNN。文章说，或许有人认为美国此举很“可笑”，因为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和媒体言必称“言论自由”，现在却企图禁止“今日俄罗斯”在美国传播。应该看到，“制衡美国宣传机器的力量已经出现”。

【环球时报驻外记者汪嘉波纪双城孙微青木陶短房陈一柳玉鹏】

 

引子

汪晖：几年前，我在《时代》周报的论坛上见过你，但没有机会谈话。谢谢你安排了今天的会见。来见你之前，我心里也有些问题，但我们还是先随意谈话，看能够讨论哪些问题。可以吗？

施密特：这样好。

汪晖：你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谈到早年访问中国的经历，还谈到邓小平在会见的时候吸烟。

施密特：我见过他三次。每次时间都很长。他是个了不起的倾听者。跟毛泽东很不一样。

汪晖：毛说得很多?

施密特：毛听得不用心。他说得其实不多，但他并没有用心听。他对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而且一信就是几十年。

中华文化的自我更新与重构

施密特：中国有一件事让我没法儿彻底理解。中华文明、包括她的语言文字等等，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了。3000多年前的古文明不止中国一个，我们有埃及、伊朗、希腊、罗马。但那些古文明都已经消逝了。今天的伊朗已经不是古代的伊朗，今天的希腊也不是古代的希腊，印加帝国则更是不存在了。可是中国依然存在。而且历尽4000年沧桑，中国又突然复兴了。这是怎么做到的？

汪晖：我的看法是，中华文明有一种构造和重构自身连续性的倾向。虽遭多次打断，但这种内在倾向一次次令其不绝如缕。因此，我认为儒学是一种政治文化，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文化。

施密特：儒学文明是公元元年左右兴起的，差不多是孔子逝世500年后。也就是说，中国的4000年文明，儒学顶多只覆盖了一半。

汪晖：确实是这样，中华文明是由各种力量重构的。我读过你的一些书，你关于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令人惊叹。

施密特：而且，儒学后来一度衰落。到公元900年左右才重新崛起。

汪晖：儒学衰落时期的几个朝代，统治者和学者多多少少也在试图重构儒家意识形态。

施密特：如今它又回来了。

汪晖：是的。他们总是在试图重构它。最难理解之处在于，中华文明曾被契丹、蒙古和女真等游牧民族重创或打断，但那些来到中国的游牧民族统治者也试图遵循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来重建它。他们往往会尊崇儒学，但同时以不同方式保留自己的文化和多样性的认同，最终也丰富了中国文明。

施密特：中国的政治文明有一个方面不同于其他文明：中国历代儒学王朝并没有独尊一种国教。儒学是哲学，是伦理，但不是宗教。你们中国人信仰的不是神。作为儒者，你或者你的先辈信仰的是什么？

汪晖：孔子自己说过"敬鬼神而远之"。

施密特：你的理论是说，经过那么多朝代，那么长的岁月，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原因是不断自我更生（reinvention）？

汪晖：在某个范围内，是的。

施密特：那在别的范围是什么情况？

汪晖：在别的范围内，例如，在农村，有好些遗产一直传承下来。直到20世纪，中国都是一个农业文明。"耕读传家"一直是中国人的主流生活方式。但如今有了大变化。另一种大转型正在上演。

施密特：农民总是比较保守的。他们固守祖辈、父辈教给他们的东西。全世界的农民都是这样的。这不是什么中国特色。

汪晖：这当然不是。但在保守的同时也有激进的一面。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矛盾性格。一方面他非常激进，另一方面也很传统。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学习中国古代经典了。

施密特：毛号召你们学？

汪晖：也算也不算。毛说，我们要"评法批儒"--批判儒家、支持法家。那是1974年开始的一场政治运动。就连我们中学生也被要求阅读儒家著作，然后加以批判。我们就这样读了不少古代典籍。

施密特：可我的印象好像是，毛泽东甚至不允许人们公开引用孔子言论啊。

汪晖：是这样。但主要是1974年搞"批林批孔"以后。因为据说林彪图谋复兴儒学，所以毛发动了一场运动批判儒学。

施密特：大约和孔子同时有另一位大哲学家老子。毛泽东批不批老子？

汪晖：不批。老子多多少少被看作跟法家有点联系，同时又充满了辩证的思想。毛读过老子的书。他把老子当作谋略书来读。老子也确实可以从兵法的角度来读。

毛泽东的"七分功"

施密特：当我90年代访问中国的时候，我问人们对毛的评价，异口同声的说法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人们现在还这样说吗？

汪晖：毛是中国人的一个情结。现如今，一些人对他深恶痛绝，另外一些人却对他持积极评价。人其实是很难用这么精确的比例来说明的。

施密特：他也解放了中国妇女。这一点眼下常被忽略。要说毛有什么成就，他为妇女解放铺平了道路。对吧？

汪晖：绝对是。另一个问题是尽管我们会在一个时期受苦，但那段历史却会成为下一阶段的基础。在"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面临很大压力，人们想让他贬低毛泽东，但邓拒绝了。因为他深知，在"文革"造成巨大损失的同时，毛泽东时代也给中国国民经济打下了基础，搭起了框架。他的这个决定维系了共产党的存在，也巩固了其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否则，中国可能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施密特：这仍然有可能发生，可能性不大，但并非绝无可能。然后必然会再度出现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这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毛泽东说起来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他从来不是。（笑）

汪晖：在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至今是一个令人激动起来的话题。但他在文革期间说在他看来党内只有极少数人懂马克思主义。他是在七十年代说这个话的。

施密特：马克思信奉的是产业工人革命。毛泽东信奉的是农业无产者的革命。那跟马克思扯不上关系。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要革命。如今，马克思的革命是闹不起来了。德国就业人口中只有26%的人是产业工人。

户籍制及其他

汪晖：可德国的就业率还是高于欧洲平均水平。

施密特：是要高一些。不一定比荷兰、北欧或波兰高。但说到底产业工人还是一小群。比他们两倍还要多的人，虽然工作，但不是工人。他们坐办公室，在电脑前工作。统治世界如今是用电脑的。

汪晖：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中国仍然有近3亿工人--农民工。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劳动阶级。在20世纪初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只有不到200万的工人。

施密特：你们必须废除户口制度。

汪晖：正在向那个方向努力。

施密特：这是稳定国内局势的必要措施。群众一起来，你们就完了，但户口制度恰恰是让群众意识到自己是群众，鼓励他们以群众的方式去行动。废除那制度要多久呢？

汪晖：我想会很快。中国很多城市已经废除它了。相比于过去，户籍的意义已经大幅度下降了。目前的问题是土地所有权。因为每个农民都拥有一小片分到的土地，如果他们移居到城市里，他们仍然对那片土地拥有权利。

施密特：这也得改改。

汪晖：这是中国的大问题。有很多讨论。许多居住在城郊的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

施密特：所以我宁可出家也不愿意治理中国啊。但户口制度不废不行。

汪晖：中国改革是从地方上开始的。很多政策，中央政府最后只是去肯定它。它们不是政府发明的。

城市化带来的改变

施密特：我想中国已经发生的重大变迁之一就是你们不再需要那么多农民了。他们正在移居到城市。城市则越来越大。北京已经有1900万人了，上海则接近3000万。这意味着农民从父辈继承下来的保守性格会有所削弱。

汪晖：有道理。

施密特：如今，中国人不再信仰父辈和祖辈。中国人信仰的是赚钱。

汪晖：是啊，这是个严峻挑战。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估计，到2035年，全球75大城市中，有25大将是中国城市，如果是这样，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将发生彻底改变。

施密特：城市化意味着人口聚集为群众。而群众心理学迥异于家族心理学或市场心理学。群众是可以诱导的。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也许意味着，全体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可诱导的群众。这至少是同北京和上海的雾霾一样严重的问题。

汪晖：目前中国领导人和知识精英在争论一个问题：未来改革的路径问题，城市化之类的趋势等等。基本上大家同意，由于全球化的大背景，城市化趋势不可阻挡，这是讨论的前提条件，但中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公有和集体所有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

施密特：我不敢肯定我理解了你的意思。

汪晖：争论是关于土地私有化问题的。有些人认为，因为中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公有和集体的，我们需要土地私有化。另外一些学者则不同意。他们主张乡土重建，也就是说，在城市化进程的同时，重建乡土社会。因为即使未来五十年，中国的农业人口急剧减少，我们仍会有5亿农民。

施密特：我猜，中国今日一个村的平均规模是一千人吧。几百年前是几百人。甚至在孙中山时代也只有几百人。1911年时中国的总人口有多大规模？

汪晖：大约4亿。

施密特：现在有13亿了，而且13亿人大多数住在城里。这个进程一定会持续，无论你是否乐意。

汪晖：可是在中心大城市的生活并不舒适。中国政府并不一味鼓励巨型城市化，它目前更希望看到城镇化。

施密特：那问题就更复杂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小城镇--其实就是大村子。据我估计，上海的人均生活水平是一些小城镇的10倍。在这方面，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也很显著。由于大部分中国家庭受制于一胎政策，中国将逐渐变成一个老龄化社会。这将是21世纪中叶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汪晖：太对了。儒学的一个教诲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讲的是尊老，讲的是同情心。但随着城市化进程，这些情感都受到了挑战。

施密特：我可以设想未来美国和中国之间会开展一场竞赛。两国都不得不同时加大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力度。美国人略略领先了，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社会保障网络，而中国的还不健全，部分城市有了，但更多的城市并没有。

汪晖：的确。过去十年，中国正努力重建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医保体系。尽管保障标准还很低，但已经实现了全覆盖。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中国拥有了可以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体系。昨天报纸上说，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提高社保标准，但另一方面财政的负担似乎太重了。

施密特：医学的昌明可以缓解压力。我们的子孙比我们活得长，至少可以长五年。我今年95了还活着，要感谢现代医学。中国既有现代医学，也有中医--一部分有价值，一部分是胡诌，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中国的人均寿命有50多了吧？

汪晖：已经达到70多了。

施密特：那么快？

汪晖：是的。

施密特：真惊人。我还以为是58、59呢。

汪晖：已经达到70了。

施密特：将来会达到80的。

汪晖：是啊，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远高于印度，和俄罗斯相当。当然还比不过日本，但也没那么低。

施密特：这个指标还会提升。而且，与此同时，政府行动的自由度会大大降低。

汪晖：对。社会对政府行动的压力增大了。首先，时代变了。全球化对中国影响深远。同其他国家，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比起来，中国的独立性依然较高。城市居民的意愿非常强烈。以前，抗议活动主要发生在农村，如今，市民则充当起先锋。

施密特：但与此同时这些抗议不是针对中央政府的。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事件甚至加强了中央权威的合法性。

汪晖：是的，那是另一个现象。很多抗议的诉求是社会公平。

政治体制改革

汪晖：有一点我想向你请教。在中国，不仅是在知识分子圈子里，而且在党内，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争论--政治体制改革。所有人都知道，政治体制要改革。但应该怎么改？你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何建议？

施密特：说句玩笑话，我会说"感谢上帝没有让我处在习近平的位置上。"要同时做太多事情了。一方面，中国能做到领导层每十年一换届，以年轻的领导人代替年长者，没有哪个领导人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那么大的年纪还在位子上，让我很吃惊，这很有好处。另一方面，作为外国人、欧洲人，我不了解习近平和他的同事们，没法儿给出意见。只是觉得，在同一时段有太多任务要完成，是非常困难的。

汪晖：比如说，政党制度怎么改？

施密特：你们是受了国际舆论的影响，欧洲的、北美的、伊斯兰世界的。中国一般不怎么关注伊斯兰世界的舆论，这倒没关系。你们的问题是太在意西方的舆论。西方、欧洲，本来大多数只是巴掌大的国家，相互还不怎么友好，可是它们就有本事搞出一套宣传来影响你们的思维。我想，邓小平当初说"我们要搞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国家"也就够了。可这个说法的含义并不清楚。什么叫"中国特色"？并不清楚。我认为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不论她是否愿意，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中国停不下来，停下来就会有数千万人失业。但在这方面，德国人比中国人更不平衡，德国的就业对外贸的依存度是全世界最高的。德国人还在说中国人搞坏了世界经济平衡，简直搞笑。德国人、日本人、中国人都对世界经济失衡负有责任。顺便说说，台湾资本已经离不开中国大陆了。回想70年代，台湾还被称作"福尔摩沙"呢。记得邓小平有一次跟我说，他希望能活到香港回归的那一天，亲自踏上香港的土地。我觉得他心里想的其实是台湾。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抬头则是一个危险迹象。

政党政治与民主危机

汪晖：你的谈话很有启发性。我还有一个问题。你说习近平面临复杂处境。中国有一些人在政治改革方面持另一种观点。很多人希望更彻底地效仿西方制度，例如多党制等等。但也有一些人说，我们是需要民主，例如基层选举和顶层的一些机制，但并不一定是投票式的民主。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施密特：民主不是人类的终局。在未来的若干世纪里，可能会在不同方向上有好几种发展。现代民主问世只不过200来年。美国人从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那里借来一些理念，并在独立宣言里宣告了现代民主的诞生。民主有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四年一选，政治家就只能捡好听的说给民众听。多党制并不是政治进步的最高点，而只是我们现有的最好制度。我会为了维系这套制度而奋斗，但我不会向中国推销它。英国人把它强卖给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荷兰人也曾试图把它兜售给印尼人。印度的民主其实并不奏效。我不会建议埃及、马来西亚、伊朗和巴基斯坦去盲目地引进民主。民主是西方产物，孔子没有发明它。发明它的是孟德斯鸠、约翰•洛克和一些荷兰思想家。

汪晖：很少有西方领袖会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

施密特：这并不代表我一定是错的。

汪晖：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到2030年中国就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施密特：讨论这会发生在2030年还是2040年，是有意义的。

汪晖：这是19世纪以来全球历史的一大变局，不仅对中国而言是如此，对亚洲也是如此。如何评估这一变局呢？在这个变局下，我们如何讨论政治制度的变迁？

施密特：人们对西式民主感兴趣的一个原因是无需流血就能实现政府更替。这是个很大的优势不假，但这改变不了民主是西方产物的事实。它在古希腊的雅典运作了不到200年，在古罗马从未真正运作过，然后就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运作过，直到美国独立为止。英国算是个先驱，但他们贩卖奴隶。甚至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也是蓄奴的，只有雅典公民才有投票权。有一个雅典公民，就有三个没有投票权的居民，其中一个就是奴隶。美国甚至到了19世纪中叶还公开搞奴隶制呢，美国南北战争也是为了奴隶制的存废。到了本世纪中叶，你瞧着吧，墨西哥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及其子女将构成美国选民的一半。到时候不论谁是总统，都得顺着那些选民的心意。美国会从一个世界大国变成另外一副样子。中国也会变。是不是会变成民主国家，还有待观察。我觉得是不会。

汪晖：那么一党制会不会......

施密特：你们也不会继续停留在一党体制。总会发生一些大事。在中国过去2000年的历史上，已经发生了许多巨变。

汪晖：你说不会是一党体制。那会不会是一个后政党体制？我觉得今天的政党已经不同于20世纪的政党，即仍然是政党，但可以称之为后政党。

施密特：你们已经是后共产主义体制了，但还没有进入一个新纪元。我们还没有讨论过伊斯兰问题。这个地球上超过10亿人是伊斯兰教徒。这对中国人不算威胁，但却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威胁。

东亚危机与孤独的大国

施密特：我们本来是打算进行一个私人会面的，现在已经谈了三个钟头了。你还愿意再谈一会儿吗？

汪晖：是的。东亚局势正在恶化。从晚清以来日本是这个地区最强的国家，它对中国的复兴没有准备。我经常访问日本，我发现日本人被某种迷茫情绪缠绕。他们觉得，虽然中国有种种问题，但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在崛起。

施密特：日本只有1.2亿人口，中国可有13亿。

汪晖：我的许多日本友人认为，日本最好的出路是融入亚洲。但也有一些日本朋友觉得，今日的局势越来越像明清时代的东亚形势。

施密特：日本处境的基本事实是，日本在这一地区根本没有朋友，菲律宾、韩国、俄罗斯、中国、印尼，一个都不是。那些国家都被日本入侵过。所有的邻居都恨日本，即使今天的日本并没有犯任何罪行。日本从未真正理解过这一点。这一代日本人还是太嫩了。德国犯过的战争罪行绝对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多。但我们比日本人幸运得多，有邻居愿意帮助我们。我们的父辈所犯下的罪行，是我们必须反省的。靠着这种反省，德国重新被欧洲接纳这种奇迹才可能发生。如今的欧盟虽然运行得很糟，但它毕竟使得任何两个欧洲民族之间爆发战争变得不再可能。但日本同周边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排除。如果我是中国领导人，我会静待时机，采取古代帝王"羁縻外夷"的策略。到了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有15亿人口，而日本将仍然只有1.2亿，甚至更少。

汪晖：因为日本的生育率非常低。在东京，我看到好多中小学都关门了。

施密特：我去过日本五十多次，有很多日本朋友。如果我是中国人，我就等着看，他们要过多久才会提着礼物来见我，而且我相信他们会再三登门的。姑且给他们点时间，别为了区区一个钓鱼岛就开战。

汪晖：嗯。我也觉得钓鱼岛争端未必值得中国人投入这么多的注意力。

施密特：多得太多了。顺便说一句。我这辈子最震撼的一次经历，就是在那霸南端的姬百合之塔前凭吊二战死难者的亡灵。"姬百合"是主要由冲绳当地女学生组成的护士队。在美军登陆冲绳的战役中，她们大部分死于战火。在附近的慰灵碑林里，人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名字、中国人的名字、俄国人的名字、甚至还有德国人名字......没有其他的符号，只有死难者的名字。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都被一样对待。说到冲绳。我觉得如果遵从冲绳人民的意愿，他们会脱离日本独立。

汪晖：他们甚至曾经拟过一份独立宪法。不过今天时过境迁。尽管冲绳仍有政治运动，但重点已经是美军基地问题。

施密特：冲绳美军基地是个要害问题。强暴妇女的恶行当然发生过。你想，20岁小当兵的能做什么事。

汪晖：这是一大难题。你比较战后德国和日本的不同境遇。在中国，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德国跟日本如此不同。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一个是，美国在东亚和西欧采取了不同政策。是美国纵容了日本的战后民族主义。

施密特：与其说是美国，不如说是麦克阿瑟。

汪晖：正因如此，日本的一些进步人士认为，当今的天皇制度并非日本固有天皇统系的延续，而是麦克阿瑟占领时期的产物，这是当前日本民族主义的重要背景。

民族矛盾、宗教问题与亚洲的未来

汪晖：中国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目前有不少冲突。这是另一个难题。你知道2009年新疆爆发了非常严重的事件。中亚目前是民族分离主义的一个新的策源地。

施密特：印尼有2.5亿人。大多数是穆斯林。他们并不极端，虽然排华但并不严重。海外中国人差不多有5000万，有一半生活在印尼。这不会对中国政府构成一个问题。

汪晖：印尼华人社会与新加坡或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非常不同。他们连名字都改了。曾有一段时间华人被禁止使用中国姓名。所以他们很多人丧失了身份。马来西亚不一样，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很强大。

施密特：马来西亚比印尼小多了。巴基斯坦重要得多，它差不多是马来西亚的十倍那么大，约有人口2亿。这个国家根本没法儿治理。

汪晖：另一个问题。十年前，亚洲区域一体化讨论得很热烈。日本、中国、韩国曾经付出很大的努力。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是第一个提出东盟十国加一国实施自由贸易机制的国家。你应该记得这一点吧。

施密特：我不记得了。

汪晖：中国提出了十加一的方案，十个东南亚国家加上一个中国，形成自由贸易区。日本和韩国接着提出了十加三。当时对亚洲一体化前景有一种乐观情绪，欧洲的经验给我们很大鼓舞。

施密特：它肯定搞不成。

汪晖：如今它的确陷入了困境。

施密特：原因有很多。像日本一样，中国在这个地区也没什么朋友。中国领导人却意识不到这一点。你们觉得不需要朋友。你们自己就够大了，可以自足了。就算你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你还是没有朋友。他们不会加入一个由中国领导的联盟，像欧洲这样的。

汪晖：那这就是中、日两国面临的相似问题。如果你是两国领导人，你会怎么做？

施密特：我将在中国建立君主政体（笑）。

汪晖：中国过去有一些朋友，但如今这是个大问题。

施密特：在历史上，中国从来就没有朋友。好吧，有些人带着礼物上北京，至少表现得挺客气。你们是中央王国天朝上国嘛。你们不交朋友，但愿意让别人仰赖于你们的领导力。如今，这些人不愿再依附中国了。印尼人如此、印度人如此，韩国人、日本人莫不如此。

汪晖：一位著名日本学者曾建议说，亚洲的区域一体化可以彻底不同于欧洲的一体化。一个原因是欧洲一体化依托于国家间关系逐渐形成一种超大型国家的体制。亚洲一体化不可避免也涉及国家间关系，但是其类型却是网络式的，不会以形成超大型的统一政治体为目标。我明天要去参加柏林洪堡大学举办的国际法全球史大会，会谈到这样一些问题。

施密特：国际法是400年前的一项发明。跟孔子学说比起来，跟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比起来，年轻多了。中国人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你们有统一的书写文字。你们甚至可以看懂一些日文报纸。你可以不懂日本哲学，但你能读他们的报纸。

汪晖：尤其是学者，我们可以查阅大部分日本古籍，因为很多都是汉文典籍。

施密特：相比欧洲来说，这是一个大优势。5亿欧洲人，一国有一国的语言文字。这个困难不容低估。

汪晖：拉丁文呢？

施密特：欧洲人相互之间说英语。拉丁文太难了，那是教授的语言。

汪晖：那么文化认同的理念呢？

施密特：历史上它没起过什么作用。最后一次扮演角色是12世纪的意识形态。后来就式微了。

汪晖：中国的语言是个大问题。如果拿中国与印度相比......

施密特：印度有一千种语言。

汪晖：有一千种，所以不得不相互说英语......

施密特：上层是说英语。孟买街头的百姓可不说。

汪晖：我问过一位计算机专家。他说印度软件业很发达，堪与美国相比。但说到硬件，就得看中国了。中国由于语言差异，不得不自主开发一套系统。这就是中国和印度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各自地位的由来。

施密特：而且印度的人口密度比中国更大，土地更有限，而且这个矛盾还在加剧。谢天谢地，你我不是这个世界的领导人。（笑）

互联网时代的阅读与政治

汪晖：我这次来的时候，在遇到瑞典遇到大众基金会的一位朋友，我说我是来见你的。他说："你很幸运，能会见德国唯一的智者。"

施密特：实际上你错了。（笑）

汪晖：但很多中国人都认同这一点。我读了你被翻译成中文的几本书，真正吃惊。你能把中国历史娓娓道来，太不可思议了。

施密特：那是因为我三十几年前就退休了。三十年来我做的主要是阅读，看看别人写的新东西。如果你活到我这么老，你也会是一个阅读者。也许你也会写上一两本。但主要是得当个阅读者。

汪晖：你从政府退下来以后创办了一家报纸？

施密特：我没有创办一家报纸。它早就有了。

汪晖：我想那报纸一定少不了你。

施密特：难说。

汪晖：你对媒体的前景怎么看？

施密特：目前，它们还是太有势力了。至少在代议制民主国家里是这样。我认为在议会民主制国家，媒体在挖这种制度的根基。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媒体的影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纸质媒体日益边缘化。如果人们随时能谷歌一下，谁还会去读老子、孔子？

汪晖：是啊。我们可以谷歌他们，同时不用去思考他们。

施密特：其中不包括我。

汪晖：智者是不同的！（笑）如果比一比你从政的时候。那时候媒体还不是现在这样，很不同。

施密特：是不同，但如今未必更容易对付。

汪晖：有时反而更难对付了。如今，互联网分分钟在对你的所作所为做出回应。这也是让中国官员们头疼的事情。一方面中国政府似乎顽固不化、爱理不理，但另一方面它们有时候又轻易妥协，那往往是为了取悦网络民意，结果未必都是好的。

施密特：即使在中国，政府也需要取悦民众。

汪晖：如今格外明显。

施密特：即使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党也需要回应群众的感受。这和毛泽东时代不同了。毛泽东不需要取悦民众，他只需告诉他们什么要做，什么不能做，别的啥也不用说了。

汪晖：他是这个国家的建立者，但也倡导群众路线，要求干部回应群众的需求。

施密特：是啊，所以是"七分功"嘛。

中国需要有长远眼光应对挑战的人

施密特：关于当今的中国，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你们已经拥有了一批一流的大学。并不是所有大学都是一流，但有些的确是一流的。你们的大学也许有些忽视自然科学和工程方面的研究。你们太重视社会学、政治学、哲学而太不重视工程和管理了。当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你们一个律师都没有。如今你们有了成千上万的律师，而且大学里还在培养成千上万。也许有点过头了。你们需要的是工程师，需要的是真正懂中国经济的人。你们需要拥有长远眼光的人，能够同时应对各种挑战的人。

汪晖：同意。我觉得毛是有长远眼光的。但他能否真正管好现在的事情也是个问题。

施密特：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生命力极有信心。他碰到我的时候就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你是康德主义者，我们都是德国人。"但这两个判断可能都未必正确。然后他说中国和苏联必有一战。苏联有更多的导弹、更多的飞机、更多的士兵、更多的坦克。但我们会让他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他真心相信那一点。

汪晖：他的确相信。不过他早年也读过康德。

施密特：他是个博学的人。但因为文革期间的一些残忍事件，我不会原谅他。我有一个中国朋友关愚谦，他如今是汉堡大学的教授。他是文革期间逃离中国的，他的好些亲戚都死了。70年代他逃走以后，他的公民权就被剥夺了，后来逃到开罗，还被投入监狱。辗转到了德国才安定下来。如今他倒可以常回中国，一半时间住在上海。他在中国有名吗？

汪晖：在知识分子中间挺有名的。你还会去中国吗？

施密特：不会了，我太老了。我还记得一位老朋友--黄华，他是外交部长。知识分子们还记得他吗？

汪晖：记得。但大多数人更记得乔冠华。他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时代表中国做演讲的那一位。

施密特：那可是美国反对的。基辛格本来可以让你们再等一阵子，可后来他成了中国之友。

汪晖：此后一直都是。我认为基辛格在中国比在美国还要受欢迎。

施密特：我想我们就在这里结束吧。

汪晖：好的，非常感谢。

 

 

*汪晖 /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原载于2014年第6期《南风窗》

 

自2004年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北京共识”概念提出后，有关“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讨论在世界范围内日趋热烈，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词倒较少被提及。因此，本文主要以“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来展开论述，但它的内涵与我们熟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致的。国际上，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肯定态度的人们，无一例外地赞扬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他们认为取得这些成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1. 在分析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时，公有制为主体、土地国有、宏观调控这些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因素，成为人们回答这一问题的首选。俄罗斯国家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生院院长弗拉基米尔·波波夫强调，中国的“国家制度能力”即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中国在遭遇世界经济危机时，依然可以有出色的表现力。（毕文胜：《波波夫谈中国发展模式》，《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期）

意大利共产党人党指出，“我们不同意有些学者将中国的强有力的崛起归因于新自由主义的论调。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指向的国家，有着计划与市场共处的混合经济，国家控制着土地、银行和国有或国家控股的主要行业。这使宏观经济便于调控，并使中国避免了2007—2008年的全球大衰退。中国的计划经济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有周期性的危机规律。尽管国有企业的利润不高，但却使为了国家和公共利益而投资中长期项目成为可能。”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伊藤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构成主要有“土地国有”、“生产手段的公有为主体与经营管理的多样化”、“协商型的劳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未来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将市场经济作为补充，中国的经济体制将在21世纪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法国学者、国际马克思大会社会主义学科主席托尼·安德烈阿尼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国家和集体所有制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公有经济发挥着领导作用。中国的土地仍然实行国家所有制，这就避免了土地所有权的大规模集中。中国仍然保留了国家计划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只不过通过间接手段进行，其作用十分强大。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的特点，因为它必须考虑本国特殊的国情。此外，它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还促进“精神文明”的发展，而这种文明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

2. 从整体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西方学者奈特·温斯坦认为，国有企业在中国还控制着工业的核心部门和金融部门，而且正是这种“社会主义属性”使中国在经济危机中得以幸免，并给全球经济注入了活力。他还进一步提出，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处于这种缓和的次危机状态之中，中国就没有理由放弃已被证明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

二、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与改革开放的成功相辅相成，不可割裂

1. 中国的发展不应该割裂改革开放前30年和改革开放后30年之间的联系。对此， 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指出：最近30年中国成功的先决条件绝大部分是在1949—1976年间创造的。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毛泽东时期所实行的政策，1979年以来的市场类型的改革不会取得现在这种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任何时期和任何国家，单独的自由化从来都不会成功，甚至有时候适得其反，上世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就是例证。

2. 具体说来，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工业体系和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智力保证。埃及著名左翼思想家萨米尔·阿明坚决反对那些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引进外资的说法，他认为，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工业和设施基础的话，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萨米尔·阿明：China 2013，《每月评论》杂志2013年第3期）

美国布鲁金斯学院外交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指出，对比中印两个发展中大国，会发现，投入中国的外资大大超过印度，其中有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的全民受教育程度比印度高出很多，尤其是妇女的受教育程度，高出印度25%—30%，这一点至关重要。显然，一大批可以看懂生产手册、可以迅速学习如何使用机器的工人是更具生产能力的。再加上中国对外资采取较为开放的政策，这一系列因素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

3. 毛泽东时代建立的举国体制也被认为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所在。有学者认为，举全国之力，集中优势资源，聚焦特定的工程、项目、事件，往往可以形成跨越性、突破性、高效率的发展，同时还能够形成带动效应，提升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之一乔根·兰德斯教授认为，中国政府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不应迷信西方民主体制。这个因素是兰德斯对中国发展保持乐观态度的核心因素。

三、渐进自主，不盲从西方的改革战略，形成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1. “中国模式”的实质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实现社会现代化所做出的一系列自主选择的集中体现。国外有学者认为，对于“中国模式”最精辟的概括就是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中国的改革战略而言，它是渐进变化的，中国领导人不赞成激进的政治民主化，只支持渐进的政治试验和温和改革，这使中国保持了政治稳定，并且使投资者稳定了信心。这一改革战略的要点在于：其一，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方面，中国找到了平衡点，即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其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三，不断地试验、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不断进行大胆而又谨慎的制度创新；其四，确立了先易后难的优先顺序，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

2. 不盲从西方，坚持独立自主是中国成功的前提。萨米尔·阿明笃信，中国的成功完全是由于自主计划，在此意义上，中国是唯一名副其实的新兴国家，其他的所谓新兴国家中，没有一个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因为他们的所有经济部门都完全服从资本主义基本原则。

有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盲目听从西方的建议，而是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即不实行全盘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虽然也引入了市场经济制度，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中国没有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中国虽然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美国《新闻周刊》认为，正是由于打破西方经济发展模式，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才会取得成功。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惯常打破经济教科书每一个原则的国家”。“这恐怕是少有的摆脱了从西方固定理论出发的惯性甚至包含了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加以否定的先例。”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利奥·刘指出，中国迈向市场的道路是渐进式的，可以用两个词来描述：“摸着石头过河”、“帕累托式改进”。前一个词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重视试验，后一个词指的是中国共产党规定的政策尽可能使中国的情况不因为经济改革而恶化。这一政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防止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出现以及避免社会冲突的真诚愿望。

就“中国模式”的独特性而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混合模式，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的延伸；既否定了苏联的完全公有化模式，也破除了西方的极端私有化模式。它整合了各个方面的动力机制，因此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

萨米尔·阿明认为，中国的道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就已经是独创性的，当今中国官方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体现了这种独特性。

日本学者大木一训认为，已显现出基本形态的中国“经济制度”是人类至今没有的经验，即惟一的“混合经济”制度。这不仅是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存，而且是以公有制为主导，互相补充、互相竞争，在由代表全体人民的人民政府的“统一计划”（也就是宏观经济管理）下，有目的、有意识地发展而形成的经济制度。最终，建构统一的、开放的、竞争的、有秩序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作为市场经济体系不仅会超越资本主义，而且在本质上可能是更高层次的市场经济。

德国经济学家约希姆·毕绍夫认为，与苏联失败的改革相比，从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因素：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和结合，以计划和市场作为互相补充的宏观控制手段，把市场当作反对影子经济的手段，谨慎地限制中央计划化，由中央对地区发展差距和新的社会分化进行调整。

在国外学者眼中，“中国特色”就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政府不放松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充分借鉴各国经验，灵活运用市场力量，而不是盲从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从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颇有生命力的新道路。

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政治保证

1. 只有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在对资本主义的开放中不迷失方向，误入歧途。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实践证明，强有力的政权能够解决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他还认为，创新是中国党和政府最重要的特征，创新能力和决心使党和政府能够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进行持续深入的变革。

哈萨克斯坦社会党主席叶尔蒂斯巴耶夫对四项基本原则倍加推崇。他说：“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相互关联的，缺一不可。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是根本的，舍此，也就谈不上别的了。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一条十分重要，苏共没有这样做，教训惨痛，希望中共进一步加强领导。”

2.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取得的进步，则是改革开放得以深化的制度保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李成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体制建设上的进展包括：差额选举制、重大人事和问题采用无记名投票制、任期制、退休年龄限制、中央委员中的地方代表席位、选拔任用地方最高领导干部遵守“回避”制。郑永年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拒绝走西式的民主道路，自身已经发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邓小平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录用人才。现在这个制度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已经高度制度化。哥伦比亚民族团结社会党的加夫列尔·戈麦斯认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一个有能力管理13亿人口大国的组织结构，其执政能力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保证。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共产党有着高超的政治智慧，能够实事求是地将政治理论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实现制度创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引领中国人民建设美好新生活，引导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目前，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不遗余力地在国内宣传西方“宪政”，其实质是想要让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接受西方宪政理念，成为与“在野党”相对应的“执政党”，再通过“选举民主”将共产党推翻，对此种动向必须予以足够警惕。国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的肯定，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肯定，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肯定。这也提醒我们，只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我们就能够步履坚定地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启示”项目组，执笔人：宋丽丹，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苏联解体，毫无疑问是20世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它不仅代表了20世纪冷战的结束，而且还导致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虽然苏联已经成为了过去，但是在中国，对苏联解体的讨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解体毫无疑问将给社会主义中国以深刻的警示。

一、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世界完成对苏联“和平演变”的“致命武器”

1. 从苏联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就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敌视和瓦解。

苏联建国初期，资本主义世界就纠集14个国家试图把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西斯德国又进攻苏联。但是，这些都无法从外部打垮苏联。在西方围堵、攻击、打压、瓦解苏联的过程中，曾经搞过“经济战”、“金融货币战”、“军备竞赛”、“舆论战”，然而这些都没能摧毁这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到上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走上了西方国家的政治舞台，特别是美国，不仅把新自由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而且还以它作为其实现全球霸权的战略工具。此后，西方世界开始改变了对苏联的战略。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说过：“我们知道，无论施加经济压力还是进行军备竞赛，甚至用武力也拿不下来。只能通过内部爆炸来毁灭它。”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证实了这一说法，他指出：“西方国家原来每年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宣传资金达600亿美元。美国政府著名顾问基辛格讲：‘干什么还要进行宣传？不如直接在苏共党内建立第五纵队，培养代理人’。” 新自由主义旗手之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证实说：“我们一直采取行动，削弱苏联经济，但是遗憾的是，无论我们怎么努力，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我们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我们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以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

2. 大量的事实证明，西方国家在苏联培养了一批“代理人”，然后通过他们在苏联推动否定社会主义的“改革”。

培养“代理人”从内部瓦解苏联成为新自由主义登上西方政治舞台后最成功的战略。其中，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就是这些“代理人”中的关键人物。

“代理人”戈尔巴乔夫攫取最高权力之路耐人寻味。在1982年至1985年这三年间，苏联的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同时，一批坚持社会主义的接班人被各种谣言或者其他原因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其中包括当时的乌克兰领导人谢尔比茨基、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等人。俄罗斯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苏联领导人变动过程中有西方势力操控的迹象。对于这样的研究结果我们无法完全确信。但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确实在客观上为戈尔巴乔夫攫取苏联的最高权力扫清了障碍，于是苏联共产党和人民的悲剧开始了。对此，撒切尔夫人后来十分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总书记的。”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与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撒切尔夫人的交流也的确“十分深入”。俄罗斯独立电视台在苏联解体20周年的纪录片中曾播出，1984年戈尔巴乔夫与撒切尔夫人进行了一番密谈，戈尔巴乔夫甚至违背保密原则，向撒切尔夫人出示苏联对英国的核攻击计划，这是苏联的最高军事机密。撒切尔夫人随后告诉另一位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美国总统里根，“可以和他打交道。”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回国后开始推动了一系列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尽管戈尔巴乔夫这么评价自己的政治主张：“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但是，从他后来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中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是极大的，新自由主义瘟疫让他的世界观“病入膏肓”，而且还通过他把这种瘟疫传播给了“巨人”苏联。

在苏联解体前夕，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休斯敦演讲时骄傲地宣布：“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布什通了电话，依依道别。布什赞扬戈尔巴乔夫：“使苏联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而里根后来也高度褒奖戈尔巴乔夫的功绩。

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推行，苏共内部的分化越来越严重，而叶利钦却在苏联政坛迅速崛起。西方决定同时支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对于叶利钦当上俄罗斯苏维埃主席，撒切尔夫人是这么说的：“经过多次接触和约定，还是决定‘推出’叶利钦。叶利钦费了很大的力气，勉强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随即便通过了俄罗斯主权独立宣言。”

1989年9月，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的叶利钦访问美国，美国政府竟然以国家元首的极高规格接待他，不仅安排到纽约等11个城市发表讲话，而且还安排总统布什、国务卿贝克、国家安全顾问思考克罗夫特以及前总统卡特等一大批政要“亲切”会见叶利钦。而叶利钦亦对美国“十分友好”的高规格接待投桃报李。在访美期间他大肆诋毁共产主义是“一张幸福的乌托邦支票”，盛赞资本主义“繁荣至上”。以至于他后来说：“从那时起，我已经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不再是一个共产党人了。”撒切尔夫人说：“在1991年‘8·19’事件期间，我们也给叶利钦以极大的支持。当时苏联上层少数人隔离了戈尔巴乔夫，企图恢复维系苏联统一的制度。叶利钦的支持者坚持住了，并且掌握了控制强力部门的绝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实权。”

二、新自由主义瘟疫是如何从各个方面影响苏联共产党的

自从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共产党就受到了包括修正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但到了1984年之后，新自由主义开始侵入到苏共领导层。在诸多错误思潮中，以新自由主义对苏共影响最为严重，也最为直接，新自由主义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主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是苏联共产党在政治路线上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党内的新自由主义者公然放弃马列主义作为苏共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转而把体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放弃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戈尔巴乔夫大肆鼓吹“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模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无视生产资料所有制而大谈“人道主义”，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原则的妥协，“任性地”地推行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其实就在政治路线上宣告了苏联当时进行的所谓改革已不是社会主义改革，而是在向资本主义蜕变。这种改旗易帜的改革，为苏联解体提供了政治思想准备。

2.放弃党对国家的领导，是苏联共产党在政治制度上受到新自由主义严重影响的表现。

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内新自由主义者先是把权力中心从党的组织转移到苏维埃，取消了党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直接领导，使苏共由“领导核心”变成“政治先锋队”。同时鼓吹“党的民主化”，要求苏共完全沦为资产阶级议会党，还美其名曰“自治的社会主义政治组织”。1990年3月，苏联人代会修改了宪法第六条，正式取消党的法定领导地位，确定了实行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多党制和总统制。在“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口号的鼓动下，开始实行多党制，大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被召唤和集合起来，组成3万多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非正式组织和党派。在取消宪法第六条和实行多党制后仅一年，联盟一级政党出现约20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达50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成为最终推动苏联亡党亡国的政治力量。由此看出，放弃党对国家的领导，使得苏联共产党完全丧失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的权利，是苏共垮台最直接的原因，新自由主义拥戴势力替苏共掘墓是不遗余力的。苏联共产党放弃对国家的领导为苏联解体提供了政治制度的准备。

3.提拔重用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干部，是苏联共产党组织路线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苏共垮台同它在组织路线中的一系列错误是分不开的，这种错误主要是干部选拔任用上以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代替体现民主集中原则的选举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干部的任命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基本上抛弃了民主集中制，任人唯亲；更为严重的是，对干部的政治甄别工作形同虚设。这种违背马列主义组织原则的干部路线，使得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敌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政权的新自由主义者被任命到党的最高领导层，这是导致苏共从内部被攻破、最终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前提。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彻底打开苏共的组织大门，使得更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者混入党组织内部，并在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中占据重要岗位，为了减少推动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阻力，像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叶利钦等人都为埋葬苏联立下了“盖世奇功”。因此，提拔重用新自由主义者为苏联解体打下了组织基础。

4.放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搞所谓的“军队国家化”，是苏共在军队建设方面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上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所谓的军队改革。对军队的改革从削减军费开始，进而对其使命任务和体制编制进行调整，撤销总政治部、政工机关，清理政工干部，并用法律形式剥夺苏共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苏共从组织上放弃对军队领导的直接后果是，“一个人可以拉走一支部队”，军队在国家危难关头倒戈。

历史真是让人无限感慨，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近20万布尔什维克党员领导不足3万人的武装力量夺取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拥有200多万党员的苏共领导人民和红军，战胜了德国法西斯；70多年后，拥有近2000万党员和530万军队的苏联共产党却在新自由主义者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自我否定、自我缴械，丧失政权、亡党亡国。苏共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搞所谓的“军队国家化”，为苏联解体奠定了军事基础。这也是苏联垮台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5.实行动摇和颠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经济改革”，是苏共在经济建设上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表现。

上世纪80年代，苏联一大批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经济学家，打着“市场至上”的旗号，刻意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模糊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界限，鼓吹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经济”转变。他们从极少数垄断资产阶级的角度，为最广大的苏联人民群众论证了实行私有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们大肆鼓吹经济状况不佳的根本原因是公有制的垄断；他们恶毒地妖魔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将其斥之为“僵化的”经济体制。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造成了苏联经济思想的混乱。在戈尔巴乔夫等政治力量和这些别有用心的舆论的影响下，苏共领导集团完全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并以之作为“经济改革”的行动指南，接受新自由主义的“500天计划”，推行“经济改革”，在苏联掀起了“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的浪潮。

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同叶利钦达成协议，决定成立由经济界的新自由主义者沙塔林等13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在俄联邦的“500天计划”的基础上，制订一个全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天计划”。该计划提出，经济改革的根本原则是实现所有制“非国家化”和“私有化”。非国家化应当具有综合性，同时包括大型工业企业、中小型工商业企业、服务领域。要把大型国营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除了股份化之外，还采取其他种种形式使财产非国家化：一次性赎买，以分期付款办法赊销，先租赁后赎买，外国投资。使小型商业企业、公共饮食业、生活服务业私有化。转让（变卖）部分住房和地块，使之成为公民的财产。他们主张，从国家拿出可能拿出的一切，归还给人民。在把经济改革红利分给人民群众的冠冕堂皇的口号下大肆兜售私有制。叶利钦在答记者问时说：“我坚决主张增加私有制，大力发展私有制。”“500天计划”的起草者沙塔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头脑中对社会主义的概念就是要实行财产私有、企业经营自由、实行市场经济。”

此时，苏联的“经济改革”已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在新自由主义者的蓄意引导下，对几代人为之奋斗了70年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颠覆。加拿大的经济学家迈克尔·莱博维茨说：“当苏共党内的主导势力更多地趋向于遵从资本主义逻辑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必定走向终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彻底颠覆了社会主义经济，直接地在经济基础上促使了苏联的解体。

6.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是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把意识形态工作交给他的“亲密战友”雅科夫列夫等人，使得这个极端重要的领域始终由新自由主义势力掌握。戈尔巴乔夫与这些人的思想不谋而合，先是提出“意见多元化”，接着发展为“舆论多元化”，最后毫不掩饰地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这些新自由主义者声称：“只有这样，苏联才能由僵化变成自由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实质就是主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让新自由主义思想占领这块极其重要的阵地。从此以后，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就理论混乱、舆论失控，报刊和新闻广播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专发反党文章，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专发反政府文章。同时，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浊潮中推波助澜，带头否定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1987年他应美国一家出版商的约请写作并出版《新思维》一书。《新思维》一方面美化资本主义，主张重新评价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丑化社会主义，主张根本改造社会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进行“历史性妥协”。这样，苏联的思想理论彻底被搞乱了。当时，在苏联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世界社会主义中心变成了世界反社会主义的中心。最后，连西方媒体都承认苏联媒体反社会主义超过我们的宣传程度，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批判主义开始风行，刮起一阵阵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历史和苏联共产党党史的妖风。

7.对民族分裂势力妥协退让，是苏联共产党民族政策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由来已久。由于自斯大林开始，苏联长时期地推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导致在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各少数民族和俄罗斯民族之间、各加盟共和国和联盟中央之间的矛盾比较尖锐。而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执行了一系列体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民族政策，对打着“民族主义”幌子的民族分裂势力大唱“民族和解”的歪调，毫无原则地对分裂势力迁就妥协，一再退让，最终酿成了民族危机。带头闹独立的有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格鲁吉亚紧随其后，纷纷发表“独立宣言”和“主权宣言”。戈尔巴乔夫对这些独立宣言采取默认和纵容的态度。民族间的裂痕尽管发展到如此程度，但联盟的凝聚力在群众中仍未失去。在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中，76%的人仍赞成保留苏联。可是，在同年12月，由叶利钦导演的俄、白、乌《别洛韦日协议》，不顾多数公民的意愿，宣告联盟已不复存在，直接导致联盟解体，民族分裂势力成了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代理人”“完美地、创造性地”完成了西方势力交付的“历史使命”——从内部分化瓦解苏联。200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痛心地说：“苏联的崩溃，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三、中国应该从新自由主义对苏联解体的影响中吸取深刻教训

1992年，邓小平同志讲：“一场冷战结束了，美国跟苏联的。另一场冷战又开始了，就是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的美国为了实现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霸权战略，还会继续利用新自由主义作为其理论工具向全世界传播瘟疫，兴风作浪。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同样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苏联的解体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精确无比的历史警示表，无论是所谓的“民主化政治改革”，还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经济改革”，亦或是“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应该从苏联解体汲取经验教训。

1. 必须坚持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毫不动摇。

社会主义改革必须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必须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改革中的严重影响，反对打着“改革”的旗号，推崇“市场万能论”、搞“金融自由化”、“国企私有化”。必须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并形成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1978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又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即改革开放阶段。30多年来，改革开放成绩举世瞩目。但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一批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不断地干扰和误导社会主义改革事业，试图把改革的方向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他们的手段就是“民生市场化”、“金融自由化”“国企私有化”，这跟苏联解体前进行的所谓“经济改革”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其目的就是彻底动摇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动摇社会主义事业的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伟业，这是党和全国人民绝对不会允许的。

对于经济改革中的重大事项，比如国企改制、国有资源改制、核心行业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特别是依照根本大法—宪法；同时，必须由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才能执行，以体现“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改革权在人民”这一原则。

2. 必须坚持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毫不动摇。

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领域，我们要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以“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为口号鼓吹西方“普世价值观”，坚决反对以“言论自由”为由从事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稳定的行为。党对意识形态的绝对领导是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特别要注意培养和重用坚持马列主义的得力干部，避免像雅科夫列夫一样的新自由主义者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对媒体的管理工作，对于一切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稳定的媒体要依法严肃处理。对于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普世价值”等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表现要敢于批判、敢于亮剑。

网络平台是党加强意识形态管理的极端重要的阵地，无论何时，都必须坚决反对西方势力和新自由主义者利用网络平台散布“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打击各种谣言在网络上的传播。要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网络平台建设，从组织上、机制和手段上有效落实对网络平台的管理，包括大力支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人和言论，坚决打击和清理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言论。

（作者：东博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我们党一贯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意识形态领域总体发展态势积极健康向上，主旋律响亮，正能量强劲。这是观察和评估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首先要看到的基本的、占主导的一面。但是，同时也要看到斗争复杂的一面，特别是那些干扰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错误观点，更值得关注。本文就四种错误观点作如下评析。

一、“苏马非马”

“苏马非马”的基本观点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经过整理、理解、取舍、发挥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马克思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与列宁的很多思想也不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以及附加在马克思名下的错误观点；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接受的就是作为“非马”的“苏马”，这是造成中国革命建设失误的主要原因。所以，“苏马非马”论者认为：“从改革开放伊始就提出一项基本任务：批判‘苏马’，回到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去”。

在这里，“苏联模式”被篡改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按“苏马非马”论的观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是“教条式的”、“附加了错误观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改革开放前，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中国共产党也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以要来“正本清源”，走上“原本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去。主张这种错误观点的人，对于究竟什么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避而不谈。

我们知道，所谓“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在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形态，是社会主义共同本质特征和苏联民族特色的统一体。它既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失败的教训。“苏联模式”的成功经验又分为两部分：一是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现阶段有普遍意义。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即我们称之为“十月革命道路”的东西。二是不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这包括两种情况：只符合苏联实际，不符合其他国家实际；只符合苏联当时的实际，不符合苏联后来发展了的实际。

历史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将“苏联模式”中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概括为五个基本点，这五个基本点实际上是我们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最早的表述。后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将其概括成六条标准。再后来邓小平将其凝练为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五个基本点是：（1）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共产主义政党。（2）在党的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夺权。（3）在革命胜利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度，消灭阶级。（4）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5）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搬别国的模式,走自己的道路，是我们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宝贵经验。突破苏联模式，开拓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毛主席《论十大关系》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学者取得的共识。

二、“以儒反马”、“以儒化马”、“以儒淡马”

涉及儒学的思潮、观点很复杂，其性质各有不同，只有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对其性质做出正确判别。下面讲的情况只是其中的三种: 一是“以儒反马”，这包括国内的“儒化当代中国”怪论，国外媒体的歪曲；二是“以儒化马”或者“以儒归马”；三是“崇（以）儒淡马”。

1.“以儒反马”。“以儒反马”的基本观点和手法是，诬称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异族文化”，造成了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和民族精神根基的缺失”，使中国失去安身立命之本，精神彻底丧失，誓要“儒化当代中国”。“儒化当代中国”论是一股封建复古主义思潮。这股思潮总的原则是要把中国演变成“儒士共同体专政”国家即“儒教国”。他们设想，“儒教国”的建制是“儒家议会三院制”：政府从“儒家议会”产生，对“儒家议会”负责。“儒家议会”分“三院”，即“庶民院”、“通儒院”、“国体院”。“庶民院”代表“民意”，其议员按一人一票的原则由民众普选产生。“通儒院”代表儒家圣贤理想和“天道价值”，其议员通过考试、举荐和到民间访查等方式产生。“国体院”代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其议员按血缘关系，从历代圣贤、历代帝王和历代历史文化名人的后裔（如孔子的后裔）中挑选，通过继承和任命产生。从而通过 “儒教国”议会和政府，实现对国家政权的掌握和控制。

儒化当代中国的主张者将实现“儒教国”的策略路线分为“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上行路线”即“在上层，儒化中国共产党”。“下行路线”即“在基层，儒化社会”。两条路线“双管齐下”，同时推进。实现“儒教国”的关键是：“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克思主义”。只要“有一天，儒学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仁政也就实现了”。所以当代儒家对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辱骂。此外，国外一些媒体的鼓噪也属于这一大类。

一个时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些论述明白无误，坚持和发展了我们党长期的观点。

但是国外一些媒体借此大做文章，进行歪曲。诬称“马克思主义不灵了”，“中国社会‘尊孔崇儒’的时代已经掀开序幕”，等等。

2.“以儒化马”。这种观点口头上表示并不反马，确实有些人也不一定自觉反马，但是他们的文章表现出一种倾向：自觉不自觉地以儒释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磨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锋芒。从思想实质看，其力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儒学化”，明显反映出用儒学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诉求。这种情况虽然与第一种情况不尽相同，但是，如继续向前发展必然反马。

3.“崇（以）儒淡马”。有人总把马克思与孔夫子对立起来。如有人撰文说，20世纪一二十年代高调“打倒孔家店”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倾向的典型代表。以儒家文化为指导也可以成功走向现代化，如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按这些观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入和传播时期，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批判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孔学两种思想体系没有本质区别。

对这些错误观点，我们要做科学分析。

其一，不能说20世纪一二十年代批判孔学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倾向，相反，否定这个时期对孔学的批判所起到的思想解放作用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始于1915年秋的初期新文化运动尽管在思想内容和思想方法上存在弱点，但是，如果没有它对封建主义正统思想——孔学的批判，人们就不能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就不能为以后新文化运动中的左翼接受、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准备适合的土壤。如果没有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对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道统说”的批判，就不能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理论。还要指出的是，丰富的文献资料表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批判孔学过程中，并未否定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且明确指出，孔学不等于全部国学。同时他们既未否定孔学的历史作用，也未把孔子说得一无是处。

其二，马克思主义与孔学两种思想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孔学的思想体系是什么？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说：孔子的学说……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我国著名史学家刘大年先生在《方法论问题》中说：孔学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血缘关系等级制度的封闭体系。

其三，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建设。且不说现代化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之分，就是从生产力角度说，以儒学为指导，也不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因为“孔学集中讲伦理哲学，而对社会生活的基础完全缺乏认识理解。……这是孔学根本的弱点。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缺少唯物论，没有经济学思想”。（刘大年：《方法论问题》，《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中国古代史也说明，在中国曾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学，并没有帮助我们实现现代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处于支配地位时并不是中国最强盛的时期，而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恰恰是儒学的地位不占优势的时期。汉代前期的盛世，尊奉的是黄老学说，孔子并无地位。唐代是中国历史的光辉时期，盛行的是佛教，尊奉的是道家老子，儒学也不占优势。宋代最尊孔且创造了新儒学，可宋代最弱，徽、钦二帝竟被俘。南宋时期，理学“一枝独秀”，但还是被不尊孔的蒙古铁骑战败，亡于江南。

当然，孔学有其历史作用。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而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包含的并已融入中华民族精神的大量的人类智慧成果，在影响和塑造中国人，维系社会的长期稳定和有序发展，影响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方面，起过重要历史作用。李大钊在批判“孔子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的同时，又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为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陈独秀也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

今天，不能只看到孔学中的精华，不看其糟粕；不能把孔学提到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高度；不能因从孔学中吸取精华就把孔学抬到比马克思主义地位还高、甚至替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程度。不仅如此，对从孔学中吸取的精华，也要结合现时代精神、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需要，予以加工提炼，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三、“以西马释马”

“西马”概念，在不同著作里有不尽相同的内容。其中，作为西方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有一些很深刻、很有价值的思考，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择要吸取。

此处说的“西马”是专指以抽象人性论为理论基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主张。这种主张攻击马克思主义存在“人学空场”，即“见物不见人”，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

其一，这种“西马”论实际上是用唯心主义取代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它以所谓“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超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自誉。

其二，这种“西马”论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它无限扩大马克思主义概念，把现代西方哲学和美学上比较流行的一些思想嫁接在马克思主义上，用折中主义的手法，把两种本质不同的东西凑到一起，伪造出形式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弗洛伊德主义的、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等等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马克思主义。

其三，这种“西马”论还企图通过制造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差异”、“矛盾”，马克思与列宁的对立等等，企图肢解、毁灭马克思主义。

一些人以这种“西马”论为圭臬来判别、重释马克思主义，以“西马”的是非为是非。这种情况渗透到我们一些学科、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有的学科点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课开得很弱，在没有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缺乏科学分析能力的情况下，用主要精力去学习研究“西马”，以致阻碍了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概念的确立，严重影响了青年一代学者的成长。从一些公开发表的论文可以看出，大家都讲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对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各人所理解、认同的内容却很不一样。这种情况如得不到彻底纠正，长此以往，必定会反映到对我们立党立国指导思想的认同上，所以非常值得警惕。

四、“指鹿为马”，同时又“指马为鹿”

前些年，有人胡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毛泽东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等等。近一段时间，又有人抹杀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蓄意将社会主义说成非社会主义，又将资本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指鹿为马”者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抹杀马克思主义关于判断一个社会的标准。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说：“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而一种生产关系的性质又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有什么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有什么性质的社会。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恩格斯晚年还强调，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

“指鹿为马”者把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抛在一边，用捏造的所谓功能社会主义来批判、替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即他们诬称的结构社会主义。按照功能社会主义，公有或私有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界限。私有制若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也属于社会主义。他们肆无忌惮地歪曲邓小平理论，说以“猫论”、“三个有利于”为灵魂的邓小平理论，是一种典型的功能社会主义。他们还以奥巴马来混淆“马”，称：“奥巴马竞选时，有西方人士评论他的主张说：这在欧洲叫社会主义，在美国叫福利，在奥巴马叫变革”。

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我国宪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指鹿为马，又指马为鹿的狂言，是违反宪法的，本质上是典型的民主社会主义观点。

面对错误观点（包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一文中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出来讲话”。他强调：“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邓小平说：“一则批评本身的质量和分量不够，二则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

重温邓小平这些论断，一切具有科学良知和历史责任感的专家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应该深受教育，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向种种错误思潮亮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武汉大学教授）

 

股市走到今天这一步，直接原因大家都没有异议，那就是证监会对杠杆管理不当，加上舆论塑造不当。结果是跌起来没底，救起来不容易。

那么，是不是从一开始证监会就不该管，国家舆论导向就不该有？现在是应该把一切交给市场，还是要兢兢业业救市？未来要如何改善市场制度？

这些问题的答案涉及对金融市场本质的认识问题，本文专门憋着等到陈平教授和史正富教授的文章贴出来再交稿，就是为了踩高手的肩膀，可以提升讨论的层次。

唱牛和救市 都是大国阳谋

陈教授论均衡理论的不存在，加上史教授论双层市场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从金融市场的本质出发，理解政府塑造这一次牛市的意义和当前救市的必要性。

科学意义上的非均衡说的是，任何制度设计都不能实现新古典理论强加给金融市场的殷殷期许，尝试让金融市场自动均衡并有效配置资源，就是在设计注定失败的永动机。当前的牛市并不需要满足永动机的标准，如果政府的牛市目标既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又能安全的做起来，就应该做。

同样的结论可以从史正富对“双层市场“的政治经济学的论述中得到：股市作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股票价格的形成机制服从贵买贱卖、追涨杀跌，这是正反馈而非回归价值的负反馈。

特别重要的是，史正富指出，大众的投资行为——可以叫做主流偏见，也可以叫做理性预期，还可以叫羊群效应或者价值发现等等不同的名字——都是资本-权力-市场三者共同形塑的结果，在任何一个股票市场中，谁掌权，谁就制造他自己的牛市和牛股，以及别人的崩盘。

这不是阴谋论，都是青天白日下的阳谋。

从我的角度，可以顺手再为金融自由化的棺材钉一颗钉子：当美国金融市场规则不符合自由化理论时，其运行就比较稳定，较为符合新古典理论的期望；而当美国金融市场规则自由化政府不插手时，其运行完全不稳定，从黑色星期五到次贷危机，投机造成的内生泡沫和危机一个接一个，和新古典理论的期待相去远矣。

证据就是，我们发现自大萧条以后，以八十年代里根自由化改革为分界，之前的美国监管严格，股价运动并无产生泡沫和危机的正反馈机制；之后，正反馈机制逐渐加强并在九十年代后进入高潮，导致危机频发。

这个发现并没有关于交易者是否理性、信息是否充分、供求是否均衡之类的任何假设。只需要承认市场价格的运动是很多交易者交易的结果，就可以从无假设的一般群体随机过程计算出危机爆发点，并且诊断危机。因此，这个事实足可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而新古典自由市场理论不能解释此事实。

股票价格形成的基本原理说明，其运动和企业的某种客观内在价值没有特别大的关联，相反，企业经营往往是股票价格的结果而非原因。试想，如果不是资本在互联网企业完全没有盈利的时代长期大量流入，如今会有互联网企业存在吗？如果没有长期高估的股市，美国企业的高管又怎么在市场上把大把的期权套现？

和美国的一贯做法一样，中国政府所有影响股市的努力，也都是为了响应市场经济中的要素市场在某一历史时期的特定内在要求。既然牛市都是形塑出来的结果，本轮牛市就是中国的大国阳谋。有人不承认一点，既反对政府唱牛，也反对政府救市，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美国人是怎么搞世界第一大市场经济体的，也是不懂科学的妄言。

改革牛其实是增长牛 长期看无泡沫

中国必须提升股票价格，除了国家希望促进的创新升级、企业上市等目标外，应该还要解决一个大问题：中国股票的估值不应该以美国股票的估值为标准。美国股票市盈率平均数值不高，那是因为美国经济增长率低，产业日益空心化，市盈率20倍的企业真能20年回本很不错了。

中国经济最多花十年翻一番，普通偏好一点的企业60倍市盈率也可能是20年回本。现实是，美国产业多少年都每况愈下，实体企业靠金融谋生，但股票不但没有破净，还坐拥10倍以上甚至更高的市盈率，反而是中国大量蓝筹股破净了。

以美股估值评价中国股市是否有泡沫毫无道理。美国股市估值10倍PE可能也高估了，为什么有人认为泡沫一定出在中国？按要素市场的运行规律，这实际上是形塑中国股票价格的权力部分的掌握在美国人手里。这种不对称的话语权极有利于外国资本，要让中国资本在国际上有话语权，对中国股票定价的权力恐怕要抢过来才行。类似的问题还很多，不解决好，中国资本市场不能开放。

因此，大国金融还是要把市场整兴旺了才行，史正富一言蔽之：中国股票的“泡沫”只是静态看看的时候有，长期看，哪里有泡沫？我们的改革牛其实是增长牛，现在实体经济困难不假，但是过去的高增长就不需要补涨？这种情况不把市场兴旺起来，这么委屈国内投资者，那是没有办法参与国际竞争的。

当然企业创新不确定性极大，我们事先难以估计可以实现的市盈率，才需要市场机制给风险定价。但是我们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市场，比西方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目前中国的金融体制还远未成熟。所以我们不说中国股市的估值就一定应该做到像美国一样高的离谱，无节制暴涨会导致过高的金融资本收益率，确实只会走美国和台湾走过的道路，挤出实体经济，放大金融危机。

只是这么一跌，争夺资产定价权的这一战被战略性的打软了。好在打软了不是打败了，先要救市，把股市兴旺的势头尽量维持住，实现目标的时间晚个几年，我们也还等得起。

当然，现在牌没打好，是因为监管层推动牛市的方法不太对头。双层市场毕竟也都是市场，股票市场的主导力量可以形塑大众心理，但也不可能绝对的驾驭它。强行推杠杆加上强行去杠杆的结果是做对了的牛市，却被新古典经济学的本本主义打成了一场危机。

即使打一手好牌也有出错牌的时候，但是牌不能不打，打错了也不能不想法补救，这就是近期一直在做的举国救市。

救市可以速成，但是这一波大跌应该推动哪些重大的机制变革，这些变革的方向应该在哪里？我认为还是要从上述股票市场的本质出发进行分析。

由于任何来自外部的可用资源都是资产价格波动的放大器而非稳定器，比如融资融券，比如期指对冲，比如新增加的投资者，比如安静祥和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制度（相当于没有来自外界的限制）。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抑人”：在尊重双层市场基本规律的前提下，既抑制形塑市场的资本和权力，也抑制跟风投资的一般投资者，目的是尽量的减弱追涨杀跌的正反馈机制。

但是，尽管出发点一样，但陈平教授的药方我有些赞同，有些不赞同，有些有补充，具体来说，有以下5点：

个股期权已经走得太远

由于非均衡具有科学上的普遍意义，从对冲机制出发的制度设计不能平衡市场，反而会成为放大市场波动的外界资源。融资融券制度作为一个波动放大器的实现路径我们已经清楚了，有意思的是这一轮暴跌中用股指期货对冲自保也成为了波动放大器，做空的自保者最终也把自己坑进去了。当对冲自保者做空期指以避免抛售现货时，由于期指对股指的指标作用，股指应声下跌。

期指做空成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结果千股跌停，自保的基金被赎回的时候发现股票卖不出去了。这相当于做空者从期指融资，在现货市场给自己做了一个绞刑架，何苦来哉？

就因为期货市场被赋予了不能承受之重，只好与跑路的融资盘为伍了。这一点我同意陈平教授，严禁社保基金和国有银行的资金进入金融衍生品市场。但这远远不够，必须严控衍生品的规模和种类，大部分衍生品是谁也不能进入的，比如现在个股期权的推出，就已经走的太远了。

短期停止股市交易不是好选择

短期停止股市交易不是好选择，关键战略目标会因此受极大影响。例如，假如我们的目标在于争夺股票定价权，就要有信誉。就像改革开放之初吸引外资，我们就必须表现出外资政策的一致性，不会动辄把外资关门打狗。

遇到这种暴跌，政府也不能关门打狗。你资金进出随意，我有实力保你平安。只要显示足够的实力，直接准备充足的资金来印证救市决心，代价比关门打狗小。停止交易大众会更难相信情况会好转，罗斯福的招数，确实是无奈之下的选择，也是我们的最后武器，轻易不要动用。

窍门在救市以后怎么办，是救市资金高位套牢吗？其实回到双层市场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就可以发现，救市资金有序的制造股票价格波动，就可以实现当前杠杆盘的软着陆，同时自己安全撤出，或者等待未来的长期收益。美国的救市资金往往就是这么处理的。

必须限制主力的话语权

话语权是形塑市场的重要武器，切断正反馈的第一条日常制度是必须对其有所限制，自己掌握主动。如今大多数金融机构发表的研究报告都很业余。同一机构发布的报告，不但不同的报告间相互冲突，就连同一报告中也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逻辑都不能一致。是大名鼎鼎的国际大投行们专门雇佣不识字的研究员吗？

仔细推敲就可以发现，这些报告实际上是在依据结论的需要挑选论据和论述，实在推不过去的地方就天马行空糊弄糊弄。当前需要什么结论来形塑市场认知，这报告就怎么写，具有客观中立的外表就行，因为除非是有相当训练的人，根本看不出这实际就是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面写的场景。

比如，现在就要先把中国股市泡沫论好好拿出来讨论一下，美国股市一直都具有比中国股市高得多的估值，为什么单挑一个市盈率来说中国有泡沫？限制主力话语权，不能不许大摩们说话，而是要靠中国人多有几个史正富、李世默那样的行家，能读出大摩们的业余。不能让业余的媒体经济学家糊弄大众。水平有高下，自然慢慢把话语权的软实力接过来。问题在于，现在很多中资机构也学会了这一套，这是不好的趋势，话语权必须善用。

必须限制主力资本 降低其流动性

切断正反馈的第二条日常制度是限制主力的资本。本轮牛市是大国阳谋，但是也有主力资本借机爆炒股票，这是老鼠仓在搭大国阳谋的便车，实质上损害了中小投资者利益。从中国中车和创业板的炒作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小票，还是正儿八经的国家战略，都是会被主力资金利用的。中国中车炒成这个样子，就算它未来经营再好，价值再高，短期内也不会涨价了。

限制主力资本在于查处恶意坐庄，主要依靠的有两条。

技术上监控异常交易是我们能做到的，关键在于主力资本不能享有和散户一样的流动性。否则主力资本可以随心所欲影响盘面，就更容易完成从建仓到出货的动作。例如，可以监测协同交易的账户，一旦发现，就要限制其交易。

再如，中国股市已经有很多限制主力流动性的举措了，比如T+1，但现在看来还是不够，主力有仓位就可以实现T+1下的T+0。目前有人呼吁取消T+1，明面上是呼吁让散户可以在大跌时逃跑，实际上是方便坐庄。为此，可以实施非线性的T+n，仓位越重n越大，不能卖出的时间就越长，进一步降低主力的流动性。

托宾税不可行，应建立资本利得保证金制度

托宾税总体上不能减少正反馈。首先，它不对称，助跌不助涨。虽然上涨动能减少了，但是下跌时，托宾税因为明显提高了投资者的成本，投资者可能会在更高的价格抛售，使得价格在下跌过程中正反馈加强。

第二，它在政治上不可能，涨价收税，跌价为什么不给补贴？尤其是危机时提高交易税身兼两大弊病，首先就是助跌；其次就是大家都在亏的时候怎么加税？

减缓正反馈应该建立的是，限制所有交易者的所有行为的双向阻尼（指响应时间，观察者网注），这一点资本利得保证金可以做到。

当投资者有盈利时，不管是账面上的还是已经实现的，都必须按比例缴纳保证金，减缓上涨速度；反之，当出现减值时，这些保证金就按比例返回投资者账户，以便投资者减缓下跌速度。保证金应该由基金投资于债市，实现股市二级市场对经济一定的融资功能，而且如果出现流动性危机，救债比救股安全。基金投资债市的利息部分应属于股市投资者，可以在股票下跌时发挥更大的稳定作用，也是对投资者抑制自己跟风行为的奖励。当然，这个制度要有一些技术保证，防止投资者反复转账抹去盈利记录，躲避缴纳保证金。

（本文特别感谢陈平的批评指正）。

唐毅南：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一、关于内置金融、村社内置金融和内置金融村社的概念

内置金融是笔者根据自己的十多年实践创造的一个新词。内，是指组织内部；置，是放入。内置金融是指在外部力量的帮助下，在既有组织内部创建金融部门。

村社内置金融，是指借既有村社组织的壳，在其内部以金融互助合作为手段重新组织起已经涣散村民，把现有的空壳村社组织改造成不仅有骨架，而且能造血输血、多肌肉有力量的农民组织。这样的农民村社组织笔者称之为“内置金融村社”。

二、对中国农村的两个基本判断

第一、关于中国农村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的判断

中国农村和欧美、日韩农村相比，维持传统的小农农业、小农经济、小农社会数千年难以升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农村两大供给无效：一是金融供给无效，金融不支撑农地等产权的市场化实现；二是组织供给无效，为农民和农业服务的自组织几乎是个空架子。而组织供给无效又与组织内部金融供给无效高度相关。由于中国农村金融供给无效和组织供给无效，所以农村缺乏“自我造血、输血和储血功能”和“自我发电、供电和蓄电功能”。所以，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供销社、农业保险公司等都由农村退回城市，最终抛弃了农村。连政策性的服务三农的政府部门和企业都抛弃了三农，指望资本下乡救三农靠谱吗？我很怀疑。资本是逐利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农民自组织作为前置条件，资本无节制的下乡应该十分谨慎才是。特别值得担忧的是：当下地方政府和资本结盟消灭小农的农村农业现代化浪潮席卷全国，会不会演化成一场最后的抢劫呢？

第二、关于中国农村的未来的判断

对于中国农村的未来的判断——消灭小农或是小农长期存在。消灭小农的判断在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和资本精英阶层是有广泛共识的，这个共识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这个共识是基于亚洲四小龙等先发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所达成的共识。这个所谓的普世“经验”和“共识”是说：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出口导向工业化促进农民城市化，当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的时候，农村人口数量就可以减少到15%以下，农民问题就自然解决了。

正是基于这个普世“经验”和“共识”制定了改革时代的三农政策的总基调——中国农村农业现代化走上了“地方政府和资本结盟消灭小农”的道路。

笔者大约在9年前发明过一个新词，叫“中国拐点”，“中国拐点”是指全球化背景下的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至中国后出现了“中国拐点”——全球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全球一般性制造业严重过剩了——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由四小龙时期的70元下降为30元。因为全球一般性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所以亚洲四小龙之前的先发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在中国及中国之后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就变成了“谬误”——中国改革开放高速增长了30多年，人均GDP已经超过了8000美元了，但农村户籍人口在30多年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2亿多，这是全球先发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绝无仅有的“中国特色”。现在，中国的一般性制造业已经进入向外转移阶段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证明，90年代基于亚洲四小龙等先发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所设计的中国三农现代化道路是完全错误的——出现了数亿社会流民。中国的小农依然大量存在或将长期存在是个客观事实，越来越多的社会流民将长期存在也是个客观事实，哪些闭着眼假装没看见、且口中念念有词“不这样改革死路一条”“不这样改革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以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裸奔”的改革恐怖主义者们，应该停下来穿裤子褂子了。

笔者对中国农村未来的判断是：小农及小农农业、小农经济、小农社会还将长期存在，但要增强其现代性。即：培育有组织的现代小农，基于有组织的现代小农，构建有现代性的小农农业、小农经济、小农社会。

三、未来小农的基本组织方式——村社内置金融；未来小农的基本组织模式——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

既然小农在中国还将长期存在，将传统小农变为有组织的小农——现代小农，理所当然的是农村改革的最根本任务。如何组织小农呢？笔者探索了30年，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最有效的办法是村社内置金融。村社内置金融也是一种组织农民的方式——是在继承共产党土地革命和农村社会改造成果的基础上，再组织农民的一种方式，属于共产党领导的自我完善型的改革。

如果在村社内置金融，村社就变成了内置金融村社。内置金融村社及其联合社将是中国未来小农和小农农村社会的最基本的组织模式。

笔者所说的基本组织模式，有如下的含义：第一，党支部建立在内置金融村社，党委建立在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第二，内置金融村社是政府扶持三农发展的政策性资源配置的基本单元，是政府三农工作的主要抓手；第三，内置金融村社是集“社区经济发展、社区建设、社区治理”三种职能于一体的乡村主导性自治主体；第四，内置金融村社是城乡互联互通、互惠互利的中介和纽带。

共产党必须明白，农村任何别的形式的再组织农民的方式和农民组织新模式，都会是对共产党革命成果的一种否定。

四、未来10年，农村改革的中心任务：创建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新体系

笔者从2004年在湖北省监利县王垸村创建养老资金互助社开始，在全国协作了近40家内置金融村社的创建和运行。2013年在珠海市委政府的领导下，探索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的农村新组织体系的创建和运行。经过这些年的实验，发现村社“内置金融+”功能强大：

1.内置金融+村民承包权或村民集体成员权抵押贷款。难倒无数经济学家、法学家、金融学家的农地抵押贷款难题迎刃而解了。

2.内置金融+闲置资产资源储备。难倒国土资源部的盘活农村闲置土地等资产资源的难题迎刃而解了。

3.内置金融+产权交易所。难倒地方政府的农村三资交易难题迎刃而解了。

4.内置金融+电商。解决农村线上线下统一采购、销售与配送，难倒电商的“最后一公里”迎刃而解了。

5.内置金融+结算中心。实现内部结算和理财增值，村民不仅实现先消费后买单，还有了自己的“余额宝”。

6.内置金融+合作养老+孝道。例如，在我们众多的项目点上，一个老人入股3000元，年终可以获得1000元左右的养老金。更重要的是找回了乡贤，找回了孝道，找回了礼俗社会。

7.内置金融+农业农村保险。难倒保险公司的农业农村保险就可以大发展了。

8.内置金融+政策性银行。银行做批发，内置金融做零售。内置金融吸收存款，政策性银行给手续费。

9.内置金融+集约经营。对资源资产收储和集约利用，农户的承包地、宅基地、房屋等资源、资产、生产要素可以在村社内部金融化收储后集约经营。

10.内置金融+农产品品牌管理及食品安全管理中心。解决农产品食品安全难管理问题。

11.内置金融+产业整合并购。以内置金融为基础的统一采购或销售的量大，对相关产业有了话语权，甚至整合并购权。

12.内置金融+大数据中心。内置金融合作社大规模联合，带来大数据的巨大附加价值。

13.内置金融+农产品价格调控。联合社组织化程度高，自然会提高农产品定价权，加上联合社内设农产品价格稳定基金——对赌基金，在关键时候消除农户恐慌性倾销，稳定农产品价格的作用明显。农民再也不会种得越多、赔得越多了。

14.内置金融+中央政策。基层政府贯彻落实中央政策有了有效的抓手。

15.内置金融+基层组织能力建设。村社内置金融后，基层有服务农民的能力大大增强了，难倒各级组织部门的基层组织加而不强的难题迎刃而解了。

对于村社内置金融后所带来的一些变化，笔者的同事们总结说：内置金融十八变，甚至内置金融七十二变。在学界和政策研制者们还在争论和摸索的很多问题，其实在内置金融村社已经得到很好的解决。笔者这样说可能会招致很多理论家的质疑，但有一点是毋容置疑的：金融供给无效和组织供给无效是中国农村农业现代化的亟待突破的两大课题，村社内置金融和创建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的实践无疑有效的回应了金融供给无效和组织供给无效。

内置金融村社的18变或是72变不一定都有重大意义，但其中两个变化是有根本性意义的：一是创建了与现行土地制度和基本经营制度相匹配的金融制度；二是提升了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农村基层组织为农民提供服务和主导村民民主自治的能力。仅仅基于这两点根本性的意义，将未来10年农村改革的中心任务确定为创建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新体系就不会错！

五、供销社深化改革，要立足内置金融村社之上

4月2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供销社改革的决议》，《决议》给了供销社重新组织农民的使命和“特权”。但顶层设计者必须明白，供销社如果不是从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里长出来的，或者说如果不是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的一部分，供销社既不可能是农民的供销社，也不可能是党和政府的基层抓手。所以，供销社改革的关键是在创建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的总基调上，考虑如何充分发挥供销社服务农民的职能，而不是把重新组织农民的任务交给供销社。

共产党政府如果不主动承担起重新组织农民的任务，最有可能乘虚而入的是跨国资本集团，供销社的体制和人才结构决定了他们不是国际资本集团的竞争对手。国际资本集团等完成对农村农民的重新整合之时，就是共产党革命成果终结之日，也是共产党领导农村终结之日。

共产党革命在农村留下的最重要的成果有两样：一是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基石；二是村社组织体系，这是村民民主自治政治的制度基石。土地集体所有制已经被假改革之名破坏的名不副实了，村社组织体系决不能再被别的力量整合了！

李昌平，中国乡建院院长

 

现在，农村土地流转当前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以中信信托、中粮信托、北京信托三大信托机构先后于安徽宿州、黑龙江肇东、江苏无锡等地开展土地流转信托项目为标志，中国的土地流转开始步入“信托时代”。

然而，自商业信托机构进入土地流转领域之始，各方对土地流转信托项目的经济合理性就质疑不断，或疑为商业噱头，或疑为炒作概念，众说纷纭。诚然，短期内迅速土地流转实现盈利性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正由于农业的脆弱性及其经济劣势，商业信托公司介入土地流转领域这一新趋势才尤为值得重视，需要从农村土地流转的历史脉络中发现其合理性和可行性。因此，本文将比较土地流转的几种重要模式，以更好地理解土地流转信托模式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意义。

一、土地流转的三种模式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以后，土地流转作为一种调节土地承包和土地经营之间紧张关系的重要机制，不管政策上是否正式认可，全国各地的实践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过，出现了各种模式或经验。本文的模式选取基于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这就限定了农地流转的两个基本前提：“农地农有”与“农地农用”。这样，本文的讨论将不涉及改变土地使用权拥有状态的“双放弃”（如成都模式）、“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保”模式（如重庆九龙坡模式）等，也排除了改变“农地农地”状态的土地股份合作制模式（如广东南海模式）等，集中讨论农业用地流转模式。

第二，以收益权的实现方式为核心标准。这种选择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一是信托的制度设计恰恰以委托人财产收益权为核心，从农户的收益权理解土地流转信托模式，符合信托思想的本源，也易于在与其他模式的比较中发现其独特优势。二是受亨利•乔治的“地租社会化”思想启发。亨利·乔治用“外壳”与“核仁”来隐喻土地占有与收益，他反对僵化地从简单直接占有的形式来理解土地所有权内涵，而把地租（土地收益）作为土地权利的核心，这对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政策主旨极有启发意义。最重要的是，保护（并实现）好农民的收益权是土地流转政策的最关键环节，也是保障土地流转稳定有序进行的必要条件，并能促进土地流转在城镇化进程中更好地发挥稳定器作用。

基于这样两个标准，本文选取“反租倒包”模式（浙江瑞安）和福建沙县模式作为参照系，与以中信信托（以安徽宿州项目为例）为代表的商业信托模式进行比较，重点是各种模式的收益分配与增信机制两个方面。

（一）浙江瑞安：“反租倒包”模式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浙江省瑞安市马道村出现一种新的土地流转模式，被称之为“反租倒包”，这种模式后来在全国很多地方流行推行过。简要地讲，“反租倒包”是指村集体从农户手中以一定价格把已经承包到户的耕地租赁过来（“反租”），必要时经过一定的土地规划、整理与整治，再转包给种粮大户或农业企业等农业经营主体（“倒包”）。之所以称为“反租”，是因为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分配中的发包方，先期已经将土地发包（“出租”）给农户，因而村集体承租农民土地是一种“反租”行为。这样一来二去，尽管土地又集中于村集体，但权利关系却发生了变化。其权利转化与转移过程大体如此，通过发包完成土地初始权利分配（承包经营权），“反租”将经营权集中，“倒包”将土地经营权流转到有效率的经营主体手中，土地承包权依旧归农户，土地所有者——村集体发挥组织管理职能。可以说，“反租倒包”模式是中国农民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因地制宜进行的自主的制度创新，与今天政策所倡导的“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宗旨不谋而合。在“反租倒包”的过程中，村集体、村民与经营者之间通过契约“合作”创造性地实现了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效率分解与重组，因此这一模式非常适应中国乡村社会，至今在许多地区仍在使用。

显而易见，“反租倒包”是一种村级创新模式（笔者认为，“反租”是相对于“发包”而言的，因此除非拥有发包权，乡镇要么是依托村集体的联合“反租倒包”，要么是“伪反租”），必然与乡村治理水平高度关联，关键问题看村委会或村集体组织的“反租”过程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户流转土地或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其有效运转依赖于这样三个条件：第一，村庄的经济结构中，主要劳动力的收入依赖于非农就业。二，村庄治理机制比较完善，村民能够通过协商机制达成共识，形成稳定契约。第三，村集体经济较为发达，可以为“反租”的收益兑付提供较强的风险保障。

（二）福建沙县：“双平台”模式

沙县小吃名扬海内，劳动力大量经商，土地撂荒现象严重，全县范围内土地流转的需求非常高，催生出土地流转的“沙县模式”。截至2013年底，沙县全县实现流转土地约13万亩，占全部耕地的65%，是全国土地流转流转率的2.5倍。从沙县的实践经验来看，其土地流转模式可以概括为“流转+信托”双平台模式。

福建沙县的土地流转模式可以概括为“流转+信托”双平台模式。

流转平台

沙县自2006年开展土地流转试点，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机构，作为中介组织推动土地集中连片规模流转。沙县的特点是，在三级服务体系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专门的土地流转交易场所和信息服务平台，并开发了土地承包管理系统、流转土地视频系统等。土地需求方接入服务平台和系统后，通过待流转土地视频，可以很快了解相关地块的地貌、田间设施等基本信息。2011年信托平台建立后，信托平台承担了收储土地（一次流转）并进行土地整理的任务，将土地地块规模化、标准化，流转平台对接的重点变为经过信托平台集中连片整理开发后的待流转土地（二次流转）。

信托平台

2011年，沙县又作为福建省第一家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流转试点，通过设立两家经营权平台公司，建立了县乡两级信托服务体系。

信托平台的运行机制主要是信托公司与村委会（代表同意将土地信托的农民）签订信托合同，获得土地后，土地集中连片，统一进行规划、布局、整理与整治，再通过招标、竞拍、租赁等形式流转给农业企业或其他经营主体。

可见，沙县模式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流转+信托”双平台模式。尽管时序上流转平台建立在前（2006年），信托平台建立在后（2011年），但实际运行中信托平台前置，发挥一次流转（土地收储）功能，把经营权集中起来，进行土地集中连片、整理开发，流转平台的功能升级后置，把经过整理开发后的土地流转给相关经营主体，发挥二次流转功能。这样，后面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沙县的信托平台是一种准信托模式，在收益权设计、风险处置措施、增信机制等其他方面与商业信托平台基本相当。

（三）安徽宿州：商业信托模式

至2014年4月初，全国落地的土地流转信托项目已经有十几单了，其中中信信托6单（安徽宿州、山东青州、贵州开阳、安徽马鞍山、河南济源与湖北黄冈），北京信托4单（江苏无锡、镇江句容、安徽铜陵和北京密云），土地流转信托项目的土地数量已达20万亩以上。

尽管各机构的具体合约计划存在诸多差别，但在核心问题（收益权）的处理上差别不大。本文主要使用中信信托宿州项目的方案设计。中信信托宿州项目位于宿州市埇桥区朱仙庄镇，信托期限为12年（二轮承包期剩余12年），首期流转面积5400亩，流转后用于建设现代农业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埇桥区是2010年农业部批准的第一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5400亩土地由朱庙村、塔桥村集中承包经营权后，委托埇桥区人民政府代理，由区政府作为委托人与中信信托签订信托计划，中信信托聘请服务商进行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配套。该项目服务商为安徽帝元现代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项目初期服务商同时也是整体承租商，支付开发前期的信托收益（关于中信信托宿州项目的详细方案信息，参见蒲坚：《解放土地——新一轮土地信托化改革》，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19-247页）。

二、三种模式之比较

至此，我们初步理清三种模式的基本情况，接下来的比较以收益权为核心，集中在收益分配和增信机制两个层面进行比较。

（一）收益分配模式

一般而言，土地流转的收益分为两个部分：基础收益和增值收益。“反租倒包”模式中，农户的土地流转收益表现为单一的“反租”租金，但在实际情况中，村委会往往会发挥类似于集体谈判机制的作用，推动土地流转（“倒包”）价格根据市场情况和经济环境的动态合理调整，“反租”价格随之进行调整，这样农户也能分享到增值收益。在有些地区，“倒包”与“反租”之间会有一定的差价，或村集体与村民之间有约定的流转收益分成比例，如“二八开”，农户获得大部分收益。

沙县模式中，基础收益即土地委托给信托公司时支付的约定租金。增值收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土地集中到信托公司以后，通过土地整治、改良后（如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增值部分，这部分60%归农户，40%归信托公司作为信托发展基金滚动发展；另一部分是土地由信托公司流转给经营方后，由信托公司申请各级项目配套资金，其中60%无偿扶持经营方，其余按信托公司的投入计算，逐年向经营方收回，回收资金返还村集体，由村集体进行二次返还（这实际上相当于本文末提出的农业补贴“部分归农”机制）。

中信信托宿州项目（A类计划）中，基本收益为1000斤中等质量小麦价值（均按国家颁布的中等质量小麦价格兑付等值人民币，以下不再重复说明），如果低于1000元，则按1000元兑付，即支付给农民的基础地租价格最低为每亩1000元人民币。实际上，当地目前的土地流转价格为每亩每年约600元左右，即该项目的基本地租一次性增值60%以上，项目初期，由当地政府为服务商（初期承租方）提供每年每亩约400斤中等质量小麦价值（约400元人民币）。

增值收益为A类计划方案中的超额收益。受托人服务商进行土地整理和基础设施投资（必要时发行B类信托计划，募集土地整理专项资金），扣除各项本金和费用后形成的超额收益，70%归农户，30%归受托人，作为信托管理费用。北京信托江苏项目也是按这一比例分配浮动收益（即土地开发的增值收益），增值收益“三七开”原则似乎已成为市场共识。当然，增值收益是否能够按方案如期实现，我们实践中密切关注。

（二）增信机制

不论何种模式，流转收益按期兑付是稳定流转关系的基本条件，是承包权与经营权有序、稳定分离的必要条件。而农业本身又是弱势产业，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等多重风险，经营端的风险如果传导流转端，引发兑付危机，必然影响流转关系的稳定。因此，在土地流转的各种模式中，收益兑付的增信机制至为关键。

“反租倒包”模式中，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与村民之间存在一种“信任契约”，并通过村民直选等基层民主途径对村委会的行为形成有效约束。这决定了在很大程度上，村集体经济要为“反租倒包”提供一种隐性担保，构建一种村集体增信机制。

沙县模式中，有两重保障机制。一是由增值收益的40%归入信托公司形成的信托发展基金；二是财政资金增信机制，由沙县财政先行注资150万元设立土地流转风险保证金。风险保证金的增信对象为集中连片100亩以上，流转期限5年以上的流转土地业主；当经营业主因发生各类风险无法兑付租金，导致信托公司无法向农户兑付收益时，由风险保证金先行兑付。

中信信托宿州项目中，在方案中为A类基本收益（付给农户的基础地租）设计了双重增信保障。第一重保障来自服务商的合同承诺，在未找到承租方的时候，由服务商承租信托项目下的所有土地，并按期向农户支付基本收益。因此在项目开发初期，服务商即承租商。而且，若后期发生实际获得的租金收入不足以支付基本收益的情况时，该类资金缺口仍由服务商补足（服务合同中规定服务商的职责范围包括“提供信托计划项下兑付A类基本收益的增信保障”）。第二重保障是如果A类基本收益的兑付仍然出现流动性资金缺口时，即第一重保障出现问题时，由受托方发行T类信托计划，补足信托收益兑付的流动性缺口（T类信托计划也可以用于土地整理投资的B类信托计划基本收益兑付缺口）。

综合来看，“反租倒包”模式采用的是村集体组织隐性增信机制，而沙县模式和信托模式均建立了明确的增信机制，前者采用政府财政增信机制，后者采用市场化增信机制，保障农户的基本收益不受土地流转后与经营相关的风险影响，确保基本收益稳定且可持续。不论是沙县的政府信托机制，还是宿州的市场信托机制，本质上均是土地流转与土地经营之间建立一道风险防火墙，以稳定收益权的方式（信托收益）更充分地实现农户承包经营权的经济内涵，促进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有序、稳定分离，有助于同时实现“稳定承包权”和“放活经营权”双重政策目标，并且兼顾了效率与公平。

（三）土地流转信托与金融创新

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瓶颈是农村缺乏有效抵押、担保品，导致“融资难”、“融资贵”成为普遍现象。近年来，各地纷纷试点推动解决这一问题的金融创新，如吉林的“土地收益保证贷款”、重庆的“三权抵押”、河南信阳的“五权抵押”等，其政策主旨均在于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权等“三农”物权的金融权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进一步肯定了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作用，明确激活农村土地担保、抵押权能的政策导向，为农村土地金融创新打开了更宽阔的政策空间。土地流转信托化对金融创新的推动作用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个层面是对委托方——普通农户而言。土地流转信托的优势之一是将农户承包土地的收益权结构化、标准化，变为标准的商业合约，这有利于开展以标准化收益权为标的的金融创新。例如，中信信托在宿州项目中目前已实现通过信托受益权质押为农户发放小额贷款，年利率在10%-12%之间，沙县的金融机构已经借助当地的信托平台，开展了“预期收益权”、“农户联保+预期收益权质押”等金融创新。

2013年末发布的“107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提出“探索信托受益权流转”，可以预期未来信托收益权的市场流通性更强，会更好地促进土地流转信托收益抵押、担保权能的实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对当前的“人户分离”城镇化格局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对“非户籍城镇化”人群来说，在没有并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前，土地流转信托不仅可以实现“离土不离权”，提供一份稳定的基本收入，而且可以借助收益权金融创新申请小额贷款，更好地在城镇中生活与创业。例如，中信信托宿州项目中就提出“赋予土地信托流转金融属性，为农民参与城镇化进程、增强承担城镇社会保险和住房租赁等方面的私人成本的支付能力创造条件”。可以说，土地流转信托将构建的是一种“离乡离土不离权”的社会制度。

第二个层面是针对信托平台而言。信托平台将原来分散的经营权汇集后，实现土地集中连片，具备开展土地整治项目（如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低产田改造、节水灌溉设施等）和布局现代农业基础设施的必要条件，从而也就具备了对接财政扶持项目和资金的基础条件。沙县模式中，由信托平台配合政府扶持项目，开展土地集中连片整理开发，然后再进行流转；北京信托密云项目所采取的“财产权信托+资金信托”的“双信托模式”，通过资金信托为土地流转信托后的经营开发提供1800万元的融资支持；中信信托宿州项目中，则有发行B类信托计划融资进行土地整理的方案。信托平台对接政府项目时，政策上可以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即在财政补贴资金的引导与支持下，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作用，借助金融创新满足土地整理开发和布局现代农业设施的融资需求。

第三个层面是对新型经营主体和经营农户而言。少数土地信托项目中，如北京信托的江苏无锡项目，信托土地仅158亩，项目可以直接对接农民合作社或其他新型经营主体。但其他的土地流转信托项目一般涉及数千亩乃至数万亩土地，需要聘请或组建（现代农业）服务商，按现代农业要求整理、开发土地，布局基础设施，然后自主经营或再次流转给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此时经过现代农业布局后，大棚抵押、融资租赁等金融创新和金融工具将会更容易地引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4]17号）、《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做好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4]42号）等最新文件中所提倡的涉农直补资金担保、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农机具抵押等一系列农村金融创新在土地流转信托平台上均可以有效地展开，新型经营主体的融资能力将更强。当然，对于刚刚出现半年多的信托模式，目前多数项目仍处于服务商开发整理阶段，相关的金融创新仍在酝酿与衍化当中，不过许多金融创新从沙县的政府信托平台中看已经相当成熟。

土地流转信托推动金融创新的机制在于土地流转信托将承包权和经营权稳定分离后，土地权利束与相关主体清晰对应，既可以有收益权融资，也可以有经营权融资。这种土地权利束的分解与重组过程客观上已经将土地流转的相关主体进行了分层，形成既有大型主体（信托机构、现代农业企业等）、又有中型主体（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还有小型主体（小微企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普通经营农户）的多层次主体，并在土地的综合开发利用上也根据各自优势实现了分工合作，这种结构化设计又与大中小结合的农村金融普惠体系相对应，形成金融创新的推动力。

进一步而言，随着土地信托的实践深入，信托平台将进一步衍化为金融创新平台，通过信托制度设计，土地流转金融创新得以在不同层面、不同主体间展开，根据土地整理、现代农业布局、具体生产与经营等开发阶段的不同特点和融资需求，因地制宜地设计不同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促进土地流转的资源优化配置。例如，中信信托在宿州方案中就提出“条件成熟时，也可与商业银行、专业性农村小微贷款机构合作”，“以土地流通信托为平台构建服务‘三农’的金融生态链”。

三、探索土地流转信托的“混合”模式

自中信信托、中粮信托、北京信托等信托机构介入土地流转领域以来，因其专业化水平高和结构化的制度设计，商业信托模式备受推崇，由此引起一个争论：以沙县模式为代表的政府信托（类信托）模式是否过时？商业信托模式是否就是土地流转信托的不二选择？

从本文的比较中可以初步总结商业信托模式和政府信托模式的优劣势。商业信托模式的优势有：第一，商业信托模式的市场化程度更高，可以在更广的（全国）范围内发现价格；第二，全国只有68家信托公司，对接外部资源能力强，可以更好地遴选服务商；第三，信托标准化、结构化水平高，可以推动更高水平的金融创新。短板在于：第一，商业信托模式采用的是项目制，使用的是本地优质土地资源，且地方政府需协调足够的土地满足规模经济的需要，是一种非常态的土地流转；第二，土地前期开发依赖于服务商，没有合适的服务商，土地整理等工作亦无法开展；第三，服务商完成现代农业布局后，要承担部分流转平台的职能。

相比之下，政府信托模式的优势在于：第一，信托平台承担了土地收储（一次流转）职能，是一种常态化的土地流转；第二，信托平台可直接开展土地整理开发，不需等待服务商；第三，有专业的土地流转平台，二次流转的效率和专业化程度更高；第四，信托平台与县域金融机构合作紧密，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小微企业和普通经营农户的普惠金融创新更有优势。短板在于：第一，信托平台承担了服务商的职能，现代农业开发专业能力不足；第二，与外部资源对接能力不足，价格发现能力弱于商业信托机构；第三，标准化、结构化能力不足，限制金融创新的层次，尤其是在大型金融和现代金融工具的引入方面受限。

显而易见，政府信托模式与商业信托模式的互补性很强，很难简单地说孰优孰劣，需要因地制宜、具体分析。随着信托制度向土地流转领域的更深引入，未来综合两种模式的“混合”模式将更有优势。“混合”模式可能发挥的优势主要有：第一，结合常态的土地收储（一次流转）和项目制，使得县域内流转土地可以分区域、分层次开发利用；第二，发挥县域信托的“中小”优势和商业信托的“大”优势，相关主体分层对接土地权利束和要素资源，使资源配置更有效率；第三，更好地发挥信托平台的土地整理能力和服务商的现代农业布局能力；第四，发挥信托平台和流转平台的协同作用，提高二次流转经济效率，推动建立二次流转公开市场；第五，发挥商业信托在收益权管理、兑付和风险防范方面的优势，使得农民的信托收益权更加稳定。

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探索建立“混合所有制”信托平台，综合利用各方力量和优势。从政策意义上来讲，“混合”模式可以同时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实践中的发展表明，不论是政府信托模式，还是商业模式，亦或是今后可能的“混合”模式，信托制度在土地流转领域是有生命力的，有可能成为今后农村土地流转的重要制度工具。

土地流转信托的制度优势在于它可以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土地流转信托不仅可以实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稳定分离，而且可以实现合理分工。信托平台进行土地整理与整治，服务商（大型现代农业企业）进行现代农业规划布局与基础设施配套，这相当于农地的一级开发；然后土地再次流转，实现土地更好地向四个新型经营主体集中，发挥其劳动技能优势、生产技术优势，这相当于农地的市场开发。通过信息平台，将有可能构建农村土地两级开发体系。显然，前者与后者的“适度规模”是不一样的，而信托制的优势恰恰在于可以稳定有序地集中经营权，又合理有效率地流转分开，使经营权“放活”在不同层级满足“适度规模”的不同标准。从这个角度而言，土地流转信托可以更好地实现经济效率。

从公平的维度来看，土地流转信托逐步确立了几个基本原则。第一是补贴部分归农原则，要么直接归农（如中信宿州项目中基础收益提升60%），要么以增值收益分成的方式，而且越是初级开发中的补贴，归农的比例越高。第二，基础地租价格应依据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水准确立，而非分散经营和传统农业的水准确立，这是对农民农地发展权的一种认可。若以分散经营的低“市场价格”进行土地长期土地流转，大多数农民不但享受不到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超额收益，而且基本收益的价值也没有充分体现。第三，“涨价归公”与“涨价归私”相结合。亨利·乔治地租社会化思想的核心是“涨价归公”，在人均只有一两亩承包经营权的较平均的农村土地分配格局下，“涨价归农”实际上是“涨价归公”的一种衍化形式，土地流转信托方案是地租社会化分配的一种具体实现形式。增值收益的70%与30%分配比例，是“涨价归公”与“涨价归私”的有机结合。从这个角度来看，土地流转信托又可以更好地实现公平。并且，公平的制度设计可以使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稳定有序地分离，反过来会促进规模经营的经济效率。

1990年，邓小平提出农业生产“两个飞跃”的思想，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具体论述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可以说，信托制度是实现“二次飞跃”的一种较为理想的制度工具。总体上，土地流转信托是一种效率与公平兼顾、公平促进效率的机制，它使得全体农民可以共享农业“二次飞跃”的发展成果，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国土地制度的制度优势。尽管在超过10万亿的信托资产中，土地流转信托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但考虑到中国仍在持续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土地流转的潜力远远没有完全释放出来，而且“户籍城镇化率”真正追上人口“城镇化率”尚需一段较长的时间，消化“人户分离”仍需时日，即使在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背景下，土地流转仍将发挥重要的稳定器作用。因此，土地流转信托的大发展值得期待和深入探索。

王东宾:河北张家口市金融办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政府发挥更好作用”。如何理解这一重大命题，经济学界和社会都产生了多种不同认识。

有一种较为广泛的观点认为，目前进行的改革只是初步实现了普通商品市场的市场化，而要素市场仍存在严重的政府干预和价格扭曲现象，因此“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就是指通过下一轮深化改革，实现生产要素部门的全面市场化，以形成全面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

应该说，这一说法具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力，然而这一观点实际上是以教科书经济学看世界，是对真实世界的市场体系茫然无知所形成的似是而非的浅薄看法。

本文旨在说明，在当代全球化深入发展背景下，市场体系并不是一个统一、同质的平面世界，而是存在着生产要素和普通商品两个显著不同的子系统。

现代期货与金融交易所的普及使基础生产要素有了生产投入品和金融投资品的双重属性，国家政治权力与公司资本权力对要素市场的介入与建构使战略性生产要素市场成为具有权力等级结构的市场，其结果是，这些战略性基础要素市场往往远离自由竞争，其价格形成远离均衡价格；国家、资本与市场自发力量的互动博弈决定战略性要素的供给能力与价格水平；由于要素价格是普通商品价格的重要构成，国际性要素市场上的博弈建构便决定着一国普通商品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双层市场的存在说明，一国经济体系的生存与发展首先取决于国家参与建构的战略性基础要素市场的运行效率，同时也取决于双层市场各自的治理模式及相互关系。这一双层市场视角对我国深化体制改革中更好处理市场与政府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启示，对现代世界体系中不同国家的发达、落后和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提供了经济学的新解释。

现代市场体系的内部结构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市场经济是个单一的、原子型静态平面体系，其内部不存在结构，各个组成部分的运行规律与价格机制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真实世界的经济运行中，生产要素和普通闪频的功用与运行机制是显著不同的。习惯上，土地、资本、劳力成为传统生产要素。加上知识产权、能源、环境等要素后称为广义生产要素。因此，理解生产要素市场的运行机理就成了正确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部分。

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按照产品的使用性质，把国民经济划分为提供生产资料的第I部类和提供消费品的第II部类。而本文所说的是市场分类，考虑的不是以产品的使用属性，而是其交易属性，由此把市场分为两类：

普通商品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买家购买产品的目的或是用于生产新的产品，或是进行消费，满足生活需要。总之，关注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

投资品市场：这个市场上的买家购买产品的目的不是用于生产别的产品，或是自己消费，而是为了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即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交易只是赚取价格差的工具。

历史上，生产要素本来是作为一般制成品的原材料和设备而存在的，但随着现代金融市场的兴起，特别是商品期货交易的发展，许多生产要素转变为投资的对象，成为交易所的交易品种。由此，生产要素的购买者出现了分化，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买家，即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它们购买生产要素进行实际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另一类则是在交易场所活动的投资者，他们买进是为了在新的价格水平上卖出。

历史趋势表明，随着交易的发达，越来越多的纯投资者加入以生产要素为载体的投资交易，使得生产要素作为投资品的交易规模呈跨越式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高的比重。同时，生产型购买者也越来越深的参与到投资型要素市场的交易，不知不觉中把原本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商品期货，变成了价格投机的工具，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实体经济对要素投资品的定位。

这种情形在当代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阶段，纯投资类交易的规模远远超过了生产经营型购买者的交易规模。仅以原油为例，2012年两大期货市场（Nymex和ICE）原油的主导合约交易量超过三千八百亿桶，而当年全球石油的产量和消费量都堪堪超过三百亿桶，也就是说，纯投资类的交易规模至少是使用型交易规模的10倍多！

需要强调的是，商品期货交易所的出现从制度安排上，把本来是生产投入品的东西变为交易所内进行金钱交易的投资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西方金融强国，比如英、美，正在布局把越来越多原本不是投资品的东西，打造成投资交易的对象，比如生态环境，通过节能减排的说法创造了碳交易与碳金融，其实是图谋把先发达国家的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中国家的要素成本。

商品期货行业的发展使得生产要素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是商品属性，二是投资品属性。物质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是生产的材料、设备等物质投入；而投资品作为投资者买进和卖出的对象，其属性则体现在金融市场的交易过程中。

相应地，市场体系中形成了两个子系统，一个是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一个是作为消费品与生产投入品的普通商品市场。要素市场运行所产生的要素供给及要素价格直接进入普通商品市场的生产过程，构成实体企业的成本，从而直接影响其市场竞争力。

由此可知，要理解普通商品市场的运行规律，必须首先理解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运行规律；要判断普通商品市场和整个市场体系的效率必须首先判断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的运行效率。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当代世界，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和作为投入品的要素市场，在地理空间上也是分割的，前者集中于发达国家，后者集中在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国和生产国，因此，要理解国穷国富也离不开对上述双层市场的解剖。现代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框架既无法解释真实世界中的市场运行，也不能解释不同国家的兴衰，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不能说明基本要素市场和普通商品市场的区别。

广义要素市场中的权力和价格建构

之所以有必要把要素市场和普通商品市场区分开来，重要原因是这两个市场虽然是整个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但两者的结构、运行机制和价格形成规律都显著不同。

要素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存在显著结构性差异

要素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在内部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造成赢利模式的不同。

首先，是需求形成和需求曲线。在普通商品市场上，价格上涨时需求减少，价格下跌时需求增加，避涨追跌。在经济学上，成为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但在投资品市场上，买入是为了高价卖出，由此造成追涨杀跌的行为模式，相应的，它的需求曲线便不再向右下倾斜。

其次，市场主体的性质不同。在大多数普通商品市场中，买卖双方都是由众多同等的厂商或消费者组成。因此，任何个体对价格都没有重大影响，而只能在价格的指挥棒下调整自己的买与卖。但是，在真正的广义要素市场上，买卖双方都呈现巨大而鲜明的差别，就买家而言，尤其是那些为了投机的目的而来的买家，在市场权力（Market Power）上存在着等级划分。

不妨把要素投资品买家分为三类：①是主控型投资者，股市俗语中称为“大鳄”，主控型投资者的市场权力分别是购买力、组织力和话语权。所谓购买力，是通过巨额资金的投放或撤离，直接推高或压低市场价格，从而塑造市场预期；所谓组织力，指通过全球性机构网络的信息控制、关联交易、组织同盟等协调行动，判断市场和塑造市场；所谓话语权，即通过雇佣专家、搞定政客、以及全球舆论发布等改变一般投资大众乃至全社会对投资准则的看法。②是信息丰富型投资者，他们与市场交易中的关键作手（Operator）保持关系，先于公众掌握信息，这部分买家对应证券市场中较为重要的投资机构。③是跟风的价格预期者，俗称散户。这类买家对未来价格的判断主要来自市场舆论。

其三，赢利模式不同。在普通商品市场中，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之手的引导下，通过满足买家（消费者）的需求，实现自己的利益追求。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赢利模式。但在要素市场上，由于参与者之间的市场权力存在等级差异，并且需求规律常常由避涨趋跌变为追涨杀跌，所以，也可以通过对价格涨落的下注来获得利润。进一步说，拥有重大市场影响力的“大鳄”，可以利用自身的市场势力，人为地塑造市场走势，放大、甚至制造价格涨落的泡沫，从而谋求暴利。在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上，“无形之手”自发运动的一个内在趋势就是产生出损人利己的赢利模式，拥有市场权势的主控型投资者，可以通过引领价格的涨落，塑造价格波动，人为制造不同时点上的巨大价格差异，由此攫取暴利。

资本权力与要素价格的形成

从上述三个“不同”可以看出投资型要素市场，和作为投入品和消费品的普通商品市场，具有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广义生产要素市场如何运行？其价格是如何决定的？这是现代经济学长期忽视、几乎处于空白的领域。此处仅简述如下。

晚近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理论认识到，金融投资领域存在市场价格的巨大波动和泡沫现象，但是为什么会有大起大落和泡沫呢？它以为是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

为什么广大投资者都是非理性的呢？其实，在广大中小投资者的非理性（跟风）行为的背后，是具有超级市场权势的主控型投资者，是这些大鳄们出于私利制造价格波动、形成泡沫涨落，从而扭曲的市场。他们以金融资本的购买力为基础，从一己私利出发，利用广大中小投资者的从众心理，制造出跟风行为。这些人既有大规模机构的组织动员能力，又能雇佣研究力量影响社会舆论话语，将他们所希望的价格变动灌输到广义投资者的认知结构中去，引发跟风行为。

这样，在价格上涨出现时，追涨杀跌的买者就会大量跟进，于是价格上涨引起又一轮上涨的预期，也就是所谓教科书所说的正反馈机制。在正反馈机制下，原本一次性的价格上涨，会引起连续的、自我实现的涨价预期，形成多轮次的价格上涨。最后，当主控型投资者的盈利目标实现并开始逐步退出的时候，价格上涨就了到临界点。这样一个较长时段的价格上涨运动机制，最后一定在资本大鳄完成退场而引发的恐慌性抛售与市场狂跌中告终。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希勒将这种现象称为“非理性亢奋”，索罗斯则将这个过程概括为暴涨-暴跌模型，应该是行家之论。在这个周期性的涨跌中，自发的市场力量确实发生了作用，大众投资者也确实作出了各自的自发选择，但他们是在主控型投资者的战略布局和市场操纵下而行动的，其实是在个人选择表象下的跟风行为，是非理性的从众盲动；因而在多数情况下成了资本权力实现其赢利目标的工具，而资本权力也正是在塑造和引领价格波动的过程中才得以创造出交易赢利的巨大机会。

国家权力与要素价格的形成

现代要素市场的实践表明，不单是资本的权力，更重要的，国家的政治权力也直接介入要素市场的运行和要素价格的形成。原因很简单，广义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土地、能源、矿产等基础要素，在全球的空间分布是极不均衡的，即使是大国，也大多必须经由国家间经济往来才能解决基础要素的供给缺口。也就是说，基础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是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部求解的，它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或学界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得到解决。因此，国家就成了市场体系的场内实体。

当然，国家政治权力参与要素市场的工具多种多样，远非市场自发力量和资本权力可比。比如：

中央银行的政策操作：通过调控货币政策影响货币供应量或者说流动性，同时影响利率水平，从而直接改变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作为世界货币发行者的美联储，更可以通过其美元政策，直接影响与改变全球资本供求格局与国家间发展活力。

政府的“经济外交”：政府部门直接向相关国家施压，构建平台，就关键要素的价格如汇率、关税等进行谈判，甚至动用经济制裁等极端手段来改变关键要素价格。前者如关于日元汇率的广场协议，后者则是不时见诸新闻媒体的种种事件！

国家经贸立法：通过立法，除了可以调控国内市场的运行，也可以针对国际关系，从而改变要素的供求。比如，美国用《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豁免了对许多衍生品的监管，比如掉期交易、场外能源衍生品交易、部分混合金融工具等，直接推动了衍生品泡沫的膨胀；又比如，英国于1651年通过了保护英国本土航海贸易垄断的航海法案（The Navigation Acts），直接提高了对英国海洋运输行业的需求，增加了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和国家海洋运输能力，而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为对外倾销工业品，又于1849年将其废除；再比如1970年代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直接通过调节产量也就是市场供给来确定石油的国际价格；再比如对知识产权的各种立法，用意都在使发展中国家获取知识和技术这样的关键生产要素的难度增大。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在本文的分析架构中，原来作为军事、政治行为的殖民行为，其实是国家最高形态的要素战略行为，借由武力支撑，直接获得生产要素的供给和价格管控，使得不发达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要素支撑。正如许多观察家指出的，伊拉克的萨达姆之所以遭到美军的“斩首”待遇，根本原因还是他谋求石油定价去美元化，触动了美元霸权这一美国国家利益的命门。

总而言之，国家作为一个有强制能力的政治实体，不论对内对外，都具有比资本权力更为直接、更为多样的手段和工具来影响和改变重大要素市场的供求形成和价格水平，从而对一国市场体系的运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国家-资本权力的协同与要素价格形成

既然国家的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经济权力各自都能对要素价格的形成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那么，二者的结合便同样是极为重要的了。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国家与资本的结合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国能否实现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有效整合，决定了一国对广义要素市场的影响能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经济体系的运行环境和整体效率。

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整合程度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利益结构，取决于国家自主决定本国发展政策的能力，也取决于一国政府和企业的传统关系。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各色各类的国际组织和相关的各类法规条约无一不是国家间要素获取能力的博弈。

要素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的相互关系

如上所述，要素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在主体结构，运行机制与价格形成都存在显著不同。但是，作为同一个市场体系的两个组成部分，二者又必然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因此，要全面、准确的把握现代市场经济，就需要对其两个组成部分的各自特点和相互作用同时加以把握。

要素市场是政府市场体系的基础层面，它的运行结果就是一国的要素供给能力。而普通商品市场的运行所解决的问题则是一国经济的竞争、创新、资源配置这类可称为市场竞争优势的内容。

要素市场运行产生的要素供给能力是普通商品市场运行的前提，决定着商品市场运行的好坏。要素供给的好坏决定了普通商品生产过程能否正常进行，而要素的价格水平则决定了普通商品生产的成本。因此，一国普通商品部门的竞争力在很大城府上是被其基本要素供给能力决定的。

当然，一国制造业与服务业为主的普通商品市场核心竞争力不仅取决于要素市场形成的要素供给能力，同样也取决于该部门自身资源配置效率与创新能力。如果说前者是普通商品市场效率的内生动力的话，那么后者就是它的外生助力。对于一国经济的综合经济竞争力而言，二者同时存在，缺一不可。

有上可知，对于这两个运行规律截然不同的市场，就不能简单套用相同的市场治理结构；相反，应该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为不同的市场类别探索与建立适应的各自需要的市场治理结构。这里说的市场治理结构，是指具体市场领域中的政府、核心企业、以及市场自发力量这三者的职能与相互关系。我们说不同市场中不同的治理结构，也就是说要针对不同市场领域的特征，形成不同的政府、核心企业与市场自发力量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果我们认同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本适用于普通商品市场，即在普通商品市场上，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与自发运动基本上可以达到资源有效配置，那么，政府主要职能就是维护公平竞争，比如反垄断、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产业规制行动。也就是说，在普通商品市场领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的更好作用则体现在为市场正常运行提供维护性规管方面。这也就是近似于古典经济学中政府作为市场经济“守夜人”的定位了。

但是，在要素市场这一领域中，本来就是由国家、核心公司、市场自发力量三者共同参与，形成该市场的实际运行结果。因此，这一市场领域中的市场治理结构与市场运行结构是互相交织、密不可分的。在这里，在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领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再是决定性的。在这一领域，市场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即使国家不介入这一市场运作，资本权力的操纵仍然会破坏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即使一个国家迷信市场万能而远离要素市场，其它国家的政治权力照样会毫不留情地全力介入，以争夺本国要素供给优势。

双层市场与国富国穷

从上述分析可知，在真实世界的经济体系中，是要素市场的运行结果直接影响普通商品市场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一国经济体系的整体竞争能力取决于双层市场的治理关系；因此，政府如何构建这个双层市场的关系，便决定了整个经济体系的效能与效率。

就是说，在传统教科书所述及的公共服务提供之外，也有综合运用经贸、政治、外教及舆论等综合工具，有效参与全球性重大生产要素市场的规则制定、资源开发与市场交易，从而营造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有利的要素供给能力，以保障要素供给，实现合理的要素价格。但是，政府在履行这一协调整合职能的时候，又必须注意另一方面，即建构基本要素供给能力的过程不会对普通商品市场的公平竞争产生长期压制性的负面影响，从而可以保持普通商品市场的竞争与创新活力。

从双层市场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西方崛起、亚非拉不发达和中国道路等重大问题做出新的解释。

我们知道，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话语17中，西方世界崛起为发达国家是因为率先建立了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的政体，从而激发了竞争与创新活力，推动了技术与产业革命的发展与升级，得以创造出产业领先、收入增长的社会经济。

而对比之下，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沦落为不发达和贫困落后之地，则是因为政治失灵导致了私有产权得不到保护，市场体系在政府压制与绑架之下，扭曲变形，丧失活力，非但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推动创新与企业家创业，反而成了政商勾结，设租寻租的场所，其结果自然是经济停滞，分配不公，贫富分化，陷入诸如“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之类的困境之中。简答说，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描述的世界，西方社会的现代崛起像是一首平和悠扬的田园牧歌，而广大不发达国家的落后则是自作自受，命不如人！

由本文的基本理论推断，任何国家从不发达走向发达，不可能单纯依靠私有产权与自由市场，而必然要经过政治-资本权力的整合解决长期发展所需要的重大生产要素供给。细查英国工业革命发轫至今的各国发展史实，完全符合上述推断。大体说来，由于对基本要素市场和普通商品市场相互关系的不同治理方式上存在模式之别，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崛起和亚非拉广大地区的落后。

第一类，西方世界的崛起：战略性要素供给体系与竞争性普通商品市场。历史表明，英美等国的崛起过程中，既有私有制市场经济充分竞争和创业创新的精彩篇章，也有国家与私人公司携手开发全球基本要素供给和海外市场的运筹谋划。马克思提出“资本原始积累”18这一概念及其主要表现方式，说明了由圈地运动、殖民侵略、奴隶贸易、美洲白银开发、关税制度等工具组合而成的基本生产要素攫取体系，是英国这样的先发国家能够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样，美国的崛起除了借用了英国资本与技术外，更是建立在对美洲大陆原住民的奴役和土地侵占的基础之上。至于东亚率先工业化的日本，固然有明治维新之功，但来自中国的巨额战争赔款，才是解决日本工业化资金、原料供应及市场的最大力量。

第二类，不发达国家：依附性要素行业与扭曲的普通商品市场。既然西方世界的崛起依靠了对后发国家基本要素市场的战略性攫取，那么，西方的发达必然意味着亚非拉基本要素产业被绑架在西方崛起的车轮之上，丧失了自主发展的可能。

在早期出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形式中，先发国家的资本在暴力支持下直接开发亚非拉地区的丰富能源资源，成为先发国家工业化的动力，而亚非拉地区则沦为矿产与原料产地，除了在矿产地形成少数由矿产所有者、庄园主及殖民者聚居控制的城市、形成依靠进口的畸形消费，而这些地区的本地产业则被扼杀，广大劳工沦为奴隶半奴隶状态，在恶劣条件下工作，却只勉强生存的最低工资。结果，国内市场狭小，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大土地所有者和其他富人便倒向发达国家的政治、军事保护。

在这种畸形情况下，表面上看是私有财产保护不力、市场发育不良，而背后则是先发国家的掠夺性资源开发扭曲并固化了这些后发展地区的畸形经济与社会政治结构。

平心而论，西方世界崛起过程中都经历了复杂尖锐的内部阵痛，发生过诸如暴动、起义、战争、革命等多种危机的挑战，但是借助殖民地提供廉价的资源、扩大的市场以及输出过剩人口和社会矛盾的冗余空间，西方渡过了这些灾变，成功崛起为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而与此同时，广大亚非拉地区则陷入体系的边缘，长久依附于中心的运转。

国际著名学者如沃勒斯坦，彼得•伊文斯，贡德•弗兰克，国内学者如北大的韩毓海等人，对此过程都有系统而深刻的分析。可以说，西方世界率先崛起的过程既是一个内部制度创新推动技术与产业革命的经济增长历史，也是一个外部殖民扩张掠夺亚非拉人民资源的政治压迫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实现民族独立，终结了旧式殖民主义。但西方发达国家便改为依靠历史形成的产业、金融、政治、军事等多种优势，巧妙构建了一套由国际机构与国际条约构成的新控制体系。

这一新体系下，广大亚非拉国家有了一定的工业化机会，现代产业经济有所进展，但是在历史形成的基本要素市场严重依附中心国家的约束下，发展的自主性严重缺失，对外部资本、市场、技术、管理全面依赖，经济发展长期被迫附庸于中心发达国家的发展节奏，时断时续、时高时低，往往出现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的惨局，最终形成依附式发展的格局。

第三，中国道路：战略自主性要素产业建构与一般产业发展体制的动态匹配。如果说，西方世界由于将全球基本要素供给的战略性建构和国内普通商品市场的竞争性运行相结合，故而率先崛起为发达国家；亚非拉地区由于对自然禀赋的能源、资源、劳动力等基本要素丧失自主开发的主权，并由此引发国内普通商品市场的萎缩、扭曲与畸形，从而掉入长期落后的陷阱；那么，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获得成功，新生的共和国着手谋划国家经济发展之时，上述两种道路自然就被否定了。

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惨痛教训摆在那儿，只能走基本要素产业的自主发展之路；但西方先发达国家的掠夺扩张搞工业化的路也不可学，因此只能走自己的中国道路。现在来看，这条自主工业化之路的特征就是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内外环境，确定不同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相应采取不同的基本要素产业建构和普通商品部门发展的体制安排。这个“环境-战略-体制”的战略选择体系实际上已经存在了65年，并在这65年中，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东亚病夫”建设成为蒸蒸日上的世界经济强国。

建国后的第一个三十年中，处于内忧外患、列强联手图谋扼杀新中国的时代环境中，国家独立与生存成了头等大事。而当时又是一无资金，二无技术的落后国情。在这些内外约束下，新中国的选择只能是建立相对集权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以此对接当时苏联的工业化项目援助，并有能力把农业剩余最大限度的集中起来，用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既首先打造工业化的基本要素供给能力，也尽快形成必不可缺的国防工业基础。

当然，在这一国家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一般性商品部门的竞争与创新活力是被压抑了；而且由于缺乏市场，价值规律难以发挥作用，造成了产品供求失衡和投资规模失控等多种形式的经济效率上的损失。就是说，前30年的集权型计划经济一方面实现了基本要素供给能力的自主发展和国家初级工业化的成功，但因整体效率的下降又使这一发展难以持续。

在此背景下，经由第二个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一般商品部门实现了市场化，激活了民营企业创新创业的活力，释放了市场机制在普通商品产业中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但与此同时，国家对基础性要素产业仍然保留了战略管控，这涉及到对资金、土地、外汇、能源、基础原材料等关键生产要素，涉及其产能布局、贸易政策、技术引进、使用方向等多个方面，更涉及到对这些关键要素的价格控制。

虽然，这些对关键生产要素的管控肯定存在种种微观效率损失，而且也因此饱受主流经济学的批评和诟病，但是，从宏观来看，这一组关键要素的管控体系的最大功能，其实是在充满地缘政治和全球市场双重风险的环境中，为中国经济保障了基本要素（包括外汇）的充裕供给和资本、土地、能源等关键要素的相对低价，从而建构了世界性的成本洼地。

这一切又在一般制造业部门市场化活力的互动激荡之下，汇合成中国式工业革命和超常规增长的宏伟乐章。其结果，中国这个人口最多、负担最重的大国，仅仅用30年的时间，便成就了人类经济史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广久远的产业革命，实现了从初级工业化向中后期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跃迁。而这当中，对基本要素产业的战略建构和对一般制造业的市场化改革二者之间的互动配合，乃是关键所在。

准确地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双层结构，我们更能看清新中国65年发展道路的正确性，更能理解新中国前后两个30年在发展道路上起承转合的连续性。前一个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促成了农业剩余向工业资本的大规模转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从而为后一个30年的市场化改革创造了必要的基本要素保障。

而后3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则通过激活普通商品市场的创新发展活力，把上述自主要素供给体系的内在优势释放出来，实现了普通商品产业的革命性发展，而反过来以大规模市场效应强力拉动了基础要素产业群（包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更为亮丽的崛起，从而造就出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奇迹。

可以说，前30年为后30年奠基，后30年为前30年结果。

 

6月15日-7月3日，上证指数三周狂跌28.77%，造成了中国人空前的财富灾难：A股市值蒸发21万亿元，投资者户均损失41万元，相当于普通人8年的工资，对于中国散户投资者——普通社会大众来说，这可谓是十分惨痛的教训。然而，如果与中国彻底开放资本项目和签署不受限制的中美投资协定相比，后者结果将比此次股灾严重何止十倍——中国人建国66年来积累起来的财富将被彻底洗劫，中国中央集权很可能解体，国家将四分五裂，人民将生灵涂炭！

猛烈做空A股要挟资本项目开放

6月12日，中国证监会主席肖刚在中央党校做报告称：改革牛成立，股市不差钱。13日-14日的周末，市场主力通过微信等网络工具大肆炒作6月15日的大大生日，而后猛烈做空。

以权贵资本和国际热钱为主力的市场力量之所以如此猛烈做空，是因为它们发泄对两大诉求未能如愿的不满。一是6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两个国企改革先导性文件，会议强调国企改革需“做强做优做大”、“优化企业管理”，强调防止国资流失，这与此前市场主力预期的“私有化”、“国退民进”和“国资退外资进”可谓南辕北辙。二是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编制的MSCI国际指数拒绝将中国A股纳入，这与中国对于开放资本项目比较慎重有关。此前国内外媒体曾抛出诱导性舆论，称加入该指数会给A股带来1万亿美元的国际游资。这令国内外投机资本热烈期盼。

MSCI的拒绝让A股市场存量外资失去了留在A股的最后理由，国际热钱加速流出中国。根据基金研究公司(EPFR)统计，6月8-11日，新兴市场基金共流出93亿美元资金，创2008年来同期之最。其中71亿美元来自中国股票基金。这创下历史新高。

MSCI之所以拒绝中国，是因为中国未能拿出令其满意的利益交换。这就是资本项目开放。在MSCI拒绝的三个原因中，其中之一是沪港通尚有额度限制，而如果沪港通额度取消，则基本意味着开放资本项目了。

比A股纳入MSCI指数更大的诱饵是——纳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特别提款权)。其好处非常“虚”：如果纳入了SDR，可以成为某些国家央行的储备货币，但人家也有权不储备。中国想得到这个“虚荣”，就必须放开资本项目，人民币成为自由兑换的货币。

开放资本项目是引爆中国金融危机的“核按钮”

博弈至此，美国和西方想从中国获得的东西已经很清楚了。这就是：1、放开资本项目，美元的做空投机资本可以合法地自由进出中国；2、签署中美（欧）投资协议，外资可以不受限制地收购中资股权，特别是金融机构股权和国有骨干企业股权。

外资此刻要求开放资本项目绝不是为了投资实业，甚至不是为了长期金融投资，而是为了方便国外最具破坏力和杀伤力的对冲基金（比如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入境，在做空中国赚钱后能迅速合法地离开中国。目前，中国的人民币、楼市、债市和股市等资产价格已经全面高估，这正是对冲基金做空中国赚钱的最佳时期。

国际资本只有完成了二个阶段的运动，才能完成对一国财富的转移。这是西方教科书极力掩盖的秘密。

国际资本以美元的方式进入中国，换取了中国廉价的资源、廉价的股权和廉价的商品；相应地，中国形成了储蓄和外汇储备。这是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然后，国际资本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一次反向运动，形成资本的回流，抽干中国人的银行储蓄和外汇储备，才能最终达到彻底掠夺中国财富的目的。南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都是发生在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二阶段，即国际资本回流阶段。国际资本在中国已经走完第一阶段，在未来一、二年之内将配合美元加息和美元走势趋强而进入第二阶段，即国际资本回流阶段。这就是引爆中国经济金融危机的最危险阶段，而引爆中国经济金融危机的核按钮正是资本项目开放。

从2010年开始，外资先后从实体经济和金融股权投资领域开始战略性撤离，如今外汇占款（美元从海外流入而兑换成的人民币，形成国内的基础货币发行）与基础货币的比例已经从最高值的140%下降到了98%。这是国际资本由流入阶段转变为流出阶段的重要衡量指标。国际大型对冲基金已经闻到了血腥的味道，他们急于拿起屠刀，进入中国股市、债市和汇率市场。

对冲基金对各种人民币资产的做空工具包括：股市的股指期货、融券、转融券、期权；债市的国债期货、市场化利率工具；汇率市场的人民币汇率期货等。这些金融工具可以组成复杂的组合拳来击垮任何带有结构性瑕疵的经济大国。多年来，在西方经济金融导师的指导下，中国证监会等为国际金融资本做空中国准备好了各类金融屠刀。最近三周的“股灾”不过是中国未来更大危机的一次预演。

不受限制的中美投资协定意在使中国四分五裂

国际金融资本做空中国人民币资产，其最终目的在于廉价掠夺中国国有骨干企业和资源企业——这也是中国公民理论上最后可以分享的国民财富。

美元不过是美联储发行的纸币符号。美元符合本身没有经济价值。因此，在本质上，美元资本不需要美元，而需要资产和资源。美元资本做空中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低价获取中国资源和人民币资产。国际资本一旦成功引爆中国经济金融危机，股市和债市将大幅暴跌，人民币将极度贬值，金融机构、国有骨干企业和优质资源类企业的股权将变得极其低廉。此时，就是美元资本的收割季节。为此，华尔街大佬们急需签订《中美投资协定》为美元资本不受范围与比例限制地收购中国优质资产和资源提供国际法保障。

如果美元资本完成了对中国金融机构的控制，那么，这就意味着华尔街金融集团完成了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如果美元资本完成了对中国骨干国企的控制，那么，这就意味着国际政治经济势力实现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釜底抽薪，也是对中国中央集权的釜底抽薪，中国国家将四分五裂，做不了买办的中国人将任人宰割，在十三亿中国人被视为“黄祸”——与西方人争夺地球有限资源的背景下，大多数中国人的未来命运将非常悲惨，很可能被饥荒、瘟疫和内战所消灭，只能剩下4-5亿人为西方永久服苦役。

一旦中国资本市场被成功做空并引发银行和信托等的全面信用危机、一旦外汇储备快速流失并引发国际兑付危机，那么，中国只有三条道路可供选择：第一是履约，即变卖国有资产和金融股权，任由美元资本直取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七寸要害（他们是不会接手其它非要害资产的），此时《中美投资协定》可以提供国际法律便利；第二是毁约，然后接受比俄罗斯更严峻的西方经济制裁；第三、接受战争。

如果中国政府经济智囊人物没有看清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化和中美投资协定的要害，没有认识到资本项目开放与该投资协定之间紧密关联的秘密，那么，中国政府在处理中美战略关系方面，中国的国之底线极有可能成为“中美夫妻论”的谄媚礼物。在本次中美战略对话公布的70多项经济成果（摘要见附文）中，中方代表承诺在汇率市场化和开放资本项目方面继续大步推进。中方代表还承诺加大谈判力度“营造更开放投资环境”——即大幅缩减中美投资协定草案中禁止外资收购项目的负面清单。也许，中方主要谈判代表希望将这个最新的所谓成果作为“见面礼”，由国家领导人九月份访美时提交美方，并由领导人承担未来严重的经济责任和政治责任。

目前，美国以南海战争和中断中国石油供应等手段威逼中国在经济安全底线和政治安全底线上作出退让，旨在通过美国最具优势的货币武器与金融武器彻底击垮中国，消灭潜在的挑战者，使中国成为继前苏联之后第二个被美国软实力和巧实力瓦解的大国。

因此，在中国经济刚刚开始经济结构调整、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一方面，在国内金融领域，中国政府应该尽快着手清理甚至取消资本市场的做空工具和做空平台（这也是当年朱镕基总理关闭国债期货市场的原因），降低和限制投资者的融资杠杆，建立商业银行与股票市场之间的防火墙，防止股市崩盘演变为银行体系和信托体系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另一方面，在对外开放领域，我们建议党中央和国务院坚决顶住美国的各类威逼利诱，以不惜与美日一战的决心和意志，把拒绝开放资本项目、拒绝签订中美（欧）投资协定列入中国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底线。

2015年7月3日

（张庭宾为中华元国际金融智库创办人 余云辉为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顾问）

附录：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经济轨道70多项成果摘要

关键成果之一:推进自由浮动汇率

中国将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汇率灵活性，加快推进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美方注意到，自上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情况，并对中方显著减少外汇干预表示欢迎。中方承诺仅在出现无序市场状况时进行干预，并将积极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向市场化汇率过渡。

关键成果之二:资本项目开放，特别是开放债券市场和地方债评级

为实体经济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开发一个深度、高效的债券市场，加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联系，中方承诺增进外国金融服务公司和投资者对其资本市场的参与，其措施包括：（1）逐步扩大外资参股证券公司业务范围。（2）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合资证券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49%，内资股东不限于证券公司。（3）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经纪机构在上海自贸试验区依法设立期货公司，代理境外交易者从事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交易。（4）允许境内设立的符合条件的外资独资和合资私募基金管理机构按规定开展包括二级市场证券交易在内的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业务。（5）推出一项计划，按照中国有管理的资本账户可兑换政策，通过对所有外国投资者设定总投资限额而非对单一国家或机构分别设限的形式允许其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6）制定一项计划，推动外资机构通过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账户投资交易所债券市场。（7）允许符合条件的在华法人美资及其他外资金融机构在取得债券市场结算代理人和承销资格方面与国内金融机构享有同等待遇。（8）允许外资评信机构发布对地方政府债券的评级。

关键成果之三:降低美资对华投资收购的限制

中美双方重申投资协定谈判是双边经贸关系的最重要事项，并对迄今所取得的进展表示赞赏。双方认为，在第19轮谈判中交换负面清单是谈判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双方承诺将加大谈判力度，于今年9月早期交换各自的改进出价。改进出价应体现双方营造更开放投资环境的共识。双方将继续积极推进谈判，以期达成一个互利共赢、高水平的协定。

关键成果之四:中国石油战略储备透明化

因此，中美两国重申其承诺，进行更密切的信息共享与合作，确保全球能源市场正常运转。作为此项承诺的一项内容，美国能源部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的高层官员承诺今年举行会晤，以规划一个侧重于实质性内容的研讨会，此研讨会关注两国数据采集工作。美国能源部石油储备办公室和中国国家能源局国家石油储备办公室，已按照2014年签署的战略石油储备合作谅解备忘录举办了两个有关战略石油储备数据合作的技术研讨会，在此基础上，双方承诺通过工作层的努力为未来的交流做准备。鉴于双方关系的重要性，双方承诺在今后举办的会议中确保派高级别代表出席。中美双方还决定进一步加强信息交换和沟通，并且拓展石油库存政策和管理方面的合作。

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经济成果全文

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贝拉克·奥巴马总统特别代表、美国财政部部长雅各布·卢于2015年6月23-24日在华盛顿共同主持了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来自两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出席了本轮对话。

中美双方认识到双边经济关系不断得到拓展，特别是中国全面深化经济改革和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美国经济持续增强，为中美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与会者承诺将继续努力取得务实进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本轮对话期间，中美双方强调全面履行在历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做出的承诺非常重要。双方表明将采取进一步具体措施支持强劲的国内和全球经济增长，促进开放的贸易与投资，强化和支持金融市场稳定与改革。双方讨论了国际金融体系相关问题，包括经济政策协调、国际规则、全球经济治理、金融市场稳定与改革的重要性。双方承诺就战略性经济问题保持坦诚沟通，为习近平主席今年9月对美国事访问打下了重要基础。

一、强化经济政策合作

自2014年7月召开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以来，中美双方采取了重要行动促进各自国内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继续支持持久的全球复苏，确保国内经济增长支持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全球增长，并为进一步的经济合作不断拓展机会。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设定的改革议程及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的承诺，中国将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汇率灵活性，加快推进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美方注意到，自上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情况，并对中方显著减少外汇干预表示欢迎。中方承诺仅在出现无序市场状况时进行干预，并将积极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向市场化汇率过渡。

根据其法定职责，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积极促进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在与上述目标一致的情况下，FOMC预计将通过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等方式推动货币政策常态化，以透明并尽可能可预期的方式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美联储高度关注其政策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维持国内和国际的金融稳定是美联储的一项关键目标。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在基于国内需求和更为平衡的消费—投资关系的基础上平稳、可持续的增长，中方承诺采取重要措施增加家庭财富和收入，促进强劲、可持续和更加平衡的增长方式，确保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中方将：（1）加快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保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到2020年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2）到2017年，顺利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建立有效运行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3）为了维护市场秩序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各部委和地方制定新的优惠政策时，需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自身的管理权限。

中方承诺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扩大金融机构自主定价空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美方欢迎中方推出面向企业和个人的可交易大额存单。

美方承诺推动构建以更高的投资和国民储蓄为特点的强劲、可持续和更平衡的增长方式。奥巴马政府2016财年预算决心通过促进财政可持续性、向促进劳动力参与的教育和培训领域投资来实现这一目标，如为负责任的学生提供两年免费社区学院教育，使面对大学的美国教育机会税收抵免永久有效，延长带薪病假和探亲假；促进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政策，鼓励基础设施领域的公私合作投资，包括重新批准六年共4780亿美元的地面交通基金、永久创建“美国快速前进债券”（AFFB）项目、永久建立“合格公共基础设施债券”（QPIB）项目，及豁免“外商投资房地产税法案”（FIRPTA）对外国养老基金的应用；为中产阶级和工薪家庭提供税收减免；出台有利于新技术开发的政策，如进一步促进“研究和试行税收抵免”政策并使其永久有效；出台增加雇主和私人退休储蓄政策，包括通过激励措施鼓励个人退休账户的自动登记录入。

美方认识到可预期性在预算程序以及更为广泛的联邦财政路径中的重要性，并致力于实现财政中期可持续，同时促进强劲、可持续和更加平衡的增长。美国政府2016财年预算预计将使联邦预算赤字在10年预算期的后半段下降至GDP的2.5%。为达到上述目标，美行政当局将以目标明确的开支削减、封堵漏洞等措施取代自动减支措施，并通过税制改革等措施额外减赤1.8万亿美元，相关税制改革包括：取消一项使富有家庭可逃避资本利得税的按市值计算遗产税税基的税法规定；将高收入家庭的资本利得税和股息红利税的上限提高至28%；改革金融业税制，增加高杠杆金融公司通过过度借款获取资金的成本。同时通过移民改革和医保计划改革实现减赤，医保改革方面包括促使联邦医疗保险提供者提高医疗效率的倡议，以及支持已覆盖数百万美国人健康保险的《可负担医疗法案》。

中美双方致力于加强关于地方政府融资的交流。

根据新修订的《预算法》和相关法规，中国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按功能分类编列并公开到项。从2015年起，中国亦将指导地方政府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到2020年，中国将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提高到30%，更多用于改善和保障民生。

二、促进开放的贸易和投资

中美双方强调开放、透明、非歧视的贸易与投资环境的重要性，认识到这对两国和全球的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至关重要。中美双方承诺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深化双边贸易与投资关系，支持营造开放、公平环境以及为中美两国企业和民众创造更大的机遇：

中美双方重申投资协定谈判是双边经贸关系的最重要事项，并对迄今所取得的进展表示赞赏。双方认为，在第19轮谈判中交换负面清单是谈判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双方承诺将加大谈判力度，于今年9月早期交换各自的改进出价。改进出价应体现双方营造更开放投资环境的共识。双方将继续积极推进谈判，以期达成一个互利共赢、高水平的协定。

中美双方认为，应高度重视与商业和贸易领域的ICT产品、服务和技术相关的信息安全问题。中美双方在发布与此类ICT相关法规前都应依法征求并考虑国内外各方面意见，提高政策透明度。双方将就与此相关的问题保持开放和持续的沟通。中美双方高度重视银行业信息网络安全、银行信息系统风险管理、银行客户信息的安全保障。双方均认为竞争是确保高质量产品进入银行业的重要因素。双方承诺在商业银行业普遍适用的ICT法规方面进行沟通和磋商。双方承诺：（1）透明化地制定这些ICT法规，包括在正式发布相关法规前公开对法规草案征求意见并考虑国内外各方意见；（2）确保这些银行业ICT法规为非歧视性的，并且不对商业机构在相关产品的购买、销售或使用方面设置基于国别的条件和限制。

美方重申，继续促进和便利商用高技术产品对华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出口。双方重申，继续通过中美高技术与战略贸易工作组深入并详细讨论共同关心的出口管制问题。

在2014年中美商贸联委会中方关于反垄断执法方面承诺的基础上，中方承诺，根据反垄断法发布行政决定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对有关决定的行政诉讼拥有管辖权；当有关决定涉及知识产权，并且发布机构位于北京、上海或广州，当地的知识产权法庭将对相关行政诉讼拥有管辖权。中方确认反垄断程序中的当事方有权根据相同的中国法律和程序寻求行政复议。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和工商总局各自内部负责行政复议的法律事务部门将与美方举行一次会议，讨论各自的行政复议程序。商务部的相关部门是条约法律司、工商总局的相关部门是政法司、发展改革委的相关部门是法规司。

中国政府发布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措施，包括产业发展促进指导意见和中央、省市和地方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同等适用于并提供给外商投资企业。中方承诺对上述措施中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就其草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以加强该领域的政策透明度。

中美双方将加强集成电路产业交流和对话。双方认识到，在全球集成电路创新体系中基于公平和非歧视的企业间研发合作的重要性。双方还认识到透明度对于两国企业创造公平竞争及促进开展深层次合作的环境亦非常重要。中美双方就新材料产业加强交流、探索合作，包括新材料设计和应用的潜在方法，以及多边新材料国际标准制定。

中美双方确认在监管措施包括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发布中，透明度对于提高市场参与者的可预见性和增强对两国经济信心的重要性。

美方赞赏中方在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方面所作的努力，包括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制度。美方也欢迎中方2015年新修改的立法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没有法律法规依据，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法院对有关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如果法院经审查认为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许可或行政处罚。中方确认，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规范性文件的最终文本必须依法公布。

中方将与美方讨论制定一项短期方案的各种方法，以解决因发布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有直接影响的规范性文件引发的问题，包括讨论公开征求意见问题。

中方欢迎美方关于清理过时和重复的法规，以及可能时采取措施予以修改或废除的持续承诺。美方行政当局在大幅节省开支和减轻文书工作负担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

中美双方注意到，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副总统拜登在谈判和最终审定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用于影院放映的电影的谅解备忘录》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该《备忘录》于2012年2月18日草签，于2012年4月25日正式签署。为履行《备忘录》项下的承诺，中方将确保：（a）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SAPPRFT）立即采取相应措施通过向更多中国企业颁发执照的方式在固定收费进口电影发行领域积极促进进口影片的发行的改革，（b）中国企业可以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申请发行固定收费进口电影的执照，（c）只要申请人符合有关要求（此类要求不得具有随机性和歧视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将对有关申请予以批准，以及（d）获得执照的发行人将能够直接与固定收费电影的外国制片人或其授权的代表签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电影集团或任何其他国有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影响获得执照的发行人与固定收费电影的美国制片人或其授权的代表之间的合约的谈判、条款、补偿数额或履行方式。中美双方确认，任何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执照、可在中国从事电影发行的中国企业，有权独立于中国电影集团下属的任何企业或任何其他国有企业，选择是否与其他发行者签署合约或结成伙伴关系从事进口固定收费电影的发行。

美方重申将遵守经合组织2008年6月公布的《主权财富基金与投资接受国政策宣言》对主权财富基金坚持公开、非歧视原则的承诺；中方重申将遵守主权财富基金普遍接受原则和惯例的承诺。

中美双方将进一步加强两国政商界在各自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的沟通和交流，探讨互利共赢的商业化合作模式。中美双方对在各自国家基于最佳实践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合作表示支持。

双方欢迎中国省、市与美国州、市、县间通过有关机制开展的经济与贸易合作，如中国省、市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艾奥瓦州、德克萨斯州和芝加哥市之间建立的“贸易投资合作联合工作组”机制。双方对工作组寻求在促进中美地方经贸投资合作、加强双边经济联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感到鼓舞，欢迎建立类似机制，并尽力为两国地方政府间更密切的经贸往来创造条件。

在2014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承诺打击违法生产、销售、出口假冒伪劣药物活性成分（APIs）以及用于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APIs的基础上，双方继续致力于保护药品供应链安全，确保患者获得安全和高质量的药品。关于API制造商的监管，中美双方同意继续在有关部委之间进行专家级讨论与合作。美方承诺继续评估其授权，考虑将未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企业的大宗化学品排除在进口以外。双方同意继续就用户收费项目交换意见。为了促进中美两国间的交流，中方承诺共享由多部委工作机制制定的监管和实施框架草案以对可用作原料药（APIs）的大宗化学品的制造商进行监管。中方正在修订《药品管理法》，在此过程中将提出并认真考虑将可用作原料药的大宗化学品生产企业的监管要求纳入《药品管理法》修订中，包括“仅供出口”的生产商和销售商。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将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律法规及国际义务以草案形式公开征求公众意见，中方将对美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的评论进行考虑。

双方承诺就农业信息化、精准农业、农业数据管理等领域开展务实的合作与交流。

中国民用航空局（CAAC）与美国联邦航空局（FAA）同意加强合作，进一步对话和沟通，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为互利中美两国，努力达至运输类飞机双边适航互认。

中美双方将继续就技术进出口许可协议相关问题交换意见、进行对话和分享经验，包括各自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私人当事人决定技术进出口许可条款的范围。鉴于中国快速演变的技术需求和对市场化改革的重视，中方将对《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中的相关条款进行研究。中国商务部将在2016年第一季度与美方共同举行一次联合研讨会。

中美双方一致认为，互联网领域侵权假冒犯罪行为已成为全球公害，开展跨境交流合作、严厉打击此类犯罪十分必要。中方将继续把互联网领域侵权假冒的专项整治列为2015年重点工作，进一步健全监管制度，严肃查处违法犯罪行为。中美双方承诺继续通过联合联络小组开展识别、调查和起诉知识产权犯罪者的工作，包括互联网上的有关犯罪行为。

美方确认将继续在特别301报告和“恶名市场”名单中客观、公正和善意评价中国政府和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方面所做努力。

中美两国重申双方在2014年中美商贸联委会的承诺，激励两国的未来创新和经济增长，为创新营造有利的环境，包括通过加强合作保护创新不受恶意诉讼。

美方欢迎中方于2015年3月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与贸易有关的部门规章英文翻译工作的通知。这一通知规定了与贸易有关的部门规章的英文翻译的发布。中方注意到美方对中方及时发布与贸易相关行政法规翻译的关切，中方将研究这些关切。

中美双方都欢迎外国投资，并认识到各自国家的企业通过投资在第三国发挥的重要作用。当这些企业从事负责任的商业行为，将为本国和东道国都会带来一系列惠益。考虑到上述情况，两国政府欢迎在海外投资的企业视情参与关于负责任的商业行为的国际倡议并遵循有关最佳做法。

三、支持金融稳定和改革

双方认识到强劲、稳定的金融系统对实现可持续、平衡增长的重要性。双方承诺采取以下措施以支持进一步推动各自金融领域改革并加强金融领域监管，推进双边合作，加强在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支持全球金融稳定：

为了进一步达成三中全会的目标，为实体经济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开发一个深度、高效的债券市场，加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联系，中方承诺增进外国金融服务公司和投资者对其资本市场的参与，其措施包括：（1）逐步扩大外资参股证券公司业务范围。（2）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合资证券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49%，内资股东不限于证券公司。（3）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经纪机构在上海自贸试验区依法设立期货公司，代理境外交易者从事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交易。（4）允许境内设立的符合条件的外资独资和合资私募基金管理机构按规定开展包括二级市场证券交易在内的私募证券基金管理业务。（5）推出一项计划，按照中国有管理的资本账户可兑换政策，通过对所有外国投资者设定总投资限额而非对单一国家或机构分别设限的形式允许其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6）制定一项计划，推动外资机构通过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账户投资交易所债券市场。（7）允许符合条件的在华法人美资及其他外资金融机构在取得债券市场结算代理人和承销资格方面与国内金融机构享有同等待遇。（8）允许外资评信机构发布对地方政府债券的评级。

双方均意识到中美两国证券期货市场联系日益密切，以及由此建立一个针对上述市场和市场参与者的监管和信息共享机制的重要性。双方承诺将开展技术交流，并促进监管合作和信息分享。这可能包括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关于中国概念公司的信息分享机制，在这个机制下，当一家中国概念公司向美国证监会注册成为公众公司后，美国证监会将尝试告知中国证监会这一情况。

在尊重各自主权和法律的前提下，双方承诺加强对公众公司审计监管的跨境合作，双方将共同协作以开展一次试点检查项目，旨在建立审计监管合作机制，以保护投资者、提振公众对两国资本市场的信心。双方将探索合作的有效方式，积累可能支持未来监管依赖的经验。

中美两国将继续按照G20声明执行本国的场外（OTC）衍生品改革，具体包括：报告所有场外衍生品合约有关情况，在交易所或电子平台上交易标准化场外衍生品合同，在适当情况下实现标准化场外衍生品合同的集中清算，并对非集中清算的衍生品交易制定更高的资本要求和保证金要求。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承诺将加强场外衍生品市场改革信息共享与监管合作。对于符合按照支付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CPMI）和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制定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PFMI）等国际标准制定的国内法规的中央清算方，双方将考虑予以适当监管豁免。

美方欢迎中方从2015年5月1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存款保险条例》。与G20承诺保持一致，随着存款保险制度的正式建立，中方已构建了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处置框架，并将继续完善实施细节，以与金融稳定理事会颁布的《金融机构有效处置机制核心要素》的相关要求保持充分一致。为监控系统性风险，中美双方承诺通过加强美国金融研究办公室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技术合作，加强金融统计领域的合作。中国正在为向国际清算银行（BIS）报送国际银行业统计数据做技术性准备，并将考虑定期报送这一数据。

中国政府部门正在积极考虑参照国际做法针对拥有银行及其他金融或非金融公司的金融集团制定并表监管框架，如考虑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

美方实施沃尔克规则时，将在不违反立法本意的前提下，解决对外国银行机构影响的关切。美方愿与包括中国实体在内的利益相关方会面，讨论沃尔克规则的实施。

中美两国欢迎双方加强合作，共同采取措施保护金融体系，以有效实施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打击洗钱、恐怖融资和扩散融资的建议。双方承诺进行定期、紧密的工作层和高层接触，共同应对和遏制新兴恐怖主义融资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威胁。两国进一步承诺，加强双边监管和执法合作，并加强在新支付手段和网络银行领域的信息共享。为进一步扩大合作，双方承诺视情邀请本国金融部门参加双边会议，分享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最佳实践经验。

中美两国欢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通过开展合作项目推动中美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及产品的互联互通。对此，中美双方支持加强两国金融市场的联系。

四、提升全球合作和国际规则

中美双方将加强合作，包括在二十国集团（G20）、APEC等多边框架下深化合作。双方认识到反映全球经济体系演进的贸易和金融领域国际标准的重要性，承诺采取以下具体措施深化该领域的合作，不断完善国际经济治理：

中美双方重申将在G20框架下加强合作，支持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双方支持G20安塔利亚峰会主题“共同行动以实现包容和强劲增长”，重视落实以往峰会承诺。双方承诺同其他G20成员一道，致力于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保持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完善全球能源合作，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双方承诺共同推动安塔利亚峰会在金融监管合作、国际税收问题等多个领域取得积极成果，并致力于在落实2009年G20峰会关于逐步取消低效化石燃料补贴的承诺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美方积极支持中方担任2016年G20主席国并期待继续推进G20议程。

中美双方注意到，在有意义减缓行动和透明实施情境下，发达国家已承诺至2020年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资金解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需求。此资金将来自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及双边与多边等多种渠道，并包括替代性资金来源。中美认识到绿色气候基金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资金机制运营实体，是主要的、专门的多边气候资金机构。我们有决心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他缔约方一道，共同做出建设性努力，确保绿色气候基金有效运营。

在尊重接受国政府意愿的前提下，中美双方承诺依托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开发机构的平台，在第三国开展发展融资合作。

美国欢迎中国承诺年底之前根据基金组织特殊数据发布标准（SDDS）披露经济数据，也欢迎中国在提高透明度方面所做的持续努力。中方认识到，满足其他主要储备货币透明度标准对成功实施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美方支持中方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改革。在此前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及其他场合下，美方已经表示支持中方实施能够使人民币纳入SDR篮子的改革。双方承诺尊重IMF在SDR审查中的程序和流程，并将在人民币加入SDR事宜上加强沟通。

中美双方承诺在IMF机制下加强合作，并继续完善IMF的份额和治理结构。美方承诺尽快落实2010年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并再次确认份额的分配应继续向具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以更好地反映IMF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权重。中美两国认可IMF执董会为寻求过渡方案所做的努力，过渡方案旨在使份额比例尽可能地趋近于第14次份额总审查确定的水平。但是，任何过渡方案都不能构成或被视为代替2010年改革方案。双方支持IMF执董会在推动第15次份额总审查方面所做的工作，包括以第14次份额总审查为基础制定一个新的份额公式。

中美两国欢迎国际工作组（IWG）在谈判新的官方支持出口信贷国际指导原则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在下一次全体会议（今年稍晚时召开）开启综合性规则讨论。考虑到新的综合性的指导原则尚处于IWG工作的起始阶段，中美双方承诺加强IWG各成员之间的内部沟通，稳步推进IWG磋商进程。中美双方重申支持：（1）IWG指导原则涵盖包括由政府或代表政府提供的官方支持的出口信贷，以及（2）新的、综合性的官方出口信贷支持国际指导原则，这一国际指导原则将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照顾不同国家的利益和国情，并与国际最佳实践一致。

中美双方认识到两国在清洁能源解决方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美两国承诺就公共融资在减少温室气体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以及发展融资机构在加快向低碳解决方案过渡中的作用展开讨论。两国认为，其对其他国家的双边投资以及来自国际金融机构和新发展机构的投资，应当支持低碳技术和气候耐受能力。为此，两国将把运用公共资源支持并鼓励国内和海外项目向使用低碳技术转变作为优先政策考虑。

中美两国重申关于规范和逐步取消鼓励浪费的低效化石燃料补贴的承诺。中美两国目前正在开展G20框架下化石燃料补贴同行审议。双方重申，承诺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同行审议，公布结果并向利益相关方提供简要说明。双方承诺鼓励其他国家参与化石燃料补贴同行审议。

中美双方认识到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11月宣布定期公布中国的政府（非商业）战略石油储备数据。因此，中美两国重申其承诺，进行更密切的信息共享与合作，确保全球能源市场正常运转。作为此项承诺的一项内容，美国能源部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的高层官员承诺今年举行会晤，以规划一个侧重于实质性内容的研讨会，此研讨会关注两国数据采集工作。美国能源部石油储备办公室和中国国家能源局国家石油储备办公室，已按照2014年签署的战略石油储备合作谅解备忘录举办了两个有关战略石油储备数据合作的技术研讨会，在此基础上，双方承诺通过工作层的努力为未来的交流做准备。鉴于双方关系的重要性，双方承诺在今后举办的会议中确保派高级别代表出席。中美双方还决定进一步加强信息交换和沟通，并且拓展石油库存政策和管理方面的合作。

中美双方共同支持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的目标，重申致力于高质量会计准则的趋同工作。双方承诺继续努力确保会计准则的一致应用并加强会计准则的交流与合作。双方亦欢迎对方继续参与完善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国际努力。

中美双方承诺与其他APEC成员经济体共同促进亚太区域经济发展和繁荣。我们赞赏2014年APEC 领导人会议所取得的重要进展，承诺落实会议成果，并继续为区域和全球经济未来增长作出更大贡献，为此，我们致力于推动2015 APEC菲律宾年取得务实成果。我们承诺继续与相关各方共同协作，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区域互联互通，打造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中美双方将共同努力，持之以恒，致力于与其他经济体共同落实好《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包括开展并在2016年APEC领导人会议前完成亚太自贸区联合战略研究。我们还承诺落实《北京反腐败宣言》，加强在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机制下合作。在APEC财长会进程中，我们支持制定致力于促进金融一体化和弹性、财政透明度，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和融资方面的宿务行动计划。

中美双方承诺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同合作在2015年7月底前完成制定“后巴厘”工作计划，并力争于今年底结束多哈回合谈判。此外，中美承诺就接触和鼓励其他WTO成员批准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共同机会交流观点，以便协定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第十次部长会议前生效。为便于在上述问题上加强沟通和协调，中美双方承诺定期举行司局长级会晤，美方牵头机构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中方牵头机构为商务部。

附录

机制性安排：

中美双方承诺继续通过一系列其他对话和机制开展经济合作，加强双边关系，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双方合作领域包括：

1、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美国劳工部之间的合作

2、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美国劳工部的合作

3、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和美国劳工部的合作

4、金融自律组织交流与合作

5、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6、反假货币合作与交流

7、反洗钱反恐融资监管合作

8、中美银行业监管磋商

9、保险业合作

10、标准方面的技术合作

11、选择性的反向贸易代表团计划

12、中美贸易统计技术交流与合作

13、中美原产地规则合作

14、中美创新对话

15、中美中小企业合作

16、透明度对话

17、农村和农业发展战略交流与合作

18、中美交通论坛

19、能源价格和监管交流合作

20、中医药领域合作

21、中美航空合作项目

22、国家航空货运安保方案互认项目

23、提升航班运行效率

24、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高级培训班

25、继续积极落实《中美知识产权合作项目框架协议》

26、知识产权刑事执法联合联络小组（JLG）合作

27、海关知识产权执法合作

28、海关执法合作

 

1. 金融资本的概念和理论         

在人类历史上，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远比产业资本出现的更早，后者要到资本主义时代才出现。虽然高利贷资本是货币借贷资本，但还不能称之为金融资本。随着机器大生产的集中和垄断，银行也由原来的支付中介机构转变为势力极大的垄断者，银行业的发展集中于少数机构，它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形成了金融资本寡头。愈来愈多的工业资本不属于使用这种资本的企业家了。企业家只有通过银行才能取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对于企业家来说，银行代表这种资本的所有者。而只有通过实体经济生产循环才能创造的利润，这个时候也就被分割为金融资本的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越发完善，金融资本表现为更多的证券形式，金融衍生品更加复杂多样，诸如股票、基金、债券、期货、期权等等。在美国，早期的企业融资都是通过银行贷款间接融资为主，个人家庭或者企业、政府机构等也都是把货币存入银行，由银行来投资放贷。但随着生产过剩日趋严重，产业利润率越趋下降，这种银行主导投资的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更多的风险融资、直接融资手段和工具会出现，人们手中的货币资本更多投入到各种基金或者理财产品中。投机市场生来就是货币资本的吸引中心，何况过剩货币资本早已慌不择路。当前的中国，正处于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中，这就是金融化、金融脱媒、影子银行，或者叫什么都一样，未来也许不可避免是证券市场大发展的时期。本质上，这个过程只是货币资本过剩和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必然结果，过剩的货币资本要自由的面对投资风险，银行这种金融巨头来一次“华丽的转身”成为证券投机赌博的金融服务者，预示着大鱼吃小鱼，大资本剥夺小资本的时代到来了。

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货币收入首先转化为利息，有了利息，然后得出产生这个货币收入的（生息）资本。同样，有了生息资本（这个历史范畴的出现），每个价值额只要不作为收入花掉，都会表现为资本，也就是都会表现为本金，而和它能够生出的可能的或现实的利息相对立。所谓资本化或者证券化或者金融化，本质上就是如此。

各种支付互相抵销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变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媒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销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构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变成坚硬的货币。这时，它是不能由平凡的商品（或资产）来代替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而商品的价值在它自己的价值形式面前消失了。在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因此，货币的表现形式在这里也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用金支付，还是用银行券这样的信用货币支付，货币荒都是一样的。

在当前的虚拟资本经济时代，资产泡沫破灭引发的流动性不足规模更大，对银行和金融市场的冲击更强。不过，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垄断程度高到可以超发货币（比如美国多次量化宽松QE）来缓解这种金融危机，即所谓通过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来提供流动性，维持资产价格，当然结果是财富集中程度更高，资产膨胀更严重，最终会导致贫富差距更大，大量中产阶级或中小资产阶级会被消灭。至于引起金融危机的具体事件和因素，每次都可能不一样，从哪里开始爆发也无规律可循，完全是现实竞争的结果。大体上危机总是周期性的爆发，如潮起潮落一样。我们只能观察危机来临时的经济表现，并能够对此进行研究和分析，找出其中的规律性联系。

虚拟资本市场的运行越来越脱离实物商品市场从而具有自身独特的规律和表征，美国是最完善的金融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可用以下指标和概念来分析美元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历史：联邦基金利率，美元指数（汇率），CPI（物价指数），国债收益率，国债总额，股票价格指数（比如道琼斯指数），石油价格，失业率。

2. 危机在股市的表现         

在金融化以前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总是伴随着大量生产企业的倒闭，商品过剩销售不出去，价格大跌等现象，企业股票面临得不到分红的危险，同时利率遽然上涨，所以股票市场也会相应大跌。金融化时代的危机表现则有一些差异，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危机往往爆发于发展中国家，所以，发达国家股市往往不下降，反而会因为国际资本回流股市上升；另外，发达国家股市投机性越来越强，泡沫化越来越严重，其表现与实体经济脱钩，不再反映实际的生产经营状况，所以，股市泡沫更容易受资本市场利率和资本流动的影响而大起大落。

下面选取美国股票市场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为例，其百年走势图与历次经济危机都有非常好的对应关系。其中，黄色标记为战后历次经济危机。战后20年是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黄金时期，股市总体向上成长。从图③的联邦基金利率曲线来看，成长期资本相对短缺，利率相对稳定且上升。但从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半期，美国经济陷于滞涨危机，股市停步不前，利率保持高水平且波动幅度大，说明危机来势猛烈。

中国的现在就相当于美国的70年代，发生的事情都类似，生产过剩利润率下降，货币资本过剩金融化进程启动。从70年代到80年代初，美国经过一系列的国际国内战略调整，形成了一套成本转嫁的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此后一直到2001年左右，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等都是爆发在其他国家，而美国股市则狂飙突进，处于泡沫新经济的黄金时期。

图①

2001、2008年，美国股市、楼市相继崩溃，危机爆发于国内。这两次危机之后，在美国金融资本主导的成本转嫁下，主要新兴市场国家都经历了一轮投资繁荣高涨。这种资本的全球扩张，乃是“治愈”美国金融危机的必然手段，危机后规模膨胀的资本总需要剥削更多的剩余价值才能维持。只不过，美国恐怕没想到第一轮新兴市场扩张后，率先崩溃的是美国自己的泡沫经济。于是2008年后又来了一次更猛烈的全球资本扩张，新兴市场普遍泡沫化了，中国生产也严重过剩，下一次大危机何时何地爆发呢？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纯经济预测的问题，而更多是国际政治问题。现在的全球竞争，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是大资本与小资本，表现为以国家为单位的竞争。

3. 利率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变化         

无论银行金融资本如何高度垄断，但他们自身是不可能创造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如果这世界上只有他们存在，他们印再多钱也不能当饭吃。所以，金融资本必须将钱放贷出去，然后再以一定的利息率收回来；如果大面积的收不回来，借贷的人或机构普遍还不上，那么就是违约了，说明危机要爆发了；利息率在危机期间达到最高水平，因为这时人们不得不以任何代价借钱来应付支付的需要。此前预期会得到收入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就会大跌，资本市场会由此崩溃。于是乎，利率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最重要的指示器，一切资本都将围绕着它转。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利率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群体往往都不一样。所以，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很难出现统一的市场利率，利率的变动都是市场突发行为。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随着金融资本的高度垄断以及证券交易所等资产交易市场的形成，首先是商业银行之间会逐步达成统一的市场利率，中央银行如美联储则试图能够发布市场“指导利率”，应对金融危机或调节经济周期。

70、80年代是美国向金融化时代转变的过渡期，从这个时期开始，股市的变动与市场真实利率的变动周期出现分歧。此前，每一次的利率高峰时期，总是对应着股市低谷时期。这也说明，那个时代美国经济总体上资本并不过剩，利率总体上有走高的趋势，到80年代初达到历史最高峰。同期，股市的泡沫化就比较低，资本投机炒作在股市上不明显。因而，影响股市价格指数的最关键因素就是利率。相反，股市在80年代后任性的上涨，不再理利率的周期性变动。同时，股市和利率的波动更加频繁杂乱，股市泡沫化越来越严重，受过剩资金投机性影响也更明显。

80年代后利率曲线变动开始逐渐整体性走低，而战后到金融化之前却是逐渐整体性走高的。近年来，市场真实利率已经低到1%以下。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指导的联邦基金利率更是接近零利率，欧盟、日本等国早就有过实行零利率政策的经历。这至少说明，金融资本主义已到了晚期，所谓的指导利率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越是到了末日，当然也就越疯狂。

图②

上图②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曲线图，每一次的高峰期也都对应着一次经济危机或者连续的经济危机。相比国债收益率的周期型变动曲线，联邦基金利率是跟随性周期变动，即每一次美联储调整联邦基金利率加息的时间点，都会稍晚于国债收益率开始上涨的时间点。这说明，美联储在每次危机时下调联邦基金利率，随后只能被动的跟随市场真实利率的上升来调整加息，而不能先行加息，加了也没用，因为市场资金并不紧缺。

美国经济金融化后，联邦基金利率曲线周期变得相对平缓，不像以前那么突兀。这说明，第一，利率在高水平时期经济危机不发生在美国，所以维持的时间也较长；第二，利率在谷底时期越来越长，谷越来越没底，利率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弱，水越放越多。那么，下次美联储何时加息呢？这主要看全球市场的危机累积程度。

4. 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是综合反映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情况的指标，用来衡量美元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变化程度。在金（或银）本位时代，各国货币，无论是金铸币还是纸币，它们本身都有天然的或者法定的价值，一般情况下它们的汇率看起来就是其价值的比例。

这看起来是一个美妙的制度设计，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内在的矛盾，很快就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在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积累的美元外汇储备，按照过去的历史传统必须使用黄金来结算，但因为规模巨大，美国的黄金储备满足不了兑换需求，同时这些美元缺乏投资空间，资本过剩引致这些国家矛盾加剧。从1971年开始，美国停止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兑换，而各国之间的汇率比价也就无从遵守，这意味着固定汇率制的终结和浮动汇率制的时代到来。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了美元指数这个统计指标。那么此后，对汇率影响最大的因素将不再是国家之间贸易差额的结算，而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当发达国家全面转向金融化后，过剩美元资本涌入证券金融市场，其流动目的无非就是逐利和避险。

如下图③所示，美元指数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便一路走低，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出现贸易逆差。资本主义体系生产过剩危机这时已经显露，境内外美元资本都过剩了。处于内外交困的美国，在国际战略上不得不向中国示好，并积极推动中美建交。眼看美国就要陷于经济危机的泥潭不可自拔，但随后的世界却在1973年、1979年接连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累计上涨超过十倍，结果就是那些战后搞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率先崩溃了，美国反而起死回生，美元指数疯涨到历史最高位。无论引发石油危机的中东战争和两伊战争是否有美国的介入，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正是借助石油危机落井下石，抬高利率至历史最高点，制造美元外汇短缺，触发了拉美债务危机。美国将危机转嫁到了拉美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导致它们成为美国金融资本的债务奴隶。

　图③

80年代初美国出现的高利率和高汇率，在美国国内当然也导致了经济危机，不仅如此，这种“双高”局面对美国产业发展造成致命打击，进一步推动产业对外转移。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国债发行量飞速上升。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先后强迫日本、德国货币升值，美元指数也迅速走低。

在金融化时代，美元指数的变化更多的反映了资本的流动。如果危机发生在美国外，那么随后美元指数会有一个上升期。如果危机发生在美国内部，那么随后美元指数则会有个下降期。当然，相较而言，发展中国家爆发危机更频繁，资本外逃随时会发生，美元指数的波动也就更加频繁。

5. 石油和美金         

图④

从图④来看，石油不仅是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血液，而且是国际上最具战略性地位的大宗资产，随着黄金与美元脱钩之后，石油亦成为美元最重要的价值参考，美元也是绝大部分石油交易的结算货币。很大程度上，美国通过其称霸全球的军事力量控制石油产业链，从而要求世界各国接受美联储印刷的银行券，即美元货币。在这个意义上，石油起着类似于黄金的货币本位作用。正是石油的这种双重属性，导致石油价格在80年代金融化后波动异常频繁和剧烈，说明围绕着石油定价权的背后是大量的国际政治经济斗争。美国CPI曲线的波动与石油价格曲线波动密切对应，与其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还不如说是“石油现象”呢。

美联储的任何一次加息周期，对通货膨胀率的抑制效应几乎没有。相反，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期间，越是加息，通货膨胀率还越高。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美联储加息至高点，通货膨胀异常严重；危机之后，美联储降息至零利率，可物价指数随着石油价格一路狂跌。历史明明白白的表示，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没有任何直接的影响。

6. 危机下的国债飙升         

美国国债发行量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开始进入快车道，也就是在战后二十年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之后，美国开始全面进入滞胀危机时代的70年代，不得不开始依靠大量增发国债来拉动经济增长。整个80年代，一方面，美国制造业在高利率、高汇率的双重挤压下步履维艰，政府唯一的选择自然是增发国债；另一方面，美国社会进入金融化阶段，国债收益率居高不下，吸引了大量过剩资本投资国债。因此，80年代美国国债发行量飞速上升。同时，美国为七八十年滞胀危机找到了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作替死鬼。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再次遭遇经济危机。不过，这个时候世界发生了更大的变动，先是苏联解体，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几乎集体沦陷，全部被迫融入金融资本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成为资本主义新的剩余价值来源。同时，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接着，1992年英国货币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整个90年代美国外部经济体都不太平。这与美国80年代末危机之后利率降至新低，大肆释放廉价资本推动一轮全球化扩张有关。这轮扩张后期产生的生产过剩危机和金融危机，都爆发在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导致美国股市、债市以及经济整体表现优良。因此，90年代美国国债增长缓慢，对其依赖明显不如80年代。

但，这一轮美国异常繁荣的“新经济”并没有善终，股市泡沫终于在2001年前后破灭。进入新世纪，美国实在是没什么好的手段来提振经济，只能又一次实施廉价资本全球扩张。因此，美国国债发行直线上升，利率再创新低，这次不仅吹大了股市，还催生了一个更大的楼市泡沫。适逢中国加入WTO，这一轮全球扩张造就了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同时带动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大发展。当最后生产过剩必然爆发时，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却率先崩溃了，然后引发全球金融大海啸。再然后呢，故事总是反复循环的，更大的、更低的、更长的……

未来趋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为首的金融化国家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零利率”廉价资本扩张战略，大量涌入非工业化的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全球生产体系进一步膨胀和过剩，同时催生新兴国家市场经济泡沫化。金融资本主义国家如此转嫁代价，通过资本流动掠夺新兴国家的利润，现在看来已进入到本轮经济周期的后半阶段。从2011年开始，新兴市场国家在股市、经常账户、GDP增速、财政赤字、债务等方面都表现越来越糟糕。尤其值得重视的关键指标，市场真实利率开始上升，资金越趋紧张，这必然是危机来临的前奏。

另一方面，最近一两年，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上多有结盟，比如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用以对抗金融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压迫，或者应对下一轮的金融危机。同时，美欧、英国、日本、加拿大、瑞士6个金融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中央银行也结成货币联盟，建立“双边货币互换网络”。由此看来，未来的全球竞争将更加激烈，既已形成合纵连横之势，金融化时代的“世界大战”难免一触即发。

危机总是必然会到来的，这个丝毫不容怀疑，无论你是金融化国家还是产业资本国家，就看谁先崩溃，谁更能撑得住。

 

中国周边形势趋紧与美元指数周期有什么关系？

2006年美元指数再一次开始进入上升通道，金融危机爆发了。美国人不得不用连续4轮的QE(量化宽松)方式拯救自己，而连续四轮的QE意味着美元又开始“泄洪”，这当然会让美元指数重新走低。

这几轮QE释放出来大约3万多亿美元，一方面稀释了美国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缓解了美国的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美国“开闸放水”，向全世界释放它的通胀。这些凭空多印出来的美元流向了中国这些发展形势良好的国家和地区，客观上起到了促进这些国家和地区资本流动性的作用，使其产生了对美元的依赖。更重要的是，美国经济开始慢慢复苏。

但当美国经济开始转好，而各国对美元的依赖性日渐严重之后，美国人决定结束QE。一放出结束QE信号，美元的流通量就开始收窄，全球的资本便逐渐从其他地区退出，各个国家特别是那些美元资本引入最多的国家，陆续出现不同程度的流动性短缺，经济形势也随之变坏。

但是这还没有达到美国从这些国家“抽血”的条件。对美国人来说，首先，它不希望资本留在欧洲，因为欧洲一直在和美国争夺资本。而不让资本留在欧洲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欧洲发生地区性危机。于是，乌克兰危机出现了。

俄罗斯是个很奇怪的民族，俄罗斯人的思维从来就是地缘政治思维，没有一点币缘政治思维，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人追求的就是领土，能多一块是一块，所以普京有句让中国人佩服的名言：“俄罗斯的确国土辽阔，但是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普京要的是领土，可他除了拿回克里米亚，还收获了美国人给他的金融危机。

美国人通过克里米亚事件逼迫欧洲和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然而制裁是一把双刃剑，欧洲人要制裁俄罗斯就不能让普京再拿到石油美元，同时也就要让自己放弃从俄罗斯拿到能源，这对欧洲人是一个很痛苦的选择，但对美国来说则是一箭双雕，既通过阻止俄罗斯石油出口打击了俄经济，又正好让自己的页岩石油找到了销路。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日子当然不会好，资本就有抽逃的可能，资本抽逃会去什么地方?这时候美联储已经在准备吹响加息的号角吸引从欧洲撤出的资本了，让美国人始料不及的是，这时候半道出现了一个截流资本的国家——中国。因为中国经济即使增速放缓，但仍然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美国本来希望欧洲经济不好，资本就撤出来到美国去，没想到中间插了一个中国。虽然中国经济放缓到7.5%甚至7.5%以下，仍然是世界第一增长率，这样的经济仍然会成为全球资本看好的投资方向。结果，大约1万亿美元的资本从欧洲撤出来后，并没去美国而是到了香港。怎么办?那就要想办法把这1万亿美元逼走。办法就是在中国周边地区制造麻烦，让地区性危机出现，导致投资环境恶化，逼资本撤离。

当中国成为截流资本最大的国家，美国人怎么可能不视你为“眼中钉”“肉中刺”?中国不管怎么向美国示好，告诉美国人我对你的霸权没有挑战意图，我们只是一心想发展自己。但你一心发展自己就会截流资本，就会跟美国人争食，就会阻断美国的生存方式，美国当然不会放过你。

我们可以想想看，为什么自2012年以来钓鱼岛、黄岩岛争端会相继浮出水面?越南会在“981”钻井平台问题上跟着跳出来?难道仅仅是因为钓鱼岛问题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变坏了?是因为黄岩岛问题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变坏了?还是因为“981”钻井平台可能让越南人石油收入减少，才跟中国翻脸?这背后难道没有美国人的手在操纵么?

美国人把这些雷一颗颗预先摆好，就是准备当美元开始走强的时候，随便拉响其中一颗，地缘政治危机就会出现。地缘政治危机一出现，投资人立刻对这个地区的投资环境作出判断，这个地方打仗了或出现地区性危机了、投资环境恶化了，那么，他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撤资，马上离开。撤资的同时，美联储就会不失时机地宣布加息，资本就会蜂拥转向美国，让美国再一次获得一个久违了的大牛市。相比之下，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会一步步衰落下去。这时，挣够了钱的美国人会掉头杀个回马枪，剪你的羊毛，收割你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为什么最近中国周边包括香港会频频出事，还有什么不能理解的么?

中国的快速兴起动了谁的奶酪？

我们没有在海外驻扎一兵一卒，我们的兴起和别的国家是双赢互惠的……我们的这些解释看上去都没有什么效果，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一块蛋糕，蛋糕的份额就这么大，你拿走一块，别人就会少一块;你拿走的多，别人的就会少。

欧元的诞生为什么会招来一场战争？

美国为了维护它的金融霸权，是不惜动用军事力量的，即使对方是同盟国也不会放过。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在此之前欧洲人把欧共体变成了欧盟——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当然需要有统一的货币进行内部贸易结算，于是就有了欧元。但欧元的出现让美国人很不爽。因为它要分割美元的利益，侵占美元的一统天下。

在欧元出现之前，全世界的货币结算量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美元，当欧元出现之后，有22%～23%的货币结算不再使用美元，美元已经退到60%左右，这就是欧元对美元的威胁。所以，即使欧盟与美国是美国人所说的价值观同盟，是一样的“民主国家”，而且按照西方的说法，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但美国人可不管这一套，该干什么干什么：不打仗不等于不打经济仗，而且也不等于完全不打军事仗。

1999年3月25日，在欧元启动三个月之后，科索沃战争爆发。美国率领北约开战的理由是米洛舍维奇的南联盟政权在科索沃屠杀了9万阿族人。但事后证明这完全是美国中情局制造的弥天大谎。距科索沃战争整整8年前的海湾战争爆发原因是伊拉克占领了科威特，当时国际流行的准则是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伊拉克侵犯了科威特的主权，美国人便带领盟军“替天行道”，打败了萨达姆，把侵略军赶回了伊拉克。

那么到了科索沃问题，这属于南联盟内部矛盾，属于主权内部事务，如果还继续坚持“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美国人就没有理由打南联盟，于是中情局就制造一个南联盟政权在科索沃屠杀了9万阿族人的人道主义灾难的谎言，给美国和北约制造了一个开战的借口——“人权高于主权”，于是就可以打一场为“人权”而战的战争了。

当时整个西方同仇敌忾，必欲除掉南联盟这个残暴政权而后快。结果，72天的狂轰滥炸把这个政权干掉了，米洛舍维奇垮台了。按说欧美都应该满意了，但是欧洲人却突然傻眼了。为什么?欧元在正式启动的时候欧洲人对自己的货币很有信心，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财政状况比美国还要好，所以它给欧元的定值是1:1.07，1欧元兑换1.07美元。可是这一仗打下来竟然把欧元与美元的比值打成了倒挂，变成0.82美元兑换1欧元，欧元直线下跌30%。一场仗把欧元打残了。这正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话：别人把你卖了你还替别人数钱。欧洲人发现上当了，所以在4年后美国坚持要打伊拉克战争时，除了英国坚决追随美国以外，以法德为轴心的欧盟坚决反对，原因就是欧洲人决意不再替美国人第二次数钱。

为什么欧元诞生会带来一场战争?因为美国绝不允许任何国家挑战美元的霸权，哪怕是价值观同盟的兄弟也不行。美国人过去20年里打了4场仗都是打的挑战美元霸权的国家，要么直接打资本云集的地区，要么打资本云集地区的边缘，目的就是驱赶资本。

比如打科索沃战争，目标是冲着欧元去的，但又不能直接跟欧盟打，怎么办?于是就选择了欧洲的边缘地带，这就是南联盟。在这个地方打仗将严重影响欧洲的投资环境，因为没有哪个投资人愿意在一个有战争的地方投资。在边缘地区打仗可以“敲山震虎”，把资本敲出来。

通过科索沃战争，美国人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有数据显示，战争爆发前大约有7000亿热钱在欧洲游荡，战争一打响，其中的5000亿马上从欧洲撤出，2000多亿到了美国，2000多亿到了香港。到了美国的2000多亿马上发生效应，支持了美国已经连续96个月的经济增长，而到香港的2000多亿，显然是那些投资人要借重香港这个跳板，最后进入中国内地。

但是美国人不想让中国在不参加这场战争的情况下还从中获利。所以一件令中国人至今难忘的流血事件就“偏巧”在这时发生了：美国人用5枚精确制导炸弹非常准确地“误炸”了中国使馆。这一事件让全世界震惊，也让全世界投资人担心中美关系将由此恶化，甚至出现对抗，那么，中国必定会处于下风，谁还敢把钱投给中国人?于是一周之内，在香港的2000多亿热钱纷纷撤出，最后全都到了美国。“敲山震虎”的结果就是从欧洲撤出的5000多亿热钱悉数进了美国，美国经济的繁荣从96个月一直延续到104个月，这一轮经济繁荣期才结束。可以说，这一结果非常典型地诠释了美式战争与美国经济的关系。

中国的兴起与全球资源价格上涨及资源争夺战

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们觉得很委屈，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与别国互利互惠的，我们赚也让别人赚。何况我们还对别人没有领土野心，不干涉别国内政，不称霸，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等等。我们招谁惹谁了?我们几乎没意识到，动了别人的奶酪。要知道，蛋糕就那么大，你切走一块别人就少一块。别人能干吗?这些国家不敢惹美国，还不敢惹中国吗?中国没有美国那么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却与美国所得的份额相似，这下子别人还不都瞄着中国来?

想一想中国的兴起对全球资源的价格上涨及资源需求的影响就不难明白这一点。现在全球连续40多年来的石油产量稳定在22亿吨，其中，美国人每年要消耗9亿吨，中国自从去年成为第一大能源进口国，年进口3亿吨加上自产的2亿多吨，每年消耗6亿吨。全世界22亿吨，中美两国就消耗掉15亿吨，占了三分之二。

发展与能耗成正比，未来10年中国GDP若将超越美国，这期间一定会有更大的能源消耗。因为未来10年，你不可能有足够多的低耗能、高产出的企业为你赚那么多钱。假定中国GDP超越美国时，两国间能源的消耗相近，那么剩下4亿吨给全世界50多亿人去使用，人家能不把你当敌人吗?他们也嫉妒美国、恨美国，但是不敢惹美国，却敢惹中国。中国周边的日本、菲律宾，以及南海周边的国家一定还会不断加入对中国的围堵，他们谁都想到中国的“汤碗”里分一杯羹，这是肯定的事，中国一定要对此做好准备。

此外，还有正在悄悄开始的人民币与美元的竞争。人民币一旦国际化，那就是在压缩美元的空间，美国人怎么可能容忍呢?所以说我们动的奶酪多了，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委屈，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兴起必须付出的代价，别的国家要兴起也会遇到这样的难题，想完全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

“亚太再平衡战略”平衡掉了什么？

美国人推行“亚太再平衡”，首先要平衡掉中日韩东北亚经济一体化和中日货币互换从而在两国贸易中排除美元的前景。2012年上半年，中日韩东北亚之间的谈判即将成功，而同时中日货币互换也有了协议，这个时候突然“钓鱼岛事件”“黄岩岛事件”接连浮出水面，一下子把中日韩东北亚自贸区吹散了，中日货币互换也随之中断。

很多人不理解，中日韩东北亚自贸区、中日货币互换与美元的霸权有什么关系，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有什么关系?关系非常大。来算一笔账，东北亚自贸区一旦确立，中(包括港、澳、台)、日、韩三国六方合作就会出现20万亿的经济体，这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东北亚自贸区一旦运行良好，一定不会就此止步，它会继续南下，整合东南亚自贸区，这就形成了东亚自贸区，一个30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体就会出现，一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就会出现。

如果再发展的话，把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以及中亚国家也整合进来，再加上中东产油国的亚洲部分，那么将会出现一个40多万亿的经济体，相当于欧盟经济体(27万亿)与北美经济体(24～25万亿)这两个经济体之和的4/5，这对美国和欧盟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如果这个经济体内再诞生出自己的货币，可以想像那时谁还愿意用美元或是欧元作为结算货币?

有人建议推出东亚元或者亚元，笔者坚决反对。2003年，笔者与王建、李晓宁、王湘穗四人合写了一本书《新战国时代》，我们是最早提出建立东亚元或是亚元的人，但是现在笔者坚决反对。因为欧元前车可鉴。因为欧元是一个软货币。所有欧盟国家，虽然都在使用欧元，但是每个国家都不肯交出它的财政主权，一种货币不能够影响它的财政政策，那么这个货币必然就是软货币。

如果中国和亚洲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印度等国一道构建起亚洲自贸区，相信谁都不肯交出本国的财政主权，没有财政主权的亚元会比没有财政主权的欧元还要糟糕。所以说，我们干脆不要走这一步，否则，中国就会像今天的德国一样，让欧元弄的很难受。

笔者的建议是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让人民币成为亚洲货币。如果人民币能够成为亚洲自贸区的货币，世界货币立刻三分天下，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这就意味着美元霸权的终结。美国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相反我们对这一点并不清楚，没有从这样一个战略角度去考虑，没有考虑到美国是绝不会让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开展中日货币互换的时候，难道没有考虑到美国会反对吗?肯定考虑到了。但我们绝对没有想到美国会通过钓鱼岛、黄岩岛这些地区性危机和事件让东北亚自贸区和中日货币互换两件大事一风吹。这就是美国。

金融帝国怎样为美元而战

伊拉克战争与石油交易的货币结算

伊拉克战争为什么而打?有很多人认为是为了石油，不对，是为了美元。回过头去看，假如萨达姆不挑战美元的霸权，也许他还不会死。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萨达姆以为这下他可以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搞一次离间计，他宣布伊拉克的石油贸易将不再使用美元结算，而是改用欧元。欧洲人高兴，但却捅了美国人的肺窝子。为什么?因为萨达姆此举会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果然，紧接着普京就宣布，俄罗斯的石油交易将考虑由欧元结算，然后伊朗人宣布伊朗的石油交易将考虑由欧元结算，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也跟了上来。

这几个主要的产油国都这么干，美国还能受得了吗?如果美元跟石油脱钩，美国就完蛋了，所以美国一定要打伊拉克。这个远不是有些人解释的那样，美国之所以打伊拉克，是因为小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这些人都有石油财团背景，这些都是小问题，最主要的是萨达姆触动了美国的根本利益，所以他必死无疑。在萨达姆还没被抓到时，美国打下伊拉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建立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干的第一件事、宣布的第一条法令，就是伊拉克的石油结算从欧元结算改回用美元结算。所以说美国人为什么发动伊拉克战争?与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毫无关系，只是为维护美元而战的一个借口。

阿富汗战争与美国资本项目顺差

阿富汗战争为什么打?有人说，阿富汗没有石油，阿富汗也跟美元扯不上关系，美国人打阿富汗完全是因为“9·11”，因为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保护了基地组织，美国人打阿富汗是名正言顺的反恐战争。实际上，阿富汗战争和美元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为什么?因为“9·11”事件双子大厦被撞之后，全世界的投资人对美国的投资环境立刻产生了怀疑，你不是最安全的国家吗?你不是最强大的国家吗?你居然不能保护自己的世界金融中心，我凭什么把钱投在美国呢?

“9·11”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球的资本大量从美国撤走，据统计高达3000亿美元。3000亿美元顿时就使美国的资本项目顺差没有了。2001年时的美国，大约需要每年资本项目顺差7000亿，就是每年净流入美国的钱不能少于7000亿。2001年还有3个多月没过呢，3000多亿美元就没有了，这让美国人下半年的日子怎么过?

做什么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这一局面?打仗。打仗是影响经济生活的快变量手段。这时的美国人亟需一场战争。报复塔利班、报复基地组织、击毙本·拉登只是这场战争的次要目标;主要目标则是要使全世界投资人对美国产生信心，美国的双子大厦被炸塌了，美国会让炸塌它的人死无葬身之地，甚至连他的国家都要完蛋。

在战争打响的当天，当巡航导弹落在喀布尔的土地上之后，道琼斯指数一度短暂下探，随着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道琼斯指数立刻调头，当天上涨600点。华尔街兴高采烈，全球投资人一片欢呼，国际资本对美国重新恢复信心。到了2001年底，大约4000多亿美元回流美国，弥补了这一年的亏空和逆差状态。看看，美国人的战争，就是这样和美元紧密相关。

航母为何让位于全球快速打击系统

很多人对中国的航母充满期待。笔者想让大家知道的是，航母是海上贸易时代的巨无霸。在海上贸易时代，谁控制了海上交通线，谁就能控制海上贸易，谁就控制了海上的资源和资本的流通，这方面的能力非航母莫属。但是今天，资本的流通已经不是通过海上贸易去完成，而是借助互联网，瞬间以光速的形式传输。以光速流通的资本，只需敲几个键，数百亿、上千亿、甚至上万亿的资本瞬间就从一个地方迅速流到另一个地方，这时，擅长控制贸易流、物资流的航母已力不从心。

比如，现在有大量资本在海湾国家云集，美国如果这时候想控制、打击这些国家，把资本驱赶出来，从日本横须贺港派出航母特混编队赶往海湾大约最快需要两个星期，甚至20天到1个月时间。等航母到达时，资本在那里已经翻了好几个跟头，早赚够了钱撤走了。

现在美国提出要开发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用6倍于音速的飞机、5倍于音速的导弹，加上大气层返回式导弹，来跟上资本流带来的变化。一枚导弹落下去，投资环境恶化，资本立刻撤离，然后驱赶资本流回到美国，为美国经济服务。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建立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打击对手、在军事上占上风，更重要的是要用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匹配资本流，而航母特混舰队已匹配不了资本流，所以，我们必须从如何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角度，对武器的更新有更深入的了解。

“空海一体战”难解美国之困

美国用“空海一体战”对付中国，目前这还是一个构想。“空海一体战”被框定在战役级，但它要实现的目标是战略级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轻视，但也不能盲目地陷入“空海一体战”给我们带来的困惑中。

《关于“空海一体战”构想》的第14页有这么一段话：美国人将用“空海一体战”的方式把中国有限的军费拖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笔者发现我们的研究者很少有人关注这句话，只有一个人为此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不要陷入美国的圈套》，不要跟美国人去进行军备竞赛，因为美国人就想把你拉进军备竞赛中。

但在笔者看来，即使是这篇有警示意义的文章，也会由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对国人和军人产生误导，因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并没能看透美国人的全部心思。利用“空海一体战”把中国拖入军备竞赛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如果我们因为发现了这样一个圈套，就决定不加入军备竞赛，结果就会跌入美国人设的另一个圈套——自废武功。

这显然是圈套的圈套、陷阱的陷阱，是个双重圈套、双重陷阱。所以，笔者要说，中国既不要加入同对手的军备竞赛，同时又不能自废武功。那该怎么做?那就要发展我们自己之长，发展对我最有利的东西。最好以我之长克敌之短。起码也要以我之长克敌之长。以我之短克敌之长不行，以敌之长克敌之长同样也不行。看看美国人“空海一体战”最主要的设计：开场就是打击中国的天基系统，让中国致盲;接着打“侦察战”，让中国致聋;然后才来跟你正式开打常规战。

我们怎么办?还是被动接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怎么行?我们必须先具备三种能力。

第一种是卫星反导能力。这种能力将一击致瘫严重信息化依赖的对手，使其盲、聋、哑，与我一道退回二战水平去比拼常规战力。

第二种是远程精打能力。我们必须有能力击沉航母这些高价目标，这样的高价目标如果被击沉，将沉重地打击全世界投资人对美国的信心，使资本不再敢投向美国，就将造成美国严重的战争融资困境。这是美国的作战计划人员没有意识到的，美国同样需要战争融资。美国的印钞机如果在战时不能够对应全球实物财富时，印得越多贬值得就越快，击沉航母将对全球投资人的信心产生巨大打击。如此就会打断美国的金融环球资本循环链。

第三种是必须有网电空间作战的能力，特别是对对手的民用网络系统攻击的能力。如果中国和美国发生战争，我们绝对不要受美国威慑的限制。美国曾说，谁敢攻击华尔街，我将对谁动用核武。不要考虑这一点，让华尔街的金融系统陷入瘫痪，美国社会就将陷入混乱，它将没有力量与中国打仗。

(作者：国防大学教授 乔良)

 

过去的一年，中国决策层以“新常态”概括中国经济所处的新阶段，并获得社会各层广泛共识。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时提出要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国内外各种会议上，他从不同角度对新常态进行了系统论述。中国经济的运行则展现了新常态的诸多特征，并呈现出若干具有长期意义的新变化和新趋势。

2013年，中国经济出现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的趋势，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经济正在表现出一些具有中长期意义的积极转变。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

2014年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启动年，已经开启了“改革与危机赛跑”。中国对未来经济增长进行了调整，2014年经济增长由8.1%下调到7.5%，2015年预测经济增长下调到7%。未来十年平均增速由6.5%下调到6.2%。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增长阶段的转换，转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有显著差别的新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在此阶段正在出现一些具有中长期意义的重要变化。对这个新阶段，目前用“新常态”这样一个概念加以描述。

在改革中形成经济增长新常态

2012-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持续走低（7.8%、7.7%、7.4%）。与增长速度放缓相适应，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堪称历史性的重要转折。

经济增长率和结构的变化

生产率增速下滑是进入新常态的规律性现象。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中国生产率提升速度较快，1978年~2013年间中国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达到3.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37%。近几年我国生产率提升速度趋缓。1980年～2007年间，年均增速超过3%，2007年~2011下滑至1.6%左右。这体现了追赶型经济体的生产率提升速度将规律性地放缓现象，是经济由快速追赶状态向成熟状态的转折。

进入下半程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避免增速“快落”的风险增大同时，实现平稳触底，并转入稳定且可持续的新增长平台。增速触底的一个关键变量是高投资触底。以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而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关联85%左右的总投资变动。所以，投资增速放缓，可以通俗地解释为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三只“靴子”落地。目前，基础设施和出口两只“靴子”已相继落地，房地产投资也开始回落。加上新增长点的成长，以及严重过剩行业的推出和重组大体完成，中国经济增速有望成功触底。

与增长速度放缓相适应，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堪称历史性的重要转折。

第一，中国经济通常被认为是以投资为主、工业为主、较多依靠外需的结构。从2012年起，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超过投资，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外贸出口增幅从过去的20%以上回落到5%-10%（出口增幅的回落，更多要由汇率上升、国内要素成本上升解释）。

第二，率先回落的东部沿海地区逐步适应新环境，呈现增长走稳趋势。

第三，经济增速回调中，就业总体保持稳定。全国职业岗位需求略大于供给，其中技术工人、熟练工人、基础工程师需求缺口较大。当然，如果短期内增速下降较快，总体就业压力仍可能变得突出。

第四，企业盈利水平对增长放缓的适应性增强。自2012年５月以来，工业增加值增速一直在10%附近及以下，但企业亏损情况总体好于历史水平。

在宏观调控层面，主要是通过调结构、促转型来获取新的增长动力。

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期

从大的背景看，中国经济仍处在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经济增长新常态”，或者“中高速稳定增长期”，但是这个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在探索中。

增长速度还与结构转换密不可分。回顾过去30多年的发展，消费增长率基本稳定，出口对增长的直接影响有较大的或然性，总体上占较小的比重。2009-2013年投资总额中，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5%左右，制造业投资在30%以上。大体上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由高投资拉动，高投资很大程度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拉动。

基础设施投资：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和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比的峰值，在2000年前后相继到来，此后逐步下降。今后一些年，这两个比重将大体维持稳定。由于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密度已与发达经济体接近，高速铁路建设位居世界前列，移动通讯工具普及率较高等因素，以上领域作为基础设施重要组成部分的投资增幅有限。

房地产：2011年房地产投资可能已达历史峰值。2014-2015年，基于施工面积测算的城镇住宅投资实际增速将降至10％以下，“十三五”期间和2020年以后，城镇住宅的实际增速可能将低于5%。

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它们所拉动的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产能过剩严重，这些行业的投资增速也相应下降。出口增速下降到10%或以下水平，也相应减缓了制造业投资的增长。

这样，随着主要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驱动的投资高增长的结束，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时代也相应结束。增长阶段的转换势在必行。

投资增长放缓后，消费比重将相应上升。相应地，在产业领域，服务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出口增速的下降，也使增长更多地依靠内需。这样，所对应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条件都要求发生系统性变革。

经济增长动力调整的挑战

由旧常态转到新常态，所面临的问题、矛盾、挑战多于其他时期是必然和正常的。从国际经验看，许多经济体正是在这个时期出了大的问题。中国的经济转型正在进行中，很可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主动适应并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转型下半程的中心任务。

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背后是经济结构重大调整和体制政策环境的深刻变革。从中国目前情况看，这一转换过程将主要遇到以下重要挑战：

1、如何有效把控和化解转换过程中的财政金融风险。尽管增长过程中存在低效率和风险隐患，但只要有足够大的需求空间，高增长本身具有化解或推后财政金融风险的特性。但当高增长势头难以延续，风险就会显露。

2、如何拓展新增长领域并促进多种形式的创新。这些新增长领域可能由于潜在需求被挖掘而催生（如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也可能由于新技术出现而触发（如网购），还可能由应对既有突出的问题而引发（节能，节水，减排、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其中潜力最大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创新是拓展新增长领域更重要的途径。除技术创新外，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制度和政策创新的空间也很可观。

在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原有的增长动力减弱或衰退，新的增长动力尚在启动或培育之中。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根本性挑战。增长动力转变的关键，是如何更大程度地促进科技创新和提升技术效率。

以深化改革应对增长阶段转换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战略部署。应对增长阶段转换期的挑战，争取在不长时间内平稳转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把决定中提出的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今后一个时期的改革将分为两类。一类是攻坚性改革，对那些看得较准，条件具备，风险可以承受的“硬骨头问题”，集中力量和时间争取取得决定性进展。另一类是探索性改革，对那些方向和目录大体明确，但改革路径和方法仍有较大不确定的领域，允许和鼓励地方、基层开展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将那些有普遍意义的内容上升为全国政策。今后一个时期应着力从五个方面推进改革：

一是防控和化解金融风险，当前财政金融风险隐患集中在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等领域。应正确处理局部风险和全局风险的关系，通过改革强化约束、增进效率，以局部风险的有效释放争取不出现系统性风险。

二是以破除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为重点加快基础产业领域改革。集中体现在基础产业。在这一领域的放宽准入上，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动作，既要“放小”，也要“放大”。

三是以降成本为重点促进企业盈利模式转换。当前对企业转型升级形成严重制约的有六项成本，即劳动成本、土地成本、资金成本、流通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成本和准入成本。降低这六项成本都亟待相关改革的深入和突破。

四是以服务业为重点，加快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服务业是中国下一步增长和潜力最大，新增长点众多的领域。要把服务业作为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点，着力推进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对外开放。与此同时，更要加快服务业的对内开放。

五是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很大程度上是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高竞争力的制造业与高质量的服务业是密不可分的。必须毫不动摇地持续发展制造业，重点是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并逐步实现由低成本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换。

2014年经济回顾和2015—20124年展望

结构升级将继续是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未来十年消费率将快速上升，将由目前的50%上升到2023年的60%以上，相应的投资率将不断下滑，到2030年将下滑到35%左右。未来十年服务业占比将从目前的46%上升至2023年的57%左右，相应农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将有所下滑。

2014年经济处于合理区间，风险累积

2014年，GDP增长7.4%，经济运行仍处在合理区间。2012年以来，经济运行在下行趋势中避免了大起大落，为各类市场主体有序转型创造了较好的宏观环境。

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政府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进一步规范。财税、金融等改革稳步推进。中韩、中澳自贸区完成实质性谈判，APEC会议达成了建立亚太自贸区的时间表。自贸区建设平稳推进，对外开放正在迈上新台阶。

加强发展薄弱环节。加大中西部铁路、棚户区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等建设，进一步夯实农业基础，实现粮食生产“十一连增”。

“一带一路”战略加快推进。城镇新增就业达1300万人。从全国就业供求分析看，“求人倍率”稳定在1.1左右，总体上求大于供。31个大中城市的调查失业率为5%左右，并未随经济下行而走高。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新增劳动力总量压力已经明显减弱。经济结构发生积极变化。三产拉动GDP增长3.8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1.6%。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稳步上升，超过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带动力。

工业：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3%，财政收入和税收增速分别为8.6%和7.8%。效益指标相对于经济增速的弹性减小，表明市场主体逐步适应宏观环境的变化。行业盈利水平出现分化（煤炭、冶金、有色、化工等重化工业销售利润大幅下滑，纺织服装、家具、金属制品、家电等传统优势产业基本稳定，医药、仪器仪表、运输设备、专用设备等高端制造业利润保持较高水平）。这表明，随着结构升级，不同行业的企业在逐步形成与7%左右的经济增速和10%左右的工业增速适应的运营机制。

房地产：

2014年全年完成城镇住宅投资6.5万亿元，较上年增10.5%，增速降至16年来的新低。住宅新开工13亿平方米，较上年降12%。土地购置面积下降14.5%，成交总价款与上年持平。城镇住宅销售面积10.5亿平方米，销售收入6.1万亿元，均较上年降10%。70个大中城市价格同比下降2.7%。

近3年施工和竣工面积年均增速降至10%和5%左右，仅相当于2004-2011年均增速的一半。按照住房建设规律，施工和竣工的阶段性高点预计可能在“十三五”期间出现。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投资11.2万亿元，同比增20.29%（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增23.6%，交运仓储邮政增18.6%，电热气水增17.1%）。西部地区的交通建设投资额及增速均超过东、中部地区。增速比上年低0.91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中央加快清理地方债务、土地市场趋冷。

当前，经济运行仍存在一些严峻问题：

第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从投资、消费和外需几方面看，增长动力面临“青黄不接”的挑战。

第二，经济结构调整偏慢，产能过剩的问题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实体经济整体效益下降。整个制造业的设备利用率仅70.8%。传统产业产能过剩行业从钢铁，电解铝，水泥，汽车等扩展到焦炭，电石，铁合金，铜冶炼，纺织，石化等行业；新兴产业产能过剩包括碳纤维，风电，LED，锂电池，光伏等领域。重化工业和国家鼓励发展的新兴产业，往往是地方赖以提高地方经济的着力点。由于地方保护和缺乏有效退出机制，过剩产能调整进展缓慢。这使得行业整体受到拖累，破产倒闭的风险增加，并引发金融财政风险。

第三，房地产泡沫、流动性风险和地方债务等风险有所累积，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与财政支出刚性增长之间的矛盾有所突出。

（1）经过近些年的迅猛发展，房地产市场的区域格局发生分化。一二线城市因吸纳就业能力高，城市规模仍在扩张；三四线城市住房出现供大于求局面，但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惯性作用下继续供地。

（2）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和政府债务规模急剧膨胀，支持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至2013年6月底，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7万亿元（占GDP36.7％），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9万亿，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6.7万亿，三项累计30.3万亿元。由于缺乏稳定的地方支柱税种和主体税源，过度依靠土地财政和抵押贷款，现有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显然不可持续。

（3）货币供应量持续高于GDP名义增速，债务余额占GDP比例已达215%左右，货币总量巨大与资金价格高企并存，大量新增资金配置到房地产、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挤出实体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推高市场利率。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调整、地方债务累积、制造业经营困难，导致部分债务违约、小贷公司破产，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加上联保互保等因素，金融风险快速积累。目前风险尚在可控范围。

表1 中国政府债务规模（单位：亿元）

第四，农业、外贸、社会、民生和生态环境等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

 

预计2015年增长趋势

2015年，国际经济明显分化，内需增长仍面临下行压力。预计2015年经济增长率为7%左右。

国际经济低迷，影响出口增长

第一，各主要经济体经济走势和经济政策进一步分化。美国经济增长趋稳，失业率降至5.6%，受能源成本下降、消费和投资增长企稳等因素支撑，2015年增速可能达到3%。欧盟经济仍在衰退边沿，欧央行从3月份每月购入600亿欧元政府和私人债券，德国、西班牙等经济景气有所好转，2015年有望止跌回稳。日本经济低位增长，结构改革难有实质推进，经济增长超过1%的概率较低。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将略有回升，但发达经济体的带动效应有限，加之资金外流等，回升势头脆弱。

第二，各国经济运行和政策出现巨大差异，国际资本流动加剧，部分国家资本估值偏高、面临调整。金融市场波动加剧。

第三，受全球需求不振、地缘政治冲突以及美国页岩气和页岩油大规模生产等因素影响，石油价格大幅下滑，带动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下行，对资源输出型国家经济有不利影响。

第四，非经济因素：地缘政治冲突、乌克兰危机、埃博拉病毒、伊斯兰极端势力等，冲击全球经济的稳定。

展望2015年，世界经济在分化中维持总体稳定。综合考虑我国出口结构特点和美元升值因素，我国出口增速有望达到7%左右。

投资是关键因素

2015年，外部需求难有起色。经济运行关键看内需，内需的关键则在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综合测算，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有望增长14%左右。

2014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房地产、基础设施占比分别为33.5%、26%、22.5%，三项都面临下行压力。

第一，制造业投资将小幅降低。钢铁、水泥等重化工业产能整体过剩，房地产调整，汽车生产进入相对低增长期，制造业投资增速仍处下行通道。考虑加速折旧、设备更新、出口趋稳等短期积极因素，预计2015 年制造业投资增长12%左右。

第二，房地产去库存任务较重。2014年全国待售住房面积增加近30%（前三年待售面积平均增加32%），其中北上广深四市待售面积增速分别是-10.5%、10.8%、7.3%、20.5%。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速预计在7%左右，商品房销售面积和收入增幅预计增长5%-10%。需求增长放缓的趋势难以扭转。我国城镇户均住房在2013年已达到1套，供求基本平衡。新执行的信贷政策对住宅销售的增长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预计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幅降到7%左右，比2014年降低5个百分点。

第三，基础设施投资支撑不足。一方面地方政府融资难度加大，公私合作（PPP）短期难担当大任；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央提出的关于“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长江黄金水道”等重大发展战略，若中央财政适当加大支持力度，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有望达到20-23%，但维持不了过去10年25-30%的高速增长态势。

另外，服务业、现代农业投资仍有望保持较快增长。

消费增长稳中趋降，物价压力不明显

2009年以来我国消费增速快于GDP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调整的压力正在积累。特别是随着经济减速，收入增长也将放慢，住房、汽车消费带动的增长效应也在减弱，居民消费支出呈稳中趋降态势。考虑信息等新消费形态较快增长，消费短期降幅不会太明显。预计2015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11%左右。预计2015年CPI涨幅1.8%。

总体判断：综合内外条件，我国2015年经济增速将继续下降，但有条件争取7%左右的增长。但国际经济、国内投资市场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不排除增速低于7%的可能。

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要力争速度下台阶的同时质量上台阶；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防控和化解风险，防止矛盾激化；将深化改革与扩大内需有机结合，把有利于稳增长、促创新的改革举措放在优先位置。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就业、稳效益、控风险、促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2015-2024展望*

预测2015-2024年的10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6.2%。到2024年，人均GDP将由目前接近5万元上升至12万元左右（从7500美元上升至2.2万美元左右），与韩国21世纪初以及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的发展水平相当。届时城镇化率将达到63.5%左右。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将不断调整。（1）消费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未来10年，消费率将由目前的50%左右上升至2024年的60%以上，投资率将下滑至37%左右。（2）未来10年服务业占比将由目前的48%左右上升至2024年的60%左右，农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将有所下滑。（3）技术进步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与过去相比，未来10年TFP增长率将有所下滑，但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过去平均30%左右上升至2024 年40%左右。

表2 2015-2024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展望

房地产：未来10年新开工需求不足1亿套

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接近55%，城镇常住人口约7.5亿人。约2.6亿个家庭（按照户均2.85人折算，暂不区分家庭户和集体户）。同年，我国城镇住宅总面积大约为215亿平方米（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8.7平方米），套均面积超过85平方米，住房总量超过2.5亿套。按照常住人口口径，每户城镇家庭已拥有近一套住房。

综合联合国人口署等多家机构的预测，2024年我国人口将达14.2亿。未来10年城镇常住人口年均增幅约1700万人，2024年达9.2亿人、3.38亿城镇家庭（按每家2.7人折算），城镇化率65%。按每户1.05套、套均92平方米推算，大致需要住房3.5亿套，320亿平方米。考虑折旧拆迁等因素，预计需要新建近1.2亿套住房。

2014年施工面积共52亿平方米，在建住宅4500万套（按套均105平方米、扣除6%不可销售部分）。按此推算，未来10 年每年城镇住宅新开工水平不足1000万套。

房地产业仍然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1977年到2010年，美、日等国房地产行业占GDP的比重从8-10%上升至13%左右。2013年中国房地产增加值占GDP比重不足6%，与发达国家平均10%的比重还有一定差距。

基础设施：投资空间估计不可过高

这里主要对铁路和公路的里程数和投资水平、邮电通讯的实物量和投资水平等进行预测。今后5-10 年，基础设施投资将主要集中在城市群的互联互通、转移人口市民化引致的公共服务，以及人口进一步集聚引致的能源、资源和供应链配置与建设需求等方面。2014年中央提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重大战略，所涉及区域未来基础设施投资将有较快发展。

1949 -2014 年，中国铁路里程数从2. 18万公里增长到11.2万公里，年均增幅3.1%（其中2008-2013年均增长5.3%）。2009 -2014 年高铁总里程从6600 公里快速上升到16000 公里，居世界第一位。

2014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2.5万亿元，其中铁路8088亿元、公路建设15256亿元、水运建设1458亿元。

表3 未来10年中国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实物量的预测值

2004 -2013 年，全国和各地基础设施投资的社会回报率从39%降至25%，其中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社会回报率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这表明全国和各地基础设施投资的可持续性存在较大挑战。

从长期需求看基础设施投资和资本存量的提升空间：东部地区的交通、能源和通讯水平已接近或部分超过了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中西部城市化率较低，根据对未来10年趋势预测，还有相当大的投资空间，但不可估计过高。从全局看，未来几年主要是续建2009年开工的许多重大基建项目，短期内新一轮的基建投资高潮很难形成。

投资导向要从过去的积极主动型向后向诱导式转变。重点是加快构建以地方债和政策性金融体系为核心的新型投融资模式，更多运用PPP等市场化投融资模式，提高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和长期可持续性。

汽车需求增速较快

2014年，国内汽车生产2372.29万辆，销售2349.1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7.3%和6.9%，产销增幅较上年回落约7个百分点。乘用车和商用车分别销售1970.06万辆和379.13万辆，比上年分别增长9.89%和-6.53%。

与上年相比，价格10万元以下车型的比重持续降低，10-15万元及30 万元以上车型需求比重明显提升。汽车市场价格波动主要体现在乘用车上。

2014年，民用汽车保有量（不含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和千人汽车拥有量分别达到1.45亿辆和106辆，较上年分别增长14.2%和13.7%。预计2015国产新车销量2425-2465万辆，增长3.4%-5.0%。

根据典型国际经验，中国已进入千人汽车拥有量从100辆到200辆的中高速增长阶段。未来5 -7 年，千人汽车拥有量增幅将保持11%-12%的增速区间)。随着经济增速的逐步下降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汽车市场将过渡到饱和期发展阶段。预计到2024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3.5%左右，我国总汽车保有量为3.6亿辆，新车产销规模达到3000万辆，千人拥有251辆。

出口：转型升级任重道远

2014年的出口，剔除对香港特区和台湾地区的出口，实际上延续了2013年3月以来在波动中逐步回升的趋势，第四季度下跌，原因是美欧进口增长迟缓。

出口结构调整：纺织品、服装、旅行箱包等增速低于上年，彩电、汽车零件、自行车、钢铁的增速高于上年，机械和运输设备在欧美的市场份额出现了重新上升的势头。

根据国际经济形势分析，外需形势将有所改善，但存在不利因素。人民币跟随美元被动升值会削弱出口的价格竞争力。2015年出口增速大致与2014年持平，在6%左右。

2014年外商直接投资连续第三年下降，降幅达12%。加工贸易出口将继续低迷。由于劳动力和土地等成本上升，外资企业布局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合计占比从2006年的不足7%提高到16%，东部则从近90%降至81%。

预计未来10年，如果能培育新的出口竞争优势，中国出口名义增速将保持在10%左右。

我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的调整过程还远未结束。2009年机械产品（电动机械和非电动机械合计）占中国全部货物出口的比重曾达到44%，表面看和韩国、日本的峰值水平相当（45%和50%），但由于中国出口的大量机械电子产品主要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在国内完成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增值率并不高。如只算非加工贸易，中国的这一比重只有26%左右（2011）。

按照增加值贸易统计，可以有效剔除因多次跨境生产、运输带来的贸易统计重复计算，更准确地反映某出口部门在价值增值方面的贡献。比如，中国电动机械占出口总值的比重为25%（2013），韩国最高为30%，日本最高为23%。而中国电动机械在工业品增加值出口中的比重是18%（2010），韩国和日本最高分别为29%和28%。在人均GDP水平快速提高、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减弱的情况下，中国要想保持出口制造业的竞争力，必须不断提升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工业和出口中的比重。这也是提高制造业整体生产率的必由之路。

就业与人口

就业形势：2014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普通工人就业数量减少。但因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就业岗位需求的增长减少。全年新增就业1332万人，比2013年多增12 万人，保持了2009年以来就业稳定增长的态势。

大学生求职数量创新高，就业形势稍好于2013年。2001年高校毕业生103.6万人，2014年达727万人（含研究生），2015年预计749万人，占城镇新增就业的比重从不到30%到超过50%（2011年起），成为最主要的新增就业群体。

据计算，1991年以来我国城镇失业率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2003-2009 年，城镇失业率从10.52%降至8.56%，2012-2014年保持在6.3%左右。

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农业劳动力：2013年，我国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的31.4%。据北大家庭追踪调查，在乡村人口中，真正纯务农的劳动力仅占15岁以上人口的1.76%，有30.38%的劳动力以务农为主兼打工，另有14.9%的劳动力以非农工作为主兼营农业。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在相同发展水平时，农业就业比重分别是17.3%、16.4%、12.9%。“十三五”期间，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仍有潜力。

人口：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人口模型预测，到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4.12亿，平均每年增长0.53%，2030年达到14.42亿峰值，2050年约14.0亿。

“十三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年将减少0.2%、约200 万人；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15年的9.33亿下降到2020年的9.23亿。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幅度将逐年增大，2020年约比上年减少293万人，而2025年约比上年减少707万人。

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了整体就业压力，但也带来部分行业劳动力供应不足问题。2014年，起各地均开始实施单独两孩政策，这有助于提升我国人口生育率和减缓人口老龄化。

联合国预测，到2020年，主要经济体的人口抚养比（每个15-64岁的劳动人口抚养儿童和老人的比例），日本是70.2%，法国61.9%，美国、英国、德国55-58%，印度、俄罗斯48%-49%，巴西、中国、韩国在42%左右。未来10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仍处于较低水平。

（编辑高梁 季节）

*此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4~2023、2015~2024）年度研究报告摘编，这两份报告分别由中信出版社2014年、2015年出版。

*本课题采用一般均衡模型用于模拟经济结构变化，进行长期经济展望。该模型除了考虑供给侧影响因素外，还纳入了需求侧影响因素，将两方面因素综合在一个完整框架之中。将投资增长与需求侧变化建立直接联系，来综合反映两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模型选取城镇居民新建住房的增速、城市居民人口增速、出口增速、汽车保有量增速以及人均GDP五个指标，分别作为影响投资需求的主要因素，同时利用后发追赶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面板数据将这些指标与相应投资的增速进行回归，寻找投资变化的定量规律。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围绕转型升级任务迫切、融合创新特点明显、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领域，提出了11个具体行动：一是“互联网+”创业创新，充分发挥互联网对创业创新的支撑作用，推动各类要素资源集聚、开放和共享，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二是“互联网+”协同制造，积极发展智能制造和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提升网络化协同制造水平，加速制造业服务化转型。三是“互联网+”现代农业，构建依托互联网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发展精准化生产方式，培育多样化网络化服务模式。四是“互联网+”智慧能源，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智能化，建设分布式能源网络，发展基于电网的通信设施和新型业务。五是“互联网+”普惠金融，探索推进互联网金融云服务平台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拓宽服务覆盖面，拓展互联网金融服务创新的深度和广度。六是“互联网+”益民服务，创新政府网络化管理和服务，大力发展线上线下新兴消费和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养老、教育、旅游、社会保障等新兴服务。七是“互联网+”高效物流，构建物流信息共享互通体系，建设智能仓储系统，完善智能物流配送调配体系。八是“互联网+”电子商务，大力发展农村电商、行业电商和跨境电商，推动电子商务应用创新。九是“互联网+”便捷交通，提升交通基础设施、运输工具、运行信息的互联网化水平，创新便捷化交通运输服务。十是“互联网+”绿色生态，推动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加强资源环境动态监测，实现生态环境数据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十一是“互联网+”人工智能，加快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突破，培育发展人工智能新兴产业，推进智能产品创新，提升终端产品智能化水平。

附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互联网与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具有广阔前景和无限潜力，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正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影响。积极发挥我国互联网已经形成的比较优势，把握机遇，增强信心，加快推进“互联网+”发展，有利于重塑创新体系、激发创新活力、培育新兴业态和创新公共服务模式，对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在互联网技术、产业、应用以及跨界融合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已具备加快推进“互联网+”发展的坚实基础，但也存在传统企业运用互联网的意识和能力不足、互联网企业对传统产业理解不够深入、新业态发展面临体制机制障碍、跨界融合型人才严重匮乏等问题，亟待加以解决。为加快推动互联网与各领域深入融合和创新发展，充分发挥“互联网+”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重要作用，现就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提出以下意见。

一、行动要求

（一）总体思路。

顺应世界“互联网+”发展趋势，充分发挥我国互联网的规模优势和应用优势，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加速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强各行业创新能力，构筑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和新动能。坚持改革创新和市场需求导向，突出企业的主体作用，大力拓展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的广度和深度。着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发展潜力和活力；着力做优存量，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着力做大增量，培育新兴业态，打造新的增长点；着力创新政府服务模式，夯实网络发展基础，营造安全网络环境，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二）基本原则。

坚持开放共享。营造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将互联网作为生产生活要素共享的重要平台，最大限度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形成以开放、共享为特征的经济社会运行新模式。

坚持融合创新。鼓励传统产业树立互联网思维，积极与“互联网+”相结合。推动互联网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加速渗透，以融合促创新，最大程度汇聚各类市场要素的创新力量，推动融合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和新支柱。

坚持变革转型。充分发挥互联网在促进产业升级以及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中的平台作用，引导要素资源向实体经济集聚，推动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变革。创新网络化公共服务模式，大幅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坚持引领跨越。巩固提升我国互联网发展优势，加强重点领域前瞻性布局，以互联网融合创新为突破口，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实现跨越式发展。

坚持安全有序。完善互联网融合标准规范和法律法规，增强安全意识，强化安全管理和防护，保障网络安全。建立科学有效的市场监管方式，促进市场有序发展，保护公平竞争，防止形成行业垄断和市场壁垒。

（三）发展目标。

到2018年，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深化，基于互联网的新业态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互联网支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互联网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协同互动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经济发展进一步提质增效。互联网在促进制造业、农业、能源、环保等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基于互联网的新兴业态不断涌现，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对经济提质增效的促进作用更加凸显。

——社会服务进一步便捷普惠。健康医疗、教育、交通等民生领域互联网应用更加丰富，公共服务更加多元，线上线下结合更加紧密。社会服务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公众享受到更加公平、高效、优质、便捷的服务。

——基础支撑进一步夯实提升。网络设施和产业基础得到有效巩固加强，应用支撑和安全保障能力明显增强。固定宽带网络、新一代移动通信网和下一代互联网加快发展，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型基础设施更加完备。人工智能等技术及其产业化能力显著增强。

——发展环境进一步开放包容。全社会对互联网融合创新的认识不断深入，互联网融合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有效破除，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取得实质性进展，相关标准规范、信用体系和法律法规逐步完善。

到2025年，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的“互联网+”产业生态体系基本完善，“互联网+”新经济形态初步形成，“互联网+”成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二、重点行动

（一）“互联网+”创业创新。

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创新驱动作用，以促进创业创新为重点，推动各类要素资源聚集、开放和共享，大力发展众创空间、开放式创新等，引导和推动全社会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等负责，列第一位者为牵头部门，下同）

1.强化创业创新支撑。鼓励大型互联网企业和基础电信企业利用技术优势和产业整合能力，向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开放平台入口、数据信息、计算能力等资源，提供研发工具、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提高小微企业信息化应用水平，培育和孵化具有良好商业模式的创业企业。充分利用互联网基础条件，完善小微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集聚创业创新资源，为小微企业提供找得着、用得起、有保障的服务。

2.积极发展众创空间。充分发挥互联网开放创新优势，调动全社会力量，支持创新工场、创客空间、社会实验室、智慧小企业创业基地等新型众创空间发展。充分利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商贸企业集聚区、小微企业创业示范基地等现有条件，通过市场化方式构建一批创新与创业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孵化与投资相结合的众创空间，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的工作空间、网络空间、社交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实施新兴产业“双创”行动，建立一批新兴产业“双创”示范基地，加快发展“互联网+”创业网络体系。

3.发展开放式创新。鼓励各类创新主体充分利用互联网，把握市场需求导向，加强创新资源共享与合作，促进前沿技术和创新成果及时转化，构建开放式创新体系。推动各类创业创新扶持政策与互联网开放平台联动协作，为创业团队和个人开发者提供绿色通道服务。加快发展创业服务业，积极推广众包、用户参与设计、云设计等新型研发组织模式，引导建立社会各界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动跨区域、跨领域的技术成果转移和协同创新。

（二）“互联网+”协同制造。

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强产业链协作，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协同制造新模式。在重点领域推进智能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制造和服务型制造，打造一批网络化协同制造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形成制造业网络化产业生态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共同牵头）

1.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以智能工厂为发展方向，开展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加快推动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等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推进生产装备智能化升级、工艺流程改造和基础数据共享。着力在工控系统、智能感知元器件、工业云平台、操作系统和工业软件等核心环节取得突破，加强工业大数据的开发与利用，有效支撑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构建开放、共享、协作的智能制造产业生态。

2.发展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支持企业利用互联网采集并对接用户个性化需求，推进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和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的柔性化改造，开展基于个性化产品的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鼓励互联网企业整合市场信息，挖掘细分市场需求与发展趋势，为制造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提供决策支撑。

3.提升网络化协同制造水平。鼓励制造业骨干企业通过互联网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协同，促进生产、质量控制和运营管理系统全面互联，推行众包设计研发和网络化制造等新模式。鼓励有实力的互联网企业构建网络化协同制造公共服务平台，面向细分行业提供云制造服务，促进创新资源、生产能力、市场需求的集聚与对接，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加快全社会多元化制造资源的有效协同，提高产业链资源整合能力。

4.加速制造业服务化转型。鼓励制造企业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整合产品全生命周期数据，形成面向生产组织全过程的决策服务信息，为产品优化升级提供数据支撑。鼓励企业基于互联网开展故障预警、远程维护、质量诊断、远程过程优化等在线增值服务，拓展产品价值空间，实现从制造向“制造+服务”的转型升级。

（三）“互联网+”现代农业。

利用互联网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培育一批网络化、智能化、精细化的现代“种养加”生态农业新模式，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加快完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培育多样化农业互联网管理服务模式，逐步建立农副产品、农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农业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商务部、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林业局等负责）

1.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鼓励互联网企业建立农业服务平台，支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加强产销衔接，实现农业生产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科技化、组织化和精细化水平，推进农业生产流通销售方式变革和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值空间。规范用好农村土地流转公共服务平台，提升土地流转透明度，保障农民权益。

2.发展精准化生产方式。推广成熟可复制的农业物联网应用模式。在基础较好的领域和地区，普及基于环境感知、实时监测、自动控制的网络化农业环境监测系统。在大宗农产品规模生产区域，构建天地一体的农业物联网测控体系，实施智能节水灌溉、测土配方施肥、农机定位耕种等精准化作业。在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基地和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基地，推动饲料精准投放、疾病自动诊断、废弃物自动回收等智能设备的应用普及和互联互通。

3.提升网络化服务水平。深入推进信息进村入户试点，鼓励通过移动互联网为农民提供政策、市场、科技、保险等生产生活信息服务。支持互联网企业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合作，综合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建立农业信息监测体系，为灾害预警、耕地质量监测、重大动植物疫情防控、市场波动预测、经营科学决策等提供服务。

4.完善农副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充分利用现有互联网资源，构建农副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公共服务平台，推进制度标准建设，建立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衔接机制。支持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利用互联网技术，对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精细化信息化管理，加快推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二维码、无线射频识别等信息技术在生产加工和流通销售各环节的推广应用，强化上下游追溯体系对接和信息互通共享，不断扩大追溯体系覆盖面，实现农副产品“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可追溯，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四）“互联网+”智慧能源。

通过互联网促进能源系统扁平化，推进能源生产与消费模式革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节能减排。加强分布式能源网络建设，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促进能源利用结构优化。加快发电设施、用电设施和电网智能化改造，提高电力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能源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负责）

1.推进能源生产智能化。建立能源生产运行的监测、管理和调度信息公共服务网络，加强能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信息对接和生产消费智能化，支撑电厂和电网协调运行，促进非化石能源与化石能源协同发电。鼓励能源企业运用大数据技术对设备状态、电能负载等数据进行分析挖掘与预测，开展精准调度、故障判断和预测性维护，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安全稳定运行水平。

2.建设分布式能源网络。建设以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多能源协调互补的能源互联网。突破分布式发电、储能、智能微网、主动配电网等关键技术，构建智能化电力运行监测、管理技术平台，使电力设备和用电终端基于互联网进行双向通信和智能调控，实现分布式电源的及时有效接入，逐步建成开放共享的能源网络。

3.探索能源消费新模式。开展绿色电力交易服务区域试点，推进以智能电网为配送平台，以电子商务为交易平台，融合储能设施、物联网、智能用电设施等硬件以及碳交易、互联网金融等衍生服务于一体的绿色能源网络发展，实现绿色电力的点到点交易及实时配送和补贴结算。进一步加强能源生产和消费协调匹配，推进电动汽车、港口岸电等电能替代技术的应用，推广电力需求侧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基于分布式能源网络，发展用户端智能化用能、能源共享经济和能源自由交易，促进能源消费生态体系建设。

4.发展基于电网的通信设施和新型业务。推进电力光纤到户工程，完善能源互联网信息通信系统。统筹部署电网和通信网深度融合的网络基础设施，实现同缆传输、共建共享，避免重复建设。鼓励依托智能电网发展家庭能效管理等新型业务。

（五）“互联网+”普惠金融。

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全面提升互联网金融服务能力和普惠水平，鼓励互联网与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的融合创新，为大众提供丰富、安全、便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不同层次实体经济的投融资需求，培育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型企业。（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网信办等负责）

1.探索推进互联网金融云服务平台建设。探索互联网企业构建互联网金融云服务平台。在保证技术成熟和业务安全的基础上，支持金融企业与云计算技术提供商合作开展金融公共云服务，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精准化的金融产品。支持银行、证券、保险企业稳妥实施系统架构转型，鼓励探索利用云服务平台开展金融核心业务，提供基于金融云服务平台的信用、认证、接口等公共服务。

2.鼓励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拓宽服务覆盖面。鼓励各金融机构利用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在更广泛地区提供便利的存贷款、支付结算、信用中介平台等金融服务，拓宽普惠金融服务范围，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支撑。支持金融机构和互联网企业依法合规开展网络借贷、网络证券、网络保险、互联网基金销售等业务。扩大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试点，充分发挥保险业在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中的作用。推动金融集成电路卡（IC卡）全面应用，提升电子现金的使用率和便捷性。发挥移动金融安全可信公共服务平台（MTPS）的作用，积极推动商业银行开展移动金融创新应用，促进移动金融在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等领域的规模应用。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借助互联网技术发展消费信贷业务，支持金融租赁公司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金融租赁业务。

3.积极拓展互联网金融服务创新的深度和广度。鼓励互联网企业依法合规提供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中小微企业、创新型企业和个人的投融资需求。规范发展网络借贷和互联网消费信贷业务，探索互联网金融服务创新。积极引导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投资于互联网金融企业。利用大数据发展市场化个人征信业务，加快网络征信和信用评价体系建设。加强互联网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和投资者保护，建立多元化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改进和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提高金融服务安全性，有效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及其外溢效应。

（六）“互联网+”益民服务。

充分发挥互联网的高效、便捷优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服务消费成本。大力发展以互联网为载体、线上线下互动的新兴消费，加快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养老、教育、旅游、社会保障等新兴服务，创新政府服务模式，提升政府科学决策能力和管理水平。（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卫生计生委、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林业局、旅游局、网信办、信访局等负责）

1.创新政府网络化管理和服务。加快互联网与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促进公共服务创新供给和服务资源整合，构建面向公众的一体化在线公共服务体系。积极探索公众参与的网络化社会管理服务新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应用平台等，加快推进政务新媒体发展建设，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交流，提高政府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响应速度，提升政府科学决策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深入推进网上信访，提高信访工作质量、效率和公信力。鼓励政府和互联网企业合作建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探索开展一批社会治理互联网应用试点，打通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之间的数据壁垒，利用大数据分析手段，提升各级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加强对“互联网+”行动的宣传，提高公众参与度。

2.发展便民服务新业态。发展体验经济，支持实体零售商综合利用网上商店、移动支付、智能试衣等新技术，打造体验式购物模式。发展社区经济，在餐饮、娱乐、家政等领域培育线上线下结合的社区服务新模式。发展共享经济，规范发展网络约租车，积极推广在线租房等新业态，着力破除准入门槛高、服务规范难、个人征信缺失等瓶颈制约。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文化、媒体和旅游等服务，培育形式多样的新型业态。积极推广基于移动互联网入口的城市服务，开展网上社保办理、个人社保权益查询、跨地区医保结算等互联网应用，让老百姓足不出户享受便捷高效的服务。

3.推广在线医疗卫生新模式。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卫生服务，支持第三方机构构建医学影像、健康档案、检验报告、电子病历等医疗信息共享服务平台，逐步建立跨医院的医疗数据共享交换标准体系。积极利用移动互联网提供在线预约诊疗、候诊提醒、划价缴费、诊疗报告查询、药品配送等便捷服务。引导医疗机构面向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开展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等远程医疗服务。鼓励互联网企业与医疗机构合作建立医疗网络信息平台，加强区域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整合，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提高重大疾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能力。积极探索互联网延伸医嘱、电子处方等网络医疗健康服务应用。鼓励有资质的医学检验机构、医疗服务机构联合互联网企业，发展基因检测、疾病预防等健康服务模式。

4.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支持智能健康产品创新和应用，推广全面量化健康生活新方式。鼓励健康服务机构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搭建公共信息平台，提供长期跟踪、预测预警的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发展第三方在线健康市场调查、咨询评价、预防管理等应用服务，提升规范化和专业化运营水平。依托现有互联网资源和社会力量，以社区为基础，搭建养老信息服务网络平台，提供护理看护、健康管理、康复照料等居家养老服务。鼓励养老服务机构应用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便携式体检、紧急呼叫监控等设备，提高养老服务水平。

5.探索新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鼓励互联网企业与社会教育机构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数字教育资源，提供网络化教育服务。鼓励学校利用数字教育资源及教育服务平台，逐步探索网络化教育新模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促进教育公平。鼓励学校通过与互联网企业合作等方式，对接线上线下教育资源，探索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教育公共服务提供新方式。推动开展学历教育在线课程资源共享，推广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等网络学习模式，探索建立网络学习学分认定与学分转换等制度，加快推动高等教育服务模式变革。

（七）“互联网+”高效物流。

加快建设跨行业、跨区域的物流信息服务平台，提高物流供需信息对接和使用效率。鼓励大数据、云计算在物流领域的应用，建设智能仓储体系，优化物流运作流程，提升物流仓储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和运转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交通运输部、网信办等负责）

1.构建物流信息共享互通体系。发挥互联网信息集聚优势，聚合各类物流信息资源，鼓励骨干物流企业和第三方机构搭建面向社会的物流信息服务平台，整合仓储、运输和配送信息，开展物流全程监测、预警，提高物流安全、环保和诚信水平，统筹优化社会物流资源配置。构建互通省际、下达市县、兼顾乡村的物流信息互联网络，建立各类可开放数据的对接机制，加快完善物流信息交换开放标准体系，在更广范围促进物流信息充分共享与互联互通。

2.建设深度感知智能仓储系统。在各级仓储单元积极推广应用二维码、无线射频识别等物联网感知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实现仓储设施与货物的实时跟踪、网络化管理以及库存信息的高度共享，提高货物调度效率。鼓励应用智能化物流装备提升仓储、运输、分拣、包装等作业效率，提高各类复杂订单的出货处理能力，缓解货物囤积停滞瓶颈制约，提升仓储运管水平和效率。

3.完善智能物流配送调配体系。加快推进货运车联网与物流园区、仓储设施、配送网点等信息互联，促进人员、货源、车源等信息高效匹配，有效降低货车空驶率，提高配送效率。鼓励发展社区自提柜、冷链储藏柜、代收服务点等新型社区化配送模式，结合构建物流信息互联网络，加快推进县到村的物流配送网络和村级配送网点建设，解决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问题。

（八）“互联网+”电子商务。

巩固和增强我国电子商务发展领先优势，大力发展农村电商、行业电商和跨境电商，进一步扩大电子商务发展空间。电子商务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不断深化，网络化生产、流通、消费更加普及，标准规范、公共服务等支撑环境基本完善。（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质检总局、网信办等负责）

1.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产品、农资批发市场对接电商平台，积极发展以销定产模式。完善农村电子商务配送及综合服务网络，着力解决农副产品标准化、物流标准化、冷链仓储建设等关键问题，发展农产品个性化定制服务。开展生鲜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电子商务试点，促进农业大宗商品电子商务发展。

2.大力发展行业电子商务。鼓励能源、化工、钢铁、电子、轻纺、医药等行业企业，积极利用电子商务平台优化采购、分销体系，提升企业经营效率。推动各类专业市场线上转型，引导传统商贸流通企业与电子商务企业整合资源，积极向供应链协同平台转型。鼓励生产制造企业面向个性化、定制化消费需求深化电子商务应用，支持设备制造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融资租赁服务，鼓励中小微企业扩大电子商务应用。按照市场化、专业化方向，大力推广电子招标投标。

3.推动电子商务应用创新。鼓励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平台的大数据资源，提升企业精准营销能力，激发市场消费需求。建立电子商务产品质量追溯机制，建设电子商务售后服务质量检测云平台，完善互联网质量信息公共服务体系，解决消费者维权难、退货难、产品责任追溯难等问题。加强互联网食品药品市场监测监管体系建设，积极探索处方药电子商务销售和监管模式创新。鼓励企业利用移动社交、新媒体等新渠道，发展社交电商、“粉丝”经济等网络营销新模式。

4.加强电子商务国际合作。鼓励各类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商发展，完善跨境物流体系，拓展全球经贸合作。推进跨境电子商务通关、检验检疫、结汇等关键环节单一窗口综合服务体系建设。创新跨境权益保障机制，利用合格评定手段，推进国际互认。创新跨境电子商务管理，促进信息网络畅通、跨境物流便捷、支付及结汇无障碍、税收规范便利、市场及贸易规则互认互通。

（九）“互联网+”便捷交通。

加快互联网与交通运输领域的深度融合，通过基础设施、运输工具、运行信息等互联网化，推进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便捷化交通运输服务发展，显著提高交通运输资源利用效率和管理精细化水平，全面提升交通运输行业服务品质和科学治理能力。（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共同牵头）

1.提升交通运输服务品质。推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企业将服务性数据资源向社会开放，鼓励互联网平台为社会公众提供实时交通运行状态查询、出行路线规划、网上购票、智能停车等服务，推进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多种出行方式信息服务对接和一站式服务。加快完善汽车健康档案、维修诊断和服务质量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2.推进交通运输资源在线集成。利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进一步加强对公路、铁路、民航、港口等交通运输网络关键设施运行状态与通行信息的采集。推动跨地域、跨类型交通运输信息互联互通，推广船联网、车联网等智能化技术应用，形成更加完善的交通运输感知体系，提高基础设施、运输工具、运行信息等要素资源的在线化水平，全面支撑故障预警、运行维护以及调度智能化。

3.增强交通运输科学治理能力。强化交通运输信息共享，利用大数据平台挖掘分析人口迁徙规律、公众出行需求、枢纽客流规模、车辆船舶行驶特征等，为优化交通运输设施规划与建设、安全运行控制、交通运输管理决策提供支撑。利用互联网加强对交通运输违章违规行为的智能化监管，不断提高交通运输治理能力。

（十）“互联网+”绿色生态。

推动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完善污染物监测及信息发布系统，形成覆盖主要生态要素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动态监测网络，实现生态环境数据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充分发挥互联网在逆向物流回收体系中的平台作用，促进再生资源交易利用便捷化、互动化、透明化，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商务部、林业局等负责）

1.加强资源环境动态监测。针对能源、矿产资源、水、大气、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各类生态要素，充分利用多维地理信息系统、智慧地图等技术，结合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优化监测站点布局，扩大动态监控范围，构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立体监控系统。依托现有互联网、云计算平台，逐步实现各级政府资源环境动态监测信息互联共享。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和大数据分析。

2.大力发展智慧环保。利用智能监测设备和移动互联网，完善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增加监测污染物种类，扩大监测范围，形成全天候、多层次的智能多源感知体系。建立环境信息数据共享机制，统一数据交换标准，推进区域污染物排放、空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等信息公开，通过互联网实现面向公众的在线查询和定制推送。加强对企业环保信用数据的采集整理，将企业环保信用记录纳入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完善环境预警和风险监测信息网络，提升重金属、危险废物、危险化学品等重点风险防范水平和应急处理能力。

3.完善废旧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开展信息采集、数据分析、流向监测，优化逆向物流网点布局。支持利用电子标签、二维码等物联网技术跟踪电子废物流向，鼓励互联网企业参与搭建城市废弃物回收平台，创新再生资源回收模式。加快推进汽车保险信息系统、“以旧换再”管理系统和报废车管理系统的标准化、规范化和互联互通，加强废旧汽车及零部件的回收利用信息管理，为互联网企业开展业务创新和便民服务提供数据支撑。

4.建立废弃物在线交易系统。鼓励互联网企业积极参与各类产业园区废弃物信息平台建设，推动现有骨干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向线上线下结合转型升级，逐步形成行业性、区域性、全国性的产业废弃物和再生资源在线交易系统，完善线上信用评价和供应链融资体系，开展在线竞价，发布价格交易指数，提高稳定供给能力，增强主要再生资源品种的定价权。

（十一）“互联网+”人工智能。

依托互联网平台提供人工智能公共创新服务，加快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突破，促进人工智能在智能家居、智能终端、智能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推广应用，培育若干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骨干企业和创新团队，形成创新活跃、开放合作、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信办等负责）

1.培育发展人工智能新兴产业。建设支撑超大规模深度学习的新型计算集群，构建包括语音、图像、视频、地图等数据的海量训练资源库，加强人工智能基础资源和公共服务等创新平台建设。进一步推进计算机视觉、智能语音处理、生物特征识别、自然语言理解、智能决策控制以及新型人机交互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推动人工智能在智能产品、工业制造等领域规模商用，为产业智能化升级夯实基础。

2.推进重点领域智能产品创新。鼓励传统家居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开展集成创新，不断提升家居产品的智能化水平和服务能力，创造新的消费市场空间。推动汽车企业与互联网企业设立跨界交叉的创新平台，加快智能辅助驾驶、复杂环境感知、车载智能设备等技术产品的研发与应用。支持安防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开展合作，发展和推广图像精准识别等大数据分析技术，提升安防产品的智能化服务水平。

3.提升终端产品智能化水平。着力做大高端移动智能终端产品和服务的市场规模，提高移动智能终端核心技术研发及产业化能力。鼓励企业积极开展差异化细分市场需求分析，大力丰富可穿戴设备的应用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推动互联网技术以及智能感知、模式识别、智能分析、智能控制等智能技术在机器人领域的深入应用，大力提升机器人产品在传感、交互、控制等方面的性能和智能化水平，提高核心竞争力。

三、保障支撑

（一）夯实发展基础。

1.巩固网络基础。加快实施“宽带中国”战略，组织实施国家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推进宽带网络光纤化改造，加快提升移动通信网络服务能力，促进网间互联互通，大幅提高网络访问速率，有效降低网络资费，完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支持农村及偏远地区宽带建设和运行维护，使互联网下沉为各行业、各领域、各区域都能使用，人、机、物泛在互联的基础设施。增强北斗卫星全球服务能力，构建天地一体化互联网络。加快下一代互联网商用部署，加强互联网协议第6版（IPv6）地址管理、标识管理与解析，构建未来网络创新试验平台。研究工业互联网网络架构体系，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试验验证平台。（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资委、网信办等负责）

2.强化应用基础。适应重点行业融合创新发展需求，完善无线传感网、行业云及大数据平台等新型应用基础设施。实施云计算工程，大力提升公共云服务能力，引导行业信息化应用向云计算平台迁移，加快内容分发网络建设，优化数据中心布局。加强物联网网络架构研究，组织开展国家物联网重大应用示范，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设跨行业物联网运营和支撑平台。（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负责）

3.做实产业基础。着力突破核心芯片、高端服务器、高端存储设备、数据库和中间件等产业薄弱环节的技术瓶颈，加快推进云操作系统、工业控制实时操作系统、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的研发和应用。大力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等解决方案以及高端传感器、工控系统、人机交互等软硬件基础产品。运用互联网理念，构建以骨干企业为核心、产学研用高效整合的技术产业集群，打造国际先进、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网信办等负责）

4.保障安全基础。制定国家信息领域核心技术设备发展时间表和路线图，提升互联网安全管理、态势感知和风险防范能力，加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安全防护和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实施国家信息安全专项，开展网络安全应用示范，提高“互联网+”安全核心技术和产品水平。按照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等制度和网络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加强“互联网+”关键领域重要信息系统的安全保障。建设完善网络安全监测评估、监督管理、标准认证和创新能力体系。重视融合带来的安全风险，完善网络数据共享、利用等的安全管理和技术措施，探索建立以行政评议和第三方评估为基础的数据安全流动认证体系，完善数据跨境流动管理制度，确保数据安全。（网信办、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安全部、质检总局等负责）

（二）强化创新驱动。

1.加强创新能力建设。鼓励构建以企业为主导，产学研用合作的“互联网+”产业创新网络或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支持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建设跨界交叉领域的创新平台，并逐步形成创新网络。鼓励国家创新平台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线开放，加大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等网络化开放力度。（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信办等负责）

2.加快制定融合标准。按照共性先立、急用先行的原则，引导工业互联网、智能电网、智慧城市等领域基础共性标准、关键技术标准的研制及推广。加快与互联网融合应用的工控系统、智能专用装备、智能仪表、智能家居、车联网等细分领域的标准化工作。不断完善“互联网+”融合标准体系，同步推进国际国内标准化工作，增强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国际电信联盟（ITU）等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质检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网信办、能源局等负责）

3.强化知识产权战略。加强融合领域关键环节专利导航，引导企业加强知识产权战略储备与布局。加快推进专利基础信息资源开放共享，支持在线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建设，鼓励服务模式创新，提升知识产权服务附加值，支持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加强网络知识产权和专利执法维权工作，严厉打击各种网络侵权假冒行为。增强全社会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推动建立“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联盟，加大对新业态、新模式等创新成果的保护力度。（知识产权局牵头）

4.大力发展开源社区。鼓励企业自主研发和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支持形成的软件成果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开源。引导教育机构、社会团体、企业或个人发起开源项目，积极参加国际开源项目，支持组建开源社区和开源基金会。鼓励企业依托互联网开源模式构建新型生态，促进互联网开源社区与标准规范、知识产权等机构的对接与合作。（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质检总局、知识产权局等负责）

（三）营造宽松环境。

1.构建开放包容环境。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放宽融合性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限制，制定实施各行业互联网准入负面清单，允许各类主体依法平等进入未纳入负面清单管理的领域。破除行业壁垒，推动各行业、各领域在技术、标准、监管等方面充分对接，最大限度减少事前准入限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继续深化电信体制改革，有序开放电信市场，加快民营资本进入基础电信业务。加快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发展改革委、网信办、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商务部、卫生计生委、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负责）

2.完善信用支撑体系。加快社会征信体系建设，推进各类信用信息平台无缝对接，打破信息孤岛。加强信用记录、风险预警、违法失信行为等信息资源在线披露和共享，为经营者提供信用信息查询、企业网上身份认证等服务。充分利用互联网积累的信用数据，对现有征信体系和评测体系进行补充和完善，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有力支撑。（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网信办等负责）

3.推动数据资源开放。研究出台国家大数据战略，显著提升国家大数据掌控能力。建立国家政府信息开放统一平台和基础数据资源库，开展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改革试点，出台政府机构数据开放管理规定。按照重要性和敏感程度分级分类，推进政府和公共信息资源开放共享，支持公众和小微企业充分挖掘信息资源的商业价值，促进互联网应用创新。（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办公厅、网信办等负责）

4.加强法律法规建设。针对互联网与各行业融合发展的新特点，加快“互联网+”相关立法工作，研究调整完善不适应“互联网+”发展和管理的现行法规及政策规定。落实加强网络信息保护和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加快推动制定网络安全、电子商务、个人信息保护、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等法律法规。完善反垄断法配套规则，进一步加大反垄断法执行力度，严格查处信息领域企业垄断行为，营造互联网公平竞争环境。（法制办、网信办、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安全部、商务部、工商总局等负责）

（四）拓展海外合作。

1.鼓励企业抱团出海。结合“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支持和鼓励具有竞争优势的互联网企业联合制造、金融、信息通信等领域企业率先走出去，通过海外并购、联合经营、设立分支机构等方式，相互借力，共同开拓国际市场，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构建跨境产业链体系，增强全球竞争力。（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网信办等负责）

2.发展全球市场应用。鼓励“互联网+”企业整合国内外资源，面向全球提供工业云、供应链管理、大数据分析等网络服务，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应用平台。鼓励互联网企业积极拓展海外用户，推出适合不同市场文化的产品和服务。（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网信办等负责）

3.增强走出去服务能力。充分发挥政府、产业联盟、行业协会及相关中介机构作用，形成支持“互联网+”企业走出去的合力。鼓励中介机构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信息咨询、法律援助、税务中介等服务。支持行业协会、产业联盟与企业共同推广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以技术标准走出去带动产品和服务在海外推广应用。（商务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税务总局、质检总局、网信办等负责）

（五）加强智力建设。

1.加强应用能力培训。鼓励地方各级政府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向社会提供互联网知识技能培训，支持相关研究机构和专家开展“互联网+”基础知识和应用培训。鼓励传统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建立信息咨询、人才交流等合作机制，促进双方深入交流合作。加强制造业、农业等领域人才特别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互联网技能培训，鼓励互联网人才与传统行业人才双向流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信办等负责）

2.加快复合型人才培养。面向“互联网+”融合发展需求，鼓励高校根据发展需要和学校办学能力设置相关专业，注重将国内外前沿研究成果尽快引入相关专业教学中。鼓励各类学校聘请互联网领域高级人才作为兼职教师，加强“互联网+”领域实验教学。（教育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信办等负责）

3.鼓励联合培养培训。实施产学合作专业综合改革项目，鼓励校企、院企合作办学，推进“互联网+”专业技术人才培训。深化互联网领域产教融合，依托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智力资源和研究平台，建立一批联合实训基地。建立企业技术中心和院校对接机制，鼓励企业在院校建立“互联网+”研发机构和实验中心。（教育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信办等负责）

4.利用全球智力资源。充分利用现有人才引进计划和鼓励企业设立海外研发中心等多种方式，引进和培养一批“互联网+”领域高端人才。完善移民、签证等制度，形成有利于吸引人才的分配、激励和保障机制，为引进海外人才提供有利条件。支持通过任务外包、产业合作、学术交流等方式，充分利用全球互联网人才资源。吸引互联网领域领军人才、特殊人才、紧缺人才在我国创业创新和从事教学科研等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网信办等负责）

（六）加强引导支持。

1.实施重大工程包。选择重点领域，加大中央预算内资金投入力度，引导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分步骤组织实施“互联网+”重大工程，重点促进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能源、服务、农业等领域的融合创新，发展壮大新兴业态，打造新的产业增长点。（发展改革委牵头）

2.加大财税支持。充分发挥国家科技计划作用，积极投向符合条件的“互联网+”融合创新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统筹利用现有财政专项资金，支持“互联网+”相关平台建设和应用示范等。加大政府部门采购云计算服务的力度，探索基于云计算的政务信息化建设运营新机制。鼓励地方政府创新风险补偿机制，探索“互联网+”发展的新模式。（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网信办等负责）

3.完善融资服务。积极发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基金等对“互联网+”的投资引领作用。开展股权众筹等互联网金融创新试点，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支持国家出资设立的有关基金投向“互联网+”，鼓励社会资本加大对相关创新型企业的投资。积极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信用保险保单融资增信等服务，鼓励通过债券融资方式支持“互联网+”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互联网+”企业发行公司债券。开展产融结合创新试点，探索股权和债权相结合的融资服务。降低创新型、成长型互联网企业的上市准入门槛，结合证券法修订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支持处于特定成长阶段、发展前景好但尚未盈利的互联网企业在创业板上市。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与金融服务，加大贷款投放力度。鼓励开发性金融机构为“互联网+”重点项目建设提供有效融资支持。（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网信办、开发银行等负责）

（七）做好组织实施。

1.加强组织领导。建立“互联网+”行动实施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切实推动行动的贯彻落实。联席会议设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的组织推进。建立跨领域、跨行业的“互联网+”行动专家咨询委员会，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支撑。（发展改革委牵头）

2.开展试点示范。鼓励开展“互联网+”试点示范，推进“互联网+”区域化、链条化发展。支持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中关村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先行先试，积极开展“互联网+”创新政策试点，破除新兴产业行业准入、数据开放、市场监管等方面政策障碍，研究适应新兴业态特点的税收、保险政策，打造“互联网+”生态体系。（各部门、各地方政府负责）

3.有序推进实施。各地区、各部门要主动作为，完善服务，加强引导，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互联网+”，在实践中大胆探索拓展，相互借鉴“互联网+”融合应用成功经验，促进“互联网+”新业态、新经济发展。有关部门要加强统筹规划，提高服务和管理能力。各地区要结合实际，研究制定适合本地的“互联网+”行动落实方案，因地制宜，合理定位，科学组织实施，杜绝盲目建设和重复投资，务实有序推进“互联网+”行动。（各部门、各地方政府负责）

国务院

2015年7月1日

（此件公开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