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投资不足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2022年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整体较低，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降至54.2%，为近10年来新低。2023年1—11月，民间投资下降0.5%。

基础设施是民间投资的三大领域之一，但近年来民间资本参与度呈逐年下降趋势，以民间资本参与的全国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为例，从2015年底至2022年底，民营企业作为牵头人和联合体参与的项目交易规模占比从48%下降至18%，项目数占比由61%下降至36%，项目数量和规模占比均大幅下降。

我国基础设施领域由政府投资主导，是当前扩大有效投资的主要发力点，国家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建设，但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存在诸多堵点，亟须破除。

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民间投资参与，有助于提高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资金使用效率。公共基础设施的资金使用效率是世界性难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中有近1/3的资金因为效率低下而流失。我国是基础设施建设大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基础设施存量的快速累积，传统基础设施的经济效益、资金使用效率和资产回报率都有所下滑。通过民间投资参与，可以引入良好的市场效率、管理方法和新技术，改善基础设施治理，有效提高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整体的资金使用效率。

民间投资参与可有效发挥财政政策乘数效应。要发挥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关键在于对民间投资形成“挤入效应”和撬动作用。典型案例是美国1993年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工程”，被广泛认为是私营部门投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催化剂，该计划初期即将“促进私营部门投资”“政府研究计划和拨款帮助私营部门技术发展”“联邦采购政策为私营部门参与提供激励”等纳入其九项原则和目标之中，撬动民间部门大量投资，提振了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当前，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加快向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布局，这些领域民营企业既有投资能力也有投资热情，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可大幅扩大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

民间投资参与可作为财政资金不足的重要补充。财政资金是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随着很多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财政作为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越来越弱，亟须民间投资作为“后疫情时代”基础设施投资缺口的有效补充。在电力、供水、交通运输、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打造一个具有竞争性、公平性和可预测性的基础设施投资市场，将可竞争的环节交由市场来完成，让民间资本可以获得合理的长期投资回报，既是自然垄断领域市场化改革的需要，也能够将部分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的责任从公共部门转移到私营部门，从而有效缓解财政压力。

我国民间资本投资参与基础设施的堵点和原因

我国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有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两种方式。间接投资是通过投资金融产品如企业债券、政府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等方式参与，直接投资是民营企业作为项目投资方、施工方等市场主体参与。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民间资本以间接投资方式参与基础设施的渠道越来越畅通，但以市场主体角色直接投资建设还面临着准入不畅、准入难盈、融资不足和信任缺失四大堵点。

第一，“准入不畅”是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障碍。一是大型基础设施的市场开放程度不高，民间资本缺乏项目渠道。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往往通过行政指令、项目协调会等方式交由国有企业投资建设，地方的高速公路、水利设施等也多委托给本地国企，尚未形成民营企业可参与竞争的投资市场。二是在向民营企业开放投资的有限项目中，还存在各种“玻璃门”“弹簧门”等隐性壁垒阻碍民间资本实际参与。

第二，“准入难盈”削弱了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建设的积极性。

一是部分垄断领域放开不彻底、制度不配套，导致民间资本投资建设相关项目后难运营、难盈利。民间资本对具有一定垄断属性的基础设施投资有较高积极性，但一些垄断领域增量开放后，由于上游企业处于自然垄断地位，具有控制权，加上相关配套改革不到位，存在民营主体控股难、运营难、结算难的问题。如在配电网增量领域，增量配电的接入、运行和发展都受制于大电网；在铁路领域，国铁公司掌握着列车资源调度，新建的民营支线铁路公司运营同样受制于国铁公司。

二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市场化收入机制不完善。大量提供公共服务的建设项目缺乏市场化的收入机制，财务投资回报不够。根据PPP落地项目投资额测算，高度依赖政府付费或可行性缺口补助的项目占93%，完全使用者付费就可实现合理回报的项目占比很少。一些民营企业参股参与PPP项目后，既得不到经营权，也得不到话语权，仅能作为长期得不到分红的财务投资者存在。

三是投资项目缺乏退出机制。重大基础设施普遍回报周期较长，建成后民间资本要退出主要有到期移交、政府回购和项目转让等方式，普遍难以实现中期退出。对民间投资而言，既需要有与项目投资周期相匹配的长期资本，也需要有高效和低风险的退出机制。尤其近年随着地方财力紧张，项目依赖财政补偿不可持续，盘活具有较大开发利用价值的存量基础设施，创新退出机制成为民间投资的重点诉求。

第三，融资不足制约了民间资本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的能力。重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周期长，对投资主体的长期融资能力有较高要求，民营企业获得银行信贷的能力不足、利息成本高阻碍其参与。同时，民营企业尤其是非上市民营企业缺乏足够的资本市场支持。以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包括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为例，2016年至2021年，民营企业（含外资企业）的债券发行额占比由19.5%逐年下降至7.7%，国有企业占比由80.5%上升至92.3%，其中大部分由地方城投公司发行。与国有企业相比，融资渠道和成本劣势进一步压缩了民营企业的盈利空间，制约其投资能力。

第四，信任缺失进一步阻碍了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从政府角度，担心民间资本参与的基础设施项目一旦产生违约风险、廉政风险、国有资产流失风险等将带来很多麻烦，因此更多让国有单位来承接项目。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实施复杂，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无法事先就签订完备合约。据调研了解，对于不完备的合约，相比于民营企业，政府更加信任国有企业。近年来，专项债项目已成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主力，2019年至2022年地方政府发行新增专项债资金约13.4万亿元，涉及项目7.2万个，其中五成资金投向的项目主体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事业单位，五成资金投向的项目主体为国有企业。由于缺乏信任，地方政府担心民间资本参与会产生后续责任和风险，专项债项目从投资到承揽建设留给民营企业的机会很少。

从民营企业角度看，同样面临政务诚信问题导致信任缺失。当前，基础设施领域存在的政府支付责任不履行、工程款拖欠等问题比较突出。大型基础设施往往需政府长期的运营补贴，企业和政府之间要签订长达数十年的协议约定，民营企业通常会担心“招商引资后续配套不完善”“新官不理旧账”“回款难”等问题。

在国际上，大型基础设施在建造和管理中重新谈判是常态，如果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将会直接影响民间资本的投资信心。

相关政策建议

规范公共投资决策机制，形成民间资本可参与竞争的市场。一是在不涉及国家安全领域，基础设施规划阶段确立民间投资参与原则，在拨款计划和融资支持中明确国企和民企参与的同等地位。二是引入标准化决策工具，实施规范化的“购买或建造分析”，形成“购买服务”和“建造”两个市场，改变当前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只建造、不购买或少购买”的格局。三是对确需建造的项目增加“市场分析”，综合研判市场格局和各类市场主体，改变当前直接指派国有企业来实施建造的格局，培育公平竞争的投资建造市场。

将更多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向民间资本实质性开放，并拓展民间资本获取项目的渠道。一是遴选一批经营性的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如部分铁路、高速公路、港口设施等交由市场竞争，让有实力的民营企业投资建设，发挥示范带动效应。二是对于新型基础设施，如数据中心、智慧能源和智慧交通等应主要采取市场化机制，充分利用民间资本机制灵活、创新强、效率高、调整快等优点，鼓励民间资本广泛参与。三是推动各级政府建立公开可用的基础设施现有资产清单和未来项目规划，让市场充分了解基础设施的市场状况。

提高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盈利空间。一是加大铁路、电网等垄断领域的改革力度，完善增量改革的配套制度，保障民营资本参与增量项目后能运营、能盈利。二是针对传统基础设施如交通类、市政工程、产业园区等项目，减少政府的运营补贴，更多采取使用者付费，形成合理的市场化收入机制。三是推进基础设施REITs在民间投资项目中的应用，如挑选一批新能源、冷链物流、数字中心等民间资本参与意愿较强的基础设施，在项目前期就应明确引入REITs机制，给予民间资本更多的投资退出途径和更稳定的政策预期。四是引入市场化机制盘活低效基础设施，鼓励通过资产出租、商业租赁等方式获得额外收入。

加大对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金融支持。一是改进专项债券资金使用和管理方式，减少完全由地方委办局、城投公司来实施专项债项目的格局，让民间资本能够参与到专项债项目中来。二是加大政策性银行对民间投资基础设施的信贷支持，创新应用政策性金融工具。三是针对民间资本参与的大型基础设施，鼓励商业银行在提供信贷时，更注重项目主体的财务状况，而非一味要求母公司担保。支持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民营企业在债券市场上融资。

完善基础设施治理，激发民间资本参与活力。一是定期对地方的基础设施治理水平进行第三方评估，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二是持续推进基础设施领域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账款拖欠的清理工作，加大对采购和招投标中隐性歧视现象的治理。三是针对大型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合约争端，建立长效争议解决机制，包括完善磋商机制、定期会谈机制，化解不确定性带来的利益相关者分歧和投资担忧。

（编辑 尚鸣）

内容提要：在国际贸易中，金融资产安全问题十分重要，是各国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其在支付体系、金融信息系统等方面的话语权优势，逐渐将金融制裁作为针对他国进行经济制裁的主要手段，从而保障其单边国家利益。本文基于保护中国金融资产安全考量，借鉴国际上运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等法律工具保护金融资产安全的法律法规及实操案例经验，以及国企央企应对金融资产制裁问题的实际需求，针对我国保护金融资产安全的法律法规工具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何构建金融资产安全保障法律框架的建议。

近年来，大国间博弈加剧。美西方国家将金融制裁作为经济制裁的常用形式之一，利用对被制裁人经济资源的控制，精确打击、遏制被制裁人的金融力量，致使被制裁人陷入经济困难甚至崩溃、迫使其不得不屈服于制裁方的巨大压力，甚至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与以物项为主要管制对象的出口管制等形式不同，金融制裁是以金融资产为对象。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其在支付体系、金融信息系统等方面的话语权优势，愈来愈将金融制裁作为主要的经济制裁手段，以实现美国单边国家利益。例如，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仅2023年一年就实施了17起处罚，累积处罚总额超过15亿美元。[1] 其中就包括约10家线上支付、虚拟币平台及银行等金融机构。从国际贸易的角度，任何类型的金融制裁都会对企业正常的经贸活动产生消极影响，尤其是我国国企与央企的境外金融资产在支持国家的国际化、国际贸易、外交和风险管理方面都发挥着关键作用，更需要谨慎管理，防范金融制裁的风险。

境内外现行金融制裁法律法规梳理

金融制裁，一般是以金融资产为对象，冻结或没收有关国主体在美国或由美国人控制的资产、限制融资，这是美国最常使用的金融制裁手段。对企业而言，金融资产是实物资产的“对称”概念，是单位或个人所拥有的以价值形态存在的资产，也是一种索取实物资产的无形的权利，主要包括库存现金、应收账款、应收票据、贷款、垫款等。美国针对中国最常使用的金融制裁手段，是冻结或没收中国主体在美国或由美国人控制的资产以及限制融资，其主要原则是限制美国人（包括法人、自然人和其他机构）与被制裁主体开展交易，最为典型的是SDN清单（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或是不允许美国资金进行投资，最为典型的是CMIC清单（非特别指定国民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清单）。

从国际法角度看，各国（尤其是西方各国）在制定相关制裁法律法规时，均以《联合国宪章》及《联合国参与法》作为其制定制裁法律法规的国际法渊源。从立法完善的角度，我国也可以将联合国相关法律纳入国际法渊源。

美西方金融制裁法律法规体系与其他国家反制裁相关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1.境外部分国家地区制裁相关法律法规。

目前，出台制裁相关法律法规的国家或地区，主要有美国、欧盟、英国等。

美国制裁的核心法律为《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国家紧急状态法》《爱国者法案》等，并通过法案与总统令等方式，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国家或事件实施制裁。作为运用制裁手段最频繁的国家，美国已经初步构建了包括《联合国宪章》《国家紧急状态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等核心法律；《爱国者法案》《国防授权法案》《对敌贸易法》等相关法律；《伊朗制裁法》《赫尔姆斯-伯顿法案》《支持乌克兰自由法》等针对特定国家/地区的法案；以及针对特定问题的美国总统行政令和财政部公布的专门条例等政策文件条例在内的完整对外制裁体系，从而实现对受制裁主体的全方位针对性打击。

美国金融制裁措施的执行实施则主要由美国财政部负责组织，具体执行机构是“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OFAC）”。

常见金融制裁手段。直接以禁止或限制向被制裁国企业放贷并提供出口信贷和担保；禁止被制裁国在美投资；停止向被制裁国进行官方援助；要求国际金融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停止向被制裁国提供援助或贷款；冻结被制裁者在美国本土资产或在海外金融机构中被美国控制的财产；对被制裁者处以罚金；对违反规定与被制裁者进行交易的个人处以罚金或监禁等方式，直接实施“点对点”制裁等。

制裁效果。美国通过所谓的“二级制裁”（或称“次级制裁”），突破一般的地域管辖范围，使其制裁直接作用于他国实体，达到多边制裁效果。由于外国金融机构不在美国执法机关的实际管辖之下，美国政府的二级制裁措施通常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将有关外国金融机构列入黑名单，予以罚款；二是直接禁止有关外国金融机构通过美国银行及海外分支机构办理业务、开立或维持美国账户、进行清算等。通过二级制裁，美国可迫使第三国及其企业在被制裁国和美国的金融市场之间做出选择，从而达到事实上的多边制裁效果。[2]

在欧盟语境内，经济制裁也可被称为“限制性措施”（Restrictive Measures）。欧盟制裁的核心法律为《欧洲联盟条约》《欧盟运行条约》。随着欧盟《保护联盟及其成员国免受第三国经济胁迫条例(草案》等立法的公布，欧盟的对外制裁体系有所升级。英国制裁的核心法律为《制裁和反洗钱法》《反恐法》《反恐怖主义、犯罪和安全法》等，均包含经济及金融制裁相关的条款。

2.境外部分国家地区反制裁相关法律法规。

西方国家制裁法律法规的发展相应伴随着其他国反制裁相关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受到不公正制裁的各国也相应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其反制裁法律体系。

以俄罗斯为例，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部分国家对俄罗斯多次实施经济制裁；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此类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更进一步上升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与强度，制裁对象从企业到个人，包括俄罗斯的政要、精英及企业家等，针对行业涉及俄罗斯的高科技产品、能源、金融等重点行业，制裁手段包括禁止交易、冻结资产、阻断融资、排除国际金融系统等等，可谓是制裁工具“尽出”。俄罗斯为了保护其国内主体的合法利益，也积极创建本国反制裁法律及政策体系，以撬动各国制裁的封锁堡垒，积极主动采取行动，通过各种渠道予以反击。

2018年，俄罗斯正式出台了《关于影响（反制）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友好行为的措施的法律》，列举了6类俄罗斯可以实施的反制措施等。2022年以来，为应对他国制裁，俄罗斯针锋相对地出台了一系列反制裁措施，并通过一系列的总统令构建了快速响应的反制措施决策体系，包括：以名单形式列明包括美国、英国等主要制裁实施国家在内的“不友好国家和地区”，要求俄罗斯企业与不友好地区企业进行交易时均须俄联邦政府批准，且一律以俄货币卢布进行交易、限制“不友好国家”主体在俄罗斯境内的合同履行、金融交易、股份交易等；禁止俄罗斯金融机构向境外机构提供交易信息、消费者信息等。在财政政策上，俄罗斯提出了SWIFT系统的国内替代性方案SPFS，意图用其取代SWIFT的功能角色，作为对国际主流金融基础设施的替代性方案。这一系列应对措施及反制裁工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我国的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立法和政策体系创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其他被制裁国家制定的反制裁法律还有伊朗《反制裁战略法》、古巴《重申古巴尊严和主权法案》、委内瑞拉《反封锁法》、墨西哥《保护贸易和投资免受违反国际法的外国法律规制法》等。欧盟的反制裁主要法律为《阻断法令》《免受第三国立法及由此产生行动之域外适用影响的保护法案》，其目的在于阻断和抵消美国制裁措施对欧盟自然人和法人的适用效果。有类似效果的法律还有英国《贸易利益保护立法》、澳大利亚《外国反托拉斯判决法》、加拿大《域外措施法案》等。

3.境外部分国家地区反制裁相关实际案例。

在对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金融制裁过程中，有部分实操案例，运用包括主权国家司法管辖权、阻断法、政治协商与外交手段等工具，有效地抵抗了单边主义制裁行为，有力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值得我国进一步研究借鉴。

例如，在Tsargrad Media v. Google LLC (USA)和Google Ireland Ltd. and Google（Russia）（合称“Google”） 一案中，被告Google对俄罗斯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称根据Google公司的一般性条款规定，此案应由英国法院及美国法院管辖。但俄罗斯法院认为，受英美两国对俄罗斯主体制裁的影响，Tsargrad Media公司无法在上述实施制裁的司法辖区获得实质性的司法救助，俄罗斯法院合法拥有对境外实体的专属管辖权，驳回了Google的管辖权异议，并最终认定Google封锁Youtube频道的行为是非法的，判令Google公司在判决生效的5天内解除对“Tsargrad TV”油管账户的封锁，否则从第6天开始需要每天支付10万卢布的司法违约金，司法违约金数额还会每周翻倍，直至法院判决得到履行。[3]

欧盟近年来作为制裁的主要实施地区，在应对他国制裁及反制裁上也具备相关的实操经验。如在Bank Melli Iran v. Telekom Deutschland GmBH一案中，伊朗梅利银行（Bank Melli Iran）被美国OFAC列入“SDN清单”， 并被冻结了该银行在美国管辖下的资产。德国电信公司（Telekom Deutschland）因此终止了双方间的所有合作。梅利银行向德国汉堡地方法院起诉，认为德国电信终止合同的行为违反了《阻断法案》第 5 条的规定， [4] 要求德国电信继续履行合同义务。2021 年 12 月 21 日，欧洲法院回应，欧盟经营者出于降低经营风险等原因的考虑，可能倾向于自发遵守外国制裁法案以规避风险第5条的适用范围。最终，德国法院出具禁令，强制要求Telekom Deutschland恢复向被制裁企业Bank Melli Iran提供电信服务。^[5]

除此之外，政府机构的发声、强硬态度及外交活动也能有效帮助受制裁主体实现“解围”。如2007年，美国投资者Cerberus Capital试图以32亿欧元的价格收购奥地利BAWAG银行。BAWAG银行因此对大约100名古巴客户表示，必须取消这些人在BAWAG银行开立的账户，否则新东家Cerberus Capital收购可能会因美国的“二级制裁”而受阻。对此，奥地利指控其违反《欧盟阻断法》，奥地利外交部长Ursula Plassnik公开表示，“美国法律不适用于奥地利。我们不是美国的第 51 个州……欧盟和联合国都没有对伊朗或古巴实施全面经济或接触封锁。”^[6] Cerberus立即向美国当局寻求豁免，并获得了批准，美国允许BAWAG银行恢复这些古巴公民的银行账号，而 Cerberus 可以继续接管 BAWAG。^[7]

这些实践经验为我国运用各类法律工具反击阻碍国际自由贸易与资本自由流动的行为、维护国家利益与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我国反制裁法律法规体系初具框架

1.法律。

2020年起，全国人大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形成了我国反制裁法律法规系统的初步框架，填补了我国在制裁与反制裁工具上的空白。

2.部门规章。

2020年起，商务部先后发布了《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与《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以达到完善、细化以及在实践中运用前述法律的目的。2023年2月16日，我国首次使用“不可靠实体清单”，将两家对台军售企业列入清单并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探索通过制裁手段反击他国实施非法行为的主体,9月15日，进一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对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分公司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实施制裁。

多边及双边争端解决机制与金融制裁

我国可以借助以下途径应对金融制裁：一是借助世贸组织（WTO）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等全球性争端解决机制；二是利用北美自贸区（NAFTA）、欧盟争端解决机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等区域性争端解决机制，通过谈判、磋商、仲裁等方式化解金融制裁；三是通过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与相应国家设定明确的争议解决机制。

此外，中国政府还可以援引国际礼让原则，或借助“法庭之友”制度[8] 和外交手段、外交保护来应对相关制裁、干涉和长臂管辖：

例如在河北维尔康公司维生素C美国反垄断案中，美国得克萨斯州及新泽西州的两家公司指控维尔康公司等多家中国维生素C制造商通过达成固定价格协议违反了美国反垄断法，美国法院一审判决维尔康公司败诉并承担约1.53亿美元的高额赔偿。维尔康公司提出上诉，我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公开表示，相关中国企业的行为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法律法规，美国针对中国企业的审理结果“不公正、不恰当”。中国政府出面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抗议一审裁决的外交照会，商务部向美国上诉法院以“法庭之友”书面建议的形式陈述意见。最终，美国二审法院认定，由于中国法律要求维尔康公司协商定价并削减维生素C出口数量，是中国的法律体系与美国的反垄断法的冲突导致了被告的法律责任。因此，根据国际礼让原则，美国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维尔康公司胜诉。

我国企业在应对国际贸易诉讼时，可以考虑在我国商务部、相关行业协会的支持与帮助下，运用“法庭之友”及“国际礼让原则”，说服美国当地法院撤销判决，有效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尽可能避免相关损失。

国央企针对金融资产制裁的问题及需求

中国企业在面临金融资产制裁时面临巨大挑战。具体而言，以美国制裁为例，我们将中国企业，特别是国企面临的风险梳理为以下七项：

1. 企业获取信息的被动性与美国制裁突发性的冲突；

2. 金融资产交易的持续性与美国制裁令即刻生效的矛盾；

3. 金融资产交易的合法性与美国制裁的违法性之间的矛盾；

4. 金融资产交易主体的排他性与美国制裁涉及主体的全面性之间的矛盾；

5. 企业交易内容的具体性与美国制裁禁止内容的广泛性之间的矛盾；

6. 合同法律关系与制裁法律存在适用法律的矛盾，并导致了企业救济手段适用的困难；

7. 中国现有司法体系的支持较少，对企业支持有限。

企业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制定实施多层次、全方位的反制裁应对策略来维护和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政府也应当在不同阶段给予企业更多的支持与帮扶。本文主要从事前预警、事中合作、事后救济三个维度展开针对金融资产制裁问题的各参与方可实施的应对策略进行分析。

事前预警：建立完备预警机制

一方面，企业应加强风险意识，应当：

1. 密切关注国际事务及新闻动态，建立完备的贸易合规体系；

2. 对交易相对方的经营行为，经营物项进行定期尽职调查，以获得更全面的风险评估；

3. 对高风险贸易相对方、高风险贸易方式及行业进行整合和规避，降低被制裁可能；

4. 建立多样化的供应链及合作关系，减少对特定企业、产品及技术和高风险相对方的依赖；^[9]

5. 运用信息技术来提高对企业信息的保护，减少数据泄露的风险；

6. 通过交易合同、签署合规承诺函等方式强化交易相对方的信息披露义务及违约责任，明确受损赔偿机制；^[10]

7. 建立应对金融制裁危机的计划，迅速采取适当措施以减轻风险。

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帮扶力度，提供多方面的信息指引与监督：

1.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建立金融风险信息共享平台，定期发布相关国家管控政策的变化和趋势。

2.各地金融监管机构，可以有计划地对管辖区内的重点企业进行必要的访谈，确保风险预警机制的落实。

3.政府可以与律师事务所及法律专家进行合作，协助国央企建立合规体系，获得更专业更有针对性的法律意见。

事中合作：开展多元化合作，增强业务韧性

各方应开展多元化合作，最大限度地保证金融交易的安全：国资委应加强对国企防范金融制裁的政策指导，提高其风险防范及应对的能力；金融监管机构应要求企业就特定金融资产业务出具贸易合规分析报告，并建立跨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加强部门协作；相关企业应当减少对美元资产的依赖，优化外汇资产结构，并保持与政府监管机关的有效沟通与联络；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提供方可以主动接触相关受制裁主体、为其提供必要法律建议与合规方案建设服务；其他第三方机构可以主导建立企业金融资产风险的动态监控系统，供企业参考。

事后救济：建立迅速响应及救济机制

一方面，在国内私法救济上，私人主体可以通过《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及《阻断办法》第九条规定的追偿诉讼制度实现私人救济。同时，在企业因遭受美国制裁而无法开展正常贸易往来活动时，企业可根据《阻断办法》，向商务部报告情况寻求指引，商务部会根据具体情况出台不承认美国制裁的禁令，协助企业减少不利影响。^[11] 另一方面，在国外法律救济上，以美国为例，企业可以向管理制裁清单的部门提交除名申请，也可以向美国财政部等有关部门提起行政诉讼或联邦诉讼。目前，中国企业小米公司（Xiaomi Corporation）和箩筐技术（Luokuang Technology Corp.）都已先后通过美国法院的诉讼获得了胜诉。

我国现有反制性法律工具的运用情况和立法政策建议

我国反制性法律工具及司法衔接有待完善

我国已颁布了《反外国制裁法》《对外关系法》《外国国家豁免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等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填补了反制性法律的顶层框架设计上的空白。但仍有部分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在实施细则配套措施方面，仍需要相关的配套规章解决执法问题，首先应明确何时将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出台相关细化的配套措施。同时，在出台配套措施时，有关部门应当注意平衡运用国际规则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关系，避免法益的冲突。

对于实践中《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可能会产生的多法域管辖权冲突问题，应当尽快出台详细的措施，为企业提供明确指引。

在补偿机制建设方面，我国可以借鉴欧盟《阻断法案》、加拿大《域外措施法案》制定补偿性条款，对制裁对象遭受制裁后受到的损失进行补偿，并细化补偿的适用前提、补偿范围和程序。

我国应当强化健全受制裁主体汇报机制，便于我国政府及时采取措施，保护我国经济贸易利益。

除此之外，我国现行法律工具也存在一定的境内外司法衔接问题，有待进一步明晰：

第一，在司法禁诉令和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方面，建议我国完善不承认他国司法判决和行政规定的立法，宣示和捍卫我国司法主权，为我国实体在域外受到制裁时提供有效的抗辩主张和本国法援引来源。

第二，在反制措施的执行上，依据《外国国家豁免法》，对于在外国法院针对我国启动的司法程序并危及我国金融机构在外资产安全的情况，我国可以依法采用对等原则予以反制，有助于维护我国金融机构在外资产安全、遏阻针对我国金融资产的滥诉行为。2023年以来，我国在出口管制和反制领域频频出台相关举措，建议严格执行目前生效的反制措施，同时考虑在提高司法适用程序衔接的顺畅度、明确清晰精准地阻断指向、加强企业遵守禁令的动力等方面出台各项配套措施，以确保加强和完善对生效措施的执行力度和执行效果。

创设针对性立法及政策

1.建立针对金融领域的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专门立法和政策工具。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中，尚没有明确的适用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的反制裁、反干涉和反长臂管辖法律政策工具。建议制定专门针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的反制裁和阻断法律法规：要求境内外金融机构遵守我国反外国不当制裁的合规义务。赋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或人民银行适当授权，要求在华经营金融机构履行相应报告、冻结义务，以阻断外国不当制裁在中国境内的效力。

在政策和机制设计上，建议进一步推进构建人民币结算系统及其他非美元结算系统，可考虑参考欧盟SPV支付系统与INSTEX易货系统，降低对美元结算系统依赖度，从而减弱依托美元体系的经济制裁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冲击。

现阶段也应做好损害评估工作，鼓励相关机构建立完善有针对性的域外管辖风险筛查机制；建立海外利益损失报告机制，制定对应救济方式，为出台对应反制法律提供实务依据、为提起国际争端解决提供证据。

2.完善针对保护在华外国金融资产安全的立法和政策。

在域外经济管辖原则上，不宜全盘照搬美国的“效果原则”。我国应当坚定遵循反映发展中国家要求的域外管辖原则，积极参与和促进国家间合作，注重国内协调和国际协调并重。建议我国以保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为原则，以协商合作为基础，考虑“合理原则”，本着平等原则进行立法。在具体适用时，在互惠、公平、合理的前提条件下，对外国的机构提供方便，完善针对保护在华外国金融资产安全的立法和政策。新出台的《外国国家豁免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以保护外国国家资产豁免为原则，以特定领域商业金融资产为例外的制度，能够取得保护和反制不同立法目的的平衡。

3.考虑创设主动防御的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立法和政策。

俄罗斯出台了《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敌对行为的反制措施》，通过采用反制措施减轻美国制裁的影响，呈现出主动防御的特征：在适用主体上，俄罗斯的各级政府部门、俄罗斯公民及受俄罗斯司法管辖的法律实体都必须执行该法律。在适用对象上，针对美国等“敌对国家”以及其域内的实体的官员、国民采取的危害俄罗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家利益与安全，俄罗斯人民的自由与权利的措施。在具体措施上，该法律采用了禁止、限制进出口、政府采购、私有化参与主体限制等方法。

我国法律对于域外管辖则总体上持被动保守态度。在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背景下，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可借鉴俄罗斯的反制裁法，从法律角度整体上创设主动防御的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立法和政策，尤其是针对金融行业和金融资产的特点制定专章专款，以此加强对本国人利益的保护。

（编辑  季节）

随着数字经济迅速发展,数据要素确权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要素，要充分释放其价值，加快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进程，数据确权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　

数据确权的意义与现实困境

数据要素产权的清晰界定是数据要素实现市场化数据资源配置的基础条件。只有产权清晰的数据，才能使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数据才能顺利进入要素市场，从而确定交易权和收益权，形成按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获得报酬的分配机制，实现数据要素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合理配置。在理论层面上，数据确权问题构成数据要素市场化的逻辑起点，也是数据基础制度体系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数据确权对推动我国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据确权难”一直是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最大的难点和堵点。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举步维艰，究其原因，数据要素权属不清是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首要制约因素。数据产权不清晰，直接影响了我国数据资产定价、数据共享开放、数据交易、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环节。尤其是清晰合理的数据产权制度的缺位，不仅导致数据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且引致侵损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冲击社会公平和正义,扰乱市场秩序。所有这些产生的问题，足见破解数据确权难题的迫切性。我国正处于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关键时期，破解数据确权难题，加快建立健全数据产权制度和相应监管制度迫在眉睫。

数据要素与传统要素相比，有明显不同的特点。数据权属不像传统生产要素那样清晰明确，情况复杂；数据所有权认定问题至今在世界范围内仍没有达成共识。从理论上回答如何破解数据确权难题，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难题，也是世界面临的时代性难题。

 “数据二十条”构建中国特色数据产权制度

目前，传统产业的制度框架难以突破数据产权困境，数据产权制度迟迟难以落地。实践呼唤理论。也孕育和催生理论。2022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简称“数据二十条”）正式颁布。

“数据二十条”遵循现代市场经济产权制度的普遍规则，以解决市场主体遇到的实际问题为导向，暂时将数据所有权的争议搁置，淡化所有权、强调使用权，聚焦数据使用权流通，创造性提出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构建了中国特色数据产权制度体系。这是在数据要素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一项重大创新，对未来构建中国特色数据产权制度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确权的核心是确立数据产权制度。而“数据二十条”更强调使用权，这无疑是在数据要素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一项重大创新举措，为今后更好地进行数据开发应用开辟了新途径。

　　世界正在加速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变革的时代里，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必须摆脱仍然沿用传统产业认知路径依赖和思维定式，不断创新思维，以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变革发展。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面对确权难、流通交易难等现实困境，选择暂时搁置数据所有权的争议，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以制度保护数据使用权，并不是否定数据所有权。从现实看，数据权属的确认仍属于全球性的难题，当数据确权尚未有很好的技术方案的情况下，利用暂时搁置争议对策，向前实践探索，有利于让我国既有的海量数据要素真正活起来、动起来、用起来，充分释放数据要素资源价值，推动数字经济深化发展。顶层设计引领先行先试，在先行先试中探索、在探索中创新、在创新中破题,为实现数据产权理论的重大创新提供实践依据，这符合理论创新的辩证逻辑。

顶层设计引路,基层先行先试探路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一分部署”是顶层设计引路，“数据二十条”首次提出探索建立数据“三权分置”、分类分级授权的中国特色数据产权制度框架，顶层设计引路，为先行先试指明了重要方向。“九分落实”是基层先行先试探路：“三权分置”，分类分级确权的数据产权制度能不能见实效，重在落实、成在落实,也难在落实。因此，我们必须在充分认识和把握数据特有属性和产权制度客观规律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先行先试。

从逻辑上看，科学的顶层设计引领先行先试，先行先试为顶层设计提供实践基础。如何在顶层设计引领下做好先行先试，本文谈谈几点认识。

先行先试：摸着石头过河

从我国的国情来说，数据产权制度体系建设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辩证关系，使其互促互进。数据确权这个世界性难题，既无历史经验可循，也无国内外模式可鉴，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市场各方主体，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从实践中寻找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是我国改革发展中的宝贵经验，这同样适用于建设数据基础制度。鼓励先行先试，就是要在先行先试的具体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有利于整个数据交易行业的确权方式，然后再以立法和行业规范的方式加以确认。顶层设计引领先行先试，先行先试不断落实和丰富顶层设计。将顶层设计与先行先试结合，这是一种重要思维方法。

先行先试：切忌急功近利

数据产权制度建设是一项多方主体参与的复杂工程，涉及经济转型、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等方方面面，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在落地过程中将会面对更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构建数据产权制度，要避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和定力，不能把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不能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实施方案应选准切入点，围绕重点难点问题努力破题，在具体实践中探索出可执行、可推广的数据产权制度建设的优秀方案和实践经验。

先行先试：允许试错、宽容失败

数据确权的复杂性,是导致数据确权难的根本原因。数据确权难，因而数据确权先行先试存在一定风险，要允许试错、宽容失败是最好的政策。列宁曾说过，“只有什么事也不干的人才不会犯错误，然而这恰好是他最基本的错误。”允许有失误和错误,要对失误和错误作理性的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将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探索性失误或未达到预期效果的错误与不负责任、乱作为的错误严格区分开,宽容不是纵容，要强化底线思维、红线意识，限定容错前提条件，准确把握政策界限。宽容失败,才能鼓励探索、激励成功,才能为干事创业者撑腰壮胆，才有利于激励人们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要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大力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

当前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加快推进数据资产化进程，数据权属问题成为一个绕不过、避不开、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必须回答好这一问题。“数据二十条”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已在国家层面建立数据产权制度方面进行了坚实的初步探索，是数据要素确权的“探路者”。我国在破解数据确权难题方面积累的经验，可为世界范围内的数据确权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编辑  宋斌斌）

民营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体、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国际市场开拓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经济增长和保持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阶段我国大部分民营企业正面临诸多困难挑战，资本的积累、科技的进步、传统产业的衰败、新兴产业的诞生等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使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已迫在眉睫。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提出调整经济结构、转换发展动能、创新驱动发展等一系列举措。

在我国经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不仅是民营企业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政府促进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的现实需要。现阶段民营企业转型升级需要企业和政府部门形成合力，多措并举。

家族企业管理要向现代化企业转型

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家族管理传统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企业发展壮大后的需要，如解决企业传承问题、治理结构问题、产权制度结构问题以及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的企业管理等问题。对以家族管理模式为主的企业，应打破家族化管理的束缚，实行经营权、所有权、监督权相分离的制度。条件成熟的企业，要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各种方式吸收社会资本，形成多种战略合作联盟，形成具有较大规模、具有主导产业性质的股份公司或集团，以应对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和激烈的市场竞争给企业带来的压力和挑战。

同时，不断创新管理方式，鼓励民营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拓展国内外市场。政府部门要鼓励条件好、资金充足的民营企业加快建立约束有效、治理结构合理、股东行为规范的现代企业管理体系和制度；鼓励民营企业完善企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制度，制定规范的公司章程，明确各自职责及议事规则；鼓励民营企业规范建立科学规范的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制度，精细化管理公司财务、营销、品牌等工作，使家族企业发展为更加适应社会经济变革、符合市场需求的现代企业。

树立品牌战略意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在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领先的技术优势尤为重要。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采取更具竞争力的战略，苦练内功，加强科技创新，基础条件好的企业应把科技创新资金列入企业的财务预算，加快技术、管理、组织结构、工艺等创新，引进高质量的科技创新型人才，提升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的自主研发能力。同时，民营企业应积极为自身创造条件，利用政府投入的科技创新基金，逐步建立起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发展科技型企业，建立科技研发机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发展和培育品牌产品，关键在企业，基础在企业。从企业法人层面看，企业领导层不仅要具有打造品牌的紧迫感和赶超国际一流水平的技术目标，而且要让全体职工都清楚地了解，创品牌是企业开辟、占领和进一步扩大市场的重要手段。要树立全员品牌意识，集中力量，做好主业，创造品牌，永葆品牌优势，用领先科技、品牌优势占领市场，同时通过并购等方式开拓国内外市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使企业始终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创新企业人才战略，用人唯才

企业竞争的本质是人才竞争。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企业要想成为创新发展的主体，除了要创造吸引创新人才的良好环境，还要利用企业自身的资源培养创新人才，储备创新人才，从而加快企业创新步伐，增强企业竞争力。要加强人才培养方面的投入，按照在企业内部培养、从企业外部引进人才的发展思路，采取外出学先进、专家辅导等方式，培养一批一流的企业员工队伍和研发队伍。

在保证技术人才整体素质的同时，要发挥好激励手段的作用，不仅对技术专家实行专家津贴，对工艺设计人员和产品研发人员，也要实行“激励性工资制”，提高工作待遇，从而调动研发人员的创新活力和工作积极性，同时吸引优秀的科技研发人员和高级技术人才到企业工作，为企业转型奠定人才基础。

引导民营企业走自主创新道路

自主创新必须坚持产学研结合的方式，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提高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政府要加强对企业的引导，鼓励企业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做好谋划，不断提升企业家对企业转型升级重要性的认识，树立企业在转型升级中谋生存求发展的理念。要组织民营企业家到先进地区、先进企业考察学习，拓展思路、开阔眼界，增强发展紧迫感，增强培育核心竞争力、加快转型升级的信心与决心。政府职能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企业家的发展意识、创新意识，切实解决企业“不想转”“不敢转”“不会转”的问题。企业要以创新驱动为支撑，大胆实施科技型自主创新项目，逐步形成以创新驱动为基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利用各种激励方法，努力发挥企业员工的创新活力，深挖员工的工作潜能，不断塑造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逐步实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的企业发展目标。

1.鼓励企业大量投入创新资金。企业每年应当拿出一定的营业收入（约为营业收入的3%）作为技术创新的研究经费，或通过实施项目，积极争取政府部门的研发资金支持，多渠道加大企业研发资金的投入力度。

2.健全企业创新体系。鼓励引导企业建立企业技术中心，负责产品开发、技术研发、工艺研究、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技术人才培养引进等工作。加强创新活动的软件及硬件设施建设，完善配置开发后续的验证装备，为研究开发成果的输出提供必要的支撑。

3.加强“产学研用”等创新活动的合作。企业内部的技术中心要与相关行业的高等院校建立持续的、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并聘请教授、知名学者等组成企业技术中心的专家委员会，共同投入、共同参与企业创新活动的全过程，与企业共享成果、共担风险，不断增强企业创新发展活力。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建立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心等平台，加快推进对民营企业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工作，支持民营企业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战略任务。2020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出台了《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加快改革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强化科技创新支撑的手段之一是实施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布局了一批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集聚了一批面向企业的数字化服务商，开发了一批符合企业需求的数字化平台、系统解决方案等，企业可以结合行业特点开展企业建云、上云、用云行动，提高企业的工业互联网应用水平，发展网络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提高自身的智能化水平，促进数字化转型。

多举措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

融资难是长期困扰民营企业发展的“老大难”问题。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政策帮扶力度，引导企业增强自律意识，严守信用红线，帮助企业破除融资的壁垒。

1.加强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鼓励支持民营企业不断提高信用等级。

2.拓展民营企业融资渠道。促使金融机构建立民营企业资金服务专营机构，鼓励并引进创业投资机构、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机构等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融资服务。山东无棣县积极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依法设立地方金融机构，成立了2家小额贷款公司和1家民间资本管理机构，2020年累计发放贷款12632万元。在充分利用民间资本的同时，加快发展担保融资机构，建立多种资金来源、多种组织形式、多个层次参与的担保体系。共设立3家国有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执行较低的担保费率，不收取保证金），今年已为32家企业提供了担保，帮助企业获得银行贷款2.22亿元，切实解决了企业的担保缺失难题。真正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门槛，对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民营企业给予重点支持和帮扶，设立专门用于转型升级的奖励扶持资金，建立健全有关信用再担保体系，采取营业税减免、资本注入、各类补贴等扶持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再如，为解决民营企业发展中的资金难题，福建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银行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力度，发行和分期设立了160亿元的纾困基金、20亿余元的纾困专项债，并拓宽融资渠道，加强产融对接，有力地纾解了企业的资金困难，这些做法值得借鉴。

3.加大对民营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在某些国家或地方政府组织的基建等项目或产业链发展中，可以由大型国有企业牵头组织项目上下游的骨干民营企业，共同制定产业链发展规划，提出产业链融资要求，对接多家金融机构组成产业链银团，让金融机构按照产业链规划组织融资。产业链融资能够有效实现上下游企业之间、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增信，有效应对经济波动给民营企业带来的金融风险。

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民营企业转型发展，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是最大的动力。政府要进一步营造优良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持续推进企业减税降费、减轻企业负担，充分调动、激发广大民营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加快推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

1.优化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环境。政府要制定鼓励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及时对政策落实过程中的效果进行全面评估。政府主导建立的科技创投、基金等，应向转型升级的民营企业倾斜；通过直接减免、投资设备抵免等各种形式的优惠政策，向高科技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高附加值的企业倾斜。近年来，山东省先后出台“非公10条”“实体经济45条”“民营经济35条”等一系列政策，对民营企业发展中的难点、痛点、堵点，提出含金量足、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措施；组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队341个，帮助企业理清发展思路，解决实际问题。山东省还出台了《关于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干事创业的若干措施（试行）》，营造尊重、激励、保护、服务、关爱、培养企业家的氛围，激发了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热情。

2.提升为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服务的能力。设立区域性的企业服务中心，成立集担保、研发、劳务、政府服务等为一体的服务机构。聘任相关权威咨询机构做好民营经济行业预警分析，及时向民营企业发布市场信息、行业态势等，引导民营企业明确转型升级方向，及时规避各类风险。搭建面向民营企业的技术研发、产品检测、产业信息、人才培训等生产服务性平台，帮助企业引进高科技人才，特别是能够给企业带来创新项目的人才；对企业引进高端人才给予一定的补助或奖励，选派、鼓励高科技人员到民营企业就业，帮助民营企业研发新产品，助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

3.加大政策支持和政策落实力度。相关部门要加大政策落实情况的督导，确保政策落实到位。优化土地、投融资、人才、信贷等扶持政策，拓宽市场准入渠道，减少行政审批流程，加大“非禁即入”力度。

4.不断改进作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四风”改作风、提效能，切实解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问题，查处各种非法行为，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5.创新服务体系，完善服务流程，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重点做好限时办结、首办责任等制度的落实，开展好一站式服务，真正为民营企业排忧解难，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给企业转型升级吃上“定心丸”。

（编辑  宋斌斌）

门户枢纽城市可以辐射广阔的国内腹地市场，并在海外对接国际前沿，是国内国际流量交互的中枢。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建设重点已由“以外为主”转向“内外兼顾”。新发展格局下，一个城市的国际门户枢纽功能越强，就越能链接全球更多的国家或地区，辐射更加广阔的国内腹地，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作用也就越强。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阶梯转移的战略腹地，更需要增强有较好区位条件的特大城市的国际门户枢纽功能，提升西部地区在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支撑作用。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重庆、成都、西安等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因而，需要深入研究如何增强成都、重庆、西安等西部大城市的国际门户枢纽功能的发展策略。

“双循环”下国际门户枢纽建设的逻辑之变

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是沟通区域内外的中心城市，是一国或一个区域对外开放的产物，对资源要素的集散具有“通道效应”和“配置效应”，在区位带动、综合辐射、交通通达等方面强于一般区域性中心城市。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以国内循环为主，进出口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很小。改革开放后，我国以融入国际大循环为主导，主要以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为重点开展国际产能合作，逐步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东部沿海地区上海、广州等港口城市依托有利的区位条件，积极联通国际市场、开展国际贸易、吸引国际投资，实现了国际要素快速集聚与经济快速发展，迅速发展成为对接国际前沿的门户枢纽城市。

当前，我国正加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并链接国际循环的强大引力场。这就需要拓展国内不同区域、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城市协同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广度、深度和韧度，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建设重点也由过去“以外为主”转向“内外兼顾”，不仅要注重联通国际市场、吸引国际流量，更需要突出服务国内大循环的重要作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以联通国内市场促进更多全球资源要素聚集，吸引国内国际流量汇聚。

图1 新发展格局下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建设逻辑之变

作为链接国内国际循环的中心环节，国际门户枢纽是汇集配置国内国际高端资源要素、串接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分工协作的纽带和载体：对外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重要位置、深度融入国际大循环；对内辐射引领区域发展、服务国内大循环。一般而言，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功能越强、能级越高，就越能链接全球更多的国家或地区，辐射更加广阔的国内腹地，其外在表现为承载的国内国际交互流量也就越大，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支撑作用也就越强。拥有内畅外联便捷通道、链接内外开放平台、拥有较强内外配置能力的国际门户枢纽城市，能更好地促进商品及服务、要素资源等在国内国际市场上交互流动，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其中，内外通道、开放平台为国内国际交互“流量”提供“硬件”载体，产业发展、制度环境形成的内外配置力则为其提供“软件”基础。

图2 双循环增强国际门户枢纽功能的内在逻辑示意图

“双循环”对国际门户枢纽建设的新要求

打通流通环节“肠梗阻”，提升内外通道集疏辐射能力。“双循环”的关键在于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一方面，通过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堵点和梗阻，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① 另一方面，要促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互联互通，以国内大循环更好地促进国际循环。而内联外畅的交通通道体系是打通内外循环的基础条件。这就要求：在服务内循环方面，面向区域市场乃至广阔的国内腹地市场，构建区域流通网络，提升内外转换效率，架起供给与需求、国内与国外联通的“桥梁”，为产品服务、资源要素流动打开通路、连接断点、疏通堵点；在融入外循环方面，有机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动的开放格局，为国际门户枢纽城市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提供通道支撑。

强化制度创新，释放开放平台赋能效应。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国际大市场。“双循环”强调扩大内需和激发国内大市场潜力和统一性，但并不否定对外开放，而是要扩大对外开放，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在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中塑造竞争新优势，拓展发展新空间。

开放平台是链接内外循环的物化载体，承担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商务等对外开放的复合型功能，是链接国际循环的重要窗口。要求在制度型开放中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带来的新变化，发挥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对外开放平台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的先行先试作用，注重首创性探索、集成性创新，加强各领域制度创新举措的有机衔接和融会贯通，打破内外循环制度型开放的障碍，促进国内国际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在集聚国内国际高端资源要素中提升位势能级，在规则外溢正向效应中增强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竞争能力。

做强本地产业、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资源要素内外基础配置能力。“双循环”需要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畅通经济循环需要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① 随着全球分工方式由产业间分工向产品内分工转变，国际循环效率持续提升的同时，产业链供应链敏感性、脆弱性也有所增强。立足国内、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确保在极端情况下保证经济正常运行；同时优化营商环境，集聚全球优质产业、技术资源，带动本土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推动对外贸易从要素成本型向精细化、深加工方向转型以及高端化服务拓展，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辅相成的开放型产业体系，提升国际门户枢纽的要素基础配置力。

“双循环”下成都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的探索实践

西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阶梯转移的战略腹地，也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地区。近年来，成都抢抓“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机遇，着力增强泛欧泛亚国际门户枢纽功能，商品及服务、要素资源等在国内国际市场上交互流量稳步提升，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作用稳步增强。

航空枢纽交互流量稳步攀升。作为国内第二个拥有双4F级机场的城市，成都已初步形成覆盖全球商务城市、新兴市场及热门旅游目的地的航线网络，“亚蓉欧”洲际货物中转枢纽初具雏形。入选国家空港型物流枢纽，创新空铁联运“一单制”货物运输模式，联合重庆启动实施“关银一KEY通”，在全国首次实现电子口岸入网业务跨关区办理。2022年，成都“双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3109.3万人次、居国内第一，2015-2019年（疫情前）年均增速达7.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货邮吞吐量达到61.2万吨、2015-2019年（疫情前）年均增速达4.8%，已开通29条国际定期直飞客运航线，位居中西部第一、全国前列。

陆港枢纽交互流量持续增长。在国际陆路通道建设方面，已逐步建立以成都为主枢纽，西至欧洲、北至蒙俄、东联日韩、南拓东盟的国际班列网络和陆海货运配送体系。入选首批国家陆港型物流枢纽和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创新推出跨境多式联运“一单制”系统集成改革、中欧班列“一单到底、两段结算”运费机制改革，创建了中欧班列（成渝）全国第一品牌，目前累计开行量已超过2.2万列，占全国比例超过40%，已联通境外103个城市、境内30个城市。在区域交通方面，建成西成高铁、成雅铁路、成贵高铁等铁路大通道，川藏铁路引入成都枢纽线，由京昆高速、成自泸高速-渝昆高速、成渝环线-渝昆高速，经昆明通过杭瑞高速、昆磨高速和开河高速至中南半岛各国的南向高速公路通道网络加快形成。

国际投资贸易交互流量不断提高。近年来，成都以自贸试验区为核心，统筹推进双向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推动实现成渝地区“一网通办”，获评“中国最具投资吸引力城市”第一名，对外资“磁吸力”持续增强，已导入富士康、英特尔、戴尔、德州仪器、西门子等10余家国际行业巨头，形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和航空航天、高端软件等万亿级、千亿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位势不断提升，为开展国际投资贸易提供了强大支撑。2022年，成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8346.4亿元，外商直接投资（FDI）25.9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超过4000家，落户世界500强企业有315家，展现出强大的外资吸引力。

“双循环”增强成都国际门户枢纽功能的相关建议

在“双循环”中，成都应进一步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和极核城市作用，以提升国内国际交互流量为方向，围绕做强内外通道、开放平台“硬件”载体及产业发展、制度环境“软件”支撑，按照“通道先行+平台带动+港产联动+制度保障”的关键路径，推动“枢纽通道”充分转化为“经济流量”，增强成都联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枢纽能级。

聚焦外建大通道内建大网络，提升通道内外通达效率

1.提升航空枢纽服务效能。国际方面，成都应大力发展国际通程中转联运航线，围绕洲际干线做强支线搭配、增强网络衔接水平，打造“北美—成都—南亚、欧洲—成都—东南亚/大洋洲”国际航空中转枢纽；同时深耕欧洲航线、突出东盟航线、择优非美澳航线的整体策略，织密对洲际以及南亚、中亚、西亚等重点区域航线，构建连接亚欧美“Y”字形全球客货运骨干航线网络。国内方面，成都应以共建成渝世界级机场群为契机，建设覆盖广泛、深度通达的“干支结合”国内航线网络，强化骨干航线建设，巩固提升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中心城市的航空快线，提高区域间2小时空中物流联系频率。

2.提高陆上交通通达能力。外部联通方面，成都应突出南向持续拓展境外通道覆盖范围，织密多元化中欧班列境外通道，打造成都—黄桶—钦州港铁海联运通道，加密成都经北部湾、粤港澳大湾区联通东盟的国际铁海联运班列和至越南、老挝跨境铁路直达班列，畅通以成都为枢纽节点的西部陆海新通道主线路。区域畅通方面，成都应依托成渝中线、成渝高铁、成达万高铁等通道，推动城际铁路网络、卡车航班网络与航空货运网络无缝衔接，整合川渝地区货运网络资源形成“运力池”。

3.发展多式联运提升货源腹地通达力。成都应完善空铁联运的一体化布局，引入铁路或城际货运专线，创新面向全球的“中欧班列+国际客货机”陆空联运模式，打造面向西南、辐射全国的“空铁互转”运输专线。强化机场货站、铁路港站、物流节点设施间快速通道衔接，推动铁路专用线进园区、进港区，解决联运“前后一公里”问题。推动铁路货站布局与适铁产业合理匹配，完善集疏运体系。依托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推广应用空铁公多式联运模式，加推多式联运指挥平台建设。推动成都经开区无水港与重庆港、泸州港、宜宾港等长江上游港口的公水联运通道建设，开行铁水联运班列、公水联运班车，共享长江黄金水道。

突出激发多层次开放平台服务效能，做优链接“双循环”交互窗口

1.提升空港陆港内外辐射能力。一方面，成都应围绕“中转枢纽+物流集成商”模式，引进世界级货运航空公司、全球知名航空物流集成商入驻。推动天府国际机场、双流国际机场在川渝乃至西部地区重点城市、重点产业园区探索推行“异地货站”模式，引入航空物流知名企业和国有公司联合投资运营海外货站。另一方面，应提升陆港国际班列组织运营能力，联动广元、绵阳、德阳等城市，加快构建以成都为核心、其他城市为节点的多线路多节点网络体系，提高国内货源组织能力；争取与法国邮政等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借船出海”，以资本融合、资源共享、网络共建等方式，在海外重要节点城市布局运控中心、海外仓、集装箱提还箱点等，以“门到门”全链条服务吸引货源，增强境外班列境外服务能力。

2.提高开放平台能级。一是深化成都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验，聚焦现代政府治理、双向投资管理、贸易监管服务、金融开放创新、产业集聚创新等五大核心制度创新体系，全力推出一批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改革试点经验和实践案例，打造改革开放“自贸样本”，进一步增强成都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创新带动作用。二是加快成都国际经贸合作平台建设。深化中国—欧洲中心、中国（四川）—东盟自由贸易中心建设，加快国家进出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一带一路”进出口商品集散中心建设。用活用好国际性会议、展览、赛事等活动，打造一批国际经贸合作营销推广平台，形成功能多样的平台支撑。三是提升成都国别合作园区发展质效。深度挖掘合作国家（地区）优势资源、特色产业、先进技术，围绕国别合作园区文化创意、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着力提升中日（成都）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园、中法成都生态园等外资引入、对外贸易浓度与质效，加快打造国际经贸合作样板标杆。

3.增强口岸服务效能。一是增强成都开放口岸平台支撑能力。推进进口肉类、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水果、植物种苗等更多特殊商品指定监管场地申报建设，探索口岸功能延伸与冷链物流、跨境电商联动发展。二是推动成都口岸与周边综保区协同发展。统筹推动航空、铁路等口岸功能和综保区场站资源共享，简化进出口环节随附单证，协同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创新“一个系统、一次理货、一次查验、一次提离”的一体化通关模式，实现货物通过快速放行。三是提升成都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深入推进航空货运、多式联运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通关便利化改革，推进监管环节集约化发展。拓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应用范围和系统功能，推动向税务、金融服务等领域延伸，实现国际贸易主要环节“前推后移”。推动口岸智慧化建设，深化“智慧空港”“智慧陆港”等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推进口岸间、场所间数据信息整合共享，促进多式联运、口岸联动和各区域协作。

着力增强本地产业和营商环境支撑，提高内外基础配置能力

1.大力发展本地适空适铁高附加值产业。一是提升成都优势产业分工位势，充分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CEP）等带来的红利，将外贸生产制造优势转化为对产业链的整合能力，逐步布局供应链管理、渠道分销、生产性服务等环节，大力支持轨道交通、工业无人机等产业链企业参与产业技术标准制定，推动产业合作向合作研发、联合设计等高端环节延伸。二是抢占贸易新业态先机，提升跨境电商的渗透力，培育一批推广“成都造”的跨境电商独立站，深化“跨境电商＋快速配送”模式、探索工厂“流量+个性定制+品牌化”网红带货业务等，形成“跨境+内容”消费新优势。前瞻性发掘数字贸易新机遇，围绕数字贸易准入、数据（设施）本地化等方面完善数字贸易制度，加快数字游戏、数字视觉等核心领域创新发展，重点聚焦游戏动漫、数据处理等完善专项支持政策，推动精品手游等走向国际市场。三是大力发展适空适铁产业。发挥成都临空经济示范区优势，打造临空制造新链条和临空服务新业态，构建大飞机全生命周期服务产业链。推动天府临空经济区创建国家级示范区，围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维修等，集中发力出口型电子产品、医疗耗材与生物制品、智慧机场等细分产业领域。发挥国际铁路港经开区优势，围绕做强大宗贸易生态，加快落地期货交割、仓单质押、检验检测等业态，拓展智能家电、全球ODM等业态，加快导入菜鸟、希音等“自带流量”型企业。

2.增强“自贸+保税+跨境+口岸”制度集成创新。贸易便利方面，成都应依托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对接国际资质标准，探索服务贸易制度创新，针对潜力区域率先进行政策及资源倾斜，赋能服务贸易发展；依托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平台，探索开展进口药品（医疗器械）、宠物食品等跨境电商试点，加强跨境电商政策支持，推动跨境电商提能增效。投资便利化方面，成都应强化外商投资促进政策归集、汇总和统一发布，建立外商投资从签约到投产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放管服”方面，成都应推广自贸试验区“简易事项准入即准营、一般事项承诺即准营、复杂事项一证即准营”等改革创新，实现市场主体“准入快、准营易”。深化政务服务流程优化再造，对关联度高的多个“单事项”推行集成办理。

（编辑 宋斌斌）

2023年9月28日，我搭乘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深海所）的“奋斗者”号载人深潜器，第一次进入中国南海海域1380米深的海底，参加科学考察和生物样本取样。这是“奋斗者”号投入运行2年多来的第214次载人深潜，包括此前曾经下潜到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那是11000米的深渊，迄今只有极少人可以到达的第四极地，仅是1000多个大气压就足以让人望而生畏。这是实实在在的跨学科、跨部门组织体系的科考，是中国科技和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壮举。

我与深海所所长丁抗老师有20多年的交往，当年我还在科技部担任调研室主任时，他是科技部海外战略顾问成员，因此有了许多面对面的沟通与对话。这次科考上岸后，我又与丁老师以深海所发展模式为参照，对中国科技体制和政策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一次深入交流，也可以说是我对他的问答式访谈。我由衷地认为，在丁抗所长的率领下，正式成立8年的中国科学院深海所创造了国立科研机构新的机制和模式，可以为中国科技改革提供宝贵的范例。

诚信为重

科研诚信是学术底线，是科技进步的基石。这一学术伦理不仅维系着学术自身的纯洁和健康，也成为人类文明的不朽灯塔。古今中外许多杰出学人毕生投身学术，正是缘于追求真理、探究自然的价值观，缘于学术的纯粹和清净。布鲁诺、伽利略、孟德尔、居里夫人、爱因斯坦……，这些耳熟能详的科学巨人，激励着一代代学人执着于科学，恪守科学精神，维护科研诚信。

许多国家对科研诚信问题极为重视。美国早在1989年就由NIH设立专门负责科学诚信的独立机构——美国科学诚信办公室，美国卫生部颁布首个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联邦管理法规，之后又制订了《科研不端行为防范法》。韩国2009年对学术造假的黄禹锡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终结其作为职业科学家的历史。日本把科研信用作为对法人和科研人员的评价指标之一，实行统一的电子平台共享信息，政府部门间建立了信用共享机制。没有诚信就没有科学未来，这是各国科学家的普遍共识。

我国科研诚信建设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制度规范，但对学术不端行为仍然缺乏行之有效的约束力，学术失范行为屡禁不止。2006年，震惊中国科技界的“汉芯”造假事件，给芯片产业造成沉重打击，造假者却毫发无损。2015年，英国现代生物出版集团等先后撤销其旗下的部分期刊论文，其中117篇为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2017年，《肿瘤生物学》宣布撤销2012-2016年间发表的107篇论文，作者全部来自中国。清华大学朱邦芬院士认为，中国学术诚信问题涉及面之广和严重程度史无前例。如果连起码的诚信都守不住，枉论其他。

这些年来，我与丁抗老师交流最多的话题就是科研诚信。当年我曾兼任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主任，对国内外科研诚信问题十分关注。丁抗老师在美国大学多年，又在中美两国学术界频繁往来，对此感受至深。那时我们对中国学术界在科研诚信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都是忧心忡忡，认为学术造假对于我国科研事业的伤害之大超乎想象，要尽快确立一些基本原则，比如改革学术评价等管理制度，建立科研诚信档案（黑名单），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等等。

这次科考中旧话重提。为了“建一个干干净净的研究所”，深海所从2015年筹备建设开始，就把科研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明文规定：行政领导不得动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及行政资源，为获取自己的荣誉，如申报院士、杰出青年人才、评功评奖等，进行任何形式的公关、游说活动；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背离正常程序，占有科研经费；不得凭借行政地位获取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的署名；不得背离正常程序，干预招生/招聘、职务/职称晋升工作。2020年深海所又设立科研诚信建设委员会，并且成立独立的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专人负责，坚决守住学术诚信底线。

经过短短8年的发展，深海所已经成为中国深海科研的中坚力量、国家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奋斗者”号完成万米海试并顺利返航时的贺信中说：“从‘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到今天的‘奋斗者’号，你们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和自立自强的勇气，践行‘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高峰’的中国载人深潜精神，为科技创新树立了典范。”我相信这一优异成就的取得，与追求卓越、求真务实、诚信为本的良好学风密不可分。深海所用心播下的科研诚信种子，已经和必将继续结出丰硕之果。

耻为身谋

最近公布的2023年度诺贝尔奖，有两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一是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卡塔琳•卡里科，在近40年研究mRNA技术过程中，不仅被长期忽视和质疑，“抽屉里装满了被拒绝的拨款提议”，而且三次被解雇和降职，从她的出生地匈牙利到美国，再到德国，职业生涯中充满了动荡不安，可以说是坐穿了学术“冷板凳”。二是中国学界又一次充当集体旁观者，特别是与近邻日本已获28个诺奖、进入21世纪后几乎每年一个获奖者的情形相比，中国学术界似乎只能沉默以对。

我国现有4200多万名全时研发人员，2022年投入3万亿元研发经费，2700多名两院院士，科研人员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而学术界拿到千万元甚至亿元级项目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在前沿科学领域仍然只能充当外围的看客？有的人说中国近代科技历史不长，积累不够；还有的人说中国教育理念落后，出不了创新人才。我认为这都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的是缺乏良性健康的学术生态，为声名所累，这是目前面临的最大困扰。

以院士制度为例，各国院士制度本质上都是一项学术性、荣誉性称号，不但代表着学者曾经达到的学术水平，更是维护学术声誉的符号。我在科技界多年，结识过不少学贯中西、具有高尚人格的院士，周光召、袁隆平、王选、孙家栋、李振声……他们都十分珍视院士荣誉，堪称“远方的那座高山”。我的大学老师付廷栋院士是著名油菜专家，已经80多岁了，仍然坚持在田间地头做科研和推广。他们是中国学术的良心，是真正的国之脊梁。

但是，我国目前的院士制度已经严重异化。在一年一度的两院院士评选中，人们看到的早已不是学术界应有的淡泊与宁静，而是几乎搅动全国科技界、牵动无数学术机构和学者神经的巨大喧嚣。近年来，中央反复强调让院士回归学术荣誉称号，但实际进展并不明显，许多改革基本上都是限于形式，包括人数限制、推荐方式以及对院士个人行为的规范等，名利主导仍然甚于学术本身。

正是因为如此，丁抗老师回国担任深海所所长之初，就要求自己：为防止职务利益冲突，避免在本所的科研成果上署名，也不参与本所申报的成果奖项；遵循国际上通行的学术规范，不申报不参与涉及本人的院士评选。有人也曾提出推荐其当院士，他一次次婉拒了。他深知中国这一领域与先进国家还有巨大差距，只能埋头苦干才有可能赶上去。“侠气峥嵘盖九州，一生常耻为身谋”，不让自己陷入各种争名逐利的内卷内耗之中，全力以赴成就中国深海工程的伟大事业，这也许是对自己最大的善待。

在三亚这个并不繁华的城市一角，一群年轻学者从五湖四海汇聚到这里，甘于寂寞，执着于枯燥、艰苦的深海科技工程，真是难能可贵。是什么感召了他们？是什么让他们年复一年地承受着海上的颠簸与风吹日晒？是什么让他们一次次冒着风险进入变幻莫测的大洋深处？在物欲主义盛行的当下，他们的内心依然是宁静、丰富和高贵的。在深海所，我看到安静、低调、务实已成为其内在的文化元素。在深海所这个国家级平台上，所学得以所用，做学问与国家富强、安危紧紧联系在一起，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莫大的奖赏。

术业专攻

深海所坚持不办企业，也不在任何企业持股分红。他们的技术和专利主要通过一次性技术转让方式，在三亚逐步形成了一个围绕深潜工程的高端产业集群，包括深海照明、电视抓斗、特种缆索等等，可以理解为是技术外溢。这与社会上大学、科研院所等公共机构大量兴办企业或在企业参股，大批科技人员集科研、商业于一身，形成了明显对比，孰是孰非？

科研单位兴办商业机构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初是“星期日工程师”，科研人员利用节假日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个人获取报酬。此后便是直接进入市场，将公立机构的部分资产、技术和人员转入企业，称为“三产”。当时的背景主要有三个：一是绝大多数企业都没有技术能力，基本上只是工厂，亟待技术指导和科技成果转化；二是科研单位经费普遍严重不足，迫切需要通过参与经营获得生存；三是市场经济刚刚萌芽，竞争逻辑和规则尚未形成。

如果说当年公共机构兴办企业有其历史必然性、合理性，那么现在各方面情况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仍然允许大学、科研院所办企业就成了大问题。明显的悖论是：第一，校办、院办企业利用了大量公共资源，与社会企业构成了不公平竞争；第二，许多学者既是公职人员，又是企业老板或高管，很难避免利益冲突；第三，国家创新体系的各个单元将很难形成分工协作的局面，恶性竞争现象非常普遍。

我曾经结识过不少中关村的科技型企业家，他们在鼓励创业的政策引导下投身商海，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把科技成果转化寄托于科研人员创办企业，那么企业家的价值何在？市场的意义是什么？商业模式有没有意义？资本与技术的结合点在哪里？事实证明，如果脱离了公共平台的持续输血，绝大多数院校办企业都活不长、活不好。科技和经济脱节问题几十年来都难以解决不，主要症结不是科技没有做好，而是市场和企业缺位。

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公共机构的天职，否则就没有依靠国家财政供养的合法性。丁抗所长认为，深海所是国立科研机构，由国家财政预算支持，有责任向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技术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深海所的主要功能是深海科技工程，如果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商业中，不仅难以做好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而且极有可能对科研事业造成干扰。术业有专攻，深海所集中精力把本职工作做好，就是对国家和人民最好的交待。

厚积薄发

在大多数人看来，有了科研成果，不就表明有能力吗？事实上科研成果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既包括一个技术、一项专利、一个新品种，也包括一篇文章、一个奖项，甚至一个技术进展。这些成果与能力有关系，但决不是能力本身。一方面，技术能力要有持续发展进步的能力，特别是对科学研究而言；另一方面，就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市场竞争力。

多年前，我曾接触过一个案例：新材料领域的某个研究团队承担了国家863计划项目，做出了很好的技术成果。项目顺利通过了专家评审，文章发表了，主要人员获奖、评职称了，皆大欢喜。但几年过后，这个队伍解散了，大多数骨干人员都去了国外。这种科研活动既未能持续实现学术积累，又不能形成价值闭环，纯粹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类似情况在大学和科研院所相当普遍，这不是真正有能力。

还有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就是“论文导向”，这使得学术界“脱实向虚”的现象更加突出。从前些年追求SCI论文，到近些年追求CNNS论文，学术界和科研领域几乎到了无论文就无所谓学术水平的地步。把发表论文作为全部科技活动的“金标准”，其实完全偏离了学术规律，必然导致学术领域的学风日下，出现不少急功近利、学术造假、把一篇文章拆分成多篇等不良取向，很难引导学者做“十年磨一剑”的研究，更谈不上倡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深海所偏居三亚一隅，坚持研究真问题，解决实际问题导向，走出一条国立科研院所的新路。深海所的模式给我们深刻启发。

第一，注重平台的能力。当代科技竞争已经走出纯粹的象牙塔，越来越体现为大工具、大数据、大合作以及学科融合、技术集成的能力，通过平台长期积累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了科学家个人的灵感和智慧。

近10多年来，深海所能够不断优化深潜工程技术体系，就是在大量深潜实践中获得的。第一款深潜器“深海勇士”号6年间深潜600多次，第二款深潜器“奋斗者”号不到3年深潜226次，由此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数据和经验。站到这个平台上，就是站到了前人的肩膀上，站到了深海工程技术之巅、世界之巅。

第二，注重动手的能力。在这次深潜科考中，有一部深海照明灯在出水过程中不慎被撞，需要尽快修复。深海所的几个年轻科学家迅速动手，熟练地完成拆解、修复和重新装配。在深潜科考过程中，他们不但能操作深潜器及机械臂进行各种高难度的工作程序，而且在设备检测、人员培训、物料准备、辅助作业等具体事务中分工协作，精益求精，规范有序。这些科技人员大多毕业于中外名校，却毫无坐而论道的书卷气，而是专注于每个工程细节，每个人都是一身汗水一身油污，每个人又都是深潜科技工程的行家里手。科学、技术与工程在这里得到了完美融合，这正是现代科技的主流方向，也是真正的问题导向。也许这些年轻人不会成为学术大咖，但自由畅游在大洋深处的他们代表着中国能力、中国实力。

第三，注重集成的能力。深海所正式编制人员约160人，与那些数百甚至千人级的大院大所不可相比，如何实现深潜这一极其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秘诀就在于开放和集成，广泛寻求与相关科研单位和企业的深度合作。丁抗所长把深海所的这种科研模式归纳为小核心、大网络。一方面是自己做好关键技术研发和系统组织集成；另一方面是与外部机构开展合作研究。深海所的科研经费中，有60%用于合作研究或委托研究，这在国家级科研机构中并不多见。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科技并不缺亮点，而是缺乏把这些亮点规划设计集成为具有竞争力产品的系统集成组合。深海科技工程涉及众多学科和技术门类，仅靠自身力量不可能做到最好结果。于是，在大开放的研究范式下，钛合金是沈阳金属所做的，浮力材料是理化所做的，压力装置是川西机器做的……，一曲雄浑的深海科技工程大合唱成就了中国第一、世界前列。

环境造人

科技不同于其他领域，数量再多也不等于质量。国家间比拼的不是人多势众，而是有没有顶尖人才、领军人才，有没有能够发挥他们聪明才智的机会和平台。比如钱学森先生，美国人当年说，钱学森的能量不亚于5个整装师，因为他可以把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水平带到世界前列。还有钱三强、邓稼先、赵忠尧、陈开甲、李四光、袁隆平、孙家栋……，都是名副其实的国家栋梁。我认为他们有三个特点：世界级水平、战略性思维、始终不渝的家国情怀，缺一不可。

我国目前已拥有世界最多的科技人才、全时研发人员，每年还有上千万大学毕业生。但是，尖端人才的匮乏仍然困扰着中国科技的突破，多年前的“钱学森之问”仍然未解。当我们看到有90%中国留美工科博士选择留在美国，硅谷有2万多名清华学子，特斯拉的7000名研发人员中有1000名来自中国，这都说明中国不缺人才，缺的是让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

第一，学术科层制问题。科学精神的内核是质疑和批判，是人人平等，无所谓世俗的高低之分。在科学殿堂里，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还是初来乍到的新锐，服从的只有科学和真理。尤其是创新与突破，本质上就是对前人的超越，这也是为什么诺奖获得者的成就大多是在35岁左右取得的原因。因循守旧、亦步亦趋，永远与科学发现无缘。这些年来，中国学术界正在日益表现出学术科层制趋向，学阀之风盛行。各领域造就了一批学术大佬，一言九鼎、呼风唤雨。当学术研究变成一言堂、家天下的时候，必然是万马齐喑、万户萧瑟，哪里还有年轻学子创新与成长的环境氛围。

第二，急功近利问题。科技发展历史表明，重大的科技突破无一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果。杰出科技人才的成长，都是在远离喧嚣的专心与低调中成就的，没有“帽子”的青年人最具创造力。目前我国科技界可谓“帽子”满天飞，国家级的院士、杰出青年人才、长江学者、千人计划，地方级以名山大川为称号的各类人才计划（如泰山人才计划、珠江人才计划等），还有学界的教授、博导、硕导，以及各个层级的政府奖、社会奖，层层叠叠，伴随着学者几乎全部的研究生涯。这是典型的拔苗助长，其结果多半是“伤仲永”。深海所坚持不以“帽子”论短长，严禁学术公关，何尝不是对青年人的真心爱护。

第三，“山头主义”问题。当今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学科间的交叉渗透，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彼此融合，国家间的广泛学术交流与合作，已经成为科技进步的主旋律。任何妄自尊大、自我封闭的“山大王”学术思维，不仅出不了科学大家，而且将必然被大势边缘化和摒弃。目前中国学界“近亲繁殖”现象比较普遍，这与国际学界的主流方向明显相悖。深海所对此做了两个尝试：一是从深海所毕业的博士原则上不留在本所，避免把学术异化为人情关系；二是学术研究活动充分开放，在博采众长的交流合作中学学相长。物理学上有一个熵增定律，即封闭系统必须由有序走向无序，中国科技如何才能避免熵增。

第四，“看后视镜开车”问题。这是我对目前科技人才评价机制的形象描述。许多早已退出一线科研活动，甚至长期脱离国际学术前沿的学术大佬们，对年轻人和他们的学术方向指点江山，甚至盖棺论定。许多重大科技项目的确定，往往不是以学术价值为标准，而是有没有院士领衔。以身份、资历甚至人情世故衡量学术，常常令青年学者晕头转向、苦不堪言。现实与理性迫使他们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应对各种填表、评审、答辩，甚至曲意迎合各种权势。笼中的鸟儿如何才能一飞冲天。

海权为大

中国近代百年屈辱的历史是从海洋开始的，南海的鸦片战争、黄海的甲午战争让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闻一多先生的《七子之歌》的七子（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几乎全部都是海战失败留给中华民族深重的疮疤。重陆轻海，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邓小平），这段辛酸国耻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

直到今天，中国470万平方公里海疆仍然暗流涌动，危机四伏。两岸分治70多年，中国是当今世界大国中唯一没有实现统一的国家。美国阻隔中国进入太平洋、印度洋的第一岛链成为C型合围之势，还有渤海之于韩国，钓鱼岛之于日本，东沙、西沙之于越南，南沙之于菲律宾，在中国领海和周边难有一块安澜祥和的海域。近年来，历史上曾经结伙瓜分中国利益版图的老牌殖民者也纷纷到中国周边亮胳膊秀肌肉，“架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春秋幻梦似乎仍未散尽。

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和贸易的重要一员，每年多达6万亿美元对外贸易额，近万亿美元对外投资额，1.5亿出境人数，以及5亿吨进口石油、1.5亿吨进口粮食、11亿吨进口铁矿石、1亿吨进口铝矿石等，都表明中国对于国际市场和战略资源分配的深度融入。切实维护海权和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在全球范围内参与配置和利用资源，这是中国走向强国之路必须回答的世纪命题。

近30年来，中国走向大洋的进程可谓步履艰难。1993年，当中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被美军武力围堵，最终不得不任其上船搜查的时候；1996年，当台海发生危机，美国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逼近和威慑中国的时候；2001年，当中国战机被美军侦察机恶意撞击坠海，飞行员王伟壮烈殉国的时候；2016年，当菲律宾向海牙国际法庭提起诉讼，结果裁定中国对南海主权要求无效的时候……，我相信任何有良知的国人都会感到悲怆，更会激起进一步走向深海的意志。

我在深海所了解到，近年来深潜平台已经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比如，2021年印尼潜艇失事，深海所奉命前往救援，圆满完成高难度搜救任务，受到了印尼政府和军方的高度赞誉；“奋斗者”号深潜器多次进入马里亚纳海沟等万米深渊，获取大量生物样本，极大丰富了全球生物信息资源库，为海洋生物研究提供了关键支撑；与新西兰科学家展开合作，对万米深的克马德克海沟进行科考，共同探索无尽的深海奥秘。在南海科考中，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一艘500年前的中国沉船，满载各种珍贵的明代瓷器，为研究古代航海及贸易历史提供了新的佐证。可以预见，日趋完备成熟的深潜平台将成为真正的大国重器，服务于科技、经济，服务于国家海洋安全。

历史经验证明，海权不是单靠打嘴仗可以得到的，妥协不可能换来真正的体面和尊严。从浅海到深海，从近海到大洋，无一不是综合国力和战略能力的集中体现。我在8天深海科考过程中，每天都会特别凝望200多次进入深海的“奋斗者”号深潜器，感慨不已，思绪万千。真心期望中国能够有更多、更好的深潜器，期望深潜平台能够让国人更多地步入深海、了解深海、利用深海。期待那一天，祖国海疆曾经蒙受的硝烟和屈辱彻底散尽，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尽情地与和平鸽共舞。

（编辑  季节）

区域协调发展，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繁荣昌盛。在经济发展中，应促进落后地区加快发展、推动资源枯竭地区产业转型、提升发达地区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实现国土空间的优化配置、深化地区间的合作联动等，都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而地区差距悬殊是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要求和核心内容，是缩小地区发展之间过大的和不合理的差距。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演进与现实状况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其所带来的影响是广泛的、深刻的。区域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实施就是为了解决各类区域发展中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一个重要区域经济发展的时间节点。鉴于“八五”末期呈现出的过大地区差距，中央提出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条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明确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陆续出台，从1999年到2006年，先后出台了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政策文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面形成。“十一五”时期，围绕贯彻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国家选择具有不同代表性的地区，立足于实施分类指导，出台了一批重大区域战略规划。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的研究、制定与实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协调发展构成新的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成为治国理政的战略方针和指导原则；区域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主要经济政策相提并论，成为国家指导和调控经济活动的主体手段和重要工具；各级党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直接主持区域战略和政策制定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名副其实“一把手”工程；区域重大战略陆续推出，跨区域、跨流域一体联动深入推进；着力解决重大区域问题，进一步促进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协调发展、共同提升，最为突出的是通过扶贫攻坚，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一步强化典型带动与示范，打造了一批重要的发展改革与开放的合作平台；等等。

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一系列重要区域政策的强力推动下，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取得了粲然可观的积极成效，主要是：

优化了区域发展格局。在进一步巩固东部地区发展优势的基础上，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提质加速。从2008年开始，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加快，有效缩小了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

培育了一批新的经济增长极。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传统经济引擎继续展现牵引活力，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成渝经济区等中西部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陆续形成。

促进了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一批原中央苏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及资源枯竭型地区焕发活力，经济增速明显提升；2012年以来，以农村为主体的近一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创造了世界奇迹。

提升了区域比较优势。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发达地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黑龙江、河南等粮食主产区地位进一步巩固提升。黑龙江粮食年产量已达1500亿斤以上，河南粮食年产量也达到了1300亿斤以上；一些生态环境良好地区生态经济开发取得突破性进展，绿色发展水平持续提升。

区域联动进一步加强。跨行政区合作积极展开，经济区建设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部分地区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

重点地区的引领带动能力不断提升。城市群发展快速，中心城市对一般城镇和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增强，城乡融合进程不断走向深入；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共同富裕示范区、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改革创新力度不断强化，一批成熟的经验和做法被复制与推广。

区域战略和政策之所以能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产生具有实质性而又十分明显的效果，关键在于其体现了分类指导和协同联动的本质特征。分类指导把握了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和所面对的关键问题，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务实性，从而能产生吹糠见米、立竿见影的实际效果；而协同联动能够推动地区间进行合理分工、发挥比较优势、避免恶性竞争，能够促进地区间实行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提高整体创新能力、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还能在关键时期或特殊环境下做到同舟共济、抱团取暖。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依然任重道远，过去存在的区域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发展进程中又呈现出一些新的问题。

一是地区分化加剧。受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现实基础、营商环境、科技条件、政策差别等的影响，在激烈的地区竞争中，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表现突出，四大区域板块间、区域板块内部各省份间、各省份内部地区间的分化状况日趋明显，一部分地区出现由高速发展到经济发展放缓的反转。

二是困难地区跨越发展后劲不足。部分资源枯竭地区产业转型进展缓慢，新的增长点尚未形成；受制于“马太效应”和“破窗效应”，一些欠发达地区出现资源要素流动入不敷出的状况；部分脱贫地区发展基础不够坚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农村地区发展相对缓慢，城乡间综合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

三是区域一体化实质性进展迟缓。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依然存在，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隐性障碍有增无减，在资源要素自由流动、自主配置，产业结构统筹安排、互补互促，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一体提升等关键方面的区域开放合作依然薄弱。

应该看到，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状况的存在是一种常态现象，绝对的平衡和协调是难以做到的，也不能追求发展的绝对平衡和协调。有差距才有追赶，才会形成竞争，正是在你追我赶、争先恐后的竞争中，才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效益增长。我们追求的是动态的平衡，发展中的协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致力解决的问题是消除不合理的、过大的地区差距。因为过大的地区差距不仅违背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也会最终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妨碍社会的稳定。

着力建设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二级标题）

我国已步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基于建设现代化的伟大使命，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指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空间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把握二十大的要求，基于过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经验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紧扣分类指导和协同联动的操作导向，下一步应着力如下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增强对特殊困难地区的战略与政策赋能。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资源枯竭地区、脱贫基础不牢固地区以及在过去发展中由强变弱、陷入困境的“泥沼”地区等，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短板或薄弱环节，推动这些地区实现跨越发展需要采取特殊的措施。国家区域战略与政策集高品位、广影响、强能量、大红利于一体，对地区发展具有倍增的促进作用和叠加的衍生效能。推动特殊困难地区摆脱困境，实现跨越式增长，与全国同步实现现代化，必须加强国家区域战略与政策赋能。赣南原中央苏区在国家定向区域战略与政策指导下实现快速发展的实践，就是一个生动有力的例证。要结合解决不同地区的实际问题和推动发展的基本需要，量身定制战略规划和政策文件，通过有力的机制、实在的举措和具有支撑带动力的项目，推动其实现振兴跃升。

第二，强化推动共同富裕的机制建设与政策安排。党的二十大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能允许存在两极分化。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的征程，也意味着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阶段。目前，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这种差别的形成既有生产力发展不足的问题，也有分配不公的问题。推动共同富裕要把加快生产力发展和建立公平的分配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在发展方面，要着力推进重点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广大农村地区加快发展；在分配方面，要重视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特别是解决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过低问题，同时运用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还应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第三，大力推动行政交界地区合作联动发展。实践表明，多个行政区毗邻的区域大都处于欠发达状况，其原因在于，在其所属的行政区内部，由于路远地偏，政府管控与支持常常鞭长莫及、力不从心；在行政区外部，基于自身利益，互不隶属的各行政区往往明里暗里较劲，相互间竞争激烈，结果是相互损伤。行政交界地区加快发展的唯一出路，就是开展区域合作、实行协同联动。通过合作打造一体发展的经济区，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体制构建、产业发展布局、生态环境保护、公共服务提升等重要经济社会发展事项，依此提高整体创新能力和发展水平，不断拓展发展空间。上一级行政区应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所属边沿地区深化开放合作，创新协调机制，把竞争对手变成合作伙伴，合力把行政交界地区打造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心。

第四，进一步增强城市群、都市圈的引领带动作用。城市群、都市圈大中小城市密集，是国家创新资源与要素的主要集聚地，发展动能充足，自然而然成为推动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力量，也必须担当起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体责任。当前，总体上说，城市间的竞争大于互补，大城市对一般城市、城市对农村的虹吸效应大于辐射效应，要通过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战略，着力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联动，着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要以城际铁路和市域、市郊铁路等轨道交通为骨干，提高城市群、都市圈基础设施连接性贯通性；要优化城市间的功能分工，打造各类产业的互补互促的良性发展格局。要通过统一规划、体制联动、共建共享、同权同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资源要素的平等交换与双向流通；要通过功能分解、企业进村、产业转移、对口帮扶等有效途径，加大以城带乡、以工助农的力度。

第五，推动大区域协同联动和小空间因情施策的有机结合。区域发展的实践表明，一般而言，超越行政区的经济区地域范围越宽阔，可以利用的资源要素就越丰富，可以形成的创新能力就越高强，地区发展的能量就越充足。与此同时，区域政策的空间板块覆盖面越小，针对性就越强，实施的效果也就越显著。因此，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要把实现尽可能多的行政区合作联动，与对适宜空间板块区域的定向指导有机结合起来。但无论是推进大的区域空间的协同联动，还是实施相对较小国土板块的分类指导，其措施都要充分体现针对性、务实性和有效性，防止大而化之、无的放矢。

第六，实行区域重大战略有机衔接、一体协同。鉴于区域重大战略的影响力和有效性，如果相互隔离、各自为战，就会因战略区别形成战略分割，又因战略分割导致政策极差，从而有可能形成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因此，要推动同一地区多种战略的融合贯通，促进不同地区重大战略间的有机衔接，充分发挥重大战略的叠加效应和复制推广功能，促进各地区充分利用国家战略，各显其能推动地区发展。

第七，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支撑作用。数字技术是正在蓬勃发展的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成果，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生活治理方式形成了全方位的影响。对区域发展而言，数字技术能够有效颠覆传统化解既有地理环境约束，克服传统治理方式存在的随意性等内在缺陷，更加广泛和高效地配置资源，为实现落后地区创新发展路径、实现后来居上提供了有利条件。要遵循数字发展规律，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建设。相对欠发达地区要尽力发展数字技术体系，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平台，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使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支撑和主要动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对数字技术的掌控能力上。欠发达地区宁可牺牲一点其他方面的需求或建设，也要千方百计建立高水平的数字技术体系和数字经济结构，在这个方面发展不能滞后。

努力推进区域教育协同发展与公平服务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教育是重要的基本公共服务。因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应当把推进区域教育协同发展和公平服务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从一定程度上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程度反映着区域协调发展的程度与质量，而区域教育协同发展与公平服务的状况则反映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程度与质量，教育能否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和公平服务，关系到许多人的一生，也影响到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应当采取切实有力的举措，提高区域教育协同发展和公共服务的水平。

“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党的二十大所明确的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的要求。党的二十大要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而人民是否满意的根本依据就是能否实现教育公平。应该说，经过数十年的持续努力，我国教育公平状况不断改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育普及水平全方位提高。资料表明，2021年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4%，学前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达到88.1%，高中阶段的教育毛入学率为91.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2012年的30%上升到2021年57.8%，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普及程度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进入国际社会公认的“普及化”阶段。

教育发展的成就应该充分肯定，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区域教育协同发展和公平服务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城市和农村，中心区域和边沿区域，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差距比较大。二是，较高的受教育人群的平均数掩盖了结构上的不均衡问题。平均不等于平衡，虽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较高水平，但实际上在农村与城市、边沿区域与中心区域、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是显著的。一个平均数，容易把这些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掩盖起来。总体上看，存在着不同地区人群享受教育的机会不公平、权利不均等的问题。例如，虽然国家免费提供九年义务教育，一则，各个地区和各个家庭的基本条件不尽一样，因为因病返贫、家庭缺乏劳动力等原因，并非所有的孩子都能实际或完整地享受国家提供的免费教育；二则，现行的教育活动受政府与市场双重规制驱动，存在着课堂教育和课外教育两个轨道，贫困家庭的学生往往请不起家庭教师，因而会形成有“家教”和无“家教”学生在学习成绩进而升学概率方面的明显差异。三则，各地的教育条件差别明显，教学质量与水平也体现出较大的差别，客观上会带来条件较好地区和较差地区升学率的差距，从而也会影响到教育的公平状况。四则，考试规则与录取规则并不完全一致，由于学校分布状况和考生的地域、城乡属性等的差别，考取高分的学生不一定能被相当的大学录取，而一部分考分较低的学生反而能够读上更好的大学；再加上一些学校具有“自主招生”等特权，就更容易形成招录上的不公平，从而带来教育服务的不公平。因此，实现区域教育协同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服务是我们需要高度重视、着力落实的一项重要任务。

党的二十大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等做出了重要部署。基于存在的突出问题，应当在如下方面继续做出努力：一是建立统一的教育公平服务标准体系，针对薄弱环节制定实施方案，采取有效措施逐项推进，按期保质达标。二是多措并举，包括加大经费投入、项目支持，推动优质资源转移以及开展联合办学、对口支援等，进一步推动教育资源在区域间的合理配置和向薄弱地区的汇合聚集，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三是强化特殊困难家庭的帮扶力度，综合考虑各方面需要，切实提高义务教育的控辍保学水平。四是完善进城农民享有公平教育的权利，保障随迁子女及时入学。五是严格控制高等教育考试中各种形式的加分和特招，严格规范相关高校的自主招生权力和程序。六是进一步降低高等教育的入学门槛，积极探索实施宽进严出的管理模式。七是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等的协同创新，适当提高职业教育的等级或层次，促进教育进一步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进一步服务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突破。

（编辑 尚鸣）

随着全球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贸易逐渐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数字贸易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的贸易活动，包括电子商务、在线支付、数字营销、数字物流等多个方面，涵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消费等全流程。数字贸易具有数字化、网络化和全球化三大特征。数字贸易最显著的特征是数字化，它将传统的实体商品和服务交易转化为数字形式，使得贸易活动更加便捷、快速，同时也降低了交易成本。数字贸易的网络化特征，使得贸易活动不再受地域限制；数字贸易的全球化促使企业可以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更广泛地拓展国际市场，与全球供应商和客户建立合作关系，进而推动经济发展。

近年来广东数字贸易发展迅速，数字贸易额持续增长，成为推动广东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时对其他地区推动数字贸易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广东数字贸易的发展历程

数字贸易的萌芽阶段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互联网技术逐渐普及，人们开始意识到电子商务的潜力和机遇。广东省的一些先行互联网企业开始涉足电子商务领域，如1998年成立的腾讯等，在电子商务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企业为广东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21世纪初，这些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的优势，在电子商务平台上销售商品和服务，实现了在线交易和支付。这些企业的成功经验和不断增长的销售额，激励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电子商务领域，探索数字贸易的发展。作为一家互联网企业，腾讯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业务拓展，逐渐成为国内领先的互联网公司之一。腾讯在2010年推出了QQ商城，成为国内最早的B2C电子商务平台之一。该平台提供了数码、母婴、家居、食品等多个品类的商品，通过QQ币、Q点等虚拟货币进行支付，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购物体验。唯品会通过独特的闪购模式和特卖模式，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购物体验。

数字贸易的起步阶段

2010年左右，广东省的数字贸易进入起步阶段。电子商务平台开始崛起，线上购物逐渐成为人们的消费习惯，广东省的数字贸易额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据统计，2007年广东省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百亿元大关，同比增长近30%。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占比逐渐上升，达到了20%。这一时期，广东省在数字贸易领域的探索和实践，为中国数字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同期，网易、腾讯等企业开始涉足数字贸易领域，通过开发电子邮件服务、在线游戏、社交媒体等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拓展了数字贸易的领域和市场。这些企业还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将中国制造的产品销售到全球市场，促进了广东省外贸的发展。此外，广东省大量的中小企业也开始涉足数字贸易领域，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将产品销售给全球消费者。例如，广州的服装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将服装销售到俄罗斯、巴西等国家，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

此时，广东省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为数字贸易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措施，积极推动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建设了多个跨境电商园区和口岸，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贸易环境和营商条件。

成为中国数字贸易的重要基地

2010年至今，广东省的数字贸易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智能手机的应用，广东省的数字贸易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这一时期，数字贸易规模和水平不断提升，数字贸易逐渐走向了成熟阶段。据统计，2018年广东省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2万亿元，达到2.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40%。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占比持续上升，达到了近30%。这些数据表明，广东省的数字贸易额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已经成为中国数字贸易的重要基地。

广东省的数字贸易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涉及电子商务、跨境支付、在线旅游、远程办公、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其中，电子商务和跨境支付是广东省数字贸易的主要领域，而在线旅游和远程办公则是新兴领域。与此同时，腾讯、华为、中兴通讯、大疆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贸易企业不断涌现，成为全球数字贸易领域的佼佼者。

数字贸易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2021年，广东省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了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30%。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占比超过50%。数字贸易已经成为广东省外贸增长的新引擎。

在数字化技术方面，目前广东省的数字化技术应用已经覆盖了诸多领域，尤其是在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在智能制造领域，华为、中兴通讯等知名企业已经实现了数字化转型，并积极探索智能制造的新模式和新路径。在智慧城市方面，广东省的一些城市已经全面实施了智慧城市建设，例如广州的“智慧广州”项目，通过数字化技术应用提高了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为市民提供了更加便捷和高效的服务。

在贸易方式上，广东省的数字贸易以跨境电商为主。广东省的跨境电商企业数量众多，其中一些知名企业已经成为全球跨境电商的领军者。这些企业通过数字化技术和国际化的运营模式，将中国制造的产品销售到全球市场，促进了广东省外贸的增长。

此外，广东省在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几年内已经建成了覆盖全省的现代化网络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宽带、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等，为数字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广东省还不断推进数字贸易服务的便利化，在海关、税务等方面实现数字化通关和智能化管理，进一步提高了数字贸易的效率和便利性。

综上所述，广东省的数字贸易发展得益于良好的政策环境和企业的积极参与。一方面，广东省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包括对数字贸易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资金支持等措施；另一方面，相关企业也在积极拓展数字贸易领域，不断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贸易方式。

广东数字贸易发展的问题和难点

企业自主知识产权拥有量不足

虽然广东省的数字贸易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拥有量仍然不足。目前广东数字贸易中，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主要依赖外国品牌和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导致广东数字贸易的发展受制于人，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整体竞争力的提升。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广东数字贸易企业往往无法掌握核心技术，只能依赖国外品牌和技术，这使得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此外，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还可能使得企业面临技术壁垒和专利纠纷等风险对于中小型数字贸易企业而言，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它们往往只能通过代理或者贴牌生产等方式参与数字贸易，难以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物流配送体系不完善

物流配送体系在数字贸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能够将数字产品从生产者传递到消费者手中，确保产品的及时交付和客户满意度的提高。然而，目前广东的物流配送体系还存在诸多问题，如运输成本高、配送效率低等，制约了广东数字贸易的发展。

第一，广东的物流配送体系建设不够完善。尽管广东省内的物流企业数量众多，但大多数企业规模较小，服务范围有限，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布局，进而影响了物流服务的覆盖面和效率。一些企业为了节约成本，往往采取“点对点”的物流配送方式，这种配送方式缺乏灵活性，容易造成运输资源的浪费和配送效率的低下。此外，由于缺乏统一的物流信息平台，物流信息的传递和共享存在困难，导致企业无法对物流过程进行全程监控和管理，从而影响了物流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第二，广东的物流配送成本较高。受运输距离、运输方式等多种因素影响，特别是在跨境电商领域，由于涉及跨境清关、税收等问题，物流成本显著增加。据统计，跨境电商的物流成本通常占到总成本的30%以上。而且，由于广东省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物流运输过程中需要经过多个转运中心和配送网点，这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压力和成本。

第三，广东的物流配送效率相对较低，配送时间较长，影响了客户的购物体验和满意度。特别是在跨境电商领域，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物流体系和操作规范不同，物流配送时间更是不尽如人意。据调查，广东省跨境电商的平均配送时间为10天左右，甚至一些生鲜产品的配送时间甚至长达数天。

遭遇贸易壁垒

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一些国家和地区对我国数字贸易设置了一系列贸易壁垒，包括技术壁垒、关税壁垒、数据本地化要求等等，我国广东省数字产品的出口也受到限制和影响。

第一，一些国家对电子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使得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受到影响。例如，美国政府对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加征关税，导致中国电子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下降。第二，技术壁垒也是一些国家限制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手段。一些国家设立了严格的技术标准和法规，限制了我国数字产品的进口。例如，美国政府对进口电子产品实施了严格的安全审查和标准要求，如果我国的电子产品达不到这些标准，就无法进入美国市场。第三，一些国家还提出了数据本地化要求，这使得我国的数字贸易企业无法在这些国家开展业务。

广东发展数字贸易的对策建议

   加强政策引导

政府是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关键力量，应加大对数字贸易的支持力度，从政策层面推动数字贸易的发展。

第一，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推动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和出口。自主创新是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石，政府可以出台更有效的政策，鼓励企业增加投入、加强技术研发。例如，广东省设立了专门的研发基金，对企业自主研发的新技术、新产品进行资金支持，同时通过研发贷款等措施，帮助企业解决资金困难。第二，优化税收政策，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税收是影响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其市场竞争力。第三，加强对数字贸易人才培养的支持，提高数字贸易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数字贸易是高度技术密集型的贸易方式，需要从业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和技术水平。政府可以积极推动高校、数字贸易企业、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通过提供培训、学术交流等方式，培养更多具有数字贸易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

推进数字化改造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数字化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企业应积极推进数字化改造，实现生产、管理和销售的数字化，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和客户需求。

第一，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是数字化改造的关键。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和设备可以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其中，云计算可以提供灵活、高效的计算资源，大数据可以支持精准营销、客户分析等需求，人工智能可以提高自动化生产、质检等能力。

第二，优化企业运营模式和业务流程是数字化改造的重要方面。引进现代化的供应链管理系统、企业资源计划系统等，可以帮助企业实现从供应商到客户的全流程管理，提高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的协同效率，降低库存成本和运营风险。同时，有效支持企业的数据分析、决策支持等需求，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和趋势，制定更加精准的市场营销策略。

第三，加强与国内外数字化企业的合作是数字化改造的重要途径。广东省的数字贸易企业可以与国内外知名的科技公司、互联网企业等开展合作，共同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提升数字贸易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进而扩大市场份额和客户群体，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四，数字化改造能够提高企业的品牌形象和服务质量。例如，通过建立专业的客户服务体系和在线服务平台，提高客户体验和服务质量；通过打造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提高品牌美誉度和客户忠诚度；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环保活动，提升企业形象和社会责任感。

提高物流效率

在数字贸易中，物流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的成本和客户的满意度。因此，完善物流基础设施、降低运输成本、提高物流效率是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方面。

第一，建设更多的物流园区和配送中心。广东省需要在主要城市和口岸建设现代化的物流园区和配送中心，为企业提供集中存储、快速配送等服务，减少物流环节和运输时间，降低物流成本。

第二，优化物流运输路线。企业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和地理位置，制定合理的物流运输计划，选择最佳的运输路线和运输方式，进而大幅缩短运输时间和成本，提高物流效率。

第三，引进先进的物流技术和设备。广东省的数字贸易企业可以积极引进智能化的物流设备和系统，如自动化立体仓库、智能配送机器人等，降低人力成本，提高物流配送的效率和精度。自动化立体仓库可以快速、准确地存储和取出商品，提高仓库管理效率；智能配送机器人可以通过智能识别、自主导航等技术，快速、准确地完成配送任务。

第四，加强与国内外物流企业的合作。与国内外知名的物流企业开展合作，有利于共同打造全球物流网络和服务体系，实现数字贸易的全球化运作，进而拓展海外市场，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例如，广东省的数字贸易企业可以与国内外的航空公司、船务公司等开展合作，提供国际物流服务；与国内外的电商企业、快递公司等开展合作，提供国内物流服务。

第五，提高自身的信息化水平、建立高效的物流管理机制。例如，通过引进先进的物流管理软件、建立自身的信息化平台等方式，实现物流信息的实时采集、处理和分析，提高企业的信息化水平；通过建立高效的物流管理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协同效率，降低库存成本和损耗率等。

跨越贸易壁垒

贸易壁垒不仅阻碍了数字贸易的发展，还导致数字贸易的交易成本增加，降低了市场效率。为了解决贸易壁垒问题，应加强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沟通和合作，推动数字贸易规则和标准的制定。

第一，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谈判和合作机制，争取更多的数字贸易规则和标准制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中外共同探讨数字贸易规则和参与标准的制定，可以促进数字贸易的规范化、标准化，提高数字贸易的效率和安全性。

第二，加强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机构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数字贸易规则和标准，探索互利共赢的数字贸易合作模式和机制。

第三，针对各国不同的技术标准和法规要求，广东省应加强技术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减少对国外技术和品牌的依赖。同时，通过与相关地区的企业和机构之间的技术交流和合作，共同探讨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动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编辑 宋斌斌）

近年来，合肥市政府以尊重市场规则和产业发展规律为前提，以资本和股权为突破口和切入点，通过组建国资平台，构建多元化立体化投融资体系，组建参与各类投资基金，带动社会资本参与，构建地方招商引资新方式、新路径，从创投到产业投资，形成产业培育合力，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引进并培育了新型显示屏、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集群，新兴工业迅速崛起，2022年合肥生产总值达1.2万亿元，同比增长3.5%，实现了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政府资本招商引进新模式带来显著成效

合肥积极创新理念、找准方向、优化服务、风险管控，成功引进并培育了新型显示屏、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集群，取得了较为成功的业绩显著成效。

工业实力持续提升

2005年7月，合肥市确立“工业立市”战略，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合肥市一直在探索加快经济发展，提升工业规模质量的“引擎”，形成了产业竞争新优势。自2005以来，合肥坚持“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基地”的发展思路，先后引进京东方、格力、美的等企业，投资半导体产业，接盘科大讯飞，引入蔚来、大众汽车，维信诺、长鑫等行业头部企业，工业经济飞速发展。2022年，合肥全市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2895.66亿元，较2005年增长了44.63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485家，较2007年增长了1622家；工业增加值从2005年的292.2亿元增加至2022年的2603亿元。

企业规模质量显著提高

2022年，合肥市净增市场主体30万户，总量突破150万家。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66家；新增百亿工业企业6家、创历史新高，总数达19家；新增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8200余家；净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834家，总数超6400家；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8家，总数达139家，总量实现一年翻番，居全国城市第14位；新增上市（过会）企业14家，总量达77家，居全国城市第12位，其中科创板上市企业数居全国城市第6位；新增“灯塔工厂”2家，总数达4家，居全国城市第2位。

新兴产业集聚壮大

合肥市全力以赴发展新兴产业，培育了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群，通过京东方、长鑫、蔚来汽车等重大项目的带动逐步形成了3个国家级、7个省级、10个市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其中，智能语音入选国家先进制造集群，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人工智能三大产业入选首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名录，新型显示、人工智能获批数量居全国第四。2022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14.3%，占规上工业比重56.2%，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84%，创历史新高。新能源汽车、光伏两个大产业链双双破千亿元产值。集成电路等“卡脖子”技术加快突破，晶圆代工产能位居全国前三，液晶面板出货面积占全球1/10。全球最大量子城域网正式开通，量子科技园入选全国首批未来产业科技园建设试点培育。

工业体系不断完善

合肥工业基础比较完备，拥有37个工业行业、涉及200多个工业门类，涵盖2000多种大宗工业产品，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崛起，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布局，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增效，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先进制造业体系。围绕“芯屏汽合”（芯片、新型显示、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AI-制造业融合）产业和“急终生智”（城市应急安全、智能终端、生物医药/大健康、智能语音/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发展，全链条布局，引入头部企业，培育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智能语音、家电四大产业获得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批准；打造了全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之都、世界级智能家电集群、“光伏第一城”、中国声谷等一批高质量产业生态圈。

创新能力大幅跃升

近年来，合肥每年的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均保持在35%左右，2022年科技投入占财政支出17.8%，居全国城市前列，技术合同交易额突破千亿元。全市有中国科大、合工大等高校60所，中央驻肥科研机构8家，与高校院所合作共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2个，新型研发机构37个，集聚服务院士138人，已认定高层次人才8000余人。全国第2个获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首个挂牌国家实验室，建成运行深空保测实验室，已有在建、预研大科学装置10余个，“科大硅谷”启动建设，全国首个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在合肥成立，悟空探秘、本源司南、九章计算、祖冲之号等一批重大原始创新成果相继在合肥问世。据2022年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数据显示，合肥全球“科技集群”排名第55位。

 国有资本引领社会资本发展新型产业

“合肥模式”的核心是创新投资理念，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引领作用，聚焦关键产业、龙头核心企业，通过国有资本投入，带动社会资本进入，动用全社会的力量发展新型产业。在项目落地、企业稳定创收后，国有资本再以市场化方式安全退出，打造循环资金流动体系，并借此循环体系推动产业更多项目高质量发展。

明确方向，科学确定产业投融资项目

1.确定产业招商引资战略发展方向。合肥抓住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及中部崛起的战略机遇，聚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智能家电等重点产业，编制重点产业链招商目录，重点引进龙头企业、独角兽企业、行业冠军企业，锻粗锻长产业链条，打造产业集聚发展基地。深挖产业链上下游“风口”产业，通过政府投融资方式进入关键企业，带动产业链条上其他企业陆续入驻。近年来，合肥通过引入京东方、科大讯飞、长鑫、蔚来一批新兴产业的国内龙头企业，逐步扩延构建起上述“芯屏汽合”、“急终生智”为代表的几十条产业链。

2.打造专业化投行队伍。合肥从市领导到基层普通招商人员，均对产业投融资政策、行业发展报告、股市行情等有一定研究，对各种与产业相关的信息都进行了深入的学习，精通投行政策和谈判技巧，便于与客商进行有效沟通，可以从产业匹配度、产业发展前景、投融资政策支持等方面对项目进行初步筛选。另外，借助外部力量，完善招投人才体系，并通过聘请知名企业家、政府高校常态化互派挂职等方式，建立专家人才库，针对主导产业为招商引资进行项目选择及各项研究。

3.严格产业项目论证程序。对拟投资产业项目进行科学严密的论证，由市产业领导小组牵头，组织专业人士、投资机构，从产业发展前景、科技含量、市场竞争力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尽职调查，对产业项目技术、供应链和市场等进行全方位的研判。论证通过后，同企业开展严谨的商务谈判。在政府确定拟引入项目后，还需经市人大财经委、人大常委会主任办公会、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审查批准，以确保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创新模式，以资本构建招商引资新模式推动经济发展

1.创新完善政府资金投入方式。为更好发挥政府资金对产业发展的引导作用，2014年，合肥市政府整合各类政府资金，在投入方式上做出重大调整。一方面，改变之前“撒胡椒面”式的资金投入方式，由“面”到“点”，加大对重点产业和龙头企业的投资，提高投资效率。另一方面，削减、压缩事后奖补等无效资金投入，新增基金投入、“借转补”投入、财政金融产品投入这三种市场化有偿投入支持方式，更好地帮助企业解决前期和中期资金困难问题，稳定现金流，度过困难期，真正实现投融资传统模式转化为“拨款变投资、资金变基金”的市场化投融资方式，让有限的政府资金更好地聚焦在合肥的优势产业和战略创新产业发展上。

2.组建专业化国资投融资平台。2015年，合肥对国有资本运营机构进行改革重组，组建了兴泰、建投、产投三大国资投融资平台。这三大国资平台目前承担着对合肥国有资本进行运作和投融资的重任，合肥建投以新能源和出行为投资重点；合肥产投致力于引导产业高质量发展；合肥兴泰专注于打造地方金融控股平台。同时，三大平台还负责投融资、担保、产权交易等领域的制度、监管条例的修订，以规范企业运营行为。比如，为更好地控制国有企业债务风险，国资委强化预算管理，调控压降企业资产负债率和负债预算水平，通过增加资本注入、发行债券等方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改善资产负债结构，确保企业资金链安全。

3.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合肥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引领作用，通过国有资本构建平台，以市场化运作方式，以投带引，吸引更多金融资本和社会资金大量投入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截至目前，合肥形成总规模超过1000亿元的“基金丛林”，带动近4000亿元的社会投资。其中，成立总规模 59.2亿元的创业引导基金、产业引导基金和天使基金，用于支持和引导初创企业、中小型企业，共计吸引社会投资超过2000亿元。组建总规模近300亿元的“芯屏产业”投资基金，集中投向集成电路和平板显示中下游企业。其中，仅京东方10.5代线项目通过芯屏基金就直接引入社会资金79.45亿元。

4.构建国有资本退出机制。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目前合肥已形成“引进项目→国资注入→项目投产运营→股权退出→循环发展”的产业运作模式。政府投资形成的基金份额或股权达到约定年限或退出条件时，依法依规通过上市、股权转让、企业清算回购等市场化方式安全退出。这种方式让国有资本收放自如，在完成培育引入产业的同时，实现自身保值甚至增值，通过国有资本的循环使产业链不断扩大并深入发展，推动产业快速发展。截至“十三五”末，合肥国资累计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投入资金超过1200亿元，带动项目总投资超过4500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总投资近5000亿元。

优化服务，打造优良产业发展生态

1.创造产业发展软环境。2014年，合肥在全国率先对产业扶持政策作出重大调整，逐步形成“1+3+5+N”[1]的政策框架体系。通过产业政策体系整合，避免了政出多门、相互矛盾的问题，增强了政策的协调性和联动性。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大公共政策兑现履约，提高公信力，开展“一照多址”改革，提高线下“一窗综办”、线上“一网通办”水平，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打造政务服务升级版。合肥还专门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三重一创”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产业发展。

2.注重创新人才引育。合肥聚焦电子信息、节能环保、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引进和培养产业技术人才。实施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培育计划，先后制订“人才政策20条”、“人才政策新8条”、“产业紧缺人才引进计划”、“青年优秀人才培养计划”等政策、实施细则30余项，引进扶持“高精尖”人才、高水平创新创业人才、高层次产业人才近万名。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在个税奖励、住房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提供优惠。建设市场化人才服务平台，推行“一站式”“组团式”服务，全力打造人才高地。

3.搭建创新孵化平台。合肥着力建设以大科学装置公司为代表的资源集聚平台、以创新院公司为代表的协同创新平台、以离子医学中心为代表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以长鑫存储为代表的自主研发创新平台，推动从科研成果转化向产业发展成果转化。市政府遵循引导市场协同创新的理念，与中科大等“大院、大所、大学”合作共建创新平台，打造人才、资金、信息等各类创新要素汇聚地，促进科技创新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合肥模式”对各地产业发展的启示

“合肥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找准“风口”、优化管理模式、健全配套服务，充分发挥产业基金引领带动作用，以资本投资模式推动优势产业做大做强。

解放思想，构建市场化运作体系

1.强化市场化运作思维。各地在推动产业创新转型中，与合肥发展存在发展中共性问题，资本投入和运作在传统模式下难以解决。合肥解放思想，各地都可转变观念，结合当地实际，用好市场化手段发展产业，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好“双招双引”、项目建设攻坚战，形成抓产业促发展强大合力。改变国有资本投融资模式，从“土地优惠、税收减免”为主向“资本运作、基金支持”为主转变。用市场化思维和手段运营发展产业，吸引资本、人才、技术等产业要素集聚。

2.培育壮大基金规模。强化政府产业投资基金专业管理和市场运作，借鉴“合肥模式”，找准适合本地产业发展路径，建立产业投资百亿母基金，并发挥母基金的撬动作用，引导私募股权投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基金等各类资本，通过直接投资或基金合作等方式注入企业，放大资金杠杆，培育一批支撑性强的高成长性企业，形成本地产业创新发展独特的竞争力。

3.建立跟踪监管机制。政府牵头，聘请专家、学者、有影响力的企业家等专业人员，组成产业发展评审委员会，对拟投资项目进行论证决策、跟踪监督。强化风险管控，细化投资进度，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做好要素保障，确保项目达标推进，定期对项目进度进行评估和绩效评价，保证投资见实效。建立国资市场化监管机制，与企业签订协议，明确各类措施和核心条款，与企业建立起利益共同体，确保政府资金安全可控、保值增值。

完善国资退出机制。如上文所述，建立从引进项目、国资引领、项目落地到国资股权退出的投资循环模式。在规划项目之初，设置国有资本安全退出通道，政府产业投资基金在达到投资年限或约定退出条件时，将依法采用上市、股权转让、企业回购和份额退出等市场化方式，保证基金份额或股权安全退出。这种模式有利于国有资本培育和引进产业项目，保证国资保值增值，为新项目的发展提供循环支持。

精准招商，打造产业集聚洼地

1.明确招商引资方向。根据地方现有条件，选定一些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如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医养健康、高端化工等，招引关键企业入驻，吸引上下游企业投资，而非盲目随意地投融资。探索建立“领军企业重大项目—延伸完善产业链条—发展培育产业集群—积极打造产业基地”的产业发展模式。

2.产业链精准招商。建立完善重点产业链“链长、链主”制度，积极构建“链主企业+骨干企业+高成长企业”的产业体系；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紧盯龙头企业和关联配套企业，引进一批成长性好、带动性强、科技含量高的“专精特新”项目。

3.培大育强优势产业。聚力做好“优存量”和“扩增量”的文章，精准培育有竞争优势和地方特色的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业，锻精延伸产业链条，增强产业发展接续性。深入挖掘企业发展潜力，加大对冶金、建材、化工等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改造，做好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全力培大育强，支持企业从中低端向高端发展，促进产业提档升级，提升产业链竞争力。

投资驱动，助推产业提档升级

1.完善产业投融资决策机制。打造一支能够精准把握产业、市场、资本运作方式的“政府投行队伍”，严把拟投项目关口。引进与本地产业发展相契合的有丰富投融资经验的知名投资机构和投资人，参与本地投融资决策。制定产业扶持政策、政府资金投入管理办法、产业基金监督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聚焦主导产业绘制重点招商图谱，为有融资需求的项目、企业提供更加精准化、便捷化的投融资服务。

2.设立重点产业政府引导基金。以本地国资平台公司为支撑，联合龙头企业、私募股权投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基金等，共同组建面向重点领域的产业投资引导基金。

3.发挥政府资金杠杆作用。政府投融资基金要强化与市场化投融资机构合作，突出政府产业投资在专业管理和市场运作方面的运作能力，通过私募股权的高门槛引导、拉动母基金投入，并借此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有力引用更多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达到以投资促发展的效果。

优化服务，培育优良产业生态

1.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增强企业发展信心。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提高政府行政效能，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放开市场准入，扩大“证照分离”改革事项，推动重点产业领域开放，提高外资利用效率和质量。优化审批流程，以“流程再造”为切入点，提高审批服务水平。坚持“最多跑一次”事项梳理，推进本地政务服务“一窗办”“一网通办”，完善“不见面审批”，提高办事服务效率。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加强审批事项事中、事后管理，促进市场竞争更加公平有序。

2.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围绕本地发展规划和本地选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制定人才引进计划，在教育、医疗、住房、税收等方面，为人才提供优惠，满足人才需求。建立基础研究人才和前沿技术研究人才培养的长期稳定支持制度，鼓励、支持人才自主选择科研方向、组建科研团队，提升科技原创能力。出台支持扶持措施，对选择的人才给予补助奖励，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推动高端人才聚集。

3.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强化协同创新，发挥本地重点高校、科研院所的龙头带动作用，整合本地“高校、院所、大企业”资源，积极构建创新孵化平台，提高基础研究水平，加快科研成果产业化。紧盯科技前沿和本地产业发展需求，引进和培育相应的研发机构、重点实验室和中试基地，联合攻关，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深化交流合作，在大数据、新能源等领域探索“科研飞地”合作模式，集聚更多人才和创新资源，孵化更多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

（编辑  杨利红）

国企财务公司作为受国资委和金融监管部门双重监管的金融机构，是最贴近实体经济的金融业态。国企业财务公司应从支持科技创新、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支持能源资源布局、织密风控廉洁网络体系、打造数智化财务公司等五条路径深化改革。

改革三年行动取得显著成就

国企财务公司占行业全部财务公司的比例达80%，它的改革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财务公司行业的发展水平。

（一）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普遍建立

国有企业财务公司按照《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扎实推进各项改革任务落实落地，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为新一轮深化国企改革和企业素质的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国企财务公司按照监管机构要求，建立健全了董事会和各专门委员会，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决策、执行和督办，逐步实现了标准化、体系化。董事会中长期发展决策权、经理层成员选聘权、经理层成员业绩考核权、经理层成员薪酬管理权、职工工资分配管理权及重大财务事项管理权等逐步得到落实。

（二）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

云计算、RPA、超融合技术和大数据等应用较为广泛。信息系统建设不局限于标准化产品采购，更注重结合行业特性进行个性化开发迭代。例如，越来越多的财务公司采用自主设计、分项招标的模式建设信息系统，自主设计架构、自主组织施工，兼采不同供应商之所长，对信息系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财务公司更加重视信息化安全管理，截至2022年，共有174家财务公司的重要信息系统按照安全等级保护三级标准建设，占比68%。

（三）风险管控基础不断夯实

在遭遇个别财务公司风险暴露引发外溢效应后，国企财务公司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完善顶层设计，构建风险偏好体系，设定风险策略，着重强化科技赋能风险管理。2021年以来，企业风险状况得到较好改善，流动性风险整体稳定，市场风险保持低位，操作风险防控有效，风险监管指标总体良好，行业没有出现重大风险事件。随着2022年新版财务公司管理办法、2023年新版监管评级办法的实施，财务公司从政策安排上规避了过度脱离集团主业、过度扩张对外融资等的风险。

（四）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大幅提升

财务公司积极发挥“四个平台”功能，资金归集成效明显。2022年末，全行业平均资金集中度达50.26%，其中88家财务公司内部结算集中度超过90%。财务公司持续执行贷款降息、存款升息、减免手续费等金融纾困政策，不断加大信贷投放，通过贷款、票据贴现、买方信贷、消费信贷、延伸产业链金融等工具支持企业集团、成员企业和产业链单位发展，金融服务价值彰显。

新一轮国企改革的要求

根据全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动员部署，改革深化提升行动要求国有企业心系“国之大者”，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坚定当好科技创新的国家队、产业发展的领头羊、维护安全的压舱石。深化改革提升行动具体任务聚焦“三个作用”的发挥，即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三个作用”相互贯通、各有侧重。科技创新是根本，决定着产业控制和安全支撑作用的发挥，必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努力成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的需求提出者、创新组织者、技术供给者、市场应用者。产业控制是关键，必须积极培育产业链龙头企业，加快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安全支撑是底线，必须聚焦重点领域，提升产业链“韧性”、释放科技创新“活力”，筑牢“防”的底线、打造“攻”的实力，在国防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资源安全、产业安全等方面发挥兜底托底作用，提升国家战略安全保障能力，推动国资央企真正成为堪当时代重任的大国重器、强国基石。

当前，国有企业财务公司在落实国企改革最新要求上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财务公司功能定位与新时期国企改革发展要求没有紧密衔接，财务公司特有的金融牌照优势没有充分显现。二是财务公司主动靠前服务集团战略、从全局角度引领和支撑集团新兴产业发展的能力还不够。三是创新意识不强，对传统基础业务依赖较多，针对科技创新提供的金融工具和产品非常有限。

落实新一轮国企改革的主要路径

站在改革的新起点，国有企业财务公司要树牢集团“大财务”理念，在集团大财务格局中找准定位，担当成员企业“第一借款人”“结算主平台”，有效发挥财务公司金融服务与辅助资金管理“双重”属性，在国企改革提升行动中展现新作为。

（一）创新机制支持科技创新

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强调要把科技创新摆在“头号工程”的重要位置，全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助力科技强国建设。中国银保监会2021年印发的《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要在坚守功能定位前提下，发挥专业特色优势，加强资金集中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企业集团开展科技创新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财务公司与所属集团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在现有资质下，国企财务公司应主动求变，创新服务成员企业科技创新的思路，丰富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产品，重点紧盯集团内科改示范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一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国企财务公司应将服务科技创新纳入“十四五”发展修编规划，加强科技金融制度建设，单列信贷规模，重点支持基础性、紧迫性、前沿性、颠覆性原创技术研究和“卡脖子”技术研发。二是加大对技术改造的信贷资金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淘汰更新落后产能，提升投入产出效率。三是创新信用审批机制，根据科技创新型企业轻资产的特点，探索采用专利权、订单、应收账款作为抵（质）押等方式提供贷款，尝试“科技创新积分贷”。对科技型成员企业执行差异化“三查”标准。四是与相关科技企业联手，加强与各级知识产权局以及评估、法律、担保等中介机构的沟通协调，打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渠道，引导目标企业办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并帮助企业获得政策红利。五是探索实施新一代数智技术应用，升级改造核心业务系统，完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技术手段，优化科技金融业务流程。六是专项制定科技金融业务考核方案，适度延长科技信贷人员绩效考核周期，建立专项奖励制度，细化落实激励约束和尽职免责政策。

（二）靠前服务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强调坚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两端发力，切实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质量。据统计，近5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投资增速超过20%。但由于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尚处于形成阶段，轻资产特征明显，风险较大，社会资本投入较少，也超出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所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融资过程中面临较多制约，难以从集团外获得充足的信贷资金支持。

国企财务公司要主动对接集团战略、市场、投资、科技部门，探索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模式，实施“融资+融智”并举策略，努力打造培育新兴产业的综合金融服务商。一是立足集团产业属性，明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信贷支持方向和重点成员企业，实施差异化支持政策。当前信贷支持应重点着眼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绿色环保等产业以及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领域。二是优化战略性新兴成员企业信用评级体系。在内部评级和贷前调查中，要充分考虑战略性新兴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对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的企业，要充分认识企业和项目的成长性，将未来高增长潜力带来的收益作为评估重点。三是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异化需求，创新各类金融产品，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全周期的金融支持。四是与集团外部股权投资机构建立信息共享、风险共担机制，或以“股权+债权”的模式对相关企业进行投资，将投贷联动作为财务公司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模式。五是集团内各金融企业握指成拳、组合工具。国有企业财务公司要与租赁、基金、保理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一起，灵活使用“投、贷、债、租、证”策略，有效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的融资需求。六是大力开展股权质押贷款、并购贷款，推动产业链整合，加速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三）多措并举支持能源资源布局

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强调要强化国企在能源、资源、粮食等重点领域布局，更好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安全。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中央企业应坚定不移地做好能源安全保障工作，有效发挥能源供应“稳定器”“压舱石”作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相比商业银行，国企财务公司作为集团“内部银行”，对节能环保、清洁生产、生态环境、绿色能源基础设施、绿色服务等领域相对比较熟悉，在协助集团布局重点领域方面义不容辞。一是按照国家“双碳”战略，发展绿色金融，向清洁能源产业倾斜更多信贷资源，优化自身信贷结构，推出“碳中和”信贷额度以及排污权抵押贷款等产品。二是加强与商业银行“总对总”战略合作，组建银团贷款共同支持清洁能源产业。增进商业银行融资支持信心，有效降低融资成本。三是财务公司在成员企业项目策划阶段就参与进去，发挥集团牵头金融平台的作用，整合集团内外各种金融资源，制定系统解决方案，助力项目落地。四是在能源项目开发中，涉及投资、建设、运维等多家央企，要发挥现代产业链“链长”的主体支撑和融通带动作用，加强与集团业务高度相关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同业合作，推动双方保函互认和票据互认。五是依托财务公司同业授信，持续推广开展代开保函、代开信用证业务。六是响应国家要求，在支持项目开发的同时，实施农民工工资代发业务，从源头解决农民工工资保障、管理的难题。

（四）织密风控廉洁网络体系

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强调要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财务公司要践行“合规创造价值、风控行稳致远”的理念，构建集资产负债管理、资金运用测算、资金头寸管理、流动性管理“四位一体”资金运营管控体系，切实防范风险事件发生。

一是要坚守风险合规底线。国企财务公司应制定风险偏好及风险限额管理方案，编制《合规管理手册》，组织全员签订合规承诺书；成立合规管理委员会，设立首席合规官，将合法合规性审查和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事项必经前置程序。资金运用实施“年预算、月统筹、周计划、日安排”，统筹中长期资产负债期限结构和短期应急措施。建设风险监测系统，对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主要指标实时监测。

二是要将纪检要求嵌入业务流程。国企财务公司应与合作银行、重点成员企业签订廉洁风险联防联控协议，将党内廉洁纪律嵌入金融业务办理全流程和各环节。研究编制金融业务纪检监督清单，对所有业务进行“高中低”廉洁风险定级，制定防控措施。定期开展内控体系评价、金融业务、薪酬专项审计工作，持续提升监督效能。

三是强化信息手段监控。建设风险监测信息系统，对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主要指标实时监测，并按频次自动生成风险监测指标值，确保风险可控在控。

（五）打造数智化财务公司

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强调要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财务公司要紧跟“数字中国”战略，制定中长期数智化规划,构建“全在线、全天候、全闭环”数智金融服务体系，深挖数据资产价值，着力打造智慧财务公司，以科技赋能集团发展。

一是升级改造核心系统。实施“小核心+大外围”的金融业务数字平台建设模式。对核心业务系统升级优化，开发移动端APP，实现金融业务全面线上化，业务办理模式由“柜员操作为主”转变为“客户自主、自助办理”为主。核心业务系统构建集全面业务管理、网上金融服务、监督决策于一体的业务运营管理平台。

二是探索智能化。积极应用智能业务机器人，对财务基础业务实现“系统+智能机器人”协同处理。建设统一监管报送平台，建立 1104 监管报表自动编制系统，实现各类报表自动生成、线上审核和电子化上报。构建集团金融数据库，搭建大数据云分析平台，全面实时掌握各项关键指标现状及发展趋势。

三是主动服务集团司库体系建设。打通核心业务系统和司库的数据通道，实现信贷、外汇等业务数据双向传输，协同开展。

（编辑  尚鸣）

最近，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智能制造调研组赴江浙沪地区，走访调研空分、泵、压缩机、风机和阀门行业企业智能制造实施情况。走访调研企业有：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阿波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南通大通宝富风机有限公司、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日立产机苏州压缩机有限公司等。

智能制造发展呈现系列新亮点

通用机械属于离散型制造，普遍为非标定制化产品，具有小批量、多品种特点，其智能化生产的投入门槛高、持续时间长，降本增效难度较大。调研发现，行业优势企业在推行智能制造中充分结合自身管理模式、生产流程以及人员素质，有的放矢、循序渐进地推进智能制造，特别是在工艺流程、信息互通方面进行了大量尝试。这些企业坚持研发投入，在工业数字仿真设计软件、MES系统、条码化管理（工件二维码标识）、数字化追溯、在线无损检测、产品智能运维、远程在线监控等方面积极探索生产智能化和产品智能化，一套带有行业特色的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在行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下正逐步成型。其中凯泉泵业、汉钟精机、中核苏阀、神通阀门、大通宝富等企业都在智能化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建设性开拓。

关键环节（设备、软件）尚受制于人

调研发现，通用机械行业的智能化仍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往往头痛医头，缺乏经验和章法，以及可供借鉴的成功案例，特别是关键环节（设备、软件）尚受制于人。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孤岛依然存在，缺乏体系标准。目前智能制造在行业推广最为普遍的问题是存在三种类型的孤岛：信息孤岛、自动化孤岛，以及信息系统与自动化系统之间的孤岛。控制系统、系统软件等关键技术环节薄弱，技术体系不够完整，由于没有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接口标准，企业在进行智能制造系统搭建过程中特异化和非标化趋势明显，造成时间和金钱成本过高，不利于智能制造在行业中的普遍推广。

二是高端设备受制于人，生产运维受限。高端设备仍然是瓶颈，跟不上企业智能制造发展的要求。现有的智能制造装备多集中于产业中下游，比如机器人产业以系统集成企业为主，而高端数控机床与高精度的测量测试设备仍需大量依赖进口。

三是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智能产品竞争力不足。新型传感器、高端控制系统、高性能液压件与气动原件、高端轴承以及高端伺服电机、减速器和控制系统对外依存度很高，造成相关产品竞争力不足。

四是人才不足，新业态需要新技能人才。“互联网+”和智能制造时代对技术技能人才知识结构复合型的要求更高，其催生的新产业生态更需要大量生产工艺与智能制造体系结合的技术人员。如果不能形成智能人才支撑，企业可能跌入转型陷阱：有智能工厂，却没有人操作。

五是建设成本大，周期长，企业顾虑多。智能制造是一个系统工程，企业既需要相当数量的资金购买相关的设备，还需要建设相关的数字化系统，也需要相应的专业技术人才对这些系统进行运维与改造。而中小企业普遍具有资金数量少、资金流转快、融资难的特点，动辄上百万、几千万的资金投入，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制造建设的短板。同时，通用机械行业的离散型、定制型制造方式，使智能制造系统的建立需要长期持续性改进与更新，需要资金使用的长期性规划。

精准施策，推进通用机械行业智能制造

首先，加强顶层设计，推进纵向集成。政府应发挥政策引导和支持协调的作用，在自主软件系统的基础上，推动促进信息系统和自动化系统的集成和接口标准化，以解决企业各个制造环节“信息孤岛”的互联互通。

其次，推动“小企业+大平台”体系建设。企业完全依托自身实施智能化改造的能力非常有限，政府应组织第三方公共服务平台等大网络平台帮助中小企业从资金、技术、市场、人才等方面推动企业智能化改造。

第三，重视“龙头企业”的标杆引领和示范作用。政府应重视建立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中小企业推进信息化、智能化的推广机制，提升中小企业智能化水平。支持大中小企业间开放合作，鼓励产业链上大中小企业的协作发展，支持企业间围绕智能制造实施横向集成合作，构建一体化供应链体系。

第四，引导各类基金参与企业智能化改造。落实中小企业发展相关产业政策，创新企业技改资助模式，引入投资基金对中小企业智能化改造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引导社会资本增加投入，解决智能化改造投入大、周期长的问题。

第五，形成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企业数字化转型要经历“从自动化到智能化再到数字化”的过程，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人才是关键。但对这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前企业和高校暂时还不能承担起全部的责任。应倡导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制造企业、职业院校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建一批产教融合智能制造产业学院，强化教育资源市场配置机制，实现新职业标准的实时更新、人才供需数量的精准对接。

总之，通用机械行业要实现智能制造，应当构建健康的产业生态；要发挥好行业龙头企业的带动效应，发挥好产业链链主的引领作用；要加强金融扶持，为企业的智能化改造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培养多层次的智能制造人才是智能制造供需双方当前的紧迫需求，需要多方协作，完善智能制造人才培养体系。

（编辑  尚鸣）

随着国际形势遽变，科技自立自强逐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人们对我国创新驱动战略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正确理解“科技自立自强”

值得注意的是，在科技自立自强的过程中不仅存在一些惯性思维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认识误区。比如，国家从国际竞争的实践中认识到“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要不来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技自立自强”的基本战略；但在具体实践中，很多人却忘记了“产业”竞争力这个起点与终点，而是从字面出发，把“科技自立自强”单纯地理解成科技政策，而不是创新政策或发展战略，甚至把它局限于科技“圈子”里。再比如，作为“科技自立自强”的一个重要途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被寄予厚望，但党和政府的有关文件中“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的重要表述却很少得到关注，近来反而出现一些过度强调“国家队”（非企业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组织科研”、甚至为此否定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说法。其根源是机械地认识有关问题，把相互联系问题对立看待，割裂认识：将产业与科技（尤其是技术）相割裂，将国家、市场、社会的共同发展相互关系、互动关系相对立、相割裂，过度地就科技论科技，过度地强调国家及公共研发体系（公立的科研院所、大学及新型研发机构）在科学技术环节的作用，而不是以提高生产为目标，立足于产业竞争力的发展规律来理解科技自立自强，寻找走向自主创新的核心逻辑，进而提高国家创新系统整体效能。鉴于此，需要从几个方面澄清和说明一些基本原则问题。

有关自主创新的几个基本原则问题

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卡脖子”问题

第一，产业发展和创新是一个动态、双向的过程，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所谓“卡脖子”问题，而不是将其简单化、静态化、绝对化。

应该如何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创新”与“发展”的关系？我们着重强调创新对于产业发展的先导性作用，即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创新驱动”特征。这种单向视角时刻提醒我们，围绕极紫外光刻机、大推力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环节的攻关是强链补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举措。但在此过程中，对“卡脖子”问题的理解出现了一些简单化、静态化和绝对化的认识误区：比如把“卡脖子”攻关视为产业发展的“华山一条路”，过分夸大和强调特定技术指标的重要性，进而过度渲染“创新驱动”的困难、神话西方技术霸权，这些倾向都有可能把“卡脖子”攻关带回刻舟求剑、打“固定靶”的传统老路，进而重蹈“攻关－落后－再攻关”模式的覆辙。

要打破这些机械认识论，需要我们从历史角度深入审视“卡脖子”问题。美西方之所以能够在某些技术环节对我们“卡脖子”，根本原因是他们从未放松对这些环节的技术积累和政治把控。这是使西方企业始终在这些关键产业和环节占有一席之地的基础，经历了相关技术和产品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甚至从赔钱到赚钱的全过程。换句话说，美西方今天能在5纳米制程设备、大推力航空发动机、精密元器件与材料领域对中国“卡脖子”，是因为他们完整地经历了28纳米制程、小推力发动机和元件、材料相对粗糙的阶段，并在市场扩张、需求升级、技术进步、产业融合等诸多因素的推动下，完成了产品创新与迭代。直至今天，将这些环节变成它们主导和定义国际分工体系的砝码。

但是，产业创新的果实只属于那些咬紧牙关坚持的企业；即便是美西方企业，一旦停止发展，也无缘参与新的创新机会。所以，当美国通信工业日薄西山、制造能力严重退化的时候，它们根本没有能力以市场方式阻拦华为和中兴在5G领域的进步。当中国企业接棒日韩，继续把半导体显示工业做成一个“东亚工业”的时候，美国人和欧洲人也没有资本对京东方和华星光电指手画脚。这和欧洲人至今不敢在电动汽车领域同中国硬碰硬是一个道理。因为所有这些行业中的中国企业也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一席之地，一直在技术与非技术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持续迭代升级：从2G、3G坚守到5G，从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坚守到miniLED，从最原始的电动汽车坚守到新能源、智能与汽车技术的跨界融合。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与“产业创新导致产业发展”相比，经济发展中一条更重要的经验和逻辑是“产业发展导致产业创新”。在本土需求逐渐丰富、产业体量持续扩张、产业与技术自主融合的过程中，任何产业利用新技术与新市场的机会极大增加、风险极大降低，这使现代化产业体系本身就具备了“驱动创新”的可能。[1] 此时， 一方面“产业发展”是各产业自身质与量的持续提升，[2] 另一方面是通过“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性、协同性，成为盘活创新系统、推动技术升级的重要前提。当我们以这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卡脖子”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些新的思路。

首先，政治因素开始在这里发挥作用。国家（政治）层面的发展战略与目标在源头上定义和塑造着上述产业发展过程：国家对产业发展的意愿和理解，决定着其能否从系统层面自主把握和引导产业发展的宏观动态，这是跳出美西方定义的“卡脖子”环节和“市场失灵”话术的关键一步。在此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产业基础、市场需求和技术基础，充分调动现有的市场主体、需求场景与技术储备，一方面为所有行业和企业创造均等普惠的发展环境，拆除阻碍产业与技术融合的一切政策障碍，从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需求融合、资源融通等环节的作用，最大程度释放现代化产业体系“驱动创新”的能量；[3] 另一方面跳出虚高的技术指标，以我为主地定义产业持续升级所需要的“创新驱动”的关键元素（前述从系统层面把握和引导产业发展所需的关键技术及其代际），充分行使市场主权，以此支持本土技术加速迭代、摸索本土技术路径。[4] 综合这两方面的努力，最终在发展中实现创新，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以自主求可控，以生门（本土技术路径）制死门（“卡脖子”技术）。

解决“卡脖子”问题前提条件是畅通内循环

产业发展和创新首先是一个社会过程，然后才是技术过程，因此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前提条件是畅通内循环，而不是通过解决“卡脖子”问题来打通堵点卡点。

在有关创新驱动发展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框架下，另一个流行的惯性思维就是把解决“卡脖子”问题视为打通内循环堵点卡点的前提条件，或者说一旦“卡脖子”攻关取得成功，产业链上下游良性互动的内循环就可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动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观点堪称“产业创新导致产业发展”思路的衍生品，但它同样面对着来自真实世界的各种挑战。一方面，虽然在美国遏制下脱钩断链来势汹汹，但并没有产生美国期望的杀伤力；甚至在工业软件、军工装备、工业级芯片等行业的诸多环节，中国企业都迅速填补了美国企业退出所导致的市场真空，并实现了产品技术的加速迭代与改进。另一方面，在那些尚未受到中美关系影响的产业领域（比如美国并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那些领域），中国企业取得的很多技术成果——比如柴油机配件工业的自主创新（无锡油泵油嘴所涉及东风朝阳柴油机的高压共轨技术）和高端奶粉领域的技术投入（伊利、飞鹤、三元等国家队开发的更接近母乳喂养效果的配方奶粉）——既没有等到市场真空，也没有自动获得国内用户的信任与采用，这些没能进入内循环的星星之火也就未能形成燎原之势。

在产业发展和创新过程中，一些正反事例提醒我们：技术攻关既不像很多人想象得这么难，也不像很多人想象得那样足以启动内循环。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是内循环不畅导致技术攻关成果难有用武之地和改进机会。这意味着，畅通内循环——沿着产业链、建设良性的供需互动关系——对卡脖子环节的技术攻关与升级有着重要的先导意义。其实，创新管理学科有明言：疏通供需、建立有效的“用户-生产者互动”，是创新的必要条件，甚至堪称国家创新系统的微观基础。正因如此，国外学者一直强调创新的经济社会学属性(Lundvall, 1988, 2013)。

这种良性的供需互动关系，正是我国产业体系中的“短板”：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中国改革发展创造的巨大市场，其中高技术含量方面，大部分都让给了外国企业，在需求方，没有给本国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陈清泰，2018:p.98）。以集成电路工业为例：上海中微半导体设备生产了中国第一批芯片刻蚀机，直到美国发动“芯片战”才有大陆企业下单。路风（2023）直言：“虽然中国在集成电路领域面临短板，但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都有中国企业，有的领域还很强”，“不过迄今为止，在半导体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中国企业，彼此之间并没有形成比较强的供需关系，而是各自分别与国外企业形成供需关系”。

更重要的是，打通上下游、畅通内循环，以良性的供需关系促进合作创新的过程，并不能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动发生。其原因在于，这个过程涉及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产业链、甚至整个产业体系层面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历史地看，这种产业链互信从来不是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主要方面：计划经济时期上下游信息流动和协同由归口部委控制，工厂不需要考虑这一问题。在外向型经济的年代，国内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大循环，跨国公司主导全球价值链，同样不需要我们的企业操心这个问题。这一系列过程导致的最终后果就是，在我们这个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中，真正能够推动合作创新的社会资本要素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很稀缺。市场机制善于“配置生产要素”，但在“创造生产要素”方面为力不足。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行动者只有国家：由国家出面，以政治方式为本土产业链提供和创造“信任”。其实，在新中国工业史上，以国家背书推动产业链供需对接、促进协同创新与攻关的经验并不少见。从20世纪六十年代的高精度精密机床会战和20世纪70年代“二汽聚宝”、到21世纪初的磁悬浮项目攻关，机床工业史上几次大的集体突破都是由国家出面，以任务形式牵头供需双方、促进合作创新；如果没有当年国家主管部门协调产业链上下游，我们也无法想象我国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和第二代移动通信领域的集体突破。

这也为我们理解新型举国体制中的“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重大任务”固然是启动举国体制的关键，但以任务“举”国的要害是用恰当的方式来统筹机构、调配资源、创造要素，最终完成任务。在计划体制下，国家可以用行政命令方式达成统筹调配的目标。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单纯的行政命令方式已经不足以统筹调配高度差别化的行为主体，而市场又无法自动创造出统筹调配所需的“信任”要素，此时以国家背书赋能社会、创造产业链互信，就成为统筹调配、激活市场主体、启动协同创新的关键步骤，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有机结合也由此达成。

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主体是企业

产业发展和创新首先是一个经济过程，然后才是技术过程，因此解决“卡脖子”问题的主体应该也只能是企业，而不是任何其他什么组织及其科技成果转化。

创新的本质是一种经济活动，是通过对新老技术、需求场景等进行重新组合，从而把产品做出来，并把做出的产品卖出去，并确保最终能够向用户提供更优性能、更低成本的产品（或服务），来满足他们的需求（Lazonick, 2005; Lundvall, 2013）。从这个角度来看，创新显然是一个经济过程，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毋庸置疑。由此引申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理解创新的经济过程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关系？用更老生常谈的话来说，创新这个经济过程是不是“科技成果转化”的结果？

哪些企业可以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对象？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任何远离市场、用户和需求场景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主体——比如近来备受关注的各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都很难产生马上就可以应用于生产的“科技成果”；即使这种成果从一开始就是以开发出产品（样机）为目标，也往往离商业成功相距甚远（路风，2018）。基于这一点，“科技成果转化”在“为谁服务”上遭遇了悖论：那些创新能力不足的企业，很有可能啃不动上游机构攻关出来的科技成果，无力组织相应的二次开发活动（使之更加适合市场所需）；而那些具备足够创新能力的企业，又可能不需要一个远离需求的“外援”，替他们攻关一些还得二次开发的科技成果。[5]

导致这个悖论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计划体制的“科技成果转化”观念已经越来越难以有效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创新系统。历史地看，在计划经济时期，从系统层面明确大学、科研院所等公共研发机构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职责，是因为当时国有工厂本身的开发能力不够用、必须借重这些“外援”；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已成为创新主体，即便没有外援，那些志气足、眼界宽的企业也会根据用户需求进行产品创新，并在长期、反复的创新过程中把某些关键核心技术强化成自己的“看家本领”。[6] 正因如此，国内外强调研究龙头企业自主研发在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中的重要性（Arora et al., 2020；孙喜等，2023）；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科技成果转化”在当前中国科技政策语言体系中的突出地位，和铺天盖地地把“新型举国体制”解读为“科技（创新）举国体制”的努力（刘戒骄等，2021；王聪等，2023），在某种意义上都代表着计划经济思维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不解与退步。

那些凭单个企业一己之力无法攻关的“卡脖子”环节又该如何？答案还是在企业，即便是在新型举国体制的框架下，最终的技术攻关还要靠企业，靠企业主导的大纵深、体系化的“有组织研发”。区别不过是一家企业还是多家企业，企业自主研发还是要企业牵头、机构（包括各种新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支撑。[7] 其决定因素仍然在于创新的经济属性：它不仅决定了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而且从源头上定义和约束解决技术问题的战略与战术。技术攻关固然重要，但任何技术、包括“卡脖子”技术都必须通过产品形式才能实现其经济价值，也只能通过产品形式存在、延续和改进[8]（Mowery and Rosenberg, 1999; 孙喜，2021）。而现代工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任何推向市场的产品都不可能源于单一技术。所以，美国人大张旗鼓对我们“卡脖子”，就是想通过控制极少数技术环节、在尽可能多的领域阻止中国企业做出更优性能、更低成本的产品，最大程度地挤压我们的创新回报。美国耗时4年举全国之力绞杀华为，不许华为做麒麟芯片、造5G手机，但华为还是推出了“麒麟+5G”的Mate 60 Pro，而且上市当天就在沉寂多时的中国消费电子市场上引发了现象级抢购和现象级话题。

但美国这一轮绞杀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即便在一两个技术环节被“卡脖子”，仍然有可能基于他们对需求场景的理解，通过更好地定义产品概念和商业模式，更好地设计系统构架、引入替代性技术、开发支撑性技术，甚至更好的质量管理，从而在局部技术指标“退而求其次”的情况下创造出更有竞争力的使用体验。因为企业的思维方式就是从创新的经济属性（满足用户需求）出发，来确定技术问题的解决办法：如何把产品做出来、卖出去，如何组合不同知识，解决技术“短板”的策略是“补短板”“绕短板”还是“做长板”，而不会罔顾商业逻辑，一门心思盯紧所谓的“硬科技”和“黑科技”去死磕和豪赌。在科技自立自强实践中暴露的诸多认知误区，其本质是“创新”信仰替代传统观念的过程中，新老思维方式、政策工具之间的冲突，官产学研各界的利益格局与关系变化及其衍生冲突。我们的思想和政策要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才能彻底抛开各种陈旧的、不合时宜的观念，坚定不移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建立起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而解决这些冲突的出路只有一条——敢于让“熟习的东西闲起来”的自我革命。

（编辑  碣石）

近年来全球供应链正在经历重构，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同地区劳动成本变化、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以及气候变化等，形成逆全球化态势，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

今年，美西方以加强“经济韧性”和安全为名，推动“去风险”（de-risking）化，实际上企图与中国“脱钩”（decoupling）。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亟须评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趋势，从国际关系、经济政策、企业投资等方面采取有效的应对方案。

美国以“去风险”之名推动对华“脱钩”之实

自2015年起，我们就全球产业链发展进行常年跟踪和逐年分析整理并做出报告。在疫情管控常态化后，2023年2-4月，我对非洲四个国家（东非、西非各两国）以及国内长三角、珠三角等制造业集群进行了多次一线调研。本报告结合宏观数据和调研反馈，对全球供应链重组的趋势进行评估，并就我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一趋势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出现了明显的逆全球化倾向。据“全球贸易预警”（Global Trade Alert）数据库，仅2022一年，世界各国共出台了1486项各种限制贸易的措施；2023年上半年各国已经出台了1272项贸易限制措施。在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近年来全球供应链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干扰，供应链的安全问题成为制造业最关注的问题。

经济学人《贸易转型全球报告2023年》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加强企业应对风险的韧性优先于短期盈利能力的考虑。随着跨国公司放弃优先考虑超低成本、及时交付和最低库存的战略，全球供应链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从“离岸生产”、“近岸生产”、“在岸生产”再到“友岸生产”，全球化时代的低成本优先的“即时生产”（Just in time）模式正在向逆全球化时代的供应链安全优先的“以防万一”（Just in case）模式转变。2023年4月上海面料展期间，笔者调研走访了长三角诸多纺织、面料和服装企业。与疫情管控措施放开前的情况不同，这次国际面料展并没有大批国际买家前来商议订单，国际买家中大部分来自俄罗斯、土耳其和中亚地区，而携有大量订单的欧美买家少之又少。此外，很多原本并没有考虑出海设厂的纱线工厂也表示，为了获取更多的欧美订单，将考虑把工厂搬到东南亚，以避免由于无法提供中国生产的纱线没有使用新疆棉的证据，而接不到欧美订单。因而，这类企业的外迁动因并不来自降低生产成本（在国内基础设施便利，供电稳定，基本可以实现全自动化生产，不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实动迁到国外完全是迫于地缘政治和美国无端制裁下的无奈选择。

几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国内极力推动相关供应链产业链合作领域的对华“脱钩”（decoupling），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脱钩”是他演讲中的常用词。欧盟出于自身利益并不愿完全追随美国，针对美国政客和与中国“脱钩”的舆论喧嚣，2023年3月30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华前强调“与中国‘脱钩’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欧洲利益”，首次提出了“去风险”（de-risking）的概念。

此后，美国官员把“去风险”当作“脱钩”的马甲来使用。2023年4 月 27 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一次重大政策演讲中也使用了“去风险”的表述：“我们是为了降低风险，而不是为了脱钩。从根本上降低风险意味着具备有弹性、有效的供应链，并确保我们不会受到任何其他国家的胁迫。”但是，“去风险”的隐晦说法不能掩盖美国力图推动“脱钩”的实质。

2018年以来，美国不仅对中国产品加收高额关税，而且违反公平竞争、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以各种莫须有名义围追堵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迄今为止，已将130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美国各种制裁清单。

同时，近年来，美国还不断对其他国家施压，游说其他国家跟进美国对中国企业进行共同制裁和限制，通过《瓦森纳协议》、“五眼联盟”、“敏感技术多边行动(MAST)”等多边机制协调出口管制、外商投资并购审查等政策，限制我国获取高技术。2022年5月，美国启动由14个亚太经济体 [1] 组成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宣称要通过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和公平经济等“四大支柱”建设加强亚太区域合作，实际上是在国际上组织新的机构和通过新的规则来推动与中国的“脱钩”，彻底孤立中国。

全球供应链重构下中国地位依然无可替代

 美国对中国工业品进口依赖度较高

美国对中国工业品进口依赖度高达22%。从表1可见，2022年欧盟从中国进口工业品6838.4亿美元，其中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占16.4%，低技术产品占8.7%，中技术产品占32.6%，高技术产品占42.3%。同年美国从中国进口工业品5545.5亿美元，略低于欧盟从中国进口工业品的规模。其中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占17.7%、低技术产品占8.7%、中技术产品占34.3%、高技术产品占39.3%，可见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结构也与对欧盟的出口类似，中高科技产品占75%左右，同时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和低技术产品仍有相当比例。

表1 2022年欧盟、美国进口中国工业品数据（亿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

2022年，欧盟工业品进口对中国的依赖度（从中国进口占工业品进口总额的比例）为4.2%，其中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依赖度为5.9%、低技术产品依赖度为3.8%、中技术产品依赖度为4.2%、高技术产品依赖度为3.8%。相比欧盟，2022年，美国工业品进口对中国依赖度更高，达到21.7%，其中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依赖度为27.5%、低技术产品依赖度为24.2%、中技术产品依赖度为19.5%、高技术产品依赖度为21.5%。

2022年，欧盟向中国出口工业品2090.9亿美元，其中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占6.5%、低技术产品占4.5%、中技术产品占50.0%、高技术产品占39.0%。可见，欧盟向中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中，以中、高技术产品为主（89%）。同年美国向中国出口工业品额为845.2亿美元，其中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占3.7%、低技术产品占3.4%、中技术产品占31.6%、高技术产品占61.3%。可见，在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工业品中也是以中、高技术产品为主，占到美国对中国出口工业品总额的92.9%。2022年，欧盟、美国工业品出口对中国市场依赖度分别为1.3%和7.1%；其中美国中高技术工业品出口对中国市场依赖度相对较高，达到13.0%。

从以上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欧盟、美国向中国出口中、高技术产品的同时，也从中国进口更多同类产品。中国进口中高技术产品属于中间产品，经过加工后的中高技术产品再增值出口。中国的中、高技术产品制造业是全球价值链的关键环节。

表2 2022年欧盟、美国向中国出口工业品数据（亿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

综上所述，美国对中国工业品进口的依赖程度大大高于欧盟对中国工业品依赖度。相比之下，中国市场在欧盟、美国工业品出口额中的权重相对较低，其中欧盟工业品出口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更低一些。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美国对中国工业品的依赖，欧盟更多的是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在俄乌冲突之前的2021年，欧盟对俄罗斯能源进口依赖度高达19.7%[2]。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角色无法替代

在全球产业链重组趋势下，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正在采取“中国+N”的战略，这里的N指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国，也被称为“多岸外包”(multi-shoring)。原因很简单：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容纳所有从中国迁出的生产能力。

以印度为例。在逆全球化和与中国脱钩的喧嚣中，印度被西方专家和舆论视为是替代中国打造“供应链安全”的重要一环。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印度制造业确实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是美国的支持）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根据笔者调研，目前为美国运动鞋品牌代工的在华工厂已经被通知转移到印度去开设新的工厂，未来品牌买家将把订单下给印度的工厂而不再是中国工厂。在全球消费市场整体萎缩的现状下，在印度开设新厂无疑会导致关闭中国现有工厂。此外，印度庞大的英语人口有潜力使其成为美国公司的外包生产中心。但是，印度在成为国际制造业中心方面仍面临若干挑战，包括政府的改革措施尚未使其成为对外商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国内消费市场规模较小，因此对在印度生产的公司吸引力较小。印度国内的市场购买力（2022年人均国民收入2380美元[3]）的吸引力远低于中国（2022年人均国民收入12850美元）。

更重要的是，2022年印度的对外出口体量仅为中国的八分之一；而印度的制造业产品出口仅为中国的十三分之一。从出口产品的结构来看，中国的出口产品约94%是制造业产品，而印度出口产品中制造业仅占56%。印度出口产品的“大头”是精炼石油、药品、钻石、大米以及珠宝。印度制造业出口不仅体量小，而且产品结构差别也很大。在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出口中，中、高技术产品占比达到65%，而印度的中高技术产品不到36%。总体而言，目前印度的制造业大致相当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规模和水平。因此，印度现在还不具备类似中国那样具有完整体系的产业链成为“世界工厂”的条件，最多也只能扮演“世界车间”的角色，与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再以全球绿色转型所必需的电池生产为例。2023年7月17日，英国《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题为“排除中国的电池供应链看来无法实现”的文章[4]，以“压倒性存在”来描述中国企业在全球电池供应链中的作用。文章指出，电池生产加工是美国供应链“去中国化”最难实现的部分，中国的镍矿冶炼与加工能力约占世界总量的四分之三。中国还拥有全球约三分之二的锂加工能力。即便这些数字也低估了中国的实力，因为许多海外的加工厂都有中国公司参与。中国企业还主导着电池零部件的生产。在电池的各个零部件中，中国产能的全球占比少说也有一半，在某些门类甚至超过70%。余下的产能主要集中在韩国和日本。这三个东亚国家共占到电池行业中游部件生产的92%到100%。

应对策略：“五管齐下”为全球产业链注入确定性

由于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疫情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全球供应链面临重组。尽管欧盟力推“供应链去风险”（de-risking supply chain）替代美国原版的“供应链脱钩”（de-coupling supply chain），但是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仍然面临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我国应旗帜鲜明地以积极主动的“供应链确定性”（securing supply chain）替代被动的“供应链去风险”，推动新形势下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为全球供应链注入确定性的过程中，应对美国的经济霸权主义进行针锋相对，对欧洲、日本争取更多的经贸合作，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给予更多的支持。基于这一分析框架，建议在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采取措施，在政策和企业层面推动全球供应链确定性：

第一，为全球产业链注入确定性，首先从法律的角度给美国画出清晰的红线，在法律上表明中国政府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严正立场。在这方面，我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2020年9月，商务部颁布了《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2021年1月，商务部又颁布了《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特别是2023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为反制外国对我国的制裁和“长臂管辖”，依法行使反制裁、反干涉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在上述法律框架下，我国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商购买美国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的芯片、对镓和锗两种关键金属实行出口管制，释放了明晰的信号，对美方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第二，打造东北亚区域供应链（中、日、韩为主）为全球供应链增加确定性。尽管中日韩之间的政治互信不足，也受到美国的干扰和挑唆，但是打造东北亚区域供应链符合客观经济规律，也是区域内企业的业务诉求，完全具有可行性。建议以RCEP的生效为契机，进一步与日本、韩国企业加强经贸联系，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相互开放市场、便利企业界人士往来（互免商务签证），让东北亚区域供应链成为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基石，以密切的经贸联系增强政治上的互信合作。以东北亚区域供应链为基础，延展到东南亚、南亚国家，鼓励中日韩协同向东南亚、南亚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让东南亚、南亚成为东北亚产业链的延伸，共同保证亚太地区的供应链安全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第三，加强与欧盟的互动和沟通，通过与欧盟和欧洲企业的合作为全球供应链增加确定性，特别是通过中欧班列与沿线国家产业的深度融合，进一步稳定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与中美工业品贸易额的相互依赖度相比，中欧之间的相互依赖度在贸易额方面表现较低，但是实际上涉及关键的技术和产品。例如在车辆和零部件以及航空器和配件两个领域，中国从欧盟进口产品的总额均占中国同类产品全球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脱钩”不符合欧盟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原则，自疫情和乌克兰危机以来，欧盟开始强调降低在战略性领域的对外依赖，进一步加强关键领域的供应链多元化。然而，欧洲企业并没有撤离中国市场，主要关注国内的高效、开放、透明的营商环境，我国企业可以给予主动回应并持续沟通。

第四，坚定推动双循环为全球供应链增加确定性，特别需要在国内大循环、国际循环的结合部，即我国的边境省份下功夫。西南、西北地区以及内蒙古、广西等省、自治区与蒙古、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阿富汗、不丹、尼泊尔、印度、缅甸、老挝、越南13个国家接壤；与东南亚许多国家隔海相望。在我国边境地区与外方合作共建有特色的边境经济园区，推动优势产业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增强经济辐射能力，把边境地区由我国区域发展的“短板”转变为双循环的新高地，成为“一带一路”驿站。

第五，推动全球供应链确定性也需要我们保持定力，继续推动产业升级和转移。我国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总额依然较高，2022年此类产品的出口金额为6245.5亿美元，约占当年全球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总额的31.3%。因此，随着我国产业升级和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提高，加上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壁垒增加，中国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制造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向“一带一路”国家转移的潜力依然很大。我们应该继续推动失去比较优势的低端供应链产业转移，在“一带一路”扩大朋友圈。

相比其他地区，非洲不是地理政治的热点，因此在这一地区的回旋余地较大。欧洲国家在这一地区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影响很大，而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规模较大，有潜力在这一地区联手欧洲国家助力非洲国家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在非洲的工业园区建设中推动与第三国合作，尤其是争取发达国家的国际品牌和买家公司投资园区落地，共同分担风险、分享投资收益。结合非洲经济发展的三方合作，不但有利于促进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中、欧企业自身发展，共同助力非洲工业化和经济结构转型，为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注入新生力量，不断夯实供应链确定性。

（ 编辑  季节）

当前全球优质资源集中于少数地区，且被西方发达国家和矿业巨头把控。世纪疫情、地缘政治矛盾令产业链供应链出现本土化、区域化、多元化趋势。“双碳”目标的提出加剧了行业数字化、绿色化变革的紧迫性。由此，我国金属矿业自主可控的压力持续提升。

通过深入研究国外发达国家和先进企业已有的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案例，针对我国金属矿业国内资源开发力度偏弱、行业格局“小散乱”现象突出、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本文提出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加快国内资源战略顶层设计、加快推动金属矿业重组整合与集约发展、创新发展的建议。

全球金属矿业产业链供应链现状及特征

资源禀赋、产业格局是金属矿业发展的长期制约因素，而在百年来的三大变局中，地缘政治安全和“双碳”目标逐渐成为主导因素。

自然禀赋决定全球金属矿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或地区。全球广泛应用的80余种金属矿产资源，受地质构造、成矿条件等自然条件影响，集中在少数国家或地区。例如，巴西、俄罗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四国合计占全球铁矿总储量的57.5%；智利、秘鲁、美国、赞比亚、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占全球铜探明储量70%；几内亚、澳大利亚、巴西、牙买加和印度占全球铝土矿总储量的60％。

全球主要优质金属矿产资源被西方矿业资本控制。发达经济体利用跨国矿业公司资本控制发展中国家矿产资源。据统计，全球主要矿山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的少数几家公司控制。在世界范围内，约有8000家矿业公司，其中最大的25家公司控制的产量占到总产量的78%。

地缘政治影响下，金属矿业生产供应呈现本土化、区域化、多元化趋势。近年来，受中美博弈、疫情冲击、地缘冲突以及经济衰退等因素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靠、自主可控、摆脱过度依赖西方资本的重要性，围绕产业链主导权展开争夺。金属矿业生产供应呈现本土化、区域化、多元化趋势。

“双碳”目标推动金属矿业数字化、绿色化趋势增强。在全球携手推进“碳中和”背景下，作为基础产业的金属矿业率先承受压力。以镍、钴、锂、稀土等品种为代表，能源金属异军突起，从小金属一跃成为比肩铁、铝、铜等传统工业金属的关键金属，并成为当前金属矿业的主流。ESG[1] 跃升为金属矿业的首要议题，推动金属矿业企业从发展理念到资本配置以及商业模式的全方位变革。数字化、智能化加快了传统矿业改造进程，在勘探、开采、安全、效率等全流程发生颠覆式变革。

国外主要经济体及其矿业企业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案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必和必拓、淡水河谷等矿业巨头凭借先发优势，在维护本国本企业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方面有很多值得我国学习借鉴的做法和经验。

美国通过顶层战略，利用产业链高端支配地位维护本国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

美国是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最高层级的国家，其充分利用优势地位，一是从顶层加强组织协调，系统推进战略制定和实施；二是加强本土资源开发，降低对外部资源的依赖；三是高度重视供应链安全和本土化，并试图脱钩，进行“去中国化”；四是注重通过建立矿产资源联盟稳定国外供应，限制中国发展。

美国万腾荣公司是全球最强大的铍生产制造及供应商，提供美国及西方国家所有军用及民用涉铍产品，控制着世界铍工业。其主要经验：一是依靠国家政策垄断国内资源，实施特许经营；二是实现全产业链运营，最大化利润来源；三是依靠美国科研实力，打造国际最高工艺水平和产品深加工技术；四是直接或间接控股国内外重要铍企业，从源头上控制原材料供应和铍材料关键技术；五是遏制中国发展，禁止向中国出口相关原材料。

日本作为唯一一个没有资源的资源强国，以财团为市场运作主体，积极参与全球资源开发配置

日本通过商贸获取资源，对于我国掌握稀缺金属资源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日本一是形成以金属与能源安全组织（JOGMEC）为核心的系统高效的矿产资源管理机构，政府提供全方位支持，为境外开发提供有力保障；二是通过财团运作，大力培育一批国际矿业航母，在全球资源市场获取规模可观的市场份额。

日本三井物产通过贯通金属矿产上下游一体运营，获取稳定控制力。一是利用全球情报优势长期跟踪投资机会，在行业低谷时期果断出手获取资源；二是以参股合作方式获取上游资源，注重商权而非控制权；三是构建以贸易环节为枢纽的一体运营模式，增强产业链控制力和稳定运营能力；四是吸纳金融机构作为股东，为开展逆周期收购提供资本支撑。

澳大利亚、加拿大凭借资源和技术优势形成强大的外向型矿业产业链

澳大利亚、加拿大是老牌的矿业大国强国。这两国的共同特点，一是注重发挥矿业技术优势，提高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二是注重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形成成熟完善的矿业产业体系；三是高度重视关键矿产产业，致力于构建涵盖上下游的全产业链；四是注重与美西方国家协同，降低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依赖。

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依托“全球化、全品种、全产业链”优势掌控大宗商品市场话语权：一是强化全球资源控制，从源头上把控矿业发展命脉；二是专业化、一体化、多元化经营，实现产业链纵深发展；三是通过并购做强做大，注重形成产业链规模效应；四是通过资本向优质资源转化完成产业链向价值链的提升。

拉美、非洲和东南亚等新兴资源国加大矿产资源保护，延伸产业链带动经济发展

拉美、非洲和东南亚等新兴资源国，基于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和创造新增就业的现实考虑，采取矿产资源国有化、禁止矿产资源直接出口、提高关税等方式，强制要求外资在本国建设工业产业园、延伸矿业产业链。

巴西淡水河谷依托国有资源，做大做强物流运输业，牢牢把控铁矿石供应链。一是获取政府强力支持，集中国家优势资源；二是构建铁矿石低成本出口全球供应链体系；三是利用港口混矿中心控制中国供应链最后一公里。

瑞士嘉能可通过“工业+贸易”双轮驱动，形成了产融一体化发展模式

瑞士本身并不是一个矿业大国和矿业强国，但是嘉能可公司凭借瑞士在欧洲乃至全球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经贸地位，通过商业模式创新走出了一条与其他矿业巨头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是在资源层面通过“全产业链布局+多品种经营”，获取大量优质资源，利用高杠杆支撑快速扩张；二是贸易层面，利用产品种类及质量、运输条件、供需形势等各种相关定价因素导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三是现货层面，利用供需变化、期现货市场，控制大宗商品价格。

我国金属矿业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已建立金属矿产业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了集资源勘探、采选、冶炼分离、深加工、功能材料及下游应用于一体，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但深入来看，仍存在上游资源保障程度不高，中游行业格局过于分散，对外竞争力不足，下游高端材料创新力不足等问题。

我国矿产资源基础薄弱，产业面临“三高”难题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对金属矿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目前中国金属矿产商品的消费量占到全球一半以上，但受到全球矿产资源自然禀赋和全球矿业寡头垄断竞争格局的影响。我国战略性金属矿产资源供应面临着“三高”挑战：一是对外依存度高。主要金属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几乎全部超过50%，铁、铜、镍等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均超过85%，钴和铬等金属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则接近100%。二是进口来源国集中度高。我国62%的进口铜矿来自智利和秘鲁、73%的进口铬矿来自南非、83%的进口铁矿石来自澳大利亚和巴西、96%的红土镍矿进口量来自印尼和菲律宾、几乎100%的进口钴矿来自刚果（金）。三是海外矿业企业垄断度高。例如，海外前十大矿业公司占据了全球70%的铁矿、75%的铜矿、60%的黄金资源。

产业链“小、散、乱”现象严重，开发利用效率低下

由于早期矿业投资作为各省拉动GDP增长的重要手段，基本处于野蛮无序发展。直至目前，我国矿业企业力量分散。根据自然资源部的材料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工业企业数量超过9000家，规模效益不足，行业中具备全球竞争优势的企业数量极少。国有资本布局分散，在国内金属矿产领域，央企层面，除4家以金属矿业为核心主业的资源类企业外，还存在10余家经营涉及金属矿业的非资源类央企；地方层面，则有超过30余家大型地方国企，很多优质大矿脉被切分成数十个小矿，行业“小散乱”现象严重，整体竞争力不足，成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重要障碍之一。

高端材料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和布局较为薄弱

一方面，我国金属矿业普遍存在重开采轻加工的现象，以原料、原材料开发为主，冶炼粗加工产品居多，单一金属矿产品多，系列化产品少，出口产品多为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初级冶炼产品，高附加值产品缺乏，总体上仍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中低端，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延伸不足；另一方面，我国金属矿业行政分割明显、科技资源分散，同质化竞争突出，金属矿业重大技术攻关布局相对不足。如“十三五”期间，国家在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技术攻关方面未作重点部署，“十四五”期间，国家仅部署一项“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重点专项。

我国金属矿业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政策建议

加强国家资源战略顶层设计规划

调整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优化区域开发格局，规范空间开发秩序；深化矿业国际合作，构建从供应国经通道国到消费国的供应链保障体系；加强资源开发统筹协调，成立国家矿产资源安全委员会，增强风险应对处置协调能力，出台更加积极的财税政策，改革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提升国内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水平，推进矿业全产业链管理和矿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加快推动金属矿业重组整合与集约发展

国内，提高资源开发行业门槛，打破品种划分、区域划分，加快整顿市场秩序、推动企业并购重组；国外，加快组建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为代表的、以经营商品为主线的境外金属矿产资源管理运营平台。重点建设能够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航母级企业，进一步统筹现有力量、强化国家意志，统一开发经营海外资源，改变多头对外的不利局面。着力提升国际竞争力。

推进金属矿业创新发展，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

一是发挥各方力量分工协作，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金属矿业技术创新体系；二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如建设“铝型材—汽车零部件—建筑构件—家居产品”产业群、“稀有稀土金属—新能源材料—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动力电池材料”产业群等；三是围绕关键共性技术布局前瞻性、战略性项目，加大研究投入力度，推动原创性、颠覆性和关键性技术攻关，通过建设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形式，集中优势力量突破一批“卡脖子”关键材料和核心技术；四是推进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金属矿业深度融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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