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尔均将军在他的新著《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一书中，提到了两句话，勾起我对一段往事的回忆。

1976年4月初的一天晚上，在财政部国际局（即今天的中国银行）工作的我的南开大学同学宋平分、王丽丽打来电话，说她们团支部要去天安门广场为周总理敬献花圈，让我帮她们想几句话，写在上面。

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声

当时我在一机部农业机械研究所工作，虽然远在郊外，但是经常会进城查资料。两位同学给我来电话之前，我刚借进城查资料的机会，去过天安门广场。时值清明，人们借着这个悼亡扫墓的日子，再次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缅怀总理。环绕纪念碑，放置了人们敬献的无数花圈，纪念碑上还贴出无数悼念诗文，寄托对1月8日去世的周恩来总理的哀思，表达对压制人民怀念总理、违背人民群众意愿搞“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和愤怒。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股压制人民意愿的势力叫“四人帮”。

1976年的1月特别压抑。1月8日，我们听到了最不愿意听到的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全家人都哭了。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痛哭失声！第二天到了办公室，同事们也都是泪眼相望。然而种种对群众悼念周总理活动的禁令，让人们既悲且愤。这时，我们听说了北京群众自发去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父亲也在一个晚上和我们一起去了广场。看到白色的花圈和人们拴在树篱上的白花把纪念碑周围变成了一个壮观的银色世界，看到冒着呼啸的寒风默默悼念总理的人山人海，其中甚至有不少家长带着刚刚学步的孩子，我感到无比震撼。我听到父亲感慨地低声说了一句：我放心了！

在悲愤中，我写了一首题为《痛悼周总理》的诗。此刻两位同学在电话那头跟我索句，我就把诗中的四句话念给她们听：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总理和人民同甘苦，

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她们一听，说好，我们就用这四句话。

第二天晚上，她俩又打来电话，说她们把这四句话写在了她们团支部献给总理的花圈上，花圈放在人民纪念碑向南的碑座上，立刻就吸引了很多人，已经有人把这四句话谱了曲在现场教唱。

1976年的4月4日是周日，我再次到天安门广场看花圈、看诗文，也看看我贡献了那四句话的花圈。因为是休息日，广场人非常多，纪念碑从底座到碑身环绕着层层花圈，还有工厂、单位的人们不断抬着花圈往广场而来。纪念碑已经无处安放花圈，人们就把花圈一排排放在广场上，有些小花圈拴在灯柱上。同1月间悲伤压抑的气氛不同，这一次人们更多的是愤怒，很多挽联、挽诗、挽文的矛头明确指向群众最不满意的那种反总理的势力，也就是“四人帮”。

1976年清明，首都和各地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演变为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抗议，被称为“四五”运动。在“四人帮”把持的宣传机器将这场运动打成“反革命事变”并加以镇压之后，宋平分、王丽丽也受到追查，让她们交代这四句话的作者是谁，有没有“后台”。她们顶着巨大的压力，保护了我。在最难过的时候，当时主持财政部工作的张劲夫同志说了公道话：这首诗就是悼念总理的，不是什么反革命，不要查了！我虽从未见过张劲夫，但是深深感到他对总理的感情和勇于担当的气魄。

粉碎“四人帮”之后，“四五”运动得到平反，天安门诗抄正式出版，这几句话和当时天安门的许多诗文一样，得见天日。宋平分、王丽丽她们作为诗“作者”也应邀参加了不少有关活动。直到她们的一位同事向她们询问这件事，她们才如实相告。那位同事就此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战地”副刊上，我和这四句话的关系也第一次公之于众。其实，这时我觉得谁是原作者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周总理是“人民的总理”已经是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声。

周尔钧将军在书中引用的两句话是：“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这和我那四句话的次序不一样。他认为，有了总理爱人民，才有人民爱总理。这不无道理。但是我写“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也是有原因的。一是全诗基本上是押人辰韵，这里第二句以“爱”结尾就押不上韵脚了。二来我原诗前边的部分写了总理的雄才大略，丰功伟绩，写到这四句时，先讲“人民的总理人民爱”已是水到渠成。三是人民爱总理，总理爱人民，人民和总理永远是互动而平等的。

无论如何，周总理是人民的总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我自己就是从切身经历中，对周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体会越来越深。小时候不懂事，我觉得总理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一个，并不了解周总理对国家对人民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及至“文化大革命”动乱年代，亲眼目睹周总理是怎样苦口婆心地做各地不同派别群众组织的工作，让他们停止派性争斗，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前提下团结起来；他力挽狂澜保护陈毅老总等一大批老干部和民主人士；与此同时，他还亲自领导安排当时国内的工农业生产，并在国际交往中纵横捭阖，不断有所建树和突破。我曾亲耳听到参加过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支前工作的荒友讲，1969年3月15日战斗打响前，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关心问候在前线爬冰卧雪的解放军战士，极大地鼓舞了部队指战员的斗志。在大港油田实习时，我也听到石油工人讲到周总理对刚刚起步的海上石油钻探的关心和对石油工人的关怀。那时我的感觉就是，当时中国的7亿人，每个人似乎都在周总理的心上。

把国家和人民挂在心中的好总理

周尔钧将军在书中提到，周总理是中共领导人中最善于交朋友也是朋友最多的一位。我觉得，恐怕在全世界古往今来的国家领导人中，大概也没有谁有周总理那样多的朋友。他的朋友，不仅有党内外国内外的政界军界商界领导和精英，更有大量的普通工人农民和各行各业的人士。而且周总理的众多朋友，完全不是点头之交、泛泛之交，而是真正可以说得上“知交”的朋友。尽管这里面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外国政要，他们可能与总理政见不同、信仰不同，却并不妨碍他们由衷地敬佩总理，并由此尊重他所代表的那个国家和人民。

这样把人民挂在心中的总理，人民怎能不与他心连心？而这种对人民的牵挂，创造了很多世界奇迹。

其中的一件事，就是中国癌症分布的调查。早在1958年，周总理就亲自调将，让李克农的女儿李冰挂帅，成立了北京肿瘤医院，并且派她带队前往河南林县（今林州），调查当地很严重的食管癌情况。由此开启了中国癌症分布调查。1969年，在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正式成立，李冰担任主任。1973年，全国肿瘤防治办公室第一次启动了全国范围以恶性肿瘤为重点的居民死因调查回顾，几十万基层卫生人员和“赤脚医生”参与调查。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中国第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在周总理去世后的1979年出版，在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都是第一。

周总理领导创造的另一个世界奇迹就是对地震预测的研究工作。1996年，我们为美国《科学》杂志做了中国地震预报的报道。美国的编辑非常奇怪，中国是怎么搞起地震预报研究的。我们的记者李慧采访了十多位中国地震预报方面的专家，他们无一例外地提到1966年邢台地震后，周总理去灾区视察慰问时的一个插曲。我们的报道以此为开头，刊登在1996年9月13日的《科学》杂志上：

按照流行的说法，一切都是从一位老农提出的一个朴素的要求开始的，他的生活刚刚被1966年3月发生在中国河北省邢台的地震搅得昏天黑地，那次地震使8064人丧生，是新中国成立17年来第一次发生大规模灾难性地震，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极大关注。“我们很感激政府为我们度过灾难所做的一切”，据说这位老农这样对亲自前来指挥救灾工作并慰问灾民的周恩来总理说道。“但是下次地震来之前，政府能不能先给我们打个招呼？”他的请求也带有政治的意味：很多中国人把地震视为国内不安定的不祥之兆，指望政府确保政治结构安然不动。

回到北京，周总理召集了一批中国顶尖的地球科学家，要求他们帮助避免这类灾难。1971年，创建了国家地震局，主持一项刚刚开始的全国性计划。不到5年，国家地震局回应了那位老农的要求，发布了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短临地震预报：在一次7.3级的地震于1975年2月4日袭击中国东北的辽宁海城前13小时，就发出了警报。

中国的地震预报计划由此应运而生，尽管其成功的定义难以捉摸而且很有节制，它仍是世界上有所争议的最有成效的计划。

   这就是我们人民的总理。一位农民看似很不“科学”的一个请求，启动了共和国总理亲自部署了一项世界级的科学研究计划！这样的总理，人民怎能不发自内心地热爱？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这是无数感人的事实化出来的，也成为人民与公仆关系的一面镜子。

（编辑  季节）

破例传话

“不准传话、递材料”也是重要的“周家家规”

人们说周家有“十条家规”，这是按照七伯、七妈对亲属的要求由他人归纳的。其实，他俩对亲属的要求还有许多，比如：“不准为别人传话，递材料。”

七伯又说：“对运动中涉及的地下党员，以及解放前曾给我党有过帮助的人，要特别慎重，认真甄别，不要轻易扣上‘叛徒’‘特务’的帽子。”说到这里，我已经意识到七伯的这番话不同寻常，最让我吃惊的是七伯说：“这样吧，你把我上面说的话转达给卢南樵同志，就说这是我周恩来的意见！”

从来不准亲属递信、转话的七伯，竟然让我转达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指示，七伯的态度十分严肃，讲话铿锵有力，我顿有所悟，明白了七伯的所思所想，有了一种接受神圣使命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我回到重庆后马上给党委书记、政委卢南樵作了详细汇报。南樵同志立即召开党委会，传达学习周总理的指示。党委会做出了一致决议，坚决贯彻落实总理指示，对已经查出的问题逐一甄别，原定的问题性质，该下降的下降，该取消的取消，原拟的刑事和纪律处分方案也都仔细推敲，慎重排除和修订，从而及时纠正了偏差，避免了肃反扩大化。我们是个有着数万人的大单位，经过这次大幅度的调整改动，很多人得以避免遭受沉重的政治打击，家人免受株连。他们至今也并不知道，这是周总理亲自关心和干预的结果。

事后我曾想过，当时按照中央分工，总理已经不再分管军队的事情，对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如果按组织系统转达，再层层研究、逐级落实，要费不少周折。而且，有些人和事一旦作了处理，再纠正就困难了。所以，伯伯从保护人的政治生命的最高原则出发，果断地打破了不让亲属传话的惯例，采取了最简单直接也最有效的方法。这是他心中始终装着人民，尽其所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干部和群众的又一生动例证。可以说，他是用“大原则”管“小原则”，用“大道理”管“小道理”。

再往深里想，七伯这次专门听我汇报“渝办”的肃反情况，是事先慎重考虑的，他想通过直接了解基层单位运动情况，用以佐证对肃反扩大化的忧虑。今天看得清楚，当年的肃反运动是必需的，但也确实存在扩大化的问题。从我们单位的情况看，有些纯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有些只是三青团一般团员被定为“重大政治历史问题”。

从全国范围来看，“潘汉年案件”就是给七伯心中留下重大阴影的一个典型，也是七伯这次听我汇报的一个重要诱因。

潘汉年是个传奇人物。1931年，他在七伯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是七伯在情报工作中的重要助手。在江西苏区，他在恩来伯伯的领导下，参与了和十九路军、粤军的谈判，成为红军的“外交部长”。后来又协同七伯参与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他和夫人董慧一起，在敌人的龙潭虎穴中出生入死，纵横捭阖，获得了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无法得到的重大情报，业绩辉煌，功勋卓著。1955年肃反中，潘汉年却因当年被党派遣做敌伪特务李士群工作时，临时被李士群带去见过汪精卫一面这件事，遭到审查，突然被逮捕，背负了“国民党特务”“日伪汉奸”“台湾间谍”三重罪名。最终被判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于1977年病死在湖南茶陵县劳改茶场。

在潘汉年事件发生后，七伯指示李克农，组成由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秘书许明和公安部十二局局长狄飞的三人审查小组，仔细查阅解放前潘汉年有关档案，写出了一份实事求是的报告。

罗青长叔叔后来对我说，在潘汉年被捕二十多天之后，他们写出了调查报告。这份由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上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报告中，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第一，中央有过指示，一再要求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第二，潘汉年所接触和利用的敌方人员，都有过正式报告；第三，潘汉年为我党提供了若干重要情报，为中央决策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是南下还是北上和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第四，我党的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第五，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在当时仍然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而这些作用，毛主席、周总理都是知道的。得出的结论是：潘汉年虽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反映的事实，请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潘汉年问题。可惜的是，这份报告未能对改变潘汉年夫妇的命运起到作用。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正式被批准逮捕。半年后的同一天，有了七伯同我的这次谈话，从中也可以看出潘汉年事件对伯伯触动之深。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确认这是建国后的第一起“反革命”大冤案。

遗憾的是，七伯没有看到这一天。实际上七伯在潘汉年一案上的愧疚一直延续到他临终前夕。

七伯当年让我传达的这几句话：“人的政治生命是第一位的”，强调“保护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党的最高原则”，特别是“就说这是我周恩来的意见！”字字句句都胸有成竹、意有所指。这就是七伯终其一生做人的最高准则！

循循善诱

伯伯的期许和警示

“恋爱婚姻是大事，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也是一辈子的事，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是七伯在最初与在军见面时对她的嘱咐，过了不久，对我提出了同样的要求。重温当年他的上述教诲，既是对我俩结为终身伴侣的期许和勉励，又是给予关切的叮咛和警示，用心良苦，蕴有深意。他和七妈始终关注着我俩的情况，在关键时刻亲自过问，指点迷津，使我和在军得以顺利跨越人生道路上的险滩暗礁，携手走进神圣的婚姻殿堂。

1955年10月，我在入党后，政治上动力倍增，组织上也很器重。在军由于表演才能出众，被东海舰队政治部相中，成了舰队文工团的业务骨干。我们两人一个在重庆，一个在上海，两三年不能见面，只能靠“两地书”传递情感。我给在军提出要求，希望我俩尽快成婚。

对在军来说，也有她的难处。她是东海舰队文工团的重要演员，处在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领导上正在培养她。

在这种情况下，我俩商量来商量去，各说各的道理，对成婚的事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一赌气，有一段时间干脆中断了联系，两人的关系定格在了破裂的边缘。

七伯、七妈始终在关注着我和在军的感情进展。1957年2月8日，七伯同贺龙副总理率团访问亚欧十一国后，在重庆总结工作、稍事休息。他让卫士长成元功通知我去见他。七伯推心置腹地同我进行了一次关系到我一生的重要谈话。他先问我和在军近来的情况，我把我俩发生矛盾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七伯耐心地听完后说：“你俩的情况我已经听说了。恋爱婚姻是一辈子的事，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嘛！我看你俩是合适的一对，能在一起生活固然好，暂时分开也无妨，还是要服从工作需要。大革命时期我和你七妈不但长期不在一起，不通音信，常常连谁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活着都不知道呢！”

七伯接着批评我不支持在军的工作，说：“在军热爱自己事业，不愿意放弃文艺工作，这是一种自强的表现。如果硬是要求她把自己的事业服从婚姻，这才是本末倒置，是为难对方。当然，如果有妥善的办法能兼顾这两方面，你倒不妨试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依靠组织。”谈话结束时，七伯再次强调了一句：“尔均，你要记得，‘自强’和‘互信’是恋爱和婚姻的基础。”

七伯的指示，有如一把打开我俩婚姻之锁的金钥匙，使我杂念尽除，茅塞顿开。我醒悟到，解决我俩矛盾的症结，在于摆正事业和婚姻的位置：不是让事业服从婚姻，而是婚姻要服从事业，在这个前提下互商互谅，寻找妥善的解决方案。

从“瑞珏之死”谈自强自立

第二天晚上，重庆市委举办舞会招待七伯和代表团一行，七伯让我陪他参加。重庆话剧团有一位扮演话剧《家》中瑞珏的女演员，向七伯请教怎样演好瑞珏这个角色。在轻松的交谈中，七伯回答了她的提问。七伯说，巴金的《家》他读过几遍，曹禺改编的剧也看过不止一次。曹禺把巴金原创的《家》，演绎成一部在完美面纱下掩盖的辛酸悲剧，深刻揭露封建制度的黑暗，这是他改编的匠心所在、成功之处。七伯十分热爱戏剧，他年轻时还演过话剧。他在短短交谈中，对《家》中人物的诠释丝丝入扣，鞭辟入里。

巴金先生的《家》我读过，曹禺先生改编的话剧《家》我也看过，后来又重温了不止一遍。在巴金、曹禺两位大师病重时，我和在军曾前往探望，他俩深情地向我们回忆七伯对文艺界和他们的深切关怀。已报病危的巴老看着七伯照片，吃力地一字一句说：“很有精神，总理的形象常常浮现在我眼前！”曹禺先生哽咽着诉说他难忘的心情：“总理在文艺界有很多朋友。他很爱文艺界，我们大家也很爱他。”在场的吴祖光先生也补充了一件事：“总理说，我写的《风雪夜归人》，他看了七遍。”

巴金、曹禺把一生献给了文艺事业，为人们留下了世代相传的不朽之作。在军作为一个文艺青年，追随他们的脚步，为新时代的文艺事业和自己的艺术人生而奋斗。

就在这一年，七伯因公到上海见到在军，向她仔细地询问并加以教导，特别叮嘱她：“尔均的工作很忙，他不了解你的工作性质，你要多体谅他，遇到问题和困难，要多和他沟通，互相间要尊重对方的想法。”

在七伯的关心体贴和谆谆教诲下，我俩很快就恢复通信，冰释前嫌。1958年春节，我与在军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在军转业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担任文艺导演，在几十年的电视导演岗位上取得突出成绩。她是第一批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艺术家，第一批获得“中国电视艺术终身成就奖”并是获奖者中唯一的综艺导演，是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广场晚会、综艺节目的首创者，并被全国妇联授予“感动中国的母亲”、北京市授予“首都最美家庭标兵户”的光荣称号。我俩的一世姻缘，互相促进，成就了各自事业上的发展。

2008年，我和在军金婚，恰逢中央电视台建台50周年和第七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我俩被邀请与会。在向全国直播的隆重开幕仪式上，中央电视台赠给我俩一份特殊的金婚礼物——巨大的蛋糕，并在会上致辞：“各行各业都有佼佼者，但最值得骄傲和尊敬的是其开拓者。邓导是我们电视艺术行业名副其实的开拓者杰出代表。”在上万名观众的热情欢呼和掌声中，我同在军手把手地切开珍贵蛋糕的画面展现在全国观众眼前。不仅见证了我俩美满的婚姻，同时也是在军以自己在事业上的努力奋斗和取得的成就，对七伯、七妈生前期望的汇报。

“红楼”记事

1957年春节后，七伯和贺龙副总理率代表团出访亚欧十一国归来，在重庆“红楼”招待所住了四天。七伯抵渝的当天提出要见我，单位领导特意安排我（我当时担任“渝办”党委秘书）负责接待事宜。这使我能有机会在这种公众场合里领略七伯的待人处事之道，聆听他的亲切教导。

伯伯与贺龙

七伯一生十分看重友情，广交天下朋友。可以说，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他是朋友最多的人。在他看来，“有友为励，益奋吾志”，是人生一大快事。七伯也善交朋友，而他交友的“秘诀”只有一个已公开的秘密：待人以诚。

七伯和贺老总就是一对最亲密的战友、最知心的朋友，心心相通，至死不渝。这次我见到七伯，他没让我坐下，嘱咐我先去看望贺老总：七伯最注重礼节、注意小事，他让我先去看贺帅，显然是对贺老总的一份尊敬。

贺老总起身热情地同我握手，招呼我同他一起坐在沙发上。他说：“总理对什么事都想得那么周到。”接着，贺老总深情地说：“周总理是我最尊敬的领导。从南昌起义到现在，我在你伯伯的领导下共事几十年了，从他身上学到的很多。这次陪他出访又有不少新的体会。”在短暂交谈中，他对七伯赞誉有加，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贺老总同我谈话是在卧室外的客厅里，他住的是个大套间。我刚才见七伯住的是面积很小的普通的房间。我问成元功，七伯的卧室为什么这样安排。成元功说：“你七伯看到‘红楼’只有一个大套间，便交代我说，‘贺老总年纪大，身体不很好，套房留给他住，我同大家一样住单间’。”七伯一向以关心他人为重，更不要说对贺老总这样的挚友。

七伯抵达重庆后的第一天晚间，“渝办”党委在“红楼”设宴为代表团接风，按照七伯节俭、从简的原则，宴会在小餐厅举行，只摆了两桌。宴会结束后，七伯和贺老总一起看望“红楼”招待所的后厨。主厨和餐饮主管都是从国民党军队总部留用的，曾经专为蒋介石和宋美龄服务。七伯笑着说：“难怪今晚的菜这样有味道，当年我在重庆可能还品尝过你们的手艺呢。”说完还亲切地同他俩握了手。餐饮主管老孟师傅对我说：“我为蒋先生服务多年，见的高官贵人多了，一个个盛气凌人，摆大官的架子。哪有像周总理这样的大人物热情平等地对待我们。共产党就是不一样！”

1983年至1984年间，我在总参谋部办公厅任处长，贺老总的儿子贺鹏飞在总参装备部任处长，我俩很谈得来，工间休息时常常相约到楼下散步。他对我说：“父母这一生最尊敬的人是周伯伯，总是在我们子女面前谈起他。‘文革’中周伯伯想尽办法保护我父亲，甚至冒着极大风险把父母和我一起接到西花厅避难。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保住。林彪垮台后，周伯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找我母亲。我们全家都理解他，他是我们一家的恩人！”

我俩还共同回忆了七伯参加贺老总骨灰安放仪式的情景。对于七伯在贺老总遗像和骨灰前深深鞠七个躬的含义，曾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我说：以我对七伯的了解，他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事先都是思虑周详，我有个设想，不知对不对：七伯第一次和众人一起的三鞠躬，是与大家共同悼念贺老总，向他告别和致敬。第二次三鞠躬，是表达他最终没能保护住贺老总的万般无奈和深深歉疚的心情。第三次单独鞠一个躬，是告诉贺老总，他已病入膏肓，不久将与他的亲密战友相逢于马克思灵前，正如七伯在最后一次接见外宾时所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

鹏飞说，我的解释对他很有启发。

张学良的副官处长哭了

“红楼”宴请的当晚，七伯在致辞祝酒之后，特地来到第二桌，逐一向在座同志碰杯问好。我身旁是“渝办”副主任王政。当七伯走向王政时，他站起来哽咽着叫了声“总理！”接着痛哭了起来，把大家都惊住了。七伯仔细地端详了王政一会儿说：“我想起你了，是王政吧！西安事变时的老相识了。”王政继续哽咽着说：“总理啊！那时往返西安，都是我开车接送你啊！”

那天晚上是正式宴请，“渝办”领导和我都穿着军装，佩戴肩章，王政则是一身便装。总理何等英明，一下子就明白过来，其中定有隐情，他轻声对王政说，“你的事我明白了，好好工作，保重身体”。随即一饮而尽。王政见七伯对他那样亲近，由悲转喜，也一口干了杯中酒。七伯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接着同下一位同志碰杯。

宴会快结束前，七伯招呼他身旁的“渝办”政委卢南樵起身，和他简要地交谈了王政的情况。南樵政委汇报说：“王政是由总部任命的，现任办事处副主任，排序在前，但总部至今没有为他授衔。我们催问了几次，总部回答说西安事变时他是地下党员，但还有些历史问题需要调查弄清。”七伯生气地说：“还调查什么？我就是证人！当年确实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在西安和陕北之间开车接送我和张学良。他还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张学良，没有王政这些好同志，能有今天这个局面吗？你把我的意思报告总后、总政，要尽快解决王政的授衔问题。”

七伯和卢南樵同志素不相识，也没有上下级工作关系，却曾为肃反运动和王政授衔问题两次向他下达指示。这两件事，都直接关系着人的政治生命，也就是属于人民的根本利益，七伯一旦得知，就会毫不犹豫地亲自干预。

过了不久，军委、总政下达命令，授予王政大校军衔。他曾任张学良副官处长，是个管理型人才，后来被调到北京，先后被任命为总后勤部管理局局长和总参谋部管理局局长。

七伯与张学良的友谊是在西安事变中建立的。1936年，张学良担任“剿总”副总司令，驻兵西安。4月9日，他应中共领导邀请，秘密赶赴肤施与七伯会晤。这次见面后，七伯兴奋地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

张学良也对这次会面非常满意，他说：“比我想象中好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西安事变是改变中国命运走向的一件大事。事变发生后，七伯应张学良邀请飞抵西安，两人朝夕相处了八天，商量和平解决事件的善后事宜。此后，他们便再未见过面，但相知相通的深厚情谊却绵延了数十年。

在七伯心里，张学良可以说是知音、挚友，更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七伯不放弃任何机会，千方百计地营救。张学良被裹挟到台湾后，七伯曾设法托人带了封亲笔信给张学良，写了十六个字：“为国珍重，修身养性，前途有望，后会有期。”这封密信飞越海峡，最后藏在糖果盒底层才安全到达张学良手里，少帅见了不禁潸然泪下。

恩来伯伯去世后，张学良万分悲痛，眼含泪水对赵四小姐说：“中国失去了一位传颂千古的伟人，我失去了一位终生难忘的故友。”他对帮助整理《张学良口述历史》文稿的学者张之宇女士说：“我曾想在有生之年再见周先生一面，可是没有实现。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同样，恩来伯伯一直牵挂着张学良这位老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七伯突然提出要见罗青长，用微弱的声音嘱咐他，“不要忘记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话刚说完就昏过去了。青长叔叔告诉我和在军：这两位姓张的朋友，第一位就是张学良，第二位是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时，国民党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宪兵司令张镇。

为纪念恩来伯伯诞辰一百周年，我们在摄制《百年恩来》电视片时，原计划去夏威夷采访张学良先生，因赵四小姐病重未果。但少帅让人带回了他的讲话录像：“周恩来是我认识的共产党最伟大的人物”，“中国我只佩服几个人，周恩来是第一个！”

恩来伯伯真诚待友，已成众口之碑。回顾七伯的一生，波澜壮阔，异彩纷呈，或纵横于战争的刀光剑影，或投身于政治的激流漩涡。一般来讲，有过类似他这样经历的人，大多都会被时光磨砺得格外严峻冷漠，甚至可能会变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然而，恩来伯伯却如狂风巨浪中的一座坚固的礁石，始终保持着他的本心。

巴金先生有言：“友情这个美好的字眼仿佛一枝神奇的画笔，多少动人的画面由它产生。”看到了七伯对贺龙、张学良、王政和对所有人的挚爱情谊。我也更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天安门诗抄》中的“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这句普通的词语，能使无数人感动和竞相传抄。

（编辑  季节）

关键词：数字经济 高质量发展

随着新科技迭代的不断爆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使得我国经济向数字化方向融合，以数字信息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不断展开，数字科技作为新引擎，推动我国乃至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据中国信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年）》相关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39.2万亿元，较上年增加3.3万亿，占GDP的38.6%，较上年提升2.4个百分点。[1] 从数据看，数字经济的增长规模与国民生产总值同向边际递增性增长，数字经济将很快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化转型、数字信息要素的有机整合，为服务实体经济开道，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架桥。

数字化转型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

2020年4月，数字技术首次纳入了生产要素范围，而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通过信息转化为知识，再将知识应用于实体经济中，间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

质量变革是引领经济领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

数字经济是通过数字技术促进实体经济逐步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渐进过程，推动各行业产品质量和服务升级。

一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创新驱动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的牵引作用，激发市场需求，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既要将注意力放在经济可持续增长上，同时更要重视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实际需求。注重以人为本，注重发展绿色数字经济，消除恶劣生态环境，减少资源浪费，合理利用每一份资源，同时回馈自然，这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内涵。三是要注重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式和结构，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各产业结构，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式优化提升生产结构，大数据分析出帕累托结构，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效率变革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手段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效率革命。效率革命主要表现在依托技术创新，提高资源要素的全面配置效率，促进各种市场机制运行效率的提升，为市场主体提升核心竞争力、激发市场活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创造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数据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让全国老百姓少跑腿、由数据多跑路，全面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是我们的重要工作。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蕴含了对高效社会的美好期望。

全面推进效率变革，一是要通过创新能力的提升实现。数字经济应不断吸收新技术，开辟并巩固各发展领域的科技水平，以创新技术促进各产业融合，激励产业发展效能，通过创新带动传统行业，以创新刺激实体经济的运行。二是数字经济要通过提升各机构运行能力来实现。互联网平台的搭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各机构之间的沟通成本、运输成本、交易成本减少，提高了交易的便利性。同时，通过信息技术，破除机制障碍，提升企业和政府的自身管理效率，推进政府简政放权、企业资源聚集核心，加速促进政府的有为性和市场的有效性，提高行业的决策效率、运营效率，有利于整体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

数字治理变革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

大数据技术是各类决策的重要支撑源泉，我国数字经济的综合治理能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显著成效，形成了数字经济发展规范有序的基本态势。

首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治理机制逐步得到完善。

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受到高度重视，国家立法层级显著提升，相继修订、出台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3]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政府层面重点抓住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细化个人信息保护措施、明确信息治理的具体内容、规范市场秩序、加大业态融合的监管力度等等，充分彰显了数字经济发展的运行规则。 

其次，不断优化治理手段的运用，治理效果日益显现。

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发展为契机，强化技术平台搭建，实现功能互通。通过海量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分析，实现对大数据的捕捉和监管，达成风险预警机制，做到科学分析数据、精准定向，以数字化手段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提升政府服务质量。

再次，持续推进治理方式创新。

当前，社会各领域对现代信息技术高度重视，促使信息技术与各行业进行融合，跨界融合成为业态新趋势。而监管部门也在不断探索减少沟通成本，特别是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型融合业务，以征信系统等搭建失信惩罚机制，提升治理效能。

数字化转型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

当前，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实体经济发展的数字技术应用，成为世界各国要素资源重组、经济结构重塑、竞争格局巨变的重要推动力。

有效推进实体经济向数字化转型进程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推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引导实体经济深化生产成本控制、制造工艺流程优化、节能减排升级、经营管理能力提升等全方位改革，加快业务数据集成的共享进程。要加大科技投入，实现经济运行主体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深度融合，要面对不同行业、不同产业定制不同的数字化转型路线图和具体实施方案。

1.要创造条件，着力开发智力资本。

通过各种途经加大数字经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力度，有效解决人才供给的短板问题。在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开发、应用与发展，我国对人才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人才供给与需求之间错位现象严重，数字化人才的缺口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要从长计议，做好顶层设计，制定数字化人才培养规划，构建和完善数字人才培育体系。从盘活存量、优化增量的基本思路，鼓励高校加大专业置换力度，增加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兴专业，顺应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要求，从战略高度解决我国专业技术人才的储备问题，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

二是制定应急战略，以政府买单的方式，加大校企合作力度，举办各类数字化人才专业培训，共同培养数字经济发展急需的应用型专业人才，解决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智力短板。

2.依靠科技信息的技术创新，推动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进程。

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经济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的良性循环和互动，为企业依托互联网平台打通要素资源配置、制造工艺流程重构、流通环节优化、消费模式升级等全供应链流程创造有利条件。加强核心技术的研发和突破，用创新这个新动能推动新发展，全方位、全过程提高全要素配置效率，全面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大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强化数字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是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支撑的重要条件。2020年4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首次明确界定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内涵及其范围。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的“三维合一”建设体系。[4]搭建科学研究创新平台，实现“三维合一”，对提升城市管理效能、提升工农业生产效率、完善医疗资源配置、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促进金融服务行业业务流程变革等等，均能产生积极影响和推动作用。

1.加快国家数据资源平台建设。加快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搭建数字经济的去中心化、去边缘化的高效运行平台，实现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进程。

2.统筹兼顾新基建的差异化和普惠性。注重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异质性，因地制宜，明确各地优势，统筹规划。同时在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不可急功冒进，要调研市场对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供需的真实情况，合理分配资源，做好收益与支出的长期规划。

着力完善数字经济的治理机制

     2021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4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数字经济事关国家的发展大局，要做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加强国内外形势研判，抓住机遇，赢得主动。”面对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应做好国家顶层设计，上下联动，齐头并进。

1.要全面认识数字经济发展创新性高、渗透性强、覆盖面广的基本特点。

遵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基本原则，建立健全法律规制，弥补数字治理短板，为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着力完善数字经济的治理体系，提高数字经济的治理能力。

2.要在全国上下推进作风转变，强化效能建设。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科学决策能力，提升治理效能，打造数字型政府。进一步明确主管部门、监管机构的治理责任，强化平台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主体责任和法定义务，加大违法成本。构建“立体化、多层次、全方位”的数字经济监管体系，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事前预警--事中监管--事后处置”的全覆盖监管模式，以全新的治理效能贯穿于“全过程--全链条--全领域”的监管和治理。

3.打造国际合作环境和条件。

要以合作共赢的心态，积极主动参与国际数字治理谈判，构建双边、多边数字治理协同合作框架，明确多方主体责任和法定义务，强化安全防范意识，共同建立和维护多边数字经济治理协调机制。在合作进程中，对数字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堵上漏洞，为推进国际合作提供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

（编辑  杨利红）

构建新型科研创新组织，助力科技发展，是中央企业践行国家战略、助力民族复兴的使命。仍需要讨论的是，打造世界级科技型卓越企业集团，标准应该是什么；尤其在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背景下，应该如何发挥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作用。

卓越科技型企业应该具备四个特点

什么样的企业可以称为科技型卓越企业，全球还没有一个共识，理论上的概括也很少。相关研究主要是用案例分析方法，总结走在前沿的科技型卓越企业，诸如苹果、西门子、特斯拉等企业的特点。总体上看，这类企业有四方面特点。

首先，这些企业掌握一定的资源，最核心的指标是它所掌握的科技创新资源，如科研投入的强度（RD投入占营收的比例要达到一定程度），所拥有人才的数量，整合外部资源的能力（比如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的能力）等等，这是创新资源的输入端。

二是创新活动“硬”的输出，其标志性的成果，就是知识创造、知识产权的数量，特别是发明专利的数量要达到一定的水平，以及科研成果转化率等等。

三是创新输出“软”的方面，就是企业的核心能力和影响力。你的技术产品是不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没有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有没有能力去牵头或者参与相关领域的国际标准的制定，是不是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原创型技术，以及是否获得全球认可的创新组织能力，包括具有系统集成的能力、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能力等等。

四是企业自身创新活动的效率。从研发绩效的角度来讲，即一定的研发产出和与之相应的研发支出的比较；研发活动的绩效对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的贡献，对企业服务的对象、对产业链上下游整体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正面影响，以及对提高企业市值的正向影响，等等。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企业，不同于科研机构，它要带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投入产出的变化，要有一个符合整体技术发展趋势的组织模式去落地。

构建开放式创新体系和新型科技创新中心

适应形势的要求，我们的科研组织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在过去，科研、产业、金融和市场应用各方面，组织上是分开的，需要通过相关鼓励政策形成产学研合作的机制，促进各个创新环节实现对接和联合。

    现在，我们通过组织模式的创新，形成多种混成的组织，就是把各方面要素实现集成。这种混成组织的成长，是适应技术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的。新一轮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导致经济范式已经发生了突出变化。所有的创新要素通过交叉、混成、复合，促进技术进步与迭代。这应该是创新深层次微观的源头。

中央深改委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2021-2023）》提出，要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高效组织体系，特别突出强调形成开放式的创新体系和新型的科技创新中心。

目前，我们在科研院所和各大高校，都能看到组织形式和科研机制新的变化，努力构建新型科技创新中心。

    第一个案例，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作为一个老所，正在焕发新的生机。他们在科研教学的同时，拆除围墙，开放办所，把产业化和创投作为两个驱动轮。它构建了一个“研究机构+天使投资+孵化服务+科普科教”的软环境，创办了国家级的一站式硬科技创业投资孵化平台——中科创星，专门从事高新技术企业的孵化。在这个平台之上，管理着50亿元以上的产业投资基金，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所以从某种意义讲，这个光机所不仅是一个科研机构，它已经把科研的要素、产业的要素、金融的要素融合到一起。

    第二个案例，是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这个研究院和政府资源做了进一步对接，实现了科学研究与产业发展的一体设计和一体推进。它实行理事会管理机制，按不同领域，在研究所之外还设有外溢机构、产业育成基地，以及多只产业发展基金。从“知产”变“资产”，设立了一个科技成果转化的新机制，搭建了科技成果向经济转化的新通道。该研究院科研投入规模不断扩大，同时拓宽了知识产权的价值变现渠道，把利润变现成股权、变现为其他方式，以实现它的价值。他们通过创新综合体“沿途下蛋”，围绕全产业链，从科研到转化到产业上下游，系统性地推进孵化培育工作。例如脑科学创意中心，入驻企业已经有42家，其孵化的成果，也是和政府紧密结合，强化区域网络功能，搭建一个双创平台。

    第三个案例是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它首创了“四不像”的创新体制，是大学又不完全像大学，既是科研机构又不完全像科研机构。从概念验证、中试的工程化到科技金融、孵化服务，把科技、人才、资金和载体都融合到整个研究院里。他们旗下有一家平台——力合科创，已经累计孵化和服务企业3100多家，培育上市企业28家、专精特新企业60多家。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如通用汽车的中国科学研究院，成立时间比较早，最近也在不断发生演化。它的领域是围绕共性技术，先进电驱电控系统、电池材料、智能网联汽车，旗下业务分支机构也有自己的科研单元。通用汽车专门在上海设立了这个中国科学研究院，通用、五菱、泛亚以及它在海外的其他项目，都是通过这个研究院赋能。从创新技术发明，到挖掘商业价值，到应用解决方案，三个步骤都包括在内。这个研究院非常注重科研成果的后续动作，如何实现成果的产业化转化，实现商业价值。

    西门子医疗上海创新中心，是联合张江集团打造的一个开放式的创新平台。通过技术创新赋能、临床验证赋能、市场赋能、生态资源赋能、品牌赋能等等，形成一个平台赋能-融资模式。它与企业、医疗机构、大学等等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深度合作关系，同时也做产业孵化、募资、投资等业务。其创新点在于，它是政企联合的运营机制，是开放式的研究，聚焦一些重点技术，模拟真实的临床环境，通过金融资源的注入，实现周期最短和最大程度的成果转化。

    一是科技创新贴近应用场景，与场景落地、市场需求的耦合关系更紧密，而不再是一站一站的突破。这种接近场景、接近产业的方式，使得成功率提高、迭代的速度更快、试错成本更低、成果转化效率更高。

    二是科技成果转化连接相应的资本要素，通过社会资本和产业力量提前介入，强化了市场引导，实现由技术导向向市场导向的转变。技术跟产业和经济结合的通道更加顺畅，投入产出比、研发成果的社会价值就更高。

    三是这种组织机制更为灵活。通常科研机构遇到的难点是科研人员的激励问题，激励如果不到位，就会影响创新绩效。而它的组织机构通过股权的方式,用“揭榜挂帅”“赛马制”，长效激励机制都可以实现。在成果分配更多元化的背景下，更加充分地调动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

    四是突破了自身组织能力和团队的限制，很好地整合利用外部资源，包括外部的科研力量，使创新的效率快速提高。   

新型科技创新体系应该是什么

    首先要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以市场化为导向，建设新型科技创新中心。应该围绕三类技术——共性技术、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整合全球的创新资源，联通资本纽带和政府资源，促进优势产业与科研机构融通，提高创新资源使用效率，打造企业/集团科技驱动发展的战略力量。

创新的方向，可以集中在智能制造、新材料、能碳优化等领域，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科技发展趋势的前沿方向。

一是共性技术。它介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在多个领域或未来可能被广泛采用的技术，具有通用性、关联性和系统性的特点。

二是前沿技术。这是高技术领域中具有前瞻性、先导性和探索性的重大技术。它已经不只是作为科研机构的主攻方向，大型企业在面临未来生死存亡的问题时，也需要关注前沿技术的问题。

三是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基于国家间竞争的视角提出的概念。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受制于人的局面还没有改变，国内企业尤其是央企理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所以，央企在创新自身的科技研发组织的时候，要关注这三类方向。

    实施的路径，首先要推进“产学研用”融合。利用市场机制，一手连接国家实验室、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另外一手要连接垂直产业，通过联合实验室等方式，实现技术创新上、中、下游的对接和耦合。央企要发挥主导地位，当好“出题人”，也要做好合作项目的管理者。

二是做到技术融合。要顺应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融合发展的大趋势，关注应用场景，聚焦国际创新资源项目的凝练机制，实现前沿技术和应用技术的结合、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相互促进。

三是要发挥资本纽带的作用。这是破解科技创新体系中，科技要素和资本要素被组织边界隔离的难点。只有打通这两者的隔阂，实现前沿技术和市场需求、应用场景的提前对接，才能够探索出前沿技术实现战略性突破的可行路径。   

人才培养更是毋庸置疑的。创新之道，唯在得人。要注重培养兼具科学家思维、工程师思维和企业家思维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发挥新型组织的作用，吸收全球创新的资源和人才。

    未来的央企不能再囿于从中央研究院一级级地在每一个业务单元都设分院这样的传统组织格局。应该顺应技术发展趋势，努力更新优化自己的科技创新体系，打造一个产业创新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特点是集产业融通、创新协同、成果转化、赋能拓展、资本支持、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功能混成的组织。

(编辑 尚鸣)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2022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有力统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布局，实施一批国家重大技术项目，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过去曾说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企业是科技创新主体，更加突出了企业在未来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特别是对大型骨干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企业应该是创新活动的主要承担者

深圳为什么具有很强创新能力？它是一个典型的由企业作为主要创新主体的体系，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搭台子、提供服务和一些必要的组织功能。深圳的市场化程度、国际化程度比较强，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和活力，来自于市场竞争的推动。

企业是纯粹的市场竞争主体。和大学、科研院所相比，企业直接面向市场，它的产品首先要被市场承认；企业组织生产要有严格的质量和财务控制，因而必须掌握相关知识和生产要素，企业是新科技知识的主要需求者，也应该是创新实践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包括创新项目的选择和决策、科研投入和组织、成果的鉴定、受益与推广；同时承担相应的风险。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创新，创新是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过去，国有企业管理机构对企业的考核，强调企业的当期收益和利润，而淡化了企业科研投入和技术创新的累积效应，导致企业技术储备不足。当前我国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形成短板、被“卡脖子”等一系列问题，这和之前管理体制和政策的失误不无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历次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文件都强调，要推动企业加强科技创新、成为创新主体。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大力加强企业的技术吸收与开发能力和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中间环节，促进产学研的合作。1988年，《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企业的技术开发和吸收能力。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使企业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要让企业成为科技投入的主体。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四个维度，即自主创新的“决策主体、研发投入主体、科研组织主体、成果转化主体”。

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种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

所以，现在判断企业是不是创新主体的标准很明确，就是看它在技术决策、研发投入、组织科研、成果转化方面，是不是有积极作为。

从1985年到2020年，我国企业的科技经费投入、研发人员在全国科技投入和科技人员总量中的比重逐年增加。设立研发机构的企业的比例不断增加。在成果转化和科技决策方面，企业的自主性也不断增加。例如，企业所属研发机构在国家研发机构总数的占比，1996年超过50%，2020年达到82%。发明专利的申请量来自企业的占比，1996年超过50%，2020年达到将近70%；发明专利授权量占比2004年超过50%，2020年为63%。研发经费的占比，1998年超过50%，2020年达到77%。企业研发人员占全国科技人员的比重，2000年超过50%，2020年达到77%。技术市场贸易额占比，2004年超过了50%，2020年达到91%。

   近年来我国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不断提升。国有大型企业拥有5000多个科研机构、200多名两院院士，学科配套齐全，具备国家实验室、科研机构甚至大学的部分科研功能。特别是1999-2000年，转制为国有企业的200多家科研院所，多数是部委直属的从事产业基础共性、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以中央企业为例，最近10年先后建成了700多个国家级的研发平台，7个创新联合体，其中5G、高铁、大飞机、发动机、工业母机、能源领域，攻克了一批“卡脖子”的核心技术难题。

落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面临的主要障碍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总体在逐步提升，但仍存在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从国家创新体系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面向经济主战场，在各个应用技术领域也纷纷面向市场，进行自主研发和转化，以及自办企业。而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政产学研用的合作效果则不尽如人意。企业在国家重大科研计划中的话语权不足，大量科研成果不能及时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从企业角度看，改革之初，企业的创新活动主要为已有技术成果的转化，较少做基础工作。很长一个时期，大部分企业偏好引进国外成熟技术，偏好“短平快”，导致在获得新技术方面基本处于短期行为，缺乏立足于长远考虑企业技术战略构想。

   2006年以来，中央大力倡导自主创新和增强企业创新能力，重点依靠“引进吸收再创新”或者“集成创新”，有很大进步，但由于缺乏深厚的自主科研基础能力，产品的更新换代主要建立在别人科技成果的基础上，原始的核心技术还在人家手里，在总体上还处于追赶或跟随技术先进国家的阶段。

    我们企业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比较薄弱。中小企业基础研究人才、科研能力和财力不足，一些大型企业缺乏基础研究的动力。1999-2000年期间，200多家改制的科研院所，原来都是部委或者行业的基础研究与共性应用基础研究的“老大”，有很好的基础研究力量。现实中，这些企业的基础研究能力在企业改制后就开始“坐冷板凳”，这一代人退休之后，人才青黄不接。现在这一类转制研究院所的主营业务主要是技术服务和技术推广。

中央非常重视科技自立自强，要求大力加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但是在实践中还存着一些阻碍。

首先，国家科技布局中大企业的地位偏弱。国家安排企业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时，强调企业在技术成果商业化推广和示范工程方面的作用，而企业在政产学研用合作中处于被动地位，在国家重大科技决策中更加缺乏话语权，国家重大攻关项目和重大科技决策的专家组构成，企业科研人员所占比重很小。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对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认识不足。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国家创新体系中，科研院所和高校占据主体地位，企业主要被视为生产经营主体，重点承担技术成果的转化，在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决策中，企业的话语权和研发主导权不足。

其次是企业自身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企业现行管理规制约束了企业创新。这点是最需要关注的，也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转换新旧动因的必要性之一。

国资部门对国有企业的干预比较多，限制了企业的创新动力和活力。在企业的人事管理上，国企领导的行政任命和有限任期，导致企业缺乏长期、系统的创新战略规划，不利于有潜力的企业家人才的培养和能力的持久发挥；在企业考核上，比较偏向财务指标，且过分强调保值增值，对企业创新投入形成硬性约束；定期的巡视审计，也限制了企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尽管规定允许试错，但容错机制很难落地。这导致企业领导对待技术创新更多基于规避风险。

最后，科研成果转化的人员激励政策难以到位。由此，有竞争力的创新生态环境还没有建立起来，一些国家法律法规还不完善。

相关的思考与建议

（一）从国家和政府层面看。一是把国家关于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的一系列政策落实。建议多出一些可操作、可考核、可监督的实施细则。二是明确企业参与国家科技决策的常态化机制，要多征询企业的意见。三是鼓励和支持企业根据国家战略需求，牵头组织相关重大攻关项目，包括通过创新联合体、创新中心等组织形式；企业既可以当出题人，也可以当阅卷人，还可以当答题人。四是支持有条件的科技领军企业加强基础或应用基础研究。五是发挥好大型中央企业成建制科研力量的作用，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

    （二）企业要加强自身的创新能力建设。一是进一步加大企业的研发投入，特别是增加立足长远的应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二是要使企业成为研发主体，形成研发能力体系。三是加强国际合作，打破行业“围栏”。四是在产学研合作中，企业要主动作为。五是大企业要当好链长、链主，要与中小企业协同创新。

（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创新生态。

一是切实落实企业家精神。一个企业要想成为创新主体，充满创新活力和动力，必须要有企业家精神。要支持企业家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引领者，鼓励企业家与科学家深度合作。

    二是要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要把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三是强化科技金融、科技市场、中介服务的作用。由于科研人员缺乏市场、缺乏资金、缺乏发展计划等，会出现“死亡谷”。而依靠企业家，依靠科技金融、科技市场、中介服务等，可以帮助我们跨越“死亡谷”，使科技人员真正能够安心科研，科技成果能够顺利进入市场、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从而真正使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编辑 宋斌斌）

我们对私有资本这个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讨论。

私人资本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

    最近几年，我国城镇就业缓慢增长。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的大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以及股份制企业、合资及外商独资企业，这几年一直在增加投资，但他们对就业岗位增加的贡献基本上持平，每年有增有减，没有大幅度增加。由于很多大企业要投资于高科技研发，搞智能化技术等等，所以相对而言，他们的资本有机构成提升很多，但是对就业的贡献不大。

我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据我们计算，农村大概有1亿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他们的收入还是停滞在那几亩地上，按照我国农村人均耕地的情况，很难通过农业耕作实质性地提高收入，解除贫困。我们的研究认为，要想实现共同富裕，一定要让1亿农村劳动人口中的大部分，获得工商业就业岗位。

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民营企业每增加一个就业岗位，需要60万元投资；一个刚进场的个体户，平均需要7万-8万元的投资。相比之下，其他所有制领域的企业，虽然每年投资都在增长，但是就业岗位基本上没有什么增加，有些企业即使招聘一些新人，也只是与新退休人员对冲。

    所以，我们认为，要想实现共同富裕，民营资本是必要的条件之一。没有民营资本，没有个体户的投资增长，农村将近1个亿的劳动年龄人口，就获得不了工商业就业岗位，仅靠目前农村劳动人口的土地资源不可能也很难致富。因此，要想实现共同富裕，民营经济包括个体户的发展是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必须从长期的视野来做出判断。

    第二，按照国家制定的计划指标，到2035年，我国人均收入将会从2020年的32000元提高到64000元；到2050年人均收入可能还会翻一番，达到128000元。按照经济规律，收入越高，用于消费的比例会相对较低，这样随着人民收入的增长，将会有更多的人把消费之外的钱用来投资，可能是直接投资，比如说办企业或者买股票；还可能是间接投资，把钱存到银行，银行再把钱借给投资者。因此，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私人资本的数量会急剧增长。

我们认为，不能把私人资本和共同富裕对立起来，私人资本的发展也是共同富裕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们要正面来看这样一种发展格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私人资本的经济性质是很特殊的，它与我们的公有资本和外资相比有很多特点。概括起来，既有进步性又有发展阻力，必须全面、准确地判断。

所谓进步性，首先，随着社会的需求日益复杂多样，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需求也有很大差别。而私人资本会按照市场的要求去投资生产，弥补国家计划不可能覆盖的地方。第二，私人企业越来越多地投资于科技研发，一些民营企业的研发成果对国家的贡献很大。私人资本能够敏锐地感知市场需求趋势，并做出投资判断，这是一种进步性的表现。第三，民营企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大约80%的工商就业岗位是私人资本提供的。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地肯定私人资本的进步性。

私人资本存在的问题

    私人资本也存在与共同富裕目标相悖的问题。一是客观上确实存在劳资矛盾，有些私人企业对于资本和劳动者间的分配问题，存在一定的偏向，过多地倾向于资本；对工人的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社会保障的落实等方面，还有很多需要调整的问题。这些倾向，是把本来应该由企业承担的成本转嫁给职工，转嫁给社会。

    二是反垄断问题。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很容易形成追求垄断性地位的目标，有一些企业确实存在这种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运作，有关部门也处理过几个企业。这一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还要给予足够的关注。

最后，我们不能忽视有些私人资本表现出最恶劣的一种倒退性，就是以资本收买权力。这些年来，已经处理了很多这样的私人资本，他们通过权钱交易，以求获得额外的国有资产或者有关的红利，这种现象现在也没有根除。

所以，谈到私人资本，它既有和共同富裕相一致的进步性，又有和共同富裕相悖的倒退性，这两种特性都会长期存在。

中央反复强调，我们既要鼓励和支持，又要引导私人资本。所谓引导，主要就是防止私人资本向倒退性方向发展，而要鼓励支持他们向进步性发展。我们对它的特点要有一个全面的判断。我们必须形成一整套鼓励支持和引导私人资本的制度环境，通过这样的制度环境，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的形成和逐渐完善，这样实现共同富裕就会加快速度，而且让我们的居民和企业家都能够分享改革发展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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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是中国双边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关系，但是中欧关系也不可忽视，欧盟还是我们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对象。

经贸合作是中欧双边关系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在2019年之前，欧盟连续16年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当时美国是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与中国的逆差最大，欧盟与我国的逆差大约3000多亿美元，持续保持16年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对稳定双边关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8年欧盟面临着金融危机，我国政府派出了多个采购团到欧洲，表明对欧洲的支持和信心，采购欧洲的物资，减少贸易摩擦，对欧盟恢复经济增长和走出困境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我们还继续持有欧盟的一些债券、股票等等，我国领导人也多次出访欧盟各成员国，加强经贸合作。在双边关系里，贸易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美国一直拉拢欧盟，在特朗普时代，不管是盟友还是像中国这样的对手，从贸易的角度看是不分敌友的。拜登上台之前就明确表示要拉住欧盟，共同对付中国。拜登上台以后，中欧的政治关系由于美国的因素陷入了低谷。

近期的乌克兰危机使中欧关系更加脆弱了，疫情也使双边关系几乎陷入停顿的状态。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经贸关系无论从贸易的角度还是投资的角度，都有逆势的增长。经贸关系的高增长维系了中欧关系的务实合作，起到了一个双边关系稳定器的作用，说是压舱石也不为过。这几年因为疫情几乎影响了所有的双边关系，但是经贸关系还是继续发展。

中欧经贸合作的基本情况

欧盟现在仅次于东盟是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我们与欧盟关系后退，主要是英国脱欧以后，带走了大致1000亿美元的贸易额。如果英国继续留在欧盟的话，欧盟仍然是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

另外一个原因是美国的制裁，特别是加征关税，使得一些企业包括中国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产业链转移到东盟国家，带走了一部分投资，投资的转移带动了贸易。这些国家因为产业链不健全，有一些中间品、原材料还要从中国进口，带动了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发展，使东盟成为第一大贸易伙伴。

从投资的角度看，双边有不错的表现。2021年中欧双边贸易是8280亿美元，在新冠病毒疫情之下增长了27.5%，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我们的出口为5182亿美元，增长了32.6%；进口为3099亿美元，增长了19.9%。欧盟2021年对华投资50亿美元，下降了10.4%，当然有欧盟经济不景气以及疫情的影响。我们对欧洲的投资是逆势增长的，2021年对欧洲的投资达到56.5亿美元，超出欧洲对我们的投资，增长了21.1%。

2022年1-11月，中欧双边贸易额达到了7797亿美元，同比增长4.4%，我国出口增长了11.5%，达到了5183亿美元，进口2614亿美元，同比下降了7.3%。2022年1-11月，欧洲对华投资达到了94.9亿美元，增长了94.2%。这表明欧洲企业对中国的信心增强了。截止到2022年11月，整个欧盟对中国的投资累计达到了1328.4亿美元。我国2022年前11月对欧洲投资为64.8亿美元，增长了28.8%。到2022年11月底，累计对欧盟的投资超过了1000亿美元，达到了1023.8亿美元。

尽管有美国的拉拢，有疫情的负面影响，但是中欧之间无论贸易还是投资，都是逆势增长的。现实数据表明，双边的经贸务实合作在整个双边关系中起到了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

    对中欧经贸关系前景的分析

欧盟对中国有三个定位。第一是合作伙伴，第二是竞争者，第三就是制度的对手。2023年，这三重定位的策略不会改变，但是它的重心会在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上面。

中国如何破题，如何在合作方面加强力量、做出努力，改变对我们不利的局面。欧盟机构的内部，包括欧盟成员国之间，欧委会和欧洲理事会之间在对华问题上是有战略分歧的，而且这种分歧也不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如何化解矛盾，在欧盟内部如何形成对华友好的一种新的格局，对我们提出新的要求。

中欧“政冷经热”这种格局，有望在新的一年里有所改变。中欧领导人的会晤，双方将进一步探讨中欧前进的方向。中欧高级别对话（HED）是副总理级的。中欧领导人的会晤，中欧HED的举行，高层领导人的互访，肯定会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法国总统马克龙要到中国来。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希望能访问中国，加强中意之间的双边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因为中国市场对意大利也是非常重要的。2022年11月，德国总理舒尔茨来华访问时带了一个大型的企业代表团，访华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成果。德国企业看好中国，巴斯夫2022年宣布对中国增加100亿欧元的投资，所以与中国脱钩很显然是不现实的。随着中欧领导人的互访，中欧经贸关系会向着进一步向好的趋势发展。

2022年12月，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访华时表态，愿意同中方一道继续推进中欧投资协定的进程。中欧投资协定已经完成谈判，但是在推动批准程序时受到了相当大的阻碍。虽然米歇尔的访问表明欧洲的立场有所松动，但近期完成批约还有相当困难，现在欧洲议会对于中欧投资协定还有相当大的阻力。随着中国疫情管控措施的调整以及二十大做出的进一步扩大开放政策红利的落实，中欧合作的潜力会得到进一步释放。

我们将来与欧洲的合作，要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特别是在制度型开放方面能够走得更扎实。每年欧委会以及欧盟的一些企业对中国都会提出有关诉求，我们对欧洲企业的一些合理诉求也应该重视起来。

中欧合作还有一些新的领域值得去探讨。比如巴黎协定，在低碳领域双边肯定有非常大的合作可能。在一些新能源领域，比如风电、太阳能，中国无论从技术到产能，目前在全球都处于领先地位，双方可以加强合作。还有电动汽车，中国的电动汽车物美价廉，当然与欧洲的合作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德国也好，欧盟也好，对中国一些并购、参股还有一些疑虑。但随着中欧政治关系的转暖，经贸合作会有新的未来，中欧合作在2023年会有所突破。只要双方相向而行，中欧投资协定也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米歇尔访华之后重启中欧人权对话，我们不希望因为政治因素搁浅了中欧投资协定，希望重启的中欧人权对话有助于中欧投资协定向着批准的方向继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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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始终是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统一台湾的最大外部因素。中美建交四十多年来，一直是风风雨雨，斗而不破。中美实力在这几十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中美关系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口，美国为维护自身利益和霸权产生了焦虑感、担忧和危机感。中国在发展中抓住了全球化机遇，成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美双边贸易现状

    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从建交之初几十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到2021年的750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出口超过5700亿美元，从美国进口超过1700亿美元。过去多年，美国在所谓的贸易逆差上跟我们斗，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来实施了贸易战，但2021年中美贸易额还在增长。这说明我们构建的产业链、供应链在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中，体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关系，尽管未来的前景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中国的GDP正在不断追逼美国，2021年我国GDP是17.7万亿美元，美国是23万亿美元，实力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美国现在把中国定位为长期的战略竞争对手，包含了政治、经济、科技、安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未来10年是中美博弈的一段关键时期。美国出台的政策和它的战略报告都提到了未来关键的10年。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曾经说过，中美实力越接近的时候，未来10年就是越危险的时候。拜登上台以来，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贸易政策，加征的关税仍然存在。尽管美国财长耶伦和贸易代表戴琦对关税的取消和保留有不同看法，但这只是他们内部的一些分歧，整体上在特朗普政策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对华经贸政策更系统、更有针对性、更具长期性，而且连环套、组合拳都打出来了。

    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的打压遏制涉及经贸、投资、科技、教育、政治等多个领域，值得关注的是，它遏制打压中国发展，是通过立法方式取得的。一旦立法通过，以后要废除或者停止这种制裁就很难，杀伤力是比较大的。2021年以来，美国政府通过的三个法案值得重视。一个是2021年11月通过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第二个是2022年8月通过的《2022芯片和科学法案》，第三个是《通胀削减法案》。这三个法案叙述了美国要如何加强自己内部建设，在各个领域，包括投资、通讯、新能源，还有芯片研发、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等方面提升自己能力，而且要进一步对中国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

    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虽然是多方面的，包括贸易、投资、金融、资本、教育、科技、互联网，还有支付系统、国际规则等等，但风险最大、杀伤力最大的应该是科技。在贸易投资方面，2021年的中美双边经贸数字都是增长的，双方今后在消费生活品的进出口往来还会继续，中国对美出口物美价廉的商品，多年来平抑了美国的通货膨胀，这是事实。

美国正在调整对中国的经贸关系

    中美双方的贸易关系，短时期内难以完全被其他国家和地区取代，我们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水电煤气，港口码头，我们的建设都比其他国家好。但是现在也面临部分的轻纺产业、技术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墨西哥、拉美等地区，这个现象值得关注。

    对于芯片、半导体等高科技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中美双方出于国家安全和竞争的考虑，在一些产品和领域都会有自主选择性的脱离接触。

    在投资方面，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涉及并购、参股等方方面面，自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以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滥用国家安全来打压我们。今后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将会受到严格的投资审查，赴美投资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美国企业在华投资，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每年都发布白皮书，美国商会和在华企业总体对中国市场是比较乐观的，仍有很大兴趣继续经营。40年来，他们在中国市场获利颇丰，不愿意放弃这个大市场。目前对两国关系的不确定性、潜在的冲突和风险有担忧，有部分企业对进一步做长线投资还有一定的疑虑，有些企业对中国的营商环境也表示了一定的关注。

    美国政府经常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把国内问题国际化，双边问题多边化，拉帮结派，拉拢盟友打压，实施长臂管辖，加大对华出口管制和制裁，实施友岸外包，近岸外包，企图强制美国在华企业离开中国，回流或者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供应链上面不断做一些断链的动作。

    拜登政府加大了对欧洲和印太地区的投入和拉拢，缓和了和欧盟的经贸摩擦，成立了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加强双方在技术标准、供应链、通信、数据治理、技术使用和投资审查方面的协调，企图拉着欧盟对付中国，解决它说的所谓非市场经济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等等。

    在印太方向，美国正式提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涉及很多议题。首先，突出了劳工权利、环境保护、数据跨境自由流动、透明度、竞争中立等所谓的高标准规则。这些规则是过去多年来美国在双边一直推动的规则，它把双边谈判规则议题里边的有些内容多区域化以及多边化，还涉及补贴、技术转让、国有企业等等。

    其次，要关注的是出口管制和制裁。过去在经贸对话里，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都谈过。当时的环境下，这些议题还可以往前推动，而现在美国对华实施出口管制，这也是它限制中国发展的一种竞争手段，是切断供应链、强行促使脱钩的一个重要手段。2021年以来，拜登政府在出口管制上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公布了对半导体、大容量电池、关键矿产品及药物等四类产品供应链的审查。两国在关键敏感产品供应链的减少依赖、分离，甚至脱钩，可能是引发未来经贸冲突的一个燃点。

    在出口管制的具体领域，美国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在芯片、生物技术、新能源等行业对中国进行打压。2022年，有168家中国企业被列入美国的所谓黑名单，限制中国企业获取美国技术和软件，图谋对我国形成更多领域的“卡脖子”局面。

中国出台一系列的反制措施

从2020年以来，为维护国家安全，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包括《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反外国制裁法》、《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等，这是我们应对美国制裁出台的法律和法规。在制裁和反制裁方面，中美摩擦和冲突将是未来两国竞争激烈度和对抗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中美经贸关系过去是合作大于竞争，现在是竞争大于合作，而且在很多领域体现了竞争以及斗争。下一步怎么办？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的开放，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这对我们推动制度型开放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中国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和进步，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更有底气、更有实力和美国进行竞争，而且能够应对未来的挑战。我们要以更大的开放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开放才能掌握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为国际社会提供可接受的更多的公共产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的发展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我们实施双循环，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相互促进，这是正确的。我们应该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准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过去我们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下，获得了发展前进的动力，一直走到了今天。要进一步对接国际的规则和惯例，积极参与国际规则、规制和标准的提出和制定。在国际规则议题的设置上，提出中国方案，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做贸易投资，需要我们在观念上和理念上做一些调整。中美当时谈过双边投资协议（BIT），但没有谈成。中欧谈成了这个投资协定，其中有一些内容和议题在中美谈判的时候没有达成，因为当时我们的实力还不够，开放的力度还不够，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和规则自主开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有能力做到过去做不到的事情，因而在中欧投资协定里边融入了一些过去还不能做到的议题。一些专家谈到海外燃煤电厂的问题，当时美国人也提出我们在海外建燃煤电厂，指责我们将过剩产能输出，我们进行了据理力争。发展中国家需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电力，中国有能力帮助他们做这件事情。随着多年的发展，重视环保已经提上了我们发展的议事日程，我们对国际社会也做出了双碳的目标和承诺，我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承诺不在海外新建燃煤电厂。这几年在光伏和风能新能源上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又将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帮助发展中国家去建厂，做基础设施。

   随着这几年我们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对ESG（环境、社会、治理）的认识更加深入。在ESG上，国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中国也可以在未来的发展开放中贡献我们的智慧。

    数据是当今重要的生产要素。以前只是说生产要素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现在数据已经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而且中国是数据大国，有海量的数据，又赶上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应该在数据化、数字经济方面成为引领者，成为一个数据化的大国。现在中国正在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还有《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里面很多议题都涉及透明度、数字、环保、劳工、国有企业、竞争中立，还有知识产权，在WTO里边还有补贴、强制性技术转让等等。以前这些议题都有所接触，我们有实力去参与国际上的多边、双边的协议，要根据加入区域协议和我们自身的发展深入研究这些议题。我们有承受能力，在研究这些议题的同时考虑到和国家安全的关系，为进一步开放做先行先试。

    关于议题设置，我们在与美国的谈判接触过程中看到，他们的产学研、智库、政府、企业联动是比较紧密的。一些企业在全球化布局当中，把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新的技术、新的商品、新的业态归纳起来，交给智库和政府总结提升，由政府为企业打开海外市场去推进。这就是美国推进海外市场为反映企业诉求做的一些工作。未来在这些新的议题的研究和设置上，我们也应该加强我们的智库和企业、政府的联动，在未来双边、多边的谈判中提出新的中方议题，提出中国的智慧和方案。有些议题现在做不到，随着实力增长和发展，有些未来我们应该可以做到。所以要对自己的实力增长和发展有预见性和前瞻性。

    目前国内各省市正在建设自由贸易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上，要针对各个地区不同的优势、禀赋，对标国际规则和标准进行尝试，以更高水平、更大勇气，建设高质量的自贸区，运用到对外开放中，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

中美经贸关系上寻求合作点

在对美的原则问题上，要勇于斗争，善于斗争，但在中美经贸上还要寻求合作点。过去的WTO、G20、APEC，中美有过合作。最近在WTO第13届部长级会议当中，由于中美的合作才达成了最后的成果，包括疫苗、粮食、数据传输、免征关税、渔业等等，中国也做出了贡献。未来气候变化、能源、粮食安全等等，以及全球最低企业税的合作，很多重大国际经贸问题都离不开中美合作。保持经贸往来仍然是连接和保持两国接触的纽带。 

    跨国公司包括美国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有利于稳定全球供应链，促使我们参与全球竞争，有利于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需求，把握外部世界科技进步的趋势和方向，接受一些先进的管理理念，也带来一些人才结构的改变和优化，这也是一个国家开放的标志。所以，我们在未来要多做美国在华企业的工作，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环境，解决他们的合理诉求。

    在贸易战之前，中美曾有九十多个对话机制，其中有经贸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还有中美商贸联委会等等，在这些对话中化解了一些矛盾和分歧。现在在新的历史关口，我们还是要通过对话化解矛盾和分歧。

    应该鼓励国内的智库、专家学者、行业协会等创造机会到国外去交流，推动产学研到国外交流对话，对冲国外特别是美国不友好势力的诬蔑和诋毁。我们需要主动出击，宣传中国的发展，宣传中国方案，增信释疑，争取国际社会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正在实施“十四五”规划和迈向2035远景目标，在对美工作方面，在原则问题上要斗争，在贸易上开展公平竞争，在共同利益上寻求合作，在复杂问题上巧于周旋。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长时间应对复杂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推进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增强中国的财富和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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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价值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为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弘扬光大创造了广阔的实践空间。在这一精神的引领下，一代代中信人接力探索、接续奋斗，始终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和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全力推进改革开放不动摇，努力发挥国有企业的“六种力量”[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所体现出的优秀企业家精神，在中信的成长中具有直接的导向和带动作用，对于企业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普遍的实践价值。

坚持党对企业的领导，贯彻党的大政方针，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牢政治方向

企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确保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顺利实施，不发生任何偏离。企业改革发展要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加强党的建设，政治上把方向、管大局,经济上抓落实，促发展，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在重要业务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成效。在党的领导下办好企业，是荣毅仁企业家精神的内在底色。中信成立以来，荣毅仁和历任领导对此高度重视。从党中央决定实行对外开放，运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搞现代化建设，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再到规划小康社会建设的宏伟蓝图，正是有了党中央的指引和有力支持，荣毅仁开创的中信事业才有了明晰的发展路径、广阔的成长天地、不断完善的市场环境和坚强可靠的政治保障。成立初期，中央专门为中信确定了“党组六条”[②]，使党中央的决策意图得到准确贯彻。中信历届党委积极践行党的宗旨和使命，扎实推进党的建设，坚决落实中央各项重大部署，持续探索具有时代特征和国企特色的党建之路，构建起4000多个党组织、5万多名党员的组织体系，保证中信经受住了不同时期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严峻挑战和考验，始终沿着正确航线破浪前行。

根据国家需要开展多元业务，服务国民经济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方位贡献力量

企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排除各种干扰，一心一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按照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和目标，努力实现持续健康发展，为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做贡献。在荣毅仁和历任领导的带领下，中信紧扣国家战略，在经济领域进行多方面探索和开拓，发展门类齐全的金融业务，开展优势明显的实业投资业务，构建起产融并举的发展格局，最大程度地释放综合性企业的协同效应，成功打造了一批居于行业领先地位的龙头企业，作为中信的主要力量服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支名副其实、实力雄厚的“国家队”。

为配合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信在长三角、珠三角、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等地区布局业务。发展港澳地区业务，为香港、澳门顺利回归和保持繁荣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信作为累计为国家创造税收逾7000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有力支撑。

首创负债经营发展模式，助力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除认识障碍

企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努力改变一切既有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长期“左”的思想影响，经济领域还存在着违背经济规律、忽视企业管理、否定市场作用的旧观念，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阻碍。面对这一艰苦而曲折的历史转型，荣毅仁率领中信人勇于打破坚冰，敢为人先，在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上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根据自身特点走出了一条依靠负债经营实现企业快速发展的成功道路。

虽然国内资金短缺给企业带来严重困难，中信通过在海外发债、借款募集资金支持国内经济建设，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境外资本市场融资的发行体。中信成立后的前10年，累计在海外募集资金约30亿美元。其后，国内企业相继开始在境外融资，扭转了长期以来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为荣的观念。经济领域中包括外商投资、国企海外投资、不同行业的企业市场属性等种种观念上的禁忌，就是在中信的一系列突破性实践中被重新认识，深化了人们对于经济规律的理解，助推了社会观念的破旧立新和对于改革开放的高度共识。

发挥改革试点作用，打造诸多行业第一，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企业发展新路径

企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鼓励大胆试验，倡导“敢于吃第一只螃蟹”的勇气和精神，在试点的基础上形成经验，不断探索推进。在荣毅仁的领导下，中信积极打造创新优势，对国家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先行先试，对符合市场规则和国际商业惯例的机制设计先行先试，对符合企业未来发展需要探索的重要业务先行先试，唱响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声。1984年12月，经过中央批准，中信公司实行了董事长负责制[③]，这是当时对国有企业传统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比起后来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整整提前了15年时间。由于前瞻性布局，通过创新推动发展，中信在一些业务领域中成为国内行业的创建者和市场引领者，创下了一系列“第一”。在发展过程中，虽然中信的一些业务拓展、商业模式和操作方法受到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垄断思维制约，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逐步得到国家和市场的认可，在行业发展中担当起重要的先行示范角色。

建立对外开放窗口，推动中外经济合作和交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企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离不开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争取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外部条件。在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浪潮兴起的形势下，国家由首先试点开放的范围、地域、领域逐步加大力度，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是大势所趋。企业不断扩大和深化对外合作，是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在荣毅仁的主导和规划下，中信自成立之日起，带头贯彻执行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开展“三个引进”，即引进国外的资金、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国外的先进管理方式，成为外商了解和进入中国市场的好渠道和开展合作的好向导、好伙伴；并率先走出国门开展业务，实施中国企业最早的境外直接投资项目。中信作为“丝路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企业，目前有三分之二海外业务布局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业务合作带动资本、技术、产品、标准和管理输出，践行正确的义利观，帮助项目所在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成为连接中外的桥梁和纽带，促进了国际范围内越来越广泛的互利共赢。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物质财富

企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明确基本职责，通过自身的成长壮大，筑牢国民经济体系，强化社会主义的经济支柱。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保证国有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主导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许多企业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缺乏活力、效率低下、亏损严重。如何实现扭亏增盈，成为国企改革和发展必须完成的重要使命。在国家投入较少的情况下，荣毅仁和历任领导勇于面对市场，领导中信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发展壮大，积极承担企业的经济责任，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经营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中信成立之初，国家给予的初始投入资金名义上是2.4亿元，成立42年后，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是8.8万亿元和418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均大大高于国家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复合增长率，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中信连续14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企业，2022年排名第102位。在2022中国品牌百强榜中居第15位，为综合性企业之首，品牌价值达到1290亿元。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效力民生需求，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筑民心基础

企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企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想人民群众所想，急人民群众所急，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社会公益与企业运营相结合、社会责任与企业发展相融通，最大程度地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做出更大贡献。自荣毅仁起，履行社会责任、热心公益事业便成为中信的光荣传统。上世纪80至90年代，中信先后承接541总厂、洛阳矿山机器厂等当时经营遇到困难和改制剥离的老企业，通过持续投入大量资源、改善管理和引入市场机制等措施，成功推动其走上良性发展轨道。定点帮扶云南元阳、屏边和重庆黔江，对口支援西藏申扎，累计投入无偿帮扶援藏资金8.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500多个，实现帮扶区县脱贫摘帽。参与“美丽中国”建设，成功打造河北黄羊滩治沙绿化工程和“美丽滇池”“清水入江”等综合治理项目。第一时间参与完成各种抗灾、抗疫、救护、助困等任务，大力支持教育、文化、体育事业发展，树立良好的企业社会形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各类市场主体的成长和勃兴，一批批优秀企业家怀着对国家、对民族的崇高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党担当、为国分忧，站在时代前列，勇于拼搏进取，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荣毅仁创办和发展中信所积淀形成的优秀企业家精神，将由此成为中国企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进一步开拓前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经济全球化加速向区域化转变，我国新发展格局加速形成，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但也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立足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为全面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④]。中信集团确立的“打造卓越企业集团、铸就百年民族品牌”的发展愿景，正是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标世界一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世界一流企业是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载体，是引领全球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关键力量。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作为一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牵引性的重大战略任务，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步入新阶段的前瞻性布局，也是对中国企业在新时代发展方向提出的新要求，更是赋予中国企业在新时代国际化征程中的新使命，将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积极深远的影响。中国企业在全面提升创造力、竞争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同时，必须大力提升优秀企业家的引领力，加快培育一支具有爱国情怀、全球战略眼光、市场开拓精神、管理创新能力、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队伍。通过深入总结一流企业家成长规律，健全企业家培育体系，大力倡导企业家精神，使企业家真正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

面向未来，传承和弘扬荣毅仁的优秀企业家精神，学习他崇高的精神追求和杰出的人格风范，造就更多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的企业领导者，打造更多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企业就能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赢得更大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编辑  杨利红）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胸怀天下、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战略格局提出了我们未来的发展路径。

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结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发展数字贸易，建设以数字中国为引领的强国战略。

世界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无论是西方以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为主体的哲学思维还是东方解决人和人之间关系为主流的思维，现在都共同面临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三大洪流。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世界技术革命的新突破，这就是数字文明的较量。

这一次的技术革命同以往完全不同，最大的市场是技术集群、技术服务的突破。在这个突破中，国家、区域包括世界各地“湾区”之间的竞争，重点越来越集中到新技术突破的速度以及产业化的竞争。技术突破的速度越来越快，社会的发展也给我们提出新的要求。业内专家认为，这一轮疫情让数字经济提前了30年，乌克兰危机又让数字经济超前50年。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渐变过程已变成了突变过程。我们对这一事态的发展，以及它对未来历史走向的重大意义，要给以充分的估计。

数字技术正在彻底改变经济社会运行逻辑的基础。工业革命以来经济生活不断追求的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高满意度，将会被共生、共享、共用并相互赋能的新型运作模式、运行规则所取代，并在形成数据驱动、软件定义、平台支撑、服务增值和智能主导的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数据生产要素形成新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重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而推进主导技术的变化、关键生产要素的变化，进而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的变化，乃至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不一定都是线性推动的。种种迹象表明，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世界数字科技生态，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类脑特征；诸多数字技术的出现，都与互联网大脑的各种神经系统的发育相关，未来的世界将成为产业大脑、智力大脑和城市大脑的竞争。

产业大脑促进产业链长、头部企业，平台的头部企业成长和竞争，而不是一般的头部企业的竞争。城市大脑实际是政府大脑。智力大脑是社会大脑。

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挑战

未来中国的发展，存在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城市化红利走到尽头，需要换赛道。城市化能解决人均GDP约2万美元的发展空间。现在我国人均GDP约12000美元，美国是69000美元。它是怎么达到这个程度的？主要是数据价值化，将每个人的数据进行市场价值开发，又能解决2万美元的增长空间。我近期去调研了几个地方，特别是三一重工的数字化给人印象深刻，其中一个人一年的产值是1000多万元，这是财富井喷。

第二，拓宽创新空间。深圳市的创新发展包含很多空间概念，城市创新空间能解决人均收入5万-8万元。以城市化、房地产需求带动的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些空间，但我们要思考如何换道。因为财富的空间承载需要更换赛道。

基于这样的考量，我们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要翻过三大障碍：

第一个是“卡脖子”问题，即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如芯片）没有掌握在我们手里。

第二是“卡脑子”问题，主要是思想、科学。像Google Scholar中的百科全书（电子版）的形式，放在Google Scholar里，但美国政府对我们实行封锁，导致我们在知识信息检索方面遇到很大的障碍。

第三是“卡嗓子”，我们要提升国际话语权。现在我们很多人很关注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但“卡脑子”、“卡嗓子”问题也同样不可轻视。

对于中国的发展和雄心勃勃的远景目标，美国有很强的危机感。本世纪初，美国还是世界绝大部分国家最大的商品供给国，但是到2019年，美国商品供给就缩到北美，在欧洲就是零星的地区，像英国、法国这些国家。

在向新的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一定要了解我们的对手，以及我们的任务和使命。美国把中国定义为第一竞争对手，这不取决于我们的意愿。但客观上我们与美国之间的竞争是长期的，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其中一项，就是要把数字中国的建设作为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领域的任务，而且将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文明时代。

从中美贸易冲突到乌克兰危机，地缘政治的需要正在成为全球产业链重组的重要推手。将来我们要成为科技大国，但现在西方的地缘政治和冷战思维还是他们战略思维的主流。2022年4月，美国财长耶伦在公开演讲时说，“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实现自由但安全的贸易，将经济问题与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更广泛的国家利益考虑分开，将越来越困难”。美国正在进行从“离岸外包”到“友岸外包”的战略转移。

同月，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拉加德说，乌克兰危机可能证明，它对欧洲和其他地区也是一个转折点。“它使得供应商国家所属的联盟变得更加重要。跨国公司仍将面临着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组织生产的强烈动机，但地缘政治的需要可能会限制他们这样做的范围”。她说，经济效率将不再是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唯一驱动力。

当前全球化存在的问题

当前全球化正遭遇逆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认真考虑几个问题：

第一，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正在衰落，但是它的衰落是不是必然意味着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开始？这里非常重要的是，要让“中国+”成为外资和大多数跨国公司在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第二，美国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斗争方式不一样。美国出手往往是以军事和安全事务主导，中国是以经贸事务主导。中美之间的博弈将是长期的。2016年，中国的GDP达到美国的60%，而美国在历史上对所有GDP达到其60%的国家都进行了打压，它先后打压了联邦德国、苏联和日本。1975年苏联的GDP达到美国的71.2%，1995年日本GDP达到美国的71.3%。2021年中国GDP达到美国GDP的77.1%。美国对中国进行打压是必然的。

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还面临一些重要的考验。第一，中国人均收入接近2万美元了，我们还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从近代以来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看，到了人均3万美元时期，大概率会发生社会重大变革。在现代化进程中，要维护国家的社会稳定，这是一个大问题。在具备这个条件之后，低于3万美元进行社会重大改革的，只有塞拉利昂没有乱，塞拉利昂当时人均收入几千美元。当中国的GDP总量相当于美国的130%-140%时，美国才有可能心平气和，进入战略伴生时期。现在我们还处于战略相持时期。

新一轮全球化，呼唤世界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在数字经济条件下，除了传统的社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之外，还要铺就技术性社会基础设施，比如IPV6、5G、6G，等等；同时还要铺就制度性社会基础设施，比如标准的商务服务、法务服务、政务服务；还有安全性基础设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作为大国，要提供一些关键性的世界性公共产品，这既是担当也是必需。

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将推动新一轮技术改造，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近期美国马斯克搞的星链计划，将在外层空间部署42000颗人造卫星，现在计划每天搞64颗；所发射的卫星可以回收，火箭可以重复使用。目前美国在天上已经有4000多颗卫星了。所以数字经济让创新生态系统成为国家、地区新的角力点。要把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政策链、资金链深度融合，形成促进创新的文化和制度生态环境。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大的国际国内的挑战。

第三，创造人类文明的新时代。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新观念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他说，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世间所有的东西都在运动和变化中。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过程中，中国要为数字时代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我们近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创新，比如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更多的空间，也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新的思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推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拥护。同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我们提出“一带一路”作为对外开放实践的重要平台。

中国的两大优势

引领新时代最关键的就是要坚持高水平的开放。真正的高水平的开放，在制度设计方面，全球价值链时代的理想世界是“三零”，就是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我们参加的RCEP就是如此，进而推动倒逼我们的改革与发展。我们经过多年建设形成了较完整的产业供应链，现在我们要在这个供应链基础上增加供应链的价值，形成供应链价值增值中心。

当然中国有两个非常强大的优势。一是超大规模市场，中国有14亿人。根据梅特卡夫定律和达维多定律，在数字社会里面，一个区域的经济价值或产品的价值，与和它关联的移动末端的数量的平方成正比。中国的移动末端将近12亿。美国总人口还不到4亿。同样一个产品，一个服务，中国的附加值是12的平方144，而美国仅是16。

虽然我们国家平台经济的国际化率很低，但我们培养的腾讯和阿里巴巴两个平台进入了世界前10强。这两个企业最大的国际化率不到8%，而亚马逊是28%（或43%），Facebook是56%以上。我们这个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太强了。

第二个优势是全球制造中心。我们在向供应链、产业链的中高端攀升的过程中，中心配套和集群，特别是融合式集群的优势会一直保持下去。这跟我们国家的梯度发展是非常紧密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制度型开放下，才能够抵御“灰犀牛”“黑天鹅”等事件产生的重大冲击。越开放的地方，实际上它越稳定，封闭就将自我出局。

构建域外治理体系，将成为数字时代的内在制度要求。近期我们在做税收金税工程，因为数字技术是全球普及的，这样我们能增加税收上万亿。税权是构建域外治理的调度阀，但首先要建立在产权、知识产权、股权这些方面。

二十大全面推动制度型开放进入了新的时代，制度开放主要是要通过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引领创建新型的全球发展环境。

二十大提出，我们要引育全球现代化产业体系。引育就是不仅要引领，还要培育，主要是让中国成为领导产业的策源地。要解决重大产业需求、重大技术突破；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双循环发展，以内循环带动外循环，打造世界级战略高技术产业集群。

（编辑 季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是我们党在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进一步加快对外文化交流和我国国际传播力作出的战略部署。需要我们认真领会并贯彻落实。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第一，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当前国际舆论场上的博弈交锋，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话语之争、叙事之争。善意往往被恶意所遮蔽，正面直接被抹黑为负面。中国已经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必须着力打造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形象。在目前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下，我们必须加紧设计，提高话语及叙事的能力及水平，以扭转当前在很多方面处于事倍功半的被动局面。

第二，加紧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发展观整合为一体，以更充分地展现中国当代经济社会生活背后的哲学力量、精神源泉，使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认同中国、接受中国、放心中国，愿同中国加大合作。

第三，加紧构筑文化生产大国和文化输出大国的新格局。我们讲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国与国要相互尊重，反对以强凌弱，一个重要基础就是文化上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和相互作用。中国五千年文明积淀了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源，这是文化生产大国的先天优势所在，要有组织有部署地挖掘、集中和加以提高，并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在网络信息传播时代，文化输出变得比以往更加便利和快捷，我们对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形式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让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四，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交流活动，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不断延伸、加固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心灵和情感的桥梁，将国与国加深理解、信任和友谊的纽带系得更加扎实，维护并促进世界文明多样性向前发展。

第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传播力决定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坚持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作为一项主要任务来抓。要努力掌握并学会运用国际传播的规律，对世界范围不同国家、各类受众群体进行全球化表达、区域性表达和分众式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

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设计与协调

一是加强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总体设计与统筹协调。对外文化交流、人文交流、国际传播等等，涉及范围、领域众多，每一个部类中又有多个小类。每一类的着眼点、发力点和要达到的效果也都有所不同。必须加强顶层的总体设计和统筹，加强跨部门跨领域的协调管理，加强部类指向的运作指导，加强培训、监督与落实，加强总结经验教训。中央可以设立专门领导机构，根据二十大的精神和要求，分别作出近期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制定出不同类别、不同领域分阶段推进实施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二是对内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人大和政协、地方政府、民间团体、大专院校、主流媒体、大中企业、各类智库等等，都要围绕党在新时代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力的任务，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以对党和国家、对中华民族高度负责的精神，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积极开展创造性的工作，将内容与形式、活动与目标、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最大限度地统一协调，扎实推进，一步一个脚印，久久为功。

三是坚持不懈“请进来，走出去”。交流是平等、相互、不额外附加条件的。交流不是一方对另一方单向的事情，而是双方或者多方共同相向而行的事。国与国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开展相互间的交流，往往需要对等或大体对等来进行。比如，不可能只让人家接待你的演出团体，而你根本不接待对方的团体；你想让中央电视台的频道在某国落地，对方往往也会向你提出同样的要求；你要在某国开设文化中心，对方同样会要求在你的领土上也开设文化中心。对外推进我国电视频道落地和开设文化中心，曾是我们一直奋力推进的重大项目，可惜因为不能允许对方按对等原则办理，虽然我们投入巨大精力和财力，最终成功的没有几家。这些教训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当然，如何防范和抵御外来文化的各种糟粕，特别是浸透着美西方价值观的文化载体，我们同样要给予足够的重视，需要国家推动专门的研究，并有一套完整有序的办法加以对待。

四是发挥全民的力量。每一位中国公民，不管以什么身份、什么形式到国外学习工作、出差交流、参与“一带一路”具体项目建设等等，身份上都有中国的标签，客观上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形象，对世界各地每一位同中国人打交道的外国人产生不同的印象，并影响到他周围许多人。要对国人进行教育，中国走向世界，不仅是中国政府、中国企业、中国高校的事情，而且也包括所有中国人在内。要让全体人民都认识到，我们在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时，在合作建设经济技术项目时，在开展各种形式的友好往来时，都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能够反映出中华民族谦虚谨慎、与人为善、以诚相待的优良品德，有形无形地展现中国改革开放、锐意进取、虚心好学的正面形象，为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编辑 季节）

今年初，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以下简称“中信基金会”）举办“加强对外话语体系与能力建设”专题研讨会。来自不同领域的十几位资深学者与会发言，深入讨论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进一步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对外话语体系内涵需要建立新认知

  从多元维度认识对外话语体系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周庆安教授认为，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争取国际话语权可细分为定义权、解释权、动员权三个层面。建议进一步凝聚对国际传播工作的战略共识，对我国话语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共识，从观念和机制两方面入手，有效构建中国国际传播战略体系；优化实施策略，从“做机构”到“做平台”，打造中国国际传播平台；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核心理念作为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及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核心及重要支撑；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更好匹配国际传播的核心位置，构建可行的、实事求是的效果评价体系。

  对外话语体系要适应全球体系的迭代

中信基金会副秘书长、资深研究员王湘穗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我们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基础形成冲击。建构中国式的话语体系，要着眼于全球体系变化的基本趋势，跟上和适应全球体系的变化，不能将问题简单化、庸俗化、形式化，片面关注各类国际传播量化指标。建议构建话语体系要有一种千年时间尺度的全局观和涵盖全球的整体观；要讲唯物论辩证法、适应复杂性，新全球化体系的迭代是多样性的统一，不是简单的更替，而是多中心的并行体系；要不断增强竞争力，顺势而为，积极参与全球话语体系的构建，为全球化贡献中国方案。

  从舆论战的高度审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郑若麟认为，西方正在有意识地对我国发动全面的舆论战，战略目标非常清楚。这场舆论战没有妥协的可能性，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做好准备，避免仓促应战。我们要进一步培养和打造一支能够在思想领域、舆论战中起到启蒙作用的队伍，把这些力量有效组织起来，给予他们充分的空间，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智慧来打赢这场舆论战。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俄战略协作中心执行主任王晓泉认为，中国式崛起必然颠覆美国的霸权秩序，必然遭到殊死抵抗。其主要形式就是混合战争，而舆论战是关键性战场。他建议，一是挖掘构建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的内容优势，充分发挥系统性优势、实践性优势、先进性优势；二是挖掘构建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的制度优势，使制度更好地适应实际需求，以实际效果检验外宣工作；三是挖掘构建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的路径和方法，充分挖掘智库的潜力，用新的思路构建国际话语体系。

国际传播视域下对新闻属性应有新认识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王润泽认为，在新的国际冲突背景下，新闻人才教育应当重新思考新闻属性等理论问题，从根源上解决思想障碍。长期以来，新闻教育中对新闻的概念界定往往局限在文本层面，即新闻是关于最新事实发展的报道。但实际上新闻的层面很多，新闻和事实之间的关系并不如传统新闻教育中所强调的那样对等且紧密。在美西方对我国发动整体上的认知战、舆论战和谣言战背景下，新闻教育需要引导学生认识新闻的本质，真正理解冲突中的新闻，而不是禁锢在欧美新闻专业主义框架下，无法得出真实的结论。在全新的国际传播视域下，新闻教育需要重新审视漫长历史阶段中全面、立体、丰富的新闻内涵，构建更加强大的理论武器，继而在国际传播实践过程中做出更大贡献。

对外话语能力建设需要探索新思路

  对外话语建设应关照区域国别传播与精准传播

新华社研究院外联室主任刘华认为，在区域国别宏观方向上的建设与整个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战略和战役、战术之间的匹配关系。讲好自己故事的同时，也一定要用中国视角讲好世界的故事和当地区域国别的故事，这是塑造对方认知和理念的关键点。当前我们在区域国别话语体系的建设能力尚不能匹配需要，包括队伍规模不足、生产力与生产方式落后、舆论手段和实体手段未协同等。建议在决策层和研究层推动形成两方面新共识，一是话语体系建设目标背后应该有思想理念的深度支撑，从思想理念到传播产品的全链条应该是贯通的；二是更大的目标应该是和更多的资源相匹配，应当将新的资源投入到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工作方法中。针对重点国家区域国别的精准传播，要确定重点方向，加强监督和引导，避免浪费，集中力量办大事。需要给予新闻单位、媒体机构等对外传播工作更高的定位，明确更大的任务和更高的目标；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如智库学者、留学生群体等，给予他们更大的空间，在海外发声方面建立评估、激励等机制；还应将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中的更多领域如电影、电视、游戏等纳入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构建职能中。

  对外传播工作应当注重道义、道理及礼节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刘宝成认为，对外传播不能只讲中国的故事，要用诚实信用的态度、公开透明的方式去增强我们的对外传播力。建议在对外传播建设中，传播主体要加强信誉建设，提高海外受众的信任程度，避免过多的宏大叙事和观点多于事实等问题。对外传播建设要有综合性的部署，真正从受众角度出发建立共情，熟练地运用国际通行的话语体系和传播渠道，将中国特色转化成对方可以理解的优势内容，做好传播内容输出的持续性，争取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的认同、信任、尊重和积极响应。

从文明交流互鉴的维度推动当代中国的国际传播

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胡钰认为，人文精神是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具有历史积淀，符合时代需要，可与世界对话。人文精神中重要的内涵是人本精神与民本精神，建议深入挖掘中华人文精神，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视角审视国际传播工作。要在国际传播中树立人类意识，既要传播中国，也要传播世界，加强对贫穷、气候、教育等全球性挑战问题的国际传播；在各类国际事件中，都要有中国报道者的现场声音。要在国际传播中树立人民意识，以国内民众为传播主体，以国外民众为传播对象，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国际传播，重点是大学、企业、青年群体等。重点探索对大学参与国际传播的政策调整、对企业参与国际传播的引导，对青年参与国际传播的舞台搭建。新冠病毒疫情之后，中国与世界的全面交往，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崭新的观念，需要全面的人文交流，应当在国际传播中树立扎实的、崭新的人文精神。

  对外舆论斗争要增强话语表达的有效性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资环学院副院长彭年认为，增强对外话语体系的有序性和有效性需要做到：一是埋头基础工作，准确、清晰地掌握当前舆论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二是提升系统思维，加强对外话语体系的网格化建设，提高精准传播的水平，对区域国别网格里每一区域、每一领域、每一行业的话语实践与话语表达方式都应精准掌握；三是做好桌面下的文章，针对美西方等对我国的抹黑应当予以有效反击。

对外话语体系实践需要拓展新路径

  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做好理论宣传

《求是》杂志外文版编辑部主任、求是网董事长于波认为，对外理论宣传要注重专业的、权威的语言翻译和把关。在对外传播实践中，要有清晰的受众目标，如《求是》的特定目标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要发挥党中央机关刊物的特色和优势。在当前新的国际形势与国际环境下，要充分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形成一个大的外宣队伍。各新闻媒体机构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整合各方优质资源，发挥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共同做好对外话语传播，努力展现对外工作的新气象、新作为。

  媒体和智库应当形成合力进行话语体系创新

《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主任宋平认为，中国在国际舆论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全世界都在期待中国的发声，而媒体和智库要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对内能够稳定舆论场，对外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近年来，美西方一直采用双标不断地抹黑中国，其背后都与海外智库的言论和报告息息相关，西方媒体继而推波助澜。美西方媒体会持续设置很多的中国话语陷阱，我们急需打造中国自己的原创思想体系，用符合我们立场、世界能听懂的话语去解读、去传播中国主张，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应对。中国智库在国际舆论场发声要先解决看得见、被看懂的问题。媒体和智库的融合发展实际上已成为全球舆论宣传的一个趋势，媒体可以根据智库研究的议题来进行深度挖掘，找好细分的切口，智库亦可以通过媒体来引领新议题，放大成果的影响力。

发挥香港独特角色与功能构建对外话语体系

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正思香港顾问有限公司总裁陈少波认为，香港在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有汇聚西方主流媒体、通讯社，与西方传播语言、风格、价值观相通，高度关注中国政治经济局势等优势，也存在缺少主动建构中国话语的意识与机制、爱国意识形态人才不足等短板。建议构筑覆盖多种语言、多个领域的国际网络意见领袖团队，进行分众传播，增强话语的说服力、感染力；探索尝试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提出中国学派论述，借助香港了解西方、与西方网络互通的背景去拆解西方中心主义，着手建立机构、智库、媒体等高效协同的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

  新时代涉疆对外传播呈现新变化需要新路径

中信基金会研究员、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吐尔孙·艾拜认为，当前的新疆国际传播面对的是一场舆论战。海外媒体的涉疆报道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性，报道议题具有集中和阶段性特性，西方政要、研究机构和各类非政府组织成为重要引用信源和制造涉疆舆情的幕后推手，虚假负面信息的多渠道传播和反复引用较为突出。建议加强网络尤其是国际移动终端宣传；强化涉疆基础性理论研究，提升议程设置能力，推进学术话语转为媒体话语；鼓励国内外民间力量参与对外传播等。

（编辑  杨林）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积极参与国际循环，取得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的奇迹。当前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同全球很多国家有着紧密的产业关联和市场关联，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发挥大国经济优势，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资源的联动性。

中国为什么在开放中取得成功

    四十多年来中国持续的对外开放，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经验？学术界对此做了大量的总结分析。许多国家都在实行开放政策，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的过程中并不是都能成功的。中国的对外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根据历史脉络，总结了三条宝贵经验。   

    第一，中国对外开放走的是渐进式开放道路。渐进方式避免了在开放中造成重大经济社会冲击。从局部试点到逐渐扩大开放范围，取得了经验，保障了对外开放能够起到持续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我们先设立经济特区，继而再开放沿海14个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沿海开放战略、推进沿边开放、沿江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开放中边试点边总结经验，我们逐渐地扩大开放的空间和产业领域，最后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

    渐进式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既限制了风险的范围，又逐步为管理开放经济积累经验。同时还能避免对外开放对国内投资、就业的严重挤出效应。在资本投入不断扩大的同时，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就业规模持续增加，实现社会的稳定，在稳定中发展。

    第二，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战略中，把对外开放与提升自力更生的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开放本身是手段，是为了发展，为了提升社会福利的水平。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主动地推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升级，避免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结构“低端锁定”现象。

    通过对外开放，我们大胆吸收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同时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开放中不断地提高我们自主创新的能力，使得我们在参加国际经济贸易活动、国际经济合作的过程中，自身的经济结构不断升级。通过经济结构升级、技术进步、效率改进，拉动经济增长。

    在经济结构的升级上，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市场结构的升级。在中国和外商合资合作中，国内的投资企业借鉴外商先进的管理经验、管理理念来提升我们的管理水平。在和外资企业竞争的过程中，竞争态势倒逼内资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改善经济管理，重视人才，通过创新来赢得和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正是在和外资的合作与竞争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内资企业成为全球公司。

    二是在产品结构升级上，为了赢得国内市场的竞争，内资企业就不得不去潜心向外资学习，开发新产品，不断地提升产品的工艺和设计水平、技术含量，逐渐获取走向国际市场的能力。为了赢得国际市场的竞争，企业要努力适应消费者需求，不断地改善产品性能、品质，大量价廉物美的名牌产品也行销世界各地，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占有率在不断提升。比如说，目前我们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已经占到了95%以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已经占到了30%以上，这都说明我们的产品结构是在开放竞争中不断升级的。

    三是在技术结构升级上，促进了国内的技术进步。中国在不断地优化外商投资的营商环境，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中国设立了经济特区，在创新发展中发挥了试点作用，它本身就具有试点和辐射作用，成为体制创新、技术创新的发动机，全国的经济增长极。各地在复制、推广经济特区发展经验的过程中，也有效地带动了全国广大地区的技术结构的升级。

    四是在产业结构升级上，我们在开放中注重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有效地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抓住全球制造业大转移的机会，成功地嵌入到了全球产业链条之中。我们成为世界制造大国，这是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但是随着工业化的继续发展，我们也在努力地谋求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的方向转型。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是非常明显的。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把对外开放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效地推动了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等等的升级。

    第三，中国在四十多年的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始终把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的改革结合起来。跟踪国际经贸规则变迁的趋势，在对外开放中通过开放倒逼国内的改革，推动了经济制度的有效变迁。比如说，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和参加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地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健全法制。我们在吸收外资中，为了给外商投资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制定了一系列的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构建起了规范的外商投资法律体系，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我们努力地促进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简化行政审批制度，降低行政成本，完善市场体系，健全市场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等。这些实际上为外资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有效地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的变迁。我们在发展对外贸易中，适应国际经贸规则，不断地提高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和公平贸易的水平，这也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

中国对外开放的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无论是国内经济条件还是国际经济环境，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就国内经济条件的变化来说，我们的发展阶段变了，工业化水平变了，市场结构变了，比较优势在改变，居民收入水平也在变化，体制条件在变化，开放的重心也在变化。过去的政策导向型的开放，正在转变为制度型的全面开放。

    国际条件也在变。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开放初始阶段的国际格局有所不同，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面临的外部开放条件在不断地变化。比如，新冠疫情诱发了世界经济一些新的趋势；还有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与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智能服务为中心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方兴未艾。

    在全球化逆流的冲击下，经济效率逻辑受到了安全逻辑的严重冲击。发达国家制造业大规模的外移转变为美国推动制造业回流，一些跨国公司从欢迎中国开放转向惧怕与中国企业竞争，美西方一些国家从过去促进中国改革开放转变为现在谋求遏制中国发展。这都是我们所面对的外部条件的变化。

    既然国内外的经济条件变化了，我们的开放应该怎么办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深度，分工深度决定生产力水平和收入水平。现代经济的最根本特点，就是在不断扩大的市场范围中组织生产、利用资源、交换商品，越是能够在更广泛范围内开拓市场、利用资源的国家，其经济就越强大，收入水平越高。世界近代史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反复说明，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一不是通过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循环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提升。开放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一个趋势。

    国际经济循环同国内大循环一样，都是生产发展格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紧密整体。所以我们在新形势下，要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有几点是我们要坚守的。要反制单边主义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维护多边经济体制。

    首先，我们只有在不断地推进开放的过程中，才能发挥中国大市场的优势，避免把中国锁定在全球化体系之外。

    其次，我们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要发挥开放倒逼改革的功能。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证明，这是一条非常成功的道路。今天在改革的深水区，全面改革攻坚过程中，我们要对标国际先进经贸规则，改革国内的经济体制。

    第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开放中推动发展，化解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全面提升要素生产率，减轻企业税负负担，稳定外商投资，避免脱离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体系。

    通过深化开放，提升营商环境优势和制度优势，以新的竞争优势逐渐替代逐渐转弱的成本优势，以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第四，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高水平的开放主要是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就是要与国际规则对标、接轨。国际经贸规则在变动，例如我们过去注重的边境规则主要是体现在关税水平的下调上。

中国不能永远以发展中国家的规则要求自己，总有一天，我们会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所以，我们不可能长期享受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中成员国家的关税水平待遇。主动地下调关税的水平，可以避免一次性大幅度下调关税水平带来的冲击。我们应该关注新一轮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变迁。先进的国际经贸规则主要体现在边境后的规则上，规则所涉及的内容很多，我们应该在这些规则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主动地对标，有所作为。

（编辑  季节）

现代化是我们国家发展的战略部署，而开放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对外开放是一项不容置疑的基本国策

我国的对外开放是一次打破思维茧房的过程。在鸦片战争时，西方列强逼我们开放。1978年是我们主动实行对外开放，目的是更多地参与到全球竞争与合作中来。纵观全球的历史变迁，多数开放的经济体均通过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取得了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过去40多年来，我国在社会、经济、科技以及国际政治地位等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雄辩地证明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对外开放意味着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允许并鼓励商品、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类经济要素的跨国自由流动，既包括“引进来”，也包括“走出去”。开放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近年来，针对中央提出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舆论出现了一些疑问，认为全球化已终结，外资应该逐步退出，以便集中发展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认为这是实现自主可控乃至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有人提出，既然美西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对我国实施全面打压，我们为什么还要对他们开放呢？实际上这是一种认识误区，因为我们的开放从来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无原则的。我们一直是有目标、有原则、有步骤的，不是无标准的一个过程。殊不知，美西方之所以加力打压我国，直接原因就在于我国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深受裨益，形成了如今东西方此消彼长的格局。收缩或者关闭国门，恰好迎合了美西方压制中国崛起的战略企图。海明威说过，鸡蛋如果从外部打破就是食物，从内部打破就能产生新的生命。鸦片战争时，西方列强是从外部打破中国，使我们变成西方列强的食物。那么现在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主动地解放思想，打破了封闭我们的一个壳，就迎来了新的生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见证了自己主动打破封闭的蛋壳所取得的巨大收益。另有人认为，我国对外开放后，形成了我国对美西方的依赖。事实恰恰相反，我国通过强劲的出口赚取的3万亿美元外汇，超过了其他G7国家的总和，而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大幅增加了美国家庭的消费开支，美国企业受损近1800亿美元，如今有6千家美国企业向美国政府提起诉讼，反对对华进行贸易制裁。可见，我国强大的出口能力和巨大的开放市场加剧了包括美国在内的经贸伙伴对我国的依赖。倘若关闭市场，中断经贸往来，我国将失去外交谈判的筹码，使国际关系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美西方敢于对俄罗斯发起严厉制裁，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他们不再依赖与俄罗斯的经贸交往。所以，通过扩大开放加深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既是我国积累国民财富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在外交领域与美西方开展国际斗争的关键杠杆。

新规则体系下几种发展类型

在加入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的还处于边缘的程度。在新的规则体系下，我们可以看到有几种类型：

一种是全盘接受了全球化规则，在全球化文化的同化过程中，最后失去了自己。比如说日本的脱亚入欧模式。另外一种是兼容的模式，保持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优势，同时接纳世界规则、吸收世界文化，做到和而不同，例如中国模式。还有一种是排斥主流文化、排斥世界全球化的大潮流，最终走向异化或者是边缘化。

中国梦，对内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外要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说：“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1979年，中国对美的贸易额是24.5亿美元，到2016年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中国对美贸易额已经达到了5000亿美元。那么这个贸易战打下来，中美在2021年实现7500多亿美元的贸易额。美国政府无论怎样提倡、推动脱钩，实践证明，这样一个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的共存局面很难扭转。正因为在经济上的这种相互依存，美国才会有商界企业大量的发出反对脱钩制裁的声音。

我们实现高水平的开放，还是要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三个“有利于”，也就是说哪些领域的开放、哪些层次的开放能够助力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能够助力我们增强国家综合实力，能够真正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看清楚我们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我们的目标是结合我们过去的成功经验，但是在开放初期也存在扩张方式粗放，低价恶性竞争，过度消耗资源环境，贸易顺差过大等问题，导致我们付出了学费。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我们要探索下一步改革开放的新路径。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对标、倡导和参与制定高标准的国际规则。不仅是对标，而且要倡导和参与制定这些规则。过去我们融入全球化，更多的是接受西方的规则，在国内采用“废改立”的方式与国际规则进行接轨。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经验，而且也有贸易实践经验。

系统归纳总结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与国际经贸规则的互动历程和经验，分析国际经贸规则变革趋势以及我国面临的机遇挑战，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围绕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和更好发挥我国市场优势，我们从数字经济、竞争政策、产业补贴、知识产权、国有企业、生态环境及配套改革成功实践（以深圳为例）等七个重点领域铺展路线图，提出了下一步深化国内改革和积极扩大开放的总体思路、着力方向和关键举措。

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背景，协同推进基于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全方位、全要素国际合作新构架，探求我国协同对外开放升级与对内改革深化的新路径，为我国在全球市场形成竞争新优势提供战略支撑，倡导一些新的理念、新的规则。这些理念和规则体系都应当沿着市场化、国家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过去的现代化重点在硬实力发展上，现在更加强调规则体系的建设，以及制度能力的建设问题。

建立高标准国际规则的判别标准

关于可以对接的高标准国际规则，并不是规定越严苛越好，而是要审视其是否符合我国的发展理念、外交原则和具体国情。我们据此提出了六条判别标准：（1）国家利益至上原则；（2）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3）“五通三体”原则；（4）联合国可持续发展（SDGs）目标；（5）联合国《全球契约》；（6）符合WTO精神的规则体系。以此为尺度，我们将国际规则进行分门别类，鉴别出刚性规则和柔性规则，多边规则、区域性规则、小多边（或诸边）规则和双边规则，综合规则和专项规则，已加入规则、待加入规则和未加入规则，联合国规则、政府间规则和行业规则。

提炼市场经济善治的基本原则

作为引导、约束和评判行为的规范，任何规则均发源并服务于某种既定的价值理念，如同奥运赛制之于奥运精神。国际经贸规则所认定和奉行的价值理念是自由国际主义，即要素的跨国自由流动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国际分工和专业化，既而在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共同繁荣。我们深入剖析了各类通行的国际经贸规则所蕴含的价值机理，发现其中普遍体现了以下六项有关市场经济善治的基本原则：（1）产权保护原则，即物权和知识产权必须做到归属明晰，且受到严格有效的保护；（2）主体平等原则，即各类市场主体，不分国籍与权属，身份和待遇一律平等，政府及其所支配的机构亦鲜能例外；（3）契约自由原则，即各类市场主体自主立约，且诚实守信；（4）竞争公平规则，即各类市场主体必须按照同一规则开展中性竞争，反对垄断和不正当补贴等歧视性做法；（5）规则“三公”原则，即市场规则必须做到公开、公正、公平，且明确、统一而稳定；（6）政府服务原则，即政府运用公权依照正当程序集中提供法律、政策、标准、管理等公共服务，守护市场规则和秩序，纠正市场失灵，不得直接参与或扭曲正常的市场竞争。

回顾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我国基本上都是沿着上述市场经济善治的原则“操其要于上”，并结合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地区及行业特点“分其详于下”的。坚守市场经济善治的原则，有利于增进我国在国际规则谈判中的说服力，并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持。课题组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出了我国在经济治理领域存在的现实问题，并分析了其背后的成因，结合市场经济善治的基本原则，并比照高标准国际规则总结经验，以务实的态度提出了继续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补齐短板、拉长长板的战略思路。

探究制度型开放的着力点

制度是一切规则的基础，而规则又是指导和约束行为的具体规范。我国在不断深入全球化的进程当中，走出了一条步步为营、行稳致远的成功之路。当前，我国正在从渐进式市场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过渡，而制度型开放的本质在于通过加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照市场化、国际化和法制化的原则，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高质量、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以降低关税和促进贸易便利化的边境规则为起点，我国下一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将在融入和引领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展示出更加强劲的内生主动性与外向进取性。着重点将针对数字贸易、竞争中立、产业补贴、知识产权、劳工标准以及环境保护等新议题，集中对标边境后的高标准国际规则。主动与先进的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加强开放对改革的催化效应，提升境内外规则体系的适应性、兼容性，有利于畅通国内外资源的双向流动与增值，为我国全面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增强抗击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裂变两大因素驱动下，全球化正在裂解，为弥补多边体系的缺陷，区域性金融与贸易体系开始蓬勃兴起，而且部分内容超越了多边体系的规制。我国在维护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体系的同时，积极参与和推进区域性的经贸一体化。将我国提出申请但尚未加入或正式生效的双多边经贸规则作为重点，其中包括世贸组织的《环境产品协定》（EGA）和《政府采购协定》（GPA）以及《服务贸易协定》（TiSA），区域性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以及双边诸国《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这些协定存在层级差异，针对不同领域各有侧重。我们要系统梳理，鉴别出其中的重点与难点，尤其是对我国可能带来的利弊得失，进而提出相应的谈判原则和注意事项。

界定政府与市场的恰当角色及其相互关系，是国际经贸规则的一项首要任务。自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发挥我国体制优势的同时，更完美地诠释了国际经贸规则的核心内容，明确划定政府和市场关系。在关于服务型政府的讨论中，大家都在谈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它们之间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边界就在落实正负两份清单，一份是体现“法无禁止皆可为”的企业负面清单上，另一份是体现“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政府正面清单，是廓清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关系、明确彼此权责的一条现实路径，也是融入和参与构建国际高标准商业文明规则体系的一个基础性条件。

我们提出六条如何鉴定高标准国际规则的标准。第一，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第二，符合我们的外交方针，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第三，符合我们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来的“五通三体”原则；第四，符合联合国的宪章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五，符合联合国特别是针对企业提出来的《全球契约》；第六，符合我们广泛认同的促进改革的WTO的基本精神，也就是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

我们把需要对标的国际规则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就是我们已经加入，正在履行的规则。第二类是我们现在还不具备条件，或者不想加入的规则。第三类是我们已经申请加入，但还没有生效的规则。这其中特别提到了首先是WTO的三项规则：一个是《环境产品协定》，一个是《政府采购协定》，还有一个是《服贸协定》。第二个是CPTPP，也就是现在11个国家在运行的，最初由美国推动，但是临门一脚美国退出了。中国从2021年9月份已经明确提出加入的申请。第三个就是我们四个国家提出来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最后一个就是中欧的CAI《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我们已经提出了申请，我们正在做预先的准备，并积极地推动谈判，能够尽早地采取一些动作，往规则要求的方向去推动，而且这个规则要求的方向基本上是一个经济善治的原则。

提出一个路线图

根据这四个方面的规划，针对数字经济、竞争政策、产业补贴、知识产权、国有企业、生态环境及配套改革成功实践等六个重点提出一个路线图，从而在保持系统性的前提下，有效地拓展了分析和建议的深度与广度。

数字经济领域

数字经济是驱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也是国际竞争的新高地。我国一直致力于推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提升生产效率和高质量发展，并呈现出赶超发达国家的可喜势头。以广阔的应有场景和创新能力为基础，我国已经具备了创新引领全球数字经济规则的实力。鉴于支持数字经济的信息技术和商务平台以及交易方式和支付工具均处于急速迭代演变当中，呈现出碎片化、差异化和对立化的特征，迄今尚未形成全球统一的规则体系。2019年，我国正式加入了世贸组织《电子商务协定》谈判，并在2021年年底与80多个成员发起了《WTO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倡议》。在区域性协定当中，我国正在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如何正确把握数字经济的弥散性和渗透性，实现数字效率与信息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是我国目前面对的迫切问题。为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的潜能，确保我国能够在数字经济浪潮中发挥引领作用，建议我国主管机构针对数字经济的特性廓清国家安全的概念边界，以维护安全为底线，以促进效率为主导，因为效率意味着实力的增强，而实力才是安全的坚强保障。

公平竞争领域

公平竞争涉及竞争中立和产业补贴两大议题。

关于公平竞争原则。要求政府恪尽职守，在市场竞争活动中保持中立的立场，充分尊重并维护各类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及竞争规则的公平性，不得以特权身份参与市场竞争，不得以滥用补贴或授予垄断的方式对不同的市场主体采取厚此薄彼的歧视性政策。需要强调的是，所有的国际经贸规则仅聚焦于补贴对于竞争在市场界面上的公平性，其主旨在于防范任何类型的经营主体（而非专指国有企业），由于获得政府补贴而在国际经贸的竞技场上形成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不是一概否认补贴的正当性。类似于体育赛事中杜绝直接使用兴奋剂，而不反对赛前训练过程中的营养补充和强身健体。对于我国现有体制下的补贴问题带来的启示是，我们可以将必要的补贴进行前置，支持教育、培训和研发活动，而减少在市场端对企业的规模和价格进行补贴。另外，国际规则并不排斥国有企业乃至政府自身以平等身份参与市场活动，但要求政府明确国有企业的职能和范围，限制对国有企业的“非商业资助”。所以，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不构成国有企业参与国内外市场的障碍，但国有企业的垄断性和政府补贴问题一直是难以对标国际规则的焦点。国企改革需要进一步分清其公共职能和商业职能，逐步减少其对垄断和补贴的依赖，鼓励其通过以独立身份参与市场竞争来做大做强做优，同时提升其透明度和规范性。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廓清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定位边界，应压缩地方政府和执行部门自由裁量空间，增强市场主体对宏观政策的可预见性。在公平竞争问题上，与其为部分企业直接提供财政补贴或支持垄断经营，莫若采用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的手段营造宜商环境，既可以摆脱市场扭曲的弊端，又能够通过普遍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来实现国民财富的总体增长。

知识产权保护领域

在信息和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时代，各项经贸规则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和范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格程度，跨国企业也在设法利用法律手段扩大其知识产权“雷区”，以延长其垄断优势。对于全球范围内的领先技术，我国正在由模仿之后的放大应用模式转向创新引领模式，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符合我国的创新驱动战略。自开放之初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来，我国已经加入了各项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并在国内建立其完善的法律体系，但仍然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灰色地带，全面提高司法和执法效率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对标我国业已和行将加入的国际规则，我国需要密切关注声音、气味、商业秘密、加密电视和卫星信号、电子出版物等新生的知识产权及其保护措施的进展情况。

劳工标准领域

劳工标准不仅涉及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同时也涉及到一国的人权保护制度。低廉的劳动力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但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稳步提升广大人民的劳动权益和健康保障。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户籍制度和性别的用工歧视，二是通过灵活用工以及第三方劳务派遣摆脱雇主责任，三是工程款拖欠产生的连锁反应，致使劳工无法及时得到足额劳动报酬。在双多边经贸规则中，有关劳工标准的条款基本上援用了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我国迄今已加入了国际劳工组织的28个公约，其中包括8项核心公约中的6个，唯有《结社自由与保护组织权公约》及《组织权与集体谈判权公约》尚付阙如。鉴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均涵盖了国际劳工组织8项核心公约的内容，这将构成我国加入前者和启动后者的主要障碍，因其涉及我国劳动法的修改以及劳工组织和管理模式的转变。

环境标准领域

致力于经济增长的自由贸易规则与致力于生态保护的环境规则始终存在对立统一关系，而且各国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国际间很难达成整齐划一的环保规则。然而，面对共同的气候变化压力，各国在生态文明理念层面上已经建立了高度共识。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国际经贸规则在尊重国家环境主权和正视各国发展水平差异的基础上，要求缔约国一方面不得以降低环境标准来支持不正当竞争，另一方面不得实施市场保护主义和歧视性政策。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体现了量力而行和尽力而为的指导思想，我们始终在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之间保持积极的平衡，并在国际规则中力主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待遇标准。

制定和输出国际规则的能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我国已经具备了创新引领制定高标准国际规则的充分条件，并据此提出了具体建议，包括：（1）利用国际论坛和国际机构推动规则制定；（2）通过更新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掌握规则制定主导权；（3）将“一带一路”规则化列入首要议事日程；（4）鼓励行业企业参与制定国际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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