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分配不均加重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日益加大。较大程度的收入不平等不仅有违社会公平，对经济增长也有破坏性作用，如抑制消费，增加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减少社会流动性等等。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新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总体收入差距扩大。2000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86；2008年，基尼系数达到峰值，为0.428；2012年，小幅下降为0.404。其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2000年为2.787；到2009年，扩大到3.333倍；2012年小幅下降为3.103倍。[①]第三，行业间工资水平的差异加大。1997年以后，金融业成为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而农、林、牧、渔业是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二者之比从2000年的2.563倍扩大到2012年的3.956倍。[②]最后，因财产分布不均特别是金融资产和住房分布不均问题突出，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突出。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基尼系数为0.532，远远高于同年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0.308。[③]

面对日益加剧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公，我国现有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税收体系并未起到相应的作用。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形成了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但对居民流量财富的分配不公调控不力。一方面，流转税的税负容易转嫁，且具有累退性。对一般生活必需品而言，其需求弹性较低，消费者承担了较重的税负；而对奢侈品而言，其需求弹性较高，消费者承担的税负较轻。另一方面，我国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有限。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制。我国个人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较低，再加上其以工薪收入为其主要税源，大大减弱了其通过“削高”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

此外，由于现行税制下财产税，尤其是房地产税以及遗产税和赠与税的缺位，无论在财产保有环节还是财产转让或交易环节，由财产分布不均引起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公都没有得到相应的调控。

财政政策调节收入再分配效果甚微

本文计算了我国城镇居民历年税收和转移支付前后的基尼系数，以及税收和转移支付对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效果。从计算结果看，2000-2003年，财政政策恶化了居民收入分配；恶化程度在2001年达到-4.15%；2004年后，财政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略有增强；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的效果在2008年达到最大，使基尼系数从税收和转移支付前的0.327下降为0.319，政策效果为2.47%。

与OECD国家相比，我国财政政策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方面的收效甚微。2000年代后期，OECD国家在税收和转移支付前后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03和0.300，政策效果为25.6%；[④]欧洲主要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税收和转移支付前的基尼系数都明显高于其税收和转移支付后的基尼系数；与之相比，拉美国家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政策效果明显较弱；而2011年，我国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政策效果仅为0.97%，效果最差。

我们将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因素分解为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个人收入税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六大部分。[⑤]其中，工薪收入和经营净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是不同行业的工资水平差异。财产性收入的差距主要来自于居民资本存量的差异。转移性收入指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居民家庭的各种转移支付和居民家庭间的收入转移，包括政府对个人收入转移的离退休金、失业救济金、赔偿等，单位对个人收入转移的辞退金、保险索赔、住房公积金，家庭间的赠送和赡养等，这些是我国财政支出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与此相对应，居民的个人收入税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则是财政收入一侧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

本文采用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收支水平之比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分解公式可看作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中，每一类收支项目差距的加权平均，权重为最低收入户中每一类收支项目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这一比重反映了各类收支项目的差距对整体可支配收入水平差距的贡献。

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分解结果如下（图1），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可支配收入之比为8.56。

（1）各类收支项目的贫富差距[⑥]

（2）各类收支项目所占权重

图1 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分解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12）》。

具体来看，我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有以下特点：

（1）个人收入税所占比重过低，税基过窄，调节功能受限。

尽管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个人收入税支出之比高达316.49，但对整体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仅有0.05%。最高收入户可支配收入为58841.76元，所缴纳的个人收入税为1114.05元，仅占其可支配收入的1.89%。因此，个人收入税的收入分配再调节功能非常低。

（2）社会保障支出累退，收入分配恶化。

除工薪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外，社会保障支出是对整体可支配收入差距影响最大的财政政策。然而，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具有累退性质，即与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人群缴纳了更高的金额，从而恶化了收入分配。具体来看，最低收入户所缴纳的社会保障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12.22%，而最高收入户所缴纳的社会保障支出仅占其可支配收入的7.28%，甚至低于全国总平均水平8.53%。

图2 各收入等级社会保障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12）》。

（3）财产税制不完善，收入差距两极化。

虽然财产性收入对整体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仅有1.48%，但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之间的差距高达34.02倍，对股利、红利等的税收优待，极大地恶化了收入分配。此外，未纳入居民可支配收入范畴的出售住房收入，表现出贫富两极化的特征，最高收入户的出售住房收入为最低收入户的57.92倍。现行房地产税中，土地增值税和房地产税的减免政策，加剧了财产的两极化分布。

转移性收入对整体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很大，其中，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在捐赠收入（包括遗产收入）和赡养收入两方面的比值分别为12.18和4.21。现行财产税制中缺少遗产税和赠与税，对由财产无偿转让引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调控无力。

（4）社会支出所占比重过低，补助力度减弱。

转移性收入对整体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因子达到27.61%，是除工薪收入外最重要的部分。但是，转移性收入中的社会救济收入在调节收入分配、补助低收入群体上效果不彰。社会救助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中等及以上的收入群体中不到0.1%，可以说不被这类人群享有。但是，该比重在困难户和最低收入户中也仅为6.67%和3.63%，并且对于收入水平稍高的低收入户，该比重急剧下降为0.74%；在中等偏下户中，该比重仅为0.27%。从最低收入户到低收入户，可支配收入增加了55.20%，社会救济收入却减少了68.52%。社会救济收入在低收入人群中表现出极大的累退性，大大削弱了补助性政策的补助力度。

我国财政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或者效果不彰，或者恶化收入分配，或者缺乏应有的手段。以改善居民收入分配为目标，除在流量税制方面继续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外，在存量税制方面完善财产税制，尤其是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有重要的意义。

借鉴财产税制的国际经验

广义上的财产税包括对不动产和动产在其保有和转让或交易环节征收的相关税收，分别为财产保有税和财产转让税。在发达国家，财产税在其税收体系中有独特的地位。

财产保有税的收入再分配作用

在财产保有环节，关于财产税的公平性研究大体形成了两类对立的观点，即“受益论”和“新论”。“受益论”将该类财产税视为财产所有者因其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中获利而缴纳的税种。纳税人的财产价值越高，从公共服务中的获益越大，所缴纳的财产税也就应该越多。但由于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支出占其收入的比重较大，以财产价值为基础的比例税率使其承担了较重的房地产税税负。即财产税具有累退性质，不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差距。[⑦]与此相反，“新论”认为，由于全部资本所有者承担了财产税税负。其中，高收入人群拥有较多的资产，所承担的财产税税负也较重。因此财产税具有累进性质，有利于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在各国的税收体系中，对财产保有税的称谓有所不同。如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家称之为财产税（property tax），英国、新西兰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称之为地方财产税（local property tax），而波兰等国家称之为不动产税（real estate tax），本文将其统一为财产保有税。因财产，尤其是不动产，所具有的不易流动性和不易规避性，财产保有税一度成为地方政府偏爱的税种。2012年，英国财产保有税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2%，法国为3.9%，加拿大为3.3%，美国为3.0%，而我国不到0.6%（2011年）。

图3 主要国家财产保有税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数据来源：Revenue statistics: Comparative tables, OECD Tax Statistics. (ISSN 2075-8510 - © OECD 2013).

财产保有税的计税依据，包括对纳税人拥有的全部财产（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净值财产（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征税两类。对全部财产征税大多采用比例税，税收征管较容易；应税财产包括不动产和动产，以不动产（如房屋和土地）为主。对净值财产征税一般采用较低的比例税，少数国家采用累进税率；应税财产仅包括纳税人全部财产扣除其负债之后的财产净值。由于净值财产（保有）税覆盖了纳税人的全部财产，并且依据能够反映纳税人实际财富的净值财产计征，通常被认为是符合税收能力原则的财产保有税。我国现行财产保有税分别对房产、土地、车船、金融资产等进行课税；在不同产权情况下，纳税人、财产所有者和实际使用者有所不同。与上述两类财产保有税相比，有应税财产零散、产权不明、纳税人多样、征管不易等缺点。

财产保有税以房地产税为主，英美等国家不仅对法人拥有的房地产课税，也对居民拥有的房产，包括住宅和土地课税；美国最主要的应税财产为非农业区的居民住宅。应税财产的价值需要经过评估机构依据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并有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

我国的房地产税相对不完善。首先是仅对经营性住房征税，现对居民住宅进行征税开始试点。其次，尽管房产税采用比例税，但是，因房屋用途不同而实行从价计征或从租计征，导致同一房产的纳税额不同。最后，房产税依据房产购买时的原价值计征，同样有悖于税收的横向公平。

如“受益论”所述，尽管高收入人群缴纳了更高的财产保有税，但财产保有税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比例更大，因此，部分国家的财产保有税具有累退性。以英国为例，对居民不动产征收的保有税（council tax, 家庭税）占财富最低的10%家庭收入的比重超过6%，而占财富最高的10%家庭收入的比重不到2%。[⑧]相似的情况也在加拿大和美国被证实。[⑨]

财产转让税的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在财产转让或交易环节，本文讨论财产无偿转让中的遗产税和赠与税。遗产税包括对被继承人的遗产总额征税和对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征税。在大多数征收遗产税的国家，均以赠与税作为其辅助的税种，对财产所有者生前赠与他人的财产进行课税（二者税率相当），以保障财产赠与和继承的税赋公平。

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财富过于集中，遗产税具有平均社会财富的功能，有利于削减财富积累在代际间的无偿转移，缩小财富分布的不均等，同时也有利于高收入人群将财富更多地用于社会公益（避免缴纳过高的遗产税）。最后，遗产税作为缴纳“公共服务费“而存在，且收入越高的人群应承担更重的税赋。

遗产税的征收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类：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和总分遗产税制。在总遗产税制下，以财产所有者的遗产总额为课税对象，由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缴纳遗产税。在税率设置上，通常设有起征点和扣免项目，采用超额累进税率。美国、英国、新西兰、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和台湾等实行该税制。在分遗产税制下，以遗产继承人取得的遗产份额为课税对象，由遗产继承人或受赠人缴纳遗产税。在税率设置上，设有扣免项目，多采用超额累进税率。日本、法国、德国、韩国和波兰等国采用该税制。在总分遗产税制下，先对被继承人的遗产总额进行课税，再对继承人或受赠人获得的、达到一定数量的遗产份额再一次课税。菲律宾、伊朗，以及取消遗产税之前的意大利等国家采用该税制。与遗产税制相对应，各国采用与之相同的赠与税制。

与主要税种相比，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规模不大。2011年，OECD国家平均遗产税和赠与税占GDP的比重为0.12%；2012年，法国遗产税和赠与税占GDP的比重为0.47%，日本和韩国为0.32%，英国为0.20%，美国为0.16%。从税率设置上看，美国联邦遗产税2013年税率为18%-40%的超额累进税率，年度免征额为525万美元，并有税收扣免项目规定。英国遗产继承税实行40%的单一比例税率，目前免征额为32.5万英镑；2016年，该免征额将提高为32.9万英镑。日本自1950年起改为实行分遗产税制，针对法定继承人所继承的应税遗产额设置10%-50%的超额累进税率，并规定了非课税财产和税收扣免项目。

图4 主要国家遗产税和赠与税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数据来源：Revenue statistics: Comparative tables, OECD dataset.

比较美国、日本、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情况，开征遗产税后，各地区的财产基尼系数有所下降。当然，两者的因果关系需要深入研究。

尽管发达国家居民财富的积累及其增长速度有可能超越其国内生产总值，如法国的居民净财富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倍，1997-2007年的实际年均增长率超过7%，远远大于同期GDP的实际年均增长率1.7%。而2008年，法国遗产和赠与的财富量占其GDP的比重达到15%。[⑩]但是，遗产税和赠与税在调控居民存量财富分布不均上的作用备受质疑。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对整体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而言，遗产继承的影响因子很小。[11]并且，部分国家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为防止资本外逃，逐渐减少和废除遗产税（奥地利、法国、新西兰、瑞典等国家）。

完善我国的财产税制

我国现行的财产税体系

狭义的财产税仅指不动产和动产的保有税。我国现行的财产保有税税种主要有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车船税。因居民转移性收入方面上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体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并且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在捐赠收入（包括遗产收入）和赡养收入两方面的差距分别达到12.18倍和4.21倍。本文将不动产转让或交易环节涉及的土地增值税、契税，以及尚未开征的遗产税和赠与税纳入财产税体系中。

作为地方政府征收的税种，财产税的功能主要是筹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我国财产税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从2000年的6.83%上升为2011年的14.19%；其增长速度在大多数年份远远超过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此外，我国的财产税以向不动产征税为主，其占财产税收入的比重在94%-98%[12]的范围内波动（见表1）。

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由于在证券投资所得税、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等税种上有优待和减免，遗产税和赠与税均尚未开征，对由财产保有、转让或交易引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调控无力，加剧了财富存量的两极分布。

财产保有税

在我国现行的财产税体系中，房产税采用比例税率，但课税对象仅为经营性住房。由于房产原价值存在差异，基于房产原值征税将导致不同时期的房产所有者面临不同的税负；而从价计征和从租计征两种方式并存，使得房产所有者因其经济行为不同而承担不同的税负水平。[13]对于相同价值的财产，因其价值以外的不同因素（如取得时间或经济用途等）而致使财产所有者缴纳了不同的财产税，有悖于公平原则。但是，比例税率在现阶段具有其累进性和公平性。以从租计征为例，假设在一定时期内，可租房屋的数量是有限的，即供给完全无弹性，则房产税的税负全部由房产所有者承担。以居民的出租房屋收入为计税依据，税率为12%[14]，各收入等级的房产税负如下图所示。2011年，最低收入户缴纳房产税7.84元，最高收入户缴纳房产税165.55元；房产税支出分别占其可支配收入的0.11%和0.28%。从受益原则和能力原则看，高收入群体均承担了较重的税负，房产税在税率设计上具有其公平性。

与之相比，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车船税均为定额税率。而定额税率缺乏公平性，以车船税为例，载客人数为9人以下的小型客车均缴纳相同的车船税。一般地，低收入人群所拥有的车辆价值较低，缴纳相同的车船税意味着无论从受益原则还是能力原则看，低收入人群都承担了更高比例的税收支出。因此，在财产保有环节，我国的财产税依据财产类别、财产用途、财产原价值等因素，而非体现财产受益或其所有者能力的因素计征，并不完全满足公平性要求，从而在促进居民收入合理分配上效果不彰。

从财产保有税制的国际经验来看，我国需提高财产保有税在税收体系中的地位，以房地产税改革为契机，扩大财产保有税的规模。同时，明晰财产产权，完善财产信息登记制度，健全财产价值评估体系，使财产保有税的征管更透明更便利。

财产转让税

目前，我国由财产分布不均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逐渐明显。计算居民财产性收入及其内部各子类收入的基尼系数，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基尼系数自2005年来波动上升，且个人所得税在调节其差距上作用十分有限。[15]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基尼系数为0.532，远远高于同年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0.308。其中金融财产性收入的基尼系数较高，出租房屋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54。从城镇居民的财产分布来看，陈彦斌（2008）基于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的家庭资产调查数据分析表明，2007年，我国城市财富最低的10%家庭组的中位数财富为-0.5万元，而财富最高的10%家庭组的中位数财富为95万元；且财富最高的10%家庭占有社会35.9%的财富；[16]财富最高的1%家庭占有社会8.74%的财富。[17]尽管财产性收入对整体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贡献率较小，但社会财富的过于集中和贫富差距过大将成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阻碍。因此，除在财产保有环节和有偿转移过程中征收相应的财产税外，在征收以高收入群体为纳税人的财产税和遗产税，在平均社会财富和降低代际间的财产集中上十分重要。

借鉴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国际经验，我国在开征遗产税时，需以赠与税作为辅助税种；在税制选择上，可选择利于征管的总遗产税制；在税率设置上，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并规定适当的起征点和税收扣免项目。针对由遗产税和赠与税引致的资本外逃，需要制定相关预防措施。

*郭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郑新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二期，本刊略有删节。

[①]以上数据系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

[②]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

[③]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的数据计算。

[④]数据来源：OECD Economic Surveys: Norway - © OECD 2012.

[⑤]可支配收入=家庭总收入-个人收入税支出-社会保障支出-记帐补贴，本文暂不考虑记帐补贴。

[⑥]图中的数值表示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各类收支之比。

[⑦]Netzer, D., Economics of the Property Tax,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1966.

[⑧]Joumard, I., et al., “Less Income Inequality and More Growth – Are They Compatible? Part 3. Income Redistribution via Taxes and Transfers across OECD Countries”,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no. 926 (2012).

[⑨]Chawla, R.K., Wannell, T., “Property Taxes”, Perspectives, Statistics Canada, vol. 4, no. 7 (2003).

Davis C., et al., Who Pays? A Distributional Analysis of the Tax Systems in all 50 States, 3rd edition, Institute on Tax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 (2009).

[⑩]Piketty, T., “On the Long-Run Evolution of Inheritance: France 1820-2050”, 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2010).

[11] Blinder, A.S., Toward an Economic Theor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4.

Stanley, T.J., Danko, W.D., The Millionaire Next Door: The Surprising Secrets of America’s Wealthy, Atlanta, GA: Longstreet Press, 1996.

[12]作者根据表3计算。

[13]朱为群，曾军平，董文秀：《中国财产税的公平性分析》，《财政金融研究》2012年第6期。

[14]此处忽略其它带征税种，如营业税、所得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

[15]周晓蓉，杨博：《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年第8期。

[16]陈彦斌：《中国城乡财富分布的比较分析》，《金融研究》2008年第12期。

[17]梁运文，霍震，刘凯：《中国城乡居民财产分布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

编者按：本刊第七期报道了6月16日在天津蓟县召开的“城乡一体化理论研讨会”，现摘编、刊发部分专家发言的精彩内容，以飨读者（全文可访问红色文化网）。

张木生[1]：城乡一体化策论

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大一统的历史品格，“国家统一，人民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是我们事业成功的保障。”耕者有其田，农户为基础，但不搞土地私有化。中国经济发展靠农民完成原始积累的大部分，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没间断过。我个人估算共和国成立66年，农村向工业化、城市化贡献了20万亿，国家向农村投入10万亿，这还不包括2.7亿农村打工的劳动力红利贡献。

杜润生3年前曾对我说：“非常可惜，农村的改革只完成了三分之一；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式‘综合农协’涵盖金融、保险、房地产、教育、医疗、养老这是三分之一；最后三分之一最重要，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重塑农村共同体，并有全国统一的组织自主参加城市化、并自主保留比例合理的农村。”

中国式的城乡一体化绝不等于城市将农村“化”掉。中国农村的问题存在两重性：一方面经过66年的努力，农村实现了均田、免赋、补贴、低保险。2005年开始，新农村建设，国家每年投入近万亿，农村实现了“五通”——电、水、路、宽带、电话，推行新农合等农村社保，多数农民满意。农村成为国家安全的最大蓄水池，改革开放遇到的几次大危机都是靠广大农民化解的，他们是小有产者，承包地是其最后的保障。

改革应该反思，这是全面改革的真谛。中国城乡一体化的最大障碍：第一是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人民日报》最近发表文章《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困》，“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少之又少；第二是农村基层的家族化趋势。 “多数人的现代化”看上去遥不可及。在这种环境下搞资本下乡，“以地生资”、“以地套现”，多数农民就将无事可干，直到剥夺农民小有产者的最后保障，化掉农村！

从2008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虚拟经济大行其道，逼中国不得不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现在“两头在外”、出口导向、房地产、土地财政都不行了，“温州模式”、“苏南模式”都去哪儿了？产业资本过剩、金融资本过度，地方政府债务呈几何数字增长，银行逾期贷款激增，资本过剩与生产过剩逼出股市疯牛。化解当前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只有中国有一手好牌，但千万不能打臭了。

城乡一体化，搞得好就是一张好牌。第一，农村土地不能私有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土地私有化、国有化都是资产阶级纲领，土地社会化、永续利用才是正途。第二，取消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重建地方的主体税种——房地产税，农村建设用地、房基地余量、新开发土地都实现股份化，落实到户，农民是股东，与城市建设用地同权同股同价，地票可上市、可退市。第三，首先解决80后、90后的城市化，除超大城市外，政府廉价供地，国家低价购买产能过剩的钢铁、水泥、玻璃，用来建廉价、廉租房，证券化后将其借、租、贱卖给不可能再回村的青年，培养高级技工，劳动者成功转型后退券还钱。第四，农村土地确权后，所有、承包、经营三权分置，城市化不能搞大跃进，不许强迫命令，流转规范，用途管制。重塑乡土社会生态多样的共同体。城市化群与新产业化群结合，城镇化与中小企业发展结合，城市化群与城镇化结合。北朝鲜20世纪70年代城市化率就达65％，南美城市化率达到80％～90％，最终有害无益。僵化的老路失败了，坚持自由主义市场化的西方国家失败了，西化、私有化的发展中国家成了失败国家。第五，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亮广袤农村，享有公平的教育、文化、医疗、养老、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产品。农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相比是弱势产业，无论是发达国家、后发达国家，规模化、专业化的农业都要大量补贴。现代农业越是仅依靠市场，市场越失灵。除非大农业进化成新能源产业，而这条路又太长。第六，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进出口、消费，现在需要将消费放在首位，消费首先要加大公共消费，向弱势群体倾斜。把政府作用、金融合作社、农村生产要素通过流程再造，使其成为农民可携带的财富，并均等到每一个具体的农民。

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就像阳光、空气。阳光、空气是不要钱的。第一，邓英淘、王小强提出“多数人的现代化”，发挥市场、科层、互惠三大机制的作用。现在应突出互惠机制的作用。第二，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走西方的老路，中国的出路是发展合作互惠的地方主义。发达地区和城市不仅要为自己的居民，而且要为欠发达地区和农村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公共服务。为了双赢，要组织有效的竞争，要全面动员社会力量。四川地震的灾后重建，中央决定一个发达省包一个重灾县，援建省相互竞争，不仅速度快，而且质量好，创造了灾后重建的世界奇迹。第三，中国从汉代起就有2000多个县级基层单位，现在依然如此。选拔数百优秀县委书记到中央培训，下派到关键县，一任十年，完成县域建设任务。

城乡一体化的广扩和深化。第一，支持温铁军、李昌平等学者的乡村建设、新农村建设实践，创造最大的内需。第二，两亿农民进城“市民化”，就是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它将化解产能过剩危机的爆发。第三，实施流域间调水工程。中国大西部有的是土地和阳光，但关键是缺水，这当然是城乡一体化的最大需求。第四，“一路一带”和亚投行战略的美好愿景，应立足为中国本土的城乡一体化服务。逐步改变中国发展 “东快西慢、海强陆弱” 的格局。

李昌平[2]：创建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新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4·30”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必须“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提高基层组织凝聚力和带动力”，这是符合中国农村发展实际的科学论断。

内置金融是我们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一个新词。村社内置金融，是指借既有村社组织的壳，在其内部以金融互助合作为手段重新组织起已经涣散的村民，把现有的空壳村社组织改造成不仅有骨架、而且能造血输血的有力量的农民组织。这样的农民村社组织，就是“内置金融村社”。

对中国农村的两个基本判断

第一， 关于中国农村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的判断。和欧美、日韩农村相比，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小农社会发展缓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农村金融供给无效（金融不支撑农地等产权的市场化实现），和组织供给无效。而组织供给无效又与组织内部金融供给无效高度相关。由此，中国农村缺乏“自我造血、输血和储血功能”。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供销社、农业保险公司等都由农村退出。连政策性的服务三农的政府部门和企业也抛弃了三农，指望资本下乡救三农靠谱吗？资本是逐利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农民自组织作为前置条件，资本无节制地下乡不见得是农民的福祉。特别是当下企图“消灭小农”的浪潮更令人担忧。

第二， 关于中国农村未来的判断。关于“消灭小农”的判断在知识精英和资本精英中有广泛的共识，它形成于1990年代，是基于“亚洲四小龙”等先发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形成的，他们认为：通过出口导向工业化促进农民城市化，当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的时候，农村人口数量就可以减少到15%以下，农民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这个普世“经验”和共识也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农村、农业现代化路径。

9年前我提出过“中国拐点”概念，即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般性制造业梯度转移至中国后，全球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制造”，全球一般性制造业严重过剩。加工出口收益也随之逐步下降。这样，“亚洲四小龙”之前的先发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也就不适用了。中国改革开放高速增长了30多年，人均GDP也已经超过了7000美元，但城市化进程依然滞后，中国农民依然大量存在，并将长期存在。在这一过程中流民的存在也不可避免，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

要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必须培育有组织的现代农民，在这一基础上构建有现代性的农业、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

未来农民的基本组织方式——村社内置金融

既然在中国，农民将长期存在，将传统小农变为有组织的现代农民，理所当然的是农村改革的最根本任务。如何组织小农？经过30年的探索，我的基本结论是：村社内置金融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村社内置金融是在继承我们党土地革命和农村社会改造成果的基础上再组织农民的一种方式，属于自我完善型的深化改革。

内置金融村社及其联合社将是中国未来农村社会的最基本的组织模式。它有如下含义：第一，党支部建立在内置金融村社，党委建立在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第二，内置金融村社是政府扶持三农发展的政策性资源配置的基本单元，是政府农村工作的主要抓手；第三，内置金融村社是集“社区经济发展、社区建设、社区治理”三种职能于一体的乡村主导性自治主体；第四，内置金融村社是城乡互联互通、互惠互利的中介和纽带。

从2004年我在湖北省监利县王垸村创建养老资金互助社开始，在全国协作了近40家内置金融村社的创建和运行。经过这些年的实验，发现村社“内置金融+”有如下功能：

内置金融+村民承包权或村民集体成员权抵押贷款，农地抵押贷款部分难题迎刃而解了；内置金融+闲置资产资源储备，解决盘活农村闲置土地等资产资源的难题；内置金融+产权交易所，解决农村三资交易难题；内置金融+线上线下统一采购与配送，解决难倒电商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内置金融+内部结算平台及内部余额宝，让村民先消费后买单成为现实；内置金融+合作养老，一个老人入股3000元，年终就可以获得1000元左右的养老金；内置金融+农业农村保险，可以让农业农村保险业出现广阔的发展前景；内置金融+政策性银行，银行做批发，内置金融做零售。内置金融负责吸收存款，政策性银行支付手续费；内置金融+基层组织能力建设，解决各级组织部门的基层组织加而不强的难题。

内置金融村社的根本性意义在于：第一，创建了与现行土地制度和基本经营制度相匹配的金融制度；第二，提升了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农村基层组织为农民提供服务和主导村民民主自治的能力。也就是说，内置金融村社有效化解了金融供给无效和组织供给无效这两大困扰中国农村农业现代化的难题。

今年4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供销社改革的决议》。《决议》赋予供销社以重新组织农民的使命。但是供销社如果不是能和内置金融村社及联合社结合起来，那么供销社很难成为农民的供销社，也不可能是党和政府的基层抓手。所以，供销社改革的关键是充分发挥供销社服务农民的职能，而不是把重新组织农民的任务交给供销社。如果我们党不主动承担起重新组织农民的任务，最有可能乘虚而入的就是跨国资本集团。目前供销社的体制和人才结构，决定了他们绝不是国际资本的竞争对手。

我们党领导农村建设最重要的成果有两样：一是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基石，这种组织体系不能再被别的力量整合了！

忽培元[3]：我国农村建设小康社会的科学选择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的难点和重点在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中国农村发展进步走什么样的道路，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是在总结我们几十年发展的经验教训后，又亲自在福建和浙江农村大面积长期试点、并取得全面成功的经验之后才郑重提出的。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农村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是发展理念上的创新和突破。

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的农村发展，几乎都经历了这样的道路和模式，即加速“城镇化”，以城市发展逐步取代农村。日本有好多影视剧都是反映城镇化进程中人们的乡愁别恨的。城市不断发展，淹没了村庄和农田。铁路和高速公路就像都市巨无霸的可怕触角，它延伸到哪里，就把灰色坚硬冰冷的钢铁水泥建筑播撒到那里。所谓工业文明吞并了绿色的传统记忆和民俗情调。人们眼瞅着萦绕田园牧歌与乡情诗意的农业文明在迅速消失，直至完全被城市代替。

前些年我们国家在加快城镇化步伐的进程中，程度不同地出现了类似的令人担忧的趋势。在许多地方，城市淹没了不少乡村。更多的地方，乡村出现萧条的景象。我们在陕北农村作调查，看到许多村子变成了废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人口爆满，使教育医疗住房压力日趋加大，出现人口素质下降和城镇风貌退化的普遍性问题。一些中小城市的街头，拥挤着大量的进城农民，许多中小城市成了大乡村。实际上，这距离现代化不是近了而是远了。城乡一体化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其本质就是在一般情况下就地解决农民、农村、农业现代化的问题。而不是把十亿农民都一股脑集中到城市里来。

目前，城乡一体化的战略，已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下来，成为中央的最高决策。可以说，这个《决定》是几代人几十年艰苦探索的结果，是中央依据新的发展矛盾和实际需要，在农业发展问题上的新的战略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说，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没有根本扭转。要想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总书记强调，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我国的自然禀赋、历史文化传统、制度体制出发，既要遵循普遍规律，又不能墨守成规，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着力点是通过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目标是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 “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农村不能荒芜”，“城乡一体化必须规划先行”，“土地流转需要研究”，“建设美丽乡村不要涂脂抹粉”，“大力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只有这样，才能把“城乡一体化”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郑一民[4]：从农村历史文化保护看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性

但凡人类，大抵都期望自己的家乡美、祖国美。但这种美是有条件与标准的，即自然风貌与人文景观和谐成趣、精神与物质相得益彰、现实与历史一脉相承。中国古人将这种现象称为“天人合一”。然而，现实生活中却常常出现人为制造人类灾难的现象。

农村历史文化遗存是民族繁衍生息的根（二级标题）

中国历史上是个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造就了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独特历史与文化。支撑这一文明的基础就是数以百万计的广袤农村。那里不仅生活着共和国人口的主体，还是养育、传递民族血脉、精神与美德的脐带。由历代先祖创造和修建的村落中，每一座老屋古院、每一条街巷寨墙、每一片田园山场、每一驾马车牛犁、每一个磨盘灶台、每一句乡音俚语、每一件镰刀锄头、每一个节礼祭仪、每一个习俗风情，甚至每一棵古树、每一座小桥、每一条小河等，都深深烙着中国印，是我们繁衍生息的温床、土壤与家园。这是中华民族不可复制的文化财富。但是21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遗产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据国家统计数据，2002年前，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2年，已锐减为270万个，十年里平均每天有240个自然村消亡，而这其中就包含众多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

群众富起来了，要拆旧盖新无可指责，关键是如何改造。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所谓“政绩”而盲目大拆大建，特别是让一些利欲熏心的房地产开发商参与其中，造成大批古老的农舍、街道、牌坊、祠堂、庙宇、戏台的人为毁灭，令人痛心！数以万计的村落消亡，自然也让大量红色文化遗产消亡。物质的东西，毁掉旧的可以再造一个新的，而传统美德、信仰、品格和精神却会因失去传承环境和载体而无从延续。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岂不悲哀？

特别是在大拆大建中，一些官员居然打着“农村现代化”，“向发达国家学习”等幌子，到处建罗马柱广场、西洋风格的楼堂馆所，虚无了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其实，不管是在欧洲还是美洲，每个国家都很重视自己的文化遗产保护，将之视为珍宝。例如美国，只要是超过100年的历史遗迹，他们都要精心保护；意大利、法国、德国等纷纷开展“大到一座古屋、小到一个汤匙”的调查保护活动，许多村庄还保持着19世纪、18世纪甚至17世纪的古貌古俗，其一砖一木都受到法律保护。若因修路等原因而需改建这些建筑，都需报请国家批准。为什么？他们是要用自己的历史建筑、传统遗物来传承自己的思想、文化与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拆毁古村，将新农村建成兵营一样的一排排整齐房舍就是个败笔！那是拆毁我们的文化。总书记说“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就是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就是我们充满魅力的精神家园。为什么说“记得住乡愁”，因为乡愁不是让我们看的，而是让我们融入血液的精神性的东西。历史评价一项事业的成败，不仅是站在今天看明天，还要站在明天的角度，回看我们今天的工作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与价值。

现代化城市建设中的忧虑

城镇化在世界上既有成功的范例又有失败的教训，关键是国外的好经验如何中国化、如何适合中国国情民情。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城市不断增多与扩大，是经济文化繁荣的标志。据国务院2014年底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城市化已达54.4％，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业绩。但是面对“百城一面”，著名文化学者李耀宗说：“发展是硬道理，但硬发展是没道理。”大拆大建建不出美丽中国，钢筋水泥也铸不起我们美好的中国梦。一个民族如果丢掉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忘记了从哪里来，就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有人认为高楼林立、电梯空调是现代化，也有人认为宜居宜作、田园风光是现代化，我认为现代化不是追求形式，而是创造更适宜人类生活的环境与条件。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为什么一到节假日都要带着一家老小到郊外、山林、田园中去度假呢？为什么要离开钢筋水泥的壳子去感受自然风光和乡野的文化风情呢？他们兜里的钱可能比乡村人多，但却缺少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极严肃的课题：中国要建什么样的现代化城市？城乡如何实现一体化发展？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性

中华文明，有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中国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有两千年中华一统的漫长历程。思谋城乡一体化发展，应该以传承与弘扬这种精神和文化为前提。著名历史学家梁思成曾说过：中国新文化的嫩芽，一定不会凭空萌生，一定离不开那些已经衰老但是仍然蕴藏着生机和活力的老根。换句话说，中国吸取外国发展城镇化的成功经验，必须以传承、壮大、弘扬中国历史文化为原则，洋为中用，而不是将中国西洋化。前些年出现的“百城一面”已是教训，决不能再出现“千镇万村一面”的人为的悲哀。在城市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建设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特色的现代化城镇才是方向。无论是生活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我们要让中国人都能感受到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伟大、民族的骄傲与自豪！

周立[5]：展望2050：中国城乡一体化图景

城镇和乡村是中国的两副面孔，城市建设和乡村建设如同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村人口仍将大量存在，而且在2050年之前，很可能进入城乡均衡互动的稳态。二元结构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我们不能因为要搞现代化，就把农村“化”掉。城乡一体化不是要消除二元结构，而是变恶性的抽取型、隔离性的二元结构为良性的互助型、开放性的二元结构。

农村经济将长期存在

按照人口学家的中位数预测，中国2050年人口规模为14.9亿到15.3亿不等。我们且以2050年15亿人作为测算依据。有三个城镇化模拟方案：一个是保守方案。城镇化率达到70%，那么仍然有4.5亿生活在农村，相当于一个美国（3.09亿），加上一个日本（1.29亿），再加上一个加拿大（0.35亿。第二个是中等方案，城镇化率达到80%，仍然有3亿人口在农村。第三个是乐观方案，城镇化率达到90%，仍然还有1.5亿人生活在农村。

到2100年，在可预期的生育政策调整下，中国人口规模约为13亿人，即使城镇化率达到95%，即使不考虑中国能源、地理、水、光、热等基本国情条件，也仍然会有6500万人生活在农村，以农为业。即使我们保住了18亿亩耕地，农村人均耕地也只有27.7亩（1.85公顷），只是当前美国劳均耕地的1/67。很多人以美国为样板，去改造中国农业，这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和美国当前的劳均耕地差异是357倍，也就是人家一块地保住一个人生活，咱们得保住300多个人生活。美国农业永远不是中国农业的模仿样板。

上述测算，还只是在“化”掉农村的城镇化方向上做出考量。实际上，另外一个规律，即逆城市化规律也在发挥作用。考虑这一因素，那么2050年可能是3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并且呈现出稳态。这30%的人口可能不以农为业，但一定是以农村为家。这种稳态如果持续到2100年，中国就是1.9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我们必须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兼顾建设城市和建设乡村，而不是简单地用城镇化来“化”掉乡村。

中国只能是小规模农业

除了简单的人口统计模拟外，中国的地理环境——如地形、气候、耕作条件等基本国情，也决定了我们将长期采用小规模农业，长期保留以家户制为基本生产和生活单位的农村。

中国的地形为“七山二水一分田”，我们只有12%的土地适宜耕种。美国的国土面积几乎和中国一样大，但是耕地却是中国的3.6倍，人口却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美国为了尽可能地节约劳动力，可以浪费土地；我们是尽可能地集约使用土地，不惜投入过量的劳动力。中国的丘陵与高山地区适合小规模农业，开不了大机器。水稻生产本身就是一个以小规模经营为主的农业品种。还有蔬菜、水果，都要靠人工采摘。美国加州橙子、红提是很出名的，但也要人工采摘。本地人雇不起，就开放边境，让墨西哥人非法进入美国打工。总之，蔬菜水果、牧业、渔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只适合小规模耕种。

中国还有占国土面积41%的草原畜牧业。在这么广袤的土地上，无法集中居住。我们去内蒙古、新疆、青海调查，发现牧民的来回游动是最好的生存方式，定居是不行的。一是因为牲畜会来回踩踏，导致草场退化。第二，游走半径小了，对牲畜和人的健康都不利。所以他们并不适合城镇化。

此外，还有水、光、热分布极不均衡的问题。所有这些客观条件决定，中国的小规模农业和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是近百年内不会改变的基本事实。统筹城乡，是长时期的战略性任务。

逆城市化潮流的出现

尽管2.7亿农民工选择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但又有相当大一批人口开始回流乡村，这体现为“4+4”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四股逆城市化人口潮流。第一股力量是大学生。大学生村官在2015年会达到40万，还有其他类型的大学生下乡，会在2020年之前累积达到200万，在农村形成新的知识和劳动的结合。第二股力量是告老还乡者，很多人从城市退休之后又回到农村，他们带来很多社会资源和丰富阅历与经验，将对农村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第三股力量是都市农民，周间在城市上班，周末到农村休闲并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这种“都市农民”在欧洲、日本、美国也是常态现象。第四股力量是年老回乡或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一项20年农民工的跟踪调查发现，2.7亿农民工中，83%的农民工在家乡有自建房。未来中年农民工人数将会迅速增多，超过1亿的农民工将基本确定在本乡工作生活。

第二种类型，是四股组织化的力量：资本下乡；产业下乡；部门下乡；社会下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此一方面是鼓励，一方面是有所限制。

总之，逆城市化潮流，将导致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必然在未来某个时点走向稳态。我们要通过调控，让恶性二元结构变为良性二元结构，让经济增长与道德水准提升同步，让对农村的抽取之手为反哺之手。

聚落类型决定中国人的居住形态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有九种聚落类型：散居（包含定居和非定居）、自然村落（南方称作冲、寨、社、岙等）、村庄（更为集中的村落）、行政村，。以上四类都在村一级建制之内。此外，还有集中居住的村镇、集镇（社区）、镇（市镇、城镇、乡）、城市（小区、社区、街道）、城市群。

这九种聚落类型决定中国人大体上有五种居住形态：第一是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第二是中等城市；第三是小城市及小城镇。第四是小村镇，至少40%的人口生活在小村镇。第五是分散居住，尤其是西部和草原牧区，应该说中国国土面积大于99%的面积是农村，而且绝大部分是分散居住的。全国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只有4.3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0.45%。我们若只把视野聚焦到这不到0.5%的国土区域，就犯了一叶障目的错误。

城镇化道路之争与就地村镇化

城镇化道路之争围绕着五种居住形态，产生了五种观点。第一，大城市化的观点，主要是经济学家们持有的。第二，小城镇的观点，主要是社会学家们持有的。比如费孝通在1984年就提出小城镇大战略。第三，异地城镇化，这是目前较为普遍的现实。据统计，大约有1.7亿农民工处在“离土又离乡”的异地城镇化状态。有统计说，中国有3.9亿人处在“半城镇、半农村”的两栖状态。第四，就地城镇化，主要是安置1亿“离土不离乡”的当地农民工，还有大量城中村的农村人口。第五，就地村镇化。这样将会出现多元城市生态。大城市化、中等城市化、小城镇化这三股潮流将依次兴起，最终呈现稳态的多元城市形态并存的格局。大城市将会经历人口集中加速、人口集中减速、人口净流出的过程；与此关联，中小城（村）镇也将经历人口净流出加速、人口净流出减速、人口净流入的过程。

照顾到中国城镇化的不同状态，我们应设置不同等级的城镇化的统计口径：U0是狭义口径城镇化（按照户口统计），U1是常用口径城镇化（按照居住地统计的常驻人口），U2是计入小村镇化的广义口径城镇化（即把适度集中居住的地区，也当作城镇来建设，并纳入统计）。按U2的广义口径，中国可能已有80%左右的城镇化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努力重点就不应是一味地推动造城运动，逼农民上楼、进城，而是让农民“把根留住”，真正着力于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

总之，大量农村人口，长期从事小规模农业，是我们必须尊重的基本国情。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我们需要的不是消灭二元，而是将劣性二元转化为良性二元，从而实现真正的城乡一体化。多元城市生态，需要就地村镇化。城乡人口双向流动的潮流不可避免，而且已经出现。政府及社会力量应与广大农民工、在乡农民形成巨大合力，在建设美好城市的同时，建设好美丽乡村。建立三层次城镇化统计口径，走出追求数字的城镇化误区。城镇化的努力重点，不应再是追求数量，而是提高质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才能真正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朱启臻[6]：城乡一体化要遵守两个规律

根据目前城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迫切需要明确两个规律：一是正确认识农业发展规律，这涉及到农业制度、土地制度、农业组织等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是形成健康的工农关系和发展健康的现代农业的基础；二是要正确认识乡村发展规律，特别是认识乡村存在的价值，这是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实现以城带乡、城乡和谐的基础。

首先，农业发展规律问题。农业的本质是公共产品，这是由农业在人类生存中的基础地位所决定的。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不要指望任何国家来养活中国人，必须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这是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和基本要求。农产品具有需求的必须性，要求国家内部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起买得到，也就是要从数量、质量和价格上保障消费者的需求。农业的特点进一步决定了耕地的特点，决定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政府的责任。农业生产不应该是个人发财的手段，耕地也不能成为承包者获得地租的所谓财产收入来源。那些鼓励、强化土地流转收益的论点，在理论上没有依据，实践上则导致非粮化、非农化，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要像习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土地流转要与城镇化速度相适应，要建立土地退出机制，而不是强迫或诱导农民流转自己的土地而成为失地农民或地租食利群体。必须坚持业已被实践证明了的农户经营基础，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实现农民的组织化，通过工业支持农业解决现代农业的技术、装备、人才以及农民收入的问题。要克服简单、机械移植工业思维发展农业的倾向。农业有自身的规律，要用生态文明的思路指导农业。不认识到这一点，农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新型工农关系就难以建立起来。

其次，乡村存在的价值问题。目前存在的片面城镇化倾向，是以消灭乡村为代价，甚至提出要用城市建设的思路改造乡村，其结果是拆村并点，让农民上楼。无论哪一种做法都是无视乡村存在的价值，甚至认为乡村必然被城市所取代。因此，必须了解中国乡村存在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我们对中国乡村存在的六大价值进行了归纳：

1、乡村的生产价值（产业融合的平台）。乡村生产包括了农业生产、乡村手工业和乡村旅游业。乡村的产生原本是适应农业生产需要，乡村的存在有助于耕地的保护、综合利用和精细化作业，有助于农业生产经验的交流和积累，有助于农业的减灾防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农家院落不仅是乡村存在的基础，也是重要的生产空间，也是村民重要的活动空间和满足精神需求的条件。乡村手工业和乡村旅游业也只有依托乡村才能存在。

2、乡村的生态价值（生态循环的节点）。乡村不仅孕育着生态的理念、信仰，践行着低碳生活方式，也有效地实现着生态循环。乡村对耕地的保护、生态的修复和生物多样性的维护等均发挥着重要功能，特别是种植业与养殖业的有机循环。传统乡村是没有垃圾概念的，地里生产出的所有东西包括秸秆、家禽家畜的粪便等都可以利用，所有的生态文明理念与实践，都可以在乡村中找到其源泉。

3、乡村的生活价值（综合生活的空间）。乡村作为村民的生活空间，是依据人的生活需求和情感需要构建而成的。这种生活空间，包括了院落、邻里、公共空间、公共资源、习俗与乡土知识等，涵盖了生活资料的获取、闲暇活动、交往、娱乐、节日、时令与习俗活动。乡村生活对人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打造具有养老、养生、养心功能的新型农村社区，促进城乡互动，已经成为城乡功能互补与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容。

4、乡村的社会价值（社会危机的缓冲带）。乡村的社会价值表现在解决就业、提供社会保障、建立和谐人际关系以及化解社会冲突等许多方面。

5、乡村的文化价值（乡村文化传承的载体）。人们常说，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和“载体”。可以把乡村的文化传承载体分成两类：有形载体诸如民居、庭院、乡村结构，庙宇、祠堂、标志建筑，文化设施、农业景观，甚至古树、戏台、水井等，都可以成为凝结乡土记忆的公共空间；无形的载体，诸如农业种植制度、乡风习俗、庆典礼仪、道德传统、乡土知识与民间信仰等。诚实守信、守望相助、尊老爱幼、勤俭朴素、孝敬父母、热爱家乡等一系列优秀品质就是凝结在这些载体上。有些文化载体是不可以替代的，一旦消失就难以恢复。

6、乡村的教育价值（实现教化的条件）。农业劳动过程可以让人们体验劳动的艰辛，养成珍惜劳动成果的品质；在与自然打交道过程中，人们养成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品质，掌握了利用自然的生存智慧；在乡村的社会生活中学会了与人相处，掌握社会规范，明辨是非善恶的标准，培养了感恩与祈福的情操；在参与乡村事务过程中形成了参与意识，锻炼了参与能力。乡村为培养健全人格提供了条件。这也是近些年来人们重视农业劳动价值和乡村社区行为矫正功能的重要原因。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乡村属于“野”的范畴，但确是立国之本。孔子曰：“礼失求诸野”，乡村教化之于国家或社会的稳定作用无可替代。

美丽乡村建设不是要按照城市建设的思路改造乡村，更不是用城市取代乡村。而是要把乡村建设的更像乡村，是要使乡村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实现城乡功能的互补。。要像习总书记提出的那样：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1]张木生，税务杂志社原社长、总编辑。

[2]李昌平，中国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3]忽培元，国务院研究室信息司司长、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4]郑一民，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河北省文联原主席。

[5]周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6]朱启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前，世界上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西方和社会主义的东方两大对立阵营。很有意思的是，两大阵营都号称自己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并且指责对方的民主体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由此掀起了关于“民主及其正确制度”的解释和争议；并且，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根本差异，对于建立何种国际政治关系、世界政治格局也存在不同理念。

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国家由原来的15个减少为5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颓势，一时间西式民主在全球形成大潮趋势，世界“社会主义式的民主”走向衰微。

西方世界认为，他们推行的自由民主取得了“全胜”，有关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之争就此告一段落。凭借对民主概念的垄断性阐释，西方国家占据了国际政治制高点。然而，2008年以来，“始于西方的国际金融海啸深刻暴露了西方政治体制的危机，政治对抗、金钱政治、决策不畅等政治颓势，使得西方制度的政治能力和民主成色大打折扣。”[①]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中国模式”初具雏形，其成就令人瞩目。但在理论和现实的面前，我们仍需要推动和引导民主研究和国际政治议程的转向。

通过深刻反思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民主及其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线索，我们可以分析其内隐动力对世界政治与格局的深层促变。

何种民主？谁之掣肘？去向何方？

众说纷纭的“民主”迷雾

“民主”是当今国际上使用最广、也最富有争议的政治概念之一。东西方世界的学者、政客纷纷热议、炒卖“民主”，其目的有想“占领道义的制高点”的，也有企图在“学术江湖中确立一席之地”的。

其实，“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现象。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从古希腊雅典民主到中世纪英国的议会制度，再到当代民主，民主的内涵与形式均发生了诸多演变。只是到了近现代，民主才成为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内容之一。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神权和皇权逐渐淡化，选举权逐步扩大，民主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充分的发展。之后，民主在西方主要国家实现了从观念向制度、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到20世纪，民主逐渐转化为一个世界性话题，冷战时期“民主、民主化”更是变成西方国家手中的政治工具。

20世纪，民主理论出现一些新的演化，包括以下几种主要情况：精英民主论、多元民主论、参与式民主论等。其中，精英民主论的代表人物有熊彼特、韦伯、萨托利等。其主要观点为：民主是由社会精英或政治家统治而并非人民统治；民主是多元的精英竞取权力的过程，这一过程常常通过采取政党竞争的方式加以实现；精英阶层是一个开放系统，人们有平等的机会加入该阶层；公民定期选举政治精英成为统治者。“实际上，精英民主论一直是西方民主理论的重要传统内容” 。因为精英民主论可以直接为利益集团的核心——政党政治提供支撑。但是，“就其政治实践来讲，精英民主论把民主的内涵缩小到仅仅是政治选择的范围内，把社会各个领域中少数寡头控制的社会政治现象称为民主政治，这实际是对民主的一种反动。因为民主首先强调的是平等，而不是自由。”

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 是“多元民主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现代社会存在公民个体、统治者和多种利益集团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统治者需要个体选举产生，利益集团影响公民，对权力和利益进行多元的公平竞争，这是保障公民参与和公民权利的主要手段；对权力的多元角逐可以避免权力垄断，约束精英的权力，公民通过选举和利益集团的相互竞争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因此民主的决策是一个相对较小的集团之间稳步妥协的过程。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揭示了西方现代民主形式的真实机制在于社会集团利益的竞争。用社会利益集团代替社会阶级，实际上掩盖了民主的阶级内容和阶级性质，忽视了政治权力的特殊决策地位和作用。在金钱支配政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利益集团必须有财力基础，否则难以介入政治。因此，多元民主仍是“资本控制下的民主”。

英国的柯尔和美国的科恩提出了“参与式民主理论”，他们认为，民主是一种人民参与的政治制度，社会成员以社团为基础，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自治或者决策。然而，“参与式民主理论以参与或参与影响决策作为民主的标志，实际上忽视了民主政治中人民的主体地位，因而，它所定义的民主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可以说是一种民主的附属品。”

美国学者萨托利说：“唯一能够真正做到名副其实的民主，只能是宪政制度下的自由主义民主。这包含着两层重要的含义，一是指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条件下……已经难以做到像古希腊那样采用公民大会的方式进行统治；二是指现代民主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每个公民的个人自由，为此，它必须对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也加以限制。”并且指明：“这一层含义更应该受到我们的重视”。

以色列学者兼政客夏兰斯基在《论民主：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威力》中称：只有自由社会才可以实现民主，只有民主国家才可以实现和平；自由与民主符合西方国家的安全利益；甚至鼓吹“为了对不民主的国家进行改造，可以不惜武力。”以及“从美国出发向外推广民主”：“第一，自由世界能够通过施加外部压力来推广民主。第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的领袖能担负起将自由扩展到全世界的重担，粉碎当今和以后对这个世界构成威胁的专制者。第三，向全世界推行美国民主，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更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

以夏兰斯基为代表的一些西方民主理论的研究者,逐渐走出了民主研究学术正轨，这些西方民主论者把民主工具化，主动与西方的霸权势力结合，在近期一系列所谓的“颜色革命”中，充当了以“民主化”为名义的颠覆活动的鼓吹手。

揭示全球民主化的暗流

伴随着民主逐渐进入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化进程，西方学界对民主的研究也发生了重点转向：由设计和检查自身的民主情况转移到关注对外输出和移植民主。

民主理论研究出现了十种值得关注的倾向：其一，民主潮流化研究。将民主视为国际性的政治现象。苏东政变是“第三波”，并企图制造“第四波民主浪潮”。其二，民主测评与排行热。根据“民主—非民主”、“自由国家—非自由国家”、“廉洁—腐败”、“经济自由—经济不自由”等指标对世界各国进行排行，反映了西方世界掌握着“民主”标准制定权和话语权。其三，民主化与全球化研究。这类观点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将给西方民主制主宰全球提供有利的国际条件。其四，民主实现研究。出现了“民主爆炸说”、“民主孕育说”、“民主精英互动说”等观点。其五，民主转型和巩固研究。20世纪中后期出现几次波及全球的民主化浪潮后，阿尔蒙德、派伊、亨廷顿等美国政治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局以及政治民主化、“民主自由体制”的确立与衰退进行了分析。其六，民主的区域性和比较性研究。冷战后西方学术界关注“政治落后、民主不兴”的第三世界，并在注重国际间的民主比较研究中将民主视为全球唯一的、绝对的政治进程，根本无视各国政治发展目标的多元性和道路的多样性。第七，民主策划术与设计术。部分学者热衷将民主技术化、模块化和工程化，并出版各种简化版的“民主教程”、“民主行动指南或手册”，大规模地对国外青年进行民主培训，讲授如何酝酿“街头政治”和“民主革命”，教授示威青年如何与警察打交道，如何使用新媒体，怎样迅速召集多数人起来，推翻目标国政权。第八，民主标准研究。以西方政治为标本，归纳出一系列评判国际民主的标准，并且将其视为国际援助和西方投资必须参照的条件或规范。第九，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因为民主制度是和平的保证。然而在国际政治实践中，这一命题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其鼓吹者宣扬“民主国家”可保留对非民主国家的开战权。第十，民主同盟论。2000年6月，由美国、波兰、智利、捷克、印度、韩国、马里七国发起，在华沙建立了“民主国家联合体”，宗旨是在世界推广并巩固民主制度；2006年前后，美国部分新保守主义分子推出一份题为《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的美国国家安全建议性报告，提出要成立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国际联盟，甚至用它来代替联合国。“民主同盟”论调宣扬自由民主，主张对违背所谓“民主意志”的国家发动国际干预，甚至动武。一些国家的政要公开宣称要实行“转型外交”、“价值观外交”，打造“亚洲与繁荣自由之弧”，等等。

与这些西方民主化潮流互为表里的，是世界上许多“民主化”改革的国家政治发展踏入陷阱和劫难，造成许多政治乱象：

西方民主理论输出、扩展与民主外交背后有地缘战略考量；美国与欧盟对外输出民主，两者虽有理念与策略上的不同，但都是以“民主的名义”行干涉之实；

冷战后，拉美国家和中东地区分别上演“民主悖论”、“异质民主”，这些现象往往被描述为“移植民主”惹的祸，实则是西方大国在“民主”口号下进行的“唯我独尊”、“分裂世界”之新殖民主义的必然结果；

苏联解体的根源，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问题重重的苏联政治、经济改革，并导致了当今俄罗斯政治经济艰难处境；

21世纪初期，一系列发生在独联体国家和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伊朗、突尼斯等国家的以街头政治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其后都有“颜色革命”的策划，而一次次“广场暴动”带来的只不过是权力争夺与政权更替，结果是百姓遭殃、西方得利与真正民主的迷失；

当今国际上一些流行“政治排行榜”背后，也是全球政治的较量与意识形态的斗争。

世界各地民主化的潮流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我们看到了世界政治格局的风云变幻和背后主角们的阴险狡诈，全球民主化的进程不容乐观。

规划中国与世界政治发展的进程

在当今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中国学术界从思想和认识上要树立正确的民主价值观和科学的民主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政治发展和民主道路。[②]

（一）强调发展民主的主体性，以我为主，坚持民族性和主权性。世界各国情况和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民主发展道路的多元性和形式的多样性。因地制宜的民主形式才富有生命力，外部强加的民主模式往往只能是华而不实的“自由外衣”，完全照搬他国的民主模式则必然是有害无益。后冷战时代的大量案例表明，“民主万能论、民主速成论、民主不战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同盟、自由之弧、民主至上论、民主救世说、西方民主普世说”等论调都是站不住脚的。

（二）强调民主发展的阶段性。人类政治发展史表明，民主化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发展过程，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主建设是一蹴而就的，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主建设是直线前进的。如果没有处理好民主与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发展水平的关系，民主建设也可能出现急剧的倒退现象。列宁指出，民主的发展要有一定的“度”，要掌握好一定的“火候”。1990年代苏东国家盲目冒进的“休克疗法”带来的只能是经济崩溃、国家动荡、民族分裂和全面衰败。

（三）中国的民主道路必须以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英、法、美等发达国家的民主，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深深打上了“资本自由和金钱民主”的烙印，这数百年的历史印证的不过是马克思早已深刻揭示的自由民主背后的阶级统治。民主从来不曾取消或超越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能再走老路。

（四）应当在国际社会积极倡导和推进民主化，树立中国的国际信誉。国际政治中恃强凌弱、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或垄断国际事务，早已是当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常态，甚至联合国以及众多国际组织都早已沦为霸权主义的工具。理论意识形态方面，“文明冲突论”、“新干涉主义”、“人权高于主权”、“新有限主权论”、“民主使命论”、“新民主殖民主义”、“新民主和平论”等一系列无视事实的歪理歪说都在为霸权主义的扩张行为推波助澜。中国同样决不应当重复霸权主义的错误。

“我们主张各国与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的公平正义。”[③]我们不但要这样讲，更要实实在在地践行。

在争夺国际话语权方面，目前评价体系采用的完全是体现西方大国利益的评价标准，中国决不能坐受其困，中国有能力也有必要提出关于政治健康的“中国标准”。五千年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六十六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使我们有十足的底气去研究并制定富含中国特色并兼具国际解释能力的、强调综合性政治发展力和竞争力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世界政治发展（力）评价和测量体系”。[④]

* 贾江华，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①]张树华，《学术前沿》（京）2012年第9下期第68-75页。以下引文如无特别说明，均引自此书。

[②]同上书，第376页。

[③]同上书，第376-377页。

[④]同上书，第362页。

这些年，国际上一些国家或非政府组织热衷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政治评价或排行。由于西方大国主导着话语权，这类政治评价或排行多是反映西式“民主”、“自由”的政治价值观，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常常面临“被排名、被贬低”的尴尬局面。

2014年12月初，总部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发布2014年全球“清廉印象指数”报告。该报告罔顾事实，不计中国强有力的反腐倡廉行动和效果，将中国的排名大幅下调20位，从2013年的世界第80名降至2014年第100名。几天后，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也发表年度报告称，世界互联网自由度排名中，中国、叙利亚和伊朗三国表现最差。上述三国在65个国家和地区的网络自由度排名中垫底，中国倒数第三。

综上，实有必要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研究发布中国版的“世界政治发展（力）评价报告”。

西方评价指标体系的“傲慢与偏见”

二战结束以来，国际上针对各国政治发展状况进行评估的研究与实践活动在西方悄然兴起。上世纪50年代，随着科学行为主义方法在美国政治学界的兴起，以经验研究和量化研究为主的实证研究方法开始在西方政治科学界广泛流行。一系列相关的政治评价指标、指数和排行榜等相继产生，如“世界各国自由度”、“民主指数”、“全球和平指数”、“全球幸福指数”、“失败国家排名”等等。

尽管国际上各类评价指标、指数及排行名目不断增多、花样不断翻新，但当前国际政治测评领域仍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扭曲状态，即西方唱“独角戏”，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持续性“失语”。这种以西方国家价值观体系和政治现实为依据的评价体系，是不能真实反映世界政治发展面貌。例如，2014年6月，总部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了2014年度“全球和平指数”排行榜。在全球162个国家和地区中，日本持续几年被纳入“全球最和平国家”之列，居第8位，高出中国100位，再次成为“亚洲最和平国家”。同样是2014年6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与和平基金会发布了2013年世界“脆弱国家指数”排行榜。也许是受国际舆论特别是非洲发展中国家的谴责，《外交政策》杂志2014年将这份自2005年起每年发布的“失败国家指数”改名为“脆弱国家指数”。在178个国家中，中国获得79.0分（满分为120分），排在第68位；日本则排在157位，远离“脆弱和失败”，与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处于稳定、成功国家之列。很明显，上述两份排行榜都无一例外地显示了西方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排斥和否定。

无论是评价指标的选取、发布机构的属性、还是发布的动机等，现有的西方评价指标体系无不带有浓厚的西方思想传统和政治利益。以英国《经济学人》旗下“经济学人情报社”发布的“民主指数”为例，它以选举进程和多元化、公民自由、政府运作、政治参与、政治文化等五个方面为考察维度，在全世界167个国家和地区的受访者中展开问卷调查，最终以0至10分的民主指数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现实的民主状况进行量化测评。根据这一指数，中国大陆2012年的综合得分为3.00，排名第142位，创该指数2006年首次发布2.97分之后的“新低”，这无疑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发展取得重大进步的选择性失明。实际上，无论是强调选举进程和多元化，还是突出公民自由、政治参与等因素，这些指标无一不是以西方的价值观为理论预设。可想而知，以上述设定的变量来考察非西方国家，其结果必然难以反映各国真实的政治发展状况。

西方“排行榜外交”的实质

当今世界，思想政治领域的较量与斗争日趋白热化。在西方各类所谓“客观”、“中立”的政治排行的表象背后，折射出的是日益激烈的国际话语权较量以及更深层次的政治斗争。

目前，国际政治领域的排行至少呈现出以下三大特征：一是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战略意图；二是多以西方政治模式为样本，借用选举、多党竞争等民主、自由、人权为指标来评判；三是西方世界掌握了评价标准制定权和话语权，多由非政府组织、媒体和大学、研究机构一起发布。这实际上是西方世界打着学术研究和客观评价的幌子，利用“民主、自由、人权”等片面性指标对世界各国进行政治排名，借以塑造自己道德的“高尚”和政治的“优越”，贬低、影响甚至操纵他国政治。借助上述政治评价和排行榜，西方大国混淆国际舆论，推行所谓“排行榜外交”，借机向非西方国家搞“民主人权输出”，最终实现其地缘政治利益和远期的战略意图。

简而言之，政治评估与政治排行，是继“大棒外交”、“胡萝卜外交”以及利用全球媒体推销“普世价值”的“扩音器外交”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的又一轮“软实力较量”。它反映了话语权的较量，成为国际间争夺软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战场。

2006年，为应对西方幕后频频策动的颜色革命浪潮，俄罗斯总统普京及时提出了“主权民主”的口号。与此同时，俄罗斯官方组织外交部直属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联合社会规划研究院和《智囊》杂志，及时推出了俄罗斯版的《当代世界政治详图》。俄罗斯学者一反西式的政治评价方法，建立了100多组初级数据库，运用大约60组量化的客观统计参数，通过对“国家主权性指数、国际影响力指数、内外威胁指数、生活质量指数以及民主制度基础指数”五组综合数据，对世界上192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进行了比较排行。之后，俄罗斯外交部将该成果的俄、英版本提交联合国，其目的就是反击西方大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政治偏见和“双重标准”。

研究制定“中国版”的世界政治发展评价体系

目前，国际上恰恰缺少类似的对世界各国政治进行全面性和综合性评价的指标体系。为全面展现东西方国家的政治特色和优势，争夺国际政治话语权，展示中国的软实力和政治竞争力，迫切需要通过全面、客观与科学的比较研究和数据分析，对全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科学考察与评估，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出富含中国特色并兼具国际解释能力、强调综合性政治发展力和竞争力、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世界政治发展（力）评价和测量体系”。

我国有必要整合相关研究力量和资源，权威社会科学机构、有关高校和媒体，收集和处理相关数据，结合国际已有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制定并定期发布中国版的《各国政治发展（力）指数评估报告》，以进一步扩大我国社会科学的创新力和影响力。研究和及时发布中国版“国际政治发展（力）评价排名”，以冲破西方垄断政治话语的现有格局，提高中国学术的“思想力和影响力”，占领世界学术理论和政治评估与舆论传播的制高点。

近两年来，国际上对西方政治弊端的反思越来越多，对西方大国大肆向外推销民主的质疑声音也越来越强烈。我们完全有理由更加自信地阐释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针对国际上流行的各种版本的“政治、民主、人权排行榜”，中国学术界应重点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政治发展力”和国际间“政治竞争力（保障力）”，提炼和归纳中国的政治经验和思想价值，增强思想自信力和理论说服力，让新的政治发展评价体系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包容性和更强的理论适应性。中国版的世界政治发展评价体系应注重考察政治进程的“发展性、稳定性和功能性”，以“全面的、科学的政治发展”为目标，重在比较和分析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力”和“政治竞争力”，通过对各国政治的“主权性、民主性、稳定性、制度性、有效性、法制性、廉洁性”等参数进行主客观评价，客观全面地展现出一个时期里世界各国人民在政治舞台上的发展与进步。

精彩句子：

尽管国际上各类评价指标、指数及排行名目不断增多、花样不断翻新，但当前国际政治测评领域仍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扭曲状态，即西方唱“独角戏”，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持续性“失语”

政治评估与政治排行，是继“大棒外交”、“胡萝卜外交”以及利用全球媒体推销“普世价值”的“扩音器外交”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的又一轮“软实力较量”。它反映了话语权的较量，成为国际间争夺软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战场

* 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民主化悖论：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困境与教训》的主要作者。

编者按：2015年6月29日，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汪晖教授应邀到喀什大学做专题讲座。喀什大学是一所多民族、多学科、多形式的综合性应用型现代化大学，也是中国最西部的一所大学。

本刊将分两期连载汪晖教授此次主题讲座内容，及汪晖教授与嘉宾、师生互动的精彩内容。

喀什大学身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这是诞生过伟大的维吾尔族诗人和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约1010～1092，《福乐智慧》的作者）的地方，也是里程碑式的著作《突厥语大辞典》的作者、维吾尔族伊斯兰学者麻赫黙德•喀什噶里（1008-1105）的故乡。他们的著作中留下了突厥、阿拉伯、波斯和汉文化并存、交流、重叠、融合的痕迹。他们生活的年代也正是宋代理学形成的时期，一个中国儒者重新认识自己是谁的时代。在此之前，大约公元642年的夏天，返程途中的玄奘从瓦罕经大帕米尔到达塔格都木巴什帕米尔，然后辗转抵达萨里库勒的首府地塔什库尔干，那儿的高原风光和人情风俗令我神往。我前天从疏勒回来的时候，路过班超路，让我想起这是汉代班超长期驻守的地方，传说他从疏勒回洛阳时，难舍的百姓甚至以拔剑自刎相留。在《福乐智慧》中，伟大的诗人这样说到丝绸之路上的交往，“他们从东到西经商，给你运来需要之物；……假若中国商队之旗被人砍倒，你从哪里得到千万种珍宝！”他还写道：”东方之国，突厥人和秦人，没有一部书可与之匹配。”我相信，喀什大学的使命便是赓续伟大的传统，在大地的中心地带，为跨体系社会搭建文化的平台，为跨社会体系创造文明的纽带，为跨文明的文明培养一代又一代传承者和创造者。   

什么是“跨体系社会”？什么又是“跨社会体系”？又为什么说“跨文明的文明”？这就是我要谈的话题。我想谈一些多少与新疆有一点相关、但又不是那么具体的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把我过去讨论的问题，以及我自己思考中国历史问题时提出的或涉及的一些概念、范畴和命题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看看它们在这个地区、在现在的语境中，是否还有一点意义。

海洋时代与重新界定中国

对历史变迁的理解和再解释，通常也都发生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刻，也就是人们观察自己的社会、观察历史的方式上发生一些重要变化的时刻。在这些时刻，一些地域和一些文化跟其他地区的相互关系突然变得特别重要，而另一些地域和文化却相对地不那么引人注目，这些变化也因此改变了人们观察历史的重心和视角。我先从一个简单的例子开始。将近200年前的1821年，当时并不是很出名，但后来大名鼎鼎的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议，这个奏议叫做《西域置行省议》。就是在新疆设置行省，促进内地往新疆的移民，增强西北地区的纳税能力，一方面，减缓内地因为水灾等造成的灾民安置的压力；另一方面，稳定新疆内外的反抗和颠覆势力，对抗沙俄的威胁，寻找通往西海——也就是印度洋的道路。

在1758至1759年间，乾隆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清廷在地方精英中寻找合作者，允许当地按照伊斯兰法进行统治，并采取轻徭薄赋的富民政策。但至1820年前后，内外关系都在发生变化。在内部，白莲教起义、苗民起义、天理教起义等先后爆发；在外部，俄罗斯的西部逐渐稳定，重新东扩，清俄边界随即陷入危机。就在1820年，新疆大和卓之次子张格尔起兵反叛，在英国和浩罕势力支持下攻击喀什噶尔边境，虽然攻击受挫，但几年之后的1826年，终于借浩罕国之兵攻克喀什噶尔、英吉沙儿、叶尔羌、和阗等地，几乎控制了新疆的一半土地，到1827年被清军击败。在这些动荡之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官员腐败颟顸、政策进退失据，以致民怨沸腾的侧面。

《西域置行省议》有清晰的地理学背景。嘉庆、道光之前，西北地理研究不很发达，有限的一些著作主要集中在对清俄边境的描述。嘉庆中期，由于恰克图贸易争端迭起，刺激了士大夫对西北地理的研究，例如俞正燮、张穆等人关于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嘉庆末年，龚自珍和程同文辑录的《平定罗刹方略》也是这个潮流的产物。这些作品在描述清俄边疆危机的同时，也对这个地区的民族、民俗、语言、宗教和各种文化进行调查，大大扩展了顾炎武开创的舆地学和风俗论的传统，有点民族志的味道了。1820年，在伊犁将军松筠幕前谪戍的前湖南学政徐松，经过实地考证，纂成《伊犁总统事略》，并由松筠进呈道光帝，道光皇帝作序并赐名《新疆事略》。这本书中的《新疆水道总序》和《新疆水道表》对新疆的十二条河流和湖泊做了记载。徐松，还有祁韵士，都是清代中期对新疆地理、民情做了深入调查的人物。徐松于1820年回到北京，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研究舆地学的圈子，张穆、龚自珍、魏源等都是这个圈子中的人，他们地位不高，但心怀天下，关心朝政和社稷命运。龚自珍的著作中也有大量关于蒙古和回部的研究文章。参照龚自珍的其它奏议书疏，如《拟进上蒙古图志文》、《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拟上今方言表》、《北路安插议》、《御试安边绥远疏》等等，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一个幅员辽阔、层次复杂、无分内外却又文化多样的中华帝国的政治蓝图。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理学的夷夏之辨、不同于郡县制国家的内外差异、当然也不同于内部同质化的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视野。在这个视野中，“中国”只有组织在一种由近及远的礼序关系中才能构成内外呼应的政治秩序，它是历史渐变的产物，也是不断变迁的历史本身。因此，所谓地理学视野可不只是地理问题，背后是如何在空间上和内涵上界定“中国”的问题。

龚自珍视野的前瞻性

在1820年，中国绝大部分的士大夫，尤其是在北京的士大夫，对这块土地是相当不了解的，他们还守着宋明理学的夷夏之辨来理解“中国”。龚自珍的这些研究一方面是对中国的重新界定，例如他在《御试安边绥远疏》中说：“国朝边情边势，与前史异。拓地二万里，而不得以为凿空；台堡相望，而无九边之名。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所由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也。”另一方面又是对宋明理学的中国观的针砭和批判，他自问自答：“太平大一统，何谓也？答：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这是《五经大义终始问答》中的话。龚自珍、魏源等并没有做过实地调查，只是通过大量的阅读，感觉到这个地域的丰富和广大。这不是一种一般的区域性的关注，而是对“中国”的再定义。用龚自珍自己的话说，他所做的是“天地东南西北之学”。

清代在新疆设行省是1884年，那是在阿古柏之乱后的事情了。阿古柏本名穆罕默德•雅霍甫（Mohammad Yaqub Beg，1820-1877），龚自珍1821年上奏《西域置行省议》的时候他才出生，是浩罕汗国阿克麦吉特（白色清真寺）伯克。在沙俄和英国的支持下，他在1865至1877年成立哲德沙尔汗国，终被左宗棠军队击败。从1821年至1884年，前后63年，如果当时统治者认真阅读龚自珍的奏议（据说弃阅是因为嫌龚自珍的楷法不中式），甚而采纳他的方略，那么新疆地区的历史或许会有所不同吧？虽然人们通常会说历史不能假设，但做一点反事实的猜想，也有助于对历史的理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曾经主张“捐西守东”的李鸿章称赞龚自珍说：“定公经世之学，此荦荦大者。”这份奏议中的一些具体建议，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光绪朝始得实施。朝廷鼠目寸光、缺乏远见，甚至“远见”就在手边也无法辨识，这是常常发生的、可悲可叹的故事。龚自珍是当时第一个系统提出关于新疆问题的行政设置及其意义的人，也是内地士大夫中将新疆问题纳入中国问题中思考的少数先驱者之一。

龚自珍的这篇奏议，还应该与他在同一年写作但已亡佚的《东南罢番舶议》及后来给林则徐往广东赴任时的信结合起来读，也就是将西北问题与东南沿海问题联系起来读。我手头没有原文，但开头几句记得很清楚：“天下有大物，浑圆曰海。四海之国无算数，莫大于我大清。大清国，尧以来所谓中国也。”龚自珍要描述的是西北，而西北的特点，用他的话说，就是“西北不临海”。换句话说，虽然西北是距离海洋最遥远的地方，却必须从海的角度加以界定。

我们将这个视野与过去的史书、舆地学或士大夫的描述做个对比，就知其新意了。过去用山川、大漠、水地、草原、边界和边界内的族群、边界外的王朝界定西域，现在却从最遥远的海洋的角度来界定这个广阔的大陆。龚自珍说：

“今西极徼，至爱乌罕而止；北极徼，至乌梁海总管治而止。若乾路，若水路，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东、闽、粤版图尽处即是海比。西域者，释典以为地中央，而古近谓之为西域矣。……世祖入关，尽有唐、尧以来南海，东南西北，设行省者十有八，方计二万里，积二百万里。古之有天下者，号称有天下，尚不能以有一海，……今圣朝既全有东南二海，又控制蒙古喀尔喀部落，于北不可谓隃。高宗皇帝又应天运而生，应天运而用武，则遂能以承祖宗之兵力，兼用东南北之众，开拓西边。远者距京师一万七千里，西藩属国尚不预，则是天遂将通西海乎？未可测矣。”

龚自珍比较西北与东南之不同，东面的辽东和南面的闽粤，均临大海，而最西端至爱乌罕，最北端则是乌梁海，陆地的那边还是陆地。但高宗皇帝，也就是乾隆，用兵西征，锋芒所至，竟距北京一万七千里之遥，或许就要打通抵达西海的道路了。这个西海龚自珍并没有具体描述。但从今天的视角看，西海不就是印度洋吗？路线是不是就是通往瓜达尔港的这条中巴走廊？枢纽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置身的喀什？我们现在把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不就是因为龚自珍曾经描述的这个从海洋视野中展开的内陆地区的地缘重要性吗？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这篇奏议是“一带一路”（内陆与海洋）设想的前奏，或许也有一点道理吧？

内陆与海洋关系发生逆转

意识到内陆与海洋关系正在发生逆转的当然不止龚自珍一人。林则徐、魏源都有深刻的洞察。为什么呢？因为到了这个时代，海洋对于中国来说变得极端重要了。恰恰是因为海洋变得特别重要，内陆的重要性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即不能只在防御游牧部落对于农耕部落的冲击，或者稳定清俄边境的意义上谈论内陆了，而且必须从大一统王朝与海洋时代的关系中思考这片距离海洋最远的地域。即便是清俄关系，也必须置于新的关系中进行考察。这是一个变动的视野。

放在历史变迁中，这个观察的新意就在于，龚自珍清楚地意识到对于中国的主要威胁，不再来自内陆，而是来自海洋，这是两千多年来历史动力的逆转。除了前面提到的各种内外动荡之外，1820年鸦片进口量跃升至5000箱，是鸦片贸易的一个转折关头。河水泛滥、安置移民、平定动乱消耗了国力，而鸦片贸易又导致大量白银流失，反过来使得边疆和社会秩序更加不稳定。这是国家财政困难，治理能力越来越力不从心的时代，也是海洋压力对中国变得如此地紧迫的时代。因此，在思考内陆问题时，意识到海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龚自珍在这个时期的著述中，将更大量的文字留给了青海、西藏、蒙古和回部。他当时就意识到在这一轮的海洋时代的竞争里，中国已经处在弱势的地位了。将近20年之后，他给赴命广东的林则徐的信中谈及中英军事斗争，已经包含了以内陆抗衡海洋的思想。而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中，以陆战对抗海战已经是基本的战略。这也是林则徐长期思考的结果。

我曾经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对龚自珍的西北论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做过一个比较，或者说，试图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美国历史学家欧文•拉铁摩尔评论说：哥伦布时代并不是天然的海洋时代，在开始的时候，它以海洋时代的面目出现，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对于以“大陆”的权力分布和结构为基础的利益关系的反应。从这个角度看，龚自珍的西北论既是对清朝社会危机的反应，也是对所谓“海洋时代”——以军事、工业、城市化和政治制度的扩张为实质内容的时代——的反应。如果说海洋时代以民族国家体系的扩张为标志，试图通过赋予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以民族国家的性质，来瓦解原有的朝贡关系和多元性的礼仪制度，那么，清帝国出于内部动员和免于分裂的局面，就不得不相应地改变内部的政治结构，通过加强内部的统一性，把自身从一种“无外”的多元性帝国转化为内外分明的“民族—国家”。但由于这个“民族—国家”所内含的“帝国性”，它又不可能不是一个“跨体系社会”。这个地区的独特性、内在张力和矛盾全部植根于这一转变之中。我在这里所说的独特性、内在张力和矛盾并不仅仅指族群、宗教信仰、语言和人口的混杂性，而是这一混杂性所居于其中的新的政治形式、社会组织及其规范下的内外关系和日常运作的动力。

正是因为理解了海洋时代的重要性，懂得这个时代的真实挑战，龚自珍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新疆的重要性。所谓海洋时代，其实也正是海洋失去其先前的无限性的时代，失去其未知意义的时代，即海洋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作为无限的范畴转变为西方的“内海”。我们今天看到，包括中国、印度等在内的曾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即当年只能依托陆地的国家，正在试图将这个“西方的内海”变成“互为内海”。全球化将20世纪之前的海洋统统变成了“内海”，也就开始了“全球律则”（the Nomos of the Earth）的时代。因此，欧洲资本主义所确定的各种政治规则和经济规则的“普世性”不过是在海洋内海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从方法论上说，所谓“普世性”是通过对“无限性”的消解与所谓“袪魅”，以理性建构的方式，运用于或强加于世界的一套规则体系。

在晚清时代，写出了《大同书》的康有为，实际上就是综合大同理念与科学方法为全球治理订立规则。但是，这个大同构想产生于古典理念与社会主义思想的综合，也就是一套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律则的全球律则。事实上，康有为在《大同书》之外，还出版了《诸天讲》，前者是大同学说的外篇，后者才是大同学说的内篇，也可以理解为他为大同宇宙建立律则的尝试。《大同书》书写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外部的世界，一个只有内陆和内海的、可以用经纬线加以衡量和治理的世界，那么，其原理既源自宇宙自然，也必然可以运用于宇宙自然——这是人类试图将外太空内在化的想象，虽然这个过程还看不到尽头。

在龚自珍给林则徐的信里，提了许多具体的建议，从禁绝鸦片、整肃吏治、打击腐败，到如何与外商打交道，甚至海防等军事部署和武器的配置，他都有很精确的建议。林则徐很惊讶于他对广东的了解，知道他不是那些书斋中论兵的士大夫可比。我们反过来说，他的敏感还由于在思考这些问题之前，已经思考了西域的问题。他思考海洋问题，包含着内陆的视野；而他思考这个内陆的重要性时，恰恰是从海洋的视野出发的。海洋成为了西方的内海，西域就必须被纳入帝国的行省，这两者之间有呼应的关系。也正由于此，我们才会读到《西域置行省议》中那段如今听起来有些突兀和奇特的句子，即“天下有大物，浑圆曰海”或者“西北不临海”。

魏源后来也曾感叹，原来从新疆到印度洋的距离比从新疆到北京的距离还要近。中国人想象天下的时候，常常局限在一个帝国的范围内，所谓“外面”总显得更加遥远，可是当魏源、龚自珍有了新的地缘视野的时候，中国的“四海”意识发生了质变。中国现在进入了“两洋”的时代，即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时代了。我是说印度洋也成为界定中国的潜在视角了。新疆的重要性就在这儿：东南沿海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压迫，但对出海口的需求已经不可避免，这是一个时代的主题。因此，一定要找到内陆跟海洋的关联，找到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关联——如果太平洋成了西方的内海，印度洋那边还有一点可能性吗？其实两边都在内海化，但无论如何，当东南沿海面临问题的时候，恰恰要从另外一个部分去思考我们这个大陆跟海洋的关系。事实上，龚自珍提出的是将古代界定中国的作为“浑圆大物”的“四海”变成中国能够抵达并自由通航的四海。这是对于殖民主义世界秩序的突破，但这个突破同时采用重回古典的道路——亦即因海洋时代的到来而被废弃、贬低的丝绸之路、香料之路、玉石之路、茶盐之路——的形式。但对他而言，这一次“重回”有了不同以往的政治含义，也有了不同以往的制度构想。

1821年的时候，这不过是一个身处京师、地位不高的士大夫对世界的思考有一个特殊的意义，与今天的发展有关。今天我们讲“一带一路”等等，新疆再一次地变成了真正的战略中心，新疆是“一带一路”的重中之重，最切近的着力点。我们可以说，从1821年到今天，有一个思想的线索是前后相联的。龚自珍意识到当内陆-沿海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并引发剧烈的挑战时，中国内部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关系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转变，例如内部行政体制需要变化，所以他提出置行省，其他的财政关系、人口结构也会发生变化，以儒家为中心的世界观也要发生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他同时写了一些对内地儒学学者的批评，说你们到今天还以长城为边界，守着过时的夷夏之辩，其天下观是如此的狭窄。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他的远见卓识会把他孤立于他的同僚们。那些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地区的地缘重要性及未来潜力，却自以为高明，抱残守缺。

当龚自珍批评他自己的同僚和朋友之时，就是在批评他自己曾经习惯的那个自我中心的、以内地为中心的、以京师为中心的世界观。在这个意义上，他对西域的探讨不仅仅是对这个地区的探讨，也是一个世界观的修正，或者说，他要重新建构自己的世界观。不仅在地域的意义上，而且是在自我理解的意义上，重新界定中国与世界、重新界定“我们”的含义。并且，把原来以某一个地域为中心的看法，转变为从太平洋沿岸到印度洋沿岸，即“两洋”之间来观察这个大陆的视角。在这个视角里，这个长期处在边缘和边疆地位的地区，突然成了观察中国的中心之一。这是一个转变：不再是唐以前的长安和中原、不再以明清之际的江南，而是以西域为出发点，观察时代的变迁，构思未来的方略。没有西域的视野，一个新的、完整的中国就无法界定。这个重心的偏移当然是相对的，却绝对不是可以省略的。

历史叙述中的中心与边缘

龚自珍上书建议设置行省之后的100年，也就是1920年代，美国的一位历史学家，也就是前面提及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来到中国。研究蒙古史、满洲史的人更多地知道他，他也涉猎过一部分伊斯兰区域。1920年代，他先是作为一家美国公司的雇员来华工作，勘探一些地方，后来又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美国地理学会即《太平洋事务》杂志的支持下再度来华，沿长城进入中国的华北和西北地区。他意识到了这个区域的重要性。他跟傅作义等人有很多交往。他出版了许多书，最出名的一本就叫做《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 Frontiers of China）。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这个概念，在我看来和龚自珍的说法略有相近之处。龚自珍讲西域，拉铁摩尔侧重谈长城沿线。在关内很多人的眼睛里，长城已经是边疆了，一个边缘的地区了。在历史的叙述当中，从哪儿出发来观察历史，表现的是你整个世界观。如果把龚自珍、魏源的西北论放在中国历史的南北关系中考察，那么，这是一次历史的倒转：传统由北往南的迁徙、扩张、征服和贸易路线，现在开始转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即由南往北运动。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转向？在分析长城沿线的历史互动时，拉铁摩尔明确地区分出“前西方”（pre-Western）与“后西方”（post-Western）两种不同因素，并把这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看作是塑造新的边疆关系的基本动力。

在这一新视野的观照之下，以往中国社会的持续变动——族群关系、国家制度、经济制度、风俗文化和移民结构等因素的变动——主要不是远洋贸易或跨海征服，而是一种“亚洲内陆”的运动，一种大陆内部由北向南的运动。与此相反，“海洋时代”却是欧洲资本主义及其海外扩张的代名词：在西方和日本的侵略、占领和扩张之下，铁路、工业、金融等来自海洋的新因素把旧有的边疆关系扩展到更广阔的范围，以至如果不能找到新的范畴，就无法描述这种既新又旧的历史关系。

拉铁摩尔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现代的边疆扩张事实上意味着在早期历史中形成的人口和权力的运动路线的明显转向。导致这一转向的最为重要的动力，始终是工业化的力量，这一力量是从外部、从西方和日本的工业、商业、金融以及政治和军事的活动中发展出来的，也是从海上强加到中国的身上，并在沿海区域发生作用。”

如果说由北往南的运动以战争、朝贡、贸易、移民、法和礼仪的重构为主要特征，那么，从沿海向内陆扩张的运动路线则伴随着下列概念的频繁出现：贸易、条约、边界、主权、殖民、工业、金融、城市化、民族-国家。在拉铁摩尔看来，17世纪的满洲入关是长城沿线的边疆力量向内冲击的最后一波。从此之后，大陆内部的运动必须以新的时代、即所谓“海洋时代”来加以界定。

龚自珍和拉铁摩尔之间有呼应，但更有不同，那是位置决定的。龚自珍的西北论是在清代经世传统与新的历史变动的互动中产生的。他有自己的政治观念，他不仅要探讨中国面临的挑战在哪儿，也要寻找中国的机会在哪儿。他不仅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意识到这个重要性还在上升，而且还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是通过贬低内陆的重要性而产生的。他写奏议，突出的就是内陆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了内陆与海洋在新的环境中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我们现在说起来很容易解释清楚，但放在1820年代，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洞见。同时期没有哪个儒家的士大夫，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这是一个深远的世界观转变的开端及其后果。

拉铁摩尔的“长城中心论”

与之相对照，拉铁摩尔的到来本身就是海洋时代的产物。他的独特之处是：当大部分人注目于沿海之时，他把目光投向了长城内外，因为他发现中国历史有自己的独特动力和运动逻辑。他的书从上古写起，一直写到近代，这是一部经典的综合性著作，将天文地理、自然生态与历史变迁结合起来。他的一些具体数据和结论，在今天不一定都成立，根据考古和其他的一些研究，人们可以而且已经在修正他的说法。但他的整个思考，到今天仍然是经典性的。

首先，他叙述的不是运河中心论、海洋中心论，而是长城中心论。他强调的是，秦代以来反复修筑的长城，起初的动机是一个防御的工事；可换一个世界观来看，长城沿线实际上是两大文明或者生产体系交互运动的结果，也就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相互运动、相互交流的走廊；很多的关系，贸易、迁徙、交往、战争和宗教活动，就发生在沿长城两侧。所以，在拉铁摩尔的视野中，边疆，frontiers，成了“互为边疆”。边疆是一个交往地带，互为边疆，犬牙交错，相互渗透，来来往往。他甚至研究了蒙古的一些定居和游牧的情况，认为早期游牧部落的形成很可能是从关内、从农耕文明分离出去，最后逐渐成为稳定下来的游牧部落。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也是遭到修正的观点。

与之相反，游牧部落以后又对内地有持久的冲击，一代又一代由关外向关内的冲击，导致了中国历史几次重大的变化，从匈奴到突厥，从契丹到女真，从女真到蒙古，都是持续冲击中国王朝的游牧（及农耕）部落。所谓晋室南渡，所谓宋室南迁，这些冲击导致了中国人口和文化的大迁徙，今天南方的方言，常常包含了更多的古代中原音韵，就是其后果。广东话、福建话、吴语，我听起来也很困难，其语音要比我们通常说的北方方言更接近于中国的古音。如今，中国文明起源地的发音，更多的是北方方音，像西安话里头大量有蒙古发音的遗存，其他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北方语音。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所谓近代音的形成，比我们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理解的近代要早得多，主要是北方进入这个区域而产生的变化。北方音晚，南方音早。学习中国文学时，老师常常会说，念唐诗的时候，最好说上海话、苏州话，用扬州话念，也比用普通话念更容易把握平上去入，尤其是入声。原因就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动力是以北方游牧民族南侵为中轴的，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原文明又反过来影响了北方和南方的广阔地域。

我们再来看看拉铁摩尔所说的“前西方”与“后西方”的区分。19世纪前，可以称为前西方的时代。在前西方时代，中国历史的动力都是由北方向南推动的。它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游牧民族对于关内的多次入侵和各种各样的交往关系，几次大变迁，尤其是蒙古势力和满洲势力建立了元朝和清朝，对于中国地域和人口的稳定、对于中国文明内部构成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到19世纪，西方时代来了，这个海洋时代带来的是机器，交通运输的大发展，城市的大规模扩展。从这个时候开始，主要的动力都来自海上，这个时候迁徙的动力，文化变迁的动力突然有个逆转。资本主义就是靠着这个海洋的动力，背后则有机器和制造技术的推动，当然还有信息技术的扩张，而军事能力则是这些技术最重要的标志。这个时候城市开始扩张，它的移民方向开始变迁。即便在今天，在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内部，变化的动力也主要源自沿海，从内陆向沿海的移民远远大于从沿海向内陆的移民，基本动力的方向与“后西方”的状况也还是大致相似的。

拉铁摩尔的观察虽然敏锐，但还是难脱海洋史观的影响。拉铁摩尔的局限性就在于，他主要着眼于时代的差异，而忽略这些变迁时代的内部复杂性。综合地看，导致这一历史运动路线转向的基本条件包含了三个方面：

第一，清王朝是从北方入主中原的帝国，它在一统全国、定都北京、平定三北之后，势必将内地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带入它的发源地东北和西北地区；随着长城的边疆含义的消失和内地人口日孳，长城两侧的边疆区域成为清王朝的腹地。清初开始的沿着关内向关外发展的运动——移民、通婚、相互同化，以及相应的法律调整——都证明由南往北的运动源自清王朝的一统之势。随着边界的北移，清代士大夫势必把西北视为王朝国家的内部事务。其实，由于蒙元王朝，清朝这些大规模王朝的形成，虽然是通过北方入主中原的形式确立的，但由于它们变成统一的王朝，并试图继承中国王朝的法统，内部更多的混杂变得不可避免。所以，它们的第一波动力虽然是由北往南，但在统一王朝内，从南往北的移民路线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统一的共同体的必然后果。

例如，清代最初有封禁的政策，东北是满族起源地，不允许汉人进入。西北蒙古地区，开头也是封禁，但到18世纪汉人进入蒙古地区的情况已经很多了，到19世纪的时候就更多了。我们看电视剧《闯关东》、《走西口》多少可以知道这个曲折的历史过程。这个移民的过程，实际上是随着政治的变迁，随着新共同体边界的形成和稳定化而展开的。正是由于迁徙，每一个地区的文化也都变得复杂多样，即便有某个族群起着主导的作用。贸易、战争、交往、朝贡和进香，是造成混杂性的多重动力，而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也是促成更大规模的内部混杂的历史条件之一。这个要素并不只是从20世纪开始，而是非常非常早，我们可以推下去，汉、唐、元、清这些大王朝的复杂局面十分明显，即便是宋明时代，也同样包含着混杂的趋势，只是程度和规模不同而已。

第二，清朝的帝国扩张和建设同时伴随着俄罗斯帝国的扩张，维护东北和西北的中俄边疆区域的安定成为清朝政治和经济的重要内容。围绕这一关系而产生的划界条约、贸易条约同时还联系着新疆、特别是准噶尔地区的战争和征服活动。随着外部边界的确定、跨国贸易和军事冲突的发展，不但清代士大夫对西北边疆的关注和研究日益发展，而且中央对这一区域进行有效控制的需求也日益强烈。清代对于西北和新疆的所谓“回乱”的镇压，密切地联系着帝国边界的内外压力和联系。

第三，清代后期开发西北的动议，是在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加剧、东南地区面临鸦片贸易和军事压力、白银外流和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背景下提出的。它既是清代初期开始的历史运动的延续，也是对于来自“海洋”压力的回应。那种将清代南北关系的转折单纯视为海洋压力和工业化的结果——即西方影响——的看法也还需要修正。

拉铁摩尔提出了一个以长城为中心来观察中国的一个世界观，不仅是中国而且是整个亚洲内陆，整个亚洲区域，所以他把这本书叫做《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这就把整个这个区域关联在一起了。他的这个描写一定程度上也修正了过去的黄河中心观、运河中心观、江南中心观。明清时期一般研究经济的都是以江南为中心的，但拉铁摩尔拉长历史视野，提出了一个长城中心观。其实，他的这个立足于长时段的历史观，也是由海洋的新角色激发出来的。

日本京都学派的中国史观

说到黄河中心、运河中心等等，免不了提及另一批历史学家，比如宫崎市定，还有其前辈内藤湖南，就是日本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在1920年代到1940年代帝国主义时期的日本，有一批历史学家做东洋史、东亚历史，要把中国放到东洋这个范畴内部去。日本一直处于中国王朝的边缘，现在要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逆转中国中心、日本边缘的传统位置。这些历史学家在意识形态上是帝国主义者，但有一些观点是有洞察力的，有些视野也很有启发性。我们讨论了长城中心，也不妨看看他们的观点。

他们提出东洋的近代问题，追问东亚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现代起源和历史脉络。从明治维新到20世纪前期，日本都在跟西方的列强竞争，他们不但要在军事上工业上竞争，而且要在历史观上竞争，强调自己有个平行的现代过程：我们不是只是学了西方的船坚炮利，我们有自己的现代化。如果现代都是从西方开始，还怎么论述自己的主体位置呢？但单说日本无法成立，因为古代日本处于中国文明圈的边缘。因此，他们提出中国有一个早期近代的开端，这个开端就是宋朝。东洋的近世从十世纪的北宋开始，到十四世纪的时候，李氏朝鲜也进入了这个早期现代的过程，最后是德川日本，十七世纪的时候进入了现代过程。从空间上说，东洋的近世就是从中国到朝鲜半岛到日本。

这个叙述背后隐含的意思，宫崎市定说得也很清楚。他说中国历史的第一个阶段是黄河中心的时代，是一个以长安和黄河为它的文明起点、中心地带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黄土高原和内陆文明，整个中原区域成为它的一个主要活动和传播的范围，既往西也往东扩散。为什么到十世纪的时候，宋朝成为一个新开端呢？他们列出了很多标准，在这些标准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是宋朝的时候，中国进入了运河中心的时代。运河成了一个交通的大枢纽，连接了沿海和内地，一直到近代，沿海和内地发生了新的特殊的关联。这个关联有很多后果，因为到了17世纪时，世界历史已经进入了海洋中心的时代，日本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中心了。这是一个目的论叙述，从你的长安，然后开封洛阳，绕道朝鲜半岛，最后抵达东京。日本成为海洋时代的东洋中心。德川时代就是跟西方的哥伦布时代相对应的一个亚洲版的海洋时代。这个海洋时代，是通过运河把海洋跟内地连接起来，建立了一个他们称之为“儒教文明圈”的文明。

日本当年的这一套叙述，有一定的道理，在今天的历史学里也还是被很多人引用。例如所谓的唐宋转变，被看成中国历史的一个大转折，或者早期近代的开始。因为唐代主要是贵族制，唐代的宰相都是有门第的，除了极个别的如张九龄。到宋代科举正规化，文官制度也正规化了，大官都是考试考出来的。一个平民的时代出现了。同时，理学——一个复古的运动——成为新的政治认同的一个主要根据。在日本研究者的眼里这好像是准民族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我们都知道，民族、民族国家，是欧洲近代性的一个标志。另外宋代周边有很多大小不同的王朝，相互之间竞争、盟约等等，促进了民族之间通过贸易和战争形成的交往。外贸开始使用白银，也就是说有硬通货，好像有一个国际性的市场交往体系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南宋时代海洋的贸易发达起来了。

编者按：近两年，伴随网络商务的发展，我国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迅速发展壮大，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已经不容忽视。互联网金融在全世界都是新生事物，正处在不断的变动发展中。我们必须不断深化认识新金融的运行特点、竞争方式、发展路径和监管规律，既不排斥新技术带来的变化，也不忽视其中的风险和隐患。这无疑是摆在经济学界和管理部门面前的重大前沿课题，而且任务紧迫。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于7月4日组织了“大数据时代的互联网金融与安全”研讨会，请到两位资深金融专家——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霍学文和微众银行总经理曹彤，作了专题演讲，并进行了热烈讨论。本文是研讨会纪要。

霍学文*：大数据、互联网金融和监管

互联网时代的特点

当今互联网已经成为世界的底层物质和技术结构。我们生活在网络时代，如果仅仅把互联网当成一个工具或一种技术，是大错特错。对于这次股票市场的急跌，我个人的看法，是由于监管机构没有数据全貌。监管机构能够看到交易所的数据、证券公司的数据，至多能加上融资融券的数据，但这些仅相当于整个场外配资和场内融资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数据不全就无法知道资金流向，无法实时监控。索罗斯之所以能够搞垮英镑、冲撞亚洲货币体系，其原因在于相关方没有数据，不知道他干了什么，当知道的时候，已造成事实影响了。这次股市的情况其实是一个多重机制——做空机制、场内融资融券的机制、场外配资的机制、伞形信托的机制、媒体互动的机制，这使得政府现有的监管措施仅能起到有限的作用。这次危机对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互联网已经不再是技术，不再是工具，更不是简单的平台。它所构造的是一种新的金融生态，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和认识互联网。

从技术到消费、金融、产业、经济，互联网已经改造了多个领域，未来一定会改造我们的社会。我在《新金融 新生态》一书中归纳了互联网金融的特点：“一个网络，两种形态，三个属性，四维空间，五个竞争力，六个未来的趋势，七个公式，八方共治。”

一个网络就是互联网。两种金融形态是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传统不是落后，但是传统金融只有经过大数据化改造，才能够与互联网金融走在同一个竞争的起跑线上。现在起跑线不对称，由于传统金融所拥有的高楼大厦、众多雇员、网点和设备，使得它单位业务所消耗的成本远远高于互联网金融企业。在传统金融（例如银行）还没打平成本的时候，互联网金融可能已经大大盈利了。

三个属性指互联网的金融属性，平台关系属性，市场属性。

四维空间，指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社交方式。例如，微信侵入金融业，微信里有一个工具是微信零钱，零钱是用户的钱，但不在银行账户里，是用户名下存在于微信系统内的一个虚账账户资产，实际上它是无卡支付时代的开始。一旦微信红包或者微信零钱的机制拓展其功能，传统银行卡就首当其冲受到威胁——银行卡的便捷程度远不如微信零钱。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互联网金融的社交方式替代了很多银行从业人员的功能。这种替代实际上刚刚开始，未来会逐渐形成基于社交的、自动化的金融业务，这个改变非常深刻。换句话说，我们过往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在互联网金融时代都深深地改变了。

大数据金融的内涵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说，数是万物的本原。管理界以前认为，由于中国的管理没有像西方那样实现数字化，因此西方经济比中国经济走得快，至少在微观层面发展得更充分。大数据时代，这种情况将发生很大变化。由于中国人迅速接受、采纳并应用互联网，使得“数”或者“大数据”在无形当中走到了前面。大数据对世界最大的改变就是一切皆可量化。有人说结构化数据可量化，非结构化数据不可量化。现在发现，只要对非结构化数据进行赋值就可以量化。起初赋值的过程是人工的，现在可以设定互联网算法的机制，实施自动赋值，像现在高频交易一样，任何一个指令都能转化成算法，然后进入到程序。

在大数据情况下，银行是大数据集成商。我在蒙特利尔银行待了三个月，深刻地感到它是一艘经过大数据改造后的航母。在传统银行中，业务员可以拉走客户，而蒙特利尔银行的业务员所做的是客户关系管理——客户固化在银行的数据库里，无论哪个业务员跟客户洽谈，都只是维护银行的客户关系，客户不属于任何人，业务员要按照银行的要求录入与客户的谈话记录。同时，客户的价值必须分享——开发客户的绩效奖励占50%，另外50%则是分享客户所获得的绩效。这种机制促使业务员分享客户，共同做业务；需要时聚集个部门业务员共同给一个客户做方案。

如果我们的银行能够把所有的客户的底层数据打通，就能真正做到客户是银行的。人们现在去银行办业务，每办一种业务就需要填一次单，实际上银行已经有这个数据，为什么不能打通？因为业务分管所限。另外，过往银行的技术部门是为业务部门服务，若银行大数据化，就会变为技术部门主导业务部门，业务部门要根据大数据计算的结果，开发客户、服务客户。这涉及银行内部结构的转变，要实现还比较难。

证券公司已经是动态大数据服务商。2000年证监会决定，支持开展网上证券交易。从那时开始，股票交易所、证券公司开始互联网化，所以现在证券市场受互联网的冲击最小，从互联网获益最大。

保险公司是生命周期的大数据，它管着人们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财富，应该是未来所有金融机构里面最具竞争力，也是最有长久存在价值的。但保险公司现在似乎是互联网化最弱的一个环节。保险行业互联网化改造能够大大增加消费者的福利，而且会带来全球保险业的改变。

互联网时代，所有金融机构未来的核心资产将是大数据，不再是固定资产，且所有的固定资产未来都不会带来高收益的资产。这样的变化是对银行经营风格、经营模式根本性的转变。

银行的核心功能是支付结算功能。但是全世界的银行——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更多地集中在发展存款、发展贷款，没有在支付功能上用功，所以第三方支付发展起来了。银行8点半上班，4点半准时下班，4点半后人们的业务活动找谁？第三方支付。如果没有第三方支付的发展，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不会这么快发展起来，它本来是在堤坝上开了一个小洞，但是由于它确实满足了大家的需求，连通了储蓄者和投资者，两者可以不通过中介机构进行直连。这完全是银行的疏忽，导致银行在未来竞争中的劣势。

金融机构的一个核心要素是账户。如果允许微信零钱不断发展，那微信就成了每个人的账户，未来的前景不容小觑。而未来的监管将变成大数据监管。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有很多形态，两者是共存的关系，但是在生态的演进上存在着差异。比如传统金融的区隔、静态、模块化的特点，它要变革一个产品非常难，而互联网金融要变革一个产品非常快。因为传统金融有牌照、有必备的决策流程，投资项目必须有研究报告，上经理（行长）办公会、董事会、甚至股东大会，之后还要招投标，招投标通常耗时三个月。等这个流程走完，互联网企业早已干成了。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存在诸多不匹配，这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提供了足够充裕的时间。

大数据监管和互联网金融安全

大数据监管有以下几种模式：主动监管；精准监管；动态监管；日常监管；协同监管；社会共治。

关于大数据监管模式。如果我们现在依然采取被动监管（即出了问题再管），或者说有了底线报上来再管，这个决策流程太长，而互联网时代所有的信息传输速度都极其快捷。例如昨天证监会开会，今天证券业协会发出公告，但公告还没发布，几乎全网已经在传播，大家马上开始解读。这和传统的信息传导机制完全不一样，互联网信息传播几乎做到实时，所以政府监管模式，必须适应互联网时代做到实时监管，才能够做到主动。

所谓精准监管，必须利用大数据和全息可视化进行监管。集成部门数据形成大数据只是基础性的，必须把它转为可视化的，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到市场变化的全貌。

此外，监管必须是全息的。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在发布信息，对社交媒体（互联网股吧、自媒体等）披露证券市场的信息没有规定限制，也没有纳入监管层的监测范围，但这些信息都在发挥作用。换句话说，互联网时代，信息维度已经由平面概念变成了多维概念，要想监管好市场，要想发挥好互联网金融的功能，就必须把监管变成全息监管，所有能集成的信息必须集成，然后大数据全息化可视化，这能成就一个新的监管模式。

互联网金融在大数据时代存在哪些风险？以P2P为例，一是欺诈风险。二是市场风险，股市过快上涨、过快下跌，这是以往没见过的。三是操作风险，例如光大的乌龙指事件。四是信用风险，传统银行贷款必须拿房做抵押，而互联网金融是信用贷款。

但在今天，每一台设备经过计算机的算法，都被赋于了这个设备在全球唯一的身份，这叫设备指纹。即使你不用实名，认为自己是保密的，但在互联网上你所用的设备已被监测。透过设备指纹，可以把一个人运用的所有设备——PC、平板电脑、智能终端等等可上网的设备全部连接起来，连成一张个人在互联网上的数据画像，这样个人信用就被自动监测到了。

所以互联网金融跟传统银行竞争，必须抛开抵押贷款，变成信用贷款。在互联网上，当每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终端被监测之后，都将自动遵守信用。未来我们会是一个非常守信用的社会，因为网上的记录根本抹不去。现在个人可以修改自己档案里的东西，未来在互联网上则根本无法更改，因为你不知道哪里存着你的真消息。互联网有容错技术，一个人可以造很多假，但是这些信息相互印证，会让真的信息自动呈现。在众多可监测信息源的情况下，造假将越来越难。

我们开发了一个大数据监测预警平台，现在已经投入使用，专门监测非法集资。我们发现，电视台做广告成为非法集资最重要的来源，那些被打过的非法集资，没在电视台做过广告的太少了。非法集资来钱太快，数额巨大，打击它又很难，这是法律监管机制造成的。公安局抓人，检察院检察，法院要起诉、审判。过去法院是合议庭制，大家商议后出结果；现在是主审法官负责制，且终身负责，因此法官越少判出错越少。法院判得少，检察院就无法批捕，公安局也会不抓或少抓。法治社会不是有法就行，法的漏洞多，又太宽松。例如一家保险公司某营业部的业务人员，公然推销非法集资产品，老百姓多次上访要求抓人，保监会说保险法没有赋予我们相应的监管职责；保险公司说它只能监管业务人员卖本公司的产品。最近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看到了希望。

如果不用大数据监管，在互联网时代，这些非法金融活动会让合法的金融秩序很难有效存在，或者说会动摇我们的证券基础。如果我们不进行大数据的监管和风控，今天这样的股市异动还将会重演多次。所以大数据的风险管理、风险控制以及监管应该成为我们未来监管的主要手段。

讨论：

问：大数据技术有没有权限？

答：有权限。在大数据情况下，大家面对权限是一样的，但是企业的管理有层级。即使去中心化，企业仍有人管。平等是指在互联网上，不是在机构体系内部。并非像人们所担心的，互联网一旦去中心化之后就没有政府了；政府和监管依然会存在，只不过是以另外的形态存在。

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就是互联网上如何划定人的边界，国土的边界，这些边界可能具有法律和政治上的意义。例如我在美国收了国内的微信红包，这个是人民币进到美国，还是依然在中国？我们会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过程中，遇到很多稀奇古怪的、以现在的法律体系解释不了的问题。这些确实需要学者去划定边界，因为它跟我们未来的发展还是很相关的。

问：中国互联网金融能带来哪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机制创新，它是否具有引领国际潮流的可能性？

答：中国现在发展了很多类型的具有金融要素的交易所，很有生命力。比如，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主要是权益交易中心，如果深圳能够借互联网金融成长为债权交易中心，很可能改变深圳和香港的关系。

我们在传统金融领域很难超越西方。但是互联网金融提供了机会。我们有三大优势，第一是中文环境优势；第二是人数优势；第三，中国的传统金融覆盖不了80%的中小企业和中小客户。问题是这个机会到来的时候，我们如何把握、如何运用。这三五年的时间就会决定未来的格局。

问：互联网新技术的应用，是否对现有国际金融资本形成冲击？对我国金融发展的意义？

答：互联网既不属于金融资本，也不属于产业资本，互联网技术谁用就是谁的。但互联网是美国人发明的，他们保有核心技术，在全球金融竞争中掌握着主动权。目前国内外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同一个平台，根服务器依然在美国（1个主根服务器在美国，12个辅根服务器里9个在美国，其余的分别在英国、瑞典、日本）。我们有必要建设第三条基于互联网的、中国人可控的金融大通道（包括硬件和软件）、资金清算系统。这应该上升到国家战略。

只要不发生极端情况，我们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可能超越欧美。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在国内把业务做到国外，人民币结算实际上也国际化了。互联网打破了疆界。无需美国政府承认人民币，互联网上就可以使用。如果允许我们的大金融机构（包括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机构）成为国际化、互联网化的节点，那么中国未来在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就不断上升。但这个过程会对传统金融业产生极大的影响，蜕变过程是痛苦的。

问：如果在中国形成另一个金融中心，需要什么条件？

答：在互联网上，所有人都通过链接跟其他人达成合作和达成交易。互联网是去中心化的，但它不是没有中心，互联网的中心是规则。谁建立规则谁就建立了中心。因此，我们怎么样建立互联网上的规则、标准化体系、基础设施体系，这一切对互联网的发展，至关重要。

问：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所有权的归属？怎样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它对实体经济有什么影响？

答：在淘宝上，所有的个人数据都是隐私，但经过集合处理、剔除隐私信息之后的集成信息是公众信息。所以大数据时代，小数据（个人隐私），经授权才能被运用，这是法律财产权问题。

互联网对城市、对生活、对经济来说，最大限度地改变了三件事：第一，改变了人与人沟通、交往、联络的方式。第二，改变了资源的利用方式，过往人类发生纠纷的最大问题是资源的所有权，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权力则是组织权。例如全世界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是Uber，全世界最大的旅馆是Airbnb，全世界最大的媒体制造商是facebook，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信息的提供者，资源的所有者，那么，资源的组织者变成最重要的人。在全世界的金融竞争中，金融资源的组织者将越来越重要。所以那些创新度极强的小公司，看着不起眼，但是他们一旦成为资源的组织者就势不可当。所以互联网对城市的改变就是，哪个城市造就的互联网上的资源组织者越多，那个城市就将是中心，就将是价值链的创造者。研究互联网企业一个重要的方向，应该是研究资源的组织。

曹彤*：互联网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我国金融改革有三个主题：一是宏观金融利率，汇率和资本项管制改革，目前推进的速度很快。二是中观金融——金融市场的体系建设，平衡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平衡政府和市场。三是微观金融，主要涉及公平与效率——怎样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解决融资双方的对接。

在这三个主题当中，互联网金融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国金融改革真正遇到互联网不过5年，互联网金融对于促进整体的金融业改革是在发挥正面作用。当然也在累积一些负面的、潜在的风险。

例如宏观金融的“三率”改革。互联网金融出现以前，市场分资金市场和信贷市场，民间市场潜在下面，但又是真实存在，货币政策的传导，很难触达到民间市场。互联网金融使民间市场显性化，这有好的一面，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例如，公开市场操作作为宏观金融调控的主要工具，其在民间市场上的效力需要评估。另外，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也模糊了过去通常理解的直接融资（上市）和间接融资（贷款）的划分法。互联网金融属于直接融资，但是因为互联网金融同时也在创造自己的流动性，甚至创造自己的货币，所以它又带有间接融资的特点，很难界定它的属性。对它的调控也是很大的挑战。

从中观看，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我国金融市场的建设不必再走两百多年来以金融交易所为核心的欧美老路。事实上，现在也出现很多中心式的金融市场，像众筹、P2P、商品信息中介等一些包含金融要素的信息媒介，正在演变成新型的交易所。这些交易所也在聚合资源，产生新的聚合效应，老的交易模式在被解构，新的在生成。

从微观金融看，因为互联网的属性天生接近C端，它是解决融资难非常好的手段和方式，但是它不一定能解决融资贵的问题。因为宏观政策传导不到民间市场，融资就无法降低成本。

总体而言，互联网金融为中国提供了一次跨越欧美，以全新模式成为金融大国的历史性机遇。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使得很多东西发生量变甚至质变。我国货币存量已经是全球第一，当海量货币和互联网金融模式融合、发生某种形式的裂变时，其结果难以想象。若微观金融主体、中观金融市场、宏观金融调控都互联网化后，它的聚合效应也很难用传统的概念衡量。在此背景下，有可能出现全新的金融理论、金融模式、金融路径、甚至全新的金融标准，有可能创造一个新的金融时代。

目前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主要难点，有三条比较突出。一是微观主体的法律地位。一些类金融机构和准金融市场，其法律地位如不能最终得到确认，会使得金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变得模糊。二是互联网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在互联网金融风起云涌的画面中，主要是企业和产品层面，基础设施的创新还没有得到突破。三是金融监管问题。以上问题，核心都要回到对互联网金融的认识：这是传统金融的量变演绎，还是一个几次迭代发生质变的新物种？这是确立监管理念和监管框架的分水岭。如果是前者，那么我国现在“一行三会”的监管架构可以保持不变；如果是后者，就可能出现很大的结构改变。

其中，互联网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核心问题。它的逻辑是：金融主体的发展和创新，包括法律地位的确认，取决于监管的态度和政策；在风险不可控的情况下，监管层不可能无限制地鼓励没有经过法律认可的金融主体不断快速地发展，即使这个金融主体具有创新能力；而基础设施建设如果不突破的话，那么对风险的总体可控，就非常困难。

现在互联网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从大的项目看，目前还非常滞后。

第一是身份识别，这是互联网金融识别的第一要务。但目前从技术到监管政策，再到各方软件的应用，都还没有取得根本的突破。目前主要有人脸识别、指纹识别、声波识别、Ukey等方案。在实践中，一些比较成熟的技术可以推广，但如果推广，就将涉及整个行业结构的改变。

第二是账户的开立。这涉及技术的安全性、现有架构的稳定性，以及反洗钱等问题。目前线上开立账户已经在局部开展，比如证券的开户已经在线化了。一部分险种也可以在线消费。现在核心问题还在银行体系，如何突破在线开户问题。

第三是风险识别。互联网世界的风险识别，和我们线下几十年积累的做法、模式，完全不同。线下可以与客户多次见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现场获取信息，但是在线方式跟客户接触的机会非常少，必须一瞬间迅速地完成对信息的捕捉和判定，才能发生交易。所以如何产生基于互联网世界的征信、交叉验证等模型，在实践中没有真正落实。

第四是信用评级。我们现在的信用评级明显滞后于线上业务的发展，大部分都是线下。其实线下业务的评级发展也不快，绝大部分债权包括非标都没有纳入用评级，包括风险增信，资产证券化的技术，流动性的安排等等，这都是互联网金融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在没有基础设施的生长条件下、且快速奔跑的互联网企业和产品，其创新有一定的潜在风险。

基础设施建设中，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是：究竟谁是这个设施建设的主体，是市场还是政府？现在没有标准答案，只是要看如何能够符合它的发展规律。另外，例如在线的身份识别，存在多种模式选择，应该把哪一个作为政府认可的标准模式？是在市场试错中产生，还是通过主观判断决定？这个非常重要。

此外，基础设施建设是单一主体还是多元组合？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由谁承担？线下金融中，银行间的清算与二维支付体系，严格意义上都是国家买单，人民银行牵头，大银行出一部分钱，就搞出来了。这相当于政府承担了社会公用的成本。那么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由谁承担？我个人认为，因为互联网世界的生态太复杂，而且交易海量，所以应该由市场多元主体自由组合，分摊成本，在反复试错中，最后找到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的公约数。

与其并行的是监管的角色。实际上，我国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观点非常开放。今天中国互联网金融在应用层面能走在世界前列，与现在的监管政策有相当大的关系。当然，往下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监管分寸把握的问题。基础设施投资期较长，见效慢，且投资的成本和收入往往不匹配，时间上存在错位——收入在未来，成本是当期的；收入具有不确定性。假如建设标准没有变成行业共识，就是投资失败，所以对于投资者也是很大的考验。这也是目前在产品层面的创新风起云涌，但基础设施上的创新却寥寥无几的原因。

所以，总体上是否应该并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发展，前者更应该成为政策支持的一方面。

另外是监管理念。我们国家的金融监管，上世纪90年代主要是学习， 2000年以后，基本上用巴塞尔协议。这两三年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对此提出了新的挑战。互联网金融最大的特点是模式迭代很快，任何一个监管规则确定以后，都可能是对现有的一些创新的极大鼓励，也可能是对于圈外其它模式的简单否定。所以，是否可以考虑一种跟随创新的监管理念，尽量减少事前指定的行业模式。行业内每半年或一年总有新东西出来，如果都套用既有规则，有时候很难操作。

关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行业监管规则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监管层应该对行业内通过试错产生的、大家通认的模式或惯例给予一定的认同，两者保持一定的关联度。否则，创新之后形成行业惯例，却出台政策否定这种创新，没有人能承受这个试错的不确定性。一旦预期形成，没有人敢在这个领域做太多的尝试，它的连带的负面效应就比较难以处置。

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我们不能成功的跨越基础设施建设的话，互联网金融将很难成为承载重大社会使命和国家金融战略的载体。

讨论：

问：对传统银行发展前景的预判？你们在业务方面的特性是什么？

答：好的互联网金融模式不会纠结于客户和业务是谁的。比如淘宝平台，它自己不开店，它是没有小我的。我认为传统银行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突破小我。如果总是想着我的业务、我的客户，就跳不出去。这是一种自我革命。

银行网点的空心化已成趋势。银行网点有三个功能：开户、重要业务（如挂失、读卡业务）、现金。这三条现在都被互联网化了。现在很多消费可以通过手机支付，不用现金，现金的需求量下降。开户的业务如果能慢慢搬到网上，也无需去网点了。

另一个趋势是商业网点的金融化。自从允许淘宝卖基金开始，就等于允许所有的网点（不管是互联网网点还是线下的网点）只要跟互联网接通就可以售卖理财产品，像星巴克、苏宁。当然也有资格限制。所以银行网点面临两头的挤压。在这种情况下，小企业并非战胜不了大的金融机构。

问：企业、金融机构、众筹、P2P如何跟你们这个平台进行对接？

答：我们是平台，但主要业务也是银行老三样——存贷汇。对于贷款来说，就是连接有贷款需要的人和能够出钱的人。P2P也是类似的做法，连接的是社会资金和社会需要资金的人。理财方面连接的是想买理财的人和产品的供给方。机构之间对接的技术性问题并不难，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不是对接的问题，而是模式问题。做平台，别人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平台，即在合作意愿上的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

问：如何加强保险公司的互联网化？

答：首先，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必须进行底层的大数据改造，如果改造不好，没有办法跟电商竞争。保险主要是三件事，一是筹集保费，如果电商能卖保单，就不需要那么多营业员；二是保险清算，现在保险公司雇很多人算保单，监管机构也要算、批，但是这一切都可以由大数据代替，由计算机完成。三是保险的资产管理，如果保险的资产可以交由银行、基金公司等管理，那么保险公司的存在价值是什么？所以互联网对保险业的改造将是非常大的。另外保险机构需要做一个重大决策，即由技术部门驱动业务，这是互联网的特点。但这个转变不论在银行还是在保险公司，都需要克服不少障碍。

* 霍学文，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

* 曹彤，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行长。

美联储是否加息一直拨动着全球资本市场神经。很多人将其视为悬在世界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担心这把剑掉下来。笔者倒是认为，美联储加息与否的影响远没有那么严重，大可不必反应过度。

美国经济一咳嗽，世界经济就感冒，这的确是过去相当长时期内的一种常态化现象。美国将海量美元输送到世界其他地区，构成各国外汇储备，使得美国利率政策的每次调整都对全球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但现在，美国经济今非昔比，美联储利率调整的空间变得狭小，影响也趋减弱。虽然后危机时代的美国经济处在缓慢复苏中，但这种复苏相当脆弱。量宽和接近于零利率的政策释放大量货币，极大推高美国股市，但美国经济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的状态并未改观。在此背景下，加息对美国来说无疑是步险棋，只会拉低美国经济。

美联储对美国经济真实状况心知肚明，因此不敢轻易加息，对外口风一直都是含含糊糊。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根据过去的经验，密切关注美联储动向，神经绷得很紧，生怕美联储一旦加息将使它们陷入资本外流、本币贬值、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的水深火热之中。其实，只要仔细考量美国经济的真相，就不必对此太过紧张。

美联储加息并不具备基本条件，但也不能排除其进行试探性加息的可能。虽然负面作用明显，但加息会在振兴美国资本市场、提高资本收益、满足金融资本家的逐利需求等方面起到一定积极作用。鉴于美国影响力和领导力趋于削弱，美国需要通过加息来振作精神。如果美联储在未来某个时点真的加息了，其溢出效应肯定会给新兴经济体乃至世界经济造成冲击，但更严重的后果可能是伤及美国自身，把美国经济拖入新的衰退。而一旦美国承受不了加息的负面影响，它就可能走上降息和量宽的老路，届时国际资本流向亦会发生逆转，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流形势就会大大缓解。

综上所述，国际社会对美联储是否加息不必反应过度。但美元毕竟是世界储备货币，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对世界经济整体复苏具有很大制约，因此国际社会还是应采取预防措施。比如，二十国集团，特别是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应加强协调，制定应急措施以能化解美联储政策调整造成的冲击;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应加快结构调整，增强经济抗危机和抗冲击能力;各国金融机构应加强自我约束，从全球经济稳定的高度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避免货币战等等。

【破土编者按】21世纪，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冉冉升起。可是，我们关注小村。一个又一个形形色色的小村庄构成了这个庞大的国家。我们的作者们来到南街村、小岗村、周家庄、夏家峁……它们有的保留了集体经济，有的开创分田入户的先河，有的在新农村建设的大浪中，沉沉浮浮。记录它们，就是记录这个时代。破土将于10月推出一组中国村庄的故事，和大家一起讨论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出路。

近日，杜润生的去世，又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人民公社孰优孰劣的问题推到了舆论的前沿。1980年代以来，“分田入户”的小农经济在经历几年短暂的繁荣之后，很快便陷入停滞。到1990年代，已经不能提高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计，而且制造了“三农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该如何来重新看待这段历史，又有何经验、教训或反思。潘毅教授带着我们走进周家庄。与数十万个倒下去的合作社相比，周家庄成功地将集体合作社存续至今。在今天的中国，它的经验当然不具普遍性，甚至面对着全球化资本流动和城市化的冲击，情况令人担忧。但是，在杜润生过世之际，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审视周家庄的发展，提升当下对中国发展模式的争论，将有助于我们从必然性逻辑回到历史情境，从而一方面更公允地评价历史上的集体经济，另一方面打开未来的合作经济的想象。

中国人比较厚道, 在人过世之际, 一般不会说三道四。但是在中国农村改革之父逝去之际，再望神州：三农问题越演越烈。空心村、留守儿童、独居老人、两亿七千万农民工，几千万个分离家庭……这是一笔死人账，还是一笔活人簿？还真是不好说。

关于杜润生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人民公社孰优孰劣的问题上。关于这个问题，三十多年来一直不能盖棺定论。此刻，人亡，棺盖，我们就大胆来个论定。

“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明显是对前三十年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实践的一种抛弃。1978年以前，中国的制度，主要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为主要标志，期间伴随着对自由市场的否定和对公有制之外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强烈批判和排斥，建立了最新的、公有制主导的生产和生活模式。

“分田到户”的改革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意味着生产方式和资源分配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主导下的生产方式为市场主导的私有经济所取代。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否定转变为大力赞扬外资、民营在内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时至今日，就规模而言，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

在农村，这一改革历程最鲜明地体现在人民公社的普遍解体，以家庭经营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农村重新取得了统治地位。从1978年末小岗村宣布“包产到户”、“打响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枪”，到1985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全部结束，全国共建9.2万个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82万多个。仅仅6年时间，就把艰苦奋斗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从而使人民公社退出了历史舞台。

过去多年，人们给予杜润生力推的家庭联产承包制高度评价，认为这一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小农经济的弊端

然而，农村在经历几年短暂的繁荣之后，很快便陷入停滞。九十年代以来，小农经济不单不能提高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计，而且制造了“三农问题”。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既无法实现规模经营、亦无力通过积累实现扩大再生产，这使得农民增收困难，亦使得农村变成了纯农业社区，农业之外的多种经营无从谈起。由于人多地少，农业人口无法完全被小农经济吸纳，于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便出现了，这是中国半无产阶级化的前奏。

农民工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和农业生产已经无法容纳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发展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供给。“打工潮”在19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并愈演愈烈，造就了中国特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路径，促成了“世界工厂” 的发展模式。

然而，“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存在严重的隐患。由于出口导向型的工业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需求以及国内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一旦国际市场供求出现大的波动，就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劳工工资长期偏低造成内需不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堪忧。而在农村，由于农业产出低，大量劳动力尤其是年轻的精壮劳动力纷纷流向城市，导致农业和农村发展乏力，更带来“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街知巷闻的社会问题。

在农业生产领域，规模化经营被政府视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出路，各地涌现出的“公司+农户”以及扶持种田大户的做法，无不着眼于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以期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这样的规模化经营操控在公司和少数大户手中，广大农民的生计依然难以改善，甚至沦为农业雇佣工人。

人民公社效率低？看看周家庄合作社

人民公社作为集体合作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对中国农村乃至于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目前，主流的论述对人民公社都持否定的态度。关于过去的历史，我们有待探索，目前，还留下来的集体村庄，我们出于好奇，终于在2009年的春夏之交，第一次来到周家庄集体村庄，土地面积21046亩，人口4495户，13029人。周家庄实行两级管理，下辖10个生产队。由于短暂停留，除了惊讶周家庄的发展水平，就是村庄内部的建筑物井井有条，家家户户分有一套不算豪华、但是整洁的别墅。对于带着对人民公社许多负面印象的我们，周家庄作为一个特例，它的存在，挑战了我们的“常识”，也让我们意识到“常识”很大可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流建构。2010年的三月份，我们再次来到周家庄合作社，在这里小住五天，集中走访了2个生产队，浏览了丰富的档案。为了深入研究，我们留下了研究助理，她们对村庄进行了多次的深谈，也做了录像记录。直至2012年，我们每年都有研究生到周家庄做田野研究。

周家庄隶属于河北省晋州市，从1952年建立第一个村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转为联村大社，直到今日，周家庄对外的名称因时变化，但它的合作社体制一直没有变化，迄今已历六十多年，是极少数没有中断的维持集体经济实践的村庄。生活在周家庄的许多社员今天仍依赖着集体计划经济生活，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是周家庄的主要劳动形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和研究的机会。在人民公社普遍遭受批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小农经济早已取得主导地位的今天，周家庄合作社存续至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我们周家庄，没有一个到外面打工，也没有一个外嫁女。我们有开小店的，也有开小工厂的，但也是在村庄周围，没有去远的。”在走访中，不止一个村民对我们说着类似这样的话。当我们多次问：“你们为啥不分田呢？分了不是更有干劲吗？”，最典型的回答是：“我们不分田，省心呀！”2010年，村里的农村劳动力，一般年龄比较大，年分红收入达到25000元到28000元，占村里总劳动力比例25%。其他的年轻人，在集体工厂里工作，年分红收入大约是30000元到35000 元。刚生完孩子的妇女，呆在家里，说：“不操心！待孩子长大一点，就可以回到工厂里上班”。周家庄没有退休的概念，八十岁的老人家如果愿意工作，譬如做一个看门人，年收入也可到一万多元。乍看，周家庄的生活无忧——“省心”两字是我们在村中听到最多的词汇；间中，也会听到抱怨，有一位村民，由于不满生产队队长分工不均，2010年初，自由退社，自己搞了一个小卖店。他说：“我生意好的时间，就留在外面（合作社外），生意不好，再回去，我们这里一年考虑一趟。”

对于一个多年研究农民工的团队来说，这个安居乐业的村庄似乎展示了一条能够解决三农问题、消除劳动力剩余、免于“离土又离乡”的打工命运的道路，它算不上富裕，却为当下的“中国现实”提供了另类的可能性。如果说合作社的农业生产和集体企业体现了优势的话，那么，周家庄是如何达到有效的劳动管理和合理的分配制度，又如何能够做到有效降低监督和管理成本呢？请看李长江的《集体经济养懒汉？周家庄劳动管理有办法》。

集体村庄的优势分析

周家庄走的是一条工农牧业共同发展的道路，有效地解决了城乡分隔、工农分家的发展模式，改变了城乡空间永久性的分离。

周家庄的经济主要分为农业和工业两部分，前者以生产队为单位，后者则主要是指集体企业。由于合作社的再生产的投资主要来自于自身积累，因此在工业发展初期，以农补工，用农业生产的收入来进行工业投资，兴办了一批集体企业。

1974年，由于社队企业的发展，工副业收入已经占到约全社总收入的25%。1980年代后，随着大环境逐渐走向开放，集体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到1992年，集体企业已经发展到18家，后来虽然集体企业的个数有所减少，但在总收入中一直都占据绝对优势。这种条件进入到以工补农的阶段。1990年农业应提留66.65万元，但由于工业的盈利已经比较可观，当年不仅免除了农业的这笔提留，还从工业利润和其他收入中拿出90万元补贴农业，用于农业生产者的年终分配。2009年，合作社农业生产更是获得补助合计216万元。

另外，对于集体企业，公积金和公益金的提取比例分别为纯收入的7%和3%，其他，大约86%的纯收入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参加集体企业生产的社员之间分配。适度的提取比例避免了过度调节可能造成的平均主义，在兼顾公平的同时比较好地坚持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除了工业，周家庄合作社的农业生产也不断转型，实现了有自己特色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1979年以后，国家数次提高棉花的收购价格，极大地调动了棉花种植的积极性，周家庄的棉花无论单产还是总产都屡创新高，给合作社带来了丰厚的现金收入。

2000年以后，周家庄开始推进农业的多样化经营，尤其是推广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生产。周家庄大田作物主要种植冬小麦、夏玉米和谷子，早已完全实现了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目前农业劳动力仅占全队劳动力的不到10%。

近年，除了口粮田之外，小麦种植全部改为种子田。种子的收购价格要高于普通小麦10-20%，周家庄乡之所以能够做到，正在于其集体生产所具备的规模优势，不仅能够提供足够的土地面积，而且实行统一的耕作和管理，便于保证种子品质。

此外，果树种植目前主要包括果园和采摘园，占地面积达900亩，主要发展观光农业，兼有果树、草莓、蔬菜、生态养殖业等经营种类。

2009年，周家庄就实现工农业总产值5.65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4.9亿元，农业总产值5252万元，第三产业产值1736万元，工业总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7.6%，农业仅占9.3%。

与当下招商引资下借助外来资本进行投资的发展路径不同，集体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集体经济的公共积累。各生产单位（生产队和集体企业）扣除成本之后的纯收入在分配给社员之前，还要先行扣除公积金、公益金等公共基金，用于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和推行公共福利事业，在上世纪90年代就对老年人、贫困孤寡人口进行补贴，并提供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等等。

周家庄对社会经济的启示？

与数十万个倒下去的合作社相比，周家庄是发展得比较成功的个案，在今天的中国，它的经验当然不具普遍性，甚至面对着全球化资本流动和城市化的冲击，情况令人担忧。但是，在杜润生过世之际，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审视周家庄的发展，提升当下对中国发展模式的争论，将有助于我们从必然性逻辑回到历史情境，从而一方面更公允地评价历史上的集体经济，另一方面打开未来的合作经济的想象。

今天，中国的工业化和整体经济水平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换句话说，那些当年制约集体经济发展的缺失的历史条件很多已经具备。在这样一个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之下，周家庄集体经济的实践对于我们解决市场经济下严重的“三农”问题，对于我们探寻一条真正推动农村发展的道路，就具有了特别的启示意义。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是必然的趋势，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走向衰落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该以怎么样的方式取代小农经济？

从根本上来说，无论是其农业生产还是集体企业，周家庄合作社都采取了一种集体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家庭不再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个体的劳动力只是劳动分工中的一环参与生产。当然，这并不是合作社独具的特色，而是一切企业化生产方式所共同具有的特点。而合作社与后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两个基本方面：首先是产权共有，合作社的管理者并不是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这就避免了建立在产权私有化基础上的剥削的出现，保证了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民主管理和控制；其次，也正是在上述基础上，劳动成果能够归全体劳动者所有，实现按劳分配。

毫无疑问，与那些背井离乡在“世界工厂”里打工的农民工相比，与那些分田单干后守着几亩薄田勉强度日的农民相比，周家庄的集体经济为其成员提供了一个另类的、同时也更加有保障的工作和生活。

今天，愿死者已矣，生者如斯。

按：2015年10月14日，世界知名的全球化问题专家、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萨米尔·阿明教授在人大做了一场关于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演讲。

萨米尔·阿明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演变、全球范围的南北关系及发展理论等有深入研究。其在几年前，曾提出资本主义新的内在矛盾——内爆问题，即快速的金融化和缓慢的实体经济之间的冲突。其认为“内爆”，不仅是金融危机，而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种全面危机。

以下为阿明教授部分演讲。

今天要谈的主题是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我希望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之内来考量。

资本主义实际上是经历了多种多样的形态，持续了很长时间。法国大革命之后最终确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19世纪是它最繁荣的时期，那个时期有工业化、法国大革命，和经济上的发展。但是一个世纪对于中国人或埃及人来说是非常短暂的，因为我们的历史太长了。但也就是这100年的时间，对整个的资本主义发展和人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是导致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原因。

现在需要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未来如何超越资本主义。这不仅仅是局限于生产力、生产方式上的一种超越，和一种量上的关怀，而是一种关于文明的变革，和质上的变化。

资本主义以垄断、全球化和金融化

来应对危机

资本主义长期处于一种衰落的趋势中，我们其实并没有迎来资本主义的胜利，反而它始终在衰落。这种衰落在可见的未来会长久的持续。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面临着一种系统性的危机。

1875年到1945年或者是1949年期间，我称之为第一次系统性的危机。第二次系统性的危机开始于1975年，至于仍然在持续。

在第一次系统性的危机中，资本主义发生了如下三点变化：

第一点，从资本主义竞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竞争；

第二点，资本主义走向了全球化。全球化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它也不意味着平等，它实际上是与垄断资本主义竞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亚洲、非洲都逐渐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第三点，全球的金融化。金融化的概念实际上是长久的存在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它也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也并非新英美经济学家创造出来的新名词。在这个过程中，欠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也被卷入到全球的资本发展体系中。

面对着比较长时期的经济危机，资本家和资本主义采取的措施，一个是垄断，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金融化。所以这使1890年到1914这二十四年里，资本主义貌似又取得了繁荣，仿佛克服了它的危机。但是这种貌似的繁荣并没有出现在中国、埃及等殖民地国家。

在这美好的二十四年时期，市场竞争与和平、发展和民主概念联系在一起，似乎我们已经赢来了资本主义的胜利。但实际上第一次系统性危机我们并没有克服。从一战开始，到二战后期，包括纳粹、日本军国主义，还有中国革命、俄国革命，实际上我们应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解决方案是一种政治性的，或者是一种经济决策性的，这些并不能根本地解决资本主义系统性的危机。

全球正面临大量的金融泡沫

第二次系统性危机开始于1975年，在这个时期，突然间美、日、欧经济增长率从5%下降到了2%。这次系统性的资本主义危机比起上一次，正好间隔了一个世纪。这一次的危机不是一个突发性的衰退，而是一种系统性的长久衰落。

在第二次系统性危机中资本主义是如何应对的，或者说资本主义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 首先第一点，它实际上是延续了第一个阶段的进程。在这个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全面渗透到了人的日常生活中，不仅仅是政治性的、经济性的，包括文化、价值观上，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全面控制了人的思想。

同时，经济上的变化伴随着全球政治上的变化，即民主开始衰弱，美、日等资本主义寡头出现。

资本主义的第二点新变化，即我们现在面临着一种全球化的新阶段，即全球市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在各个国家，除了美、日、欧之外，都将重心放在增加出口上面，这实际上是加强了各个国家的市场紧密结合。新兴国家逐步将市场融入到全球的垄断资本主义市场当中了。

第三点变化，关于金融化的纵深发展。现在全球的金融格局已经从伦敦扩展到华尔街，扩展到全球。金融投资使得现在全球的生产系统更加全面、深入的铺开。也就是说，在金融的投资当中，我们在追逐更多的增长利润，而不仅仅是在生产体系当中。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着大量的金融泡沫，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通过刚才两点系统性危机的分析，会发现资本主义的危机在持续不断地深入。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仍在持续，而且在不断加深？

危机涉及到了大众阶层和中产阶层

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危机，它正在减缓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应该说这是一场双重的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也是政治危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双重危机也是指发达国家和南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个危机。而且这种危机涉及到了大众和中产阶层。

中产阶级现在正面临危机。中产阶级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上层中产阶级，是指资产阶级寡头的这部分。下层的中产阶级是指传统意义上无产者或者是民众这个阶层，这一部分的力量应该是潜在的变革力量。我们要扭转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最重要的一种策略，是要进行一种变革，其主体应该来源于这个群体，因为他们的诉求不受资产阶级的重视，这将是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内爆的最根本动因。

从整体来看，我对于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是持一种失望态度的，因为它不断的在持续，而且在加深。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来探讨解决危机的可能性：

第一种是接受垄断资本主义的逻辑，按现有的趋势发展下去，更加加深这个趋势。大多数弱势群体将会受到更大利益上的损害，或造成更多的革命、更多全球秩序上的混乱，或者更多的金融上的操控。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消失的四个国家，索马里、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应该说伊朗也是这个名单中的下一个。

第二种就是脱钩理论。即我们应当最大程度的重视内部的变革，这种变革应该叫增长性的内部变革，就是持续、不断的变革。我们开始可能取得1%的增长，之后到15%，如果到70%，就是取得了最终的成功。

所以双重危机在我看来，它最后会带来更多的混乱。不敢说它必然从危机走向革命，但是应该会有持续性、增长性的内部变革。

日前，美国前总统詹姆斯·厄尔·卡特 【(James Earl Carter) 习称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在访谈节目中关于“美国民主已死”的言论再次激起了人们对于美国“寡头政治”、“金钱政治”等问题的质疑和探讨。相关学者认为，这些问题与美国选举制度中的弊端息息相关，而想要推行改革却阻力重重。围绕这一问题本报记者梳理了相关文献并采访了相关学者。

两党垄断 国会僵化

2014年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和法治中心（Center on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the Rule of Law ，CDDRL）曾发布一份关于美国选举制度改革的报告表示，美国学术界以及广大民众对美国政治与管理的“功能紊乱”深表担忧。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大政党越发两极化，导致国会频陷僵局；竞选活动费用高昂，引发选民不满。2013年10月，两党就预算问题僵持不下甚至致使联邦政府关闭16天。美国正偏离其“民主”的信条。报告指出，美国民主如今存在的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是根植于选举制度的结构性问题的。

民主、发展和法治中心前主任，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教授日前指出，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构建和维护的“双头垄断”（duopoly）制度阻碍了所有其他政治候选人的竞争机会。联邦政府越来越陷入两党僵持的局面，而那些可能带来创造性政治见地和更广泛政治联盟的新选择则被排除在外。执政党派死板僵化，不求改变，失去了寻求富有创造力解决方案的能力。戴蒙德强调，必须结束总统选举中的两党“垄断”。因此，民调中显示出的美国大众对政府不满程度如此之高也就不足为奇。据调查，63%的美国人认为联邦政府没有反映被统治者的意愿；86%感到政治体制崩坏，不能很好地服务于美国人民的利益。

“既得利益者”阻碍选举改革

戴蒙德向本报记者表示，如今的大选制度亟待改革，使选举更加开放和具有竞争性。在选举制度上，应当由“简单多数选举制”（First-Past-the Post）向“优先选择投票制”（Ranked Choice Voting）转变。这一制度在澳大利亚被应用在下议院选举中，也被称为“排位复选制”（Instant Runoff）。该制度能够激励候选人吸引其他候选人的支持者，也可使一些独立候选人有胜出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但美国选举制的民主化改革既不可能彻底改变选举缺乏民主的根本问题，而且改革本身也将充满阻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现行制度下选举获胜者及其利益攸关方均是“既得利益者”，不愿也不可能对现有选举制度进行彻底改变。

据调查，有大约2/3的美国人民表示希望能够选择为一名独立总统侯选人投票。但有百余年历史的民主、共和两党垄断制度却封死了这一道路。戴蒙德对记者表示，除了面临资金和组织难题，还有一个关键却容易被人忽略的“看门人”难以克服，那就是总统辩论委员会（Commission on Presidential Debates ，CPD）。如今，总统辩论已成为赢取大选的必经之路，但其一系列既定规则却使其他候选人参与无门。按其要求，只有在每年9月份5次民调中得票在15%以上的候选人才有资格参与辩论。有研究则指出，对于一位候选人而言，想要在民调中达到这样一个支持率水平需要花费大约2.7亿美元。没有哪个独立竞选活动曾经或者将会在不知道其候选人能否登上辩论台进行公平竞争的情况下花费如此巨款。2015年1月，49名共和党、民主党及独立人士，包括现任及前任政府要员、国会议员、学者等，曾联合向总统辩论委员会写信，呼吁改变现行规则，为独立候选人开放辩论机会。尽管这一呼吁得到了公众的积极响应，但委员会却表示“没有改变的必要”。这不仅体现了美国大选中的“金钱政治”的问题，也反映了“既得利益者”的顽固和难以撼动。

普通民众难以发声

戴蒙德指出，美国选民已经展示出了对政治两极化、国会僵局以及经济表现的高度不满，表达出了对两大主要政党的质疑；互联网和社会媒体也显示出潜力，帮助制衡政治“竞技场”以及激励“草根阶层”的广泛参与。但是，普通民众却难以对美国政治产生影响。

根据普林斯顿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在美国，当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公众支持变革时，也不太可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在其研究的近2000项政策案例中，即便是在支持变革的人数占压倒性优势——有80%公众支持一项政策变革的情况下，变革得到通过的比例也只有43%。这揭露了美国政治名为民主，实为“精英统治”和“寡头政治”的事实。该研究作者之一，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丁·季伦思（Martin Gilens）表示，美国政治体系中金钱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富人和利益集团在竞选经费和游说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且缺少大型组织或团体代表和帮助普通民众发声，这都导致了美国政治中“寡头”垄断的局面。

也正因如此，民众要想推动美国积重难返的选举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革困难重重。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朱斯（Eric Zuesse）对卡特总统的回应所说，普通美国民众的选择对公共政策并无法产生重要影响。无论寡头统治者如何粉饰，美国与其他所谓的 “选举民主”国家无异，“民主”只是一个幌子。

编者按：6月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召开了“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座谈会。

37年来的改革开放在为中国带来经济飞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反映社会矛盾的思想斗争也日趋激烈。而中国与世界更为密切的交流互动，中国影响世界事务能力的与日俱增，也使得如何参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改进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新课题。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关键时刻。正确总结37年的经验正当其时，这是新一代人的使命。要实事求是地看待37年来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既充分肯定成绩，也不能回避失误和教训。我们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更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孔丹[1]：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是最基本的要求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这个平台的主旨，就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会议给我一个命题作文，叫《实事求是与中国改革》，我讲一点我的亲身体验。

我们这一代人亲身体验比较多，学术理论基础比各位青年学者相对薄弱一些。但亲身的体验和经历让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有一些实践的基础。

我在我的口述史《难得本色任天然》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场涉及整个国家民族、从党内到党外、从高层到基层的、浩大的社会政治运动，人们的认识就可能还停留在传统框架里，就很难回到我们原来坚持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经过艰难困苦的努力，28年后夺取政权。新中国后的17年经济建设，在党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里以两阶段叙述，1949到1956年是改造生产关系的7年；1956年到1966年是经济建设的10年；然后加上文化大革命10年，总共27年。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是37年。

从建国以来，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始终是党和国家极其重要的认识路线。毛主席的认识论是党能够无往不胜的基础。但是，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毛主席和党的领导集团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在社会实践中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文化大革命后全党进行反思和总结，使党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创造了一个认识基础。

我个人对此有切身的经历。1977年，我调到当时成立的中央宣传口工作。当时党的最高领导坚持“两个凡是”，在具体问题上，一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理论，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不能对天安门广场的“四五”事件平反；不能让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发挥更好的作用。党在历史的关头找到了正确的路线，从而基于对国情的正确认识，做出正确的选择，实行改革开放。

十八大报告有一个经典的表达，就是我们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就是坚持实事求是路线。

我们是想总结从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时37年的理论和实践。中央对这一段历史是做了总结的，这是一个“且行且思考”的过程。1992年我们正式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被视为是邓小平理论最基本的提法。我觉得改革开放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是一个笔直又笔直的发展过程，党内思想也不是纯粹又纯粹的思想过程。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应该是我们总结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最基本的要求和理论基础。

萧武[2]：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

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可能形成很多新的思想禁锢。比如说，以为国企改革就一定是要把国企私有化，不私有化就不是改革。由此在一些政策宣传导向上出现问题。

国企改革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年到1992年是第一阶段，以承包制为核心，主要是放权让利。1992年到2004年为第二阶段，主要是国有资产在一些领域大规模退出，而在一些领域也逐渐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比如说石化行业，把原来行政管理的部门重组为几个大型企业集团。这个过程到2004年告一段落，县以下的国企基本上不存在了，在地市一级估计保留下来的就10%左右，省一级保留的多一些，但是总体来说也不多。全国范围内，留下的120多个央企成为国有企业的主体部分。

2003-2004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社会上发生了“郎顾之争”，对1990年代中后期广泛推行的“管理者收购”（MBO），特别是其中大量的腐败和国资流失问题进行了披露，此后MBO基本被叫停。另一个重要事件是成立了国资委，监管体系逐步成熟；按照国资委的要求，国企的主要任务是做大做强。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国企目前的规模。国企改革这个过程，有一些经验值得注意。

第一，国企可以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很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和国企是相互排斥的。但是从实践经验来看，通过内部机制的改革创新，国企其实是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市场主体的。

第二，国企和私企的关系。从200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来看，国企在“进”的同时，民企也在“进”，并不一定说是国企进了，民企就退。

第三，2004年国资委成立以后，确定了一些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明确地划分了国企在哪些领域必须保持绝对的控制力，在哪些领域保持相对的控制力。这等于给国企的退出划了底线，不再是盲目退出。

第四，国企在过去37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对中国经济贡献比较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恰恰是因为它讲政治。比如说抗震救灾，在南方遭遇雪灾影响电网供电时，只有国企才能不计代价地服从国家指挥，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而私企就很难做到。

最后，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成立了国资委。国务院国资委在2003年成立，代表政府行使出资人职能，对国企进行监管。之后各地各级政府都陆续成立了国资委。有了专门监管机构之后，国企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始稳住阵脚，进行结构调整，盘活资产，做大做强。

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教训。

第一，改革初期阶段，尤其是在1990年到2004年，国企退出过快，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例如医药分销体系，除了国药和上药，基本上全部退出，如果留下哪怕20%的市场份额，也能保持对药价的干预能力。而现在要调整药价没有了抓手。

第二，监管能力跟不上改革的节奏。1990年代的国企改革比较快，而当时对国企监管缺位，地方上能卖就卖，造成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和腐败现象。当时国企经营状况不好，原因是多方面的，国企员工的社保包袱过重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能一概归结为体制原因。

第三，配套措施改革不同步。1990年代国企改革，大量工人下岗，而社保并没有跟上，大量的工人被推到社会上去，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幸运的是当时社会没有出现大的动荡。

第四，一些行业的改革方案问题很大，人为地制造竞争。比如说电信行业，为打破垄断反复分拆，造成重复布网，浪费很大。电力改革实行厂网分开，放开煤炭市场，2002-2008年用电缺口大，煤价上涨，但电价由国家控制，给电厂经营带来很大困难，逼得发电企业去控股煤矿。

第五，什么都不能一刀切，不能人为地制造“一窝蜂”。例如国企“走出去”，在缺乏必要经验的情况下，盲目国际化导致不少失败教训，大规模跨国收购不成功的案例很多。

孟捷[3]：市场、社会保护和国家的作用

我们用马克思和波兰尼的框架，分析改革以来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波兰尼的观点是，市场的无限扩张会引起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他用无限扩张的市场和社会保护运动这对矛盾来解释200年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个观点很有启发意义。波兰尼的理论同时也关涉到国家的形成。因为在社会保护运动当中，当然少不了国家的作用。

改革的过程也是国家重新形成的过程，这一点被不少人忽略了。而国家的作用，恰恰是中国改革、中国道路里最新鲜、最本质的东西。人们更喜欢谈论市场经济理论，但忘掉了国家理论。国家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当事人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决定中国道路的制度很多，老外也经常讲，最根本的是党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改革以来国家发展带来很多新鲜的东西，党也是与时代一起变化的。在意识形态方面通过党赋予国家形成精神层面的东西。今天我们或许应该好好重新领会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国家的自主性来自何处？来自国家之间的竞争，但还不够。由于改革以来国家理论发展的滞后，就容易受到天真的或狡黠的自由主义者的围攻。但自由主义是片面的，新自由派只看到二战后资本主义和民主相结合的历史，却忘记了此前的历史。只知道斯密，却忘掉了凯恩斯。从希腊民主两百年的覆灭来看，统治阶级的代议制民主未必是“有历史的”（借用马克思的表达）。

王生升[4]：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的问题

大多数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比如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学术大腕，都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他们所接受的理论熏陶和学术训练，让他们逐步接受某种特定的理论前提和思维方式，并由此对社会经济问题提出某种一致性的分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主要涉及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三大命题。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认识论命题是有限理性论，认为个人的理性认识能力，只能理解市场体系运动的局部特征，不可能认知“历史发展规律”。其工具主义倾向对现代科学研究的强大影响，导致很多经济学家放弃了有关思维和客观世界统一性的立场，客观上强化了有限理性论的影响力。这种认识论立场无疑有助于为现存关系和秩序进行合理性辩护。所谓的理性预期同样是有限理性，只不过其重点在于强调个人与政府理性有限的无差异性，以此来否定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关于方法论，西方多数经济学家没有触及该假说更重大的问题，即超历史性和非生产性。经济人都是一个超越历史、超越生产关系的抽象个人，而现实中对个人行为构成基本约束的生产关系则被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

方法论命题包含两个核心要点：超历史的个人交易行为，及由此演绎的市场均衡关系。即通过“经济人”假说将现实生产关系中的个人抽象为一个个平等的孤立个体，再以交易行为将这些个体关联起来，并演绎出没有矛盾冲突的市场均衡体系。从这种方法论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会把企业理解为自然契约的连接，而不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特殊历史形式。

纵观经济学界的研究，不难发现，越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其研究越具有静态性，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被视为外生变量；而越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其研究越具有动态性，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越被视为内生变量。

本体论命题，即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个保障个人自由和经济效率的和谐系统，即：第一它符合自由原则，第二它具有经济效率，第三它能实现利益和谐。

从上述范式出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完成了对社会经济过程的主观构建，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遮蔽性，它把真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矛盾和问题遮蔽了，而筛选抽象出一个与现实资本主义高度脱离的市场经济乌托邦。

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而言，一些经济学家一直试图按照市场经济乌托邦的方式对之彻底改造；同时将中国经济奇迹主观化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胜利典范。我们怎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得失成败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解读，怎么从马克思主义出发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对于未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江宇[5]：医改的主要危险是资本化、碎片化

新中国前30年，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率先建立了保公平、低水平、全覆盖的医疗卫生体系，对中国工业化的积累起到了关键的支持作用，降低了发展的成本，促进了社会团结。建国时我国人均寿命才30多岁，1970年代末就是68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改革开放之后，把市场机制引入医疗、教育体系。这就产生了医疗卫生市场化，导致医疗费用上升。

同时，随着经济成分多元化和人民公社的解体，原有社会保障也开始瓦解。附着在国企上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医疗市场化的叠加，加重了国企负担。到1990年代末，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明显化了。进入21世纪，随着劳动力的市场化，同时对资本投资大开绿灯，我们从过去的“保护性国家”，成为了一个更大意义上的“经营性国家”。在工业领域过剩之后，新的投资机会进入服务业。最近几年，鼓励资本进入健康服务业，又进一步提高了医疗服务体系的盈利性，进一步增加老百姓看病就医的成本，这反过来抑制了内需。

虽然2009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认识到医疗卫生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但是现有措施还是鼓励公立医院、特别是民营医院按照资本增殖的逻辑运行。近几年，老百姓自己负担医疗费用的比例，不管从绝对值还是从比例上来看都是上升的。也就是说，医疗卫生的营利性抵消了国家对医疗卫生的投入。

应该说，中国的体制是有利于推进医改的。我们是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国有资本和大量的公共资源还在国家手里，制度优势还没有失去，我们也有条件避免“福利陷阱”。医改的危险是私有化、资本化、碎片化。健康是人生最基础的需求，一个国家怎么对待人民健康，很大程度上体现它的制度特征。医改首先要澄清医疗卫生的本质和使命。

何建宇[6]：多元化、群众路线和国家-社会-市场的互动

国家与众人之间怎样搭建一个基本的组织桥梁，这是政治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部门成长速度在加快，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关系也逐渐被重视。

我个人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全面”是更加注重国家-社会-市场三个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改革过程中，市场分权的逻辑是很清晰的，然而向社会分权相对比较缓慢。“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实际上形成的后果是“小政府、大市场”。以市场简单地替代社会，显然造成了不少问题。观察社会力量或社会部门的成长，应当成为我们理解改革政治逻辑的一个重要维度。

公有制部门就业比重进一步下降，到现在大概只有20%，这也就意味着80%的人很难被传统组织延伸过去进行组织和关联。这也意味着党和国家管理社会的功能是在减弱的。怎样去培育一套更有效的组织体系，或者去发现人民自己的组织，发现一些可以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使之能够与政党重新关联起来？这个过程实际上已经展开，并开始改变政治过程展开的逻辑。这个逻辑不仅仅是西方政治学中政治参与的逻辑，也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逻辑。同时还是党员的培养锻炼环节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经验和传统。

回到三个部门的宏观结构变迁，培育社会或者说是重新塑造人民政治的逻辑，又丰富了我们对于权力互动和平衡关系的理解。以前，单调的经济分权或者向市场分权形成了不稳定、不均衡的政治关系。通过培育更加成熟的、跟总体利益和党的领导相关联的社会部门，不仅能促进国家向社会的分权，同时还能促进市场部门与社会部门的相互平衡和制约。党和国家是与社会部门相隔离还是相关联，可能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经验或者政治逻辑。

张翔[7]：关于“不争论”

邓小平对“不争论”的论述是有特定背景的，并不是简单地说，在所有方面都提倡“不争论”，他既讲要“不争论”，同时也讲，仍然需要争论，认为争论的存在可以让决策变得比较科学。

在改革进程中，社会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同意见。特别是网络的应用，社会意见的表达变得越来越容易。突出的案例是反思改革的社会舆论的形成。1990年代，在知识界已有著名的辩论。之后人们在网络上发表关于国企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公共卫生、三农问题等方面的批评意见，在2004年“郎顾之辩”达到了高点，那时还谈不上“水军”，社会民意在网络上能够得到一个大致的呈现。而一些学者则呼吁中央表态终结辩论。但社会上的辩论并未中止，而且对政策的调整起到了一定作用。

另一案例是围绕“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问题的争论。到2009年前后形成一种舆论，认为中国问题很多，不应该讨论“中国道路”问题，但这种意见并没有对讨论的展开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三个自信”，正面阐述了“中国道路”。社会辩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战略思想的形成。

在一些重大、敏感的政治问题上，一是要慎重，二是要放开一定程度的讨论，否则信息到不了决策者那里。在一般社会问题和思想领域，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争论都已经在那里了。争论的根源在于社会的深刻分化和矛盾。不再可能简单地用“不争论”把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意见分化抹平。

党的十八大之后，在舆论管理方面出现了非常重要的调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舆论治理的新思路。中央媒体发表系列文章，提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问题，要求领导干部面对社会分歧和争论“敢抓敢管、敢于亮剑”，不怕因言获咎。新世纪以来社会辩论发展与中央政策调整之间的良性互动，显示了社会辩论的建构性作用，这种建构性作用需要进一步引起重视。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来自实践的辩论和相应的制度性实践，是纠正错误的最好方法。

近年来资本对舆论的影响和控制越来越强，操控手段越来越多变。这种情况下，如何让普通群众的声音能有比较充分的表达空间？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群众路线经验，基层群众的声音将获得此前所缺乏的能量，党组织的战斗力也会得到锤炼。

王维佳[8]：媒体改革的政治意义

所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都离不开媒体的影响和塑造，例如国企改革，福利社保制度，加入WTO等等都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媒体改革的政治意义是非常大的。

舆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文化问题或人心问题，它跟舆论的生产机制变革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今天熟悉的，以注意力资源集纳和贩卖为基础，以广告营收为主要来源的这套媒体生产机制，是19世纪中期在西方产生的，按一些历史学家的表述，它是伴随西方文明的衰落而兴起的。

冷战时代，不论哪个阵营中的国家都对媒体的商业化有所限制，而把媒体看作是有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角色。1970-80年代之后开始解除管制，信息传播业成了大规模进行商品化、市场化改造的领域。

中国将文化传播事业部分放给市场，是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业的机构属性、主导思路、人员构成、生产模式、目标受众、资金来源都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能简单地在经济意义上加以概括（如文化产业的讨论），而更应该看到它对中国文化政治的深刻改造。它实际上默认了新的社会优势群体借市场化完成意识形态的沟通和联盟，并创造一套支配性的“市场经济-公民社会”话语体系。

1990年代以来，传媒业继续推动国家和社会向媒体放权，一整套专业主义的业务规范和伦理也应运而生；围绕利润和“眼球经济”，引入了好莱坞式的高效生产流程。一方面，媒体内明细的管理层级和流程控制，把从业者的主动创造意识降至最低，成为“知识劳工”；另一方面他们又用专业主义的说辞塑造自身的“独立性”，运用专业技巧参与社会热点的制造和解释，俨然成了一个边界清晰的政治共同体。

这样，市场化的新闻业，用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的意识形态，杜绝了从实际社会关系理解媒体生产的反思性视角，既掩盖了自身的“观念生产”控制机制，又为自身从社会中分割更大权力创造了合法性。

从这场逐渐商业化、市场化的变革过程，可以延伸出几个需要重视和讨论的问题。

一是在文化上。之前政策领域的主流看法，媒体是提供公共服务和文化教育的部门，不能让商业内容和低俗内容渗入。现在它越来越强调按照基本欲望标准来生产内容。现在很多新闻产品，就是用数据化的标准来定义读者，根据读者的兴趣定义其类型，然后不断推送类似的信息。新闻媒体教育和提升的功能越来越缺失。

第二个是政治司法过程和媒体过程的冲突。规范的政治司法过程要求审慎商讨，细致调查。但是媒体要求第一时间快速报道，快速下结论和问责。形象地说，今天政治资源被媒体“绑架”，有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出现“宣传媒体化”现象。政治运行的公共关系色彩越来越浓重，对政治生态的影响很大。

第三个是外部压力。市场化、商业化意味着国家从宣传实践的一线撤出，意味着放弃对新闻队伍政治素质的要求，而变为职业素养和职业伦理的要求。这在中国媒体改革的过程中非常明显。但冷战过后，很多西方国家，例如美国，国家力量并没有撤出宣传一线，而继续以各种基金会和社会组织作为伪装和依托，不断地轮训世界各地记者，回到所在国，变成舆论领袖。这在第三世界国家是非常典型的现象，也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政治挑战。

最后一个最新的状况就是媒体领域的进一步资本化，而它借助的是所谓“互联网思维”和“媒体融合趋势”。互联网企业和知识界在合力打造对媒体发展趋势的影响，就是跨界、融合，然后借助这种方式构造新的政治经济生态体系。今天我们提出智慧城市、互联网+，互联网企业大规模投资媒体，基本上要把所有的公共服务领域一网打尽，这个现象是值得警惕和讨论的。它跟我们媒体政治经济结构的改造是一脉相承的逻辑，跟八十年代整个市场化改造是一脉相承的逻辑。

孔丹：实践性是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最高品格

我们要研究现实问题，很多决策，其实是利害权衡的结果，不是仅从一个理念出发。怎么打觉得顺手，有什么工具用什么工具。反思，也不能拿文革的思路来套现在的问题，比如拿当年高官的收入来对比当今的腐败问题，这是不可比的。

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实践性是这一类研究的最高品格。毛主席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一个叫实事求是，一个叫有的放矢。他说箭不能拿在手里面，好箭要面对中国的实际，有的放矢。实事求是不是简单的一个方法论，首先是把国家、民族和人民放在基础的地位上。最初改革开放目的还没有那么明确，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且行且思考，缓不过劲来就摔跟头，摔得鼻青脸肿的。哪有什么一帆风顺、康庄大道啊！我们锻造的思想，是要教育人民，反驳敌对意识形态。实事求是，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我觉得我们的研究如果能够更好地体现这种实践性品质才更有价值。

习总书记提出“中国梦”，最近提出了四个全面：全面建设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第一个全面挑战性极大。你要建设什么样的小康是一个方向性问题。是社会主义方向，小康后面是大同，小康后面是共产主义。全面小康，不是人均GDP达到多少是小康，而是一个普惠人民、人人受益的这样一个目标。改革要坚持这个方向，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方向。关于深化改革，一定要给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明确定义。难道改革就是把所有工作都交给市场、把政府职能废掉吗？政府工作严重越位、错位，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是该管的没管，缺位严重。丢掉政府的积极作用，可能会丢掉中国模式的精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简政放权决不是政府什么都不管。

有人说现在中国改革处于十字路口，共产党干部出现了双重人格的问题。共产党员一边讲社会主义，一边向资本主义方向推进。习总书记讲的四个全面非常重要，挑战也很严峻。如果能为中央的这个前进方向做出我们的理论贡献，包括理论创新；如果能把政府、市场、社会这些事说清楚，特别坚定，特别明确，这是我们的根本，那我们这个平台就算是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尽到了责任。

（编辑  丁凡）

精彩句子：（放在相关发言者文中）

孔丹：如果讲实事求是和中国改革的关系，就是党在历史的关头找到了正确的路线，从而基于对国情的正确认识，做出正确的选择

孟捷：改革的过程也是国家重新形成的过程，这一点被不少人忽略了。而国家的作用，恰恰是中国改革、中国道路里最新鲜、最本质的东西。人们喜欢谈论市场经济理论，但忘掉了国家理论

张翔：在一些重大、敏感的政治问题上，一是要慎重，二是要放开一定程度的讨论，否则信息到不了决策者那里。在一般社会问题和思想领域，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争论都已经在那里了。争论的根源在于社会的深刻分化和矛盾。不再可能简单地用“不争论”把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意见分化抹平

王维佳：中国将文化传播事业部分放给市场，是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业的机构属性、主导思路、人员构成、生产模式、目标受众、资金来源都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能简单地在经济意义上加以概括（如文化产业的讨论），而更应该看到它对中国文化政治的深刻改造

[1]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2]萧武，《经略》编委。

[3]孟捷，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4]王生升，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5]江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6]何建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7]张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8]王维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作者说明：近代以来，因西方侵略，中国发生了急剧而重大的变化，边疆地区所受冲击尤其严重。新中国成立后，边疆地区的疏离问题得到了很好解决。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化，一些边疆地区分裂主义沉渣泛起，部分地区甚至发生暴恐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回顾近代以来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的关系，或许对我们今天更好地理解与处理民族边疆问题会有所帮助。

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整个民族边疆地区的一个缩影。晚清时期，西藏受内外因素的影响，与中央政府越走越远，乃至于依赖英国支持，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直到1949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协议，实行“一国两制”，完成国家统一。之后，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和平方式，逐步过渡到“一国一制”，但由于西藏地方政府与达赖集团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中央政府被迫平叛，提前进行民主改革，在西藏各级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这个过程也是近代以来其它边疆地区走过的道路。

清朝的西藏自治：宗藩关系现代转型的失败

现在的一般看法，清朝是第一个将西藏完全纳入中国中央政府治理体系的朝代。同时，清朝对蒙古、新疆、东北等地也采取了针对性的治理政策。在这个边疆治理体系之下，边疆地区保持了200多年的稳定，从而为现代中国版图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所以清朝的边疆治理政策是成功的。但仔细看，这个说法未必准确。

《钦定善后章程》与驻藏大臣制度（三级标题）

从顺治时期起，西藏就在名义上归顺了清朝。然而这只是名义上的，和明朝时期的藩属关系区别其实并不大，清朝并未在西藏行使统治权——或者说，只有主权，而无治权。康熙时期，准格尔入侵，在西藏的请求下，清朝出兵击退了准格尔军队，从而加强了中央对西藏的影响力。但这时候，清朝并未形成完整的西藏治理政策，依然维持了当时达赖与藏王分立的政治状态。乾隆时期，清朝出兵西域，完全征服了准格尔，对西藏的控制和干预能力进一步加强。之后，西藏发生藏王叛乱，清朝再次出兵西藏，平定叛乱，并制定了《钦定善后章程》，成为清朝治理西藏的基本制度。鉴于对藏王叛乱的平定费时费力，清廷此后干脆废除了藏王体制，将世俗政治权力也交给了达赖，由此形成了西藏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体制。

后人一般都给予《钦定善后章程》极高的评价，尤其是随后形成的驻藏大臣制度，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央在西藏行使治权的开始。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合适。驻藏大臣最主要的职能，只是代表中央与达赖及噶厦（西藏原地方政府）打交道，上传下达，而不是直接干预西藏的日常政治事务。这之后，虽然驻藏大臣曾多次试图提高自身地位，但每次的提高，都很快回到“中央政府驻藏联络处”的角色上。驻藏大臣的这种角色定位，直到清朝灭亡之前的1907年都变化不大。因此，关于达赖能否不通过驻藏大臣直接向中央奏事，在达赖与驻藏大臣之间的斗争持续了100多年——如果达赖可以直接向朝廷奏事，那么驻藏大臣就完全无法发挥作用了。

《钦定善后章程》真正发挥作用不过50多年，出现了许多问题。在琦善担任驻藏大臣期间进行了调整，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但也未能持续多久。

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持续博弈的过程。清朝多次试图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但西藏的达赖和噶厦也在观察清朝自身的变化。在清朝能够出兵反击廓尔喀入侵的时候，西藏对中央的态度总体上是比较恭顺的。但随着英国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西藏地方对清朝中央的态度逐步开始变化。

帝国主义扩张带来挑战

毫无疑问，对清朝边疆治理体系的挑战主要来自帝国主义的扩张。

在康熙时期，清朝就已经感受到来自北方俄国的压力。俄国同时在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渗透和扩张，并且一度支持准格尔政权。但在征服准格尔之后，这种外部威胁的压力对清朝的边疆治理政策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影响，而是依然沿着之前的惯性推进。

英国在东南亚的扩张是主要的挑战。随着英国在东南亚的影响逐步扩大，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一些清朝藩属小国，也被英国鲸吞蚕食，逐步纳入控制范围。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小国或多或少都曾向清朝求援，但清朝并未作出积极回应，最多只是做做样子，在面子上保留一点朝贡贸易。

对西藏来说，这些事实当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在英国势力范围与西藏直接接触后，英国曾试图拉拢达赖和班禅，但他们都表示拒绝，声称西藏是清朝皇帝的领地。站在今天，回望那段历史，让人尴尬的事实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中央政府在与英国的交涉和谈判中，最终同意在西藏边境上也开放商埠，而西藏仍坚决反对。之后，围绕开放商埠问题，西藏进行了长期的抵抗，并一再请求朝廷不要开放。但清朝却给所谓的考察团发放进入西藏的证件，并反复要求西藏按照中央与英国达成的协议开放商埠。

英国在多次交涉无果后也意识到，西藏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不同于中国其它省份，实际上西藏并不完全服从清朝中央政府的命令。与其和清廷扯皮，不如改变策略，直接对西藏采取强硬措施。

1890年，英国第一次入侵西藏。西藏地方政府进行了坚决而悲壮的抵抗。由于西藏地方军队在组织、指挥和武器装备水平各方面与英军的差距太大，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但仍然未能击退英军的侵略。

对熟悉那段屈辱史的中国人而言，这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清朝的态度。

英军刚开始入侵时，驻藏大臣文硕力主中央支援西藏抵抗。无奈中央决心妥协，他能给予西藏地方政府的帮助，只有精神鼓励和一些用处不大的战略指导——比如动员群众节节抵抗，但换来的只有杀戮。随后清朝中央政府撤换了文硕。新任驻藏大臣升泰按照中央政府的指示，与英国交涉，要求停止军事行动，但他的主要目标是弭兵停战，作为交易筹码的则是西藏地方的权益。最终升泰与英军达成妥协，并签署了一个协议，但西藏地方政府不同意执行。

关于协议执行的问题一直拖到1904年，终于失去耐心的英国决定再次入侵西藏。与上一次一样，仍然是西藏地方政府力主抵抗，并要求中央政府给予支援，而中央政府除了三番五次强令西藏地方政府执行协议之外，并没有给予西藏地方政府的军事抵抗以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此时，清朝中央政府任命的新任驻藏大臣是升泰的弟弟有泰。与其哥哥坚决执行朝廷的绥靖政策相比，有泰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接到中央政府的任命到抵达拉萨，他前后用了一年半时间。之所以如此拖延，就是因为他抱定一个信念，西藏人太愚昧，不吃大亏，不被英国军队打疼了，是不会听清朝中央政府的话的。有泰是坐等西藏遭受重大损失，再来和英国谈判，其用心显然更为恶毒。

有泰没有考虑到的另外一种可能是，即使西藏在对英军的抵抗战争中吃了大亏，这并不能推导出西藏地方政府只能服从中央的结果。西藏地方可以转而这样认为：既然清朝中央政府在我西藏遭受入侵时作壁上观，不施援手，而英国又比清朝强大，那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倒向英国呢？如果西藏非要有一个保护者，难道英国不是比清朝中央政府更好的选择吗？

达赖出逃

在英军兵临城下之前，十三世达赖出逃了。滑稽的是，西藏作为中国的领土遭到侵犯，清廷不但不施以援手，反而在达赖出逃后，按照驻藏大臣有泰的意见，下诏废黜了达赖。也就是说，清朝把英军入侵西藏的责任干脆一股脑儿地推到了十三世达赖头上，让达赖做替罪羊。

这里需要提到清朝的西藏治理体系中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即由达赖掌权的政教合一政治制度。从这一制度确立一直到1895年，西藏都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其实得益于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即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些达赖都未能活到亲政的年龄，也就是说西藏在名义上是由达赖掌握政教大权，但实际上是摄政掌权。

达赖执掌政教大权的制度刚形成之时，摄政多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初期的几位摄政，在西藏地方德高望重，又曾在中央政府任职。但这样的情况持续时间并不长，之后就变成达赖去世后，由噶厦和三大寺会同推选摄政，再报请中央政府任命。在此期间，西藏上报的人选从未被中央否决过。而达赖灵童认定的金瓶掣签制度，也在很长时间内沦为虚文，西藏地方政府往往只选择一个灵童上报，同时请求中央政府免于撤签，中央政府也从未拒绝过。

1895年，这一情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一年，噶厦和三大寺联合提出，要求摄政的第穆呼图克图退位，让达赖亲政。第穆呼图克图被迫同意。之后不久，第穆呼图克图就被加以意图谋害达赖的罪名逮捕，当晚暴毙，至今仍是悬案。重要的是，这一变化所反映出来的西藏内在的变化。

按照传统的习惯，摄政一般由噶厦和三大寺共同推选，由德高望重的喇嘛活佛出任，而负责政府日常政府事务的噶厦则主要由贵族组成（僧侣为少数）。噶厦与摄政之间多少存在着权力竞争关系，相互制衡，避免了权力集中。第穆呼图克图之死（西藏民间的印象，这应是达赖所为），使得达赖成为西藏唯一和最高的政教领袖，西藏的一切事务都将处于他的控制之下。内部权力的集中，当然意味着西藏在与清朝中央政府的权力博弈中，将更加团结有力。

清朝中央政府下诏罢免达赖，引发西藏僧俗各界的广泛不满。这时候，有泰又发觉不该罢免达赖，于是请求朝廷恢复达赖名号，但朝廷没有同意有泰的请求。

所幸的是，西藏地方政府直到此时也并未完全放弃对清朝的信任。达赖先是逃往库伦，此时他已经被有泰弹劾罢免，还是通过清朝驻库伦大臣向朝廷转奏，请求中央援助西藏抗英。但是朝廷没有给出积极的信号。1906年，因为在库伦与哲布尊丹巴的关系陷入尴尬局面，达赖离开库伦，启程返藏。行至西宁，清朝命令当地官员挽留达赖在塔尔寺暂住。之后，达赖奉召前往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此期间，清廷虽然没有满足达赖直接向皇帝奏事的请求，但却下诏恢复了达赖的名号，并加赠了尊号。但这时达赖的想法已经变了。

西藏对中央政府的态度转变

至少可以说，在1890年英军入侵西藏之前，西藏从没怀疑过清朝的中央权威。但在经历了英军入侵时清朝中央政府想管又不想管的纠结之后，态度已经开始有所变化。恰逢此时，英国与俄国正在争夺中亚。对俄国来说，西藏如果落入英国控制范围，将直接威胁其在新疆的特殊权益。而且，俄国在西伯利亚的大量原游牧民族仍然保持着对藏传佛教的信仰，达赖的影响力不小。从20世纪初，俄国便开始与达赖秘密往来。一开始，达赖的回应并不积极。但目睹清朝面对英国入侵而消极应付的事实，达赖也开始寄希望于俄国。事实上，英国1904年入侵西藏后，确曾有过长期占领的意图，但最终因俄国的强烈反对而放弃了这一计划。

达赖在北京期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拜访了他。与之前达赖对待英国使节时表现得十分傲慢不同，这次达赖放下姿态与朱尔典打交道，并表示西藏以后与英国要“友好互利”。日本驻华公使也会见了达赖。这时达赖明显有了撇开清廷直接与英国进行外交往来的打算。

在达赖逃亡期间，清廷与英国的外交谈判也在印度进行。参与谈判的张荫棠曾经担任过清廷的驻外官员，对国际形势的了解远远超过此前的历任驻藏大臣。他在谈判中据理力争，坚持由清朝中央政府代替西藏向英国赔款，坚持清朝对西藏的主权不能受到侵犯，坚持西藏只是清朝的地方政府，无权独立进行外交活动。

应当说，张荫棠在印度谈判期间，虽然最后达成的仍然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但他已经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为西藏和中国争取了权益，从而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谈判结束后，清廷命张荫棠进藏处理善后事宜。张荫棠到西藏后，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向清廷弹劾了有泰，并提出了西藏改革计划。他的计划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即从北洋新军中抽调部队入藏，保卫西藏边防。但时任驻藏大臣联豫担心张荫棠会威胁到自己在西藏的地位，因此向清廷建议调走了张荫棠。张荫棠走后，联豫基本按照张荫棠提出的计划，在西藏进行改革。

也是在此前后，赵尔丰在四川西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改革。随后赵尔丰提议，对西藏也进行同样的改革，得到了清廷同意。赵尔丰遂被任命为驻藏大臣，他的哥哥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但由于赵尔丰在四川西部的改革中以武力弹压当地藏族僧俗贵族的反抗，被视为“屠夫”，因此西藏僧俗各界集体上书清廷，反对赵尔丰出任驻藏大臣。最终，清廷不得不收回对赵尔丰的任命。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联豫提出的调派新军入藏的请求，清廷作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仅调1500新军入藏。规模这么小的一支军队要保卫西藏边防，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主要的任务就是充当联豫强力推行改革的后盾，弹压反对联豫的势力。

对西藏僧俗各界来说，当西藏抵抗英国入侵而流血牺牲的时候，清朝没有支援过一兵一卒，现在却要派兵入藏以加强清朝的统治，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无论张荫棠还是联豫的改革建议，只要付诸实施，都会伤及西藏僧俗贵族的既得利益。如果联豫的改革目标与赵尔丰在西康一样，那么中央政府的目标就是建省，而这就意味着刚形成不久的、以达赖为最高统治者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将会被打破。因此，川军入藏很快就遭到西藏各界的反对。

就在这1500名川军奉命进藏的同时，达赖也已回到拉萨。他接到西藏各界反对川军入藏的消息后，立刻致电各国驻华公使，希望列强能够干预。同时还下令噶厦在西藏区域内调集民兵，阻截川军。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有几重意义：第一，西藏地方试图以武力抵抗清朝派出的军队，与清朝刀兵相向，在西藏与清朝的关系史上，这是第一次。第二，达赖公然反对清廷的命令，这也是第一次。第三，这说明达赖所代表的西藏上层对清廷已经失去了信任，不再依赖中央政府提供的保护。第四，达赖开始利用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借列强的势力制衡清朝中央政府。第五，达赖完全意识到了，在列强面前，清朝早已衰落不堪，自顾尚且不暇，更谈不上支援西藏。

总结起来，这种对西方列强和对清朝中央政府态度的转变，意味着达赖不仅反对清朝中央政府加强在西藏的权力，而且要利用刚侵略过西藏的英国和其它列强来抵制清朝中央政府加强在藏权力的努力。此时的西藏，已经不再完全心悦诚服地附属于清朝了。

川军刚一进入拉萨，就与西藏当地发生了冲突，在拉萨城区沿街开枪，当场击毙一名巡警，还打死了济仲大喇嘛。川军还向布达拉宫开了枪。达赖身边的人纷纷劝他逃亡。于是，回到拉萨才四个月的达赖不得不再次出逃。不过，这一次他不是逃往他的信众所在的青海或蒙古，而是印度。清朝中央政府再次下令废黜达赖，并要求重新寻找转世灵童。消息传到蒙古、青海等地，引起喇嘛教信众的强烈震动。

到这时候，达赖对清朝和英国的态度截然反转，转而把英国这个原来的敌人看成庇护者。作为西藏的最高政教领袖，达赖的这种变化无疑会影响到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这种影响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负面影响，从此西藏完全陷入与中央政府的对立状态；另一种是正面影响，中央政府趁机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力。究竟产生哪种影响，其实主要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实力和政策。

不幸的是，在达赖逃亡印度的1910年3月，大清帝国已经风雨飘摇，只剩下最后的生命了。次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北洋政府取而代之。民国初造，袁世凯政府首先着眼的是南北统一等问题，对西藏根本无暇顾及。就在这时候，奉命入藏的川军也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发动了“革命”。川军先是推翻了清朝驻藏大臣联豫，随后又发生内讧，其中一方不得已之下，招引藏军以为援助。结果，藏军将所有川军都围困起来，最后川军不得不向藏军投降，交出武器后，才被允许返回内地。在此期间，达赖也从印度返回西藏，重新掌握了西藏的最高权力。

川军被困拉萨期间，川军统帅钟颖致电北洋政府，请求援救。四川督军尹昌衡和云南督军蔡锷电请北洋政府，要求出兵反击西藏地方军队。得到允许后，川滇联军发起反击，连战皆捷。川军中路到达察木多（即昌都），拟从这里直取拉萨。川滇两省督军电请中央，请求中央支持他们直取拉萨。但这时袁世凯政府首要的任务是得到列强的承认以便获取贷款。而达赖又致电英国望其向北洋政府施压，停止军事行动。果然，达赖这一招很奏效，袁世凯在英国的外交压力之下，被迫多次电令川滇联军停止军事行动。在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这次军事行动最终还是无疾而终。

民国成立后，达赖派代表到北京，并致信袁世凯政府，表示赞成五族共和。袁世凯政府也投桃报李，下令恢复了达赖名号。

逃亡印度期间，达赖与英印政府的接触是全方面的。印度当时在英国殖民者统治下，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让他大开眼界，对现代化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

在对待中央政府和英国的态度问题上，达赖有了很大变化。

对英国，达赖此时的态度颇为矛盾。一方面英国实力强大，不仅远远超过灭亡前的清朝，也超过辛亥革命之后到处都潜伏着危机的北洋政府；但同时，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非常残酷，达赖对此十分反感。而对中央政府，他则基本上失去了信任。他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威胁要超过英国；而英国有可能是他对抗中央政府的后盾。

清朝治理西藏政策的失误

清朝初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基本上实行“自治”政策，干预并不多。鸦片战争后面临国际局势的变化，清朝虽然做了一些调整，但未能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中央政府也没有在西藏承担更多的责任。尤其是在列强环伺的国际环境下，主权国家已经成为国际准则，清朝中央政府却没有主动承担起西藏的国防任务，而是交由西藏地方政府处理，而西藏发展水平极低，无法了解国际形势变化，没有自卫能力。这无疑是非常失策的。

更失策的则是，面对西藏反对英国侵略的呼声，中央政府不仅不支持，反而试图强制压服西藏接受中英之间出卖西藏利益的协定。英国发动对西藏的侵略战争后，清朝中央政府非但没有发挥保护藩属的作用，甚至试图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充当调停人。当西藏为抵抗侵略付出惨重代价，清朝又想借机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最终遭到西藏的抵制。英国却趁机从原来的侵略者变成了保护者。

宗藩关系是一个弹性比较大、解释空间也比较大的关系。当中央政府的实力足够强大时，这种关系就紧密，可能变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当中央力不能及的时候，这种关系就沦为虚文，主权实际上很难通过治权显示出来。中央实力衰弱，这种关系就会在各种压力之下变得越来越松散。清朝后期因无力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所以只能被迫牺牲地方利益以换取整体的平衡。但这种牺牲在地方看来，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从而也就可能产生对中央的离心力。

在一个进入了主权国家的时代，清帝国治理边疆所采用的传统宗藩关系范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并不是无解的。其实历史给过清朝中央政府多次机会，因自身的消极态度而使使西藏的离心倾向不断加强。清帝国的崩溃，给了重新界定西藏与中央关系的机会，而北洋政府面临的问题更多，面对西方殖民者更容易妥协。最终，在西姆拉会议上，西藏地方政府与英国殖民者相互勾结，串通一气，甚至采用胁迫的方式，迫使北洋政府代表签署了承认西藏“自治”、承诺西藏不建省的不平等协定。（待续）

（编辑： 王生升）

* 萧武，独立学人，《经略》网刊编委。

《嘤鸣-友声》是张劲夫同志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文集（中国财经出版社，2004年）。据他在序言中说，书名是取自《诗经·小雅》中的“伐木”诗：“伐木丁丁，鸟鸣嘤赢。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书中“嘤鸣”部分收入张劲夫本人的22篇文章（包括访谈），而“友声”部分则收入了他的“友人”撰写的17篇文章（这里“友人”应是广义的，他未必和每位作者都相识相熟）。

“嘤鸣”部分的文章信息量很大，可以说是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改革开放史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许多故事引人入胜。例如，大家一般都知道，王选院士因在取代了铅字排版的中文激光照排和计算机中文处理上的杰出贡献并获得2001年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74年8月王选的研究就已列入国家计委和电子部的重点课题，简称“748工程”。而在这项被张劲夫称为北宋毕昇“活字印刷”后的中国印刷术“第二次革命”的技术创新过程中，范慕韩（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又如，张劲夫回忆说，在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期间（1956-1966），钱学森一天晚上找到他的家，郑重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张劲夫告诉钱学森,入党需要两个介绍人，请他自己找。钱学森找的两位入党介绍人是杜润生和杨刚毅。现在的年轻人一般知道杜润生在1980年代农村体制改革中的突出贡献，但很少了解他在担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期间的工作。再如，在杨振宁的建议下，张劲夫写了“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江泽民总书记要求不仅要在《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也要同时播发。张劲夫还提到上海漕河泾一家小葡萄糖厂（属于中科院上海有机所）的工人出身的厂长把“氟油”研制成功，使得苏联专家撤走后的浓缩铀机器又能运转了。他力主给这位厂长连升三级，达到17级干部，因为当时县团级干部是17级，可以听到重要中央文件的传达。当时破格提拔这个工人出身的厂长还有阻力，但因有机所的党委书记边伯明坚决支持而最终成功。

除了这些生动的故事，我认为文集的“嘤鸣”部分最有理论价值，今天仍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张劲夫对担任国务委员时股份制和证劵市场初期发展的回忆；二是他对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回忆；三是他对给所谓两位“托派”平反的回忆。

1983年5月，张劲夫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1983年7月至1989年7月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和秘书长。他对股份制的关注起源于1983年国家经委开始的改变“大而全、小而全”格局，组建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集团的改革试验。他回忆说：“因为把单一企业变成多个所有者共有的企业，就需要进行核心层的资本联合，需要确认和确定资产所有权。科学的办法就是实行股份制：把资本划分为等额的股份，明确哪些股份归谁所有，这是对所有者的确认（定性）；同时明确有多少股，这是对所有权的确定（定量）。”关于股份制的性质，他特地请教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蒋一苇，“蒋一苇回答我说，股份制既不姓资也不姓社，而是姓中，它是一个中性事物，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说资本也是一种中性事物……，资产的价值形态就是资本，它可以属于公有，成为公有资本；也可以属于私有，成为私有资本，它本身并不注定必须属于谁所有。”张劲夫同意蒋一苇的观点，他提出将重庆作为全国的股份制改革试点，其中有4点原因：1.重庆是国务院认可的综合改革试点城市；2.蒋一苇不仅是中国社科院工经所所长，而且是重庆市社会科学院院长，这和他1944年就到重庆从事地下党工作有关；3.重庆市政府支持蒋一苇办了很有影响的刊物《改革》；4.重庆是内地的大都市，试点有成绩固然好，试的不好对外影响也不大。

1983年，张劲夫和蒋一苇一起去重庆搞股份制试验。“我和蒋一苇及工经所的同志乘火车去重庆试点。一路上讨论得很热烈，大家对职工持股意见较一致，对‘企业股’争论最大，蒋一苇认为这是新的探索，是一种劳动共有股份制。社会主义企业实行股份制可以有自己的特性，但多数同志不同意。我当时的态度是，在不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内可以试点，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按国际惯例不搞企业股。”

从张劲夫在1993年发表的悼念蒋一苇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一苇还提出过企业集体股的主张，来源于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大集体企业历年积累起来的；二是国有企业用改革以来自留资金积累起来的，其产权归全体职工，是法人股，这种股只投入，成为企业自我积累的一个来源，而不把红利分给职工。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理论上涉及到公有制的多种形式……顺便说一点我对大集体的体会。1975 年我到苏南去调查，这里由地方集资投资搞了不少‘大集体’，又叫‘小全民’，在当时情况下它区别于‘地方国营企业’，主要是自负盈亏。具体有三条不同：一是利润按集体企业上缴所得税，平均在 50 %，余下一半归企业；二是用工指标由所在地的市县批，不要跑北京了；三是能源原材料供应及产品销售由企业负责，逼着企业去找市场。……有了这三种不同，企业在压力下变成了动力，迸发出活力，生机盎然，在当时全国经济处于崩溃边沿的大地上，出现了这样一些绿洲，令我十分惊异，在思想上有很大触动。集体是有两种的，一是原来意义上的入股分红的合作社，被称为‘小集体’；一是地方集资投资的‘大集体’。而后者书本上是没有的。怀疑原来的框框，公有制不只是两种，而是多种的；全民是高级的，集体是初级的，觉得不对。一苇从理论上作了论述，认为公有制,既有大公有，也有中公有，也有小公有。有些大企业要采取既有大公有,又要有中公有、小公有，他称之为共有公有制。他的这一创见，可能是一家之言，值得探讨，但我对他的勇气是很敬佩的。”

我认为，张劲夫和蒋一苇在1983年到1993年这十年间许可在不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中试验“企业股”，给中国的《公司法》带来了有益的经验和遗产。美国斯坦福大学公司法教授西蒙(William Simon)注意到，中国公司法要求在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方可不再提取，而德国公司的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10%以上的即可不再提取。西方的公司法中的“法定公积金”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设定，而中国的法定公积金则是为企业自身发展而设。这可能正是“企业股”的一种精神体现。

文集“嘤鸣”部分最有理论价值的第二部分内容，是张劲夫关于安徽省在全国率先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回忆。1979年12月张劲夫任安徽省省长，1980年3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回忆到，赵紫阳到国务院任总理后，姚依林和他一起问过赵对包产到户的看法。赵紫阳说，对“两靠一无”的生产队（即“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和集体无财产”），放手让他们搞包产到户，但对生产条件和集体经济较好的队，一定要慎重。万里在离开安徽到北京任副总理前，也跟张劲夫说，“包产到户不是方向，我们不提倡，也不反对，有些地方可以同意搞”。因此，张劲夫在安徽一开始只鼓励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如他家乡肥东县的古城和八斗岭，但对于巢湖边的较发达地区则鼓励他们搞其他形式的责任制。后来，他了解到巢湖边较发达地区也搞了包产到户后，就要求尊重群众意愿，不要纠正。1980年上半年安徽农村包产到户达24%，1981年三月达70%。当他1982年回京任国务委员时，安徽包产到户已经全面铺开了。张劲夫说，“包产到户后，我最担心的是集体财产的保护问题。虽然一再打招呼，要求各地注意保护和发挥集体资产的作用，但是损失还是不小。”他具体说，淮北的井灌面积由30.6万公顷衰减到7.8万公顷，下降了74.5%；1980年，合肥市供销社1-11月收购牛皮6475张，比上年同期增长70%，这是因为包产到户后，牛在“各家吃派饭”，无专人喂养，造成一部分耕牛非正常死亡。还有森林保护问题。张劲夫鼓励颖上县小张庄“分地不分树”，多年后小张庄被联合国评为“全球生态500佳”。

从今日视角来看，张劲夫在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注重保护集体资产和发挥集体合作经济的优越性，是十分正确的。我国改革以来的农村体制十分契合俄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恰亚诺夫(Alexander Chayanov)的“差异化最优”(differential optima)理论。所谓“差异化最优”，就是强调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垂直链条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最优规模”，不是越大越好，不同的生产和经营环节有不同的“最优规模”。例如，鸡蛋的最优生产规模可能就是“家庭”，但饲料的最优生产规模可能是机械化的合作工厂，而这样生产出来的饲料又可供家庭生产所用，最终产品在供销合作社网络上销售。

文集“嘤鸣”部分最有理论价值的第三个内容，即他给所谓“托派”平反的故事。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第四支队改编为第二师第四旅，安徽潜山县的革命青年领袖查化群（此时改名“华春”）任作战参谋，相当于团级干部。他在1939年根据党的指示，带领一个几十人的“工作团”从大别山撤到新四军地区。第四旅政委王某看中其下属一个女青年田井，要求与之结婚。田井征求她的朋友张伟的意见后，按照自己的意愿拒接了王某。不料王某却认为是华春从中作梗（因为张伟是华春的女朋友），就编造材料说华春是“托派”，送到第二师师部。张劲夫回忆说，“第二师主要领导人没有经过集体讨论，就批准师锄奸部执法队把华春抓了起来。当时师政治部主任到延安学习去了，我是副主任，这事竟没有让我知道。本来，我们部队也是有规定的，抓人，关起来，应该进行审讯，最后才能处理。但华春关起来后，一位法官带执法队去对华春说要对他审讯，结果未经审讯在路上就把他枪毙了。”此事40年来一直缠绕在张劲夫脑海中。1980年，张劲夫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他找到已经是省军区副政委的当年新四军二师锄奸部副部长杨家宝问：当年处理华春有无证据？杨家宝当即表示“一点证据没有”。张劲夫说，“杨家宝是一个好同志，是红军干部，立即很认真地把当时抓华春的、看押华春的人找到一起，进行调查，大家都写了证明材料”，最终省纪委，省委讨论，给华春正式平反。接着，张劲夫开始寻找华春死后被逐出新四军的女青年张伟和田井。结果发现张伟在安徽金寨县讨饭，张劲夫让县政协给她安排一个工作，得以养老。而当年拒绝王政委的田井去了加拿大，当她听说华春平反消息后，特地赶回国内和张劲夫见了面。

在革命的历史大潮中，很多人失去了对个人命运的敏感和关注，但张劲夫却没有，这正是他难能可贵之处。

张劲夫晚年文集的“友声”部分，还收录了五篇关于顾准的评论文章。这使我想起《顾准文集》中有张劲夫“关于顾准同志的一件重要史实”一文，主要说明孙冶方回忆说他关于“社会主义也要运用价值规律”（即市场）的文章是受顾准谈话启发。另外，张劲夫还收入了杜润生的三篇文章，我觉得这和他与杜润生在中国科学院10年共事的友情密切相关，当时杜是中科院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友声”部分还收入原中央党校理论部主任吴江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究竟何意的探讨，以及“公有制”是否是“共有制”的误译的争论文章。从这些收录文章中，能感受到张劲夫追求真理到生命最后一分钟的拳拳之心。

最后，让我引用张劲夫喜欢的辛弃疾的诗句结束本文：“观书老眼明如镜，论事惊人胆满躯。万里云霄送君去，不妨风雨破吾庐。”

[1] 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们信仰共产主义，就要澄清对共产主义的种种思想歪曲，廓清思想迷雾，始终清醒坚定地砥砺前行。共产主义思想在诞生之初就被旧社会势力的代表斥为“幽灵”，160多年来它所遭受的种种非议和责难从来不曾间断，对此，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用理论和实践作出回应、进行捍卫。多年来以及当前比较盛行的对共产主义的思想歪曲：

一是“共产主义空想论”，认为共产主义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其症结在于不懂得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能看到人类“向上”、“向善”的无穷潜力。50年前，谁能想象到今天高度发达的互联网社会的样子?谁能想象到今天党和政府造福中国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固然需要十分漫长的奋斗过程，但如果人们一开始就没有信心和勇气选择出发，人类的子子孙孙就永远无法实现美好的社会理想。

二是“共产主义遥远论”，认为共产主义是十分遥远的未来的事，与现在没有关系。

共产主义既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运动，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原则。只有在现实行动中一天天地“积跬步”，才能在未来的理想实现上“至千里”。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公有制为主体、追求共同富裕等原则在现实中的推行、逐步提升，每前进一步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人民福利，都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实际成果。

三是“共产主义失败论”，认为“苏东剧变”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光不再”，西方国家长期保持优势表明资本主义更胜一筹。

任何新生事物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社会上升运动过程中出现旧制度“回潮”、“复辟”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现象，但这不能改变社会前进的总趋势。况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风景这边独好”，用实践生动地证明了共产主义理想、原则的旺盛生命力。西方国家仍然保持优势，有率先实行产业革命、走上工业化的历史原因，有他们把持国际霸权、国际规则长期不平等的现实原因，这些“优势”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近年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等也表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演变结果的分析没有过时，《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两个必然”的结论仍然适用。

四是“共产主义斗争论”，认为共产主义“热衷阶级斗争”，“太折腾”。

马克思主义确实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同时也在更深层意义上提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中国推翻“三座大山”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历史功勋举世公认。建国以后，开展建设、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成为根本任务。今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早已经被抛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旋律是搞改革、抓发展、惠民生、促和谐。

五是“共产主义左倾论”，认为把共产主义当作目标是“左”。

邓小平确实说过，“如果把共产主义当作现阶段的目标，那就是‘左’”。有人以此反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殊不知邓小平还说过：“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理想信念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把共产主义当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确实是“左”，但当作长远奋斗的最高目标就是“明灯”，如果失去这样的最高目标，就会迷失方向、走上“右”的邪路。

六是“共产主义劫富论”，认为提共产主义理想将导致“共富人的产”、“逼企业家跑路”。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过去“打土豪，分田地”，是解放人民、解放生产力的需要。建国以后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了，如果急于“共产”、“共富”，只能导致共同贫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实行的“共产风”带来严重后果，已经被历史抛弃。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实行的是“让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方针政策。这样的分配政策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有利于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被实践证明是利于国强、利于民富的好政策。包括企业家在内，我国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受到我国现行《宪法》和《物权法》等法律的严格保护，这是毋庸置疑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凡此种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歪曲，终将被不断发展的事实一再打破。“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能够坚定“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志向，擦亮眼睛、清醒头脑，在奋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砥砺前行。

(来源：共青团中央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