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重科是一个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企业。26年来，中联重科变化很大，主营业务从工程机械占100%，变为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装备制造和金融服务联动发展的格局。员工和管理团队，由100%的中国人变为有50个国籍员工融合的大家庭。我们从零起步学习经营，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石，探索商道的原则和路径。企业管理从最初的“拿来主义”，逐步过渡到具有自身管理和文化特点的体系。我们把企业的价值理念浓缩为八个字“至诚无息，博厚悠远”。这八个字来源于《中庸》，我们相信从儒家思想中能寻得企业的长远之道，并将所悟所得与经营管理实践相结合，以“诚信、执着、包容、担当”作为企业文化体系构建的核心支点。
随着企业国际化的加速，我们与国外企业的交流越来越多，尤其是近十年来，中联重科先后进行了5起跨国并购，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中西方企业管理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既有母体文化的差异，也有价值观念的差异，还有管理实践的差异。
结合企业发展的实践，我将从中西方企业管理思想差异的来源、表现、会通三个方面谈如何在中西方不同的管理思想之间求同存异、化异为新，融合发展。
中西方企业管理思想差异的来源
中国的管理思想其实和中国的历史一样悠久，但企业管理作为一个系统学科则滥觞于西方。由于中西方管理思想受母文化影响的不同，起点和脉络不同，二者必然存在差异。差异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属性的来源决定差异
中国的企业管理思想源于传统文化中的治国安邦之道。尤其是儒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着眼于经世济民，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深具家国情怀。中国企业无论是近代的发端，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快速发展，都身负实业报国的理想责任；现在无论是公有还是私营，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企业。此外，儒商也是受到中国社会高度认同和尊崇的。所以，中国的企业管理思想一开始就具有更强烈的社会属性。
西方的企业管理思想更多产生于近代的社会化大生产，是在相对较强的逐利发展过程中，对企业实践经验的总结提升。无论是“科学管理之父”泰勒、“过程管理之父”法约尔还是“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自身都是企业管理者，其管理理论源自企业，服务企业。因此，西方的企业管理思想一开始就更具强烈的经济属性。
人性的认知决定差异
管理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对人性认知的不同，也决定着管理思想的差异。儒家思想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具有代表性的“性善论”也成为中国人对人性的主流认识。比如孟子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也就是说，人性中“仁、义、礼、智”这些善的品质都是与生俱来的。
在西方文化中，对人性的认识是多元化的，但对基督教的信奉，使“原罪说”成了普遍认识，以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为代表的性恶论占据主流地位。他们把人的欲望说成人的本性，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必须加以限制和改造。因此，中西方对人性本源的认知不同，直接决定了管理思想和方法的差异。
中西方企业管理思想差异的表现
德鲁克曾经说“管理以文化为转移”。不一样的文化土壤必然会培育出不一样的管理模式。管理者都要顺应这种文化基因来进行管理，否则就达不到管理目的，甚至遭遇失败。西方企业的管理思想，源于古希腊文明，在近现代逐步形成科学的管理理论，注重逻辑、崇尚实证，追求标准化、制度化。中国的企业管理思想，源于中华传统文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更关注人的因素。中西方企业管理思想差异的表现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管理机制上，西方企业重视外在制约，中国企业更强调内在自律。西方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都隐含着“人性本恶”的假设。因此，在管理机制上，主要通过相互制约，把权力限制在制度和流程的框架内。
相对而言，中国的“人性本善”论，使得企业更强调自律，注重道德的示范和引领，强调先“修己”，再“安人”，通过教化和修身来达成管理目标。比如，中联重科整体实行同样的“信任管理”，但中西有别。在收购的西方企业如意大利CIFA公司，是基于对其流程化、标准化的信任。收购10年，总部没有向该企业派驻中方人员，但CIFA公司能够做到运行顺畅规范、有效协同。而在国内，信任管理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之上，明确责、权、利，激励员工的积极性，强化员工的责任感。公司每年都要组织高中层管理干部进行封闭式学习约2周，谈的是思想，谈的是人生观、价值观、个人行为准则，我们称之为“淬炼”。通过淬炼，完成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变。
其次，在管理路径上，西方企业强调对事，中国企业强调对人。西方企业所蕴含的管理思想更重视制度、规章和流程，重视对事进行规划、执行、考核和奖惩，更强调“对事不对人”。而中国企业更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往往强调“先做人、后做事”，因才器使，然后授权赋能。比如，中联重科特别强调人的作用，在传承、创新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元、二维、三公、四德、五常、六勤、七能、八品”的文化价值体系。其中“二维”就是“德”和“才”，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识人用人原则。
第三，在管理基础上，西方企业强调契约精神，中国企业更注重和谐。契约精神根植于西方传统商业之中，也是西方法治、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西方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坚守契约精神，契约不仅确立了人与人、人与企业、人与社会的相互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清晰划出相互关系的边界。契约高于人际关系，形成牢固的相互依存又彼此独立的市场关系。
和谐既是事业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在管理的基础上，中国企业更注重和谐。和谐关系在企业管理中居于重要地位。中国企业往往有“家”的文化，这个家既是小家，也是国家，都以“和谐”为终极指向，实现企业整体进步、人的全面发展。
第四，在管理战略上，西方企业注重长远建构，中国企业更注重顺应时势。相对而言，西方企业眼光长远、重视积淀、遵循程序、执行标准，注重产品质量和品牌声誉。企业的长期稳定又让企业哲学、企业文化得以传承。欧洲有许多历史悠久的家族企业，虽然增长不快，但很多都是行业的隐形冠军。
“审时度势、待时而动”则是中国企业普遍追求的成功之道。中国企业往往有强烈的创新动力，主动营造和抓取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机遇，并针对外部形势变化，迅速调整经营管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紧跟国家政策、紧抓市场机遇，迅速成长，从中国走向世界。
中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会通
管理，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固定模式；管理思想也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在中国企业国际化不断深化的进程中，我们需要正视中西差异，让不同的管理思想在吸引与碰撞中相互渗透，以实现会通，进而指导企业发展的实践。中联重科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心得体会。
哲学+科学——道与术的并举
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特别是儒家思想“开放包容、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与时俱进”的四大特质，明确地告诉我们，企业应当遵从什么样的原则、担当什么样的使命、追求什么样的境界、拥有什么样的胸怀。这应当是中国企业从儒家思想中汲取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另一方面看，现代企业要在市场中生存发展，要提高效率和效益，不仅需要道德水平和思想修养达到一定的境界，也需要管理科学、管理工具的支撑。
因此，中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会通，首先在于把中国的传统哲学与西方的管理科学相结合，实现“道”与“术”的并举，完成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转化。
伦理+市场——义与利的兼顾
在市场中追求利润是企业的天性。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社会伦理也需要得到全面建立和维护。总体来看，西方企业更适应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自我调节，相信市场会自动趋向和谐、有序、均衡的状态。然而，市场会常常失灵，周期性经济危机不可避免，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经济利益和社会伦理不可能通过市场的自然发展得以协调处理。
相对而言，中国儒家思想更强调伦理道德，反对投机取巧、为富不仁，提倡“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当利益与伦理道义发生冲突时，甚至要舍利取义。中国社会一直推崇的儒商，其价值在于传承了儒家思想，平衡了企业的义利关系。
因此，中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会通，在于伦理与市场的会通，使得企业管理者既顺应市场规律，让市场“无形的手”自我调节，又符合社会伦理要求。对于一个企业而言，管理者不但要创造效益，更有责任和义务培养造就有思想、有情义、有担当的人，成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的伦理体系的建造者和守护者。
忠恕+制度——仁与法的贯通
儒家仁学一以贯之的践行之道即是“忠恕”。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蕴含了个人的道德标准、人际关系的理想状态、人与人如何在精神层面沟通以及世界多样性的解释，是传统文化的“富矿”。
对于企业而言，“忠恕”之道即是企业的管理要成为各方普遍认可的合理行为，因此企业利益要符合国家和社会利益，要善待员工，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追求各利益相关方的和谐。这对于现代社会生态平衡机制十分重要。
相对而言，中国还需要补上“制度治企”这一课。而这正是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核心优势之一。让西方企业崇尚的法治、契约精神与中国企业的人本、忠恕之道会通，实现仁与法的贯通，以形成中西结合的管理理念和实践方法。
今天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的企业从未如此受到世界关注，中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融合会通是大势所趋。我们看到，无论是同仁堂的“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还是海尔的“真诚到永远”、华为的“奋斗者”文化、联想的“以产业报国为己任”，都深刻地打上了中国儒家文化的烙印，也正吸纳世界优秀的管理思想，博采众长，自成一家。
因此，我们不应只是儒家主流思想的传承者，更应该拥有一颗不断向世界学习的进取之心，来实现跨文化融合发展。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让中国主流文化伴随着中国产能、技术、品牌一起走出去，与世界和谐互动交流，以进一步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让世界更全面地认识一个进入新时代的中国。
（编辑 杨利红）
编者按：本文所报道的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是我国在集成电路制造设备领域的一个杰出企业。中微多年专攻等离子刻蚀设备的研制，紧跟国际技术前进步伐，现已跻身国际一流行列，在我国半导体设备行业尤其突出。中微在长期坚持自主研发的基础上，不仅拥有多项国际发明专利，而且严格遵守和熟练运用知识产权有关法规，从容应对挑战，从而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处处主动。他们的经验在今天新的全球化条件下，尤其值得关注。
前不久，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积电”）为其领跑全球的7纳米生产线确定了5家刻蚀设备供应商，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微”）赫然在列。
2017年初，在美国总统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向总统提交的报告《确保美国半导体的长期领导地位》中，中微是唯一被提及的中国企业。此前，美国商务部在实地考察了中微和中芯国际后，于2015年2月9日公告放弃“限制对华出口刻蚀设备”并通报“瓦森纳协议”。这一事件标志着西方国家在集成电路高端装备领域的垄断和对华封锁首次被打破。
中微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它凭什么能突破“瓦森纳协议”对华出口刻蚀机的限制，并与世界顶级刻蚀机公司共同成为台积电的供应商？它给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带来了怎样的改变？中微创办于2004年，有三大产品：芯片制造前道等离子体刻蚀设备（D-RIE）、硅通孔刻蚀设备（TSV）和金属有机物化学气相沉积设备（MOCVD）。这三大产品在各自的细分领域都位居世界前三强。
目前，中微是国内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制造装备产业的领先企业,国内仅有的一家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持续地和批量地销售极大规模集成电路高端制造装备的企业。
开启新征程
2004年一批资深留学生在上海市政府的推动下，在上海浦东创立了中微，其领军人物是公司董事长尹志尧。上世纪80年代，尹志尧留学美国。1984年，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博士学位。随后进入英特尔工作，负责电浆刻蚀业务。而后，他又先后到美国科林研发和全球最大的芯片设备生产企业美国应用材料工作。他在美国应用材料曾任总公司副总裁及刻蚀产品部总经理。
尹志尧在美国硅谷闯荡之日，也正是中国半导体产业蜕变之时。
1983年5月，国务院成立电子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导小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任组长，第二年改组为电子振兴领导小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任组长。同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抓紧研制重大技术装备的决定》，对我国重大技术装备发展产生影响。其中，“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成套设备”被列为重点突破的十大技术装备之一。
2000年6月，在倪光南等一批老专家的推动下，国务院接连发布进一步完善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政策有关问题文件，扶持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从那一年起，一批批海外学子回国创业。2000年4月，由张汝京领衔的中芯国际在上海浦东新区成立，这标志着中国半导体产业开始书写新的篇章。
尹志尧回国创业与一个人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人就是上海集成电路产业的奠基人——江上舟，两人中学时是北京四中的校友。为了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江上舟曾鼓动张汝京等一大批硅谷华人回国创业，尹志尧就是其中一位。
在一次世界半导体设备展上，尹志尧偶遇时任上海经委副主任江上舟。江上舟仔细观看了美国应用材料的设备后说：“看来刻蚀机比原子弹还复杂，外国人用它来卡我们的脖子，我们能不能自己把它造出来？”江上舟鼓励尹志尧：“我是个癌症病人，只剩下半条命，哪怕豁出命去，也要为国家造出刻蚀机。我们一起干吧！”
2004年8月，时年60岁的尹志尧决定回国创业。他说：“我给外国人做了几十年嫁衣了，是时候报效祖国了。”与此同时，他还说服并带回了18位在硅谷主流半导体设备公司或研究机构工作多年的资深华裔工程师，后来有15位与尹志尧一起创建了中微公司。从此，尹志尧和他的团队开启了驰骋中国半导体和芯片装备产业的新征程。
在半导体行业工作了20多年，尹志尧个人拥有60多项技术专利，被称为“硅谷最成功的华人之一”。没有带回任何图纸和技术资料，尹志尧及其团队近乎赤手空拳回国创业。
在美国，尹志尧每年有2亿美元的研发经费。回国创业时，上海市政府支持了5000万元启动资金，另外他们还自筹了150万美金。但这点钱对于一个像中微这样的企业，是远远不够的，很快钱就花光了。缺钱，成了尹志尧面临的头号难题。为了筹资，他跑遍所有可能注资的机构和企业，但资金缺位还是很大。此时，江上舟给他送来了个好消息——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同意见他。当陈元得知他们要做的是刻蚀机时，兴奋地说：这东西，我做梦都想做，一定要支持。结果，中微从国开行拿到50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此后，中微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芯片制作有三个主要设备：光刻机、刻蚀机和薄膜沉积设备。“当时，我们选做两个，即刻蚀机和薄膜沉积设备。”中微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曹炼生说。2008年，中微自行研发的12英寸刻蚀机卖到了台湾，进入了芯片生产线。
中微成立之初，上海市政府以“科教兴市”重大项目给予了资金支持，之后又通过上海科创投对公司多次投资。2014年底，中微成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支持的第一批三家企业之一。经过几轮融资，中微注册资本现已超过了2.69亿美元，估值人民币80.9亿元。中微前三大股东分别为公司员工（20.26%）、上海科创投集团（19.97%）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19.34%），现有员工约600名，其中约1/4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地，是一支相当专业化、国际化的精英队伍。
说起中微的创建和发展，尹志尧总是要特别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江上舟。2011年，当江上舟不幸因病去世时，他专门撰文写道：上舟先生是我们的领路人。
群雄盘踞的半导体装备市场
半导体产业十分庞大，其主要产品包括集成电路（IC）、光电子、分离器和传感器等，其中IC的规模占80%以上，所以，半导体和集成电路这两个概念经常混用。而芯片则是指内含集成电路的硅片，它分为几十个大类、上千个小类。制造一块小小的芯片，涉及50多个学科、数千道工序。从产业链的角度看，半导体及芯片产业主要包括装备、材料、设计、制造、封测五大部分，其中装备和材料属于产业链的上游。在这条产业链上，目前我国企业包括半导体装备制造企业与国外企业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
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 2018年1月26日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球半导体设备商出货金额达到560亿美元，比起上一年大幅增长接近40%，创下历史新高。
半导体装备是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半导体产业价值链顶端的“皇冠”。目前，全球半导体装备一年销售额560亿美元，市场规模不算很大。但因其技术门槛非常高，它对一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也就成了全球竞争的制高点。
由于全球新建的12英寸晶圆厂在逐渐向中国集中，因此半导体和芯片装备采购额的增长部分，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然而，中国目前半导体和芯片装备制造的能力还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从美国高德纳公司（Gartner Group）2016年的全球十大半导体设备制造商排名看（表1），美国、日本和荷兰3个国家的公司垄断了全部入榜企业，中国公司没有一家入围。
表1 2016年全球前十大晶圆制造设备供应商排名
|
排名 |
供应商 |
2016年营收（百万美元） |
年增长率（%） |
|
1 |
Applied Materials |
7736.9 |
20.5 |
|
2 |
Lam Research |
5213.0 |
8.4 |
|
3 |
ASML |
5090.6 |
7.6 |
|
4 |
Tokyo Electron |
4861.0 |
12.4 |
|
5 |
KLA-Tencor |
2406.0 |
17.8 |
|
6 |
Screen Semiconductor Solutions |
1374.9 |
41.5 |
|
7 |
Hitachi High-Technologies |
980.2 |
24.3 |
|
8 |
Nikon |
731.5 |
1.0 |
|
9 |
Hitachi Kokusai |
528.4 |
-16.6 |
|
10 |
ASM International |
496.9 |
-14.7 |
资料来源：Gartner（4/2017）
在这个排行榜中，世界前三强是美国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美国泛林研发（Lam Research），荷兰阿斯麦（ASML）。最后一名是荷兰ASM国际（ASM International），2016年营收为4.97亿美元，这也是入榜的最低门槛。
我们再来看中国半导体设备制造企业的十强（表2）。
表2 2016年中国半导体设备十强单位（按半导体设备销售收入排序）
|
排名 |
单位名称 |
半导体设备销售收入（万元） |
出口交货值（万元） |
半导体设备销售类别 |
|
1 |
中电科电子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
90788.0 |
0.0 |
IC、光伏、LED |
|
2 |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
89783.0 |
0.0 |
光伏、LED |
|
3 |
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76973.6 |
22870.5 |
光伏 |
|
4 |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68690.7 |
719.9 |
IC、光伏、LED |
|
5 |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
48459.0 |
18691.3 |
IC、LED |
|
6 |
上海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
29047.6 |
3425.0 |
IC、其他 |
|
7 |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26832.5 |
0.0 |
光伏 |
|
8 |
天通吉成机器技术有限公司 |
21414.0 |
0.0 |
光伏、LED |
|
9 |
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
16423.0 |
16423.0 |
IC |
|
10 |
格兰达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
15006.6 |
7250.5 |
IC |
|
合计 |
483418.0 |
69380.2 |
||
资料来源：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2016年中国半导体设备销售收入总计57.33亿元，同比增长21.5%，其中前十强公司实现销售收入总额48.34亿元，同比增长28.5%。据SEMI统计，2016年全球半导体设备出货额412亿美元，中国大约占2%。中国半导体设备十强企业销售收入总额，仅与世界十强的第八名日本尼康大体相当。可见，中国半导体设备制造企业与美国、日本和荷兰的企业相比，差距很大。虽然世界十强的最低门槛并不算很高，但其营收规模也高出中国十强第一名4倍之多。
在市场已被世界群雄分割完毕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如何追赶？
晶圆制造需要上百种装备，如扩散炉、光刻机、刻蚀机、离子注入机、薄膜沉积设备、化学机械抛光机、清洗机等，但其中占设备投资总额比重最大的，第一是光刻机，占20%；第二是刻蚀机，占18-19%；第三是薄膜沉积设备，占15%。这三类装备占晶圆制造企业设备总投资的50%以上。因此，攻克这三类装备是发展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急所”。
中微正是为制造刻蚀机、薄膜沉积设备而生。从2004年诞生到今天，中微终于完成了追赶，进入了世界第一方阵。在刻蚀机这个细分领域，中微已成为世界前三强。
尹志尧在回国时立下的目标，是“用15年时间追赶，用20年时间超越，让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的芯片生产基地！”
中微用14年完成了这个追赶的目标。
艰难的追赶之路
和国外企业相比，中微是半导体装备制造行业的后来者，因此，追赶行业的标杆企业是他们必须要走的一步。就刻蚀机而言，当今世界主要制造商有3家：美国材料应用、美国科林研发、日本东京电子。他们不仅掌握着刻蚀机制造的前沿技术，而且体量都相当大，美国应用材料为100亿美元规模的企业，美国泛林研发和日本东京电子的营业额也达到50亿-60亿美元规模。这3家企业是中微要追赶的目标企业。
中微能不能追赶上这些企业呢？尹志尧认为，能不能追上，关键在于人。和他一起回国创业中微的团队基本都是来自这几家公司，对这几家公司很了解，而且个个身怀绝技，所以，追赶他们有自己的底气，有一定的先天优势。
那么，中微是怎么追赶的呢？引用曹炼生的一句话，就是“咬住国际先进水平不放松”。但这既需要人才又需要钱，中微的研发团队堪称国际一流，但是巨大的投资从哪里来？众所周知，半导体和集成电路装备制造业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大、回报周期长。比如，仅就研发投入而言，作为行业老大，美国应用材料在过去10年中平均每年的投入超过10亿美元，占营业收入大约10%。中微的研发投入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级呢？曹炼生说：“我们每年的研发支出差不多是5000万美金，即人民币3亿多”。这只是美国应用材料年均研发投入的1/20。即使是这样，也给中微带来了巨大的压力。2017年，中微的销售收入创历史新高，达到10亿元，以此计算，研发支出占了销售收入的30%。这个比例明显高于美国应用材料，这是追赶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如此之高的研发投入，使中微不得不为钱而与各方周旋。尽管国家的专项资金支持，能够解决一部分研发费用不足的问题，但企业最终还是要靠自己解决资金难题。事实上，中国半导体和集成电路装备制造企业都面临着和中微同样的问题。
“这就又牵扯出另外一个问题，像我们这样的高科技企业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我们集成电路装备产业现在有三种模式，即中微、上微、北微3个国内重点企业走的三条不同的道路。” 曹炼生说。
上微，就是上海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它承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与成套工艺专项”的65纳米光刻机研制项目。现在，他们突破的是90纳米的光刻机。尽管在我国这是从0到1的突破，但90纳米的光刻机已不是市场上的主流产品。作为一个企业，要生存下去，就要开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于是，上微利用多年积累下来的核心技术，开发了一些其他产品，例如用于封装的光刻机等，在市场上这些产品卖得也不错。有人把上微的这种做法称作“沿途下蛋”。
北微，全称是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由北方微电子和七星电子两家公司重组而成。其研发团队以清华、北大、中科院为背景，产品做得比较多，或者说比较齐全。有人把它誉为中国版的“应用材料公司”，但以它现在的实力和美国应用材料相比，更多的还是对它的一种美誉。
中微和他们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这14年来，中微就是咬住了国际先进水平，把刻蚀机从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65纳米，一直做到现在的7纳米。”曹炼生说。
等离子体刻蚀机是中微的主要产品。从2008年起，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上海市政府的研发资金支持下，中微先后成功开发和销售了适用于65/45/28/20/14/10/7纳米工艺制程的一系列等离子体刻蚀设备，陆续覆盖了存储器件和逻辑器件制造中大部分的介质刻蚀和导体刻蚀工艺，始终保持着与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同步。中微生产和销售的500多个刻蚀反应台已经在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40条先进芯片生产线上运行，高质量地生产了6000多万片晶圆。2017年7月，台积电宣布将中微纳入其7纳米工艺设备商采购名单，使中微成为唯一进入台积电7纳米工艺蚀刻设备的大陆本土设备商。
中微的另两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是硅通孔（TSV）刻蚀和金属有机物化学气相沉积（MOCVD）设备。中微TSV刻蚀设备已经装备了国内所有的集成电路先进封装企业。市场占有率超过50%。同时还远销欧洲，应用于新兴的微电机系统（MEMS）传感器制造。而用于制造蓝光LED 的中微MOCVD设备在最近两年，从几乎为零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一举实现超过70%的市场占有率，彻底打破了美国维科（Veeco）和德国爱思强（Aixtron）两家供应商长期垄断市场的局面。由于中国的MOCVD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占全球份额超过60%，所以，中微实际上已经是全球MOCVD最大的供应商。最近，中微的MOCVD设备正在跨出国门，走向世界。
不懈的努力，使中微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可。中微已获得国内外知名奖项达50余次，例如，国家科技发展重大专项（02专项）授予的多种奖项，以及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工博会金奖和行业权威杂志《Semiconductor International》（《半导体国际》）颁发的2009年全球最佳产品奖等。有人预测，在今天半导体设备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中微有机会成为新一代的“华为”。这是对中微的赞誉，也是对中微的期盼。
国际维权三大战役
公司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及同业竞争对手的广泛关注。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对中微高度警惕。10多年来，美国应用材料、泛林研发、维科三大半导体设备公司轮番对中微发起了商业机密和专利侵权的法律诉讼，意欲遏制中微的发展。对此，中微有充分的准备，他们在国内外申请了1200多件相关专利，其中绝大部分是发明专利，有力地保护了其自主创新形成的知识产权。
第一场官司是和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公司美国应用材料打的。2007年10月，应用材料将中微告上了美国法庭，指控中微使用其商业机密开发了设备，要求停止侵权并赔偿。此外，应用材料宣称拥有中微的两项专利，这些专利由目前任职中微的4名前雇员发明，其中包括中微董事长尹志尧，副总裁陈爱华。应用材料表示，当初与4人曾签订过协议，要求其在任职期间所有专利所有权归应用材料。而且即使离开应用材料，一年内申请的专利也全部“假定为其受聘于应用材料期间所发明，所有权归应用材料”。
“法院立案以后就开始取证，取证取了两年，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找不到证据就算了，最后以和解而告终。”曹炼生说。
大名鼎鼎的美国应用材料为什么要状告一个弱小的同业新秀中微呢？显然，这更像是一种企业间的商业竞争策略。当时，中微研发的用于制造65纳米至45纳米芯片的刻蚀机，已进入全球主流市场，对应用材料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所以，它此时状告中微，实质上就是想遏制住中微快速发展的脚步。
第二次官司是中微的直接竞争对手美国泛林研发在台湾打的。2009年1月，泛林研发声称中微公司型号为Primo D-RIE的等离子体蚀刻机侵害它的台湾专利 TW136706“电浆反应器中之多孔的电浆密封环”和TW126873“于电浆处理室中大量消除未局限电浆之聚焦环配置”。所以，泛林研发将中微告到台湾法院。中微公司以事实回应了泛林研发的指控，并指出泛林所提出的被侵权的专利根本就是无效的专利。台湾智慧财产法院法官在听取双方针对有效性问题的辩论后，基于不需要更进一步的调查关于侵权的争点，驳回了泛林研发的诉讼请求，并认定泛林研发主张遭到侵害的专利是无效的。“泛林研发不服一审判决，于是他们就上诉，结果连着打三次，三审我们全赢。”曹炼生自豪地说。
泛林研发为什么选择在台湾状告中微？说白了，这也是一种竞争策略。“因为我们之间竞争的主要市场就在台湾。”曹炼生说。
针对这场官司，尹志尧说：“健康的竞争是向客户提供更优秀产品的不可缺少的保证。我们欢迎与竞争对手们的公开竞争。当然，当这样的竞争对手试图以没有根据的法律诉讼来阻碍我们进军关键市场时，我们将积极捍卫我们的权力。我们非常高兴法庭驳回了他们的诉讼。”
第三次官司是和美国维科打的。这场官司的起因，还是因为中微MOCVD设备占领市场的速度太快，维科节节败退，有点受不了了。这场官司是从2017年4月份开始的，一直打到今年2月份才以和解的方式结束。
2017年4月，维科在纽约东区的联邦法院对中微MOCVD设备的晶圆承载器 (石墨托盘) 供应商西格里碳素（SGL）展开了专利侵权诉讼, 维科认为，西格里碳素为中微半导体设计的石墨托盘侵犯了其专利, 要求禁止西格里碳素向中微供货，并赔偿巨额损失。
对于维科的专利侵权诉讼，中微的专利部门很清楚，他们讲的那个专利是无效的。中微告诉西格里碳素可以放心供货。但美国法院支持了维科的诉讼请求，禁止了西格里碳素向中微供货。怎么办？中微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是，2017年7月，中微在福建高院起诉维科精密仪器国际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维科上海”) ，指控其TurboDisk EPIK 700型号的MOCVD设备侵犯了中微的晶圆承载器同步锁定的中国专利，申请对维科上海发布永久禁令并赔偿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
就这样，这场专利互诉战正式拉开帷幕。曹炼生说：“你不是不让石墨托盘出口吗？那我就不让你的东西进口。” 今年年初，中微获悉，美方涉嫌侵犯中微专利权的设备即将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进口，随即向上海海关提出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申请。上海海关及时启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程序，在进口环节开展行政执法，根据权利人申请，暂停涉嫌侵权设备的通关，这批设备货值达3400万元。“这一扣，维科受不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它的产品被中国给扣了。”曹炼生说，在此情况下“维科主动打电话给中微说，我们坐下来谈谈吧。一谈，双方都表示愿意撤诉，我们也不扣你的产品，你也不要让人家禁止出口了。”经过谈判，中微与维科、西格里碳素三方
尹志尧说：“竞争对手们基于全球客户的利益应该如何解决好知识产权事宜，这次和解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一路走来，中微一直在努力地践行它的目标：在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产业中，为国内的制造企业供应能够替代进口的优质低价关键设备；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研制能与国际垄断巨头争一席之地的具有国际最先进水平的关键设备。
展望未来，中微透露，他们正在积极筹划公司上市，登陆中国资本市场。这无疑对尹志尧提出的“用20年时间超越”竞争对手的目标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目前，全球集成电路产业正在向中国转移，中国把发展集成电路产业视作国家战略，在此大好机遇下，我们期待中微成为一个领先全球的半导体和芯片装备制造的企业。
（编辑 碣石）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但中国船舶工业的元气一时还难以恢复。世界造船市场空前低迷，国内造船工业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国内民船订货本来就少，再加上军品订货骤减，许多船厂处于半停顿状态。
此时，世界船舶制造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战后的日本，以发展造船业作为重振国家经济的突破口，实行“计划造船制度”，把造船业推上了发展的高速路。到1956年，日本造船吨位已达到174.6万吨，超过英国，雄居世界第一造船大国宝座。自60年代起，韩国也把发展造船业作为国策，提出“造船立国”的口号。1972年韩国造船业开始起飞，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韩国将造船等六个工业部门列为国家战略大发展规划中的支柱工业，造船业投资达到500多亿美元。到1981年，韩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造船小国成长为世界第二造船大国。
在开放中走向世界
中国船舶制造业是近代民族工业的一个起点，拥有百年积淀，而此时在技术上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在这个你追我赶的时代，中国如果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就将没有在国际市场上的立足之地。人们记得，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就提到中国的“球籍”问题：“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中国船舶工业的出路何在？
推船下海、打进国际市场
1977年12月6日，这是一个对中国船舶工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冬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了有关部委对船舶工业的汇报之后，明确指出：“船舶工业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中国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邓小平的这个指示后来被形象地称为“推船下海、保军转民”战略。这是船舶工业乃至整个国防工业的一次战略性调整，也是一场深刻的变革。
打进国际市场，与日韩等国的造船企业竞争，为中国船舶工业指出了发展方向。“我们造的船比日本便宜，我们的劳动力便宜，一定可以竞争过日本。”1978年6月28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了六机部和海军汇报后，把当时世界第一造船大国日本确定为中国船舶工业的赶超对象，这种远见和胆识鼓舞了船舶工业。他又进一步指示:“要出口船，赚外汇，主要多搞中小船，以民养军。总之，国际市场有出路，我们的船可以便宜十分之一，要有信心。”从1977年到1982年，邓小平同志先后12次听取船舶工业发展问题的汇报并进行指示，给船舶工业鼓劲打气。他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
在邓小平同志看来，后发国家必须善于借鉴、善于学习，从高起点上起步。1978年，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大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强调“要把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大胆地、广泛地吸收和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这同船舶工业与生俱来的开放性特征十分契合。
在邓小平同志一系列指示下，江南造船厂（以下简称“江南”）打破僵化落后的思想框框和体制束缚，迅速调整发展战略，通过船舶出口、引进技术与设备、合作生产等多种方式，形成新的发展局面，力争在短时间内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
向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看齐，江南直接对标日本三菱重工，率先跨出国门，与世界接轨。1977年，三菱重工考察了中国造船企业，他们告诉中国领导人，中国的造船水平落后世界25年。随后，六机部领导带队对日本23家造船企业进行深入调研，听取了三菱重工为江南造船厂设计的改造方案，这个方案体现了当时世界造船业的先进水平。但由于资金不足，双方从全方位合作压缩至最急需的技术和管理层面的合作，江南吸收了日方不少先进的造船技术和管理经验，被称之为“软引进。”
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江南调整了发展思路，企业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走出了一条“出口—引进—出口—提高—再出口”的路子，在提高中出口，在出口中提高，不断建造高质量的出口船舶。江南第一批出口船舶是为罗马尼亚建造4艘50吨起重船，1980年3月开工。1981年5月15日交船。在中国船舶行业的出口中，江南一直发挥着主力军作用。
如何打开国际市场的大门？六机部决定以香港为突破口进入国际市场。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已经是国际航运中心，当时香港的船队占世界规模的十分之一，而包玉刚、包玉星兄弟的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就占据香港船队的三分之一，号称“世界船王”。如果包玉刚兄弟能在国内订船，他们的影响力就可以带动一大批国外船东，中国船舶进入国际市场就可以事半功倍。
1980年，在主管部门的努力下，包玉星将原拟由日本企业承建的两艘27000吨散装货船的合同转给了江南。第一次为香港环球航运建造万吨货轮，江南高度重视，决定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达到最好的水平。在进行施工设计时，江南与日本三菱重工株式会社实行技术合作，引进先进的施工技术和管理经验，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大大提高了造船质量。1981年2月散装货轮开工，1982年2月按期交船。包玉刚对新船的质量很满意，认为“这可与日本任何一家造船厂造的船舶媲美。”这两艘货轮分别被命名为“世沪”号和“世谊”号。与此同时，中信公司荣毅仁董事长又争取到香港首富李嘉诚的支持，为香港船东在国内订造4艘散货轮，这是六机部签下的第二个国际造船合同。以香港为突破口的出口决策首战告捷。此后，江南继香港27000吨货轮建造之后，又为意大利订造2艘“牡丹”号和“石榴”号，为香港订造1艘“湘江”号，这3艘27700吨散装货轮均于1984年底完成。
江南有长远的发展眼光。他们认为仅靠引进技术、设备以及国家支持还远远不够，船舶工业关键要靠提升“内功”在市场竞争中取胜。所谓提升“内功”就是要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尽快改变技术和管理差距悬殊的状态，首先是全面学习日本造船厂的先进造船模式。当时日本修船造船企业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的23倍，我国的造船周期比外国长很多。江南主动找日本三菱重工拜师，希望对方在出口船的建造中给予帮助，与三菱签订了10个方面的技术合作协议。
与国际接轨首先要找差距，学会如何有效吸收和消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第一艘船的建造过程中，江南需要严格按照三菱制定的各种技术条款、各种规范和标准、多种工艺和生产流程要求，以及严格精细的管理规定。这不仅仅是写在纸面上的条款，而是在每一个实际的操作环节中，都按照制度规范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检验措施。这为江南的生产技能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带来了切实的效果，严师出高徒，在第一艘出口船的船体提交验收时，达到102个部件全部验收合格的好成绩。
随着“世沪”号和“世谊”号相继下水，江南开始扬名世界，引领中国船厂叩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国外航运界订单接踵而来，大大提高了江南在世界船舶界的影响力。
在国际竞争中进行弯道超车
20世纪80年代初，正当江南进军世界市场取得初步成绩时，西方经济遭遇“石油危机”重创，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大幅减少，世界航运和造船市场持续萧条，国际造船订单锐减。占据世界造船量80%的日本、韩国及西欧造船强国的船厂，纷纷破产倒闭，新船价格下跌60%。江南造船厂也面临困难局面。
此时，中国造船企业面临着新的抉择，曾经一度流行的“造船不如买船”的观念在国际新船价格下跌期间又开始冒头。中国要与发达国家一争高下，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就必须提高国际竞争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当国际竞争对手虚弱的时候，正是中国造船业异军突起的机会。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造船年产量只有60万吨左右，仅仅是世界造船大国产量的零头。但中国具有国内市场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潜力巨大。当时，国外船厂员工的工资占造船成本20%多，而中国船厂员工的工资占造船成本不足5%。中国船厂在国际市场上能够以低于竞争对手10%—15%的报价争夺造船订单。当时，西方一大批船厂和配套厂商为求生存，急于转让设备和技术。看准了世界造船中心东移的历史时机，江南决心进行“弯道超车”。
1984年7月，香港泰昌祥轮船公司需要定制64000吨巴拿马型散装船。江南抓住这个机会，及时拿出了合理建造方案，争得了合同。1987年10月，以“祥瑞”号命名的巴拿马型散装货轮顺利交船，其性能和经济技术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祥瑞”号投入航运后，曾在大西洋、太平洋遇到极其恶劣的海况和11级台风，均安然无恙。从此该型船在英国伦敦租船市场单独挂牌，被称为“中国江南巴拿马型”，成为我国唯一列入该市场标价系列的船型，赢得国际航运界声誉。
继而，美国拉斯科轮船公司向江南订造两艘同型船，1990年均准时优质交船。美国船东有感于江南的良好信誉和质量，把原定的船名“太平洋”号和“大西洋”号，改为“中国光荣”号和“中国自由”号。两年后，拉斯科公司再向江南订造3艘7万吨级巴拿马型散装船，由于质量优良，分别被美国船东命名为“中国精神”号、“中国希望”号和“中国乐观”号，成为江南在国际船运界的佳话。至此，巴拿马型散装船已成为江南出口的系列拳头产品。
与此同时，江南开发和建造了技术难度更大、附加值更高的出口船舶。例如，江南为西德建造了两艘24000吨汽车滚装船。这种船舶装卸效率高，经济性能好，当时世界上仅日本、韩国等少数国家能造。在研制过程中，江南成立了4个专业技术攻关组，重点攻克“通道设备”、“自动化系统”等重大技术难关。
攻下滚装船的技术难关后，江南没有停下爬坡的脚步。1991年2月至1993年6月，为德国建造了2艘4200立方米半冷半压式液化气船，这是高技术、高难度、高性能的特种船，世界上只有几个国家能制造。江南成立了7个技术攻关组，调集各路技术力量，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汽车滚装船和液化汽船的成功建造，为江南在世界船舶市场打开了高技术、高端制造的大门。
在造出口船的同时，江南通过合作与引进吸收大量先进技术，又不断地将这些技术融入到为国内船舶用户的建造中。1990年以后，陆续为广州和天津运输公司等建造多型散装船。
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
中国造船业率先出海，首先就碰到管理体制滞后的问题。船舶工业要求企业规模效应和较高的产业集中度。但长期以来，国内造船业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各自为政，严重制约了造船工业的发展。当大批出口订单压过来，国内众多船厂技术准备不足，缺乏承造出口船的经验，再加上管理体制的制约造成“消化不良”，经常出现拖期罚款现象，给行业带来严重的信誉损失。
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三级标题）
开放倒逼改革。在国内骨干船厂船舶出口直线下滑之际，邓小平关于“中国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以及“官气要打掉，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指示，给船舶工业再次指明了方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提出了船舶工业体制改革的新思路。他要求在进一步扩大开放，打开国际国内市场的同时，必须尽快推进改革；全国船舶工业首先要进行联合与统筹，建立一个能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具有高度敏感、并能做出迅速反应的管理体制。薄一波副总理亲自推动进行整合船舶工业的改革试点工作，上海成为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1981年8月，上海船舶工业公司成立，上海地区原属六机部、交通部和上海市的28家船舶企事业单位（包括江南造船厂）纳入其中，这就打破部门和地区界限，按行业统筹管理，为造船业实行“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体制改革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中央希望用船舶工业取得的经验推动整个工业的调整、改革和重组。率先进入国际市场的船舶工业，再次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开路先锋。
改革“造修合一”的混合管理模式（三级标题）
江南步入改革先行者的行列，走出了国有企业向现代公司转型的第一步。随着企业自主经营权的扩大，江南主动调整了经营战略。
改革开放之前，江南的生产管理一直是造船、修船、非船产品三合一的混合制，对各类经营业务的计划安排及技术、工艺、生产指挥等实行统一管理，这种管理模式不利于专业化发展。1980年4月，江南改革了这一传统模式，实行造修分家，成立了修船部，独立核算，形成以造船为主、多种经营的格局。1986年，江南进一步提出“一主两翼”的经营方针，即以造船为主体，修船和非船舶产品为两翼，以两翼保主体。经营方针的完善，促进了江南的迅速腾飞。
1988年，江南的修船部改为修船分厂，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原六机部改制）旗下的船舶修造企业建立修理各种船舶。到90年代末的10年间，修理船舶达数百艘之多，为我国海军、海洋局、各航运公司、打捞局等部门修理了大量舰艇和船舶，年修船能力达100艘，修船产值迅速增加。其中业务发展最快的是外轮修理，以往江南只是承接苏联、东欧和香港地区的船舶，后来发展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航运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非船舶生产方面，江南也有着悠久历史。解放后，江南的非船舶生产业务更加广泛，其中著名的重大项目如万吨水压机等。在保证造船和修船的基础上，1978年，江南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造了2号船闸；1980年3月，建设中的宝钢总厂为节约外汇，将原计划从日本购买的187米高烟囱铁塔转为委托江南造船厂承制，江南采用提高单件制造精度以保证拼装质量的施工方案，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1984年为上海天文台建造天文台圆顶，后又为北京天文馆建造天文台圆顶；1986年，在国家经委和上海市经委的安排下，江南造船厂为上海重型机器厂制作2030冷轧机的部分设备及金属结构；同年为上海高桥石油化工公司制造2套化工设备。
企业机构改革后，江南的非船舶产品制造优势进一步放大，承接和生产了许多重大钢结构和机械产品，为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提供了多种精良设备。“七五计划”期间，国家修建山西大同到秦皇岛的电气化运煤专线，在秦皇岛建大型转运码头，江南承担了码头第三期工程；1985年，中信集团计划建设当时北京最高的京城大厦，其中钢结构18000多吨，中船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陈小津希望打破国内超高层钢结构承包工程由外国人垄断的局面，得到时任中信董事长荣毅仁的支持，遂委托江南造船厂承接了京城大厦钢结构制造工程。1995年，江南造船厂成立了钢结构工程部，承接了上海大剧院、世界金融大厦、上海国际机场等钢结构工程，在大型钢结构、压力容器等建造方面体现出强大的生产能力。江南上市后，迅速成为国内大型钢结构制造领域的“龙头老大”，相继承接了卢浦大桥、国家大剧院、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等一系列重大钢结构工程。
进入快速发展期
改革开放后，江南在造船行业中率先进入国际市场，承接建造和修理船舶业务，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挪威、希腊、比利时、波兰、新加坡、印度、伊朗、埃及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建造了多种船舶。
一步迈进高精尖船舶市场
20世纪 80年代末，国内船舶工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连续两年没有接到出口订单的江南，与联邦德国签了两艘4000辆小汽车的滚轮船建造合同，这类特种船是典型的高技术、高附加值的船，当时只有日本和欧洲少数国家能够建造。江南通过异常艰苦的技术攻关和几年努力，终于在1988年10月和1989年2月成功交付这两艘滚轮船，开始迈入最先进的世界造船技术领域。
勇争造船先锋
随着船舶大型化的发展，江南决心将单船的造船能力由原来的3万吨提升到6万吨级。1985年，江南为香港泰昌祥轮船公司建造了64000吨巴拿马型散货船，从6.4万吨起步，逐渐发展为6.5、7、7.3、7.4、7.6万吨等巴拿马型散货船系列。“江南巴拿马型”型散货船是中国第一个在国际船舶交易市场上挂牌交易的国际著名品牌，结束了江南建造出口单船长期徘徊在2万吨左右的历史。这一完全自主开发的品牌系列，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知名船东来中国订船。1987年，江南第一次为美国建造了“中国光荣”号和“中国自豪”号，打开了美国市场。
此后，江南造船如虎添翼，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1990年，江南年造船产量突破20万吨，从产量和质量上都称得上是“中国第一船厂”。
20世纪90年代中期，江南走到了普通散货船开发和建造的最高点。自1995年下半年起，江南全力向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建造市场进军：相继承接了70800吨巴拿马型系列散货船，这是中国第一个在国际租赁船市场上挂牌交易的国际著名品牌；建造了中国第一艘13700吨液化学品/成品油运输船；1236TEU高速集装箱船，22000立方米半冷半压式乙烯液化汽船等共四型18艘，全部是中国造船史上没有建造过的当代世界先进水平的高新技术船舶产品。承建这18艘船时，中船集团为江南承担了巨大压力；江南如果完不成任务，中船也无法向国家交代。为此，中船集团总经理陈小津还向国务院签了军令状。陈小津要求江南全体员工以壮士断臂的勇气，坚决完成这18条船的任务。越是面对困难和挑战，就越能激发江南人的斗志。在建造过程中江南克服了不知多少难关，啃下了一块又一块硬骨头，到2001年，这18艘高技术船相继完工，在国内率先实现了产品结构由普通散装船向高技术船的升级换代，创造了中国造船新纪录。
此后，江南不断推陈出新，开发建造了汽车滚装船、快速集装箱船、大型自卸船、跨海火车渡船等一大批高技术船舶，成为中国造船业的标志性产品。从军船到民船，从造船主体到非船项目，江南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
中国海军舰艇的摇篮
建造世界一流舰艇，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不但是几代海军将士梦寐以求的期盼，也是几代造船人魂牵梦绕的情结。江南一直肩负着为海军建造先进精良装备的重要使命。新中国的几代领导人，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同志，都曾亲临江南造船厂视察和指导工作。
1983年，中央军委下达研制新型导弹驱逐舰的任务，我国第二代导弹驱逐舰的研制工作开始了。这将集中我国80年代海军装备科研的最新成果与国外装备的先进技术，是当时我国自己设计、研制的吨位最大、技术性能最先进的海军主战舰艇。江南全面负责新型导弹驱逐舰的总体建造和实验工作。在建造112、113舰时，江南攻克了高强度特种钢材的焊接、设备调试等多项关键技术，经过千锤百炼，1989年，新一代导弹驱逐舰终于建造成功。1994年5月，112舰交付海军使用，被誉为“中华第一舰”。1996年，113舰也交付海军使用，圆了人民海军从近海走向远海、从浅蓝走向深蓝的梦想。随后几年，又建造了一批更先进的舰船，正式列入海军装备，大大增强了我国的海防力量。
1991年，国防科委下令研制第二代航天主测量船“远望3号”。江南造船厂克服了工程技术难题，按时完成了任务。“远望3号”主测量船交付海军使用后，航行数万里，多次出色完成国内外发射的海上测量任务，使我国航天远洋综合测控能力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国家有困难，总是找江南。江南在承接052型国产第二代导弹驱逐舰的建造任务时，西方国家对华实行武器禁运，由于舰上的子系统大部分来自国外，这些子系统的设备安装协调工作出现了诸多难题。江南在建造过程中，攻克各种困难，按期完成任务，建造质量也得到了海军的高度肯定。2003年10月，四艘052B/C型驱逐舰在江南下水。快速优质的建造，标志着中国海军水面舰艇在技术和性能上大大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4年后，江南又建造了6艘052D型“中华神盾”驱逐舰，中国一跃成为亚洲地区防空导弹驱逐舰数量最多的国家。此后，更先进的055型大型导弹驱逐舰也在江南开工建造，该舰的建造，使江南的造舰能力从6000~7000吨级一举跃升到万吨级，体现了江南人敢为天下先、建造世界一流水面舰艇的精神。
近20年来，江南仅导弹驱逐舰的产量就达到16艘，常规潜艇8艘，几乎垄断了新世纪中国海军新型驱逐舰全部建造工程。江南当之无愧地被誉为“中国海军舰艇的摇篮”。
江南在其他方面也在创“第一”，比如建造了中国第一批具备携带主战坦克能力的大型气垫登陆艇726型，该艇批量生产并装备于071型船坞登陆舰后，中国海军的两栖装备投送能力将有质的飞跃。
90年代以来，江南造船厂改革步伐明显加快。1994年，它在全行业率先成为全国100家大中型企业首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之一。1996年6月，江南改制为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997年6月3日，“江南重工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2000年8月，江南造船厂完成债转股的工作，新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正式诞生。2008年独立建制，成为隶属于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的大型现代造船企业，被列为重点骨干国有企业和大型一类国有企业。目前，江南已经发展成为国内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生产品种最为广泛的现代化造船基地。
百年江南 大J摇篮
21世纪初，韩国经过30年不懈奉行“造船之国”的国策见到成效，造船产量首次超过日本，坐上了世界造船的头把交椅。而此后不久，中国的船舶工业就在各方面实现了快速赶超。
向世界第一造船大国进军
本世纪初，中国造船工业乘时而动，进入高速发展期。2002年5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对有关部门批示：“发展船舶制造对拉动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就业，作用很大，而且看得见，不像某些小商品，因此不要等闲看待这个问题，中国有希望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就吨位比较）。”朱镕基总理的批示，显示了中国政府发展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超日韩造船强国，建设世界第一造船强国，这也是国家在新世纪赋予中国造船企业、赋予江南厂的历史使命。
造船业对于吸纳劳动力就业具有明显优势，而且借助船舶出口，钢铁、船用配套设备等几十个产业可“搭船出海”，间接实现出口。船舶又是制造业中的“巨无霸”，一艘数万吨的船舶，其售价少则几千万美元，多则上亿美元。
到今天，中国已经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造船工业。从2012年起，中国不仅在年度造船吨位上超越了韩国，同时也逐步具备了建造大型液化气船、半潜船、深水钻井船等特种大型船的能力。中国船舶出口占总产值的比重已高达80%以上，而且大多出口到西方发达国家。前副总理李岚清曾经称赞：中国造船业是国内唯一能称得上的“出口支柱型产业”，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可以同发达国家一争高下的装备制造业之一。
建设21世纪世界船坞
在新的战略思维指导下，中船集团开始大张旗鼓地打造大型造船基地。江南人也开始寻找新的出海口。
2002年，上海市争得了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权。2003年，为了上海世博馆的建造，也考虑到江南造船厂及上海造船工业未来的发展，上海市决定在距长江入海口不远的长兴岛南岸安排8公里岸线，作为造船预留场地，将江南造船厂从市区搬迁到长兴岛新厂区。政府一次性划出8公里海岸线，在世界造船史上也不多见。原来江南厂的老厂区面积是77万平方米，长兴岛厂区则是580万平方米。
这个决策为江南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中船集团陈小津总经理提出：长兴造船基地是中国造船业的“希望工程”，是中国造船业进一步走向世界的重要根据地，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的井冈山、延安。江南要以“百年大计、世纪精品”的高标准建造世界最大规模的现代化造船基地，力争使它“一百年不落后”。
2005年6月3日，江南长兴造船基地举行开工仪式，这是江南创业的新起点。2008年，江南集团把148年的老厂，从城市整体搬迁到衣食住行都很不方便的郊外滩涂，开始了再创业的征程。
长兴岛，一个沉睡百年、默默无闻的小岛，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搬迁到长兴岛，这个百年老厂得到了一个新的发展平台。造船基地一期工程共投资160亿元，经过3年建设形成了3条造船生产线。一号生产线是民船生产线，目前世界上三大主流船型最大吨位的船舶都可以在这里建造；二号生产线为DC生产线，主要为海军建造DC；第三号生产线是军品生产线，目前正在建造中国最先进的舰艇和小型特种军用船舶。经过9年的基础建设和技术创新，江南成为我国目前造船基础设施最先进、综合造船实力最强的造船基地，建造能力涵盖了我国海军装备包括水面、水下战略性产品在内的所有舰艇。
在长兴岛，无论是30万吨的超大豪华邮轮、17.5万吨的散货船、1万吨标准大型集装箱船、大型液化天然汽船，还是海上石油钻井平台，这些世界最高标准的船舶都可以批量生产。外媒报道，江南“像生产香肠一样生产巨轮”！
2010年3月23日，江泽民同志为长兴岛题词“百年江南 大J摇篮”。江南——一个世界最先进的现代化造船企业，已经在东海之滨巍然矗立。
坚持“军为核心，军民融合”的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大明确将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江南的发展史本来就是军民融合的历史，在江南的发展历程中，实现了军民齐头并进、协调发展。
2008年搬迁长兴岛后，江南励精图治，坚持保军首责，把军工能力建设摆在各项工作之首、作为重中之重，军品供给能力大幅上升。在经营管理中统筹生产资源，军工生产布局日益优化；创新工程管理，装备实现批量节奏交付；打破专业界限，让各方技术力量握指成拳，人员安排趋于军民共用；从基础研发到顶层设计一体化全面推进，推进产学研用相结合和军民互通互补，紧盯装备发展趋势，使军工科研迈上了新台阶。
近几年，受益于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国家加大了海军装备的投入。2015年起，江南为实现国内“第一军工造船企业”的战略目标，在《中国制造2025》指导下，大力推进战略、科技创新和管理流程三个领域的转型升级。
2016年12月8日，一栋伟岸的建筑在长兴岛建成剪彩，它就是集研发、设计、试验、基础设施等技术研究为一体的江南研究院。设立研究院的目标，是建设与世界一流造船企业相适应的研发设计与工程应用中心、在高端海洋装备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力争形成若干行业领先的技术制高点，从“跟跑”转向“领跑”。这是江南以创新引领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
围绕军工科研创新，江南联合设计院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组建了开放式的创新平台。紧盯世界舰船，开展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技术研究。
江南曾经建造了我国第一艘潜艇和第一艘护卫舰。而今日的江南造船基地，共有7座大型干船坞，包括6条军品生产线，具有生产10万吨级航母、万吨级水面舰艇、常规动力潜艇和特种水面舰艇的能力。 江南的目标是：主业做强，建设中国第一军工造船企业；多业发展，建立现代海洋装备企业集团。
2017年6月28日，最新国产万吨级大型驱逐舰055型舰在这里建成下水，包括052型驱逐舰在内的众多战舰都在此建造。目前，一个巨大的船坞即将改造完工，这是为建造航空母舰准备的30万吨级船坞。2016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江南造船（集团）有限公司“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展建设工程重大贡献奖”。
打造中国全能的军用造船厂一直是江南的目标。“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国家建造国防装备”，这种强烈的使命感让江南人怀揣更大的梦想。他们热切希望国家把研发建造航空母舰的任务交给江南。
此时，国产001A型滑跃式航母已下水栖装，通过一年多的试航，预计2019年交付，向建国70周年献礼。国产首艘8万吨级常规蒸汽动力弹射002型航母已开始上船台分段组装，预计2020年左右下水。
2017年12月2日，在江南造船厂建厂150周年纪念大会上，集团领导表示，江南计划用五年到十年时间跻身世界一流军工企业方阵，以完成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为标志。这个“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就是由江南承建的003型航空母舰。2017年11月，航母工程悄然启动，前期准备工作已就绪。该航母是真正的中国血统，它突破了前苏联滑跃式航母的老路，战斗力直追美国航母。这艘航母建成后，未来将成为中国海军的核心旗舰。江南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将按照“又好又快，顶层策划，整体策划，抓实成果”的工作方针整体推进。
见证中国高端制造
装备制造业是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密切关联的战略性产业，是体现一国工业竞争力的核心部门。我国在一些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已开始进入世界前列。近期，一批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造船订单被中国拿下。据报道，2017年，中国造船订单量和完工量均为世界第一，比第二名韩国和第三名日本造船量之和还多。
在中国造船工业崛起的背后，江南这个超级造船企业功不可没。2012年2月16日，时任副总理李克强在江南调研时说，江南造船厂是我们民族工业的起点，它是中国的名牌，也应该是世界的名牌。日本、韩国的造船工业在全球市场占的份额大、时间长，但中国造船业已经可以和日韩进行竞争，甚至在有些领域已经并驾齐驱，江南造船厂功不可没。李克强同志说，江南造船厂是民族造船业的脊梁，支撑了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世界造船大国行列，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世界造船强国，而成为造船强国的重要标志就要看中船、江南能不能率先跨进去。
2017年8月11日，时任上海市市长韩正在江南考察时指出，江南是在与世界最先进的企业对标，我们国家需要像江南这样有形象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我们的企业要有前瞻性，要瞄准未来的世界先进水平。
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江南秉承“创新、合作、开放、共享”的精神，加大国际合作力度。江南与法国达索公司在公司信息化建设和智能制造领域进行合作研究，全面优化升级设计、生产、和管理流程；与意大利分坎蒂尼公司合作成立大型邮轮建造公司，引进了全套管理工程。
为了适应装备发展的新特点，江南作为海军装备建造的引领企业，将重点开展数字化造船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推进数字化设计、构建完整的数字样船，通过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改变传统的设计与应用的对接模式，为造船模式的根本转化奠定了基础；推进造船模式创新，发展以分段预装、总段搭建、壳舾涂一体化的区域安装为特征的现代造船模式，并应用于各类舰船的建造中，以实现两年造5艘舰船的目标。
目前，江南已成为我国国内规模最大，产品线最丰富，水上、水下兼顾，大、中、小产品兼备的中国一流造船企业。其包揽了全球一半的万吨轮制造，成为造船世界冠军。
新时代、新起点、新征途
2017年，江南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40亿元，利润3.3亿元，完成交船15艘。军品实现战略性突破，军品订单总额再创新高。民品船建造技术和工艺持续完善。船舶建造技术和工艺持续完善，全年民品承接订单19亿元，顺利突破非洲液货船市场，签订4艘液货船，中标1艘大型航标船和“雪铁龙”号修理合同。全年共完成121项重点攻关技术自主创新项目，完成自主二次开发100余项，建立了34万余项技术标准库，为行业应用示范和成果推广奠定了基础。2018年，江南将进入高新产品快速发展期，计划交船9艘，营业收入154亿元，利润总额3.6亿元。
江南正处于发展的新起点，转型发展面临新的机遇。江南将努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民融合的企业集团，培育世界先进的产业集群。这是新时代赋予江南的神圣使命。
中船集团原总经理陈小津对江南的感情溢于言表。他说：江南是一本记录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史，是一部承载了中华民族工业创业和发展的不朽历史。当一个上万产业工人的大企业冲破各种艰难，风雨兼程地走过153年漫长历程时，它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产品，不仅仅是无数个中国第一，而是一个中国魂，一种中国精神。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它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生动体现。几代江南人的汗水和智慧积淀形成的“江南精神”，是近现代中国民族精神在工业中的体现。“江南精神”将继续激励中国一代代造船人爱国奉献，求实创新，打造世界造船一流强国。
在江南1865年大道上竖起了“悬规植矩，器惟求新”八个立体大字，提醒江南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从诞生之时起，江南造船就承载了中国的富国强兵之梦，建立强大的现代工业之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上，新一代江南人脚步不停，正承载着无数造船人的强国之梦从历史走向未来！
翻开中国近代史，可以看到记载着清末洋务运动中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近代民族工业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北京中华世纪坛将其列入“中华大事记”中，对它的诞生也有记载：“公元1865年乙丑，清穆宗同治四年，第一个大型官办国营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上海建立。”
“天下第一厂”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江南造船厂（简称“江南”）的前身。江南的历史可谓浓缩了中国工业发展的艰难历程。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仗着船坚炮利，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肆意践踏和掠夺，国家和民族处于岌岌可危之际。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先后有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呼吁以仿造外洋炮舰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李鸿章上奏清廷建议创办机器制造局，学习西方技术以图自强，得到清廷准许。由此，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于1865 年6月在上海虹口创立。
中国的近代工业从军事工业起步，江南则是我国军事工业的鼻祖。从诞生之时，江南就被称为“中国第一厂”。它承载了中华民族富国强兵之梦和海洋之梦，承载了中国人发展民族工业以自立于世界的使命。它历经晚清、北洋政府、日本侵占、国民政府统治、新中国成立等各个历史时期，走过一个半世纪的风雨沧桑，长盛不衰。
江南是中国工业的一张名片。建厂153 年来，它创造了中国工业史的上百个“第一”，其中不乏让西方人刮目相看的“奇迹”。它是中国第一个国营军工企业，我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在这里诞生，史家称其为“工人阶级的摇篮”；它造就了中国近代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专家；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车床、第一吨钢、第一批新式枪支、火炮和炸药、第一艘军舰、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还有第一艘潜艇、第一代航天测量船和我国最现代化的导弹驱逐舰等。
开近代工业的先河
18世纪中期之后，清王朝由盛转衰，当时中国的机器制造工业基本是空白。为建设近代军事工业，在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倡导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成立，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都当过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督办。
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
江南集军事工业、工程科技研究和造船为一体，是清政府先后监办的40多个兵工企业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对中国近代工业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其生产的产品基本是军品，不在市场流通，而是由政府分配，其产品订单也是指令性的。该局创办之时购进优良的机械装备，在国内率先摆脱了手工业生产方式，为中国生产了第一批标准化的以军用为主的工业产品。在这里，中国人自行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蒸汽推进的军舰“惠吉”号和第一艘铁甲军舰“金瓯”号，研制了中国第一支步枪、第一门钢炮、第一磅无烟火药，炼出了中国第一炉钢……到19世纪90年代，江南已发展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技术最先进、设备最齐全的机器工厂。
1868年9月，江南建成中国第一艘以机器建造的战舰“恬吉”号；次年建成第二艘兵轮“操江”号，其蒸汽主机也由江南自行制造。1895年中日甲午战之后，清朝日益衰落，海军也一蹶不振。江南厂因经费短缺，已无力造船、修船。
局坞分家 商务化运营
1905年，清政府将造船部分从江南制造局中划分出来，另成立江南船坞。制造局专注武器生产，江南船坞则集中于船舶修建，史称“局坞分家”。分家的主张最初由张之洞提出，他主张分家后江南船坞单独建制，将官办模式改为商务化经营；并推行了多项改革，扫除官场旧习。由此，江南从为海军服务的封闭式生产转为面向国内外市场的经营。改革后的江南船坞，经营得法，生产业务大有起色，出现前所未有的巨额赢利，也促进了企业的大发展。从1865年到1905年的40年间，江南仅造船15艘，而从1905年到1911年的6年间，江南就造船136艘，总排水量达到21000吨；所造的舰船“船式美观，工程坚实”。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国有军工企业的改革，在中国的企业经营历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
进入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列强掀起了重新瓜分世界的浪潮，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并无缓解，外患日益严重。重工业成为制约国家存亡的瓶颈。1912年，北洋政府把江南船坞划归海军部直接管辖，改称江南造船所。1912年至1926年修理舰船198艘，年平均14艘。
1919年，孙中山在他的《实业计划》中提出，中国的建设要以发展现代化交通运输和钢铁工业为中心，强调这对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他说，我国重工业基础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辱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他所提出的振兴实业目标设想，除修筑铁路和机器生产之外，还包括大力发展造船工业。
江南在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方面，走在近代中国的前列。最突出的成就，是1918～1921年间为美国建造的四艘14000吨级的远洋运输舰。
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急需订造一批运输舰船。当时美国国内造船厂生产处于满负荷状态，于是将目光转向远东，寻求委托日本和中国造船企业为美国建造运输船的可行性。美国驻华使领馆经过调查认为，江南已具备了良好的造船设施和能力，美国政府遂同意委托中国建造四艘万吨级远洋运输船，于1918年7月与中国签订了造船合同。当时美国的一些报纸评论称，此次造船案史无前例，美国如此海权大国，竟让中国来建造合乎他们需要的大船，可见当时江南造船所的造船技术已可媲美欧美国家。承造美国万吨轮，也在国内引起了轰动，因为当时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建造万吨轮，这一承建项目激发了中国民众的民族自豪感。而中国第二次建造万吨轮，已是40年后的1958年。
但是，当时国内配套工业能力极其落后，这批万吨轮所用的钢板等主要材料以及设备都是从美国进口，船体的设计图纸也来自美国。但是该批舰船的“心脏”蒸汽机，却是由江南自行研制。江南在生产扩充的同时广招人才，工程技术人员对万吨轮做了不少设计补充，将蒸汽动力原有电气系统全部改装。就技术而言，当时江南的造船水准已不输于英国在上海的各家轮船公司，所造船只在航速和吨位上也直追西方造船工业。
1920年6月3日，江南为美国建造的第一艘“官府”号远洋轮下水，围观者欢呼之声历久不绝。其余三艘——“西勒斯”号、“奥连讨”号、“克赛”号也于1921年内完成。美国航运部对中国江南的产品极为满意，如此评价：“工程坚固，配置精良、成绩优异，是美国政府运轮部中可称最优美之轮舰，实驾乎旧有之舰之上。”成功建造四艘美国万吨级远洋运输轮，在中国工业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江南的造船能力和设施从此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并为国际所认可。
1927年，江南由国民政府海军部管辖。从1927年至1937年，江南建造了为数不少的舰船，大部分是本国的舰艇。在此期间，中国海军有计划建造的16艘军舰也全部由江南建造，其中，“平海”号和“逸仙”号巡洋舰，在当时国际上亦属先进。十年间，新造舰船230艘，总吨位60800吨。这一时期，海军修船业务也十分繁忙。
1905～1937年，江南共建造各类舰艇716艘、22万吨，其中出口舰船占65%；修理各种舰船3862艘次，其中外国舰船修理比例超过55%。公司每年都有盈余。
烽火战乱中的江南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寇重兵压境，淞沪战场炮火连天。11月上海沦陷，江南造船所为日军占领，随后被移交给日本海军，委托三菱重工管理，改名为“三菱重工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被迫为日军建造和修理大量小型舰艇。此后8年，江南厂陷入苦难的深渊。由于江南的军工能力非同一般，日军把它纳入直接控制和管理之内，连汪伪势力都不得插手。一直到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统治时期，始终未能恢复以往的生气。
1945年8月，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接管江南造船所。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败退台湾时进行了大破坏，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亲自坐镇，将江南大量设备器材运往台湾，上海地下党组织发动工人群众开展护厂、护校、反搬迁、反破坏斗争。国民党下令把江南全部爆破炸毁，厂区满目疮痍，破败不堪。作为中国产业工人的发祥地，江南再次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统治正面交锋的惊心动魄之地。
迎接辉煌的新生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的第二天，时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的陈毅签署上海市军管会第一号令中宣布，正式接管国民党海军江南造船所。1949年9月1日，江南造船所改属解放军后勤部领导，并为人民海军修造舰船。从此，江南结束了风雨飘摇的历史，开始了辉煌的新生。
近代世界大国的崛起，无一不是起步于造船，经略于海洋。造船业是“综合工业之冠”，是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象征。恩格斯说过，现代舰船“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造船产业直接关系国家的安全，而且具有较强的产业拉动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南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当时，人民海军拥有的装备只是接受国民党起义、投诚的舰艇，数量少、质量差，修复列编的舰艇总共134艘，排水量加在一起仅4万吨。
新中国海军装备的主要基地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主席在武汉登上舰艇巡视长江，在舰上为海军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几天中，毛主席连续5次都写下同样的题词。这种不同寻常的举动，体现了新中国缔造者对于海军建设的高度关注。[1]
1953 年2 月，江南造船所改名为江南造船厂，改属国务院一机部管理。要在短期内建成一支强大的海军，海军装备建设是第一要务。但当时，海军装备建设仅靠中国自身的工业力量显然不能胜任，面对西方国家全面封锁，中国只能依靠苏联援助。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海军所需舰船装备，主要购自苏联。
为早日达成中苏海军装备购置等协议，毛主席先后两次给斯大林写信，最终苏方同意将部分舰艇及建造技术有偿转让给中国，在中国船厂进行装备建造。按照中苏双方的协议，苏联保证在1953～1955年交付中国各类成套造舰材料，由中国船厂装置舰艇49艘；苏联无偿转让制造舰艇所需技术图纸和工作图表，派遣不少于150名专家来华，给予工厂技术援助。
自行研制建造海军舰艇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船舶工业将主要力量放在军用舰艇方面，主要是“转让制造”苏联6种型号的舰艇。这是中国船舶工业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通过购置护卫舰、扫雷舰、鱼雷快艇、潜艇等型号的全部技术图纸数据和材料设备，使我国可以自行制造装配舰艇，培养和锻炼了我国造船工业的技术力量，为我国自行制造海军舰艇打下基础。
在“一五”期间，江南造船厂除了为海军建造修理大量舰艇外，还生产和修理了多种民用船舶及外轮，有客轮、货轮，也有工程船，而且品种多、数量大，生产欣欣向荣。
1954年，国家决定建造常规潜艇。1955年，苏联同意帮助我国建立和培训第一支潜艇部队，并将一部分常规中型潜艇技术向我转让，由中国建造。在完成苏联向中国转让03型潜艇的谈判后，经过一机部和苏联专家的考核，建造中国第一艘常规潜艇的任务交给了江南造船厂。苏联派遣36名专家到江南造船厂进行技术指导，中方也派遣几批技术人员去苏联实习。1956年1月10日，毛主席在陈毅市长的陪同下到江南造船厂视察，特意到建造中的03型潜艇工地视察。1956年3月26日，03型潜艇下水。1957年10月27日，经过一年的出海试航，经国家验收合格，正式入列服役，该艇命名为“新中国15号”。
1960年，江南造船厂接受了6633型艇的建造任务，这是一型中型鱼雷潜艇，由苏联有偿转让建造权、提供图纸并派专家指导。1960年2月，6633艇开工。而此时恰逢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当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中断提供技术资料。在此严峻时刻，江南造船厂把压力和困难当作动力，发愤图强克服重重困难，一定要造出6633艇。在六机部、海军和一机部七院等部门支持下，组成由科研、军代表、生产三结合的班子联合攻关。厂技术部门对该艇300多项材料、设备和配套设施提出了试制和代用清单，全艇需配套项目3821项、设备1051项。特别是其中核心系统或部件，如柴油机、蓄电池、观通导航等设备，由全国多部门单位协作支援，共同研制，多次试验，逐项解决。为了替代苏制耐压钢材，鞍钢给予了大力支持。在这场技术攻关战中，各有关单位群策群力，获得了数百项技术创新成果，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优越性和攻克难关的坚强意志。6633艇于1963年8月下水，1965年交付海军服役，命名为“新中国36号”。
1961年，船舶工业部门下达了鱼雷快艇和导弹快艇的仿制任务，同时自行研制和批量建造护卫舰。1964年8月1日，我国首艘自行研制建造的65型护卫舰在江南造船厂下水，这在中国造船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1966年5月，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陪同外宾来江南造船厂，视察了建造中的65型护卫舰。
1958～1976年，是江南造船厂民用造船迅速发展的时期，民用产品从内河船发展到沿海货轮、远洋货轮，从数千吨船发展到万吨巨轮，从客货轮发展到工程船舶，为我国这一时期海洋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力更生的年代
1964年，中国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两件大事，一是首枚原子弹爆炸成功，另一件是万吨水压机胜利投产。这两件事成为当时中国人自力更生的象征。
塑造万吨巨人
在上海重型机器厂，矗立着一个20多米高的钢铁巨人，它就是闻名全国的我国第一台12000吨水压机。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重工业发展迅速，而国内只有几台中小型水压机，制造重型装备所需的大型锻件只得依赖进口，而世界上拥有万吨级水压机的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制造自己的万吨级水压机，已成为解决我国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加工瓶颈的迫在眉睫的任务。
1958年，时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沈鸿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建议利用上海的机械制造能力，自力更生，设计制造我国自己的万吨水压机，彻底改变重型锻件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毛主席支持并批复了此建议。中央批准沈鸿到上海组织万吨水压机的研制工作。这一中国装备工业重大突破的任务下达到江南造船厂，由沈鸿任总工程师。1959年，万吨水压机工作大队成立。然而，要让钢铁巨人站起来真是不容易。当时中国的设备条件和技术能力不足，缺乏制造重型机器的经验，更不具备相应的大厂房、大机床及制造大锻件、大铸件的设备和技术，江南厂现有的条件似乎都不支持他们建造万吨水压机。但是，江南百年老厂一代代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积累下的经验和技巧是最宝贵的能力，老工人在生产中的作用更是无可替代的。当时江南正在建造万吨轮，当设计组向江南工人描述万吨水压机的建造难度，江南人充满自信地说：“困难再大也没造万吨轮大。”
这种不服输的精神，使他们闯过了制造中的“电、木、火、金、水”五大关，每一关都是靠着江南人的土办法、穷办法、巧办法闯关；4万多个零件的制造和装配，都凝结着江南人的智慧和钻研精神。经过4年的努力，江南造船厂科技人员和工人终于将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试制成功。
1962年6月22日，为上海重型机器厂制造的12000吨水压机宣布正式投产。1964年《人民日报》对此作了连续报道。在此期间，我国共建造了两台万吨级自由锻水压机，我国工业水平就此提升了一大步。而在这过程中所体现的中国工人和技术干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和群策群力的创造精神，是中国人民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真正动力。靠中国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拼搏精神，中国巨人在世界昂首挺胸站起来了。
喜见“东风第一枝”
建造自己的万吨轮是几代人造船的心愿，万吨级远洋货轮曾经是中国近代造船史上大型船舶的标志性船型。江南造船厂许多老工人在厂里干了几十年，曾经修理过许多万吨远洋轮，也制造过外国设计、装备着外国机器的万吨轮，但是没有一艘是我国自行设计、自己建造的，他们心里总有一种难以排遣的遗憾。
1958年，我国自己设计、自己研制万吨远洋轮，被国家列为科技发展十年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1959年1月，交通部和一机部正式签订了万吨级货轮建造协议书，委托江南造船厂根据一机部自行设计的图纸和技术规格书，承造万吨远洋货轮“东风”号。自造大型远洋轮，是为了改变我国海运事业中依靠向国外租船的局面。好消息传来，恰如一阵东风掀起万顷巨浪，百年船厂沸腾了。厂部门口，前来请战的队伍川流不息。
新中国成立后，江南造船厂仅仅建造过5000吨级散货船“28号”与“和平58号”，建造中国国内自行设计的万吨级远洋货轮还是第一次。根据当时船厂的技术水平，建造这样一艘万吨远洋货轮困难很多，特别是起重设备和焊接设施能力不足，无论是放样场地、工艺、吊装技术设备等都有很大的差距。
江南造船人说，唐僧上西天取经，历经八十一难，我们建造万吨轮何止八十一难呀？过去我们造哪一艘新船不是从困难中闯出来的？自强不息的江南人，冲破重重困难，以自身的实力与奋斗精神，持续攻关创新。江南厂围绕着万吨轮建造过程的关键技术，实施了300多项重大技术革新，改进设计和工艺180多项。“东风”号的设计和建造，对中国船舶设计、建造工艺水平，以及船舶设备的配套生产能力的提升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为中国批量建造万吨以上大型船舶奠定了基础。
1960年4月15日，江南造船厂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宏伟的万吨巨轮雄踞在高高的船台之上。江南造船厂为我国自行设计、自己建造的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东风”号举行下水盛典，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参加了下水典礼。这是几代造船人的心愿。万吨轮建造的过程中，在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浪潮推动下，全厂成立了500多个科学研究小组，对试制和掌握新技术、新工艺起了巨大作用，一些小改小革和土办法，项目虽小，却能解决万吨轮改造的重大技术。万吨轮的主要指标都达到了先进水平。
1965年12月31日，“东风”号竣工交船，1966年5月6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陪同外宾到“东风”号参观。自行设计建造万吨远洋货轮在中国造船企业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船当先，百舸争流。有了“东风”号的建造经验，1966年至1968年，江南又先后建造出了“朝阳”号和“岳阳”号两艘万吨轮。
1962 年，江南造船厂开始修理6603 型舰艇。修理海军舰艇是江南重要的任务。50 年代修理了大批登陆舰艇，从60 年代起，江南造船厂从修理水面舰艇发展到修理潜艇，摸索和积累了大量技术资料和成套工艺装备，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成为潜艇修理的定点厂。
1965年，“东风”号交船后，江南进入小批量建造万吨船的时期。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江南造船厂是重灾区，正常生产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尽管如此，江南人仍以国防建设和造船事业为重，排除一切困难和干扰，建造了几十艘多种类型的船舶，同时延续创造我国造船史上的许多“第一”。
上世纪70年代，在周总理发展我国远洋运输船的指示下，江南陆续建成了9艘“风”字系万吨远洋货船，“风庆”轮的心脏——万匹马力柴油机是江南制造的，这令江南人感到自豪。
上世纪70 ～ 80 年代，江南造船厂成功地建造了我国第一代航天测量船和首艘大型远洋调查船“向阳红10 号”等。1974年，国务院确定江南成为718 工程的主力厂，承担了“三型五船”的建造任务，即“远望1 号”、“远望2 号”、远洋调查船“向阳红10 号”，以及打捞救生船“J302”、“JI21”。
“远望”系列被称为“海上科学城”，质量要求非常高。而“向阳红10号”是首次研制的大型综合性海洋科学考察兼远洋通信船。人造卫星、运载火箭、宇宙飞船等环绕地球飞行的航天器，要在公海上对其进行测量和控制。我国海军没有海外基地，所以必须建造一批能在世界海域航行、能精确定位的测量控制设备的科学考察船，对航天器进行测试。其中，“远望1号”和“远望2号”建成，历时13年。江南圆满完成718工程“三型五船”的建成，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远洋航天测量船的国家。
（编辑 苏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