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举国体制：“双轮驱动”科技发展（2012-2022年）

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发生重大改变。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提升，2010年制造业世界排名为第一位，2012年经济总量为世界第二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中国产业结构正在从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持续攀升，部分领域已经走到世界前列。从前只是跟在别人后面追赶，现在部分领域与其他发达国家并跑，其中一些领域已经或即将处于领跑的位置。

当前，新的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酝酿正酣，集成高效的科技创新模式取代了传统科技创新路径，单一部门的科技创新难以满足不断迭代更新的集成创新频率，只有采取多领域多部门协同创新才能适应新时代的科技创新要求，才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永葆活力和动力。应对风险挑战，尤其是在科技攻关方面，我们需要发挥举国体制优势，不断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卡脖子”问题。随着举国体制重大科技创新的实践维度不断拓展、作用优势不断彰显，新型举国体制逐渐确立起来并实现良性运行。新型举国体制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不仅要发挥好政府的领导组织和规划决策作用，而且要发挥市场机制的竞争和激励作用，并将市场、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实现整合。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科技强国建设为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同时，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部署实施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实施营造好的制度环境。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及具体步骤：第一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第二步，到2030年，科技实力要有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第三步，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2016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6-2020)》，强调在重大关键项目上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2016年8月颁布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科技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2022年9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我国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出台一系列文件法规，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方式不断优化，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创造好的政策环境。国家相继推出多项针对性操作性强的具体改革方案：2014年3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2014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2015年9月，国务院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所部署的143项科技体制改革任务迄今为止已全面完成。2016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2021年8月，国务院先后出台《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颁布实施《科学技术进步法（2021年修订）》，健全科技创新保障措施，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着力破除自主创新的障碍因素。上述一系列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使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政策环境不断优化，科技评价和奖励制度不断完善，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日趋健全，科技创新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

政府和市场协同，构建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的新型举国体制

新型举国体制可以利用市场力量及时掌握最新信息，跟进世界前沿技术；利用社会力量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稳定的社会条件；利用国家力量提供攻关的各方面服务，为科技攻关提供全方位保障。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机制，让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充分调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难关的创新合力。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以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为抓手，加快建设跨学科、大协作、高强度的协同创新基础平台，抓紧实施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在前瞻性、战略性领域打好主动仗。截至2021年年底，正在运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达到533个，纳入新序列管理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91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636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212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287家，国家备案众创空间2551家。[①]

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通过竞争增加科技创新的活力和动力。推动“政产学研用”相结合，激发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用户等创新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组织调动全社会协同攻关，将各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资源投向既定战略目标领域，形成前沿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的强大合力，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功能互补、深度融合、良性互动、完备高效的协同创新格局。

例如在实施探月工程中，面向社会开放，鼓励社会资本和企业参与“嫦娥四号”配套任务，并以此为试点，探索引入社会资本的新模式，对打破航天工业壁垒、加速航天技术创新、有效降低工程成本、提高投资效益具有积极作用。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强调，“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是“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又一生动实践”。

航天科技领域进一步深入实施军民产学研联合攻关，协同创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所属的航天材料及工艺研究所与上海交通大学、上海拓璞数控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展了数字化定位技术研究，2018年研制出“基于三维实体模型的数字化零件自动定位系统”，已在火箭舱段装配中正式使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与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南大学在高性能铝合金材料研究及轻质高强构件制造方面开展了多项技术合作，有力支撑了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研制任务。

进入新时代，我国北斗建设步入快车道。在新型举国体制下，400多家单位、30余万科技人员携手奋进、攻坚克难。2020年6月，北斗三号GEO-3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标志着北斗三号全球系统核心星座部署完成。从北斗一号、北斗二号、北斗三号分步实施的战略决策，到中国特色卫星导航系统的体制设计，再到星间链路、高精度原子钟等16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克和500余种器部件国产化研制的突破，无不体现了新型举国体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优势。北斗三号核心器部件国产化率达到100％，卫星寿命大于10年，定位精度优于10米，授时精度优于20纳秒，各项性能指标世界一流。

培养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坚强人才支撑和保障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强调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提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观。习近平强调：“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要把科技创新搞上去，就必须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我们的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以破除科技人才发展障碍，不断改善人才发展环境，激发人才活力。人才的培养、评价、激励、引进体制机制日趋完善。

培养造就大批优秀创新人才，需要信任科研人员，赋予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这是近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强调的方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赋予科技领军人才更大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2019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抓好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2019年8月，科技部等6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遵循科研规律、破除制度藩篱、扩大科研人员自主权的“松绑”政策，取得明显成效。

按照人才成长规律，改进人才培养模式，用好用活人才。针对多年来对科研人员及成果评价的数量化、唯论文、人才“标签化”等顽疾，国家出台系列改革完善科技评价制度的举措。201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提出统筹人才计划、科学设立指标、正确使用评价结果、强化用人单位主体地位、加大人才稳定支持等改革措施；2018年11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侧重操作层面，通过“解剖麻雀”和集中治理，切实解决科研人员反映强烈的科研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同时，积极探索集聚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的体制机制：2016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2016年8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人才发展规划》；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2018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出台《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上述政策措施有力激发调动了科技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2021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达562万人，为2012年的1.7倍；中国内地入选“世界高被引科学家”，从2014年的111人增至2021年的935人，增长7.4倍，涌现出一批世界顶尖科技人才。[②]

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构建开放创新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国际科技合作是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的重要方式，对于推进国家科技发展意义重大。科学的发展是世界性的，发展科技必须具有全球视野。自主创新需要开放的环境，要主动布局和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源，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更高的起点推进自主创新。

进一步加强政府间创新合作对话，深入实施科技合作伙伴计划，科技开放合作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我国与160多个国家建立科技合作关系，加入了200多个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组织；积极参与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加强气候变化、空间、健康、能源、农业等领域国际科技合作。“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取得丰硕成果。内地与港澳之间的科技创新合作深入推进。在国际科技合作领域，建设“一带一路”协同创新共同体，牵头或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开创了我国国际科技合作的新局面。

近年来，我国科技实力迅速发展，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国际合作需求越发旺盛。从载人航天工程来看，我国计划2020年前后建成中国自主的载人空间站，当前已有来自23个国家、94个科研机构的158个科学团队在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域开展合作，合作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③]

中国大飞机项目更是实施新型举国体制的典型案例。中国大飞机的研发制造采用符合国际惯例的“主制造商-供应商”运营模式，中国商飞以民用干线飞机的主制造商身份，通过与全球各大先进配套厂商合作，在全球商用航空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并取得一定的主动权；并建立了高效的供应链协同体系，获得协同创新的高态势。同时，主制造商充分汲取国际大飞机产业发展经验，加强中国大飞机本土配套产业链建设，以群体突破、技术集成和技术辐射带动核心技术攻关，促进中国大飞机产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2022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C919大型客机项目团队代表并参观项目成果展览，强调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取得更大突破。

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显著优势，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的提升，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正在向科技强国迈进。北斗导航卫星全球组网，“嫦娥五号”实现地外天体采样，“天问一号”登陆火星，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奋斗者”号完成载人万米深潜，成功研制“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以华龙一号和高温气冷堆为代表的中国核电跻身世界核电第一方阵，C919大型客机研制成功、获颁中国民航局型号合格证。我国科技实力跃上新的台阶，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决定性成就，科技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历史经验和建议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如何突破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科学前沿和高技术产业、产品领域对我国的遏制封锁，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贸易战”可以采取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进行应对，而“科技战”则必须通过自主创新、主动学习和“合作共赢”取得胜利，没有科技创新，中国经济就不可能转型升级到世界产业链的中高端。我们要不断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通过建立举国体制并成功实现向新型举国体制转变，在重大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形成的历史经验应该传承发扬，并为我们的未来发展带来启示。

历史经验

第一，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举国体制和新型举国体制的全面领导。

党的领导力、组织力、号召力始终是科技事业发展的根本力量源泉。党中央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从“向科学进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建设创新型国家到建设科技强国，党中央始终牢牢把握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正确方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部署和实施一系列科技创新重大举措，这是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保证。

第二，依靠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实现重大科技创新和突破。

举国体制尤其是新型举国体制，实质上是实现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有机结合，推动重大科技创新依靠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政府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中长期发展规划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力量布局、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协同化，在前瞻性基础研究、颠覆性技术创新方面发挥创新优势；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是实现创新的关键所在，市场因对需求侧反应敏感能够动态调整生产经营活动，持续向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大投资，倒逼自身进行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新型举国体制将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

    第三，注重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充分激发人才积极性创造性。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都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提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指导方针，充分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党中央把人才资源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重视在科技攻关中培养、引进、使用高水平科技人才。以注重激发调动科技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为重要着力点，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人才制度体系，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同时，在重大科技攻关实践中培育锻炼人才，鼓励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

第四，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辩证统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发展的立足点始终放在自主发展的基石上，自主创新与学习国外先进科技相结合，将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三个环节有机统一，将“赶超”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改革开放后，我国坚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扩大科技领域开放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构建创新合作共同体，推动科技创新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

   启示和建议

第一，明确界定新型举国体制的内涵、外延，做到精准化。新型举国体制不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回归，不是“全能型”的，它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产物，是“效能型”的。同时，新型举国体制是一个动态的、仍然处于变革和发展中的体制，尤其是怎样发挥好政府、企业、文教三大部门的各自优势：科学合理界定政府优势和发挥作用范围、企业优势和发挥作用范围、文教系统优势和发挥作用范围。

第二，如何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科学是发现，技术创新是发明、创造和改进，二者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科学发现风险大、成本高，市场机制往往失灵，而企业的动力也不足。在很多科学技术领域，有不少工作者终其一生也没有科学发现，只能为后人起到铺路石和敲门砖的作用，因此政府的保障作用就非常重要。新型举国体制就是在市场调节不起作用或作用不大的地方，在企业无能为力的地方，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发挥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发力来推进中国科技进步不失为一种值得探索和研究的新型道路。

第三，深入研究新型举国体制如何与现有的国家治理水平和市场成熟度相协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幅员辽阔，人口规模大，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发展都不平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完善仅有30年的时间，科技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改革的目标、方法和步骤都需要深入研究、统筹考虑、辩证施策和精准操作。研究任务重大而艰巨，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界与自然科学界协调攻关，需要政产学研紧密配合。

第四，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的应用是有国界的；技术没有国界，但是技术带来的利益是有主人的，尤其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的竞争力，更是成为各国政府直接干预的领域。但是科技创新又离不开国际交流，我们要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针对不同的科技领域、不同的国家，深入研究科技交流和合作的对策，使新型举国体制在科研院所、企业以及科技工作者之间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

（编辑  宋斌斌）

新中国初期的工业建设历史中，成功编制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五”计划与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李富春有密切的关系。我在学习和整理李富春的历史资料中，感到有必要向世人介绍李富春对我国“一五”建设的历史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计划经济这段历史批评的多，关注和研究的少。但这就更有必要让大家了解新中国工业化起步时期的历史经验，重视对我国计划经济史的研究。

我采访过的某位当事人曾表示，“当时中国搞的不是计划经济”，他的意思是指编制“一五”计划时我们没有经验，“二五”计划时遇到了“大跃进”，“三五”计划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后两个五年计划受到很多非正常因素的干扰，不但把严谨的计划工作搅得面目全非，而且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对国家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他讲的有一定道理，说明对我国计划经济的历史存在不同看法。

全世界的计划经济没有统一的标准。新中国最初搞的计划经济，与苏联成型的计划经济制度比较，还有相当的差距。尽管此间我们党在经济工作中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遇到许多困难，但是不能否认中国还是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别是“一五”计划的编制和执行，我们基本遵守了计划经济的规律。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中是一段很重要、很特殊的时期，值得我们认真回顾、研究和纪念。

研究“一五”计划的历史，其中相关人物的研究，应该是一个组成部分。李富春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不但在“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把后半生都献给了发展和实施新中国的计划经济工作。李富春的这段经历与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命运多舛，他的这段经历本身就是新中国的计划经济史的缩影和组成部分。

李富春参与了编制“一五”计划的全过程

组织对“一五”计划进行第一次试编工作

1951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自1953年起，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中央成立了五年计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六人小组），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组成。李富春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副主任，兼任重工业部部长，并分工负责计划工作。同年5、6月间，李富春具体组织了“一五”计划的第一次试编工作。1952年初，中财委下发了《关于加强计划工作大纲》，征求各大区意见。各大区报上来的材料，李富春都亲自过目，认真审阅。他多次召开中央各部门座谈会，听取并综合各方面意见，为制订计划提供参考和依据。1952年7月，中财委向党中央和政务院提交了《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注：第一稿）。陈云在1952年7月1日致毛主席的信中提到：“根据一年多来以富春同志为首的计划工作的基础，根据五月财头（注：原文如此）和工业部长的讨论，在六月份内已修正了这些文件。”

参考苏方意见对“一五”计划（草案）进行修改

1952年8月，李富春和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就《“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同苏联方面交换意见，并争取苏联的全面援助。1953年6月，李富春从苏联回国后，根据党中央批准的苏联方面对《“一五”计划轮廓（草案）》提出的修改意见，组织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参考苏联的意见和援助的情况，对“草案”进行较大的修改，并重新作了安排（注：第二稿）。

毛主席催促编制“一五”计划工作

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富春、贾拓夫为国家计委副主席，当时高岗为主席。这期间“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被拖延了。1954年2月，毛主席对工作进程不满意，要求加快进度。李富春立刻组织国家计委，在3月20日交出《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粗稿）》。陈云又组织对“粗稿”进行归纳整理，于4月初完成《五年计划纲要（初稿）》，呈报党中央和毛主席（注：第三稿）。1954年4月19日，党中央调整了编制“一五”计划工作的领导班子，决定成立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八人工作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成员有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使“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陈云主持八人小组连续召开十七次会议（其中几次会议是陈云与李富春共同主持的），逐章逐节地讨论修改《“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初稿）》（注：第四稿）。9月5日，由李富春致信毛主席、刘少奇，报告了八人小组讨论的结果。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富春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他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去世。由于中财委不再存在了，国家计委编制“一五”计划的任务更重了。

参与编制“一五”计划的最高决策会议

1954年11月3日至28日，李富春随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到广州，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集中审议八人小组修改后的《“一五”计划草案（初稿）》。这次广州会议，是党中央编制“一五”计划过程中级别最高、最重要的一次决策性会议。陈云在北京传达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在广州审议“初稿”时的指示，并主持八人小组汇集各方面意见，于1955年2月形成新的一稿《“一五”计划（草案）》（注：第五稿）。

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一五”计划的报告

1955年3月，先由陈云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开幕会上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会议原则通过《“一五”计划（草案）》。会后中央又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计划“草案”进行了最后一次修改（注：第六稿）。6月18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提交的《“一五”计划草案》。7月5日，李富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向大会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报告了“一五”计划的编制经过、基本任务和总体要求等。该报告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正式审议批准。

至此“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历时四年，从组织进行第一稿的试编工作开始，经过六易其稿，最后在人代会上报告正式通过，李富春从头到尾参与了“一五”计划编制的全过程，几乎为此付出了全部心血。新中国的第一个经济建设蓝图终于完整地绘制出来，正如李富春在报告中所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伟大的计划，它将开始改变我国百年来经济落后的历史，把我国向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目标推进。”

李富春全程参与并领导了与苏联的交流和谈判工作

1952年8月，以周恩来总理为首席代表，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为代表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就《“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同苏联方面交换意见，争取苏联的全面援助。周恩来和陈云在苏联停留了一个多月，他们在安排好代表团与苏联的谈判议程和方针后，于9月22日离开莫斯科先期回国。党中央决定由李富春率领中国代表团继续留在莫斯科，李富春及代表团用了10个月的时间，同苏联政府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和谈判，直到1953年6月回国。

就“一五”计划（草案）与苏方充分交换意见

学习苏联的成功经验，就“一五”计划（草案）与苏方充分交换意见，是代表团的一项主要任务。中方先将翻译好的“一五”计划（草案）文件和资料交苏方研究，然后中国代表团的各个成员分别与苏联政府对口部门交流情况。从11月开始，中苏双方交换意见的会谈进入实质性阶段。这期间，苏联领导人米高扬率领苏方人员与李富春率领的中方代表团，进行了四次更高层次和更加深入的会谈。这段时间，李富春不但亲自主持了与苏方领导人的历次会谈，还要经常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经过中苏双方充分交流情况，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的《“一五”计划轮廓（草案）》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要突出建设重点，适当降低相关经济指标和增长速度等。李富春认为苏方的意见是“慎重的、负责的、中肯的，表示完全同意”。李富春将这些意见电告中央并得到批准。回国以后，李富春领导国家计委参考苏联的这些意见，将“一五”计划（草案）修改得更为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

就争取援助项目与苏方进行了成功的谈判

争取苏联的援助项目是代表团的另一项主要工作。中苏双方重点讨论了“一五”计划期间需要苏方援建的项目及苏方能够提供的项目。经过长时间反复磋商谈判，双方在援助中国的91个项目上达成一致意见。谈判取得了圆满成功后，党中央特别委托李富春全权代表中国政府签署这些文件。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与苏方米高扬分别在《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等八个文件及相关附件上签了字。

在“一五”计划之前，1950年1月新中国刚成立时，李富春就随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协助已在莫斯科访问的毛主席同苏联谈判。这次谈判达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一系列重要的协定文件。当毛主席和周恩来回国后，李富春仍然留在莫斯科，主持中苏贸易谈判和争取苏联援助东北的工业项目。这次谈成的援助项目有50个。1954年10月，李富春又协助周恩来与来华访问的苏联领导人进行了成功的谈判，苏方又增加了15个援助项目。至此，1950年的50个项目、1953年谈成的91个项目、1954年谈成的15个项目，苏联援助中国建设项目的总数为156个。这156个项目的谈判都是在李富春的参与和领导下进行的。苏联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回顾说：“李富春同志在历次中苏经济谈判中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袁宝华回顾说：“156项，项项都浇筑着富春同志的辛劳和智慧。”这156个项目是新中国“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重点和骨干，被称为中国工业化的奠基石和里程碑，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56个项目最终建成了150项，涵盖钢铁、有色金属、机械、船舶、航空、电子、化工、能源、交通、国防等14个工业领域（其中有44个军工项目），其中很大一部分填补了我国工业门类的空白。这些生产能力的形成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工业落后的面貌。

争取苏联援助的成果，还体现在技术传授和人才培训方面：一是苏联决定“一五”期间每年派出5个综合专家组、200名设计专家、50名地质专家来中国指导工作。据后来统计，到新中国成立10年时，苏联共派出了大约两万名各个领域的专家来中国（注：各类资料统计的专家人数差距较大）。二是苏联决定在“一五”期间每年接受一千名中国实习生，到苏联企业实习。此外在这10年期间，中国还派出上万名留学生到苏联各大学学习。这些不但有效地弥补了新中国在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更是为中国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这一时期派到苏联学习的中国实习生和留学生，后来大多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专家和骨干，在各个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如江泽民、李岚清、刘华清、罗干等同志都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学习苏联经验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为尽快掌握计划经济规律，提高工作水平，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是完全必要的。但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存在一些脱离国情、盲目照搬苏联做法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李富春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他多次强调，“学习苏联经验，必须和当前我国实际情况结合，不能机械地搬用苏联的经验，不考虑我国当前的具体条件和工作水平”。李富春在给党中央《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我们自己需要担负地质勘探，供给设计基础资料，选定厂址，制定设计任务书，担负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设计工作和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的设备制造任务，并依靠我们自己的人力物力进行建筑安装，组织现有企业生产配套用品……培养自己的专家和技术工人掌握生产。这些工作我们必须自觉地、自信地和有组织地担负起来。”这些意见得到党中央的赞同和支持。李富春在这个问题上是清醒的，是处理得比较好的。但是当时党内也存在急于求成，没有学会走就想开始跑的倾向。忽视客观规律、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为后来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发生重大失误埋下了祸根。

现在很多人不了解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助我国的这段历史，或持否定的意见。我认为，我们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当时世界处于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时期，新中国处于被西方封锁的环境中。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苏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那时苏联是真心诚意帮助我们的，成绩是巨大的。正如李富春所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就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规模和速度。”基于中苏两国这种友好合作关系，当时中国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援助了苏联一批物资和原料，主要是粮食、橡胶、轻工产品和有色金属矿产等。当然中国也是要以此偿还债务。至于后来中苏两国发生了意识形态上的争执，确有复杂的历史背景；苏方撕毁了合作协议，这个责任主要是在苏方。

李富春参与并领导了“一五”计划执行和实施的全过程

更重要的是计划的执行和实施

对我们党而言，制定“一五”计划是一项崭新而困难的工作，但是把计划变为现实是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底子薄、基础差”，表现为：一是缺乏对经济技术基本情况和基础数据的了解和掌握，无法给项目设计提供完整的数据资料；二是过去地质勘探工作非常薄弱，对全国资源情况缺乏调查，没有底数；三是尤其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设计能力、施工组织能力和生产管理能力严重不足，等等。

前几年我去看望宋平同志，“一五”时期他是国家计委分管劳动工资的副主任。他说：解放前国民党政府没有留下任何完整的统计资料，一切基础性工作都要我们从头做起，因此做计划非常困难。在计划的执行和实施的过程中，李富春由于职责所在，几乎对计划中的各个重大问题的情况都有深入的了解，因此在组织这一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他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是其他人难以替代的。

全力以赴落实“一五”计划的建设项目

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是1955年在全国人大会上最后通过的，但是许多建设任务从1953年之前就开始实施了。156个项目实际的建设时间跨度从1950年到1969年，历时19年。此外“一五”计划共安排限额以上大中型建设项目共694个，实际施工的多达921个，156个苏援项目是其中的重点和骨干。

1953年，李富春从苏联回国后，就开始组织落实这些项目的审批和建设工作，实际上是一面建设，一面编制计划。李富春作为总负责人，克服了上述一系列困难，全力以赴争取建设好这些项目。段君毅、吕东、袁宝华在他们的纪念文章中写到，李富春“从头到尾，一抓到底。从审查设计任务书，到选择厂址，编制设计，组织施工，设备分交，他都亲自过问。每个项目都经他主持讨论，做出决定”。“156项目中的许多建设工程安排在东北、华北，有的部署在洛阳、西安、兰州等。1953年冬，苏联专家来中国后，富春同志率领有关部长、专家奔走于荒原旷野，实地勘察，选择厂址。”

在审批项目的建设计划时，李富春从来是一丝不苟。吴俊扬等在文章中写道：“对这些项目的建设规模、投资概算、产品方案、协作关系等都要多方面地听取和考虑有关领导同志和专家的意见，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哪怕是一个细小的技术问题，他也要弄个明白……。”参加156个项目审批的人员都有一个深刻体会：在选择厂址、编制设计任务书等工作中，凡是遇到棘手的问题，或分歧意见很多时，李富春都要求大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经过反复探讨和论证，提出比较妥善的解决办法。由于李富春采取这种极端认真审慎的态度，这些项目的选址和建设基本都取得了成功。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年建成的这150个项目的布局、选址的考虑“是综合的、审慎的、基本合理的”，“学界总体上给予肯定的评价”，这在当时实属不易。虽然出于国防和安全的考虑，150个项目的布局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是这150个项目分布在17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有三分之一投入西南和西北地区，形成中国经济布局的第一次大转移，使国家在解决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最终对新中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与后来的三线建设有所不同，关键是建成的这150个项目大部分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例如长春的第一汽车厂、洛阳的第一拖拉机制造厂、西安的飞机制造厂、兰州的炼油厂和化工厂等企业。这些企业到现在仍是行业骨干，仍然在为国家做着贡献，有的还成为“国之重器”。

做好综合平衡，分清轻重缓急，抓住工作重点

当年国家经济百废待兴，要建设这么多大项目，这对每年财政总收入只有二百多亿元的新中国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一五”期间，经济建设所需资金主要是依靠内部积累取得的，其中国家财政收入共1354.9亿元，而当时国外贷款只有36.4亿元，外债仅占财政收入的2.7％。如何用好这些宝贵的资金，成为“一五”时期经济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为此李富春多次强调要做好综合平衡，在项目安排上要分清轻重缓急，分期分批建设，摊子不能一下子铺得太大，要与中国的综合国力相适应。他在安排重大建设项目过程中，按照有限的资金和力量首先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提高工业生产能力的项目建设的原则；按照合理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充分发挥现有企业潜力的原则，去组织投资和建设。

例如，在李富春直接领导下，集中力量优先抓了鞍山钢铁厂的恢复和扩大生产能力。这期间，用于鞍钢的大规模改扩建的投资高达15.5亿元，占同期我国钢铁工业实际基建投资总额29.6亿元的52%。由此我国钢铁产量增长很快，在1952年135万吨的基础上，到1957年已达到535万吨。这样做集中使用了资金，缩短了建设工期，加快了生产能力的形成，从而大大提高了投资效率。

坚持从实际出发做好计划经济工作

“一五”时期新中国的基本经济结构与后来有较大的不同，主要是1956年以前，国家还没有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使在后来也还存在许多公私合营的成分。李富春根据国家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所有制结构等因素，对计划工作分别提出了不同要求，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他领导国家计委制定的《关于编制经济年度计划暂行办法》中，做了这样的规定：“对于不同的经济成分应有不同的计划。国营经济，实行直接计划，其他经济成分，实行间接计划。”“对于不同经济成分、不同规模的企事业和不同工作水平的部门，编制计划应有不同的要求。”“中央主管部和地区两个编制计划的系统，各有侧重……”。这些规定是根据当时的国情制定的，既体现了计划管理的严肃性，又彰显了契合实际的灵活性，保障了“一五”计划的顺利执行。

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体现在1955年1月国家计委创办的《计划经济》创刊号上，李富春发表了《努力做到计划工作反映客观实际》一文。这不但是他做好“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更是他后半生中做好计划工作的理想和追求。

初步建立起新中国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

“一五”期间是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和形成的主要时期。

首先，李富春很重视计划工作的制度建设。1953年6月，李富春回国后，在编制“一五”计划的同时，就对进一步完善和规范计划工作，提高计划工作水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领导国家计委制定了《关于编制经济年度计划暂行办法》。1955年，李富春又主持制定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暂行工作条例》。他领导建立起一系列计划工作的规章制度。

其次，李富春很重视各级计划机构的建立和健全。经李富春的提议和争取，1954年2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与充实各级计划机构的指示》，在《暂行工作条例》中又对机构设置做出进一步的明确规定。从此时开始，新中国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各省市政府都设立了与计划管理相适应的工作机构（现在这些机构改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职能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些制度和机构的建立，不仅为完成“一五”计划各项指标,落实各个建设项目起到指导和保障作用，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新中国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在当时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节约和节省是李富春在经济工作中刻在骨子里的理念

李富春在他一生的经济工作中，多次就节约问题制定政策，做出指示或发表讲话，这些都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赞同。在“一五”期间，针对苏联援助的一些设计和建设标准，李富春要求从我国国情出发，大幅度降低非生产性项目的标准，尽可能节约资金用到生产建设上。当时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讲排场、摆阔气的现象，有的政府机关修建“大屋顶”办公大楼，片面追求建筑形式上的美观。他制止了正在施工中的国家计委大楼的“大屋顶”（至今国家发改委大楼还是“平顶”），取消了尚未开工的另外两座大楼的盖“大屋顶”计划，同时批评了海军大楼的建筑（即海军司令部大楼，后来被戏称为“海军大庙”）。刹“大屋顶”之风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全力支持。薄一波在回忆“多快好省”建设方针提出的过程时说，1955年12月，周总理和我提出了多、快、好三个字，毛主席同意了。后来李富春同志补充了一个“省”字，也得到毛主席的赞同。《人民日报》社论便以“多、快、好、省”发表出来，成为“一五”后期国家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

 “努力学习，专搞一行” 

落后的旧中国本来就严重缺乏现代经济建设和管理的专业人才，革命队伍又面临从打仗向经济建设的转变，实行计划经济是新中国的一项崭新的工作，这都需要我们各级干部重新学习。李富春希望尽快提高计划工作干部的专业素质，因此他“要求计划工作人员必须努力学习”。在访苏期间，李富春通过苏联国家计委，组织了多位著名经济学家给中国代表团成员讲授计划经济的知识和理论，一共讲了十几次课，每次四五个小时。李富春亲自参加听课。在他的领导下，国家计委机关也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干部的专业素质和理论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1953年3月李富春在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中谈到：“行年五十才抓了八个字：努力学习，专搞一行！”可以感到李富春对学习计划经济的浓厚兴趣，对做好计划工作的踌躇满志。纵观整个“一五”时期，毛主席、刘少奇在制定大政方针，指引中国经济建设的大方向；从《毛泽东年谱》等资料中看到，毛主席自始至终都在关心并指导着“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周恩来、陈云是新中国负责经济工作全局的领导人。李富春在他们的领导下，既参与了“一五”计划的决策和编制，又是“一五”计划的执行者，负责把决策者的意志和“一五”计划的宏伟蓝图付诸实施。

“一五”计划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次成功尝试；“一五”计划的各项经济指标几乎全部超额完成。这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但远远超过了之前上百年旧中国经济发展记录，而且在全世界也是有目共睹。“一五”计划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并且初步形成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这期间虽然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一五”计划还是遵循了计划经济的规律：较好地处理了经济建设规模、效益和速度的关系，较好地处理了经济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的关系，较好地处理了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新中国这一时期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后来的人们称“一五”时期为“我国计划史上的春天”。李富春组织编制和全面落实“一五”计划，为这个“春天”的到来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七十多年来的经济建设筚路蓝缕。李富春与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从未停止过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脚步。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经验教训，才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才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才取得了今天的伟大成就。

（编辑  季节）

泪咽无声

箴言犹在耳，泪咽却无声

1976年1月8日下午，家里的电话铃声响起，我犹豫着，没有马上去接。不知怎的，这些天对七伯的病情心中总怀有隐隐的不安。前些日子，邓在军要下放河南淮阳五七干校劳动，她打电话到西花厅，请示可否去看望七伯、七妈。赵茂峰秘书接的电话。他说，七伯现在不方便。你还是回来时再见吧！我俩猜测，七伯的病情是否加重了？心里很不踏实。我们并不知道，他老人家的病情已经危重，多数情况下处在昏迷状态。

我终于拿起电话，听到赵炜大姐的抽泣声，她哽咽着说：“大姐让我通知你，七伯今天上午9时57分不幸逝世了！她嘱咐你们节哀保重，向伯伯遗体告别和参加治丧活动事宜等待通知。”

突如其来的噩耗，给了我无比沉重的打击，抑制不住的泪水滚滚而下。亲爱的七伯，在党和国家最需要你的时刻，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热爱你的人民，离开了你热爱的这个国家和世界！

1月9日凌晨，在沉痛的哀乐声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总理逝世的讣告，整个总后大院顿时变得一片肃穆，人人感到无比震惊与哀痛。许多人流着热泪，就地脱帽，立正默哀。

此时，在干校劳动的在军突然胃绞痛发作，病情严重，被紧急送到当地县医院抢救。干校领导同时收听到电台广播和看到我发给在军的电报，当即研究决定，护送在军回北京治病，给了她一个回北京向七伯告别的机会。

最终的诀别

1976年1月11日，我俩同在京亲属一起在西花厅集合，去北京医院向七伯告别。北京医院门前挤满了人。听说总理的遗体移放到了这里，人们无不希望同心中热爱的人民好总理见最后一面。按照安排的程序，最先由亲属告别，可是留给我们瞻仰、告别七伯的时间只有二十多分钟。七伯的遗体安放在医院太平间旁一个不大的房间里，陈设很简单。这是一个让我们心中滴血的时刻。七伯静静地躺着，双目紧闭，双颊凹陷，不再向我们绽露那无比亲切的笑容。万万没有想到，他英俊的面颊此刻变得如此的凹陷，他挺拔的身躯此刻竟是如此瘦削，一套穿旧了的灰色中山服，不合体地搭在他形销骨立的身上。亲爱的七伯，在我们的心目中，永远充满着无穷无尽精力，永远魅力四射光彩照人，怎么会在短短十年时间里，憔悴成如今的模样呢？

七伯此生中留给我难忘印象的是：他看上去始终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他总是显得那样年轻，那样神采奕奕、风度翩翩。这不仅缘于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缘于他对传统礼节和仪表的高度重视，缘于他是人们公认的“美男子”，更缘于他经受了艰苦卓绝的血与火的淬炼。

七伯的一生波澜壮阔，风起云涌，几乎无人可及。他无数次经历出生入死的考验，都能一个个地闯过来，最终化险为夷。他连任26年共和国总理，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七伯理应健康长寿，超越常人。可是，一个如此伟大的生命，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七伯健康遭受严重损害、得了癌症并因此承受巨大的病痛，与“文革”的政治因素是分不开的。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他备受磨难，心力交瘁，带着重病的身躯，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情，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在病重时说：“既然把我推上了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七伯用他全部心血与生命，实践了自己的崇高誓言。

七伯逝世后我才得知，他在一年半中做了大小13次手术，平均40天就要动一次手术。在这期间，他除了批阅、处理文件，还同他人谈话216次，会见外宾63批，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或找人谈话7次。他仿佛是一台为人民工作永不停歇的“永动机”。

但是，世界上并没有“永动机”。七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面临的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总理叫我进去，说实在太痛了，我能不能哼一哼。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总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说完了，他还是没哼哼。”用坚强意志对抗病魔的伯伯，最终把自己的体重耗到了只剩下30.5公斤。

人生之美在于永恒

七伯逝世，最痛苦的莫过于他一生挚爱和最亲密的战友、我们亲爱的七妈。但是，七妈一直高度克制着悲伤，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和全国人民的期望，妥善地安排七伯的丧事。直到向七伯遗体告别的最后时刻，她终于忍不住抚棺痛哭，诉说出憋在心里的话：“恩来同志，我再也看不到你了，让小超好好看看你，让我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让孩子们好好看看你吧！”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十里长街送总理，实际上这条路长达三十多里，百万民众自发地涌上街头，簇拥在长安街两侧，哭别总理。车队行进到北京饭店门口时，有几位外国友人跳着脚哭泣。到了闹市口，多位老人截车要求不要火化总理。邓朴方同志告诉我，他同301医院的病友专门备了酒，冒着寒风到医院门口洒地酹祭，哭别总理。

这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心和泪，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的最动人心弦的故事。

1976年1月15日，我和在军参加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周恩来追悼会。会场上自始至终充满了悲痛的气氛，小平同志致悼词时一度哽咽、说不出话，人们跟着哭泣，会场一片悲声。

追悼会结束后，七妈在台湾厅会见我们亲属和七伯的医务人员，做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多年来我亲身体会到七妈的政治智慧超群，思想水平、文化水平远高于常人，她的讲话记录下来就是一篇精彩的文章。那天，七妈处在万分悲痛的时刻和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她的谈话经过缜密的思考，所谈内容充分显示了一位伟大政治家的革命情怀，使我又一次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

对七妈的讲话，我在现场做了认真记录。后来看到这次谈话有正式发表的文稿。此刻，为了表达我对七妈的缅怀之情和保存历史原貌，引用的是我自己的部分原始记录。

七妈说：

癌症终于夺去了你们伯伯的生命。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在他病中还要用愉快的精神和他一起同疾病作斗争。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叮嘱我，这是我和伯伯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的，死后骨灰不保留。中国在对死人的葬礼方面，从古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是土葬。五十年代，党中央在毛主席的倡议下，每人签名，决定实行火葬。这是对中国几千年旧习俗的革命。1958年，你们伯伯首先把他逝去的父亲，我把自己逝去的母亲以及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还把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也托人平掉，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作出这个决议后，我们两人共同商量，相互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山河水土里去。由火葬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这是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是移风易俗的重要改革。这符合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思想。

从感情上你们难过，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他的骨灰在祖国大地河流里作为肥料，为人民服务，物质不灭，生生不已。在他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死后还要如何为人民服务。你们要支持伯伯的这个行动。伯伯的遗言，我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得到毛主席的批准，这使我得到最大的安慰――他的心愿已经了却了。

七伯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临终前所思所想，仍然是继续为人民服务。人的一生无论多久，较之天地永恒，只是须臾瞬间。但是，死后把骨灰撒向江河大地，无边无垠，永存世间，时时为人民服务，这才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化作永恒，才是真正的人生之美，人性之美！

七妈在讲话中又说：

伯伯对他的后事，曾经对我说过，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这件事，我也向党中央做了报告。中央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还向我说过，一定不要特殊化。我个人是坚决执行的。

你们伯伯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作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你们伯伯始终如一地遵守着共产党人的重要准则，永远保持和群众的最密切的联系，从不搞特殊化。他一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许多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检讨自己。他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兢兢业业。特别是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以后，他更是时时刻刻注意这个问题，严于律己，把搞好我们的党风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作为他的亲属，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特殊的地位呢？我们千万记住，不要以为自己在革命的征途上有什么特殊。

谈话结束后，我和在军请七妈节哀保重。她老人家同我俩亲切地握手告别，还特意拉着在军的手谆谆嘱咐：“赶紧把病治好，保护好身体，早点回干校。在心里头纪念伯伯就行，不要戴黑纱。”

七妈的嘱咐富有政治远见。果然，追悼会不久，就发生了所谓的追查“总理遗言”一事。在军回干校后，北京还有人专程去找她核查所谓“总理遗言”和七妈的讲话，被她愤怒地顶了回去。

七伯去世后，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为悼念他写下许多感人的诗篇。其中，有两首诗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

其一，赵朴初先生的挽诗：

大星落中天，四海波澒洞。

终断一线望，永成千载痛。

艰难尽瘁身，忧勤损龄梦。

相业史谁俦？丹心日许共。

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

云鹏自风抟，蓬雀徒目送。

我惭驽骀姿，期效铅刀用。

长思教诲恩，恒居唯自讼。

非敢哭其私，直为天下恸。

赵朴老的诗，深刻而生动地赞颂了七伯的伟大功绩和崇高品格，充满了深厚的情感。

萧克将军为怀念七伯，曾应我们所请题词：“首义战旗红，功在第一枪”，与赵朴老这首诗中的“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这句，浑然天成，内涵深重。我与在军商议后，特地请作曲家臧云飞谱成一首歌曲：

首义战旗红，

功在第一枪。 

无私功自高，

不矜威益重。

经在军编导设计，请海、陆、空三军官兵和解放军仪仗队会同演唱这首歌曲，在纪念七伯的电视艺术片和文艺晚会中多次出现，观众反响强烈，获得广泛好评。

其二，郭沫若先生的《七律·悼念周总理》：

革命前驱辅弼才，巨星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

郭老诗中“天不能死地难埋”这一句，以深邃的内涵、形象的语言，抒发了七伯、七妈身后把骨灰撒向山河大地的伟大情怀。他俩的生命从此与天地共存，人间的真理也与他们同在。这使我联想起诗人屈原在《离骚》中寓意深远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人生之伟岸莫过于此！

志洁行芳

七妈邓颖超，原籍河南光山，出生在广西南宁。七妈的父亲在清末遭恶人陷害英年早逝，母亲杨振德是家中独女，读书明理，性格坚强，带着六岁的独女（七妈）离开南宁，颠沛流离，教书行医，抚养女儿长大成人投身革命。七伯赞扬她老人家“抚女入学，教女有方，追随革命，不畏风霜”。

2005年，南宁市文化局长受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领导委托来家，约我为建立七妈出生地纪念石刻题词，我当即应允。回顾七妈无私奉献、艰苦奋斗、淳朴善良、高风亮节的一生和品格，我经过反复思考，写下了这四个字：“志洁行芳”。

2005年12月31日，南宁市隆重举行石刻落成仪式，我和在军应邀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后任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同志，南宁市委书记（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马飚同志，与我们共同为石刻揭幕并致辞。数千名热情洋溢的南宁市民踊跃参加开幕式，怀着深深的敬意，瞻仰位于市中心的这座寓意深远、雕工精美的纪念石刻。他们为自己家乡诞生了这位伟大的女性感到无比骄傲。

俏也不争春 自有香如故

在西花厅客厅里，悬挂着一幅革命老人何香凝先生赠送七伯、七妈的国画《梅花》。七妈很喜欢这幅画。她说：“何香凝老人的画功底深厚，清新脱俗，同她的做人一样，高风峻节，风骨独特。”

这幅画的中间绘着两朵盛开的腊梅。一朵绽苞怒放，冷香扑面；另一朵半掩花蕊，被虬枝老干稍稍遮挡。我们能体会她以梅喻人的深邃寓意。两朵腊梅都是世间珍品：迎面绽放的这朵，象征恩来伯伯为世人敬仰的崇高品格；被枝干稍稍遮挡的另一朵，则意喻七妈严格自律，自甘旁衬、芬芳自在的高洁人品。

正如画中所喻，七妈与七伯同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做出卓越贡献。但是，作为早期我党的一位重要政治活动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七伯20世纪20年代后期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后，七妈便自觉地把自己放在辅佐七伯从事党的事业的位置，严格地自我约束、淡泊名利地位，不仅没有丝毫特殊，反而牺牲了很多个人的地位待遇。她和七伯一样，从来都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我受过七妈的多次教诲，对我启迪最深的，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从不涉及：一是从来不谈她和七伯当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和赫赫功绩；二是从来不谈涉及党和国家的秘密；三是谈话中涉及的其他同志，她只谈贡献和优点。

这里举个例子：许多人都知道烈士周文雍和陈铁军就义前在刑场上举行婚礼的动人故事，有位作家写了名为《刑场上的婚礼》的剧本，托我和在军转请七妈审阅。事关英烈事迹的宣传，我俩向七妈报告了。她不但亲自审看了剧本，还特邀作者到西花厅面谈。那天我俩也在场，七妈动情地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她与这两位亲密战友共同战斗，周、陈两位烈士为革命事业英勇奋斗、壮烈牺牲、可歌可泣的往事，还谈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陈铁军冒着生命危险通知正在住院的七妈，并亲手交给她七伯的电报。七妈还提到周文雍在狱中写下的那首“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的誓言诗。我们都深受教育。但当这位作家请七妈谈她在这期间的相关事迹时，七妈摇了摇头，笑着说：“今天只谈我的战友周文雍、陈铁军。”

有关七妈和七伯严守党的纪律事例，更是数不胜数。七妈同我俩说过，伯伯离开武汉前往南昌领导武装起义前，什么也没有同她说，她是从国民党报纸上才得知这件大事的。

曾有无中生有的“爆料”说，七妈在“文革”中向他人“透露”所谓“党内斗争的高层机密”，这种事情绝无可能。试想，有正式资料称，七伯在临终前对七妈说：“我心里有许多话没有同你说。”七妈说：“我也有许多话没有同你说。”七伯和七妈是严格保守党的秘密的典范，他俩之间从来不说党的纪律不允许说的事，怎么可能把“高层机密”透露给其他人呢？

有关七妈在我党历史上特别是对我党早期斗争的重大功勋，我曾接触到一些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这里摘录几则，作为史料的补充：

1996年，我在仅向亲属提供的俄罗斯珍藏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发现一件1928年共产国际邀请邓颖超列席共产国际六大的邀请函，原件系德文书写。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七妈同七伯一起在上海进行地下斗争。她除了担任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还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掩护七伯躲过敌人的追捕。她还参与七伯亲自创建的党的机要保密工作。罗青长说：“我党的第一个译电员就是邓颖超。”戴镜元说：与中共苏区联系的密电，如周恩来同志不在，就由邓颖超同志翻译。

七妈与七伯还曾有共识，不在同一政府机构任职，并自觉地压低自己的职务级别。建国后定级时，蔡畅同志定为三级，七妈定为五级，已经很低了，但仍被七伯最后划为六级。四届人大召开前，毛主席提名邓颖超出任人大副委员长，七伯见到传阅件，把七妈的名字又划掉了。对此，七妈完全赞同。七伯去世后，七妈应西哈努克亲王邀请去柬埔寨访问。临出发前，我和在军去看望她老人家。七妈说：“多年前西哈努克就几次邀请我去访问，但你伯伯在世，我按照同他的约定，不和他一起出访。现在我要还国王的愿。”

对七妈自谦自让的高风亮节，赵朴初同志曾向我俩深情赞扬：“邓大姐很像周总理。他们两个人很像很像，都是那样严格，那样简朴，那样认真。”“周总理大我九岁，邓大姐大我三岁，我都是把他们当作长辈，当作良师。”赵朴老还应约为《百年恩来》电视片作了题词：“严肃地对待自己，认真地对待事，真诚地对待人。”他说：“这三句话是我对总理和邓大姐的共同感受。”

圣洁的爱情 世人的楷模

七伯、七妈既是做人的楷模，也是恋爱和婚姻的典范。

抗战期间，他们在红岩村南方局青年夫妇的婚礼上，多次应大家要求，介绍他俩恩爱夫妻多年的宝贵经验，作为赠送新婚夫妇的礼物。谈话内容最终归纳成“八互”：“互爱、互敬、互勉、互慰、互让、互谅、互助、互学”。这“八互”，是事关恋爱和婚姻大事的一份珍贵教材。

长征过草地时，七伯患了重病，身在远处的七妈急忙赶来照顾，途中陷入了沼泽，半个身子埋在泥里，幸好被后面来人救出。她精心照顾昏迷中的伯伯，把他身着背心里的虱子一个个拣出来，一共挤死了一百七十多个虱子，双手指甲都被染红了。伯伯醒来才发现七妈在身旁，一下子安心多了。

建国后她老人家不仅在工作上全力支持、在生活上悉心照顾七伯，确保他集中全力操劳国家大事，把所有的家庭和生活保障事务全都管了起来。他俩没有亲生子女，但是，七妈对七伯的所有侄儿、侄女，无一例外地给予亲切周到的关怀和照料，对其他有困难的周家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同样用她和七伯的工资予以补贴。周家的事，七妈全都包了，一分一毫也不让七伯操心。

在西花厅，有次七妈当着七伯的面对我俩说：“你伯伯每天要工作到凌晨。我身体不好，只能按正常时间作息。常常我起床时，你伯伯刚要休息。匆匆见上一面，说上三两句话，互相间也是一种安慰。”何谦秘书还告诉我，在重庆曾家岩，七伯和七妈住在几平方米的阁楼里，七伯外出工作回来得晚，怕吵醒七妈，每次上楼前都要把皮鞋脱下拎在手里，光着脚走进房间。在西花厅还是这样，七伯从正门进卧室要经过七妈住的房间，他晚间办完公事回房，都从后门绕着走，久而久之，这条路被大家称为“周恩来小道”。

七伯和七妈之间的爱情，有如他俩喜爱的西花厅年年盛开的海棠花，岁月轮回，依然美得让人落泪。在这世界上，没有比他俩信仰更坚定的生命的种子，也没有比他俩的深爱更强大的力量。

海棠花，爱之花。生相随，死相依。此爱绵绵，永无绝期！

终生难忘的挚爱

1959年我和在军调来北京之后，始终得到七妈无微不至的关爱和照应。20世纪60年代初，一天上午，七妈冒着纷飞的大雪来西郊总后大院看望我们。当时我们住的是筒子楼，全家挤在楼下的一间半房子里，生活条件很简朴。七妈来了，连个能让她坐的像样的椅子也没有。七妈哪在乎这个，看到我们同其他干部生活上打成一片，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十分满意。她一边高兴地抱着女儿萌萌逗弄，一边关切地同帮我们带孩子的保姆交谈。那天，七妈详细地询问我俩的生活开支情况。她说，有困难告诉她，不要向公家伸手。这天，七妈坐着小板凳，在我们这里待了将近半天，我们的小家也由于她的到来，其乐融融，充满了温暖。

国防大学成立之初报请中央、军委领导题词，其中有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七妈。七妈写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八个字。她说：“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国防大学又是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教书育人，任务很光荣，你要好好工作啊！”她问我担任什么职务，是什么级别。我当时任校政治部副主任、正军职，如实报告了七妈。她说：“也是高级干部了，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骄傲，不要辜负党组织对你的信任。”

七妈对在军尤其关心。在军初进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时，报告给七妈。那时电视处在初创时期，只北京有电视，七妈却一开始就做了切中要害的重要指示：“电视工作很重要，今后会有很多人看电视。你们的责任很大啊。”

对在军首创并多次执导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七妈尤其重视，给予亲切鼓励和支持。1988年央视“春晚”，在军任总导演。在龙年除夕钟声敲响之际，晚会播出了七妈热情洋溢的新年祝词，向全国各族人民祝贺新春。

她还向在军谈了对央视节目的中肯意见。七妈说：“有些节目仍然平淡无味，甚至格调低下，这里面有个对观众的责任感问题、对人民负责的问题。五六十年代，我们拍了一些好电影，像《英雄儿女》《冰上姐妹》《女篮5号》《鸿雁》等，思想内容好，故事性也强，观众爱看，电视台还可以再播映嘛。音乐效果，是电视艺术的组成部分，现在播出节目的音乐声太强，有时听不清讲话内容，影响了节目效果。特别是诗词朗诵节目要注意。播音员的口齿也要十分清晰。”

七妈十分关心在军的入党问题。1984在军光荣地被批准入党。七妈高兴地向她祝贺，把刚刚出版的《周恩来选集》等五本珍贵书籍亲手送给在军，特地交代：“这是我用工资买的。其中有两本是专门给你的，别人没有。”

1992年3月，中央电视台召开“邓在军电视艺术研讨会”，在军报告七妈，七妈很高兴，特地派高振普秘书代表她到会祝贺。

想不到仅仅三个月后，七妈就病重转危。接到赵炜大姐的紧急通知，我俩从外地赶回北京探望，她老人家已经卧床昏迷，不能讲话了。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七妈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一代伟人与世长辞！按照她老人家的遗愿，在中央领导同志带领下，我和赵炜、振普以及其他亲属代表，把她的骨灰和花瓣撒进天津海河。那天，天津市万人空巷，迎接这位伟大女性重回她早年曾经读书、工作、战斗的城市。当年，七伯的骨灰有一部分撒进了海河。十六年后，七妈的骨灰也撒进了海河。他俩在海河再次相聚了。

七伯和七妈将携手进入大海，走向永恒，这一归宿彰显了两个伟大生命的人性之美。

（编辑 季节）

当前全球优质资源集中于少数地区，且被西方发达国家和矿业巨头把控。世纪疫情、地缘政治矛盾令产业链供应链出现本土化、区域化、多元化趋势。“双碳”目标的提出加剧了行业数字化、绿色化变革的紧迫性。由此，我国金属矿业自主可控的压力持续提升。

通过深入研究国外发达国家和先进企业已有的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案例，针对我国金属矿业国内资源开发力度偏弱、行业格局“小散乱”现象突出、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本文提出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加快国内资源战略顶层设计、加快推动金属矿业重组整合与集约发展、创新发展的建议。

全球金属矿业产业链供应链现状及特征

资源禀赋、产业格局是金属矿业发展的长期制约因素，而在百年来的三大变局中，地缘政治安全和“双碳”目标逐渐成为主导因素。

自然禀赋决定全球金属矿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或地区。全球广泛应用的80余种金属矿产资源，受地质构造、成矿条件等自然条件影响，集中在少数国家或地区。例如，巴西、俄罗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四国合计占全球铁矿总储量的57.5%；智利、秘鲁、美国、赞比亚、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占全球铜探明储量70%；几内亚、澳大利亚、巴西、牙买加和印度占全球铝土矿总储量的60％。

全球主要优质金属矿产资源被西方矿业资本控制。发达经济体利用跨国矿业公司资本控制发展中国家矿产资源。据统计，全球主要矿山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的少数几家公司控制。在世界范围内，约有8000家矿业公司，其中最大的25家公司控制的产量占到总产量的78%。

地缘政治影响下，金属矿业生产供应呈现本土化、区域化、多元化趋势。近年来，受中美博弈、疫情冲击、地缘冲突以及经济衰退等因素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靠、自主可控、摆脱过度依赖西方资本的重要性，围绕产业链主导权展开争夺。金属矿业生产供应呈现本土化、区域化、多元化趋势。

“双碳”目标推动金属矿业数字化、绿色化趋势增强。在全球携手推进“碳中和”背景下，作为基础产业的金属矿业率先承受压力。以镍、钴、锂、稀土等品种为代表，能源金属异军突起，从小金属一跃成为比肩铁、铝、铜等传统工业金属的关键金属，并成为当前金属矿业的主流。ESG[1] 跃升为金属矿业的首要议题，推动金属矿业企业从发展理念到资本配置以及商业模式的全方位变革。数字化、智能化加快了传统矿业改造进程，在勘探、开采、安全、效率等全流程发生颠覆式变革。

国外主要经济体及其矿业企业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案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必和必拓、淡水河谷等矿业巨头凭借先发优势，在维护本国本企业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方面有很多值得我国学习借鉴的做法和经验。

美国通过顶层战略，利用产业链高端支配地位维护本国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

美国是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最高层级的国家，其充分利用优势地位，一是从顶层加强组织协调，系统推进战略制定和实施；二是加强本土资源开发，降低对外部资源的依赖；三是高度重视供应链安全和本土化，并试图脱钩，进行“去中国化”；四是注重通过建立矿产资源联盟稳定国外供应，限制中国发展。

美国万腾荣公司是全球最强大的铍生产制造及供应商，提供美国及西方国家所有军用及民用涉铍产品，控制着世界铍工业。其主要经验：一是依靠国家政策垄断国内资源，实施特许经营；二是实现全产业链运营，最大化利润来源；三是依靠美国科研实力，打造国际最高工艺水平和产品深加工技术；四是直接或间接控股国内外重要铍企业，从源头上控制原材料供应和铍材料关键技术；五是遏制中国发展，禁止向中国出口相关原材料。

日本作为唯一一个没有资源的资源强国，以财团为市场运作主体，积极参与全球资源开发配置

日本通过商贸获取资源，对于我国掌握稀缺金属资源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日本一是形成以金属与能源安全组织（JOGMEC）为核心的系统高效的矿产资源管理机构，政府提供全方位支持，为境外开发提供有力保障；二是通过财团运作，大力培育一批国际矿业航母，在全球资源市场获取规模可观的市场份额。

日本三井物产通过贯通金属矿产上下游一体运营，获取稳定控制力。一是利用全球情报优势长期跟踪投资机会，在行业低谷时期果断出手获取资源；二是以参股合作方式获取上游资源，注重商权而非控制权；三是构建以贸易环节为枢纽的一体运营模式，增强产业链控制力和稳定运营能力；四是吸纳金融机构作为股东，为开展逆周期收购提供资本支撑。

澳大利亚、加拿大凭借资源和技术优势形成强大的外向型矿业产业链

澳大利亚、加拿大是老牌的矿业大国强国。这两国的共同特点，一是注重发挥矿业技术优势，提高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二是注重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形成成熟完善的矿业产业体系；三是高度重视关键矿产产业，致力于构建涵盖上下游的全产业链；四是注重与美西方国家协同，降低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依赖。

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依托“全球化、全品种、全产业链”优势掌控大宗商品市场话语权：一是强化全球资源控制，从源头上把控矿业发展命脉；二是专业化、一体化、多元化经营，实现产业链纵深发展；三是通过并购做强做大，注重形成产业链规模效应；四是通过资本向优质资源转化完成产业链向价值链的提升。

拉美、非洲和东南亚等新兴资源国加大矿产资源保护，延伸产业链带动经济发展

拉美、非洲和东南亚等新兴资源国，基于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和创造新增就业的现实考虑，采取矿产资源国有化、禁止矿产资源直接出口、提高关税等方式，强制要求外资在本国建设工业产业园、延伸矿业产业链。

巴西淡水河谷依托国有资源，做大做强物流运输业，牢牢把控铁矿石供应链。一是获取政府强力支持，集中国家优势资源；二是构建铁矿石低成本出口全球供应链体系；三是利用港口混矿中心控制中国供应链最后一公里。

瑞士嘉能可通过“工业+贸易”双轮驱动，形成了产融一体化发展模式

瑞士本身并不是一个矿业大国和矿业强国，但是嘉能可公司凭借瑞士在欧洲乃至全球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经贸地位，通过商业模式创新走出了一条与其他矿业巨头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是在资源层面通过“全产业链布局+多品种经营”，获取大量优质资源，利用高杠杆支撑快速扩张；二是贸易层面，利用产品种类及质量、运输条件、供需形势等各种相关定价因素导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三是现货层面，利用供需变化、期现货市场，控制大宗商品价格。

我国金属矿业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已建立金属矿产业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了集资源勘探、采选、冶炼分离、深加工、功能材料及下游应用于一体，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但深入来看，仍存在上游资源保障程度不高，中游行业格局过于分散，对外竞争力不足，下游高端材料创新力不足等问题。

我国矿产资源基础薄弱，产业面临“三高”难题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对金属矿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目前中国金属矿产商品的消费量占到全球一半以上，但受到全球矿产资源自然禀赋和全球矿业寡头垄断竞争格局的影响。我国战略性金属矿产资源供应面临着“三高”挑战：一是对外依存度高。主要金属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几乎全部超过50%，铁、铜、镍等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均超过85%，钴和铬等金属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则接近100%。二是进口来源国集中度高。我国62%的进口铜矿来自智利和秘鲁、73%的进口铬矿来自南非、83%的进口铁矿石来自澳大利亚和巴西、96%的红土镍矿进口量来自印尼和菲律宾、几乎100%的进口钴矿来自刚果（金）。三是海外矿业企业垄断度高。例如，海外前十大矿业公司占据了全球70%的铁矿、75%的铜矿、60%的黄金资源。

产业链“小、散、乱”现象严重，开发利用效率低下

由于早期矿业投资作为各省拉动GDP增长的重要手段，基本处于野蛮无序发展。直至目前，我国矿业企业力量分散。根据自然资源部的材料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工业企业数量超过9000家，规模效益不足，行业中具备全球竞争优势的企业数量极少。国有资本布局分散，在国内金属矿产领域，央企层面，除4家以金属矿业为核心主业的资源类企业外，还存在10余家经营涉及金属矿业的非资源类央企；地方层面，则有超过30余家大型地方国企，很多优质大矿脉被切分成数十个小矿，行业“小散乱”现象严重，整体竞争力不足，成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重要障碍之一。

高端材料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和布局较为薄弱

一方面，我国金属矿业普遍存在重开采轻加工的现象，以原料、原材料开发为主，冶炼粗加工产品居多，单一金属矿产品多，系列化产品少，出口产品多为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初级冶炼产品，高附加值产品缺乏，总体上仍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中低端，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延伸不足；另一方面，我国金属矿业行政分割明显、科技资源分散，同质化竞争突出，金属矿业重大技术攻关布局相对不足。如“十三五”期间，国家在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技术攻关方面未作重点部署，“十四五”期间，国家仅部署一项“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重点专项。

我国金属矿业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政策建议

加强国家资源战略顶层设计规划

调整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优化区域开发格局，规范空间开发秩序；深化矿业国际合作，构建从供应国经通道国到消费国的供应链保障体系；加强资源开发统筹协调，成立国家矿产资源安全委员会，增强风险应对处置协调能力，出台更加积极的财税政策，改革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提升国内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水平，推进矿业全产业链管理和矿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加快推动金属矿业重组整合与集约发展

国内，提高资源开发行业门槛，打破品种划分、区域划分，加快整顿市场秩序、推动企业并购重组；国外，加快组建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为代表的、以经营商品为主线的境外金属矿产资源管理运营平台。重点建设能够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航母级企业，进一步统筹现有力量、强化国家意志，统一开发经营海外资源，改变多头对外的不利局面。着力提升国际竞争力。

推进金属矿业创新发展，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

一是发挥各方力量分工协作，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金属矿业技术创新体系；二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如建设“铝型材—汽车零部件—建筑构件—家居产品”产业群、“稀有稀土金属—新能源材料—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动力电池材料”产业群等；三是围绕关键共性技术布局前瞻性、战略性项目，加大研究投入力度，推动原创性、颠覆性和关键性技术攻关，通过建设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形式，集中优势力量突破一批“卡脖子”关键材料和核心技术；四是推进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金属矿业深度融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编辑  季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军工企业开始进行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积极探索。进入新世纪以来，军工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围绕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战略需求，在多领域突破了关键技术瓶颈，获得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但和西方军工强国相比，我国军工武器装备技术水平仍有差距，企业运营尤其是军事装备研制能力建设经费，对中央财政拨款的依赖性依旧较强。但财政拨款受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收入、国防预算等约束，因此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成熟和规范，研究军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丰富融资手段，利用社会资源拓宽军工核心能力建设是对传统路径和举措进行的有益补充，对解决军工企业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条件保障中的“痛点” 和“难点”，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军工企业融资的有益经验

从世界范围来看，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引导军工企业多元化融资，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发展军工企业的共同选择。

苏联在计划经济约束下，其军工企业完全依赖国家投入。为维持军工部门的运行，政府不得不削减事关民生的经济领域的投资，以满足军工企业需要。而一旦国民经济支持不下去，企业就停止了应有的发展活力，只能坐等财政预算的投入来“输血”，这种模式最终导致了国民经济在军备竞赛中被拖垮。

美国军工企业几乎全部是上市企业。美国政府虽然不直接持有军工企业股份，但却建立了一套非常严格的管理体系，对军工企业进行控制和监管，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比如，通过调整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引导军工企业发展，通过主权基金等国家色彩明显的机构实现间接控股[1]。

在融资模式上，美国是完全的市场机制。各军工企业在政府军备采购需求的牵引下，充分利用军事高科技给公众带来的心理预期，通过产融结合、上市融资、并购重组整合各类社会资源，为武器装备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保证。这种体制为美国军工产业发展奠定了步入良性循环的重要基础。此外， 美国骨干军工企业同样注重以“小核心、大协作” 压低成本。以洛克希德· 马丁的 F35 项目为例，其融资重点投向核心设计与技术标准制定，把设计和制造环节集成平台化、模块化，其他环节和部件外包，以保障技术持续领先及产品低成本高效率交付[2]。

我国承担重要功能的上市公司融资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军工管理体制的变革，军工企业的融资模式也随之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军工企业融资模式经历了单一财政拨款、利用国有银行贷款和市场融资的变迁，向市场多元化融资机制方向发展。[3] 当下，我国军工上市企业融资存在一些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企业融资方式相对单一

我国军工企业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已初步建立起多元化融资模式。但长期以来受政府主导、计划管理及资本市场相对不成熟等因素的影响，与非军工企业、国外军工企业相比，融资方式仍相对单一。[4] 主要体现在：(1)资金主要依靠财政拨款、银行贷款及部分企业留存收益，其中财政拨款仍为融资重要来源。(2)社会资本运用较少，直接融资占比相对较低[5]。以H公司为例，2013-2021年，企业投入武器装备科研及固定资产投资建设的资金中，50%以上来源于财政拨款，资本市场增发股票融资比例仅15%左右。(3)较偏好股权融资，但融资企业数量、融资规模受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影响波动较大，企业缺乏有效的融资项目和投资者储备机制，导致无法利用资本市场有利窗口期。(4)“一股独大”现象仍较为突出，根据2021年底的数据统计，39家相关中央军工上市公司中，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达到30%以上的企业占比95%。“一股独大”有利于确保军工产业安全，但同时也制约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的积极性[6]。

国拨资金拨付滞后企业需求

随着地缘政治问题加剧以及世界主要军事强国对军备投入的持续增长，我国国防工业投入也快速增长。但伴随着军工项目不断增多，投入规模不断扩大，经费的管理问题也日益突出。政府经费拨付滞后导致的垫支现象越来越普遍，垫支金额越来越大，不仅影响项目的顺利进行，也影响军工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7] 以科研经费拨付管理为例，由于科研项目的技术难度、资金需求均难以把握，主管部门需要进行多轮技术论证和经费审核评审后方能办理立项批复，导致项目立项、经费概（预）算及合同签订工作艰难又漫长。

实操中，面对用户迫切需求，为保障项目研制交付进度，企业只能先行筹资垫付启动项目，并根据估计提高备料和投产比例，如投多保一等。后续研制期间，只有在正式立项后才可能给予部分启动资金，待任务通过阶段（或节点）考核后再收到第二次经费拨付。此外，超概补偿工作滞后，科研经费超概算申报工作通常在项目研制任务基本完成后才能进行，且报审过程繁琐而漫长，在项目超概未得到批复、经费未予拨付之前，项目经费垫支只能长期挂账[8]，并需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严格监管。

相关体制机制影响融资效率

一是投资约束机制有待优化。因资本市场融资成本相对较低，企业在策划资本市场融资方案中仍存在一定的“圈钱”倾向，重融资规模、轻投资产出，导致项目验收时的投资规模与产出效益不匹配，低于投资者预期。二是融资激励机制运行不畅。投资者很难获得军工企业公司经营管理决策权，与市场上经营绩效较好的公司相比，军工企业现有的定价机制利润率相对偏低，无法吸引资金投入军品项目，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投资者的积极性。

H公司利用募集资金支持核心能力建设的实施路径

（一）以战略为引领，优化能力建设顶层规划。

一是按照“小核心、大协作、专业化、开放型”科研生产模式，坚持“两头在内、中间在外、关键在手”，主动加强与用户和主机厂所的沟通，以合同负债等为抓手，将用户型号需求规划、主机厂所发展规划融入能力建设和交付规划中，梳理优化军工核心能力建设结构布局，强化研发创新和体系集成能力，形成体系效能型军工核心能力建设顶层规划，实现自上而下同部署、同规划。二是面向社会强化供应商培育，重构供应链，加大非核心能力对外转移力度，充分发挥产业链上各参与主体的技术、资金、人员优势，降低全产业链成本，缩短研制生产周期，形成“产业链、资本链”紧密相连的新时代军工产业能力建设发展体系，实现各参与者共享高科技军工产品发展成果。三是适度超前部署，满足未来发展需要。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加快平台能力建设，提升主业动力控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能力和关键重要零部件研制生产能力，积极抢占行业制高点，成为行业发展的领先者。

（二）以需求为牵引，完善投融资源库建设。

一是规范项目库建设，推进募投项目与国拨投资项目一体化论证。参照国拨项目论证要求，编制募投项目申报模板，统一论证内容、标准和格式，项目单位结合项目申报模板，以及国拨投资项目与募投项目各自特点和侧重，按照“五性”的规范要求进行对标申报，依托行业能力建设专家资源开展入库评审及项目一体化论证，实现在国拨立项并明确资金投入后，利用募集资金形成对国拨项目资金缺口的有效补充。 

二是常态化投资机构库建设，引入优质国有投资机构。推动企业与社会资本对接，有效引入优质投资机构，建立企业常态化投资机构信息库，形成与机构投资者良性互动对接的常态化机制。特别是在融资项目实施前，围绕让投资者“走得近、看得清、听得懂、有信心”，以项目推介会、路演、现场交流会等多种方式召开投融资对接活动，搭建企业优质项目与外部资本的沟通纽带。

（三）以精益为导向，强化投资过程精准管控。

建立矩阵式团队，夯实常态化工作机制。H公司建立以募投项目管理领导小组为核心，总部和各项目单位管理团队为支撑，中介机构专家辅助，上下联动、内外横向协同矩阵式管理团队。通过定期例会与专题会议相结合的方式，深化项目团队成员领导层与业务层协同互动，及时发布专题信息，通报和解决推进工作中出现的共性和特性问题，研究和部署下一步工作措施。

细化目标管理，精细过程管控。一是以投入产出相匹配为原则建立项目基线。组织各项目实施单位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总体目标为牵引，综合研判年度工程项目的投资、进度和质量的约束条件，制定基于年度投资总目标下的月度项目建设计划和资金使用计划，形成项目实施、变更和审计监督的管理基线。总部定期综合评价各项目单位实施进度及专户资金余额等因素，分期下达批复增资文件，拨付资金。二是按照“聚焦主业优化资源配置，效益导向动态调整变更”的原则，细化项目变更流程及实施路径，明确各治理主体的分层审议界面和审批程序；对重大变更进行从严把关，将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的认可和公开信息披露列为项目变更的必要条件，提升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透明度，保障变更后项目的可行性、经济性。三是提升流动资金配置效率。H公司总部组织对各项目单位按经营业绩贡献程度、当前资金占用情况和未来发展对营运资金的缺口等因素进行统一滚动测算，设定三年考核期，对各单位的募投项目建设质量和经营业绩指标进行考核评价，根据考核评价的结果做好资金分配预案。

（四）以合规为抓手，规范募集资金高效使用。

建立专项审计机制。H公司总部统筹内外部合规要求，编发募投项目专项审计指南，统一审计重点和操作规范。组建母子公司联合、分级交叉审计模式。通过审计委员会研究、审计团队交流、市场违规案例分享等形式，及时总结共享项目推进经验，规避问题重复发生，提升项目合规管理水平。

监督检查全流程覆盖。一是强化事前培训。在募资到位后，组织专题培训，通过全流程制度要点实操解析、以案促学等方式，提升合规管理意识。二是加强过程监督。项目台账化管理，对资金专户的收支进行逐笔登记，大额支出履行联签，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单独核算，如实反映项目实施进展与收益。三是加强事后评价管理，通过外部审计、保荐机构督导复核与董事会、总办会年度计划完成率评价考核相结合，实现“计划审批-实施跟踪-监督考核”闭环管理。

对承担重要功能的上市公司提升融资效率的建议

（一）完善融资制度体系，规范项目管理。

一是梳理涉及军工企业融资管理相关的政策法规，对不同部门规定之间存在差异甚至相互矛盾的制度进行修订完善，提升制度的适应性。二是构建起协调完善的军工企业集团及下属企业内部经营性投资项目管理体系，从顶层制度、业务管理、流程管理、操作指导四个维度构建股权融资管理体系，明确集团、上市公司总部及各项目单位的权责界面，确保股权融资项目从项目立项、投资决策、推进实施、监督后评价的全过程闭环管理，为军工上市公司开展融资活动提供政策依据和实施指导。

（二）利用国家金融支持体系，优化军工企业公司治理。

一是分类适当放宽对部分军工企业国有股权占比的限制，提高社会资本参与程度，借鉴西方二元股权结构的思路制定相关法规或制度，组织军工企业在章程中进一步完善军工事项特别条款，以保障国家对军工企业的关键控制，使国有股权被稀释后依然可以掌控企业发展方向和重大决策。二是为解决国拨投入滞后的问题，建议国家主管部门引导和支持相关产业基金、主权基金（如军民融合基金、国调基金等）除加大对军工上市公司的定增、可转债等直接投资外，还可结合产品研制或者项目进展阶段，通过增资上市公司子公司分阶段跟投，待形成规模后再借助资本市场有序退出。三是优化军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支持积极股东委派董事参与管理，同时借鉴市场相关优秀案例，采取各种手段对上市公司高管进行激励，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相统一。

（编辑  杨利红）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聚焦新发展阶段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战略谋划和系统规划，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作出了新的部署，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党执政的重要基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要从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高度，深刻把握自身的新使命和新任务，在事关全局的基础性、关键性领域尽快发力见效，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动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成为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更好发挥国有经济的领导作用和战略支撑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主力军作用。

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的属性和功能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是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不仅是一个重要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就企业属性而言，世界上所有国有企业都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而我国的国有企业除具有上述两个属性以外，还有鲜明的政治属性。

鲜明的经济属性

企业经济属性即经济责任。我国国有企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组织，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党执政的重要物质基础。国有企业要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强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才能承担好责任，发挥好功能，发展好企业。

鲜明的政治属性

企业政治属性即政治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建强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不放松，坚持党组织服务生产经营不偏离，坚持党组织对国有企业选人用人的领导和把关作用不能变，都是重要的政治原则。国有企业党组织是党在经济领域的核心力量，发挥着“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的重要作用。国有企业党组织作为公司治理极其重要的一环，研究决定企业“三重一大”事项，对企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履行前置研究程序，确保国有企业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工作要求。

鲜明的社会属性

企业社会属性即社会责任。从世界范围看，履行社会责任是各类型所有制企业发展的共性，更是国有企业的天然职责。现代公司股东人数越来越多，有的公司股东遍及世界各地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显然企业对股东的责任也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国有企业在公益性与营利性发生冲突时，必须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特殊社会目的作为根本出发点，需要在应急保供、抗震救灾、脱贫攻坚、共同富裕建设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另外，国有企业在依法经营、扩大就业、保护环境等方面也需作出表率。

国有企业功能定位

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一直在不断探索完善。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2015年8月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对其他行业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质量。

国有企业是制度功能、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统一体，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物质载体、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手段、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依靠力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有企业要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加快转型升级以及健全监督机制等方式进一步释放活力，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要为社会提供绿色产品和服务，依靠先进技术处理好发展和污染的矛盾，积极履行生态和社会责任；要引导社会价值取向，引导社会组织和先富群体积极助力共同富裕；要增强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为全球企业建设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典范，彰显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新发展阶段国有企业肩负的使命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国有企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的新使命新任务，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为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作贡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企改革发展沿着微观和宏观两条线不断深化。在宏观层面，通过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使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增强了国有企业在上述领域的功能定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但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投资涉及领域过多等问题仍然存在，国有企业之间重复投资也较为普遍。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都提出要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十九届五中全会特别强调要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为国有企业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走在前、作表率指明方向。国有企业要按照上述精神，通过资本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推进国有经济向特定功能领域、重要行业优化布局，实质推动国有资本向提供公共服务、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自强等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加大对能源资源粮食供应、骨干网络、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推动国有企业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一带一路”建设、制造强国战略、改善社会民生、补齐产业链短板等重大领域更好发挥作用；稳步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加大“两非”“两资”等低效无效、不具备竞争优势资产的退出力度，通过固链、补链、强链、塑链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建设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行业领军企业；深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实现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勇当绿色低碳转型“先锋队”，确保生态文明建设落到实处。国有企业要以强化创新发展为着力点，加强自主创新，发挥制度优势并形成创新要素合力，构建协同创新体系，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中贡献力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更好融入全球创新和产业分工体系，提升国有企业国际影响力和产业话语权，真正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

发挥国有经济创新带动作用，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作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国有企业为什么要做强做优做大、怎样做强做优做大这个重大时代命题，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重大部署。十九届五中全会完整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突显了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战略意义。实践中，国有企业历经多次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进一步“握指成拳”，推动国有企业在世界500强数量稳步增加，较好实现了国有企业“做大”的目标，但国有资本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功能定位还没有很好体现，国有经济“大而不强、全而不优”基本格局还未扭转，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产品服务、创新引领等体现核心竞争力的能力距离世界一流企业还有较大差距。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部署要求，目的在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助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代表了国有企业在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新使命、新任务。具体来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就是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的内生性和渗透性领导，激发国有企业作为党执政兴国依靠力量的自觉性、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顶梁柱”“压舱石”作用。其中，“做强”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就是要深化党管资本，通过市场作用放大资本一般性（不限于国有企业一种实现形式，可通过控股、参股等多种方式促进国有资本和其它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增强国有资本的流动性和带动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夯实资本基础，并推动国有企业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大幅提升国有企业经营效率，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有效托底国民经济发展。“做优”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就是要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促进国有资本加大向国家主导产业、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培育壮大可持续发展动能，同时兼顾社会属性，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保障、应急能力等公益性领域集中，履行制度性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在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发挥核心作用，形成一批主业突出、产品卓著、技术领先、绩效优秀、管理先进、品牌影响力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强的世界一流企业或行业领军企业，大幅提升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和效益，提升核心竞争力。“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就是要通过国有资本价值增值形成更多资本积累，继续控股经营自然垄断行业和关乎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的行业，提高行业供给质量、数量，确保供给安全，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规模和实力发展壮大，更好发挥稳增长、稳就业等方面的国民经济“稳定器”作用。

发挥国有经济改革调整作用，为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作贡献

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制度上既发挥市场经济长处，又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在“1+N”政策体系指导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向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系转型实践层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进入新时代新征程，上述两方面要形成突破性进展，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动通过制度设计真正实现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以及董事会规范运作基础上全面依法落实董事会各项权利，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加快形成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及产业集团功能鲜明、分工明确、协调发展的格局，健全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资本授权经营体制，通过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等监管方式和手段，切实增强企业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竞争力，写好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回答好的这篇“大文章”。

新征程国有企业的重要着力点

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制造大国，国民经济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国有企业在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起步阶段起到了奠基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国有企业要在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

牢记“国之大者”，在实业兴邦产业强国上重点发力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有现代化经济体系支撑，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将经济发展主要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依靠创新驱动实现供给质效提升，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国有企业要紧扣国家发展需要，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农业强国建设需要，调整存量结构、优化增量投向，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壮大，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产品向价值链高端迁移，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国有经济服务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能力。

创建世界一流，在提升核心竞争力上重点发力

世界一流企业是一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引领全球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关键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有一批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作为支撑，国有企业要以追求卓越、志在一流的使命担当，向世界一流企业奋力迈进。聚焦主责主业，将产品卓越作为建设一流企业的根基，打造核心的产品和服务体系，在产品增值、高科技含量、硬产品品质等方面下狠功夫；加强品牌建设，进一步丰富品牌内涵、提升品牌形象，通过打造面向全球的资源配置和生产服务网络布局，提升品牌影响力和价值创造力；加大创新投入，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趋势，瞄准“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开展联合攻关，聚焦高新技术、新兴产业寻求发展，有效提升企业技术牵引和产业变革的创新力；完善公司治理，通过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提升企业现代治理和管理能力，通过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加快提升企业全球影响力，推进现代新型国有企业跨越发展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聚焦主责主业，在优化国有经济布局上重点发力

按“资源相同、主业相近、业务相关、产业协同”原则，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加快上下游垂直整合、同类业务专业化横向联合和专业化重组，促进资源向优势企业和主业企业集中，做强做优国有企业。明确国有企业功能定位，按照主业突出、优势明显的要求，推动国有资本进一步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打造发展新动能。严格控制非主业投资，破除主业不清、布局宽泛、投资散乱等问题，通过整合非主业资产、集中资源，从不具有发展优势的行业和业务中有序退出，加大长期亏损、扭亏无望子公司清理力度，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资产的高效合理配置，提升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

加强科技创新，在助力科技自立自强上重点发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创新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国有企业要把科技创新作为头号任务，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集成制度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从技术供给和需求牵引双向发力，加快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更好服务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瞄准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技领域，加大创新资源和研发经费投入，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超前布局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提升重大装备和成套设备领域的研发设计和系统集成能力，力争在原创技术、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大国重器方面取得多点突破，切实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彰显新型举国体制和国家科技战略力量的显著优势。发挥体制、资源、技术、人才等综合优势，统筹创新资源，搭建高水平研发平台，强化协同创新机制，通过产学研合作、产业技术联盟、创新联合体等方式开展联合攻关。当好创新链上的资源整合者，围绕产业链打造创新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培育合作、高效、开放的创新生态，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和科技攻关高地。优化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健全考核评价和创新容错机制，完善“揭榜挂帅”、股权激励等人才激励机制，建立长期主义的价值观和正向激励机制，形成鼓励原创、尊重创新的良好氛围。

做好前瞻布局，在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上重点发力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领域。考虑到很多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处于产业化初期，且其培育壮大一定程度依赖传统优势产业支撑，需要场景、技术、资金、政策等多方面支持，国有企业在这方面具有很大优势，应作为“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发挥突破带动作用，在处于孕育期、高风险的未来产业上加大布局，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相互赋能。国有企业通过并购、重组或投资等方式，有效发挥产业链优势，通过产业链上下游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增强产业生态主导力和产业链节点控制力。加快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带头落实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和龙头企业保链稳链工程，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环保等领域特色产业集群，形成可持续发展新动能。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以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为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推动“国民共进”，在协同发展合作共赢上重点发力

改革开放45年来，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错位发展、融合发展，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优势互补”的基本格局。国有经济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挥战略支撑、产业引导、调节稳定等作用，民营经济具有灵活性和创新性，主要分布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一般竞争性领域，成为经济竞争力、活力和创造力的主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民营经济是党长期执政、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与国有经济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协同发展，成为政策的主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既支持民营企业等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又鼓励国有资本投资入股民营企业，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活力和对民营经济的牵引力，促进各类资本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国有企业要通过互补性分工，积极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协作，在多个行业和领域形成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

共建“一带一路”，在积极助力对外开放上重点发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强国有企业“走出去”战略谋划，鼓励企业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在全球市场范围内开展资源配置，加强与各国各类企业在资本、科技、人才、管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畅通国内外双循环。国有企业要在变局中抢抓发展先机，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升企业适应最新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能力，利用全球价值链提升国际竞争力，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上推动开放发展，提高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度和统一性。大力推进国际化经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大对外投资合作，通过提升资源配置能力、拓展品牌美誉度，引导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持续提高资源整合水平，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扩大海外市场份额，形成更强大的国际竞争优势。创新方式方法，加大联合出海力度，推动重大项目合作，拓展发展空间，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高度重视国际化经营风险管控，把境外业务作为内部管控的重点，健全完善相应的组织架构和制度流程，推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向境外延伸，提升境外风险防控能力。

坚持党建引领，在完善国有企业制度上重点发力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既是国有企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政治保障，也是国有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在于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中。新时代新征程上，国有企业要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一方面，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落实党组织在企业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确保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方向和经营活动符合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要求。另一方面，进一步健全国有企业经营决策机制，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独立市场经营主体，更多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开展生产经营，取得相应的收益，承担相应的风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编辑 尚鸣）

日本在经济增速换挡期出现的变化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高达4.6%，其中1988年增速更是高达7.1%，此后日本经济增速逐步下滑，期间资产泡沫破裂，1994年经济增速下探至低谷-4.3%。但日本经济并未从此一蹶不振，反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逐渐走出危机阴霾，GDP增速长期处于1.5%左右的水平，较同期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日本经济增速并未出现系统性偏低。在经历数十年的经济追赶后，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人均GDP就已突破3万美元大关，增速换挡至2%左右水平是符合经济规律的。通过分析日本在世纪之交经济增速换挡期的货币政策变化，可以为我国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经验与教训。

日本经济增速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出现剧烈波动。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开启了升值之路，国际资本蜂拥流入日本，追逐楼市和股市等日元资产。同时，日本央行为扩大内需，长期推行宽松货币政策，加剧了本已过热的国内投资，助推了国内资产的泡沫化。

1989年，日本央行收紧货币政策，资产泡沫破灭。之后日本央行忌惮再次助推泡沫，货币政策偏于保守，未能对冲经济下滑势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经济出现两年负增长。延至21世纪初，日本经济增速完成换挡，其后20年间经济增速中枢未有明显改变。

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并未出现类似日本的“大起大落”，但存在明显的增速换挡现象。2013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期，排序首位的就是“增长速度换挡期”。我国经济增速已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两位数水平下降至第二个十年的6%-8%，再到当前的5%到6%，增速换挡正在进行中。

经济增速换挡后日本开启宽松货币政策

1998年9月，日本央行表示：当前日本经济持续恶化，物价呈现下降态势，将对货币政策保持宽松，以减缓经济恶化速度，防止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同年11月，日本央行扩大了公开市场操作业务的回购范围，希望以此促进企业融资并提供充足流动性。同时，日本央行探索建立“支持公司融资的临时再贷款机制”，要求商业银行以贷款、债券等债务作为抵押品向日本银行申请再贷款，抵押品中私营企业债务必须超过再贷款金额的50%，再贷款利率低至0.5%，以此鼓励金融机构为企业贷款。

1999年，日本推出了史无前例的“零利率政策”。同年2月，日本央行指出，当前日本居民和企业部门预期悲观，私营部门活力不足且物价持续下降，日元对美元持续升值。为应对通缩和经济下行压力，日本央行决定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宣布将通过回购操作向市场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并将无抵押隔夜拆借利率进一步降低至0.15%左右，并对隔夜拆借利率进一步下跌保持了开放态度，事实上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零利率政策。随后，又将“支持公司融资的临时再贷款机制”的利率从0.5%降至0.25%。同年5月和10月，日本央行进一步扩大抵押品范围，甚至涵盖了美国国库券。在此期间，由于金融机构可以近乎免费获得资金，其持有资金的动机下降，70%-80%的超额资金集中在了基金经纪公司。

2000年，日本央行对经济形势出现误判。该年6月，日本央行认为，企业利润和固定投资有所恢复，需求下行对通缩的压力正在减弱，故认为日本经济已经走出通缩，因此结束零利率政策的条件，但仍需确保经济复苏已足够稳固。同年8月，日本央行认为，自1999年2月以来，实行近一年半的零利率政策已经取得了积极效果，日本经济出现明显的复苏迹象，基于此判断，随即终止了零利率政策，并将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上调至0.25%。

2001年，日本央行引入量化宽松政策（QE），并不断突破传统货币政策框架。2001年3月，日本央行修正了2000年对于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的判断，认为当前日本经济陷入停顿，需求下行且物价走势疲软；尽管货币和财政政策采取了相当强有力的举措，但仍然面临经济恶化的威胁，有必要采取非常规的大幅货币宽松政策。故日本央行将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从隔夜拆借利率修订为央行经常账户未偿余额，并决定继续执行零利率政策；将增加对长期国债的直接购买规模和范围，延长所购票据的到期日，并增加央行购票的合格交易对手数量；该政策将执行直至CPI稳定（≥0）。

2001年4月，日本央行宣布，如金融市场存在不稳定风险，随着流动性需求的快速飙升，日本央行将继续提供大量流动性。

5月，日本央行通过延长购买票据期限、放宽交易对手数量、降低债券竞拍利率出价单位、扩大日本国债购买范围等方式进一步对货币市场释放流动性。

6月，日本央行修订了补充贷款机制，允许电子贷款等更多贷款适用该机制。

9月，日本央行将贴现率从0.15%下调至0.1%，并宣布针对美国“9·11事件”后造成的流动性需求激增，决定进一步释放流动性。

整体来看，日本央行在施行QE后，货币政策底线愈发走低。一方面日本央行不断调整其经常账户未清余额目标，另一方面还不断强调如流动性需求激增，可继续突破该目标。

避免患上日本的货币政策“依赖症”

在运作架构方面，日本银行是日本的中央银行（成立于1882年），1949年成立货币政策委员会，负责日本货币政策的决定和执行。1997年修订并于1998年正式实施《日本银行法》。日本银行有15个内设部门，32个分支机构和7个海外代表处，最高决策机构为货币政策委员会，负责制定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和业务准则，并负有对行内业务的监督权。货币政策委员会由9人组成，分别是1名行长、2名副行长和6名执行董事。货币政策由货币政策委员会9名成员中的多数票作出。

对比之下，我国的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设有26个业务司局，并在各省份有相应分支机构和部分海外代表处。中国人民银行在1997年设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其职责是对货币政策相关事项的制定和调整进行讨论并提出建议。该委员会现有成员14名，除了来自中国人民银行以外，还包括经济金融领域相关国家部委和部分高校智库等。

政策目标方面，根据《日本银行法》，日本银行的职责在于货币发行与货币管理，其政策目标在于实现价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日本央行将价格稳定设为首要目标，并明确指出价格波动将使个人和企业难以作出合意的消费和投资决定，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并将扭曲收入分配。《日本银行法》规定，一方面，要尊重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方面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强调货币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必须与政府密切沟通，与政府政策的基本立场相兼容。为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日本央行强化货币当局与市场的沟通，采取了发布货币政策会议记录、经济及金融发展月度报告等多种措施。

与日本相似，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在独立性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不断强化市场沟通，通过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纪要、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新闻发布会、数据公开等方式不断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

日本经济增速换挡后，推出了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我国可以借鉴其利率操作、再贷款工具、国债质押范围、交易对手方变动等多种机制。需要重视的是，日本逐步患上了“宽松货币政策依赖症”，并未改变日本经济增速的中速水平。自1999年日本推出零利率政策后，日本央行又在2001年推出量化宽松（QE）、2010年施行全面量化宽松、2013年引入量化质化宽松、2016年引入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YCC）。尽管日本超宽松货币政策花样百出，但日本经济增速并未出现明显抬升。

事实上，经济学理论和多国实践已经论证，长期来看，货币政策无法改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希望以宽松货币政策让日本经济重回高速增长无异于缘木求鱼。日本央行在2001年就已多次表示，为了日本重回稳定和可持续道路，金融体系、经济结构和工业等方面的结构性改革不可或缺。

同时，央行并没有“水晶球”可以准确预知未来，不应过分依赖央行。日本央行在2000年曾高估了经济形势好转程度，从边际收紧了货币政策，但在2001年又不得不为应对经济恶化而继续放宽货币政策并推出量化宽松。此外，结合日本从泡沫时期政策运作中学习到的教训，外汇汇率本身并不是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稳汇率的核心在于稳经济。

（编辑 季节）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2022年日本政府债务率高达261%，已连续多年高居世界主要经济体首位。分析日本政府债务率畸高的特征，以及深层次的财政收支原因和财政政策质效，有助于为我国财政政策提供可参考的经验。

政府债务率居高不下是日本财政的典型特征

纵向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30多年，日本一般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持续攀升，且增速极快。根据IMF数据，1990年日本一般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仅有69%，到1996年就突破了100%，2009年突破200%，2022年高达261%。32年间，每年平均提高6个百分点。横向来看，日本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政府债务率最高的国家，其他国家与日本相比差距巨大。例如，2022年美国的政府债务率为122%、法国111%、德国67%、英国103%、韩国54%、印度83%、中国77%，均不及日本的一半。

从IMF数据来看，根据增速变化趋势，日本政府债务率增长历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0年至2005年，这15年间，日本政府债务率基本保持常态化增长，年均提高约7.8%。其中债务率抬升较快的时期主要有两个时期。一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1998、1999两年政府债务率增速陡然提高，分别环比抬升12.5和14个百分点。二是随着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科技股“泡沫”破灭和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2000-2002年三年的日本政府债务率分别环比提升8.2、9.7、10.4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是2006-2007年，政府债务率短暂小幅下滑，从2005年的186%降至2007年的183%。

第三阶段是2008-2011年，政府债务率年均提高约12.2个百分点。200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国际金融危机接踵而至，2008、2009年日本政府债务率分别环比抬升8.8和18.4个百分点。2011年日本发生大地震，当年政府债务率抬高15.7个百分点。

第四阶段是2012-2019年，日本践行“安倍经济学”，着力推动财政重建并控制预算赤字水平，减少国债发行，上调消费税税率。日本政府债务率进入平稳波动期，波谷最低值为2012年的226%，波峰最高值为2019年的236%，8年间波幅不大，债务率年均增速仅有0.6%。

第五阶段是2020年至今，新冠疫情暴发的2020年政府债务率猛增至259%，较2019年抬升约22.3个百分点，创下单年最大增幅，此后两年政府债务率在260%左右波动。

分析日本政府债务率增长历程，发现日本财政呈现两个特点。一是日本政府举债度日，长期债务率只增不减。从日本央行的数据来看，2022年的日本国家政府债务总计是GDP的2.2倍，是中央政府预算税收收入的19倍，政府以税收为支撑来偿还债务已经不再可能。同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为刺激经济，财政政策“易宽难缩”，日本政府不可能为偿还债务而收紧财政、打击经济。在此背景下，政府以借新还旧维持债务稳定和经济社会平稳成为更加现实的选择。二是每逢突发事件对经济社会造成冲击，日本政府债务率增速将明显提高，体现出日本财政践行了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调节思想，借助政府公共之手“相机而动”以托举市场。如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美国互联网股市泡沫破灭、2001年“9·11”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1年日本大地震、2020年新冠疫情等，日本均出现政府债务率的陡然升高。

日本政府债务以国债为主，且都是国内发行的内债，近半为央行持有，践行了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截至2022年末，日本国家政府债务总计约1257万亿日元，为当年GDP的2.2倍。具体看政府债务结构：政府债券规模达1063万亿日元，占比84.5%，短期国库券146万亿日元，占比11.6%，二者合计占比96.2%。此外还有部分政府借款和临时借款，2022年分别占比2.5%和1.3%。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债券均为内债，自1988年末以来，日本政府国外发行的债券余额始终是0。持有人结构：日本央行是日本国债的最大持有人，2022年年末,持有45%的日本国债和短期国库券。2013年，日本央行引入量化质化宽松（QQE）后，次年央行持有国债比重突破20%；2016年，日本央行启动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YCC）以来，央行持债比重就长期在40%以上。

日本财政收支长期失衡、财政政策质效不及预期的结果

财政收入方面。日本财政已患上“国债依赖症”，税收收入占比过低。以一般会计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作为日本国家财政的代表。2022年预算税收收入占一般会计收入的比重仅有61.8%，而国债发行带来的财政收入占比高达34.3%，日本对国债依赖度极高，仅靠税收无法实现政府财政的正常运转。

回顾1965年以来的日本财政史，发现日本以国债增强一般会计收入由来已久，1965年国债发行占财政收入比重仅有5.2%，但在1966年就已达到14.6%，1977-1980年期间该比重均突破30%。自1998年以来，日本国债发行提供的财政收入比重持续高于30%。其中国债依赖度最高的三年分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国债提供的财政收入比重高达48.5%；疫情暴发后的2020年和2021年，国债发行占提供的财政收入比重高达58.8%和46%。

财政支出方面。社会保障支出给财政带来较重负担，公共工程支出逐步下滑，债务偿还占据大量财政资源。

首先，社会保障费支出是日本一般会计支出的第一大项，2022年占比达33.7%。社会保障费支出刚性增长与日本老龄化紧密相关。日本老龄化始于70年代，至2020年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高达29%，已进入超高龄社会。为应对社会的老龄化，日本推行了高福利养老保险制度、高龄者医疗制度、护理保险制度等。日本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1965年为14.7%；在1975年至2000年间社保比重接近20%；2001年后社保比重突破20%；2012年后更突破30%；2022年的社保支出规模约为1990年的3.2倍。

其次，公共工程支出比重逐步下滑。随着日本完成经济赶超，对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的边际效益逐渐递减。同时，日本社会进入低欲望阶段，边际消费倾向不断下滑，导致日本公共投资乘数随之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为应对经济泡沫破灭，日本曾试图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甚至“为投资而投资”，但政策效果不佳，造成资源浪费，政府债务率徒然增高。为此日本逐步适应经济社会的形势变化，降低了公共工程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从1972年的22%下降至2022年的5.6%。

再次，日本政府债务高企，每年都需要财政支持以实现债务本息接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债务偿还就占据了日本财政支出的10%以上，1985年后该比重在20%附近上下波动。2022年国家债务清偿占一般会计支出比重达22.6%，是第二大财政支出项。

财政政策理念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财政曾在扩张和追求收支平衡之间徘徊，曾试图解决财政赤字和债务增长过快问题，但宽松财政最终成为主要旋律。且因经济增长低迷，债务率只上不下。

日本财政政策整体分为五个阶段，与前述政府债务率上升的五个阶段不完全相同，但有所呼应。

第一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为应对资产泡沫破裂，日本整体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一般会计支出从1990年的69.2万亿日元增长至1999年的89万亿日元，财政支出结构中除了地方转移支付和债务偿还外，主要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和公共工程支出。1996-1997年，桥本龙太郎内阁为控制政府债务而短暂施行紧缩财政并提高消费税税率，但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政府旋即在1999年推出经济刺激政策。在此阶段，日本GDP年化增速仅有1.2%。

第二阶段是2001年至2006年，日本朝野关注财政赤字，担心财政崩溃，于是小泉内阁推出结构性改革，施行紧缩性财政政策，试图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在此期间日本财政支出稳中有降，从2001年的84.8万亿日元降至2006年的81.5万亿日元，除了2006-2007年外，政府债务率并未出现下降。在此阶段，日本GDP年化增速也仅有1.2%。

第三阶段是2007年至2012年，日本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推出扩张性经济政策，经济刺激规模屡创历史新高。日本财政支出从2007年的81.8万亿日元增长至2012年的97.1万亿日元。在此阶段，日本经济出现下滑，GDP年化增速为-0.03%。

第四阶段是2012年至2019年，日本践行“安倍经济学”理念，财政政策要求灵活机动，并着力推动财政重建，2012年和2019年财政支出分别为97万亿日元和101万亿日元，财政支出相对平稳，政府债务率呈现小幅波动。在此阶段，日本GDP年化增速仅有0.9%。

第五阶段是2020年至今的疫情和后疫情时代。为应对疫情冲击，2020年日本财政支出猛然增至147.6万亿日元，较2019年增长46.2万亿日元，增幅达45.6%，尽管2022年财政支出回落至107.6万亿日元，但政府债务率已突破260%。在此阶段，日本经济出现下滑，GDP年化增速为-0.4%。

以日本为鉴，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效能

第一，我国应提高财政质效，坚决避免类似日本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特征，保持我国政府债务率在合理水平，不滥用政府债务，从根本上提高政府债务安全性。

第二，应对老龄化对财政的冲击，既要健全社会福利体系，也要避免福利主义陷阱。目前我国也步入老龄化社会，可以以日本的社保支出和老龄化社会应对经验为鉴，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同时，也要避免财政支出被社会保障捆绑。建议提前布局“银发经济”，促进就业，增强居民部门信心，提升社会消费倾向。

第三，要适应新发展阶段，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注意到日本的公共工程支出比重逐步下滑趋势，我国也不能仅仅依靠基建投入拉动经济。要加强财政支出绩效考核，在对经济落后地区“补短板”的同时，避免重复建设而加剧政府债务负担。要重视“日本财政支出长期被社保和债务偿还捆绑未能及时推进经济产业变革”的教训。我国应将财政支持与技术攻关、新兴产业和新兴领域的“弯道超车”结合起来，切实推进技术进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编辑  季节）

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和现实

在谈论中国的情况时，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中国到底是如何在没有照搬西方自由民主模式(这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通常被认为是发展、幸福、道德等赖以存在的基础)的前提下，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一种合理的假设就是，中国的发展方式至少是由一套自主的意识形态体系所支持的。否则，正如西方主流观点所预言的那样，它一定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中国式现代化为它提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思想资源，即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此外，价值观并不是特定文化的专属品，不应该被理解为某个国家拥有了文化资源，其他国家就只能借用或者将其引进到自己的文化之中。文化资源不是宣传口号，也不能被强加于人。相比价值植入，资源的非意识形态属性使决策者在将其融入现有文化的过程中更加具有灵活性，并且它让决策者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

由于价值观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因而很难发生改变，更加难以被抛弃。这种区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西方价值观的输入没有把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国家。事实上，中国从来没有引进西方的价值观，而只是引进了能够帮助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强国的西方思想资源。

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中国的意识形态中有两个维度的一致性支撑了其发展战略。首先是内部一致性造成意识形态的要素之间不存在矛盾。其次，意识形态的外部一致性可用于指导并帮助政府在国内和国际环境中实现其预设的目标，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其稳定性。这就意味着意识形态促使决策者认识环境中的持续变化。中国善于识别和理解变革的重要性，这是高效决策者最主要的任务之一。这种看法可借用中国著名学者汪晖对于长期性根本变革的定义：它们是无声的、看不见的，难以发现的。这种理解源自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

中国能够调整自己的意识形态，从而达到高度的外部一致性。它从西方引入新的价值资源，纳入到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中，但并未放弃传统价值资源的本原和精华。

中国人关注理论联系实际的思维特性也帮助中国的意识形态内外部保持一致性，中国的思想家从来都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之间脱节。我们对中国进行分析之前，要了解中华文化传统和特征：第一，中国的思想家是用整体性的方式来看待世界的，比如说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中医的实践就充分体现出来；第二，中国的哲学思想不像西方那样，将道德建立在先验性的上帝和宗教之上；第三，在儒家思想的复兴上，中国一直在探寻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第四，中国的哲学家不喜欢过度的抽象，他们通常认为认知与行动密切相关，在道德和政治层面上倡导“知行合一”的观念，并为中国高级官员所身体力行；第五，实践比理论更重要，这种认知也来自中国传统思想家的观念，而西方思想家们认为计划应该引导实践。但是，计划是静止的，而环境往往处于变化之中，因而中国人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这证明了评估环境并发现其变化的规律，并且相应地调整意识形态(价值资源)和战略，对于中国人来说十分重要。对于中国思想家来说，理论和实践是密不可分的，环境当中的变化必然需要理论进行相应的修正。

中国是如何定义和实施战略的

中国传统的战略并不是基于事先定义的模型，然后再用这个模型指导行动(西方是这样)，而是基于对所处形势的分析，找到蕴含其中的“潜在形势”，即影响战略目标实现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基于此，中国的战略家通常采取“有为”和“无为”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若时机尚未成熟，则需“默化”，静观其变。另一方面，待虚极静笃，时机成熟，则采取行动。

这和西方的主流舆论不同，西方批评中国战略家行动迟缓、不作为。恰恰相反，中国的战略家在形势有利的时候，行动十分迅速，唯有在逆势之中，才会“默化”。与此同时，一旦时机成熟，便会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如此一来，中国的善谋者便可不战而胜，即便敌方已明白自己处于逆势之中，也不可避免要失败，因为势来不可挡，势去不可遏。

此外，对于中国战略家来说，时间管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把握“时机”。将“有为”和“无为”结合起来，在顺势中有所作为，在逆势中顺其自然。为了采取有效行动，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出现，才有可能且有必要有所为。这也意味着战略家一定要被动地等着机会的出现，通过操纵“权势”，隐藏在背后造势。这是最有效的战略。和中国的战略相比，美国的战略看起来更加开放。但是一般人忽视了美国政策之所以能够一直保持开放性，是由于美国在各个领域都已经大幅度领先，无论是在军事、技术、经济还是在文化领域。此外，美国的有些政策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开放。

我们必须理解中国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而实现目标需要有意识形态清晰化的表述。中国意识形态当中最核心的价值资源是“和谐”，即没有冲突。“和谐”是由“团结”和“稳定”支持的，与此同时，“和谐”也会促进“团结”和“稳定”。目前，中国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国内和国际和谐，避免19世纪的外国侵略再次上演，而美国今天穷兵黩武的外交政策无疑表明其侵略的阴影依然没有消失。我们必须理解中国在从清帝国晚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年历程中的治理体系，以及中国是如何维护社会和谐的。

中华文明及传统意识形态

中华文明被视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这不仅体现在文化上，更体现在政府治理上。中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遭遇西方列强侵略，沦为半殖民地，遭受了奇耻大辱，直到1911年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覆灭。

在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对和谐理念的追求，是通过对儒家思想的诠释以及家庭和政治生活中的运用体现的。这种意识形态以封建官僚制为原型，是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权力支撑。

在早期，官方发展儒家思想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道德规范来管理国家，结束战国末期的政治混乱。对于孔子来说，和谐是理想的社会状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每个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循一套原则和礼仪，也就是一套管理社会关系和秩序的道德标准，以及社会机构运行的礼仪规则。皇帝被认为是上天派往凡间管理“天下”之子，“天下”就是普天之下，也就是中国。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是民主进步的绊脚石。然而，新儒家思想发展的案例，体现了中国式民主发展的三个有利因素。第一，尽管儒家思想在公共领域具有专制的特征，但是君主也被赋予了为人民谋福祉的责任；第二，重视教育的传统；第三，按照孔子的教育方法，鼓励老师和学生之间进行对话，有利于提高民主参与度。

1912年，清王朝崩溃之后，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华民国，并且采纳了宪政理念。孙中山知道，西方舶来的新理念，不可能完全适应中国并得到实施。孙中山将国家权力划分为政治权力和政府权力。政治权力是分配给人民的。1925年，孙中山离世，蒋介石建立了一套以国民党为中心的独裁政治体制。这样，传统政党-国家的理念和实践也相应地被重新纳入到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中。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以及日本的侵略，使社会的“和谐”状态成为中国人难以企及的梦想。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内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由于日本侵华战争，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5年抗战胜利后，内战再次爆发，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从西方引进并且在中国成功实施的第一个理论资源。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加符合与中国治理传统相衔接的中国现代治理方式，因为它赋予了共产党特殊的领导地位，让一个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相应地，新的意识形态也可以有效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和谐、团结和稳定的理念相融合，并且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的依据，其实质在于摧毁旧的剥削阶级统治制度，建立人民政权。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曾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此外，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其在解放区的治理方式已经显露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治国理政的模式。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即将实施的国家政体形式也浮出水面。中国吸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还根据实际情况对其加以中国化。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宣布：“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当然，那时中国还是一个欠发达的国家。为了让中国变得足够强大，避免遭受进一步的屈辱，中国必须根据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重构它的权力资源分配模式。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的领导层从一开始就明白，完成这些任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综合考虑“潜在形势”，充分利用环境当中一切有利因素进行发展。21世纪初，中国的战略发展使国家重新崛起，再也没有人敢像19世纪那样欺负中国。

毛泽东成功地为中国夺回了主权，统一了中国。正确选择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并且确定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成为中国恢复世界强国地位的指导战略。今天中国已经拥有强大的农业、蓬勃发展的工业、可以与西方发达国家媲美的科技实力。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迅速腾飞，邓小平全盘考虑并逐渐地引进市场机制，实行对外开放，并且重新确立了党的集体领导制。

价值观差异和今日中国的价值观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制定了中国改革开放国策，重大转机也开始出现。邓小平所面临的任务异常艰巨，他必须让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中尽快恢复过来，让中国人民可以重新期待一个光明的前景。中国决定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经济效率是这种新经济形式的基本特点，用尽可能少的资源(即劳动力和资本)创造出尽可能多的产值，此外，中国开始向世界打开市场的大门。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开始引入了一些市场经济体制的元素，而没有采取西方式自由民主模式，这显然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据此指导中国的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一直处在快速增长状态，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恢复了世界强国的地位。

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出现了一些改革中的负面问题，比如说失业问题，家庭之间、城乡之间、沿海和内陆省份之间出现差距，生态环境恶化等。如何重新获得发展动力？我认为，中国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当中找到了一些类似西方的价值资源，将它们转换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动力，同时也纠正了一些市场经济的消极后果，形成一套兼容的新型的中国意识形态体系。改革开放创造出一种让中国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更加开放创新的国家体制。当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确实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一些西方学者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没有按照西方模式组织起来的国家能够获得这么引人瞩目的成就？此外，无论是充满活力的中产阶层的规模，还是中国人的财富都在不断增长，人们相信只要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就可以持续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儒家价值观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存在吗？在19世纪的皇权统治中，儒家价值观被认为是导致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但是现在，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对儒家价值观深入地再评估，他们认为，在封建社会时期，和谐、稳定和团结的价值观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曾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传统价值观又被融入到一套新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该体系至今仍在指导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它把西方的价值观融入一个至今仍然由部分儒家文化不断塑造的新思想框架之内。这种新的倾向是逐渐形成的，这一套意识形态体系作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审时度势，顺势而为。此外，儒家思想和西方的政治思想尽管差异显著，但仍然存在很多相似和共同之处。也正因如此，西方一些思想元素可以被中国接受。现代儒学的伟大理想就是社会和谐，这一点和传统儒家文化一脉相承。社会和谐体现人类的美德，是一种基于互信和互相关怀的社会和谐。

很明显，中国能够将经济效率、市场规则、法律规则等与西方相融合，同时又不放弃中国传统的威权式管理方式，并以此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统一和稳定的手段。基于这种中西价值观的结合，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非常善于进行制度安排，以保证其能够长久稳定发展。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这些中西文化的融合仍然处于探索状态。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政党-国家体制如果不按西方模式改变，就会出现崩溃和制度终结，这些融合进程也必然终结。他们认为，将中国传统和西方价值观相融合是不可能的，中国应该实行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完成从计划经济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型。简而言之，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变得“和我们一样”。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通过多年以来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不仅实现了经济发展，并且提高了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

市场规则和儒家价值观的融合

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基于两种传统的价值观理念：礼和信。“礼”的基本功能和规矩差不多，但在儒家思想中，大多数情况下，违反礼制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在西方，良好行为是由市场规则(竞争和透明)和对其违反后的惩罚共同确立的。让人对惩罚恐惧是阻止违法行为发生的最有效手段。规则的实施则需要一整套复杂的法律体系维系，包括法庭、程序规定、法官、律师，诉诸法庭应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手段，因为它能够纠正错误的行为。在儒家思想当中，良好的行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道德教化，而不是通过惩罚的威慑来实现的。

儒家思想倾向于调解、和解和妥协，而不是惩罚。目前看来，从“礼”到规则的转变，从儒家人际观念彻底转变为西方式的人际观念，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完成，中国人认为法律和诉讼有可能会激化冲突，从而违背和谐之道。长久以来，这种观念让中国人避免选择对簿公堂解决矛盾，尤其是在工人和雇主发生冲突的时候。然而，目前诉讼案件的大幅度增长以及工人胜诉的概率大幅上升，显示出法律体系中“信任”的重要性。从礼到规则的转变，从传统儒家礼治到现代儒家礼治的转变正在进行中，会极大地改善中国市场的功能。

改革开放战略规划把发展放在首位，在改革初期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集中精力让资源禀赋比内陆地区更有可能实现快速发展的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这使得区域之间及城乡之间的差距加大，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收入方面，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也同样如此。区域之间和省份之间的差距，以及不同省市内部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尤其随着新型贫困的出现，也导致了犯罪率的升高。

由于缺乏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中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加重问题。但是此后，共产党开始吸收过去的教训，并且逐步采取行动纠正这些问题。

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最终会对传统的和谐、稳定和团结价值观产生消极影响。尽管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要通过西方价值资源的引进改变现有政治制度，但是在战略的不同层级相应地引入一些变革却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首先要从西方引进的，就是一些价值资源，比如说社会平等、法律、法治和创新等。正是因为这些价值资源和儒家文化价值资源具有共通之处，所以才有被引进的可能性。

中国一直在学习通过研究西方来克服中国自身的缺陷，中国借鉴西方在诸如失业、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领域的经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所秉承的意识形态体现为，为了适应国内国际变化而必须进行的调整。

彼时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不仅是一个忠实于邓小平理论的领导人，也是改革开放的领军者。江泽民给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发展带来了重大的改变，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自1993年起，中国开始实施一些能让中国经济和社会重新获得平衡的政策，尤其是对西部省份重点扶贫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为了保障新政策的顺利落地，有必要将一部分地方财政权能收回到中央。这一决定缘起于中国两位青年学者王绍光与胡鞍钢的一份报告，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国家发展战略有影响力的支持者。1993年，王绍光和胡鞍钢发表了一篇支持中国财政权集中到中央的报告，在中国广为流传，这也成为中国1995年加强中央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一个思想来源。正是因为这些新的财政手段，中国共产党将“以快速和非平衡发展为先”的战略转化为“以人民群众为本”的更加平衡的发展战略。中国领导层开始采取新的发展路径，首先确定了“西部大开发”作为政府在下一个十年的首要发展战略之一，目标是缩小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差距。

在2002年的全国党代会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提出，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创新。“三个代表”强调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加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发展时期的代表性。江泽民表示，“三个代表”思想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理论武器。

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

2003年8月底9月初，胡锦涛在江西考察时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对于创新方面有一系列讲话，如在中共十七大上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国的一系列改革举措都释放了一个信号，那就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即将迎来新时代。

当我们谈到实施新政策必须平衡经济效率与公平，减少各种内部差距，最终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时，这种新趋势就变得更加明显了。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胡锦涛非常明确地指出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习近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他开诚布公地向世界发表讲话说，现在中国终于实现了毛泽东的预言：“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中国明确表示在“共赢”的框架下，向世界提供一整套能惠及所有人的国际协议和合作关系。此外，习近平旗帜鲜明地表明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他还提到，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

这样做的目标就是建立起一个充满仁爱和正义的世界秩序，践行多边主义的多极世界，避免一些国家擅自采取单边行动，通过威胁甚至是直接动用经济和军事力量干涉他国内政。

中美意识形态不同特点

要比较植根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的意识形态并非易事。

为了避免跌入这种民族中心主义的陷阱，我们通过总结两国领导人的讲话中提出的本国主要目标，可对中美意识形态不同特点进行概述。

美国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我们”和“他们”相对立的基础之上的，涵盖了“善良”与“邪恶”之间的矛盾。这样的想法显然根植于一种信念，即美国拥有其他国家(除了一些美国的盟友)不曾拥有的“普世价值”(民主、人权等)。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会带来以下后果：首先，其他的国家必须跟随及模仿卓越的美国，如果不能做到，那么美国就有权利和义务将这些价值观强加给它们。第二，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为了构建和保护根植于美西方“普世价值”之上的国际秩序及其相关规则，这可以等同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在美国看来，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获得和平和繁荣的唯一途径。第三，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美国一直依靠霸权统治世界，并且不断拓展美国的势力范围，欲将全世界都收归囊中。第四，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动用所有可能的手段，包括威胁和实际使用经济和军事手段，对于一切挑战此种国际秩序的国家使用一系列的颠覆性手段进行“政权更迭”。

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在应对国内和国际挑战的过程中不断修正完善的。中国融入全球化后，它沿袭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体系，但不足以应对国际化的挑战，而且中国是在居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开始转型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完成了现代化转型，成功地创造出一套新的意识形态体系，将西方价值观融入中国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一种在中国国内和世界体系中实现“和谐”的意识形态。在当前的世界秩序中，这种意识形态是基于“共赢”理念建立合作关系的外交政策，所有的利益攸关方都可以有所收获。

中国将在国际体系内扮演更加强有力的角色，而美国则会发现持续掌控它一手“缔造的世界”将会越来越难。

（编辑 季节）

香港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优势。从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资金、技术设备大量从香港转口引入内地，改革开放初期，香港被称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之一。中国加入WTO、全方位对外开放后，直接融入全球经济贸易，香港的窗口功能发生变化，但是香港的国际性都市地位，以及它独特的普通法体系，是不能替代的。

2019年，美国西方势力在香港搞了一场“颜色革命”，实际上就是希望把香港搞乱，扼制中国未来的发展。

2019年11月24日，这天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当年的区议会选举的日子。区议会类似于内地城市的社区街道，不过区议会是选举出来的。这本来是一个民生的建构，但是要通过选举，就不单是民生的问题，而变成了政治性投票，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公投。当时在暴乱的情况下进行公投，对香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香港经历了长期被殖民的过程，在各种历史阶段移民到这里的人口较多，所以香港的人口结构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在这一背景下的政治性投票，当投票率超过50%，爱国阵营拿不到过半议席的概率极大。那一年的投票率是70%，而且当时投票的规则是单议席单票制，就是一个选区每个人只能投一票，他只有一个席位。在这个情况下面，反对阵营拿到了90%的席位。这90%的席位就决定了400多个区议会的议员可以选出117席的选举委员会的成员。香港原有的界别中有专业界别，但那个界别已经被政治化操作，300席全部是支持反对阵营的。假设当时选委会有一个财团拿出100票来，特首的人选就不是中央可以左右，而是被反对阵营左右。这就是当年香港的危机，反对阵营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争夺香港的管制权。

中央此后打出了一连串的组合拳，包括2020年通过香港国安法，2021年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又推动所有的公职人员宣誓，效忠香港特区、效忠国家。香港的局面得到扭转和稳定。

三重奏之一：政治重构

香港的政治重构主要是两部分，第一是政权，第二是管制。

2019年11月24日，很多人以为投票不会输的幻想被打破，但是那一场选举投票之后，就像乌克兰曾经出现的场面一样，反对阵营先制造街头动乱，然后在选举中夺权。

如果2020年中央不出手，立法会选举也会重演2019年区议会的选举，以至特首选举失控，制造2021年之前特区无法运作的乱局；反对派企图上台后，将控制香港正常运转，先否决财政预算案，让政府停转，导致香港陷入持续的动荡。

国家主权岂能被颠覆？在中央领导下，国安法通过后，香港专门成立了国安处，专门针对国家安全案件进行侦破。2021年8月10日，香港报业大亨黎智英被捕。黎智英的被捕是香港政治重构的标志性事件，他被认定是乱港阵营的核心、首恶。

香港警队去抓黎智英时，反对阵营认为政府不敢碰他，这是“新闻自由”。当时他们在Facebook上发起了“一人一苹果”，号召大家第二天早上买一份《苹果日报》，形成非常大的舆论反弹。

香港在舆论层面的较量是非常厉害的，尤其在舆论操作手法上。在香港要执行国安法进行治理，若不从媒体、舆论生态入手，是很难往下走的。

爱国阵营在香港最重要的优势是有组织的作战，在选举的时候可以动员爱国阵营投票，可以形容为“地面战”，但是反对阵营的优势在于掌握了舆论的话语权。所以他们打的是“空战”，掌握的是“制空权”。

黎智英案终于开审。围绕黎智英的舆论战非常激烈，而且这个舆论战的战场延伸到海外，转到海外之后有几个打法。香港人知道，黎智英的报纸之所以赚钱，无非有几个东西：他能够把凶杀案最血腥的照片放在头版，把明星的走光照片放在媒体的要版，靠这种腥色暴力赚钱。另外它是反对派的大报，本质上它是反对共产党的大报。黎智英被塑造为一个殉道者，为新闻自由、为香港的人权殉道的人，这是“认知战”。还有不同的机构打“法治”战，或者打“新闻自由”战，包括组织无国界记者之战，在这方面施加舆论压力。

这是个多重博弈，即使案件开审，未来较量的核心也不完全在法庭上，因为外面舆论的压力和舆论场的较量，可能比法庭上还厉害。

政治重构的政权部分

第一，执政体系的变化，包括议政立法会的变化，基层组织的变化，以及辅政方面的调整。

整个香港的政治重构是从选委会开始的。香港政治的核心是选举委员会，它负责产生特区行政长官。2019年选委会的形势是：如果继续选下去，选委会过半议席都会失控，对方就会掌握立法会；选委会过半，对方就会掌握行政长官。

选委会结构变化。中央对香港的选委会制度进行了改革。

原来选委会有四个界别。第一个界别是金融工商界；第二个界别是中产专业人士，按照西方理论，中产阶层应该是社会稳定的一股力量，中产专业人士有高学历和专业技术、收入高，但2019年反对派的核心恰是中产阶层；第三个界别是基层，包括宗教界、区议会；第四个界别是香港的政府界别。从以上四个界别可以看出，香港选委会里并没有国家的代表。

香港回归之前，统治香港的“三驾马车”是马会、汇丰、港督。马会代表有钱人，代表英资公司的势力；汇丰是英国财团和经济利益的代表；政府的代表有大量的力量在里面投射。

首先，选委会结构变化。从原来的1200人增加到1500人，增加了一个界别，叫做国家队。港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全国青联、全国妇联等方面的代表产生了，这部分人作为第五界别，是维护国家利益的。

选委会一共五个界别，不管是选行政长官，选立法会，还是选区议会，都必须从五个界别拿到提名票，才能够入场。第五个界别的票，如果中央不点头是拿不到的。

其次，爱国政团明确进入了基层界别。香港是一个社团社会，怎么让爱国的立法会议员拿到选票，实际上是动员在爱国社团里面的乡亲去投票。在香港，出来参加选举的叫政团，支持选票的叫社团，社团去支持政团。新的改变是把垂直关系变成部分的平行关系，就是说社团领袖开始进入选委会，成为一股政治力量的代表，开始有话事权。这对香港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政治重构。

特首人选。香港回归以来，几任行政长官有不同特点。李家超是纪律部队出来的公务员，曾经做过警务处的副处长。接任政务司长的时候没有人想到他可以当特首，但中央选了他。

选择李家超，是香港回归20年来第一次用武官做行政长官。香港当时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稳定。武官任特首，在重大问题上他能够比较坚定维护国家利益，这是非常重要的。

2019年香港警队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反对派有意挑衅警队和公众的关系。当时媒体报道的焦点就是警官，媒体上大量视频只讲警察打人，而暴徒打警察的部分都被剪掉了。当时如果在地铁里说普通话都可能被人欺负，唱国歌肯定被打。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立法会。这是香港在过去30年逐步建立起来的一个制度。在港英时代是港督（行政主管）一人说了算。英国人准备离开香港时，开始推动香港的“民主”进程，首先是区议会的选举，另外就是立法会选举，然后是法律阵营，包括在选举制度上面做调整，可以通过各种议题设置阻碍施政。

立法会选举制度的改革有三点。

一是对选举制度本身进行结构性改革。香港原来是50对50，一半是功能界别席位，从各个专业界别选出来，另一半是直选，分成五大选区，每个选区里一人一票选出。2021年选举制度改革，除了原来四个界别又增加了国家队界别，重构后一共90个立法会议员，选委界别40，工农界别30，直选20。

二是增加资格审查。之前什么人都可以参选，现在有了资格审查，包括政治态度的审查，也包括对个人资质的审查，以提升立法会议员的层次。

三是改变比例代表制。香港回归之初选用比例代表制，它有一个最大的缺陷：你只要达到10%的选票就有一席，这意味着你如果提一个很少数人认可的主张就可能拿到一席，可以影响整个政治生态。

辅政机构。香港一个特点是做任何事情首先要做公开咨询，成立了非常多的咨询机构，任何相关的议题都会征求民众及专家的意见。现在政府的议政架构，调整了辅政、咨政机构，专门用了著名学者郑永年。过去辅政机构只用港人，现在用了大量内地人，过去只是在香港看香港，现在要在国家层面看香港。

政治重构的法治部分

2020年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有了几个变化。

根据国安法，组建国安法官体系。西方攻击我们“控制司法、损害司法独立”，这不是事实。因为香港历来如此，比如涉及某方面的判案，就要有相关的法官群体。涉及民事仲裁的有一个法官群体，涉及国安法的也要逐步建立这个体系的法官。

黎智英被扣留了24小时之后把他放了，他戴着手铐的那张图被广为刊载。黎智英接受外媒采访，继续煽动舆论。在这个情况下应动用国安法的条款，不准保释，但香港的法官解释是可以保释的。这时《人民日报》表态，大意是如果你们管不了，我们来管。

国安法有规定，首先是香港内部的循环：警队抓，律政司检控，法院判。如果香港管不了，就在内地侦察，内地检察院检控，内地法院判。在这个压力下，让法官明白，只有跟中央相向而行，才是对香港司法独立的最大保护。这个时候调整了保释条款，规定对涉及国安案件的重要案犯不予保释。不是所有的案子都能保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黎智英团队要请外国律师给他打国家安全案。中央做了释法，在释法里做了明智的判断。虽然中央已经释法，但是把权力交给香港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去处理，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第一是对普通法的认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有一个共通点，要遵从与英美法系相关的普通法体系。香港之所以具有独特地位，是因为香港的普通法思维。普通法思维是讲究程序正义的，所以香港处理很多事情比较慢。很多时候我们在内地做的事，在香港就不行，要变通一下绕过去。

外界在香港经商，从事金融交易，签的都是法律文书，这样才能够保证资金的往来，在这个基础上才有香港的繁荣。2022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的讲话中高度肯定了普通法，表示了中央治港体系对普通法的认识。

香港的律师分为两大群体，一个是大律师公会，公会中全是大律师，主要是处理刑事案件；另一个是律师会，主要是做法律认证方面的事务。法律认证方面，近30年处理了大量内地案件，比如买房，比如内地企业到香港，所有的法律文书要到律师会做。

这种情况下，律师团队是否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就非常关键。这个团体不能轻言打击制裁，他们代表着司法。现在香港特区政府是在争取两个律师团体的支持，希望回到一国的根本。

过去香港经过长时间媒体对议题的操纵，爱国者在香港长期处于被污名化的状态。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扭转过来了。

第二是香港的安全问题。黎智英曾经多次涉案，包括他在2014年参与“占中”，但问题是警方不敢随便抓，抓了他很长时间不敢检控，即使检控他之后，也从来没有定过罪。黎智英在香港的一个重要竞争对手《东方日报》，当时指出黎智英有“免罪金牌”，这个比喻是很恰当的，因为他确实从来没有被定过罪，有代表性地体现了香港的不设防程序。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还是一个国际情报中心，各国各色情报人员聚集在香港。而香港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安全意识、没有国家意识的，很多政界人物跟外国的情报人员接触是没有戒心的，觉得很正常。

第三是行政工作效率。港英时代是港督一人说了算。1967年香港发生反英抗暴运动，这是导致香港地位改变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1967年之前，华人在香港没有社会地位，在这之后英方也感到香港迟早要回归，所以对香港的管制体系有所改变，比如说修地铁，大量修建公屋，成立廉政公署等等。

当时香港政治上实行高压，经济上则是自由竞争，所以香港经济发展很快。香港还实行行政主导，政府效率非常高。内地人员到香港，对政府的运作效率、特别是公务员的表现印象深刻。

香港回归之后，治理方面发生了三个变化。

第一，过去是政府说了算，现在所有的事情，包括拨款，修法都要立法会通过，行政效率下降了。

第二是媒体治港，政府要看媒体的脸色，特别要看《苹果日报》的脸色。《苹果日报》创立于1995年，当时《财富》杂志有一期封面的标题是“香港已死”，意思是将来共产党接掌权力的第一天，一定会把反对派抓起来，香港的经济也就完蛋了。但恰恰在那一年，黎智英创办了一个反共报纸，他要抢夺话语权。

第三个变化，香港建立了很多所谓公益组织，包括大量的NGO。这些团体以第三方组织的名义，拿政府的钱，代表政府去做事。实际上是对政府权力、对整个社会运转的结构性的破坏。

政府必须投入资源解决民间诉求，这是正常的逻辑。但是现在政府自己不出头，把钱给第三方，让它去解决问题，受益者感谢的是第三方组织。这就给第三方组织一个诱因：只要挑动社会矛盾就能拿到更多的钱。这样香港形成了各种类型的“权力组织”，它本身成了一个斗争性的而不是为社会公益服务的组织。政府做什么都要遭到民怨，这是很大的变化。

行政立法要重构，但是困难很多，所有的东西必须经过立法会，所以需要一个过程。要加强行政立法。

香港要加快融入国家经济发展大局，这里有一个重大的变化。2003年，香港第一次把香港和深圳之间的落马洲口岸改为24小时通关。这个举措全港讨论了两三个月，反对意见非常大。其实无非就是便利港人到内地生活消费。

香港从1995年开始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长期奉行不干预政策，政府如果搞产业政策就会干预市场。其实传统基金会不过是美国保守派的一个倡议型组织，它不是做客观研究的。它跟《华尔街日报》合作做了所谓“经济自由度”指数，其实是前置了一个意识形态框架。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香港讲到有为政府、高效市场。有为政府就是说，很多事情是需要政府做工作的。“积极不干预”在香港曾经成为一个不能动摇的原教旨，但这时开始有了改变，政府从置身于市场之外转为置身于市场之内。第一个变化是成立了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类似于新加坡的淡马锡，它会主动投资一些产业，如创新科技行业的投资。第二个变化是成立了招商办，在全球招商。过去是内地省市到香港招商，现在香港开始到全球招商。   

媒体对执法的影响

所谓“媒体执法”，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深入人心，如果干预媒体就是破坏“新闻自由”。

香港有独特的媒体文化，如某一个活动请香港媒体，媒体先不看你这个活动是什么内容，而是看谁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再看当天的话题是什么。香港媒体运作还有一个生态现象叫做“放料”或者“放风”，香港每家媒体都有一个政情专栏，《明报》叫“闻风而动”，《信报》叫“香港脉搏”等。里面有很多信息量，会有很多消息人士提前就某个事放风，提前两三天给媒体先透露出来。这其实可以说是西方式的操作，先把消息放出来，听社会影响，一旦批评声音很大就调整，否则就会再进一步。港媒的记者和官员有定期饭局，中间他们会主动问一些事，官员也会主动讲一些尚未发布的事，但引述的时候只是说来自于政府、立法会或来自商界。

另外一个舆论操纵者是香港的公关公司，它们的动员能力很大。

香港舆论场的参与者，包括各方政治力量和外部力量，也包括非常复杂的利益团体，如财团和商会的力量。舆论场里各种消息混杂，报纸上讲的很多东西，后面都有相应的利益团体在推动。不过如果全信报纸，那你对香港的判断将会出现重大误判。

三重奏之二：经济重塑

政治重构的特点是让整个政权掌握在爱国者手里，经济重建是要推动香港的再工业化和香港金融中心、创新中心等功能，巩固和充实香港的优势。

香港正在做区域发展规划，就是所谓“三个圈、两个城”。把深圳也融合进来，准备做新田科技城，这个规划第一次在香港展览咨询，也放在深圳展览咨询。香港要推动再工业化的进展，拓展新方向，推动创新科技的发展，增强发展的新动能。

目前，香港四大主要行业占GDP的50%。香港的发展不仅仅是兴建公屋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创新科技产业提供比较便宜的土地。

土地问题是香港发展的主要矛盾。解决土地问题香港现在有两个大的计划，一个是北部都会区，一个是大屿。大屿在港岛和九龙之间填海，形成一个环状地带。

劳动力问题，一是通过“高才通”输入高端人才，另一个是通过多项输入劳工计划，输入基层劳工。

人口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从2018年底到2022年底，香港减少了20万人。人口减少的原因，一是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二是移民，离开了香港。其中一部分回到内地，另一部分是政治移民，主要是对新的香港不认同，还有参与了暴动的人选择逃离。这批人走得最快，年龄多在30-50岁，其中大部分人是有专业资格的。他们离开之后，对香港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冲击。香港急切需要有对国家认同的人才来补充。现在香港的失业率在3%以下，最多出现的问题是有活没人干。

香港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1993年香港建筑工人平均年龄是37岁，现在是48岁。香港的高铁修建是全球最贵的，因为工程老是延期，工期拖得很长，主要是劳工不够。开出租车的人一般在70-80岁。解决香港劳动力的问题，就要输入外劳。

香港是自由港，资金进出都没有限制。过去对香港的投资大量来自美西方发达国家，香港政治重构之后，美国率先对香港进行各种去功能化的打压操作和封锁。比如说过去出口的港产品，现在必须改成中国制造，美国不承认香港制造。过去传统基金会长期把香港视为最自由经济体，2021年直接把香港从这个名单中撤掉，连起码的参评资格也没有。

香港应保持其国际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仅仅是一个西方化的金融中心。

三重奏之三：社会重塑

目前香港的社会焦点，就是12月10日将举行新一届区议会选举。这个选举对整个地区治理方案做了一些调整，成为解决香港治理的最后一块拼图。从选委会、政府、立法会，最后是完善地区治理。这里面也包含香港社会层面的变化。2020年后，香港原有爱国阵营内部的矛盾也在呈现出来。

例如输入劳工问题，商界是支持的，但工会反对，工会力量也正在起来。香港也有类似于内地“美团”“饿了么”的速递或外卖公司，叫做Foodpanda，这个公司2021年发生了罢工事件，就是新经济平台公司内部的劳资矛盾。另一方面是商界跟基层的矛盾，例如土地问题。土地是用来给富豪们打球，还是用来提供建公屋，这个矛盾也在激化。

舆论场的重塑也在进行。《苹果日报》历来把它的头版做成海报，它是一个宣传自己立场和意见的产品机器。《立场新闻》最早叫《主场新闻》，它是香港最早的一个网络媒体，后来也发展为政治性的网络媒体。

香港电台有点类似于香港的BBC。但英国的BBC支持政府，香港电台却是站在反政府甚至是反国家的立场。所以香港的根本问题，是首先要在人心、在社会层面掌握话语权和“制空权”。从2021年开始，香港电台更换了管理者，新的管理者将香港电台的管理条例逐条审视并调整，对人员和产品内容行整理，将香港电台逐步改过来。对《立场新闻》和《苹果日报》则按照国安法程序进行调整。

由此，香港的舆论生态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但这股反对力量转到了海外，大体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过去它们是巨无霸，仅《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的粉丝都过百万，而香港建制派爱国阵营的平台没有过百万的。所以当时的舆论较量，双方不在一个量级上。现在各方力量分散在不同的平台里，较量还在持续。因为相对政治重构、经济重建来讲，人心重塑是最困难也是时间最长、最艰巨的。

教育问题也是香港长期以来比较有挑战性的领域。过去教育界有一股非常大的政治势力，即香港教协，它的创办者是司徒华。香港的好学校、名校绝大多数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顶层人才进入政府。教会学校通过教育影响整个香港，它的宗教影响在香港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教协在选举时是引导舆论，社会运动时是动员机器，政府如果不听教协的意见，很多政策是无法推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在推动反国情教育时，把国情教育视为“洗脑”，这是他们主要的口号。这个情况现在已经得到扭转，教协已经解散了。

现在香港正在做地区治理的改革，一是要解决区议会的政治化问题，回归基本法的本意；二是加强对地区的服务和治理。

香港所有政治重构、经济重建、社会人心的重塑都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回归25周年的讲话精神来进行的，可以概括为“四个必须”和“四点希望”。这也是对整个香港、对世界的宣示。

“四个必须”是：第一，必须全面贯彻“一国两制”，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讲话中强调“一国两制”要长期坚持，这是我们的国策；第二，必须强调中央管制权；第三，必须爱国者治港，这是基本要求；第四，必须发挥独特的地位优势。

“四点希望”主要是对特区政府而言，即：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动能；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也就是从价值观的层面对人心重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编辑  季节）

当前房地产需求问题

目前，很多人认为中国房地产发展已到头了，未来没有机会了。对此我有以下几个基本判断：

    第一，房地产市场的供需总量正在下台阶。2021年整个房地产市场交易为18亿平方米和18万亿元的销售额，我的基本判断这已是顶部，未来交易总量将会下台阶。

    第二，有些舆论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没有需求了，未来这个行业已经没有发展机会了。对中国房地产需求的研究表明，未来5年，商品房需求在12亿-13亿平米，其中商品住宅10亿-11亿平米，这个量是非常大的。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时，全年商品房成交面积是1亿平方米，现在如果能到10亿平方米，不能说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市场。

    第三，住房潜在需求的释放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是老百姓拥有住房已经足够多、不再需要房子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能力、愿不愿意买房。房地产市场不是孤立的。看郑州市，所有的鼓励政策都出了，包括认房不认贷等政策，所有限制性政策全部取消，购房补贴也有了。但二手房市场仍出现大量抛盘，没有带来新的需求，老百姓反而急着往外抛售自己以前买的房子。

    郑州住房不可能已经完全满足需求了，我们城镇化趋势还有潜力，而且老百姓的改善性需求远远没有终结。房地产政策是外部的，大家对未来预期不好，信心不足，这是最大的问题。要对经济发展有信心，把失业率降下来，让股市能够发展起来，让老百姓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房地产市场是按经济规律运行的，即使不出更多政策，照样能够恢复。要相信这个判断。

趋势性的变化

客观地讲，中国经过20多年房地产业高速增长，现在总量短缺已不存在，买不起房可以租房。但是总量下台阶表现在对趋势判断上的三个变化。

  从区域看，未来房地产市场一定是长期的不平衡。大城市群和都市圈的机会更多，这和经济发展是相一致的，现在全国很多城市房价都在下跌，而一线城市并没有看到明显的房价下跌。虽然一些一线城市，甚至像上海、杭州也有房子要降价才能卖得出去的，但是10年以内的次新房没有降价，甚至还在涨，降价的都是20年以上的二手房产。人们在大量置换资产，就是把过去手中的老破小、年头长的，没有地铁，没有学区概念的二手房子变卖，换新房、好房子。新房基本上价格没有降，次新房价格也没有调整，包括北京在内。

    国家发改委规划了19个城市群，其中经济发展好的、真正有发展机会的是五大城市群，这里集中了全国流动人口的79%；30个大中城市集中了全国流动人口的33%，过去是普遍性有需求，现在是结构性有需求。

  从城市来看，特别是超大、特大城市来看，过去主要是购房需求，未来将是租赁需求和保障性住房需求上升。超大和特大城市总体来说房价偏高，从工薪阶层年轻人的收入来看，买北京、上海的房子还是非常难的。

    能不能做到在政策上让他们实现先租后买，能不能解决年轻人发展起步时的住房需求，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在政策上只考虑限购、限售即房屋买卖市场是不够的，必须把保障和租赁的政策真正落到位，而现在没有落到位。

聚焦大城市，再聚焦城市内。从地块上看，大城市内，包括二三线城市未来存量房交易一定会上升。现在22个热点城市的二手房交易基本上都超过新房，所以存量房交易占比会越来越大，这跟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日渐成熟有很大的关系。

住房需求即使不变，但是供给会变。过去我们的需求全部是靠新房供给满足，而现在的需求中可以有相当一部分靠二手房满足。所以，存量房交易增量必然上升。如何保障存量房的健康和支持存量房的交易，对下一步房地产的发展至关重要。现在城市里有大量的住宅的、非住宅的、低效的、空置的存量房，没有真正发挥效益的资产大量存在。为什么不能进行交易呢？我们的制度障碍是非常大的，存量低效。低效资产宁愿摆在那里，也不会使资产去流通、交易，流通不到更高资产价值的主体中去，这就需要我们在房改中破除制度障碍。

    总之，趋势性变化中大致是三点：第一，区域性结构不平衡；第二，大城市租赁和保障房需求趋于上升；第三，存量房的交易会逐步提高。

未来的政策建议

中长期房地产的政策有几个大方面的原则是需要考虑的。

第一，不仅仅从政策层面、规划层面进行调整，而必须是从制度性层面进行调整。保障房滞后不是规划建设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制度性的问题。若不是从制度上解决保障房的问题，住房保障是不可能发展好的。

保障性住房有两种方式：产权式保障和租赁式保障。产权式保障从房改开始就试行，经济适用住房是最大的产权式保障。起步时经济适用房存在很多的问题，制度不够完善，但2015年就在全国性停止产权式保障，全部改成租赁式保障。不是说存在问题就把这种保障方式停止，不让它发展了。世界很多国家都是产权式保障和租赁式保障双轨同时进行，而我们现在所有的政策都是支持租赁房。有些人说让年轻人一辈子租房，为什么？租房是阶段性的，年轻人只要他有能力，只要他结婚生孩子，他一定会有为自己买一套稳定的产权房的需求，这是客观的需求。现在除了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有少量的共有产权房之外，全国其他城市都没有产权式保障。所以，首先要考虑制度改革，而不仅仅在政策层面，规划建设层面。

    第二，应该坚持原则。房地产业发展新模式我是赞成的。房地产企业是房地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房地产业角度讲，如果房地产企业的发展环境、制度环境不改变，让房地产企业去搞新模式，就是加快死亡，因为它的旧模式是适应原来的基础制度形成的。如果原来的基础制度没有改变，是不可能成功的。要有问题导向。我们发展新模式的目的不是为新而新，是要解决问题。如果把新模式想得太理想、太完美，等于画了一个天上满月的月亮，却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有什么用呢？

    第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非常关键的，要尊重基本的规律。我们的政府很强大，但不能执着于一个理念，好像所有问题政府都能解决。发展市场经济，既要规范市场，更多的还要尊重市场规律，让市场去解决市场出现的问题。

    具体改革建议：

    （一）土地供给模式需要改革。过去我们土地的供给是政府垄断供应，未来恐怕房地产土地政府供给方式要从唯一到之一，特别是要重视盘活存量。中国房地产的制度框架，大的方面从土地供给到拍挂、预售制，都是学香港模式，但有三个很重要的方面没有学会：第一是预售，香港也预售，但为什么没有烂尾楼？我们没学到本质。第二是保障，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化制度不是一个好的制度，香港的房价很高，但香港有50%的人可以住保障房，而我们有多少人住保障房？第三是存量，包括住宅和非住宅，特别是非住宅，存量房的交易非常活跃，只要达不到理想的资产价值，马上就会被新的人取走。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香港没有土地增值税。

我们为什么存在大量的低效资产？土地增值税是关键的一个制约。比如某地块存量已经多年，当时地价很便宜或者零地价，购买者将其买来后仅土地增值税就使这个成本大幅超过了新建筑的费用，让它更新改造再获得收益就不可能了，所以大量低效资产就无法流动。土地供给模式改革从唯一到之一，就是要通过市场化机制盘活存量。

    要以人定供，解决跨省域的土地市场化机制。要解决土地使用权到期之后的后续问题。住宅70年还有点年头，但是城市要更新，大量的商办房已经20多年、还剩十几年，现在没人敢碰这些资产，造成城市经济没有办法盘活。

    （二）住房供给模式要改革。改革主要解决“四轻四重”的问题：重售轻租，重新轻旧，重市场轻保障，重预售轻优化房屋供给。这是我们过去住房供给存在的四大问题。

    （三）房地产金融模式要改革。很多人说房地产已经金融化了，但实际上我们的金融资源过度支持房地产是不存在的。房地产企业高负债是怎么形成的？房地产企业希望进行股权融资，但政策不允许，多少年房地产企业不能上市。好不容易搞了REITs，却不准涉及房地产企业，房地产私募股权不能成立，不能审批，凡是和股权有关系，房地产一律不能碰。银行还搞了几条红线，对房地产的贷款进行管控。所有的正规融资渠道全部堵死，它就只能去搞市场化的各种各样的负债。把所有的房地产企业要走的正路全堵死，它才搞成今天这个烂摊子。很多房地产企业造成很大的负债，为什么没能及早暴露出来？就是它表面没有那么大的问题，但是当问题一旦爆发出来，你就会发现表外的问题太多了。不光是恒大，所有房地产企业表外问题都大于表内，是因为表内的控制太严格了，因而金融制度一定要进行改革。   

（四）房地产企业开发经营模式改革。房地产企业开发经营模式从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到它的开发、运营、服务、持有一体化，从过去只重视卖新房子到重视存量，从过去全部是重资产变为向轻资产转变，以及盈利来源的多元化等等。在这些方面改变之后，才有基础对房地产企业“三高”的开发经营模式进行改革。

    （编辑  季节）

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现在政策工具箱里面的工具不少了，对于房地产的金融刺激政策的力度也非常大。现在，房地产和宏观经济发展的关联程度越来越密切。目前改变中国经济的心理预期减弱问题至关重要。

关于房地产的属性问题

    房地产是消费品还是投资品？它的属性存在不同认识，我认为房地产有四个方面的属性，应该重新认识，要进一步考虑其定位。

    第一，房地产是长周期的耐用消费品。40年、30年的消费品已经属于长周期的耐用消费品，而居民住房使用期有的是70年甚至更长，政策应该为长周期的房地产设计，而不是局限在短周期，这涉及政策制定的方法和着眼点。

    第二，房地产具有投资品的属性或者资产属性。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对房地产的支持就可能短期化。如果当行业形势和经济形势不好时，政府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形势好转后又把扶持政策往回收，投资者就会无所适从。总之房地产是有投资属性的，房地产的投资价值、资产价值还是要承认的。

    我理解“房住不炒”是指不能过度炒作，要防止房地产市场过度投机把市场炒乱。但是房地产交易还是应该受到保护。如果你不承认它的投资品属性，房地产市场就很难做起来。现在很多城市存量房挂牌数量达到历史的高峰，抛售二手房。

    第三，要承认房地产的财富属性。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通过房地产投资创造财富，而不是不讲究质量地盖房子。有一位建设部原来的领导讲过，我们住宅的生命周期平均26年到27年，之后就成了建筑垃圾。我们原来是粗放的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时，有必要明确房地产的财富属性。

    中国一些富人到国外买的豪宅都是具有几十年、上百年历史的那种具有财富属性的房地产，或者高价值的房产。我们现在实际上缺少适应富人需求的大宗购房，实际上是消费外溢的。一般的奢侈消费品是向国内流动，高端住房需求却是外流的，而且这几年外流得非常严重。

    按照统计局和人民银行的多次调研，我国居民的财富构成中80%是房产。如果否定它的财富属性，老百姓的财富将大大缩水，这也不符合我们的发展方向。

第四，房地产业仍然是支柱产业，而且是关联性极强，带动性极强，联动性极强的支柱产业。

房地产供给方面政策要整体设计

   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有房地产业政策的整体设计原则，而不是单一的供给政策，比如推保障房政策，以及城市的棚户房、城中村改造等。不是单一地推出某类住房的供给，要做房地产政策的整体设计。比如市场化住房部分，政策上要放开，真正让市场发挥作用；而保障房、公租房这部分应该由政府来做。

还有一部分存量房，比如小产权房，现在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而不是一拆了之，因为这也是社会财富，还有那么多的老百姓在那里居住。政策的制定应该避免简单粗暴的方式。现在一部分农村集体用地将来可能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它和小产权房的性质是一样的。为什么允许新的集体用地进入市场，之前的小产权房就要强令拆除？

所以我们制定政策，需要有一体化的和长周期的考虑和设计。住房市场的制度供给是非常根本的问题，不仅需要解决属性问题，还有长周期的优质制度供给问题。

需要解决存量和增量的问题

现在大家对房地产注意的焦点集中在一线城市，一线城市有不少存量，但只要政策取消对二套、三套房的限购，让市场起作用，刚性需求就会刺激弹性需求，它还是有消化的渠道。

最重要的是三线、四线城市，大量的存量房没有解决的通道，也没有解决的设计。大量的三线、四线城市，包括县城的空置房，特别是东北很多城市的空置房，问题非常严重。北京周边的一些中小城市也有大量空置房，目前存量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对房地产增量要有一个准确判断，到底未来还有多大的发展潜力。如果住房的建筑周期是26-27年，之前房地产粗放发展时很多房子的一些关键零部件，比如上下水设施、PVC管道已经老化，房子老化后问题将越来越多。供给侧的这种替代更新或者换代发展、原来住房垃圾的清除，是很大的工作量。未来房产的置换量很可能比人口增长的量还要大。

房地产宏观经济结构性问题    

解决房地产问题，要考虑宏观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税收结构。现在房地产是地方政府50%以上的财政收入来源，税收制度不改革，房地产是支持地方政府运转的主力。我们地方政府在过去三年疫情中支出很大，现在地方财政的困难和房地产市场还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是人口结构。我国人口去年出现负增长,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今年可能会减少200万以上。现在退休的人员是2500万，每年死亡1100万。从大趋势看，我国人口将趋于下降。从人口结构来看，房地产消费需求可能总体上要下台阶，但结构性置换可能会上台阶。这会对住房的结构和价格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三，不同城市对房地产要因城施策，这样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需要注意。由于因城施策，地方政府的权限或者说施策的不同力度可能差距很大，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导致房地产市场未来的畸形发展。所以因城施策必须建立在统一的制度设计的前提下。

    现在国内经济界对房地产持悲观论者很多。我们研究宏观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应该考虑：如何让房地产回归正常发展的轨道、健康发展的轨道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