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让人厌恶的庸俗、低俗、媚俗的“标题党”

渐渐地，我和我身边的朋友们都不愿意耐心地详细地去浏览各大网站、微信朋友圈和微博的信息，尤其是那些文不对题、故弄玄虚、夸张调侃的信息。标题、图片和信息内容完全不符，看到了就会顿生厌恶感，特别强烈，很多时候产生了不解的疑问，想不明白“记者们、编辑们，难道就不能好好地写点东西吗？干嘛要把信息世界弄得乌烟瘴气！”。新闻信息这样地欺骗我们已经很久了，我们也早已经失去了耐心，每每都会觉得如今的编辑和记者素质真是低劣到何种地步？

新闻媒体的命脉在于“权威性和公信度”，一旦没有“权威性和公信度”，失去了群众的信任，丢掉了社会的关注，新闻媒体则成了人人诟之的领域，其存在的价值荡然无存。如今“标题党”横行，新闻媒体记者们、编辑们这是咎由自取，是在玩火自焚。

什么是“标题党”？“标题党”就是通过用媚俗、低俗、庸俗的标题或图片来发布耸人听闻、引人注意、博人眼球的新闻信息，完全置信息真实内容于不顾，从而到达增加知名度、点击量或者赚取私利目的的一部分网站记者、编辑。你随手打开网页、微信朋友圈或者微博，“标题党”太多了，充斥着我们的眼球，而毫无羞耻感的“标题党”也许正在自得其乐，因为点击率又上升了。

新闻的卖点=社会的痛点+舆情的热点，这是信息迅速传播的内在捷径。不可否认，新闻信息如果在短时间内引起广泛关注和传播，必定是需要一个好的标题，第一时间吸引住我们的眼球，引起社会的共鸣。如今在这个信息爆炸、泛滥的时代，我们往往都是快速浏览和阅读，无暇顾及详细内容，我们需要一个鲜明的标题来指引我们，满足我们的心理阅读需求。于是，记者们、编辑们就花大心思在标题上，如何才能起一个与众不同、充满未知的标题成了他们的重要工作，只要能抓住大家的“第一眼”，就算题不对文，那又如何！

殊不知，“标题党”给我们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甚是巨大，一方面“标题党”对新闻事实进行了扭曲夸大，给很多当事者都造成了极大伤害，故意用那些低俗、暴力、煽情、隐晦暗示或戏谑恶搞的标题，来歪曲事实和诋毁当事者，完全不顾公众的隐私、感受和冷暖，而是一味追求制作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让事实真相被忽略，让当事者内心不安；另一方面“标题党”严重破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国家形象。故意夸大事件，故弄玄虚地炒作负能量，蒙蔽群众的双眼，牵强附会、断章取义地误导公众，使公众对事件的本质作出错误判断，竭尽所能地激化社会矛盾，想方设法损害政府形象，严重者在国内外引起恶劣影响。

“标题党”的种种危害甚是严重，它不仅让新闻舆论环境恶劣，让碎片化、叛逆化、低级化的舆论世界影响了公众的思想和心理，让公众逐渐丧失了自我辩别能力，没有了社会安全感，更是严重践踏了我们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主流，更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去甚远。

这种扭曲的新闻现状很让人担忧。近日，国家网信办针对“标题党”发出了严厉的警示：标题党们如继续不顾公共秩序、道德良知肆意发挥，一旦突破法律底线，恐怕悔之晚矣！

这警示及时又有力，希望这警示如同大吕黄钟一样，不绝于耳，敲醒迷失的“标题党”，敲响“标题党”的内心，“标题党”们就请悬崖勒马吧，不要在舆论界如此“作下去”，而要能够带着良心去写，公众对你们要求不高，只是一个最简单而又容易的“对文”标题。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习近平就《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说明

    全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共同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二〇二〇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99人，候补中央委员156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党的十八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习近平就《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特别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挑战，中央政治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有效化解各种风险和挑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

全会认为，到二○二○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十三五”规划必须紧紧围绕实现这个奋斗目标来制定。

全会高度评价“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认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开拓创新，奋力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尤为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全会深入分析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认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全会提出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全会强调，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党的领导。

全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二○二○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一○年翻一番，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

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全党同志要充分认识这场变革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拓展发展新空间，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培育壮大若干重点经济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构建产业新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二○二五》，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构建发展新体制，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税收制度，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

全会提出，坚持协调发展，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增强发展协调性，必须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增强国家意识、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倡导科学精神，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坚持发展和安全兼顾、富国和强军统一，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

全会提出，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发挥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的作用。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推动形成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开展蓝色海湾整治行动。

全会提出，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必须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推进双向开放，支持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以互利共赢方式深化两岸经济合作，让更多台湾普通民众、青少年和中小企业受益。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主动参与二○三○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全会提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分类扶持贫困家庭，探索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提高教育质量，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率先从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促进就业创业，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缩小收入差距，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健全科学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理顺药品价格，实行医疗、医保、医药联动，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实施食品安全战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全会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各级党委必须深化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体制机制，加强党的各级组织建设，强化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动员人民群众团结奋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宣传和组织群众能力，加强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协商，依法保障人民各项权益，激发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主人翁意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最大限度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共识和力量。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全面提高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牢固树立安全发展观念，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切实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坚决维护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国防等安全。

全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就是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把《建议》确定的各项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全党要把思想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认清形势，坚定信心，继续顽强奋斗，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着力解决一些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敢于担当、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全会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刘晓凯、陈志荣、金振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朱明国、王敏、陈川平、仇和、杨卫泽、潘逸阳、余远辉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朱明国、王敏、陈川平、仇和、杨卫泽、潘逸阳、余远辉开除党籍的处分。

全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共同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

 

受库存拖累，美国三季度经济增长放缓，仅增长1.5%，不及此前预期。

商务部周四数据显示，美国三季度GDP季化环比增长1.5%，较二季度的3.9%大幅回落，同时低于预期的1.6%。数据公布后，欧元、黄金小幅走高，标普500指数期货反应平淡。

各季度GDP增速对比

经济学家表示，由于内需强劲，库存的拖累可能是暂时的，四季度经济增速将会上升。

早在数据公布前，路透就援引穆迪资深分析师Ryan Sweet表示：“数据不会太好看，但从美联储的角度讲，这对政策的影响并不是太大。他们将忽略GDP的疲弱表现，因为这是受库存影响。”

昨天，美联储周三称美国经济在“温和”扩张，并直接提到下次政策会议，使得12月加息成为可能。美联储自2008年12月就维持利率在近零水准。

库存状况

以下为具体数据：

美国三季度实际GDP年化季环比初值1.5%，预期1.6%，前值3.9%。

美国三季度GDP平减指数初值1.2%，预期1.4%，前值2.1%。

美国三季度个人消费支出(PCE)年化季环比初值3.2%，预期3.3%，前值3.6%。

美国三季度核心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年化季环比初值1.3%，预期1.4%，前值1.9%。

三季度美国企业库存568亿美元，为2014年一季度以来最低。今年二季度库存为1135亿美元。

 

【编者】：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青岛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英文学术刊物《TheChinaReview》主编。王绍光的这个讲话，用历史事实有力地驳斥了一些人对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等运动的歪曲和污蔑，从中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历史的真实面目。

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历史被颠倒、被歪曲、被简化、被后人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读，但这个历史就不是原来的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几乎都是如此。刚解放时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似乎有重提的必要。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对于五七年反右，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搞的是“阳谋”，先“引蛇出洞”，后“聚而歼之”，反右早在计划之中；有些学者又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原先只是整风，后来情势发生逆转，才演变为反右的——我想知道，您对五七年反右持什么样的看法。

　王绍光（以下简称《王》）：“阳谋”是毛主席后来自己讲的，但是开始就是要“整风”。我一般讲毛泽东跟别的领导人不一样，他老想改革自己一手创立的制度，1949年之后他有三次大的社会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齐放”是他的一个试验，他已经意识到中国新建立的，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虽然干部大量是工农苦出身的，以前跟民众结合得也比较密切，但是这时候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
　　《南》：要理解五七年反右以及先后发生的一连串社会运动，恐怕需要返回到原来的历史语境中去。否则，我想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包括许多学者，都会有一个印象，认为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怎么如此荒诞不经，不可想象……

《王》：当然有一个历史背景。1949年以后，共产党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工农干部，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这都有统计，从基层干部一直到省市级干部，绝大部分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受过也是小学、中学的教育，大量的一点教育都没有受，这样的一批干部，搞经济文化建设热情多知识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又要运用人，所以它把旧政权大量的人留用了——现在都讲乱了，比如土改之后有地主有富农，但是当时土改法规定得很清楚，这些人几年以后要摘帽子，地主、富农是标明这些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在运动中是一个标签，但是当时预计过五六年这些就取消了，其实在1955、1956年很多地方已经给地主、富农把帽子去掉了。城市里面更复杂一些，因为农村比较简单，农民受一点点教育也可以管农村的一些事情。城市是现代化的产业，更复杂了，怎么解决干部问题呢？就把资本家、国民党政府人员留用，我这儿有一张图表，你可以看一眼，它显示武汉市上层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在各个职位上留用是非常大的。文化、教育等方面就更是旧政权时代的大量旧知识分子了。
　　《南》：国民党政府官员当时也留用了不少吧。
　　《王》：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政府官员都留用到新的政权里，包括警察都大量留用。所以，1949年之后就出现了两种精英，一种是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以工农干部为主的新精英，一部分是旧精英，就是过去的资本家和过去的知识分子——当时大学里面或者高中里面，学生绝大部分不是出身普通工农家庭，绝大部分出自“地、富、反、坏”（那时候还没有“右派”）。直到文革开始之前，绝大部分地方都是这种状况，所以老精英还占据有利地社会地位，甚至一些官职。虽然56年、57年有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了，但是这些资本家的位置还是保留了，他除了拿5％的利息，不管你亏损还是不亏损，共产党把你的财产拿来估一个总量，每年按5％给利息，当时讲给十年，后来延长到十二年。这些人基本保留以前在公司的地位，保留原工资，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比共产党的干部要高，这是当时的状况，56、57年的状况。

《南》：当时也办了工农速成中学等等，抓紧培养工农革命干部，但是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来，要搞建设就必须留用老精英。所以，那时候老精英中间流传一些话语，比如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可见还是有怨言。

《王》：56年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有那个背景。但是，毛泽东让百花齐放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放出来的言论是那样的言论。那个言论就是说“轮流坐桩”。今天很多人讲轮流坐桩，民主有什么不行？但是当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有一批人出来讲要轮流坐桩，情况就很不一样。我关于自己有关“文革”的书里引了一段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人说的话，他说“至少10％到30％的党员应该开除党籍。所有工农出身的老干部都应当送去休息，年轻的新党员应当都送去学习”。今天的人讲反右，好像是突如其来，没有道理地给50多万人戴上右派帽子。你如果去看看57年的报纸放出来的言论，特别是把你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工农刚刚夺了权，刚刚翻身，你让他们去休息，你们再回来，这就是工农干部理解的“轮流坐桩”。

最近出了一本美国人李敦白写的回忆录，他解放前就去了延安，57年在广播事业局工作。他写了自己当时的观感：“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他还提到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李敦白的岳母是为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见《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第139-141页）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反击”以前。所以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压力，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说毛突然一拍脑瓜说我要反右了。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他做了这个决定。实际上，57年是一个转折点，地富的帽子不摘了，因为这时才突然发现这些人还是靠不住的，他们还是想变天，还想回到过去的旧秩序，还想把工农干部都赶下来，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
　　《南》：你是说，抛开谁对谁错不谈，事实上是老精英想把新精英赶掉，新精英想办法反击，就出现了这场反右运动。
　　《王》：57年以前上大学、上高中的绝大部分就是老精英的子弟，因为工农子弟没有机会上，连上小学都没有机会（哪怕你49年刚刚开始上小学，到56、57年，你才小学毕业，所以高中、大学都轮不到工农子弟上），所以工农干部只能讲“成分”。本来“成分”仅仅是土改用一下，马上就会取下，土改法里都有，但是57年以后之所以把它固化了，到文革特别重视，跟这个是有关系。

《南》：实际上，你认为存在两种社会精英的社会排斥的策略，老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有知识，新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的政治背景，我的阶级背景、我的阶级出身。您对于反右的这种理解，跟现在主流讲的（毛泽东）搞一个阴谋去打知识分子的理解很不一样。

《王》：打击知识分子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它建立现代国家要用这些人啊。中国当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在1956年，整个中国只有42000位大学教师、31000位工程师以及63600位技术员。在六亿五千万的总人口里，按照中国标准只有三百八十四万人可以被定义为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理解的知识分子是上大学、研究生；当时上过高中就往往被看成“知识分子”了，我小时候在父母的单位，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其中有一个上过高中的人就叫知识分子。就那个知识分子阶层，也绝大部分不是工农兵出身，绝大部分出身于以前的特权阶级，如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百花齐放的时候，说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长时间查看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强烈的反应，我想会的。

《南》：有学者认为，57年5、6月间发生的北大的学潮，还有一些地方发生的工人罢工和群众事件直接促使整风运动转向反右运动。

《王》：确实如此，如56年底至57年春，上海有一些的工潮，武汉也在57年6月份发生了所谓“汉阳中学事件”，但这是整风的背景，而不是反右的背景。在文革期间有很多右派都出来翻案，他们当了造反派，他们变成造反派得势的时候甚至去迫害当时把他们打成右派的人，比如有一个很有名的右派诗人叫XX，他文革中间是很有名的造反派，写了一些歌颂和鼓动武斗的诗歌。现在右派都是讲文革中间自己受了多少迫害，但是文革中间，他们有些人是造反派，迫害别人的时候他们也一点点不比别人不疯狂，可能更疯狂。所以人是不会学到教训的，虽然57年吓了一下，但是以后一逮到机会，还是要说话，今天还是会说话，哪有不说话的？往往是那些说话最多的人说我们不敢说话，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现在这些知识分子哪些话没有说？只是说推翻共产党这句话没有人在正式场合说。讲宪政，讲私有财产，所有的政策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哪句话没说？都说了。西山会议，不是当着共产党的官员说的吗？所以都是敢说的，哪有什么胆小的？

《南》：近些年，随着一批市场化媒体的出现，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舆论导向的作用，这恐怕也使得知识分子和民间影响决策的管道渠道发生了转变。总之，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王》：知识分子很大的作用是影响公共舆论，通过影响公共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参与的渠道是什么，有时候说不清楚，但是你看这几年公共政策的变化，溯源的话，基本都是舆论先行。比如打工者问题、三农问题、户籍制度问题、医疗改革问题、教育改革问题，都是先在互联网上炒，然后进入平面媒体，甚至进了电视这样的媒体，然后变成了公共议题，再变成了政策议题，最后变成公共决策。

《南》：跟国外的情况比起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的确很大。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
　　对于五七年反右，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搞的是“阳谋”，先“引蛇出洞”，后“聚而歼之”，反右早在计划之《王》：太大了，不成比例。你看政协是精英俱乐部，政协里面几乎没有地地道道的农民了，人大里面工人、农民也越来越少。这些我们也计算过，80年代初，人大里面有50％以上是工人、农民，现在完全不是，现在大概20％左右。他们占人口的比重可不是20％，知识分子、干部在那里面占的比重就太大了。
　　《南》：改革开放以后，尤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圈子化、利益集团化的趋势确实很明显。我想，这个也不用多说，最近一、两年媒体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逐渐明晰起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就是很好的例子。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王》：我觉得现代史已经被歪曲掉了，在局外人看来，中国政治里面充满了荒唐、充满了疯狂——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但是知识分子为了他们的利益叙述历史，就不得不把这些历史展示成那样的方式。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历史被颠倒、被歪曲、被简化、被后人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读，但这个历史就不是原来的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几乎都是如此。刚解放时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似乎有重提的必要。

 

 

三份万言书的写作背景是二十年前的九十年代中期，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外合资”等等一系列措施鼓励所有制成份多元化，使得国有经济比重逐年下降、非国有经济比重逐年上升。左派势力不能容忍这一情况，他们通过“万言书”的形式，不断地向中共中央和国内外发出强烈呼声，希望扭转私有化的趋势。主要观点是：“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潜在着激化阶级矛盾的可能。近年来，在某些直接和间接的私有化口号的措施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国私营企业迅猛发展，成倍增长，成为不可轻视的经济力量，在南方数省已占主体地位……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事实再次表明，在我国，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经或正在形成，阶级斗争有可能上升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经济上逐步向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上逐步向多党制议会民主转变，通过渐进式的“改革”，稳步地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可以预料，一旦局势允许，这些人组织成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

 

《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是1995年初有影响的第一份万言书。该文对国有经济比重下降的现实、“和平演变”的威胁以及执政党的变化深表忧虑。文中主要观点摘录：

——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的影响

——公有制经济在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是我国经济在整体上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公有制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经济结构的私有化，必然会妨碍乃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安全”。“我国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还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

——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它至少已经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可以预料，一旦局势允许，这些人组织成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

——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 整个共产党“连锅端”

——经济上逐步向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上逐步向多党制议会民主转变，通过渐进式的“改革”，稳步地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

这份“万言书”使得不少私人老板惊恐万分，有人向国外转移资产，为自己打开一个“太平门”。

 

 

以下是原文：

 

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

 

我国当前仍然存在不利于国家安全的一些因素。为了接受“八九风波”的教训，避免重蹈东欧苏联无产阶级政权倾覆的覆辙，我们必须对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因素进行认真的分析。

 

一、 所有制结构的变动根据我国生产力的现有状况

 

党中央决定恢复私有制经济成分，使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执行这一决策以来，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1980年到1994年6月底，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所占比重由76％降为48．3％，集体（其中很可能有一部分是借用集体名义的私有经济）由23．5％升为38．2％，私营、个体、三资企业由0．5％升为13．5％。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由51．4%降为41．3％，集体由44．6％降为27．9％，私营个体三资由0．7％升为30．8％。目前，通过租赁、出售、兼并、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仍在进一步下降。预计到2000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将降为占四分之一，集体将占二分之一，私营个体三资将升为四分之一。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将降为二分之一，集体将降为六分之一，私营个体（含农民对非农业居民的零售业）将升为二分之一。

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的影响。

近三年来，许多地方的领导干部，把发展私有制经济看成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途径。他们置国有制经济于不顾，把精力、干部、资金、物资、市场等主要投向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争相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提供优惠条件，争相提出什么发展私有制经济的几个“不限制”。黑龙江省委还提出了“开辟第二战场“的口号，全力加速发展私有制经济。这些领导干部虽然没有讲私有化的理论，但是却在实际行动上促进着私有化。在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动中，自1982年以来，国有资产已经流失5000多亿元，平均每年流失500多亿，每天流失1个多亿。有人甚至估计我国国有资产每年流失达1000多亿。这部分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是新生资产阶级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可以认为，我国重新产生的资产阶级主要是用全国人民40年辛勤劳动的血汗喂养起来的。

公有制经济在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是我国经济在整体上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公有制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经济结构的私有化，必然会妨碍乃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安全。

我国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还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在历史上，欧洲资产阶级曾经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向封建统治者争得了国家政权。现在，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也提出要“通过纳税向政府’购买’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品’，如法制、秩序、国防乃至民主”。

到1993年底，已经投产的8万个外商投资企业产值已经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进出口额占全国的34．4％。外资的增长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将使我国经济对外国依赖加深，与过去相比，容易受制于人，有可能在我国与外资所属国转趋对立时对我国回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二、阶级关系的变化

 

近年来，随着私有制经济成分的恢复和发展，私营业主和个体生产经营者又在我国重新出现。据统计，到1994年6月底，我国已有雇18人以上的注册私营企业主32.8万户，从业人员500．8万人，注册资金1041亿多元。平均每户雇工14．2人、注册资金31．7万元。其中，自有资金逾百万元的1992年底逾5000户。有人说已逾100万人。其中 还有少量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在一些沿海省份，已出现一些雇工超过千人的私营企业。据国务院研究室的典型调查，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约比注册数多出一倍。

如果把这种情况估计进去，那么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字要比上述注册数字高得多。

建国初期，我国是以2000元、工业雇13人，商业服务业雇12人以上的标准划定私营企业主的。根据1979年中央批准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请示报告》的标准统计，50年代前期我国只有注册私营企业主16万个。人们公认我国在1955年以前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只要把当前的情况同1955年以前的情况对比一下，就会看到，无论是在绝对人数上，还是在经济实力上，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都超过了1955年以前。

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它至少已经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凡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资产阶级并不限于私营企业主，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和依附子他们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无论对于50年代的资产阶级还是对于90年代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据统计，到 1994年9月底，我国雇工7人以下的个体工商户已达2015．3万个，从业人员已达438．5万人，注册资金已达1146．7亿元。因此，一个小资产阶级即个体生产经营者阶级的形成也是可以认定的。其中一部分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后备军。

随着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民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和经济实力目前还在进一步扩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萌芽也已经开始出现。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国有企业面临困境，这些企业的职工生活水平下降，在私有（含外资）企业中就业的职工重新受到私人雇主的剥削和压迫。
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一方面忙于“俯身拾取金苹果”。另一方面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已经逐步提出独立的政治要求。现在，私营企业主担任县以上人大代表的已有5401人，县以上政协委员8558人，县以上团委委员1357人，县以上妇委委员1430人。在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私营企业商 会”、”民营企业公会”、“青年商会”、“民办企业家俱乐部”、“名流俱乐 部”“外商投资协会”等私营企业主的组织。同时，有些私营企业主还提出要办报 纸，要有自己的“喉舌”。

有人对非公有制经济只能处于补充地位提出质疑。有人提出“保护私有财产应列入宪法”。有人提出，今后的改革应是通过“租”“变”“卖”等途径“缩小国有企业的比重”。

可以预料，一旦局势允许，这些人组织成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

在80年代以前的30年间，中国共产党内虽然发生过几次重大的斗争，但是都是在党外不存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不论是共产党内怎样斗争，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本身都没有受到直接威胁。现在资产阶级的重新出现使这种环境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并不依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是合作还是对抗为转移。资产阶级若要变经济上的补充地位为主体地位，变政治上的从属地位为领导地位，就要分享乃至独占国家政权。因此．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尚不具备时，资产阶级会积极介人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支持党内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 整个共产党“连锅端”。以直接的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因此， 资产阶级应是今后十年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予以往意的主要对象。

 

三、社会意识形态的突变

 

从1977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长 达十几年的攻防拉锯战。

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除少量马克思主义刊物以外，在主要的宣传舆论阵地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基本绝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深度和广度均已超过了“八九”风波以前。

在理论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表现是：用现代市场经济论来对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实际上是主张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区别的市场经济；否认公有制与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以便把私有制说成是同社会主义本质相容的东西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攻击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狂想的、极左的社会主义”；以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相容为理由，要求实行私有化；提出公有制不是目的，主体地位不是自封的，来反对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要求进一步缩小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进而放弃公有制；主张通过股份制和产权量化到个人等途径把国有财产转化成私有财产；主张对我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主张建立以资产者占主导地位的市民社会，以摆脱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经济领域中社会主义成分的保护和资本主义因素的限制，以便为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创造条件；全面否定建国4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把中共建党60年来的历史说成是“左祸”横行，给中国带来灾 难的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说成传统的过时的理论；宣布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是空想和幻想；鼓吹西学和儒学，用西化和儒化挤除马克思主义：提出用“后现代派”和“大众文化”即庸俗文化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攻击培养“新型的大公无私的人”是“无视真实活人”的“乌托邦”和“伪人文精神”；等等。

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通过反思“八九民运”的教训．窥探国内外气候，近两年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明确的见解。即经济上逐步向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上逐步向多党制议会民主转变，通过渐进式的“改革”，稳步地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

 

四、执政党的变化

 

（一）党组织的弱化

 

现在，很多党组织既不部署、不鼓励党员反映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情况，党员也不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即使了解了围群众的情况也不向党的组织汇报。有些党组织实际上成了“聋子”“瞎子”，什么情况也掌握不了．什么作用也起不到。

“八九风波”期间，一些过去只靠党组织就可以掌握和解决的问题，不得不直接依靠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去掌握和解决，就是党组织弱化的结果。

 

（二） 一部分党员思想的变化

 

在“更新信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伟在北京电视台“BTV夜话”中发出的号召）错误主张的影响下，一部分党员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的变化。有些党员干部甚至赞扬和平演变，主张私有化。

 

（三）党与工农群众关系的变化

 

随着私有制经济的恢复．我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两极分化正在发展。到 1994年2月为止，占我国银行存款总户数2％的富人，已经拥有13000亿元存款总额中的80％。据全国总工会1993年调查，在1．4亿职工中，有5％的职工家庭。总人口达2000万人月均收入仅62．19元，月支出需67．5元。入不敷出。

在农村，1991年全国有9．4％的农户家庭人均年收入不足300元，有2000万人年均收入仅150．8元。

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下降会使他们对共产党失望，至少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和贫苦农民中，感到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而是代表有知识、有能力、有财富的人的利益，产生离心倾向。

共产党同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关系的疏远，可能会使党在危机时刻像1991年“八月事件”时的苏联共产党一样孤立无援。

 

（四）部分党政干部的腐败

 

十几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上了两个新台阶。在70年代以前，腐败现象仅处在送烟送酒，“走后门”参军招工上大学调工作的低水平上。80年代，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为求得计划外的资金、原料、材料、能源、车皮、市场等掀起了“红包”、 “回扣”风，使腐败上了第一个新台阶。90年代以来，贪污、索贿、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制假、贩毒、嫖娼犹如决堤之水，使腐败叉上了一个新台阶。

 

（五）党政领导班于政治素质的变化。

 

未来十年不可能是政治上风平浪静的十年，很可能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向我们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发起决定性突击的十年。

据说，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学员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学员八成是学理工医农的。这种结构近似地反映了我国省、市级领导班子的专业知识结构。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专业的知识分子干部不是没有；而是大部分只在党校、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工作，很少被选入地方各级综合性领导班子。近三年在提拔领导干部时强调的“懂经济、会管理”并未把他们包括在内。据了解，有些地区和单位，出现了排挤和打击坚决反对动乱暴乱、积极从事清查清理的同志，提拔和重用同情“八九民运”、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情况。这种现象，使得许多参与“八九民运”而又没有转变立场的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了鼓舞。产生了依靠所谓“体制内”力量为“八九民运”翻案的幻想。而使当年在共和国处于危难时刻站在第一线坚持斗争的同志却感到憋气。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的斗争，其中有些人就很可能裹足不前，不再像过去那样坚决，那样义无反顾。这种情况对我们的党是非常不利的。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是非常不利的。

如果上述情况不从现在起纠正，就有可能使得敢于站在党和政府这一边的人越来越少，而使反对共产党和政府的人以及中立自保的人越来越多。当这场政治风暴到来，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时，再想改变这种情况，就可能来不及了。

 

第二份万言书出现在1995 年夏天，观点与第一份万言书基本一致，只是论述的更加详尽。主要观点：“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潜在着激化阶级矛盾的可能。近年来，在某些直接和间接的私有化口号的措施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国私营企业迅猛发展，成倍增长，成为不可轻视的经济力量，在南方数省已占主体地位……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事实再次表明，在我国，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经或正在形成，阶级斗争有可能上升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

 

以下是全文：

 

 

未来一、二十年内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

 

作者：李严明(一九九五年)

 

一九八九年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正确部署。今年以来，党中央又对此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采取了一些正确的措施。然而，由於种种复杂原因，我国当前仍然存在不利於国家安全的一些因素。为了接受“八九风波”的教训，避免重蹈苏联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倾覆的覆辙，我们必须对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因素进行认真分析。

本文不分析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一切因素，而只分析其中的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在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中，又不分析那些虽然目前对国家安全影响较大，但经过努力两三年後可能消除的因素，而只分析其中若干在未来十年内对我国国家安全有长期影响的深层因素。这些因素是，所有制结构、阶级关系、社会意识、执政党状况。

 

一、所有制结构的变动 

 

根据我国生产力的现有状况，党中央决定恢复私有制经济成分，使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执行这一决策以来，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从一九八零年到一九九四年六月底，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所占比重由76%降为48.3%，集体(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借用集体名义的私有经济)由23.5升为38.2%，私营、个体、三资企业由0.5%升为13.5%，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由51.4%降为41.3%，集体由44.6%降为27.9%，私营、个体、三资由0.7 %升为30.8%。目前，通过租贷、出售、兼并、股份合作等形式，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仍在进一步下降。预计，到二零零零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将降到占四分之一，集体将升到占二分之一，私营、个体、三资企业将升到占四分之一。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将降到占三分之一，集体将降到占六分之一，私营、个体(含农民对非农业居民的零售业)将升到占二分之一。

在现阶段，私有经济的增长有利於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然而，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影响。

现在，由於股份化改造和法人产权制的推行，剩下来的国有企业也面临着不再由国家完全占有的可能。例如，浙江杭嘉湖地区、温州地区已经通过股份制让私人入主公有制经济。四川省通过改革将使县级经济中不再有国有企业。经过这样改造以後，比重已经大大缩小的国有企业不但不由政府管理，而且也不由国家单独占有。

近三年来，许多地方的领导干部，把发展私有经济看成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途径。他们置国有制经济於不顾，把精力、干部、资金、物质、市场等主要投向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争相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提供优惠条件，争相提出什么发展私有制经济的几个“不限制”，黑龙江省委还提出了“开辟第二战场”的口号，全力加速发展私有制经济。这些领导干部虽然没有讲私有化的理论，但是却在实际行动上促进着私有化。

在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动过程中，自一九八二年以来，国有资产已经流失五千多亿元，平均每年流失五百多亿，每天流失一个多亿。有人甚至估计我国国有资产每年流失达一千多亿。这部分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是新生资产阶级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可以认为，我国重新产生的资产阶级主要是全国人民四十年辛勤劳动的血汗喂养起来的。

现阶段私有制经济具有积极作用，应该允许其存在和发展。我们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私有制经济，而是要不要控制私有制经济发展的数量和范围，把它限制在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补充地位上，承认不承认它有消极作用，要不要限制它的消极作用。 公有制经济在多种经济成份中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是我国经济在整体上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公有制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经济结构的私有化必然会妨碍乃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安全。

公有制经济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经济支柱。其中，国有制经济不但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要集中地，而且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有制经济比重的下降，公有制经济的萎缩，必然会削弱党的领导地位、中央政府的权威、国家处理矛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直接威胁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 我国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还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後盾。在历史上，欧洲资产阶级曾经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向封建统治者争得了国家政权。现在，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也提出要“通过纳税向政府‘购买’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品’，如法制、秩序、国防、乃至民主。”

另外，到一九九三年底，已经投产的八万个外商投资企业产值已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进出口额占全国的344%。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在迅速增加之中。外资的增长有利於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将使我国经济对外国的依赖加深，与过去相比，容易受制於人，有可能在我国与外资所属国转趋对立时对我国国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二、阶级关系的变化

 

近年以来，随着私有制经济成份的恢复和发展，私营企业主和个体生产经营者又在我国重新出现。 据统计，到一九九四年六月底，我国已有雇佣工八人以上的注册私营企业主32 ·8万户，从业人员500·8万人，注册资金1041亿多元。平均每户雇工14·2人，注册资金31·7万元。其中，自有资金逾百万元的一九九二年底逾5000户。有人说已逾 100万人。其中还有少量千万富翁。在一些沿海省份，已出现一些雇工超过千人的私营企业。据国务院研究室的典型调查，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约比注册数多出一倍。如果把这种情况估计进去，那么私营企业的实际数字要比上述注册数字高得多。 建国初期，我国是以资金二千元，工业雇工三人，商业服务业雇工二人以上的标准划定私营企业主的。根据一九七九年中央批准的<关於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请示报告>的标准统计，五十年代前期我国只有注册私营企业主十六万个。

人们公认我国在一九五五年以前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只要把当前的情况同一九五五年以前的情况对比一下，就会看到，无论是在绝对人数上，还是在经济实力上，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都超过了一九五五年以前，何况我国现在划分私营企业主的标准在雇工人数上要比建国初期高得多。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它至少已经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凡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资产阶级并不限於私营企业主，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和依附於他们的那部份知识份子，无论是对於五十年代的资产阶级还是对於九十年代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然而，这里的目的仅仅在於对比。因此只比较资产阶级的主体部份即私营企业主的数字就够了。) 据统计，到一九九四年九月底，我国雇工七人以下的个体工商户已达2015·3万个，从业人员已达3438·5万人，注册资金已达1146·7亿元。因此，一个小资产阶级即个体生产经营者的阶级的形成也是可以认定的，其中有一部份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後备军。 既然我们决定恢复私有制经济成份的存在，那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重新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和正常的。问题不在於允许不允许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现，而在於我们能否正确认识这个事实，能否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既团结，又斗争，把对这种关系的处理作为党在新时期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份。 随着私营经济、外贸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民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和经济实力目前还在进一步扩大，官僚资产阶级纠合买办资产阶级的萌芽也已经开始出现。

另一方面，由於部分国有企业面临困境，这些企业的职工生活水平下降；在私有(含外资)企业中就业的职工重新受到私人雇主的剥削和压迫，使得许多工人对本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产生怀疑，并且产生了对我党的离心倾向。 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一方面忙於“俯身拾取金苹果”，另一方面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已经逐步提出独立的政治要求。现在，私营企业主担任县以上人大代表的已有5401人，县以上政协委员8558人，县以上团委委员1357人，县以上妇委委员1430人。对此，有些私营企业主仍感到不满足。深圳一个公司部总经理说，企业家阶层对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表达尚不充分。福建省晋江市一个私营企业主提出：“我国政治体制的革新，将随着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队伍的发展而展开，今後进入各级政权领导班子的将是一大批私营企业主，不能再把私营企业主搞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花瓶了”有的私营企业主说：“要是政府里有我们的私营企业家当市长，我们的合法权益就不愁了。”

一九八八年，福建省石狮市二十多个私营企业主提出“我们要推举能代表我们利益的政界人物参加竞选”，并联名推荐了市长候选人。浙江省一个私营企业主为了当上某市人大常委，除到处宴请外，还公开宣布谁投他的票就给谁1000元，结果终於当选。

河北省某地区已经有21·3%的私营企业主进入基层政权领导岗位，其中八十六人任村主任，六十七人任村党支部书记。在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私营企业商会”、“民营企业公会”、“青年商会” 、“民办企业家俱乐部”、“名流俱乐部”、“外商投资协会”等私营企业主的组织。与此同时，有些私营企业主还提出要办报纸，要有自己的“喉舌”，目前，已经出现了《民营企业家报》、《企业家报》、《厂长经理日报》等直接反映他们利益和要求的报刊。 在意识形态领域，一些资产阶级代言人指出，“今後对人的价值和才能的认定，更多会以金钱来显示。”“大款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

因此，在中国，大款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西方商人需要进入中国的桥梁，这个桥梁就是一大批买办。”“如果我们能出现新式的买办，那么我国的对外开放将能顺利地上一个新台阶。”有人对非公有制经济只能处於补充地位提出质疑。有人提出“保护私有财产应列入宪法”。有人提出，今後的改革应是通过“ 租”、“变”、“卖”等途径“缩小国有企业的比重”。“缩小国有企业的存在范围，使其仅仅作为市场失效的工具存在於公共物品生产领域、自然垄断行业和其他私人企业无力或不愿进入的领域”即对私有制经济起补充作用。“国有企业产权裂变已成大势所趋”，“已在情理之中”。有的提出，“政府的立场应该转过来，把屁股坐在非国有企业一边”。

有些人提出要建立资产者占主导地位的“市民社会” 。他们还要求允许私人办报、自由结社。可以预料，一旦局势允许，这些人组织成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

最近，有些私营企业主或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集体企业负责人正在资助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办报纸、办杂志，建立所谓民办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私营企业主同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已经开始结盟。这种联盟无疑加速了资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

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万润南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生的中产阶级要求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根本上同共产党的现行制度是对立的。”“中产阶级一方面憎恨这个制度，一方面为了赚钱要与这个政府合作，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用金钱物欲来腐化这个政府，又从消极方面促成这个社会的演变。”“他们要发展，就要用种种手段，主要是用金钱去推动、运转、润滑共产党僵化的官僚制度，这就使中共政权无可挽救地腐败了。是中产阶级的钱使共产党腐败。这个政权越腐败，这个社会转型的可能性也越大。当新生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取得一定地位後，就会希望有知情权、议政权，进而有参政权。这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可以认为，这些话相当透辟地指明了资产阶级产生所导致的政治後果。

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三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内虽然发生过几次重大的斗争，但是都是在党外不存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不论是共产党内怎样斗争，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本身都没有受到直接威胁。现在，资产阶级的重新出现使这种环境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并不依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政府是合作还是对抗为转移。资产阶级若要变经济上的补充地位为主体地位，变政治上的从属地位为领导地位，就要分享乃至独占国家政权。因此，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尚不具备时，资产阶级会积极介入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以直接的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资产阶级应是今後十年内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予以注意的主要对象。

 

三、社会意识的变化

 

从一九七七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攻防拉锯战。一九九二年以後，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除少量马克思主义刊物以外，在主要的宣传舆论阵地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基本上绝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深度和广度均已超过了“八九”风波以前。

在理论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表现是，用现代市场经济论来对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实际上是主张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区别的市场经济；否认公有制与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以便把私有制说成同社会主义本质相容的东西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份；攻击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狂想的、极左的社会主义”；以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相容为理由，要求实行私有化，提出公有制不是目的、主体地位不应该是自封的，来反对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要求进一步缩小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进而放弃公有制；主张通过股份制和产权量化到个人等途径，把国有财产转化成私有财产；主张对我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主张建立以资产者占主导地位的市民社会，以摆脱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经济领域中社会主义成份的保护和资本主义因素的限制，以便为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创造条件；全面否定建国三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把中共建党六十年来的历史说成“左祸”横行，给中国带来灾难的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把它说成传统的、过时的理论；宣布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是空想和幻想；鼓吹西学和儒学，用西化和儒化挤除马克思主义；提出用“後现代派”和“大众文化”即庸俗文化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攻击培养“新型的大公无私的人”是“无视真实活人”的“乌托邦”和 “伪人文精神”等等。

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都是在“反左”旗号的掩护下泛滥的。理论上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围剿直接动摇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依据和我们事业的根基。 在文学艺术作品中，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表现是：着意刻画我国建国三十年来的贫穷、落後，极力夸大和渲染中共建党六十年来的缺点和错误，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我们党的干部、党员和跟党走的革命群众描绘成反面人物，而把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某些对象描绘成正面人物。在反映当前现实的作品中，工农兵不见了，党的组织不见了，党的干部被塑造成僵化、保守、阻碍改革的典型，而私营企业主、暴发户则被塑造成集各种美德於一身的改革的先锋、时代的英雄。与此同时，浸透着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的香港、台湾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影视作品像潮水般涌入，充斥我国城乡文化市场。这类文学艺术作品泛滥的结果，是人们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信念被动摇了，许多没有经历过过去那段历史的青年人误以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真的像有些作者所描绘的那样是什么历史的错误。

党内外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通过反思“八九民运”的教训，窥探国内外气候，近两年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明确的见解，即认为中国唯一的明智的现实选择也是中共唯一可行的救党救国之路是：从在宣传思想领域的“非意识形态化”即淡化马克思主义入手，逐步放弃四项基本原则，经济上逐步向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上逐步向多党制议会民主转变，通过渐进式的“改革”，稳步地向资本主义“ 和平演进”。现在，他们正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和海外敌对势力的默契配合下，迂回曲折地在党内外扩散着这种政见的影响。 近三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的社会意识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过去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其中有些确实是正确的)，现在认为是错误的，过去认为是好的东西(其中有些确实是好的)，现在认为是坏的；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新建的东西被说成是传统的旧东西，而旧社会早就有的如当铺、拍卖行等则被说成是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风气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些靠非劳动途径迅速暴富起来的人吃喝嫖赌、比富斗富，对广大群众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和示范作用。专为富翁服务的行业如豪华酒店、精品商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蒸汽浴室、按摩室和卖淫业应运而生，遍布经济繁华地带。金钱不但是人们获得物质享受的条件，而且被社会舆论塑造成衡量人的社会价值和事业成功与否的标尺。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信条和生活的旋律。模仿西方腐朽生活方式成为时尚。大富豪成为人们羡慕、敬佩的对象，商店、酒店、娱乐厅争相以“富豪”、“豪门”、“大亨”、“老板”、“帝王”命名(店铺名称可以被看成各阶级社会地位的测量计)。

靠辛勤劳动获得合理收入不再是人们生活的准则，通过投机巧取不劳而获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理想。大公无私的品德成为许多人讥讽的对象。

上海有的职工说：“我总算清醒了，勤劳是不能致富的，我要转变观念，把过去的思想全抹去，换上经商的头脑。”过去人们以“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荣，现在人们则追求“到公司去，到外国去，到最能赚钱的地方去”。

“共产党人最讲认真”被“难得糊涂”所代替，“不因虚度年华而懊悔”被“何不游戏人间”所代替。炒股票、炒房地产、倒卖假发票、制“ 黄”贩“黄”、制假贩假，甚至走私贩私在一些地方成为群众运动，如火如荼。我国出现的拐卖妇女儿童、劫车霸路、劫持飞机等现象一度几乎成为“世界之冠”。

随着港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涌入，一种模仿港台文化、崇洋媚外、向往资本主义世界的心理意识也从无知的青少年中浸染到了一部份知识份子和党政干部中。学说广东话、争抢所谓“吉祥号码”，以穿戴有美国星条旗图案的衣帽为时髦，就是这种社会心理意识的外在表现。可以想见的是，一旦中国不得不与美国等国发生对抗，很难指望具有这种心理意识的人会支持政府，为祖国服务。相反，他们很可能会背叛和出卖祖国的利益，直接破坏我国的安全。

上述这些社会意识的变化既是当前某些社会存在的反映，又会对我国的社会存在产生反作用。

 

四、执政党的变化

 

(一)党组织的弱化。过去，党的组织像一只握紧的铁拳，又像一个战斗堡垒，不但能及时全面地掌握党员的情况，而且能及时全面地掌握周围群众的情况，并相应地在党员和群众中开展正确的思想工作，因而能够成为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的领导核心，有力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意图。现在，很多党组织既不部署、不鼓励党员反映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情况，党员也不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即使了解了周围群众的情况也不向党的组织汇报。有些基层党组织实际上成了“聋子 ”、“瞎子”，什么情况也掌握不了，什么作用也起不到。“八九风波”期间，一些过去只靠党组织就可以掌握和解决的问题，不得不直接依靠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去掌握和解决，就是党组织弱化的结果。党组织的弱化就像一种骨质疏松症，使党的战斗力大大降低，无法对人民群众实施有力的领导。农村有些地区随着集体经济的瓦解和农民的流动，许多党支部陷入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极少数农村党支部被宗教势力或其他恶势力所把持。这种情况，已经危及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动摇了党在农村的工作基础。

(二)一部份党员思想的变化。随着我国放弃计划经济和部份恢复私有制，面对着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在“更新信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伟在北京台BTV夜话中发出的号召)错误主张的影响下，一部分党员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的变化。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共产主义是空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上海一些高校师生说：“现在共产党员讲理想的少了，讲党性原则的少了，讲钱的多了。”有些党员干部甚至赞扬和平演变，主张私有化。有的党员开始在共产党之外寻找“後路”。有的党员乘着自己尚有点从党那里得到的便利条件，抢先把自己的子女乃至自己本人变成新生资产者和新富翁。如果思想的这种变化在党内蔓延开来，那么一旦出现苏联“八月事件” 那样的情势，就很难指望广大党员挺身而出，为保卫党而斗争。那时，既使我们有五千万党员，也会等於零。不仅如此，有些彻底换了脑筋的党员还可能像苏共已经出现过的情况那样，拉出队伍，反戈一击，成为反共急先锋。

(三)党与工农群众关系的变化。当前，随着私有制经济的恢复，我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两极分化正在发展。到一九九四年二月为止，占我国银行存款总户数2%的富人已经拥有13000亿元存款总额中的80%。据全国总工会一九九三年调查，在1·4亿职工中，有5%的职工家庭，总人口达2000万人月均收入仅62·19元，月支出需67·5元，入不敷出。据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调查，60%以上的职工认为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没有落实。32·6%的职工认为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下降。

一个新华社记者说：“一直被奉为‘主人翁’的产业工人群体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一名挡车女工说：‘我们辛辛苦苦干一年，还不如一些个体户干两天，实在太不公平了。’”一九九四年上半年，全国发生罢工225起，参加者有3·79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七十一起，三资企业八十二起，集体上访的四千起。

一九九三年二月，湖南金竹山矿工游行时打出的标语是“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活”。现在，一些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已经出现劳资冲突。部分工人的贫困和劳资冲突在当前条件下是难以完全避免的。现在的问题是党在劳资冲突中的态度。一个英国记者说，面对着中国工人同外国老板的冲突。“工会几乎被禁止开展活动，原因是害怕吓跑潜在的投资者。 ”面对上海元祖食品公司台湾总经理对共产党的攻击、谩骂，上海虹口区有关部门一再迁就、退让、禁止元祖的职工和党员向上级反映情况，强行要求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员工撤回申请。

在农村，一九九一年全国有9·4%的农户家庭人均收入不足300元，有2000万人年均收入仅150·8元。四川省仁寿县农民说：“共产党现在是爱富人，不爱穷人” 。

法国《费加罗报》说，中国“农民的不满可能具有爆炸性，一触即发。” 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下降会使他们对共产党失望，至少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和农民中，感到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而是代表有知识、有能力、有财富的人的利益，产生离心倾向。如果共产党不采取措施改善同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关系，将很难再得到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支持。共产党同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关系的疏远，可能会使党在危急时刻像一九九一年“八月事件”时的苏联共产党一样孤立无援。

(四)部分党政干部的腐败。几十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上了两个台阶。在七十年代以前，腐败现象仅处在送烟送酒，“走後门”参军招工上学调工作的低水平上。八十年代，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为求得计划外的资金、原料、能源、车皮、市场等掀起了“红包”、“回扣”风，使腐败上了第一个新台阶。九十年代以来，在 “不问姓社姓资”的“一切向钱看”思想的指导下，贪污、索贿、受贿、走私、制假、贩黄、嫖娼，犹如决堤之水，使腐败死灰复燃，每种丑恶现象都没能把党员干部完全排除在外。全国检察机关一九九三年九月至十二月查处贪污、贿赂万元以上大案6790件，比一九九二年同期增长2·1倍；挪用公款五万元以上的犯罪大案1748 件，比一九九二年同期增长2·7倍；查办县(处)级以上干部经济犯罪要案715人，比一九九二年同期增长6·8倍，其中厅(局)级干部六十一人，比一九九二年同期增长十一倍。一九九三年九至十二月法院系统受理经济犯罪案件13110人，比一九九二年上升25·67%。经济犯罪和腐败现象一旦被揭露，往往官官相护。在保护改革开放的旗号下，有些执法机关往往对这类案件重罪轻判。如江西省最近对几十名犯经济罪的干部一律轻判，再加上缓刑，或者以罚代罪，即使判了徒刑，也让医院出具假证明给予保外就医。党中央和国务院虽然三令五申反对腐败，也制定了一些纪律和法规，但至今为止，尚未找到根治的良药。

本来，共产党部份人的腐败是资产阶级造成或促成的(万润南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是，由於共产党的宗旨同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本冲突。所以，尽管共产党部份人按照资产阶级的愿望腐败了，资产阶级也仍然对共产党不放心，仍然要彻底推翻共产党。在“八九风波”中，资产阶级已经借“反腐败”为名煽动过群众向共产党冲击。因此，腐败不但使共产党脱离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对立起来，而且会给资产阶级以攻击共产党的口实，使共产党处於腹背受敌的境地。

 

(五)党政领导班子政治素质的变化。

 

上述情况预示，未来十年不可能是政治上风平浪静的十年，很可能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向我们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发起决定性突击的十年。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自行消弥政治风浪於无形之中和未成之先。未来的形势对各级综合性党政领导班子政治素质和政治领导能力的要求不是比现在低，而是比现在高。 我们在建党初期和建国初期，曾经拥有一小批知识份子出身的职业革命家，他们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很高的政治斗争艺术及政治领导才能。还有一大批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他们也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较强的实际政治才干。由他们组成的各级党政军领导班子出色地应付了当时的形势，保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

改革十几年来，经过对各级领导班子的连续调整，各级综合性党政领导班子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水平普遍提高了，管理经济活动的能力也增强了。这与我们党和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是适应的。但是在整体上政治领导能力却有所下降。各级党政领导班子这些年来埋头争投资、分投资、上项目、批地、搞市政建设、办开发区、与外商谈判以及宴会、出国、剪彩等具体事务，而对於社会阶级状况，群众思想状况，社会矛盾等问题却很少考虑，日益生疏。有些地方领导班子在工作中实际上把我们的两个“基本点”变成了一个“基本点”。

在知识份子中选拔领导干部时，片面理解了专业化，进入地方综合性领导班子的知识份子中学理工农医的多，学文科的少，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专业的更少。据说，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学员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学员八成是学理工农医的。这种结构近似地反映了我国省、市级党政领导班子的专业知识结构。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专业的知识份子干部不是没有，而是大部份只在党校、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工作，很少被选入各级综合性领导班子。近三年在提拔领导干部时强调的“懂经济、会管理”并未把他们包括在内。在一些领导人和组织部门心目中，似乎只有理工医农和外贸、金融、法律等才是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共党史不算专业。

似乎各级综合性党政领导班子中只需要理工医农的专业人才，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专业人才，只需要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专业人才，不需要政治领导的专业人才。 现在有很多领导干部(包括省部级以上干部)虽然上过党校，但是往往只有谈具体业务才头头是道，而一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言不及义，甚至语塞，其中有些人还错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当成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蔓延开来，就很难保持住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性质。

地方各级综合的党政领导班子不同於各专业部门的领导班子，除了要处理经济建设问题以外，还要处理一系列政治问题。地方综合性领导班子的上述状况，在政治稳定时期尚可应付局势，一到政治动荡时期就难以适应了。我国各级地方党政领导班子专业知识结构的这种状况，对未来十年的政治形势是不适应的。 中国共产党是个政党，而不是其他性质的社会团体。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主要是处理阶级与阶级、集团与集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党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就不可能保住国家政权。失去了政权，我们也就没有资格管理全社会的经济活动，无法继续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了。因此，各级综合性党政领导班子政治领导能力降低的状况必须加以改变，为此，除了应加强对政治问题的注意和研究以外，还应增加领导班子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政治专业人才的比重。

据了解，有些地区和单位，由於某些领导人的指导思想不端正，出现了排挤和打击坚决反对动乱暴乱、积极从事清查清理的同志，提拔和重用同情“八九民运” 、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情况。这种现象，使得许多参与“八九民运”而没有转变立场的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了鼓舞。

产生了依靠所谓“体制内”力量为“八九民运”翻案的幻想。而使当年在共和国处於危难时刻站在第一线坚持斗争的同志却感到憋气。今後如果再发生类似的斗争，其中有些人就很可能裹足不前，不再像过去那样坚决，那样义无反顾。这种情况对我们的党是非常不利的。

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是非常不利的。预计在今後一两年内，国内外敌对势力很可能把为“八九民运”翻案作为向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的突破口，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只有顶住这场进攻，过了这一关，才算真正站住了脚跟，才谈得上以後的一切。因此，如果上述情况不从现在起纠正，就有可能使得敢於站在党和政府这一边的人越来越少，而使反对共产党和政府的人以及中立自保的人越来越多。当这场政治风暴到来，我们发现自己处於不利地位时，再想改变这种情况，就可能来不及了。

第三份万言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基本问题。“”当今中国，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对立，焦点就在于坚持还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这篇万言书的出台背景可能是起因于一次真实的事件。1996年11月，深圳市委书记历有为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的心得体会《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主要针对的是所有制的传统理论，受到坚持传统理论人士的批评。在散发的历有为稿件前面，批评者加上了一个按语：

深圳市委书记历有为在中央党校的一次省部级干部学员研讨会上，作了一篇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唱反调的报告。这篇被广泛散发的报告，决不是一份普通的”学习体会“和”思考“，而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企图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改革前沿的这位封疆大吏公然敢于要求党的十五大按照他的”思考“从根本上修改党纲、党章，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经过18年的改革，一种得到很大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力量，再也不甘居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补充“角色了，他们公开向党内党外表明。要由他们来改变和掌握中国今后社会演进的走向。

据说，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说了一句话：在学习讨论中没有禁区。从而为历有为解了围。

 

以下是全文：

 

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

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1996年12月21日至1997年1月20修改定稿）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必须“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如果失去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也就不可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搞好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既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江泽民（《在上海、长春召开的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

江泽民同志的这段论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反面教训，鲜明地深刻地揭示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同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这不仅是十分正确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所有制既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又决定着政治制度的性质，是社会形态的基本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 页）。社会主义国家在它们的实践中，都是以其公有制的确立为标志，宣布它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来一些国家又是以其放弃公有制而宣布它们放弃了社会主义。帝国主义也把反对公有制当作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同义语。在当今中国，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对立，焦点就在于坚持还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邓小平同志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江泽民同志的指示，明确划清以公有制为主人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同私有化的界限。而要划清这种界限，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有制主体地位？怎样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这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它要求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弄清有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一系列问题，并从政策和法律上加以规范，付诸实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来的理论和实践一直从完全公有制出发来研究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其它经济成分，是在改革开放起步之后提出来的，其理论准备是不足的，相对于改革开放的实践来说是明显滞后的。直到目前，人们在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涵义和基本标志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上还不是很清楚的，至于怎样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也还处于摸索过程中。理论上的滞后，必然引起思想上的某些混乱和实践上的一些偏差，也容易给私有化宣传以可乘之机。十多年来，非公有经济的高速发展迅速地改变着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的比重，并使公有经济的外部环境改变，内部也在发生变化，存在许多严重的困难和问题。国有经济陷入困境，公有经济面临着丧失主体地位的潜在危险。而如果一旦丧失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会发生严重的阶级分化，工人阶级将沦为雇佣劳动者，共产党将失去执政的经济基础，国家政权将会变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会消解，社会主义精神支柱将会倒塌，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会改变，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全党、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决不允许这种情景出现。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要在实践的过程中，经过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采取适当的措施，逐步使得各种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和发展范围趋于比较合理。要逐步完善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劳动工资、社会保障、工商行政管理等政策，保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引导其它经济成分健康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是提到我们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一、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首先必须搞清楚：社会主义公有制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

 

社会主义公有制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和根据，是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必须解决的首要的和最基本的认识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有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坚定性。

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不仅决定着人们的经济生活，而且还直接和间接地规定和影响着人们的其他社会关系，从政治关系直到思想意识和道德关系等等。因而对于公有制优于私有制的问题给予全面分析，涉及的范围是很宽的。但是，一种所有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最根本的在于它适应并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来看，公有制是不是优于私有制，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存在模糊认识。例如，一些文章在反驳私有化言论时只是说“经济发展并不是取决于所有制”等等。这样的论证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有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更不能得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结论。因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有制对生产力的发展决不是不相干的，相反，其反作用是十分巨大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根据在于私有制存在着自身不可克服的致命的矛盾，必然为公有制所取代。只有达到这种认识，才能坚定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信心。

那么，公有制是否优于私有制呢？这个问题今天不仅可以从理论上，还可以从事实上给予回答。因为社会主义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完全可以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得到答案。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刚刚建立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就又遇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它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经历几年的恢复和发展之后，苏联于1929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只用了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仅这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苏联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由原来的42％上升到70％。1933年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又是四年零三个月就提前完成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到77.4％。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前，苏联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三分之一的机器设备靠进口；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的1937年，苏联就已开始向国外出口机器和设备。两个五年计划实际只用了九年的时间，苏联的工业生产增长了将近4倍，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把几年前经济水平还高于它的英、法、德等国抛在了后面。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以这样的速度，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从农业国跃向工业国呢？没有。如果要寻找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快发展速度，一个是上一世纪最后三十年的美国，另一个是本世纪中期的日本。美国在上一世纪最后三十年曾以工业生产年增5%的发展速度赶超了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但它的发展速度也还与上述苏联的发展速度相差 4倍多。 日本从 1955年到 197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8.7％，其中工业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1.3％，这样的发展速度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不仅是夺冠的，而且是“奇迹”，但与上述苏联的发展速度仍相差甚远。美国经济学家萨谬尔森说：“从 1928年到六十年代中期，苏联的经济增长是引人注目的”，“苏联模式已经证明，命令经济有能力调动社会资源以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又说：“资本主义的祸害——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与增长和衰退相伴随而无法避免的。可是，“在苏联模式中，失业率长期以来相对较低”，“通货膨胀是不存在的”。（萨谬尔森等著《经济学》第14版上卷，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中文版第718、720、721页）

从中国的发展速度来看，1950——1979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3.3％，增。速度比美国高3倍。至于1979年后的发展，《世界银行图表集》中称：1980——1988年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3％，同期的日本增长4％，美国3．1％，在世界上，中国是最高的。1990至1994年，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1.9％，其中发达国家为1．7％，发展中国家为5.3％ ，而中国为11.7％，居世界之首（国家统计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回顾系列分析报告））由于中国的发展速度总体上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因而，仅仅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到 1990 年国内生产总值和综合国力排序就都进入了世界十强之列。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地上起步，用几十年的时间缩短了同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的差距。

再就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体发展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高于资本主义国家。据联合国《统计年鉴》统计，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1960至1970年，社会主义国家为6%，市场经济国家为5％；1970至1975年，社会主义国家为6％，市场经济国家为3.6％；1975至1985年，社会主义国家为6％，市场经济国家为4.7％。

上述事实表明，无论就苏联、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还是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体系的总体发展来看，社会主义的发展速度都高于资本主义。连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在肯定日本是所谓“增长冠军”时，也必须说明它只是“在不包括共产主义阵营在内的各主要国家中，遥遥领先”（［日］金森久雄：《日本经济增长讲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中文版第68页）。

社会主义公有制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仅就推动生产力发展来说，已经得到了事实的证明。根本原因在于它适合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便于国家宏观调控和计划调节，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获得劳动并取得相应报酬的权利，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这就是公有制优于私有制的秘密所在。

公有制优于私有制，这本是早已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实践所证明了的，并且还在继续证明着的事实。可是，近年来，在我们的不少书报刊物上频繁地出现私有制优于公有制这样的宣传。对这些宣传决不可轻视，因为它从思想深处动摇着人们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信念。

近年来，公有制不如私有制的错误观念是怎样产生的呢？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同时非公有经济迅速发展，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主张搞私有化的人就把这两个事实简单地联系起来，把经济高速发展的功劳记在私有经济的名下，制造私有制优于公有制的舆论，作为推行私有化的主要根据。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请看事实——

中国近二十年来的高速发展并不是起源于私有制。从粉碎“四人帮”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1977年和1978年，史称“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在这两年里，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年递增率分别为14.3％和13.5％，与1979—1992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3．2％的速度相比还略高一些，而这个时期根本没有提出发展私有经济的问题。

1980年开始提出允许发展个体经济，但“六五”计划的前三年，各种非公有工业的产值总合起来还占不到百分之一。到 1985年底，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经济也只占 1.9％，而这期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1％。到1988年就提前两年超额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而1988年私营企业法刚刚公布，各种非公有工业的产值总合起来只占工业总产值的7％，这说明翻一番主要是公有经济的产值翻了一番。而这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居世界之首，而且远远高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1988年以后，非公有经济发展很快，而国有企业的许多经济效益指标大幅下降，于是公有制不如私有制的言论也多了起来、这些言论是经不起分析的。

先看非公有经济。非公有经济发展很快，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很快，是因其户数和从业人员的增加迅速。仅1990 — 1994年，非公有工业单位就增加了186.7万户。非公有经济的从业人员基本上是从无到有，达到 5690万人。私营经济表现出有较高的经济效益，那主要是因为得益于国家的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扶持的结果。此外，不少私营企业的飞速发展主要是靠以非法手段侵吞国家财产，侵蚀和冲击国有经济来获取暴利发展自己。他们肆无忌惮地偷税、漏税、盗窃经济情报、投机倒把、回扣推销、抢占国有企业市场，以及施展各种卑劣手段挖走国有企业的人才、技术，腐蚀国家干部以权谋私，为他们大开绿灯。可见，一些私营企业是靠非法手段获得发展的，而绝非其本身比公有经济优越。如果国家对其非法活动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建立起正常的经济秩序，私营经济就绝不可能有现在那样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

再看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产值增长率及其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下降，也不是说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下降了那么多。因为产值并不是实物产品量，而是用货币计算的产品的价值量。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以产品的实际价值来计算产值，而是用产品的价格计算产值。由于受市场和国家价格政策的影响，会使价格扭曲，从而使产值指标不能准确反映企业的实际生产状况。其它价值指标如利润率、利税率等也是这样。这就造成了价值指标与实物指标之间的矛盾。所谓增产不增收，就是说利润等价值指标与实际创造的物质财富相背离。以铁路为例，从 1990年到 1994年，客运量增加了1－3亿人，货运量增加了1.3亿吨，运输收入增加了171.7亿元。可是，其实现利润却由113.1亿元下降为负27．7亿元（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5）》） 、《中国统计摘要（1995）》）。这就是价值指标与实物指标之间的背离。它表明，利润负增长并不是火车的生产能力下降了，而是因为同期的运输成本由于多种原因从253.9亿元增加到570．9亿元。再从煤炭行业来看，原煤产量1979年为6.1亿吨，1994年增加到 12．4亿吨，但 1994年的利润总额却是负 5. 42亿元（同上）。其原因同样是成本上升。如果铁路运输和煤炭价格也依成本推动而相应上涨，它就会成为制约其他产业的瓶颈。换一个角度说，如果国有铁路、煤炭也和私营企业一样，赔钱不干，利小不干，私营企业的利润就不会有那么高了。多年来，国有企业以廉价能源、材料和交通运输，并从税负和各种社会负担等多方面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实质上是国有企业的利润被分割和转移。正是这种利润的分割和转移造成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之间的矛盾。十多年来，国有企业的价值指标全都是成倍地下降的，而它的实物指标却又是成倍、成几倍地增长的，这表明，国有企业并不是低效率的。当然，由于这种利润分割和转移，也确实影响了国有企业的发展。有的地方党政领导人说，他们原来是下大力气抓国有企业的，可是，在现行价格、税收等政策导向下，国有企业产出越多，赔钱越多。鉴于这种情况，地方便转而开辟第二战场，发展其它经济成分。可见，要搞好国有企业，作适当的政策调整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让我们放宽视野，总观全球，看看世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命运吧。

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到目前为止，世界上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是私有制，属于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个庞大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发达国家就那么几个，而贫穷落后国家则为数甚多。这些为数众多的贫穷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最初从海外殖民而发达起来。旧的殖民体系瓦解之后，又以富国与穷国之间的不平等交易聚敛财富。第五十一届联大指出，富国更富，穷国更穷，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尖锐的问题之一。目前全世界有13亿人生活在赤贫中，比1990年增加了3亿。有的国家成了最贫穷国家的新成员。最为严重的是债务负担越来越重，有的穷国债务负担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91％。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2年《人口发展报告》中的材料，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富国与穷国的收入差距是30倍，到九十年代，扩大到150倍。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达，正是以多数国家的贫穷落后为存在条件的。全球两极分化和资本国际剥削，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如果世界上多数国家进到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少数几个国家占领国际市场的大部分份额的局面就不能继续下去了。即使在少数发达国家占领国际市场的大部分份额的情况下，失业问题仍旧困扰着它们。美国1995年的失业率达6.1％，而欧共体各国的失业率高达11％，经合组织各国有3500万失业人口。资本主义私有制无法解决失业难题，因为这是它自身带来的问题。而无法解决失业问题正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直接原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40页）。富翁和雇佣工人的两极分化是资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内条件，穷国与富国的两极分化则是资本生存和发展的国际条件。目前少数发达国家的和平稳定发展，是不会长久延续下去的。当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普遍觉醒和迈向现代化的时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就会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全面爆发出来。到那时，社会主义运动就会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兴起。那种只着眼于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当前的发展，从而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人类历史的顶峰的观点，就当前来说也是片面的，而就长远来说，更是浅薄的和短视的。

世界上除了永恒运动着、变化着的物质及其依据的规律以外，再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资本主义不过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由于自身矛盾的演变必然自我否定，为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所扬弃和超越，如同资本主义历史地辨证地代替封建主义一样。这是不以任何阶级、政治集团和个人的愿望和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避免的因而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

 

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必须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关于所有制的理论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白无误的结论：社会主义公有制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我国的所有制格局中坚定不移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那么，什么是公有制主体地位呢？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其实不然。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坚持公有经济的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和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就是坚持了公有制主体地位。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它确实抓住了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外部标志，抓住了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必备条件。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看来，它还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我们应该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现在让我们静心凝神，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吧。

1、所有制不单是所有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它的本质是生产关系，是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什么是所有制？在马克思以前和以外（与马克思同时代以及马克思之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缺乏哲学思维特别是辩证思维的其他经济学家，都把所有制看作是所有者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种关系是法律上确认的关系，即法权关系）。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只看到了现象没有看到本质，只抓住了事物的外部标志没有抓住内部联系。马克思说：“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4页）那么，应该怎样给所有制下定义呢？马克思以资产阶级所有制为例，作了一个说明：给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绘一番。”（同上）马克思在另外的场合又说：资产阶级“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同上第191页）后来，马克思给所有制下了一个一般的定义：所有制是人们对生产条件的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92页、下册第105页）。这里所说的“生产条件”包括两项内容：一是生产资料，一是劳动者（生产者）。这是马克思的定义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所有制（所有者对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之处，也是马克思智慧的深刻之处，超凡之处。他的深刻和超凡之处就在于透过人与物的关系，揭示出了人与人的关系。

2、所有制是对全部生产条件的占有，但它的本质归根结底是对人的劳动的支配和占有。区别只不过是对自己劳动的占有，还是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而已。生产活动本质上是人的劳动活动，而不是物的活动，要进行生产就必须有劳动者．而对劳动力的不同占有方式，也就是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把劳动者（奴隶）作为工具和土地一起直接占有就是奴隶制，占有上地并通过租佃占有劳动力就是封建制，占有机器、厂房等等并通过交换占有劳动力就是雇佣劳动制，而劳动者共同占有全部生产条件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这表明，所有制本质上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关系，是人们的生产关系。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3页）。研究所有制问题，只有透过人与物的关系，揭示出人与人的关系，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

私有制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相分离，这种所有权就表现为所有者对他人劳动的支配和占有，因而私有制就表现为阶级关系。要回答什么是阶级，无非是把私有制全部内涵描述一番。奴隶、农奴和雇佣。人是三个劳动阶级，而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也就是私有制的三种形态。因而这些“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5页）），所有制也就改变了。“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l卷第 160页）。奴隶的解放就是奴隶主所有制的崩溃；佃农变为自由工人就是封建所有制的解体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诞生；雇佣工人变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主人，这就是社会主义所有制。所有制的变革与劳动者的解放的历史步伐的一致，足以表明所有制的本质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关系。在这里劳动者既是人同时又是生产力，因而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既是经济发展问题，又是劳动者即人的解放和发展问题。马克思正是依据他所创立的关于所有制的科学理论揭示了生产力解放和劳动者解放的现实道路。

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讨论改革问题，有那么一些人把所有制说成“无关紧要”，“只是手段”。实际上，所有制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这种手段不是无关紧要，而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生产手段，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手段。历来的社会变革都是争夺这个手段。这种手段的运用，就是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又是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可见，所有制是手段，并得不出所有制无关紧要的结论。而把所有制说成只是手段和无关紧要的人，实际上并没有把所有制看成无关紧要。相反，所有声称所有制无关紧要的人，毫无例外地都把改革的目标集中指向所有制，认为改变公有制是改革的“实质”和“全部问题的关键”。上头上说所有制无关紧要，实际上是把所有制看得最关紧要，所谓无关紧要，其真实意图就是要人们放弃公有制。可是，放弃公有制就意味着劳动者放弃所有权，重新陷入被压迫被剥削的境地，而确立一小部分人压迫、剥削广大劳动群众的权利。这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能也不会答应的！

根据以上分析，所有制的本质是生产关系，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标志，因而，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涵义和基本标志，也必须从生产关系的意义上来理解和确定，从社会经济制度意义上来认识和把握。这就是说，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内涵和基本标志应该是：保持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始终是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以保证社会的经济生活主要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和分配，使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经济关系中，不发生阶级分化，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了工人阶级就其总体来说，不是雇佣劳动者，而是摆脱了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国家主人，是国家的领导阶级，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实质。

可是，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涵义和基本标志，不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出发来理解和把握，而只从资产比重优势和主导作用方面来理解和确定。如果作这样的理解和确定，既不能在理论上揭示和把握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本质意义，因而也就不能在实践中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众所周知，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中，资产越来越趋向集中。在这种条件下，一个国家中的极少数大企业就可以集中全社会的多数资产，并支配主要经济部门，主导一国的经济。就我国的情况来看，1994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共 46.52万个，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只分别占 1％ 和3％，但仅大企业的固定资产就占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52％，加上中型企业就占70％（《中国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388、389页）。一些人正是以此为由提出了。小企业私有化的主张。认为小企业私有化，只保留国有大中型企业，公有经济的资产仍然可以占优势，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和基础产业以及其他主导产业的产权性质不变，公有制就依然是主体。然而，这样理解的所谓主体实际上并不是主体，因为小企业遍布各个经济领域和全国各个地区，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占96％，其职工人数占80％左右，因而小企业私有化，就会使绝大多数职工生活在非公有经济关系中，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就成为雇佣劳动者，出现普遍的阶级分化。这样一来，人们的生产关系，从而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就不是社会主义了。

应该如实承认，以为只要公有经济资产比重占优势和起主导作用就是主体的观念已相当普遍地被接受，几乎成为不用论证的几何公理了。这是一个不幸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呢？我们认为，它说明唯生产力论（脱离生产关系单讲生产力）作为对唯生产关系论（脱离生产力单讲生产关系）的反动而出场，显得似乎很有道理，威风凛凛、神气活现地登上思想舆论舞台，从而轻而易举就征服了大众。这是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一种思想现象，并不能证明它的正确。建国以来，我国理论界既出现过脱离生产力单讲生产关系的严重倾向，后来又出现了脱离生产关系单讲生产力的严重倾向，这些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马克思主义既反对脱离生产力单讲生产关系，又反对脱离生产关系单讲生产力。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论。

目前最关紧要的，是必须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涵义和基本标志，在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并用政策和法律加以规范，付诸实施。只有这样，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

3、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公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它是不能分割的整体

一些力图搞私有化的人对我国宪法确认的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提出这样一个批评：这种公有制名义上人人所有，实际上人人皆无。（这种观点的另一种说法是所谓公有制产权不明晰。）他们以此为由来否定我们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由此提出改变公有制或改变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主张，实际上就是主张实行私有化。“名义上人人所有，实际上人人皆无”这种说法看来似乎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吻合，因而很容易为公众所认同。谁能把公有财产取出平均的一份据为己有呢？但是，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真理。地球中心学说虽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一致，但它却被近代科学（哥白尼太阳中心说）证明是谬说。

马克思主义是如同数学一样精密严整的科学，我们还是根据马克思所有制的科学理论，来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吧。

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行将灭亡（从历史的大尺度看）的历史过程后，得出了一个伟大的历史结论，马克思写道：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由此可知，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历史螺旋式前进运动的结果，是在生产资料公共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这就是马克思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典回答。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将马克思的以上思想，简要地表述如下：

（1）肯定阶段——分散的生产资料、分散的个人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

（2）否定阶段——在生产资料和劳动集中的条件下、以对他人劳动占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3）否定之否定阶段——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但不是重建私有制。

根据马克思的上述思想，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得出如下三点认识：（1）进步性。所有制的变革是整个历史运动的结果，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进步的过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既汲取了资本主义将生产资料和劳动集中和联合的历史成果，又恢复了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但不是重建个人私有制，而是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的恢复，即联合起来的全体劳动者成为生产条件的主人，成为自由的人，这是劳动者的大解放，同时也是生产力的大解放，因而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2）整体性。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不是一个无矛盾的整体，而是公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直接同一），是一种矛盾的同一。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不久，有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兼改革家的杜林跑出来嘲讽、攻击上文引述的马克思的那段话，说“既是公共的又是个人的所有制”是不可理解的辩证法之谜，是一个混沌的世界，是谬论。杜林看到矛盾，但由于——正如恩格斯在《反对杜林》一书中所指出的——愚蠢的形而上学头脑而不能理解矛盾，又是一个无责任能力的自大狂，所以对他不理解的东西放肆地予以嘲讽和攻击。没有矛盾就没有生命。其实，“既是公共的又是个人的”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点和实质，是它的生命和价值。一些人批评公有制的那句话：“名义上人人所有，实际上人人皆无”，如果倒转过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真理，那就是“实际上人人所有，名义上人人皆无”（这里所说的“无”是指任何人都不能将公共财产取出平均的一份据为已有）。这种“无”恰恰是“有”存在的条件（这就是“无”和“有”的辩证法）。否则，公有制就瓦解了，不复存在了，生命终止了。那么，这种个人所有制对于个人的意义何在呢？这个问题对于劳动者来说，是十分明白的。劳动者正是因为对公共生产资料具有所有权，才能获得劳动并取得相应报酬的权利（这个权利庄严地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就是个人所有制的实现，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对劳动者的价值之所在。（3）唯一性。这里所说的唯一性就是人人皆有的个人所有制的唯一实现形式。大家知道，所有制是人们得以生存、享受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长久以来，先进的人们把人人所有作为崇高理想而为之不懈的追求和奋斗，由于受到历史眼光的局限和阶级眼光的局限，他们总是把人人皆有的个人私有制作为理想的蓝图，但是，这种人人皆有的所有制模式在历史上和现实世界中都没有存在过，而且也不可能存在，即使社会上存在的部分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必然分化并进而被消灭。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只有两种方式：一是个体占有方式，二是集体（指广义的集体，不是与“全民”相对的“集体”）占有方式。但是个体占有方式“从来没有作为普遍现象而存在，并且日益为工业进步所排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卷第264页）。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指明达到先进人们理想的正确道路。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联合起来的个人（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才使每一个个人都获得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就是说，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直接的个人所有制，即分散的、孤立的单个人的个人所有制，不能使各个个人都获得生产资料所有权；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否定了这种单个人独立地占有生产资料的直接的个人所有制，却使每一个个人都获得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就是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的个人所有制才是人人皆有的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并且是唯一的形式。

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和牢固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论，只有这样，才能击破种种私有化的谬论，澄清各种糊涂观念，才能理直气壮地坚持公有制，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这里有必要指出，有人把马克思上面讲的公有制说成是股份制。是严重的误解和曲解。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公有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而马克思讲的股份制，是“社会（德文原文为Gesellschaft，有“社会”、“公司”两个含义——引者 ）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3页）对私人资本的扬弃，但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思又称消极地扬弃，而称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范围的扬弃为积极地扬弃（同上第493页、第498页，关于积极扬弃的提法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它虽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范围，它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高级形式，是向公有制发展过程中的“过渡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卷第 494页），但还不是公有制。正如在生物进化序列中，猿是生物发展到人的“过渡点”，但猿还不是人一样。马克思指出：“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7页）股份制原本是生产社会化和私有制相结合的产物。由于社会化的生产方式要求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而生产资料又在私人手上，于是，股份制便成了资本集中的形式。股份制既达到了资本集中的目的，又没有改变私有制。把马克思讲的公有制，说成是马克思讲的股份制，就是把公有制与私有制混为一谈了，把两种性质不同的所有制混同起来了。其用意在于用股份制来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达到私有化的目的。这是历史的大倒退。不能让这种理论迷雾误导我们的改革，这种误解或曲解必须澄清和纠正。

 

 

 价值要点

“互联网是个实现工具，我们的目的是发展实业，解决人们的生存、幸福问题。实业是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基础。第二，低价格、低质量、低成本，会摧毁我们未来的战略竞争力。“

“中国历来都不缺乏政治家、企业家，但从来都缺乏真正的商业思想家—在当代中国，任正非算是一个。”

这是《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一书中对任正非的评价。43岁才开始创业的任正非，“一手把山寨公司变成了震惊世界的科技王国，”同时创立了开中国企业先河的企业治理大法。他在判断企业市场时极具预见性，在企业繁花似锦的时候却说这很可能是企业的“寒冬”。

作为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是华为个人第一大股东，占1.42% ，其余的98.58% 为员工持有。截至2011 年年底，在华为14.6 万多员工中，有65596 名员工持有公司股份。这几乎是全球未上市企业中股权最为分散、员工持股人数最多的一家公司。

那么他对于如今“互联网+”的火热带来的创业热潮、以及现在很多产品硬件非常低成本，然后增加很多软件功能如何看待，以及他对未来的通信事业发展的趋势又有如何的判断，来看看福布斯记者对他的采访，略经钛媒体编辑：

思想意识与体制要创新，并不单单是技术

中国经济发展30年，虽然取得很大的成绩，经济体量是全世界第二位了，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创新。您怎么看?

任正非：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邓小平释放了中国能量。三十多年前，中国的生活条件大概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房间里面会有洗手间，我们不知道洗手间是可以很干净的。整个思想结构上处于一种封闭落后的状态，如热力学所说的封闭定律。

热力学讲不开放就要死亡，因为封闭系统内部的热量一定是从高温流到低温，水一定从高处流到低处，如果这个系统封闭起来，没有任何外在力量，就不可能再重新产生温差，也没有风。

第二，水流到低处不能再回流，那是零降雨量，那么这个世界全部是超级沙漠，最后就会死亡，这就是热力学提到的“熵死”。社会也是一样，需要开放，需要加强能量的交换，吸收外来的优秀要素，推动内部的改革开放，增强势能。

外来能量是什么呢?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先进的思想意识冲击。但是思想意识的冲击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中国到底是得到了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中国这三十年的繁荣，总体来说，我们得到了正能量，虽然也有负能量进来。

常有人说和西方合作，至今没拿到技术。我们是要技术，还是要繁荣?当然我们是要繁荣。有技术更好，没有技术我们也繁荣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在改变，受教育程度也在改变，国人改变了，其实这个社会基本启动了。

现在习主席推动深化改革开放，逐渐让中国不要回到自给自足。其实这些思想意识与体制的创新，并不单单是技术。它对未来100年释放的能量是不可估量的。中国今天还不算十分强大，即使非常强大了，也要向世界开放。其实美国200多年的发展历史，就是开放的历史。

科技创新，要重视教育，重视知识产权保护

现在国家提出来的全民创新、全民创业，您怎么看?

任正非：创新是要有理论基础的。如果没有理论的创新，就没有深度投资，很难成就大产业。

理论上要想有突破，首先一定要保护知识产权，才会有投资的积极性，创新的动力。美国之所以这么厉害，因为它严格保护知识产权，这样美国的创新环境才特别好，所以容易出现大公司。

您也接触了这么多国际上的创新公司，您觉得中国的创新和美国的创新有什么差异?创新是开放的，有没有可能国家与国家之间协同创新，而不是保护主义?

任正非：保护知识产权要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命题。别人劳动产生的东西，为啥不保护呢?只有保护知识产权，才会有原创发明的产生。才会有对创新的深度投资及对创新的动力与积极性。没有原创产生，一个国家想成就大产业，是没有可能的。即使就是成功了，也像沙漠上修的楼一样，也不会稳固的。

原创发明的人往往在几十年前就开始提出想法，人类社会并不理解他们真知灼见，可能还会认为莫名其妙，把他们看成异类。科学家在创造的时候是只有少数人掌握了真理，逐渐逐渐再扩散，慢慢人类社会上有更多的人理解，然后在工艺等很多方面的进步，使梦想成为可能，通过几十年时间打好基础，才能为人类社会服务的。

科技创新，要重视教育，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教育，给教师体面的工资和社会尊重，孩子是祖国的未来。

低价格、低质量、低成本，会摧毁未来的战略竞争力

在国内，大家都讲的是“互联网+”热潮，比如有的公司也在做类似的产品，硬件非常低成本，然后增加很多软件功能，您如何应对?

任正非：互联网是个实现工具，我们的目的是发展实业，解决人们的生存、幸福问题。实业是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基础。第二，低价格、低质量、低成本，会摧毁我们未来的战略竞争力。企业必须有合理的盈利，才会去持续投资研发。没有适当的利润积累，把利润打这么低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战略上破坏这个产品。

很多国外的文章，说美国在发展智能硬件、机器人，中国还在做“互联网+”，是方向不一样?

任正非：我们应该走进新的未来时代，这个时代叫人工智能。首先，我们要强调工业自动化。工业自动化了以后，才可能走进信息化。只有信息化后，才能智能化。中国走向信息化，我认为还需要努力。

中国的工业现在还没有走完自动化，还有很多工业连半自动化都做不到。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了类似工业4.0的方案，超前了社会实际，最后会成为夹心饼干。所以我们国家要踏踏实实的迈过工业自动化。工业自动化以后，就不需要这么多简单的劳动者了。当前应从提高教育水平、从人的质量入手。

华为二、三十年努力向西方学习，今天也不能说信息化了，因为我们端到端的流程还打不通。我们考虑五年以后，有可能走向信息化，能达到工业3.0这个状态。再花二、三十年，华为才有可能向世界品牌迈进，因此这个路程很漫长，太着急的口号可能摧毁了这个产业。

未来将爆发重大的技术革命

您能否展望一下，未来的通信事业发展的趋势?

任正非：未来世界二、三十年内，一定会爆发一场重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革命的特征：

第一，石墨烯等(黑磷\磷烯)的出现，电子技术发生换代式的改变。但是石墨烯没有实用之前，我们其实在硅片上也是可以用叠加、并联的方案来突破物理极限。

第二，人工智能的出现，造成社会巨大的分流，而人类社会也正因人工智能变化。生产模式人工智能以后，简单重复性劳动力就不需要了，需要比较高的文化素质。所以教育很重要。当人类社会适应人工智能的时候，西方国家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工业成本差距，就这是一个新时代的改变。我们如果要赶上新时代的改变，首先要改变教育结构，一定要孩子们都有文化有知识，懂专业、会操作。

第三，生物技术的突破，将会带来巨大的信息社会变化，而且这个边界也越来越模糊。当母语的边界也模糊的时候，连物理的边界也模糊了。

华为给员工的好处就是“苦”

关于华为的机制和企业文化，我看国内有很多文章进行探讨，您能不能告诉我您的看法?

任正非：其实我们的文化就只有那么一点，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世界上对我们最好的是客户，我们就要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

我们想从客户口袋里赚到钱，就要对客户好，让客户心甘情愿把口袋的钱拿给我们，这样我们和客户就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怎么去服务好客户呢?那就得多吃点苦啊。要合理地激励奋斗的员工，资本与劳动的分配也应一个合理比例。

在国外，比如跟美国思科、欧洲爱立信等企业共同竞争人才的时候，你们的薪阶是否比别人高出很大一个档次?

任正非：华为给员工的好处就是“苦”，没有其他。“苦”后有什么?有成就感、自己有改善收入、看着公司前进方向有信心……这就是新的东西，这就是吸引员工的地方。华为奋斗在非洲的各级骨干大多数是80后、90后，他们是有希望的一代。

您在这个行业接触了很多美国科技公司，比如雅虎、Google的员工很自由，有的可以在家里上班。雅虎新CEO说员工不能在家上班，还引起了很多内部反对。您觉得类似这种文化，跟我们中国艰苦奋斗的文化，哪个更好，哪个更会激励人才?

任正非：咖啡厅里坐坐，快快乐乐，喝喝咖啡就把事情做成了，这也许可能不是大发明，多数是小发明。互联网上有很多小苹果、小桃子，这也是可能的。

我们在主航道进攻，这是代表人类社会在突破，厚积还不一定能薄发，舒舒服服的怎么可能突破，其艰难性可想而知。不眠的硅谷，不是也彰显美国人的奋斗精神吗?这个突破就像奥运会金牌。我们现在跟奥运会竞技没有什么区别。

在主航道，美国公司的很多企业领袖们也是很辛苦的。真正成为大人物，付出的辛劳代价，美国人不比我们少。我和美国、欧洲公司的创始人在一起聊天，发现他们领导的文化也是艰苦的，真正想做将军的人，是要历经千辛万苦的。当然，美国多数人也有快乐度过平凡一生的权力。

您觉得未来华为的这种文化是不会变化的?

任正非：长期艰苦奋斗的文化是不会变化。这不是中国特色，这是人类特色。第一，你要成功，就要奋斗。第二，你要想吃饭，就得要做工，没人为你做马牛。凭什么你享乐的时候，让我们挣钱养活你啊。

中美关系，合作大于对抗

您作为一位顶级的企业家，您的企业又处于通信这么一个战略行业，企业发展肯定离不开大的政治环境，那您怎么看待中美关系?

任正非：我认为中美关系，合作大于对抗，两国有许多互补的地方。暂时的冲突，最终是要互相妥协的，不可能走向对抗。

因为对抗，最后两个国家的力量都全部消耗完了，这不是美国的愿望，也不是中国的愿望。邓小平很早就讲过一句话“中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它就在这个中间发展。

对华为而言，我们就避开将来会产生的冲突。不要因为华为，而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改善。我们就老老实实做点事，卖点低端产品，世界那么大，也不能完全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嘛。

那华为有没有刻意地去对美国的媒体、政府、企业做一些公共关系工作?

任正非：美国太大了，不是哪一个人说服得了美国政府的，浪费那精力，还不如好好服务客户。(文/杨雪丹/钛媒体编辑)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股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中国革命史，否定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进而否定中华民族文明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思潮。尽管其表现形式多样，但共同理论基础都是唯心史观。用抽象的人性抹杀善恶的区别，用所谓“温情”的改良消解革命的正当性，用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衡量中国发展道路，是其显著特点。

一、用抽象的人性抹杀善恶的区别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历史的长河中，涌现出无数为民族大义前仆后继的英雄，也充斥着贪生怕死、开历史倒车、卖国求荣之徒。后来者正是从这种界限分明的是非善恶中获得激励与警示。

然而，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看来，人并没有截然的是非善恶之分，“好人不好，坏人不坏”，“坏蛋也有温柔敦厚的一面”，从而混淆、解构了对一些历史人物已有的基本判断。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以及网络恶搞中，他们将人做了“扁平化”处理。对待英雄，用各种戏谑、反讽甚至造谣的方式，将其光荣事迹弱化甚至丑化。例如，说黄继光是因为摔倒了才堵上枪眼的，董存瑞牺牲是因为炸药包两面都贴上了胶，等等。相反，对土匪、汉奸、卖国贼等反面人物，则竭力描绘其在私人生活中的慈爱、孝顺、友善、仗义等，为其渲染悲情色彩，使人们对之欣赏甚至同情起来，从而转移对其屠杀民众、出卖国家等恶劣行径的关注。更有甚者，竭力为贪生怕死、吃喝玩乐、卖国求荣之徒辩护，似乎这样做才符合人性，而英勇就义、慷慨赴死反而违背了人性。

“高尚者并不那么高尚，卑鄙者并不那么卑鄙”，似乎整个世界就是由这样一些均质化的庸人所组成。历史虚无主义就是用这种手法，模糊善恶界限，掩盖反面人物的各种错误立场和反动行径，为之翻案。

在看待农民革命时，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将其描绘为一场戕害人性的暴乱。他们不去关注农民曾经如何长期遭受地主阶级高昂地租、高利贷、酷刑等各种形式的剥削和镇压，而是去渲染革命斗争的“无情”。有些作品，热衷于刻画个别地主在日常生活中的“知书达礼”、“典雅高贵”，以此来迂回表达其对革命斗争的不满，似乎革命就是野蛮对文明的报复，是卑劣人性的集中展现。

在看待反抗侵略的战争时，历史虚无主义者不去区分战争双方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而仅仅从个人情感、个体命运以及家庭遭遇的角度来看待战争。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战争无胜负之分，每一个体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不管是发起侵略的一方还是反侵略的一方，都是值得怜悯的对象。前者是被欲望蒙蔽了双眼，是可怜的灵魂需要救赎的对象；后者则不过是逞一时之勇的可悲炮灰，一时的英雄壮举带来的是无尽伤痛甚至生命的毁灭。于是，战争无胜负之分演化为战争无是非之别，对战争的反思被简化为笼统的“反战”，人类和平被寄望于对抽象“大爱”的呼吁。对侵略者的谴责成了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代名词，而对英雄的纪念反而成了好战的同义语。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人性？恩格斯深刻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吃喝住穿、七情六欲、谋求生存等固然是人性的一部分，但绝不是人性的全部。人性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人性当中的确有其自然性的一面，但决定人之为人的，却是其社会性。因此，为了民族解放和人类进步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才真正展现了人性的光芒，实现了人性的升华。相反，用自然性来代替社会性，鼓吹贪生怕死，出卖民族利益，这无异于将人性降低为兽性。

“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0页）诚然，每个个体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反面人物在自己的个人生活领域，也许温文尔雅、有情有义，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在面对被统治者时，整体上展现出血腥和残暴的一面。这是由于其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是由于他们在根本利益上与人民大众的对立甚至冲突造成的。因此，不能因为他们在某些时刻某些场合展现出了温情，就忽略其在面对民众时本质上的反动性；也不能指望他们良心发现，弃恶从善，实现友爱与和平。用抽象人性论来看待阶级对立和冲突，看待民族解放战争，看似充满道义，实则软弱无力，客观上更是对恶行的纵容。

二、用所谓“温情”的改良消解革命的正当性

在看待历史发展的动力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者无视阶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无视革命产生的必然性，把它看作一种情绪化产物，认为如果耐心等待统治者“温情”的改良，社会便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比如，有人认为，“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70页），会扰乱社会秩序，付出沉重代价。“革命其实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革命时总是以为靠一股气，一股劲就可以解决问题”，“革命就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同上，第79、68页）。革命是不必要的，也是可以避免的，只要大家意识到它的破坏性，耐心改良，便可避免革命带来的弊端。“革命可说是一种能量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量积累”（同上，第71页）。那么，改良的希望在哪里呢？在那些明智的幡然醒悟的统治者身上。

不仅如此，历史虚无主义者还把革命看作是因嫉妒贪婪而引发的产物，是对统治阶级这一精英集团的不公。以土地革命为例，这一观点认为，同样是人，别人能做到家大业大成为地主，而你贫民却无立锥之地，不正说明人家能干，而你能力不行吗？为什么要剥夺人家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土地？

那么，怎么看待这些观点呢？革命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它的出现是出于历史的误会，或者人为的煽动吗？从根本上讲，革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动力。“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种由于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力较为活跃，生产关系则较为稳定，二者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需要解决。而每一次解决，都会引起社会利益格局不同程度的调整，因此，往往会引发广泛关注，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关注。特定时期的生产关系，即“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页），与统治阶级利益休戚相关，对它的任何一点变动，都会引发统治阶级的不安。如果说，在特定时期，他们还能容忍或发起一些不从根本上触动生产关系的改良的话，那么，那些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关系的变革，则是不可能得到其默许或者支持的。它会采取一切手段来保卫它。此时，唯有那些在这一生产关系下无法生存下去的广大的被统治者，用革命的力量才能打碎它，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促使社会向前发展。革命的发生是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这一现象并非人为造成的“错误”，也不是统治阶级一旦觉察到便可以去彻底改正的“错误”；而被统治阶级发起的革命，也不是出于历史的误会，更非出于人性的卑劣。革命是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极端尖锐化的产物，是解决这些矛盾、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还是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革命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尽管在具体的革命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趋势看，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正能量，是起积极作用的。不应该用所谓“温情”的改良，去否定革命或贬低革命者。

三、用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衡量中国的发展道路

把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视为不可逾越的历史极限，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主要观点之一。在他们看来，近代以来的外来侵略虽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痛苦，但更多的是给中国带来了新型的现代文明。如果当时我们不反抗外来侵略，而是执行一条“孙子”（论者强调说：“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战略，便可搭上一条顺风船，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很可惜的是，我们却用“民族独立”的名义将其拒之门外；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启蒙被救亡所压倒，被性急的年轻人所抛弃，从而导致出现一系列问题；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改早了、改糟了，因此，要补课、要走回头路；尽管近3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根本不值一提，唯有彻底废除“四个坚持”，才算是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从这些观点来看，不管是主张采纳“孙子”战略，主张重新启蒙，还是主张补课，走回头路，或者是主张废除四项基本原则进行所谓彻底的改革，其背后都有一个理念，即资本主义不可超越，舍此另辟蹊径都是徒劳无功的，都是对人类文明大道的背离。

怎样看待历史虚无主义的这一主张呢？列宁在批判主观社会学家把“一般社会”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时，就曾深刻指出：不去研究具体的社会形态，不去对特定的社会关系进行实际的研究和客观的分析，就“从空想开始”提出一个抽象的“一般社会”来。“资产者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现代制度的特征硬套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身上。”（《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历史虚无主义者的错误与此相似。他们无视“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8页）他们无视近现代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不懂得启蒙如果离开救亡这一前提，便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瓦解。他们也无视新中国在强敌环伺的国际形势下，已经失去了走欧美、日本等国工业化道路的各种有利条件，唯有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才可能较为平稳地迅速完成工业化的重任。他们更无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功伟绩，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在他们心中有一个所谓“完美社会形态”的标准，凡是不符合其设想的社会便被斥为背离了人类文明大道。而事实证明，他们这种所谓的“完美社会”、“一般社会”，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代名词。

新近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变种”主张，所有历史观都带有终结论色彩，要么终结在现在，要么终结在未来。在它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观把想象中的未来共产主义当作历史的终结点，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历史，从而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这就不如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把历史终结在现在”那样科学，因为“启蒙历史图示去掉未来阶段，就等于是树立了一个现实标准的原则，它指出美好的事物就存在于人们眼前的现实世界中……建立了一个现代的思维方式和新的历史观”（尹保云：《要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按这种观点的前提和逻辑，要想不陷入他们所称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唯一的出路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放弃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否定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所做的一切努力，转而肯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完满性，走上其所宣扬的资本主义道路。

总之，无视中国具体国情，以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为衡量标准，试图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与之接轨，并以此扭转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是历史虚无主义始终不变的企图。可以说，这是“历史终结论”的又一版本。

 

【在如今的时代，到底是谁在为农民生产者的利益代言?在一位菜农的眼中，放任的农产品市场并没有带来公平、效率与安全，中国分散在广大农村的菜农(小农)受到上游农资生产者与经营者的掠夺与盘剥，政府缺乏足够的能力监管松散、放任的市场。作者认为，在农民组织缺失的当代，国家应协助菜农应对市场盘剥与风险，让那些耕作在祖辈的土地上的小农找到坚守下去的理由。】

自从看了王君柏教授的《2015夏回乡记》与对该文的回应，就想着把自己所看到的、所经历的、所思考的关于农村中的一个点——蔬菜村里菜农与蔬菜的内容整理成文，算是对王教授所提出的希望对农村发展有兴趣的人为弄清乡村这个整头大象的面貌所作出的呼应吧!

当今中国,乡村蔬菜种植已经是农业生产、甚至说是农业文明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多村庄直接就是单一的番茄村、黄瓜村、西葫芦村等，也就是中央所强调的“一村一品”的现状，本文就围绕这个蔬菜的点来阐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长期从事与蔬菜销售、种植、种苗培育等有关的工作，基本工作经历是：

一是在一二三四线的城市(主要是工作调动的原因)超市都有过工作经历，干过凌晨两三点到蔬菜批发市场集中采购蔬菜的工作，知道蔬菜的品种、栽培模式、某一品种在我所在工作地区(主要是其中的三四线城市)的集中种植区、质量状况(这里的质量状况指的是蔬菜的品相、农残、同种蔬菜不同品种的区分等);对蔬菜批发市场的运作机制也有一定了解;对目前城市市民在不同渠道，如超市、农贸市场、蔬菜专卖店、蔬菜地摊等所购买的蔬菜的来源及价格构成也是了解的;当然对城市中餐饮经营者所用原材料的获得也略知一二;对政府在农残控制的缺失的现状及其原因(尤其是对北京新发地，本人提出极大批评，政府在保障公众利益、推动公众健康方面责任极度缺乏)也有一定思考。

二是在农村的农业种植与种苗企业工作过，知道目前中国蔬菜种子的基本状况。了解种苗培育、销售的过程，与种子、农药、肥料经营者有过接触，也了解菜农的生产状况，了解这些种苗、农药、肥料经营者与农户打交道的方式，了解目前蔬菜种植环节产生后期农药残留的基本形式，了解基层农业执法部门如何权衡农资经营企业的利益，并大体能够揣测出基层农业执法与基层行政对于蔬菜种植的规避与疏远。

三是到过田间地头，与菜农有过一对一的、一对多的交谈，对菜农的需求与困境有些了解。本人虽说是普通企业员工，但是在社会责任方面也有一定的思考，所以在工作之余，在工作之中，也常常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来搜集一些最真实的资料，以便对此可以有个准确的判断。

本人不是专业研究人员，所以用语随意些，思路可能也不是很清晰，不具有逻辑性，有些内容也会重复。只是希望提供一些在我所经历的范围内的信息，给关注农村发展，尤其是关注菜农利益，关注食品质量安全的人们一个点上的感性认识。

下面主要从六方面来论述：

一、蔬菜种子

种子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无论大田粮食作物，还是大棚经济作物。在这个追求产量，要求抗病毒，还想着产品长得漂亮、又耐储存、耐运输的时代，种子是蔬菜种植中绝对的核心。反过来说，也是绝对的制约点。为什么，因为目前我们基层菜农们所种植的蔬菜种子绝大部分都是外国的品种。在个别品种上，比如番茄、茄子等，外国品种甚至于形成垄断，最起码也是区域内的事实垄断格局。不知道负责反垄断的中央部委们是不是知道这样的一个隐含着的垄断局面?!是的，我们看工业行业，看信息技术产业，知道有垄断，还在最近几年，有点小动作。但是在最不起眼的蔬菜产业上，有人看到这种情形吗?有人采用反垄断措施维护农民利益吗?话说到这里，我也不得不说，包括下面有些内容的描述，可能会令很多企业，令很多政府部门，令很多人不高兴，但是这些事实存在着的问题难道就因为关涉农民就不感到会影响国家大局吗?我看未必。只要看看现在有些国外种子的涨价形式就知道了。垄断就是要吃人的，从来都是这样，除非有国家的理性控制。国家需要在蔬菜种子产业链控制方面着手先调研一番，然后要采取措施，维护农民利益，维护中华民族子民的基因健康。

其实，中国自己的种子企业也培育蔬菜种子，但是目前多数的国产种子的稳定性差(也就是说第一年种的话，可能果型好，产量高，但是到了第二年就大打折扣了。当然也有些品种，比如黄瓜，天津研究所搞得还是很好地，但这是少数)，种苗企业不愿意用，菜农也不愿意用。应该说，只有逐步地加大扶持中国种子企业，打造核心技术，推动民族种业发展，实现蔬菜种子的自主化培育与生产。

二、农资经营者

种苗：现在很多菜农都是购买种苗，直接移栽种植的。而种源则成为种苗企业的制约点，很多种子销售人员以此来获取灰色收入，甚至于是利用种子信息的不对称，以假冒真，以次充好。有些种子经营者还依靠技术垄断，形成捆绑推销，像美国的杜邦公司、德国的拜耳公司，既研制蔬菜种子，也生产农药。他们往往为了达到控制蔬菜种子销售的目的，在推销时，为菜农提供免费的农药或者喷施肥。这样，菜农完全被他们控制起来。现在很多菜农连农药都是用进口的，为什么?因为国产农药对这些种子的蔬菜防治病虫害不起作用了，或者是起到的作用远不如进口农药。如今来看，有些品种的蔬菜，其种子、农药、种植技术服务等完全操控在国外蔬菜种子巨头手中。国家应当从战略层次高度关注此事。不只是粮食重要，蔬菜同等重要。

农药与肥料：这两方的经营者如今都知道菜农是离不了他们的，单就是说如今的几个大类的蔬菜品种，如黄瓜、番茄等，已经无法使用种苗直接移栽种植了，而是采用嫁接的方式种植。直白说就是，蔬菜的地力因为重茬、大量施用农药、肥料等，导致土壤肥力几乎损失殆尽，普通黄瓜苗、番茄苗直接移栽的话，产量上不去，所以在种植的时候，采用将苗子直接嫁接到更加粗壮的、能够更有力度吸收养分的南瓜苗上。有些肥料经营者为了加大销售力度，根本不去了解菜农地力缺乏微量元素的基本情况，只是胡乱卖货。结果造成有的菜农过量施用某种元素，比如磷肥，或者钙肥，造成植株生长出现问题的情况。至于政府一再推行的测土配方，在菜农那里似乎并不知道此事似的。

应该说，农资生产者与经营者为中国农产品(当然包括蔬菜)的产量提升，做出了很大额贡献，满足了日益扩大的市场消费需求。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不良商家为了一己私利在缺乏有效监管的农村地区，为不知情的农民提供了非常坏的产品与十分不恰当的使用方式，他们对目前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是负有很大责任的。

三、菜农

有些农资经营者总是认为农民难搞定，说什么，农民自私自利，贪图小便宜，有时候，就得好好教训他们一下。我看到的却是菜农对现实的不安，他们不能够掌控上游的种苗、农药、肥料是否真实可靠，他们对农业技术非常渴求，他们在询问问题的时候，往往都是面带笑容，而且还有种小心翼翼在里面，对某些人的呵斥往往也是微微一笑表示自己能力有限，似乎是给对方添了多大的麻烦。菜农是对免费提供的农药啊，喷施肥啊，什么的，非常想要，试问城市中对于免费赠与时所显现的哄抢场面又做何种解释呢?我们都说农民是弱势群体，在我看来，这种弱势并不是天然产生的，都是因为农民在无法掌控资源的情况下维护自身最大利益时所表现出的无奈。是的，他要想种植出的蔬菜在收购商那里卖出好价钱，就得听种子业务员的，就得听种苗业务员的，就得听农药业务员的，就得听肥料业务员的。

有时，种苗业务员把菜农请到饭店吃顿饭，菜农就不得不买些他的种苗，农民总是感觉吃人家的，就得为人家做点实在事，结果就是，农民只是因为一顿饭，就成为各大种子公司的试验者——免费的试验者。种植效果不好，他们会说你菜农管理不当;种植好了，他们会说这是种子品种好。有时，他们还以甲品种冒充乙品种，反正农民也看不出哪个是哪个。这就是目前的现状。

时常在想，在中国，在如今的时代，到底是谁在为农民利益代言?国家对粮食种植有补贴，可是补贴的绝大多数到哪里了呢?就算是农民获得了按照国家要求所给的种粮补贴，可是上层人士们，你们可知道农民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一亩地120元的种粮补贴，受过多少委屈，吃过多少苦，并受到了种种名目的盘剥，最后可能只得到一亩地60元的补贴的现实吗?好吧，就算是这120元补贴拿到手，国家又实行保护价收购政策，但是如今的农资价格猛涨，农业生产各个环节，如耕犁、收获等的成本上升，真真是抵消了这些补贴与保护。说来说去，这些补贴款，这些保护价，给谁了，当然是上游农资、农机生产者、经营者了啊!

再说菜农，他们购买没有任何监管的农资业务人员所提供的种子、种苗、农药、化肥，他们使用着没有任何监管的农资业务人员所提供的技术服务，至于使用效果如何，没有任何书面或口头的保障，他们所得到的只有，“你就按照我说的做，不行，再说!”他们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从事生产，而这些生产果实将有绝大部分提供给城市消费者，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消费。就这样，这些城市消费者还总是骂骂咧咧，说这些农民不道德，种出来的菜都是有毒的。好嘛，一年到头，辛苦劳作，谨小慎微，细心打理，最终了啊，还落个骂名，这就是现实的农村中的菜农的窘况。不仅如此，常年棚内劳作，忍受药物残害，各种风湿病、不孕病等等，将挣得的钱又回归城市的医院。

我想面对如此多的问题，中国蔬菜的未来必定会朝着生产设施更加便利化，生产环境更加舒适化，封闭式而避免使用农药的方向前进。除了种子研发与培育的问题，谁能解决这个问题，谁也就能为中国蔬菜产业发展提供信任，为菜农生产生活带来绝大益处。

四、蔬菜流通者

有些蔬菜收购商与种子供应商、种苗供应商合谋，协助他们兜售某一品种的蔬菜。为此，蔬菜收购商会故意抬高那种蔬菜的收购价，然后在市场不断吆喝，或者在村里，利用村委会的扩音喇叭来吆喝，或者挨家去宣传，如此，此一品种的蔬菜就会格外受到关注，种苗卖得好。至于收购价，随行就市。因为到了明年的新种植的这个品种收获时，市场并不能延续去年所给的承诺，现实终归是要现实的。说白了，这都是营销策略，或者是一种声东击西之法。在目前的蔬菜流通体制下，直接从菜农手里收购蔬菜的采购商会把蔬菜运输到城市的蔬菜批发市场，这里是城市各层级蔬菜销售点的蔬菜集散点，比如超市、比如蔬菜专卖店、比如餐饮、比如各大单位(机关军队、企事业单位、学校等)食堂、比如普通摊贩等。只不过，在这所有的环节中，真正有基本的农残检测管理的似乎只有正规超市。而这些超市的检测，往往也只是一个摆设。如此算来，也就是说几乎没人来做这项工作。也许政府在偷偷做，但是看不到公开的结果。

在蔬菜收购价及销售价格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菜农只有接受收购价格的份，根本不具备讨价还价的余地。一个番茄从菜农手里的收购价是1元/斤，经过一手收购商，二手批发商，三手终端零售商，到了北京的超市或终端农贸市场，价格是4元/斤，如果稍加包装，价格更高。由此可见，菜农只是得到整个供应链条上最小部分的利润。而且，由于缺少有组织的或者说政府层面的调控，菜农只是凭经验种植某个品种的蔬菜，结果是往往造成一个品种今年会是丰产年，到了明年可能就是歉收年了，导致市场价格波动大，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丰产不丰收的现象，会存在宁可把菜烂在地里也不收获的怪现象，也常见“姜你军”、“蒜你狠”的情况。这都是被媒体炒作而众所周知的，那些没有进过曝光的事件，每年都在发生着。我所接触的就有两起，一起是关于番茄的。作为番茄主产区，A地区今年的收购价是1.2元/斤，而去年呢，只有0.4元/斤。今年A地区的菜农还是乐呵呵的，那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呢?原来，去年价格不好，其他地区的菜农去年种植番茄的今年都没有再种植这个品种，而A地区是常年生产番茄的，菜农坚持下来了，就靠着这种市场的幸运赚了一年。还有一起是关于芹菜的，情况大体跟番茄一样。所以在菜农那里，经常说赚一年，平一年，赔一年，总之是也有很大风险的，总之是只有菜农的自发的种植行为，在这里没有任何经济组织，也没有任何政府机构，能够为农民提供种植品种、种植面积的指导，更没有为之销售操心的了。

五、消费者

城市地区的政府为消费者的蔬菜消费花费了大量的补贴资金。虽然普通消费者看不到，但这是切切实实存在而发挥了很大作用的。

六、政府的责任

有没有专门的机构研究目前的蔬菜主产区那些已经十多年，甚至是二十年的大棚土地的情况，研究土壤的疾病、地力、可持续性等。对蔬菜批发市场，政府有专门的检测机构吗，有的话，真正去检测了，有结果吗?北京的新发地，那种乱糟糟的模样，让人看了就感觉不到安全的存在。反正现在医疗水平高，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高，这些都是小事。地方政府建设的质量可追溯系统，也只是摆设。

至于农业执法部门所应起到的对农资的监管作用，基本是缺乏的。为什么?主要还是村庄分散，农资经营散户庞杂，农业执法部门没有这个人员，也没有这个能力全部管理到位。而且这些执法人员大部分是住在县城驻地的，说来都是城市人口，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又能有多少细枝末节的了解呢?再者，即使有这种了解，多半也只是对规模比较大的种苗企业、农药区域代理商、肥料区域代理商的管控。这种管控往往都是，怎么说呢，只是收取灰色收入的过程罢了。曾经遇到过一个种苗企业，在没有牌照的情况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后来执法部门知道了(之所以执法部门会知道这个信息，就是竞争对手揭发造成的)，过来，罚款。一开始是6000元，到最后只有区区1500元，为什么?因为在农村能够建立这种无牌照的种苗企业的人员，都是与县一级公务人员有些关系的，通过这种关系疏通，最后就是这样的局面。这还是针对有些规模的需要严格管控的种苗企业呢，都是如此处理方式。可想而知，那些个体农药经营者、肥料经营者、种子销售者，他们能够获得怎样的监管了?!

当然，地方基层政府，尤其是乡镇一级，在某些已经注册了地理商标的主产区，对限用农药的控制还是很严格的，甚至于会上升到采用刑法管制的办法。虽然其合法性有待验证，但是震慑作用还是蛮大的。

综上，我认为，政府应该在农村由国有企业(比如供销社、邮政系统等，目前国家体系内的经济组织真正能够切入农村、服务农村、了解农村的还就是这两家)对农资实施专营，进行专卖。即使不是全国性的一盘棋性质的专卖，也可以先期由某些省份，比如山东省、河北省、天津市等蔬菜产出比较大的省一级行政区进行试验。通过政府建立农资销售的指导价格，目的就是，严控上游农资生产者与经营者对农民的信息不对称上的掠夺与盘剥。政府既然没有能力，没有足够的人员去管理松散的农村农资市场，那就让这两家国字号企业通过市场手段来搞，然后让他们去掌控上游生产商，政府来监管他们两家。如此，在农业技术服务方面，国字号企业指派专业技术人员服务农民，政府进行监督指导，农民放心，生产出来的蔬菜政府放心，投放到市场上的蔬菜，消费者放心。

在此基础上，再由国有企业控股的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联合并购，形成一家能够占到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超过30%市场份额的超大级中央农产品批发市场。通过这家批发市场的建设，完全地打造标准农产品批发市场，在价格引导、质量管控、蔬菜储备、服务菜农方面作出表率，并逐步过渡到可以直接进行田间采购的阶段，完成从国家层面协助农民进行销售的工作，进而在蔬菜产供销领域形成事实上的国家调控。

既然我们没有相当于西方整合产供销的农民合作组织，没有相当于台湾的农会，那就依靠国有企业吧，这会是最优解决方案。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过时的、落后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不是市场经济所容许的。但是我们要说了，西欧国家对农产品产量的配额管制、价格管制，难道是市场经济的，是自由竞争的?只要有利于农民获取更合理的收益，有利于政府提供更有效的管理，有利于消费者获得安全健康的产品，我想这就是最优的方案。

本人认为，只有解决菜农的生产环节的问题，蔬菜村才能有重建的可能性，菜农的声誉才能有保证。对于王教授所说要让人才愿意下基层，我是非常赞同的。本人也是近几年才悟透出农村衰败的根源是人才的流失。即是，人才走了，永久地不再回来了。有时想想，古时，身在外的仕宦人家乞骸骨是最典型的归乡，在某种意义上能够促进家乡建设。当今时代也有一些开明官员，退休后归乡，借助自己的影响力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再就是那时的乡贤，这是保持乡土中国延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古人逝后，往往归葬原籍，后世子孙常要在特定日子，比如清明，归乡扫墓祭奠，同样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家乡建设。至于江南一带儒家典范，有设立类似家族教育基金的传统，既促进人才成长，也为富足之家与清贫之家的共同进步，保障后代都可以享受到同等机会，提供充足的财务条件。

如果说年轻人愿意回乡，政府又可以提供一个长远发展规划，让其在较长时间段内可以服务乡村，并在其离开后能够建立起新的人才承接机制，那么，乡土中国的构建还是有很大希望的;如果年轻人不愿意回乡，那么，那些曾经在农村生长生活多年、后来在城市工作生活、仍然拥有很大家乡情结、并有一定学识与能力、掌握一定资源与影响力的中老年人能不能返璞归真，老当益壮，衣锦还乡，为家乡建设立一番功绩呢?!这也会是一个选择项，政府完全可以在此方面出台一些鼓励性的措施!

应该说，农业工业化、城镇化扩展将会是不可逆转的主流，物质文明的侵蚀性强烈而极具进攻性，作为乡村文明的载体——人，不可避免地去疯狂追逐，直至消亡!拯救，当然有办法，但只能是对个体多点奏效，全层次的乡村拯救是乌有之念!因为那些城乡结合部的、被城市扩充的、被规划为建设各种工业园区的乡村，注定是要消亡的。即使是远离城市的、很多交通不便的、人口流失严重的乡村，也必将消失。拯救乡村，也只是拯救可以拯救的部分，并且只能从中国传统精华——乡土精神中寻找，如同国家塑造中国文化的自信，同样需要从儒家经典中寻找一样。本人认为，加上国家调控下的经济组织对农民物质生活的保障，相信在某些地区的某些村庄，形成一些乡村再造、延续乡土中国文明还是有希望的。

菜农，是在当今中国乡村中没有离开村庄的一部分人，他们仍然在祖辈的土地上耕作，只是更加辛苦些，收入当然相应地也高些;蔬菜村，这里不是空巢村，这里还有很多年轻人，虽然工作辛苦，但是他们在较高收入的支撑下仍然坚持在自己的土地上。在某种程度上讲，这里还是充满活力的，这里只是缺乏相应的人才来提供科学合理的管理服务。通过改进劳作方式，通过管控农资销售，通过维护菜农销售蔬菜的利益，就能够在物质层次保障这些农民在乡村的稳定，我想这是谈乡村建设的前提基础。接下来，就是如何在各种样的蔬菜村构建良好的乡村文明，形成持续的乡土中国发展，这将会是中国乡村这个整头大象中非常显亮的一点，也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示范性。

(来源：天熹策论)

哈耶克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教师爷

 

【核心提示】哈耶克试图把深受资本主义剥削的无产阶级拉回到“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中去，以此来消弭工人阶级“社会意识的觉醒”，从而为资本主义开“万世太平”，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思潮、学术思潮、思想交锋、主义之争等等，无不有其外国（毋宁说是西方）的背景，历史虚无主义当然也不例外。

哈耶克与历史虚无主义关系亲密

讲到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有两个外国人不能不提，一个是波普尔，一个是哈耶克。对于前面那位，史学界不陌生，多有批判，这里就不去说他了。至于后面这位，史学界似乎还很少关注。这不奇怪，因为此人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不是历史学家。而我们中国的多数史学家有个不那么好的习惯，就是对史学以外的事情不太上心。这当然是不对的。其实，这个哈耶克早在解放前就在中国流传了，近三十几年来，更是成了一些人心目中数第一的超级思想大师。您要是敢声称自己不了解哈耶克，那一定是会被人家讪笑的。

仅上述这个现象本身，就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别以为一提历史虚无主义，就一定不折不扣地缘起于史学界。更多的时候，它与更广泛的社会及思想背景相关，有着宽泛而切实的多重思想脉络，是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产物。像全盘西化论、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就与它有着清晰的血缘关系。第二，思想的渗透力与影响力，往往难以量化地予以实证，却又是确定无疑的。哈耶克与历史虚无主义的亲密关系，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岂止是关系亲密，哈耶克道地就是中国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教师爷。

众所周知，哈耶克是个全心全意为资本主义唱赞歌的人。为此，除了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以系统性的著述不遗余力地贩卖其所谓自由主义的“学理”之外，他还真的到历史学领域来伸过一小手。那就是他编了一本小册子，取名为《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他要通过这本小册子证明什么呢？他是要证明，以往乃至现世中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种种指责，像什么“资本主义导致了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啦，什么“资本家是发动战争的罪魁”啦等等，都不过是“最离谱的超级神话”。

哈耶克受不了人们去指责资本主义，但最让他受不了的，还是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因为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历史的阐释，影响实在太大，大得主宰了过去两三代人对政治的思考，不仅已经成为了“人人皆知的历史事实”，而且还成为了人们“判断现有经济秩序的标准”。对此，哈耶克很生气，很恼怒。于是，他要发挥“以观念来破解观念”的专业特长，通过小册子来为资本主义作一篇翻案文章。

哈耶克试图为资本主义开“万世太平”

然而，哈耶克为资本主义所作的辩解，实在蹩脚得很。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不但“创造”了无产阶级，让无产阶级活了下来，而且还让无产阶级避免了贫穷，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既然资本主义如此大慈大悲，那么，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对它感恩戴德，反而还诅咒它快些死呢？谢天谢地，哈耶克总算没有说无产阶级“没良心”，而是说那是由于“社会意识觉醒”的原因。谜底揭开了！原来，只要无产阶级思想蒙昧，资本主义就会很“美妙”。无产阶级想生活得幸福吗？那就蒙昧下去吧。

如此为资本主义唱赞歌，除了无耻，笔者实在找不出更恰当的词汇了。诚然，“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这个方面，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否定过。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史上，“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同样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资本主义对待劳动者，甚至连农奴制度、封建专制制度都不如，因为后者尚且懂得，“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而资本主义却“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即使在今天，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也依然是存在的。

哈耶克试图把深受资本主义剥削的无产阶级拉回到“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中去，以此来消弭工人阶级“社会意识的觉醒”，从而为资本主义开“万世太平”，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比之国内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哈耶克的目光显然更宽泛，更具有理论上刨祖坟的根本性。他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在经济上主张彻底的自由主义；在社会形态上彻底否定社会主义，赞美资本主义，认定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他到历史领域来为资本主义翻案，目的是推翻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史。而这个根本一旦动摇，其后果可想而知。对此，哈耶克是从里到外充满自觉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敌人，一个把社会主义与纳粹画等号的反动思想家，在中文的世界里，却受到了充斥着肉麻与奴颜婢膝的赞美之声。个别有心人士，甚至以把哈耶克全盘引入中国为职志。这就是哈耶克的渗透力与影响力。说哈耶克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教师爷，岂虚妄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

 

历史虚无主义滥觞于19、20世纪之交的西方。当时资本主义已从高歌猛进、向全球不断扩张的“资本的年代”，迈入到危机初露的“帝国的年代”（霍布斯鲍姆语）。一些西方学者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点，开始质疑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明中所笃信的理性乐观主义、历史进步主义以及对自然的理性结构的信仰，并颂扬非理性在人类生存发展中的重要护佑作用。尼采把否定历史传统和道德原则的现象统称为虚无主义。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由来。20世纪70年代，西方激进左派在反政府活动中遭遇政治失败之后，逐渐趋向文化领域，期望通过零星地、持久地反对政府来解构现行的体制，但它的政治色彩逐渐淡化。

本来，中国的学术土壤中并未曾独立孕育出历史虚无主义，但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却不止一次地遭遇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除了一些现实层面的原因之外，从历史哲学层面看，现阶段历史虚无主义的兴起主要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入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相关。后现代主义史学通过引入“文本”的概念和“读者”的视角试图表明，不仅未来面向人们开放，过往的历史同样是开放的，每个人完全有理由来对历史构图进行自由地“连接”或“解读”。这种理论主张有助于打破西欧中心论、反对教条的历史命定论，主张更贴近地阅读历史文本，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包含着致命的“阿基琉斯之踵”：否定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因果联系，进而否定历史规律，否定真理，由此衍生的非理性主义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

历史虚无主义处理历史事实的方法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罔顾实际的历史进程，抽象地假设、推演，乃至否定和歪曲历史事实；二是借助反讽性和戏谑性解释，恶搞、贬损和诋毁已有定论的正面历史人物和崇高历史事件及其意义，或者彰显反面人物的“人性”，以图为之翻案。这两种类型的手法比较直接，所体现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明显，属于“显性”的历史虚无主义，比较容易澄清。而“隐性”的历史虚无主义则借助精心挑选或“发现”部分碎片化的历史事实，或者通过对整体历史无限细分，来实现对民族史或世界史中宏大问题的解构或重构，结果呈现一种伪造的“历史”。概言之，其基本理由是，过去的历史是由历史时空坐标中代表无数稍纵即逝“事件”的散点连缀而成。所谓的历史事实，原本就是由孤立的“事件”偶然形成，如何连接这些历史“散点”，或者赋予它们在历史解释中以大小不同的“权重”，完全取决于历史研究者个人的主观取舍和判断，因而对同一组历史事件而言，也就有了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义。这类思潮处理历史事实的手法包含一定的“技巧”，其意识形态色彩相对隐晦，但同样含有历史虚无主义元素，实践中具有较大的迷惑性，需要给予足够的警惕。

历史现象内部及其之间的联系虽然千差万别，总体上不外乎两类，即构成历史现象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和非因果联系。若要相对准确地描绘出历史的构图，廓清历史现象的真实面貌，必然离不开对历史事实之间因果关系的求索。非因果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历史现象生成变化，但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历史虚无主义者要么忽视和否定了历史事实之间的客观的内在因果联系，要么把历史事实间的相关关系同等程度地看待，不顾它们之间的“离散”程度，结果，凡是多少有些瓜葛的相关人物事件都被作为历史要素按照一定故事情节组织连接起来，都被冠以“历史记忆”、“历史再现”之名。如此，历史真相就自然完全被淹没在历史书写者五花八门的“历史叙述”活动和历史文本读者的野蛮肆意解读活动当中了；整体意义上的历史及其内含的规律由此遭到彻底的解构和否定，历史正义更是无从谈起。

为了避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批判陷入“有所虚无有所不虚无”的理论陷阱，必须坚定地捍卫因果判断在历史认识中的重要地位，并努力揭示历史现象间错综复杂的因果链条。历史事实判断构成了历史价值判断的基础，但单有历史事实判断是不够的，应当明白，面对相同的历史事实判断，如何给出客观公允的意义评价，形成一定的价值判断，其关键在于厘清历史事实中关涉的一系列影响要素之间的因果链条关系，形成有说服力的因果判断。忽略了对事实判断形成原因的求索和追溯，就容易直接给出缺乏证据支撑和逻辑支撑的价值判断，并误以为自己的价值判断是有理有据的，结果陷入价值虚无主义的泥潭。

那么，如何才能探寻到历史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或者确保所探寻到的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正是本质性的联系呢？对历史成因判断的求索，离不开历史研究实践经验的积累，离不开科学的研究程序和章法，但更重要的是，离不开一种科学历史观的指导。科学的历史观有助于人们少走弯路，以相对较少的代价揭示出历史的真相，而偏颇的历史观往往会将人们引入历史认识的歧途。尼采、海德格尔等思想家虽然从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初衷出发，结果却变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完成者”。他们之所以未能跳出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窠臼，关键在于其社会历史观的缺陷。唯物史观最重视对历史现象间内在必然性关系的揭示，是迄今为止包括全球史观、后现代史观等在内的一切历史观中，本体论最科学、认识论最具说服力、方法论最为系统的一种历史观。

当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度推进阶段，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评价，有两种倾向值得警惕：一种是“虚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当性，夸大改良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另一种是“虚无”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就，夸大改革推进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来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上述两种倾向把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时期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属于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极端错误的。实际上，改革开放前后这两段时期具有内在连续性和一致性，改革开放前这一历史时期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牢固的制度基础和思想保障，改革开放为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和思想威力提供了经济支撑。改革开放前的建设中的失误，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改革的轨道；改革中暴露出的深层经济社会问题表明，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始终贯穿这两个历史阶段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面对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环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实践活动，以及在这种活动推动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能力的不断增长和提升，当下“中国梦”的提出正是这种实践能力的理论升华和现实承接。两个历史阶段共同的价值旨归是，占中华民族主体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解放和幸福。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科研部）

 

价值观对立的背后是不同的利益在起作用，更是一种同利益相关的政治诉求在起作用，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背后强烈的现实目的。

每每谈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人们往往认为这是过于理论性的话题。而实际上，这一思潮不只存在于史学研究之中，它更以不同形式存在于我们生活所及的诸多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早已算不上是新鲜事物，今天这一思潮时常装扮成一位粉墨登场的“真相帝”，挥舞着所谓“揭秘”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幅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试图博取眼球、引发轰动效应。

时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哪些新的表现形式？这一思潮又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梁柱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为何“翻案”、“重评”之风大行其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来很多学者都关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问题。实际上，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今天才有的思潮，在旧中国就有过。当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哪些新的表现形式？

梁柱：我看过一幅画，画中表现的是毛泽东和饥饿的人群在一起。饥饿的人群被铁笼圈起来，像在监狱里面一样。有些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抹黑毛泽东领导时期的新中国历史。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加以无限夸大、丑化，这就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

事实上，历史虚无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有很大不同。旧中国时期，它主要表现为对民族文化采取轻蔑、否定的态度，认为中国什么都不如西方。历史虚无主义在当前的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它更多地集中在史学领域，而影视、小说、美术等领域也或多或少受到其影响。可以说，但凡我们肯定的历史，它就统统颠覆。

例如，当前“翻案”、“重评”之风大行其道。有人提起抗战，认为只有国民党在抗战，而共产党在平型关战役中只歼灭日军53人，这些数字是他到日本靖国神社里面数出来的，以所谓的细节真实来否定敌后战场的存在及其重大作用。还有学者在美国看到了蒋介石日记，就认为可以据此认识一个真实的蒋介石，甚至据此可以重写中国近代史。我们知道，个人日记、信件、回忆录虽然是历史研究很好的资料，但这些主观资料能否作为史料使用，还需要结合整个历史背景、其他史料来证实。这位学者认为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了很多不光彩的事情，就可以证明日记所载内容是真实的、不公开的。但当年蒋介石因中山舰事件受到指责时说，你们二十年后看我的日记好了。这表示他的日记是给别人看的。如果仅仅通过日记就推翻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结论，就改写整个中国近代史，那么这不是严肃的历史研究方法。汪精卫投降日本后，曾在诗中哭天抹泪表示忧国，这能说明他爱国吗？这样的研究比唯心主义的旧史学都不如，旧史学至少是以史料为依据的严肃研究。

再比如，有学者说，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对外国入侵的一切抵抗都是用落后的、保守的、情绪化的东西来抗拒世界文明，中国不应该抗拒，既然落后就应该欢迎人家来侵略。还有人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只有一个要求——现代化，而现代化的要求被革命压倒了。这些观点很有迷惑性。实际上，近代中国有两大要求：一是民族独立，二是民族富强。现代化只是近代中国历史要求之一，而在民族和阶级的压迫下，不通过革命实现解放、解决制度问题，不实现民族独立，现代化是没有办法实现的。西方侵略我们的同时，的确带来了现代技术，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有没有因此把中国带上现代化道路呢？完全没有！所以我们首先要实现的是民族独立，没有民族独立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国家也就不可能富强，这都是基本常识。诸如此类颂扬侵略有功，否定中国人民反侵略救亡斗争的论调，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

对毛泽东的诬蔑、抹黑和歪曲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点。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开国领袖，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的民族英雄遭到如此的谩骂、诬蔑、抹黑。有人甚至诬蔑说《毛泽东选集》中仅有12篇文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其他都是别人代写的。毛泽东所作的诗词也都是胡乔木改的。这些是不是事实呢？当然不是，有档案文件为证。现在胡乔木的女儿有机会就要做声明，说我爸爸怎么能写出毛泽东那样的诗词，相反，我爸爸的诗词有些还是请毛泽东改的。

我们不能把史学理论和史学观点上的错误都说成是历史虚无主义。学术问题可以讨论，但其中有些人背离学术研究的严肃性，而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这一点必须警惕。

“好人不好，坏人不坏”，抽象人性论背后的诉求是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讲热爱祖国，历史虚无主义者诘难“这是谁的土地”；我们弘扬中华民族优良品德，历史虚无主义者讲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我们感怀革命烈士流血牺牲，历史虚无主义者讲这是“被忽悠死的炮灰”……这些对立观点背后深层的分歧是什么？

梁柱：这些认识上的分歧其实是价值观的分歧。价值观对立的背后是不同的利益在起作用，更是一种同利益相关的政治诉求在起作用，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背后强烈的现实目的。

利益关系决定政治诉求。旧中国，广东地主和黑龙江地主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几乎是一样的；现在，福建工人和湖北工人对一件事的观点也几乎是一样的，其原因就是相同的经济利益必然产生相似的观点。这就是客观存在的阶级立场决定的。现在有人以抽象的人性论代替阶级论，认为“好人不好，坏人不坏”，试图掩盖他们为旧事物辩护的错误立场。这种观点虽然迷惑性很大，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到，在背后起作用的还是与经济利益相关的政治诉求。

正如邓小平曾经说过的，“他们想要走另一条道路”。这些人的改革是资本主义改革，他们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是革命的产物，是革命最大的成果。所以他们首先要否定革命，就是为了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依据，否定今天的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对青年、对民族、对国家和未来有哪些负面影响？

梁柱：在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工作重心转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刻意渲染中国人的落后性，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等等。

如果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些观点，就会开始怀疑历史，进而怀疑现实，就会削弱民族认同，产生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隔膜。思想乱了，理想信念失掉了，高尚的追求没有了，整个民族就会变得疯狂、可怕和危险。

历史虚无主义所散布的种种言论，不仅涉及学术领域的是非，更关系到立党立国的根本立场。我们是要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高扬民族精神，还是鼓吹妥协投降？是从历史主流中汲取精神力量，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寻找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回到唯心史观？如果这些原则问题被颠倒、被消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失去立足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被否定、被抹煞，也就失去了现实存在的立足点。苏联解体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虽然是社会思潮的支流，但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人，根本上是要搞乱人心，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和认真对待。 

新中国带给人民的是福利，不是灾难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我们应当如何回应？

梁柱：首先，学术问题允许讨论、允许观点不同。在历史研究中，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同，这是正常的。真正的、严肃的学术研究，允许犯错误。但诸如“中国如果做三百年殖民地，中国就现代化了”之类的看法不是学术研究。这种带有目的随意编造历史、歪曲历史的“研究”和科学的学术研究背道而驰。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要敢于坚持真理，通过严肃的学术研究，有针对性地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逐条进行批驳。

其次，在认识层面，要坚持正确的评价标准。历史虚无主义者以一些材料为依据，来否定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成就。我们有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失误，但是能不能从中得出新中国的建设，特别是毛泽东领导时期的建设，带给人民的是灾难而不是福利，带给国家的是落后而不是进步？当然不能。

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就涉及评价标准的问题。判断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政策的效果应该坚持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我想了三点：看它能不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它能不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看它能不能够给人民带来幸福安康。我觉得，这些是很具体的标准，对哪个制度、哪个社会、哪个国家都适用。

不能评价毛泽东时期用一个标准，评价改革开放用另一个标准；不能评价封建社会用一个标准，评价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又是一个标准。我们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从总体上说带给人民的是福利，而不是灾难。我们有严重失误，这是总结经验的问题。我们对这些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定位。

陈云曾说过：“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记得1964年我们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远在美国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对友人感慨：我们不能不服气，我们搞了20多年连一辆像样的单车（自行车）都造不出来，不能不服气呀！再比如，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是在经历20年战争后，短短3年时间内，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多数超过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份（1936年），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医治长期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奇迹。1953—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这个增长速度不但是旧中国无法比拟的，而且与当时世界各国相比也是不低的。在这期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填补了我国工业的许多空白，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农田建设初见规模，效果明显，其间依靠农村集体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灌溉、发电、拦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现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我国航天技术就是1956年起步的……这些成就都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

再次，教育部门和实际宣传部门应该做好工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最有生命力，要掌握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当前，我们在思想教育中还存在过于简单、太干巴的情况。在宣传教育中，应该注意坚持“双百”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只要你掌握真理，又会表达，那么真理就一定能说服人。如果能够讲得既有气势又有例子，效果就会好很多。

最后，共产党要把自己的党管理好。有些抹黑共产党、诋毁共产主义的人恰恰就是共产党员。不相信共产主义，可以请他出党。对我们党来说，最可怕的就是理想信念的丧失。理想信念和党的组织纪律不要求公民做到，但是共产党员必须做到。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耿雪

 

近年来，有一股思潮，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它以“获取了新资料”、“还原历史真相”、“违背生理常识”等为理由，对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历史进行任意的歪曲和解释，对已被历史盖棺定论的中华民族的败类极力进行翻案、美化，而对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英勇牺牲的英烈却百般地挑刺、丑化，以此迷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人。这就是时下泛滥的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的突出表现是：

1．拿出放大镜“消解历史”，专挑革命英烈下手，找出甚至捏造犄角旮旯里所谓的细节材料，力图榨出英雄们“皮包下的小”来。于是乎，雷锋因为戴了块手表、穿了件皮夹克照相，就变成了爱慕虚荣的人。刘胡兰牺牲的原因则成了因为反动派让共产党员站出来，乡亲们往后退一步，结果刘胡兰脑子反应慢，没有及时后退而遇害，似乎她的无畏精神，像是精神病人所为。董存瑞因为文艺作品高于生活的一句“为了新中国，冲啊！”就失去了英雄的光辉，甚至炸碉堡时的最后一句话也被戏说成了：“同志们，河南人是个骗子！”还有，黄继光用身体堵得住机枪子弹吗？邱少云趴在火里一动不动不违背生理常识吗？……对于他们来说，人性皆有弱点，生理都有极限，如果能够找到这些英雄人物的弱点或者被“设定”的极限，就可以消解英雄背后的光环，使他们“告别崇高”。

2．立起哈哈镜“重评历史”，揪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放，旨在还原出“历史的真相”来。于是乎，“共产党抗战中只杀敌851人”，20世纪60年代大饥荒中却饿死了数千万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但抄袭了蒋百里的《国防论》，而且其游击战术不过是“土匪战术”，如何抵得过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狼牙山五壮士”是跳崖还是“溜崖”尚且纠缠不清的时候，为什么不看看更为悲壮的国军“中条山八百壮士跳黄河”呢？……这样的历史“重评”（实为歪曲）多了，势必会搞乱人们对许多既有的历史事件的定论和历史人物的定性，从而使他们“告别神坛”。

3．带上有色眼镜“假说历史”，在“蝴蝶效应”和“混沌理论”的指导下，历史常常玩转在风云人物的股掌间，或者翻滚在历史细节的阴沟里。如果张学良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定“剿共”而非“兵谏”，则不致使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做大。如果蒋介石在“重庆谈判”后不发动内战而迅即推动土地改革，则不致使国民党丢掉政权退守一隅。如果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不再奉行列宁主义和暴力革命学说，而延续新民主主义政策，则不致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不断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内耗中被一再拖延和阻断……如此多的“如果”加起来，可以使人类社会的演变和历史的发展由科学变为玄学，由规律变为随机。如果就这样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如果”掉，就可以使他们“告别革命”。

这些虽然只是虚无主义表现的点滴例子，但还是能折射出其“重评”的目的性。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很长一段时间内，许多人看不清楚，一些人模模糊糊，甚至更有人为虎作伥。虚无主义者一方面丑化毛泽东等开国领袖和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等英雄模范人物；一方面为早有定论的汉奸、反动派、卖国贼等中华民族的败类翻案。其言论不仅在互联网上流传甚广，有的甚至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掀起了一股否定中国革命的正确性、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逆流。如果任其发展，今天的中国就会变成昨天的苏联，今天的中共就会变成昨天的苏共。苏联之所以解体、苏共之所以垮台，就是从赫鲁晓夫“重评”斯大林（实质上是否定斯大林和苏共的历史功绩）开始，之后历任党的最高领导人都没有对赫鲁晓夫等虚无主义进行批判与纠正，以致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推行所谓的“改革”“新思维”，整个意识形态领域被历史虚无主义所占领，否定苏共和苏联英雄成为风气。曾经被视为“苏联英雄”的卓娅，被说成是苏联政府为了唤醒群众意识人为制造出来的“神话”和“圣徒”，甚至其一度被怀疑未能与同学搞好关系而患上了“精神病”。（参见赵嫣、胡晓光：《女英雄卓娅痛斥德军：你们无法绞死1.7亿苏联人》，《参考消息》2015年5月5日）同样地，人们不太关心斯大林被德军俘虏的儿子雅科夫是被杀还是自杀的史实，只要能够证明斯大林置至亲于不救，是一个多么冷酷的人就够了。（参见绍鸿雁：《斯大林儿子的真正死因》，《今晚报》2000年8月1日）这种长时间的“重评”、“还原真相”，彻底搞乱了人们的思想，颠覆了人们长久建立的是非观。最后，导致苏联亡党亡国。可见，“重评”并不是要“还原历史真相”，而是要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无独有偶，今天在中国掀起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其目的与当年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如出一辙。就拿“超越生理极限”来说，汶川地震时的母亲可以超越生理极限将孩子护在身下这个事实可以被人理解，为什么邱少云超越生理极限就不可理解呢？至于艺术本可以高于生活的文艺作品，董存瑞只是喊出“为了新中国，冲啊！”的口号就是有违史实的，那么希特勒并没有和犹太人互换的史实，为什么却没有人质疑卓别林在《大独裁者》中的夸张“丑化”呢？如果艺术作品中的夸张表演都要“还原历史真相”的话，那么，所有战争题材的电影、电视剧中反面人物被一枪毙命，而正面人物几枪不死（甚至不倒），不是都要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声浪中被否定吗？

可见，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目的非常明确。它从根本上讲就不是一种学术思潮，而是一种反动的政治思潮。其所反映的也不是历史问题或文化问题，而是地地道道的政治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抗战武装力量，在敌后战场不仅牵制了日军很大的兵力，而且消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不仅大大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而且使得日寇始终无法腾出兵力支持希特勒法西斯对苏联的占领。侵华日军是这样描述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的作用的：“此次袭击（指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引者注），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共军对我占领区的进犯越来越频繁，已成为今后肃正工作上最严重的问题”，“共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击战的主力……”“蒋系军队一直处于颓势……据此，方面军将工作重点置于对共施策上”。1943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在年度综合战报中详细公布：“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绝灭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参见《侵华日军眼中的中共抗战》，《参考消息》2015年8月28日第10版）如此明显的事实，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仅视而不见，而且信口雌黄：中共在敌后 “游而不击”，“共产党抗战中只杀敌851人”。如此贬低敌后战场的地位与作用，可见其险恶用心。侵华日军的记载和虚无主义者的“事实”，何为真、何为假，不是一目了然吗？原来言之凿凿的“还原历史真相”，实为地地道道的歪曲真相。好在历史的真相不会被埋没的。随着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作为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作用越来越被世界所公认，中共在抗战中所起的中流砥柱作用也越来越为国人所肯定。

我们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非正义战争，不仅激起了全体中国人民（少数汉奸除外）的反抗，而且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反对，更有许多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日本侵略者最终被打败。而历史虚无主义者面对日本的侵略，不是主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却于民族大义于不顾，说什么如果张学良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定“剿共”而非“兵谏”，则不致使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做大。可见，历史虚无主义者对国共联合抗日多么反对，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多么推崇。从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言行看，他们连中国老百姓的觉悟都不如，更是与国际主义者的品质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果不是共产党在敌后发动人民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如果不是共产党的力量一天天在壮大，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各路武装对日寇有生力量的大量消灭，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日子不知在何时。而日本侵略者多在中国待一天，中国人民就要多遭殃一天。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从民族大义出发，只考虑党派和小团体利益的狭隘意识，注定不被广大人民所认可。

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面临的是“一穷二白”、“疮痍满目”的现状，在短短的几年恢复后，全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之后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虽然在其进行中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但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已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称赞的成绩，就连美国的《新闻周刊》都曾给予毛泽东很高的评价：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毛泽东一手铸成的。而那一个世纪的历史如果没有毛泽东，也必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面貌。他唤起了整个东方和新兴世界的崛起。美国军事作家拉瑞斯·约本·海默也给出极高的评价：是谁能让一个贫瘠的国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于世界强国的行列？是谁让一个贫弱无力的中国从此站起来了？——是毛泽东。而历史虚无主义者却只看到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错误，而无视其对中华民族的独立（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作出的历史功绩，诬蔑共产党（主要是毛泽东）的政策拖延和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说什么：如果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不再奉行列宁主义和暴力革命学说，而延续新民主主义政策，则不致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不断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内耗中被一再拖延和阻断。这种用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去分析、评价历史人物（包括政党）是唯心史观的典型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历史虚无主义的反人民、反正义性、反真理性注定了它的破产。

我们正在进行的斗争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正在破产！党的十八大以来，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乃至广大人民群众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逐步有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不做历史的罪人，不做祸国殃民的害虫，实事求是成为广大人民群众遵循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更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这就告诫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做历史虚无主义者，也决不能放任历史虚无主义蔓延甚至泛滥。目前一场围歼历史虚无主义的行动已在全国展开，很多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行受到批驳；一些长期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被人民看透本质，遭到唾弃；不少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宣扬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文章在报刊、电台、电视台和互联网上广为传播；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群众自觉加入到与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行列中来，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依然嚣张的历史虚无主义言行其实已是强弩之末，一些曾经被迷惑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人也开始醒悟、悔改……这一切使我们有理由作出判断：历史虚无主义正在破产！

正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唯心本质，决定了它走向破产的必然。历史虚无主义必将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实践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摘要：

本文旨在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现象进行全方位的初步探究，分析其基本传播手段和在中国产生的影响，阐述其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威胁，探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目的以及文化渗透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原因，借此为维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抵制西方文化入侵提供意见和建议。

1840年的鸦片战争，既是中国开始敞开国门、接触西方工业文明、融入世界统一体的开始，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开展大规模文化渗透的开端。自此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文明和现代化生活方式、新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开始已难以置信的速度和力度冲击着中国人的神经。在东欧剧变以及苏联解体之后，挟冷战之威，借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对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世界推行文化传播和文化渗透的步伐。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宣传和推广的力度固然是前所未有的，但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在中国也得到了空前广泛的认可和接受，所产生的影响之大更是史无前例。所有这些现象我们都应该予以关注和研究。

一、国家文化安全的实质、基本内容和关键

国家文化安全即主权国家的主流价值体系以及建立与其上的意识形态、社会基本生活制度、语言符号系统知识系统、宗教信仰等等主要文化要素免于内部或外部敌对力量的侵蚀、破坏和颠覆，从而确保主权国家享有充分完整的文化主权，具备同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协调一致、良性互动与不断创新的文化系统，并在人民群众中间保持一种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

国家文化安全，产生于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化的差异和不同，其本质是本国文化特质的保存和延续，基本内容包括：语言文字的安全、风俗习惯的安全、价值观念的安全以及生活方式的安全。国家文化安全在具有民族性的同时，也关注文化的多样性和世界性，但更强调文化的先进性和创新性，保障和促进传统和现存的民族文化沿着先进性的方向发展。另外，国家文化安全还包括国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认可，具有对本国文化的文化自尊心态。

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的方式和影响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在冷战结束之后迅速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其传播方式也呈现出多样性和隐蔽性。

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方式主要有：(一)通过新闻媒体传播，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自己所具有的信息技术优势和对传播媒体垄断，掌握全球话语权，宣扬其社会制度和基本价值观,对与其价值观不同的国家进行攻击和责难。(二)通过大众文化,借助各种传统的传播媒介和手段。如:电影、电视、广播、书籍、刊物、广告等，进行其文化产品的倾销,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三)通过经济领域活动的影响，借助跨国公司和对外贸易宣传其文化和价值观念，以实体商品为媒介推销本国文化。这种途径以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为主要目的，主要着眼于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化生成环境。最常见的例子如可口可乐、肯德基和麦当劳、苹果iphone系列智能手机等具有垄断性质的西方跨国公司的产品，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购买它们或在那里进行消费是一种时尚，它们也都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四)通过教育途径的影响。教育是最直接改变一个人素质和思维模式的方法，也是对一个国家未来发展趋向具有决定性影响力的行为。借助经济、技术和人才等教育资源优势，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推行自己的教育价值观、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中国持续不断的出国热正是对这一现象的热切呼应。通过教育领域的文化渗透，西方国家在轻而易举地达到了输出其价值观的目的同时，还掠走了我国用大量资金培养的各领域的优秀人才。(五)通过新兴传媒互联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对现今互联网技术和资源的绝对优势和垄断权利，凭借网络的交互性、渗透性和虚拟性等特点，经常在网络上宣扬西方价值观念，大肆传播消极腐朽的生活方式，对我国的青年一代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近年来新兴论坛和自媒体的出现和流行更加剧了这一趋势。网络游戏对中国青少年身心的影响和危害也是不容忽视的。

当然，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的手段多种多样，借助宗教手段、科技手段和以西方节日为载体进行传播等也是其重要方式，在此不详细阐述。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它宣扬西方世界的先进性，推广西方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严重侵犯了我国的文化主权，使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尊不断下降。其次，它的传播和中国国民对它的肯定，是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打压，严重影响了中国民族文化自身正常的发展和演变，大幅度降低了国民与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接触。另外，它冲击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理想信念，改变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大大削弱了中国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西方物质生活方式所携带的文化信息逐渐深人人心，潜移默化地影响不同社会阶层和年龄层次的人们，尤其是中国的青少年，使人们在价值观念方面产生异化，导致人们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合法性”的认同。最后，它严重影响和阻碍了中国民族文化产业的进步和发展。中国民族文化产业起步较晚而且基础较差，在科技和创造力方面犹为薄弱，西方文化产品在国内的流行和不正当竞争挤占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国内市场。

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的原因探究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对我国输出文化产品、进行文化渗透?一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历史、文化、国家利益和综合国力等多个方面。

(一)这是西方国家文化产业为自己的文化产品扩展市场、谋取商业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文化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也同样追求全球化，这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扩张性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当今西方的文化渗透活动与18、19世纪工业革命后欧美国家为寻求原材料、扩大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而开展殖民活动、划分势力范围的行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文化很早就已经作为资本主义商品开始被批量生产和销售，报纸就是其典型代表。世界公认的第一张具有现代意义的报纸《牛津公报》创立于1665年，而在1825年全球第一家通讯社，即法新社的前身哈瓦斯通讯社创立之后，文化和信息的批量采购、生产和消费更是进入到标准化、规模化、全球化的阶段。最重要的标志就是1870年全球最大的三家通讯社哈瓦斯通讯社、路透社和沃尔夫通讯社签订《通讯社联盟条约》，这一协定划分了三家通讯社在全世界的“势力范围”，三家通讯社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生产和销售文化产品。这意味着文化已经与一般工业产品一样，实现其在全球的配置。文化产业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为西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润。以美国为例，它的电视节目普及率世界第一，票房收入占全球电影票房总收入的三分之二。美国的文化产业总收入十几年来在出口行业中一直位居第一，早在1998年就突破600亿美元。美国因此成为世界范围内文化产业的最大受益者。

(二)是西方独特而先进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态。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特性中所蕴藏的坚定的“国民信仰”是产生“文化霸权”的内在原因。西方国家对其文化具有强烈的自信心和传播本民族文化的使命感，普遍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自己的文化是先进性和现代化的代表，具有引领全球文化发展和演变的责任和使命，因此热衷于向全世界推行其政治理念、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当然也包括语言文字。此外，基督教文明内在的扩张性与征服性，使得西方民族天然地具有一种向外扩张的心理，这种心理也是导致西方国家一味地追逐世界霸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客观方面，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在文化领域的走在全世界的最前列，其文化的先进性和积极因素值得全世界借鉴，西方文化的自我更新和文化创造力也是其他国家效法的典范。西方文化目前的显著优势和领导地位是无法否认的。

(三)是西方国家具有在政治、经济、军事、舆论话语权和科技等客观物质方面所占有的绝对优势。这是西方国家推行其文化霸权的物质基础。在经济上,目前美国的年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7%,欧盟的总和比美国稍高一点,两者相加已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六成左右。美国经济已经保持了近10年的连续增长,在新经济体系中处于领先地位。在政治方面,西方国家在全球大众传媒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世界舆论乃至人们的思想。他们基本上可以左右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的决策,在联合国也处于优势地位。在军事方面,美国的军事实力等于中小非西方国家的总和,军事科技占有绝对领先地位,在世界所有重要地区保持着军事存在。作为西方国家军事组织的北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集团,其规模还在不断膨胀。没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做后盾,就形成不了文化霸权在实际外交操作中的地位。

(四)是因为西方国家正把文化渗透作为控制他国民众思想和精神生活、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有效手段。其目标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世界。文化传播在他们看来已经成为一种可以操控的政治资源，他们有意识、有目地把它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特殊工具。通过把自己的文化打造为衡量一切文化的标准和尺度，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他国受众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实现对其思想和精神生活的控制，借以实现西方国家的政治目的。关于这一点可以引用美国20世纪初的教育界名流，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斯的话作为参照，他是促使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关键人物之一，“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能够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以前，已经做到把中国留学生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使这股潮流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与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一种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在其著作中也说：“它(美国的文化渗透政策)的目的不在于攻占他国的领土或控制其经济生活，而在于制服和控制人的头脑，作为改变两国权力关系的工具。”

(五)从中国国家安全的角度和现今的国际形势来看，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渗透是其“西化”和“分化”中国，实现削弱甚至瓦解中国的战略图谋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冷战的结束，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单纯依靠军事干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已经不能适应当今国际社会的发展，转而通过向其他国家推行文化霸权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和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成为他们首当其冲的目标。美国针对中国所制定的文化渗透战略在著名的“十条戒律”中可见一斑，尽管这一文件的权威性还有待考证，但其清晰地表达了美国对中国文化侵略的意图和手段。“第二条，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第九条，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尤其是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使西方国家看到了利用文化进行“和平演变”的巨大力量，同时也加强了他们运用文化手段来“西化”其他非西方国家的信念。总而言之，西方对中国和整个世界的文化传播与渗透，既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受到当今全球化和国际格局的影响;既是18、19世纪西方全球扩张的延续，也因为时代和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新的特点;既是西方国家物质力量和政治制度支持下的产物，又与之相互补充，反过来巩固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的支配和主导地位。

四、西方文化在我国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原因分析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文化入渗透，有着它们深刻经济和文化根源与深远的政治目的，是在研究中不可忽略的因素。但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在中国民众中产生的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已经到了瞠目结舌的程度，正如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现在的中国社会，似乎已经朝着美国希望的样子发展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即为什么中国民众对西方文化有着如此的认可度和亲和力?

要解释这个问题，首先要辨析中国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高雅文化、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区别。另外，这与中国当前的社会环境和大众心理有关。

(一)是中国民众对中西方文化的态度。在目前中国大众的普遍心理和价值观中，西方工业文化和其代表的现代文明一直是先进的象征，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正确趋势。而作为对比，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是落后的和封闭的，是对人性禁锢的象征。这种观点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产生，经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大幅度强化而定型，在改革开放后又得到进一步巩固。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看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主义国家是时尚和潮流的代表，是值得仿效的对象。这一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偏见。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确实具有落后和不合理的文化内涵，但其中也不乏积极因素和可以适应时代发展而做出调整的成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民主和科学精神、自由和平等意识、人文主义思想以及竞争和开拓的精神是其积极因素，但西方文化中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消费主义，都带有明显的消极色彩。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没有优劣之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也可以视为相互交流借鉴的基础。

(二)是西方文化传播以大众文化为主体，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渗透和输出的文化产品，其本质都是现代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化和标准化两个基本特征，更具体地说，大众文化具有以下特点：属性的商品化、传播的媒介化、制作的标准化、审美的日常化、形式的娱乐化、趣味的时尚化。实际上追本溯源，“文化产业”一词最早也是针对大众文化的商业化与市场化而使用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今社会存在三种文化形态，即面向精神层面的高雅艺术文化，面向生活层面的民间文化，还有面向消费层面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作为目前的主流文化，比传统的高雅艺术文化和民间文化更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大众文化的本质和最大的负面作用是对大众精神的操纵和控制。西方大众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引发人的感官刺激和欲望的及时性、一次性消费文化，这对当前中国的社会大众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另外，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媒体管制解除，目前西方国家的大众传媒几乎都在垄断资产阶级的掌握中，以传媒巨头的形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并把其传播视野扩展到全世界。这方面的典型如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其自我定位就是：滚动的、现场的、全球的新闻报道。尽管秉持客观性报道原则，但西方新闻传播仍然带有明显的偏见和政治意图。这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和社会大众心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三)当前中国社会状况和大众心理也是西方文化渗透在中国产生巨大作用的原因之一。1、众所周知，经过近代的屈辱历史和中国传统社会体系的瓦解，加上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在中国古代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传统价值观和信仰体系早已丧失了其地位和作用。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随着西方文化的重新涌入，中国社会文化呈现出多样化和选择性的趋势，中国社会大众也从原先单一的共产主义信仰体系演变为目前多元化的价值体系。社会成员的自主意识和选择意识也大大增强。许多不正确的价值观念开始流行，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大众对西方文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认可度和亲和力。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再加上加入世贸组织，这些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空前的、持久的，也是极为深刻的。中国借鉴西方国家文化和制度的优点并积极投身全球化，加强与世界的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为西方的文化渗透提供了更为合适的客观条件。总而言之，中国自觉的社会改造使当前中国社会和大众心理更加接近西方国家，这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渗透更能得到认同和支持。3、在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改革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制度体系本身存在的问题也更加明显地暴露了出来。物价上涨、房价过高、贫富差距过大、贪污受贿等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这些社会问题对维持政府公信力和社会稳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在不断下降，维稳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和重大课题。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西方文化和制度在中国民众眼中呈现出更强的吸引力。4、中国目前的文化体制仍然以政府为主导，媒体主要以政府宣传部门下属的事业单位的形式出现，社会大众对当今中国社会主流媒体的认可度并不高，转而把目光投向西方传媒和独立运营的商业传媒。所有这些都导致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广泛认可和接受。

五、对维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抵制西方文化入侵所提出的建议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大规模的的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现象，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要从战略的高度上提高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积极应对西方国家的文化入侵并制定相应政策，坚决捍卫国家文化安全，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更好地在新世纪发扬光大，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立于不败之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应对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首先要确定正确对待中西方文化的宏观基本态度和措施。(一)对于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我们要予以客观评价。既不可全盘否定,也不能完全肯定;对我国传统民族文化要有更为自觉的认识，要给予祖先为我们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要有一个全面的梳理和扬弃。简单地说，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

(二)对于西方国家的文化，当然不能简单地视其为现代化和人类先进文明的代表，也不能因为它的渗透性和扩张性而视其为洪水猛兽，一概予以拒绝和抵制。我们应该加强对西方国家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研究，正确认识西方文化的本质。对于西方文化中的先进内涵，我们要在积极引进后加以学习并使之中国化，在学习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同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西方文化霸权的实质和文化渗透的危害，要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高度坚决抵制西方文化中的不良观念和腐朽成分。

(三)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抵制西方文化渗透、反对其文化霸权的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地向全世界介绍和宣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展示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这也是对西方文化渗透和入侵的一种积极防御。当然，我们必须要以承认文化的世界性和多样性为前提，建议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借鉴，而不是走西方国家文化霸权的道路。

(四)推动文化创新，提升我国的文化创造力，保持文化先进性。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是一个国家文化特质的保持和延续，更是保障和促进传统和现存民族文化沿着先进性的方向发展。我们应该立足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实践，利用本民族文化和全球文化的合理资源，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批判扬弃、创造转化，锻铸出新型的文化形态。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具体措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加快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为我国的文化建设和文化繁荣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二)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中国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应该积极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的发展，优化文化资源配置，通过高新技术和文化产业的结合增强其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三)深化文化体制和机制改革，改变现有的文化管理体制，使其规范化、高效化，增强文化创造力和活力，活跃文化市场和文化氛围。(四)在理论研究和宣传领域，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到民族文化之中，以此积蓄文化势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五)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养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六)我们应该运筹国际文化战略，推动建立和平、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文化新秩序。

总之，我们强调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但它并不仅仅是文化领域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否最终实现，中华民族能否重新振兴的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因此，在当前西方文化霸权日益向全球扩张，特别是已经开始威胁到中国的文化安全以至政治、经济安全的今天，我们更加不能掉以轻心，而是必须及早地作出战略抉择和安排，以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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