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金融资本的概念和理论         

在人类历史上，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远比产业资本出现的更早，后者要到资本主义时代才出现。虽然高利贷资本是货币借贷资本，但还不能称之为金融资本。随着机器大生产的集中和垄断，银行也由原来的支付中介机构转变为势力极大的垄断者，银行业的发展集中于少数机构，它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形成了金融资本寡头。愈来愈多的工业资本不属于使用这种资本的企业家了。企业家只有通过银行才能取得对资本的支配权，对于企业家来说，银行代表这种资本的所有者。而只有通过实体经济生产循环才能创造的利润，这个时候也就被分割为金融资本的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越发完善，金融资本表现为更多的证券形式，金融衍生品更加复杂多样，诸如股票、基金、债券、期货、期权等等。在美国，早期的企业融资都是通过银行贷款间接融资为主，个人家庭或者企业、政府机构等也都是把货币存入银行，由银行来投资放贷。但随着生产过剩日趋严重，产业利润率越趋下降，这种银行主导投资的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更多的风险融资、直接融资手段和工具会出现，人们手中的货币资本更多投入到各种基金或者理财产品中。投机市场生来就是货币资本的吸引中心，何况过剩货币资本早已慌不择路。当前的中国，正处于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中，这就是金融化、金融脱媒、影子银行，或者叫什么都一样，未来也许不可避免是证券市场大发展的时期。本质上，这个过程只是货币资本过剩和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必然结果，过剩的货币资本要自由的面对投资风险，银行这种金融巨头来一次“华丽的转身”成为证券投机赌博的金融服务者，预示着大鱼吃小鱼，大资本剥夺小资本的时代到来了。

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货币收入首先转化为利息，有了利息，然后得出产生这个货币收入的（生息）资本。同样，有了生息资本（这个历史范畴的出现），每个价值额只要不作为收入花掉，都会表现为资本，也就是都会表现为本金，而和它能够生出的可能的或现实的利息相对立。所谓资本化或者证券化或者金融化，本质上就是如此。

各种支付互相抵销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变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媒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销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构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变成坚硬的货币。这时，它是不能由平凡的商品（或资产）来代替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而商品的价值在它自己的价值形式面前消失了。在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因此，货币的表现形式在这里也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用金支付，还是用银行券这样的信用货币支付，货币荒都是一样的。

在当前的虚拟资本经济时代，资产泡沫破灭引发的流动性不足规模更大，对银行和金融市场的冲击更强。不过，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垄断程度高到可以超发货币（比如美国多次量化宽松QE）来缓解这种金融危机，即所谓通过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来提供流动性，维持资产价格，当然结果是财富集中程度更高，资产膨胀更严重，最终会导致贫富差距更大，大量中产阶级或中小资产阶级会被消灭。至于引起金融危机的具体事件和因素，每次都可能不一样，从哪里开始爆发也无规律可循，完全是现实竞争的结果。大体上危机总是周期性的爆发，如潮起潮落一样。我们只能观察危机来临时的经济表现，并能够对此进行研究和分析，找出其中的规律性联系。

虚拟资本市场的运行越来越脱离实物商品市场从而具有自身独特的规律和表征，美国是最完善的金融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可用以下指标和概念来分析美元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历史：联邦基金利率，美元指数（汇率），CPI（物价指数），国债收益率，国债总额，股票价格指数（比如道琼斯指数），石油价格，失业率。

2. 危机在股市的表现         

在金融化以前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总是伴随着大量生产企业的倒闭，商品过剩销售不出去，价格大跌等现象，企业股票面临得不到分红的危险，同时利率遽然上涨，所以股票市场也会相应大跌。金融化时代的危机表现则有一些差异，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危机往往爆发于发展中国家，所以，发达国家股市往往不下降，反而会因为国际资本回流股市上升；另外，发达国家股市投机性越来越强，泡沫化越来越严重，其表现与实体经济脱钩，不再反映实际的生产经营状况，所以，股市泡沫更容易受资本市场利率和资本流动的影响而大起大落。

下面选取美国股票市场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为例，其百年走势图与历次经济危机都有非常好的对应关系。其中，黄色标记为战后历次经济危机。战后20年是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黄金时期，股市总体向上成长。从图③的联邦基金利率曲线来看，成长期资本相对短缺，利率相对稳定且上升。但从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半期，美国经济陷于滞涨危机，股市停步不前，利率保持高水平且波动幅度大，说明危机来势猛烈。

中国的现在就相当于美国的70年代，发生的事情都类似，生产过剩利润率下降，货币资本过剩金融化进程启动。从70年代到80年代初，美国经过一系列的国际国内战略调整，形成了一套成本转嫁的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此后一直到2001年左右，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等都是爆发在其他国家，而美国股市则狂飙突进，处于泡沫新经济的黄金时期。

图①

2001、2008年，美国股市、楼市相继崩溃，危机爆发于国内。这两次危机之后，在美国金融资本主导的成本转嫁下，主要新兴市场国家都经历了一轮投资繁荣高涨。这种资本的全球扩张，乃是“治愈”美国金融危机的必然手段，危机后规模膨胀的资本总需要剥削更多的剩余价值才能维持。只不过，美国恐怕没想到第一轮新兴市场扩张后，率先崩溃的是美国自己的泡沫经济。于是2008年后又来了一次更猛烈的全球资本扩张，新兴市场普遍泡沫化了，中国生产也严重过剩，下一次大危机何时何地爆发呢？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纯经济预测的问题，而更多是国际政治问题。现在的全球竞争，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是大资本与小资本，表现为以国家为单位的竞争。

3. 利率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变化         

无论银行金融资本如何高度垄断，但他们自身是不可能创造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如果这世界上只有他们存在，他们印再多钱也不能当饭吃。所以，金融资本必须将钱放贷出去，然后再以一定的利息率收回来；如果大面积的收不回来，借贷的人或机构普遍还不上，那么就是违约了，说明危机要爆发了；利息率在危机期间达到最高水平，因为这时人们不得不以任何代价借钱来应付支付的需要。此前预期会得到收入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就会大跌，资本市场会由此崩溃。于是乎，利率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最重要的指示器，一切资本都将围绕着它转。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利率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群体往往都不一样。所以，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很难出现统一的市场利率，利率的变动都是市场突发行为。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随着金融资本的高度垄断以及证券交易所等资产交易市场的形成，首先是商业银行之间会逐步达成统一的市场利率，中央银行如美联储则试图能够发布市场“指导利率”，应对金融危机或调节经济周期。

70、80年代是美国向金融化时代转变的过渡期，从这个时期开始，股市的变动与市场真实利率的变动周期出现分歧。此前，每一次的利率高峰时期，总是对应着股市低谷时期。这也说明，那个时代美国经济总体上资本并不过剩，利率总体上有走高的趋势，到80年代初达到历史最高峰。同期，股市的泡沫化就比较低，资本投机炒作在股市上不明显。因而，影响股市价格指数的最关键因素就是利率。相反，股市在80年代后任性的上涨，不再理利率的周期性变动。同时，股市和利率的波动更加频繁杂乱，股市泡沫化越来越严重，受过剩资金投机性影响也更明显。

80年代后利率曲线变动开始逐渐整体性走低，而战后到金融化之前却是逐渐整体性走高的。近年来，市场真实利率已经低到1%以下。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指导的联邦基金利率更是接近零利率，欧盟、日本等国早就有过实行零利率政策的经历。这至少说明，金融资本主义已到了晚期，所谓的指导利率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越是到了末日，当然也就越疯狂。

图②

上图②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曲线图，每一次的高峰期也都对应着一次经济危机或者连续的经济危机。相比国债收益率的周期型变动曲线，联邦基金利率是跟随性周期变动，即每一次美联储调整联邦基金利率加息的时间点，都会稍晚于国债收益率开始上涨的时间点。这说明，美联储在每次危机时下调联邦基金利率，随后只能被动的跟随市场真实利率的上升来调整加息，而不能先行加息，加了也没用，因为市场资金并不紧缺。

美国经济金融化后，联邦基金利率曲线周期变得相对平缓，不像以前那么突兀。这说明，第一，利率在高水平时期经济危机不发生在美国，所以维持的时间也较长；第二，利率在谷底时期越来越长，谷越来越没底，利率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弱，水越放越多。那么，下次美联储何时加息呢？这主要看全球市场的危机累积程度。

4. 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是综合反映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情况的指标，用来衡量美元对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变化程度。在金（或银）本位时代，各国货币，无论是金铸币还是纸币，它们本身都有天然的或者法定的价值，一般情况下它们的汇率看起来就是其价值的比例。

这看起来是一个美妙的制度设计，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内在的矛盾，很快就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在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积累的美元外汇储备，按照过去的历史传统必须使用黄金来结算，但因为规模巨大，美国的黄金储备满足不了兑换需求，同时这些美元缺乏投资空间，资本过剩引致这些国家矛盾加剧。从1971年开始，美国停止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兑换，而各国之间的汇率比价也就无从遵守，这意味着固定汇率制的终结和浮动汇率制的时代到来。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了美元指数这个统计指标。那么此后，对汇率影响最大的因素将不再是国家之间贸易差额的结算，而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当发达国家全面转向金融化后，过剩美元资本涌入证券金融市场，其流动目的无非就是逐利和避险。

如下图③所示，美元指数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便一路走低，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出现贸易逆差。资本主义体系生产过剩危机这时已经显露，境内外美元资本都过剩了。处于内外交困的美国，在国际战略上不得不向中国示好，并积极推动中美建交。眼看美国就要陷于经济危机的泥潭不可自拔，但随后的世界却在1973年、1979年接连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累计上涨超过十倍，结果就是那些战后搞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率先崩溃了，美国反而起死回生，美元指数疯涨到历史最高位。无论引发石油危机的中东战争和两伊战争是否有美国的介入，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正是借助石油危机落井下石，抬高利率至历史最高点，制造美元外汇短缺，触发了拉美债务危机。美国将危机转嫁到了拉美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导致它们成为美国金融资本的债务奴隶。

　图③

80年代初美国出现的高利率和高汇率，在美国国内当然也导致了经济危机，不仅如此，这种“双高”局面对美国产业发展造成致命打击，进一步推动产业对外转移。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国债发行量飞速上升。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先后强迫日本、德国货币升值，美元指数也迅速走低。

在金融化时代，美元指数的变化更多的反映了资本的流动。如果危机发生在美国外，那么随后美元指数会有一个上升期。如果危机发生在美国内部，那么随后美元指数则会有个下降期。当然，相较而言，发展中国家爆发危机更频繁，资本外逃随时会发生，美元指数的波动也就更加频繁。

5. 石油和美金         

图④

从图④来看，石油不仅是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血液，而且是国际上最具战略性地位的大宗资产，随着黄金与美元脱钩之后，石油亦成为美元最重要的价值参考，美元也是绝大部分石油交易的结算货币。很大程度上，美国通过其称霸全球的军事力量控制石油产业链，从而要求世界各国接受美联储印刷的银行券，即美元货币。在这个意义上，石油起着类似于黄金的货币本位作用。正是石油的这种双重属性，导致石油价格在80年代金融化后波动异常频繁和剧烈，说明围绕着石油定价权的背后是大量的国际政治经济斗争。美国CPI曲线的波动与石油价格曲线波动密切对应，与其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还不如说是“石油现象”呢。

美联储的任何一次加息周期，对通货膨胀率的抑制效应几乎没有。相反，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期间，越是加息，通货膨胀率还越高。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美联储加息至高点，通货膨胀异常严重；危机之后，美联储降息至零利率，可物价指数随着石油价格一路狂跌。历史明明白白的表示，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没有任何直接的影响。

6. 危机下的国债飙升         

美国国债发行量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开始进入快车道，也就是在战后二十年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之后，美国开始全面进入滞胀危机时代的70年代，不得不开始依靠大量增发国债来拉动经济增长。整个80年代，一方面，美国制造业在高利率、高汇率的双重挤压下步履维艰，政府唯一的选择自然是增发国债；另一方面，美国社会进入金融化阶段，国债收益率居高不下，吸引了大量过剩资本投资国债。因此，80年代美国国债发行量飞速上升。同时，美国为七八十年滞胀危机找到了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作替死鬼。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再次遭遇经济危机。不过，这个时候世界发生了更大的变动，先是苏联解体，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几乎集体沦陷，全部被迫融入金融资本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成为资本主义新的剩余价值来源。同时，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接着，1992年英国货币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整个90年代美国外部经济体都不太平。这与美国80年代末危机之后利率降至新低，大肆释放廉价资本推动一轮全球化扩张有关。这轮扩张后期产生的生产过剩危机和金融危机，都爆发在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导致美国股市、债市以及经济整体表现优良。因此，90年代美国国债增长缓慢，对其依赖明显不如80年代。

但，这一轮美国异常繁荣的“新经济”并没有善终，股市泡沫终于在2001年前后破灭。进入新世纪，美国实在是没什么好的手段来提振经济，只能又一次实施廉价资本全球扩张。因此，美国国债发行直线上升，利率再创新低，这次不仅吹大了股市，还催生了一个更大的楼市泡沫。适逢中国加入WTO，这一轮全球扩张造就了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同时带动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大发展。当最后生产过剩必然爆发时，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却率先崩溃了，然后引发全球金融大海啸。再然后呢，故事总是反复循环的，更大的、更低的、更长的……

未来趋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为首的金融化国家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零利率”廉价资本扩张战略，大量涌入非工业化的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全球生产体系进一步膨胀和过剩，同时催生新兴国家市场经济泡沫化。金融资本主义国家如此转嫁代价，通过资本流动掠夺新兴国家的利润，现在看来已进入到本轮经济周期的后半阶段。从2011年开始，新兴市场国家在股市、经常账户、GDP增速、财政赤字、债务等方面都表现越来越糟糕。尤其值得重视的关键指标，市场真实利率开始上升，资金越趋紧张，这必然是危机来临的前奏。

另一方面，最近一两年，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上多有结盟，比如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用以对抗金融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压迫，或者应对下一轮的金融危机。同时，美欧、英国、日本、加拿大、瑞士6个金融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中央银行也结成货币联盟，建立“双边货币互换网络”。由此看来，未来的全球竞争将更加激烈，既已形成合纵连横之势，金融化时代的“世界大战”难免一触即发。

危机总是必然会到来的，这个丝毫不容怀疑，无论你是金融化国家还是产业资本国家，就看谁先崩溃，谁更能撑得住。

中国周边形势趋紧与美元指数周期有什么关系？

2006年美元指数再一次开始进入上升通道，金融危机爆发了。美国人不得不用连续4轮的QE(量化宽松)方式拯救自己，而连续四轮的QE意味着美元又开始“泄洪”，这当然会让美元指数重新走低。

这几轮QE释放出来大约3万多亿美元，一方面稀释了美国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缓解了美国的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美国“开闸放水”，向全世界释放它的通胀。这些凭空多印出来的美元流向了中国这些发展形势良好的国家和地区，客观上起到了促进这些国家和地区资本流动性的作用，使其产生了对美元的依赖。更重要的是，美国经济开始慢慢复苏。

但当美国经济开始转好，而各国对美元的依赖性日渐严重之后，美国人决定结束QE。一放出结束QE信号，美元的流通量就开始收窄，全球的资本便逐渐从其他地区退出，各个国家特别是那些美元资本引入最多的国家，陆续出现不同程度的流动性短缺，经济形势也随之变坏。

但是这还没有达到美国从这些国家“抽血”的条件。对美国人来说，首先，它不希望资本留在欧洲，因为欧洲一直在和美国争夺资本。而不让资本留在欧洲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欧洲发生地区性危机。于是，乌克兰危机出现了。

俄罗斯是个很奇怪的民族，俄罗斯人的思维从来就是地缘政治思维，没有一点币缘政治思维，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人追求的就是领土，能多一块是一块，所以普京有句让中国人佩服的名言：“俄罗斯的确国土辽阔，但是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普京要的是领土，可他除了拿回克里米亚，还收获了美国人给他的金融危机。

美国人通过克里米亚事件逼迫欧洲和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然而制裁是一把双刃剑，欧洲人要制裁俄罗斯就不能让普京再拿到石油美元，同时也就要让自己放弃从俄罗斯拿到能源，这对欧洲人是一个很痛苦的选择，但对美国来说则是一箭双雕，既通过阻止俄罗斯石油出口打击了俄经济，又正好让自己的页岩石油找到了销路。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日子当然不会好，资本就有抽逃的可能，资本抽逃会去什么地方?这时候美联储已经在准备吹响加息的号角吸引从欧洲撤出的资本了，让美国人始料不及的是，这时候半道出现了一个截流资本的国家——中国。因为中国经济即使增速放缓，但仍然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美国本来希望欧洲经济不好，资本就撤出来到美国去，没想到中间插了一个中国。虽然中国经济放缓到7.5%甚至7.5%以下，仍然是世界第一增长率，这样的经济仍然会成为全球资本看好的投资方向。结果，大约1万亿美元的资本从欧洲撤出来后，并没去美国而是到了香港。怎么办?那就要想办法把这1万亿美元逼走。办法就是在中国周边地区制造麻烦，让地区性危机出现，导致投资环境恶化，逼资本撤离。

当中国成为截流资本最大的国家，美国人怎么可能不视你为“眼中钉”“肉中刺”?中国不管怎么向美国示好，告诉美国人我对你的霸权没有挑战意图，我们只是一心想发展自己。但你一心发展自己就会截流资本，就会跟美国人争食，就会阻断美国的生存方式，美国当然不会放过你。

我们可以想想看，为什么自2012年以来钓鱼岛、黄岩岛争端会相继浮出水面?越南会在“981”钻井平台问题上跟着跳出来?难道仅仅是因为钓鱼岛问题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变坏了?是因为黄岩岛问题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变坏了?还是因为“981”钻井平台可能让越南人石油收入减少，才跟中国翻脸?这背后难道没有美国人的手在操纵么?

美国人把这些雷一颗颗预先摆好，就是准备当美元开始走强的时候，随便拉响其中一颗，地缘政治危机就会出现。地缘政治危机一出现，投资人立刻对这个地区的投资环境作出判断，这个地方打仗了或出现地区性危机了、投资环境恶化了，那么，他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撤资，马上离开。撤资的同时，美联储就会不失时机地宣布加息，资本就会蜂拥转向美国，让美国再一次获得一个久违了的大牛市。相比之下，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会一步步衰落下去。这时，挣够了钱的美国人会掉头杀个回马枪，剪你的羊毛，收割你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为什么最近中国周边包括香港会频频出事，还有什么不能理解的么?

中国的快速兴起动了谁的奶酪？

我们没有在海外驻扎一兵一卒，我们的兴起和别的国家是双赢互惠的……我们的这些解释看上去都没有什么效果，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一块蛋糕，蛋糕的份额就这么大，你拿走一块，别人就会少一块;你拿走的多，别人的就会少。

欧元的诞生为什么会招来一场战争？

美国为了维护它的金融霸权，是不惜动用军事力量的，即使对方是同盟国也不会放过。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在此之前欧洲人把欧共体变成了欧盟——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当然需要有统一的货币进行内部贸易结算，于是就有了欧元。但欧元的出现让美国人很不爽。因为它要分割美元的利益，侵占美元的一统天下。

在欧元出现之前，全世界的货币结算量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美元，当欧元出现之后，有22%～23%的货币结算不再使用美元，美元已经退到60%左右，这就是欧元对美元的威胁。所以，即使欧盟与美国是美国人所说的价值观同盟，是一样的“民主国家”，而且按照西方的说法，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但美国人可不管这一套，该干什么干什么：不打仗不等于不打经济仗，而且也不等于完全不打军事仗。

1999年3月25日，在欧元启动三个月之后，科索沃战争爆发。美国率领北约开战的理由是米洛舍维奇的南联盟政权在科索沃屠杀了9万阿族人。但事后证明这完全是美国中情局制造的弥天大谎。距科索沃战争整整8年前的海湾战争爆发原因是伊拉克占领了科威特，当时国际流行的准则是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伊拉克侵犯了科威特的主权，美国人便带领盟军“替天行道”，打败了萨达姆，把侵略军赶回了伊拉克。

那么到了科索沃问题，这属于南联盟内部矛盾，属于主权内部事务，如果还继续坚持“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美国人就没有理由打南联盟，于是中情局就制造一个南联盟政权在科索沃屠杀了9万阿族人的人道主义灾难的谎言，给美国和北约制造了一个开战的借口——“人权高于主权”，于是就可以打一场为“人权”而战的战争了。

当时整个西方同仇敌忾，必欲除掉南联盟这个残暴政权而后快。结果，72天的狂轰滥炸把这个政权干掉了，米洛舍维奇垮台了。按说欧美都应该满意了，但是欧洲人却突然傻眼了。为什么?欧元在正式启动的时候欧洲人对自己的货币很有信心，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财政状况比美国还要好，所以它给欧元的定值是1:1.07，1欧元兑换1.07美元。可是这一仗打下来竟然把欧元与美元的比值打成了倒挂，变成0.82美元兑换1欧元，欧元直线下跌30%。一场仗把欧元打残了。这正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话：别人把你卖了你还替别人数钱。欧洲人发现上当了，所以在4年后美国坚持要打伊拉克战争时，除了英国坚决追随美国以外，以法德为轴心的欧盟坚决反对，原因就是欧洲人决意不再替美国人第二次数钱。

为什么欧元诞生会带来一场战争?因为美国绝不允许任何国家挑战美元的霸权，哪怕是价值观同盟的兄弟也不行。美国人过去20年里打了4场仗都是打的挑战美元霸权的国家，要么直接打资本云集的地区，要么打资本云集地区的边缘，目的就是驱赶资本。

比如打科索沃战争，目标是冲着欧元去的，但又不能直接跟欧盟打，怎么办?于是就选择了欧洲的边缘地带，这就是南联盟。在这个地方打仗将严重影响欧洲的投资环境，因为没有哪个投资人愿意在一个有战争的地方投资。在边缘地区打仗可以“敲山震虎”，把资本敲出来。

通过科索沃战争，美国人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有数据显示，战争爆发前大约有7000亿热钱在欧洲游荡，战争一打响，其中的5000亿马上从欧洲撤出，2000多亿到了美国，2000多亿到了香港。到了美国的2000多亿马上发生效应，支持了美国已经连续96个月的经济增长，而到香港的2000多亿，显然是那些投资人要借重香港这个跳板，最后进入中国内地。

但是美国人不想让中国在不参加这场战争的情况下还从中获利。所以一件令中国人至今难忘的流血事件就“偏巧”在这时发生了：美国人用5枚精确制导炸弹非常准确地“误炸”了中国使馆。这一事件让全世界震惊，也让全世界投资人担心中美关系将由此恶化，甚至出现对抗，那么，中国必定会处于下风，谁还敢把钱投给中国人?于是一周之内，在香港的2000多亿热钱纷纷撤出，最后全都到了美国。“敲山震虎”的结果就是从欧洲撤出的5000多亿热钱悉数进了美国，美国经济的繁荣从96个月一直延续到104个月，这一轮经济繁荣期才结束。可以说，这一结果非常典型地诠释了美式战争与美国经济的关系。

中国的兴起与全球资源价格上涨及资源争夺战

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们觉得很委屈，认为自己的发展是与别国互利互惠的，我们赚也让别人赚。何况我们还对别人没有领土野心，不干涉别国内政，不称霸，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等等。我们招谁惹谁了?我们几乎没意识到，动了别人的奶酪。要知道，蛋糕就那么大，你切走一块别人就少一块。别人能干吗?这些国家不敢惹美国，还不敢惹中国吗?中国没有美国那么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却与美国所得的份额相似，这下子别人还不都瞄着中国来?

想一想中国的兴起对全球资源的价格上涨及资源需求的影响就不难明白这一点。现在全球连续40多年来的石油产量稳定在22亿吨，其中，美国人每年要消耗9亿吨，中国自从去年成为第一大能源进口国，年进口3亿吨加上自产的2亿多吨，每年消耗6亿吨。全世界22亿吨，中美两国就消耗掉15亿吨，占了三分之二。

发展与能耗成正比，未来10年中国GDP若将超越美国，这期间一定会有更大的能源消耗。因为未来10年，你不可能有足够多的低耗能、高产出的企业为你赚那么多钱。假定中国GDP超越美国时，两国间能源的消耗相近，那么剩下4亿吨给全世界50多亿人去使用，人家能不把你当敌人吗?他们也嫉妒美国、恨美国，但是不敢惹美国，却敢惹中国。中国周边的日本、菲律宾，以及南海周边的国家一定还会不断加入对中国的围堵，他们谁都想到中国的“汤碗”里分一杯羹，这是肯定的事，中国一定要对此做好准备。

此外，还有正在悄悄开始的人民币与美元的竞争。人民币一旦国际化，那就是在压缩美元的空间，美国人怎么可能容忍呢?所以说我们动的奶酪多了，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委屈，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兴起必须付出的代价，别的国家要兴起也会遇到这样的难题，想完全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

“亚太再平衡战略”平衡掉了什么？

美国人推行“亚太再平衡”，首先要平衡掉中日韩东北亚经济一体化和中日货币互换从而在两国贸易中排除美元的前景。2012年上半年，中日韩东北亚之间的谈判即将成功，而同时中日货币互换也有了协议，这个时候突然“钓鱼岛事件”“黄岩岛事件”接连浮出水面，一下子把中日韩东北亚自贸区吹散了，中日货币互换也随之中断。

很多人不理解，中日韩东北亚自贸区、中日货币互换与美元的霸权有什么关系，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有什么关系?关系非常大。来算一笔账，东北亚自贸区一旦确立，中(包括港、澳、台)、日、韩三国六方合作就会出现20万亿的经济体，这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东北亚自贸区一旦运行良好，一定不会就此止步，它会继续南下，整合东南亚自贸区，这就形成了东亚自贸区，一个30万亿美元规模的经济体就会出现，一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就会出现。

如果再发展的话，把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以及中亚国家也整合进来，再加上中东产油国的亚洲部分，那么将会出现一个40多万亿的经济体，相当于欧盟经济体(27万亿)与北美经济体(24～25万亿)这两个经济体之和的4/5，这对美国和欧盟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如果这个经济体内再诞生出自己的货币，可以想像那时谁还愿意用美元或是欧元作为结算货币?

有人建议推出东亚元或者亚元，笔者坚决反对。2003年，笔者与王建、李晓宁、王湘穗四人合写了一本书《新战国时代》，我们是最早提出建立东亚元或是亚元的人，但是现在笔者坚决反对。因为欧元前车可鉴。因为欧元是一个软货币。所有欧盟国家，虽然都在使用欧元，但是每个国家都不肯交出它的财政主权，一种货币不能够影响它的财政政策，那么这个货币必然就是软货币。

如果中国和亚洲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印度等国一道构建起亚洲自贸区，相信谁都不肯交出本国的财政主权，没有财政主权的亚元会比没有财政主权的欧元还要糟糕。所以说，我们干脆不要走这一步，否则，中国就会像今天的德国一样，让欧元弄的很难受。

笔者的建议是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让人民币成为亚洲货币。如果人民币能够成为亚洲自贸区的货币，世界货币立刻三分天下，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这就意味着美元霸权的终结。美国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相反我们对这一点并不清楚，没有从这样一个战略角度去考虑，没有考虑到美国是绝不会让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开展中日货币互换的时候，难道没有考虑到美国会反对吗?肯定考虑到了。但我们绝对没有想到美国会通过钓鱼岛、黄岩岛这些地区性危机和事件让东北亚自贸区和中日货币互换两件大事一风吹。这就是美国。

金融帝国怎样为美元而战

伊拉克战争与石油交易的货币结算

伊拉克战争为什么而打?有很多人认为是为了石油，不对，是为了美元。回过头去看，假如萨达姆不挑战美元的霸权，也许他还不会死。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萨达姆以为这下他可以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搞一次离间计，他宣布伊拉克的石油贸易将不再使用美元结算，而是改用欧元。欧洲人高兴，但却捅了美国人的肺窝子。为什么?因为萨达姆此举会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果然，紧接着普京就宣布，俄罗斯的石油交易将考虑由欧元结算，然后伊朗人宣布伊朗的石油交易将考虑由欧元结算，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也跟了上来。

这几个主要的产油国都这么干，美国还能受得了吗?如果美元跟石油脱钩，美国就完蛋了，所以美国一定要打伊拉克。这个远不是有些人解释的那样，美国之所以打伊拉克，是因为小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这些人都有石油财团背景，这些都是小问题，最主要的是萨达姆触动了美国的根本利益，所以他必死无疑。在萨达姆还没被抓到时，美国打下伊拉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建立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干的第一件事、宣布的第一条法令，就是伊拉克的石油结算从欧元结算改回用美元结算。所以说美国人为什么发动伊拉克战争?与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毫无关系，只是为维护美元而战的一个借口。

阿富汗战争与美国资本项目顺差

阿富汗战争为什么打?有人说，阿富汗没有石油，阿富汗也跟美元扯不上关系，美国人打阿富汗完全是因为“9·11”，因为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保护了基地组织，美国人打阿富汗是名正言顺的反恐战争。实际上，阿富汗战争和美元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为什么?因为“9·11”事件双子大厦被撞之后，全世界的投资人对美国的投资环境立刻产生了怀疑，你不是最安全的国家吗?你不是最强大的国家吗?你居然不能保护自己的世界金融中心，我凭什么把钱投在美国呢?

“9·11”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球的资本大量从美国撤走，据统计高达3000亿美元。3000亿美元顿时就使美国的资本项目顺差没有了。2001年时的美国，大约需要每年资本项目顺差7000亿，就是每年净流入美国的钱不能少于7000亿。2001年还有3个多月没过呢，3000多亿美元就没有了，这让美国人下半年的日子怎么过?

做什么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这一局面?打仗。打仗是影响经济生活的快变量手段。这时的美国人亟需一场战争。报复塔利班、报复基地组织、击毙本·拉登只是这场战争的次要目标;主要目标则是要使全世界投资人对美国产生信心，美国的双子大厦被炸塌了，美国会让炸塌它的人死无葬身之地，甚至连他的国家都要完蛋。

在战争打响的当天，当巡航导弹落在喀布尔的土地上之后，道琼斯指数一度短暂下探，随着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道琼斯指数立刻调头，当天上涨600点。华尔街兴高采烈，全球投资人一片欢呼，国际资本对美国重新恢复信心。到了2001年底，大约4000多亿美元回流美国，弥补了这一年的亏空和逆差状态。看看，美国人的战争，就是这样和美元紧密相关。

航母为何让位于全球快速打击系统

很多人对中国的航母充满期待。笔者想让大家知道的是，航母是海上贸易时代的巨无霸。在海上贸易时代，谁控制了海上交通线，谁就能控制海上贸易，谁就控制了海上的资源和资本的流通，这方面的能力非航母莫属。但是今天，资本的流通已经不是通过海上贸易去完成，而是借助互联网，瞬间以光速的形式传输。以光速流通的资本，只需敲几个键，数百亿、上千亿、甚至上万亿的资本瞬间就从一个地方迅速流到另一个地方，这时，擅长控制贸易流、物资流的航母已力不从心。

比如，现在有大量资本在海湾国家云集，美国如果这时候想控制、打击这些国家，把资本驱赶出来，从日本横须贺港派出航母特混编队赶往海湾大约最快需要两个星期，甚至20天到1个月时间。等航母到达时，资本在那里已经翻了好几个跟头，早赚够了钱撤走了。

现在美国提出要开发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用6倍于音速的飞机、5倍于音速的导弹，加上大气层返回式导弹，来跟上资本流带来的变化。一枚导弹落下去，投资环境恶化，资本立刻撤离，然后驱赶资本流回到美国，为美国经济服务。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建立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打击对手、在军事上占上风，更重要的是要用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匹配资本流，而航母特混舰队已匹配不了资本流，所以，我们必须从如何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角度，对武器的更新有更深入的了解。

“空海一体战”难解美国之困

美国用“空海一体战”对付中国，目前这还是一个构想。“空海一体战”被框定在战役级，但它要实现的目标是战略级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轻视，但也不能盲目地陷入“空海一体战”给我们带来的困惑中。

《关于“空海一体战”构想》的第14页有这么一段话：美国人将用“空海一体战”的方式把中国有限的军费拖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笔者发现我们的研究者很少有人关注这句话，只有一个人为此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不要陷入美国的圈套》，不要跟美国人去进行军备竞赛，因为美国人就想把你拉进军备竞赛中。

但在笔者看来，即使是这篇有警示意义的文章，也会由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对国人和军人产生误导，因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并没能看透美国人的全部心思。利用“空海一体战”把中国拖入军备竞赛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如果我们因为发现了这样一个圈套，就决定不加入军备竞赛，结果就会跌入美国人设的另一个圈套——自废武功。

这显然是圈套的圈套、陷阱的陷阱，是个双重圈套、双重陷阱。所以，笔者要说，中国既不要加入同对手的军备竞赛，同时又不能自废武功。那该怎么做?那就要发展我们自己之长，发展对我最有利的东西。最好以我之长克敌之短。起码也要以我之长克敌之长。以我之短克敌之长不行，以敌之长克敌之长同样也不行。看看美国人“空海一体战”最主要的设计：开场就是打击中国的天基系统，让中国致盲;接着打“侦察战”，让中国致聋;然后才来跟你正式开打常规战。

我们怎么办?还是被动接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怎么行?我们必须先具备三种能力。

第一种是卫星反导能力。这种能力将一击致瘫严重信息化依赖的对手，使其盲、聋、哑，与我一道退回二战水平去比拼常规战力。

第二种是远程精打能力。我们必须有能力击沉航母这些高价目标，这样的高价目标如果被击沉，将沉重地打击全世界投资人对美国的信心，使资本不再敢投向美国，就将造成美国严重的战争融资困境。这是美国的作战计划人员没有意识到的，美国同样需要战争融资。美国的印钞机如果在战时不能够对应全球实物财富时，印得越多贬值得就越快，击沉航母将对全球投资人的信心产生巨大打击。如此就会打断美国的金融环球资本循环链。

第三种是必须有网电空间作战的能力，特别是对对手的民用网络系统攻击的能力。如果中国和美国发生战争，我们绝对不要受美国威慑的限制。美国曾说，谁敢攻击华尔街，我将对谁动用核武。不要考虑这一点，让华尔街的金融系统陷入瘫痪，美国社会就将陷入混乱，它将没有力量与中国打仗。

(作者：国防大学教授 乔良)

过去的一年，中国决策层以“新常态”概括中国经济所处的新阶段，并获得社会各层广泛共识。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时提出要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国内外各种会议上，他从不同角度对新常态进行了系统论述。中国经济的运行则展现了新常态的诸多特征，并呈现出若干具有长期意义的新变化和新趋势。

2013年，中国经济出现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的趋势，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经济正在表现出一些具有中长期意义的积极转变。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

2014年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启动年，已经开启了“改革与危机赛跑”。中国对未来经济增长进行了调整，2014年经济增长由8.1%下调到7.5%，2015年预测经济增长下调到7%。未来十年平均增速由6.5%下调到6.2%。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增长阶段的转换，转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有显著差别的新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在此阶段正在出现一些具有中长期意义的重要变化。对这个新阶段，目前用“新常态”这样一个概念加以描述。

在改革中形成经济增长新常态

2012-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持续走低（7.8%、7.7%、7.4%）。与增长速度放缓相适应，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堪称历史性的重要转折。

经济增长率和结构的变化

生产率增速下滑是进入新常态的规律性现象。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中国生产率提升速度较快，1978年~2013年间中国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达到3.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37%。近几年我国生产率提升速度趋缓。1980年～2007年间，年均增速超过3%，2007年~2011下滑至1.6%左右。这体现了追赶型经济体的生产率提升速度将规律性地放缓现象，是经济由快速追赶状态向成熟状态的转折。

进入下半程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避免增速“快落”的风险增大同时，实现平稳触底，并转入稳定且可持续的新增长平台。增速触底的一个关键变量是高投资触底。以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而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关联85%左右的总投资变动。所以，投资增速放缓，可以通俗地解释为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三只“靴子”落地。目前，基础设施和出口两只“靴子”已相继落地，房地产投资也开始回落。加上新增长点的成长，以及严重过剩行业的推出和重组大体完成，中国经济增速有望成功触底。

与增长速度放缓相适应，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堪称历史性的重要转折。

第一，中国经济通常被认为是以投资为主、工业为主、较多依靠外需的结构。从2012年起，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超过投资，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外贸出口增幅从过去的20%以上回落到5%-10%（出口增幅的回落，更多要由汇率上升、国内要素成本上升解释）。

第二，率先回落的东部沿海地区逐步适应新环境，呈现增长走稳趋势。

第三，经济增速回调中，就业总体保持稳定。全国职业岗位需求略大于供给，其中技术工人、熟练工人、基础工程师需求缺口较大。当然，如果短期内增速下降较快，总体就业压力仍可能变得突出。

第四，企业盈利水平对增长放缓的适应性增强。自2012年５月以来，工业增加值增速一直在10%附近及以下，但企业亏损情况总体好于历史水平。

在宏观调控层面，主要是通过调结构、促转型来获取新的增长动力。

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期

从大的背景看，中国经济仍处在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经济增长新常态”，或者“中高速稳定增长期”，但是这个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在探索中。

增长速度还与结构转换密不可分。回顾过去30多年的发展，消费增长率基本稳定，出口对增长的直接影响有较大的或然性，总体上占较小的比重。2009-2013年投资总额中，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5%左右，制造业投资在30%以上。大体上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由高投资拉动，高投资很大程度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拉动。

基础设施投资：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和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占比的峰值，在2000年前后相继到来，此后逐步下降。今后一些年，这两个比重将大体维持稳定。由于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密度已与发达经济体接近，高速铁路建设位居世界前列，移动通讯工具普及率较高等因素，以上领域作为基础设施重要组成部分的投资增幅有限。

房地产：2011年房地产投资可能已达历史峰值。2014-2015年，基于施工面积测算的城镇住宅投资实际增速将降至10％以下，“十三五”期间和2020年以后，城镇住宅的实际增速可能将低于5%。

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它们所拉动的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产能过剩严重，这些行业的投资增速也相应下降。出口增速下降到10%或以下水平，也相应减缓了制造业投资的增长。

这样，随着主要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驱动的投资高增长的结束，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时代也相应结束。增长阶段的转换势在必行。

投资增长放缓后，消费比重将相应上升。相应地，在产业领域，服务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出口增速的下降，也使增长更多地依靠内需。这样，所对应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条件都要求发生系统性变革。

经济增长动力调整的挑战

由旧常态转到新常态，所面临的问题、矛盾、挑战多于其他时期是必然和正常的。从国际经验看，许多经济体正是在这个时期出了大的问题。中国的经济转型正在进行中，很可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主动适应并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转型下半程的中心任务。

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背后是经济结构重大调整和体制政策环境的深刻变革。从中国目前情况看，这一转换过程将主要遇到以下重要挑战：

1、如何有效把控和化解转换过程中的财政金融风险。尽管增长过程中存在低效率和风险隐患，但只要有足够大的需求空间，高增长本身具有化解或推后财政金融风险的特性。但当高增长势头难以延续，风险就会显露。

2、如何拓展新增长领域并促进多种形式的创新。这些新增长领域可能由于潜在需求被挖掘而催生（如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也可能由于新技术出现而触发（如网购），还可能由应对既有突出的问题而引发（节能，节水，减排、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其中潜力最大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创新是拓展新增长领域更重要的途径。除技术创新外，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制度和政策创新的空间也很可观。

在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原有的增长动力减弱或衰退，新的增长动力尚在启动或培育之中。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根本性挑战。增长动力转变的关键，是如何更大程度地促进科技创新和提升技术效率。

以深化改革应对增长阶段转换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战略部署。应对增长阶段转换期的挑战，争取在不长时间内平稳转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把决定中提出的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今后一个时期的改革将分为两类。一类是攻坚性改革，对那些看得较准，条件具备，风险可以承受的“硬骨头问题”，集中力量和时间争取取得决定性进展。另一类是探索性改革，对那些方向和目录大体明确，但改革路径和方法仍有较大不确定的领域，允许和鼓励地方、基层开展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将那些有普遍意义的内容上升为全国政策。今后一个时期应着力从五个方面推进改革：

一是防控和化解金融风险，当前财政金融风险隐患集中在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等领域。应正确处理局部风险和全局风险的关系，通过改革强化约束、增进效率，以局部风险的有效释放争取不出现系统性风险。

二是以破除行政性垄断，促进竞争，为重点加快基础产业领域改革。集中体现在基础产业。在这一领域的放宽准入上，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动作，既要“放小”，也要“放大”。

三是以降成本为重点促进企业盈利模式转换。当前对企业转型升级形成严重制约的有六项成本，即劳动成本、土地成本、资金成本、流通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成本和准入成本。降低这六项成本都亟待相关改革的深入和突破。

四是以服务业为重点，加快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服务业是中国下一步增长和潜力最大，新增长点众多的领域。要把服务业作为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点，着力推进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对外开放。与此同时，更要加快服务业的对内开放。

五是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很大程度上是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高竞争力的制造业与高质量的服务业是密不可分的。必须毫不动摇地持续发展制造业，重点是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并逐步实现由低成本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换。

2014年经济回顾和2015—20124年展望

结构升级将继续是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未来十年消费率将快速上升，将由目前的50%上升到2023年的60%以上，相应的投资率将不断下滑，到2030年将下滑到35%左右。未来十年服务业占比将从目前的46%上升至2023年的57%左右，相应农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将有所下滑。

2014年经济处于合理区间，风险累积

2014年，GDP增长7.4%，经济运行仍处在合理区间。2012年以来，经济运行在下行趋势中避免了大起大落，为各类市场主体有序转型创造了较好的宏观环境。

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政府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进一步规范。财税、金融等改革稳步推进。中韩、中澳自贸区完成实质性谈判，APEC会议达成了建立亚太自贸区的时间表。自贸区建设平稳推进，对外开放正在迈上新台阶。

加强发展薄弱环节。加大中西部铁路、棚户区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等建设，进一步夯实农业基础，实现粮食生产“十一连增”。

“一带一路”战略加快推进。城镇新增就业达1300万人。从全国就业供求分析看，“求人倍率”稳定在1.1左右，总体上求大于供。31个大中城市的调查失业率为5%左右，并未随经济下行而走高。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新增劳动力总量压力已经明显减弱。经济结构发生积极变化。三产拉动GDP增长3.8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1.6%。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稳步上升，超过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带动力。

工业：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3.3%，财政收入和税收增速分别为8.6%和7.8%。效益指标相对于经济增速的弹性减小，表明市场主体逐步适应宏观环境的变化。行业盈利水平出现分化（煤炭、冶金、有色、化工等重化工业销售利润大幅下滑，纺织服装、家具、金属制品、家电等传统优势产业基本稳定，医药、仪器仪表、运输设备、专用设备等高端制造业利润保持较高水平）。这表明，随着结构升级，不同行业的企业在逐步形成与7%左右的经济增速和10%左右的工业增速适应的运营机制。

房地产：

2014年全年完成城镇住宅投资6.5万亿元，较上年增10.5%，增速降至16年来的新低。住宅新开工13亿平方米，较上年降12%。土地购置面积下降14.5%，成交总价款与上年持平。城镇住宅销售面积10.5亿平方米，销售收入6.1万亿元，均较上年降10%。70个大中城市价格同比下降2.7%。

近3年施工和竣工面积年均增速降至10%和5%左右，仅相当于2004-2011年均增速的一半。按照住房建设规律，施工和竣工的阶段性高点预计可能在“十三五”期间出现。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投资11.2万亿元，同比增20.29%（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增23.6%，交运仓储邮政增18.6%，电热气水增17.1%）。西部地区的交通建设投资额及增速均超过东、中部地区。增速比上年低0.91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中央加快清理地方债务、土地市场趋冷。

当前，经济运行仍存在一些严峻问题：

第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从投资、消费和外需几方面看，增长动力面临“青黄不接”的挑战。

第二，经济结构调整偏慢，产能过剩的问题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实体经济整体效益下降。整个制造业的设备利用率仅70.8%。传统产业产能过剩行业从钢铁，电解铝，水泥，汽车等扩展到焦炭，电石，铁合金，铜冶炼，纺织，石化等行业；新兴产业产能过剩包括碳纤维，风电，LED，锂电池，光伏等领域。重化工业和国家鼓励发展的新兴产业，往往是地方赖以提高地方经济的着力点。由于地方保护和缺乏有效退出机制，过剩产能调整进展缓慢。这使得行业整体受到拖累，破产倒闭的风险增加，并引发金融财政风险。

第三，房地产泡沫、流动性风险和地方债务等风险有所累积，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与财政支出刚性增长之间的矛盾有所突出。

（1）经过近些年的迅猛发展，房地产市场的区域格局发生分化。一二线城市因吸纳就业能力高，城市规模仍在扩张；三四线城市住房出现供大于求局面，但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惯性作用下继续供地。

（2）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和政府债务规模急剧膨胀，支持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至2013年6月底，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7万亿元（占GDP36.7％），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9万亿，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6.7万亿，三项累计30.3万亿元。由于缺乏稳定的地方支柱税种和主体税源，过度依靠土地财政和抵押贷款，现有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显然不可持续。

（3）货币供应量持续高于GDP名义增速，债务余额占GDP比例已达215%左右，货币总量巨大与资金价格高企并存，大量新增资金配置到房地产、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挤出实体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推高市场利率。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调整、地方债务累积、制造业经营困难，导致部分债务违约、小贷公司破产，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加上联保互保等因素，金融风险快速积累。目前风险尚在可控范围。

表1 中国政府债务规模（单位：亿元）

第四，农业、外贸、社会、民生和生态环境等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

预计2015年增长趋势

2015年，国际经济明显分化，内需增长仍面临下行压力。预计2015年经济增长率为7%左右。

国际经济低迷，影响出口增长

第一，各主要经济体经济走势和经济政策进一步分化。美国经济增长趋稳，失业率降至5.6%，受能源成本下降、消费和投资增长企稳等因素支撑，2015年增速可能达到3%。欧盟经济仍在衰退边沿，欧央行从3月份每月购入600亿欧元政府和私人债券，德国、西班牙等经济景气有所好转，2015年有望止跌回稳。日本经济低位增长，结构改革难有实质推进，经济增长超过1%的概率较低。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将略有回升，但发达经济体的带动效应有限，加之资金外流等，回升势头脆弱。

第二，各国经济运行和政策出现巨大差异，国际资本流动加剧，部分国家资本估值偏高、面临调整。金融市场波动加剧。

第三，受全球需求不振、地缘政治冲突以及美国页岩气和页岩油大规模生产等因素影响，石油价格大幅下滑，带动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下行，对资源输出型国家经济有不利影响。

第四，非经济因素：地缘政治冲突、乌克兰危机、埃博拉病毒、伊斯兰极端势力等，冲击全球经济的稳定。

展望2015年，世界经济在分化中维持总体稳定。综合考虑我国出口结构特点和美元升值因素，我国出口增速有望达到7%左右。

投资是关键因素

2015年，外部需求难有起色。经济运行关键看内需，内需的关键则在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综合测算，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有望增长14%左右。

2014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房地产、基础设施占比分别为33.5%、26%、22.5%，三项都面临下行压力。

第一，制造业投资将小幅降低。钢铁、水泥等重化工业产能整体过剩，房地产调整，汽车生产进入相对低增长期，制造业投资增速仍处下行通道。考虑加速折旧、设备更新、出口趋稳等短期积极因素，预计2015 年制造业投资增长12%左右。

第二，房地产去库存任务较重。2014年全国待售住房面积增加近30%（前三年待售面积平均增加32%），其中北上广深四市待售面积增速分别是-10.5%、10.8%、7.3%、20.5%。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速预计在7%左右，商品房销售面积和收入增幅预计增长5%-10%。需求增长放缓的趋势难以扭转。我国城镇户均住房在2013年已达到1套，供求基本平衡。新执行的信贷政策对住宅销售的增长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预计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幅降到7%左右，比2014年降低5个百分点。

第三，基础设施投资支撑不足。一方面地方政府融资难度加大，公私合作（PPP）短期难担当大任；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央提出的关于“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长江黄金水道”等重大发展战略，若中央财政适当加大支持力度，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有望达到20-23%，但维持不了过去10年25-30%的高速增长态势。

另外，服务业、现代农业投资仍有望保持较快增长。

消费增长稳中趋降，物价压力不明显

2009年以来我国消费增速快于GDP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调整的压力正在积累。特别是随着经济减速，收入增长也将放慢，住房、汽车消费带动的增长效应也在减弱，居民消费支出呈稳中趋降态势。考虑信息等新消费形态较快增长，消费短期降幅不会太明显。预计2015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11%左右。预计2015年CPI涨幅1.8%。

总体判断：综合内外条件，我国2015年经济增速将继续下降，但有条件争取7%左右的增长。但国际经济、国内投资市场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不排除增速低于7%的可能。

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要力争速度下台阶的同时质量上台阶；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防控和化解风险，防止矛盾激化；将深化改革与扩大内需有机结合，把有利于稳增长、促创新的改革举措放在优先位置。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就业、稳效益、控风险、促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2015-2024展望*

预测2015-2024年的10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6.2%。到2024年，人均GDP将由目前接近5万元上升至12万元左右（从7500美元上升至2.2万美元左右），与韩国21世纪初以及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的发展水平相当。届时城镇化率将达到63.5%左右。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将不断调整。（1）消费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未来10年，消费率将由目前的50%左右上升至2024年的60%以上，投资率将下滑至37%左右。（2）未来10年服务业占比将由目前的48%左右上升至2024年的60%左右，农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将有所下滑。（3）技术进步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与过去相比，未来10年TFP增长率将有所下滑，但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过去平均30%左右上升至2024 年40%左右。

表2 2015-2024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展望

房地产：未来10年新开工需求不足1亿套

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接近55%，城镇常住人口约7.5亿人。约2.6亿个家庭（按照户均2.85人折算，暂不区分家庭户和集体户）。同年，我国城镇住宅总面积大约为215亿平方米（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8.7平方米），套均面积超过85平方米，住房总量超过2.5亿套。按照常住人口口径，每户城镇家庭已拥有近一套住房。

综合联合国人口署等多家机构的预测，2024年我国人口将达14.2亿。未来10年城镇常住人口年均增幅约1700万人，2024年达9.2亿人、3.38亿城镇家庭（按每家2.7人折算），城镇化率65%。按每户1.05套、套均92平方米推算，大致需要住房3.5亿套，320亿平方米。考虑折旧拆迁等因素，预计需要新建近1.2亿套住房。

2014年施工面积共52亿平方米，在建住宅4500万套（按套均105平方米、扣除6%不可销售部分）。按此推算，未来10 年每年城镇住宅新开工水平不足1000万套。

房地产业仍然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1977年到2010年，美、日等国房地产行业占GDP的比重从8-10%上升至13%左右。2013年中国房地产增加值占GDP比重不足6%，与发达国家平均10%的比重还有一定差距。

基础设施：投资空间估计不可过高

这里主要对铁路和公路的里程数和投资水平、邮电通讯的实物量和投资水平等进行预测。今后5-10 年，基础设施投资将主要集中在城市群的互联互通、转移人口市民化引致的公共服务，以及人口进一步集聚引致的能源、资源和供应链配置与建设需求等方面。2014年中央提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重大战略，所涉及区域未来基础设施投资将有较快发展。

1949 -2014 年，中国铁路里程数从2. 18万公里增长到11.2万公里，年均增幅3.1%（其中2008-2013年均增长5.3%）。2009 -2014 年高铁总里程从6600 公里快速上升到16000 公里，居世界第一位。

2014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2.5万亿元，其中铁路8088亿元、公路建设15256亿元、水运建设1458亿元。

表3 未来10年中国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实物量的预测值

2004 -2013 年，全国和各地基础设施投资的社会回报率从39%降至25%，其中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社会回报率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这表明全国和各地基础设施投资的可持续性存在较大挑战。

从长期需求看基础设施投资和资本存量的提升空间：东部地区的交通、能源和通讯水平已接近或部分超过了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中西部城市化率较低，根据对未来10年趋势预测，还有相当大的投资空间，但不可估计过高。从全局看，未来几年主要是续建2009年开工的许多重大基建项目，短期内新一轮的基建投资高潮很难形成。

投资导向要从过去的积极主动型向后向诱导式转变。重点是加快构建以地方债和政策性金融体系为核心的新型投融资模式，更多运用PPP等市场化投融资模式，提高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和长期可持续性。

汽车需求增速较快

2014年，国内汽车生产2372.29万辆，销售2349.1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7.3%和6.9%，产销增幅较上年回落约7个百分点。乘用车和商用车分别销售1970.06万辆和379.13万辆，比上年分别增长9.89%和-6.53%。

与上年相比，价格10万元以下车型的比重持续降低，10-15万元及30 万元以上车型需求比重明显提升。汽车市场价格波动主要体现在乘用车上。

2014年，民用汽车保有量（不含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和千人汽车拥有量分别达到1.45亿辆和106辆，较上年分别增长14.2%和13.7%。预计2015国产新车销量2425-2465万辆，增长3.4%-5.0%。

根据典型国际经验，中国已进入千人汽车拥有量从100辆到200辆的中高速增长阶段。未来5 -7 年，千人汽车拥有量增幅将保持11%-12%的增速区间)。随着经济增速的逐步下降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汽车市场将过渡到饱和期发展阶段。预计到2024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3.5%左右，我国总汽车保有量为3.6亿辆，新车产销规模达到3000万辆，千人拥有251辆。

出口：转型升级任重道远

2014年的出口，剔除对香港特区和台湾地区的出口，实际上延续了2013年3月以来在波动中逐步回升的趋势，第四季度下跌，原因是美欧进口增长迟缓。

出口结构调整：纺织品、服装、旅行箱包等增速低于上年，彩电、汽车零件、自行车、钢铁的增速高于上年，机械和运输设备在欧美的市场份额出现了重新上升的势头。

根据国际经济形势分析，外需形势将有所改善，但存在不利因素。人民币跟随美元被动升值会削弱出口的价格竞争力。2015年出口增速大致与2014年持平，在6%左右。

2014年外商直接投资连续第三年下降，降幅达12%。加工贸易出口将继续低迷。由于劳动力和土地等成本上升，外资企业布局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合计占比从2006年的不足7%提高到16%，东部则从近90%降至81%。

预计未来10年，如果能培育新的出口竞争优势，中国出口名义增速将保持在10%左右。

我国出口结构转型升级的调整过程还远未结束。2009年机械产品（电动机械和非电动机械合计）占中国全部货物出口的比重曾达到44%，表面看和韩国、日本的峰值水平相当（45%和50%），但由于中国出口的大量机械电子产品主要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在国内完成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增值率并不高。如只算非加工贸易，中国的这一比重只有26%左右（2011）。

按照增加值贸易统计，可以有效剔除因多次跨境生产、运输带来的贸易统计重复计算，更准确地反映某出口部门在价值增值方面的贡献。比如，中国电动机械占出口总值的比重为25%（2013），韩国最高为30%，日本最高为23%。而中国电动机械在工业品增加值出口中的比重是18%（2010），韩国和日本最高分别为29%和28%。在人均GDP水平快速提高、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减弱的情况下，中国要想保持出口制造业的竞争力，必须不断提升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工业和出口中的比重。这也是提高制造业整体生产率的必由之路。

就业与人口

就业形势：2014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普通工人就业数量减少。但因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就业岗位需求的增长减少。全年新增就业1332万人，比2013年多增12 万人，保持了2009年以来就业稳定增长的态势。

大学生求职数量创新高，就业形势稍好于2013年。2001年高校毕业生103.6万人，2014年达727万人（含研究生），2015年预计749万人，占城镇新增就业的比重从不到30%到超过50%（2011年起），成为最主要的新增就业群体。

据计算，1991年以来我国城镇失业率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2003-2009 年，城镇失业率从10.52%降至8.56%，2012-2014年保持在6.3%左右。

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农业劳动力：2013年，我国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的31.4%。据北大家庭追踪调查，在乡村人口中，真正纯务农的劳动力仅占15岁以上人口的1.76%，有30.38%的劳动力以务农为主兼打工，另有14.9%的劳动力以非农工作为主兼营农业。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在相同发展水平时，农业就业比重分别是17.3%、16.4%、12.9%。“十三五”期间，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仍有潜力。

人口：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人口模型预测，到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4.12亿，平均每年增长0.53%，2030年达到14.42亿峰值，2050年约14.0亿。

“十三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年将减少0.2%、约200 万人；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从2015年的9.33亿下降到2020年的9.23亿。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幅度将逐年增大，2020年约比上年减少293万人，而2025年约比上年减少707万人。

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了整体就业压力，但也带来部分行业劳动力供应不足问题。2014年，起各地均开始实施单独两孩政策，这有助于提升我国人口生育率和减缓人口老龄化。

联合国预测，到2020年，主要经济体的人口抚养比（每个15-64岁的劳动人口抚养儿童和老人的比例），日本是70.2%，法国61.9%，美国、英国、德国55-58%，印度、俄罗斯48%-49%，巴西、中国、韩国在42%左右。未来10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仍处于较低水平。

（编辑高梁 季节）

*此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4~2023、2015~2024）年度研究报告摘编，这两份报告分别由中信出版社2014年、2015年出版。

*本课题采用一般均衡模型用于模拟经济结构变化，进行长期经济展望。该模型除了考虑供给侧影响因素外，还纳入了需求侧影响因素，将两方面因素综合在一个完整框架之中。将投资增长与需求侧变化建立直接联系，来综合反映两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模型选取城镇居民新建住房的增速、城市居民人口增速、出口增速、汽车保有量增速以及人均GDP五个指标，分别作为影响投资需求的主要因素，同时利用后发追赶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面板数据将这些指标与相应投资的增速进行回归，寻找投资变化的定量规律。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围绕转型升级任务迫切、融合创新特点明显、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领域，提出了11个具体行动：一是“互联网+”创业创新，充分发挥互联网对创业创新的支撑作用，推动各类要素资源集聚、开放和共享，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二是“互联网+”协同制造，积极发展智能制造和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提升网络化协同制造水平，加速制造业服务化转型。三是“互联网+”现代农业，构建依托互联网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发展精准化生产方式，培育多样化网络化服务模式。四是“互联网+”智慧能源，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智能化，建设分布式能源网络，发展基于电网的通信设施和新型业务。五是“互联网+”普惠金融，探索推进互联网金融云服务平台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拓宽服务覆盖面，拓展互联网金融服务创新的深度和广度。六是“互联网+”益民服务，创新政府网络化管理和服务，大力发展线上线下新兴消费和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养老、教育、旅游、社会保障等新兴服务。七是“互联网+”高效物流，构建物流信息共享互通体系，建设智能仓储系统，完善智能物流配送调配体系。八是“互联网+”电子商务，大力发展农村电商、行业电商和跨境电商，推动电子商务应用创新。九是“互联网+”便捷交通，提升交通基础设施、运输工具、运行信息的互联网化水平，创新便捷化交通运输服务。十是“互联网+”绿色生态，推动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加强资源环境动态监测，实现生态环境数据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十一是“互联网+”人工智能，加快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突破，培育发展人工智能新兴产业，推进智能产品创新，提升终端产品智能化水平。

附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互联网与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具有广阔前景和无限潜力，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正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影响。积极发挥我国互联网已经形成的比较优势，把握机遇，增强信心，加快推进“互联网+”发展，有利于重塑创新体系、激发创新活力、培育新兴业态和创新公共服务模式，对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在互联网技术、产业、应用以及跨界融合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已具备加快推进“互联网+”发展的坚实基础，但也存在传统企业运用互联网的意识和能力不足、互联网企业对传统产业理解不够深入、新业态发展面临体制机制障碍、跨界融合型人才严重匮乏等问题，亟待加以解决。为加快推动互联网与各领域深入融合和创新发展，充分发挥“互联网+”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重要作用，现就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提出以下意见。

一、行动要求

（一）总体思路。

顺应世界“互联网+”发展趋势，充分发挥我国互联网的规模优势和应用优势，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加速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强各行业创新能力，构筑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和新动能。坚持改革创新和市场需求导向，突出企业的主体作用，大力拓展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的广度和深度。着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发展潜力和活力；着力做优存量，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着力做大增量，培育新兴业态，打造新的增长点；着力创新政府服务模式，夯实网络发展基础，营造安全网络环境，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二）基本原则。

坚持开放共享。营造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将互联网作为生产生活要素共享的重要平台，最大限度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形成以开放、共享为特征的经济社会运行新模式。

坚持融合创新。鼓励传统产业树立互联网思维，积极与“互联网+”相结合。推动互联网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加速渗透，以融合促创新，最大程度汇聚各类市场要素的创新力量，推动融合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和新支柱。

坚持变革转型。充分发挥互联网在促进产业升级以及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中的平台作用，引导要素资源向实体经济集聚，推动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变革。创新网络化公共服务模式，大幅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坚持引领跨越。巩固提升我国互联网发展优势，加强重点领域前瞻性布局，以互联网融合创新为突破口，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实现跨越式发展。

坚持安全有序。完善互联网融合标准规范和法律法规，增强安全意识，强化安全管理和防护，保障网络安全。建立科学有效的市场监管方式，促进市场有序发展，保护公平竞争，防止形成行业垄断和市场壁垒。

（三）发展目标。

到2018年，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深化，基于互联网的新业态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互联网支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互联网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协同互动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经济发展进一步提质增效。互联网在促进制造业、农业、能源、环保等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基于互联网的新兴业态不断涌现，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对经济提质增效的促进作用更加凸显。

——社会服务进一步便捷普惠。健康医疗、教育、交通等民生领域互联网应用更加丰富，公共服务更加多元，线上线下结合更加紧密。社会服务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公众享受到更加公平、高效、优质、便捷的服务。

——基础支撑进一步夯实提升。网络设施和产业基础得到有效巩固加强，应用支撑和安全保障能力明显增强。固定宽带网络、新一代移动通信网和下一代互联网加快发展，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型基础设施更加完备。人工智能等技术及其产业化能力显著增强。

——发展环境进一步开放包容。全社会对互联网融合创新的认识不断深入，互联网融合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有效破除，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取得实质性进展，相关标准规范、信用体系和法律法规逐步完善。

到2025年，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的“互联网+”产业生态体系基本完善，“互联网+”新经济形态初步形成，“互联网+”成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二、重点行动

（一）“互联网+”创业创新。

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创新驱动作用，以促进创业创新为重点，推动各类要素资源聚集、开放和共享，大力发展众创空间、开放式创新等，引导和推动全社会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等负责，列第一位者为牵头部门，下同）

1.强化创业创新支撑。鼓励大型互联网企业和基础电信企业利用技术优势和产业整合能力，向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开放平台入口、数据信息、计算能力等资源，提供研发工具、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提高小微企业信息化应用水平，培育和孵化具有良好商业模式的创业企业。充分利用互联网基础条件，完善小微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集聚创业创新资源，为小微企业提供找得着、用得起、有保障的服务。

2.积极发展众创空间。充分发挥互联网开放创新优势，调动全社会力量，支持创新工场、创客空间、社会实验室、智慧小企业创业基地等新型众创空间发展。充分利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商贸企业集聚区、小微企业创业示范基地等现有条件，通过市场化方式构建一批创新与创业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孵化与投资相结合的众创空间，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的工作空间、网络空间、社交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实施新兴产业“双创”行动，建立一批新兴产业“双创”示范基地，加快发展“互联网+”创业网络体系。

3.发展开放式创新。鼓励各类创新主体充分利用互联网，把握市场需求导向，加强创新资源共享与合作，促进前沿技术和创新成果及时转化，构建开放式创新体系。推动各类创业创新扶持政策与互联网开放平台联动协作，为创业团队和个人开发者提供绿色通道服务。加快发展创业服务业，积极推广众包、用户参与设计、云设计等新型研发组织模式，引导建立社会各界交流合作的平台，推动跨区域、跨领域的技术成果转移和协同创新。

（二）“互联网+”协同制造。

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强产业链协作，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协同制造新模式。在重点领域推进智能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制造和服务型制造，打造一批网络化协同制造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形成制造业网络化产业生态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共同牵头）

1.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以智能工厂为发展方向，开展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加快推动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等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推进生产装备智能化升级、工艺流程改造和基础数据共享。着力在工控系统、智能感知元器件、工业云平台、操作系统和工业软件等核心环节取得突破，加强工业大数据的开发与利用，有效支撑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构建开放、共享、协作的智能制造产业生态。

2.发展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支持企业利用互联网采集并对接用户个性化需求，推进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和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的柔性化改造，开展基于个性化产品的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鼓励互联网企业整合市场信息，挖掘细分市场需求与发展趋势，为制造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提供决策支撑。

3.提升网络化协同制造水平。鼓励制造业骨干企业通过互联网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协同，促进生产、质量控制和运营管理系统全面互联，推行众包设计研发和网络化制造等新模式。鼓励有实力的互联网企业构建网络化协同制造公共服务平台，面向细分行业提供云制造服务，促进创新资源、生产能力、市场需求的集聚与对接，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加快全社会多元化制造资源的有效协同，提高产业链资源整合能力。

4.加速制造业服务化转型。鼓励制造企业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整合产品全生命周期数据，形成面向生产组织全过程的决策服务信息，为产品优化升级提供数据支撑。鼓励企业基于互联网开展故障预警、远程维护、质量诊断、远程过程优化等在线增值服务，拓展产品价值空间，实现从制造向“制造+服务”的转型升级。

（三）“互联网+”现代农业。

利用互联网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培育一批网络化、智能化、精细化的现代“种养加”生态农业新模式，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加快完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培育多样化农业互联网管理服务模式，逐步建立农副产品、农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农业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商务部、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林业局等负责）

1.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鼓励互联网企业建立农业服务平台，支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加强产销衔接，实现农业生产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科技化、组织化和精细化水平，推进农业生产流通销售方式变革和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值空间。规范用好农村土地流转公共服务平台，提升土地流转透明度，保障农民权益。

2.发展精准化生产方式。推广成熟可复制的农业物联网应用模式。在基础较好的领域和地区，普及基于环境感知、实时监测、自动控制的网络化农业环境监测系统。在大宗农产品规模生产区域，构建天地一体的农业物联网测控体系，实施智能节水灌溉、测土配方施肥、农机定位耕种等精准化作业。在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基地和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基地，推动饲料精准投放、疾病自动诊断、废弃物自动回收等智能设备的应用普及和互联互通。

3.提升网络化服务水平。深入推进信息进村入户试点，鼓励通过移动互联网为农民提供政策、市场、科技、保险等生产生活信息服务。支持互联网企业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合作，综合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建立农业信息监测体系，为灾害预警、耕地质量监测、重大动植物疫情防控、市场波动预测、经营科学决策等提供服务。

4.完善农副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充分利用现有互联网资源，构建农副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公共服务平台，推进制度标准建设，建立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衔接机制。支持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利用互联网技术，对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精细化信息化管理，加快推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二维码、无线射频识别等信息技术在生产加工和流通销售各环节的推广应用，强化上下游追溯体系对接和信息互通共享，不断扩大追溯体系覆盖面，实现农副产品“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可追溯，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四）“互联网+”智慧能源。

通过互联网促进能源系统扁平化，推进能源生产与消费模式革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节能减排。加强分布式能源网络建设，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促进能源利用结构优化。加快发电设施、用电设施和电网智能化改造，提高电力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能源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负责）

1.推进能源生产智能化。建立能源生产运行的监测、管理和调度信息公共服务网络，加强能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信息对接和生产消费智能化，支撑电厂和电网协调运行，促进非化石能源与化石能源协同发电。鼓励能源企业运用大数据技术对设备状态、电能负载等数据进行分析挖掘与预测，开展精准调度、故障判断和预测性维护，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安全稳定运行水平。

2.建设分布式能源网络。建设以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多能源协调互补的能源互联网。突破分布式发电、储能、智能微网、主动配电网等关键技术，构建智能化电力运行监测、管理技术平台，使电力设备和用电终端基于互联网进行双向通信和智能调控，实现分布式电源的及时有效接入，逐步建成开放共享的能源网络。

3.探索能源消费新模式。开展绿色电力交易服务区域试点，推进以智能电网为配送平台，以电子商务为交易平台，融合储能设施、物联网、智能用电设施等硬件以及碳交易、互联网金融等衍生服务于一体的绿色能源网络发展，实现绿色电力的点到点交易及实时配送和补贴结算。进一步加强能源生产和消费协调匹配，推进电动汽车、港口岸电等电能替代技术的应用，推广电力需求侧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基于分布式能源网络，发展用户端智能化用能、能源共享经济和能源自由交易，促进能源消费生态体系建设。

4.发展基于电网的通信设施和新型业务。推进电力光纤到户工程，完善能源互联网信息通信系统。统筹部署电网和通信网深度融合的网络基础设施，实现同缆传输、共建共享，避免重复建设。鼓励依托智能电网发展家庭能效管理等新型业务。

（五）“互联网+”普惠金融。

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全面提升互联网金融服务能力和普惠水平，鼓励互联网与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的融合创新，为大众提供丰富、安全、便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不同层次实体经济的投融资需求，培育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型企业。（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网信办等负责）

1.探索推进互联网金融云服务平台建设。探索互联网企业构建互联网金融云服务平台。在保证技术成熟和业务安全的基础上，支持金融企业与云计算技术提供商合作开展金融公共云服务，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精准化的金融产品。支持银行、证券、保险企业稳妥实施系统架构转型，鼓励探索利用云服务平台开展金融核心业务，提供基于金融云服务平台的信用、认证、接口等公共服务。

2.鼓励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拓宽服务覆盖面。鼓励各金融机构利用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在更广泛地区提供便利的存贷款、支付结算、信用中介平台等金融服务，拓宽普惠金融服务范围，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支撑。支持金融机构和互联网企业依法合规开展网络借贷、网络证券、网络保险、互联网基金销售等业务。扩大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试点，充分发挥保险业在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中的作用。推动金融集成电路卡（IC卡）全面应用，提升电子现金的使用率和便捷性。发挥移动金融安全可信公共服务平台（MTPS）的作用，积极推动商业银行开展移动金融创新应用，促进移动金融在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等领域的规模应用。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借助互联网技术发展消费信贷业务，支持金融租赁公司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金融租赁业务。

3.积极拓展互联网金融服务创新的深度和广度。鼓励互联网企业依法合规提供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中小微企业、创新型企业和个人的投融资需求。规范发展网络借贷和互联网消费信贷业务，探索互联网金融服务创新。积极引导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投资于互联网金融企业。利用大数据发展市场化个人征信业务，加快网络征信和信用评价体系建设。加强互联网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和投资者保护，建立多元化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改进和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提高金融服务安全性，有效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及其外溢效应。

（六）“互联网+”益民服务。

充分发挥互联网的高效、便捷优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服务消费成本。大力发展以互联网为载体、线上线下互动的新兴消费，加快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养老、教育、旅游、社会保障等新兴服务，创新政府服务模式，提升政府科学决策能力和管理水平。（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卫生计生委、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林业局、旅游局、网信办、信访局等负责）

1.创新政府网络化管理和服务。加快互联网与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促进公共服务创新供给和服务资源整合，构建面向公众的一体化在线公共服务体系。积极探索公众参与的网络化社会管理服务新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应用平台等，加快推进政务新媒体发展建设，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交流，提高政府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响应速度，提升政府科学决策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深入推进网上信访，提高信访工作质量、效率和公信力。鼓励政府和互联网企业合作建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探索开展一批社会治理互联网应用试点，打通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之间的数据壁垒，利用大数据分析手段，提升各级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加强对“互联网+”行动的宣传，提高公众参与度。

2.发展便民服务新业态。发展体验经济，支持实体零售商综合利用网上商店、移动支付、智能试衣等新技术，打造体验式购物模式。发展社区经济，在餐饮、娱乐、家政等领域培育线上线下结合的社区服务新模式。发展共享经济，规范发展网络约租车，积极推广在线租房等新业态，着力破除准入门槛高、服务规范难、个人征信缺失等瓶颈制约。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文化、媒体和旅游等服务，培育形式多样的新型业态。积极推广基于移动互联网入口的城市服务，开展网上社保办理、个人社保权益查询、跨地区医保结算等互联网应用，让老百姓足不出户享受便捷高效的服务。

3.推广在线医疗卫生新模式。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卫生服务，支持第三方机构构建医学影像、健康档案、检验报告、电子病历等医疗信息共享服务平台，逐步建立跨医院的医疗数据共享交换标准体系。积极利用移动互联网提供在线预约诊疗、候诊提醒、划价缴费、诊疗报告查询、药品配送等便捷服务。引导医疗机构面向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开展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等远程医疗服务。鼓励互联网企业与医疗机构合作建立医疗网络信息平台，加强区域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整合，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提高重大疾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能力。积极探索互联网延伸医嘱、电子处方等网络医疗健康服务应用。鼓励有资质的医学检验机构、医疗服务机构联合互联网企业，发展基因检测、疾病预防等健康服务模式。

4.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支持智能健康产品创新和应用，推广全面量化健康生活新方式。鼓励健康服务机构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搭建公共信息平台，提供长期跟踪、预测预警的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发展第三方在线健康市场调查、咨询评价、预防管理等应用服务，提升规范化和专业化运营水平。依托现有互联网资源和社会力量，以社区为基础，搭建养老信息服务网络平台，提供护理看护、健康管理、康复照料等居家养老服务。鼓励养老服务机构应用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便携式体检、紧急呼叫监控等设备，提高养老服务水平。

5.探索新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鼓励互联网企业与社会教育机构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数字教育资源，提供网络化教育服务。鼓励学校利用数字教育资源及教育服务平台，逐步探索网络化教育新模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促进教育公平。鼓励学校通过与互联网企业合作等方式，对接线上线下教育资源，探索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教育公共服务提供新方式。推动开展学历教育在线课程资源共享，推广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等网络学习模式，探索建立网络学习学分认定与学分转换等制度，加快推动高等教育服务模式变革。

（七）“互联网+”高效物流。

加快建设跨行业、跨区域的物流信息服务平台，提高物流供需信息对接和使用效率。鼓励大数据、云计算在物流领域的应用，建设智能仓储体系，优化物流运作流程，提升物流仓储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和运转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交通运输部、网信办等负责）

1.构建物流信息共享互通体系。发挥互联网信息集聚优势，聚合各类物流信息资源，鼓励骨干物流企业和第三方机构搭建面向社会的物流信息服务平台，整合仓储、运输和配送信息，开展物流全程监测、预警，提高物流安全、环保和诚信水平，统筹优化社会物流资源配置。构建互通省际、下达市县、兼顾乡村的物流信息互联网络，建立各类可开放数据的对接机制，加快完善物流信息交换开放标准体系，在更广范围促进物流信息充分共享与互联互通。

2.建设深度感知智能仓储系统。在各级仓储单元积极推广应用二维码、无线射频识别等物联网感知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实现仓储设施与货物的实时跟踪、网络化管理以及库存信息的高度共享，提高货物调度效率。鼓励应用智能化物流装备提升仓储、运输、分拣、包装等作业效率，提高各类复杂订单的出货处理能力，缓解货物囤积停滞瓶颈制约，提升仓储运管水平和效率。

3.完善智能物流配送调配体系。加快推进货运车联网与物流园区、仓储设施、配送网点等信息互联，促进人员、货源、车源等信息高效匹配，有效降低货车空驶率，提高配送效率。鼓励发展社区自提柜、冷链储藏柜、代收服务点等新型社区化配送模式，结合构建物流信息互联网络，加快推进县到村的物流配送网络和村级配送网点建设，解决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问题。

（八）“互联网+”电子商务。

巩固和增强我国电子商务发展领先优势，大力发展农村电商、行业电商和跨境电商，进一步扩大电子商务发展空间。电子商务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不断深化，网络化生产、流通、消费更加普及，标准规范、公共服务等支撑环境基本完善。（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质检总局、网信办等负责）

1.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产品、农资批发市场对接电商平台，积极发展以销定产模式。完善农村电子商务配送及综合服务网络，着力解决农副产品标准化、物流标准化、冷链仓储建设等关键问题，发展农产品个性化定制服务。开展生鲜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电子商务试点，促进农业大宗商品电子商务发展。

2.大力发展行业电子商务。鼓励能源、化工、钢铁、电子、轻纺、医药等行业企业，积极利用电子商务平台优化采购、分销体系，提升企业经营效率。推动各类专业市场线上转型，引导传统商贸流通企业与电子商务企业整合资源，积极向供应链协同平台转型。鼓励生产制造企业面向个性化、定制化消费需求深化电子商务应用，支持设备制造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融资租赁服务，鼓励中小微企业扩大电子商务应用。按照市场化、专业化方向，大力推广电子招标投标。

3.推动电子商务应用创新。鼓励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平台的大数据资源，提升企业精准营销能力，激发市场消费需求。建立电子商务产品质量追溯机制，建设电子商务售后服务质量检测云平台，完善互联网质量信息公共服务体系，解决消费者维权难、退货难、产品责任追溯难等问题。加强互联网食品药品市场监测监管体系建设，积极探索处方药电子商务销售和监管模式创新。鼓励企业利用移动社交、新媒体等新渠道，发展社交电商、“粉丝”经济等网络营销新模式。

4.加强电子商务国际合作。鼓励各类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商发展，完善跨境物流体系，拓展全球经贸合作。推进跨境电子商务通关、检验检疫、结汇等关键环节单一窗口综合服务体系建设。创新跨境权益保障机制，利用合格评定手段，推进国际互认。创新跨境电子商务管理，促进信息网络畅通、跨境物流便捷、支付及结汇无障碍、税收规范便利、市场及贸易规则互认互通。

（九）“互联网+”便捷交通。

加快互联网与交通运输领域的深度融合，通过基础设施、运输工具、运行信息等互联网化，推进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便捷化交通运输服务发展，显著提高交通运输资源利用效率和管理精细化水平，全面提升交通运输行业服务品质和科学治理能力。（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共同牵头）

1.提升交通运输服务品质。推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企业将服务性数据资源向社会开放，鼓励互联网平台为社会公众提供实时交通运行状态查询、出行路线规划、网上购票、智能停车等服务，推进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多种出行方式信息服务对接和一站式服务。加快完善汽车健康档案、维修诊断和服务质量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2.推进交通运输资源在线集成。利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进一步加强对公路、铁路、民航、港口等交通运输网络关键设施运行状态与通行信息的采集。推动跨地域、跨类型交通运输信息互联互通，推广船联网、车联网等智能化技术应用，形成更加完善的交通运输感知体系，提高基础设施、运输工具、运行信息等要素资源的在线化水平，全面支撑故障预警、运行维护以及调度智能化。

3.增强交通运输科学治理能力。强化交通运输信息共享，利用大数据平台挖掘分析人口迁徙规律、公众出行需求、枢纽客流规模、车辆船舶行驶特征等，为优化交通运输设施规划与建设、安全运行控制、交通运输管理决策提供支撑。利用互联网加强对交通运输违章违规行为的智能化监管，不断提高交通运输治理能力。

（十）“互联网+”绿色生态。

推动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完善污染物监测及信息发布系统，形成覆盖主要生态要素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动态监测网络，实现生态环境数据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充分发挥互联网在逆向物流回收体系中的平台作用，促进再生资源交易利用便捷化、互动化、透明化，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商务部、林业局等负责）

1.加强资源环境动态监测。针对能源、矿产资源、水、大气、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各类生态要素，充分利用多维地理信息系统、智慧地图等技术，结合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优化监测站点布局，扩大动态监控范围，构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立体监控系统。依托现有互联网、云计算平台，逐步实现各级政府资源环境动态监测信息互联共享。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和大数据分析。

2.大力发展智慧环保。利用智能监测设备和移动互联网，完善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增加监测污染物种类，扩大监测范围，形成全天候、多层次的智能多源感知体系。建立环境信息数据共享机制，统一数据交换标准，推进区域污染物排放、空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等信息公开，通过互联网实现面向公众的在线查询和定制推送。加强对企业环保信用数据的采集整理，将企业环保信用记录纳入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完善环境预警和风险监测信息网络，提升重金属、危险废物、危险化学品等重点风险防范水平和应急处理能力。

3.完善废旧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开展信息采集、数据分析、流向监测，优化逆向物流网点布局。支持利用电子标签、二维码等物联网技术跟踪电子废物流向，鼓励互联网企业参与搭建城市废弃物回收平台，创新再生资源回收模式。加快推进汽车保险信息系统、“以旧换再”管理系统和报废车管理系统的标准化、规范化和互联互通，加强废旧汽车及零部件的回收利用信息管理，为互联网企业开展业务创新和便民服务提供数据支撑。

4.建立废弃物在线交易系统。鼓励互联网企业积极参与各类产业园区废弃物信息平台建设，推动现有骨干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向线上线下结合转型升级，逐步形成行业性、区域性、全国性的产业废弃物和再生资源在线交易系统，完善线上信用评价和供应链融资体系，开展在线竞价，发布价格交易指数，提高稳定供给能力，增强主要再生资源品种的定价权。

（十一）“互联网+”人工智能。

依托互联网平台提供人工智能公共创新服务，加快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突破，促进人工智能在智能家居、智能终端、智能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推广应用，培育若干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骨干企业和创新团队，形成创新活跃、开放合作、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信办等负责）

1.培育发展人工智能新兴产业。建设支撑超大规模深度学习的新型计算集群，构建包括语音、图像、视频、地图等数据的海量训练资源库，加强人工智能基础资源和公共服务等创新平台建设。进一步推进计算机视觉、智能语音处理、生物特征识别、自然语言理解、智能决策控制以及新型人机交互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推动人工智能在智能产品、工业制造等领域规模商用，为产业智能化升级夯实基础。

2.推进重点领域智能产品创新。鼓励传统家居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开展集成创新，不断提升家居产品的智能化水平和服务能力，创造新的消费市场空间。推动汽车企业与互联网企业设立跨界交叉的创新平台，加快智能辅助驾驶、复杂环境感知、车载智能设备等技术产品的研发与应用。支持安防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开展合作，发展和推广图像精准识别等大数据分析技术，提升安防产品的智能化服务水平。

3.提升终端产品智能化水平。着力做大高端移动智能终端产品和服务的市场规模，提高移动智能终端核心技术研发及产业化能力。鼓励企业积极开展差异化细分市场需求分析，大力丰富可穿戴设备的应用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推动互联网技术以及智能感知、模式识别、智能分析、智能控制等智能技术在机器人领域的深入应用，大力提升机器人产品在传感、交互、控制等方面的性能和智能化水平，提高核心竞争力。

三、保障支撑

（一）夯实发展基础。

1.巩固网络基础。加快实施“宽带中国”战略，组织实施国家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推进宽带网络光纤化改造，加快提升移动通信网络服务能力，促进网间互联互通，大幅提高网络访问速率，有效降低网络资费，完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支持农村及偏远地区宽带建设和运行维护，使互联网下沉为各行业、各领域、各区域都能使用，人、机、物泛在互联的基础设施。增强北斗卫星全球服务能力，构建天地一体化互联网络。加快下一代互联网商用部署，加强互联网协议第6版（IPv6）地址管理、标识管理与解析，构建未来网络创新试验平台。研究工业互联网网络架构体系，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试验验证平台。（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资委、网信办等负责）

2.强化应用基础。适应重点行业融合创新发展需求，完善无线传感网、行业云及大数据平台等新型应用基础设施。实施云计算工程，大力提升公共云服务能力，引导行业信息化应用向云计算平台迁移，加快内容分发网络建设，优化数据中心布局。加强物联网网络架构研究，组织开展国家物联网重大应用示范，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设跨行业物联网运营和支撑平台。（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负责）

3.做实产业基础。着力突破核心芯片、高端服务器、高端存储设备、数据库和中间件等产业薄弱环节的技术瓶颈，加快推进云操作系统、工业控制实时操作系统、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的研发和应用。大力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等解决方案以及高端传感器、工控系统、人机交互等软硬件基础产品。运用互联网理念，构建以骨干企业为核心、产学研用高效整合的技术产业集群，打造国际先进、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网信办等负责）

4.保障安全基础。制定国家信息领域核心技术设备发展时间表和路线图，提升互联网安全管理、态势感知和风险防范能力，加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安全防护和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实施国家信息安全专项，开展网络安全应用示范，提高“互联网+”安全核心技术和产品水平。按照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等制度和网络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加强“互联网+”关键领域重要信息系统的安全保障。建设完善网络安全监测评估、监督管理、标准认证和创新能力体系。重视融合带来的安全风险，完善网络数据共享、利用等的安全管理和技术措施，探索建立以行政评议和第三方评估为基础的数据安全流动认证体系，完善数据跨境流动管理制度，确保数据安全。（网信办、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安全部、质检总局等负责）

（二）强化创新驱动。

1.加强创新能力建设。鼓励构建以企业为主导，产学研用合作的“互联网+”产业创新网络或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支持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建设跨界交叉领域的创新平台，并逐步形成创新网络。鼓励国家创新平台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线开放，加大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等网络化开放力度。（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信办等负责）

2.加快制定融合标准。按照共性先立、急用先行的原则，引导工业互联网、智能电网、智慧城市等领域基础共性标准、关键技术标准的研制及推广。加快与互联网融合应用的工控系统、智能专用装备、智能仪表、智能家居、车联网等细分领域的标准化工作。不断完善“互联网+”融合标准体系，同步推进国际国内标准化工作，增强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国际电信联盟（ITU）等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质检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网信办、能源局等负责）

3.强化知识产权战略。加强融合领域关键环节专利导航，引导企业加强知识产权战略储备与布局。加快推进专利基础信息资源开放共享，支持在线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建设，鼓励服务模式创新，提升知识产权服务附加值，支持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加强网络知识产权和专利执法维权工作，严厉打击各种网络侵权假冒行为。增强全社会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推动建立“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联盟，加大对新业态、新模式等创新成果的保护力度。（知识产权局牵头）

4.大力发展开源社区。鼓励企业自主研发和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支持形成的软件成果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开源。引导教育机构、社会团体、企业或个人发起开源项目，积极参加国际开源项目，支持组建开源社区和开源基金会。鼓励企业依托互联网开源模式构建新型生态，促进互联网开源社区与标准规范、知识产权等机构的对接与合作。（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质检总局、知识产权局等负责）

（三）营造宽松环境。

1.构建开放包容环境。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放宽融合性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限制，制定实施各行业互联网准入负面清单，允许各类主体依法平等进入未纳入负面清单管理的领域。破除行业壁垒，推动各行业、各领域在技术、标准、监管等方面充分对接，最大限度减少事前准入限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继续深化电信体制改革，有序开放电信市场，加快民营资本进入基础电信业务。加快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发展改革委、网信办、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商务部、卫生计生委、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负责）

2.完善信用支撑体系。加快社会征信体系建设，推进各类信用信息平台无缝对接，打破信息孤岛。加强信用记录、风险预警、违法失信行为等信息资源在线披露和共享，为经营者提供信用信息查询、企业网上身份认证等服务。充分利用互联网积累的信用数据，对现有征信体系和评测体系进行补充和完善，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有力支撑。（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网信办等负责）

3.推动数据资源开放。研究出台国家大数据战略，显著提升国家大数据掌控能力。建立国家政府信息开放统一平台和基础数据资源库，开展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改革试点，出台政府机构数据开放管理规定。按照重要性和敏感程度分级分类，推进政府和公共信息资源开放共享，支持公众和小微企业充分挖掘信息资源的商业价值，促进互联网应用创新。（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办公厅、网信办等负责）

4.加强法律法规建设。针对互联网与各行业融合发展的新特点，加快“互联网+”相关立法工作，研究调整完善不适应“互联网+”发展和管理的现行法规及政策规定。落实加强网络信息保护和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加快推动制定网络安全、电子商务、个人信息保护、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等法律法规。完善反垄断法配套规则，进一步加大反垄断法执行力度，严格查处信息领域企业垄断行为，营造互联网公平竞争环境。（法制办、网信办、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安全部、商务部、工商总局等负责）

（四）拓展海外合作。

1.鼓励企业抱团出海。结合“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支持和鼓励具有竞争优势的互联网企业联合制造、金融、信息通信等领域企业率先走出去，通过海外并购、联合经营、设立分支机构等方式，相互借力，共同开拓国际市场，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构建跨境产业链体系，增强全球竞争力。（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网信办等负责）

2.发展全球市场应用。鼓励“互联网+”企业整合国内外资源，面向全球提供工业云、供应链管理、大数据分析等网络服务，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应用平台。鼓励互联网企业积极拓展海外用户，推出适合不同市场文化的产品和服务。（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网信办等负责）

3.增强走出去服务能力。充分发挥政府、产业联盟、行业协会及相关中介机构作用，形成支持“互联网+”企业走出去的合力。鼓励中介机构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信息咨询、法律援助、税务中介等服务。支持行业协会、产业联盟与企业共同推广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以技术标准走出去带动产品和服务在海外推广应用。（商务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税务总局、质检总局、网信办等负责）

（五）加强智力建设。

1.加强应用能力培训。鼓励地方各级政府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向社会提供互联网知识技能培训，支持相关研究机构和专家开展“互联网+”基础知识和应用培训。鼓励传统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建立信息咨询、人才交流等合作机制，促进双方深入交流合作。加强制造业、农业等领域人才特别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互联网技能培训，鼓励互联网人才与传统行业人才双向流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信办等负责）

2.加快复合型人才培养。面向“互联网+”融合发展需求，鼓励高校根据发展需要和学校办学能力设置相关专业，注重将国内外前沿研究成果尽快引入相关专业教学中。鼓励各类学校聘请互联网领域高级人才作为兼职教师，加强“互联网+”领域实验教学。（教育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信办等负责）

3.鼓励联合培养培训。实施产学合作专业综合改革项目，鼓励校企、院企合作办学，推进“互联网+”专业技术人才培训。深化互联网领域产教融合，依托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智力资源和研究平台，建立一批联合实训基地。建立企业技术中心和院校对接机制，鼓励企业在院校建立“互联网+”研发机构和实验中心。（教育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信办等负责）

4.利用全球智力资源。充分利用现有人才引进计划和鼓励企业设立海外研发中心等多种方式，引进和培养一批“互联网+”领域高端人才。完善移民、签证等制度，形成有利于吸引人才的分配、激励和保障机制，为引进海外人才提供有利条件。支持通过任务外包、产业合作、学术交流等方式，充分利用全球互联网人才资源。吸引互联网领域领军人才、特殊人才、紧缺人才在我国创业创新和从事教学科研等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网信办等负责）

（六）加强引导支持。

1.实施重大工程包。选择重点领域，加大中央预算内资金投入力度，引导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分步骤组织实施“互联网+”重大工程，重点促进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能源、服务、农业等领域的融合创新，发展壮大新兴业态，打造新的产业增长点。（发展改革委牵头）

2.加大财税支持。充分发挥国家科技计划作用，积极投向符合条件的“互联网+”融合创新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统筹利用现有财政专项资金，支持“互联网+”相关平台建设和应用示范等。加大政府部门采购云计算服务的力度，探索基于云计算的政务信息化建设运营新机制。鼓励地方政府创新风险补偿机制，探索“互联网+”发展的新模式。（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网信办等负责）

3.完善融资服务。积极发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基金等对“互联网+”的投资引领作用。开展股权众筹等互联网金融创新试点，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支持国家出资设立的有关基金投向“互联网+”，鼓励社会资本加大对相关创新型企业的投资。积极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信用保险保单融资增信等服务，鼓励通过债券融资方式支持“互联网+”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互联网+”企业发行公司债券。开展产融结合创新试点，探索股权和债权相结合的融资服务。降低创新型、成长型互联网企业的上市准入门槛，结合证券法修订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支持处于特定成长阶段、发展前景好但尚未盈利的互联网企业在创业板上市。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与金融服务，加大贷款投放力度。鼓励开发性金融机构为“互联网+”重点项目建设提供有效融资支持。（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网信办、开发银行等负责）

（七）做好组织实施。

1.加强组织领导。建立“互联网+”行动实施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切实推动行动的贯彻落实。联席会议设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的组织推进。建立跨领域、跨行业的“互联网+”行动专家咨询委员会，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支撑。（发展改革委牵头）

2.开展试点示范。鼓励开展“互联网+”试点示范，推进“互联网+”区域化、链条化发展。支持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中关村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先行先试，积极开展“互联网+”创新政策试点，破除新兴产业行业准入、数据开放、市场监管等方面政策障碍，研究适应新兴业态特点的税收、保险政策，打造“互联网+”生态体系。（各部门、各地方政府负责）

3.有序推进实施。各地区、各部门要主动作为，完善服务，加强引导，以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互联网+”，在实践中大胆探索拓展，相互借鉴“互联网+”融合应用成功经验，促进“互联网+”新业态、新经济发展。有关部门要加强统筹规划，提高服务和管理能力。各地区要结合实际，研究制定适合本地的“互联网+”行动落实方案，因地制宜，合理定位，科学组织实施，杜绝盲目建设和重复投资，务实有序推进“互联网+”行动。（各部门、各地方政府负责）

国务院

2015年7月1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共同富裕要求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

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回答：“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恩格斯的回答：“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列宁的回答：“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邓小平的回答：“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概括地说，共产党人之所以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其根本目的，是要让广大劳动人民从剥削奴役的制度下解放出来，过“最美好最幸福”、共同富裕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制度最本质的特点，其他社会主义的要求和特点都是由此引申出来的。

共同富裕，要有物质条件做基础，这就要求通过快速发展生产力，创造出不断增多的社会财富。共同富裕，还要有经济制度的保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无论生产力怎么发展，都不可能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意味着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这就要求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

马恩将公有制称作“社会所有制”，意指生产资料归全社会人民所有。但公有制经济及其运行，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机构来掌握和管理。由劳动人民掌握的国家代表全民占有生产资料，这就是国有经济。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生产力还没有获得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存在公有制的不同形式，主要是以国家所有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和归部分劳动群众所有的集体所有制。

公有制的存在和发展，不仅是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的制度保证，也是快速发展生产力的社会条件。公有制既消除了不断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也消除了旧中国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的巨大成就，就是在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为基础或主体的经济制度下取得的。没有公有制，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改革搞好搞活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扩大对外开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等，都是服从于社会主义的两项本质要求：快速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和完善为制度安排的。

公有制的得失成败事关共产党执政的成败

实行公有制，搞社会主义，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只有为广大人民谋福利，实行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因此，实行公有制的得失成败，是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人执政得失成败的重要标志。

搞私有制是用不着共产党的。如果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会跟着变，共产党就失去其执政的经济基础。前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私有化的“改革”过程中，共产党被解散或失去其执政地位就是明证。

在社会主义阶段，国家还不会消亡，但它是人民的国家。共产党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掌握国家政权的。其执政的经济基础，只能是搞好搞活和发展壮大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的兴衰成败，就是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做大做优做强国有经济，才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其主导和带动作用、有效应对国际竞争和经济危机。搞好国有经济，是保证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基本条件，是应对国内外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的有效手段，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不再受侵略与屈辱的重要支柱。如果失去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也就失去了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和手段。

警惕私有化思潮对国有经济的销蚀

正因为我国的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也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和手段，西方某些势力直言不讳地宣示，要通过将国有经济私有化的手段实现“和平演变”。我国2000年出版的尼克松的《透视世界》一书中讲到：“在经济方面，中国朝自由市场制度前进的过程已经走了一半，现在，它的两种经济——一种私有，一种公有——正在进行殊死的竞争”，而且“战斗还远没有结束”，只要美国“继续介入中国的经济，就能在帮助私营经济逐步销蚀国营经济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2000年9月的《背景材料》中提及克林顿的讲话：要在中国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使中国“加速大型国有企业的衰亡”，“私营企业取而代之”，给“为人权和法治而奋斗的人们增添力量”。

要重视我国国内的私有化思潮对国有经济的销蚀作用。有人否定我国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宣扬私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宣传“国退民进”是改革的方向(中央否定这种提法)；反对讲公有制经济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断言非公有制经济也是党的执政基础；有人将国有企业贬损得一无是处，极力主张取消国有企业。

不言而喻，国有经济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体制性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完善，但这不是制度问题和要不要取消的问题。需要真正坚持和完善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切实实行“两个毫不动摇”。既不搞单一的公有制，因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现实的趋势；但也不能搞私有化，要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理论和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切实保证。目前，资本主义世界已危机重重，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已声名狼藉，但有人企图在中国搞新自由主义，制定全面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的“发展蓝图”。可以肯定的是，党中央和广大人民是决不会赞同的。

[1]卫兴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一级教授、博导。此文原载《人民论坛》2012年总第366期，本文略有删节。

2015年6月5日，中央深改组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这是中央关于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会议指出：党的领导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要坚持党的建设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实现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工作对接，从而使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国企改革中落到实处。选人用人要实现党管人才和市场选才有机结合。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国有企业中的各级党组织要承担好从严管党治党的责任。这为坚持和完善党对国企改革的领导确立了行动的指南。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微观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国有企业也经历了持久的改革历程。通过改革，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它们不仅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而且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的骨干力量。另一方面，国企改革仍处在进行时，仍有大量问题急需通过进一步改革予以破解，这包括国企制度与机制问题、国有经济布局问题、国资监管问题等。

必须看到，这些问题不仅仅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产物，也有不少问题是改革过程中盲目市场化改革的消极后果。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领导，才能将国企打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格主体，才能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中国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旨在完成对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历史扬弃，这赋予了国家职能和国有经济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使命。中国的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决不仅限于提供公共产品或自然垄断产品，它应当成为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进步的骨干力量，成为抗衡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的骨干力量，成为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骨干力量。

依据上述功能定位，中国国企改革的战略目标应包含以下三重内容。第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不仅包括国企本身的技术进步与创新，而且也包括先进技术的推广，带动整个中国企业界技术水平和效率的提升。第二，推进产业升级。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不是“温室实验”，欧美垄断资本集团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是我们实践的外部大环境，这种“中心-外围”体系成为阻碍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瓶颈。要求优化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加快国有企业向产业链高端的升级，进而带动整体经济实现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地带。第三，协调社会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众多的非公有制经济及相应的按要素分配方式，这是不同阶层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收入差距过大引起积累和消费的失衡，阻碍经济稳定发展，也对社会政治的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国企改革必须注重提升劳动者地位及收入水平，通过股权融合和示范效应引导非公有制企业保护劳动者权益，推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形成比较合理的结构。

我们的改革从根本上是服务于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它应当是协调劳动者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创造性探索过程。国企改革的领导者必须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必须能够代表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

我们的改革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来自于非公有制的竞争，特别是来自于欧美垄断资本集团的竞争，使得改革过程充满风险、挑战和困难。改革的成功，需要有效协调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引发的竞争与矛盾，特别是需要抵御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倾向。

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利益协调是中国国企改革的三重战略目标，它们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国有企业要实现技术进步，需要超越短期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西方技术垄断。国有企业要实现产业升级，需要根据动态的比较优势条件优化产业布局，需要通过产业整合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要实现利益协调，需要兼顾劳动者的短期和长期利益，需要引导非公有制资本与劳动者的关系。

显然，这些目标的实现有赖于长远规划、整体布局和有力调控。因此，指导国企改革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必须具有改革定力和全局领导力。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长期斗争中积累了宝贵的治国理政经验，具有改革定力和的卓越的领导力。要保证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要实现国企改革的多重目标，就必须牢固树立党对国企改革的领导地位。

在以往的国企改革实践中，党的领导曾一度被边缘化。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层面，党委在企业经营发展等重大决策的影响力呈明显下降趋势，国企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倾向也因此越来越突出。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要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就必须依照其历史属性和战略目标，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因此，要坚持和完善党对国企改革的领导，保障党委在企业制度建设、股权改革、行业重组等重大决策中发挥应有的引领方向的作用。

关于国企改革过程中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既是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问题的根源还是和国有企业的地位、改革的目标和途径有关。社会上一直存在着否定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的倾向性观点，这种意见认为，国企改革的方向就应当是私有化，其依据不外“国企低效论”、“国企垄断论”、“国企腐败论”、“与民争利论”、“产权不清晰论”等等。这些理由，或否认因技术条件决定的垄断行业必须由国有经济控制的必要，或无视在重要的竞争领域中大量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锻炼成长、为综合国力作出重大贡献的事实，或是抓住国企一时一地出现的问题，以偏概全，无限放大。

关于国企改革的途径，则在理论和实践中，以“管理层收购”（MBO）为代表的“损公肥私”的改制浪潮被一度广泛宣传和推行。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以种种方式低估国有资产的价格，有时收购价格甚至大大低于每股净资产，从而导致巨量国有资产损失。公有制经济被削弱，私有制经济急剧扩大；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生计无着，而少数人则一夜暴富。

为加快推行这种错误的“改革”，一些人制造了“私有制必然优于国有经济论”，甚至“腐败有利、腐败有理”论，公然违反社会主义原则，挑战道德底线。其意图显然不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把中国引向改旗易帜的邪路。

习总书记指出，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企改革变成少数人发财的机会。

6月5日中央深改组第十三次会议提出，要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要建立包括国企内部、出资人、纪检巡视和社会各方面在内的，全面覆盖、分工明确、协同配合、制约有力的国有资产监督体系。要加强对重点部门、重点岗位和重点决策环节的监督。各类监督主体要权责分明、协同联合，增强合力。

新一轮国企改革，要防止借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行私有化，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当前一些地方在推进“混改”的过程中，让国企把经济效益好的子公司、部门专门剥离出来，引进私人资本或外资控股，使少数人变成所谓“合法的暴发户”。这种倾向值得引起关注。为了加强产权保护，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必须做好以下工作：明晰产权关系；搞好产权登记；完善公司章程；规范公司治理；强化资产评估；规范产权流转；加强资产监管。具体实施路径中，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仍然要坚持增量改革、混增量而不是混存量的原则，以增量变化盘活国有资本存量。增量混合可以采取非国有股权的协议转让、定向增发等方式。

要谨慎对待不公开、不透明、没有竞价，容易产生利益输送关系的非公开定向增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与外资结成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强化最终控制权评估，防止境内公司控制权的境外转移；鼓励员工持股，但应当基于利润增量，而不能打资产存量的主意，不能把员工持股变成瓜分国有资产，要规范员工股权流动机制，防止员工股权外流和私下恶意收购。

* 蔡万焕，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4月30日，习总书记在政治局第22次学习时发表关于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4•30讲话）。6月16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政治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在天津市蓟县召开城乡发展一体化理论研讨会。中宣部原部长王忍之、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有林，有关专家张木生、忽培元、高梁、郑一民、李昌平、朱启臻、周立、董筱丹等21人，在一起交流学习习近平同志讲话的体会，并就当前城乡关系和农村农业方面的实际问题发表了意见。会议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主持。

从总体把握习近平同志讲话的重要意义

到会专家们指出，我们党和政府关于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方针，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对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必须逐步缩小乃至消除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差别的思想、关于实行土地社会所有、组织农民合作通向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以及在当代条件下的实践和探索。同时也参考借鉴了先行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城乡关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习近平同志在4•30讲话中强调，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这一现实出发，从我国的自然禀赋、历史文化传统、制度体制出发。既要遵循普遍规律、又不能墨守成规，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

习近平同志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指导思想和实施原则。他指出，要把工农、城乡作为整体，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进行统筹谋划、融合发展；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强调要高度重视农村工作，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延伸农业产业链，加强基层党建和政权建设、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形成双轮驱动。

专家们表示，习近平同志的上述观点，包括此前一系列有关“三农”问题的讲话所表述的意见，是出自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凝练，是对我们党和政府关于城乡统筹理论和政策思想的全面发展，也包含对我们工作中一些失误的纠偏。这个讲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也十分切合实际，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意义。

正视当前城乡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专家们指出，1980年代的农村联产承包制，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发展和城乡经济交流，推动了全国的改革。30多年来，我国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农民、农业、农村的各种问题也在积累。特别是随着市场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农业比较优势下降，以及二元体制的束缚，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再次拉大。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种全会决议第一次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在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再次确认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实现城乡一体化”指导思想。近些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免除农业税，对种粮农民直补，免费义务教育，建立新农合、农村低保和养老保障制度，实现电、水、路、宽带等“五通”，以及大幅度提高农村扶贫标准等等，为此国家每年投入近万亿元，多数农民是满意的。

在城乡间贫富差距有所缩小、农民收入总量提高的同时，农村社会和城乡关系的其他问题在继续积累。

第一，绝大多数农村地区，集体经济衰落，人民公社时期的合作医疗、民办教育、信贷服务以及水利交通设施的建设维护等，也逐步消亡。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曾经是东部地区农村经济支柱，为本乡村成员平等地提供了各项公共服务事业，1990年代末在私有化大潮中退出历史舞台。此后乡村贫富分化加剧，“先富带后富”少之又少；基层党政机构涣散，农村社会再度趋向原子化、宗族化。

第二，近20年，随着工业的起飞，城镇化加速发展，同时造就了“农民大规模进城转入非农就业”和“农地大规模转入城建”两大趋势。

农民大规模进城带来的问题：（1）保留承包地使用权的农民进城，导致耕地使用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市场关系进入土地领域，农地关系大变动，派生出耕地经营权的多种流转形式（转包、租赁、入股、抵押等），导致土地关系的不确定性，隐含着对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侵蚀；（2）青壮年大都出门打工，农业成为副业（务农收入平均仅占农民收入的1/3）；农村留守老年儿童成为普遍社会问题。（3）受“二元体制”的限制，进城的农民在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权益和市民不对等，城里落不下，乡村回不去。

从积极方面看，土地流转有助于改善人地比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在这一过程中，也要正视确保农民土地权益、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坚持共同富裕方向、保证基本农田等问题。

农地大规模“农转非”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各地政府以土地财政、融资平台和强制性“土地流转”为抓手，大规模投资建城的“城镇化”。因工业和城市快速扩张对土地的渴求，和我国耕地紧张之间的尖锐矛盾，各地方政府纷纷采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方式绕过耕地红线，将散处广大村庄的建设用地（宅基地）集中，用于城市扩建；“农转非”的土地增值收益遂成为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受阻，政府愈益依靠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的拉动（2009-2011年此两类投资增速达到20%-30%），大拆大建之风日盛。这又引致原材料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扭曲。

没有工业支撑的城市扩张，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必然导致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猛增、金融风险增大。据权威机构数据，前几年我国每年住宅开工1200-1300万套，现在建城镇住宅已达4500万套，预测未来10年每年新增住宅需求不超过1000万套，房地产扩张空间十分有限。很多二、三线城市新建成住宅已过剩，“鬼城”越来越多。这种“城镇化大跃进”的代价，将要由后面几代人偿付。

也有专家指出：大拆大建风，使很多地方变成百城一面、千镇万村一面。一些新城大建罗马柱广场、西洋楼，崇尚西方口味；自然村大量消失（1998-2008年全国自然村从360万个减至270万个），田园风光被破坏，村庄有如兵营。农民“上楼”造成生产生活不便。在一些地区，大量农民进城无事可做，给社会安定带来隐患。同时，也导致农村社会瓦解，乡村文化和历史风貌受到破坏，体现传统文化建筑（庙堂）被拆，群众失去陶冶精神的场所，西方传教者乘虚而入，群众被天主教、耶稣教拉走，教民迅速增加。

端正统筹城乡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认识

专家们认为，出现上述种种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把“市场决定”和“美国经验”盲目套用于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城镇化道路的研究上来。比如：

照搬经济发展-城镇化率相关性的“国际标准”，将加速城镇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和“新增长点”，甚至提出“消灭农村”。这种思想影响到各省区发展规划，例如某省计划“5年内拆掉1/3乡村”。

极力推进耕地私有化、以便利土地的集中、私人资本的非农投资。

反对政府对土地用途的管理，主张放开“18亿亩耕地红线”；要求取消对农业的补贴，只需发挥“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进口低价粮食，即可提高宏观经济效益。

城镇化不能将农村“化”掉

到会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思路决不能以西方农业模式为范本。西方大农业模式的实质，是政府和资本结盟剥夺小农、在农业推行资本主义工厂化。后发展国家步发达国家后尘，用城市化把农村淹没，如南美国家的城市化率普遍在80%-90%，结果形成庞大的贫民窟，造成严重贫富差别和社会问题。西化分化的发展中国家成了长期的失败国家。

中国的人口占全球20%，耕地仅占全球7%。专家指出：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平均耕地等于美国的1/367，假设未来95%的劳动力进城，农村劳均耕地也仅相当于美国的1/67。

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价值观，都不允许我们照搬资本主义城市化模式。我国工业高速增长时期已经过去，但还有很大一部分农民没有被吸纳到现代产业中就业。如果一定要把他们城市化，结果产生的是几亿流民、而不是城市市民。

要立足经济社会全局，通盘考虑中国的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的动态关系。乡村是我们化解经济社会危机的缓冲地带。中国作为人口第一大国和后工业化国家，城市能够为进城农民提供多少稳固的就业机会，至今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农村现行基本制度，为那些在城市留不住或不想留下的农民，保留一块基本的生活居住空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后立足点。

要端正对农业的认识，不能陷入“惟市场化”误区

有专家指出：粮食（农产品）是每个人生存的必需品，事关社会安全，是准公共产品。粮食安全政策要求所有人（特别是穷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到和买得起足够的粮食（农产品），需要保持相对低价。这就是“市场失灵”。

要认识到：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相比是弱势产业，这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包括发达国家规模化、专业化最成功的农业也需要大量补贴，无一例外。基辛格说，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世界，他们是把粮食当做战略产业看待。

我们有必要调整农业结构、改革补贴机制，用好财政资金。但从根本上说，中国人必须端住自己的饭碗。我国进口农产品已相当于9亿亩土地的产量。保护18亿亩耕地底线和13亿人的粮食安全，事关国家战略全局。

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也不是严格意义的个人财产（国家对土地用途有严格法令，对农业生产实施干预）；农业不能作为个人发财手段。农业领域的“惟市场观”的错误在于把农产品当成了一般商品。

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土地的私有化、国有化都是资产阶级纲领，土地社会化永续利用才是正途。

专家们回顾了66年来城乡关系发展的经验。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没有停止过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探索，一定不要否定我们的历史。建国初经过土改和合作化、公社化，确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是历史性的创举。它支持我们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起步，在保证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动员了经济剩余，把积累率提高到20%以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30年内，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和基础设施体系，在广大农村建成3.6万座中小型水库及种种基础设施，为此后的经济起飞提供了起码的物质基础。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的农村基本土地制度，也为亿万农民提供了“耕者有其田”的最后保障，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中国的农村生产关系的两次历史性转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尽管经历了许多曲折，甚至付出过沉重代价，但不能抹煞它的开创性意义。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今天农村改革必须坚持“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以农户为基础实现耕者有其田，但决不搞土地私有化。中国如回到私有化小农的分散经营，必然加剧两极分化和土地兼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重视发展集体经济，实现“二次飞跃”

专家们指出：当前鼓励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农业大户、鼓励公司（资本）下乡发展农业产业链，有利于提高农业效率。但前提是要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坚持耕者有其田，保护农民土地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农村改革初期提出的“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联产承包、家庭为基础的联产责任制”应该坚持。

也有专家指出：提高农业效率不仅要竞争，互助合作机制也须臾不可缺。现在中国农村的改革实际上只完成了1/3。在日、韩和我国台湾实行的“综合农协”制，涵盖金融、保险、房地产、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限制资本下乡，保证村社成员共享发展成果和平等享受公共服务，这样的模式很值得我们借鉴。最后的前景应该是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组织起来重塑农村共同体，自主参加城市化、自主保留比例合理的农村。现在应该是认真研究实施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在新的生产力基础上实现集体合作“二次飞跃”的时候了。

历史证明，乡村是我国化解整体经济危机的稳定器，但前提是有农村基层组织作为依托。我们不仅需要“激励型”体制改革，也需要进行“包容性”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使得农村可以用较低成本发挥社会治理与维护稳定的作用。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措施的一些建议

从规划布局、要素配置到公共服务全面协调城乡发展

统筹规划城市化发展。城市群与产业群相结合，与中小企业相结合；促进大城市和广大中小城镇均衡发展。城镇化决不能搞大跃进，不许强迫命令。纠正在城镇化口号下片面发展大城市的攀比。

纠正土地“农转非”扭曲因素，合理配置城乡土地资源。取消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重建地方主体税种----房地产税。挤出住宅投资的投机因素，纠正土地资源盲目开发、扭曲配置的基础。这应该是城乡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必要措施。农村建设用地的余量和新开发的土地，可以用于加强集体经济，产权落实到户，让农民成为股东；与城市建用地同权同股同价，把它证券化，地票可以上市、也可以退市。

规范农地确权和流转。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慎重委托推进农民住房抵押权、财产权的抵押担保转让试点。稳妥推进农地确权、所有经营承包三权分置、土地流转，规范土地用途管制。对公司下乡、农业大户要制定政策，进行规范管理。

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进广袤的农村。让农村享有公平的教育、文化、医疗、养老、基本建设等公共产品。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外贸消费，现在需要将消费放到首位，消费首先要加大公共消费，应该向弱势群体倾斜。

发达城市不仅为本地、也要为欠发达地区农村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的支援）。要组织有效的竞争，全面动员社会力量，形成双赢。只有中国政府有这个能力。中国的出路是发展合作互惠的地方主义。

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殖收益；允许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向农村建设投资。统筹配置城乡义务教育资源，整合城乡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统筹城乡低保，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等。促使基本国民待遇均等化，方便人们自主选择就业与迁徙。

将过剩产能用于解决进城农民工住房。城市政府（不含超大城市）提供廉价城市土地、购买低价的钢铁建材建设廉租房，可把它证券化，借、租、卖给不能回到农村的青年；将来他们在城市立足后可以退券还钱。这样给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换腾出时间和空间。

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推进新型合作化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方式。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发展各类农村经营主体（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探索新型合作组织：对农村保存下来的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合作组织要鼓励，对多年坚持乡村基层建设工作的优秀专家要切实给予支持。专家们特别提到中国乡村建设院李昌平主持进行的村社内置金融实验，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创举：通过村社内置金融为纽带，解决农村社区组织涣散、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支持因地制宜发展农村产业链，促进一二三产业交叉融合、提高农民收入；增强了集体经济实力，落实了双层经营体制，坚持了共同富裕方向。同时保留了绿水青山，让农村更像农村，成为城市人越来越羡慕的农村。这就是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城镇化大趋势中的新农村建设探索

李昌平提出：设想未来几十年农民不断进城，我国农村的前景大体是1：3：6的格局。

10%的村庄将进入城市。他们的土地增值收益比较大，只要农民抱团进入城市，日子会过得很好，否则收入就会分化。

60%的村庄会逐步空心化。这部分村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适应城市化趋势、构建新型农业主体和农业现代化的模式，而不是新村建设。有两个选择，（1）资本下乡圈地，（2）把农民组织起来，参照日本台湾农协的形式搞农业合作经营。合作经营更有利于发展现代农业。

30%的村庄人口不会减少。这类村庄将会发展成中心村（镇），这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要适应在我国已经出现的“逆城市化”趋势，这些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根据本地特点定位（自然，区位，文化），可发展特色产业、特色品牌、特色品位、特色家园，例如民俗、采摘、古村旅游、养老服务等，把农业变成服务业的一部分。再通过信息化智能化、带来农业、加工、流通业态的改变，拉长农业产业链。随着食品安全受到重视，食物本地化运动将会兴起，农产品流通半径将会缩小。生态文明的兴起给农村带来发展动力。这样的村子500年都不会落后。不久的将来，中国大概有4-5亿老人，让他们在这里过“半农半X”生活，更符合人本性的需要，可能比大城市群更有吸引力。一些地方在新村建设中往往靠领导主观意志决策，结果建了很多的“鬼村”，实在劳民伤财。

加强基层党建和政权建设

要高度重视农村社会治理，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央已决定每年选派40万名大学毕业生到村级任职，这是改变基层党政组织的重要举措。没有有效的基层党政组织，或者基层行政事务被少数大户操控，则国家财政的公共服务投入就找不到地方代表、被少数“精英”截留俘获；甚至土地台账管理和各项数据统计也无法准确，更不用说对耕地的保护；中央的支农政策也难以落实到每个农民。鉴于我们的农村基层组织涣散已久，这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

有专家建议，中国两千多个县，县委班子是国家稳定的根基。要加强干部的培训，可考虑选拔几百名优秀的县级领导，到中央培训后派到关键县任职，赋予县域建设任务。

要从战略高度理解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同志关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思想，既具有长期发展战略安排的考量，也符合近期适应经济增长新常态、拉动内需增长、为经济结构调整争取时间的政策考量，也是出于对当前城乡关系发展的具体问题的考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一思想，和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同等重大的意义。

到会专家认为，中国农民曾经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和民族振兴作出过巨大贡献，提供了初期工业建设所需大部分积累（也有学者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也不断提供资金支援农业）。而当前，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还高度不平衡。特别是还有7000多万人口的贫困农村地区。习近平同志说，全面实现小康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近他在考察贵州时也对农村扶贫给予高度关注。我们离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实现只有5年时间，任务十分紧迫。我国工业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完全有条件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的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的成果。

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讲话，纠正认识上的偏差，坚定不移地把“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方针”，“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从而逐渐实现城乡居民的基本权益平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联通化、居民收入均衡化，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

星期六。你或许还在休息，但国务院一点都没闲着。这一天，《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开发布。

这一文件的发布，将意味着“互联网+”正式从概念上升为国家行动，你的生活也将随之被深刻改变。

根据这份《指导意见》，到2018年，“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深化”；到2025年，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的“互联网+”产业生态体系基本完善，“互联网+”新经济形态初步形成，“互联网+”成为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这些变化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推进“互联网+”的国家行动锁定了十一大重点领域，在这些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国家又有各种具体部署。

１、“互联网+”创业创新

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创新驱动作用，以促进创业创新为重点，推动各类要素资源聚集、开放和共享，大力发展众创空间、开放式创新等，引导和推动全社会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2、“互联网+”协同制造

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强产业链协作，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协同制造新模式。在重点领域推进智能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制造和服务型制造，打造一批网络化协同制造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形成制造业网络化产业生态体系。

3、“互联网+”现代农业

利用互联网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培育一批网络化、智能化、精细化的现代“种养加”生态农业新模式，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加快完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培育多样化农业互联网管理服务模式，逐步建立农副产品、农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

4、“互联网+”智慧能源

通过互联网促进能源系统扁平化，推进能源生产与消费模式革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节能减排。加强分布式能源网络建设，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促进能源利用结构优化。加快发电设施、用电设施和电网智能化改造，提高电力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

5、“互联网+”普惠金融

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全面提升互联网金融服务能力和普惠水平，鼓励互联网与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的融合创新，为大众提供丰富、安全、便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不同层次实体经济的投融资需求，培育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型企业。

6、“互联网+”益民服务

充分发挥互联网的高效、便捷优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服务消费成本。大力发展以互联网为载体、线上线下互动的新兴消费，加快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养老、教育、旅游、社会保障等新兴服务，创新政府服务模式，提升政府科学决策能力和管理水平。

7、“互联网+”高效物流

加快建设跨行业、跨区域的物流信息服务平台，提高物流供需信息对接和使用效率。鼓励大数据、云计算在物流领域的应用，建设智能仓储体系，优化物流运作流程，提升物流仓储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和运转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8、“互联网+”电子商务

巩固和增强我国电子商务发展领先优势，大力发展农村电商、行业电商和跨境电商，进一步扩大电子商务发展空间。电子商务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不断深化，网络化生产、流通、消费更加普及，标准规范、公共服务等支撑环境基本完善。

9、“互联网+”便捷交通

加快互联网与交通运输领域的深度融合，通过基础设施、运输工具、运行信息等互联网化，推进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便捷化交通运输服务发展，显著提高交通运输资源利用效率和管理精细化水平，全面提升交通运输行业服务品质和科学治理能力。

10、“互联网+”绿色生态

推动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完善污染物监测及信息发布系统，形成覆盖主要生态要素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动态监测网络，实现生态环境数据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充分发挥互联网在逆向物流回收体系中的平台作用，促进再生资源交易利用便捷化、互动化、透明化，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

11、“互联网+”人工智能

依托互联网平台提供人工智能公共创新服务，加快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突破，促进人工智能在智能家居、智能终端、智能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推广应用，培育若干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骨干企业和创新团队，形成创新活跃、开放合作、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

俄罗斯是我国最大的邻国，这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现实。长达4300公里的共同边界，对于两国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中俄同处中亚、东北亚地区，确保两地区的安全稳定对于营造两国和平发展所必需的安全环境与发展环境至关重要。

21世纪是人类开拓海洋的时代，我国的主要安全威胁将主要来自于海洋方向，经济活动也将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海洋方向。建立与俄罗斯保持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对于我国构建经略海洋的陆上战略纵深，战略价值显而易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迅速扩大。美国则坚持遏制中国的崛起，其“亚太再平衡”矛头直指我国，不仅把60%的海空军部署到亚太，而且在我国周边拉帮结伙，企图抹黑、孤立我国。中国和俄罗斯发展伙伴关系，对破解美日战略、改善我国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意义重大。

发展中俄友好关系是我国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的迫切战略需要。而能否进一步深化中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关系是否具有必要的战略基础。从各种影响因素看，中俄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是扎实的。

中俄关系进一步深化发展的良好现实基础

自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以来，中俄关系的发展一直积极而顺利。俄罗斯宣布独立建国伊始，中俄即建立起正式外交关系。此后短短20多年，两国关系接连迈上几个台阶：1994年由“睦邻友好国家关系”上升为“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发展为“面向21世纪的平等互信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2年进一步提升为“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4年两国元首共同宣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

中俄关系提法的几次变化并非“文字游戏”，而是具有丰富的内涵，反映出两国关系水平的持续提升。“建设性伙伴关系”高于“睦邻友好关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则把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高度。相较而言，在两国与各国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唯有中俄关系使用了“战略协作”一词。其固有的内涵是，“按照任务、方向、时间、地点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要求远远高于“战略合作”。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较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两国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实践看，在过去若干年中，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两国间的战略协作日益紧密、国际影响日益扩展；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两国更是相互给予了宝贵的支持。虽然两国对国际问题的立场与方法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是中俄做到了及时磋商、及时协调，努力保持一致。不仅战略协作，而且务实合作包括经济合作、人文合作都在广泛展开。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交往非常密切，仅元首会见每年就多达5、6次，莫斯科和北京成为两国元首新任和年度外访的首选地。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在过去这些年里中俄关系从未发生大的磕绊、大的波折，这在两国关系历史上、以及两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史中都非常少见。

另外，两国间业已建立的各种协调机制，对于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持续发展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这里既包括增进互信、消除分歧的机制，也包括促进合作、协调行动的机制。其中作用最为突出的是：两国元首会晤机制、政府总理及各部门领导会晤机制、军事安全主管部门间的磋商机制、政府各部门合作委员会机制、能源合作谈判代表机制，以及议会、政党合作机制、公共外交机制，等等。这些机制务实高效，对于增强战略互信，消除利益分歧、深化互利合作，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2001年两国签订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及每隔5年续订的落实纲要，对于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更是起到了重要指引作用。

正因如此，中俄两国领导人对于目前的两国关系都予以了高度的评价，称其为“大国关系的典范”、“最成熟、最具建设性的大国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有充分理由认为，中俄关系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从而为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奠定了坚实而广泛的现实基础。

中俄战略利益具有相近性

在国际关系中，影响国家关系的关键性因素是国家利益。中俄两国之间国家利益的广泛相近性，在两国与各大国关系中都非常难寻，从而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坚实的国家利益基础。而战略利益的相近性主要源自于战略处境的相似性。

一是中俄同为新兴大国，意味着两国有着相近的战略诉求，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与周边环境，都强烈希望改变严重失衡的国际战略格局，都坚定主张建立体现新兴国家利益、更加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秩序。

二是中俄同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国家，意味着两国面对的问题与挑战有着许多相近之处，都迫切需要在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问题上相互借鉴，需要通过加强合作来共同防范转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

三是中俄同为非西方大国，意味着在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问题上，在坚持符合本国国情的价值观和社会政治制度自主选择权问题上，在推动不同文明包容互鉴、抵制西方文明“优越论”问题上，两国利益与共、需要联手行动。

四是中俄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孤立和抹黑，两国需要相互支持；在抵御西方霸权压力问题上互相支持。中国正在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央，要更好地“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必须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建立“紧密朋友圈”或曰“统一阵线”，俄罗斯无疑是其中的重要选择。俄罗斯处在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紧张战略对峙之中，这种对峙可能具有长期性、全面性，俄迫切需要一个国际战略环境、国际战略理念相近的大国作为战略依托，中国无疑是最佳选择。

五是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意味着在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上，在新形势下的全球治理问题上，两国肩负着相近的历史责任，需要付出共同的努力。在单极霸权依然猖獗的“准多极时代”，两大国在集结新兴力量、推动全球“多边共治”等问题上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肩负着共同的历史责任。

中俄战略处境的这种广泛相似性，决定了战略利益的广泛相近性，从而为两国相互亲近、相互走近，展开广泛的战略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国家利益基础。

中俄战略理念具有相通性

一是中俄在建立新型国家关系上理念广泛相通。中俄均赞同国家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相互尊重基础之上，而不是以大欺小、主导与被主导；均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深化合作，而不是相互猜疑、相互防范；均坚持互利共赢，相互考虑对方的利益关切，而不是“强者通吃”、损人利己；均认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反对拉帮结伙、相互对抗。这种新型国家关系理念，既为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提供了根本性保证，也为新型国际关系特别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树立起了一面旗帜。

二是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理念广泛相通。这些重大问题包括：关于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文明多样性；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反对霸权主义与单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安全机制和以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准则；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反对动辄制裁和滥用武力；反导、太空非军事化、北约东扩、防核扩散；反恐和打击“三股势力”；抵制“人权”、核能利用等领域的双重标准；抵御美欧向中亚和独联体扩展势力范围；朝核和东北亚安全；以及维护二战历史严肃性、落实二战战胜国国际法安排，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中俄都有着非常相近的主张。

三是在价值观问题上中俄的理念广泛相通。俄罗斯的“主权民主”和“可控市场经济”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尽管俄罗斯形式上搞了“三权分立”，但是实际上更多地是在实行近似于中国的“协商民主”。在坚持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自主选择、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打压问题上，特别是在民主选择的自主性、民主模式的多样性、民主发展的阶段性、民主与稳定的关系等问题上，两国的理念与主张更是高度相近。欧美坚持以意识形态作为决定国家关系亲疏的标准，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并且以此为借口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策动“颜色革命”和“民主动乱”，矛头直指中俄，更是将中俄逼进了同一条战壕。

中俄在国际关系运筹与国内民主建设等领域战略理念的广泛相通性，为两国深化战略协作提供了十分宝贵的价值观基础。

中俄战略优势具有互补性

中俄战略优势的互补性体现在方方面面，这些互补优势的发挥对于两国的安全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从而将两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是地缘战略上优势互补。中国要应对主要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建设海洋强国，必须构建陆上战略纵深；俄罗斯要应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安全威胁及西方大国的战略挤压，同样需要将睦邻友好的中国作为安全依托和战略后方。

二是综合国力上的优势互补。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都在快速增长。世界普遍看好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前景，俄罗斯对中国的国际分量也越来越看重。俄罗斯虽然不再是超级大国，但是综合国力不容小视，特别是其军事实力在全球仍然仅次于美国。俄罗斯作为昔日超级大国，其国际能量仍然居于世界大国前列。即使看经济方面，也不能仅仅看GDP，还要看其资源禀赋、自给能力以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中俄两大国如能在综合国力运用上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完全可以产生“1+1大于2”的效应，可以抵御任何霸权联盟的战略压力。

三是外交运筹上优势互补。俄罗斯民族具有爆发力，中华民族具有耐久力。俄罗斯人行事张扬、喜欢扛旗，中国人遇事低调、行事谨慎。俄罗斯人擅长拳击，中国人擅长太极。中俄两国刚柔相济，联起手互为依托，可以抵御任何国际风浪。

四是发展要素上优势互补。俄罗斯的军工、航天、航空、材料技术比较发达，中国的轻工、电子、通信技术比较先进，两国可以结成“现代化发展合作伙伴”。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内企业正在积极地“走出去”；而俄罗斯要推进“再工业化”、实现快速发展急需外部资金投入，在遭受西方大国金融制裁的困难情况下尤其渴望中国的投资。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油气资源、土地资源和淡水资源，对于中国缓解资源短缺困难具有重大价值。中国是世界各种自然资源特别是油气资源的“战略买家”，对于俄罗斯发挥资源优势、维护经济安全具有重大价值。

五是在利用发展机遇方面优势互补。中国是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搭乘中国经济快车进而利用亚太发展机遇是俄罗斯实现国家复兴的不二选择。中国要实现“两个百年”的宏伟目标，也需要利用俄罗斯相对快速发展带来的重要机遇。俄罗斯要实施东部地区开发战略，中国要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两者可以接轨互动。中国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需要利用俄罗斯横跨亚欧大陆的地缘优势；而用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带来的重要机遇，可望有力带动俄罗斯经济的腾飞。

可以看出，俄罗斯是世界各大国中与我国战略优势最为互补的大国。这种互补优势为两国之间国际战略与国内发展领域的接轨互动提供了重要便利条件，产生了重要牵引力量。

国际风云产生助推作用

目前中俄两国愈走愈近，一定意义上是与国际风云的助推作用密切相关。从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趋势看，在今后几十年里，这种助推作用不可能出现实质性减弱。

冷战后期，前苏联与中国的战略对抗导致其腹背受敌、国力衰弱。俄罗斯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与中国的战略对抗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大原因。因此，俄罗斯独立建国初期，虽然对内搞全盘西化改革、对外搞“一边倒”的亲西方外交，但是从高层到精英层仍然普遍重视发展与中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叶利钦时代，美国等西方大国将俄罗斯视为冷战的失败者，极力推动北约和欧盟“双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科索沃战争的爆发，彻底打破了俄精英层“西方视俄为大国、平等待俄”的迷梦。西方咄咄逼人的对俄遏制战略，令俄产生严重的安全危机感，逼使俄罗斯“双头鹰”面向东方的一支渐渐抬头，成为叶利钦主动提议将中俄关系提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背景。

进入新世纪，亦即普京时代，随着俄罗斯国内政局日趋稳定、经济恢复日见成效，“建设强大俄罗斯”成为俄国内上上下下的强烈诉求，俄罗斯与西方在地缘政治上的固有矛盾因此而日益激化。在发展道路上，普京提出“可控市场经济”，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拉开了距离。在意识形态领域，普京推出“主权民主”，被西方视为专制独裁。西方接连在独联体国家策动“颜色革命”，更是触动了俄罗斯的敏感神经。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各领域的冲突日益增多，其发展与中国关系的热情随之不断增高。

尤其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与美国“撕破了面皮”、双方关系降至“冰点”，俄与欧洲大国的关系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之中。乌克兰危机引发的“俄西对抗”性质十分严重，可以说是冷战后俄西之间发生的性质最为严重的地缘战略对抗，这种对抗将俄罗斯进一步推向了东方、推向了中国。

回顾新俄罗斯建国以来二十几年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国际风云的变幻推动着俄罗斯一步步疏远西方、走向东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及西方大国遏制、弱化俄罗斯的冷战思维，是俄罗斯与西方愈走愈远、与中国愈走愈近的重大推动因素。

国际风云的变化，还推动俄罗斯高层和精英层对中俄关系的战略认知不断加深。国家关系的发展，仅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客观存在远远不够，还必须有两国高层和精英层对战略利益共同性、相近性的战略认知。战略认知决定战略决策和战略行动。从两国关系发展的轨迹看，对共同战略利益战略认知的不断强化，在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非常重大。

世界已经进入由单极霸权向多极制衡过渡的“准多极时代”，一方面美国霸权加速衰落；另一方面，其他力量中心尚处在凝聚过程之中，国际秩序极易混乱无序。国际格局的大变动、国际秩序的大调整，必将促使处境相似、利益相近、理念相通的中俄两大国进一步相互靠拢，两国间的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必将在广度上日益扩展、内涵上日益丰富、成效上日益显著。

中俄发展经济合作关系潜力巨大

经济方面，中俄两国具有很强的互补优势，两国有望组成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俄罗斯自然资源得天独厚，拥有十分丰富的油气资源、占世界1/5的淡水资源和辽阔的土地资源。俄罗斯的教育、科研基础雄厚，潜力巨大。我国不仅拥有相对先进的制造业和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而且拥有令俄羡慕的资金优势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在高科技研发领域也表现出强劲势头。中俄在此领域互补优势的结合，可望大幅提升两国的技术创新能力。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对我“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可或缺。

建设“一带一路”，是新时期我国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升级转型和可持续增长，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实现与地区国家共同发展的宏大战略构想。这一构想的成功实施，不仅对于我国经济实现新一轮快速增长意义重大，而且有望带动亚欧大陆经济板块的整体崛起，促进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和世界经济秩序的改造。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如果没有俄罗斯的积极参与，不仅“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设难以实现，而且由于中亚国家均是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自我国西部经过中亚国家达西亚、地中海的“中亚经济走廊”建设也会障碍重重。可以说，俄罗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多条互联互通经济走廊建设的关键性节点国家。

俄罗斯已与我国达成欧亚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互对接的明确共识，并且成为我国主导的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俄罗斯与我国共建“欧亚大通道”的积极性日益增高，北京至莫斯科的高铁建设即将付诸实施，一系列大型互联互通合作项目正在积极规划之中。

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我国主要战略协作伙伴的俄罗斯，将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支撑力量。中俄在此领域的深度合作，不仅有望带动两国经济实现新的腾飞，而且将会进一步夯实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物质基础。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进一步深化的坚实基础、巨大潜力及可持续发展的前景。那种所谓中俄合作仅仅是“权宜性联盟”、两国必将重归对抗的预测则是别有用心，而那些抓住两国在细枝末节问题上的分歧“唱衰”中俄关系的滥调更不足为凭。对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我们有充足理由充满信心。当然，两国关系发展中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障碍性因素，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努力予以消除。

近年来，国家在土地流转方面出台了许多政策文件。2013年，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本文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土地流转的案例分析，提出金融机构应该对股权式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合作社以及所涉及的上下游企业给予一定贷款利率上的支持，降低企业经营失败的风险，增加现金流；或合理引入第三方担保，缓解目前信用担保的困境，破解农村土地流转的“融资瓶颈”，保障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利益。

内蒙古土地流转的基本情况

土地、草场流转规模

截至2013年底，内蒙古土地和草场流转面积为111.6万公顷和492.8万公顷，分别占土地和草场总面积的15.6%和7.1%。自治区主要农地流转区域的流转情况如表1。

内蒙古土地流转的主要模式

反租倒包模式。这是指村或村民小组等集体经济组织以租赁方式，将农户的承包地集中到集体，然后由集体进行统一规划和布局，有的还进行一些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然后再将土地使用权租赁给农业大户或外来的公司。

专业协会组织带动模式。即通过专业协会的带动，推进专业化规模种植。例如德岭山镇大圣村制种玉米协会，以内蒙古种星种业公司为依托，以“支部加协会”为主要发展模式，由内蒙古种星种业公司提前垫付籽种、化肥、浇灌等费用，并派驻技术员负责全程技术服务，指导种植户按照技术规程进行操作，实现统一种植、统一技术、统一管理，规模经营。2008年，制种玉米订单面积达到9000亩。

农牧民股份合作模式。农牧民凭借土地自愿入股，合作社将所有入股牧民分为两组，一组抓种植，另一组抓养殖。种植方面，由几户农牧民“统种统管”；养殖方面，合作社统一购入牛羊源，统一进行科学育肥，逐步实现规模化经营。[1]

公司化运营带动模式。即农民以耕地入股，与农牧业企业合作进行生产，入股农民按股份享受分红待遇，甚至可以到企业工作。该模式由松散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迈进，增加农民收入和就业机会。根据企业规模不同可分为村民土地入股、企业投资的股份合作制经营的模式和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和村企合一的新农村建设模式。

农牧区土地流转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流转规模偏小，流转水平有待提高。我国发达省区土地流转水平在35%-55%之间；与之相比，内蒙古土地流转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现有耕作方式以小规模经营为主，多数农地流转期限为十年以下，流转期限短，流转的土地零散，不利于农业现代化发展。

二是流转形式单一，以转包、出租为主。主要是农户间的自发流转，流转内容简单，合同化程度不高，容易引起纠纷，且土地等级制度、合同制度的不完善不利于解决纠纷；流转效益低，流转前后生产力差别不大，农民收益少。

三是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及其服务体系建设滞后[2]。土地流转缺乏有形的流转交易市场和中介机构服务。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价格体系、中介机构、抵押市场，土地流转信息公开程度不够，缺乏流转信息发布的平台，缺乏提供相关的法律、仲裁、评估、咨询、监督等服务的专门部门。很多地方把推进土地流转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下指标、定任务，一边吸引企业进驻农村承包土地，一边采取各种办法把长期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从土地中剥离出来，如此催生了农民上访和土地的‘非农化”、“非粮化”。

四是金融支持力度不足。土地流转后实现农地规模化种植，农户购买现代化机械、引进新技术时需要资金支持。现有的涉农企业银行机构贷款额度低，担保制度严格，融资成本高，种植大户很难贷到满足生产需要的资金量。农业保险缺位，一旦遭受自然灾害，对种植大户的冲击很大，无法保证持续性经营和土地租金的交付，不利于土地流转的发展。

五是农牧民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3]。农牧民恋土情节深，把土地看做养老的重要保障，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不愿意出让土地。一些地区农牧民土地出让后获得的收益有限，农地流转效益不高，不能解决养老问题，打击了农牧民流转土地的积极性。

土地流转对金融支持的需求

土地流转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银行、信托等各种金融机构参与。如果要吸引各种金融机构介入，就要细分因土地流转而衍生出的相应的产业链中每个环节所适用的金融服务。

诸多土地流转的成功案例表明，土地流转只有结合土地的集约使用，才能更好地提升土地的利用价值，也只有这样才能给农牧民带来长期的价值增值。推进土地的集约使用，不能仅仅依靠农牧民的自发行为，各级政府也不能仅仅提供土地流转的场所，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其中包括发挥当地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作用。这些企业应该是当地具有相当实力和信誉的农牧业龙头企业，有条件吸引农牧民采用土地入股的形式，加盟企业分享企业的经营成果。在这种企业主导土地流转的模式中，金融机构可以协助企业完成农牧民土地的确权行为，帮助企业对入股的土地进行股份确认。全程跟踪企业后续的扩大再生产活动，在充分了解企业经营信息的基础上为企业提供贷款、发债等多项金融支持，而农牧民入股的土地将是企业获得金融机构贷款的优质抵押品。

金融机构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就是为其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其中银行的作用主要包括给企业提供抵押贷款和第三方支付。土地流转后形成的产业链中参与的企业都是其贷款的对象，而作为第三方支付也为银行增加了更多的储蓄客户。但是，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还有其他环节需要大量的资金，如土地整合而无法提供相应的抵押品。这时候就需要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参与，如信托和基金。而这类机构的利益在哪里呢？主要来自整条产业链的增值。这类金融机构的优势则在于产业链的整合，通过入股的方式进入产业链的各环节，如农产品加工、食品加工、工业加工甚至物流环节，获得整个产业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增值。因此，金融机构也是有动力参与土地流转过程中所需的金融服务的。

土地流转激活了土地这一基本要素，给融入金融元素带来前所未有的契机。土地改革必将催生“土地金融”的出现。因此在土地流转中还可以采用金融机构主导模式，即金融机构利用自己在产业、信息和与政府良好关系等方面的优势，主动与有土地流转意向的农牧民联系，确定土地流转规模；与此同时，积极寻找合适的、可以利用这些土地进行农牧业生产的优质企业，在一定的金融产品模式——例如土地信托模式下，将三者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模式中，金融机构具有主导性质，一方面可以监督企业的运营，确保农牧民的利益，另一方面还可以给这些企业提供后续的金融支持，为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保证。除了土地信托模式之外，金融机构还可以推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未来收益权组合贷款、农户联保+土地未来收益权质押等形式的信贷产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中介”作用，同时也给金融机构扩宽业务范围，增加长期性收入打下坚实基础。

内蒙古土地流转的实践案例

通辽余粮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土地流转贷款

通辽余粮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根据该公司与通辽市双叶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及双叶公司与通辽市科尔沁区莫力庙苏木小街基嘎查村民委员会签订的“育肥牛养殖开发项目合作合同书”，通辽余粮畜业开发有限公司租用了基嘎查村民委员会的集体土地，面积共计850亩，土地用途为建设育肥牛养殖场，剩余年限22年。通辽余粮畜业开发有限公司希望用上述土地经营权作为抵押，向金融机构申请1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用于土地流转。

2013年以来，中信银行结合国家和总行的相关政策，在对该项土地流转业务进行前期业务调研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了以下解决措施：

一是从法律上积极寻找支持依据。经与企业对接，确定了土地的性质为荒地承包，并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物权法》和《担保法》等有关法律资料，确定了业务最基本的法律依据。

二是多渠道争取政府机构支持。联合企业积极与当地政府有关领导多次进行洽商，政府对农村土地流转业务表示肯定和支持。经主管农村土地流转业务的农牧局对该业务详细核实，对所涉农村土地范围及承包内容进行了真实性确认，出具了《关于通辽余粮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农村土地经营权作抵押贷款的函》，实现了土地流转过程中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融资的工具。

三是在业务方案设计上创新。为有效防控业务风险，中信银行对通辽余粮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整体经营情况、生产规模及发展前景等做详细的调查与测算，对流转土地进行有效的评估，作为土地流转业务支持的依据。

这项土地流转是养殖业中典型的通过规模效益获得收益增值的方式。但此过程中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相关法律制度有待建立。虽然国家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制度和操作细则来支持土地流转业务，流转过程中存在改变土地用途等方面的政策风险。

其次，风险形成后收贷期限将较长。虽然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抵押给金融机构，但如果形成风险，金融机构再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专业单位，也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收回贷款。

再次，有待建立相关制度和业务操作流程。从全国来看，土地流转贷款在各家金融机构都没有完整的操作模式，有待建立相关制度和业务操作流程。如果可以由政府出面引入一些担保公司或保险公司共同参与土地流转业务，多方共同分担风险，既可以保障农民享有的土地权利不受损失，也可以保障银行贷款的有序发放和回收。

蒙羊集团的产业链融资

蒙羊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规模化生态草场建设、有机饲草料加工、良种肉羊繁育、有机肉制品精加工及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未来若干年内，蒙羊集团的战略布局是在内蒙古全区建立六个主要的羊源基地：呼伦贝尔、科尔沁、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巴彦淖尔、乌拉特、和林格尔。并且基地附近就建立交易市场，贴近农村，每个基地对应多个交易市场，拟实现上游养殖，中游屠宰加工，到下游产品销售的产业链式发展。

在这样的产业链模式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土地的流转。产业链向上游环节拓展，需要大规模养殖基地的建设，在土地制度改革的背景下，通过确权等方式拥有土地经营权的农牧民将是支撑产业链上游的重点。目前产业链向上游环节延伸的具体操作方式可以多种选择，目前蒙羊公司在政府支持下正在进行业务探索。

蒙羊集团公司由财务投资者创建，商业模型较为清晰，现阶段的主要目标就是短时间内快速做大做强，争取上市，然后股东退出获取溢价收益。这种通过上市以寻求投资者退出的运作模式，使公司的长远发展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对于商业银行开展业务而言也具有明显的优势：首先，公司按照较高标准进行管理，上市对公司财务记录的严格要求，确保了公司管理规范，财务记录准确，极大降低了融资风险；其次，上市后公司的资本数量将会大幅提升，为贷款的偿还提供了保障；再次，上市后信息披露制度，将使得公司的经营管理更加规范，降低内部风险。

东达蒙古王集团的园区建设

东达集团达拉特旗风水梁产业园区建于2005年，占地面积53平方公里，曾经是典型的沙漠地带，经过集团种植沙柳、改善荒漠，现已建成集特种养殖、煤炭物流、工业生产、文化旅游、生态移民为一体的生态示范工业园区。除獭兔养殖外，园区充分利用资源，在轻工业园区建立了服装加工厂、包装厂、三合板厂、轮胎厂、太阳能发电厂、饲料厂、屠宰场等；保留少数沙漠建立文化基地，作为那达慕大会、汽车拉力赛、影视拍摄的场地或滑沙景区；利用沙漠太阳能源进行光伏发电，除了供工厂使用的电能外，每年有3.5兆瓦剩余电能并入国家电网，资源的充分利用使企业实现收益多样化、风险分散化；农户的劳动自主性增强，獭兔养殖间歇可以到工厂打工，获取额外收入。

东达集团的土地流转运作模式是通过政府与村委会直接对接，一个村整体进行土地流转，村委会组织农民签署同意流转的合同文件，由当地农牧局统一出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权证》给企业。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希望与政府交涉，在保障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当地农民致富的前提下，政府能直接更改土地的使用性质，以便减少之后产生纠纷的可能性；企业支付给农民的收入按年支付，钱统一先给政府，若土地性质转成工业用地，则企业需要交纳土地出让金。

总体而言，东达集团的土地流转项目顺利实现了企业盈利、农民就业、环境保护、土地使用与抵押，成为当地土地流转的成功模式。

首先，东达集团获得了土地50年使用权，但对于50年的长远规划，管理层的思路并不清晰。这反映了农村企业发展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根源在于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制度，目前根据农地性质不同，使用年限由30年至70年不等，但对于到期后的续期问题没有明确的安排。尤其是本案例中，村集体交出了土地使用权，在下一期土地使用权续约问题上，续约方是谁、续约土地的面积划分方面必然存在争议和利益争夺。

其次，在东达集团的土地流转中，农民完全交出了土地使用权，成为产业工人。一方面，对企业而言节约了与农民不断谈判的成本；另一方面，农民实现了就业，增加了收入。但失地农民因此而紧紧依附于企业，要求企业必须处于盈利状态，保证农民的收入。一旦企业经历风险、无法收购农民的产品时，就可能导致农民与企业的矛盾爆发，造成不良后果。

最后，政府在土地流转中具有很强的自主性。政府可以收回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将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若当地政府能够分辨项目质量、判断企业价值，则土地可能获得高效利用；若当地政府因眼前私利与企业进行内幕交易、强行获取农民土地，并无法向农民提供长期保障时，就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图：草原生态产业联盟土地修复前后效果图

土地入股：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一个途径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近年来，以股权模式进行的土地流转逐渐兴起，并成为土地流转的重要方式。《决定》中所说的“股份合作”就是用农村土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换股权的合作模式，也就是土地入股。它是指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由集体经济组织、有经济实力的大户或工商企业发起，在坚持承包户自愿原则的基础上，将承包土地经营权作价入股，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股份公司或者土地股份合作社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见图1）。

图1 股份模式的利益流转

使用权换股权的基本流程

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发展己经相对稳定，其流程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步，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量化，即对土地进行评估，成立土地评估小组，评估登记入册，为折股量化提供依据，然后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土地作价。

第二步，股份的设置，主要包含三种形式：（1），以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与土地一起折价入股，参与股份合作的利润分配；（2），仅以土地折价入股，参与入股土地产出的利润分红；（3），在开发农业中，以一个生产项目为主，吸收土地入股，参与项目产出的利润分配。

第三步，建立经营企业。这种企业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按照现代股份制企业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与监事会，并按照现代企业的形式进行经营和管理。

金融机构在股权式土地流转过程中，应该针对股权式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合作社，以及所涉及的上下游企业进行一定贷款利率上的支持，降低企业经营失败的风险，增加现金流。或合理引入第三方担保，从而有效缓解目前信用担保的困境，破解农村土地流转的“融资瓶颈”进而起到积极的作用，有效保障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利益。

使用权换股权存在的问题

一是与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存在一定的冲突。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股份制公司，公司股权是可以转让的，而一旦经过股权转让，非农村集体成员也有可能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显然不符合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二是存在匿名股东权益保护的法律风险。根据《公司法》第24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而按照全国人均承包地面积计算，符合该限制条件而成立的农业公司的经营规模是有限的，为规避《公司法》第24条，使用权入股登记的公司就必须采取股权代理制的方式，即从入股农户中选出入股代表登记为股东，或者通过股权代理人集中农民股权、进行公司登记。这样就出现了有一部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虽然入了股，却不能进行股东登记注册的“匿名股东”情况。一旦出现纠纷，未进行登记的股东们的权益就会面临不受法律保护的风险。相比较而言，入股成立合作社可以避免此类法律风险。

三是存在清偿债务的风险。比如农户入股成立股份制公司，虽然说他们只是以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入股，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集体，承包权仍然属于农户，但实质上他们己经在和公司一道承担经营风险。如果公司经营不善，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股份不能退，只能转让。如果公司倒闭，按照《破产法》的规定，出现其他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况时，就必须动用股本金来偿债。这就意味着，作为股东的农民可能因此永远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然而，我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又是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是不能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设定其他权益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5）6号第15条的规定“承包方以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或抵偿债务的，应当认定为无效”。这样债主的债权有可能得不到应有保障。可见，农地使用权换股而注册登记成立“公司”，其注册资本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瑕疵，土地使用权股本部分无法像其他资本那样得到平等的确认。合作社也同样面临此类的清偿问题。

四是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评估作价的困境。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设立公司或合作社，首先面对的就是其评估作价的问题。而由于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没有真正在市场流通，它的评估和市场价格的确认，是法律的一个困境，也是技术性的难题。

五是股金和红利收入的制定和发放环节不好掌握。股金是农户流转土地、加入合作社的最初动力，股金过低，农民不会入股；股金过高，则可能没有盈余或盈余很少，导致分红无法进行。有些农户希望一次性得到经济收益，而一些农户则希望分期取得分红收益。因此，如何处理好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利益分配问题也是一个难题，将间接制约使用权换股权模式的推进。

* 哈斯，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行长。

[1] 赵国玲.内蒙古农地流转现状及存在的问题[J].经济论坛，2012，03:41-43.

[2] 栗林.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农村牧区土地（草场）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探究[J].畜牧与饲料科学，2009，03:117-120.

[3] 于红梅.内蒙古耕地流转对农村养老保障的影响——以通辽市为视角[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38-40.

一 

漫天风雪的确来势汹汹，林则徐从友人介绍的京师动态中，进一步了解到自己处境之恶劣。他曾把1842年朋友信中谈的京师见闻加以辑录，署名《软尘私议》。把来信分类辑成若干“帙”（即一个个文件夹），是林则徐的习惯。几十年后，其曾孙林源焴搜检故纸堆，发现了《软尘私议》。“软尘”即软红尘。苏东坡说：西湖风月不如“东华软红香土”,“软尘”遂用来指代繁华京师。《软尘私议》辑录了十九则，直接说林则徐“挨整”的是第十八则：

近堂（訥尔经额，字近堂）为子方举主（对被荐举者来说，荐举者为“举主”）。子方往谒时，欲探其语气，先由对面问起，询以琦侯（即琦善）可有转机否？近曰：“可笑，亦须口外办事，一转仍可节钺。昨日入对时，为之说项，上意已允。”子方曰：“老师一人力保，毋乃力单？”訥曰：“此事我本未敢言，鹤翁（穆彰阿）告我以意，故敢启齿。现在鹤虽引嫌不言，而东王、载王俱已为之推挽，方今如忠邸之言，如响斯应，而忠邸则惟载王之言是听，故转机即在目前也。”子方曰：“然则林则徐一时难以邀恩矣。”訥曰：“此则难耳。然总须琦先转身，林始有望，此时众方援琦，势不能不抑此申彼也。”

这里的关键人物是穆彰阿。穆字“鹤舫”，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门生故吏遍朝中，道光倚为宰相。《清史稿》说，英国军舰开到天津向道光告林则徐的状，穆彰阿“窥帝意移，乃赞和议，罢则徐，以琦善代之”。琦善到广州一味取悦英人，惹恼道光，受处分后，穆又推出奕山、奕经接替。

穆彰阿工权术，善“窥”道光心意，与皇室贵胄沆瀣一气。在处分琦善的事情上，他“引嫌不言”，仿佛很公正，而授意訥尔经额出头去替琦善说话。訥尔经额是直隶总督，知道皇室实力派是要“推挽”琦善的，便按穆的授意去帮琦善说话。訥尔经额断定：此时“众方援琦，势不能不抑此申彼也。”

对有大功的林则徐要“抑”，对犯大过的琦善、奕山、奕经等一干贵胄则要“申”，这便是穆彰阿的组织路线。后来败将奕山、奕经也是“口外办事，一转仍可节钺”。他们在新疆仍是“二等侍卫”、“参赞大臣”什么的，林则徐却是“戍卒”。

对穆彰阿的狡诈，林则徐不用王鼎那种方式抗争。王鼎写给道光的“遗折”被穆彰阿藏起来，道光被蒙在鼓里。《软尘私议》第十则记述了此事。但林则徐钦佩王鼎的精神，他抱定“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决心，相信邪不胜正，穆彰阿的狡诈翻不出多少花样。

林则徐一身正气，源于长期的修养。他在一幅条幅中说：“观操守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存养在纷华时，观镇定在震惊时。防欲如挽逆水行舟，才歇力便下流；从善如缘无枝之木，才住脚便下坠。”（“田家英收藏清代学者墨迹展”展品）

这是林则徐自我修养的箴言，也道出“高级干部”的宝贵风范：原则性强，精力充沛，度量宽宏，本性纯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严于律己，不断学习。试想，这样的人，岂是轻易能打倒的？即使是很糟糕的奕山，对林则徐也始终敬服。奕山去广州接替琦善，要和英人打一仗，问计于则徐。则徐建议：先惑敌，再以守为攻。而奕山贪功心切，反被英军迷惑，黑夜里烧了七艘民船还以为烧毁七艘英舰，得意忘形，立遭大败。但林则徐离广州前还是无保留地给奕山留下“御夷六策”,而怯敌的奕山不能用。后来奕山被贬新疆又向则徐请教屯垦，林则徐依然以诚相待。左宗棠给林则徐的“挽联”说“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从中也可见林则徐修养的境地。

穆彰阿用心龌龊，只能自取其辱。林则徐到新疆，从伊犁将军布彦泰到各路重臣，莫不对林则徐礼敬有加。布彦泰每遇大事，无不请教林则徐。距伊犁三十里的绥定总兵福珠洪阿还专请林则徐去绥定赏花。林则徐足迹遍新疆，到处都请赐墨宝，写字的“缣帛”都被买光。他“西域遍行三万里”，既要搞屯垦，还要处理民族矛盾，但一个“戍卒”，怎么开展工作？这就出现了罕见的景观：一个“戍卒”，被一位高官陪着，月复一月巡视各地。林则徐在南疆数月，布彦泰让“头等侍卫”“科拉沙尔办事大臣”全庆全程陪同，但一应工作却由林则徐主持。事后林则徐写诗致全庆，风趣地说“头衔笑被旁人问，齿让惭叨首座推”。意思是：我们同行一路，旁人问我的头衔，原来是戍卒，真好笑啊；可你大度包容，就像饭桌上按年齿推让，我是沾你的光愧坐首席啊。

但林则徐对新疆屯垦不无遗憾。左宗棠说他（林）对西域“沃饶之区，不能富强”深以“未竟其事为憾”（《左文襄公书牍》）。其实成效是很了不起的。林则徐主持修建的阿齐乌苏大渠，全长430里，历史上首次贯通了阿什河与乌合哩里克河，形成覆盖20余万亩农田的灌区，至今仍令各族人民受益。又如全庆奏折里说，仅南疆垦地面积即达68万多亩。但林则徐的眼光，不仅只看到这些开创性成果，他看得更远。他与左宗棠谈新疆屯垦，实是谈国防，他认为沙俄是心腹大患，故寄望于左关注新疆问题。林则徐与左宗棠只有过一次会面，是在长沙舟中彻夜长谈。那时左宗棠还是“待业”举人，但林则徐认定此人成就不可限量，所以对国家大事谈得很深。

林则徐光明磊落，识微见远。伊犁将军布彦泰在给道光的密折里声明“奴才与林则徐素不相识”，但他说“奴才留心察看，见其赋性聪明而不浮，学问渊博而不泥，诚实明爽，历练老成，洵能施诸行事。”“奴才鼠目寸光，平生所见之人，实无出其右者。”

布彦泰比林则徐小几岁，正黄旗人，军功世家。他从察哈尔都统任上被擢升伊犁将军，与林则徐在广州被革职是同一年。之后凡在粤、浙被革职流放的人物大抵是发配新疆，似乎布彦泰是穆彰阿认为可以信赖的新疆“管教”。但布彦泰“无出其右”一语，不啻说林则徐比穆彰阿高明得太多太多！

林则徐确如矗立的老松，对压枝的积雪并不太介意。

二

林则徐才略出群，当时很多人把他比为诸葛亮。而几乎对谁都不佩服的左宗棠则认为，林在军事上比诸葛亮更强。林则徐的过人才略，是他在二十多年执政的实践中形成的。有人据《林文忠公政书》有这样的阐述：他能透彻了解情况，眼前的事，无论是“细如毛发”还是“巨如丘山”，都务求搞清；同时他不辞辛劳，反复、周到地对情况加以推究，善于把握症结；于是他便达到为政者的极高境界，就是绝不发空论、说空话，凡有所兴、有所革，都是“言之必其可行”（见黄彭年《陶楼文钞》）。

细如毛发，巨如山丘，这两个比喻形象说明了林则徐调查研究的独到视野。他在广州禁烟时，那些从不为清廷官员重视的人，都是他调查的对象，他还专门组织人力广泛了解世界各国情况，毛发之细，山丘之巨，全都给予充分重视。而更难得的是，他能吃透情况，形成有效对策。“言之必其可行”，这就是我国传统之所谓“立言”。立言如此，大概就堪称诸葛亮了。

林则徐离开新疆后，他“立言”的代表作是解决云南问题。他任云贵总督两年，其挚友王柏心赞为“诸葛忠勤作牧篇”，说他写下一篇像诸葛亮那样的好文章。

关于林则徐这篇文章，要从当时云南的背景说起。

云南问题困扰清政府十几年。起初是回、汉冲突，由于处置不当，仇恨越积越多，乱子越闹越大，参与者越来越复杂，有当地人也有外来者，有冒充回民的也有假充汉民的。年年烧杀抢掠，屠戮村寨，冲击官署，有的地方甚至一次杀掉好几千人，遍地“绝户”“绝产”（无主田产）。有的受害者千里进京控告，而事实始终难以核清，拖成不了之局。云南官员有的主“抚”，结果降者复叛；有的滥杀无辜，动乱愈加激烈。清廷连续撤换大员，社会环境却更加恶化，云南就像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地处边陲的这个火药桶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全国到处出乱子，道光捉襟见肘。他从新疆释回林则徐，先让他处理青海的乱子，又让处理陕西的乱子，接着就急令其远赴云南。一身是病的林则徐，就这样马不停蹄来到云南。

对道光给的这篇“命题作文”，林则徐是怎样构思的呢？

首先是“破题”，弄清问题性质。林则徐认为云南问题性质变了，已不是回汉冲突了，而是“盗匪”戕害百姓。回民有匪，汉民也有匪。应当只分良莠，不分回汉。而对于“匪”又要有所区分，确定打击重点，否则无从去“剿”。这是他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

其次是抓干部队伍。林则徐主张“立政之道，察吏为先”。云南问题严重，说明干部问题严重，这必须在除匪平乱过程中解决。庸懦者、丧失操守者、表现优异者，要甄别，该处分的处分，该擢拔的擢拔。林则徐离开云南时向送别者说：驭边者“恭勤仁明威”，少一不可。州县干部“恭勤”则小乱易解；“大吏”仁、明、威，则众心自服。他离任时，把一名知府荐举到巡抚任上，足见他抓干部队伍的力度之大。

再就是“行文”。通篇要以“抚”为基本方针，而“剿”则是关键一笔。社会动乱十几年，百姓死以万计，官员将佐也死掉不少，不用兵怎么成？近日报载美国巴尔的摩刚刚爆发反种族歧视示威，美国政府立派五千兵前往，干什么？防止失控。而林则徐要解决十几年动乱的痼疾，自然更非用兵不可。这是林则徐这篇文章里的关键一笔。但他的基本方针是“抚”。尽量不动兵，让军队驻在紧要处，盘查可疑人员，起威慑作用，并严饬带兵者不得滋事。他准备招复逃亡者，以“绝产”酌给之，同时责令汉民、回民中的头面人物，自议章程，交相互保，给与奖赏，树立风气。这是“抚”。而动武，则是廓清“抚绥”障碍的一剂猛药。十几年来干坏事、欠血账的人太多，盘根错节，若无霹雳手段，是“抚”不下去的。

林则徐1847年6月抵昆明，起初几月都是“抚”。10月份，丁灿庭等几个“京控”大案，将解回昆明审理。丁控告的是保山杀“回”事件。林则徐马上下令。提取当年杀回的有关人员来昆明质讯。他估计，牵一发动全身，矛盾将从这里进一步激化。

保山地区汉族豪强势力极大，1845年9月曾将满城回民，不论男女老幼概行杀戮，凶残狠毒，骇人听闻。现在林则徐要提取相关案犯、人证，那些土豪立刻炸了窝。被解者才离保山40里，即被劫夺，次日一干人众涌入城内，焚毁衙署，砸烂监狱，刚刚被招复的回民被搜杀无存。而附近民众聚集，阻道路，搜公文，拆桥板，每每牛角一吹，蜂拥而至者多达十万之众，乱放枪炮示威。当地几百名驻军不知所措。

林则徐知道，是时候了。于是从“盐课”借银十万两作军费，调兵遣将，从云、贵两省调6000兵为东路、2000兵为西路，摆出两路夹击保山阵势，自己则亲率东路大军，于1848年正月西进。一路上大造声势，遍贴晓谕，令劫夺人犯的“协从”者赶紧悔罪，否则玉石俱焚。二月初，前锋过了大理，忽传左后方百里以外的弥渡出事：外来“匪徒”与当地回民勾结，乱抢街市。把官员围困在衙署，附近十五处村寨悉遭焚烧，村民被杀无数。林则徐当机立断，命后队改前队，前队调头跟进，直扑弥渡，当即击杀匪众500，活捉100多，军威大振。接着大队人马迅速直逼保山。三月初，大军压境，保山暴乱者内部分崩离析，在“诱降”之下，“获犯400余名，首要无一漏网”。

全文关键段落是这两处用兵。弥渡以多打少，速战速决，镇压的是回民；保山以少打多，攻心为主，敉平的是汉族地主暴乱。林则徐说“刑乱国，用重典，亦迫于不得不然”（《致徐广缙》），对两地所抓人犯，大多处以极刑。接下来，丁灿庭等京控案，顺利审结，而既定的“抚绥”方针也得以贯彻。之后，林则徐立即抓了改革驻军布局、整顿军队营务、加强治安管理、安排回民移居、改革云南矿务等多项工作，扎扎实实，有条不紊，局面进一步巩固。

一年多功夫，云南由乱入治，时人赞林的智谋：“妙算早知胸有竹，神针何虑骨生疽”；赞林的功绩：“从此沧江风浪息，筹边万里仰高楼”。但林则徐不这样看。他说只是“暂时安定，最大限能达十年”（云南省文史馆藏《永昌回民相残记》稿本）。后来果然不出所料。

林则徐不乐观。不过他使云南百姓获得七、八年较为安定的生活，人民是感谢的。1849年林则徐旧病复发，卸任返乡。他离滇归闽时，滇民拥马惜别，沿途受热烈迎送。《林文忠公乡闻录》记载传闻：“沿途有人探问，某日可到某站，某日可过某乡。农辍耕，妇辍浣，扶老携幼，鹄立乡首以俟。”

老百姓希望过安定日子，能帮助他们实现的，就是诸葛亮。王柏心用“诸葛忠勤作牧篇”赞林则徐，是很贴切的。

不过这句诗还有点别的意思：诸葛亮是丞相，不是州牧之臣，却只作了篇州牧文章，不是太可惜了吗！咸丰登基后，痛斥穆彰阿对林则徐的打压，以“妨贤病国”等罪将其“革职永不叙用”。但林则徐已走到生命尽头，不可能为咸丰所用了。

三

林则徐不乐观，由来已久。近十年来他的心情始终沉重。对穆彰阿的诡计他不太介意，但国家江河日下，不能不令他忧心忡忡。林则徐在新疆帮布彦泰“擘画”屯垦大计时，给好友李星沅的一封信，谈到他的忧虑：

所论营务习气，弟前略有所闻，叹喟久之。军骄由于将懦，懦从贪生，骄从玩生，积重难返，比比皆是。虽有独清独醒之人，不能不权宜迁就，以避违众激事之过。此江河所以日下也。 ……目前患贫为甚，诚如来教，安得有生财之道？然若中外一心，变通挹注，亦尚不无可商。

那时李星沅刚任江苏巡抚，感到事事棘手，便问计于则徐。则徐与李星沅渊源较深。十几年前，林任江苏巡抚时曾想聘李去作幕僚，但李进京赶考去了。后来林则徐赴戍伊犁时，李星沅是陕西巡抚，后又调任江苏。林则徐新疆遇赦时写的“纪恩述怀”诗四首，“频附音书烦北海”一句，所感谢的就是李星沅。李星沅主政陕西，是保障林则徐在新疆与外界信息畅通的“中转站”。林给李的信中谈过许多重要见解。

上面这封信，情绪消沉，在林则徐信中很少见。但其中反映了林则徐的重要思想。

显而易见的是对局势“江河日下”感到悲观。他提醒李星沅：此种形势下，即使少数“独请独醒”者，也不能不妥协迁就，否则就会惹更大麻烦。因为从浙江大败到签订南京条约，一味倚重投降派，已导致官场腐败到“积重难返、比比皆是”的地步。

在这种严重形势下，最要命的问题是什么？林则徐认为是“患贫为甚”。连年败仗，赔款，民不聊生，这是最要命的问题。林则徐在给儿子汝舟的信中曾写新疆人民生活之苦，尖锐指出：“以公道言之，回子无日不应造反。”（“回子”指维吾尔族百姓）林则徐懂得“造反有理”，他对汝舟说，“回子”所以尚不反，是因为和他们以前在“回王”治下相比，清政府要稍好一些。但这只是暂时的。所以林则徐认为必须谋“富强”。后来他与左宗棠谈话仍以西域“沃饶之区，不能富强”为严重问题，就是说，老百姓再穷下去，那里就会成为沙俄版图。以民为本，要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始终是林则徐治国的基本思想。

他认为即使是“江河日下”，问题的解决，依然要从“中外一心，变通挹注”着手。中外一心，就是中央和地方一条心。变通挹注的“挹注”，是《诗经》“挹彼注兹”的紧缩。本义是酌取那个池子的水，注到这个池子来。这是利益再分配的形象比喻，也是治国救急的不二法门。林则徐认为只有这样，“亦尚不无可商”，也就是说，国家还有好起来的可能。

林则徐忧国如家之心跃然纸上。但他对当局者能否明确认识这些并无信心。即使他使云南边疆暂时安定下来，心中依然沉重无比。可不是么，不从“中外一心，变通挹注”痛下功夫，乱子还不是越平越多吗？就是云南，他认为最多也出不了十年，还要闹大乱子。

很多人一定要问，既然林则徐对大清皇朝如此不乐观，他为什么还死心塌地为其效忠呢？林则徐是不是太“愚忠”了？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林则徐是仰之弥高的智者，一般人如能达到他智慧的十分之一，就已经非常了不起。林则徐不是“愚”，而是“坚”，“坚贞”的“坚”。

林则徐的爱国之心坚不可摧。爱国绝不是只见鲜花、没有痛苦的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十几年面对着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难道很开心么？抗日名将张自忠，在壮烈殉国之前难道看到了民族振兴的曙光么？观操守，在利害时啊！

当大清皇朝急剧滑向下坡路时，林则徐忧心如焚，但仍坚持补弊匡时，尽量让老百姓过几年安定日子，期待着能有解决“中外一心，变通挹注”的机会出现。他不以“独清独醒”自恃。尽管他懂得造反有理，但他反对动不动就把棋盘“掫翻”重新来过，因为他认为这并不符合百姓根本利益。他期待着“亦尚不无可商”时刻的到来。

林则徐的期待不是没有道理。在他之后半个世纪，不能说老天爷没给清政府机会。但清朝最高统治者日益腐败，最终烂透，辛亥革命只在武昌响了几枪，它便轰然垮台。所谓自作孽，不可活！识微见远如林则徐，也只预见到左宗棠那一辈人，仍可能令“国是”不无可商。要求他看得更远就过分苛求了。

着眼于大局，着眼于整体，对社会有强烈责任感，是优秀高级干部的本色，也是有历史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效忠于清朝的林则徐是这样，与清朝持不同政见的顾炎武、黄宗羲也是这样。顾炎武抗清一生，后来终于放弃抗清，而以不事清的立场，写他“穷经待后王”的《日知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也坚信一个“待”字。他们都是着眼大局、着眼整体的民族精英，堪为百世之师。

在中国大地上，坚挺的青松必然成林、成海！

[1]文中所引资料，绝大部分可从来新夏《林则徐年谱长编》和《清史稿》查到，恕不一一作注。

节目导视：

1、老兵新传，央企高管低调转身

孔丹：中信集团作为国企的事业，要把政治责任放到视野内。

2、股市震荡，未来将走向何方

主持人：担不担心这次的牛市泡沫？

孔丹：实际上的风险还是有的了，因为它终归应该有一个基本面吧。

3、发起西纠，却最终成为一生梦魇

主持人：所以真的是有目标的，有目的的。

孔丹：对，所以后来岐山说，你这个就不要有这么一个纠结了，就是这么个事情了。

基金会成立的背景及原因

解说：智库一词，近来受到不少的关注。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关于推动发展智库的纲领性文件，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上升成为国家战略。

在2014年的8月，经过中国国务院批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据内部人士介绍，基金会的缘起是，2013年11月原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给中央写的一封信。

而前不久，我来到了北京，就中国道路未来的发展以及对文革的反思等话题，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理事长孔丹，有了一次相约问答。

主持人：理事长好。

孔丹：欢迎，欢迎你到我们这个简陋的办公室。

主持人：您在香港的时候，见您的机会比较少。

孔丹：我们2007年见过一次。

主持人：是的，所以我说好久不见。

孔丹：我们中信银行上市的时候。

主持人：没错。

孔丹：我一生就上过一次电视，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事，这次也为我们基金会的事。

主持人：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基金会的成立吗？我们知道好像是在2013年11月，您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要成立这样的基金会，是这样子吗？

孔丹：关于这个基金会的成立，总的来说，有一个酝酿的过程。应该说2010年底，我退职以后，我认为我这个繁重的职业生涯就可以告一段落了，可以画一个休止符了。

我退休是63岁退的，到了2012年，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我们国家正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改革开放也走过三十多年了，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新的选择？有一些议论、有一些主张是向着这个方向，就是说我们应该秉承普世价值，这样一些西方的价值观，还包括一些西方的经济观和政治观等等。

那我觉得，这也是个正常现象。虽然我已经退出一线了，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共产党员，我是不是应该还为我们党的事业，为国家，为我认为正确的道路做点事情呢？面对着一些乱象，叫舆论乱象也好，思想乱象也好，理论乱象、思想乱象都反映了到底怎么看中国道路的问题。实际上“十八大”提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说法、提法。就是我们不可以走，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可以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必须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觉得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代表大会，非常能够作为新的起点的一个提法。

跟一些朋友有一些讨论，他们说孔丹你还是有自己的特点，可以做点什么事情吧。

解说：组织能力强、有一定的理论能力、并且具备较好的沟通能力，朋友眼中自己的这些特点，在孔丹看来，都是由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所造成的。他说他有一个依托，就是有一个应该说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国有企业，而且是一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企业。

孔丹：如果没有中信集团党委的支持，是不可能做的事。因为中信不但在资金上可以支持，我们有一个提法，就是我们中信集团作为国有企业，要把政治责任放到视野内。这个提法可能以前没有人说过，是我把它概括出来的。

解说：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至今，共举办了8期研讨会，2期座谈会，其关注的主题涉及到了媒体现状、收入分配、土地流转以及医疗改革等方面，其中有三项研究成果以内刊的形式上报至中央。

主持人：跟其它的这种学术单位，或其它的智囊团，我们有什么样的区别？

孔丹：是我们的主旨，我概括了三句话，也在《导刊》的制度里说到了。第一条，要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我把它看得非常得重。我觉得这个认识路线是我们的根本，是我们的生命线，是我们党和国家、民族的生命线。

第二条，坚定地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前面我说的，不能走这个封闭僵化的老路，那一套不行。

第三个条，既然是搞研究，想推动大家搞理论，就要推动中国学派的发展。中国学派还没有一个定义，现在比如说我想起码是中国的立场上看世界，不是看中国，是看整个世界。中国传统积累的那种文化积淀，和西方世界的优秀东西结合起来，然后有中国的气派，还有中国的话语体系。

所以我们就提出这么三个主旨，简称叫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主持人：担不担心这次的牛市泡沫？

孔丹：实际上的风险还是有的了，因为它终归应该有一个基本面吧。

中国经济未来

2015年以来，A股指数不断创出新高，上证综指从3300点起步，一路上攻逼近了5200点。

但是在过去的两周，A股却在上演着高台跳水，特别是6月26日的黑色星期五，近2000只的个股跌停，杠杆牛市充分展现了负反馈的破坏力。虽然从监管部门到金融机构，在过去半年内或主动或被动的，采取了一些预防性措施，但是泡沫崩溃的时间点和方式，仍然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6月9日采访的时候，上证综指正处在5100点左右的高位，对于当时股市的狂飙，孔丹也表现出了谨慎的态度。

主持人：有人觉得，这次的资本市场的狂欢，是一个政策的牛市。这个牛市能够持续吗？它会怎么样收尾，它最终可能会变成什么样，您的判断和您的看法是什么？

孔丹：首先我没有看到政府希望用政策来把证券市场从两三千点冲到五千点，我觉得它们的调控目标，应该没有这样的一个调控目标。还有就是外部的经济形势，国际上也并不是一个对我们整个经济发展有利的环境。所以新常态这个词，是引进的词，new normal。它本来描述的是一个经济到一定程度，经济增速就会下降，到一个区间。我们用它，我觉得是个借用，其实是我们有很多自我调整。我觉得比较难的问题是我们调控的方式、路径，有一些可能没达到，就是你说的最挑战的问题，就是资金没有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

主持人：把要访问您的消息放到了凤凰网和凤凰网手机客户端，放上去的时候，最多有22万人在线看。有很多网友对您提问，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问题，好吗？

孔丹：好。

主持人：这里来自福建的凤凰网网友说，在目前股市火爆，实体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国家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青黄不接的情况下，2016年的中国经济如何安全过冬？

孔丹：作为企业界的人，我们有对于这个下行有一个认识。

我们有主动调节的性质，我们主动减低了增速，叫增速的换挡期；我们有一个面对以往各种经济政策的影响的一个消化期；而且我们更重要的是面临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叫阵痛期，三期叠加。

但是我对中国经济的成长，还是充满信心。因为我们中国经济根本上说，它既有多年来改革形成的市场经济的很多优越，同时特别我们有一个长期以来有为政府的作用，它可以发挥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对市场的调整，能够使它走到更好的一个状态。

至于他提到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问题，这应该说是我们在以往的投资拉动、消费、内需和出口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个更新的动力，就是创新的动力。将来像我们国家的这个状态，如果这个要素发挥作用，我觉得我们的成长更有基础。

主持人：不过也一些企业家提到了，现在因为资本市场的这种狂欢，所以很多企业家会尽可能把自己的实业做好，让它尽快上市，去分享这次资本狂欢的利益。

孔丹：对。

主持人：这种说法能够成立吗？

孔丹：能成立，因为有人批评的时候，就有人说了，价格高了以后，对实体经济有什么好处呢。有人就像你说的，那我们就可以借这个价格窗口上市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要有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才能够解决问题，一般性的政策容易引起资金出来了，然后到那里去了，就是这个问题。

主持人：担不担心这次的牛市泡沫？

孔丹：实际上风险还是有的了，因为它终归应该有一个基本面吧。就是超过了基本面，特别我们的创业板，你能对那样的市盈率，能有把握吗？我举一个例子，可能有点不恰当的，但是我说要冷静。在2000年，我们上了一个学习班，国企老总去学习，找了一些外国的一些人来讲课。

说的是横轴是利润，纵轴是价格。在这个地方，价格盈利的时候，价格低。你相信它这样亏损一千万，它的这个斜率就更高。那两千万就更高。

这个我们就争论，争论以后他们就说你们这些老总落后于理论等等的。但是这个学习班开到一半，那次泡沫，IT泡沫就破灭了。所以它应该有基础、有合理的一面。

主持人：所以真的是有目标的。

孔丹：所以后来岐山说，你这个就不要有这么一个纠结了，就是这么个事情了

西纠

解说：50年前的1965年，北京市恢复了在中学里面发展共产党员。7月1号，年仅18岁的孔丹，成为了首批两位中学生党员中的一位。

在孔丹入党之后，北京四中在那一年还发展了马凯、秦晓、李三友等学生入党。孔丹说，正是这些学生党员，主导了之后北京四中初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中就包括成立了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力的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

近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浩劫，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而作为亲历者的孔丹，在2013年出版了一本口述史，其中用了一半的篇幅讲述了他所经历的“文革”。而这本口述史，也是在几位好友的再三催促之下，才最终完成的。

主持人：据说你做这个口述史，也是受到了几个朋友的鼓说，王岐山、马凯每一次碰到你每一次都说，王岐山至少还说了两回吧。他们希望您写出这个回忆的原因是什么？

孔丹：岐山是学历史的，他提到，文革这个历史就像一个总拼图，其实整个历史都是这样的。作为一个亲历者，你应该把那一段历史记述下来，然后变成总拼图的一部分。

马凯就说，他说很多的(回忆)讲这段情况的时候，讲的不准确。

特别是对西纠的社会评价，是完全是违反事实的。所以说，你为历史把真实留下来，你应该让历史恢复它本来的面貌。后来我才觉得，这还有点责任在我身上，我这才把它当个事。

主持人：比如说王岐山或者是马凯，当时希望你写这个口述的这两位朋友，又是怎么评价的？因为他们也亲历其中的一段。

孔丹：岐山说，还是记下来的这段历史，可以为总拼图加一个材料吧。马凯说，是把历史的真实已经恢复了，他也是当事人。

主持人：是。

孔丹：好多人看了以后有各种的议论，但是有一个事实，我觉得不是我给自己溢美，比如说我反对成立红卫兵，这件事听起来是一个悖理的事，作为一个红卫兵的领袖，确实反对。有党的组织、有工作队，为什么要成立红卫兵的组织，结果一下子1966年8月18号，毛主席上天安门，一戴红袖章，然后我们学校年轻的、更年纪小的学生就来逼我说，一定要成立红卫兵。

解说：出于对血统论、暴力行为的反对，以及为了保护老干部，孔丹、陈小鲁、董良翮等人一拍即合。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于1966年的8月25日正式成立，而6天之后，西纠便接到了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广场的保卫任务。

孔丹：“8·31”那次我记得很清楚，那次我不在下面，我在上面，我在天安门城楼上，

因为那是一个拥挤啊，这边先是毛主席的车，那个北京吉普车，一挤就托起来了。当时西纠的这些红卫兵就急了，他们后来跟我讲的就是，不是都有那个皮带吗？拿起来就开始驱赶，让那车能落下来，就保护安全了。因为那个时候群众热情，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第二天，就是9月1号，谢富治当时的公安部长，到西纠总部来看我，那还是老的九三学社那个地方，他一弯腰就说你看，把裤子拉起来，你看我这些地方都青了，如果不是你们西纠的红卫兵保护，我和主席我们都有危险了。这应该让我做，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解说：在发布十个通令完成维持北京火车站秩序、保护班禅等任务之后，到了1966年的九月底，西纠逐渐式微，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西纠变成了日后影响孔丹一生的梦魇。

孔丹：江青12月16号在工人体育馆，开了一个全北京的所谓中学生造反派的大会，突然在会上发难，说有个西纠杀人、放火，不，杀人、打人，西纠的后台抓出来要枪毙。然后就点了西纠的后台，有王任重、有周荣鑫、有雍文涛、有孔原(编者注：孔丹的父亲，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有许明(编者注：孔丹的母亲，长期担任周恩来总理的秘书，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点了五个人。我弟弟在北京，一下子就蒙了，已经退出红卫兵组织了，也不参加了，怎么突然就出现这种形势了。我是12月21号回来的，回来的那天就气氛不对，家里面也被抄家了。

还在发懵呢，早上通知说，你们家里有人病了，在医院住。我们兄弟俩就跑到那，问有没有一个叫孔原的人，没有。那查一下，有没有叫许明的，有。

我说坏了，出事了，一定是出问题了，后来看到自杀。

就是21号去了，还在抢救，说就是透析，两天之后，48小时，就是吃药之后，48小时人工肾，说看有点呼吸加强了，有希望了，我就说回去洗洗澡，我从外地回来也没有整理整理。

在医院里碰到我父亲，父亲身边由两个人带着，看着他，过来看一看。然后说你们报告一下孔丹回来了，我也反应不过来，报告什么呢，医院里头，大家匆匆忙忙的。

回去的下午，刚没坐定，就说有人来找你，一下子来了，我记得六个人吧，警察把我带走了。

主持人：所以你也没有机会，看着妈妈走。据说妈妈(许明)有留给你遗书？

孔丹：没有看到，只是听有人转述，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准确。我弟弟了不起，他就是一直送她走。

主持人：其实也是因为你是西纠的头，加上母亲父亲的关系，加上他们要打击总理的关系。所以你是在西纠的领导层里面被抓的那一位，其他人有被抓吗？

孔丹：其他就是董良翮，董良翮还是通知了董老，说你把你的儿子送进来吧。但是放了，我们两个一起放的，其他的西纠的人没有再抓了。

主持人：所以真的是有目标的。

孔丹：对，所以后来岐山说，你就不要有这么一个纠结了，就是这么个事情了。我说没错，你这个有道理。

主持人：作为当事人。

孔丹：当事人，因为她（江青）下狠手的时候，她要有一个发动、发难的一个口实和机会。像这样的搞法，我、我父亲和母亲，全家毫无一点心理准备，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秦川机床龙兴元*：要在解决供应端的问题上下功夫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装备企业和美国同行做比较，可以发现中国企业普遍存在“三高”的亚健康状态：

一是社会发展压力高。地方政府重视GDP指标，经济一旦下行，领导就会问企业：经营指标怎么又掉下来了？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强周期的行业，波动是经济规律。对企业的监管，如果硬性规定每年的增长幅度是很不合理的，客观上做不到，对企业压力太大。

二是利息高。秦川机床现在还算不错，但多数企业利息负担太重。我们那里有一家国有企业，前一段扩张发展较快，去年下半年银行紧缩信贷，把它的贷款收走了，只好去借18%的小微贷款，后来找我求援，想找百分之五点几的贷款。但即使这样对它也太高了，装备制造业能有多少利润？

秦川机床在美国有一家公司，使我有机会研究了美国近3年对制造业的鼓励政策。美国的贷款利息是1.5%左右，有的时候才1%，对大企业不超过2%。我认为国内实行的高利息不利于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税费高。比如我们原来有所学校，还办得不错，但要交教育附加费，还不返还。其他还有很多费用。国内装备制造企业的税费负担大约是美国企业的3.5倍，并且有些费用是政治要求。

几点建议：

第一，要在解决供应端问题上下功夫。应考虑如何改善企业运营质量所需要的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从长远、根本上解决企业的问题。现在很多领导和学者主要从宏观上谈需求、投资、消费、出口等，这些来自需求端的条件改善传导到机床企业有点远，应该更加关注供应端问题的解决。比如劳动力成本中，五险一金已经固化，企业的个人社保负担是14%多点，如果员工工资1万元，实际收入8600元。很多员工对此结构有疑问，例如，有些人已经有房子了，还有必要再交个人住房公积金吗？

装备制造业是技术密集、资金密集、技能劳动密集行业，对人的要求很高。要认真研究劳动力供应的体制机制，使我们的竞争力有根本的保障。我们企业提出生活工作一体化，尽量为员工的生活提供方便。劳动力其实也包含研发人员，特别是高级技工，我们给技工划分13个台阶，我们自己事先决定，没有和上级说，其实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在供应端这一头，大家比较重视土地，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劳动力，人才的薪酬包括期权问题。这个问题说了很久，但省国资委没有决定权。所以，我们希望先抓紧实施减免税，恢复原来的一些专业门类机床的先征后返增值税等政策。

第二，发展模式要创新。机床行业里的工具就是弱周期的，因为只要汽车厂在开工，一定会消耗刀具；零部件是弱周期的，因为和存量的整机来比，这是消耗性产品。于是，我们首先找出对周期不敏感的这些产业，加大整合力度，搞了一个事业部。下一步准备进入一些和周期运行相反的产品领域，这样会形成企业的支撑。再有就是发展售后服务业务。

第三，国家对高档数控机床的重大专项很有必要，但行政成本太高。院所的专家们参加论证的多，研发资金给企业的不够，最后得利的是院校，而最应该得到资助的中小企业很难拿到研发资金。

我们在美国设厂，感受到美国鼓励制造业回归的政策套路。我把他们多项政策归纳为几大方面，建议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研究：

一是优化政府服务职能。比如设置专门机构，组织专家咨询团，简化管理流程，让企业和社区居民互动、方便招工等等。我们在美国那家工厂的规模不大，销售额2000万美元，当地政府官员每年来访两三次。美国很多政策非常细，比如新招人的所得税怎么免等等。

二是税收扶持的力度。海外回归的企业，对员工免个人所得税24-36个月。我们工厂员工现在有40多人，免税二至三年。密歇根、北卡罗来纳、印地安纳三州都是这样。用工成本降低对企业的回归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大企业发展也拉动了产业链上配套的中小企业。

三是强化外贸政策，严进宽出。政府表面不动声色，但实际上对出口企业支持力度很大。我们在美国企业的产品出口到墨西哥、加拿大、南美，州长帮我们去疏通。密歇根州政府甚至把我们在美国购并企业的故事，在纽约时代广场播了三个月，他就是要告诉大家，到我们这里来设厂是可以搞好的。美国在贸易政策方面既宏观又微观。

四是推动产业升级创新，抢占制造业话语权。美国在通用汽车上花了大精力，做得非常到位。几年前通用计划在上海投资15亿美元，后来投在密歇根了。美国这些政策都是在解决供应端的问题。

【公司介绍】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简称“秦川机床”，股票代码：000837）拥有宝鸡机床、汉江机床、汉江工具、关中工具、秦川格兰德、美国拉削系统公司等多家子公司。公司是中国机床工具行业的龙头企业，规模位列第三。是中国精密数控机床与复杂工具研发制造基地，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试点企业，建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美国研发机构及3个省级技术研发中心。公司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及多项科技奖，被授予“2014年行业排头兵企业”、“质量标杆企业示范”等多项荣誉称号，“秦川 QINCHUAN”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公司坚持“技术领先，模式取胜”的发展思路，着力打造3个1/3的业务板块，即机床装备和智能制造岛（生产线），高端工艺技术引领的关键零部件制造，以及现代制造服务业。公司立志成为所涉及领域的技术领先者、行业领导者、高端市场占有率的追求者；以系统集成为擅长，以“精密、高效、复合、专用、大型”为特色的大型数控机床工具企业集团，努力建成具有世界水平的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系统集成服务商和关键零部件供应商。

沈鼓集团苏永强*：国家政策要尽快落地

国有企业的困难大同小异。一是市场下滑比较快，订单减少；二是资金压力大，而且三角债严重；三是市场低迷，产品大幅降价。我们做的一部分大型机组出厂价比前几年掉了一半；四是企业税负高，银行利息居高不下。最后是人力成本降不下来，现在的困难和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相仿，但比那时候严重，那时人均年工资是1万多元，现在已经翻了八九倍，去年我们企业人力成本为12.4万元，这是刚性成本。

困难的原因有外部和内部。外部看，国际市场依旧低迷，美国经济虽然稍好一点，但还没有真正意义的复苏。

企业内部的原因很多。我们的研发能力比国外还有很大差距。去年我们集团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6.22%，但国外公司已达10%甚至15%以上。研发能力和研发人才和国外比也有较大差距，我们的研发速度还不能完全跟上市场的发展。

我们的管线输送增压机，在国家和中石油的支持下，经过几年努力刚研发出来，然而国外又有一种新的产品拿出来了。尽管一时替代不了我们，但这是趋势，人家又走在前头了。他们有了新的机型，正在说服我们的大用户采购，我们也要尽快提到研发日程上。我们将原定3-5年的研发周期压缩到两年，但毕竟还没有样机。国内企业没有拳头产品是不行的，必须奋起追赶。

要加快研制速度，融资是个大问题。目前融资成本太高，融资渠道太窄。我们正在申请上市。

沈鼓的产品结构还比较单一，主要是做主机，系统集成做了一些，但没有形成产品的主流。我们要尽快抓住新的市场机会。虽然国家在这个产业上还没有形成较大的拉动能力，但未来是个方向。

关于开拓海外市场。尽管全球在萎缩，但我们近三五年在海外已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去年沈鼓出口增加2.7倍，今年一季度增加89.5%。市场还是有的；但我们在国际市场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像西门子、GE那样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另外，我们的人才队伍建设、分配机制等等，都存在问题。

我们的建议。

第一，要给企业放权。从国家政策层面看，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应该增加企业的活力。企业是经济组织，应该按市场规律运营。不管企业怎么改制，有一点要明确，国有企业是为国家服务的，为国家发展重大装备，支撑国民经济发展，这是它的责任。现在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某种程度上是按照管公务员的办法做的。

第二，要对企业分类型。个别央企可能存在垄断情况，但地方国有企业基本上都属于完全竞争型企业，国家在考核企业时要分类型，管理上要有差别，以确保这些竞争性企业有活力。

第三，国家政策要落地。国家出台很多政策，但有些政策一直没有真正落地。李克强总理说，要有一个实施细则。这是问题的关键。比如鼓励技术、管理入股，但技术管理怎么做股份、怎么鉴别，没有下文。中国证监会规定发起人股东不超过200个，包括自然人股东，所以我们企业改制定位是150个股东，一些骨干进不来，这就是国家层面的政策和具体实施部门的规则存在矛盾的现象，这需要国务院来统一协调。

再如，国家重大投资要拉动重大装备国产化这个政策谁来坚持？总书记和总理的批复谁来落实、怎么操作？用户怎么敢于选择国产的重大装备？沈鼓这10年来其实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一大批高端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们研制一个，成功一个；二是实行了混合所有制改制，有自然人持股了。许多装备制造企业和我们一样，这些年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既然有这些基础，那么国家为什么不能强力推动重大装备国产化这个政策呢？现在虽然中国的高端制造业上来了，但不稳定，如果这个时期不支持，一旦滑下来就要重头再来。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它们的策略就是首先把中国的主力企业打下去。我们要正确对待WTO、自由贸易等规则，欧美日这些国家因此就不制定自己的政策吗？美国总统奥巴马制定了制造业回归政策，在美国建厂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很快就见效了。现在美国装备制造业对整个工业的拉动达到了13.5%，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奥巴马政府计划提供3.4万亿美元来支持装备制造业，用于研发，特别支持中小企业，要把装备制造业做大。我们也应该向沈鼓、济二机床这样的“共和国宝贝”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如何用投资拉动重大装备国产化，必须上升到国家的层面来认识。

第四，提高效率，已经确定的项目抓紧启动、开工。我们太多时间都在等批件、走流程，企业早就望眼欲穿了。还有，已经上马的项目要注意完善资金配套，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大项目。现在对民营企业贷款可能有问题，它上的项目是国家批的，有关部门批准后也应该创造条件解决资金配套问题，这些问题都要从国家层面去考虑、去解决。

我国企业还是应重点加大研发力度，越困难越要搞研发。同时要转型。我们确定了未来三到五年努力的五大方向，即发展高端装备、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发展工程成套、向服务转型、大力发展新市场，这五大方向被列入我们的十三五发展规划。

【公司介绍】

沈鼓集团主要从事研发、设计、制造各类离心压缩机、轴流压缩机、离心鼓风机、大型通风机、往复式压缩机、离心水泵等重大工程技术装备，以及换热器、齿式机械、自控、汽轮机等配套设备，产品主要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金、天然气输送、煤炭、纺织、制药、制酸、国防、环保等领域。其中主导产品有离心压缩机、轴流压缩机等8个系列300个规格的风机类产品，高压给水泵、强制循环泵、核泵等51个系列579个品种的泵类产品，45个系列400个规格的往复式压缩机产品。公司有近80年历史，是提供重大技术装备的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中国机械工业500强企业，2014年获得中国工业最高荣誉——中国工业大奖。

半个多世纪以来，沈鼓集团生产的各类产品覆盖全国各地，远销世界25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大型离心压缩机国内市场占有率为85%，大型鼓风机占50%；冷凝泵占60%，高压注水泵占50%；石化行业往复压缩机市场占有率为60%左右。沈鼓集团累计为国家重大技术装备提供大型设备近万台（套），以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组、长输管线压缩机组、十万空分压缩机组、核电站用主泵、二、三级泵为代表的数百台套产品创造了中国第一，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直接替代进口45多亿美元，为国家能源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赢得了“国家砝码”的美誉。

沈鼓集团将始终以装备中国为己任，正在实现“发展高端装备，向服务转型，向工程成套转型，扩大国外市场，向新市场发展”的五个转变，围绕风机、泵、往复机等三大类产品完成重大技术关键攻关200余项，重点开发10大类54种世界级新产品。具备研制生产超大规模乙烯装置用裂解气压缩机、丙烯压缩机、乙烯压缩机、急冷油泵、急冷水泵；超大型空分用空气压缩机、增压机，多轴空气压缩机；核电主泵等大型装备的能力。

沈阳机床关锡友*：苦练内功，迎接新的行业高峰

世界装备工业有一个20年发展周期的规律：20世纪40至60年代的辉煌在英国,代表企业是600集团；60年代到80年代的辉煌在美国，代表企业是辛辛那提；80年代到2000年的辉煌在日本和德国,催生了日本马扎克和德国德玛吉的发展；2000年之后转移到中国。

2002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机床消费国，在2011年市场消费总额达到最高峰，2012年后开始下滑，2013年、2014年，行业普遍处于亏损状态。未来几年的市场可能仍旧延续下滑的态势。

从2002年中国加入WTO开始，这黄金10年正处于世界第五次经济周期的波峰期,现在我们正处于第六次经济周期高峰来临前夕的波谷期。推动下一轮经济周期发展的是什么?我们认为，不再单纯是技术革命,而是基于互联网的一场新方式的革命。

根据经济周期发展规律推算，第六次经济高峰来临在2020年左右，现在正处于酝酿期，我们正处于这场革命当中。最近行业内知名企业发生的变化令人深思，比如，西门子把家电、医疗领域业务剥离，只剩一个数字化工厂集团；GE也正在回归工业本源。西门子和GE这两家企业的鼻祖,都是改变世界的发明家,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我们已经跨入了以消费方式创新为驱动的新时代，它不是由消费者带来的,而是由企业创新带来的。例如：美国最大的住房提供商Airbnb，是世界最大的住宿提供商，却没有自己的房产；阿里巴巴公司是最大的零售商，却没有商场等等。可以看出，网络时代谁贴近客户最近，谁获得利润最多。我刚看到麦肯锡发布的关于未来五年最具竞争力企业的分析报告，阿里巴巴排在第一位，而微软公司排在第100位。在过去180年漫长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中，推动其发展的是西门子、爱迪生、福特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世界知名的企业家，马云首次写上这份名单，他代表了信息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中国企业和世界强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当前市场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需求变化快。而且客户的消费行为发生了剧变，原来买机床是为了拥有，现在则是租，客户是按时间买、按效率买、按服务买，因为它可能只是为了完成一段任务，于是只买一年。这时，企业遇到了新的消费方式。对企业自身而言，应该从过去以产品为核心转向以市场为核心，客户才是我们市场的根本。

我们公司的情况，今年一季度基本持平，这得益于我们多年新产品的开发。国有企业的通病到现在为止我们依旧存在。最近我在省里开会，领导问想要什么政策，我说投资权。企业看准一个项目，报批时间太长，等申请最终审批下来，市场却没有了。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但实际情况却还未真正实现。

最后就是要创新，通过创新来创造需求。谁知道苹果iphone7是什么样的？乔布斯推出的苹果手机革新拉动了一个行业飞速发展。我们装备行业也一样，我们市场下降是由于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用户的需求是创新的来源。

作为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在民族伟大复兴中担负着神圣而艰巨的任务。国有企业在市场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两个：

一是我们缺少企业家。企业家这词汇有冒险者的含义，失败了可以再干。但是我们的企业家没有这个环境，失败了你就没机会了。很多人管我们叫企业家，但我们又是国有企业任命的厂长经理。举个例子，6年前我带领着一帮年轻人开发现代控制技术，先后花了15个亿，最终成功了。这个高端核心技术的评定不能用斤称，也不能用尺量，不冒险哪行？我至今都不敢想象一旦研发失败的后果。二是体制机制问题。

最后，一个活跃金融市场很重要。最近我们公司的股票连续3天涨停，股票市值增加了30亿元。只要解决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问题，资金可以在市场上筹措。所以我希望继续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

【公司介绍】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1995年通过对原沈阳第一机床厂、中捷友谊厂和沈阳第三机床厂资产重组后成立。作为我国最大的机床制造商、数控机床开发制造基地，沈阳机床有着辉煌的历史：共和国的第一台普通车床、第一台卧式数控车床、第一台摇臂钻床、第一台卧式镗床和第一台自动车床都诞生在这里，沈阳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机床之乡”。

2004年以来，通过并购德国希斯公司、重组云南机床厂、控股昆明机床厂，公司目前已形成跨地区、跨国经营的全新布局，目前下辖沈阳、昆明、德国三大产业集群（包括两家上市公司：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和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主导产品为金属切削机床，市场覆盖全国，并出口到80多个国家和地区。

经营规模跃居世界首位。2011年实现销售收入180亿元，世界机床行业排名从2002年第36位跃升至首位。

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开发出世界首台具有网络智能功能的“i5智能化数控系统”。自2014年2月产业化以来，实现订货3000余台。

产品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加速淘汰普通机床，低档产品向社会化转移。成功开发出i5系列智能机床、ASCA高端机床等一系列世界级产品，推动了产品升级换代。中高档数控机床占比从2002年的25%提高到现在的75%。

行业地位及品牌影响力显著增强。机床产销量、市场占有率均居国内同行业之首；拥有国家唯一的高档数控机床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在德国设立的世界级产品设计中心。2014年，沈阳机床设计研究院被美国《环球科学》杂志评选为“2013年度最具影响力十大研发中心”，国内仅有两家本土企业获此殊荣。

链接：中国制造必须补好“工业2.0”这一课

中国制造必须走工业2.0补课、工业3.0普及和工业4.0示范的并联发展模式

工业4.0（Industry 4.0）是德国政府《高技术战略2020》确定的十大未来项目之一，它已上升为德国国家战略，旨在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工业4.0的发展理念也迅速获得中国的认同，长期在产业链低端徘徊的中国制造业似乎突然间前景光明，相关的云制造、智慧化工厂、数字化车间和互联网+等概念不断涌现，中国制造业似乎在30年后就将进入世界强者之列。

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阶段的积累，装备实现了现代化，制造流程实现了标准化，特别是有了一大批融入了核心工艺技术的专用设备。因此，他们进入工业4.0是渐近式的，是水到渠成。而我国现代化装备基础薄弱，设备自动化、信息化平均水平低，设计、工艺、制造、管理等知识经验沉淀不足，流程管理概念和文化缺失，流程动态信息难以采集。因此，我们进入工业4.0是植入式的，其困难可想而知。

在我国，过分强调工业4.0等概念，容易忽略我国制造业基础不牢，共性技术不强的短板，这有可能是对制造业的拔苗助长。近年来工业机器人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但与此同时，产业空心化的风险也进一步暴露。目前，国外品牌工业机器人已占据我近95%的市场份额，国外主要机器人企业近年来也加紧将我国作为机器人的生产基地，已经从整机组装深入到关键部件生产。在缺乏自主技术支撑和标准体系的情况下，我们难以在未来制造体系的塑造上掌握话语权，最终只能再次陷入跟随式发展。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指出，我国制造业亟待加快产业升级改造的智能化发展，同时还应警惕“脱实向虚”的倾向，防止产业空心化及制造业边缘化。

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制造业不能弯道超车，直接跃入工业4.0时代呢？我们认为，信息化技术并不是解决产品质量和关键共性基础技术的灵丹妙药，而这些问题不解决，信息技术只能建在空中楼阁之上。首先，尽管信息技术可以解决产品一致性的问题，但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品可靠性等质量问题。例如，一台通过正向设计的国外机床和一台仿制的机床，在短时间内都能达到用户加工精度的要求，但仿制机床精度的保持可能只有几天，而国外机床精度的保持可以在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其次，信息技术并不能彻底改变产品自身的制造规律。制造产品过程中的加工角度、压力、温度等经验数据都是在制造过程和实验过程中经过千锤百炼而得出的结果，也是通常所说的企业KNOW—HOW。再次，信息技术并不能彻底改变产品的自身工作原理。从专利申请看，国外专利主要是有关产品制造技术上和控制、减排等技术，而我国专利则更多集中于机器结构的改变方面，这说明我们对机器工作原理的理解并不深刻。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我们对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共性技术的研发投入不够，多年来过多强调应用技术和“拿来主义”，止步于简单的“引进来”；二是只求速度不求质量，对科学研究的试错性缺乏包容和理解。研发其实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越是基础性的研究，其错误的概率越高，而一旦成功，则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三是情报研究体系和科技共享平台落后，基础研发数据缺失。研发工作需要坚实的基础科学数据和开放共享的科学资源作为支撑的，但近20年来原有的情报研究体系和科技共享平台受市场冲击严重，真正从事研发和情报研究的科研院所几乎没有，基础信息平台缺失造成很多工业产品的标准化、研发数据管理等成为空白。工业化的基础是规模化，规模化的基础是标准化，工业4.0的基础首先是将机器的生产组织数字化，而在这方面的基础数据支撑，我们缺失严重……

发达国家走过工业2.0，也是一个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一个产品只有经历了从设计、制造到实验的千万次互动过程，才能不断提高质量和可靠性。国外的生产车间和实验室一般是1：1的配置，而GE这样的顶尖公司实验室环绕巨大的装配车间，数倍于生产面积，形成一个实验城。在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的不少制造企业还都有一个工艺实验室；但在今天，只有为数甚少的企业还有实验室。例如在机床企业中，只有极少数的企业拥有较完整的机床振动测试仪器。

现在欧洲、日本、美国装备制造业的很多大企业都是由采掘业慢慢延伸至冶炼业，再慢慢拓展到金属产品制造，最后成为装备的关键零部件制造商、整机制造商。凭借这种产业链的自然进化过程，这些装备制造企业的基础很扎实，内力很“绵长”，即使很一般的产品也能注入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技术，最终成为高端产品。

近年来，日本作为全球制造基地的地位不断降低，其制造业产品的战线似乎有所退缩，但在关键零部件领域却仍然严防死守。日本有一批“怪物级”长寿企业（约3000家）和一群经验丰富的工匠，日本在全球电子、材料等技术集聚型产业中仍然占有绝对的技术优势。他们的技术优势绝不是大众熟悉的“电饭锅”或“马桶盖”，而是隐藏在消费品背后的控制部件和原材料产业的尖端技术实力。以工业机器人为例，机器人的关节用RV减速机，90%以上被日本帝人精机公司垄断。有人形象地比喻，如果日本人说跪，那么全球机器人没有几个能站着……。哪怕我们的制造业将来真的进入了所谓工业4.0时代，但日本人说跪，我们的机器人还得跪下，这能说明我们成功了吗？

目前我们的制造业规模达到全球第一，但其生产力水平的跨度则覆盖了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各制造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参差不齐、差异极大，大量中小企业处于机械化阶段。网络不均质和水平差异过大，导致我们的制造业整体的网络化、智能化和数字化推进存在巨大的困难，水平的差异使得智能制造推进速度慢和效率低，新技术渗透缓慢。更为严重的是，大部分产业无法享受生产数据汇集所形成的集聚效应和机器联通所带来的网络效应。令人担忧的是，假如从工业3.0到工业4.0需要花一元钱，那么从工业2.0到3.0则要花4元钱，这将是一笔巨大的投入。因此，需要国家拿出一定资金，重点支持有关产业和一批企业，率先实现突破。

工业4.0并非我们的唯一方向。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存在着多重目标多重任务，需要构建自身的内在动力，而非简单的拿来主义。基于这种认识，近日工信部苗圩部长指出，中国制造业必须走工业2.0补课、工业3.0普及和工业4.0示范的并联式发展道路。

“强化基础”在“中国制造2025”中成为未来制造业强国的重要原则，它首次被提到国家层面而备受关注。“强化基础”原则将发展基础技术、共性技术和材料、关键零部件放到优先发展的位置，强调加快实施国家级创新中心建设工程，并弥补原有国家级科研院所对基础共性技术研究的缺位。对于重塑中国制造业而言，这无疑是令人振奋的重大转变。

链接：美国“制造业回归”

美国制造业回流，各地工厂订单不断

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美国决心重振制造业，提出美国“制造业回归”，奥巴马政府先后出台了包括“购买美国货”、“出口倍增计划”、《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建立全美创新网络和制造业创新研究所等政策，美国“制造业回归”是高度协同的战略框架，对美国本土实体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已经显现，具体来说，是从五个方面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

一、优化政府服务职能，完善制造业发展的行政环境

（1）、设置专门职能机构。2011年12月，白宫宣布成立制造业政策办公室，旨在协调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制造业产业政策制度和执行，并推动美国制造业复苏和出口。这个办公室由商务部长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共同领导，此类职位首次由内阁级别的官员担任。

（2）、组织业内专家智囊团，成立于2004年的美国制造业委员会隶属于商务部国际贸易署，旨在搭建美国政府与制造业企业的沟通平台，该委员会成员代表美国制造业的不同行业，包括钢铁、纺织、半导体、医药等。多年来，委员会就美国政府出台的制造业发展相关政策和计划措施，向商务部部长提出建议，并定期举办论坛，探讨工业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

（3）、简化政府管理流程。美国对外贸易区在加强国内外经济联系，促进美国制造业就业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对外贸易区采纳可选址框架（ASF），对总、分区设置和管理方式进行调整，简化审批流程。

（4）、促进制造业企业和社区居民间的良性互动，为大型制造业特别是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加大税收扶持力度，减少企业的运行成本

美国国会2010年通过了《2010制造业促进法案》提出，包括机床制造设备，人造纤维产品等在内的800种制造业生产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进口关说被免除；同年出台的《创造美国就业及结束外移法案》提出为了鼓励美国企业留在美国本土，将对将对工作岗位转移到美国以外的地区的企业取消税收优惠，而将这些优惠提供给美国人创造就业岗位的公司，为从海外回迁的企业提供为期24个月的工资税减免。

三、强化对外贸易政策，提供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美国政府善于利用贸易手段，实施“严进宽出”策略。2012年1月，美国商务部在《美国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报告中明确提出，通过贸易政策支持美国制造业的振兴。美国一方面利用自由贸易协定和其他国际协定为美国产品打开市场，另一方面以反倾销和反补贴手段抵消美国产品在本国可能受到的国外低价产品的不利冲击。

同时，为保障其在未来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中的核心利益。美国在千方百计推进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合作伙伴协定》（TPP)，《跨大西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为核心的新一轮国际贸易，投资秩序制定。

四、推动产业升级，鼓励创新，抢占先进制造业话语权

（1）、美国鼓励高新技术研发投入，《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涉及133亿美元研究和开发投入，主要流向美国竞争力计划重点支持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三个机构和国立健康研究院，以促进高新技术的研发、鼓励创新投资、促进技术扩散，实现研究和实验税收抵免永久化，以降低技术创新成本和降低开发新技术的风险。

（2）、制定措施促进高新技术研发合作。2011年出台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鼓励企业、大学和政府加强合作，共同研发全球顶端技术。2013年，政府出资10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成立15个由制造企业、高校和联邦政府组成的制造业“产、学、研”中心，加强对新材料、高端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科技、机器人和智能高效生产流程等领域的研发和技术应用。

（3）、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力度。《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推出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资金扶持方案，重点投向可再生能源、节能、智能电网、医疗信息化等高新技术行业。2009年《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计划10年投资1500万美元，支持发展下一代新燃料和相关基础设施，并建立清洁技术发展风险资本基金，支持新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发展。

（4）、重视高新技术人才的培育。2011年《美国创新战略：保护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提出未来十年内招聘10万“科、技、工、数”教师；《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提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佐治亚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美国名校建立教材共享、共享先进技术、联动创新的合作框架。

（5）、优化能源结构，降低制造业的能源成本。鼓励制造业企业更新设备和节能减排，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争取在未来10年减少1000亿美元的能源消耗支出，降低对进口能源供应的依赖；争取到2035年电力供应的80%来自新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水电、生物能、核能和清洁煤。具体措施有：出台“先进能源制造业税收补贴”，对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制造企业提供总计23亿美元的税收补贴；积极鼓励本土天然气的安全生产和开发利用，特别是大力推动页岩气开发；计划取消炼油和石油生产商的抵税优惠政策，将先进制造业企业（例如高新技术应用）的抵税率由9%提升至18%。

链接：装备制造行业的“内忧外患”

近年来，大批外资机床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对中国国内机床企业提出了严峻挑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化，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接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国家和地区之一。FDI的领域重点从轻工业已逐步转向重化工业，其中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占据了主要份额。在装备制造业的若干领域，跨国公司投资的合资或独资企业越来越多，在整个产业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跨国公司实力强、技术先进，又利用了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更享受若干优惠政策，因而占据有利竞争地位。以传感器为例，2015年全球传感器市场将达1500亿美元，其中国内预计将达1100亿元，但是国内市场外资企业占据67%的市场份额。相比于国外巨头如霍尼韦尔和精良电子等，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则处于散弱格局，普遍体量偏小。又如工业机器人行业，2013年国内工业机器人自主品牌仅占4%，独资及合资品牌占比高达96%。

从国际环境来看，我国制造业正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向挤压。美欧等工业发达国家再度关注实体经济发展，纷纷制定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促进高端制造回流。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德国发布《工业4.0》，日本《2014制造业白皮书》中表示要重点发展机器人产业，英国也发布了《英国制造2050》。以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新工业法国为代表，主要发达国家加快在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技术产业、数据战略资产、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网络经济体系等方面进行战略部署，谋求在技术、产业方面继续领先优势，占据全球高端制造领域的有利位置。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对中国制造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仅对我国高端装备未来发展构成激烈竞争，而且还将对已经形成优势的产品造成市场空间挤压。另一方面，越南、印度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依靠资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也开始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发力，以更低的成本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

机床产业外资挤占中端市场

随着机床行业步入调整期，跨国公司迅速调整战略，市场表现明显优于国内企业。2014年，中国机床产业困难重重，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十几年来行业最难熬的低谷，全国多数机床企业先后陷入亏损，一批企业宣布倒闭。但外资企业的日子要好过得多。2014年，大多数在华机床外资企业经营业绩较上年有所增长或持平，数控系统、刀具等企业，特别是针对特定市场的产品更是表现突出。

外资机床企业凭借明晰的战略定位和成熟的管理经验，已经抢占了工业4.0的先机。目前，低端机床市场由国内企业主导，高端市场由欧、美、日外企主导，至少95%以上的高端产品依赖进口，而中端市场成为竞争最激烈的阵地。

在市场下滑的背景下，外资企业为挤占市场空间采取了一套成熟的策略。其一，本地设厂。近年来，外资机床企业在中国所建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这些工厂从建立之初就起点很高。例如德马吉和森精机在华联合设厂，日本天田设立中国公司，瑞士百超天津工厂成为其全球最大工厂，美国哈挺在嘉兴投资建厂等。

其二，量身定制。大多数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始，通常是直接引入国外已有的成熟技术，或成熟产品。如今，面对日渐强大的中国机床企业，外资企业开始对当地销售的产品进行再设计或局部技术再创新，使产品更好地满足中国用户的需要。这在以精密、高端见长的德国、瑞士机床工具企业中较为常见。

其三，重视服务。随着中国本土企业技术和研发水平的快速提高，客户服务一跃成为市场竞争的核心内容。外资企业纷纷亮出自己的“服务牌”。例如，德马吉将其亚洲配件中心设在上海；来自美国的哈斯自动化将其在全球运营的HFO模式成功移植到中国，先后在中国建立21个集展示、培训、备件为一体的HFO，其推行的“一站式”服务更是颠覆了数控行业的服务理念；托纳斯则分别在香港和上海两大贸易中心设立备件库，确保能够迅速满足全国各地的用户需求。

可以预见，未来国际巨头将以高技术为先导、用高技术装配的低价格中档机床产品迅速占领中国机床市场，对中国国内机床企业提出了严峻挑战。（编辑杨利红）

*龙兴元，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董事长。

*苏永强，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关锡友，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