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创新与包容性发展

包容性创新经常与包容性发展联系在一起。包容性发展是指惠及多数人的发展，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每个公民在内的发展”，是“社会福祉的分配伴随着发展有所提高，社会平均程度有所提升”的发展。[3] 包容性创新就是有利于包容性发展的创新，是“为了减少贫困”的创新，是“与贫困人群需求最直接相关的”的创新（世界银行，2007: Xviii，2，105）。[4] 刚刚提到的世界银行的报告描述了三种类型的包容性创新：第一，采用更加正式的R&D方式努力为贫困人群服务；第二，依靠贫困人口，推动更广泛的草根人群努力参与创新活动；第三，提高非正规企业探索现有知识的能力。本文强调第二种方式，当然这三种方式有很多相互联系和重叠的方面。

 “创新”不应当只局限于技术创新，还应当涵盖社会创新和商业创新。在很多案例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创新”，比如制度和组织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可能更为关键。[5]

信息通信技术和“穷人”创新

关于创新和社会公平的关系，熊彼特、马克思、库兹涅茨、皮凯蒂、博拉尼等都有论及。集中于创新领域的佛里曼和佩雷斯的观点。

信息通信技术

根据佛里曼和佩雷斯（Perez）的理论，我们正处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大浪潮”的中间阶段。[6] 在“大浪潮”前期，竞争基础上的创新活动扩大社会的不平等。到了“大浪潮”的中后期，这种现象有可能通过技术经济“新范式”的广泛应用加上必要的制度创新得到缓解。因此在当前这个时间点，关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如何帮助人们把握新机遇、缓解社会矛盾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将把ICT大浪潮带来的机会作为关键因素之一。

谁做包容性创新

谁最应当充任包容性创新的创新者呢？我们在此强调“普通大众”或者“穷人”（指在主流之外的边沿人群）进行的创新是包容性创新极为重要的创新源头。

我们过去的研究强烈指向这类创新者对创新和发展的包容性的作用。[7] 例如，尼日利亚的国家研究机构受命开发加工木薯的设备，他们设计了集削皮、粉碎、洗涤、干燥全过程的自动机，做出来以后却没有人用，因为它太贵、太大（不适应小型加工）、自动化太高（不仅贵、而且不适应当地极不稳定的电力供应环境）。结果真正得到应用的是小作坊的匠人、能人开发的简易、便宜的设备。发展经济学里有一个“适用技术”悖论，即发展中国家需要适合自己要素禀赋的资本品，但是从发达国家进口的设备极不“适用”，这是发展中国家投资再多也难变得富裕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国际关系中的“穷国”也好，在特定国家内部的“穷人”也好，事情的关键是他们自己要有能力创新和开发资本投资品，为他们“有效”进入经济活动提供条件。这个道理很简单很直接，我们用它作为包容性发展中的另一项关键因素。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在Chataway等[8] 最近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如下（见表1）。Chataway等人的贡献是区分了“穷人”生产者和“穷人”消费者，以及“富人”生产者和“富人”消费者。这个区分很有意义，它指出了“穷人”的消费主要来自“穷人”的生产（表1中的场景1），赋予了“穷人”生产使得“穷人”被“包容”进经济生活的极其重要性；而表中的场景3，即“富人”为“穷人”生产例如跨国公司为基础疾病生产低价药物，在现实生活中微不足道——场景3其实就是发展经济学中“适用技术”悖论的处境。

我们的细化是把“穷人”生产者进一步分解成“穷人”创新者和“穷人”生产者，见表1的左手部分，理论假设是“穷人”的创新是“穷人”进行生产所需工具最重要的来源。我们在“穷人”创新者和“穷人”生产者之间加上了双向箭头，表示他们之间有许多互动和关联；我们在“穷人”创新者+“穷人”生产者及“富人”生产者之间也加上了双向箭头，表示一个发展中国家创新系统的“传统”部分和“现代”部分相互支持的极其必要性，这个相互支持的密切关系不仅是“穷人”创新持续成功的条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二元体系最终过渡到和谐、统一、先进的现代创新系统的必要前提。

表1 包容性创新：“穷人”创新者与“穷人”生产者

中国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互联网普及的现状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建设显然落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不过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近年持续增长。如图2所示，[9] 到2012年年底，中国总体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2%，城市地区为57%，农村地区略超过24%。一年以后的2013年年底，互联网的总体普及率提高到45.8%，互联网用户从2012年的5.64亿增加到6.2亿。

互联网用户的增加主要来自手机用户的增加，“移动通信替代PC电脑”的现象日益突出，这是智能手机快速增长和移动服务普及的结果。与图1（包括所有的互联网接入方式，即移动手机和固定电脑终端）不同，图2 [10] 只统计宽带互联网接入的普及率，显示在中国，和在其它国家一样，移动互联的重要性逐年提高。移动互联网尤其为住在偏远省份的人们和在城市从事季节性工作的高迁移人群提供了方便。

农村人口使用互联网的情况明显改善。2013年，在约6.3亿的农村人口中，有1.53亿互联网用户，其中1.06亿使用移动手机上网，4700万使用电脑接入。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四分之一意味着，中国农村每一个家庭或者家庭的近旁邻居已经拥有互联网接入的便利。在这个普及水平下，住在中国农村的人无论谁想依靠互联网做点事情已经高度可行。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ICT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

来自政策的推动，一直是农村地区ICT技术基础设施快速普及的最主要力量。介入的包括若干政府部门。

一是信息产业部（现工信部）主持的《村通工程》“十五”规划期间（2001年-2005年）起动，最初是拓展电话服务，随后是互联网的接入和服务。最近几年的重点是宽带互联网的扩展二是《家电下乡计划》，在2009到2012年间实施，由财政部和商务部主持。“家电下乡”的10类家电产品包括了个人电脑和手机，农村居民可以享受13%的政策补贴。家电下乡有许多问题，不过这个项目对农村地区个人电脑拥有量的增长做出了贡献，从分散的信息我们测算出家电下乡计划中的个人电脑销售大约在1800万台上下。[11]

三是农业部主管的《金农工程》和随后的《全国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总体框架》（2007年2015年），以及 “十一五”以来的“国家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基础建设项目”。[12]这些项目覆盖了农业电子政务和与农业经营有关的信息服务。农业部在2006年左右发起《农村信息化示范工程》，该工程旨在建设行政村信息服务站（点），培训干部和农民具备获取在线信息和向村民提供信息服务的能力。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我们判断这个工程正在认真落实中。尽管工程的覆盖面还有限，它为信息化在村庄草根层面的应用播下了种子。

电商服务及电商市场的成长

电子商务服务和电商市场从城市起步，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农村人群进入电子商务起着一种类似“基础结构”的支持作用。图3显示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近年发展的规模和结构。[13]在过去五年中，引起中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几块主要的业务是：（1）“B2C”和“C2C”，二者合起来所占份额从2010年的11%上升到2014年的22.9%。这是小型电商和个人消费者的“网上世界”；（2）“小企业间B2B”，此类型应该包括那些活跃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小型企业、小型网店，它们的营业额从2010年的3万亿人民币增加到2014年的6万亿人民币；（3）“O2O”，起点低，增速快。此外还有“大企业之间B2B”类型，交易量在近5年间大体保持不变，而且由于（1）和（2）类交易的突飞猛进，此类交易在总体电子商务市场的份额下降了。上面提到的（1）和（2）两类电子商务，包括“小企业间B2C”，“B2C”和“C2C”，是本文观察的重点。

为什么B2C、C2C和小企业间B2B在加速发展？几项商业创新与之有关系。第一个是“独立的、开放平台式”电子商务服务，就是说服务商搭建电子商务平台，自己不介入买卖，以阿里巴巴的淘宝网为典型。“独立的、开放平台式”电子商务服务为买方和卖方提供了便捷、便宜的信息渠道和交易空间。第二个创新是“第三方在线支付服务”，以阿里巴巴的“支付宝”为代表。第三方在线支付服务提升了交易的安全程度。

第三个创新出现在配送系统。在过去五年中，快递业务量年增长率超过50%，2014年的快递件数达到140亿件，是2010年的六倍，支持了2万亿人民币的在线交易。[14] 2009年实施的《中国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为那些能够满足质量要求的民营企业明确了法律地位。技术方面，条形码技术、射频技术、移动终端技术和自动智能仓库技术都有改进，它们在物流环节的广泛应用支持了物流服务的效率和精确度。[15]

城市居民是电子商务及物流服务的主要消费人群。当规模扩大、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农村介入电子商务活动的条件也就准备就绪了。

“淘宝村”的故事

“淘宝村”指网商大量聚集成为村落经济活动主要成分的村庄。[16]阿里巴巴联合其它科研机构和媒体，在2009年确认了3个“淘宝村”，2013年增加到20个“淘宝村”，2014年同样的指标确认了211个“淘宝村”，“淘宝村”数量快速增加是中国农村地区电子商务爆炸式增长的一个信号。2014年的211个淘宝村分布如表2所示。

表2  2014年淘宝村地理分布

2015年春天，阿里巴巴研究院编辑出版的《中国淘宝村》，[17]也许是我国第一本比较权威的“淘宝村”案例集，是我们研究工作极好的基础资料。我们把书中全部14个“淘宝村”案例，按照“村庄和人口”、“所在省市”、“电子商务涉及领域”、“创业者及背景”、“当地资源”、“目前电商状况”、“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白手起家型创业或现有业务的转型”等，做分析归类（见表3）。此外，虽然没有列到表中，但是我们确实留意了各个案例反映出来的“社区嵌入”状况。村民介入当然属于“社区嵌入”现象，我们还注意到村庄、乡镇和县行政主管在每个案例都有积极作为。最终我们认同，基层行政主管应该是“淘宝电商”嵌入本地社区的因素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村庄电子商务的发起者

谁是村庄电商的发起者？回答是本村村民，除了一个例外，即案例12，当地已经建立的教玩具企业——华夏游乐设备有限公司率先在2002年开始在线销售产品，随后很多村民跟进。这些淘宝村电商的发起者，有的大学毕业，有的没有大学背景，但是所有的发起人都有离开村庄到外面工作的经历，意味着在信息通信技术广泛传播之下，从事创业的视野比上线的技能更加重要。

联系上文关于包容性创新的分析，在这里我们看到，村民（“穷人”）进行的创新（在这里是从事电商的创新，属于商务模式创新）开启了在村子范围的电子商务；那么发起之后谁来跟进的和使用呢——还是当地村民。所以淘宝村的例子印证了“穷人”创新者和“穷人”生产者极为密切关系，辨识和推动由普通人（“穷人”）自主进行的创新活动，应该是包容性创新研究之核心所在。

淘宝村涉及的商业领域

这些“淘宝村”案例涉及的行业覆盖两个大类：一是以人造投入品做原料的简单、小型制造；另一类是当地独特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品。这两类产业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工业常见的领域。案例中的第1、2、3、4、7、12、14属于第一类：他们生产和销售衣服、简单家具、演出服饰和道具、户外用品、教玩具、箱包；案例中的第5、6、8、9、10、11、13属于第二类，产品包括木制衣柜、草柳编、粗布制品、藤铁工艺、竹器、茶叶、生态旅游、大闸蟹、坚果炒货和花木。

这些领域适合农村地区创业者轻松开业，而且，这些领域产出的特色小商品、农产品等大部分属于“终端产品”，B2C、B2B正是方便的电商模式。我们注意到在这些领域、依靠这些产品，电子商务在低成本下正在满足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中发挥着明显优势。

淘宝村电子商务的“生态环境”

淘宝村电子商务的“生态环境”指的是电子商务和先前本行业发展基础之间的关系。我们假定，具备不具备已经存在的业务基础，电子商务的发展态势应该不同。表3中最右边一栏“白手起家创业或现有业务的转型”就是考察这件事的。我们发现全部14个案例中的11个处在已经具有一定业务基础的领域，电商的进入造成了商业模式的“转型”，我们把它称为第一组；第二组，包括案例中的少数共3个，属于原来没有什么基础的“白手起家”模式。

“转型”这一组还可以细分：即，第1、2、4、5、6、8、12、14共8个案例为第一小类，都属于小商品生产，都有20-30年出口导向历史。余下的第10、11、13为第二小类，经营特色农副产品：案例10的大闸蟹，案例11中的坚果，案例12的花木。销售方向上这一小类从来都是国内市场。

“转型”对上述两小类共同体现在商业模式的转变上。从前的商业模式，做生意从生产开始，到销售，到配送。现在，商业过程是从消费者的需求开始，到供货，到生产和配送。在交易中应用电子商务，把消费者的信息迅速传导给整个产业链，造成原有全部业务的重新构造，称之为“转型”。

“转型”组的第一类是全部案例的一半多这一现象值得重视。在海外市场需求突然减少的情况下，电子商务帮助了沿海出口导向小型加工业迅速地开辟国内市场，这一组大部分在线商务的开始时间是2008和2009年，这决不是偶然现象。当然，“转型”除了开发国内客户的消费需求以外，还孕育了新产品，比如案例4的山东丁楼村，“转型”之后产品类型从原有的摄影服饰扩大到儿童表演服装、民族舞蹈表演服装、古装和圣诞表演服装；他们的客户也从原先的影楼扩大到家庭、学校、俱乐部。

淘宝村案例中“白手起家”类型创业，包括案例3、7和9。案例3和7是小规模的制造加工；案例9是基于当地自然资源的电子商业活动。这一组案例虽然不多，但也有几个有趣的特点。

基于当地自然资源的案例9地处福建南部，有着丰富的林业资源。传统上当地人种竹子，加工竹制品，种植和加工茶叶，还有一些小规模的家庭农场提供旅游服务。电子商务的出现帮助当地挖掘了自然资源和美丽景观的市场价值，极大地拓展了这个美丽山村的知名度和市场地位。现在村里的干部群众充满自信，要把本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各种优势高效率地融合到一起，走出一条村庄发展的新路。

“白手起家”进入制造业的案例3和7说明，这类创业需要更强有力的企业家角色，还需要更长的“孕育期”。这两个案例各自都有一个领头者，分别是孙寒和吕振鸿，领头人的新产品创意即例3的简易家具和例7的户外用品，是他们创业的出发点。领头者开了头以后，追随者们进入到生产、销售、配送和价值链上各个环节，整个产业达到比较成熟需要若干年，比出口导向制造业的市场结构“转型”缓慢得多。这使我们回想起过去20—30年间我国沿海地区产业集群的成长过程，它们从萌芽到产业的配套成熟，也经历了缓慢的渐进过程。稍微不同的是，过去的产业集群从生产环节开始，现在的“白手起家”型“淘宝村”，销售、生产、配送几乎同时展开，产业链的成长和成熟也许有加快的趋势。

为什么是淘宝“村”？——农村社区嵌入型创业

在多数案例中，村庄是电子商务群“嵌入”的核心社区。当村里的某人开始从事电子商务并显出了成效，其他的村民或者快速模仿跟风，或者进入创业者的合作圈。由于祖祖辈辈相识相知，一些人还是亲戚，村庄社区拥有浓厚的“社会资本”，“知识溢出”和商业协作遇到的障碍很低。这解释了农村电子商务为什么是当地社区嵌入式的；相比之流动性很大的城市，农村社区还保留着当地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的土壤。

电子商务的当地社区嵌入基础并不局限于村庄。几乎每个案例都提到，淘宝村的影响力超越了本村。案例1青岩刘村的刘文高从2006年起，一方面是电子商务的带头人，自己创业。同时还自告奋勇担任村子里“电子商务领导办公室”负责人，为村里的网店创业提供支持，促进合作。这个村子后来进一步与义乌市合作推出“网货超市”，引入配送公司，与义乌工商学院联合培训该学院的学生和村里的商业人才。这样，青岩刘村成为义乌市网商创业的“黄埔军校”，前后哺育了1万多家网店在当地起步、做大，然后走向义乌市各地。结果之一是作为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基地的义乌市，经历了从专业出口向着同时服务于国外、国内两个市场的经济结构转型。

很多村庄电商领头人做了“利他”性质的工作。除了“乡亲”关系的原因以外，农村小型电商的起步需要“抱团取暖”，是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案例7浙江北山村的吕振鸿，创业之后帮助许多村民开淘宝店，现在北山村和周边的总共200家网点绝大部分在分销吕振鸿开创的“北山狼”牌户外用品，还有未计入的若干“北山狼”品牌代工厂。抱团和互相帮衬的原则是小企业为主的企业集群的生存之道，领头人在“利他”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成长的机会。

另外我们观察到，几乎每个村的上级政府或早或晚都会给予“淘宝村”必要的支持。案例1的义乌市政府最近决定投资1000万元用于提升青岩刘村的整体软、硬件环境。村、乡（镇）和县（区）行政部门积极发挥对村级电子商务的支持作用，是“淘宝村”的地方“嵌入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本地人民造福、获得发展政绩、和改善政府预算基础，综合起来是地方政府的动力来源。

尽管本文以“淘宝村”为题目，但14个案例中至少有3个（案例10、13、14）选择了乡（镇）为分析单位。原因或许是在这些案例中，产业活动已经扩展，很难搞清楚到底是在哪个村子最先发起了电子商务——也许是几个村子同时进入电子商务。所以，考察“淘宝村”又不仅仅限于村庄作为分析单元，是合情合理的。

表3 淘宝村案例

讨论与结论

1，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具有支持小企业和个人创业的特点，与1950和1960年代“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基础和大型组织进行的创新形成对照。完善ICT基础设施是公共政策一项重要功能，它为处在“边缘地位”的小企业和个人参与创新、从创新中学习并获益提供条件。

2，农村地区的ICT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公共政策的推动。中国在十多年前开始的农村地区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使我国农村地区的基础条件大大改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不及的，我们应加倍珍惜。基础设施项目的推进，涉及多方面合作，包括政府部门间的合作、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等等。管理和协调好基础设施项目中众多部门的合作，是对我国政策能力的巨大挑战，我们需要在政策设计和实施监控方面大力改进。

3，关注“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探讨企业如何开展商业活动以及如何创造和捕捉价值；商业模式创新不限于技术，它更关心商业活动的方向、组织的变化和企业间关系，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时代具有特别的意义。阿里巴巴的开放平台式服务和第三方在线支付，农村创业者开启的电子商务，都是“商业模式”创新极好的例子。进入电子商务带来的商业模式变化，特别表现在与消费者互动方面，电子信息技术使得买卖双方的互动更便宜，更快捷，由此引发整个行业的构造和运行的变化。

4，本文分析的“淘宝村”现象，迄今主要出现在东部沿海省份。电子商务使得原先以出口为导向的小商品加工业，在外部市场急剧萎缩的情况下，较快地实现从单纯服务外部市场到兼顾内、外两个市场的市场结构转型。考虑到我国小企业在工业总产出、制造业出口和提供就业上均占到大头，“淘宝村”现象在中国目前“经济结构性调整”的目标中具有战略重要性。

5，“淘宝村”现象，特别是由本地特殊资源支持的农业和制造业与电商结合，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但是如果当地民众中企业家资源不够，本地缺少起码的商品经济发展基础，仅靠电商很难对农村发展起到根本作用。例如内地西北偏远山村，“淘宝村”模式不见得适用，要另外找出发展道路；“淘宝村”的长孕育周期，需要我们对农村电商带动的新机会保持冷静的头脑和耐心持久的培植。

6，沿海中小企业产业升级的困难和紧迫性，并不因为电子商务的进入而趋向缓解。电子商务可以降低农村地区生产与需求之间的信息成本，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业升级问题。产业升级需要企业的经验为基础的学习（有的文献称之为“第一级学习”）与现代知识中心有组织的理论工作（亦称“第二级学习”）相互配合，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创新系统中的传统部分和现代部分互动”，才能实现。在本文观察的14个案例中，只有1例出现了当地职业技术学校的身影，可见农村地区除了本地政府帮助以外，与现代知识系统有相当距离。

7，研究“淘宝村”和农村电子商务，仅仅开了头，涉及的议题还很多。例如，淘宝村内部的业务生态多种多样，有的村子围绕自主品牌发展了纵向分工，有的村子大部分“淘宝店”自行加工、销售、进货，这里面有什么规律？各有什么优劣？与行业、发展历史、村庄文化有什么关系？又例如“淘宝村”、网商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就业的影响究竟怎样？增加的就业是什么性质的，受影响萎缩的业务在什么领域涉及什么职业，政策上需要什么应对？还要很多后续研究学习。

（杨利红 译）

[1]本文原文为英文，是作者于2014年9月在UNU-MERIT和浙江大学共同发起的“包容性和绿色创新”国际研讨会上的报告摘要。

[2] 顾淑林，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3] 参阅：Conceio, Pedro, David V. Gibson, Manuel V. Heitor, Giorgio Sirilli (2001): Knowledge For Inclusive Development: The Challenge of Globally Integrated Learning and Implication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ume 66, Number 1, January 2001, pp. 1-29(29); Kanbur, Ravi and Ganesh Rauniyar (2009): Conceptualizing Inclusive Development: with Applications to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DB Occasional Paper No. 7, 2009

[4] 参阅：The World Bank 2007: Unleashing Indian’s Innovation, Towards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Growth, Mark A. Dutz (ed.), Washington D.C. USA 2007

[5] 参阅：OECD 2013: Paunov, C. 2013: “Innovation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A Discussion of the Main Policy Issues”, 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Working Papers, 2013/01, OECD

[6] 参阅：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浦江创新论坛研究报告第7期 （2011年）：佩雷斯教授在2010年浦江创新论坛主旨讲演和小型研讨会摘录。http://castm.tongji.edu.cn/

[7] 参阅Gu, Shulin, John O. Adeoti, Ana Celia Castro, Jeffrey Orozco and Rafael Diaz 2012: The agro-food sector in catching-up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our cases, in Franco Malerba and Richard R. Nelson (ed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Learning Process, Variation Across Sectoral Systems, Chapter 6, 194-280, Edward Elgar, 2012

[8] 参阅 Chataway, Joanna, Rebecca Hanlin and Raphael Kaplinsky 2013: Inclusive Innovation: An Architecture For Policy Development, IKD Working Paper 03/2013

[9] 资料来源: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数字鸿沟报告2013：http://www.sic.gov.cn/News/287/2782.htm

[1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http://www.stats.gov.c/85n/tjsj/ndsj/2014/indexch.htm

[11] 这一段文字的资料来源：1、《家电下乡》，好搜百科；2、各种互联网新闻报道。

[12] 这一段文字的资料来源：1、《全国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建设总体框架》（2007年-2015年）；2、第十一个及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有关国家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基础建设的内容；3、《农村信息化》，百度百科；4、各种互联网新闻报道。

[13]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报告，2011，2012，2013，2014；网页：http://www.iresearch.com.cn/view/245910.html; http://www.iresearch.com.cn/view/225005.html; http://ec.iresearch.cn/shopping/20130128/192198.shtml;http://ec.iresearch.cn/others/20120112/161330.shtml

[14]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和见之于http://business.sohu.com/20150326/n410380272.shtml的数据。

[15] 关于2009年的《邮政法》，请参考中国政府网信息http://www.gov.cn/flfg/2009-04/24/content_1295123.htm

[16] 阿里巴巴公司对淘宝村的认定标准：经营场所在农村地区，以行政村为单位；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本村活跃网点数量达到100家以上，或活跃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的10%以上。

[17] 参阅：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编著：中国淘宝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北京。

 

经建国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飞跃式的发展，中国制造业的总量已居世界第一位，但大而不强的格局尚无根本性改变。纵观世界各工业发达国家，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近年各国在迎接新一轮技术革命中，仍把制造业作为主攻方向。美国在2012年推出“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2013年又推出“美国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2013年德国颁布“德国工业4.0”战略实施建议；同年法国颁布“新工业法国”战略；2014年日本提出“日本制造业白皮书”；2015年英国提出“英国制造业2050”等。

2015年5月8日，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通知，不久前又公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加上近十年来推进了包括01、02、03、04专项在内的十余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规划，构成了我国振兴制造业的战略与战术部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虽有了巨大进步，但各行业间发展极不平衡。高铁与发电、输变电成套设备已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两者都采用“以我为主”，引进技术合作生产，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模式取得成功。航空航天、海陆军事装备，随着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经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一些家电行业在产量、质量与性能上都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但也要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内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优胜劣汰加速进行，我国有一些行业已被淘汰出局：如照相机、办公设备行业基本全军覆没；分析仪器、大型科学仪器等处境艰难；高端医疗装备特别是检查用的影像设备大多由国外少数企业垄断。在一些新兴行业领域，装备主要靠工业发达国家进口，如制造大规模及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用的成套设备、原辅材料甚至清洗剂、超纯气体等，生产光伏电池用的核心设备及原辅材料，还有不少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及各种专用材料，很多产品在我们国家还是空白，或达不到这些高新产业的要求。至于乘用车的生产态势，大家一目了然，我国是汽车生产大国，又是最大的市场，虽然它是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但因采取合资生产方式，其核心技术与市场都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中国制造2025”必须面对这些不同产业出现的问题，就技术论技术、就产业论产业，是解决不了中国制造业的“病根”的。

“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物联网”、“智能制造”，各种政策、纲要、规划、计划、专项如何衔接好，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处理不好，就会变成“九龙治水”式的振兴中国制造业，有可能误导企业，重复投资。

为此，首先要弄清如何“以我为主”，“师洋而不崇洋”，从实际国情出发，从企业实际情况出发，把“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之一“智能制造”搞好。在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历史中，笔者过去是参与者，现在是旁观者、关心者，在这里提出一些看法供各方面参考。

我国企业应用数字化信息技术的主要历程

机械工业应用计算机控制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当时北京机床研究所已成立数控机床及系统的研究室，主要人员来自从苏联留学的海归学者；清华大学等一批高校也起步研究数控机床及系统。因此可以说在数控方面我国起步较早，与美国相差不到十年（美国在1947年发明计算机，1952年就出现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机床，即数控机床），但我国因缺乏计算机技术的硬件与软件，当时又处在被封锁状况，进口集成电路模块及其它元器件十分困难，因此无法突破关键技术并实现产业化。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第一机械工业部（一机部）决定引进三个透平制造成套项目：沈阳鼓风机厂引进意大利新庇隆公司的透平鼓风机、透平压缩机成套技术；杭州汽轮机厂从西门子引进了3系列工业汽轮机；南京汽轮机厂则采用测绘仿制办法试制2.5万KW燃气轮机。在引进中，特别购买了CAD设计技术和软件与相应的计算机硬件，并进口了一大批当时的高档数控机床，开始采用CAM技术。笔者在与西门子谈判中，争取到了3系列工业汽轮机设计的源程序，以便该厂能自行扩展与改进。不久后一机部成立了计算机中心，购置了相应的电子计算机及外存设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经一机部陶亨咸总工程师介绍，西德阿亨大学的二位教授来到沈阳第一机床厂进行计算机管理的试点工作，当时选择了两个车间：一个是大批量生产的C6140普车（即苏联提供156项成套技术中的1A62车床）车间；另一个是生产C630、C650等批量生产普车的车间。这都是属于离散式计算机管理模式，并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由于当时科学化管理水平尚差，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工票很难统一，没法采集有用的数据，因而建立数据库就很困难。试点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就停止了，这也是一次计算机管理的尝试。

1980年前后，国家决定引进技术与成套设备，新建千万吨级的宝钢。其成套装备由机械部组织力量，采用引进技术、合作生产的方式，即技贸结合模式来带动提高重型冶金设备行业的制造水平。如其中的2050热轧板材轧制成套设备，用三级计算机控制。四个粗轧机架，二个精轧机架，与冶金部领导协商后，有一个精轧机架液压的伺服机构采用了合作生产方式，以逐渐掌握其核心技术，为此，机械工业部从全国调集了一批技术骨干，成立一个包括机械装备和计算机控制系统的双总设计师攻关队伍，进行国产化攻关。这是一条典型的三级计算机控制的机、电、仪一体化的系统，当时属于最先进的热轧线。其它如精轧、连铸连轧线等都按技贸结合的办法进行。可以说，宝钢项目带动了装备采用计算机控制的国产化进程。从技术上讲，这些带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特点的成套冶金设备，使我国重型机械行业采用信息技术的水平大大前进了一步。紧接着机械部从西屋公司、GE公司引进了30万、60万KW发电成套设备，锅炉则采用了DCS控制系统，也按照技贸结合方式实行国产化。这样，CAD、CAM、CAE等技术在这几个行业逐渐普及推广，大大提高了电工、重型行业的“两化融合”水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机械工业部引进了约800项先进技术，同时也引进了CAD设计技术。根据合同，派了大批人员到国外相应工厂进行学习培训，大大扩展了企业领导及技术人员的眼界，也了解到CAD、CAM等技术在国外的推广经验。此后不久，我们提出“甩掉图板与丁字尺”的口号，CAD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逐渐向中小企业推广与普及。

为了配合CAD等辅助设计及计算机辅助管理，软件开发是不可或缺的技术，硬件与软件必须互相匹配。为此，1980年前后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成立了计算机软件开发研究室。在一些行业排头兵企业，也聚集与培养了一批软件开发人员，大大加快了计算机在企业应用的速度。

另外，中外合资与合作企业逐渐兴起，特别是合资汽车厂的建立，促进了CAD及CAM、CAPP、CAE、CAT等向高档水平发展，不少企业逐渐采用ERP、MES等软件系统进行计算机辅助管理。大量的国外先进设计及管理软件进入中国，提高了企业应用电子信息技术的水平。一批专业的软件开发公司及“两化融合”咨询公司纷纷成立，这为本世纪开始全面推进“两化融合”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创造人员与物质上的有利条件。

“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

从战略目标上讲，德国已是制造业强国，很多领域已占领制高点，“引领技术，引领市场”。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中，德国与美、日及西欧工业发达国家进行竞争，力求继续保持制造业的领先地位。

美国未来学家里夫金曾经提出“以新能源、新材料及互联网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加州奇点大学的瓦特瓦教授也强调：人工智能、机器人、数字化的结合将引起制造业革命。这是发达国家在已完成工业革命及城镇化背景下提出的新趋势。

我国尚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城镇化还正在进行中，工业及制造业大而不强，产品大都处在产业链的中下端，劳动技术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及产品有比较优势，劳动、资源、能源、污染密集型产业已逐渐丧失优势，高技术与资金密集型产业与产品的竞争力与制造业发达国家尚有不少差距。国内建立的合资或独资的外资高新技术企业，仅仅是把制造高新技术产品过程中的劳动、能源、污染工序转移到中国，其核心技术与配套的关键零部件还是从所在国进口，利润也随之外流。因此，“中国制造2025”只是“三步走”（三个十年计划）的第一步，目标是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使部分行业的排头兵企业进入强国之列。

我国制造业的专业化社会化比较薄弱。中国企业家的思维还没有完全摆脱“大而全”、“小而全”的发展模式。特别“三基”（基础零部件与元器件、基础工艺、基础材料）或四基（“三基”加基础技术）不强，很多还受制于工业强国。

德国制造业的特点是一个金字塔形的企业组织结构，有强大的塔基，按细分市场进行专业化、社会化生产，具有创新能力极强的中小企业，生产“三基”或“总成”。其中不少虽是家族式股份制企业，但经过长期优胜劣汰的考验，留下来的企业都有其特点，生命力很强。有的企业已传承了若干代，积累了丰富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具有自己独特的工艺诀窍（Know How）。德国拥有1200家这样的“隐形冠军”，一些零部件产品在世界上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另外，欧共体有众多像这样的中小型企业，在德国主机及成套设备的生产过程中，它们是配套产业链中的上下游企业实现协同创新，这已有很长的历史传统。因此产品研发周期短，产业化速度快，得以长期占领制高点。我国只有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社会化专业化的程度较高。“德国工业4.0”中提出的“端”到“端”，靠互联网快速传递各种信息，方便纵向到横向集成，进行定制化生产，满足个性化需求，比较容易实现。比如德国有一家Horn刀具公司，在中国已建立生产销售企业，为用户提供专用复杂刀具。据称该公司从与用户咨询、协商到签订合同、生产、交货、试用一般仅需两个星期，有的甚至几天就可以了，大大提高了机加工特别是数控机床的加工效率。

从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方面看，德国比我国更早、更广、更深。笔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美、日、德、英、法等发达国家考察，它们都已出现无纸化车间及工厂，日本Fanuc的主板生产已是无人化，最长可达一个星期实现无人化操作，当然还需要人管理，根据产品输入程序，更换工序，更换工装和加工工具，设备维修。

随着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LSI/VLSI）的进步，芯片的集成度越来越高，性价比按“摩尔定律”发展，加上专用电路多样性，电力电子进入第三代，“两化融合”越来越向高端发展。

从人员素质来讲，我国与德国差距更大，这些“软件”是用钱买不来的。德国的管理经验、技术传承、各种生产中的Know How都深藏于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生产人员的头脑中，特别是掌握诀窍、身怀绝技的操作人员、技师、工匠的数量大大多于我国目前的一线工人。过去“八级工”是受人尊敬的，因为机械工业与一般行业不一样，不管什么装备都是由工人双手生产调试而成，没有十年、二十年不可能培养出一个身怀绝技的工匠。无论“工业4.0”还是“中国制造2025”都必须由人来实行，没有合格的人才，没有勤劳、敬业、智慧的人，就完成不了这一历史任务。

从制定方法上讲，“德国工业4.0”是由西门子、博世等跨国大企业集团，集合一些智囊团、专家研究、讨论提出的，得到了德国政府的首肯。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它首先考虑企业的自身利益及其在世界制造业竞争格局中的地位。“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工程院组织数以百计的专家教授经过两年研究后提出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后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这似乎是“自上而下”的。现在很多省市纷纷制订本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规划。从过去的经验教训来看，应切忌同质化、重复生产、重复投资，避免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太阳能及风能发展的教训要汲取，现在工业机器人遍地开花，。切忌用群众性运动方式，无序发展来实施“中国制造2025”，在这方面政府要进行协调，有所作为，目前情况似乎不容乐观。

智能制造概念初探

笔者在1985年曾提出“机电仪一体化是机械工业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战略重点”。[1]文中提出：

新技术革命……对机械工业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微电子及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它有两大方面：一方面用于机械工业自身技术进步与技术改造，包括从设计、制造、测试、检验等生产全过程，也包括采用计算机进行信息处理、生产、物资、财务等企业现代化管理。当前，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把机械技术、电子技术和仪器仪表技术从系统工程出发，对它们进行有机的组织和综合，实现机械装备的整体最佳化。也就是机、电、仪一体化，提供各种高效率、高精度的、自动化的、高经济效益的新型机械装备。如汽车自动化、发电机组自动化、轧钢设备自动化等等，都离不开机、电、仪一体化的广泛应用。仪器仪表（传感器）是一个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产品更新期短，质量要求高的行业。新技术革命是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信息技术包括三大部分，一是测量控制技术，二是通讯技术，三是计算机技术。仪器仪表（传感器）是获取信息并实现局部控制功能的技术工具，它不但在机、电、仪一体化中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各种信息技术、包括军事情报、经营管理、科技信息、商业信息、气象信息、资源信息等等不可缺少的工具。

近30年中信息技术发展极为迅猛，集成度及运算速度有很大提高，价格大大下降，可靠性也大大提高，互联网的发展与应用普及尤为迅猛。因此今天提出的“智能制造”又增加了新的特点。对机械工业来说，为各行各业提供的装备必须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节能减排的，这样用户才能实现智能制造及绿色制造。作为装备工业制造的智能化、绿色化，必须要求其工作母机，即机床工具产品，铸、锻、焊装备产品及在线测量仪器必须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及节能减排的。

智能制造是一个不断向深度与广度发展的过程，是基于新一代数字与网络信息技术，贯穿用户、设计、工艺、生产、检测、管理、服务，及上下游企业等制造活动各个环节，具有信息深度自感知、智慧优化自决策（多参数人工智能）、精准控制自执行等功能的可控并可远程控制的具有反馈功能的先进制造过程、系统与模式的总称。要不断优化与精准化制造流程、建立数据库，从而可具有以智能生产单元、生产线、生产车间、工厂为载体，以关键制造环节智能化为核心、以端到端数据流为基础、以网络互连为支撑等特征，具有虚拟制造与实体制造相结合，以优化实体制造的虚拟实体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简称CPS）,可有效缩短产品研制周期、最佳生产排序计划、最佳多种库存量、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缩短交货时间、提高产品质量并可追溯、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加速资金流、物流、信息流流转。进一步发展电商、线上线下销售服务，逐步向用户定制化发展，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增加附加价值。[2]

“德国工业4.0”带来的启示

根据德国“工业4.0”的分类标准：1.0时代是机械化；2.0时代是采用生产线或达到半自动化水平或单机自动化；3.0时代是高度自动化，少人化及部分网络化；4.0时代的特点则是“基于信息物理融合的系统”（笔者建议采用虚拟实体系统的译法）。这种分类是否正确，还需要实践检验。工业4.0的内涵还在不断完善充实，德国国内也有一些争议。最先提出工业4.0概念的亨林·卡格曼说：“这个概念是简单的，但是它的方案是极其复杂。不是所有人知晓它所能产生的全部影响。”就德国而言，工业4.0也有不同的解释版本，中国更是如此，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造行业各企业发展极不平衡，东、中、西地区的制造业水平发展更不相同。从机械工业来讲，我国企业大都处在工业1.0与工业2.0的阶段，少数行业的排头兵企业正在进入工业3.0时代。尽管这些企业采用计算机信息化技术已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但人的素质、观念、技术水平、敬业精神等与德国的差距很大。工信部部长苗圩指出：中国制造尚处于工业2.0和3.0并行发展阶段，必须走工业2.0补课、工业3.0普及、工业4.0示范的并联式发展道路。 [3]并明确智能制造是推进两化融合的核心目标和主攻方向，也是与德国工业4.0异曲同工之妙的所在。中提到：从单个企业来讲，从工业1.0到工业2.0，再到工业3.0发展到工业4.0，必须走串联式发展之路以缩短代际追赶的时间。机械制造行业是一个实践性行业，需要经验、资料、技术、管理及各种数据的长期积累与传承，特别是人掌握的技术管理经验或生产中的突发事件尚无法完全用虚拟的信息化技术来替代。只有800万人口的小国瑞士，其精密机械制造业特别发达，精密机械、精密仪表、钟表、甚至只有数十人的传感器企业都领先于世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瑞士拥有一大批掌握绝技的技师、工匠和专家。这就是“工匠精神”，它与国之大小无关。最精密的机械设备最后还是靠高超技艺的人来完成的， “人工智能”目前是代替不了它的。再如瑞典，人口不到1000万，却出了像SKF轴承、山特维奇的硬质合金刀具、阿特拉斯的挖掘机械、Volvo的汽车、工程机械、军事装备等世界有名的跨国公司，很多产品处在垄断地位，还有一批世界级堪称“隐形冠军”的中小企业。所谓“以小干大”、“以粗干精”靠的是人的绝技。即便将来实现所谓的“无人化工厂”、“少人化工厂”，人还是要起决定作用的，即要求人掌握更高技术、更丰富知识、具有更高的智慧。

“互联网＋”与“＋互联网”对智能制造的影响

智能制造本来就包含着网络技术的内涵，一个企业内信息的传递靠“专网”或“局网”，与外界联系则依靠互联网。而信息安全需要提到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层面来考虑，因此“专网”与“互联网”之间要建立防止信息泄露的“物理防火墙”。各种重要的软件运行都要加密，而且要设计不同的密级，不同级别的人员可接触到不同密级的内容。一些重要的大企业一定要有自己和软件开发人员，一来开发适合自己企业情况的软件，特别是应用软件；二来为了保障信息安全及加密。

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互联网+”协同制造和“互联网+”人工智能将大大促进智能制造及智能化装备的快速发展，包括远程监控。在这项工作中，各主管部门要注意协调同步发展的问题，要形成合力而不是分力，否则将重蹈过去重复投资的覆辙，事倍功半。

网络就像高速公路，是一种载体与工具而已。互联网的出现与发展，使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交流缩短了时空间距离，这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技术、社会生活，甚至政治与军事业态的变化。信息的互联互通，首先靠的是传感器，即把物理量、化学量、生物量等通过传感器变为数字化的信息，这样才能通过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实现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互联互通而交流信息，从而使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相互紧密结合。传感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行业还没有被政府及业界人士重视，我们的传感器市场大大受制于人，特别受制于发达国家，往往引起很多商业麻烦。对于“两化融合”、智能制造、“中国制造2025”等振兴制造业的国策而言，传感器的发展还极不理想。无论是“物联网”、“智能制造”，还是现在的“互联网＋”都应当把传感器作为核心技术来攻关，要改变“九龙治水”的管理模式。虚拟制造与实体制造，或信息与物理系统的桥梁就是传感器，没有传感器就没有智能制造，没有装备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也就没有物联网，也就发挥不了互联网的作用。

目前制造业，特别是机械工业面临强大的下行压力，很多排头兵企业订单不足，生产能力放空，企业领导忙着解困或解决“吃饭”问题。这些问题是国内外经济形势造成的，很难在短期内有根本改变。因此，企业领导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善于把“吃饭”与“发展”，即实现智能制造技术的应用结合起来，变“危”为“机”，使后者成为解困的助力而不是阻力。这是一次对企业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智慧与决策能力的考验。我们既要用良好贴心的服务与质量开拓国内外的细分市场，也要提防国内外市场带来的各种风险，特别是防止资金链的断裂。

（编辑  王生升）

* 沈烈初，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本文经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欧阳劲松所长、石镇山副所长、宋彦彦教授级高工精心修改。

[1]参见《科学学研究》1985年第三卷第四期文章“新技术革命与机械工业发展战略”。

[2]智能制造一般分为流程式与离散式两种，笔者认为还需加一种模式，即半离散半流程式，如汽车工业四大工艺自动线（冲压、焊接、涂装、总装及检测），冶金自动化中炼铁、炼钢、连铸连轧、冷轧、涂装等，自动线中间必须设立合理的“缓冲库存”，不因为个别设备发生故障而停产影响整个车间或工厂的效率。

[3] 详见5月13日苗圩在2015智能制造国际会议的主题讲话。

 

（澎湃新闻记者贾敏 特约记者顾晓路）近日，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请，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著名政治哲学家、马克思主义政论家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在北大进行了三场学术讲演，并在北大国际批评理论中心组织的“阅读《资本论》”座谈会上做主题发言。此前，包括知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明信在内的20位顶尖学者，都曾在这一北大最高层次的讲学计划资助下，来华访问讲学。在此期间，卡利尼克斯还参加了北京大学于10月10日、11日举办的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

卡利尼科斯于1950年生于津巴布韦，曾在英国牛津大学贝里奥尔学院攻读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并以马克思《资本论》为博士论文主题。他曾长期担任英国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2005年9月起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欧洲研究中心教授，2006年9月起任该中心主任。

在公共知识分子中，卡利尼克斯以明确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而著称，并且关怀极广，著作颇丰，涉及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种族和种族主义以及教育学等诸多领域。目前已经翻译成中文的代表著作有《社会学理论思想的流变》《平等》《反资本主义宣言》《反第三条路》等等。

著名政治哲学家、马克思主义政论家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李印白摄

10月12日下午，澎湃新闻在北京大学专访了卡利尼卡斯教授。访谈中，卡利尼克斯指出，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理解社会的最好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第三条路尝试的失败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本质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卡利尼克斯看来，比起第三条路，对于改良或革命的讨论要有意义的多。他认为，极左翼人士科尔宾当选英国工党党魁是目前欧洲各地对执政党的全面反叛潮流的一个体现，是一项非常积极的发展，但要真正做出改变必定举步维艰。

高等教育也是卡利尼克斯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从长期在英国大学担任教职的经验出发，卡利尼克斯指出新自由主义世界中的大学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他谈到，大学的公司化、全面竞争化以及学生转变为消费者等变化将彻底颠覆大学的应有之义。

访谈原文如下：

澎湃新闻：您在过去两天里参加了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像您这样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怎样评价这次会议？

卡利尼克斯：我认为这是一次重要的事件，因为据我所知，这次历史上第一次将数量如此众多的中国的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聚集到一起，这让我们第一次有机会恰如其分地去理解彼此研究的本质。

澎湃新闻：众所周知，您是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否谈一谈您最初是怎样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以及您为何时至今日仍然坚守“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身份？

卡利尼克斯：我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上的大学，那时由于越南战争以及法国、意大利等地的工人运动，西方正处在政治激进化的时代，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和智识层面呈现其意义提供了语境。我在1970年左右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现在45年过去了，马克思主义仍然有意义。尽管很多方面的处境都发生了变化，我比20岁的时候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最好的理解社会的方式。

在1970年，资本主义世界刚刚走到二战结束后的长期繁荣的末尾，但今天的情况非常不一样，我们还在经历2007、2008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恰恰是政治经济学批评，这就赋予了我们一种尝试解释经济危机的途径，因此是非常切题的。并且，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不仅仅提供了一种理解经济危机的工具，同时也提供了解决经济危机的方向，所以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也仍然是有意义的。

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

澎湃新闻：您提到我们现在还处在全球经济危机之中，而持续的经济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的第三条路政策的失败。您在2001年的时候就出版了《反第三条路》一书，有趣的是，吉登斯今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这条路已死，现在您似乎可以对此来做个总结了。

卡利尼克斯：第三条路是为了调和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所做出的一种尝试，我很高兴吉登斯最终认识到了这条道路是不可行的。不过，我们大多数人很早之前就意识到了这条道路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社会民主主义在最低限度上来说也上关于建立平等的，而当我们观察英美等国的新自由主义时期，会发现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是扩大不平等，因此调和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尝试的尝试在原则上就不可能成功。换句话说，第三条路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不好的政策或者某一个政府的愚昧无能（虽然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从根本来说是设计本身的错误导致了失败。

我在2001、2002年的时候就跟吉登斯就此展开过辩论，不过那时候他并不愿意认识到这些，结果他成了最后知道的那个人。所有人都知道得比他早，举例来说，英国最近当选的新工党党魁科尔宾多年来反对作为西欧第三条路的主要代表的前首相布莱尔，而科尔宾当选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们都已经受够了布莱尔和他所代表的中间路线，第三条路已经完全失败了。

澎湃新闻：那么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是不是一种成功的中间路线？福山说要“到达丹麦”，而在这次难民危机中，齐泽克却说“挪威不存在”。

卡利尼克斯：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北欧的福利国家体系是一种成功的中间路线，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样板。这一地区确实有着相对发达的福利体系，但这是建立在非常特殊的经济地位之上的，例如挪威是石油出口大国，瑞典的一些行业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不过，全球竞争在不断地激烈化，因此这些国家拥有相对慷慨的福利体系的基础正在被削弱，这种趋势在瑞典挪威和在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适用。几个月前，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极右翼党派瑞典民主党几乎成功获得政治权力，这正是因为瑞典国内的高失业率和经济不稳定性在底层民众中造成了不安，这绝不是健康经济的表征。当然，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有福利体系肯定要好过没有，比如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保障所有人都能免费就医，当然是好事。但英国政府正在试图削弱福利体系并通过重组的手段减少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结果就是理论上公民可以免费享受医疗，但实际上医院经常没有床位。所以从长远趋势来看，资本主义福利体系在走向重组和缩水。

极左翼人士科尔宾当选英国工党党魁

澎湃新闻：您刚刚提到了极左翼人士科尔宾最近当选英国工党党魁，资本主义的每一次危机都会激发左翼政治再度活跃，科尔宾能否真正有所建树？有人甚至认为他和希腊的Syriza等代表的左翼能拯救欧洲。

卡利尼克斯：我认为科尔宾当选工党党魁是目前欧洲各地对执政党的全面反叛潮流的一个体现。反叛有时走向右翼，比如瑞典民主党，有趣的是近期的政治反叛都走向了左翼，比如之前最广为人知的是在希腊和西班牙，包括现在的英国。科尔宾的当选是很有意义的，不过他现在只是当选了他所在政党的党魁，而不是国家首相，而执政党对他的当选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地破坏他的举措。当然我现在不会预测真正到了大选的时候会是怎样，因为如果6个月前有人问我科尔宾当选工党党魁的概率是多少，我会说是零，但他就是当选了，所以我现在不会再说什么样的情形是绝对不会出现的了。

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积极的发展，很多年轻人出于对紧缩政策的反对热情洋溢地支持他，但如果他要真正有所建树，无论如何都会举步维艰。

澎湃新闻：科尔宾的选举是否存在舞弊？如果科尔宾当上首相，有没有可能真的在英国推行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

卡利尼克斯：并不存在舞弊，恰恰相反，科尔宾的当选其实是资产阶级自食其果的一个例证。是布莱尔和第三条路的支持者提议要使用电子投票系统让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参与投票，他们最终采用了这个系统，结果很多成员都通过这个系统投票给了科尔宾，这是布莱尔的支持者们最不愿看到也是万万没想到的，他们觉得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愤怒地宣称这将令英国倒退到1970、1980年代。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真正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在欧洲被边缘化了。而我认识的科尔宾（他是我们当地的议会代表）, 他是一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尽管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真正改变现状，但从展示政治立场谱系的广泛性意义上来说，他的当选是非常有意义的。

如果他真的当选了首相，那他将面临巨大的问题，具体的情形可以参考希腊的经历。在希腊极左翼政府Syriza上台后，欧盟系统性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搞垮这一政权，比如欧洲中央银行关闭了希腊银行系统来迫使政府投降，他们最终成功了。科尔宾当选后一名上将接受采访时说，如果科尔宾成为首相，英国国内将出现暴动，这是令人震惊的，因为公开谈论暴动是违法的，而目前看来这名上将并没有因为他的言论被逮捕，要知道1920年代英国共产党的领袖就因为煽动暴动而被逮捕了，为什么这位上将现在还安然无事呢？所以说这不妨可以理解为执政派发出的威胁。科尔宾越是成功，就越不得不面对改良或者革命的经典问题，不过相比于过去三四十年都在讨论第三条路这种不知所谓的设想，讨论改良或者革命显然转向了更有意义的领域。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

澎湃新闻：除了上面谈到的政治方面声势浩大的反对以外，科尔宾在经济方面也面临重重挑战。最近，他宣布了自己的经济顾问团队，人们看到，因《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而知名的作者皮凯蒂成为了他的首席经济顾问，您认为他能够帮助科尔宾在经济上打开局面吗？

卡利尼克斯：皮凯蒂认为社会之所以越来越不平等，是因为富人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产，所以我们应该对他们的财产征税。作为一项建议来说这没有问题，不过，仅仅在理论上提出逆转新自由主义后果的政策并不太难，诸如对财产征税、对财务交易征税等等，也就是左翼经济学家所提出的那些建议。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如何真正将这些建议付诸实施，包括使用怎样的政治策略以及这种政治策略基于怎样的阶级力量等等。皮凯蒂在这些方面并无贡献，他担任科尔宾的经济顾问虽是好事，但我并不认为他能真正实现改变。

澎湃新闻：您曾指出皮凯蒂的局限性在于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把资本理解成一种社会关系。

卡利尼克斯：是的，就如我们刚刚提到的，皮凯蒂认为资本仅仅是一种财产，但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剥削关系。资本主义依赖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是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力量。皮凯蒂声称他从没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说他把他自己的书叫做《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实在有点厚脸皮，而且相应地他也就不可能理解工人阶级在策略上的重要性。

回到科尔宾的问题上来，如果组建政府他将需要组织工人阶级来强制推行他的政策。如果要向富人征税，要拿走他们手中的财富，富人们绝对会做出疯狂的举动来反抗，部分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在过去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被触及。所以科尔宾会需要强大的阶级力量来对抗他们，这股力量只可能来自工人阶级。

卡利尼克斯目前执教的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澎湃新闻：高等教育也是您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您认为新自由主义对大学造成了哪些致命的影响？

卡利尼克斯：我的研究主要围绕的是英国的大学，不过1980年代以来在英国大学中发生的变化至少在欧洲范围内扮演了一个先导的角色 。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根本性的变化是大学变成了企业，大学配备了高层管理人员和CEO这类的角色，大学之间完全成为了竞争研究经费和学生生源的关系。

除了这个根本性的变化，还有相关的两点需要特别强调。首先，竞争不仅仅存在于大学之间，竞争的逻辑在大学内部也得到了内化。每个学术部门、每个学者都在为了经费和地位等等相互竞争。

另外，不仅大学本身变得不同了，学生也被转换成了消费者。学生选择大学变得像是去超级市场购物一样，各所大学就像商场里不同品牌的麦片，而现在的大学也不得不向学生营销自己。近年来，英国政府制定了高昂的学费，进而声称既然学生交了这么多学费，那么大学务必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生想要学的那些课程上面。

大学本应该是我们试着深入了解世界的地方，一所大学之所以优于另一所大学应该是因为可以提供在智识上更好的课程，这跟选麦片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在我看来，大学不应仅仅反映学生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应该对哪些是真正有价值的、值得在大学中学习的课程有一个客观的评判。有些课程并不是最受欢迎的，但是在智识上非常重要，但由于市场化，学生很可能无法了解这一点。比如说，如果在中国，对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的学生比对商科感兴趣的要少了，政府就决定削减这一学科的经费，我觉得这将是一场重大的文化灾难。结果就是大学的应有之义被完全颠覆了。所以说，英国的大学现在面临着非常深刻的危机。

澎湃新闻：现在全球的大学教育中普遍存在一种重经济效益、轻人文诉求的风气，人文学科似乎处在危机之中？

卡利尼克斯：英国的情况是，政府希望学生选择诸如商学这类职业导向的专业，但很多学生都更愿意学习和经济效益不是那么直接相关的人文学科。从学生意愿的角度来说，学生更喜欢学术性更强的传统人文学科，但政府削减了这方面的经费，对人文学科的课程的直接政府拨款被取消了。很明显，政府在专业培养方面是具有导向性的，即便宣称尊重学生的意愿让学生自己选择，但政府其实是说一套做一套。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典型手段：选择权在你手中，但你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也就是说，政府只是利用所谓学生自主选择的观念来重塑大学，使大学向更注重职业化培养的方向转变。

在英国，人文学科系统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对应政府不再资助人文学科教学的事实，也就是说，这些增长完全是通过大学的学生争夺战来达成的。人文学科的所有经费都是来自研究基金和学生学费。在整个欧洲，大学不仅要抢夺国内生源，在争夺国际学生方面的竞争也非常激烈，比如说招收了大量中国学生，而很多国际学生都希望学习传统人文学科。我觉得招收很多中国学生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好事，比如说我在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的课堂上就能和中国学生形成有效的对话。英国大学也会在宣传中强调对与中国对话的重视，不过，他们之所以费劲心思地招收中国学生，就是因为中国学生意味着钱，大把大把的钱。

（感谢蒋洪生老师在采访过程中的协助。）

 

瑞信在报告中指出，随着金融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再度上升，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50%的全球家庭总财富。

为了弄清全球财富如何在家庭和个人中分布，瑞信合并了全球家庭的财富数据。在减去债务后，2015年中期，一个人只需要3210美元的资产，他就是全球最富裕的50%人口之一。要成为全球最富的10%的人，一个人需要68800美元的资产。而要成为全球最富的1%的人，那你需要75.99万美元资产。全球最穷的50%的人口拥有的资产不足全球家庭总资产的1%，而全球最富裕的10%的人拥有了全球87.7%的家庭资产。而全球最富的1%的人拥有了全球家庭总资产的50%。

在2000-2007年，全球最富裕的1%的家庭和10%家庭所拥有财富在全球家庭总财富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减小，贫富差距收窄。这一趋势在2008年逆转。全球最富裕的1%的人口所拥有财富占比升至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全球最富10%人口的财富占比则一直低于2000年88.3%的水平。

瑞信指出，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的最大原因是金融资产。2008年以来，全球股市的上涨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家庭所持有金融资产的高比重令富裕的人口更加富裕。

贫富差距除了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在美国也是如此。占总人口0.1%的最富有的美国家庭拥有财富已经和占人口90%的美国家庭不相上下了。

美银美林的1917年以来美国家庭财富分配图表显示，近三十年来，占人口90%的美国底层家庭拥有的总体财富在全国所占比例直线下滑，从36%降至23%，而占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财富占比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一直增加，已经升至22%。

不过，从图表上看，目前最富有家庭的财富比例还没有1929年高。当时是美国贫富差距最大的年代，最富有家庭财富比例高达25%，而其他相对“贫困”的90%美国家庭财富仅占比16%。

去年8月华尔街见闻提到，美国100个人口最多的大型都市区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根据房价划分的区域居民贫富收入差距触及1969年有记录以来最大值。

去年10月，美联储主席耶伦公开谴责美国的贫富差距，称她“极其担忧”持续扩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她说：

美国贫富差距在大萧条时代之后的40多年间持续缩减。然而，过去几十年贫富差距却在扩大，而且是自那时起持续扩增最长的一段时期。美国人一直都在追求机会平等。但这(贫富差距扩大)与植根于我们国家历史中的价格观是否兼容?

 

2015年8月1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在京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启示与思考”的座谈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资深外交官丁原洪大使等嘉宾，中信青年学会部分学者参会。与会学者围绕抗战胜利70周年的话题，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

孔丹理事长在致辞中指出，研究历史跟研究现实一样，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同样的史实，角度、立场、利益诉求不同，结论也就不一样。只有确立正确的立场和正确的方法论，我们的研究才能为国家、民族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陈云同志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就是唯物论；“交换、比较、反复”是辩证法。我们的研究应坚持这样的观点和方法。中国共产党的生长发展，不是一帆风顺，道路不是笔直又笔直，思想不是纯粹又纯粹。共产党就是在曲折的斗争中、在失败的教训中学习和成长。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更宝贵。

抗战胜利的深远影响

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

孔丹认为，抗战开始前，中国共产党只有几万军队，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我们的正规军已经超过100万。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真正的价值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学习、提高，然后形成了夺取政权的实力，形成了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如毛主席写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毛泽东是中国学派的创始人，实践性是毛泽东思想的最高点，它能解决问题，能打胜仗，能够夺取政权，能从弱小变成强大。

张晓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认为，抗日战争奠定了新中国的基础。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从未停止内战，从未真正结束军阀割据的状态。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攘外”指日本；“安内”针对的不仅是共产党的，还有宁派、粤派、西北军、东北军等所有与蒋介石作对的力量。蒋介石要加强的是个人集权，重庆政府是军事管控政权。相比之下，四十年代初的延安政权，无论国际观瞻还是国内舆论，都是形象光明，与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形象恰成对照。1945年抗战即将胜利时，毛泽东发表了《两个中国之命运》著名演讲，指出：中国或者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也就是新中国；或者建立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分裂、贫弱的旧中国。而抗战给中国提供了走向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光明前景。

武廉洁（民营企业家）认为，从1931年开始的14年抗日战争史，是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的奠基期，也是中国特色国际战略的建立期。我们多年来在对外工作中坚持和发展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三个世界”等思想、方针、政策、策略，都能在抗战中找到萌芽和雏形。反共反华势力不怕我们的国际战略西方化、附庸化，就怕我们中国化、自主化、毛泽东邓小平化。习主席提出了以建立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一系列新思想和建立两个共同体、“一带一路”、等一系列战略举措。中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有助于在新时期促成多极化国际统一战线的形成。

塑造、建立起新的国际和地区秩序

贾晋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认为，反法西斯战争从三方面构建起战后国际秩序。一是为战后国际政府秩序提供法理基础，最直接体现就是《联合国宪章》的第一句：“为免今世人类再遭惨不堪言之战争祸乱。”各国要通过谈判而不是打仗来解决问题。日本安倍政府采用错误的历史叙述所进行的一系列动作，意在逃避甚至篡改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础，要予以揭露和批判。二是为战后国际贸易秩序提供制度基础，使世界不同国家有一个统一的贸易环境。现在是全球性价值链时代，大量的产品的生产是跨国的。现在美国搞的TTP，TTIP，这是针对一些国家专门设定的有针对性的规则，这将导致世界回到二战前那种破碎化的贸易环境状态。三是战后国际货币秩序的运行基础，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础之上的货币规则1973年被美国废止，货币变成了信用货币。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维持一种没有经济活动支撑的货币价值，比如阻碍亚投行和国际货币机构改革等，企图篡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运行秩序基础，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注意和反思的。     

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重点从法治角度谈到中国抗战胜利对国际秩序、法制和机制建设的贡献。第一个贡献是重塑秩序。这里体现在两个核心文件。一个是《联合国家宣言》，另外一个是《联合国宪章》。1840年以来，中国无战不败，在国际体系里不断被边缘化。日本侵华从1931年“9·18”到1941年，中国实际上是孤军奋战。美英召开大西洋会议，美英苏三国的莫斯科会议等重要国际议程统统没有关注中国，也没有中国参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1日在华盛顿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是由美英苏中四国签署，再由其他22个国家按英文字母来签署，这里包含了对战后国际关系秩序的设想。此后，与中国相关的一些重要议程，如1943年底的开罗会议和《开罗宣言》、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的意志和利益。1945年，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常任理事国。

第二是恢复正义。二战结束后，如何处置轴心国的战争罪犯？根据波茨坦公告第10条，对战犯将进行法律裁判，包括了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以及1956年中国的沈阳审判和太原审判，这有别于之前以牙还牙、以暴制暴的战争处理方式。它从法律上宣告了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使它日后无从翻案。这是正义的进步。

第三是重建和发展国际法治。从以前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然后到联合国不以武力相威胁的新原则的确立。

第四个就是人权文明。日本当时为永久地霸占中国东北，向中国东北不断移民。战后遣返这些日本侨民时，中国在经济凋敝、物资极度匮乏情况下，仍提供了大量食品、药品、燃料等物资，还有1.3万节火车皮，这是真正的彰显人道主义。相比当时美国和苏联各收容的数万日俘都被送去做苦役，中国彰显了更为珍贵的人道主义。

当前美日战略动向值得关注

丁原洪大使认为，中央隆重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主题是“铭记历史，维护和平”。因为当前现实确实值得深思，日本现在千方百计地否认、粉饰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侵略和殖民统治。最近安倍的讲话完全没有诚意，他虽然用了“道歉”、“殖民统治”、“侵略”等词，但都是用第三人称叙述，他不甘心情愿承认侵略中国这段历史。我们要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因为虽然现在我们力量比过去强大多了，但安全遇到的威胁仍然相当严峻。根据马列主义的观点，只要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一天，就存在着发生战争的威胁。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二次大战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战争一个接着一个。当前，日本安倍上台后，解禁集体自卫权，推行新安保法案，更改日本自卫队性质，进行扩军备战，在东海挑起事端，扰乱南海局势。前不久，日本政府居然把以武士道精神作支撑的“神风特攻队”事迹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说明他本身没想承认日本侵略的事实。安倍在前不久召开的7国首脑会议上，还想把欧洲拉到自己一边。所以这些动向值得我们警惕。日本正在走上一条很危险的政治道路。

美国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和德国对二战罪行的态度截然相反，美国难脱干系。当年美国出于自己利益考虑，根本就没有清算日本在亚洲地区所犯的罪行。1971年，美国不顾中国政府反对，把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琉球群岛的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这恰恰发生在基辛格访华前，表明美国已经把这个作为牵制中国和日本的一张牌。此后，美国又支持日本通过相关事态法，实际上默认日本插手台湾事务。最近几年特别是奥巴马上任以后美国推行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明显是冲着中国来的。去年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参加20国峰会时称，美国在欧洲有乌克兰问题，中东有“伊斯兰国”问题，但不会影响我们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亚太地区。为此，美国将60%空军和海军力量集中在亚太地区。另外就是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同盟。最近美国刚刚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对它的安全威胁就是四个对象——中国、俄罗斯、北朝鲜、伊斯兰国。经济上，美国千方百计要达成所谓TPP，把中国排除在外。最近闹得最厉害的就是网络攻击问题。9月3日中国举行阅兵仪式，美国叫所有欧洲国家都不要来，韩国想来也不让。种种情况说明，美国实际上把我们作为主要对手。去年台湾所谓的“太阳花运动”和香港的“占中事件”，背后都是美国。

美国想长期独霸世界，而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两者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战争形式，已经不光是军事上的常规战争，还包括网络战争、太空战争、金融战争等。最近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发生了争论。他们原先希望所谓对华接触政策设想两大目的：一是通过经济上的自由化，促使中国政治自由化，没想到中国仍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成为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的可靠伙伴或利益攸关方，但这一目标同样没有实现。所以，美国今后要对中国加强施压，牵制中国。他们认为，由于在历史、意识形态、战略文化及国内政治等方面存在深刻分歧，所以美中两国对未来亚洲的形势有着截然不同的、而且是互不相容的观点。美国学者皮耶奇讲得更有坦白，他说美国没有一个决策者能够容忍让“中国梦”成为现实。

未来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压力和挑战准备。丁大使认为，我们应尽力争取与美国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避免对抗。但历史的经验表明，有良好愿望并不能得到和平，和平是要经过斗争得来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定要实现的，这一点中国人民有充分的信心。   

程亚文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的危机已经蔓延到政治、安全领域。日本全面全面加速再军事化步伐。不过，今天的中国已不是70年前的中国，今天相对有秩序的亚洲与此前混乱的亚洲也不一样。中国一定是要强化自身实力，强化实力的核心是强化战略能力。同时要在坚持独立自强的前提下实行开放、面向世界。

第二，意识形态话语权亟待加强。石海明（国防科技大学）认为，当前抗战史叙述面临几个问题：一是娱乐化。比如说在冉庄地道战那个地方，甚至给游客穿上日军的衣服，演起鬼子进村的戏码，调侃、娱乐化的宣传在景区也是随处可见，太不像样。二是遗忘化。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的很多有重要纪念意义的遗址被遗忘了，如河北涉县129师师部遗址、黄杨洞八路军遗址等。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的怀疑和否定，不仅在舆论场流行，甚至在部队基层官兵中也存在糊涂认识，以致于网络上一则纯属捏造的荒唐说法“共产党军队在抗战期间总共打死日军851人”疯传一时。

第三，防范新形势下的技术突袭。柴卫东通过分析二战技术遗产，以及战后军事技术发展，指出中国应居危思危，防止技术突袭的威胁。他认为，技术和战争有互动关系。现在科学技术很多来源军事技术。比如移动电话是英国1960年为军事目的开发的；互联网是美国为保证战时全军统一指挥研制的。火箭、原子弹更是如此。二战期间，美国的航空、潜艇、核武器、电子高度发达；苏联是航空和坦克；英国是航空、雷达、密码；德国是航空、潜艇、导弹、生物武器；日本是航空、潜艇、生物化学武器。二战结束后，美国为独占日本和德国的生物武器，窃取技术成果，不惜与战犯共谋。美国认为日本的细菌战经验对美国的细菌战有重要价值，远比追究731部队石井四郎的战争犯罪更为重要。因此不惜与石井四郎进行交易，将日本细菌战的相关资料弄到美国。除与日本人交易外，美国还把纳粹德国的杰出人才笼到美国，包括克劳布等纳粹首席细菌战专家。美国军方一个重要人物曾经讲过，我们可以发明一类生物战剂作为战略武器，针对特定人口，发挥长期作用，使目标人群绝育，致癌或体质退化。生物武器走到今天，它的投放方式和杀伤规模可能超出人的想象。克劳塞维茨曾认为，战略突袭的理论意义大于实际价值，因为在旧有的技术装备条件下，战略突袭可以被侦查到。但在二战期间，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战略突袭变成新常态。科学技术成为第一杀伤力，第一毁灭力。当前，这种可能性进一步增大。在新技术提供的新威胁面前，如何避免被敌对国技术突袭，我们必须居危思危。

（编辑 田文林）

 

财富分配是个老掉牙的话题，无奈这个问题太重要，只有日日谈、夜夜谈，才能谈出新意、谈出个性。10月13日发布的瑞信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不到0.5%的家庭占有了全国私人财富的41%。中国的贫富差距可见一斑。

学过经济学的朋友们一定听说过库兹涅茨曲线，没有听说过的朋友也不要紧张，这个东西一点儿都不深奥。库兹涅茨曲线的道理说的是收入不均现象会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一个倒U型的曲线关系。这其实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先做大蛋糕才能更好的分蛋糕，先富带动后富这些说法的学术版。用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增长的大潮会使所有船只扬帆起航”。

库兹涅茨提出这个理论的依据是1913-1948年的美国数据。这段时期，美国的收入不均现象确实缩小了。库兹涅茨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研究结果，毕竟这段时间的美国经历了“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他在论文中一再提醒大家不要轻率的进行归纳。但后来的人却管不了那么多，20世纪50年代后库茨涅茨的理论逐渐成为了经济学家的信条，至今仍然有广泛的影响力。

如果我们追寻库兹涅茨的脚步，但是将数据扩展到1948年之后呢？皮凯提在《21世纪资本论》中就做了这项工作。

由上面这幅图，我们就可以发现四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趋势根本不是库兹涅茨的倒U型，而恰恰是个U型。1980年前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在缩小，但1980年之后就又开始扩大。

印裔美国学者Vamsi Vakulabharanam10月9日在人民大学的一场学术报告中也指出不平等程度与经济增长的U型关系在20世纪更有普遍性，。我们来看他用基尼系数做的韩国和日本的图。

1980年之后韩国的不平等程度

（x轴为单位资本产出）

1890-2005年日本的不平等程度

（x轴为单位资本产出）

再来看印度的情况。

印度不平等程度 （1960-2010）

最后当然应该是中国。

1978年之后的中国不平等程度

(家庭住户调查)

大家可以自行脑补1949-1978年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就能想象出一个U型的结构。U型还是倒U型这并不是关键，一个具有世界普遍性的现象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并且至今没有反转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现象与其他国家不同，那就是中国总体的不平等程度大于农村，而农村大于城镇。

一个依靠1913-1948年数据建立起来的假说，在此后数十年都得不到经验的进一步验证，但却一直盛行于学界。这是主流经济学研究脱离具体历史的明证！

收入或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机制。但是不平等的后果却很容易想象。古代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土地兼并导致流民为患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无非两条，要么是自下而上的起义，要么是自上而下的改革。

一般说来，抑制贫富分化的趋势，将经济恢复到相对平等的状况都会带来一个经济繁荣的阶段。二战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主要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基本如此。恢复平等的好处无需多说，就资本主义经济而言，收入分配的平等将意味着需求的增长与过剩产能的消化。二战黄金年代的形成最直接的原因是当时的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基本保持了同步增长，而实际工资的增长又促进了消费的增长。

1948-2011年美国劳动生产率与实际小时工资的增长情况

而要恢复平等，宗旨也就一条，就是将财富从富人向穷人转移。但这又是如何困难啊！自上而下也好，自下而上也罢，总之要面对既得利益的重重阻碍。要迫使一些人将咬到嘴的肉再吐出来，没有一定的强力总是做不到的。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改革都有均平赋役的内容，但他们最终都没落下什么好下场。

 

今天很多媒体在刷这条新闻：投行瑞信13日发表最新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只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1%，但按绝对值计算却是全球最多，达1.09亿名，超越美国9200万名的中产阶级成年人。表面上看，这条消息真是令人欢欣鼓舞，甚至在某一瞬间，有种迈入发达国家，狂甩日本瑞士法德的沾沾自喜。

然而且慢，你确信这和你有关系么?

 

富人都来自哪？

报告所谓的“财富”，按照媒体透露的信息来看，应该指的是私人所持的金融资产和房地产。报告把全球个人资产净值超过5,000万美元的归为超高净值人士，中国这个人数有多少呢?9555人，不到一万人。这部分人正是位于金字塔塔尖上的人。请问，这些人跟你有关系么?

另据兴业银行与波士顿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中国私人银行2015》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私人财富将达到人民币110万亿元，高净值家庭数量将达到201万户，拥有约41%私人财富。所谓高净值家庭，定义为可投资资产大于600万元人民币的家庭(可投资资产包括离岸资产，不含房地产、奢侈品等)。

按照2014中国家庭数量4.3亿户粗略估算，这201万户家庭只占其中的不到0.5%，却占到了四成私人财富。好吧，如果你是属于这0.5%的稀有动物，你确实拉高了我们国家的富裕值。

这些人的财富是从哪儿来的呢？

报告显示，中国高净值人士的财富来源以创办实业公司获利为主。在财富来源中，前两位的是创办实业公司获利占47%，投资金融市场获利占25%。

在职业分布上，比例最高的是这两类人：企业主(包括创业家、企业家)占46%，国有企业高管/职业经理人(包括企业高管、白领和金领)占19%。

这些人的财富增长为什么这么快呢?

BCG另一份研究分析指出，亚太地区(不包括日本)私人财富的高速增长主要来源于中国和印度。总体来看，在强力的需求推动下，两国资本市场的良好表现促使股票类资产价值大幅提高，而这一类资产构成了该地区约76%的私人财富增长。在亚太地区所有新增私人资产中，股票类资产占比48%，债券类为39%。

什么，你没钱炒股，只敢买买余额宝?没钱炒房、没赶上互联网，连牛市都错过了……?好吧，这些财富故事跟你毛线关系都没有，你可以洗洗睡了。

中国富人展示一场狩猎后的成果(英国《泰晤士报》网站)

 

蚁族的群租房生活

加速分化的中产阶级

或许你认为，富人虽然算不上，好歹俺也是个中产吧?

有人关注到，瑞信2015全球财富报告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全球最多，达1.09亿名，超越美国9,200万名的中产阶级成年人。不过，请注意，如果拿庞大的成年人口总数一对比，这个比例就只有11%(澳洲、比利时和新加坡这一比例在60%以上，日本超过55%，韩国超过44%)

如果你想迈入这11%的行列，成为一个有国际标准的中产，你得有多少私人财富呢?

瑞信的报告是以财富级别而非收入区间来界定中产阶级。报告以美国作为基准国家，当地以拥有5万至50万美元的财富(按2015年年中的价格计算)来界定中产阶级成年人，并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购买力平价值系列，按本地购买力计算，得出其他国家的等值中产财富范围(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报告，我国2011年购买力平价为3.506，也就是说1美元与3.506元人民币的购买力相当，大约是18万-180万元人民币)。(这个计算方法是否科学可以讨论，至少国家统计局就非常反对购买力平价的计算，认为是低估了中国的物价，也就是说中国人花18万人民币根本买不来美国人花5万美元买来的东西。)

你原来还为月入过万洋洋得意，觉得算个中产?一句话就暴露了屌丝的本质。人家现在根本不按工资来算。好一个”财富级别“，如果你是个月光族，或者连个房产、投资账户都没有，在人家投行从业者的眼里，根本还不算有”产“。

报告自身也指出，经济不景气，中产阶级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

自2008年起，财富增长并没有使中产阶级数目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同步增长。自2007年高峰期以来，中产阶级成年人的数目已下降13%，上、下财富阶层的成年人数则分别增长19%和11%。此外，财富增长重心已倾向于财富水平较高的阶层，富裕阶层的财富自2007年占财富总值增加了5%。上述两项因素令各地区中产阶级所占的财富自2007年起大跌9%。

每次危机，财富都会重新大洗牌。瑞士信贷研究所分析人员称，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财富分配趋于两极分化，尤其是在发展中经济体。2014年，个人财富的中位数自2007年来骤降14%，为3650美元。

就拿财富的“绞肉机”股市来说，最终的结果是国民财富的乾坤大挪移。今年在中国牛市中受益者是这几种人：拿佣金的证券公司;少数运气好的股民;通过IPO融资的企业(占比很小)。而受损的绝大多数则是中产阶级。

股市并不创造新财富，股市中通过低买高卖赚的钱其实来自于最后的“接盘侠”，他们绝大多数属于中产阶级。于是，通过所谓的股市营救实体经济，实体经济非但没有起死回生，财富反而更加集中于资本雄厚或者运气好的金融贵族、食利阶层，而大量的中产阶级遭受损失，支付能力下降。

所以，你确信你是喝着星巴克咖啡，奔向诗和远方的中产，而不是做着白日梦特烦恼的夏洛?

 

编者按：为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思想的贯彻落实，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信改革与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政治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于8月18日在京举办城乡一体化发展典型经验交流会。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赵长保致辞并作总结发言。农村改革试验区试点单位山西朔州市农村工作领导组专职副组长石生华，江苏苏州市委农办副主任王纯，浙江温州市委农办农村改革处处长徐炯，江西南昌县县委常委汪众华，河南新乡市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栗全义，云南开远市委办副主任、农办副李胜强，大连市甘井子区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李赞东畅谈本地区的实践体会。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有林，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孔丹发言。中央组织部原部长、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张全景讲话。王一程、高梁、周建民、李娜等有关方面专家出席。会议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主持。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贯穿农村改革的一条主线

赵长保同志在致辞时指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是贯穿农村改革的一条主线。在第一批和第二批试验区里，都有地区承担相关的任务，有些就是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为试验主题，有些开展了跟城乡发展一体化相关的改革试点工作。从基层实践角度来讲，今天来参会的8个试验区是全国各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缩影。他们的探索虽然不能说已经破解了城乡发展一体化这个难题，但是无疑为我们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对我们推进全局改革很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推进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

逐步加大支农投入

参会的基层同志来自全国各地，东西南北情况各有不同。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高度重视城乡一体化发展，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根据自身实力，不断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投入方向，涵盖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硬件建设、发展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促进城乡居民社会保障的一体化。

苏州市从2011年起，连续４年市委市政府的一号文件都是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为主题，相继出台了100多项政策，包括建立农业保险和担保、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等，并设立了城乡发展一体化引导基金。从今年起，进一步加大了公共财政支持和公共服务建设的力度。苏州市非常重视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为支持基层工作，将可支配收入在200万以下定为薄弱村，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向每个薄弱村补助40万元，用于村级公共服务支出，减轻其工作压力。

朔州市的经济结构以煤为支柱，来自煤炭、煤电的收入占全市收入70%以上。2011年以来，无论省财政收入发生什么变化，市县两级财政对农村的支持比例没有降低，全市财政用于“三农”的开支从2010年的10亿元，增加到2014年20亿元。

开远市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系，对农村投入，从2005年的1.84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16.1亿元；对农村投入占总支出的比重从2005年的35%提高到2014年的49.7%。近5年累计，对农村投入占财政开支的48.4%。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返还农村比重，从2005年的1.4%提高到2014年的64.4%，基本实现了城乡“平分秋色”。

坚持规划先行，优化城乡布局

苏州市很注重规划优先，已经基本建立了土地利用规划、城镇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生态建设规划的“四规融合”规划机制。市政府近期出台了《苏州市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规划》，提出了2020年城乡发展一体化的22项目标值：优化城乡产业结构，优化城乡空间布局，推进人的城镇化，加强城乡社会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升金融服务功能等。按照“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原则，按照重点村庄、特色村庄和一般村庄空间形态的要求，开展了新一轮村庄布局优化调整。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目标基本完成，得到了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拥护。

朔州市在优化城乡布局方面提出了“一五五五”规划，即1个中心城市、5个大县城、50个小集镇和500个中心村的发展规划。三年来规划的基本框架已搭建起来，城市（县城）和农村新型社区的配套基础设施也有了很大改善。但农民的进城意愿并不很强烈，城镇人口还没有达到预想规模。

新乡市按照“全局新乡”理念，编制了新乡现代体制规划等多个规划，形成了覆盖中心城市、县城镇区和新型农民社区等行政区域的城乡规划体系。按照产业、村庄、土地、公共服务和生态规划“五规合一”，探索分类指导新农村建设新体制，合理安排城镇建设、农田保护、产业积聚、村落分布、生态涵养空间布局。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人居与发展环境

新乡市在建立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中，重点推进城市道路、供排水、水利、通信、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优化农村人居环境与发展环境。

南昌县的农村基础设施改造包括“六改四普及”：改水、改路、改厕、改房、改栏、改环境；普及电视、沼气、太阳能。按照“三绿一处理”的要求开展农村试点，包括庭院绿化、道路绿化、村旁绿化，农村垃圾无公害处理。目前完成了1300个村点建设，栽植各类苗木1500万株，投资5.6亿。根据南昌市“房屋美化、管线优化、村庄绿化、卫生净化、产业强化”的要求，正在进行新一轮改造工程。

吴起县按照做大县城、做强城镇、建设最美乡村的思路，邀请知名规划设计单位重新修编，加快城镇扩容体制改造，在路、水、电、气、通信方面破解基础设施瓶颈制约。县城面积扩大到6.4平方公里，县城人口从3万人增加到6.9万人；县城和集镇社区共吸纳9.1万人，城镇化率达到63.9%。

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治理，大力建设美丽乡村

吴起县地处黄土高原，生态脆弱。从1998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实施统一规划，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治理。累计完成退耕还林面积240多万亩，林草覆盖率由退耕前19.2%提高到现在的72.9%。经过十年的努力，大地由黄变绿，这是了不起的跨越。在农村大力实施改路、改水、改厕、改圈、改厨兴建沼气的“五改一建”工程，在省内率先实现全县新型民居建设。在城镇狠抓绿化、美化。全县一半以上的村达到生态文明村的标准，先后被命名为水土保持文明县和首批全国生态文明工程试点县。

苏州近20年以工业强市著称，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为恢复传统江南风貌，市里颁布了《苏州市生态补偿条例》，对生态湿地所在村和生态公益林进行补偿，逐步提高生态补偿标准。2010-2014年，累计发放生态补偿基金53.27亿元。实施了“百村示范，千村整治”计划，建设美丽村庄示范点81个。推进农村水环境综合治理，全市三年计划投入60亿元，以每年不少于10万农户的速度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实现特色村生活污水治理全覆盖。现在森林资源总量持续增长，自然湿地保护面积超过400万亩。累计建设10个国家级生态村，526个省级生态村，江南水乡特色风貌得到彰显。下一步，将按照农业部对全国农村改革实验区的总要求，继续推进苏州城乡发展改革非试点工作。

开远市地处山清水秀的云南。“美丽家园”建设和环境卫生整治成效显著，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村呈现整洁干净、鸟语花香、山明水秀的迷人风采。城郊、坝区、半山区、山区涌现出了一批批各具特色的美丽“明星”村。城市通过“细节工程”、“小巷工程”、“水景工程”、“两污”工程等市政工程的实施，城市品位得到历史性提升，从根本上告别了“臭热闹”、“脏乱差”的历史。

促进城乡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均等发展

开远市在农村教育方面，建立了从幼儿到博士一条龙资助体系。采取公建公办、公建民办、民办公助等形式，推进农村幼儿园建设，普及学前教育。在全市中小学推进教学改革，全面提升城乡学生综合素质。推进农村学校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实行校长教师在城乡间轮岗，促进合理流动，提升教学质量。推进高中阶段学校建设，全市高中毛入学率达85%。

卫生方面，探索实行城乡医疗机构委托管理模式，由城区5所优质医院对全市所有乡镇（处）卫生院、卫生所进行业务“托管”，让农民在当地卫生院就能享受到城市的优质医疗服务。

文化方面，在实现广播电视“村村通”的基础上推进“户户通”，通户率保持在98%以上；率先启动数字电影放映惠民工程，形成了“广场电影天天放、农村电影月月看、廉政电影定期放、法制电影常态放、拥军电影专门放、爱国主义教育电影不间断”，被各级新闻媒体称为中国农村电影的“开远模式”。建立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对群众文化艺术社团给予经费补助，每年补助各乡镇文化站活动经费1万元，补助每个村委会、社区、文体协会5000元，催生近千支文艺社团蓬勃发展。加快推进自然村“四位一体”活动阵地建设，并被列入第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示范项目。

吴起县在全国较早实现了15年免费基础教育和免费职业教育，努力消除教育的城乡差别。近几年累计投入建校资金11.5亿元，将158所农村小学一次合并到乡镇中心小学，每个乡镇建起一所高标准中心幼儿园，完成小学集中到乡镇、初高中集中到县城，小学的标准化寄宿制学校建设，实现城乡无差异办学。吴起县先后被授予陕西省教育强县、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均衡县。

卫生建设方面，近年来全县投资4.1亿元，兴建设施一流的县级医院，在西北地区处于前列。对9所乡镇卫生院和139个村级卫生室全部进行规范化建设和改造，城市社区和农村卫生服务覆盖率达100%。健全完善了城乡分级医疗双向转诊制度。建立与知名医院业务合作，托管乡镇卫生院机制，启动连接县乡医院的远程诊疗体系，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推进城乡文化繁荣发展，在全省率先完成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成设施一流的现代化体育馆、场馆和国家一级文化馆，活动设施一律向市民免费开放，乡乡建有文化站、农家书屋和篮球场等设施。作为一个西北小县城，举办了国奥篮球挑战赛和中美篮球对抗赛等赛事活动，提高了吴起的影响力和宣传力。县农村庙会改办农村运动会，受到媒体关注，成为公共文化建设一大特色。创作了一批优秀地方文艺作品，其中《山丹丹》参加了中宣部、文化部国庆六十周年献礼演出。

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开远市为消除城乡间的身份歧视，鼓励农民进城，规定：原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享受的好的待遇一概不变，城镇居民转户下乡不鼓励，不限制，下乡后不享受集体组织权益，只享受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农民转户进城后，可以在现行的城乡政策待遇间自由选择。在市一级，统一城乡就业服务政策、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遗属困难补贴标准、“三属”抚恤标准、城乡医疗救助标准和方式、城乡退役士兵安置政策、职中学生资助政策。今年云南省参照开远经验，全面实行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至今年6月，全市累计办理“农转非”6万人，城镇化率达73.26%。

南昌出台了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办法，财政注资22亿，已经有1.5万失地农民享受平均月金1300元退休养老金。户籍制度做到城乡一体，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全程通和一站式户口办理，全县新增城镇人口5万人。城乡居民医疗基本保险的整合已经到位。

大连甘井子区2003年启动城市化。经过分类实施，稳步推进，到2007年全区农民转为城市人口。区里投入36亿元，参保5.9万人，人均月退休金从350元提高到现在的1382元。

发展现代农业，壮大集体经济

苏州市着力发展现代农业，作为富民强村和优化生态的重要途径。通过立法，规定了发展现代农业的目标：确保完成100万亩优质粮田、100万亩高效园艺、100万亩水产、100万亩特色园林。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化、合作化、农场化的建设。全市拥有5个国家级园区、9个省级园区、18个市级园区，其中，太仓、昆山、上城区在全国示范农业现代水平监测中名列前茅，太仓市连续两年位列第一。加快发展新型农村主体的规模经营，现全市初步形成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经营为主要组织形式，集体经济和企业经营为补充的新型农村经营体系。建立土地流转补贴制度，每年用于土地补贴的财政资金达到3亿元以上，市级农业担保累计实现362亿元。

集体经济是苏南模式的特点。新苏南模式从2013年开始，出台了具有苏州特色的“一村两楼宇”，在每个村建两栋楼，一栋发展公共服务，一栋发展集体经济。按照集体经济人均3平米的标准，加快闲置或低效集体资产的优化整合，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现在每个村的物业经济都超过2万平米，资源资产性收入比重上升到65%。从2014年开始，出台了《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意见》。现在苏州已经不鼓励“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以镇为单位，走联合抱团，异地发展之路。2014年，苏州市农村集体资产总量达到1490亿元，村均稳定性收入达到718万元，农民可支配性收入达到2.36万元，增长10%。

顶层设计必须和基层实践相结合

孔丹说，1987年，我们就设置了农村改革试验区的体制机制，说明我们党的工作路线始终遵循着实事求是的方针。近期以来，很多表述比较强调顶层设计。我认为顶层设计必须和基层实践相结合，老话叫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叫试验区而不叫实验区？实验是我们已经做了工作、有了原理的，我们再做；试验则指不很了解，不是很有把握的未知的事情。我们在1987年就有这样的做法，并取得了现在的成果，很受鼓舞。我们在总体上通过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现在已经有比较好的基础。中央一直是保持正确的认识路线，不是脱离实际搞顶层设计。近期以来，关于三农方面的很多政策性文件出台，其中也引起一些疑问．比如说农村产权确权问题，它对农民流动性的影响、对三农问题到底会是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这是有挑战的。今天我听到的回答是正面的。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金来源主要是中信集团，希望在社会科学研究各个领域做一些工作。我们作为体制外民间的研究机构，准备组织起来搞调查研究。从民间角度配合中央，我们要发挥作用，配合政府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

我的感觉是中国农村的地区差异特别大，今天发言的所有典型有一个特点，地级、县级财政反哺能力特别强。关于这一点，需要研究，这是可持续还是不可持续的？能不能有这样持续的财政收入，或者其他资金来源给以支撑？除了项目投入、硬件投入、基础设施改进以外，社会保障方面一旦进入预算就是刚性的，没有资金来源就安排不了。发达地区的苏州、温州和大连，中部的江西、山西、西部的陕西吴起、云南开远，都是有较强的地方经济支柱的．所以现在就有这么一个问题，省地财政依赖性有没有转移支付，比例如何。

还有一个，是大家担心确权以后形成的流动性，离土农民的生计。大连甘井子区已经全是城市人口了，所以你有你的模式。如果没有就业这样基础性的安排，很多东西将来还会出现问题，比如说经济周期性变化，2008年底东莞大批农民工返乡，返乡以后有没有缓冲，而不是变成一个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动荡因素。

我们一定要好好配合中央，做我们能做的事情。希望将来你们也给我们创造机会搞搞社会调查，我们不仅要会见官员，还希望直接听到农民的感受。

加强理论研究，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

有林说，我有一个建议，除了政策研究以外，搞理论工作的同志是不是也花点力气，做些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说工业支援农业，要去世界各国考察一下。美国到现在为止，农业也是指令性计划，日本也是，我们怎能把农业完全交给市场呢？还有工业支援农业，在西方国家都是工业发展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普遍推行的，他们是怎么搞的，有哪些好东西值得我们吸取，我们在这方面怎么下力气，也要认真研究。在认真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也要总结一下我们过去的经验教训。以色列的农村农场也叫公社，经营得非常好，他们的食堂吃得很丰富，比自己家做的强多了。人家说，我们考察过你们的人民公社，当时的问题是在于强制，而我们是自愿的。要深刻总结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好的东西我们要坚持，错误的、不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摒弃。城乡发展一体化，正如习总书记讲的，必须发挥好集体经济的组织服务功能。没有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农村就不可能普遍实现现代化。苏州在这方面的探索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我听了王纯同志的发言很受鼓舞。总之，要靠社会主义来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别的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张全景说，从理论上说，我们共产党人要建设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就是要消灭剥削、共同富裕，其中就包括消灭三大差别。三大差别之一就是城乡差别。消灭不了城乡差别，还怎么实现共产主义呢？我们必须从实现共产主义的高度来理解习近平同志关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战略思想。今天来参加座谈会的各个改革试验区，都在城乡发展一体化方面创造了很好的经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些经验有一个共性，就是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有像河南的南街、刘庄，江苏的华西，河北的周庄，北京的窦店、韩村河等等，他们是什么化？你说是城乡发展一体化也行、工业化也行，文明村也行，说是什么先进典型都行，总之那里是全面发展，什么工作都走在前列。这些地方社会和谐、农民富裕、生产发展、村容整洁、村风文明，可以说他们已经基本消灭了城乡差别，住在那里，甚至比在城市更舒适。这是社会主义的光荣，是我们党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三农”工作中取得的最为骄人的成就。我们过去搞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气呵成的。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会是这样的，要曲折漫长得多。现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根据你的经济发展、人文素质等等各方面的实际，全局把握、综合调控、分类指导，能快的就快一点，能慢的就慢一点。总之，要学会弹钢琴。切忌一刀切，大擂大轰，蜂拥而上等等简单粗暴的东西，形式主义的东西。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文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100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等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延安文藝座談會(油畫) 閻文喜作

 

 

引    言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⑴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结    论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

 

一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⑵。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⑶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⑷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⑸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二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⑹。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⑺，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⑻，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干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

 

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⑼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

 

三

 

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⑽。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四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五

 

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⑾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⑿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⒀，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⒁，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注    释

 

〔1〕 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2〕 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

 

〔3〕 梁实秋(一九○三——一九八七)，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见《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195—212页)

 

〔4〕 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张资平(一八九三——一九五九)，广东梅县人。他写过很多小说，曾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兼任教职。周作人、张资平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后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

 

〔5〕 见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238页)。

 

〔6〕 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

 

〔7〕 “小放牛”是中国一出传统的小歌舞剧。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角是牧童，女角是乡村小姑娘，以互相对唱的方式表现剧的内容。抗日战争初期，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利用这个歌舞剧的形式，变动其原来的词句，宣传抗日，一时颇为流行。

 

〔8〕 “人、手、口、刀、牛、羊”是笔画比较简单的汉字，旧时一些小学国语读本把这几个字编在第一册的最初几课里。

 

〔9〕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是公元前三世纪楚国的歌曲。“阳春白雪”是供少数人欣赏的较高级的歌曲;“下里巴人”是流传很广的民间歌曲。《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记载一个故事，说有人在楚都唱歌，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属而和者(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但唱“下里巴人”时，“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10〕 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11〕 亭子间是上海里弄房子中的一种小房间，位置在房子后部的楼梯中侧，狭小黑暗，因此租金比较低廉。解放以前，贫苦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机关小职员，多半租这种房间居住。

 

〔12〕 见本书第二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注〔3〕。

 

〔13〕 法捷耶夫(一九○一——一九五六)，苏联名作家。他所作的小说《毁灭》于一九二七年出版，内容是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由苏联远东滨海边区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游击队同国内反革命白卫军以及日本武装干涉军进行斗争的故事。这部小说曾由鲁迅译为汉文。

 

〔14〕 见鲁迅《集外集·自嘲》(《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一周年之际，新华社今天发布了讲话全文。习近平强调，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 “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事实上，外国人也跑到我们这里寻找素材、寻找灵感，好莱坞拍摄的《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影片不就是取材于我们的文化资源吗？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4年10月15日）

习近平

今天，这里群英荟萃、少长咸集，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老艺术家，也有崭露头角的文艺新秀，有些同志过去就很熟悉，有些是初次见面。见到大家很高兴。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长期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致力于文艺创作、表演、研究、传播，在各自领域辛勤耕耘、服务人民，取得了显著成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我国文艺园地百花竞放、硕果累累，呈现出繁荣发展的生动景象。借此机会，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全国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今天召开这个座谈会，我早有考虑，直到现在才有机会，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同大家一起分析现状、交流思想，共商我国文艺繁荣发展大计。刚才，几位同志的发言都很好，有思想，有见地，听了很受启发。下面，我讲5个问题，同大家一起讨论。

第一个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

为什么要高度重视文艺和文艺工作？这个问题，首先要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我说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写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这段话讲得很深刻，很有洞察力。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类文明是由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出访所到之处，最陶醉的是各国各民族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世界文明瑰宝比比皆是，这里我举几个国家、几个民族的例子。古希腊产生了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的神话、寓言、雕塑、建筑艺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的悲剧和喜剧是希腊艺术的经典之作。俄罗斯有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肖洛霍夫、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拉赫玛尼诺夫、列宾等大师。法国有拉伯雷、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萨特、加缪、米勒、马奈、德加、塞尚、莫奈、罗丹、柏辽兹、比才、德彪西等大师。英国有乔叟、弥尔顿、拜伦、雪莱、济慈、狄更斯、哈代、萧伯纳、透纳等大师。德国有莱辛、歌德、席勒、海涅、巴赫、贝多芬、舒曼、瓦格纳、勃拉姆斯等大师。美国有霍桑、朗费罗、斯托夫人、惠特曼、马克•吐温、德莱赛、杰克•伦敦、海明威等大师。我最近访问了印度，印度人民也是具有非凡文艺创造活力的，大约公元前1000年前后就形成了《梨俱吠陀》、《阿达婆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四种本集，法显、玄奘取经时，印度的诗歌、舞蹈、绘画、宗教建筑和雕塑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泰戈尔更是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我国就更多了，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屈原、王羲之、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到“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到聂耳、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从《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到《江格尔》史诗，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蒙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文艺巨人，发出了新时代的啼声，开启了人们的心灵。在谈到文艺复兴运动时，恩格斯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在我国发展史上，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发展同样与中华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先秦时期，我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鼎盛期。20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端于文艺领域的创新风潮对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引擎。

现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按照党的十八大确立的奋斗目标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一步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推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第二个问题：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吸引、引导、启迪人们必须有好的作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也必须有好的作品。所以，我们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形成“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之势。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

文艺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文艺对年轻人吸引力最大，影响也最大。我年轻时读了不少文学作品，涉猎了当时能找到的各种书籍，不仅其中许多精彩章节、隽永文字至今记忆犹新，而且从中悟出了不少生活真谛。文艺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最好方式。去年3月，我访问俄罗斯，在同俄罗斯汉学家座谈时就说到，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年轻时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后，在我心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今年3月访问法国期间，我谈了法国文艺对我的影响，因为我们党老一代领导人中很多到法国求过学，所以我年轻时对法国文艺抱有浓厚兴趣。在德国，我讲了自己读《浮士德》的故事。那时候，我在陕北农村插队，听说一个知青有《浮士德》这本书，就走了30里路去借这本书，后来他又走了30里路来取回这本书。我为什么要对外国人讲这些？就是因为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我同几位艺术家交谈过，问当前文艺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不约而同地说了两个字：浮躁。一些人觉得，为一部作品反复打磨，不能及时兑换成实用价值，或者说不能及时兑换成人民币，不值得，也不划算。这样的态度，不仅会误导创作，而且会使低俗作品大行其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人类文艺发展史表明，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滥造，不仅是对文艺的一种伤害，也是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花拳绣腿不行，投机取巧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轿，人抬人”也不行。

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古往今来，文艺巨制无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晶，文艺魅力无不是内在充实的显现。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福楼拜说，写《包法利夫人》“有一页就写了5天”，“客店这一节也许得写3个月”。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正是有了这种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精神，好的文艺作品才能打造出来。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大凡伟大的作家艺术家，都有一个渐进、渐悟、渐成的过程。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就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即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即便是“人憔悴”也心甘情愿，最后达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领悟。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同创新能力不足很有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多处讲到，作家诗人要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唐代书法家李邕说：“似我者俗，学我者死。”宋代诗人黄庭坚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我国少数民族能歌善舞，长期以来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艺成果，这是我国文艺的瑰宝，要保护好、发展好，让它们在祖国文艺百花园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要把文艺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努力造就一批有影响的各领域文艺领军人物，建设一支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艺术家自身的思想水平、业务水平、道德水平是根本。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努力做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除了要有好的专业素养之外，还要有高尚的人格修为，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处理好义利关系，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

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近些年来，民营文化工作室、民营文化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新的文艺组织大量涌现，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跃。这些人中很有可能产生文艺名家，古今中外很多文艺名家都是从社会和人民中产生的。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

第三个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江泽民同志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胡锦涛同志强调：“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第一，人民需要文艺。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必须抓好经济社会建设，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物质需求是第一位的，吃上饭是最主要的，所以说“民以食为天”。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是可有可无的，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

还有，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想知道中国人对自然、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的看法，想知道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想知道中国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等。这些光靠正规的新闻发布、官方介绍是远远不够的，靠外国民众来中国亲自了解、亲身感受是很有限的。而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一幅画，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曲音乐，都能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京剧、民乐、书法、国画等都是我国文化瑰宝，都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第二，文艺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列宁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我国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古诗源》收集的反映远古狩猎活动的《弹歌》，《诗经》中反映农夫艰辛劳作的《七月》、反映士兵征战生活的《采薇》、反映青年爱情生活的《关雎》，探索宇宙奥秘的《天问》，反映游牧生活的《敕勒歌》，歌颂女性英姿的《木兰诗》等，都是从人民生活中产生的。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李绅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等等，也都是深刻反映人民心声的作品和佳句。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吉尔伽美什》史诗，反映了两河流域上古人民探求自然规律和生死奥秘的心境和情感。《荷马史诗》赞美了人民勇敢、正义、无私、勤劳等品质。《神曲》、《十日谈》、《巨人传》等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反映人民对精神解放的热切期待。因此，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了一件事情。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说，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第三，文艺要热爱人民。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如果不爱人民，那就谈不上为人民创作。鲁迅就对人民充满了热爱，表露他这一心迹最有名的诗句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在河北正定工作时结识的作家贾大山，也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作家。他去世后，我写了一篇文章悼念他。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忧国忧民情怀，“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作家艺术家最大的幸福。

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我讲要深入生活，有些同志人是下去了，但只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并没有带着心，并没有动真情。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问题，拆除“心”的围墙，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

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曹雪芹如果没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做过全景式的观察和显微镜式的剖析，就不可能完成《红楼梦》这种百科全书式巨著的写作。鲁迅如果不熟悉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的处境和心情，就不可能塑造出祥林嫂、闰土、阿Q、孔乙己等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

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有一位苏联诗人形容作家坐在屋里挖空心思写不出东西的窘态是“把手指甲都纹出了水来”。我们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正所谓“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最终都是为内容服务的，都是为了更鲜明、更独特、更透彻地说人说事说理。背离了这个原则，技巧和手段就毫无价值了，甚至还会产生负面效应。

当然，生活中并非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古人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要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保持文艺的独立价值，合理设置反映市场接受程度的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票房收入等量化指标，既不能忽视和否定这些指标，又不能把这些指标绝对化，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有的同志说，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我们的文艺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说的是有道理的。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进步，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浴血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古老中国的深刻变化和13亿中国人民极为丰富的生产生活，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极为肥沃的土壤，值得写的东西太多了。只要我们与人民同在，就一定能从祖国大地母亲那里获得无穷的力量。

第四个问题：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

这段时间，我集中强调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今年2月，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集体学习，我作了讲话，对全社会提了要求。五四青年节，我到北京大学去，对大学师生讲了这个问题。5月底，我在上海考察工作时，对领导干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了要求。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在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同师生们座谈时讲了这个问题。6月上旬，我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对院士们也提了这方面要求。9月教师节前一天，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同师生座谈，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今天，我也要对文艺界提出这方面要求，因为文艺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独特作用。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我曾经讲过，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很快。同时，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

我们始终强调，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早就告诫我们：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因此，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成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支柱，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要号召全社会行动起来，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同时，文艺界知名人士很多，社会影响力不小，大家不仅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卓越，而且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更应身体力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做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位卑未敢忘忧国”、“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岳飞的《满江红》，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等，都以全部热情为祖国放歌抒怀。我们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一首短短的《游子吟》之所以流传千年，就在于它生动讴歌了伟大的母爱。苏东坡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讲的是从司马迁之后到韩愈，算起来文章衰弱了八代。韩愈的文章起来了，凭什么呢？就是“道”，就是文以载道。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

 

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事实上，外国人也跑到我们这里寻找素材、寻找灵感，好莱坞拍摄的《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影片不就是取材于我们的文化资源吗？

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当然，我们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和弘扬中国精神，并不排斥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其实，现代以来，我国文艺和世界文艺的交流互鉴就一直在进行着。白话文、芭蕾舞、管弦乐、油画、电影、话剧、现代小说、现代诗歌等都是借鉴国外又进行民族创造的成果。鲁迅等进步作家当年就大量翻译介绍国外进步文学作品。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学习借鉴苏联文艺，如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苏联的芭蕾舞、电影等，苏联著名舞蹈家乌兰诺娃以及一些苏联著名演员、导演当年都来过中国访问。这种学习借鉴对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文艺对世界文艺的学习借鉴就更广泛了。现在，情况也一样，很多艺术形式是国外兴起的，如说唱表演、街舞等，但只要人民群众喜欢，我们就要用，并赋予其健康向上的内容。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艺术也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生命力。比如电影领域，经过市场竞争，国外影片并没有把我们的国产影片打垮，反而刺激了国产影片提高质量和水平，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了，具有了更强的竞争力。

第五个问题：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把握了这个立足点，党和文艺的关系就能得到正确处理，就能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

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各级党委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要选好配强文艺单位领导班子，把那些德才兼备、能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干部放到文艺工作领导岗位上来。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要诚心诚意同文艺工作者交朋友，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倾听他们心声和心愿。要重视文艺阵地建设和管理，坚持守土有责，绝不给有害的文艺作品提供传播渠道。各级宣传文化部门要在党委领导下，切实加强对文艺工作的指导和扶持，加强对文艺工作者的引导和团结，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文联、作协要充分发挥优势，加强行业服务、行业管理、行业自律，真正成为文艺工作者之家。

现在，文艺工作的对象、方式、手段、机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文艺创作生产的格局、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发生了很大变化，文艺产品传播方式和群众接受欣赏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传统文艺创作生产和传播，我们有一套相对成熟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措施，而对新的文艺形态，我们还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这方面，我们必须跟上节拍，下功夫研究解决。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

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

真理越辩越明。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呢？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有了真正的批评，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越来越好。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作家艺术家要敢于面对批评自己作品短处的批评家，以敬重之心待之，乐于接受批评。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

同志们！“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党中央对文艺工作和文艺工作者寄予厚望。希望文艺战线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创造出更好更多的文艺精品，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完）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的互联网上出现了一股完全否定中共在抗战中贡献的歪风。一些实名登记的网络大V的相关言论流布极广。有一则耸人听闻的谣言竟然说，八年抗战，共军只击毙了851名日军。如此颠倒黑白的言论，竟然在互联网甚至部分纸质媒体上通行无阻。

在贬损共产党敌后抗战的谣言中，有四则最为恶劣。

谣言一：日本人从未轰炸延安。

从1938年3月到1941年10月间，日本人曾先后17次轰炸延安。其中，1938年11月20日的大轰炸，造成当时不足2万人的延安城死伤152人，包括抗大校舍在内的房屋近400间被毁；1939年9月8日的轰炸，再度造成我死伤58人，150余间房屋被毁。

侵华日军后来在反思其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时，曾检讨对延安认识的不足：

此外，还有所谓“圣地”问题。无论日本或重庆方面都不想放置延安的陕甘宁边区于不顾，但由于政治、军事以及其它方面的制约，无法将其攻破，结果使它发挥了“圣地”的作用。时至今日，才充分认识到“圣地”对革命者是不可缺少的，陕甘宁边区所起的作用是太大了。（资料编号3，第473页）

抗战后期，当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攻城掠地时，日本人越发认识到延安的可怕，甚至有通过先占领西安再从西安进攻延安的计划。对此，日方有如下记载：

求助于国共斗争来消灭共产党的想法，完全是一种姑息的看法。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毅然决然地围剿消灭共产党势力。因此，曾考虑在西安作战中以延安为作战目标之一。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就曾说，华北方面军的真实意图，却在于消灭延安。（资料编号3，第96页）

但这一设想后来因侵华日军内部在先进攻四川还是先进攻西安、延安认识上的分歧而未能实施。

中央部5月12日召开参谋长会议，华北方面军参谋次长有末精三少将赴京出席会议，他对省部特别对田边参谋次长强烈要求实施西安、延安作战。田边次长……认为实施四川作战虽尚须视形势的发展进行研究决定，但首先单独实施西安作战则有必要。中国派遣军对上述参谋次长的作战通知，未能同意。（资料编号4，第361-362页）

谣言二：日本人与共产党代表在山西曾达成秘约。

在“日本人从未轰炸延安”的谣言风行一时后，新浪微博上接着就有人发布这一消息，并指消息来源是1947年7月23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看似有根有据。

实际上，这恰是国民党出于“亲日反共”目的捏造的一则谣言。1945年日本投降后，延安共产党政权立即将冈村宁次列为第一号战犯，要求蒋介石政府予以严惩。但迟至1947年年初，在其他许多日本战犯已被宣判或处决的时候，南京政府仍然没有审判冈村宁次，反而就如何反共不断求助于冈村，加之南京方面对各界关于冈村去向的疑问从来未出面澄清。于是，共产党背景的《大公报》不仅揭露此事，而且引用外界“猜测性”报道说，“冈村有可能正在江北前线指挥对共军作战”。为进行反宣传，国民党方面一些人欲盖弥彰，编造了一则谣言，反咬共产党与日本人“勾结”。

《冈村宁次回忆录》正好有一则此日日记，摘要如下：

7月23日 ……。

今日的《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均为政府系统报纸）以“毛泽东的卖国行为”为题，煞有介事地登载：1943年8月17日，冈村宁次与毛泽东于山西神池达成共同对国府军作战协定，以及该协定的内容。此报道显系捏造，但以“军闻社”通讯发表，恐引起误会。闻国防部第一处及战犯处理委员会已采取措施予以更正。

据闻由于共产党系报纸经常捏造或夸张我与中国政府军部的关系，新闻局第二处年轻人出于愤慨，乃作出此种过火的反宣传。（资料编号10，第200页）

谣言三：因为日本人“帮助中共发展自己势力”，毛泽东多次当面表示感谢日本人。

我们先引用两处正规文献所记载的毛泽东关于“感谢”日本人的谈话。

1956年，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客人南乡三郎时，说了“感谢”。毛泽东自己回忆说：

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才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1]

1960年，毛泽东对来访的日本文学代表团说：

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2]

引全了上述两段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毛泽东式的“幽默”，而决非真是要感谢日本侵略者。因为毛几乎对所有的敌手都表达过这样的“感谢”。兹举几例：

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还有帝国主义这个教员，它教育了我们六亿人民。一百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所以，坏事有个教育作用，有个借鉴作用。[3]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4]

这不是一个好教员吗？世界上没有杜勒斯事情不好办，有他事情就好办。所以我们经常感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我们要感谢他。[5]

毛泽东说“感谢”日本侵略者，的确还有更深的含义。那就是，不经过甲午战争以来这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华民族无由实现现代性成长，中国也不会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因为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恰是经过这段漫长而痛苦的历史才建立起来的。

我们今天反思两个甲子之前甲午惨败的深刻教训，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民众对国家、对民族前途命运的冷漠。梁启超曾用两句话来形容当时的中国人，“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世界。”结果，整个国家一盘散沙，整个民族遭受屈辱。所以，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这样明确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通过伟大的抗日战争成为民族中坚，就在于只有她才最终使一盘散沙般的民众团结起来，实现了民族的整体觉醒，并最终建立起现代国家动员体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感谢”日本人的侵略最终促成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那些拿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者说事的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

谣言四：中共军队一共才击毙851个日军。[6]

这则谣言据说最初是“自干五”的一个“钓鱼帖”，但竟然被众多网络大V和公知视为“重大史料发现”。今年6月底，有署名“小右派”的网友发了这样一则长微博：

日本公布了二战在华阵亡数据：死于国军之手：318883人。死于共军之手：851人。基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吻合。共军百团大战毙敌302人；平型关大捷毙敌167人；38年晋察冀秋季反围攻毙敌39人；39年冀南春季反扫荡毙敌37人；39年冀中冬季反扫荡毙敌27人；40年春季反扫荡毙敌11人；115师陆房突围毙敌16人。共击毙日寇599人，加上小战斗，合计被共军杀死851人。死者都有姓名年龄、家乡，部队、死亡地点、被谁所杀详细纪录。

这则微博一出炉，诸多实名网络大V争相转载，这则谣言在网上的阅读量已经达到百万次以上，转载量超过数万次。如不以正视听，将来又会如同此前“日本人从没有轰炸过延安”一样，由“谣言”上升为“真相”。

日本防卫厅在编撰系列战史时，关于“战果”部分并不系统，且是根据战时日军各部上报给大本营的记录整理出来的。但正如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在回忆录中所承认的那样，日军各部都在夸大己方战果，抑减中国方面战果。“大本营发表的统计数字相当可观，但其中70%是为了夸耀战果而增加的水分。”（资料编号1，第2页）

尽管如此，仅摘录《华北治安战》中日方报告在与中共抗日武装交战中伤亡的一些零散记载，所谓“共军仅击毙851名日军”的谣言是如何耸人听闻还是一目了然：

第一一0师团报告，1938年8月-1939年10月间，师团阵亡者，为533人。（资料编号2，第156页）

第二十七师团报告，从1939年1月至1940年11月肃正作战期间，我忠勇的官兵丧失了649人，负伤1378人，甚为遗憾。”（资料编号2，第278页）

在此次作战中（作者注：即日军所谓“第二次冀中作战”），……战死71名、负伤66名、失踪2名。另据旅团战死名簿记载，从8月20日至12月3日在旅团战死276名。（资料编号2，第312页）

关于此次作战（作者注：指1940年9月23日-10月12日间日方发起的所谓“察南南境反击作战”）……仅我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方面我战死133人、生死不明31人。（资料编号2，第315页）

我方战死161名，其中军官9名，伤323名，其中军官14名。（资料编号3，第161页，这里指的是1942年6月日方所谓的“冀中三号作战”期间伤亡情况）

1943年9月对中共抗日武装发起的所谓“冀东一号终期作战”，战事于11月中旬结束，日方报告说：

我方损失也较大，计战死221人，伤91人。（资料编号3，第214页）

另据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仅1941年这一年：

治安讨伐与肃正作战没有取得显著效果……华北方面军的综合战果是：交战17198次。……据报告，日军损失是，战死2352人，负伤501人。（资料编号11，第79页）

而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情况又如何呢？第一次长沙会战与第二次长沙会战，国民党方面声称每次歼敌都在4万至5万余人。而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在《长沙会战》一书中有如下记载：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没能给予重庆军以应有打击……我方损失竟达战死1591人，战伤4412人。（资料编号12，第214页）

第11军发表的第2次长沙作战的战果及我方损失如下……敌遗弃尸体28612具……我方损失战死1591人（其中军官数108）人，战伤4412人（其中军官数241人），死伤战马1766匹。（资料编号12，第215页）

对比一下，两次长沙会战，毙敌数量均远少于同一部书中所记载的1941年中共抗日武装所击毙日军数量的2352人！

再作一个对比：1943年5月至8月间浙赣作战，日方作战部队为中国派遣军第十三军和第十一军，对手是国民党第九战区长官薛岳指挥的第五十八军、第七十九军和第四军。日方在《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中记载日第十三军报告战果如下：（资料编号13，第170-171页）

总计国军遗弃尸体共64430具，日方战死人数1284人，其中军官76人。

所记载第十一军报告战果如下：（资料编号13，第188页）

国军共遗弃尸体15758具，我方战死336人，其中军官22人。

对比一下可发现，浙赣会战各阶段，国民党军毙敌数量，与1942年以来共产党抗日武装在任何一次反扫荡作战中日方所记载的毙敌数量在同一个量级！

上述，仅仅是根据日方极少部分部队很零散的参与所谓“肃正作战”时的战报，不包括共产党武装主动发起的攻击，消灭日军已经甚众。不知何来“抗战八年共军击毙日军仅851人”的结论！

在评价国共抗战战果上，国内知识界有人在故意使用“双重标准”：在评估共产党战绩时，用日军大本营资料，且用不完全材料；在评估国民党战绩时，用国民党当局资料。而他们最害怕的，就是用一把尺子量：因为如果都用日军大本营资料时，国共两党抗战战绩如何，就将大白于天下！

简单分析，四则谣言其实都很低劣。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如此离谱的谣言，在互联网上不仅登堂入室，还得到众多公知、大V们的争相点赞和转载。足见有些人“为反对而反对”到了何等疯狂地步！

抗日战争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抵抗外侮所获得的一次伟大胜利。纪念抗战胜利70年，本是华夏儿女共同缅怀历史、展望未来一次契机，但一些公知、大V出于消解中共合法性的目的，大量制造和传播贬损中共敌后抗战的谣言，其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

谣言永远是可耻的、见不得阳光的谣言！

参考资料：

[1]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华北治安战（译序）》，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2年印。

[2]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2年印。

[3]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2年印。

[4]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上）》（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7年版。

[5]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中）》（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7年版。

[6]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下）》（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7年版。

[7]日本驻“满州国”军政部顾问部：《满洲共匪之研究》（第一分册），中华民国史资料译稿，中华书局1982年印。

[8]日本驻“满州国”军政部顾问部：《满洲共匪之研究》(第二分册)，中华民国史资料译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

[9]日本驻“满州国”军政部顾问部：《满洲共匪之研究（下）》，中华民国史资料译稿，中华书局1982年印。

[10]（日）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1981年版。

[11]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中华民国史资料译稿，中华书局1981年印。

[12]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长沙作战》，中华民国史资料译稿，中华书局1985年印。

[13]日本防卫厅防卫战史室：《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上卷）》，中华民国史资料译稿。

[14]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精彩句子：

不经过甲午战争以来这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华民族无由实现现代性成长，中国也不会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因为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恰是经过这段漫长而痛苦的历史才建立起来的

[1]《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60-461页。

[2]《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34页。

[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5]《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页。

[6]对这则谣言的反驳文字曾以《从一则耸人听闻的谣言说起》刊载于《红旗文稿》2015年第8期。

 

内容提要：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发展表明，以西方为中心的民主路径不适合当代新兴国家。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模式及中国兴起的深度影响。未来世界竞争的主轴取决于各国自身的治理能力。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将进入一个充满摩擦、矛盾甚至冲突的过渡时期，但也意味着国际社会正迎来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在120年前，一场甲午战争让东亚风云变幻，也让中国长期陷入外患与内乱的动荡之中。100多年来，中国走过一段非常崎岖的现代化历程。进入21世纪后，中国开始逐渐恢复其历史地位，更带动东亚与世界秩序的重组。这个历史大趋势的端倪近来日趋明显。

中国兴起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对于全球而言是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对所有东亚国家的知识精英而言，21世纪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去理解和应对中国兴起及其带来的世界秩序重组。这个功课做不好，东亚国家将不知道如何面对未来。

解读“中国兴起”要有大历史观

过去300年中，只有四个历史事件对于人类历史进一步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引导作用，可以和中国兴起相提并论。第一是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第二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第三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第四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崛起。前两个事件深刻影响了19世纪的世界秩序，后两个事件塑造了20世纪的世界格局。十月革命不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变为现实，也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展现了另一条现代化之路，同时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危机。美国崛起的影响更大，其完成了英国、西班牙、荷兰都不曾完成的霸业，在生产贸易、军事安全、货币金融和意识形态领域都建立起“一元化”霸权。

与上述四个历史分水岭事件相比，中国兴起的历史意义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兴起和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对世界而言是石破惊天的巨变。中国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持续经济增长、幅员最广的全面工业化、以及最大规模的减贫，它的发展模式震动了西方。中国的高速增长恢复了其曾在东亚和世界的地位，这也是“非西方世界”崛起的重要标志。对东亚来说，21世纪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去理解、应对中国兴起及其带来的世界秩序重组。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启动了快速的经济成长，实现最大幅员的全面工业化，以及最大规模的消灭贫困。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能以这种速度在那么大的体量、那么广裘的地理范围，进行如此快速的经济发展。

中国发展模式的突出表现，震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撼动了国际发展机构对于经济发展与经济治理的话语控制权，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抉择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性发展以及自由市场竞争效率之间取得平衡时，可以有一个更宽阔的思考与选择空间。

解读中国兴起一定要有大历史观，否则根本看不清楚，为什么我选择用“兴起”而不用“崛起”？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中国是“再兴”，而不是“崛起”。在清朝乾隆年间，中国的GDP就曾超过全球经济体系的四分之一，曾经一度达到三分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只是恢复它在世界上的份额，恢复它昔日在东亚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在重新塑造世界秩序，而在历史上，它就曾经是一个塑造世界秩序的关键成员。

从大历史观出发，我们也应该把中国的“再兴”，放到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兴起是“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大故事中的一部分，而这个大故事就是20世纪后40年到21世纪的目前为止，整个世界历史变化的主轴。现在欧洲面对的问题，日本的长期衰落，其实都在这个大历史脉络里面，全球生产力重新分配与财富重新分配，必然带来权力结构以及意识形态领域格局的变化。

三百年未有之变局

我们正进入一个三百年来未有的大变局，全世界生产活动中心快速向非西方世界转移。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世界，己经起了剧烈的变化，不会真正永远保存在那儿。一本名为《后美国世界》的书探讨了这个历史大变化和大趋势，书中说，当前的历史转折，是过去500年来人类历史上第三个重要的结构性转移。第一个是西方世界崛起；第二个是美国崛起；第三个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可以说，人类历史已经跨入一个新阶段。

这些令人吃惊的变化，意味着中国发展的道路必然会影响到人类的未来。它震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撼动了过去传统国际发展机构对于发展和治理的话语权，包括IMF与世界银行等。以前这些机构相信自己掌握了最先进与最正确的知识，可以指导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如何进行政治改革，如何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但这种支配地位如今发生了剧烈变化。也正因为有这个变化，所以世界银行才可能任命林毅夫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可能在世界意识形态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发展模式已经在美国式资本主义和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体制以外，开创出第三条道路。

中国未来的世界角色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美国首当其冲，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但中国却保持了持续增长。2010年中国很多指标一举超过美国，包括制造业总产值、能源总消费、汽车总销售，还有技术专利数量等。目前中美之间最大的差距在军事支出，目前中国军事支出仅占美国支出的22%左右。大约在2025年，中国的国防支出可能超越美国。不论政治、经济、军事与国内社会结构，未来十年内中国都会发生重大转变，它在全球政治经济舞台的角色也会出现重大变化。

全面理解中国的兴起，首先要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有一个客观比较。到今天为止，对于这种理解，很多亚洲周边国家的社会精英远处在落后、追赶、补课的过程。为什么会出现巨大的认知落差或知识匮乏？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他国家更多的是用自己熟悉的历史知识和认知框架，去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而这样的认知基础却充满着以西方为中心的谬误偏差，然而我们很习惯这种思维，以为那是唯一的角度和视野。美国的政治领袖与社会精英更是如此，总是以自身的价值观与历史观来衡量中国，选择性地吸收有关中国的资讯，那些先入为主、形成偏见和选择性认知的思维架构将无法形成真正客观的理解。

有人把中国的发展称为“奇迹”，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持续性经济成长，事实上它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亚洲四小龙的纪录，超过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也超过了美国1860年内战以后的快速崛起，更超过了19世纪德国的兴起，以及更早的其他西方先进国家的现代化速度。

从来没有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能够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像中国那样以这么短的时间进行超级式、跳跃式的升级。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既是低端的，也是高端的，并横跨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产业。很多学者希望中国台湾地区与韩国可以和中国大陆形成“垂直分工”，但这个选项已经消失了——中国的国际分工既是垂直的，也是平行的。它可能仍旧生产密集型的产品，例如成衣、雨伞、甚至圣诞节的装饰产品；同时，它也有能力把卫星发射到太空轨道上，可以帮其他国家建造最先进的高速铁路。中国品牌的通信设备与交换机，完全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厂相竞争。可见，中国能够同时跨越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型，又继续在劳动力密集产业保有一席之地。

中国正以最快的速度融入世界经济，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关键：从2001年到现在只有14年，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从平均关税来看，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超过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全球吸引那么庞大的跨国资金。中国企业正在参与跨国金融，并直接发展了21世纪水准的通讯和基础建设。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龙头地位更加突出，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它对世界经济成长的贡献，从2008年以后就一举超过美国，然后一路领先。未来几年，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若仍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意味着它将稳居带领全球经济扩张的龙头地位。根据《经济学人》估计，2015年全球生产总值增量的30%，将源于中国的贡献。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预计为1.2兆美元，相当于2015年印度生产总值的一半。也就是说，中国每两年就成长出一个印度，这个新增的总量也超过亚洲其余国家GDP成长的总和。

中国拥有三大得天独厚的优势

中国的快速兴起是如何办到的？简单地说，中国发展模式得力于三个特殊条件：

第一是特殊政治体制的优势。很多研究中国发展经验的学者，都忽视了特殊政治体制带来的优势。一般流行的看法认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改革开放，中国前30年都浪费了，走了很长的冤枉路。这个认知并不正确，至少是以偏概全。恰恰是这个时期，中国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完成了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土地和工业资本公有化，这成为中国近30年快速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让其他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有办法模仿，只能理解而难以复制。中国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这个体制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出现过，其动员、渗透的能力进入到社会最基层。在此期间，中国还建立了非常时期的国家意识，可以将社会上多数人的意志力凝聚在最需要优先发展的目标上；在民族复兴的大旗下，中央政府享有调动全国资源集中使用的正当性。其他很多国家没有走这条激进的革命道路，也很难复制这个历史条件。

如果将中国与印度相比，政治与社会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为明显。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与印度，几乎处于相同的贫穷与落后状态。而到2014年，印度成人识字率仍未赶上中国1990年的发展水平，在健康、卫生、平均寿命等指标上，印度都落后中国20年以上。西方媒体总是给印度冠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这个头衔，但印度的民主只是空有其表，无法有效增进大多数民众的福祉，满足大多数印度百姓的人身安全（尤其是妇女与穆斯林）的需求。大多数在中国与印度两地均做过实地考察的学者都承认，中国政治体制的治理能力要远强于印度。

第二是“规模大”的优势。中国可充分发挥“规模优势”及其带来的“磁吸效应”。在现代经济中，许多关键性核心产业若没有规模是无法发展的。韩国很难建立一个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台湾地区也很难建构一个独立的高铁工业体系，因为它们都没有巨大的市场和规模。严格说起来，全球现在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只有两个：一是美国，其代表是波音公司；二是欧洲，其代表是空中客车公司。因为欧美都有巨型市场、人才储备和资源。而第三个最有可能建成完整航空工业体系的是中国。

规模优势带来的磁吸效应十分惊人。全球500强企业基本上都制定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战略，韩国现代汽车将中国列为最重要的市场，其7个年产30万辆车的生产线中有5个设在中国。在跨国公司抢着挤进来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对外资怎样进入中国，设定了许多特别的、一般情况下跨国公司不会轻易答应的条件。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进入中国，就把新的研发中心放在上海，而对其他国家的要求，通用根本不会理睬，因为它们没有市场这个“筹码”。

因为有规模优势，中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科技与产业体系。中国具有发射一个人造卫星所需要的所有知识与科技体系。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自力更生，逼着它去建立一个完整体系。虽然该体系的水平可能参次不齐，有一些已经接近国际一流水准，有一些还很落后，然而一旦具备这样的体系，它要追赶、学习、模仿、改良都很迅速，无论是航空母舰、隐形战机、核能电厂、智慧电网或是高速铁路都是一样的。

日本学者过去常常讲“东亚雁行”效应，或者说“雁行理论”，认为东亚可以形成一个“垂直分工体系”，日本是领导者，跟着四小龙，再后面则是东盟。但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巨大，自己内部就可以产生雁行效应，内部就可以进行垂直分工。中国的成长动力可以从沿海到中部，再到西部，再到大西部，其中分成几个不同层次，因为中国各地区有不同的发展条件，包括劳动成本、土地价格等。在提升生产力的过程中，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改善空间，就像接力棒一样，可以延长中国经济成长的高峰期。

第三是“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是可以先至的，其中有许多要诀，例如可学习过去的经验。避免错误，少走冤枉路。特别是若有能力去模仿、复制，然后在复制的基础上再去改良，就可以进步神速。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中国明显地采取“蛙跳式技术更新”，这充分体现了后发优势。   

当中国要安装一个有线电话都很困难的时候，却同时一举跨入了无线与数字通信阶段。中国虽然在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方面曾经输给韩国和西欧，但却最早布局了第四及第五代移动通讯；中国的传统金融服务业尚未充分市场化，但互联网金融却已经冲到世界最前沿。中国网民的数量已经突破6.23亿，成为全球互联网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已站在网络科技革命时代的前端领域，包括电子商务、网络金融、4G移动上网、云端运算、大数据、物联网等都出现万丈雄心，颇有后来居上之势。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开始引进高铁技术，吸收了国际上所有成熟的高铁技术，当时引进了日本川崎重工、法国阿尔斯通、德国西门子、加拿大庞巴迪等产品技术。经过十多年消化整理，中国开始向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自主研发体系迈进。由于庞大的经济规模与地理幅员，让中国在高速铁路领域的技术享有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高铁的研发单位每隔几年就推出新一代动车组，技术质量不断提升，并快速向百分之百国产的目标迈进。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气候条件复杂，例如东北的高寒地带、新疆的沙漠地带运行的防风沙动车，国外都没有尝试过。由此中国积累了很多技术，营运与维修的经验。这些是德国、日本或法国无法相比的。这就是典型的蛙跳式技术更新。

中国的制造业在2009年已经逐渐摆脱“山寨”阶段，快速跃升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定制化生产者。当制造业进入虚拟化时代以后，数位自动化控制技术将普遍运用于自动化生产过程中，全面降低产品定制化门槛。

小订单与传统大规模生产的边际成本将逐渐趋同。所有个人创意才能都可以被释放出来，完全不需要大型组织充当媒介，人人都可以成为“创客”，设计工作可以完全数据化，进一步通过互联网来连接愿意接单的生产者，生产者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供应链资源。专家预言，未来中国将成为满足全球“创客”订单需求最大及最完整的生产基地，这也意味着这一波的中国制造业正在升级，即将在全球掀起一场新的产业革命。

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仍有待完善

到今天为止，中国的经济体制都在践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称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个体制的重要特征，一方面通过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大多数商品的原材料、市场供需及价格，引导资源配置，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在所有权方面，这一经济体制是多种所有权并存，国有、民营、外资企业之间既竞争也共生，彼此共同发展与相互引导。国有企业主导整个经济体系中最骨干、最核心的部门。同时，中国不会轻易跨出农村土地私有化这一步，因为这将导致农民丧失土地，农村出现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例如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中国历史上这种经验班班可考。所以这并非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出发，而是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经验来思考这个问题。

中国在发展中不断修复社会分配不均问题，追求平衡发展，包括社会保障体系覆盖更完整，尽可能用财政转移支付来化解城乡、区域、劳资、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矛盾。有一些措施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包括取消所有农业税，对农村医疗和教育由中央与地方进行全面补贴，这是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化。中国体制具有引导社会追求长期目标的优势，这是陷入短视、民粹与分裂的当代民主所欠缺的。

中国政治体制最突出的设计就是“一党专政”。这个体制表面上看起来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但观察重点应该在于其如何维持政治稳定和提升治理能力。

一是能否建立起现代政治体制中最重要的集体领导与监督机制。防止社会主义国家中曾经反复出现的个人独大，以及由此导致的继承权危机和腐败。中国建立了一些制度去克服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任期制”，一个是“集体领导”。在中共体制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像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它是由所有常委一起工作，各自有分工，最重要的决定寻求达成共识。各级政府和机构都有常委决策机制，解决了个人独裁问题，贯彻集体领导。

二是不断提升执政能力，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共产党最关键的任务是建立完善的人才筛选和内部竞争机制，让有一定资历、条件和能力的人，能够在体制里循序渐进，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并受到监督。中国虽没有符合西方标准的民主体制，但社会主义民主机制完全可以摸索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选任机制。

三是建立更好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让地方在公共治理领域发挥更大能动性的机制。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中，中央政府扮演着核心角色，它有一个相当大的协调和制衡机制与体系，控制着军队、银行、能源、运输、通讯、国土资源，同时控制宣传工具与人事任命权，这些都是中央可以发挥节制作用的关键手段。但是另一方面，中央又像是联邦制的国家，省一级政府的权力在很多方面比美国的州政府还要大，在实践上体现着联邦制的特色，各地可以因地制宜，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实验创新。这些也都是中国在面对一个快速变迁的转型社会时所采取的措施。中国实际上不断在调整自己内部的许多机制，适应改革发展的需求。

另外我们要去了解，中国长期维持“一党专政”体制，不可能没有文化背景，这个文化背景应该是儒家文化基础上的“民享”，而不是“民治”；是“民心”，而不是“选票”。这是中国传统中，获取政治正当性的一个核心概念。儒家思想强调的“民本”，其实也是一种精英政治形态，试图实现民享或民本的目标。中共体制目前仍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与难题，有些难题不容易跨越，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个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建构，在中国传统文化脉络里，有其论述的基础。

“世界的中国”与“中国的世界”

20世纪90年代，西方主流媒体围绕着“中国崩溃论”打转，当时的气氛是社会主义阵营大势已去，中国经济转型危机重重。等到中国安然度过亚洲金融危机后，这一波舆论也明显退潮。

21世纪第一个十年，西方主流媒体的焦点是“中国威胁论”——即中国是否会和平崛起，美国是否能坐视中国做大，中美间的战略摊牌是否难以避免等。随着中国跃升为带领全球经济走出金融海啸的经济火车头，这一波舆论很快也成为昨日黄花。

现在西方主流媒体的舆论焦点又转换了，下一个十年的有关焦点是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中国是更加融入世界、成为世界的中国，还是会另起炉灶，使世界成为中国的世界？英国《独立报》前副总编马丁·雅克与剑桥大学资深教授哈尔珀先后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与《北京说了算》，将这波舆论推向高潮。

西方主流媒体越来越担心崛起的中国会挑战西方建构的国际秩序。他们无法乐观期待一个“世界的中国”出现，他们越来越不相信兴起的中国会融入西方国家所建构的主流价值观，被现存的国际社会规范与制度同化，或是选择参与及融入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来发挥其领导角色。他们反而担心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挑战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一党专政机制将比西方式民主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具吸引力；甚至历史上的“朝贡体制”也将以某种现代形式在东亚出现，全面冲击主权国家所建构的主权国家体系。

西方世界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100多年来，它们早已习惯以其为中心的世界观，早已习惯去指导非西方社会，改变他人而不是被他人改变。其实这种焦虑是不必要的，不同文明间相互交流、激荡与影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14至17世纪，伊斯兰世界曾经对文艺复兴与现代化转型产生巨大影响，但与之相伴随的，却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激烈冲突。今天，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走到这样的路口，中西关系将进入一个充满摩擦、矛盾甚至冲突的过渡时期，但也意味着国际社会正迎来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编辑    季节）

 

1939年9月下旬，美国记者斯诺再次奔赴陕北，采访毛泽东和红色边区政府。然而，斯诺的这次再访陕北却少见提及。或许是因为1936年6月至10月斯诺作为第一位记者首次采访陕北红军大获成功的光芒过于夺目，反而鲜有人知他的这次“再访”，几乎没有在当时报刊上留下发声音响，也就难怪人们不知晓他的“再访”行为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四卷本《斯诺文集》。其中第三卷“为亚洲而战”，忠实记录了作为记者的斯诺在中国的抗战采访活动，斯诺1939年9月陕北之行的事迹，也由此逐渐浮出水面。

本文拟多维度地厘清斯诺1939年9月再访陕北的整个过程。

中央文献室编辑的《毛泽东年谱》中是这样写的：“（1939年）9月24日，会见再次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首次公布了毛泽东同斯诺谈话的部分内容，时间标明是“1939年9月24日。”[1] 9月24日，斯诺与毛泽东正式谈话后，斯诺会在延安进行一些采访活动，从9月25日至30日共有6天。如果加上23、24日两天，斯诺很可能在延安最多停留8天。

毛泽东的抗战判断与延安的抗战生态

斯诺两次访问陕北，1936年是在保安，1939年却是在延安。第二次访问距离“七七事变”已有两年，中华民族正在全民奋起抗战，欧洲反法西斯战场也刚刚全面打响，整个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统一战线正在加快形成。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斯诺再访陕北，既想了解毛主席对时局的看法，也想看延安的战时生态。

由于第二次再访只有一个多星期时间，远不如1936年6月首访耗时达四个月之久，故再访在广度和深度上均不及首访的效果和影响力。但根据再访而写出的《为亚洲而战》中的延安章节，仍然有着不可小视的重要价值和出彩亮点。斯诺以记者特有的细致眼光和客观立场，精准地描写了1939年9月生动的延安情景和鲜活的延安人物，它在当时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传播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声音，宣传了我党抗战的正确主张；它在今天已然化作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录，独特视角笔下的叙述，转化成为十分难得的历史文献。

历史场景之一：毛泽东与斯诺的见面谈话。如前所述，毛泽东曾于9月24日与斯诺见面谈话。依据斯诺的记录，毛泽东与斯诺还有一次见面谈话。按照《毛泽东年谱》提供的线索，估计是毛泽东在9月下旬，设宴欢迎国民革命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斯诺和苏联朋友那次。斯诺也有类似记载，宴会完后，毛泽东陪同斯诺等人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何柱国、苏联人和斯诺都发表抗日演说。晚会又演奏了著名作曲家冼星海的大型音乐史诗作品《黄河颂》。演出完后，毛泽东问斯诺：“你觉得怎么样？”斯诺说：“好极了，这是燕京大学合唱《救世主》之后，我在中国听到的最好的合唱。”毛泽东道：“是的，这是我们保安戏院之后的一个大变革。”[2]很有可能的是，正是在这天的宴会和晚会期间，斯诺再次采访了毛泽东，或者说是对上次采访作了进一步的补充采访。

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内容，《斯诺文集》与《毛泽东文集》基本相同，大概是语言障碍的缘故，毛泽东引用了孟子、孔子的话，斯诺没有记录下来，但大致意思都有。毛泽东有针对性地介绍了我党的统一战线、政党地位、阶级基础、革命目标等诸方面的立场、原则和方向问题以及国内政治形势。毛泽东坚定的态度、清晰的阐述和鲜明的雄辩，给斯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斯诺写道：“他是博览的，在辩论中是一个成功的辩证学者，他有着一种很有趣味的技术。他很少对反驳者作正面的进攻。他在这里驳击一下，在那里驳击一下，从侧面抄袭反驳者，他一个一个驳倒对方的论点，直到慢慢地把它全部包围起来，然后用最后的滑稽语调或动人的逻辑说服了对方。”[3]

然而，面对国际局势最新变化及其动向，斯诺对毛泽东的看法，有些地方却不赞成。《斯诺文集》和《毛泽东文集》的毛、斯谈话里，均未涉及国际内容，我在网上曾见过一个当年毛、斯谈话内容的全文版本，但未说明版本来源；作家丁晓军著《埃德加·斯诺》中也以文学笔法引用了这个版本。这个版本的国际问题部分，虽未见之于权威文献，但在斯诺的文章里，倒是有些描述，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斯诺记录的国际部分谈话内容的确存在。

对当时刚刚发生的纳粹德国和苏联共同瓜分波兰这一重大事件，斯诺与毛泽东展开了深入讨论，毛泽东支持斯大林进军波兰，认为“希特勒是在斯大林的口袋之中”；斯诺则持异议，觉得斯大林的作法不仅加强了希特勒的力量，而且还得罪了那些支持过苏联的政党和人民，斯诺甚至调侃“斯大林的口袋上有个洞。”[4]

作为英美价值观训练出来的记者，斯诺更容易站在英美立场上看待国际局势变化。毛泽东批评英国政府正在实施远东慕尼黑阴谋，延安报纸马上刊登了采访毛泽东的谈话要点。消息报道传到重庆，立即引起巨大反响，蒋介石赶紧发表声明，说英国将继续支持中国。斯诺写道：“毛泽东的见解在重庆引起了反响。……（蒋介石）在演说中曾宣称欧战不会影响英国的远东政策，它将继续维护《九国公约》和门户开放的原则。甚至有几个共产党员，也认为毛的看法太过分；他们盼望张伯伦给予中国以实质的援助，因为中国是英国自己在远东安全的堡垒。我必须声明我对毛的推测也不大同意，因为那是这么明显地违反了英国的利益；当以后几个月中英国不大阻挠中国抗战时，我断定他是估计错误了。”[5]

据悉，斯诺后来将采访毛泽东的言行，发表在英文版的《密勒氏评论报》上，而国内报纸却没有任何一家据此翻译转载，这恐怕也是斯诺再访陕北鲜为人知的原因之一吧。

历史场景之二：毛泽东的延安生活状态。斯诺描写的毛泽东延安生活状态，实际已成为后来许多中外作家、编剧的主要摹本。斯诺写道：“我看到毛泽东仍住在一个窑洞中，但却改装得现代化了，包括书房、卧室和会客厅3个房间。墙壁粉刷着白石灰，地上铺着砖块，还有一些毛太太所添置的女性装饰。如此而已。我发现毛自己仍只有两套制服和唯一缀补过的大衣。他压根儿没有个人的财富。”[6]斯诺是3年之后再次见到毛泽东，他仔细端详，比较了新旧变化：“几年来的战争不曾使他有什么改变。因为不再挨饿，他的体重开始增加了；他的头发已经剪短；他常穿着一套普通士兵的制服。他仍是人民中的平常人，有农民和知识分子素质的奇异的搀杂，也有伟大政治目光和普通常识的非常的混合。他革命的乐观主义始终不动摇；他永远自信共产党最后必在中国胜利。他还是彻夜工作到天明。”[7]斯诺的观察力，应该说是惊人的准确。毛泽东的俭朴、自信、乐观气质和工作狂热，不仅当时如此，以后也如此，一生亦是如此。四年之后，斯诺在一篇文章《1943年从重庆看中国之命运》中，又提到了再访陕北的毛泽东，他写道：担任红军领袖十余年，“毛仍然身无分文”，“他一个月领的工资还不到3美元。十八集团军里的人谁也不通过战争赚钱。军官和士兵每月只领几块钱饷，以解决个人的需要。他们吃、穿、住全部一样，而且和农民同甘苦。”[8]毛泽东不要厚禄，朱德也抛弃钱财，整个中共领导层都在无私地奋斗着，斯诺写道：“朱德是孙逸仙早年信徒之一，曾经很有钱。但他把全部钱财捐给了军队，今天已经六十多了，除了自己背上扛得动的行李外别无长物。许多中国游击队领导人都是这样的人。”[9]

作为美国记者的便利，斯诺可以近距离地长时间观察蒋介石和毛泽东，这是当时中国恐怕绝大多数记者都很难做到的事情。斯诺记下了他的深刻印象：“蒋和毛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两个人都有坚强的意志力。毛在他自己的范围内也许跟蒋一样的坚忍；他是一个有力的、进取的和有决断的人，而且是一个能干的政治和军事的战略家。……毛主要是一个社会革命家，蒋主要是一个社会保守家。蒋是一个自是的人，他的脱离群众的性质，常在有意地强调保持中国旧有的权威人物的传统。毛却不大神秘。他决不说没有错误。我曾听到他承认错误，他是不以改变他的意见为耻的。”[10]看了斯诺的比较评论，你不能不钦佩斯诺的眼光确有独到的历史穿透力和判断超前力。蒋介石的脱离群众和共产党的密切联系群众，不正是国共两党高下有别、成败殊途的根本原因之一吗？

斯诺对毛泽东的观察极其细腻，有时到了洞察入微的程度。1936年保安采访时，他注意到毛泽东与贺子珍一边与他谈话，一边挑捉衣服上的虱子。这个经典细节，后被人们广泛称道。1939年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斯诺不仅“曾听到他承认错误”，而且“有一次曾见他笑得哭起来。”[11]

历史场景之三：延安抗战状况展示。由于有着1936年采访红区的垫底，斯诺敏锐地注意到全民抗战元素已给延安带来了新气象和新变化。

他写下了他的整体感受：“延安地区原来是世界上最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但边区政府经过几年切实的努力，在这里建设了有文化和繁荣的社会生活。实行了免费义务的小学教育，建立了中学、中专和高等院校，包括一所女子大学。成千上万的青年经过敌占区徒步几百英里来到延安求学。建立了公共卫生系统和几家医院。那里有许多工业合作社，也有一些国营工业，但是私营工商业也很兴旺。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开垦了六十万英亩的生荒地；在政府的帮助下，有几万名敌占区的难民在那里安了家。鸦片根绝了。在我参观过的地区，有效地禁止了卖淫和儿童的奴役，而且也没有乞丐。闲散的人都组织起来劳动。每一个村子和县都有选举成立的行政委员会。边区政府是由普选出来的代表选举产生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12]

他写下了延安的工商业面貌：“延安为了鼓励商业，业已取消了一切商人的捐税。陕北的棉花、羊毛、皮革、植物油和谷类是出超的。工业生产——大部分是手工业——大大增加着。工业和生产者的合作社适应了市民和军队的许多要求。消费合作社拥有堆积农村人口必需品的贮藏库。政府的管制把物价抑低了，在那里，物价通常要比其他任何地方低百分之三十到四十。”[13]

他写下了延安的新闻出版面貌：“许多新的公共机关都位置在山麓间或在那隐蔽于小径中的新的政府建筑中。教育竭力推进着，新的印刷所替前线和后方出版着各种书籍、杂志和报纸。许多外国的著作被译了过来，刊行标准本，并且用中文编著自己的历史和革命理论的教本，我有几个保安朋友现在成了作家，都拿他们著作的原稿给我看。毛泽东、朱德、洛甫以及其他军政领袖的选集都印成了普及本。有小说、报告文学、论文和关于战争的军政书籍，也有自然科学、艺术和文学的译文。”[14]

他写下了延安的音乐艺术面貌：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有着500个作家、艺术家、戏剧家、作曲家和他们的学生，他们都是来自各省和海外的天才者，他们在附近的村庄中建立了一个他们自己的艺术家居留地，位于……教堂和寺院中。因了这个学校的创立，现在延安在艺术上也像在政治上一样成了进步分子的‘麦加’。因为在这里，群众艺术不致犯叛国之罪，他们尽可随自己意思来‘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准’。”[15]

他写了他特别看好的延安女子大学：“在延安教育机关中完全新创，而我认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却是女子大学，一个真正女英雄的大学。它围抱着肤施附近的两座山，而由200个光景的窑洞组成，其间连接着一条整洁的公路，向下盘曲到苍翠的山谷。在其他附近小山的侧面，是纵横曲折的玉蜀黍和蔬菜的田园，学生们在那里自己种植着，每天一大清早就到田野劳作两小时，然后去上课。有400个女孩和妇女就这样学习着一切，从纺织到看护婴孩乃至复杂的英文和俄文文法。”“大部分学生是工人或农民的女儿。中等阶级家庭出身，只有一打光景是资本家。”“毕业生多数从事乡村教育工作，次多数是回到他们游击区的老家去领导群众组织。也有进抗大继续受军事训练。许多学生已参加了游击战。战区中妇女干部的任务，包括了动员工作，农民的教育和组织，以协助战斗的部队。”斯诺还描写了延安的农业生产、医疗卫生和乡村选举等等事业现状。

历史场景之四：中共武装力量的抗战显象。斯诺当然清楚地知道中国的积贫积弱以及国力衰败，但他很佩服中华民族的坚韧不拔、宁折不弯的性格。他真诚地写道：我们“必须记住一个最重要和最惊人的事实。这事实很简单：这个被愚弄的、落后的、贫穷的中国，这个被东京称为‘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地理名词’的中国，这个被欧洲人蔑视地指出，在日本机械化部队进攻下，至多只能支持6个月的中国，毕竟仍然站着身子迎击它的敌人。”[16]

斯诺知道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隶属关系，他不认可中共“不是真正共产党”的看法，但他很清楚中共与苏共、欧洲共产党是有区别的，与共产国际的标准是有距离的。他写道：“在毛泽东和他的信徒中，民族的感情，似乎要比进步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来得显著。”“在苏联以外的一切共产党说来，无产阶级也许是没有祖国的；但中国共产党在他们自己革命的胜利中却有一个祖国。”“中国红军领袖不得不从战场上来解决他们的理论问题，而战场上的决胜，常常是拿同志的生命去换取的。”[17]尽管斯诺并非共产党员，但他支持毛泽东并理解中共的做法，因为这是中共用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

斯诺十分钦佩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英勇精神，他写道：“倘使日军真会消灭了八路军，那么无数中国人就要失却对于最后胜利的希望。八路军已经成为一种英勇的传说，这传说在它千万次战斗的记录中，象征着每一个作战的人都必须相信它具有的那些战斗的品质：忍耐、敏捷、勇敢、指挥的天才、不屈不挠以及——也许最重要的——精神的不可战胜性。”“它的最重要的事情，比它的军事技术或老于战斗的领袖们的手腕更有意义的事情，无疑地在于它极高度的革命意识。”“我们已经从新四军方面看到政治训练在共产党军队的训练中的任务，以及它在加强士气纪律方面的价值。领袖们说：八路军所受的一切训练，十分之四是政治性质，只有十分之六是军事性质。”[18]斯诺认为，中共军队在抗战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强调政治意识、革命意识、纪律意识，的确是中共军队有别于国民党军队和其它军队的不同特征。

八路军的战斗力从何而来的呢？斯诺分析道：“首先，共产党军队完全是由志愿兵组成的；新四军呢，据我所知，是国内唯一没有征兵和被强制服役者的军队。第二，它几乎完全靠老百姓的拥护而生存，这种拥护是以它所给予老百姓的待遇为条件的。第三，八路军是国内军饷最少的军队。当人们为了月无分文的收入而死时，他们一定坚信着一个极伟大的使命，对于他们的领袖一定有绝对的信任。”[19]彭德怀曾经对斯诺说过：“我们是鱼，人民是水，我们在人民之中如鱼得水。”[20]依赖千百万人民作为后盾，就可以大大提高军队的机动性，从而产生无穷的力量。

斯诺进一步剖析了“鱼水关系”，他写道：“边区最显著的一种成就，便是人民与战斗部队密切的联系。人民常常表示他们对于保卫者的感激，有儿子或女儿在前线的家庭往往收到许多小小的礼物，这在乡村生活中是十分珍贵的。除了突击队帮助耕种之外，兵士的家庭还可以免除一切谷物的捐输，并且向合作社购买物品只要出最低的价钱。在戏院和会场里，他们坐在最优越的位置，在别地方，这种位置总是替绅士们保留的。伤残军人由执行委员会给他一笔小额的恤金和一块田地。”年轻姑娘组成的编织队，曾一次“送了十万副手套和袜子给八路军”。“边区没有凄惨的难民营，只有田地和工作。”斯诺继续写道：“边区人民为什么特别踊跃输将的另一理由，似乎是由于一种公众的信任心，相信他们的金钱一定可以忠实地用于目的……不必担忧这会受贪官污吏的中饱私囊，或作买卖外汇的投机，或购买婢妾。那里跟别的各处地方不同，没有从军火买卖舞弊的百万富翁，也没有剥削难民和伤兵劳动力的豪绅。……他们的代表可以向参议会核对账目。……谁要是榨取忠实人民的血汗钱，是并不光荣的。一旦揭穿之后，他们将因人民的要求，像叛国者一样丢掉他们的脑袋。”[21]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接触红军和中共一些高层领层人后，比较国民党及其精英高层，他断定：擅长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必将败于胸怀远大理想的共产党之手。张学良与斯诺看法，倒是不谋而合。

斯诺非常欣赏中共军队的游击战略与战术，认为这是殖民地人民反抗强敌的有效办法。他写道：“经过战场上许多年的代价昂贵的经验，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把游击战发展而为称作全民持久抗战的一种主要的战略观念。到现在为止，它是唯一的达到了使一个全能主义的侵略者无法收获他全部胜利成果的方法，谁能说它不会是欧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人民获得他们的自由所要经历的道路？”[22]全民持久抗战是以中国人数和空间的最广大的利用为根据的，它力图把每一个乡村变成抗战根据地，使日军不敢轻举妄动，把日本战略的内线改变为防御的外线。斯诺对游击战的理解是：击则歼灭敌人，游以避免歼灭；既须不时出击，又须不时移动。斯诺认为国民党军队学不会、也打不了游击战，他写道：“旧式军队尝试游击战的大多数失败，都是因为缺乏严格的教育和革命的领导。”[23]

斯诺以国际视野的开阔眼光高度评价了中国游击战的伟大气势，他说：虽然与南斯拉夫游击队有些相似，但中国的游击队是世界上最大的游击组织。从长江流域到蒙古草原，到南满的白山黑水之间，成千上万的村庄都是这场“人民战争”的活动场所。战争的组织者都是有为的青年，主要是八路军和新四军所鼓舞和训练出来的，而领导这些军队的正是中国的老红军将士。斯诺写道：“中国的游击区开展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动员和群众教育。领导这种运动的游击区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壮大，是因为他们赢得了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衷心拥护，成万的青年农民已经为这个很少为外界所知的斗争献出了生命。这个战斗地区具有中国前所未有的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最民主的制度。它的政府很廉洁，可以说有效地驳斥了‘老中国通’中间一种普遍的说法，即认为中国人做了官是一定要贪污腐化的。”[24]斯诺认为，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力量，在抗战中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因为他们的存在，“才防止了重庆政府向法西斯主义投降。”[25]国民党政权心里明白，一旦他们对日妥协甚至投降，整个民心必将倒向延安和中共。中共的积极存在和坚决态度，成为了国民党企图妥协投降的最大障碍，逼使国民党不敢选择投降。

斯诺以很大的篇幅，描写了游击战争的残酷和八路军的作战效力。他写道：“1938年以来，日军已作了多次的消灭进攻，对着所有主要的游击根据地，首要目标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两支军队的各种组织现在的作战次数约占沦陷区全部交战的五分之四。”连日军将领也称中共军队是“日本敌人中最顽强、最危险者”。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曾发表过一个统计，表明战争最初两年中，八路军和新四军“截获和破坏敌方损失的全部大炮的6%，全部机关枪的15%，全部货车的28%和全部步枪的34%。全中国俘获的敌军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俘获的。一边军队扩大，一边作战效力也增加；1939年内，他们差不多参加了全部作战次数的25%，不包括地方游击队的战斗。”[26]

当时日军在华的40个师团中，“十七个专与八路军和新四军交战。”中共军方提醒国民政府说：“故吾人牵制全部敌军五分之二兵力”，而“他们的经费只大约等于其他军队的五分之一，以致每个官佐或士兵每月平均只领到2.72元。”[27]“在它最初三年的战斗中，八路军每月只拿军事委员会60万元，或者说，3个师的标准经费。别的军队都发给新的武器和新的装备作他们的补充，八路军只得到极少的弹药补贴。到1939年，每月的经费甚至不够养活战地的军队。……重庆对于这些战士，不供应毯子、不供给冬季军服、不供给鞋袜、不供给医生、护士或药品。在严寒的零度以下的气候中，许多次的袭击都是由这些人进行的，他们赤了脚踏过冻结的山川，在他们背后，在那些雪道上，留下了深红的点子；受伤的青年在薄薄的凝结着血的棉布短衣中发抖；许多人都因为冻伤而掉了脚趾、手指和耳朵。”[28]

国民党污蔑中共军队“游而不击”，直到现在居然还有人在网上跟着胡说乱叫。让我们看看当年斯诺以一个客观中立记者的视角，怎样来评价这种说法吧！斯诺写道：“有人贬低游击队的领导人，说他们为什么不更频繁地攻击敌人的大据点。这种批评往往是由于对情况不了解。缺乏军火工业是一个根本的弱点，即使想出再巧妙的办法也无法完全克服。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力大概有二十个师，他们有机枪、步枪和一些迫击炮，然而一向缺乏大炮、弹药、高级炸药和运输工具。因此，他们不得不选择打速决的、得过于失的战斗。”“鉴于他们动员了几百万人，似乎他们的战斗效率很低；但是同中国政府那些接受盟国重要援助而却躲在安全的基地里无所作为的军队对比起来，他们的战绩是很可观的。……要是盟国对蒋介石封锁5年，象他封锁解放区不给一点援助一样，蒋介石能够维持抗日多久？”[29]斯诺的驳斥，可谓有根有据，在情在理，有很强的说服力。

中共军队作了那么多的抗日斗争，为何国外无人知晓？斯诺道：“如果全世界最近很少听到关于这些成就的消息，这不能全怪外国报界。除了军事和经济上的封锁以外，在重庆还有严格和高效的新闻封锁。1939年以来，垄断中国对外宣传的国民党宣传部禁止了几乎一切关于十八集团军活动的消息。”[30]也正是由于斯诺客观上为中共说了好话，斯诺于1941年被迫离开中国。从1939年到1944年的五年间，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外国记者进入陕北红区采访。重庆政府彻底隔绝了边区政府对外发声的通道。

因此，斯诺对陕甘宁边区的报道更显弥足珍贵。作为一位享誉西方新闻界的记者，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理解，对于中共所从事的民族解放事业的理解和呈现，尤其令人感佩。这份记录将成为所有热爱正义的人们心中的珍贵记忆。

[1]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3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2] 同1，第227页。

[3] 同1，第239页。

[4] 《毛泽东与斯诺轶事》，见《解放军报》2003年8月25日，第121页。

[5] 同1，第238页。

[6] 同1，第235页。

[7]《毛泽东与斯诺轶事》，见《解放军报》2003年8月25日，第121页。

[8] 同1，第410页。

[9] 同1，第410页。

[10] 同1，第239页。

[11] 同1，第240页。

[12] 同1，第408页。

[13] 同1，第221页。

[14] 同1，第222页。

[15] 同1，第226页。

[16] 同1，第141页。

[17] 同1，第241页。

[18] 同1，第270页。

[19] 同1，第272页。

[20] 同1，第412页。

[21] 同1，第258-260页。

[22] 同1，第276页。

[23] 同1，第278页。

[24] 同1，第404页。

[25] 同1，第401页。

[26] 同1，第281页。

[27] 同1，第282页。

[28] 同1，第275页。

[29] 同1，第412页。

[30] 同1，第4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