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充分发挥经济改革试点和对外开放窗口的重要作用，在诸多领域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创新，成功开辟出一条通过吸收和运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创新发展之路。中信集团现有40多家子公司，职工人数约18万人。截至2014年末，中信集团总资产达4万多亿元，净资产2千多亿元，2009年以来连续6年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目前排名第160位。

近年来，中信集团总部在精神文明创建中，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五个一”创建为重点，认真部署，精心组织，深入扎实地开展创建工作。集团总部坚持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各方合力推进、职工群众广泛参与的创建机制，积极开展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在弘扬主旋律、宣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集团总部已20次获评中央国家机关文明单位，连续11年被评为首都文明单位。

一、开展道德教育，强化价值引领

开展道德教育是推动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引导职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集团总部结合自身实际，将“中信读书讲坛”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有效载体，邀请中外学者作专题讲座，不断丰富讲坛的内容和形式。积极开展群众性读书活动，常振明董事长先后向职工推荐了30余本优秀图书。集团在总部办公地京城大厦设立中信书店，方便职工读书，引导职工加强学习，修养品性，读书活动的做法得到中宣部、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等领导机关的肯定，2012年获评“中央国家机关十大学习品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作了报道。

集团总部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要求，大力宣传焦裕禄精神，集中开展了学习“新时期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杨奎烈主题活动，编辑出版了《精神的路标》《生命的动能》等书籍，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学习内容。在集团内联网上开辟学习专栏，引导广大党员对照先进，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得到了中央督导组的好评。

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典型评选中，集团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通过综合评议，推选出一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个人和集体，采取多种方式宣传先进典型的事迹。集团推荐的杨奎烈同志先进事迹得到刘云山、李源潮等中央领导的批示和多家中央媒体的集中报道，在中央国家机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典型首场报告会上宣讲，并在中央国家机关部委和多个省市巡回报告。集团还组织职工观看了《永远的焦裕禄》《杨善洲》《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等优秀影片，均取得很好的效果。

二、践行雷锋精神，开展志愿服务

中信集团大力弘扬雷锋精神，通过坚持“常学”，追求“常新”，注重“常效”，使践行雷锋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时代精神教育。

集团召开青年职工弘扬雷锋精神座谈会，引导青年职工深入领悟开展学雷锋活动的重要意义；组织青年职工开展“紧跟党走献青春建功成才创辉煌”主题活动，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培养高尚情操；以纪念毛泽东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为契机，开展学习雷锋主题活动；组织青年职工赴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为盲人讲解金融知识,受到盲人欢迎。

集团把践行雷锋精神与精神文明创建、志愿服务、参与公益事业相结合，开展了一批有特色和影响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集团成立了志愿者协会，不断扩大志愿服务覆盖，深化服务品牌，提升服务水平。目前集团已有28个子公司成立了志愿者组织，并设立了学雷锋岗、学雷锋窗口、学雷锋承诺栏，使学雷锋成为企业服务社会的常态内容；组织职工到北京园博会学习志愿服务工作的经验，调研了解志愿服务模式；组织志愿者骨干参加中国志愿服务国际交流大会，与国内外志愿服务组织开展交流；每年与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共同开展“关爱农民工”活动，在北京、汕头、成都等地组织为农民工提供医疗体检、心理咨询、赠书系列服务和慰问演出等活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三、加强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环境

中信集团在开展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中，从建设文明和谐企业入手，推动精神文明创建与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结合，增强广大职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营造文明和谐的企业发展环境。

开展《中信集团企业文化手册》的宣传推广，把中信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融入职工的行为规范，发挥优秀企业文化在引领企业改革发展、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增强综合竞争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集团将中信企业文化纳入领导干部轮训、中青年骨干培训和新职工入职教育中，促进中信企业文化贯穿于经营管理、职工队伍建设和履行社会责任等各个方面。近3年来，全系统有10家单位获评全国企业文化建设先进集体。集团获评全国企业文化建设“十大典范组织”，中信重工入选“全国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地”。

以多种方式加强中信企业文化的宣传教育。在门户网和内联网开辟企业文化专栏，利用报纸、橱窗等载体在职工中广泛宣传中信集团核心价值理念。在总部设立荣毅仁同志塑像，在国安第一城建立荣毅仁同志生平暨中信公司发展陈列室，编辑出版反映中信发展之路的《艰难的辉煌》和《我与中信》系列文集，摄制电视系列片《大国风帆》，激发广大职工热爱中信、奉献中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集团还通过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营造健康向上的环境。总部先后成立乒乓球、羽毛球、摄影、书法、钓鱼等职工兴趣协会，开辟职工健身场所，举办“中信人·中信事·中信景”主题摄影展。开展多种群众性体育竞赛活动，乒乓球队代表中国金融企业参加2014国际职工体育交流大会，夺得乒乓球赛冠军。注重办公场所的清洁美化，在总部办公大楼周边实施立体绿化，形成健康整洁的工作环境。

四、倡导文明有礼，弘扬勤俭美德

集团总部结合实际开展“做文明有礼中信人”活动，利用宣传展板和网页，围绕遵德守礼、勤俭节约等主题进行广泛宣传。将文明用餐、反对浪费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与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紧密结合，在集团内联网刊出通知，吸引广大职工参与其中。

集团专门设计制作了600套文明用餐宣传牌，在各职工餐厅张贴摆放，营造健康和谐的用餐文化；组织相关工作部门加强对职工餐厅服务工作的检查，专门设立意见箱，征求广大职工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向餐厅反馈，为广大职工提供良好的后勤服务环境。活动开展以来，职工文明节俭意识普遍提高，用餐浪费现象明显减少，餐厅卫生状况进一步优化，受到广大职工的欢迎。

在“五四”“七一”“十一”和司庆期间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坚定职工理想信念。

五、打造舆论阵地，构建和谐企业

为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集团总部在精神文明创建中围绕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社会公益等内容，利用网络、报刊、宣传栏等渠道广泛开展宣传教育。

丰富和完善集团内联网精神文明专栏相关内容。开辟“创建活动”“光荣榜”“风采录”等栏目，发布系统内各单位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动态，宣传创建工作的经验和做法，帮助广大职工深入理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积极运用新媒体搭建职工交流平台，创新活动载体。通过RTX系统、QQ群、飞信群、微信群等即时通讯平台，部署工作、开展讨论，引导职工畅谈认知感受，提出精神文明创建的意见和建议,创作和传播有文化深度的精品短信、发布身边的感人故事，引导职工修身律己、做文明人。

发挥《中信人报》的舆论阵地作用。采取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宣传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方面的好人好事和各单位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情况，形成了构建和谐企业的浓厚氛围。

六、践行群众路线，提升服务水平

集团总部按照创先争优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结合行业特点，积极开展各项主题活动，推进服务的常态化。

打造惠民工程，通过开展“三亮三比三评”、党员践诺等活动，在为职工办好事办实事上体现创先争优。党员与群众结成帮扶对子1841个，组织党员开展志愿服务10478人次。

强化宗旨意识抓整改，专项整顿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加大督办、反馈、落实力度，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和办事效率。畅通反映意见渠道，开通董事长、总经理信箱及建言献策信箱和官方微博微信，制定党员干部联系职工群众实施办法、领导与职工群众对话制度等，及时回应群众关注。

帮助职工解决实际问题，拨付专款2300余万元用于困难企业实施民生工程，2013年以来投入440万元资金帮扶困难职工及家属1500余人次。

七、做好公益事业，履行社会责任

中信集团积极参与民生建设和多项社会公益事业。近年来，集团总部累计投入1亿多元用于支援西藏和云南贫困地区发展，并认真做好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帮扶弱势群体等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集团认真履行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大力拓展利国利民的社会事业，2013年在西藏申扎县建设了雄梅镇58户特色居民住宅项目；在云南元阳、屏边两县实施整村推进、异地搬迁等26个扶贫项目；在河北宣化实施黄羊滩绿色工程，治沙绿化面积已超过2万亩，获得“生态中国贡献奖”和“首都公益绿化先进单位”等荣誉，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扶贫开发先进集体”称号。按照中央文明办提出的“城乡统筹、文明先行”主题社会活动的要求，集团总部联合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与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密云县敬老院和收养服刑人员子女的太阳村社会公益组织建立文明共建关系，为共建单位捐助了上千套生活用品和文化体育设备。集团总部还启动了“爱让梦飞翔”信用卡积分公益捐赠慈善项目，为贫困山区和城市民工子弟小学建设“梦想中心”多媒体教室开展募捐，目前已在四川、上海、青海等18个地区捐建了43所“梦想中心”，惠及师生6万余人。

中信集团心系首都经济社会建设，积极发挥优势为北京城市发展和民生改善做贡献。热心支持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足球、网球、围棋等是社会影响比较大的体育投入项目，在群众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艺术方面赞助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最近集团还积极推进与北京市的战略合作，加大参与城市建设、科技创新、文化产业和百姓菜篮子工程的力度，在首都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面对新的形势，集团将认真学习和借鉴兄弟单位的好做法、好经验，进一步研究和把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规律，将精神文明建设与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紧密结合，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中管金融企业的软实力，为中央国家机关和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股市还在牛市，而且会持续到2017年。"世界着名投资大师、威廉指标创始人拉瑞·威廉姆斯在接受本刊独家专访时表示。早在2012年威廉姆斯就预测中国股市在2015年会迎来牛市。本周，他受弘历集团邀请来到中国，在博股国际投资论坛上他直言："沪指5000点之后的大幅调整会在6月见底，现在就是买点，7月的股市会继续上涨并创出历史新高。"

牛市还远未结束

《红周刊》：您曾在2012年精准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迎来大牛市。6月5日，沪指成功突破5000点，创7年来历史新高。您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威廉姆斯：做出这种判断有两点。一，我判断全球的利率都处于下降通道，流动性宽松有利于支撑股市上涨；二，我根据过去100多年的市场周期数据，做了大量的长线周期分析，周期研究也显示，2014年年底牛市会席卷全球，2015年中国股市将出现不同寻常的快速上涨，迎来真正的牛市。

《红周刊》：沪指突破5000点后，开始大幅震荡，您来中国这几天，正好赶上A股暴跌，上周沪指创下7年来单周最大跌幅，本周四周五又是两根大阴线。您怎么看待这轮调整呢？

威廉姆斯：市场还在牛市，但股市从来不会一路走高，总是涨上去再跌下来，磕磕绊绊很正常。沪指从2000点涨到5000点，积蓄的调整压力一直没有释放，股市也需要休息。美联储加息预期、以及中国的监管层查融资杠杆，这些都是导火索，都是短期影响，不会改变长期趋势。在我的研究周期中，中国股市正经历一个80周的强势周期，并保持着总体向上的趋势，现在中国股市的投机还没到达顶峰。

判断A股走牛，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将会持续增长，伴随着经济增长，股市也会随之上涨。

《红周刊》：那么这轮调整什么时候会到位呢？

威廉姆斯：根据我的周期理论，6月底就会到位，现在就是买点，7月会继续上涨并且创出新高。而且牛市会持续到2017年，当然上涨的过程中震荡调整不可避免，但投资者只要在2016年底做好牛市转化到熊市的准备就可以了，2017年牛市才会终结。

中国股市正逐渐成熟

《红周刊》：说到中国经济，现在国内投资者谈得最多的是GDP增速下降、经济何时触底。您为什么这么坚定地看多中国经济呢？

威廉姆斯：虽然中国经济整体增速下滑，但在世界经济中依然是亮点。我第一次来中国是40年前，这40年中国的变化超乎人们的想象，用"巨大"都不足以形容。我认为中国会越变越强大，作为新兴经济体，中国的消费能力就非常可观，这里面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机会。当前，中国经济下滑只是一个挤水分的过程，是为了让经济的发展更健康、更持续。

《红周刊》：这几十年中国的股市也是从无到有，与有着几百年股市历史的美国相比，您怎么看中国股市的发展？

威廉姆斯：我把中国股市比喻为美国西部牛仔乘马前行，虽然会上上下下，但方向是奔跑向前的。中国股市就像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碰到麻烦难免会变得疯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孩子会上大学，受更好的教育，会变得越来越成熟。当一个国家的股市变得成熟时，投资者就会得到更好的回报，这就是中国股市的未来。目前，中国的管理层正在完善和股市配套的法律和制度，这都有助于中国股市变得更加成熟，这也会给中国和世界投资者贡献更优秀的投资标的。

《红周刊》：您怎么看待中国股市和国际市场的接轨？

威廉姆斯：中国已经推出了沪港通、中港基金互认等一系列政策，深港通推出也在日程中。中国股市与国际接轨，也是成熟的一方面，这将给股市带来更多的流动性。在美国，对中国市场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当地的交易所直接投资中国股票，都不用直接来到中国了。此外，还有更多投资者是通过购买ETF去投资中国市场，这样可以规避不熟悉个股的风险。在美国，与中国股市相关的基金就有十几只。

《红周刊》：未来，您更看好哪些领域的投资机会呢？

威廉姆斯：刚才提到了，中国的消费能力很高，我看好健康保健、酒企等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消费类股票。在中国，消费行业也有很多优秀的上市公司，尤其是历史悠久、盈利持续的公司，这些股票更安全。

《红周刊》：您怎么看待新兴产业的机会，今年上半年美国的纳斯达克还有中国的创业板都一路狂飙？

威廉姆斯：坦率地讲，我本人对这种公司兴趣不大，我还是看重有历史、业绩优良的公司。因为成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新兴企业中只有10%~15%能成功。当一个新兴产业的企业成功了，就会涌入很多竞争者，那么投资风险也就加大了。这种投资更像赌博。

价值投资最实用

《红周刊》：看对趋势，选对行业很重要，但是投资理念也非常重要。投资者如何去防范风险呢？

威廉姆斯：投资者对资金管理要永远记住两条，第一：不赔钱。第二：参考第一条。风险和收益永远是成正比的，做短线操作的投资者更要控制好投资比例，最好是由一个很小的头寸，抓住一个大的变化趋势。但人们总是希望下大的赌注以获得超额收益。因此，投资者并不是在和股市做交易，实际上是在和自己做交易。做交易一定要控制情绪。

《红周刊》：即使知道控制情绪，也很难突破人性弱点。在中国市场，这轮下跌中，没有几个中国股民能心如止水的。

威廉姆斯：我也做过一些愚蠢的事，比如过早买入或过早抛售股票，这很正常，生活就是如此。如果你想追求完美，那么就不要进入股市，否则你会感觉它挫败了你的整个人生。

《红周刊》：在您的研究技术指标中，基本都是短线博弈。您甚至还总结了每月、甚至每一周中的最佳投资时段及对应的利润。这些指标在期货和股市上都非常简单实用。那么您个人又是如何看待价值投资的呢？

威廉姆斯：虽然我以做短线交易着称，但我依然认为价值投资比我创立的任何方法都重要。价值投资对市场反应有一些迟缓，但最终能得到回报。市场由于投资者情绪变动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预期，会波折前进，可通过价值投资最终都会达到预期的收益。投资者不必在乎市场是通过怎样的形式来达到预期点位的，只要最终达到预期就可以了。在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投资中，价值投资都比技术分析要更加实用。很多时候，纯粹的技术分析反而会成为判断市场的牵绊。

过去20年，中国一直以制造大国自居，而且安详地活在自己的梦中，我们骄傲于生产出了全宇宙最优秀的手机，也为生产了全球70%的圣诞老人玩偶而感到自豪，甚至在国外看到产自温州的廉价皮鞋，我们都会感觉倍儿有面子…

这种感觉有点像晚清时候，大臣们纷纷以‌‌“天朝上国‌‌”自居，也有一个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美梦，但鸦片战争的炮弹粉碎了晚清大臣们的美梦，随之将其抛入水深火热之中，而不断上涨的人力、材料成本、以及越来越离谱的员工管理难度，正吞噬着中国制造业的美梦，倘若再无法完成升级，中国制造或许也会变得水深火热，事实上，2015年春节前后的倒闭潮，也预示着中国制造该如梦方醒了。

环顾世界上最主要的几个国家，美国崇尚创新，且向全球范围内输出了微软、谷歌、脸谱等优秀的品牌，并不断将制造任务外包给其他国家，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中国、日本、德国承担了大部分的制造任务，而且都能通过自己的方式抢到了一些订单，这些国家在努力程度方面全都值得点赞，但在通向未来的进程中，显然，中国制造慢了半拍。

中国制造，没有上帝？

如前文所述，中国制造的日子因成本问题和员工管理难度而变得越来越糟糕，一些沿海代工厂干脆倒闭，东莞老板自杀未遂的事迹以及那封挺有文采的绝笔信都成为当日制造业的头条，更尴尬的是，制造业面对这种不利局面，能想出来的办法实在太少，否则，不会连胜华科技这样的业界翘楚也轰然倒地。

抛开经济大环境不讲，笔者觉得中国制造的核心问题，还是基本的品质意识有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把消费者不当上帝，甚至直接当成弱势群体，而在面对自己的员工时，就更不会有上帝的感觉了。

海尔的张瑞敏曾经用铁锤砸毁了70台有瑕疵的冰箱，在他抡锤之前，依旧有人建议：冰箱有点瑕疵，便宜点卖给中国人吧！这个故事有非常强的审美性，也唤醒了海尔人的品质意识，对这个企业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显然，张瑞敏的锤子没能砸醒更多的制造企业。

20年来，我们制造的产品依旧有着‌‌“凑合用‌‌”的老毛病，拿智能手机为例，苹果的iPhone4在使用了4年之后，依旧能通过翻新的方式来二次售卖；而很多国产手机压根撑不过自己的保修期，在硬件细节、品质标准上更是无法同日而语，事实上，纵观整个制造行业，我们也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工业化产品，更糟糕的是，有关部门也迟迟不能出台相关产品的品质标准，他们的理由是要维护社会稳定，一旦监管太严格，会让大多数企业倒闭。

长此以往，中国制造行业势必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而随之而来的就是连续不断的价格战，营销竞争，拼数量、拼规模、拼市场份额，但质量就是上不去。

中国制造把消费者当弱势群体，于是，产品质量总是不过关，即便过关，也是那种要求极低的标准；同时，中国制造业也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员工，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把员工看作是机器人，用一种叫做UPH的东西去设定其每个小时的完成量。

如果说UPH这种东西是迫于效率压力而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制造业普遍缺乏的向心力则需要制造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制造企业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事实上，好的企业应该给员工发三份工资，一份是人民币，用来养家糊口；一份是情感，有尊重在里头，还有就是提供给员工的成长平台，大概效果就是让员工感觉自己在这里干，特别有希望，并帮助他们不断适应新环境、增长新技能。现在，我们又有多少制造企业能做到这三分工资呢？能把第一份痛痛快快发了，就已经很不错了。

产品质量差，导致利润率下降，从而无暇顾及员工收入，更无法投入成本去照顾感情，员工归属感下降，拉动离职率走高，新进员工又因技术生疏而生产出不良品……有很多的中国制造企业都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中，无法自拔，直到倒闭。面对产品质量和员工管理问题，笔者倒是建议中国制造可以虚心向德国、日本企业学习。

日本马桶，冲走了谁的尊严？

谈到产品制造流程的严谨性，我们不得不给邻国日本点个赞，事实上，在制造业流传的很多故事都来源于日本的制造业，比如丰田、松下的品质零缺陷标准，多数的日本制造企业中没有不良率的概念，他们甚至一度因过于严谨而错失了创新的改革。

现在，日系电子企业虽然集体陷入亏损、索尼、夏普、松下等全球知名企业日子都不好过，但相关的制造技术却依旧补给着整个世界，据统计iPhone有30%的零件来自日本制造，夏普依旧是苹果最重要的显示器供应商之一，另外，波音公司也从日本采购了大量零件，有人甚至调侃，这家公司有50%的血统都是属于日本的。

日本制造出来的产品，让本国人民放心，同时，也引发了中国人的抢购。相信很多人都应该知道‌‌“马桶圈‌‌”的故事。中国人为什么去日本抢购马桶圈？，这甚至成为了两会议题，在‌‌“抵制日货‌‌”的呼声尚绕梁三日之时，这种抢购热真有点让中国制造脸上挂不住。

其实，笔者无意崇洋媚外，只是单从客户体验上来看，不得不承认，日本的马桶圈比之国内商品更有竞争力：日本马桶圈胜在细节，他们的工程师会充分地研究男人、女人臀部的差异，从而细分产品设计，而且在水流喷射力度、角度、烘干的温度、时间设定以及冲水时的防溅等功能，也有非常细致入微的标准要求；对比之下，中国的马桶能顺利把黄白之物顺利冲下去就谢天谢天地，至于，那些冲腚、热风吹干等高级功能就不要太指望了，急出一头汗之后，还是要用手纸来搞定。

关于日本马桶圈，还有一个需要澄清的就是‌‌“made in China‌‌”，没错，中国游客抢回来的日本马桶圈，确实产自杭州下沙经济开发区内，但可以肯定的是，相关质量标准，或者生产流程，日本企业都有着非常大的参与度，之于产品质量有着决定作用，正如iPhone6的组装基地在郑州，但这与中国手机无关。

日本马桶冲走了中国制造的尊严，是时候，检讨我们的产品标准、生产流程了，也是时候，从数量经济向质量经济转化了，当然，最重要的是，生产者要坚持生产好的产品，而消费者同样具有用‌‌“好产品‌‌”的意识。或许，多年之后，中国制造业产品真得会因消费者严苛要求，而大幅度提升品质，那时候，中国制造也应该要给消费者记上一功。

专注简单，德国制造的育人之道

除了产品标准之外，中国制造业正面对着越来越多的管理问题，掌舵者、中层和基层，几乎每个level都有着自己的焦虑和迷茫：

中国制造业一旦受到外部环境影响，就会不由自主地进行多元化投资，比如做空调的人，去做手机；做手机的，又去做电商；过去十年，房地产大热之时，又有大量企业转型房地产开发商，这种做法本无可厚非，但企业如果只是以短期利益为目标，是很难拥有核心技术的，而这又恰恰是企业在经济环境恶化之时，最重要的护身符；

相比之下，德国制造业的掌舵者就显得‌‌“迂腐‌‌”很多，他们能始终坚持自己的产品方向，持续沉淀核心工业技术，坚信制造企业能存活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要解决消费者的生活、工作、娱乐的问题，而不是靠虚拟经济或着金融手段来美化财报。

另外，德国制造业面对员工的态度也需要国内企业进行反思，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讨厌进工厂、讨厌制造业，多是因看不到前途，收入低的同时，又没有技能上的增长；相比之下，德国制造的雇员数量几年来保持着1.4%的增长率，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高出美国66%，更重要的是，德国企业能对劳动者持续培训，增加了员工技能的同时，又降低了企业管理者的难度，对于产品品质更是有着巨大的改善。

创新驱动：创什么，怎么创？

核心技术买不来，创新要走“自主化”

展览台上，两个微型机器人展开欢迎横幅；小型机器人踏着音乐节拍运送货物……6月9日，第二届中国机器人峰会在天津召开，沈阳新松机器人公司生产的机器人，展现着全新的制造业发展方向，也昭示着创新驱动的巨大魅力。

机器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在沈阳新松机器人公司，记者大开眼界：机器人满车间来回穿梭——根据指令到仓库取货，搬运到工位上，然后由机械手装备零部件。此后的喷涂、烘干、监测、成品入库，全部由机器人完成。

新松的技术与欧美比肩，产品销售火爆，但丝毫不敢放慢创新的脚步。公司总裁曲道奎告诉记者：“信息化时代，全球市场上没有任何空隙。一旦‘落伍’，不但吃不到肉，可能连喝汤的资格都没了。”

记者采访了解到，许多制造企业都有类似的共识：由于长期关注终端产品，而忽视材料、工艺、产业技术等领域的创新力和保障力，我国能够实现自主创新的企业较少。许多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只能“产值在国内，利润在国外”。

作为全球第一大金属切削机床企业的沈阳机床集团，也曾经历过“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受制于人”的烦恼。2014年，沈阳机床集团销量5.6万台，数控机床产值占77%。尽管机床的“体”是中国制造，而“魂”即数控系统却是从日本发那科、德国西门子公司买来的。

沈阳机床集团宣传部部长黎先东算了一笔账：“一台售价35万元的数控机床，进口数控系统时，对方开价竟高达28万元。这真是‘用造飞机的成本赚种土豆的钱’。”更让人尴尬的是，每卖出一台数控机床，就帮德国和日本公司卖出一套数控系统，为其赚取20%的高额利润。

沈阳机床开始了艰难的突围之路。黎先东介绍，集团曾试图模仿，可数控系统“看不见、摸不着”，不掌握源代码，即使拆开设备进行分析和仿制，做成的仍是“脑残”产品；他们曾斥巨资从国外购买技术，然而解读数据需要5年时间，实现产业化还需5年，这些技术早已过时了；他们还试图与国外合作研发，但也半途夭折。

关键性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可对于创新者来说，只有华山一条路——靠自己。”基于这样的共识，历经模仿、引进、研发等诸多磨难而不得，沈阳机床集团最终回到原点：自主创新。他们历时7年多投入11.5亿元，攻克了数控核心技术，成功研发出基于互联网条件下的i5智能机床，实现了从“制造”向“智造”的新突破。

对此，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指出，要健全“产学研用”结合的制造业创新体系，加快重大科技专项和行业共性技术攻关，提升关键环节、重点领域和企业创新能力。这也是“中国制造2025”更加突出创新驱动的原因。

智能制造：造什么，怎么造？

深度融合用“乘法”，生产模式“智能化”

高耸的烟囱，曾是工业化的象征，而现代化的厂房、在流水线上忙碌的工人则是现代工业给人们的印象。

今天，一个全新的制造业变局正在上演：集合了数字化、网格化、智能化等特点的“智能制造”，已成为新型生产模式。

在中航工业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的智能化制造基地，从切割、焊接、喷涂、装配到调试，全套机器人生产线错落有致。只见机器人用“细长胳膊”在大型装备上划出一簇簇蓝色火焰，经过层层工艺加工，最终生产出国防工业领域的核心动力装置——燃气轮机。

“以前我给材料‘看病’，现在我给机器人‘看病’；以前担心焊接中的各种人工操作失误，现在只需控制电脑就能有完美的焊缝。”焊接工人孙鹏生动地描述了智能制造与传统制造的区别。

正如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所言，“互联网+”改变了工业生产方式，衍生出许多新服务、新业态和新模式。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必须抓住信息化和制造业的融合机遇，其切入点和主攻方向正是“智能制造”。

一个庞大的“智能工厂”项目正在孕育之中：沈阳机床集团正与相关企业合作，用智能化生产线，打造“数字化无人车间”。而在未来三年内，分布在全国的3万台智能机床，将通过工业云平台联网运转。

这是一种全新的生产模式。“智能工厂”将实现在线加工、指尖制造、离散式生产，管理人员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可以通过网络终端掌控整个车间的运行状态，了解每个零部件的生产成本、质量，并对机床实现远程实时诊断维护。

参与该项目研发的中科院沈阳计算所所长林浒认为，“智能制造”并非是把互联网与制造业简单相加，而是要发挥“乘法”效果，让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互联网新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让传统制造业焕发青春。

与此同时，“智能制造”也迎来了政策的春风。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今年将启动30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苗圩介绍，智能制造对技术水平和资金实力要求很高，我国制造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推广“试点”势在必行。

“互联网+”：加什么，怎么加？

人人都是设计师，产业形态“服务化”

“互联网+”时代，信息交换的时空距离得到有效缩短，其强大的互动性正是互联网思维的核心，并推动着制造业的产业形态走向“服务化”。

人人都是设计师，这一理念已从杯子、T恤等小商品，走向家电、机器人等“大物件”。比如在新松机器人互联工厂，用户可以根据个人需求选择服务型机器人的功能、外观和用途，在线上定制个性化服务，下单后还能跟踪机器人的生产、售后服务等信息。

李毅中认为，在互联网上根据个人需要，定制和采购材料、零部件，并自己生产出来，是最好的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生产方式，也是附加值最高的产业形态。

在“互联网+”时代，企业不再是简单地听取用户需求进行生产，更重要的是与用户实现有效互动，并让其参与到产品设计、研发测试、生产制造、营销服务等环节。唯此，才能提升制造业产品、装备、管理等智能化水平。

德国一家企业接受哈雷摩托车的定制化订单，在完成线上支付后，24小时内一辆价值10万美元的哈雷摩托车就配送到用户家门口。这一案例让曲道奎印象颇深，“在制造业企业中，运用最早、最好的互联网技术莫过于电子商务。把营销渠道搬上互联网，不仅拓展了销售市场，还降低了成本，使企业更具战略竞争力。”

李毅中则认为，“与发达制造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基础相对较弱，但互联网应用和创新却更有优势。加快互联网技术应用，将有效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

但是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归根结底仍是产品本身。互联网并非万能，它可以放大优秀的制造能力，却也能让缺乏竞争力的制造企业很快消亡。要重塑“中国制造”新优势，除了全方位拥抱互联网，还需在提高制造能力上下工夫。这才是“中国制造”的“立身之本”。

译者的话

20世纪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在拉丁美洲推行以私有化、自由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医疗改革，给拉丁美洲带来灾难性后果。

这篇文章的两位作者分别是美国德克萨斯-休斯顿大学和德克萨斯-奥斯汀大学的教授。他们用大量事实和数据证明，医疗体系私有化、放松管制、引入私营资本之后，医疗体系的公平性和质量下降，保健和防疫等公共卫生体系瓦解，传染病重新恶化。商业保险和私人资本攫取了超额利润，但是却只给少数人提供了优质服务，大部分患者的境遇变差。而且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孕育了严重的腐败现象。

智利和哥伦比亚是实行新自由主义最彻底的国家，这两个国家本来有政府主导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但是在私有化、自由化的改革之后，原有体系的效率下降、成本上升、协作被破坏。文章专门分析了这两个国家的教训。

最后，这两位作者还分析了，为什么IMF和世界银行要推行这种祸国殃民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呢?答案是：国际组织自身，以及跨国药品企业、保险公司在医疗体系私有化中获得了大量好处。这实际上是一种合法手段掩盖下的腐败。

值得警惕的是，当年误导拉丁美洲医改的“市场万能论”和有关政策，在我国仍然被一些人奉为圭臬，并且在努力推行。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医疗改革带来了严重后果，一些国家甚至因此社会动荡、政党更替。这个前车之鉴如果不引起我们的警醒，那么我国医改同样有可能走上拉丁美洲那样的邪路，从而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离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甚至引发经济社会系统性风险，最终一定也会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一、前言

新自由主义卫生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信奉私营部门比公共部门更有效率。基于这种信念，新自由主义卫生改革提倡减少政府作用。在世界银行看来，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职能是监管，而私营部门则具体提供卫生与医疗服务。

1993年，世界银行向卫生部门递交了《世界发展报告》。在这份文件中，除了加强权力下放和私有化策略以外，世界银行将通过普及基本服务套餐从而将改善公平和分配效率的需求纳入进来，具体根据每个国家的负担能力和成本效益原则而定。政府和其他部分人口将基本套餐中的服务补贴提供给贫困人口。

世界银行的模式包括成立第三方管理机构，负责收集和管理强制性医疗保险费用和政府补贴，以及签约服务提供商并进行支付。用户在自己的保费能够负担得起的情况下，可以在各类不同的医疗方案和服务供应商之间进行选择。世界银行期望这种改革能提高公平和效率，并提高医疗质量和用户满意度。

20世纪80年代，包括巴西、墨西哥和智利在内的几个拉美国家开始实施由世界银行推动的若干政策，而其他许多国家迟至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推行。哥伦比亚是最紧密跟随1993年世界银行准则的国家。智利曾于上世纪80年代开启新自由主义卫生改革。智利改革与世界银行推动的改革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智利保留有庞大的公共服务网络，但却没有明确基本服务套餐，这在后面会有解释。

除智利和哥伦比亚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在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设想时都面临各种困难。技术、后勤、政治和资金等问题普遍存在，并且大多数国家仅实施了改革的几个方面，例如权力下放、基本套餐定义、医疗卫生的有限私有化等。半途而废的改革在公务人员和用户中间产生了混乱，而国家则浪费了稀缺资源。

本文首先简要讨论了该地区一些国家推行私有化和权力下放的试验及结果。然后，具体展示智利和哥伦比亚这两个最紧密跟随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的推行结果，并且考察了改革对于所述目标(效率、公平和卫生质量的提高)的影响。在对两个国家情况进行分析之后，讨论了部分改革能够成功实施的因素。最后，本文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鉴于有记录的失败证据仍继续施压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卫生改革的原因提出几点解释性建议。

二、私有化

世界银行试图提升私营部门在管理和提供卫生服务中的作用已在拉美取得有限的成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也就是智利、哥伦比亚和巴西对公共财政资助的医疗服务的管理和/或提供进行了部分私有化。其他国家在通过特定干预或其他的有限方案的服务外包来提升私营部门的作用方面，取得了一些小的进展。例如，墨西哥曾尝试允许私营企业参与竞争并提供历史上由墨西哥社会保障所(IMSS)进行提供的服务，但是由于工会的反对而没有真正落地。IMSS对部分服务进行了外包，但是外包合同并不总是能够顺利续约，因为私营部门的价格总在变化，而且有时甚至高于IMSS的价格。

巴西外包给私营医院的三级医疗服务的规模已经相当大了。此外，它还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外资购买医院，并允许外国医疗保险和卫生保健组织提供服务，这些此前一直由巴西的企业和公共部门所把持。该法律通过后不久，几家美国公司利用开放之便利，开始为中上阶层提供医疗保险和护理服务。

25年前，一位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对巴西卫生部门的评价中，针对私营卫生部门有如下坦率说法：

数据显示，医疗和医院服务提供的主要形式是由私营部门提供服务，支出再由政府进行报销。这种“非系统”被认为是混乱的、精英的、腐败的、非理性的和不可控的。最近关于医生和医疗单据的审计发现，有90%的医疗单据存在“违规”，包括虚报患者、虚假诊断、同一住院行为重复计费、非必要住院、计费药品不在管理之列，以及针对重症监护室和手术室等特殊服务的乱收费等。

而世界银行不顾这一告诫，仍对巴西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施压推行服务私有化。近日，另一位世界银行官员的评论证实，巴西的医院自主权并没有提高医疗质量：

质量仍然是(医院)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中“被遗忘的部分”，它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在有些方面，情况甚至恶化了，提供高品质服务的能力受到严重质疑。这方面的证据包括：低质量的产房和新生儿病房护理服务导致母婴死亡、可避免的死亡病例的发生，以及较高的医院院内感染率。

20世纪90年代初，哥斯达黎加开始在少数地区尝试通过非营利性机构的合作社开展私有化 。社会保障基金(CCSS)按人头付费给合作社，合作社介绍病人到CCSS进行化验、特殊护理和住院。药品也由CCSS提供。所选定地区的居民都得无成本地加入合作社，并且继续使用CCSS提供的所有非基本医疗服务和急诊服务。目前只组织了四家合作社，而且也无计划推广这套模式。

合作社的评估表明，该模式比CCSS更加低效，看病更贵，没有证据表明质量得到改善。用户满意度高是因为看病等待时间比在CCSS的诊室短很多。评估还显示，有更多的转诊不是出于医疗需要，而是为了降低合作社开支和减轻医生工作量;显然，不必要的转诊增加了CCSS的成本和CCCS医护人员的负担，降低了哥斯达黎加卫生系统的整体效率。非营利合作社的利润主要分配给医生，还有少量利润分配给其他工作人员。

CCSS还将一些高技术服务外包给私营部门，不过其试图将旅店服务也承包出去却没有成功，因为没有应标的企业。世界银行则继续向政府施压将CCSS私有化。CCSS是该地区最成功的医疗卫生体系，面向90%的人口提供全面医疗服务，包括药品服务。

1998年，萨尔瓦多社会保障所(ISSS)开始试点私有化项目，在圣萨尔瓦多大都会区域范围内的两个地区内，将基本医疗服务外包给两个营利性诊所。居住在所选定地区的所有ISSS受益人必须到这两家诊所接受医疗服务，ISSS按人头对这两家诊所进行补贴。这两家诊所提供普通门诊、内科、妇科和产科服务及药品，并且将有特殊护理和住院需求的患者转到ISSS。两年后，这项试验被仓促叫停。

该项目在评估中发现了各种问题。人均支付给诊所的费用不够弥补诊所的支出，医生开药倾向于昂贵的品牌药，而不是仿制药。对品牌药的使用迫使诊所直接从厂家或进口商那里进货，而且由于在交易中要提少量回扣，药品成本比在ISSS诊所高很多。ISSS诊所之前都受益于仿制药的较低成本和大量采购订单的规模经济。

此外，ISSS将相当多的资源用在对私营诊所的监控，但却没有提供有用的反馈。虽然在这类试点项目中迫切需要这么做，但是诊所的董事们认为检查太过频繁，且意在对实验项目中出现的不可避免性冲突进行控制而非促进其解决;并且抱怨说，不停歇的检查占用了大量时间和资源。此外，根据董事们的说法，ISSS未能履行合同中的财务部分;在他们看来，这是两家诊所在第二年年底宣布破产的一个原因。

该项目的叫停至今仍没有一个官方解释，不过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继续施压开展公立医院的私有化。工会反应迅速，ISSS和公共部门的卫生工作人员开展了长期罢工并取得成功。到2003年，公立医院私有化的想法就此结束。

拉丁美洲的医院私有化也伴随着在改进医院财务信息、估算成本，以及完善合同和支付体系等方面进行的大量投资，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努力和花费对医疗质量和体系效率有着显著影响。根据由美洲开发银行资助的跨国研究结果，医院的腐败依然存在，并且正如前面巴西案例所指出的，医院效率和医疗质量没有得到改善。

三、权力下放

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在促进卫生服务权利下放方面取得的成功较大。实际上该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向州/省/部级政府下放了一些决策权力。大多数情况下，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将中央政府的一些决策权下放到下一较低的行政级别，少数几个国家是下放到市政府一级。

如前所述，推进卫生服务权力下放的基本原则，是将财政责任转移到各省，以使中央财政资金免于偿还国债。这在世界银行文件  中有明确规定，而且地方政府也这么理解。因此，在墨西哥的卫生权力下放的第一阶段(1983-1988)，各州可在同意权力下放和继续依靠联邦政府之间进行选择。出于对联邦政府只转移医疗卫生责任而不提供必要资源的固有担心，大约一半的州(31个州中有17个)选择维持中央集权。甚至在权力下放的第二阶段(1995- 2000年)开始时，之前选择维持中央集权的各州中仍有一些州继续反对权力下放，因为他们已经从第一阶段了解到，联邦政府针对有些项目执行下放权力时，没有移交项目实施所需的资源。最后，1996年，在明确有关财政承诺和动用强大政治压力后，联邦政府才勉强让这些州长们参加了其余各州签署的《国家权力下放协议》。拉丁美洲卫生服务权力下放的合理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地方决策者能更好地把握和应对基层社区需求，避免高层官员因不了解地方卫生情况而犯下代价高昂的错误。

(2)让基层社区参与本地服务的规划和监督，增加了基层社区的参与感，从而促进了民主。

(3)地方对服务进行调控和调整能更贴近本地实际需要，更有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用户满意度的提升。

通过对拉美地区各国权力下放工作进行评估发现，这些预期很少能够实现。

地方政客并非总是能为他们的基层社区做出最好决策。通常情况下，他们采取在技术上很难证明对错的卫生干预措施，或者将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卫生经费挪用到其他项目以作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例如，在玻利维亚，市长将卫生和教育经费花在了修路上 ;在哥伦比亚，卫生经费被直接用于建设城市医院，而根据基础设施计划，这样做并无必要;在墨西哥，一些州已经将联邦卫生经费挪用于其他活动;在皮乌拉(秘鲁)，一家初级卫生中心的董事会决定增加成本补偿费用于资助医院建设，而在另一个卫生中心，他们停止了仿制药计划，开始售卖品牌药。基层自身并不总能制定正确的卫生决策，或者没有能够遵循有关技术建议。在尼加拉瓜，卫生部将成袋的水泥捐赠给农户用于修建厕所，而许多家庭则将其卖掉。

在美洲开发银行针对墨西哥权力下放第一阶段的评估中，Gershberg 发现权力下放导致IMSS-COPLAMAR项目(后来叫做IMSS-Solidaridad，现在叫做IMSS-Oportunidades)所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急剧下降。该项目是针对贫困农村人口的少数成功的初级卫生理疗项目之一。

权力下放产生行政等级之间的协调问题，造成资源利用不足、效率低下。很多时候是市政府为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买单，而国家/省/部级政府为住院治疗买单。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第一级医师无必要地将病人转到第二级进行治疗以减轻自身工作负担和降低转出单位支出的倾向。这在哥斯达黎加的合作社案例中已有提及。正如我们要看到的，智利也是无必要转诊的很好例子。

拉丁美洲卫生体系权力下放后的效率下降还有其他原因。医疗用品和药品采购的权力下放，使规模效应尽失。集中采购好处明显;加勒比国家通过加勒比开发银行共同开展医药采购国际招标，相比以前可以节省44%的费用。大型国际招标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但是权力下放后许多省份缺乏准备标书的技术知识，而且采购数量也有很大局限。有些国家制定了集中采购计划并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是许多分散运作的医院和城市继续直接从当地的批发商甚或零售商那里采购所有或部分药品及其他医疗用品。

权力下放加剧了现有城乡间和地区间的不平等。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能施加更多的政治压力，因此使得卫生资源的占用是不平衡的。同样，大城市比小城市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因此能获得更多的人均资源。实际情况是农村居民的卫生需求比城市人口的卫生需求更大，因此地域上的不公平更加严重。

一些作者认为，权力下放是一种手段，甚至是进行卫生服务私有化的借口。分权后的公立医院，许多享有与私营医院一样的自治权，行为也与私营医院类似。当把权力下放给省、市卫生部门并且中央政府减少或停止对其经费支持之后，随着分权单位为了购买服务而建立或增加成本补偿费，事实上财务私有化也随之发生了。

有些职能在条件具备时可以采取下放的做法。具体何时下放、如何下放，以及哪些国家应当下放哪些具体职能，是无法由在国际机构工作的经济学家们来强加决定的。

现在我们转而更为详细地回顾智利和哥伦比亚这两个紧跟新自由主义蓝图的国家的改革，并且考察改革对公平、效率和质量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在缺乏基线信息的情况下无法进行定量评估;我们的评估是基于几个可用指标和当地研究人员的专家经验。

四、智利的改革：引入商业保险破坏了公共医疗卫生体系

在1973年的军事政变之前，智利曾有中央政府资助的、覆盖全民的全国卫生系统，被认为是该地区最全面和运作最好的卫生体系之一。在军事独裁政权下，受芝加哥大学经济顾问的影响，智利是第一个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拉美国家。

1981年，公共卫生体系权力下放;一级护理被转移到大城市，住院护理被转移到“卫生区域”(西班牙语：reas de Salud)，这种行政卫生区划通常包括有多个城市。政府还通过Previsonal卫生机构(ISAPRE)向私营部门提供机会。ISAPRE是私营医疗保险公司，其中一些是外国公司或US-HMO的子公司。智利老百姓可以选择退出公共体系，只要将自己的强制性医保缴费(工资的7%)转入自己选择的ISAPRE即可。

私营保险公司ISAPRE根据家庭规模和缴费总额制定不同的政策，每个政策都有不同的免赔额和共同支付额。到1995年，他们总共提供了8800个卫生方案。当受益人有昂贵的或慢性病的医疗问题时，ISAPRE可能会限制或规避与受益人签约，这种做法直到1990年代初才被认为非法。这种卫生监管局负责监管私营部门的做法一直没有完全根除。当受益人年满65岁时，他们的医疗保健服务被转移到公共部门。

私营保险公司ISAPRE的出现使得卫生体系因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而呈碎片化状态。富人倾向于加入ISAPRE，因为他们工资的7%可是一笔数量不菲的钱，他们用这笔钱可以购买昂贵的全面医保或很有吸引力的补充医保方案，以补充强制性基本医保。无力购买ISAPRE提供的医保方案的人，有两种途径接受治疗：(1)由FONASA(公共第三方付款人)、各城市，以及1986年以后用户付费的国家医疗卫生网络;(2)通过选择私人医生并由FONASA根据预定费用支付或共同支付报酬，需要住院治疗的患者被转诊到公立卫生院。这些年来看病成本增加了，能够看得起病的患者越来越少了。选择第二项医保途径的患者所需要的住院护理由国家医疗卫生网络来提供。

今天的智利算是拉美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是只有22%的人口加入私营保险ISAPRE，他们却花费了所有医疗支出的43%。换句话说，大多数智利人负担不起加入ISAPRE的成本。尽管加入ISAPRE的这些人口更年轻、更健康、更有文化、家庭单元比公共卫生部门覆盖的家庭单元更小，但是ISAPRE覆盖的这部分人口的医疗花费却是其余人口的两倍。此外，由于地理位置便利以及公立体系通常情况下配备更好，ISAPRE的受益人有时更愿意使用政府服务。例如，在1998年，所有公立医院手术的11%，服务交付的9%，以及公立医院日的4.5%都是由ISAPRE的受益人所带来的。据估计，交叉补贴量占到公共支出的4%。

在经济低迷时期，或当政府无法控制私人医疗费用时，加入ISAPRE或选择私人医生的居民将不得不转移到公共部门，由公共部门来应对突然间的患者数量增加。这种转移对公共部门来说是沉重的负担，因为公共部门雇佣的是职业公务员。由于公务员是终身承诺，因此为满足用户的突然增多而增加雇用人员实际上代表一种长期承诺。私营部门则不需要受此限制。

按地域来说，一个地区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利用可以比另一个地区高2.8倍，医疗急救高3.9倍，出院病例翻番 。此外，在消除极端值后，城市的标准死亡率在30和160之间徘徊，全国均值为100。

尽管试图通过两个统筹方案尽量减少不平等，但是在城乡之间和大小城市之间差距仍然存在，并且地域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仍在继续拉大。其中一个统筹方案是通过FONASA来实现。FONASA根据人头费以及基于指标的贫困公式来分配资金。根据该公式，较穷的城市会获得稍多一些的拨款。另一个统筹方案是基于罗宾汉法则(劫富济贫法则)，要求从较为富裕的城市直接转移到较为贫困的城市。这两个方案看来不足以减小上述差距。1996年，收入最高的十分之一城市在医疗方面比收入最低的十分之一城市人均多花了9000比索(1美元等于407比索)。结果是公共部门的医患比存在较大的地域差距，每千人的医生数量从0.28人到1.92人;并且如前面所指出的，不同地域存在显著的卫生状况差异。

近日，卫生部承认智利卫生系统是“非常不公平的”。这名部长援引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提醒智利人民，在用户经济负担方面，该国在191个国家中排名第168，在诸如及时就医、治疗期获得社会救助、医疗器械质量、与卫生服务机构的关系，以及选择卫生服务机构的能力等其他指标方面都很差。智利在所有这些指标方面都排在100多个国家之后。在一次大胆陈述中，该部长直陈是ISAPRE的建立和雇主对卫生体系缴费的扣减造成了这种不公平。

对不公平的认识，推动了2003年1月发起的AUGE计划(西班牙语：Proyecto de Régimen de Garant´as de Salud)，以保证所有智利人都有机会获得56种罹患情况(如多发性损伤、各类癌症和缺血性心脏病等)下的医疗保健服务，并确保所有智利人在上述情况下都能得到医治，而不论他们有无支付能力，任何人都不会被要求支付超过他/她家庭的1个月收入。

自1950年代早期成立国民医疗服务(NHS)开始，到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前夜，已有近30年的时间。期间，所有智利人都能够获得医疗服务。改革并没有解决自NHS成立伊始就萦绕其间的公平和就医问题。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受益者是ISAPRE，其经营利润率在某些年份高达20%，管理费达20%。高利用率来自对策略组合的实施，例如：对客户精心挑选(相对有文化、最有钱)，限制提供规定的服务套餐，提高免赔额和共同支付额，将65岁以上老人排除在外，通过漏洞绕过禁令排除花费昂贵的慢性病受益人，建立短期合同，以及领取公共部门的交叉补贴等。

总之，在智利，鲜有证据表明改革减少了国民医疗服务中存在的不公和低效。在另一方面，新的模式已经使社会各阶层间的医疗服务碎片化，一小部分人口消耗了相当大的卫生资源，共同支付额对于那些低收入来说是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可能推迟了必要的医疗。

五、哥伦比亚的改革

哥伦比亚的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于1990年颁布的第一部《医疗改革法》开始了到市一级的全面权力下放，并且紧接着于1993年，根据《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提出的建议，政府通过了新的《医改法》。此外，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将哥伦比亚的卫生体系排在所有拉美国家卫生体系之首。其结果是，哥伦比亚的卫生体系被作为样板提供给其他国家参考。曾供职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人员因极力推行医改而严重影响了此次排名。许多国家的学者、专家和官员谴责这一排名，并且指责这一产生不当影响的决定以及前世界银行员工的偏见，甚至《世界卫生报告》的六位主要作者之一也对所用排名方法提出质疑。

哥伦比亚的改革者们试图避免在智利改革中已经察觉到的负面特征，特别是社会阶层碎片化的问题。为此，该模式为所有哥伦比亚人提供一样的服务商选择，而不管他们的收入如何，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尝试没有取得成功。

哥伦比亚卫生改革的实质是要普遍推行相对丰富的强制性服务套餐。公民要获得服务，就必须加入社会保障体系。有两种加入方式：一种是针对工薪阶层和有支付能力的人，另一种是针对贫困人口。前者拿出自己工资的12%，其中11%用于缴纳保费，其余1%存放在统筹基金。政府和统筹基金为贫困人口支付保费。

改革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私营部门参与保费收取和提供卫生服务。保费收取工作被委托给卫生促进企业(EPS)，其必须提供强制性最低保费方案。对于愿意支付更高保费的客户，EPS提供其他补充医保方案。EPS与提供服务的公立或私营医疗机构签订合同，或通过自己的医疗网络提供服务。EPS可以为卫生服务提供商自主设计支付方式。用户可以选择EP以及最符合其自身需求和个人经济状况的卫生方案。

为避免社会阶层碎片化，EPS在法律上有义务为由政府和统筹基金支付保费的贫困人口提供医疗服务;实践中出现许多EPS找到漏洞绕过法律的情况，使得大部分贫困人口从津贴系统管理机构(西班牙语：Administradoras de Reg´menes Subsidiados，ARS)获得医疗服务。ARS是由各部门和各城市建立的EPS模式，用于通过公网或专网向那些无法接入EPS的客户提供医疗服务;这种情况适合于小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出于经济上的考虑，EPS对向这部分人群提供服务不感兴趣。此外，改革将公立医院转变为自治实体，可以自主确定自己的机构目标和积累资源。在波哥大，许多自主的公立医院已经遇到了严重的资金问题，并被迫关闭。

哥伦比亚的卫生改革一直伴随着卫生总支出的显著增加。据估计，1984-1997年间支出增加了178%。按人均计算，卫生支出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美元增长到1990年代末的90美元。不过，公共支出增加的受益者主要是富人，他们目睹自己的共同支付额减少，尤其是在1990年代后期。例如，1993年，波哥大最低的五分之一居民每年直接支付17,881比索(1997年，1美元=1064比索)，最高的五分之一居民每年支付50,043比索。1997年，最低的五分之一居民每年支付24,658比索，而最高的五分之一居民每年支付30,674比索。除最低的五分之一居民外，所有居民都看到他们的直接支付在1993-1997期间减少了。到1997年，那些最低的五分之一居民比第四个五分之一居民和第三个五分之一居民都支付得更多，这一趋势对改革的公平性提出质疑。

社会保障的归属关系已经得到极大地拓展，特别是对于那些包括农村地区在内的最低收入阶层。有些作者指出，归属关系的扩大并不意味着较高的覆盖率。例如，埃尔南德斯·阿尔瓦雷斯(Hernández lvarez)声称在1999年只有61%被新型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而在改革前的日子，据估计有75%的人口能够获得某种类型的医疗服务。此外，沉重的共同支付额无法让许多上了保险的贫困人口得到某些服务。事实上，贫困人口得到的服务可能还有所下降。

直到1997年前，医疗卫生事业资金一直都在大幅增加。1993-1997年间国家基金的地域分布越来越公平。较穷的部门和城市从中央政府获得的人均转移支付比经济发达地区获得的更高，但是这种让中央财政资金转移支付更为公平的尝试并没有转化为更为公平的覆盖率。全国范围来看，农村居民的覆盖率持续低于城市居民。1993年，77%的城镇居民在需要时能够及时获得，而农村居民这一比例才58%;到1997年，差距持续扩大，比例分别为79%和60% 。

补贴并不总能到达最需要的人的手中。财政总局1999年度报告呼吁关注贫困人口甄别和分类过程中的违规行为：30%的人口应被归为贫困人口却没有归入，而被归入贫困人口的人当中有31%不是穷人。

在改革带来效率改进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1994年人员成本占所有医院运营成本的50%，到1997年已上升到70%。通过对一级和二级公立医院进行产出分析表明，1996-1998年间，运营成本实际增长了24%，而产出则仅增长4%。主要原因可能是公立医院医疗难度增加、制备发票等活动耗时较长，以及生产率较低等。

有关护理质量的信息非常有限，但是有研究表明，护士的工作质量在恶化。对哥伦比亚、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等国的护士进行研究，揭示了私有化的某些方面的负面影响。根据作者的说法，医疗的市场化改革增加了护士的压力和对工作不满程度;由于市场化的灵活就业合同导致工作不稳定，护士们寻求在多家单位就业以能养家糊口，确保收入稳定;市场化还引发对医疗事故的担忧、机构间的流动，以及护士未经受训就承接新的官僚任务的数量增加。这些改革对护理质量的影响很容易能猜测得到：直接护理病人的情况减少。用采访过的一名哥伦比亚护士的话说：“病人可能会觉得我们真的不很在乎他们，因为我们只是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他们真的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根据最近对哥伦比亚医疗专家的调查，62%的专家认为医疗质量已经恶化，其他证据来源也支持这一事实。根据同一个调查，66%的专家认为，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没有提高，这与Sarmiento提供的信息一致，Sarmiento声称免疫覆盖率下降，媒介传播疾病的患病率(登革热和疟疾)上升，并且控制结核病的计划已经受到严重削弱。

有关哥伦比亚医疗改革的文献提供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该体系出于崩溃的边缘。EPS和政府对医院和诊所欠账巨大：截至2002年6月30日，累积债务达64010亿比索(1美元=2348比索)。

总之，在最紧跟世界银行改革蓝图的国家哥伦比亚，尽管医疗护理支出大幅度增加，但是一大部分人口一直没有被覆盖到。由于共同支付额较高，贫困人口一直难以获得医疗服务，医疗效率和医护质量没得到可衡量的改善，公共医疗恶化，卫生公平性受影响。

六、讨论

如上所述，根据世界银行的模型，当在国家调控下由私营部门提供服务时，卫生部门能实现最大的效率。当世界银行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时，对卫生部门进行调控的复杂度应该已经举起了“红旗”。甚至在规范公用事业方面多多少少取得一些成功的工业民主国家，在规范医疗卫生市场时同样面临困难。改革者不应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在该地区有足够的监管能力。从历史上看，行政专制以及非常薄弱的立法和司法体系已经成为拉美政治制度的特点。这种政治现实不利于产生有效的监管机构。

当引入医疗改革之时，拉美各国政府还没有机构负责监管私营医疗保险公司、管理型医疗组织或其他私营服务提供商及制药公司，而且在医疗护理方面，市场调控对于确保获得高质量服务和保护消费者而言非常有必要。Gómez-Dantés 针对墨西哥发表的评论可以推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卫生当局缺乏监督和评估素养，也没有正式的问责机制”。Bolis 更进一步指出，该地区各国需要通过立法来纠正供应商和接受方之间存在的知识不对称，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必要的风险，并且帮助他们在选择不同医疗方案时能做出正确决定。Bolis还建议，各国需要通过立法来引导私营机构及有关机构的行为，主要是对私营供应商进行监管、监督和开展技术和财务审计的机构。

在哥伦比亚的1990和1993年改革之前，这个国家的政府有很多年都是成立卫生监督局来规范和协调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服务，但是有关各方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项努力。同样，智利、阿根廷和秘鲁的监督局基本没有什么能力来规范私营部门，问责公共机构也困难重重。美国的经验表明，即使有强有力的监管机构，卫生服务私有化也不太可能提高公平和效率;但是没有它们，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多明尼加共和国的一项最新研究提供了一个在监管缺失情况下进行私有化而发生灾难性后果的很好例子。作者记述了在政府出台关于确保私营供应商之间展开竞争、建立起最低质量标准，以及监管医疗保险公司的不道德行为等系列规范之前，卫生部门进行的政府补贴私有化，结果存在大量舞弊和逃避责任的情况。该研究的结论认为，这个国家实施的医疗改革是个倒退。不幸的是，我们通过文献回顾发现这在拉丁美洲已经成为惯例而非例外。

世界银行对已经过确认会导致改革前失败的诸多问题视而不见。如果考虑了这些问题，就会发现它们与政府无力监管权力下放后的社保体系，与强制执行立法，与监督医生行为，以及与控制无处不在的腐败等有关。对这些至今仍有增无减的基本问题，世界银行改革基本没有予以解决。

这并不奇怪，许多观察家声称改革未能实现既定目标，并且事实上还造成了相反的结果：不公平增加，效率下降，不满意度提高，护理质量却没有得到改善。

我们的研究证实，拉美国家在实行了10年至20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后，在医疗卫生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却没有相应提高效率;高比例的人口(有些国家是更高比例的人口)仍然得不到医疗照顾;有些地区的不公平现象更为严重;而且经常有行政上的不确定性。由于卫生支出的增加，该部门的财务可持续性已成问题：由于有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提供的改革贷款，现在有更多的管理人员、更高的工资水平、更高的医药支出，以及更多的外债。

6.1新自由主义医疗改革的受益者

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方面证据凿凿的情况下，世界银行仍继续推行其卫生改革模式。明确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受益者就等于弄清了世界银行坚决推行其失败政策背后的原因。主要受益者包括跨国公司、顾问公司，以及世界银行自己的工作人员。

6.2跨国公司

主要受益者是HMO和私营医疗保险公司，在有些国家，受益者还有更多的富裕阶层，他们受益于自付费用的减少以及享受到能提供更多豪华旅店服务的治疗。美国的保险公司在拉美的利益也有很翔实的记录。将私有化列为核心政策是与上述利益相对应的，并没有任何技术合理性的支撑。尽管美国具备所有的资源和监管能力，但是这个国家的HMO和私营医院的失败案例越来越多，这些本身就在提醒世界银行的人员：美国的模式是不适合拉美国家的，但是这些公司的利益压倒了一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是这些改革的公开推动者。斯蒂格利茨 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占据了世界银行内部关键岗位的经济学家，也是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根据他的说法，IMF和WB这两个多边机构代表由美国财政部链接起来的各财团的利益。斯蒂格利茨从一个有利的参与者-观察者的位置来观察决策，并且非常详细地讲述了美国财政部如何将美国财团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强加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全球化经济中，欧洲和日本跨国公司的福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跨国公司的福祉，基于这个原因，欧盟和日本的政府不会反对美国财政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所起的主导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渗透到这两个多边机构中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卫生政策选择和排除项。美国财政部主要关注的是跨国公司的利润。卫生政策的排除项是对公司利润产生负面影响的那些政策，例如工厂和农业的安全方案、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减少、烟草的减少、仿制药的推行，以及基本药物目录的推广等;而所有这些排除项其实只需要很低的成本就能显著改善人口的卫生状况。减少暴力方案、健康教育计划，以及一些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推广也被排除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外。我们可以认为，这些选项的排除是因为它们：(1)不需要世界银行惯于提供的大额贷款;以及(2)不产生企业利润。

6.3次级受益者

还有其他受益者可被视为次级受益者，因为它们与那些跨国公司相比，受益相对小一些。其中包括咨询公司、大学机构和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

多边银行和双边援助机构直接或通过贷款接受国的政府签约承包技术援助、卫生评估、干预措施评估，以及一些“学术研究”。一般情况下，世界银行或接受国准备招投标，但是投标系统、预选程序和其他因素经常导致少数同样的承包商中标。

如果发现咨询公司以前的合同有与这些多边机构的思想理念相矛盾的地方，可以很容易地将其从名单中剔除。对于小公司而言，合同就是生存问题。世界银行(以及其他资助机构)和咨询公司只用很少的时间来了解彼此期望从对方获取什么。资助机构预计咨询评估不会带有强烈的批评意见，而且其政策建议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合拍的;咨询公司预计能拿到新的合同单子。

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一些基金会还会将卫生评估、研究和卫生干预措施承包给有名望的大学。对于高校来说，承包合同和捐赠(即使按世界银行的标准是小数目)代表可观的收入，开销可以在50%以上。如果这些高校要继续从国际机构接受资金，他们就必须避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提出直率批评，即使这种改革的失败例子显而易见。这样做而不损害他们的学术诚信就像是在走钢丝绳。研究员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值得仔细考察，但确是超出了本文的范畴。对于世界银行和其他资助机构来说，在包括美国财政部和企业界在内的更广泛的受众面前，来自有名望学习中心的非批评性报告和出版物为他们提供了保障和验证。

世界银行与任何其他银行一样需要放贷，即使没有将这一点明确写在其职责描述里。世界银行官员负有贷款发放义务。贷款的数量和金额都是世界银行官僚内部实现价值和地位的重要方面。有些情况下，接受国可能不想要卫生贷款，但是世界银行将其作为条件强加到其他经济部门的贷款事情上。例如，哥斯达黎加就是一个例子，世界银行通过威胁叫停其他部门贷款，强迫卫生当局同意通过卫生贷款。卫生贷款是打开通向卫生政策制定者并不想要的新自由主义卫生干预之门的一个借口。到目前为止，哥斯达黎加人抵制住了世界银行对拉美地区最公平高效的卫生体系之一进行拆除的压力，但是目前还不清楚他们面对来自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的压力还能够继续坚持多久。

今天，世界银行是国际卫生领域的主要贷款人，并因此成为国际卫生政策制定引领者。如美洲开发银行(IDB)等其他多边银行和双边机构大体上跟随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即使偶尔出现一些分歧。权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少数政策制定者和官僚手中高度集中，削弱了国家的卫生决策，以及各国基于本国政治、文化和历史现实而非基于通配药方来对卫生问题进行的正确解决。

翻译：江宇

6月15日，总理李克强考察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并进行了内部讲话

在李总理的这次考察中，“中国制造2025”无疑是关键词。在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他考察以核电为代表的中国装备，提出推动“中国装备”升级，树立“中国制造”新形象。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他听取“中国制造2025”等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之路，顺应互联网等新技术和产业变革新趋势，打造中国制造新优势。

这是李克强今年以来第三次部署推进“中国制造2025”。今年两会期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3月25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业升级。

6月15日的考察中，李克强在工信部主持召开座谈会，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商务部、国资委、工程院等11部门负责人以及15家央企负责人出席会议。在这么高级别的内部座谈会上，总理如何部署推进“中国制造2025”？当天的内部讲话带你一探究竟。

1.为什么要推进“中国制造2025”？

我们提出“中国制造2025”，实际上是推进“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

李克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制造”走遍世界，甚至可以说是“无所不在”。但我们从最初实行“三来一补”开始，大量代工生产的还是消费品。很多人出国买东西，回来一看，“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但只要去厂房看看，商品的品牌、制造的装备，绝大多数都是国外的。

这是我们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是以开放推动发展的必由之路。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应对这种全球性的经济下行压力，发展中国家在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发达国家也在推进“再工业化”进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审时度势，积极从两方面进行全球布局：一方面，传统的“中国制造”、以代工生产的消费品仍在继续出口；另一方面，中国装备“走出去”异军突起，反过来带动了中国制造的全面升级。

我们提出“中国制造2025”，实际上是推进“中国制造”的不断升级。要扎实推进中国制造2025，努力形成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2.“中国制造2025”的“要害”：实现中国“智”造

集众智者成大事。“智能制造”一定要建立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基础上。

李克强：“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要害”，就是“智能转型”。工信部正在积极推进“智能制造”，用信息化提升装备制造的水平。这也与推进结构调整的两大“支点”相吻合。

第一个“支点”，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今天看来，传统发展的动能有所减弱，传统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所以我们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这与中国“智”造紧密相连。“智”从哪里来？就是要集众人之智。不能仅靠几个研究人员坐在房间里冥思苦想，要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很大程度上运用了互联网，运用信息化平台。

集众智者成大事。智能制造一定要建立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基础上。要把能发动的企业都发动起来，把能便利的人群都便利起来，以此推进智能制造。

结构调整的另一个“支点”，就是大力发展服务业。这不仅包括传统服务业，还包括新兴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以及和制造业相辅相成的服务业。

为什么我们装备走出去仍存在一些困难？一是重“制造”、轻“设计服务”；二是售后服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中国制造不仅要在信息化上下功夫，更要调动13亿人的积极性、创造力，促进服务业。

3.“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主打“中国装备”

只着眼于日用消费品领域的竞争，既不利于中国产业升级，也难以形成大的产业格局。

李克强：“中国装备”在国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占有率，高铁、核电等装备正在进入国际市场，反过来，以“中国装备”升级，树立“中国制造”新优势，这是关键之招。

我前几天会见出席全球CEO委员会圆桌峰会的代表，他们都对“中国制造2025”很感兴趣，我们的翻译是“Made in China 2025”，但“中国制造2025”的内涵还要更深。当然，传统的“Made in China”我们还要做，但“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应该是主打“中国装备”。

只着眼于日用消费品领域的竞争，既不利于中国产业升级，也难以形成大的产业格局。所以我们要在装备制造上下功夫。中国装备制造有竞争力、性价比高，同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还可以倒逼国内产业升级。

我们要推动形成国际产能合作的新格局。我最近出访拉美，拉美国家普遍希望开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提振国内经济。但这会进一步带动本国的通货膨胀，因为所有的建材大多需要从过来进口。所以我跟他们说，我们把中国优势的装备生产线带过去，与当地的优势资源结合，就地生产。巴西总统非常赞同。

去年我去哈萨克斯坦访问也是这样。他们的国家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拉动本国经济发展，但钢铁厂、水泥厂都很小，平板玻璃厂根本没有。我就提出我们搞产能合作，国内的生产线就过去了。当年中国就是靠引进国外的生产线发展起来的。当然，我们还要和发达国家合作，把我们的中端与他们的高端结合起来，共同在发展中国家开发第三方市场，从而实现三方共赢。

“中国装备”升级的突破口，就是推动装备“走出去”。这不仅能让我们在国际市场实现“三赢”，更能倒逼国内产业的全面升级，打造“中国制造”新优势。

随着《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印发，中国深化医改的“攻坚战”打响了！社会各界十分关注两个问题：公立医院改革为何如此重要？公立医院改革的主要目标和策略是什么？

为何要改？

公立医院系统是中国整个医疗体系的“主力军”：2013年，公立医院床位数占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床位数的比例是87.8%，入院人数占全国的64.1%，诊疗人次数占全国的33.6%。因此，公立医疗体系布局和运行是否合理、公立医院服务是否良好、行为是否规范，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和就医感受，而深化医改要解决的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也主要集中在公立医院系统。

医疗卫生行业，特别是公立医院，是实现人民对公平社会核心目标诉求的重要载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公立医院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靠服务收费和药品销售加成，政府的财政拨款占医院运营总成本补偿不到10%，使得公立医院以开不必要的“大处方”、做不必要的“大检查”为代表的“逐利行为”愈演愈烈，严重背离了政府举办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宗旨。因此，纠正公立医院的扭曲行为、让公立医院真正担当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责任成为整个医改的重中之重。

如何改好？

需要强调的是，公立医院改革不是要革公立医院的命，更不是要整肃医务工作者，而是要改革制约公立医院发挥正常社会责任的体制机制，从而让公立医院提供的服务变得更加“公平可及，群众受益”。

既然维护和提高“公益性”是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目标，那么什么是“公益性”？公益性是不是就等同于低收费、甚至不收费？

我认为，所谓的“公益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医疗服务的选择要符合“公理”原则，二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要符合“公平”原则。

符合“公理”意味着针对不同人群的健康问题，医疗服务项目的选择一定要有科学依据，要真正有用，这也是“精准医疗”的精髓所在。例如，大量使用临床非必须的药品就不符合公理，也就是不符合公益性的最基本原则。在医疗服务的提供上讲公平就意味着要将有用的医疗服务资源“按需分配”，而不是按病人支付能力的大小分配资源。概括起来，讲公益性就是要将有用的医疗服务让需要的群众公平受益。

如何实现公益性？《指导意见》再次重申了公立医院改革的三个核心目标和策略：“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三者环环相扣：维护公益性的目标不能靠牺牲公立医院及其从业者的利益而实现，而必须要通过建立起符合行业特点、体现其劳动价值的人事薪酬制度等手段来调动“主力军”参与医改的积极性。因此，调动积极性是维护公益性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由于维护公益性和调动积极性都是有成本的，而资源又是永远有限的，所以，如同任何改革措施一样，公立医院的改革也要考虑可持续性的问题，避免掉进以政府财政“债台高筑、难以为继”为突出表现的“福利社会”的陷阱。

公立医院改革的主要措施

1.公立医院改革是系统工程。医疗卫生体系这个复杂系统是由资源供应系统、服务提供系统、筹资与支付系统、规制监管系统等四大功能子系统所组成的。《指导意见》提出了8个方面有具体任务、有任务完成评估指标的改革措施，实际上涉及上述所有4个功能子系统。

由此可见，公立医院改革这个系统工程范围十分广泛，不是仅仅局限于改革公立医院本身的管理运行机制，而是重塑以公立医院为龙头的新的医疗服务体系。《指导意见》所提出的7个方面的改革需要同步推进，以提高改革的整体性和协调性，但我以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筹资和支付制度的改革，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筹资与支付制度改革直接涉及供需双方的切身利益，因而行为反应就最为灵敏。

2.筹资制度改革。俗话说：“雨露滋润禾苗壮”。公立医院乃至整个医疗系统的“良田”需要不断用水来“浇灌”才能长出好庄稼。水太少会出现“旱灾”，但水太多又会带来“洪涝”。筹资与支付制度的改革可以被看成是一项对公立医院这个生态系统的“关闸清渠”工程。

中国公立医院的补偿有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政府补助这3个渠道。这种筹资制度存在若干弊端：一是它逼迫医疗行业成为商品销售行业；二是它让医院与厂商形成利益共同体，而不是与患者成为利益共同体；三是供方诱导需求的存在促使医疗费用上涨，造成不少社会资源不必要的消耗；四是增加了病人遭受“医疗伤害”的风险；五是提供了容易滋生行业腐败的温床。因此，公立医院改革的最大“手术”是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即：通过取消药品加成（中药饮片除外）关上药品加成这道公立医院补偿的闸门。与此同时，通过适当提高服务收费和政府补贴这两道闸门，通过医保支付衔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取消药品加成后公立医院收入减少的问题。

实行药品零差率政策之后，加上公立医院药品采购制度的实施，一个预期的结果是，由公立医院失去了卖药挣钱驱动力所带来的药品费用的下降，以及由此带来的患者和社会负担的减少。由于公立医院靠卖药挣钱的集体趋利动力的消失并不能保证来自医药流通领域其他利益相关者压力的减少，也由于服务价格上调后社保支付能否跟上、面临宏观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减少压力的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是否能真正到位等还是未知数，所以“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这两个理想目标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3.支付制度改革。支付方式就是服务购买方与服务提供方的结算方式，支付制度就是各种支付方式的制度性组合。特定的支付方式同时具有成本补偿功能、风险分摊功能、经济激励功能。目前世界上主要有3种支付方式：按项目付费；总额预付； 按疾病诊断相关组付费（DRGs）。

《指导意见》提出，今后公立医院要建立以按病种付费为主，按人头、按服务单元等复合型付费方式，逐步减少按项目付费。同时，“鼓励推行按疾病诊断相关组（DRGs）付费方式”。公立医院改革抓住了支付制度改革就是抓住了整个医改的“牵牛鼻子”工程，因为只有在纠正了“扭曲的支付制度”后，包括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在内的其他一系列改革措施才能奏效。然而，支付制度改革这项复杂的技术工作很难指望靠地方的自发性实验来完成，而必须当成一个全国性的重大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调动最优质的智力资源来研发、攻关和提供。所以，我们建议国家设立一个重大专项，组织精兵强将，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紧密结合国情的基础上，积极大胆探索基于规范化的临床路径和标准化的信息系统、以激励为核心、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整套医疗服务支付制度，并拿出在不同地区实施支付制度改革的可操作性强的指导性意见。

尽管公立医院改革最为复杂，但由于纳入了国家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抓的系列任务中，改革势必会成为各级政府的“一把手工程”，因而成功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但公立医院改革的各项任务是否会真正落到实处、真正让群众受益，还有待科学、客观、动态的监测与评估。

*作者系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金融机构在为财富拥有者进行财富管理的时候，在为实体经济、为企业进行融资服务时，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按照企业生命周期所处的不同阶段，运用不同的工具，采取不同的方法，提供不同的服务，而不应该是只有一种融资方式——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因为现在我们的金融市场发育还不够充分，财富管理的水平还不够高，市场上还缺乏适合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需要的不同的融资工具，所以才会出现人们所常说的企业‘融资难’的问题。”2015年6月20日，银监会特邀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前行长杨凯生在2015青岛·中国财富论坛“财富增长与实体经济”分论坛上表示。

杨凯生举例说明，例如企业初创期，主要靠股东股本投入，靠天使基金提供的股权性质的融资。不仅中国，包括世界上一批现在知名的企业，例如Google、facebook、twitter、腾讯、京东，其实最早都得到过天使基金的支持，它们脱颖而出了，投资者也获得了可观的回报。在企业成长期，企业融资主要又可以靠VC类基金（也是股权融资）和部分银行的债权资金，实践证明这对支持企业快速占领市场、发展壮大也有显著作用。在成熟期，企业融资主要以PE基金（股权资金）和银行贷款。当然在企业的成长期，尤其是成熟期，还可以通过公开发行股票，成为公众公司。在衰退期，并购基金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以下为杨凯生演讲全文：

（一）关于财富增长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社会公众包括企业以及各类市场主体的财富增长情况，不仅是反映实体经济发展情况和实体经济基本面的，而且也是受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只有实体经济发展好了，才能真正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

（二）关于财富管理如何与实体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的问题。每个企业在它的生命周期中基本都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金融机构在为财富拥有者进行财富管理的时候，在为实体经济、为企业进行融资服务时，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按照企业生命周期所处的不同阶段，运用不同的工具，采取不同的方法，提供不同的服务，而不应该是只有一种融资方式——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因为现在我们的金融市场发育还不够充分，财富管理的水平还不够高，市场上还缺乏适合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需要的不同的融资工具，所以才会出现人们所常说的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三）关于财富管理究竟能为企业提供什么融资服务。为有不同风险偏好、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不同投资水平的财富拥有者提供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投资工具；同时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不同的融资服务（融资性质不同，融资成本不同的服务），帮助和促进它们的成长和发展。这应该是财富管理的真谛所在。例如企业初创期，主要靠股东股本投入，靠天使基金提供的股权性质的融资。不仅中国，包括世界上一批现在知名的企业，例如Google、facebook、twitter、腾讯、京东，其实最早都得到过天使基金的支持，它们脱颖而出了，投资者也获得了可观的回报。在企业成长期，企业融资主要又可以靠VC类基金（也是股权融资）和部分银行的债权资金，实践证明这对支持企业快速占领市场、发展壮大也有显著作用（据说去年VC类基金募集1160亿，不知是否准确）。在成熟期，企业融资主要以PE基金（股权资金）和银行贷款（银行贷款在这一个阶段所起的作用比前面两个阶段要大，据说去年中国大陆的PE448支，达3850亿，人民币银行贷款增加9万多亿）。当然在企业的成长期，尤其是成熟期，还可以通过公开发行股票，成为公众公司。在衰退期，并购基金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去年中国市场较大的并购交易1929起，涉及资金7200亿）

总之，在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它的资金需求应该通过不同方式来获得。在这个过程中，银行提供的债权资金、贷款与我们所说的财富管理的资金有所区别，不仅是监管规定不一样，更主要的是资金性质不一样，一般储蓄存款人和其它直接投资的投资人是不同的。但这两类资金可以在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中互相配合。在金融市场不断发育成熟的过程中，这两类资金各自的角色定位将不断更加清晰。我相信这正是我国金融改革下一步不断深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伴随着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名单出炉，亚投行的筹建也迈入了更为关键的阶段，有关章程制定，亚投行决策机制，股份分配等问题都将讨论产生，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每天在博弈，而这种情况，恐怕要持续到章程签署。

尽管未来亚投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起码目前，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亚投行为什么能够成功地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亚投行博弈对中国有哪些启示？曾在亚洲开发银行任职十年的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汤敏近日接受凤凰卫视采访，解答以上问题，并以《亚投行的博弈》为题发表演讲。观察者网整编如下与读者分享。文字未经作者审核。

是亚洲的胜利 也是中国的胜利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开创了由中国发起，由中国主导推动的第一个多边的国际金融机构，从这一点来说，应该是亚洲的一个胜利，也是中国的一个胜利。当然，围绕亚投行的创建过程，也是有着很多的博弈。

根据今年早期的报道，当时好像认为所有的发达国家，几乎都不会申请进入亚投行，而从今年3月开始，由英国率先开始申请加入亚投行，而后像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大国都纷纷申请加入亚投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7个国家，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

从国家的数目来看，远远超过了我们当时的预期。我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了17年，1989年，当中国加入亚行两年以后，我就成为了亚洲开发银行的职员，那时候，从我们自己，到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对这些国际金融组织还是一个学习、掌握、消化的过程。

20年过去了，没想到，中国今天能够主导成立这样一个国际金融组织，作为我来说非常感慨，一方面这说明整个的世界金融、经济的变化，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成绩。

那么亚投行为什么能成功？亚投行成功创建之后，未来它的运作过程中，还有哪些挑战？而又怎么去应对？最后，亚投行带给我们中国什么样的启示？今天我想就这三个问题，跟大家一起来探索，来探讨。

第一个问题，亚投行为什么能成功？根据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一件事情能够成功，一般要有三大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天时，第二个因素是地利，第三个是人和，从天时来看，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世界金融的结构，正需要一次大的手术，一次大的变革。

天时

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是70年前、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确定下来的。当时全世界的政府都派官员到美国去参加讨论未来国际金融、国际经济的结构应该是什么。

当时英国派了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拿出了他的一整套方案，中国的孔祥熙也带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出席，中国政府也拿出了一套方案，但结果在这个会议上，还是美国财大气粗，最后采取了美国的方案：一是把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国际储备货币，美元跟黄金挂钩，然后其他各国的货币利率跟美元挂钩；第二是成立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国际组织，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世界银行，第三个是国际贸易组织。这三大组织在而后的70年里对稳定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应该说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到今天看来，这70年间造就的世界经济的结构，所产生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些安排，已经暴露出很多的弊病。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大家发现，美元“一币独大”，而美国的货币政策又是以它本国的利益为主要出发点来推动的，这与它在世界经济中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冲突。

第二，像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国际组织是主要由美国引导、美国主持，美国甚至在这些国际组织里都有一票否决权。这样的安排也暴露出很多弊病，因此国际组织、国际金融机构都需要一些革新，需要一些改革，那么我们的亚投行应运而生。

地利

从地利的角度来看，亚洲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而在快速发展阶段的最大瓶颈就是基础设施。亚洲开发银行曾经做过一个预测，从2010年到2020年，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不需要太高要求，只是要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就需要8万亿美元的投资。每年就是8千亿美元。

这一资金需求非常大，而各国拿不出这么多钱。有趣的是，亚洲其实不缺钱，到去年年底，亚洲国家外汇储备有7.3万亿美元，占了全世界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一方面我们基础设施非常缺欠，一方面有很多钱没用上，那么这里头就缺一个机制：怎么样把外汇储备变成投资基金，怎么样能安全地有效地把它投出去，从而帮助我们自己。我们说亚洲的钱用在亚洲，那么这也需要一个机制。

人和

从人和的角度来看，中国快速增长了30年，现在正处于转型时期。转型时期的一大特点就是，中国的企业开始大规模地走出去。去年，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就有1200亿元。12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就是现在亚投行法定资金的1.2倍，而这笔钱中相当多的一部分就投在亚洲。

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需要一个安定的繁荣的快速增长的环境，那么也就是说，亚洲国家的经济表现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或者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效率。

因此，怎么样让亚洲国家能发展得更好，政治更安定，经济发展得更快，这也是跟我们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的。更加上基础设施投资本来就是中国的强项，那么把这个结合起来，把亚洲的需要、世界对金融机制改革的需要，和我们中国本身自己的利益需求结合起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应运而生，就是一个最好的抓手。

亚投行运营存三大挑战

当然，我们常说，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而亚投行到目前为止，也只能说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因为我们刚刚筹建出来，筹建的情况比较好，但未来的路还非常的长，在这里我认为至少有三大挑战：

运营挑战。亚投行筹建成功了，它怎么运营？它的机制是什么？怎么样来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能把钱很好地贷出去？怎么把57个国家以及可能更多参与者的利益诉求摆平？怎么样让国际社会现有的忧虑（或者说美国、日本一直在诟病和担心的）——比如说亚投行的环保标准不高，反腐标准不高——变成一种多余，这都需要我们拿出一个很好的运行机制来。

关于这套运行机制，我们可以首先采取“拿来主义”。因为世界银行已经运营70年了，亚洲开发银行也存在五十多年了，它们在过去的长期发展中已经积累了很多有效经验，有很多好的规章制度，咱们先把它拿来，把它稍微改革一下，我们就可以先用着。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采取“拿来主义”。

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创新的挑战。我们现在把它这套机制拿来还不够，我们还要进行改革，要改善。我们并不是想颠覆目前的这套机制，但是我们要改善它。

像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等国家组织，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很多诟病，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庞大的国际官僚机构。为了反腐，为了平衡各国利益，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细节，很多很多规章，这些规章就造成了运作效率非常缓慢。

我曾有一段时间在亚洲开发银行负责规划工作，比如说一个国家向我们提出说，我们需要某个政策，需要一些好的建议，你们能不能找一些专家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建议？亚州开发银行有一个专门的技术援助项目，是赠款的，但是从立项到把项目设计好，再到把国际专家找来，国际专家再研究，最后出报告，往往都要三到四年时间。

三到四年前提出的问题，三到四年后才能给答案，很多国家连政府都换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可能都是新的问题了，这样效率就很差。所以能不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里头进行一些改革？

还有，在亚洲开发银行里有执董会，各国都要派代表，有的是几个国家派一个代表，长期待在亚行。事无巨细，都要通过执董会的批准，这也造成很多效率低下的问题。这一点能不能进行改革，我觉得对亚投行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此外，在这些创新里面，我们亚投行提出来，是要做一个准商业银行，它要介于原来的纯政策银行，跟商业银行之间的一个机构。特别是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极大，一年就八千亿美元，而亚投行现在只有一千亿美元，还得分好多年才能投下去，所以这点钱是不够的。怎么样用亚投行的一些小钱去四两拨千斤，从而把民营企业的民间资本引进来，这就需要智慧，需要机制。

现在大家都在谈的PPT就是公私合伙制，把政府的钱跟民间的钱结合在一起。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这一方法对基础设施投资来说不是很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一项基础设施建设的回报期需要20年到30年，20年、30年已经换了好几届政府了，以前政府承诺的比如回报率等等，过了好几届政府它就不承认了，所以对于民间投资来说风险非常大，所以怎么样建立一种机制能减少这些风险也需要智慧。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互联网世界，现在我们谈到互联网+，那亚投银行能不能用“互联网+”的思维来重新设计？能不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现在都谈众筹，把大量的小规模投资最后聚集成一大笔钱来进行投资。

还有，怎么样把电商这些新的东西带进去？这些都需要创新，而这种创新就需要我们亚投行，要以跟过去其他金融机构不一样的方式运作。

还有一点我们称之为打“组合拳”的问题。中国有句话叫“要致富，先修路”，但是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修好路，就一定能致富”。因为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我们的市场已经建起了，群众已经调动起来了，所以把路修通人们就能致富了。但是这个用到别的国家是不是一定成功呢？很难说。

比如说70年代咱们去帮助坦桑尼亚、赞比亚建了坦赞铁路，但从后来的情况看，他们没有很好地利用。像这些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如果用不好的话，甚至会造成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那么怎么样才能让基础设施投资做到有效呢？这就得把企业结合起来，把产业结合起来。中国的发展经验就是如果路修好了，产业发展起来了，那么路又能起到作用，产业可以发展的更好，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那么在亚投行的未来，在亚洲的基础设备建设过程中，能不能顺便把产业带进去，能把亚投行的投资跟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结合起来，这样既在当地把路修好了，产业也发展起来，就业也好了，这样双方都会得利。

怎样把这个当成一个组合拳推出去，我觉得这些都需要有我们亚投行的机制创新。

防风险是第一要务

最后一点，亚投行作为一个金融机构，防风险是它的第一要务，这里头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包括运营的风险：项目设计好不好，路修得好不好，质量高不高，这个国家还得起钱还不起钱；还有国家的风险：国家突然发生政变了，突然发生经济危机了，还不起钱了。

比如90年代初的缅甸，当时缅甸找亚洲开发银行借了很多钱，后来缅甸军政府上台，西方国家对他进行制裁，缅甸政府就说我不还钱了，所以缅甸政府在很长时间内不还亚洲开发银行包括世界银行的钱，这就产生很大一笔坏帐。

那么这种情况会不会再发生？像最近的希腊经济发生很大困难，所以它也很难还国际组织的钱。怎么来防范这些风险，怎么设计一些好的机制来防范这些风险，对于一个金融组织来说，你的信用是非常重要的。

亚投行注册资本说是一千亿美金，但实际上这些成员国只有20%的实缴资本，也就是说亚投行真正的资本金大概只有两百亿美金左右，剩下的八百亿（美金）是通过到资本市场发债和筹资获得的。

机构的信用就变得非常重要，像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都被评为三A评级。你有那么好的信誉，你的利率自然就低，你再把钱借给发展中国家的利率就比较低。但如果你的运作有问题了，国际评估机构认为你有风险，把你降级，那你的发债成本就会高，你贷出去的钱的利率就会高，你的信誉就不高。

所以怎么样来创造和保护一个好的信誉，怎么样来减少风险，也将是亚投行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两亿贫困人口 为啥要搞亚投行？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讲亚投行的筹建成功，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我听到一些舆论说我们中国还有西部，还非常需要基础设施的投资，我们中国还有两亿多贫困人口，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钱，哪怕是500亿美元投到我们的西部，投到我们的贫困人口上去，先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这种舆论是有一些的，我觉得这种舆论是一种短视，首先，中国现在正在走出去，中国的企业拿出去的钱远远超过这500亿人民币，中国政府在亚投行里的投资是每年1200亿（美金），而且每年还有15%到20%的增长，这些钱用好了，或者说这些钱的回报多和少，对我们的经济有极大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把亚洲的经济做好了，把基础设施做好了，也是保护我们自己利益，也就是说，亚投行本身跟我们自己利益息息相关，中国应该是亚洲经济发展最大的受益者，那么我们亚投行本身也是非常需要中国的参与。

另外，中国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方面有经验，在这方面能发挥我们的优势。牵头亚投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非我莫属。更重要的就是，国际间也在竞争。

大家可能知道，美国现在正在推动TPP，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欧洲推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这两个协定未来有可能替代，或者说颠覆WTO，即现在已经形成的国际贸易体系，国际投资体系。而这两个协定都故意把中国排除在外。

也就是说如果这两个谈判成功以后，中国将会被排除在这个两大贸易和投资体系之外，这样我们的发展空间就会大大减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亚投行也是为了加强我们跟周边国家的伙伴关系，能够扩大我们企业、我们的国家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资源的利用。在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上我们应该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亚投行在战略上是非常重要。

但是亚投行并不是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并不是因为中国是大股东所以说什么就是什么，大股东之外还有很多别的股东，对别的股东我们并没有一票否决权，我们要关注别的国家利益，要平衡别的国家利益，所以在亚投行一定要有一种合作共赢的思路。

要采取这些措施，一定要强调共赢，不能一事当前先考虑我们自己的利益，如果老是考虑我们自己的利益的话，别人就不跟我们玩了。所以这也是中国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大国，怎么样来增强我们的软实力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什么叫软实力？软实力是靠吸引力、靠影响力、靠说服力，人家愿意跟着你走，人家跟着你走有好处，所以才能起到一个大国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历史上从来就是大国，但是我们更多是地域的大国，人口的大国。在经济上200年前我们也是世界大国，但那时闭关锁国所以对国外的影响不大。最近的100多年，我们落后了，我们并不是一个大国，现在我们的经济总量达到第二大经济的规模，但是从人均GDP来说，我们还跟发达国家差很远。不过，我们现在就得要学做一个大国，无论从我们自己的利益来说，还是从我们对世界经济、世界政治社会发展的责任来说，我们都要学习做好一个大国，要有大国的胸怀。我们不能仅仅考虑我们短期的利益，单个国家利益。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第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我们会学到很多东西，不但能够使企业和地区得到更多发展，同时还能从中学到如何做好一个大国的角色，我们衷心的希望亚投行能够成功，谢谢。

以下为提问环节

问：日本不加入亚投行会影响日企对外出口？

汤敏：我觉得日本企业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根据国际组织规则，包括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也一样，我们要建基础设施就一定要招投标，只有成员国的企业才有权力参与招投标，如果日本不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员国，那么它的企业就没有招投标的机会，这是肯定的。

日本的企业担心这么一块大蛋糕里头没份，确实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些是由日本政府所决定的，它们要通过它们的渠道，对日本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

问：亚投行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汤敏：不管是国外媒体还是国内媒体，目前对于亚投行都有一些过度的解读。本来亚投行是以经济为主的。当然，这里有没有一点政治？是有一些，因为它是第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那么这里头有一些政治，但是这并不重要，或者说并不多。

亚投行的真正身份是一个经济组织，它未来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它在经济方面的运作，但包括国内舆论在内的很多舆论，都把这个行为变成大国在政治上博弈，我认为它是一个经济机制的博弈，是一种良性的竞争，是一次公平的博弈。

问：57个创始成员国当中有一些是美国盟友，它们是否另有阴谋？

汤敏：我觉得可能有多种目的，首先最直接的目的是，给它们的企业寻找机会。成为成员国了，这些国家的企业就有权参与招投标，就可能得到一些机会，这是第一。

第二个目的可能是，这些国家也愿意帮助亚洲国家发展起来。因为它们不仅参加亚投行，也参加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各处都出资。

那么它们为什么参与？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中有很多本身每年有援外资金，专门有一笔钱，这笔钱反正要花的，那么它可以放到亚投行。

第三，当然有很多国家愿意参与亚投行是因为，它们愿意在这里平衡一些各国的机制，它们认为与其让亚洲国家自己说了算，还不如我参加，在里头能起到一些作用。

比如说它们关心的环保问题，反腐问题等等，他们要在里面有发言权，所以它们也愿意参与。这些国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想不是单一原因让它们做这么重大的决定，因为做这个决定本身要受到一定压力，所以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问：面对来自不同的地区，各有自己的制度和文化的国家，亚投行如何保证决策效率？

汤敏：这实际上是所有的国际组织——包括国际金融组织、联合国等国际政治组织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各方的利益都在那，各方都在博弈，最后怎么样来平衡?

应该来说,过去的70年里已经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一个就是投票，根据资本的大小、根据投票权的大小。最后以多数为主，重大的事项可能还要更多一些，不是一半对一半，而是更多一些的票数。

第二，根据我的了解，在国际金融组织里主要不是这种真刀真枪的投票方式，而是下面做一些叫做桌子底下的推动，大家互相来讨论，甚至做一些互相的让步，最后能进入投票程序的。

一般来说都能通过的，很少有不能通过的，因为大家都担心舆论压力，如果真通不过那在底下早已经算好了，根本就不投票了。

这样的好处在于，很多的利益可以得到平衡，但坏处就是有一些平衡不了的项目就做不成，很多好的项目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不能上马，特别是当这里头再掺杂一点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上的原因，受影响就更大了。

问：英国加入亚投行，是英美在这个问题上走上分裂了？

汤敏：首先，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说美国自己本身有不同的意见，英国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

其次，英国、美国是独立的国家，英国它有它的利益诉求，美国有它的利益诉求。英国出于独立判断认为，这个事对他们好，所以他们参加了，我觉得对英国参加亚投行，可能不必过多地解读，至于是不是因为英美两个国家产生了分裂，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有点过分。

问:对日本不加入亚投行如何解读，何时加入？

汤敏：其实我们看报道，日本国内也有两种声音，很多很多，包括自民党的高层官员，都认为日本应该加入亚投行。

但日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一方面来自于现在的日本政府跟中国的关系，包括钓鱼岛和参拜靖国神社等等问题上，日本一直坚持它的立场，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日本不参与亚投行，不完全是出于经济的考虑，更多是政治的考虑。而且我觉得在未来，不一定说日本永远不参加，可能到某个时候，包括美国也可能参加。

但日本能否参加、何时参加，跟很多的日本本身国内的政治，包括政党的内部博弈过程有关，当然也跟亚投行本身后来运作也都很有关系，所以现在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时间判断。

问：亚投行从区域和全球经济，有哪些影响？

汤敏：首先是对区域经济造成影响，因为亚投行的投资主要是在亚洲，而且只是针对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因此它对整个亚洲区域的影响，会比世界经济影响更大一些。

但同时，亚洲好了，世界市场当然会扩大，同时在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亚洲国家快速发展过程中也会产生很多商业机会。

另外，亚投行是一个比较新的机制，如果亚投行在目前的国际金融机构里起到推动金融机构改革的作用，那么也可能对未来的地区性金融机构，甚至全球性金融机构的改革，产生一些好的作用。

所以现在我们还看不清楚亚投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因为我们离得太近了，可能过10年、20年以后，才看出来亚投行的成立是一个战略上非常有意义的事件。

6月13日至14日，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深化综合改革国际研讨会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5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大学召开。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作了1个小时的主旨演讲，后半场是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思-阿罗和詹姆斯-莫里斯教授。我有幸主持莫里斯教授的演讲。北京大学林毅夫和张维迎教授同时到场。

由于林毅夫的观点与我有雷同之处，本文不对他的演讲进行评论。不过，张维迎的观点标新立异，虽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但是他的一些锐厉批评，以及对自由市场经济和企业家的热衷，却赢得了许多人对他的热度关注。

黄奇帆的政府拉动模式

黄奇帆做为市长，不仅主导政府拉动，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实践者。在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下，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引领风骚。在GDP增长，吸引外资，进出口贸易，产业发展，城乡统筹等方面，展现出这个西部特大城市发展的勃勃生机及其迷人的山城风貌。

来自10个国家，400多位经济学家，集中在会议厅里，耐心听取黄奇帆的报告，大家就是想知道这位市长，如何继续政府引导地方经济快速而健康发展的。

黄奇帆拉开他的话闸，他脱稿讲了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重庆如何创新性地承接东部地区的加工贸易产业，尤其是电子信息产品。他讲两个创新之处。一是产业集群化，把零部件生产与最终产品组装连成一体，使500美元的电脑，有70%的增加值留在重庆，而原来的广东只留下20%。二是，重庆承接加工贸易的离岸结算业务，使更多的增加值留在国内。

第二，开创“三个三合一”的开放体系。经过多年努力，重庆形成了水陆空三个国家级的枢纽、三个一类口岸、三个保税区的“三个三合一”。在所有省市中，重庆是中国唯一有这个特征的地方。

第三，加快“农转非”，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多年来，重庆已经把270万个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加上这些农民工的家属，重庆市等于吸收了400万农村户籍人口进城。一方面增加城市生产及消费能力，一方面给留在农村的人口提供更大的农业集约化生产空间。

第四，地票制度资源优化配置。这是在不减少农村农业生产用地的前提下，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多土地的创新机制。农民把宅基地复垦，用复垦的土地变成地票，市区的开发商，或其它企业，通过地票交易所，用每亩大约20万元的价格取得地票，才可能在市区买到等量的土地进行开发。

第五，投融资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国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重庆政府在几十个产品的门类中，考虑优先发展十个行业：芯片及液晶面板等电子核心部件、物联网、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石墨烯及新材料、轨道交通及通用航空等高端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综合化工、页岩气、生物医药、环保产业等。这十个行业去年是600亿产值，到2020年应该可以让它发展到1万亿，需要投资6000亿。黄奇帆提出用投融资形式，以政府为主导，帮助企业融资，集中力量推动重庆新兴产业发展。

张维迎的纯市场和企业家创造一切

当我们还沉醉在黄奇帆的激情和政府拉动模式而兴奋不已的时候，14日下午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作了题为“不要误解经济理论”的演讲。他对“三架马车”拉动经济增长，表示强烈的质疑。例如，把顺差当成拉动GDP，把花钱（消费）当成拉动GDP，把砸钱（投资）当成拉动GDP，都是一种笑话。

张维迎还批评了y=(k, L)生产函数所存在的重要缺陷，认为简单理解这个生产函数，简单理解凯恩斯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都是错误的。只有斯密和熊彼特的市场经济理论，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经济学理论，不是新的就是好的，绕了半天，还是老祖宗说的更有道理。

他说，“经济发展，靠的不是政府，靠的不是简单的劳动和资本投入，而是企业家的创新。只有企业家，才是创造财富的动力。老的企业倒下了，新的企业崛起，不断地优胜劣汰，经济才充满活力。历史证明，什么事情，包括产业发展，创新等等，政府一插手，事情就被搞砸了。”

我如何看待张维迎的观点

我虽然很支持张维迎的一些观点，但是，我也听了黄奇帆的报告。如果完全按照张维迎的说法，什么都交给市场，政府官员不是企业家，或者没有企业家的精神。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重庆的快速发展，更无法理解黄奇帆所讲的五个方面的建设和发展。

如果要理解黄奇帆和重庆建设，那么，我们就必须对张维迎的理论和观点进行不同的解读。

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张维迎所讲的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有些模糊不清。到底是企业家创造世界，还是企业家精神创造世界？张维迎的报告，让我觉得他特别强调企业家，而不是企业家精神。但是，现实世界，应该是企业家精神才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因为张维迎过度强调企业家，而不是企业家精神，所以，他认为大学老师（包括所有在事业单位工作的专业人员）和政府官员（包括所有的公务员）都与张维迎的所谓“企业家”无关。

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其实，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家们的贡献固然非常明显，非常重要，也有可能是整体经济的支柱，但是，不能因为这个理由，而把政府官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财富和社会发展的贡献能力给低估了。

例如，黄奇帆讲重庆的5个方面的发展，其实，就是政府、企业、专业人士、工人共同创造的结果。离开政府，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规模发展，离开企业，当然什么都做不成，不过，离开专业人士、大学，哪来的科技力量？

张维迎的理论，为什么与现实有很大的出入，主要是他的理论假设中，没有考虑到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和政治生态特点。也就是说，经济学家的理论，一旦离开现实文化和政治生态，就完全失去具体可运作的可能性。

在中国，6000多年的历史，政府，官员，都是主宰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力量。文革期间，自由市场是不允许的。那个时候，自由市场，连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哪来市场和企业家的力量？

邓小平搞改革，才有了市场，才有了企业家。现在，中国是政府和市场，左右开弓，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双引擎。如果只是强调市场，那么，企业家就是死路一条，而不是政府一干预，就是死路一条了。

这个与国企为什么要存在一样，在目前的文化政治生态下，没有国企，谁能够想象？再说了，国企，不是一无是处，私营企业，也不是万能的，没有缺点的。其实，国企和私企，各有利弊。

世界经济危机，证明全面靠市场，确实不行。没有采用凯恩斯的做法，自由市场，早就被那些所谓企业家给彻底消灭了。我们连工资也发不出去。英国让自由市场管银行，结果银行把老百姓害惨了，后来，还是政府强行剥夺纳税人的钱去填窟窿，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整个英国的经济都要死亡，而根本不是书呆子们所天天讲的市场和效率的问题那么简单。

撒切尔夫人搞私有化，结果那些垄断企业，把消费者害的好苦。很难说对垄断企业实行私有化就是好事。就算在英国，私有化的垄断企业，也要政府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有些学者把西方经济学学了一半，片面强调市场的好处，在中国希望全面推开，结果垄断企业市场化了，可是监管没有到位，把老百姓往死里坑。房地产、网络、电信、医药等等，都是活生生的例子，有哪一个私有的行业真的全部按照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办事？

重庆新兴产业的发展，渝新欧铁路的运行，中国所有高铁、飞机场、高速公路，等等的发展，如果没有政府与企业合作，没有大型国企的加入，那都是空话。这是中国的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态所造成的。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适合这种情况，它可以超越教科书上所描述的纯市场经济，也超过张维迎所说的企业家。至于将来情况如何，那也得等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在张维迎参与倡导的价格双轨制，其实，也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市场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所作出的second best（次优）选择。换句话说，经济问题，不能脱离政治、文化与社会现实，否则，大家就只能天天生活在悲观的情绪之中。

最后，我想说的，我并没有彻底否定张维迎的意思，同样，我也没有彻底赞成政府全面干预市场的意思。不过，从黄奇帆和张维迎的两个报告中，我却认为中国政府经过30多年的摸索，已经巧妙地把政府和市场，把多方面的社会力量，以及各个层面的企业家精神发挥的比较好，而且，会越来越好，这才是解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张维迎的“纯”企业家的说法，有些片面，有些过于理想化。他所批评的东西，也是片面的。因为，Y=(K, L)是描述客观存在的数学表达式，而不是人们用来搞经济建设的手段。

*来源：作者姚树洁的个人博客（作者是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

6月19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王宁出席吹风会，介绍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以下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的现场讲话整理：

尊敬的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和王宁副部长一起参加今天的例行吹风会。十分感谢长期以来各新闻单位对发展改革委和发展改革工作所给予的大力支持。

6月17日，国务院第9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这是顺应大数据时代潮流，运用大数据理念和技术，更加有效地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重要政策文件，所以下面我就这个文件的有关内容向各位朋友做个简单介绍。

一、运用大数据加强服务和监管的重要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大家看到报道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视察时专门考察了大数据中心。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大数据、云计算是大势所趋，不管是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还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都要依靠大数据、云计算。要求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方便企业获得政策信息，提供更有效服务；要探索实行“互联网+监管”模式，推进“智能”监管。加快部门之间、上下之间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孤岛”；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信息披露制度、诚信档案制度和黑名单制度，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让失信者一处违规、处处受限。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国务院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的通知》提出，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前天召开的国务院第95次常务会议强调，运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有效手段。要加快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推动政府信息开放共享，凡是事关群众办事的程序和要求，凡是依法应予公开的政务信息，都要上网公开。用好网络等新媒体，为企业和群众服务。要推进市场主体信息公示，依法及时上网公开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息，建设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推动信用信息一站式查询，方便人民群众、从业人员、经营者了解所有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大力发展信用服务业，多措并举提高全社会信用水平。在环保、食品药品安全等重点领域引入大数据监管，主动查究违法违规行为。用政务“云”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效率，造福广大群众。

加强对市场主体的服务和监管，是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必然要求。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和不断深化。新一届国务院将简政放权、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深化改革的“当头炮”，降低门槛，放松条件，取消和下放审批权力，极大地激发了创新创业动力和市场活力，为“稳增长、保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顺应“新常态”要求，要引导更多的人创新创业，使更多的企业做强做大，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必须进一步转变职能、优化服务，特别要创新服务理念，丰富服务内容，改进服务方式，不断提供优质的、贴合市场需求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同时，必须实行放管结合，特别是在“宽进”的同时加强“严管”。放权在一定意义上是基于信任，要实现放而不乱，就必须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尤其要加强对失信市场主体的监管。

运用大数据加强服务和监管，是时代进步和降低成本的必然要求。现在之所以强调运用大数据来加强服务和监管，是因为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大数据的时代。市场主体活动日趋频繁，全社会信息量“爆炸式”增长，单纯依靠传统的以现场办理为主的服务方式、以抽查为主的监管方式，已经无法适应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和人民群众的要求。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约束条件下，把握各类企业的共性和个性化需求，为不同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就必须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作用，利用互联网提高注册登记效率，提高项目审批效率，综合评估企业信用状况，有效地开展经济运行监测预测和风险预警。这有利于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的有效性，有利于降低服务和监管的成本，也有利于方便市场主体开展各类经营活动，提高经济社会运行效率。

二、《意见》的主要内容

根据国务院部署，发展改革委、工商总局、中央编办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

《意见》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考虑，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三个能力、“三个目标”。“一个核心”就是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三个能力”就是提升政府归集和运用大数据的能力，提升运用大数据加强公共服务的能力，提升运用大数据加强市场监管的能力；“三个目标”就是提高服务的有效性、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降低服务和监管的行政成本和社会成本。

《意见》的主要内容归纳起来是“五大举措”、“七项保障”、“20多项具体的制度建设”。“五大举措”就是提供和不断改进大数据服务，加强和改进大数据监管，促进大数据的开放和共享，促进大数据的开发和利用，搞好大数据产业的培育和发展。

围绕着“五大举措”，有20多项具体的制度建设。比如在大数据服务和监管方面，要建立守信联合激励机制，让诚实守信者更多受益，形成褒扬诚信的正面导向；要建立失信联合惩戒机制，让失信者付出应有的乃至巨大的成本和代价；要建立事前信用承诺制度，形成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机制；要建立大数据加工服务机制，充分挖掘海量信息资源的价值，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支撑，为市场主体改善经营提供服务；要建立多部门网上项目并联审批平台，实现跨部门、跨层级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提高审批效率和透明度；要建立利用大数据评估政府绩效机制，通过开展第三方评估，推动政府绩效的提升；要建立利用大数据评估企业信用状况机制，强化对市场主体诚实守信的社会监督；要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推动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信息互联共享；要建立“信用中国”网站，实现信用信息“一站式”查询，为社会公众提供便利；要建立产品信息溯源制度，加强食品药品等重要产品安全管理，更有效地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建立网络经营者身份标识制度，便于市场主体确认和责任追查，进一步净化网络社会环境；要建立电子商务网站可信认证服务制度，保护网络购物消费者合法权益。在大数据开放共享、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方面，要建立健全政府大数据采集制度，确保各部门在履职过程中依法记录和采集相关信息；要推动落实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以上网等形式公开，切实增强信息透明度；要构建政府和社会互动的信息采集、共享和应用机制，推动形成政府信息与社会信息交互融合的大数据资源；要建立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和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制度，及时向社会提示交易风险；要建立政府信息资源目录，为政府记录归集、共享、整合以及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奠定基础；要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化建设和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标准体系，加强政府信息采集、共享、使用等环节的分类管理；要建立政府购买大数据服务机制，充分利用社会大数据资源；要建立培育和发展信用服务机构的制度，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多层次、专业化的信用服务。

“七项保障”，《意见》提出了提升产业支撑能力、建立完善管理制度、完善标准规范、加强信息安全保护、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明确任务分工、重点领域试点示范等七个方面的保障措施。在信息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保护方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征信业管理条例等法规已经明确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意见》强调，要在大数据运用的过程中，落实好这些保护信息安全、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相关措施。

三、关于《意见》的贯彻落实

按照国务院第95次常务会议上的安排和部署，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意见》的任务分工安排，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推动运用大数据加强服务和监管。

近期的重点工作：一是加快落实信息公开制度。积极推动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及时上网公开事关群众办事的程序和要求，以及依法应予公开的政务信息，特别是市场主体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息。同时也鼓励和引导企业更多地自愿公示有关信息。

二是加快推进信息共享。根据国务院要求，正在加快建立多部门参与的信用信息共建共享机制，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推动各地区、各部门政务信息共享交换。

三是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各领域信用记录，建立健全市场主体准入前信用承诺制度。全面建立和落实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措施。加快发展信用服务机构和信用服务市场。推动在行政管理、公共服务和经济社会各领域广泛运用政务信用信息和社会信用信息。

四是全面落实商事制度改革的各项措施。前不久，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制定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这为实现“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创造了条件，为信用信息的归集、交换和共享创造了条件。

五是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加强大数据服务和监管。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会同社会信用体系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建设和开通了“信用中国”网站，从6月1日起已正式运行。归集发布国家和各地区、各部门信用建设的法律法规、政策动态，并向社会公众提供信用信息的查询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用社会力量、利用大数据加强信用建设，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一个具体实践。

谢谢大家。

【中新社记者】想问一下连副主任。李克强总理多次提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前不久国务院批准了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制定的《法人和其它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请您介绍一下统一信用代码的有关情况，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代码？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谢谢。

【连维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形象地说，就是为每一个法人和其他组织，发放一个唯一的而且终身不变的一个“身份证号”。大家对身份证号都有很深刻的印象，现在身份证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对法人和其他组织来讲，也需要有这样一个身份证号。对我们个人来讲，身份证号也是个人的社会信用代码。

长期以来，我们各个部门为了管理的需要，也分别建了一些代码制度，比如组织机构代码、工商注册号、纳税人登记证号、信用代码等等。由于存在不同的管理机构赋予多个代码，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而且造成了使用的麻烦，制约了信息的共享。所以统一信用代码就是要解决“多头赋码”、“多码并存”的状况。

统一信用代码设计了18位的代码，这18位包括了9位的组织机构代码，同时包括了1位机构类别代码、1位登记管理部门代码，另外还有6位行政区划代码，1位校验码。这18位的代码能够满足现在各种代码制度在管理上的需求。同时，代码位数与个人的身份证号的位数正好是一致的，也有利于将来各种信息在法人和自然人之间按照同样的机制进行信息化管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作用，对企业或者说对法人和社会组织来讲，就是给了他一个法定的“身份证号”，作为他在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和各种社会活动中一个基本依据和证明，为其提供相应的便利；对于政府来讲，这是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有利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信息共享水平、提升管理水平；对于社会来讲，这是方便公民和市场主体低成本便利了解更多信息、掌握市场主体基本状况，特别是识别信用状况的一个重要机制。实行统一的信用代码制度，有利于推动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建设，有利于实现全社会的信息共享，有利于推动现在正在进行的商事制度改革，有利于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也有利于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好的服务。

前不久，国务院已经批转了这个方案，现在正在抓紧实施。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的法人，从2015年10月1日，起就要实行新的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其他的登记机构，在2015年底要全面实现。以前已经登记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怎么办？原则上要在2017年底前完成旧码向新码的过渡。在这个过渡期内，旧码和新码可以同时使用。过渡期以后，所有的法人和社会组织都使用新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论是赋新码，还是更换旧码，一律都是免费的。谢谢。

【中国日报记者】想问一下连副主任，《意见》中提到的这一系列措施，对于企业服务方面，你觉得最迫切、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再补充问王副部长一个问题，你提到2015-2017年的目标计划，资金来源和资金规模能否讲一下？

【连维良】在运用大数据对企业服务方面，最紧迫的工作：第一，要尽快建立统一的信用代码制度，让每一个企业都有一个法定的能够为信息共享奠定基础的统一信用代码。第二，向企业提供更多的信息服务，当前最重要的就是信息公开，将政府能够掌握的，在政务活动中形成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的信息，优良和不良信用记录，及时向社会公开。这里面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要实现信息共享。

在这方面，一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这项工作我们正在做，首先是在国务院各部门之间，我们依托电子政务网已经搭建了一个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已经有30多个部门接入了这样一个共享平台，但现在的任务是要整合大量的信用信息。还有一个是建立了“信用中国”网站，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把凡是能够向社会公示的信用信息向社会公示。从6月1日起这个“信用中国”网站已经开通运行，目前在这上面公布的信用信息有100多万条。下一步，通过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归集的信息，凡是能向社会公开的，都要在“信用中国”网站上公开。另外，利用大数据技术，将社会上各种经过确认的信息也整合到“信用中国”这样的平台上，使社会公众和广大企业能够了解到更多的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能够有效地规避交易风险。谢谢。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连副主任，国务院文件提出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机制，这种机制和原有的机制有什么不同？信用建设手段和大数据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

【连维良】以信用为核心的市场监管机制，与我们过去的监管机制有什么不同，最主要的，我们过去更多是以事前审批为主，我们现在更多的强调是事中事后的监管。事前审批的方式，形成了过高的市场准入门槛，审批效率、监管效率比较低，监管效果也比较差，制约了市场主体的活力，而且这中间还存在权力寻租的空间。同时，这种方式在一定意义上也存在资源分配不公平的问题。部门之间监管没有形成合力，存在部门分割的状况，更谈不上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以信用为核心的监管机制，它的特点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它是以信用为基础的有限监管，是以区别不同主体信用状况的分类监管，是瞄准违法失信风险的精准监管，同时也是多部门配合联动的协同监管，还是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综合监管。更重要的，也是贯彻到市场主体整个生命周期的全过程监管。我们说以信用为基础的有限监管、分类监管，就是根据市场主体不同的信用状况，可能实行不同的监管方式和力度，比如说抽查的频次，可以根据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信用程度高的，可以免予检查或者更少地接受检查，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可能就要提高抽查频次。我们说精准监管，就是重点对违法行为、违规行为和失信行为进行监管。多部门的联合监管，就是部门与部门之间形成一个联合监管的机制，包括综合执法在内，也包括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社会力量参与的综合监管，也就是要运用大数据进行监管，充分运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以及社会机构掌握的信息，对市场主体进行监管。

你讲到信用建设的手段和大数据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就是刚才讲到的，着重通过建立信用制度和向社会公示信用信息，来使所有的公民和法人都掌握每一个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这就需要发挥大数据的作用。大数据的作用在于，政务信息要通过大数据的手段实行集合和共享，社会方面的各种信用记录通过大数据进行整合，进行分析研判，进行综合评价，还有向社会的公示。可以说，信用建设必须以大数据为支撑，以大数据为支撑的信用建设手段，对于加强对市场主体的服务和监管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谢谢。

【新华社记者】请问连主任。刚才说到打破信息孤岛，利用大数据对市场主体进行监管，我们确实也觉得这对于推进社会的效率和政府行政效率有很大作用，毋庸置疑。但是，第一个问题是，能不能达到？从技术上、人员上，采集甄别录入是个庞大的体系，到底现在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时间表？另外，大家对于怎么样运用也非常关注，比如什么样的人、哪些机构有权使用和共享这样的信息？这也涉及到对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的保护。虽然您刚才提到了有一些配套的措施，能不能再具体谈一下？

【连维良】你讲到的这个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打破信息孤岛。现在信息很多，海量信息，但是这些信息没有发挥有效作用，就是因为数据的分隔。现在应该说有条件打破信息孤岛，文件规定了一系列打破信息孤岛的具体措施和办法。首先在技术上，我们现在已经有电子政务网，我们目前的电子政务网在国家的层面可以覆盖到所有机关，在省一级层面覆盖到所有省区市，在地市这个层面，目前的覆盖率也已经达到94%，在县这一级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83%。可以说，稍加努力，从技术层面来讲，这个打破信息孤岛的共享交换平台的技术支撑是具备的。

第二，技术的问题解决了，就是制度建设，怎么能够形成一种信息共享的机制。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在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的框架下，建立了一个信用信息共享交换机制，这个共享交换机制现在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次例会，推动信用信息实现共享。共享的载体，就是共享交换平台，目前在国务院层面，已经有35个部门正式实现了衔接，有10个部门能够向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上提供信息。

建立“信用中国”网站，就是为了实现各类信用信息，能够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实现与全社会的共享。现在这种机制已经建立，今后所有各个部门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向社会公开的信息，还有老百姓办事所必须的程序和要求，都要通过这样一种机制进行公示。这个问题也不是一蹴而就能解决的，这需要解决几个环节的问题，一是解决信息孤岛问题，二是解决归集问题，也就是有数据、无整合的问题；三是解决数据缺失问题，也就是有需求、无来源的问题。

解决信息孤岛的问题，现在已经具备了条件，当然也需要一个过程，但必须加快推进。

你刚才讲到信用信息如何应用的问题，这也是正是信用信息建设当中，最具技术性的一个难题。就是说，信用信息向社会公开，究竟哪些信息应该向社会公开？有些信息是可以向社会公开的，哪些信息经过授权可以公开，哪些信息不能公开，哪些信息经过授权才能查询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信用信息标准体系的建立，也就是要对信用信息进行分类管理，有些信息是可公开的，有些信息经过授权是可以公开的，有些信息是不能公开的，有些信息必须按规定，要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国家的信息安全和保护个人隐私。所以说，分类管理、分类应用，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的关键，这就要建立一系列的信用信息的标准体系，这个工作我们现在也组建了队伍，正在做。谢谢。

今天“互联网+”一下子成了社会和业界追捧的热词，这是我两年前始料未及的。腾讯当时已在这个方向上积极探索了。

2013年，我和马云、马明哲在上海一起推出众安保险时，就谈到了“互联网+”的实践。几天后的“WE大会”上，我再次提出“互联网+”是互联网未来发展的七个路标之一。

当时频繁提及“互联网+”，主要是想改变人们的一些固有看法。因为我们跟一些政府或传统行业的朋友交流时，发现他们很难理解我们在做什么。大家觉得，互联网是新经济、虚拟经济，跟自己所在的领域或传统行业没有太大关系，或是觉得互联网和传统行业存在冲突，是颠覆、取代、捣乱甚至对立的关系。

今天“互联网+”引发前所未有的热议，表明政府部门和各行各业对互联网的看法已有很大改变，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虚炒“互联网+”概念的情况。

我一直认为，互联网不是万能的，但互联网将“连接一切”；不必神化“互联网+”，但“互联网+”会成长为未来的新生态。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实体、个人、设备都连接在了一起。互联网已不再仅仅是虚拟经济，而是主体经济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经济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都需要与互联网相连，互联网与万物共生共存，这成为大趋势。

过去两年，我在各种场合提到最多的词可能就是“连接”。腾讯要做互联网的“连接器”，希望实现“连接一切”。连接，本身是互联网的基本属性。我们的QQ（一款即时通信软件）、微信，首先就是为了满足人与人的连接这个最基本的需求。现在，我们把人与服务、设备和内容源等连接起来，开始实现互联互动，虚拟与现实世界的边界已经模糊。

连接，是一切可能性的基础。未来，“互联网+”生态将构建在万物互联的基础之上。

“互联网+”生态，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ICT）与各行各业的跨界融合，推动各行业优化、增长、创新、新生。在此过程中，新产品、新业务与新模式会层出不穷，彼此交融，最终呈现出一个“连接一切”（万物互联）的新生态。

“互联网+”与各行各业的关系，不是“减去”（替代），而是“+”（加）上。各行各业都有很深的产业基础和专业性，互联网在很多方面不能替代。

我经常用电能来打比方。现在的互联网很像带来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电能。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能力，一种新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与各行各业结合之后，能够赋予后者以新的力量和再生的能力。如果我们错失互联网的使用，就好比第二次产业革命时代拒绝使用电能。

“互联网+”就像电能一样，把一种新的能力或DNA注入各行各业，使各行各业在新的环境中实现新生。比如，在互联网平台上，文学读者、影视观众、动漫爱好者、游戏玩家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游戏、动漫、文学、影视也不再孤立发展，而是通过聚合粉丝情感的明星IP（知识产权）互相连接，共融共生。可以说，“互联网+”给各个传统文化娱乐领域带来了一种新生。腾讯提出“泛娱乐”战略，围绕明星IP打造粉丝经济，正是行业大势所趋。

“互联网+”是一种“寓大于小”的生态战略。在万物互联的新生态中，企业不再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最小单位，个人才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最小细胞。这使得传统企业的形态、边界正在发生变化，开放、灵活、“寓大于小”成为商业变革的趋势。

过去，企业自上而下地进行市场推广，现在则需要基于传感、数据去感知每个用户每个瞬间的位置、需求、行为，快速理解和响应每一个细胞的需求和行为，甚至和每一个不同的人进行情感交流，产生共鸣。

未来，如果一个企业不能通过“互联网+”，实现与个体用户的“细胞级连接”，就如同一个生命体的神经末端麻木，肢体脱节，必将面临生存挑战。

借用“信息熵”的概念来说，“互联网+”生态中，实现连接的层级单位越小，熵就越低，商业活动、社会经济的耗费就越少，效率就越高，确定性就越强，有序程度就越高，生态体系也越有活力。反之亦然。

“互联网+”代表着以人为本、人人受益的普惠经济。局部、碎片、个体的价值和活力，在“互联网+”时代将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万物互联和信息爆炸带来的不是人的淹没，其实恰恰是人的凸显，每个人的个性更加容易被识别，消费者更灵活地参与到个性化产品和服务中去，实现以人为本、连接到人、服务于人、人人受益。

普惠经济也是一种集约型经济、绿色经济、共享经济，它能高效对接供需资源，提升闲置资源利用率，实现节能环保。例如，“互联网+”在拼车、房屋互换、二手交易、家政服务等领域创新迭出，以“滴滴专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正在井喷式发展，这为优化利用社会闲置资源、实现绿色环保，解决现代城市难题带来了新的思路。

腾讯参与“互联网+”生态的方式，主要是开放协作，跨界融合。张小龙说：“微信是一个森林，而不是一座宫殿。”我很认同。最近两年，腾讯对自己的业务做了大量减法，聚焦在最为核心的通信社交平台、内容游戏等业务上，其他则交给合作伙伴。这是几年来我们历经痛苦得出的结论，我们会坚定地做所有创业者最好的合作伙伴。我喜欢“自留半条命”这个说法，把另外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这样才会形成一种生态。

腾讯的开放平台上，如今已有几百万合作伙伴，数亿用户。很难讲今天的腾讯只是腾讯自己，企业正逐渐变成无边界的开放组织。

现在包括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家在内的生态公司都在往这方面努力，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腾讯早走一点，但只是早一点碰壁，早一点改而已。我相信大家都会走向开放。不管是数据开放、云平台还是提供连接，我们都想把更多的信息孤岛连接到各自的生态体系，让更多传统行业在这个体系中共生、发展，让各自生态体系里的用户获得更高的生活品质。这是良性竞争，看谁做得更好，生态体系的黏性、用户量就会更多。

经济领域之外，“互联网+”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运用空间也相当广阔。例如，微信公众号平台可以聚合多项民生服务功能于一体，把政府服务大厅建在智能手机上，这将推动中国服务型政府以及“智慧城市”的建设。

2015年4月中旬，腾讯与上海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时，有位政府官员在交流时提出，“互联网+”代表着未来，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甚至是社会形态变化的一种趋势。我觉得这种说法很有道理，“互联网+”确有无限想象空间。

“互联网+”会成为未来经济社会的起跑线。摩尔定律与梅特卡夫定律，这两个指数型增长的效应叠加在一起会发生什么？

“互联网+”可能带来大量“弯道超车”的机会以及被超越的风险。例如，互联网正在成为中国包容性增长的动力，对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带来了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

在更广阔的国际竞争中，我们看到资源禀赋不同的各个国家，正重新聚集在“互联网+”这个起跑线上较量：发达国家希望继续抢占优势生态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希望借此实现弯道超车。时下大家热议的德国工业4.0和美国先进制造，都将互联网视为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创新引擎。

回头看我们国家，工信部这个机构设置里，为什么把工业和信息产业放在一起管理？战略意义其实也早已明确。

2015年全国两会上，我再次提了“互联网+”的建议。很庆幸，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倡“互联网+”概念，正式提出“制订‘互联网+’行动计划”。对于在互联网行业一线工作十几年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振奋。

今天，在“互联网+”的起跑线面前，不但我们互联网行业从业者，而且各行各业乃至整个国家，都需要把握难得的机遇窗口，做出至关重要的反应。(马化腾20150612)

未来军人是身心灵的合一体!

2000年《北京青年报》发出问卷：“你为什么当兵”？一个老兵李良辉回答：“一时冲动唤起了满腔热血”。

《北京青年报》第二问：“未来的兵是什么样子”？老兵李良辉的答案：“献身精神＋渊博知识＋强健体魄＝未来军人”。

军人的灵魂与血性，是思想深处的信念，是贯穿人生三层楼即身心灵的视野和价值。

人生一层楼是小我，即肉身的生存与机能；人生第二层楼是大我，即为使命和事业献身的长青大爱；人生第三层楼是真我或无我，即高维万物一心连接天地能量的素直。在李良辉的意识里，未来军人必须是私我、大我、真我即身心灵的合一体。这是很究竟的回答！未来的企业人，也必须是身心灵的合一体！

习近平主席说：“我担任军委主席后，第一时间就强调了军人要有血性，我说的血性就是战斗精神，核心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如毛泽东所说，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

2014年10月，习主席提出“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灵魂赋予尊严，血性赢得光荣；灵魂与血性永远是军人的脊梁、胜利的刀锋。

2015年3月5日习主席在上海代表团讲的三句话：“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

习主席提出“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同样是从身心灵合一来锻造现代军人。这其实也是立体中国企业人的诉求：“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

你准备好了吗？

——王育琨记

2014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我担任军委主席后，第一时间就强调了军人要有血性，我说的血性就是战斗精神，核心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如毛泽东所说，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我们新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就是有一批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搀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对党忠诚的党员和军人，有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血性。

血性需要养护、需要培育

军人的灵魂与血性，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更确切地说，是思想深处的信念问题。

2000年8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3周年之际，《北京青年报》曾发出50份调查问卷，调查对象囊括几乎所有兵种专业、所有年龄段的军人。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当兵？答案五花八门，归纳为：1.当兵是最大的光荣。2.对“电钮战争”的向往。3.想当将军。4.只有当兵才能实现人生价值。5.喜欢这身军装。6.从军是最富挑战的职业。7.从小就非常崇拜军人。8.儿时所受的教育与自己的热爱。9.世界霸权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所有答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10条：一时冲动唤起了满腔热血。回答者是所有答卷人中年纪最大的、空降15军原军长李良辉。

李良辉36岁当副军长，43岁当军长，抓训练极严，担任军长时曾要求15军所有官兵，包括电影放映员在内都要跳伞，他自己带头跳，亲率一个排、每人带两天干粮空降神农架山区，开展为期一周的野战生存训练。他担任15军军长期间，还创造了我军在“三无”（无通信引导、无气象资料、无明显地标）条件下超低空400米跳伞的纪录。这位优秀的军事主官，因与单位某位领导有矛盾，未采取正确方法处理，犯下错误被免职。1988年军队恢复军衔制，当时没有给他授衔，后来被安排到宁夏省军区任副司令，军衔授的是大校。看到这个早该授少将的人扛着大校牌子，从全军瞩目的空降部队主官调到大西北一个省军区去当副司令，很多认识他的人觉得这是把他闲起来等退休了，不会再有什么上升空间了。

但李良辉却没有像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就此沉寂，依然狠抓训练。省军区没有部队，他就把全省武装部部长政委集中起来，统一睡上下铺，早上出操，晚上紧急集合，营区里哨子吹得又尖又响。武装部领导很久没有被这样练过，不少人都大腹便便了，天天被练得焦头烂额、汗流浃背。集训的最后一个课目，李良辉从空15军调来一个连，给大家做空降表演，场面一时轰动。很短时间内，宁夏各地都知道省军区来了个“李副司令”。这个大家认为等待退休的人，把宁夏省军区的军事训练搞得红红火火。

苍天不负有心人。李良辉后来出任宁夏省军区司令、新疆军区司令。到新疆后又大抓边防建设，搞“八•一”新疆军区阅兵。恰逢1999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5月8日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二是7月9日李登辉“两国论”出笼。当时，我国国家安全形势急转直下，国内民众义愤填膺，国际舆论对我密切关注。8月1日，新疆军区举行阅兵，受阅部队军容严整，威武雄壮。外电据此评述说，中共会使手腕，过去声东击西，今天是以西援东，通过西北新疆阅兵，震慑东南台海。其实，新疆军区阅兵是早就规划好的，李良辉也未料到1999年会发生那么多大事，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新疆军区阅兵于无形中发挥出相当大的政治和军事作用。

实际上，这个人也并非完人。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犯过错误，他在宁夏和新疆任职时的一些做法也颇有争议。但他确实是个想打仗、谋打仗的人。后来，因为新疆军区一次弹药销毁发生意外爆炸，导致多人伤亡，他又被解除新疆军区司令职务，被派往济南军区任副司令，直至退休。在济南军区任副司令时，他的军旅生涯真的是在倒计时了，到任后他去河南考察，当地驻军领导陪同，路上有人不时讲一些黄段子。李良辉听了不高兴，但一直忍耐。表面上说讲黄段子是为了调节气氛，但实际上反映出一些人已经不太把这个刚刚调来、很快就要到龄的李副司令当回事了。中午吃饭时，有人在餐桌上继续讲。李良辉终于忍无可忍，把碗筷猛地往桌子上一掼：“你们都是党的高级干部，你们庸俗！”饭也不吃，拂袖而去，一桌人都被惊呆在那里。后来有人说，没想到李副司令脾气这么大！以后别说讲黄段子，连吃饭都没有人敢再陪他了。

老虎虽瘦，雄风犹在。这是个真正的、哪怕行将退役也仍然一腔热血的军人。所以，他在回答《北京青年报》“为什么选择当兵？”的问题时与众不同，说出“一时冲动唤起了满腔热血”这样铿锵的语言。即使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一个只有技能没有热血的军人，算不算真军人？李良辉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北京青年报》问卷的第二个问题：未来的兵是什么样子？答案仍然五花八门。如：坐在计算机房的操作手；知识型而非力量型；数字化、职业化、高素质；拿起武器能打仗，放下武器能搞建设；更加充满个性；有全天候作战能力；战场网络的终端，作战系统的节点；肌肉不一定发达，智慧一定极高；头戴无线接收天线，腰戴微型电脑；通晓天文地理的硕士或至少是学士。可在这众多的答案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李良辉的答案：献身精神＋渊博知识＋强健体魄＝未来军人。

这是在2000年的讨论。当时我正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英国人给出这样一个图形，把人的感知分为意识和潜意识，意识主要是智力，来源于受教育程度和智商；潜意识则主要是情感和意志，与受教育程度和智商不直接相关。相较之下，文职人员主要强调受教育程度和智商，军人则更强调情感（对国家民族的忠贞）和意志（克服困难、战胜对手的勇气和决心）。整整15年前的2000年，中国和英国同时进行了这场讨论，回答和预测未来军人的标准。15年过去了，现在不就是当年讨论的未来吗？我们还需不需要献身精神和热血、需不需要强健的灵魂和体魄？

答案已清晰明白到无需作答。

面对来自灵魂的拷问，有同志提出：腐败问题外军有没有？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仅仅靠纪律、制度、规范、条令和组织，并不能使军队产生尚武精神。尚武精神只有两个来源：胜利和苦难。唯有这两个因素，能让军人认识自己的力量。他还说：一旦武德的幼芽长成粗壮的大树，可抵御不幸和失败的风暴，甚至可以抵御住和平时期的松懈。

这告诉我们，仅仅是机载计算机和头盔瞄准具，仅仅是GPS定位和兵棋推演，并不能使军队产生武德。一支军队如果不在苦难和胜利中将武德培育为粗壮的大树，就很难抵御住和平时期的松懈。

今天我们看到，市场经济冲击、封建残余发酵、思想防线崩塌、理想信念缺失、形式主义成风、贪污腐败蔓延、监督纠错缺位，无不包含有和平时期的松懈。2014年10月底，习主席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严厉地点出当前部队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10个问题，令人振聋发聩。这是自1975年邓小平用“肿、散、骄、奢、惰”五个字批评军队以来，40年间对军队最系统、最严厉的批评，全军上下深受震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为什么选择在古田召开？习主席讲，就是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毛泽东当年在古田建立新型人民军队凭借什么？就是凭借共产党人的组织性、纪律性、原则性和战斗性。今天全国反腐、全军反腐，因为腐败首先腐蚀你的灵魂、你的血性。

面对来自灵魂的拷问，有同志提出：腐败问题外军有没有？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对利益的追逐，哪一支军队都有，谁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苏军著名战将朱可夫，二战胜利后任驻德苏军总司令，把从纳粹德国收缴的许多油画、貂皮大衣、水晶器皿等据为己有。克格勃向斯大林举报朱可夫贪污。斯大林派朱可夫去外地出差，克格勃乘机到其家里搜查，把财物全部拉走上报。朱可夫回来一看事已至此，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沉痛不已。最后署名都不敢提自己的军衔和职务，只写了“布尔什维克朱可夫”，要求保留党籍。今天我们看，不能说朱可夫不能打仗，但失去规矩的约束照样会出问题。

鉴于朱可夫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卓越贡献，斯大林同意保留朱可夫的党籍。今天，朱可夫骑着高头大马的青铜塑像就矗立于莫斯科红场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前。这是多么辉煌和荣耀的历史地位，可当年差一点就被貂皮大衣、油画和水晶器皿这些东西给毁了。所以说，我军出了问题，外军也有这样的问题。这就是习主席讲的，要立规矩。立规矩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规矩，任意胡来，谁都要出问题。必须立规矩，规矩立了还必须严格遵守。

血性需要唤醒，需要点燃

血性是会夭折的，所以需要养护，需要培育。血性也是会沉睡的，所以需要唤醒，需要点燃。

以色列军队是一支规模很小但效率很高的军队。以色列军人都愿以马萨达做他们的精神象征。公元70年，罗马大军攻占耶路撒冷，幸存的犹太男女逃到地势险峻的马萨达城堡坚守。罗马军队用15000人对只有967人坚守的马萨达城堡整整围攻3年。公元73年4月，马萨达城堡陷落前夕，坚守者决定集体自杀。他们抽签选出10名勇士作为执行者，随后再在这10人中抽签选出1人杀死其他9人，最后1人将放火烧毁城堡，然后自尽。第二天，罗马人冲进城堡，惊讶地发现没有遭到任何抵抗，攻下的是一座给养依然充足，却没有任何生命的死城。马萨达城堡陷落后，犹太民族开始了近2000年的流离失所，这座城堡也成为犹太民族决不屈服的精神象征。被2000年岁月风化的这座城堡，今天游客们可以乘坐缆车参观，以色列学生则被要求沿古栈道一步步往上攀爬，最后说一句，我登上了马萨达。以色列军队新兵入伍，国防教育的第一课就是徒步赶来凭吊，庄重默念著名的誓言：马萨达再也不会陷落！犹太民族以马萨达坚守者的血性作为本民族的“精神城堡”，构筑捍卫以色列国家安全的精神基石。

以色列这么做，美国这么做，俄罗斯这么做，任何一个强悍的国家和民族都在这么做。最近，韩先楚的儿子写了篇回忆文章，让我提意见，标题是《一个军人之于国家的意义》。文章写的是当年韩先楚率兵打海南岛时所具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确，如果没有韩先楚这样的军人，我们今天很难谈开发海南国际旅游岛、谈博鳌会议、谈三亚白沙滩、谈亚龙湾基地。军人之于国家到底有何意义？国家养育军人到底为了什么？有人说，军人的最大奉献是牺牲，是血洒疆场。我说不完全对，牺牲是军人最大的付出，但不是军人的最大奉献。军人的最大奉献是胜利。国家养育军人，不是让你到关键时刻一死了之。当年甲午之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水师提督邓世昌自杀、“定远”舰管带刘步蟾自杀、“镇远”舰管带林泰曾自杀，“镇远”舰护理管带杨用霖自杀……确实也表现出军人气节，但国家养育军队是用来维护安全、获取胜利的。签下一纸《马关条约》，任凭多少军人一死了之，也无法向国家和民族交代。对军人来说，胜利永远无可替代。军人生来为战胜。军人用胜利体现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不是用死亡体现这种忠诚。所以习主席讲，军队要能打仗、打胜仗。这就是军人之于国家的全部意义。

今年春节前夕，我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被要求对一个人或一件事“点赞”。我说我点赞一个“过时”人物——海军原副司令员张永义。春节期间，节目在新闻频道播出。我当时在海南，军委一号台打来电话，说海军张永义副司令员找你。他第一句话就问：“金一南，你为什么要讲我？”他说他没看到电视，但听几个同事说了，问我为什么要给他“点赞”？我说就因为今天军队出了那么多腐败分子，地方不少人以为军队的高级干部都腐败了，讲你就是要告诉大家，即使在军队发生严重腐败的时候，仍然有一批像你一样的军人，凭着自己的灵魂和血性，尽心竭力地为军队现代化服务，尽心竭力地为提升军队战斗力拼搏。

我与张永义副司令员并不熟，但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在海军兴城训练基地、在“辽宁号”航母上都听到过同样一句话：“没有想到现在还有这样的将军！”在三个不同的单位、三个不同的地点，都在这样讲他。所以我要为他点赞。

张永义历任海军航空兵飞行中队长，大队长，团长，师参谋长，海军飞行学院院长，北海舰队航空兵参谋长，海军南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他军旅生涯的最后一纸任命，是航母舰载机试验训练总指挥。任务空前艰巨。不仅因为中国人从未有过航母，还因为世界上很多人不希望中国拥有。从未有过，意味着没有经验，没有人才，不懂得操纵技术，不知晓训练流程。别人不想让你有，意味着别人不会给你指点、帮助和提示。领受任务后，张永义说了一句话：我们一切从零开始。

航母的跑道长度和宽度仅为陆地机场的十分之一；舰载机必须以数百千米的时速精准地落在甲板4根阻拦钢索之间。每根阻拦索间隔12米，即有效着陆区域仅为36米，超过这36米即意味着舰失败，必须紧急复飞。因此，舰载机飞行员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

张永义的任务，就是培养“刀尖上的舞者”。西方有人预言，中国人获得这一能力起码要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

就是在这些猜测和判断中，张永义把工作地点从海军司令部搬到试航试飞第一线。每次飞行，他都到现场指挥。完成一次训练，他就和飞行团队一起比对数据，细抠每一个空中动作。他率领团队相继攻克“反区”飞行方法、精准着舰、最优起降航线选取等技术难关，体会了侧风、低能见度、不稳定气流条件下偏差修正的动作要领，连续突破滑跃起飞、阻拦着陆等上舰飞行关键技术，一步一步向着舰飞行靠近。在“辽宁号”的飞行指挥控制室，副舰长刘志刚告诉我：张副司令就站在这里，也不坐，手里拿个小本子，里面全是他记录的各种数据。他对周围人说，别给我讲这次（飞行）姿态好、那次（飞行）姿态不好，拿数据说话。奇妙的是，通过光电、遥测、雷达等多种测量手段拿到的飞行状态数据，与张永义估算并记在笔记本上的数据相差不多。刘志刚最后说了一句：“为了舰载机着舰，他真是全心全意。”

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不知多少次挫折与失败。望着这位不回家、不回海军机关，废寝忘食、全部身心扑在舰载机起飞和着陆每一个动作上的海军中将，中航集团技术人员、兴城训练基地官兵、“辽宁号”航母舰员说出一句共同的感受：“没有想到现在还有这样的将军！”

2012年11月23日，历史性时刻终于到来。

8时许，“辽宁舰”转向，开始顶风逆行。8时40分，国产舰载机歼-15“552”号起飞。

9时许，远处传来轰鸣声。飞机绕舰一转弯、二转弯，放下起落架，放下尾钩，对准甲板跑道，开始降落。

9时08分，舰载机两个后轮“砰”地拍在甲板上，刹那间机腹尾钩牢牢抓住第二道阻拦索。在强大的冲击气流中，一个巨大的“V”字出现在飞行甲板上，阻拦索的两端构成两个强有力的支点，紧紧拉住惯性前冲的飞机。

人民海军的历史性时刻，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时刻！没有人比张永义更想亲眼目睹这一历史性时刻了。但当这一刻到来之时，这位耗尽心血的海军副司令，在舰载机着舰瞬间，周围人看见他闭上了眼睛。

听见“着舰成功”的欢呼声，已近63周岁的张永义第一个从飞行指挥控制室里冲出来，沿着舷梯奔向飞行甲板。

着舰首席飞行员、海空英雄团大队长戴明盟抬起手臂，准备向这位舰载机试验训练总指挥敬礼。张永义冲上前一把紧紧抱住戴明盟，泪水奔涌而出。

就为了这一刻。中国人终于又实现了一次零的突破！

戴明盟之后又有4名飞行员在“辽宁舰”成功降落、起飞。张永义5次拥抱，5次落泪，被人们称为全舰幸福指数最高的人。欢呼的人群中又有几人知晓：这位服役48年的海军中将，此时距离任仅剩两个月时间了。舰载机形成作战能力之日，也是他行将退役之时。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血性军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林左鸣说：“没有张永义这样杰出的指挥人才，我国航母舰载机起降飞行训练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总经理李长印说：“正是张永义这样的飞行指挥专家，加速了我国航母形成战斗力的步伐。”这支军队的英雄不仅仅出现在基层连队，在我军高层，也有张永义这样的英雄，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竭尽全力。

2014年3月，习主席用三个“必须”概括新时期人民军队建设：必须抓住战略契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深入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必须勇敢承担起我们这一代革命军人的历史责任。必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2014年10月，习主席提出“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有灵魂就是信念坚定，听党指挥；有本事就是素质过硬，能打胜仗；有血性就是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有品德就是情趣高尚，品行端正。

我们如何形成养育灵魂、培育血性的体制机制，如何把有灵魂、有血性的人选上来，提上去，既是今天军队建设与发展的当务之急，更是未来军队建设与发展的长远之计。整顿思想、整顿用人、整顿组织、整顿纪律，就是要保持我们的灵魂和血性。灵魂赋予尊严，血性赢得光荣；灵魂与血性永远是军人的脊梁、胜利的刀锋。

以习主席2015年3月5日在上海代表团讲的三句话，作为此篇文章的结束：“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

今天要与诸位讨论的问题，简单来概括就是“宣传媒体化”和“行政公关化”。具体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态，有越来越多媒体逻辑和公关逻辑的介入，从危机应对到舆情调查，从国家形象到城市品牌，从政府公关到新闻发布，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热词，也是近年来，尤其是奥运年之后，各级政府宣传工作的重点。当我们的行政部门日复一日地疲于应付舆论的挑战，或者乐此不疲地在商业媒体中拓展影响的时候，最好也应该冷静地反思一下这些势不可挡的媒体思维、公关行动，到底给我们的行政司法过程，给中国的政治生态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提到行政工作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曾经引发争议的小例子可以与大家分享。2012年，在微博的影响力达到顶峰的时候，有一个叫杨锦麟的电视主持人，也是微博大V，去杭州参加活动。他下飞机后叫出租车，据说被司机多收了钱，于是立刻发微博吐槽。由于粉丝量众多，这条微博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令人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些时候，杨锦麟的微博又有一条更新，说杭州市的某副市长亲自给他打电话，郑重向他道歉，并表示要立即协调处理。而且，杭州市的市委书记也对此事做了专门批示。

著名媒体人在微博上的几句牢骚，能惊动拥有近一千万人口大城市的主要领导，让他们放下手边关系民生安危的其他任务，专门问候和处理，如何去解读这样的现象？我用一句话来概括，不知道是不是恰当，那就是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媒体挟持行政资源的年代”。

有这么严重吗？如果说市长道歉和市委书记专门批示还不算对行政资源的挟持，那么可以看看很多更敏感的领域，比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领域、公共卫生领域，以及环境、治安、市政交通等领域，由于这些工作关切着城市中产的生活质量和安危，容易产生大范围恐慌，所以一旦出现危机事件，不管是真问题还是假新闻，都会牵动整个行政系统的力量和资源，几乎到了防不胜防的程度。当然，媒体舆论监督对于行政权力的正常运行和危机预警会有积极作用。然而，现在政府部门普遍面临的挑战是，真相还未确证、问题还未查清、处理方案还未讨论，就要面临媒体舆论给出的“结论”和接连不断的责问、审判。有一位长期从事公共关系培训的朋友对政府危机应对的时间压力有这样一段总结：“十几年前的培训班讲的是三天内给媒体交待，奥运会那年说六小时给媒体回应，现在是四十五分钟就要进入全面公开与互动状态”。

可以想见，在这样的压力下，媒体公关技巧和危机应急自然会代替调查协商成为公共事件中政府部门的第一要务。我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有些地级城市的领导班子，会因为一个环境污染的传言和媒体的后续报道，放下手中所有的政务，全面动员，第一时间赶赴事发地点，不计成本地参与“战斗”，甚至很多新闻通稿都是市委书记点灯熬夜、亲手拟定的。为了应对媒体，真正留给行政干部调查协商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稀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对媒体的认识都建立在规范性的职业伦理和社会功能角度上，比如，社会公器、舆论监督者、民意代表等等。然而，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传播，都有其自身的经济运营机制，在商业化程度如此之高，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我们凭什么相信行业伦理能够规范媒体和媒体人，让他们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而不是吸引眼球以获利的角度来行使权力呢？退一步说，杨锦麟们利用网络舆论监督市政运行，这或许有积极意义吧，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政府行为如此紧跟媒体的注意力，将对公众利益形成什么影响呢？

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政府部门在舆情监测和危机应对上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舆情监测行业、数据分析行业和公共关系培训行业都因此成了暴利行业。可以想见，杭州市副市长能够很快获知媒体人的遭遇，也许就是政府斥资搭建的舆情监测平台发挥了作用。更极端的现象是，有些网络营销公司和舆情调查公司已经逐渐勾连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上下游通吃，一边鼓动谣言、发动水军，借机营销；一边为政府提供监测服务和联系删帖服务。而在行政系统内部，那些掌管网络信息的部门由此也获得了巨大的权力，成了其他部门于公于私争相公关的对象。由此，一个制度性的舆论商品化态势逐渐形成，它对公共资源的损耗已经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

所谓“媒体挟持行政资源”，还不过是一个行政资源浪费的问题，而我今天想讲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整个行政司法体系的运行逻辑已经逐渐媒体化和公共关系化了。一个简单的现象，就是近几年来政府公共关系培训的火爆。这些培训有理论也有实践，既有案例传授，也会安排在摄像机前的出镜练习，还有演播室和新闻发布现场的亲身体验。我身在北京高校，对这项业务的蓬勃发展有切身感知。诸位来自部委机关，我想几乎没有哪位还没被媒体公关课程轮训过吧。绝大多数这样的培训课程，和我今天讲授的立意刚好相反，他们不是反思媒体化、公关化的问题，而是教给公务人员如何进一步把行政工作媒体化和公关化。有意味的是，他们又总是将亲近媒体的行为贴上“虚心接受公众监督”和“执政透明”的标签。这套思维教给你们什么呢？一个潜在的逻辑就是“媒体受众”等于“人民群众”，面向媒体就是面向群众，官员执政的要义就是要学会怎么应对和迎合媒体，处理好公共关系。正所谓官员要“牵着媒体的手，不离不弃往前走”，政府机构的“形象可塑造、声誉可管理、神秘不是福、沟通要改进”。当然，公共关系培训本身不是根源问题，根源问题在于政府部门爆发了如此大量的培训需求，在于把执政面向的对象从“群众”变成了“媒体”。这或许体现了如今政治生态中无法扎根基层民主，只会注重表面文章的精英化趋势。

媒体应急公关，多少还带有一定的被动性，似乎是一个跟随学习新潮流的过程，然而在当今很多地方政府那里，已经不是简单的应急公关，而是试图把整个执政行为媒体化。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在地方外宣系统的各种城市品牌营销和新闻策划上。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成都的宣传体系。无论是危机应对机制还是城市品牌营销，成都的外宣思维和外宣组织可能都走在全国前列。然而他们宣传体系的内部构造直到2012年底李春城落马才浮出水面。随着李被查办，他主政成都时的宣传部长何华章和成都城市形象顾问樊剑修也先后被调查。前者曾经是著名媒体人，《成都商报》的创办者，媒体运营的高手，后被李春城提拔为成都市委宣传部长并在汶川地震后担任城市形象提升协调小组组长。李到省里任职后，何华章又调任遂宁市委书记，最后在这一位置上落马。

让商业媒体创办人担当宣传部长，不知全国是不是只有成都这个特例。这也反映了执政者对宣传的不同理解。而更需引起注意的，是我刚刚提到的“城市形象提升协调小组”，这一机制的成立是一种全新宣传思维的体现。2008年汶川地震后，借着在中外媒体中高曝光率的机遇，成都市委宣传部引进了近十位来自成都传媒集团，具有丰富新闻从业经验的“中层干部”成立这一小组。而在这一临时机构里，除了新闻从业者以及成都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之外，还包括投促委，房管局、旅游局、成都文旅集团等市政府各经济部门以及知名公关公司、文化公司的专业人员。至少有几百名政府工作人员和各路专业人士在参与协调小组的工作，规模相当庞大。这其中，一家名为“阿佩克思达彼思整合营销传播公司”的公关公司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正是刚才提到的，随李春城落马而被调查的成都城市形象顾问樊剑修。他一手操办了“成都震后城市形象提升”、“熊猫故乡”海外营销、伦敦奥运成都主题推广和“成都全球招募熊猫守护使”等众多城市品牌营销案例，是成都外宣项目运营的核心干将。何华章、樊剑修的一路发达，以及他们随李春城落马而接受调查的事实，简直成为一个地方城市“宣传媒体化”、“执政公关化”的经典案例。有报纸在总结李春城执政历程的时候就用“左手施展改革，右手文宣造势”来概括，可见品牌营销、外宣策划已经多么深刻地与执政过程融为一体。我一直奇怪，为什么这个经典案例会被媒体研究者忽视，直到现在还在总结成都外宣的成功经验，而没有梳理贪腐案件背后展现出的重要问题，这真值得反思。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2014-），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副教授（2011-2014）。主要研究领域：传媒与当代中国政治，战略传播与国际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