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进一步阐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是不是用高标准衡量,我们一直在讲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没有标准?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现在对市场经济标准争论最激烈的领域,是在国际经贸规则方面。我国和美西方国家对“什么是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产生了很大争议。
如果从国际规则发展过程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以及参考国际规则来讨论什么是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弄清楚这个“标准”,将会对我们进一步明确深化改革的目标,有更好的借鉴。
这里讨论三个问题:第一,关于市场经济,国际上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国家的认定标准是什么?或者说,判定市场经济有没有普遍适用的原则,有没有国际上普遍认定的标准。
第二,关于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尤其是在入世后与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方面主要有哪些分歧,出现了哪些矛盾,它们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第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与WTO体系中的市场经济相衔接。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时,我国提交的《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关于市场经济的内容逐渐丰富,但客观上,在对标WTO协议以及在执行WTO规则时,我国特殊性的东西更多了。所以,在对标和执行WTO国际组织规则中,如何处理普遍原则和我国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我们面临的绕不过去的问题。
WTO关于市场经济的普遍适用基本原则和主要国家认定标准
WTO《马拉喀什宣言》中提出,只要成为WTO成员国,就要把你的体制融入一个开放的、市场导向的体制里,也就是融入全球性的贸易体系之中。这是WTO法律文件中直接提到的市场经济问题。
在WTO的规则框架下,并没有确定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但是对市场经济应该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有所规定。对这些基本原则的归纳,各个文件有些微差别,大体可以总结为五项原则:非歧视原则,市场开放原则,互惠原则,公平贸易原则,透明度原则。由于并没有一个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所以在国际多边规则框架下,美西方国家指责我国的时候,无法说我国违反了哪一条认定标准,而往往说我国违反了这五项原则中的哪些原则。
无论实行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只要是市场经济,都必须贯彻这五项原则。
国际上本来没有明确的市场经济认定标准,但美西方国家逐渐在它们自己国内法中提出了认定标准。比如,美国1930年颁布《1930年关税法》时并没有“市场经济国家”认定标准,但在1998年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什么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六项标准,[1] 这六项标准主语都是以“该国”开头,可以看出标准执行主体重点是放在国家层面上。1998年,欧盟理事会通过反倾销法修正案,规定反倾销应诉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五项认定标准,[2] 这些标准执行主体则大都集中在“企业”层面上。
从2017年开始,美、日、欧连续发表了8个联合声明,其中2018年5月的联合声明中提出了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对什么是“市场经济导向”的认定标准,实际上也就是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标准。这个声明中提出了7项标准,[3] 认定标准基本采用了欧盟的提法。
2020年2月20日,美国向WTO提交了《市场导向条件之于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性》,其中提出具备“市场导向条件”的8项标准。[4]
目前,美国把我国认定为“系统性的竞争对手”,欧盟把我国认定为“制度性的竞争对手”,这两种认定还是有区别的。关于市场经济认定标准,国际多边规则里只有市场经济应符合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经济认定标准。但是,随着这几年中国与美西方国家在制度问题上矛盾冲突的加剧,美西方国内法及其联合声明,特别是美国以不同形式加快了这方面的立法,但是还没有形成被国际多边规则所采用的统一标准。
面对美西方国家的这些做法,我国在2018年正式向WTO提交的年度审议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比较系统地向WTO这个多边国际组织阐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其核心内容包含什么。
对上述我国及美西方关于市场经济的主张,作者从共识和差异方面进行如下分析。
共识方面主要是三条。第一条,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价格问题,价格是由市场决定,要真实反映市场供需关系,不能受到扭曲,这是认定是不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问题。进一步讲,就是一个经济的主要生产要素价格和企业所经营产品的价格,都应该是市场决定的。
第二条,企业问题。从企业的角度讲,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中,所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都应当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其经营方向和产品价格由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
第三条,政府应当怎样干预和管理市场。政府主要通过健全公司法、破产法、物权法等法律体系,通过法治管理市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证不受不合理的市场价格扭曲。
上面三点,是衡量是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其实质是市场公平价格形成问题。
中国和西方的差异在哪里?依据2018年我国向WTO提交的年度审议报告中所表述的何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异是党对经济的领导和更好地发挥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美西方国家一直不予承认。我们要正视这种差异,无论如何,这些差异要符合WTO体系中市场经济需要符合的五项原则,不能与之冲突。
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已经融入经济全球化。所以,我国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符合WTO确定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要有利于我国更深入地加入经济全球化,挫败美西方国家把我国从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中分割出来的企图,这是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在遵循市场规律基础上,实行制度型开放,使我国的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相衔接。
入世后中国与美西方关于市场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如何发展的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2021年,对我国贸易政策的演变,以及我国在WTO框架中和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做了一个总结。结合2018年中国提交给WTO的年度审议报告,我们可以把中国与美西方的矛盾发展过程分成四个阶段。
(一)入世后最初10年(2001年-2012年)。1993年我国修改宪法,第一次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入世时,WTO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WTO规范下的市场经济有差距,所以《中国入世议定书》除第15条、16条等专门针对我国特殊体系的条款外,还设置了第18条“过渡性审议机制”。规定了这个审议机制之后,每年都要对我国是否符合入世承诺进行审议,第10年给出一个总体评估,看中国是否合规,是否实现向市场经济转变。如果认为存在不合规的地方,或者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五项原则,一般会通过以下两个途径解决:
一是高层对话,参与对话的相当一部分专家都是两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那时中美之间就中国的经济体制问题和发展问题的高层对话共有四个途径,美国人明确提出了他们所认为的我国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二是WTO争端的解决,当时美国通过WTO争端解决程序引证了27个案件,从12个方面论述中国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中美之间还是在多边机制下、在对话机制下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
(二)2012年-2017年,也就是奥巴马执政时期。在这个阶段,美国认为高层对话或WTO争端解决机制往往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对解决矛盾的方法进行了调整。比如说推动TPP(就是现在的CPTPP),还有TTIP,一个是跨太平洋,一个是跨大西洋,是想以形成有针对性的区域性的规则方式来解决问题。同时也启动双边的中美BIT谈判,投资保护协议。这里边的TPP、CPTPP,包括中美之间的BIT都加进了很多针对我国体制的规定,表明美国已经不再寄希望于多边体制,而是想在区域体制和双边体制中解决问题。
(三)2017年-2021年,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应对我国经济体制的策略发生重大的改变,第一次明确地表示,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还联合日本和欧盟提出“什么是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定标准”,并向WTO正式提出;美国还利用国内法(301条款),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并延伸到金融战、技术战等等。
(四)2021年至今,拜登执政时期。美国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对中国采取的措施更为严厉,发起一系列单边脱钩、制裁措施。特朗普主要还是局限于301条款,而拜登政府则是采取有商务部、财政部、国防部等多个政府部门,以及多个国家参与(结盟)的脱钩、制裁。
美国国会设了一个“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其实2001年我国入世时,美国国会就设立了这个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并不是国会议员,而是国会请来的各种专家,委员会不时发表审议报告。最近这个委员会提出中国不符合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并建议暂停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国家的待遇(PNTR)。中国入世前,美国国会每年都要就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进行审议,由国会决定是否给予,这次“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建议,给我国对美贸易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WTO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非歧视,非歧视当然要给你最惠国待遇。同为WTO成员国,如果美国单方面根据其国内法终止了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别的国家会不会效仿?如果效仿的国家越来越多,我国WTO成员国的实际地位也将受到很大挑战。也就是说,围绕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现在矛盾已经进一步发展。在美国明确提出市场经济认定标准后,如果美国认为我国不符合标准,就存在暂停我国永久正常贸易国家待遇的问题。尽管这种可能性还很不确定,但确实是我国现在面临的现实问题。
关于什么是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中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可以从USTR的2021年报告和我国2018年提交给WTO的年度审议报告的内容对比上看出端倪。
USTR在2021年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在六个方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我国在2018年提交给WTO年度审议报告,报告分为六部分,第五部分中说明我国下一步如何深化体制改革,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性改革,区域协调发展和消灭贫困,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国家治理结构和能力现代化的改革,其中包括政府机构改革、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国企改革、财政税收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但我们的说明,与USTR提出的我国不符合市场经济认定标准的六个方面,差异很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与WTO体系中的市场经济相衔接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我国与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与矛盾。如何解决,在此提出两个具体建议。
一是程序的建议。当中美两国在政府层面产生激烈的冲突时,建议采用民间“二轨”对话机制,由各方有关学者、专家共同探讨市场经济认定标准。现在在疫情防控方面,虽然中美两国政府分歧很大,但两国民间的“二轨”对话仍在发挥作用。在台湾问题方面,政府间的“一轨”对话基本上都停了,但是民间层面、专家层面的“二轨”对话一直在进行。在矛盾激烈的时候,“二轨”对话是比较好的一个对话渠道。我国的学者专家和美方同行们就市场经济认定标准进行“二轨”对话沟通时,最好请欧盟专家一道参与讨论,共同探讨市场经济认定标准如何定义,以及探讨在市场经济认定标准方面如何达成协议,求得在最大公约数基础上的共识。
美国、欧盟和日本都提出了市场经济的认定标准,但我国目前并没有明确提出相应的认定标准,只是说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包含什么样的要素。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是明显的,而且矛盾越来越尖锐。所以通过民间的“二轨”对话,共同探讨,增强直接沟通,会更加有益。
二是实体的建议。如何在市场经济的价格形成机制上,通过深化改革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重点突破,使得我国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与美西方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最大公约数基础上形成共识,相互衔接。
(1)改革各主要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使市场真正对资源配置起到决定性作用。各方对此具有一定共识,但共识中又有差距。我国对土地、劳动力、资本、数据等主要生产要素的配置,需要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国家也需要对这些生产要素实行严格管理,这个矛盾应当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妥善地解决。
(2)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使其真正成为符合竞争中性的平等市场主体。我国很多国有企业担负着发展国家战略行业(比如水、电、能源、粮食等)的重任,在这些行业,国企要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这跟公平竞争之间是什么关系?国企能不能在市场公平价格条件下,在公平竞争环境里,担负起发展国民经济战略行业的责任,而不需要依赖国家财政补贴,这个矛盾应当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妥善地解决。
(3)政府的产业政策问题。政府产业政策和市场竞争应该是有机协调的,市场竞争应该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产业政策不能影响市场竞争和公平市场价格的形成,而是在维护市场竞争和公平市场价格的前提下发挥作用。
这三方面问题,需要我国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只有解决了这三个影响市场公平价格的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制度型开放,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WTO体系下的市场经济相衔接,增创我国在新的国际经济竞争中的新优势。
(编辑 季节)
* 田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律师,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本文根据作者在2022 年12 月18 日召开的“坚持改革方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1] 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771节(18)(B)提出判断 “市场经济国家”的六条标准:1.该国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的可兑换程度;2.该国雇员与管理层之间就工资谈判的自由协商程度;3.该国对其他外国投资或对外合资的许可程度;4.该国政府对生产资料所有或控制的程度;5.该国政府对资源调配、企业产品定价和产量决定权的控制程度;6.其它该国政府认为必要的因素。
[2] 1998年4月30日,欧盟理事会通过反倾销法修正案,规定反倾销应诉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五项标准:1.企业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成本和投入(原料、技术与劳动成本),决策未明显受国家干预,主要生产要素成本基本反映市场价值;2.企业有基础会计账簿,按国际通用会计准则独立审计并有通用性;3.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在非市场经济体系转制过程中未受到重大扭曲,特别在资产折旧、购销账目、易货贸易、偿债冲抵付款等方面;4.企业受破产法和财产权法的约束和保护,确保经营中法律资格确定和稳定性;5.货币兑换汇率的变化由市场决定。
[3] 2018年5月31日,美国、日本和欧盟贸易部长发表三方会议联合声明中“市场经济导向”的标准:1.企业根据市场信号,自由决定价格、成本、投入、采购和销售;2.企业根据市场信号自由做出投资决定;3.资本、劳动、技术及其他要素的价格由市场决定;4.根据市场信号自由做出企业的资本分配或影响资本分配的决策;5.企业遵守国际认可的会计标准,包括独立核算;6.企业遵守公司法、破产法和私有财产法;7.企业做出上述决策时不受政府重大干预。
[4] 2020年2月20日,美国向WTO提交《市场导向条件之于世界贸易体系的重要性》中“市场导向条件”的八项标准:1.企业依照市场信号自由决定贸易活动;2.自由决定投资;3.由市场决定生产要素价格;4.自由进行资本配置;5.采用国际认可会计标准;6.受制于市场导向的有效私法制度;7.自由获取赖以决策的信息;8.排除显著政府干预。
内容提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而经济法与其目标的高度一致性决定了经济法在共同富裕实现道路上的重要性。经济法在分配领域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分配功能的明晰化亦是法治关键。经济法不仅具有初次分配功能和再分配功能,还具有第三次分配功能,该功能的确定与落实更是当前经济法治建设与共同富裕目标同步推进的关键。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经济法在分配领域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和责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法治建设发展过程中的第三次分配功能的体现,厘清第三次分配的经济法内涵,并通过健全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和市场规制法律制度进行第三次分配功能的顶层制度设计,以此充分落实和保障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功能,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经济法;第三次分配;分配功能;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通过完善分配制度,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这是共同富裕理论的延续和完善。实践证明,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功能为核心的经济法传统分配功能架构,不能充分保障财富积累机制的健全完善,不能充分满足共同富裕理念的经济法需求。要充分认识并发挥经济法所隐含的第三次分配功能,以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进而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经济法分配功能的嬗变:第三次分配
经济法传统分配功能架构的不足
分配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任何资源和产品的分配都是在法律制度的规范下进行的。经济法在理顺分配关系、维护分配秩序、实现分配公平等方面都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功能和作用。
经济法所关注的传统分配功能,是由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组成的架构体系。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而形成,经济法对市场分配进行适当限制,落实其初次分配功能。初次分配功能更侧重于保障市场经济中个人对社会贡献存在差异的条件下所应获得相应收入的权利。再分配主要由国家主导得以实现,经济法对此更加关注协调经济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注重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经济法的初次分配所强调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此处的公平是“形式公平”,而再分配则侧重于实质公平,是政府对各经济主体收入再调节的过程。
但是,由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所组成的分配功能架构并非完美,伴随着共同富裕理念的逐渐深入,经济法的传统分配功能架构体系的不足逐渐暴露。
首先,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种功能看似相辅相成,但有学者指出,形式上具有互补性的这两种分配功能,实际上只是对两种分配功能背后各自作用力量之间的一种妥协。由于两者分配功能体系的辐射范围有限,最终还是无法避免贫富分化现象的存在,从而制约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其次,传统分配功能无法抵消经济的高风险。经济竞争的累积效应以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可以一时实现总体平衡,风险的发生也必然会打破平衡,形成新的不公平分配格局。
最后,当前的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辩证统一。人们的生活需求已从满足温饱层次向追求“美好生活”转变,这是一种全面的共同富裕。在传统的经济法律制度下,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分配功能架构更加关注满足居民物质需求,而对精神财富的关注程度不够。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法的萌发,为保障社会经济生活的顺利进行,经济法需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协作配合,对社会资源进行合情合理合法的分配,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在共同富裕的框架下,经济法的传统分配功能架构亟待修正完善。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在于不断完善经济法的制度体系。
第三次分配功能对共同富裕理念的回应
中国正值全面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时期,而为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不仅仅需要发挥经济法的传统分配功能,还需要强化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功能,凸显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质,增加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职责,在前两次分配的基础上,对社会收益进行再度分配,以此落实先富带动后富,继而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次分配起源于中国。上世纪90年代,厉以宁教授就依据市场经济伦理以及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第三次分配的概念:“第三次分配,即在道德力量作用之下的收入分配,与个人的信念,社会责任心或对某种事业的感情有关,基本上不涉及政府的调节行为”;“是‘有情’的收入转移,是非功利性、非强制性的收入转移。”[[1]]其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的认同程度和自律程度。国内学者从内生动力、参与主体、实现方式、社会意义等多角度对这一概念予以阐释,[[2]]其中多数学者是从公益慈善的角度解释,认为该分配是对前两次分配的补充,是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慈善方式进行济困扶弱、促进公益事业的行为。法学界也有学者以此为基调,谈论税收公平[[3]]、税制变迁[[4]]、公益性捐赠税收[[5]]、经济法典制定[[6]]等问题。早在2005年,成思危先生就指出:“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通过慈善事业等方式,来帮助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改善他们的医疗、文化、教育和生存条件。”[[7]]笔者认为,第三次分配并非仅仅是一种强调社会奉献的分配,第三次分配所强调的是对贫穷者权利的维护,是富有者社会责任的体现,这也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分配正义,是现代分配正义的真正价值理念。
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功能与共同富裕近似于一体两面的关系,其本质都是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而其背后的价值理念之间也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协同意义。共同富裕的法治保障需要经济法分配功能的协调配合,尤其是第三次分配功能的彰显,而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功能的厘定和实现也需要结合共同富裕价值理念,以此为价值引领,保障第三次分配功能的落实。
经济法关于第三次分配功能的证成
在我国的法治发展过程中,第三次分配没有完全遵循西方传统的“历时性”,而是以一种“共时”效应反映在社会发展和具体的法律制度中。
社会发展过程中蕴含的第三次分配基因
随着共同富裕目标的持续推进,第三次分配在我国分配格局中的角色愈发重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将第三次分配作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共有1部法律、11部部门规章和4部党内法规制度涉及第三次分配。梳理这些制度文件,可以发现我国为完善发展第三次分配,注重其与慈善法律制度体系的协调配合。随着民间慈善意识普遍提升,第三次分配发挥的作用也愈益显现。
一是我国逐渐形成了以慈善法制为核心的法治体系。2016年,我国第一部慈善事业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布,开启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新篇章。自此之后,相关部门出台多部有规范慈善组织的规章,全面规范慈善组织的建立认定、信息公开、募捐途径、保值增值等,以鼓励发展慈善事业,保护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助推第三次分配的实现。
二是在相关法治构建完善的背景下,我国社会慈善组织发展迅速,慈善事业发展更加规范化。据民政部《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所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经常性社会捐赠工作站、工作点和慈善超市1.5万个,并且注重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开展“互联网+慈善”活动,利用互联网平台大力发展慈善事业。与此同时,我国社会各组织乃至个人的慈善意识也随之提升,根据《2020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现金捐赠达1473.97亿元,同比增长41.12%,物资捐赠折合612.16亿元,同比增长31.66%。这些捐赠中,企业和个人的捐赠分别为1218.11亿元、524.15亿元,合计占捐赠总额的83.52%,可以看到,企业捐赠仍属于捐赠主力,且与个人捐赠同步增长。截至2022年8月3日,全国实名志愿者总数2.24亿人,志愿团体总数128万个,志愿项目总数941万个,服务时间总数约39.33亿小时,记录时间人数达6824万。[[8]]
三是第三次分配的路径呈多样化发展。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国已逐步构建起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慈善网络,“互联网+慈善”成为主流实现路径。2020年国内慈善组织筹集善款中,依凭20家互联网募捐平台所获取善款高达82亿元,同步增长52%,超过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网络捐赠。慈善信托单数持续增长。截至2020年年末,我国累计备案慈善信托共计537单,财产总规模达33.19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96.70%和13.08%,其中仅2020年,全国慈善信托有257单,在慈善覆盖领域方面也逐渐全面化,从基础的脱贫、医疗、养老等领域向教育、抗疫等领域拓展。
我国经济法律制度中的第三次分配因素
我国经济法律制度体系主要由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两类制度构成, 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协调配合,经济法律制度充分发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种功能。细观我国的经济法治进程,第三次分配性因素始终贯穿始终。
宏观调控政策方面:
首先,在税收政策方面,对于致力于公益、慈善等事业的企业或个人的税收优惠幅度日益增大。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就提及对公益性捐赠的税收优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对相应的税收优惠予以细化规定。在《慈善法》第80条中对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予以规定,并将慈善组织、捐赠人和受益人作为优惠主体。整体而言,慈善捐赠在某种程度上填充了公益性捐赠的实质内容,两种捐赠所产生的所得税税前扣除等税收优惠制度,则是第三次分配因素在经济法中的彰显。
其次,在国家财政制度方面,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补贴政策等都体现了第三次分配因素。如财政转移支付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协调地区均衡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目的在于分税制条件下消减不同地区因经济实力不同带来的财政收入差距,实现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权和事权分配的再平衡。
最后,国家在协调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方面,包括“工业反哺农业”和“乡村振兴”工作,都充分体现了第三次分配因素。
在国家市场规制政策方面,对公平竞争环境的保护充分体现了第三次分配因素。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引领下的平台经济冲击传统市场经济,许多行业领域出现了垄断性的龙头企业。垄断是造成行业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主要因素,垄断行业的高壁垒使一般劳动者难以自由进入,而大部分垄断行业职工的实际收入与其贡献大小脱节,严重超过了正常水平。近几年我国加大垄断规制力度,修订相关法律制度,以此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并且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等等。这些强监管措施,实则也是为了对“穷”的强保护,以此发挥经济法律制度的第三次分配功能,助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经济法第三次分配功能的法治实现
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功能是以共同富裕价值理念为指引,从社会本位出发,着力于维护和促进社会总体效率与社会公平,主要是通过健全完善宏观调控制度和市场规制制度,以实现对经济法第三次分配功能的全新阐释。
健全宏观调控法律制度落实第三次分配功能
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对于发挥、刺激和实现第三次分配功能尤为重要,不仅仅体现在税收法律制度方面,还体现在很多宏观调控政策方面。
一方面,通过完善健全税收法律制度以充分落实第三次分配功能。第三次分配功能所体现的理念价值首先体现在法律原则上,法律原则源起于理念价值的提炼,作用于具体规制制度的构建。法律原则的确定也有利于法律制度的提质增效。以法律原则为价值引领,第三次分配功能价值理念主要体现为税收中性原则,该原则强调平等对待一切纳税人。在该原则基础上健全完善税收法律制度,这就要求国家课税不仅仅要考虑法律上的可税性,还要关注经济上的可税性,既要关注收益性,也要关注公益性。对致力于公益捐赠、慈善捐赠、慈善信托等公益慈善事业的企业或个人的税收优惠资格及条件等予以细化,明晰相应的税收优惠范围和幅度,提升增加相应的税前扣除额度,并且要从公益慈善组织、捐赠人、受益人等三个主体维度,加强国家对公益慈善事业的监管,重点监管各主体的准入、运作、退出,以及参与相关公益慈善事业的资金流向、善款使用情况等等。同时,还可以引入遗产税、垄断税等税种,以此充分落实第三次分配。
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健全宏观调控政策以助推实现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功能。一是对规范政府投资行为的经济法律制度予以完善,这对于实现第三次分配功能具有重要作用。我国于2019年颁布实施的《政府投资条例》第三条中,明确规定政府投资资金应当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的非经营性的公共领域项目,包括社会公益服务、生态环境保护、农业农村等领域。建议加大对公益慈善事业的政府投资,发挥对社会资金的引导和带动作用,以此优化和发展公益事业;增加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政府投资,尤其是对我国生态环境良好但是经济实力较弱的农村地区。如浙江省在“推动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背景下,加大对这些山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投资,以实现“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化,发展壮大生态旅游产业。第二,对致力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法律制度进行革新完善,以推动第三次分配功能的落实。不同区域的发展存在差异,而经济法作为“发展促进法”,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完善市场规制法律制度保障第三次分配功能
市场经济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而市场规制法的存在,对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尤为重要。市场规制法以统一规制、适度管理、分级监管,维护公平竞争,保护弱者和消费者为基本原则。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走向平台化,“平台经济”逐渐成为互联网领域的主要经济模式,尤其在2020年,平台经济作为生产力新组织方式,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于推动产业升级、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跨界融通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愈发突出。然而,平台经济发展壮大的同时,扰乱市场正常秩序的现象亦层出不穷,加强平台经济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的关键。而首要关键的就是强化反垄断规制,反垄断法律制度是落实经济法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核心制度。
首先,准确识别平台经济领域的违法垄断者。确定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使垄断平台企业回归公共性,以此明晰垄断平台企业的“准公权力”,并对其权力予以保障维护。由这些垄断型企业担当治理平台经济领域的重任,促使更多的平台企业加入协同治理的范畴中,进而构建一个健康稳定的平台经济市场。
其次,优化平台经济相关市场界定方法。结合平台经济特性和反垄断规制,改进相关市场界定方法,这里包括:考虑产品特性、用途、价格、成本、消费者偏好等传统要素;分析平台功能、技术壁垒、用户粘性、线下市场、多边市场等要素;以核心消费需求确定基准产品,引入非价格参考因素,充分考虑平台经济领域整体和所连接的各个市场。
第三,针对特殊的垄断行为规定相应的经济法规制手段。平台经济具有不同于传统市场的特殊违法垄断行为,比如平台封禁、平台二选一、自我优待、排他性付款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或者扼杀式收购、协议控制结构等违法经营者集中等破坏平台经济领域公平竞争环境、扼杀创新、引发平台风险的行为等等,应当对各类违法垄断行为予以全面分析,根据各种行为的特性配之以特殊的识别方法,并且针对各种特殊垄断行为,为相关机关设计特殊的法律规制方案。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了分配制度在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方面的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的普遍提高,人民群众从主要对物质文化的追求转为更注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就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背景下解决发展起来后的分配不公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法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社会整体利益均衡平衡为立法目的,其追求的不仅是起点公平、形式公平,更是结果公平、实质公平。新时代的经济法要做到与时俱进,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为共同富裕目标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做好助推工作。
(编辑 碣石)
内容提要: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焦点领域。人工智能芯片(AI芯片)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硬件基础,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影响巨大。本文对人工智能与集成电路产业的深度融合点,对AI芯片的技术发展与产业趋势进行研究,展望中国AI芯片产业发展的巨大潜力。
自2016年AlphaGo击败李世石赢得人机围棋大战后,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引发高度关注,成为新的投资风口。全球各大企业加快布局,各国政府也纷纷出台相关战略,以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从硬件来看,若没有高性能的芯片提供可靠算力,根本无法承载日益完备的机器学习模型和大规模的基础数据库。离开适配芯片的人工智能,只能是存在于理论研究而无法落地的人工智能。
广义而言,AI芯片指的是专门用于处理人工智能应用中大量计算任务的模块,即面向人工智能领域的芯片均被称为AI芯片。狭义的AI芯片指的是针对人工智能算法做了特殊加速设计的芯片。“无芯片不AI”,以AI芯片为载体实现的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发展更注重超速运算能力的AI芯片成为推动人工智能产业爆发的关键核心要素之一。
AI芯片的发展历经磨难,但产业发展现状良好
AI芯片在曲折中前进
2006年以前,尚未出现突破性的人工智能算法,而且能够获取的数据资源也较为有限。传统CPU已经能够完全满足当时的计算需要,学界和产业界对AI芯片没有特殊需求,因此,AI芯片产业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
2006-2010年期间,游戏、高清视频等行业快速发展,同时也助推了GPU产品的迭代升级。2006年,NVIDIA发布了通用并行计算架构CUDA,使GPU具备了可编程性,即令GPU既能做游戏和渲染,也能做并行度很高的通用计算。统一计算设备架构推出后,GPU编程更加易用便捷。研究人员发现,GPU所具有的并行计算特性比通用CPU的计算效率更高,更加适用于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先进算法所需的“暴力计算”场景。在GPU的助力下,人工智能算法的运算效率可以提高几十倍,由此,研究人员开始大规模使用GPU开展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和应用。
2010年之后,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并逐渐开始普及。研究人员在云端采用“CPU+GPU”混合计算模式,使得开展人工智能所需的大规模计算更加便捷高效,进一步推动了人工智能算法的演进和AI芯片的广泛使用,同时也促进了各种类型的AI芯片的研究与应用。
2016年,谷歌旗下Deep Mind公司研发的人工智能系统AlphaGo击败了韩国棋手李世石,使得以深度学习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引发了全球热潮。此后,业界对于人工智能算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而GPU价格昂贵、功耗高的缺点限制了其在场景各异的应用环境中的使用,因此,研究人员开始研发针对人工智能算法进行特殊加速的定制化芯片。大量AI芯片领域的初创公司与传统互联网巨头纷纷入局争夺市场,专用AI芯片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格局,在应用领域、算力、能耗比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提升[①]。
AI芯片呈现专用化、多样化发展态势
集成电路的发展、芯片的升级换代一直是依靠工艺、架构和应用三方面来拉动的。随着摩尔定律接近极限,工艺改进已经难以降低成本,人工智能的密集计算型需求已成为当前芯片技术的主要驱动力之一。通用处理器的架构无法适应人工智能算法的高需求,各种新的架构已然成为当前处理器芯片性能提升的关键手段[②]。
处理器芯片面向人工智能硬件优化升级,目前有两种发展路径:一种是延续传统计算架构,主要以三种类型的芯片为代表,即GPU、FPGA、ASIC,但CPU依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种是颠覆经典的冯诺依曼计算架构,采用神经拟态工程,利用电子技术模拟已经被证明的生物脑的运作规则,从而构建神经拟态芯片。为满足不同场景的应用需求,AI芯片的发展逐渐呈现出专用化、多样化的特点。
AI芯片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提供新的方向
AI芯片作为芯片的一个分支,有其专用性也有其普遍性,专用于人工智能领域,同时和其他芯片一样,与集成电路产业本身的发展密不可分。AI芯片的发展受到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又为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方向。
人工智能,特别是深度学习,这几年呈爆发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集成电路技术多年的积累。如果不是集成电路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能够给大规模的机器学习提供足够的处理能力,就没有战胜人类顶尖棋手的AlphaGo。过去十几年驱动芯片技术发展的主要是通信,即多媒体和智能手机这些应用。而随着这些应用增长放缓,芯片技术的发展已经逐步转向了AI领域,AI的驱动效应将在芯片技术上会有更明显的体现。
AI芯片产业发展持续发力,竞争激烈
传统芯片企业优势地位明显
高通、英伟达、英特尔、AMD等传统芯片厂商凭借在芯片领域多年的领先地位,迅速切入人工智能领域,积极布局,目前处于引领产业发展的地位,在GPU和FPGA方面则基本位于垄断地位。英伟达推出了Tesla系列GPU芯片,专门用于深度学习算法加速。AMD于2018年推出了Radeon Instinct系列GPU,主要应用在超算、数据中心等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上,用于深度学习算法加速。当前,GPU作为业界使用最为广泛、人工智能计算最成熟的通用型芯片,成为数据中心、超算等大型算力设施的首选,在效率和场景应用要求大幅提升和变化之前,GPU仍将是AI芯片领域的主要领导者。
IT巨头纷纷加大AI芯片研发定制力度
2015年以来,谷歌、微软、IBM、Meta、苹果、亚马逊等国际互联网及IT巨头纷纷跨界开展AI芯片研发,力图突破算力瓶颈,并把核心部件掌握在自己手中。如谷歌于2016年发布了专门针对开源框架TensorFlow开发的芯片TPU,并帮助AlphaGo击败李世石;近年,谷歌还推出了可在Google Cloud Platform中使用的云端芯片Cloud TPU以及用于边缘端推理的Edge TPU,打造闭环生态。微软于2017年发布了基于FPGA芯片组建的Project Brainwave低时延深度学习系统,让微软的各种服务可以更迅速地支持人工智能功能。2018年,亚马逊发布了高性能推理芯片AWS Inferentia,支持TensorFlow、Caffe2等主流框架。
类脑芯片领域呈现异军突起之势
IBM公司率先在类脑芯片领域取得突破,推出了True North类脑芯片,其采用28nm技术,整合54亿个晶体管和4096个处理核,相当于100万个可编程神经元,以及2.56亿个可编程突触,而功耗仅为65毫瓦,该研究成果被《科学》杂志刊登。由于神经突触要求可变与有记忆功能,IBM采用CMOS工艺兼容的相变非挥发存储器(PCM)的技术实现,加快了商业化进程。2019年,清华大学施路平教授团队发布了类脑芯片“天机芯”,使用28nm工艺流片,包含约40000个神经元和1000万个突触,支持同时运行卷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以及神经模态脉冲神经网络等多种神经网络,是全球首款既能支持脉冲神经网络又可以支持人工神经网络的异构融合类脑计算芯片[③]。西井科技发布的Deep South芯片,核心是用FPGA模拟神经元以实现脉冲神经网络的工作方式,包含约5000万个神经元和高达50多亿个神经突触,可以直接在芯片上完成计算,并在“无网络”情况下使用,处理相同计算任务时,Deep South芯片的功耗仅为传统芯片的几十至几百分之一。浙江大学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共同研发了“达尔文”芯片,集成了500万个晶体管,包含2048个硅材质的仿生神经元和约400万个神经突触,可从外界接受并累积刺激,产生脉冲信号,处理和传递信息。
AI芯片产业发展未来可期
不断涌现的新场景应用需求将催生超低功耗AI芯片
随着以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涌现出越来越多新的应用场景和需求。物联网领域将需要体积更小、功耗更低、能效比更高的AI芯片。边缘端芯片如手机中的AI芯片,其功耗一般在几百毫瓦至几瓦,云端训练芯片的功耗通常要达到数百瓦,而超低功耗AI芯片的工作功耗一般是几十毫瓦甚至更低。如在以智能手表为代表的智能可穿戴设备领域,此类设备需要具备语音识别、心率检测等智能生物信号处理功能,电池容量因设备尺寸等原因受到极大限制,因此需要集成体积小且能效比超高的人工智能加速芯片,降低对电池的消耗;在智能家居等领域,智能门锁需要具备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功能,而且不能经常更换电池,这就对门锁中的智能模块提出了极高的能效比要求。除此之外,制造业等工业应用场景中也需要使用超低功耗AI芯片,如安装在机械臂、管道中的智能传感器须由电池供电,使用超低功耗AI芯片可以有效减少电池消耗,大幅降低此类设备的维护成本。
开源芯片的普及将提升行业整体的发展水平
随着摩尔定律接近极限,通用芯片的性能提升陷入瓶颈,通用处理器架构无法适应不同场景人工智能算法的高需求,对新型架构AI芯片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为许多初创型中小企业带来新的市场机遇。然而,芯片领域过高的技术门槛和知识产权限制,严重阻碍了AI芯片的进一步技术创新和市场响应速度。如果开源芯片能够普及,首先可以节省IP模块方面的费用,降低研发成本。同时,由于开源的设计可以由社区持续地改进,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最新、最优化的成果,这样便可以提高行业整体的发展水平。2014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团队正式发布了“RISC-V”开源精简指令集架构,具有灵活简洁、模块化、扩展性强、易实现等优点,可以较好地适应高性能计算设备、专用硬件设备、低功耗嵌入式设备等众多应用领域的需求,而且“RISC-V”完全免费,因此,“RISC-V”也成为目前推广度、普及度最高的开源芯片项目,并已逐渐成为芯片设计领域的主流指令集之一。
AI芯片将从特定场景的加速芯片向通用智能芯片发展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图像处理、语音识别、自动驾驶等应用领域取得巨大进展,但是要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面开花,需要人工智能领域产生像CPU一样可适用于任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通用AI芯片。总体来看,短期内AI芯片仍将以“CPU+GPU+AI加速芯片”的异构计算模式为主,中期会重点发展可自重构、自学习、自适应的AI芯片,未来将会走向通用的AI芯片。通用AI芯片发展的主要难点在于通用性和实现的复杂度,同时还面临着传统冯诺伊曼架构的技术瓶颈以及摩尔定律接近物理极限这两大挑战。未来,随着新型半导体材料和物理器件以及芯片的制程工艺等出现新突破,以及人类对于大脑和智能本身形成更深层次的认知,将有望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通用AI芯片。但是,专用芯片与通用芯片永远都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二者必须协同工作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④]。
类脑芯片将持续扮演通用人工智能“探路者”角色
目前,类脑芯片的主流理念是采用神经拟态工程设计的神经拟态芯片。神经拟态芯片采用电子技术来模拟已经被证明的生物脑的运作规则,从而实现类脑的学习、决策、认知等数据处理和分析功能。神经拟态计算通过模拟大脑的运行机制实现存算一体化,在算法以及芯片的设计上,可以实现以低于1000倍的功耗去完成同样效果的模型训练。因此,神经拟态芯片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的芯片,其体积小、功耗低的特点,符合生物进化最本质的优势。2020年6月,Gartner发布报告预测,到2025年神经拟态芯片有望取代GPU,成为用于人工智能系统的主要芯片之一。
中国AI芯片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当前,全球AI芯片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国AI芯片产业同样也还处在起步阶段。未来五年,中国AI芯片产业将会迎来飞速发展,产业增速也将处于世界顶尖。
产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产业规模初显
中国从顶层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产业和芯片产业发展,相继发布一系列产业支持政策,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如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研发神经网络处理器以及高能效、可重构类脑计算芯片等;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关于集成电路设计和软件产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明确指出,对已成立且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件企业实行税收优惠减免政策;国务院《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明确了集成电路和软件相关企业或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
目前,中国AI芯片产业规模初显。全球市场洞察公司最新报告显示,全球AI芯片市场规模预计到2026年增长至700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CAGR)将达到35%左右。iiMedia Research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AI芯片市场规模达183.8亿元,预计2023年将突破千亿元,复合增长率高于全球。
产业链上企业全面发展,产业应用水平处于世界前列
AI芯片的产业链上游为原材料和生产设备(晶圆材料和设备、封装材料和设备等),中游是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和封测),下游是行业应用(数据中心、通信设备、IoT等)。
目前,中国AI芯片产业链上发展最为迅猛、技术含量最高、融资案例最多的是芯片设计类企业。上游的晶圆材料和封装材料等传统原材料企业,主要集中在江苏和广州,国产供给率逐年提高。国内的晶圆制造设备和封装设备,中低端可以自给自足,高端设备仍处于快速研发阶段;中游晶圆加工、制造和封测的企业主要是第三方代工厂,比较知名的有台积电和中芯国际。AI芯片设计类企业有百度、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公司,也有华为、中兴等通信企业,还有寒武纪、燧原科技、地平线等创业公司;下游包括浪潮、联想等服务器提供商,IoT终端生产企业及边缘计算解决方案提供商。
中国AI芯片产业的整体水平处于世界中等水平。其中,上游和中游属于中下等水平,下游应用处于世界前列。产业链上游设备、材料环节,市场头部效应明显,进入壁垒非常高,技术突破难度大。国内华为及科研院所已开始高端光刻机的研发,但技术水平有待验证。产业链中游制造环节,进入壁垒较高,国产化水平较低,第三方代工厂如中芯国际,对AI芯片架构的理解和IP核的丰富程度不足;AI芯片设计企业需要兼具芯片流片经验、AI算法和AI框架理解,中国已陆续涌现一批技术型企业,产品初步成型,但技术水平有待继续迭代验证,国产化水平中等。封测环节技术壁垒最低,毛利率最低,国产化水平高,但总体环节价值较低。
行业应用市场巨大,未来将多领域开花
从细分市场结构分类,AI芯片可分为云端芯片和终端芯片,云端芯片又分为云端训练和云端推理芯片,终端芯片一般指终端推理芯片。云端芯片一般部署在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或数据中心、超算等计算基础设施领域,主要用于深度神经网络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处理语音、视频、图像等海量数据。终端芯片承担推理任务,需要独立完成数据收集、环境感知、人机交互及部分推理决策控制任务。目前,云端训练芯片的比例仍然最大,但增速最慢,云端推理芯片与终端推理芯片市场在未来几年都将保持快速增长。未来2~3年,随着区域性大规模数据中心的陆续建设完成,云端训练芯片增长速度将放缓;而随着5G和IoT等新兴AI芯片市场需求的释放,云端推理芯片、终端推理芯片市场增长速度将持续呈上升趋势。
中国具有全球最大的AI芯片应用市场,下游的行业应用中国处于世界前列[⑤]。从行业应用角度来看,中国AI芯片行业场景发展不平衡。云计算和安防行业是我国Top2AI芯片应用行业,交通、金融和工业等其他行业占比较低,但增速高,未来占比会显著提升。未来数据中心需求不减,云计算依旧会是我国最大的AI芯片应用行业;安防行业也会给AI芯片提供较大增量。此外,零售、医疗等行业对AI芯片的应用程度将持续提升,具备较高增速。
结语
核心芯片行业处于人工智能产业的最上游,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先锋。当CPU和传统计算架构无法满足基于深度学习模型的算法对大规模并行计算能力的需求时,突破专门用于处理人工智能应用中大量计算任务的核心芯片势在必行。同时在PC时代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分别处于霸主地位的X86架构和ARM架构的发展历程表明,核心芯片将决定一个新的计算平台的基础架构和发展生态。从产业链本身的各个环节来看,中国AI芯片产业发展面临包括产业链关键环节存在短板、顶尖人工智能+芯片的复合人才缺失,AI芯片的高能耗对经济和环境有影响等诸多挑战,但基于海量的数据要素资源、优秀的人工智能算法基础以及良好的政策支持等利好因素叠加,中国AI芯片产业将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编辑 季节)
* 赵荣杰,启元实验室,博士;房超,启元实验室,清华大学高技术实验室,研究员;许蔓舒,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金融实验室,咨询专家。
[①] 商惠敏. 人工智能芯片产业技术发展研究.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2021;36(12):24-30.
[②] 施羽暇. 人工智能芯片技术体系研究综述. 电信科学. 2019;35(04):114-9.
[③] 李钢, 李繁荣, 程健. 应用场景需求:驱动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发展. 前沿科学. 2018;12(4):4.
[④] 张蔚敏, 蒋阿芳, 纪学毅. 人工智能芯片产业现状. 电信网技术. 2018(02):67-71.
[⑤] 胡滨雨, 郭敏杰. 中国人工智能芯片期待突破. 中国电信业. 2021(04):36-9.
党的二十大把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写进了政治报告。一位国际学者说,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国家思维提高到了人类思维这样一个境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开始获得新的发展动力。这将给世界带来希望,给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带来希望。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时代追求的伟大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也是人类不同文明形态走向平等和对称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建设文明国家、追求人类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作为追求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代表着世界人民开始拒绝西方在政治和经济上支配非西方国家的现有全球治理体系。
冷战后,很多国家在西方现代性的影响下,不仅依赖于西方的科技、经济,甚至完全接受西方的价值体系。但是,中国是世界上极少有的国家,不仅成为现代化的经济强国,而且继续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紧密联系。
建筑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要与西方对抗和冲突,而是对西方好战文明的平衡制约,是为了使人类多种形态文明实现一种对称和谐。
西方价值体系不具有全世界普世规范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学者福山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世界各国和社会已成为单一同质体。在新自由主义范式下,福山曾经坚信西式民主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普世规范。
今天的世界,很多国家的精英圈、媒体、媒介和政界,在话语上的确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准则,甚至把西方文明和西方发展模式当作效仿的模板。今天,西方仍然将其价值体系设定为具有普世性和绝对性。
自西方开始侵略、征服和殖民非西方世界的几百年,西方力图在其意识形态体系的基础上重组整个世界,并在全世界传播其价值观,制造规范和准则。西方的现代性打着启蒙、自由、进步的旗帜,其本质是一种文明形态的霸权主义。自人类有史以来,任何社会的特征——无论是当代还是古代,都不具备普世性,但最早将自己所谓的文明包装成唯一和普世文明的就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
西方文明由大西洋两岸的两个战略中心组成:北美和西欧。西方大力推广的“现代性”,以及当今支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所谓文明公理体系,就是在这两个地区形成的。直到今天,北大西洋沿岸国家还在力图将其价值体系和文明标准,包装成“普世”的价值体系和标准,使其成为整个人类的社会特征。
西方文明对其文明普世性的推广,是把世界划分为“我类”阵营和“异类”阵营。虽然北大西洋集团在全球许多国家都拥有政治、经济、军事、媒体、教育和非政府组织等重要资源,但是在多极化世界的文明版图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作为多样化文明的一种形态的西方文明,是与世界上其它文明并列的,西方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性是一种话语、一个过程和一个区域现象。当今世界的经济版图、政治版图和宗教信仰版图都清晰地表明文明的多样性,那就是人类文明多形态的世界地图。
在人类多种形态文明、多极化的世界秩序中,世界的各个极点的地理位置是以其文明为坐标,来描述其区域空间的。在这个地球上,无所谓亲西方的民主国家和不亲西方的非民主国家之分。自西方开始侵略或征服东方世界,就傲慢地炫耀其基督教文化和社会政治哲学思想,宣称其“现代性”和“普世性”,而无视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俄罗斯和拉美文明的平等存在。
西方文明有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和“殖民主义”传统。这种西方式的早期现代性是西方在道路选择、政治制度、知识生产、启蒙教育、精神文明建设上对非西方国家的思想专政,这是一种霸权秩序。任何与这一意识形态不同的非西方的东西都被视为另类或野蛮。
做好新时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宣传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说,十年前,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不足,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党的二十大,把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的内容写入了党章。
在百年未遇的大变局中,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最艰巨的斗争之一,就是与西方长期以来用来支配和奴役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在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我们的意识形态在媒体界、教育界和政界的影响力还不够强大。我们的新闻界和教育界需要通过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对内对外宣传,扩大我国的影响力。
(编辑 季节)
今天讲的新型集体,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人民公社时的集体有很强的继承性,现在要发展新型集体,离不开对农村集体全新的制度设计的本质的理解。我认为,农村新型集体的本质,实际上是集体村社。
“旧集体”与新集体的传承
我们很容易把人民公社理解为“旧集体”,现在要搞的新型集体经济就是新集体。所谓“旧集体”,它的意义是确立集体土地所有制和集体经营。如果这样理解集体的本质,现在的新型集体就是之前集体村社制度的延续。为此,我们要坚定发展新型集体的自信,创造性地发展新型集体。
有一种意见认为,不要死抱着过去的集体,担心走回头路。我认为,这种说法对“旧集体”的革命性意义缺乏深入的理解:
一方面,“旧集体”确立了土地集体所有制,杜绝因土地占有不均导致的村社分配不均、使得仅靠土地所有权获得的地租收入归少数人所有,这是导致农业生产力发展滞后、农村社会陷入危机的关键原因。我们确立集体所有,就等于再造了集体这个“大地主”,它是一个“成员集体”,地租收入归集体所有、集体成员共享,从而杜绝了少数人享有地租收入的情况,这是集体所有制最具基础性的意义。
另一方面,土地归集体所有,对以集体土地为主的自然资源的利用、对集体成员劳动力的利用,得以在新的形式下进行,这是人民公社时代探索的集体经营。集体经营最基本的好处,是提高了对集体所有的各类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村内的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这是集体化时代取得生产力进步的主要原因。集体经营获得的收益,由集体支配并公平地分配给成员,确立了集体成员对这个集体的归属感,和对集体发展的长久信心,增强了村民的集体意识,使得集体得以确立。
新型集体是从原集体经济时期确立的基本制度演化而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旧集体”相对于中国的传统是新的,“旧”集体很“新”,而今天的“新集体”是从“旧集体”演化出来的。
第一,我们的“旧集体”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形成,是有其传统的。土地是不可移动、人为可控的自然资源(生产资料)。历史上,我国的不少村落,并非所有的土地资源都归个人控制。在很多村社范围内,有公田、义庄用于慈善公益事业,有乡绅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中都划定了公共的资源和财产,只是它局限在家族范围或乡绅举办的慈善事业中,没有扩展到整个村社的范围。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把村社制的传统加以利用,并扩展到整个村社的范围。
第二,新中国实行了土地集体所有制,通过集体经营和壮大集体的实力得以实现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集体经营有一个全新的要素,就是村党组织这个核心。农民是不可能自发合作的,需要有先进分子来领导和组织,这才可以做到个别人的力量做不到、或因贫穷等原因不敢想象的过于困难的事情。建国初期,农村党支部的成长和农业合作化的成长,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合作化的成功使得党支部扎根在农村基层社会,成为集体村社的核心并组织农民,领导和组织集体经营,促进集体的成长。
第三,党组织的功能不仅是发展集体经济,而且把传统的村社制加以巩固和提升,这可以称为集体村社制,它的内涵就是依托村党支部,创造性地利用传统村社的公共性资源和传统村社治理中的公共精神,总结提炼农民互助合作的实践创造,建立起农村基础性制度和农村基层建制。
第四,集体村社的地域范围是历史发展形成的,根据自然聚落、结合水利等农业整体性生产条件改造和规划,结合集体经营的需要加以划定。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原因,有些地方新发展起来的水利设施,其渠道走向、各渠道的间隔和灌溉范围,决定一个生产队的地域范围。集体村社的成员范围,就是村社地域内的社区人口。之所以说集体村社是全新的,因为它与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与之相关的集体经营有关。土地集体所有制对村社成员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进行了全新的设定。
综上所述,集体村社是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以集体经济发展为根本保证的农村基础性制度,或农村基本建制。今天的集体经济,仍在集体村社制的延长线上。
充分认识集体村社的韧性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对发展和巩固集体经济的政策取向不够明朗,但集体村社仍然是很坚韧的存在,而且改革开放的很多成就与集体村社的存在有关,出现的很多问题也与集体村社的削弱有关。
当前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实践中,仅仅重视增加供村民分红的集体经济收入,固然有利于集体的重建,但并不涉及根本。在当前实践中,我们也注重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但所依据的产权理论,缺乏对多样性存在的理解,也缺乏对农村产权、经济、社会、政治相互关系的理解,更缺乏对合作经济组织体系构建的想象力。
新型集体的“新”,不是要将集体资产资源收益的剩余控制权分散给各农户,或有分无统地形式化集体(假集体),更不是背离集体资源资产收益的剩余控制权归集体这一集体所有权的本质,将集体所有权股份化、量化为成员所有权集合的所谓股份合作制集体。现在的股份合作制集体的实践并没有表明,它是一个集体村社。
乡村振兴所需要的新型集体,其本质是:土地由村社所有,集体成员(来自自然出生及嫁娶,或其他有益于集体永续发展的形式所获成员资格)均享土地收益的村社或称集体村社。这样的村社制度才是新型集体成长的方向。
所以,新型集体需要具备几个必要条件:土地由村社所有;成员均享土地收益(不管是在内部承包土地,还是面向外部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包括农地的经营权和外部主体合作所获收益)。
基本的成员资格由出生和嫁娶获得,此外村民接受的新村民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资格。通过集体经营壮大集体经济,通过集体经营确保集体永续发展。
构建以集体村社为本质的新型集体
我们为什么会忽略集体村社的存在,或者把集体村社仅仅作为集体经济经营,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沿革有关。
从乡村工业化、城镇化到现在的农村功能片区、田园综合体等等,都与集体村社的存在有关,没有集体村社的存在,很多农村发展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今天乡村的很多问题也与集体村社的弱化有关,包括公共服务、贫困问题等等。当前的政策中,仍然存在“加强”和“削弱”集体村社之间相互矛盾的倾向。
比如说,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在地方实践中往往不能有效结合。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也很难找到有效的结合点。
农村现代化和农村发展的政策是由上到下的规划,这和推动村庄自主发展,存在着两种极端化的理解,这也反映在工作实践中。村集体经济组织要给自主权,但上级又要加强监管、促进收入的增长,这在现实当中很难两全。
乡村治理中有一个现象,要把政、经、社的职能分开,但我们又出于其他原因要求“一肩挑”,包括集体经济要承担村庄差异性的公共服务,这两种政策取向存在明显矛盾。
此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户内平分承包经营权,这种制度设计不足以构成一个可持续存在的集体,也需要我们进行反思。
综上所述,很多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典型案例表明,新型集体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也在不断成长中,辨识并支持其成长应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程。而构建以集体村社为本质的新型集体,作为良性的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和可持续的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点,应是未来农村问题研究着力推动的方向。
(编辑 宋斌斌)
2017年,烟台开始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到现在已有5年时间。从目前看,全国不少省份市县也在推广,吉林省已在全省推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2022年,山东省委、吉林省委明确表示,要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少地方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示范行动,带动增收致富。
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虽然近年来我国集体经济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基层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当前集体经济发展的水平仍然不高。多数地方只是在县和乡镇层面推动,在地市级乃至全省范围全面推动集体经济的还比较少。大都是以村为单位发展集体经济,镇级、县级联合社少,很多地方的乡镇缺乏能够代表群众利益的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也缺乏乡镇党委、政府主导的乡镇级国有平台企业。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乡镇一级很难发挥承上启下、连结城乡的中枢作用。
在已有的合作社中,从事种养殖的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少,三位一体的合作社少。聚集全部资源打造“盆景”的多,自我发展形成“森林”的少。依靠简单发包租赁形成集体收入的多,真正形成内生动力、把群众组织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少。
通过开展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很多地方登记注册了集体经济组织,初步做了清产核资。但是,绝大部分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还缺乏对应的架构设计;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结构不清楚、功能不完善,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底数不清、归属不明,很难有效整合村里的土地、资金、人才共同为村民提供服务。
二、各部门还没有形成共识和合力。对于要不要发展集体经济,怎么发展集体经济,产业发展是依靠集体经济还是依靠外部投资、龙头企业、种田大户,大家看法还不一致,没有形成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此外,财政资金整合力度也不够,大量财政资金投入比较分散,没有发挥集中整合的作用。
三、目前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合作化是集体化的表现形式,但是否所有的合作化都是集体化?当前很多地方把社会资本流转土地办合作社,向集体和农民交流转费当作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之后,各村都有了股份经济合作社,那就是有了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领导股份经济合作社,就是走上了合作化道路。这些认识有偏差。股份经济合作社只是集体经济的存量,股权量化到每个村民头上。但是对集体而言,资产的底子摸清了,只是账面资产的增加;资产是不是被盘活了,能不能发挥作用,如何进一步发展壮大?这是需要路径和方法的。
对村民而言,集体资产确权之后,他们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增强对集体的归属感。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等于激活了这个资产存量,撬动了农村“沉睡”的资源,给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让村民名义上的股份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这样才能让村民和集体产生利益连接机制。
四、动员群众参与程度不够。尽管“乡村振兴”已经成为全社会的热词,但是在农民那里却热不起来。尽管农民为主体已经出现在文件报刊上,但农民这个主体出现的集体无意识,是乡村振兴最大的障碍。在乡村振兴和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中,走群众路线不够,没有真正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一起来参与。
打造“三位一体”综合合作体系
基于以上问题,我们建议:
第一,把党的组织工作纳入乡村振兴的总体部署,把组织部门放在乡村振兴领导体制的重要位置。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化,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服务,解决“空心化”问题,急需我们党带领农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要聚焦加强农村党支部地位和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实力这两件事,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正是重要的抓手。通过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来推进合作社建设,核心就是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建,把党员组织起来,再通过党员把群众组织起来,推动农村集体化。这是涉及农村政治建设和生产关系调整的重大问题。应把党的组织部门放到乡村振兴领导体制的重要位置,由党委组织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一起牵头形成合力,推动新型集体经济在短时期内实现较大的发展。
第二,以举办乡镇联社、县联社和“三位一体”合作社为抓手,开展乡村振兴和发展集体经济综合试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在横向上,要扩大合作社的内涵,打造“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社。“三位一体”是生产、供销、信用三类合作组织的一体化,是三重合作功能的一体化,是三级合作体系的一体化,条件好的地方可以大步推进。
在纵向上,要提高合作的层次,扩大合作的规模。乡镇一级建立联合社,可以解决村级合作社办不了、办不好的事。县域统筹规划布局、产业发展、政策资金、土地利用,尤其是公共服务方面建设很多小的经济中心、生活中心,让农民就地成为职工,通过在地工业化、在地服务业化,实现在地城镇化,进而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同步发展。
第三,充分利用城市经济调整的机会,大规模挖掘、发现、培养合格的集体经济领头人。农村集体化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集体经济能不能搞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带头人。具体来说,就是党支部书记既要有公信,又要有能力,“好人+能人,才是当家人”。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村里的党员和复转军人到城里打工或下海经商,见了世面,学会了经营,有的还赚了钱,积累了人际关系。他们中的很多人对农村是有感情的,在村里也有威信,这些人回乡带领大家致富,也是施展个人才华、实现个人价值的机会。
当前,大量有经营经验的人才和大中专学生需要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对他们要继续培养;同时要进一步拓宽挖掘合适人才的路子,让集体经济的发展得到组织上的保证。
第四,修订有关法律和政策条文,把组织振兴、带动集体经济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总抓手,扭转片面重视产业振兴的做法。2022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联组会时强调,乡村振兴不能只盯着经济发展,还必须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实践证明,不解决农村生产资料碎片化的问题,产业就不可能振兴。而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渠道,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建议在有关乡村振兴的政策部署中,进一步突出组织振兴的引领作用,修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或者制定《农村集体经济法》,补充完善在党的领导下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社的条文;吸收地方实践经验,把中央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要求转化成法律保障。
总之,农村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的潜在人口。如果我们能够构建“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体系,就能把这些资源充分整合起来,吸引城市过剩的资金、产能、人口下乡,再造一个和城市一样繁荣美丽的新农村。农民的收入提高了,资产升值了,城市的二产、三产也就有了更广阔的市场,进而畅通我国经济内循环,这就是中国农村的未来。
(编辑 宋斌斌)
新型集体经济或专业化合作社经济,都是微观主体再造的问题,都和我们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有一定的结合。我理解,二十大所讲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其内在逻辑是讲中国14亿人口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协调物质精神双文明,走向新阶段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体现“两山”思想(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转向和平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历史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与西方式现代化模式相比较,我们的发展内涵更丰富,而且是一个长期任务。
微观基础再造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就是要把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和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现代化目标放在一起,这两个目标是一致的。到2050年中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目标和实现乡村振兴目标,两者是一致的。
我们要坚持“三新”(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坚持“两山”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其中的关键,是在空间生态资源再定价中体现“空间正义”,这才能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新旧发展动能转换要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发展新型市场经济体系,而不能简单强调传统经验,把它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乡村振兴要高度关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这意味着乡村产业兴旺也处在新阶段,要把空间生态资源推入市场交易,要创新市场经济运作机制。所以我们提出新型市场经济,将如何把“两化”(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和“两供”(农业供给侧、金融供给侧)改革,以及“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东)作为新型市场经济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生态化,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综合系统开发,不能各管各的。因此就要推进“两供”改革,推行“三变”,把这些作为微观基础再造的主要的改革内容。
中观层面的新型县域经济
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城镇化是以县域为主的城镇化,而不再是将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造成严重的城市病。大城市周边或大城市中心的低收入人口聚集社区,容易发生群体性事件,这样的问题在世界上是普遍发生的。
我们的思路要调整到新的发展格局上,要考虑新型县域经济。它的发展内容,重点不再是搞工业开发区,而是实现“两化”;它的必要条件是城乡融合,开通城乡两个要素市场,带动市民下乡,以新农人的方式,推动社会参与式的新型集体经济构建。同时推动参与式的乡村治理,而不是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体制。这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战略之下,新生产力要素扩展所带动的生产关系的创新。
新县域经济是宏观微观相结合的领域。现在很多商业银行在县里的头寸过剩,要考虑怎么把这部分头寸用于县域的生态化开发,同时又让农民得到资源变资产所形成的长期资产收益。让习总书记的“两山”思想在县域经济中得到贯彻落实。
讲到新型集体经济,要强调一个前提,就是空间生态资源的产权边界和村社的地域边界是重合的。每一个村社成员都知道这个边界。所以当我们把空间生态资源做“三全”(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发时,以村为单位是重要的产权前提。要根据对象界定产权、形成财产关系,这里的生产资料不再是纯农业的考虑,而是生态化的考虑;它们是空间立体资源,而非平面资源。
这也是为什么强调要把农业供给侧改革与金融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的一个原因。
新型的市场经济设计要创造增量
按照这样的思路推进县域经济产业化,要有新型的市场经济设计,而非适应粗放数量型增长的市场。
在“三全”改革中,我们试点引入一级证券市场的定价机制。因为村内的空间生态资源的定价应该是在内部,外部的主体对此并不了解,与村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应当通过村内定价实现定价收益。
同时,按照中央文件要求的“投改股”,把上级投到乡村级的设施性资产做成股权,交给村集体,使其拥有长期的固定资产,村集体再把这个固定资产做成股份分到农户。现在很多地方号称股份经济合作社,其实农户的股权都是虚的。我们需要把国家投到乡村多少万亿元的设施性资产,包括扶贫形成的生产性资产都转到村集体,但由县级平台公司承担全部投资风险。由此村集体才能作为无风险资产的代理人,让农民零风险地获得资产收益。这样整个机制才能活起来,而不是简单意识形态的判断。
一级市场定价之后进入二级市场,这是在乡镇一级的操作。乡级的经管站相当于财务公司,负责把村级通过“三全”改革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做账,可以在乡村形成公司化的经营。各种经济活动可以进入到集体的统计。
既然讲以农民为主体,那就要把国家投到村这一级的项目资金直接交到村集体,账目由乡级管理或监督。村级可以把这一部分做成流动资金,带动本村村民,让他们有现金收入;同时村集体可以投入新的资金运作。使村级不再作为特别法人,而是作为公司法人进行登记。在一个县范围内,可以出现一批乡村一级的公司,它们在县域经济中会占有较大的份额。再把这些乡村公司的股权向上做到平台公司,县级平台公司以它的资产规模和可变现资产的活跃程度,对县级的金融机构做多种金融工具嵌套的融资,这样二级市场就盘活了。
再进一步,把相当一部分有未来预期能增加收益的乡村空间生态资源的开发项目,做成可在资本市场交易的题材。这样就可以带出一批善于利用资本市场的县乡村级的公司。现在各地股权交易的市场正在发育中,这样的操作模式还可以和金融供给侧改革相配套,形成乡村资源资产的货币化和资本化,并创造增量,从而实现多个利益集团的共赢。在今天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如果不创造增量,只进行原有存量的改革,难度是很大的。
在我们的调研中有这样的案例,现在农民不再满足那几亩地了,他们更希望得到增量收益。县级平台公司只占20%股权,村占80%资产,但县级承担100%的风险,这样农民在零风险条件下获得资产收益的最大化,并保证得到长期的财产性收益。
县乡村三级联动,集体经济怎样才能创造增量租,基层在实践中归纳形成了一套经验,产生增量租要把绝对地租形成级差地租一、级差地租二,各方在级差租的分配上形成相对合理的财产关系。
关于二级市场,也有成功的经验。如四川成都附近的县级市,从成都分享到一个产权交易市场牌照,分享在市、县、乡、村四级建立的信息系统,实现了100亿元的农村产权交易,带动了500亿元银行资金进入。这个经验说明,只要是规范地进入二级市场,它就能够和金融供给侧改革相结合,带动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
基层干部和农民都很清楚,如果不能形成创造增量的制度设计,恐怕回应者寥寥。今天改革的特点是,我们面对空间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实现,它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高度相关。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要有新的制度创新。
(编辑 杨利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同时也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在我们10年来既有成绩的基础上,“一带一路”建设应该形成一个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发展格局,并从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在理论构建方面。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10年,我们在沿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当然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和挑战。对于我们从事发展经济学的人来说,这一系列的成就也是一个理论创新的金矿,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基于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来提炼和总结的一套发展经济学。
西方的经济理论在很多方面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发展的基础及相关前提条件方面都是不匹配的。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我们自身独特理论进行提炼,能够更好地助力于全球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我们这些年在非洲的很多国家,包括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西非的尼日利亚、贝宁、塞内加尔,还有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都有一系列的国别咨询项目,需要我们认真调查研究。基于这些国家本身的优势和禀赋条件,应该在现阶段发展什么样的产业,如何促进发展,以及如何把这个产业实际落地,真正能够创造就业、实现出口创汇,我们这个角色才退出。
其次,系统观念方面。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系统的观点、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尤其是近3年来疫情的影响,我们也看到逆全球化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趋势的上升,局部冲突动荡频发,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动荡变革期。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和经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单一地从生产成本角度考虑,而是要更加关注供应链的安全。我们国家面临粮食安全问题、资源能源安全问题,同时也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其实在这三个领域,我们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容易被边缘化的非洲、南美国家,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的。
比如像粮食领域,二十大报告中提到,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在农业合作方面,我们有很多比较先进的成熟技术,包括过去40年改革中形成的一系列经验,都可以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去,这样就可能形成合力,也可以增加海外的粮食安全的保障。
在多领域的产业链、供应链,我们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可以研究怎么样结合我们和所在国双方的优势,把我们的产业链更好地延伸,这也是一个重点可以发力的地方。
另外,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国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前列。2020年年初疫情还没有在全球范围爆发,当时我们接待了乌兹别克斯坦科技部的一个代表团,他们的想法很明确,要学中国的数字技术,包括电子商务、双边贸易方面的技术领域。此外其他的中亚国家,有些曾经是我们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他们也派代表前来考察。当时我们陪他们去参观了故宫博物院、沙滩红楼等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景点。我们和各国之间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在文化交流互鉴方面,也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更好地去共同发展。
再次,区域协调。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同时要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在这个领域我们完全可以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发展,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目标。特别是中国周边的国家,我们可以把西部开发布局和周边国家的发展进行协调,尤其要发挥边境工业园区的作用,促进产能合作和产业升级。
近期一些舆论说,越南可能正在替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但事实上,越南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并不是零和游戏,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体现我国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升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和周边国家来协调发展产业链,这样也可以保障供应链的安全。很多周边的国家,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更希望能够成为我们发展的一个有力的补充,这样也是我们双循环理念的内容保障。
我们研究的新结构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有情社区”,其含义是在发展过程中,一定不能忽略人的需求。我们在海外实践的抓手之一就是工业园区。前不久联合国编写了一个海外园区的规范和指南,当时我们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在整个园区的设计、规划、编制过程中,一定要做到,每一步骤都要咨询周边社区的居民、包括社区领袖的意见,让工业园区成为社区发展的一个部分。
(编辑 季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功能”。我重点就此谈一些体会。
中美之争的核心是科技和创新能力之争
我曾在科技领域工作多年,现在又在科技型企业工作,深知在核心技术领域,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严加防范、多方打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巴统协定,到冷战结束后的瓦森纳协定,中国始终是西方国家技术出口管制的主要对象国。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科技能力的不断提升,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扼制变本加厉。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分工体系下,中国只是被视为“世界工厂”,是对西主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市场的“奶牛”。
多年前,北大周其仁教授曾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有过一次精彩对话。周教授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就是用服装鞋帽换取大飞机,一个在低端,一个在高端。假如有一天中国也决定研制大飞机,美国人怎么看?萨缪尔森不假思索地说,那将是对美国永久的伤害。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科技的打压已经到了连稍显斯文的“马甲”都不要了。每一份制裁清单,每一个法案,每一个关键技术出口管制,可以说精准到位、刀刀见血。从对华为的全球追杀,到完全禁止芯片对华出口,从限制中国理工科学生赴美留学,到对中国重点大学和企业的定点制裁,科技的“去中国化”已全面展开。
今天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卡死”中国终将成为历史笑话。但是,在许多领域我们确实尚未完全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知耻而后勇,期待我们能够把未来的创新之路走好。
新型举国体制重在体制创新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向来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科技领域的举国体制表现得尤为突出,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载人航天、高速铁路等领域之所以能够实现科技的飞速进步,关键就在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目前由于科技结构的过度扁平化、财政预算的过度短期化以及研发与应用的脱节,这种体制优势在不少领域出现了异化和弱化。
科技结构的过度扁平化,是指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等的研发活动,未能通过稳定的结构和组织形态实现合理的分工与衔接。竞争性项目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剧了机构间的分割,有时甚至表现为彼此之间的恶性竞争。如果说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还可以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实现相关力量的组合与配置,那么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大集中、大合作的机制和动力已明显缺失。
财政预算的过度短期化,是指目前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经费中,财政稳定支持的基本上是人头费,而科研活动经费大多是通过竞争性项目获得,由此带来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研发活动的短期化。许多项目结题之日便是结束之时,很难形成代际传承,很难打造那些需要十年磨一剑的高端平台、知识积累、学术氛围。
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着力打破目前产学研用彼此脱节的痼疾,从体制、结构和政策等方面推进既符合大科学规律,又充分满足国家目标导向的体系重组。为此,我建议在关键和前沿领域抓紧组建不少于100个国家实验室,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第一,充分体现国家目标、稳定支持、开放共享,长远布局;
第二,大科学范式,技术科学主导,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融合;
第三,独立建制,主要委托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负责运营;
第四,打破课题组负责人制(PI),既强调专业分工,更注重协同合作;
第五,定期评估,内部外部结合,定性定量结合,问题导向,结果导向;
第六,鼓励产业界参与,与应用场景有机衔接。
生物经济关乎国运
在世界近代史上,经历了三次科技及产业革命。造就了三次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的洲际大转移,同时深刻地影响了有关国家的发展命运和兴衰。以20世纪末的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为标志,人类开始步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生命科学与生物经济时代。如果说前三次革命都是物质的、客体的,那么新的科技革命则是生命的、主体的。无论愿意与否,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卷入其中,融入其中。
看看近30年来生物领域的标志性进展吧,器官移植、动物克隆、转基因、细胞治疗、基因药物、蛋白质重组、基因编辑、合成生物、生物制造、人造肉……。仿佛沉寂的百花园,一夜之间突然绽放出无数绚丽多彩的花朵。在国家层面上,美国、欧洲和日本都纷纷出台相关的战略规划和行动,力争抢占新一轮竞争制高点。可以断言,在规模和影响力上,生物经济将远超以往历次科技革命。
这一切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与数次科技和工业革命失之交臂。正在到来的新科技革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一直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决不只是经济规模的扩大,更为重要的是在世界格局大调整中掌握主动、后来居上,彻底摆脱依附于人、受制于人的地位。在此过程中,唯有生产力基础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而生物经济无疑将扮演颠覆性、主导性角色。非常难得的是,我国已在整体上处于与发达国家相近的跑道上,有些领域开始并跑甚至领跑。天道轮回,中华民族终于站到新旧世界重大变局的交接点上。
(编辑 季节)
制造业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保障。持续推动制造强国建设,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是新时代推进的国家战略。十年来,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制造业规模位居全球之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链更加完整,产业整体实力、质量效益以及创新力、竞争力显著提升。现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冲击国际供应链,国际贸易争端等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挑战,而中国制造业表现出强有力的战略韧性和持续的国际竞争力,保障了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健发展。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论断,再次表明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阶段,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进而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
制造强国建设成绩斐然
产业规模居全球之首。2012-2021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由16.98万亿元增长到31.40万亿元,[①]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由22.39%提高到29.31%,[②]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中位居首位;2013年以来,我国连续9年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重由15.91%提升至21.57%,[③]特别是2020年首次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机械设备出口国。
产业体系健全。我国工业拥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40%以上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光伏、新能源汽车、家电、智能手机、消费级无人机等重点产业跻身世界前列,通信设备、工程机械、高铁等一大批高端品牌走向世界。
产业结构加快升级。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引领带动作用显著增强。2012-2020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9.4%提高到15.1%;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28%提升到33.7%。传统产业焕发出新活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全面提速,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提高到47.1%,重点领域关键工序数控化率由2012年的24.6%提高到2020年的52.1%,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由48.8%提高到73%。
企业实力显著增强。骨干龙头企业加快发展壮大,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分别从2012年的19.7万亿元、21.7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39.19万亿和37.4万亿元;在最新发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我国工业领域企业占有73家,比2012年增加28家。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十分活跃,专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已培育4万多家“专精特新”企业、4700多家“小巨人”企业,近600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显著增强,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机构总数、研发经费支出均比2012年翻了一番,有效发明专利申请数增长了两倍多。
创新成果亮点纷呈。中国制造业坚持创新驱动,在一批高端装备研制上实现了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取得诸如嫦娥揽月、天问启程、万米深潜、北斗导航系统、高速磁浮试验样车等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多项重大工程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创下多项世界首次。如港珠澳大桥创造了400多项新专利,多项达世界之最;水陆两栖飞机AG600近120万个标准件、98%的结构及系统零件全部由国内研制提供;复兴号高铁囊括了新材料、先进动力、计算机等诸多关键技术的群体突破。
“三步走”推进制造强国战略
制造强国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与党中央国务院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坚定不移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密不可分。
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制造业,多次对制造强国战略做出重要指示。中央文件多次指出: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
2015年5月19日,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部署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为中国在2025年前后迈入世界制造业强国行列提供战略指引。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是党中央站在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和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国制造2025》发布后,各部门、各地区认真贯彻落实,建立了高效的组织协调机制,形成了完备的配套政策体系,主要目标完成度较高,重大工程扎实推进,各项任务顺利实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和成效。结合我国制造业发展实际和未来制造业发展的要求,以及对世界制造强国发展水平的总体研判,我国提出实施“三步走”战略目标,为制造强国建设稳步向前打下有利基础。
第一步,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进入制造强国第二方阵,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中国制造业将位居第二方阵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强国;第三步,到2045年,中国制造业做大做强,从世界产业链中低端迈向中高端,中国制造业进入第一方阵,成为世界领先的制造强国。
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智能制造是推进制造强国战略的主攻方向,是先进制造技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也是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技术路线。中国不能走西方串联式发展的老路,必须充分发挥后发优势,采取并联式的发展方式,践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并行推进、融合发展的技术方针。
通过大力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到51.3%和74.7%,比2012年分别提高了30.7和25.9个百分点。发布智能制造国际标准42项、国家标准300多项,基础共性和关键技术国家标准的覆盖率达到97.5%。建成了700多个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生产效率平均提高48%,产品研制周期平均缩短了38%,产品不良品率平均降低35%。截至目前,我国已培育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超过6000家,炼化、印染、家电等领域智能制造的水平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重视产业基础能力提升
产业基础是工业发展的“基本盘”,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支撑。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关键是要切实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十年间,从“工业强基”到“产业基础再造”再到“产业基础高级化”,我国通过采用新型举国体制解决“卡脖子”问题,聚焦产业基础“五基”领域,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隐形冠军等方式,不断提升强化我国的产业基础能力。例如,高速铁路动车组用标准、车轮、车轴、制动设备、列车控制系统、车身材料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机器人三大关键部件基本具备国产化生产制造能力,谐波减速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新能源汽车核心“三电”技术方面,电池成组效率和能量密度高于同期国际产品,驱动电机市场占有率达80%以上,电机控制器在电力电子功率集成、高品质控制方面实现突破。
聚焦优势产业实现差异化发展
一些省市在探索本地区制造业发展路径时,从市场需求出发,集中本地区有限资源,力争打造世界级产业和产业集群。这种做法改变了各地区产业一哄而上、重复建设而造成低价竞争和产能过剩的痼疾,有力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差异化发展。例如,宁波市大力发展核心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等,在伺服电机、高端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稀土永磁材料和电子信息材料等细分领域培育形成全国领先、覆盖广泛的工业“四基”优势。合肥市不断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和成果转化方式,形成了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为主导的先进制造业体系。湖州市以绿色智造为主线,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大力发展产业基础好、特色优势突出、发展前景广阔的高端装备、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三大新兴产业。泉州市狠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重点打造纺织鞋服和建材两大世界级产业集群。
制造强国建设的显著特征
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发展和转变也应该具备中国特色,制造强国首先必须是制造大国,不仅追求“强”,还要“又大又强”。
衡量制造强国“大而强”的标准,除了中国工程院《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所提出应达到或十分接近日本、德国的水平,还需要有若干标志性的特征,例如制造强国应具备雄厚的产业规模、优化的产业结构、良好的质量效益、持续的发展能力。我们经过测算、预测和国际比较,提出制造强国的六项特征及目标值如下:
一、产业规模。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目标值设为30%。
二、产业基础。“五基”(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与装备、工业基础软件和产业技术基础)国内市场满足度,目标值设为70%。
三、优势产业。世界领先和世界先进产业工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工业增加值比重,目标值设为40%。
四、优势企业。世界500强企业中制造业企业数量,目标值设为世界前三。
五、创新能力。单位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目标值设为世界前三。
六、能源消耗。单位制造业增加值能耗,目标值定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
新征程上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国战略
未来三年是我国建设制造强国非常关键的时期,也是开启二十大新征程的重要时期。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应看到,与美德日等制造强国相比,中国制造还有相当的差距,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需要调整战略思路。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从而为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贡献力量。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研究中国特色的制造强国战略推进方法和路径。
制造强国建设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根本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把民生产业放在制造强国发展的突出位置,为人民提供更安全的食品、更便捷的交通工具、更先进的信息消费产品、更丰富的产品选择。要通过智能制造实现民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单位产品生产效率,降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实现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要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制造强国建设要实现优化财富分配的功能。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下大力气,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战场,也是财富分配的主战场。通过数字赋能,提高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单位产出价值,增加初次分配收入。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制造业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跃迁,从而有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加,让全体人民共同享受发展成果。
“锻长补短”,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近年来,我国有关工业部门都在大力推进“补短板”,以疏通“卡点”“堵点”,旨在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与此同时,我们的制造业要想不受制于人,应该要跳脱固定思维模式,扬长补短,一手“补短板”,一手“锻长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那些要在达到世界领先或先进地位的优势产业基础上,培育一批如光伏、重稀土材料等在全球具有话语权、控制力和引领力的细分产业。要举全国之力,攻克集成电路及专用装备、操作系统和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难题,形成基本安全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最终实现我国制造业发展由“跟跑”、“并跑”走向“领跑”。
智造赋能,打造技术创新主战场
今后15年,是智能制造这一工业革命核心技术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制造业要集中优势力量,力争实现战略性重点突破,实现中国制造业的换道超车、跨越发展。从现在到2028年,深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程”,到2028年,“互联网+制造”即数字化网络化制造在全国得到大规模推广应用;从2028年到2035年,深入推进“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工程”,到2035年,新一代智能制造在全国制造业大规模推广应用,中国智能制造技术和应用水平走在世界前列,实现中国制造业的智能升级。
自立自强,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
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实施突破工程,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以国家产业基础专家委员会编制的《产业基础创新发展目录》为指导,推广“链式推进”方式,到2025年,使“五基”(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与装备、工业基础软件、产业技术基础)产品和技术的国内市场满足度达到70%。加大对“五基”领域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培育1000家“专精特新”世界冠军企业。
打造优势产业,推进产业链现代化
各地方应从实际出发,本着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的原则,努力打造若干个在世界有影响力的特色产业和产业集群。加大世界领先和先进的产业基础性和前瞻性研究,加大对产业集群和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扩大优势。继续培育新的优势产业,提高中高端产品比例,推进产业链现代化。
做强通信设备、轨道交通装备、输变电装备、纺织、家电等优势产业,重点培育航天装备、新能源汽车、发电装备、建材等优势产业,打造标志性特色产业链,全链条培育高端芯片、氢燃料电池汽车、5G设备、民用飞机、高端医疗影像设备、新型显示等特色产业链,形成具有关键控制力的技术和产品。集中优势资源,构建技术先进、产业链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领先产业和产业集群。
培育优秀企业,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国际影响力
造就一批具有技术引领能力、产品定义能力、产业链关键节点掌控能力和资本输出能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支持这些企业建立具有技术引领能力的研发中心,鼓励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提高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和企业盈利能力,支持大企业实施兼并重组、走出国门,成为产业链“链主”。
着力培养一批竞争力强、“专精特”高成长性中小企业。这些企业不以产量规模制胜,而是专注于细分市场上的某一产品,满足专门的客户群;具有很强的创新活力和研发能力,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采用独特的工艺、技术、配方或特殊原料进行生产,使产品拥有区别于其他同类产品的特性,以“专精特”构筑企业的竞争优势。
加强绿色化改造,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以节能减排和智能化改造为重点,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的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力争2025年我国单位制造业增加值的能耗接近制造强国水平,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深入推进源头减碳,积极发展太阳能、风能、核能、氢能等新能源产业,加强储能和智能电网技术及装备研发,加强可再生能源和分布式能源推广应用,提升再制造行业能级。实施碳汇工程,在高载能行业实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示范。加快绿色示范引领,推动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打造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标杆。推动先进适用重大低碳技术在重点行业示范推广,积极开展零碳化项目示范工程。
(编辑 宋斌斌)
* 古依莎娜,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朱明皓,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①] 数据来源:国新办2022年2月28日就促进工业和信息化平稳运行和提质升级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5977960532692597&wfr=spider&for=pc
[②] 数据来源:2012—2020年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2021年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工发组织《2021年第四季度全球制造业生产统计报告》http://www.199it.com/archives/1420335.html
[③]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建设完善的现代财政制度是促进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而中国式现代化为未来财税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明确的改革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变迁及实践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我党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与任务,也是指引中国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伟大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①。应该说,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深化与发展,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
现代化的内涵是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等各个层面的转变。现代化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个领域,渗透于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把现代化理解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沿。
按照西方主流思想的解释,“现代化”在经济学意义上,基本等同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流行,以及与之伴生的大规模货币信用机制在经济生活中的流行和应用,社会阶级的分化,随着工业大生产方式带来的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增加,人民教育水平的提高,等等。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也在反思现代化产生的种种弊端,那种将现代化完全等同于发展和进步的看法是有问题的。现代化存在内在的弊端,如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对环境生态的破坏,资本对劳动的强势,等等。基于此,才有后现代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出现。中国共产党在20年前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理念。
现代化一般以国家,或以某个跨国区域为基本地理单元。现代化包含创新、选择和淘汰,也包括导致社会结构的改变和权利的再分配,也必然导致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与财税的变革,等等。
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确立的“四个现代化”,是建立在“现代化”一词的基础之上的,并对现代化概念做了界定与拓展。毛泽东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①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同尼泊尔首相的谈话中,再一次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宾的谈话中就曾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出来的。”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谈到:“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人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道路,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把发展和保护、利用和修复有机统一起来,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坚持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不断以现代化的成就造福自己也惠及世界。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财税体系
建设完善的现代财政制度是促进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而中国式现代化为未来财税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明确的改革方向。中国式现代化不拘泥于理论的框架束缚,也不照搬西方的财税模式,而是实事求是地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财税体系建设之路。
1.财税改革要有利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贯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原则,这就要求财税改革方向应以构建公平的分配制度与财税体系为基础,以发挥财政的公平、效率原则推进社会公平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制定治国理政方略,提高经济活力和财政收入,最大限度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
2.财税改革要适应国家发展的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财税政策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步入良性循环,发挥财税政策的激励性与保障性作用,推动宏观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3.财税改革要支持产权保护。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要求财税改革坚持以产权保护为核心,从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方面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发挥财税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4.财税改革要支持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把发展经济的重心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这就要求财税政策的制定必须能够对制造业产生激励效应,促进产业经济“脱虚向实”,以科技创新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5.财税改革要适应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新业态、新产业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的增长引擎。这就要求财税政策对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给予重点扶持政策,有效促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6.财税改革要促进绿色环保、生态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把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并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这就要求财税改革应以绿色财税为导向,以减少或控制碳排放为抓手,建设绿色财税体系。
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现代财税政策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决定性作用,还要求明确定位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发挥政府对公共产品、社会稳定、经济秩序的综合治理作用。
构建现代财税政策体系是一项伟大的战略性、全局性任务,不仅要统筹发展与安全,还要实现增长与防风险的长期均衡;现代财税政策具有公共性,必须从公共秩序视角推进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建设,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
构建基于公平收入分配的财税政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发挥慈善等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我国应进一步构建促进公平分配的税收、社保、转移支付政策,发挥财税政策对收入调节的作用,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增进人民福祉。
构建促进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
科技创新是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应进一步构建驱动科技创新的财税政策,对基础研究、科技前沿领域研究、独创性专利技术研究加大财税扶持力度,不仅局限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并且从财政补贴角度增加对市场主体及相关机构的科技投入支持力度。
构建促进产权流动与产权保护的财税政策
中国式现代化要兼顾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既要大力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公平对待不同所有制经济和保护各类产权主体的利益,构建以产权界定、流动与保护为核心的财税政策,建立一套基于产权制度的财税政策体系:一是国家应公平公正处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关系,制定对各类产权主体相对公平的财税政策;二是实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赋予土地承包权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经营权融资担保权能,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三是构建基于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的财税政策,让收入较低人群及进城务工群体也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构建促进数字经济持续健康有序发展的财税政策
数字技术的迭代革新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式现代化也彰显出数字技术对国民经济的驱动作用与特殊贡献。我国目前对数字经济发展采取包容审慎的态度,既要积极鼓励和扶持数字经济发展,又要对数字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重点监督、有序管理。未来需要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首先,必须加大财政政策对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的扶持力度,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大数据技术的迭代更新与普及应用,实现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其次,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税制体系,形成一套数字税制体系;第三,要加强对互联网、大数据驱动的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的财税治理与审计监督。
构建保障国家安全、人民安全的财税政策
中国式现代化以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为根本,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科技、军事、文化、社会等安全为保障,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这就要求财税改革必须确保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加强对军事、国防安全的财政投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的保障能力,加强国家公共信息与个人信息安全。
构建促进绿色环保、生态健康的财税政策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把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并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有计划、分步骤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这就要求财税改革以促进碳减排为抓手,构建涵盖碳税、环境保护税、资源税等在内的一系列税收政策,形成中国式绿色税制体系。
(编辑 宋斌斌)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要求。对于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提炼、传播、运用具有普遍意义与中国特色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已经成为一个重大任务。
这样的精神标识应该是形式简洁的而不是形式繁复的,语义清晰的而不是语义模糊的,普遍认同的而不是局部认同的。最重要的,这样的精神标识是真正的中华文化精髓,可以穿越历史延续至今,可以成为指导今天和未来中国文化建设的精神理念。
人文精神的内涵与当代价值
人文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最具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内容,就要从中国文化中深层次的精神入手,找到精髓,体现要义。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教学和研究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2017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是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门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主要内容包括“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三项。其中关于中华人文精神的具体阐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多样、珍贵的精神财富,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是中国人民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响。”这既展示了中华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也充分肯定了中华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报告中列举的这十个具体文化价值观,大多体现了鲜明的人文精神。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是追求人的全面解放的理论,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些都体现了鲜明的人文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事实上,人文精神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具有广泛认同度与强大生命力的。更重要的,对于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化高质量发展,人文精神是具有指导性的精神理念,应把握其内涵与要求,并贯彻到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实践进程中。
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什么
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不是“物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持续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是自主发展阶段,摆脱了僵化与教条的约束,文化发展的自发性与自觉性不断提升;第二是规模发展阶段,文化产业形成并快速发展,文化事业不断拓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建设;第三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基于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文化发展在国家发展整体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一步指明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与目标。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文化发展质量对人民生活质量愈发重要。文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大投入,但仅有投入是不够的,与经济发展主要关注物质世界不一样,文化发展主要关注精神世界。文化是“生活之光”,但不应仅仅是“技术之光”“资本之光”,更根本的应是“人文之光”。提升文化发展质量,要有正确的理念,准确的目标,明确的途径。文化体现并提升了人的精神、思想与能力。文化发展的根本任务就是“以文化人”。文化发展的实质就是人的发展。
文化发展包括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前者体现市场性,后者体现公共性。仅仅发展文化产业、通过文化赚钱是不够的,这常常会导致文化的低俗化,导致滥用人性的“竞低”。比如直播、短视频、网络游戏等领域的一些文化活动与产品,尽管很“火”很赚钱,但其价值观导向与外在的行为依赖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对青少年成长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以为发展文化事业就是文化发展的主体也是不全面的。不赚钱的文化发展不一定就能发挥文化的社会效益,公共性不代表有效性。比如大量闲置的公共文化设施、送出去的文化演出和出版物无人问津等,就不是高质量的文化发展。
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只是文化发展的形态划分,不代表高质量与否。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精神发展,让人的精神更加自由、丰富、积极。只要能实现这样的目标,不论是文化产业还是文化事业,都是高质量的文化发展。换言之,在文化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不能简单以文化产业或文化事业之分来选择政策着力点,而应以文化发展对人的发展的有效推动为根本衡量标准。
文化高质量发展追求的目标
文化高质量发展追求的是创造性、多样性的文化,而不是重复性、单一性的文化。
对于文化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此,要尊重文化的特性来发展文化。从国内文化发展来看,目前要注意一些干扰文化创造性、多样性实现的思潮。这些思潮的突出表现:西方中心主义,缺乏文化自信;精英主义,轻视民间文化;商业主义,以垄断市场来垄断文化;技术主义,以形式炫酷掩盖内容空洞;大汉族主义,忽视多民族文化的丰富性。
2022年8月中央发布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文化是国家治理之魂。在文化政策制定和城市治理的过程中,要有正确的文化理念,才能有正确的治理举措与政策体系。特别应防止命令主义。比如城市建设中恢复历史文化街区,不能一刀切、一张图管住一条街,否则设计出来虽然整齐,但毫无活力,外面漂亮,但不考虑舒适性和实用性。城市不仅是用来“看”的,更是用来“住”的,要能让人们产生亲近感、归属感。高质量的城市文化发展应能体现城市历史文化气质,提升市民的内在精气神。
推动高质量的文化发展,要尊重历史,尊重民众,尊重专业。当认识到文化多样性的必然,认识到文化精神性的特质,对文化发展的规律就会有很深入的把握。
文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培育人文精神
文化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人才,基本特质是兼具文化使命感与文化创造力的人才。要培养全民特别是青年的人文精神、人文情怀与人文素养。
从人类历史上看,文艺复兴时代实现了从神到人的转变,是进步;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推动了从人到物的转变,《共产党宣言》中说,“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仅仅考虑利害与经济的人类社会,物质进步了,精神却退步了。
培育人文精神,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中华人文精神源远流长。儒家讲求“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论语》记载,孔子的马厩失火,孔子问“伤人乎?”不问马。儒家讲求“以民为本”,不“以君为本”。孟子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事实上,近代西方启蒙思想也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找寻滋养,伏尔泰就被称为“欧洲的孔子”。
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重要的是守住中华文化根基,根深才能叶茂,守正才能创新。处理全球性挑战与冲突,世界文化普遍在“向东看”与“向后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华人文精神具有世界意义与时代意义。在全民中加强人文精神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于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成就真正拥有中华文化精神与素养的新青年、新国民。
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重要的是以具有人文精神的文化内容为本,以技术表现、商业实现为辅,本立而道生,不能本末倒置。科学主义者会把人看作物,人文主义者则把物看作人。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是具有人文认知力,即对文化产品、文化作品的评价,不能以规范与否、赚钱与否的标准来评价,而要以共情与否、深刻与否、原创与否、灵动与否来评价。
总之,文化发展是人的发展,能够打动心灵的文化就是高质量的文化,能够让社会更加和谐与进步的文化就是高质量的文化。在推动当代中国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中华人文精神会绽放出愈加耀眼的世界之光与时代之光,中华文化影响力会大幅提升,中华文明新发展将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成为世界持续和平发展的强大人文能量。
(编辑 杨利红)
我们党走过百年历程,正在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党的二十大强调,要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坚持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报告提出“守正创新”这一原则,是有特别重要意义。
深刻理解守正创新
我理解,守正就是坚守初心、宗旨,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创新就是立足中国国情、立足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与时俱进,不封闭僵化,不断加强历史主动,不断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用以武装我们的头脑,指导我们的实践。回顾过去5年、以及新时代10年的工作,我们深刻地感到,我们所以顶住了国际上各方面的压力,取得一个又一个成果“守正创新”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
从十六大我们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二十大提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我们党一步一步走过来,始终立志于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不断地明确新的目标,把我们的国家领向复兴,领向现代化,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种守正创新。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地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是坚持守正创新指导思想的又一个重要体现。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的目标是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党中央和总书记在认识论、方法论上为我们树立的一个榜样,是守正创新的一个典型。总书记特别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中国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我们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让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相互协调;人与自然要和谐共生,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这就是守正创新的“正”。
党的自我革命是守正创新的重要表现
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已经73年了。我们都知道,党史上延安时期,毛主席和黄炎培有一次著名的对话。当时黄炎培问,未来共产党执政以后,怎么样能够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毛主席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路子,那就是实行民主。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着重指出,我们又找到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我党的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与党的建设理论的意义重大的创新。
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并且向全世界呼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个提法是意义深远的。它既和过去多年来西方大力传播的“普世价值”划清了界限,,同时又是在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有人认为,“共同价值”和“普世价值”只是文字上的差异,而我认为这里是有本质区别的。西方人只是片面强调民主和自由,我们则把各国人民的发展、把广大人民的幸福放在第一位,坚持和平发展这一全人类的共同最高诉求,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共同价值这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实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在这里,一方面坚持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思路,同时提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从而也回答了一段时间以来存在的一些不够清晰的,乃至比较混乱的思想认识。
(编辑 季节)
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这个宗旨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由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决定的,又是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唯一途径。我们党在早期革命斗争中经历了右的和“左”的错误路线并付出了巨大代价,毛泽东同志深切认识到,“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党必须遵循的思想路线。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首次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1] 并致力于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教育全党,为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保证。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与责任担当,把实事求是精神贯穿到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面对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如: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和特权思想严重,腐败问题触目惊心,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信心不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及社会上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民生保障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敢抉择、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二十大报告总结了工作中的各种困难、问题;科学地从实践中提炼出“中国式现代化”新话语,和分别到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分两步走把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报告还对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以及新时代党的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
只有从党的百年历史、从新中国建国70多年历史,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从过去10年国际国内的具体条件和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以及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斗争的实际出发,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出发,才能深刻理解在过去10年我们党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所走过的征程和开创的新局面来之不易,这既是一个坚定不移地不忘初心,以人民为中心的奋斗过程,也是一个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去科学地认识各种矛盾和这些矛盾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并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
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事求是,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与本地区、本职工作联系起来,努力实现对事物内在联系更深的认识,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进程朝前推进,做到学用贯通、知行合一。
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精神
多年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积弊很深。对党的重要精神的学习,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题。如一些单位的学习停留在“一开大会布置,二要求各种学习活动留痕,三要求每个党员记笔记、写体会、做台账,以备上级部门的检查”。这种学习方式看起来大家都很忙,但实际上往往流于形式。
学习二十大精神的关键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理论”,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与突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时代化最新成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联系的“实际”,就是我们国家面临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和党的建设的实际;联系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职责和我们日常的本职工作。按照党的二十大精神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和对今后5年的工作安排,搞清我们的职责和工作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位置,搞清工作中还存在哪些困难与问题,明确如何担负起肩上的职责,如何以攻坚克难的精神来推进。
二十大报告指出:“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不强,实干精神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报告在“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部分关于“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中进一步要求:“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从严治党和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关键是要认真学习和大力弘扬实事求是精神。
切实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痼疾
在现实生活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仍十分严重,广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一些领导干部不愿意对下面的实际情况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不注意听取基层和群众的意见,不去分析所存在问题和形成这些困难所依据的条件,不区分不同基层的不同情况,只根据上级的要求或文件对具体工作定指标,量化分解,层层下达,通过排名考核来推进。
比如,在脱贫攻坚中,湖南麻阳县创造出对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采用依靠村两委和村民代表简化信用评估程序,给予5万元政府贴息的小额扶贫贷款,在实践中取得很好的扶贫效果。但是,有关部门对小额扶贫贷款机制能够顺利运作的具体条件和对各地不同情况没有进行认真的具体分析和总结,对是否会产生大面积逾期不还的情况没有进行认真评估的情况下,就开始大力推广,并以小额扶贫贷款发放量作为对各地的考核指标。此后中央强调严防金融风险,有关部门又以小额扶贫贷款逾期率不能超过2%为指标对各省进行考核,这又逼得地方政府层层加码,以逾期率不得超过1%来考核县级,造成基层非常被动,每月底要去银行查询该项贷款的逾期率,甚至要想办法筹款,先把超过1%逾期可能的部分还掉。而主要发放小额扶贫贷款的农商行,对贷款逾期率风险的标准是:工商贷款不超过5%,农业贷款不超过8%。他们不理解,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对逾期率超过1%的小额扶贫贷要如此紧张。
又如,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的过程中,政策要求对每块承包地必须确权到四至。[3] 一些地方农民在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内,已把承包时细碎化的各家土地整合起来,打破了田埂地界,成方连片统一耕种。这样不仅利于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和统一灌溉管理,还因去掉田埂地界后,耕地面积增加了10%-15%,显著提高了农业产量,提高了合作社与农民的收入。因此,这些地区的农民和基层干部要求承包地确权以“确权不确地”的方式进行,即只确定一家承包耕地面积,但不必确定该地的四至。如果有农户要退出合作社,可以从连片的耕地边缘划出他家承包的相应面积。这种合情合理、有利于统分结合、群众希望的确权方式,就是得不到上级的同意,给农业合作化与规模化经营造成很大的困难。
在农村的生产生活中,类似的例子很多,像新农村建设、农村改厕、小水利建设项目、农村党的建设等等,都有形式主义的表现,基层干部的很多精力被无谓地消耗,人民群众对中央好政策的获得感,也相当程度被这种形式主义的工作方式所抵消。
又如,这两年经济形势趋于严峻,地方财税收入增长困难。一些地区的领导机关不做深入调研,不与基层共商持续发展之道,而是盲目要求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提高相应的考核指标。由于这种高指标脱离了实际可能,逼得基层造假,也催生出一批只注册不经营的空壳公司,和一批专门通过给企业注册搬家牟利的招商引资中介。从最终考核来看,招商引资的数量增加了不少,但实质性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税收并未增加,反而无谓消耗掉基层的许多人力、财力资源。
在行政领域对公务员为民、清廉、勤政的要求,就是这样被“压茬推进、层层压实、考核排名”的逻辑所压倒。许多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各种任务,许多资源也都消耗在这个过程中。一说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人人痛恨,但为什么现实中却禁而不止,杜而不绝?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关键要剖析其思想根源和存在土壤。
坚持自我革命,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实处
形式主义的特点是只唯上、不唯实,只从上级的要求或文件出发,不从事物的实际出发,用行政手段来强行推进各项工作的产物。在思想方法上表现为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但是,“形式”要成为“主义”,一定与官僚主义分不开,即眼睛只朝上、不朝下,只希望得到上级的肯定,而不管下面的实际情况如何。在这些人的思想中,对上级负责才能达到目的。由此,对深入基层调研、倾听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意见毫无兴趣,在他们心目中,“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只是挂在嘴上的口号,缺乏践行实事求是的内在动力。我们党长期执政的现实和科层制的行政体制,“官本位”、“官大一级压死人”为官僚主义提供了深厚的土壤,也为形式主义的产生与蔓延创造了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是我们党自我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实处。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学习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精神。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4] 它表明,唯物辩证主义的阶级性和实践性是统一的,缺一不可。在今天,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与实事求是的精神是统一的,离开了实事求是精神,以人民为中心也就失去了行动的准则,由此也决定了对上级机关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是统一的,而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5] 什么叫实事求是?就是要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实际、了解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怎么才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呢?“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没有满腔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6]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只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党性强不强问题。从当前干部队伍实际看,坚持实事求是最需要解决的是党性问题。”[7]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要求。什么是党的光荣传统?报告中概括了“三个务必”:“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什么是党的优良作风?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所指出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8]
这三大作风正是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弘扬的党的优良作风。
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抓好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为此,二十大报告特别指出:“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首先要求领导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抓住决策行政的核心环节,才能推动全党弘扬实事求是精神。
(编辑 碣石)
* 周建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1]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历史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6日《新华每日电讯》。
[3] 即指该地块四周的具体位置,确权时按照卫星数据划定地块的经纬度。
[4]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8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6] 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2006年出版,第75、76页。
[7] 习近平:《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求是》2022年第3期。
[8]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内容提要:“双碳”目标为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等碳金融业务创造了广阔空间。本文通过探索我国碳排放权质押融资的具体实践,分析“双碳”背景下绿色金融的市场空间,提示银行把握低碳领域的业务机会,提前做好政策变化可能带来的业务风险研判。
关键词:绿色金融;碳排放权;跨境融资;转型金融
当前,“碳中和”已成为一个全球性共同议题,国际碳中和行动的规模和影响日益扩大。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成为世界首个设定碳中和期限的发展中国家。2020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碳达峰、碳中和列入新一年重点任务之一。2021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工作。加快绿色发展已成为我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应运而生
满足绿色投融资需求
实现“双碳”目标包括两种方式,即在需求侧节能减排,在供给侧推广清洁能源、改进生产工艺、发展碳捕捉等。根据预测,实现碳中和,至2060年需要139万亿元的投资,其中到2030年就需要22万亿投资。在此过程中,金融将发挥重要作用,助力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引导信贷资金流向低碳领域。因此,发展绿色金融是我国银行业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
银行考核日益严格
为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国家相关部门、监管机构及企业层面纷纷出台支持文件。2019年银保监会印发《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大力支持发展绿色金融,将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纳入授信全流程;2020年财政部印发《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增设“绿色信贷占比”考核指标,评级结果作为商业银行负责人综合考核评价和确定商业银行工资总额的主要依据;2021年人民银行提出股份制银行绿色信贷“两个不低于”①的要求。
金融创新产品应运而生
“双碳”目标的提出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注入了动力,也为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等碳金融业务的推广创造了空间,随着7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以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正式启动,赋予了碳排放权市场价值和流动性,有利于以更精准的碳定价和更活跃的碳交易服务于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的发展。
在绿色金融背景下,企业拥有碳排放权可以用于质押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解决“走出去”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1年,我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9366.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折合1451.9亿美元,同比增长9.2%)。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6个国家和地区的6349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以广东省为例,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169.67亿美元,同比增长7.28%;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56.23亿美元。对于“走出去”企业,因为境外银行对其了解不足,为其提供融资支持动力不足。随着碳金融产品的创新,境内银行可以凭借对“走出去”企业母公司的了解,通过“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贷款”,以境内关联担保、保证金担保等方式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国内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破冰”落地
碳排放权质押融资成为碳金融的重心
1.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发力,创新案例纷纷落地。2011年10月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七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正式拉开了我国碳市场建设的序幕。各金融机构纷纷创新碳金融相关的产品,碳排放权质押融资逐渐成为近年来银行碳金融业务布局的重心。
表1 目前我国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发放情况(部分)(单位:万元)
出质人(企业) |
质权人(银行) |
贷款总额 |
发放日期 |
代表性意义 |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兴业银行武汉分行 |
4000 |
2014年9月 |
全国首笔碳配额质押贷款 |
华能武汉发电有限公司 |
中国建设银行湖北分行 |
30000 |
2014年11月 |
采用“碳配额/项目的未来收益+固定资产抵 押”组合模式 |
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公司 |
上海银行 |
500 |
2014年12月 |
国内首笔CCER质押贷款 |
广州大学城华电新能源公司 |
浦发银行广州分行 |
1000 |
2014年12月 |
国内首笔碳排放权抵押线上融资+首个碳交易法人账户透支产品 |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北分行 |
10000 |
2015年8月 |
国内首个政策性银行发放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先例 |
浙江省某环保能源公司 |
兴业银行杭州分行 |
1000 |
2021年7月 |
全国首例以全国碳排放配额为质押物的贷款 |
新加坡金鹰集团 |
中国建设银行广东分行 |
1000 |
2021年8月 |
建设银行系统内首笔与外资企业开展的碳排放权质押贷款业务 |
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
杭州银行 |
2000 |
2021年8月 |
上市城商行首单碳排放配额质押贷款业务 |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恒丰银行 |
1000 |
2021年11月 |
恒丰银行首笔碳排放权质押贷款 |
中国华电集团碳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句容支行 |
5000 |
2021年12月 |
全国首笔引入第三方机构代管模式的碳排放配额质押贷款 |
2.碳资产金融属性逐渐得到认可。银行参与度较高,伴随着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和壮大,碳资产的金融属性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拓宽了商业银行贷款质押物的范围。一方面,除了中国建设银行等国有银行、兴业银行等股份制银行以外,政策性银行和城商行等也开始涉足碳排放权质押贷款领域;另一方面,各银行的地区分行也都广泛开展碳排放权质押贷款试点工作,如兴业银行武汉分行、杭州分行等,相继为本地区的企业发放了碳排放权质押贷款。
3.贷款对象集中于减排重点行业,贷款利率优惠目前落地的碳排放权质押贷款,贷款对象集中于电力、造纸、能源等行业,不仅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而且有利于引导高碳企业实现低碳绿色转型。此外,人行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金融机构为碳减排重点领域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项目提供优惠利率。从目前的碳排放权质押贷款案例来看,普遍享受较优惠利率,从而使得高碳企业拥有更强的申请意愿。
4.贷款模式逐渐多元化,企业选择具有多样性。以兴业银行武汉分行发放的全国首笔碳配额质押贷款为起点,出现了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简称CCER)质押贷款、“碳配额/项目未来收益质押+固定资产抵押”组合质押贷款等模式。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与广州大学城华电新能源公司推出国内首笔“碳排放权抵押线上融资+首个碳交易法人账户透支产品”,成为碳排放权质押贷款模式的又一创新。多样化的碳排放权质押贷款模式给了企业更多的选择权,银行可以根据企业的不同特点来制定不同的碳排放权质押贷款方案。
5.创新案例多点开花,制度逐渐完善。全国碳交易市场正式启动后,多笔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在全国各地迅速破冰落地。目前,上海、浙江、湖北、天津、重庆、江苏、山东、广东、河南、四川、江西、福建等大部分省市均已完成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的发放。同时,广州、上海、绍兴等地更是针对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出台了相关操作指引文件,进一步助推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在全国范围推广。
未来发展机遇可期
截至2022年6月末,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配额1.94亿吨,累计成交额84.64亿元;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配额5.44亿吨,累计成交额133.17亿元。其中,广碳所累积成交配额2.07亿吨,占全国总量27.7%;总成交金额达51亿元,占全国总量23%,成交量和成交金额均居全国首位。根据人民银行最新统计,自全国碳市场开市至2021年10月末,全国已完成碳排放权质押贷款166笔,贷款总额累计22亿元。其中,广碳所已落地23笔,贷款总额累计0.76亿元。
伴随着全国范围内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的具体实践,各银行对于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的操作流程,在大框架、大方向上已达成共识。但从目前银行开展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的情况看,一是碳排放权质押作为碳金融产品创新大多还都处于示范性质,形成规模化交易的还不多;二是大多只对境内企业贷款,支持境外平台跨境融资尚未有案例。
尽管目前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实践仍存不足之处,但未来业务机遇蓄势待发。据生态环境部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研究,预计到2025-2035年,全国每年碳排放配额现货成交量将达4.5亿-8.25亿吨,碳价预计将上升至100元/吨,每年碳排放配额现货成交额达450亿-825亿元,碳期货成交额达2250亿-8250亿元;预计到2035-2060年,全国每年碳排放配额现货成交量达12亿-21亿吨,碳价预计将上升至200元/吨,每年碳排放配额现货成交额达2400亿-4200亿元,碳期货成交额达48000亿-126000亿元。
碳排放权质押跨境贷款模式探索
通过借鉴现有的实践案例以及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的相关政策,可以通过碳排放权质押,以境内企业贷款+跨境放款、境内企业涉外信用证+FTN福费廷、境内企业担保(关联担保/融资性保函+FTN授信)三种模式进行创新探索。
境内企业贷款+跨境放款
“境外放款”是指除金融机构以外的境内企业(“放款人”),在核准额度内,以合同约定的金额、利率和期限,为其在境外合法设立的全资附属企业或参股企业(“借款人”)提供直接放款的资金融通方式。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进一步扩大了境外放款资金来源,允许境内主体以国内外汇贷款对外放款。根据相关法规,境内企业可以碳排放权质押获得境内银行的外汇贷款,再通过境外放款为境外关联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为境外公司发放境外贷款需事先经过外汇管理局备案,借款用途需符合相关管理规定,如变更借款利率、期限等均需到外管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
境内企业涉外信用证+FTN福费廷
境内企业通过碳排放权质押向境内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在与境外企业具有真实进口贸易背景的情况下,向境外企业开出进口信用证,以境外企业作为受益人。境外受益人可在境内银行进行FTN或NRA账户的福费廷融资。融资所获资金为境外企业自有资金,境外企业可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使用。该产品可有效利用境内企业在境内银行的授信额度,满足自身及境外公司的资金周转,同时有效降低融资成本,节省财务费用。
境内企业担保(关联担保/融资性保函+FTN授信)
FTN账户融资,是指境内具有FTN业务资格的银行,直接以境外客户为贷款申请人,在申请人境内关联公司提供担保,直接向境外客户发放本、外币贷款。该模式下,境内企业可以碳排放权进行直接质押,对境外公司进行关联担保,也可以通过开立融资性保函的方式为境外关联公司进行担保。具体的交易结构和流程如下:
1.境内关联公司或集团作为担保人为境外公司提供担保或开立保函;
2.银行根据境外公司评级、经营情况等为境外公司核准授信额度,并在授信额度内向境外平台公司发放本、外币贷款。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贷款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22〕27号文)的相关规定,境内银行发放的境外贷款,原则上应用于境外企业经营范围内的相关支出,不得用于证券投资和偿还内保外贷项下境外债务,不得用于虚构贸易背景交易或其他形式的投机套利性交易,不得通过向境内融出资金、股权投资等方式将资金调回境内使用。如境外贷款用于境外投资,应符合国内相关主管部门有关境外投资的规定。境内银行应加强对境外贷款业务债务人主体资格、资金用途、预计的还款资金来源及相关交易背景的真实合规性审核,对是否符合境内外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尽职调查,严格审查境外企业资信,并监督境外企业按照其申明的用途使用贷款资金。
绿色金融未来发展的建议
伴随碳中和目标和节能减排工作的稳步推进,未来30年,中国绿色低碳领域的预计投资规模在百亿元以上,这将为绿色金融发展带来巨大机遇。银行应密切关注低碳领域的业务机会,并做好气候政策变化可能带来的业务风险研判。
加强产品创新,调整资源配置
一是注重产品创新,围绕碳排放交易、碳减排项目以及各类衍生交易等,积极开展碳排放权质押融资等产品创新。二是加大对绿色低碳产业的支持力度,关注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生态环境产业、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领域的业务机会,优化调整信贷资源,通过发展碳信贷,以碳排放权质押融资、碳债券、碳资金、碳资产托管等方式,为开展碳减排的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探索转型金融②,配套授信政策
一是挖掘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中的机遇。在“双碳”目标驱动下,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等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过程中产生巨大融资需求,应紧抓机遇,择优支持有竞争力、有潜力的客群。二是配套相关授信政策。如何从传统行业中选择优质客户并配套相应支持政策至关重要,应伴随气候政策、国家政策等变化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授信政策、审批授权等方面的配套支持政策。
加强开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一是加强与碳排放权交易所、碳资产管理企业在碳咨询、碳资产开发、碳交易、碳金融与绿色金融、碳普惠平台、双碳减排技术等方面的合作,提升绿色生态圈的工作效率。二是加强与证券、保险等机构合作,探索为企业提供碳基金、碳债券、碳保险等创新金融产品,为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三是构建互联互通的激励机制。对于跨境融资涉及境内外联动、银行境内分行间联动的,采用协同业务收益双计、影子考核等方式,激励境内分行与境外机构联动,激励拥有自由贸易(FT)业务牌照的分行与其他境内分行对“走出去”企业的联动服务。
强化政策研究,有效管理风险
一是强化碳风险分析,提升碳政策的认识,全方位梳理风险管理政策、授信政策以及对分支机构的约束政策,充分考虑碳关税以及因政策影响在部分领域可能出现的风险。二是做好碳资产配置方面的风险分析,特别是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集中度风险、市场风险,应从政策调整、技术变迁、产业盛衰、碳排放强度、能源效率、投资者偏好、消费者偏好等多维度,分析资产配置风险及环境和气候风险敞口情况,严格把控煤电、煤化工、煤采掘等重大项目风险。三是在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方面,充分考虑绿色低碳转型趋势,密切关注监管机构可能在绿色项目支持、绿色贷款规模等方面的政策考核要求,提前做好项目储备,满足监管要求。
(编辑 宋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