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有效投资，在当前扩大内需实施超常规逆周期宏观调控的关键阶段，更凸显了中央对其所强调的“关键”意义。我认为，对与之相关联的“有效性”，可以提出以下更深层次的认识。

有效投资的七个层次的认识

第一，政府应该做的投资有别于企业在竞争性市场的投资。当下中央强调要提高投资效益，又特别注重逆周期调节，因此，政府发力安排有效投资是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的，政府在支持企业参与充分竞争领域的投资之外，还需注重自己另外投资于和市场局限性、市场失灵相关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工程基础设施领域。这是首先要掌握的政府投资“有效性”的要领。

第二，超常规的政策组合效应。在逆周期调节中，政府对加力扩大内需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性安排，在调节过程中，如何在正确投资方向引导下，把握政策扩张性的合理力度，与政策的有效性有关。目前中央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超常规”的政策组合，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双搭配，这与政策的有效性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如果以这种超常规的、加大力度的政策来推动扩大内需的调节，在正确方向之下又有力度方面的匹配，产生的效应就应当是较有效地增加就业，而这些政府应做的公共工程、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还将产生大量的需求，如设备、原材料等方面的订单进入市场。在提供岗位需求方面，可产生罗斯福新政的“以工代赈”效应。随着订单调动产能潜力和以工代赈提升景气之后，顺理成章的是提升了消费能力和调动大市场的消费潜力，助力提振消费这个重要命题，助益以有效投资为关键、消费为基础的社会再生产的大循环，形成投资与消费良性互动状态。

第三，增强发展后劲，从短期衔接中长期、超长期方面优化结构的有效性。总量扩张的逆周期调节是正确的，但还不够；财政政策的特点就是可以通过收入和支出来区别对待，突出重点，统筹安排，优化结构。将短期衔接到中长期，增强了发展的后劲。但发展后劲在一般的有效性考核里是很难量化的，一般微观主体做的投资项目，比如制造业的项目等，相对来说有效性比较容易衡量，但在宏观层面，尤其是50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对于优化结构、提供增长后劲的正面效应怎么进行精准量化，这真是全世界的难题，但是这个方面的正面效应非常重要。

第四，政府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适当超前”的规律。如果能够正确地掌控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就可以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形成一种对应关系。反之，如果掌握得不好，对于有效性则是有损害的。我国有多年实践经验可进行总结，其中，对这些年我国政府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一些争议，有些人认为存在过度超前的问题，但我认为主导性的问题，还是提前量不足。究其原因，有的是规划上认识不足，有的是受限于当时的条件。比如首都机场改扩建项目，改革开放以后先是改造了T1，以后又不得已而建T2，但T2运营没几年又要搞T3。如果将T2、T3一起做，总成本和结构会更合理。但因当时种种限制条件，只能先建T2，几年后觉得经济发展超出了预想，再把T3建出来，运行几年后发现还不行，再搞大兴机场。在规划上固然有客观各方面的限制，但主观方面还有可总结的规律。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主要的局限不是过度了、超前了，而是超前度不足。我国第一条代表性的高速公路是沈大路，设计时就存在超前不足问题，没修几年，不得不把全线停下来重新征地、加宽车道。老百姓本来对这条高速公路感觉是很好的，结果封了路之后怨声载道。后来沪宁高速公路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在解决方案上就不敢再把路封掉，变成了单向交错施工，高速路变成了非高速路，但好歹这条路还能通行；当然老百姓还是多有抱怨——这都是教训。这些年，很多人批评中西部的高速公路上“空空荡荡”，没什么车走，那是没有看到超前性的意义：“要想富，先修路”，这是一个规律性的认识，中西部的路哪怕后面多少年间仍然不如东部的路热闹，但是这种投资建设的却是分布于全国各地呈现全覆盖状的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干道网，这是我国走向共同富裕社会的基础条件，这些都是有效性的体现。所以，适当超前的规律需要进一步总结，这关系到我们政府投资算总账的有效性程度，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应该追求达到更高的水平。

第五，更广义的“正外部性”投资效益。与上述投资分析有关，如果从“惠民生”和促进全社会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来说，学术界给出概念的“综合绩效”，或称“国民经济综合效益”，讲的就是超越微观直接效益眼界的更广义的“正的外部性”。比如说，青藏铁路建成了这么多年，如果从财务表现来说，估计收回投资还是遥遥无期的；其运营成本能不能靠现在的货运收费、客运卖票收入来覆盖，也是个问题。但是这个投资建设项目对于整个全局的战略意义，就是它的正外部性。

青藏铁路什么时候建？早一点晚一点，不可能非常精确，当年就是抓住“四万亿一揽子政府投资计划”这个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特殊推动因素，达成基本共识，就把它建出来了。这个项目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使边疆以西藏自治区区域为代表的社会成员，更好地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且还以此工程为重要支撑条件抵御敌对势力搞民族分裂的破坏性因素，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正的外部性”里所包含的“有效性”。

第六，政府投资的有效性，还要体现在对企业投资的“外部环境拉动效应”。不少企业现在投资积极性不足，这有很多原因，如整体市场营商环境方面，有不利于形成长期主义耐心资本行为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说，各个分散的微观市场主体，也是可以被周围的社会氛围所影响的。如果政府投资扩大内需、优化结构，把经济景气度往上提升，配之以保护产权、保障公平竞争的措施，这样越来越多的信心不足的企业，就有可能开始考虑：要跟进了。他怕别人都已经动手，我再进去就晚了。这样的一种拉动效应，当然还得配上其他因素，但以政府投资提升景气度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它有利于改善投资预期，提振市场信心。这也紧密关联宏观政策方针落在政府投资上应体现的有效性问题。

第七，政府投资具体项目需要以可行性研究和高水平的操作方案来支持。因为工程资金的管理、施工质量的工程监理、工期的保障等，所有这些具体管理要素，显然都同项目投资的有效性相关，不可忽视。

        对政府有效投资重点领域的认识

基于政府投资有效性的七个层次的解说，可进而讨论对重点领域的认识。

对当前政府有效投资的重点领域，中央有非常明确的表述，即“两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的建设。具体而言能做什么？举一个例子可以加强宣传和动员安排：我们现在应当把中国各中心区域的海绵城市和海绵流域建设加快做出来。这方面的教训十分明显。几年前，郑州大雨后有的隧道里发生淹车、死人的事，随后披露的消息说，郑州原来对海绵城市建设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却未能避免那次悲剧。这可能有各种原因：也许工程建了一半还没有完善，也有可能是规划不当，还有可能是工程质量有问题等等。但无可回避的是，一定得总结经验教训，赶快把这个事做到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一定要以人民为中心。郑州如此，之后每年夏天雨季，从南方到中部到北方，都会发生大大小小刺激人的消息，它们都跟这个事情的处理相类似；前几年北京及周边大雨，门头沟与河北涿州也发生类似的涝灾。

在这些中心区域建设海绵城市的同时，一定要建成环保专家所说的“海绵流域”，它涉及整个水系相关的通盘治理建设。北京市海淀公园是海绵城市建设的试点。目前海绵城市工程应当怎样扩展，怎样在北京连成片？连成片一定要跟北京整个水系一起考虑。同时，还一定要在地域的、物理的意义上，通盘考虑怎么建设地下综合管廊，这也是说了多年的事情。以高水平的现代化为取向，避免老百姓说的“马路装拉链”，就必须建设这个地下综合管廊。自然是要先从中心区域开始建，特别是要从新区的发展开始建。

城乡接合部外推的时候，我认为应硬性规定为一个指令性的图纸：凡是不按照地下综合管廊设计的，就不允许开工。老区只好慢慢地逐步建设。在过去这样天文数字的投资很难下决心，而现在应发力推进，此其时矣！有超长期的国债，以50年的闭环为基础，一定能把这个事情解决。

综合管廊竣工运行起来以后，有弱现金流，主管机构对进入这个管廊的所有管线的管理主体，要收年费，而年费的源头是使用者付费，这个循环是很清楚的。以50年为期，足够使这个闭环的弱现金流的循环不必体现为财政赤字。这是运用我们公共部门负债安全区空间，可以做的一个非常长远的、有正面有效性的大工程，也是多少年来我们想做做不成的事，现在得赶快做。

还有什么应该配套考虑呢？一定要把地铁和与地铁配套的整个轨道交通网，在海绵城市、水系建设和综合管廊的“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的前提之下，纳入通盘规划，尽快建好。北京、上海和我国其他一大批中心城市，现在直观情况是看起来跟纽约曼哈顿、东京银座类似，高楼大厦林立，但实际的交通治理水平差得太多：纽约、东京的机动车拥有率明显高于北京、上海，但是却不用像北京、上海这样实行限购（北京是靠摇号，上海还加上一个“最贵的铁皮”——车牌竞价）。什么道理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轨道交通建设，还迟迟没达到有效供给的水平，如果到了一定的程度，过了临界点，老百姓有钱可放开让他们买车，人们首选的，是用机动车来应急和周末、节假日体验和享受生活；通常出行，首选进入轨道交通网，特别是通勤族，如果住在郊区，他可以把车开到国家规划好的平价停车场、停车位上，然后进入轨道交通网，安全、准时、少污染、少烦恼到达目的地。这样一个有效供给支撑着的高水平的现代化都市生态，我们其实还差之远矣，现在正是发力建设的机遇期。为克服政府财力不够的局限，北京地铁4号线、16号线都是采用PPP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非常好的经验，为什么不能继续鼓励做呢？其他很多城市，都应这样积极推进起来。据说有关部门把300万人口定为同意给地铁立项的硬杠杠，其实从国际经验看，几十万人口的城市，只要有一定的流动人口规模和景气度，就应该赶快建设轨道交通。

如果把这些事情在中国主要的中心区域做起来后，还要规划建设城市停车场、停车位。这个事情其实影响重大，实际上对于现代城镇生活而言，这是一定要匹配的。包括在物理空间紧张的区域。亟应在政府规划之下建设相应需求的立体停车位。早前已有企业开发了立体化方案：一个停车位，上下合在一起有十个位子，地下地上各五层，最高最低的车，调到地面开走，在50秒之内即可解决问题。我国有这方面的供给能力，关键是要有启动资金，可采用创新模式PPP，因为一旦竣工使用时就有现金流，是非常好的一个机制。前些年交通运输部说，目前全国缺少5000万个停车位，现在说不止5000万个了。可以算一算，仅这一项，假定建一个停车位平均要10万元（如果配充电桩还得再高一点），这就是50000亿元的投资需求了！千头万绪的事情中，这么一个投资事项，就超出当年的“40000亿一揽子投资”了。要说它有没有效？非常有效。还有老旧小区改造，比如十几年、二十年之前，四层、五层的居民楼没有电梯，天经地义，现在不行，大家都希望装电梯了。又比如乡村振兴、新区开发等等方面，类似这些的投资潜力太大了，可做的事情太多了。

生产要素方面，钢材、水泥、劳动力、技术力量、管理力量、各种设备，我们一样都不缺，许多原来看着是过剩产能的，一旦投资做起来了，订单来了，它马上转为有效产能。总之，我们不缺生产要素，往往缺乏的是好的机制和一个创新的意识，去更加有效解决现实问题。

我们需要抓住机会，用公债来形成资金来源，作长期闭环的公债运营，包括专项债、特别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在我国“发得出，用得上”，当下正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契机。

我们要破解一些认识上的误区。现在经常听到一些看法，认为中国投资已经饱和，找不到地方政府合适的投资项目，政府投资注定是无效的，等等。这些都是很有影响的说法，但是这些观点是片面的。确实有些投资可能无效，可能浪费，举债也出现过像贵州一方面有那么好的县县通高速、村村通硬路面、安顺的数字产业集群发展，却另一方面也有独山县那个大而无当用巨量资金砸进去的水司府，正反两面都有，但不能用反面的来否定正面的。我们一定要严密防范失误，尽可能提高投资水平，提高政府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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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并不存在

关于“消费驱动”这一说法，谈论最多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例如克鲁格曼和萨默斯。克鲁格曼声称，长期以来“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使中国经济濒临金融危机的边缘；萨默斯则认为，中国“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西方学界谈论中国的“投资驱动”时，实际上是指中国的经济增长战略和发展模式，即所谓的Growth Strategy或Paradigm。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发展）同在某个特定年度如何使中国经济增速实现某个特定目标，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前者关注中长期经济增长，研究的是供给方问题；后者侧重短期调节，研究的是需求方问题。作为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根本不存在“消费驱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

以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为例，将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数学化后可以得到：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储蓄率越高，社会总产品的产量增长越快。逻辑的结论当然是“消费率”越高社会总产品的增速越低。

以列宁的再生产理论为例，列宁在一篇题为《论所谓市场问题》的文章中，用“数列”构建了一个实质上是一个差分方程组的增长模型。列宁利用这个模型证明，尽管俄罗斯贫困、消费不足（第二部类得不到发展），但第一部类可以脱离第二部类增长缓慢的束缚而加速增长。

资本积累驱动经济增长不仅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中，情况亦是如此。例如，在最早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经济增速=储蓄率/资本产出率（k/y）”。由于假设储蓄完全转化为投资，储蓄率=投资率。该模型表明：经济增长由投资率与投资效率决定，消费的增加意味着储蓄和投资的减少。在其他因素给定条件下，消费的增加将导致经济增速的下降。

从标准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考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导出的经济增速为：给定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经济增速是投资、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函数。显然，对于决策者而言，投资、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都是十分重要的，必须掌握好三者的比例关系。

当前，中国政府十分强调产业和产品创新，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放在突出位置。就这种情况而言，中国存在“投资驱动”和“技术进步驱动”之间的选择，但技术进步不是从天而降的，技术进步离不开各种形式的投资。因而，中国面临“一般性投资驱动”和“注重创新的投资驱动”之间的选择。

可以对生产函数加以扩展，把制度变迁、人力资本等因素包括进去。人力资本的改善同教育、健康等因素有关，如果说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拉动作用，那么这种拉动应该是通过人力资本改善实现的。但消费—人力资本改善—经济增长的传递机制需要具体的量化研究，不是简单说说就可以得出结论的。同时，能够改善人力资本的消费是某些特定类型的消费，而这种能够改善人力资本的特定类型消费的提供同传统意义的投资密不可分。

总之，对决策者来说，由于不同时期条件不同，经济增长对投资、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的依赖程度会有所不同，不同时期的增长模式可以贴上“投资驱动”“劳动力驱动”或“技术进步驱动”的标签。但并不存在“消费驱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和战略。

除理论之外，西方经济学家还对经济增长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例如，巴罗在他的著名教科书《经济增长》中明确指出，跨国经验证据表明，消费支出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他还指出，总投资对GDP比与体现为教育和健康的初始人力资本存在正向关系。

一项经济活动可能同时兼有投资和消费的双重性质，一件产品也可能兼有投资品和消费品的性质。如登山、健身的支出既可以看作是纯粹消费支出也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本投资。一辆汽车既可能是消费品也可能是投资品（取决于汽车的用途）。不可否认，某些类型的消费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驱动作用。这种类型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还需要通过经验研究加以确定。而不加严格限定的情况下把消费说成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提倡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从“投资驱动”变换为“消费驱动”，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其后果也是不难想见的。

否定“消费驱动”增长模式的存在并非意味着投资越多越好。投资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的。在给定条件下，投资率存在一个理论最优值。以哈罗德-多玛模型为例，投资率（储蓄率）太高可能导致资本-产出率上升，因而过分提高投资率可能导致经济增速下降而不是上升。当然，资本-产出率上升也不一定是投资率过高造成的。由于某种原因导致资本-产出率上升，为了维持目标经济增速，政府可能不得不进一步提高投资率。改革开放前，中国曾经片面强调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结果导致经济效率下降、资本-产出率上升，这种经验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

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关系

消费和投资对社会福利的改善在长期是一致性的。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给定收入，把更多资源配置于投资，消费就会减少，反之则反。投资和消费并无矛盾，实质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现在消费还是在未来更多消费之间的选择，不同民族、文化、制度下和不同代际间，居民的时间偏好（或消费贴现率）都会有相当的不同。例如东亚国家普遍储蓄率较高，这是东亚奇迹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量计量分析表明，从长期来看，投资和消费高度相关，没有投资，就没有增长；没有增长，就难以支撑持续的消费。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收入差距明显，基尼系数较高。

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关系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苏联经济学家菲尔德曼于1936年提出的菲尔德曼模型建立在马克思在生产理论基础之上的。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要想使消费品的增长速度和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就必须尽可能提高投入第一部类的生产资料在全部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中所占的比重r，尽管这样做会影响近期生活水平的提高。菲尔德曼等认为，计划者最重要任务是正确决定如何在两大部类间分配投资，即选取适当的r值。代入具体数值可以验证：如果r值较高，即现在用于生产消费品的投资较少，消费量较小，随时间推移，消费品的生产会迅速增长，并在某个时点上超过初期选择较高r值所对应的增长路径提供的消费品，取得“先苦后甜”的结果。

消费和投资之间关系也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重要研究领域。1920年代，拉姆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证明：投资并非越多越好，资本积累存在最优水平，在这一水平下，人均消费可以实现最大化。但这类模型的推导依赖十分严格的假设，一些参数难以确定（如“时间偏好”和“消费贴现率”）。这些理论可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参考，但实用价值不大。

索罗的经典增长理论模型假定：给定生产函数、劳动力增长速度和资本折旧率等因素，在不同储蓄率定义的不同经济增长路径上都存在由人均资本量和人均收入定义的某一点，在这些点之上都存在一个人均产出、人均资本、人均消费增长率都为零的稳定状态。在索罗模型基础上，埃德蒙菲尔普斯提出“资本积累的黄金规则”，即如果在对应于由某一储蓄率定义的增长路径中的稳定状态下，人均消费水平大于所有其他稳定状态下的人均消费水平，该储蓄率所决定的人均资本量就是资本积累的最佳水平。对应于最佳资本积累水平，人均资本的边际产出等于劳动增速加折旧率。此规则是关于如何实现人均消费水平最大化的理论，同“是消费驱动还是投资驱动”的讨论没有什么关系。

罗思义等人对大量经验数据的研究证明，GDP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存在超高的相关性，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高度相关；经济规模越大，相关性越强。即消费与投资并非对立，而是现在多消费、未来少消费，还是现在少消费、未来多消费的问题。中国国民普遍重视养老保障、倾向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定积蓄，因此消费倾向相对较低，投资率相对较高。这种偏好并无所谓“好”或“坏”，如何在“现在”与“未来”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公共选择问题。

只有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消费拉动经济”的说法才是有意义的。由于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速受到需求面的制约，我们可以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对某一年度GDP增长的原因或可能性展开分析。根据支出法，GDP=C+I+X-M。这里C、I、X-M分别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政府支出G被分解到作为GDP构成部分的其他部分中。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有一个隐含的假设：“有供给就有需求”；因而在经济增长理论中，需求约束是不予考虑的。在短期宏观分析中，假定供给是无限的，“有需求就有增长”。如果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决定的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政府就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提高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增长速度，使实际经济增速=潜在经济增速。“消费拉动（或驱动）经济增长”的说法，仅仅在增加消费需求可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使实际经济增速等于或更为接近潜在经济增速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但如果总需求超过潜在增速，就会引发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需要抑制消费需求或其他总量需求，以便把通货膨胀控制在事前制定的通货膨胀率目标上下。

中国的消费率是否过低

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消费率过低。从数据来看，以2022年为例，中国最终消费是美国的43%（汇率1:7），2022年中国最终消费（63.8万亿），在GDP中占比为53.2%（=63.8/120）；2022年美国最终消费（21.08万亿美元），在GDP中占比为82.9%（=21.08/25.44）。但同时，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支出是美国的87.4%（=6.29/7.2）（不直接可比），2022年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支出为44万亿元，按1:7汇率为6.29万亿美元，2022年美国的商品消费支出和餐饮消费分别为5.94万亿美元、1.25万亿美元，加总为7.2万亿美元。

造成中国最终消费对美国最终消费之比，同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支出对美国商品+餐饮支出之比之间的巨大差距（43%对87.4%）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最终消费中消费服务所占比重远高于中国。

从消费品支出对GDP比来看，中国明显超过美国。2022年，中国GDP是美国GDP的70%左右；2022年，中国的社零是美国商品消费支出（包括餐饮）的87.4%。换言之，从拥有消费品（汽车、电视机、空调等）的角度看，中国的消费支出对GDP之比明显超过美国。中国服务消费/GDP比明显小于美国服务消费/GDP比。经验可使我们感知，美国和西方国家服务价格明显高于中国（你在西方敢请保姆吗？）。此外还存在许多统计口径和方法问题。这些问题都倾向低估中国最终消费对GDP占比。

在美国，服务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通常在60%～70%之间，新冠疫情前美国服务消费占比为69%，服务消费明显高于商品消费。而中国的消费结构则完全不同。2022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538元，其中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10590元，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3.2%。众所周知，美国服务消费的价格远高于中国。因此，在考虑消费结构与价格差异后，中国与美国在统计意义上所呈现出的消费差距，实际远没有数据所展示得那么显著。经过粗略估算，若从最终消费结构（包括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入手分析，在商品消费占GDP的比重方面，中国大约是美国的1.25倍。

中国居民更倾向于购买实物消费品，如汽车、电视等；而美国居民则更倾向于服务消费，如法律服务等。因此，从消费品拥有量角度来看，中国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实际上是超过美国的。

此外，关于“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偏低”的说法，通常引用的是2022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43%的数据，而其他国家的这一比重普遍在60%以上。事实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有两套口径：一套基于入户调查，另一套基于资金流量表。2022年，基于资金流量表的计算，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59.3%，二者差距显著。入户调查数据存在系统性偏差，入户调查样本填写更多为低收入者。此外，部分居民在填写时还有“向外低报”的倾向。

与其他国家相比，2022年日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56.22%，丹麦为46.1%，都低于中国按资金流量表计算的59.3%。英国为61.47%，略高于中国。各国国情不同，简单比较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尽管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偏低，但并不像某些观点所表达得严重偏低。由于统计数据存在不准确性，对部分统计结果也不宜过度解读。

从实物消费量进行比较，中国生命预期高于美国（2021年78.2岁对76.1岁）；在实物指标方面，中国居民消费并不低于发达国家，在有些方面甚至领先于美国，例如卡路里摄取量、蛋白质摄取量、儿童身高、城镇居住面积、住房拥有率、教育年限、奢侈品销售、人均肉类消费等。如果考虑到社会实物转移（STIK），世界银行2021年ICP价格（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2021 prices）显示，中国在居住、教育、休闲和医疗的消费量是用市场汇率度量的消费量两倍多。

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基尼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根据李实教授的研究，在过去20年当中，中国收入差距出现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现在基本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高位水平。2008年的基尼系数是0.491，如果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0.5，会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一个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的国家。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5之前，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出现了缓慢下降期，但下降的幅度并不大。2016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处在相对稳定的0.46-0.47之间波动的状态，意味着2016年开始我们的收入差距并没有出现缩小的趋势，收入差距仍然处在一个高位水平。尽可能缩小收入差距不仅关乎社会公平正义，而且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

综上所述，从消费占GDP比重的角度来看，中国与多数国家的差距并不像有些舆论宣传得那么显著，但在追求共同富裕目标方面，我们确实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如何提高消费需求

2025年我国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为5%，而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已接近60%。若消费增速低于5%，实现全年5%的经济增长目标将面临较大困难。因此，作为短期内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今年必须采取措施大力推动消费增长。

关于具体的促消费措施，学者的建议主要包括发消费券、降低个人所得税、改革社保制度。在消费券方面，这种主张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但在实践中，我们经常会陷入逻辑上的循环论证：为了提高经济增速，需要扩大消费；为了扩大消费，则需要提高经济增速。从理论上讲，消费是收入、收入预期和财产的函数，或永久性收入的函数。发钱或消费券之类的办法可以使收入暂时增加，但这一作用的实际效果与可持续性仍然存疑。

2024年1月-11月增速低于3.5%的消费品类别，由低到高顺序排列为：金银珠宝类（-3.3%）、建筑及装潢材料类（-2.3%）、化妆品类（-1.3%）、文化办公用品类（-1.3%）、汽车类（-0.7%）、服装鞋帽针织纺织品类（0.4%）、石油及制品类（0.6%）、日用品类（2.7%）、家具类（2.9%）。增速高于3.5%的消费品类别为：药品类、食品饮料烟酒类、通信器材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和体育、娱乐用品类。不难看出，增速下降最多的是奢侈品，其次是非生活必需品，生活必需品增速则基本与GDP增速同步或高于GDP增速。在这种背景下，消费券是否能够显著带动消费增长存在不确定性。

第一，消费需求减少可能主要是中高收入阶层的高档消费品需求减少导致的，而这又可能是因为中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受收入水平和资产价格（如股票价格下跌和房地产价格下跌）变化的影响较大。第二，中低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增速比较稳定。这可能是中低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受收入水平变化的影响较小。即便收入下降，他们仍必须保持必需品消费水平不变。第三，由于消费券对高收入和中高收入阶层支出行为难以产生显著影响。对中低收入和低收入阶层来说，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更倾向于将获得的额外资金用于储蓄而非用于消费。因而，消费券发放可能不会对总体消费水平和增速产生重要影响。

在减税方面。降低个人所得税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税收制度是以增值税为主体的，个人所得税的总量有限。2023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总量为1.4万亿元。降低税率、提高征税门槛对消费增长的作用比较有限。但对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应该考虑减税。

在社保体系方面。中国的五项社会保险（养老、医疗、生育、失业、工伤）基本是以精算为基础的，原则上不应因需要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就改变各种保险金的缴费和发放规则。但其中的一些构成部分同财政支出密切相关，例如中国养老保险体系中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以农民参保为主）85%的资金来自财政转移支付，应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的发放标准，逐步减小城乡养老保险差距。

此外，社保体系中的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和标准应进一步提高。截至2023年末，最低生活保障惠及663.6万城市人口和3399.7万农村人口，全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为每人每月785.9元；全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为每人每月621.3元。虽然改善社保体系的举措主要是为了减少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同宏观调控并无直接关系。但由于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高，这些举措对增加居民消费可发挥一定作用。同时，政府也应进一步发放生育补助。

为了避免“要增加收入就要增加消费，为了增加消费就要增加收入”的循环论证，我们应论证“第一推动力”。这个第一推动力只能是由政府提供融资的基础设施投资。一笔基础设施投资会立即产生等量收入，这笔收入随即通过新的投资和消费又会产生新的派生收入。最初的一笔基础设施投资最终将产生数倍于初始投资的收入。基础设施投资导致收入增加—收入增加导致消费支出增加—消费支出增加导致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启动消费不仅可能比通过发放消费券等方式更为有效，而且还将提高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除基础设施投资外，政府还应通过实施产业政策，支持企业特别是创新企业的投资。

从刺激消费的角度来看，可以考虑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和其他政策措施包括：一是同消费没有直接关系的基础设施投资。这类投资虽然同消费没有直接关系，但可以增加居民的永久性收入，进而增加消费。二是可以满足未来消费需求的基础设施投资，例如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不同类型养老院建设、专业陪护人员培训和工资补贴、医院建设、托儿所。三是消费者补贴（电动车补贴、电器补贴、养老机器人补贴），同时要符合产业政策要求。四是规范、支持课外兴趣、技能培训等服务行业发展，促进服务性消费（这一类服务是供给不足，而非需求不足）。五是增加相关财政支出，提高特定人群可支配收入，例如提高城乡养老保险和低保的覆盖范围和发放标准、产妇补贴和儿童补贴。六是税制改革，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减少贫富差距，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消费倾向。七是稳定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八是为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环境（供给创造需求）。

在中国的特定制度环境下，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政府部门可以直接控制的政策变量，除了在当前发挥有效弥补总需求不足的问题，还能提高中国潜在经济增收。当前关于中国基础设施“接近饱和”或“投资效率过低”的观点，值得商榷。国家或国企的基础设施投资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以5G为例，我国5G建设已累计投资超过7300亿元，截至2024年7月末，5G基站总数达到404.2万个，5G移动电话用户达9.66亿户。投资主要由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承担（一些互联网公司和设备制造商也参与5G基站的投资），政府也提供了部分支持。

2024年12月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投资效益”。投资效益既包括商业回报，也包括经济和社会效益。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公益性、长期性和基础性，不能要求公共投资项目在短期内取得商业回报。例如，从事基站建设的三大电信运营商盈利良好，但高铁2023年以前亏损情况比较严重（据国铁集团财报数据），但高铁网络的修建改变了整个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其社会效益难以估量。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能力是中国的制度优势，在总需求不足时期恰恰是最大限度发挥这种优势的时期。当经济充分恢复自主增长之后，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随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而逐步退出。

不可否认的是，以往的基础设施投资中确实存在严重浪费和重复建设等问题。2024年12月国办发布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禁止类项目清单，这类清单十分必要，这个清单可以作为基础设施项目审批的重要标准。

在“十五五”规划期间，政府是否可以安排一些同当年执行四万亿刺激计划时期类似的大项目。例如，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沿河西走廊向中亚进一步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并建立相应的经济走廊。中亚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区域，是连接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关键区域，把西部大开发同建设中亚经济走廊相联系对于刺激内需，对于加强中国的国内安全和地缘政治地位都具有重要意义。

（编辑  尚鸣）

文_邹平座 李光军^*

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冲击下，就业形态正经历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达到42.8%，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6.45%。根据最新数据预测，2024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有望达到57万亿元人民币，较2023年增长3.1万亿元，占GDP的比重预计将进一步增长至44.6%。数字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导致传统行业就业需求下降，劳动者面临失业或需重新进行职业定位。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变革催生了人工智能训练师、区块链工程师、价值管理工程师等130余种新兴职业，并改变了价值创造模式。

数字化就业是指依托数字技术、互联网平台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形成的一种新型就业形态。数据和算法的变革显示了其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推动了生产力提升和数字经济平台的发展。就业模式转变和新形态的出现则提高了效率，创造了社会价值。数字化就业为解决“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新策略。

深层变革：数字就业重构经济逻辑

价值创造范式转型  

传统经济价值源于生产要素与劳动时间的线性组合；数字时代则表现为数据和技术的指数增长。

数据和技术的深度结合，将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数据将在技术创新、政策支持和行业拓展中扮演关键角色：

• 技术创新：数据将与AI、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结合，提升数据利用效率。

• 政策支持：政府将完善数据基础制度，促进数据市场化，确保合规流通和价值实现。

• 行业拓展：数据应用将扩展至科研、智慧城市等领域，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

例如：广州市一家服装企业成功接入了工业互联网平台，其设计师的创意数据经由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处理，迅速转化为海量设计方案。此举极大地缩短了3D数字样衣的开发时间，从原本漫长的7天骤减至仅仅2小时，并且，每位设计师的年度价值创造也实现了惊人的40倍增长。这一现象充分验证了“数字就业乘数效应”的存在：即劳动者的知识资本借助数字技术实现高效复制与跨领域融合。

就业市场结构重塑

数字化就业主要体现在就业形态多元化、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结构优化、就业服务数字化转型、行业内部结构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以及区域就业机会差异等方面。就业形态包括众包、零工经济和远程办公等灵活就业模式，打破了传统就业的时空限制，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自主选择。高技能岗位需求增加，如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工程师、首席数据官等，同时劳动者需提升数字素养和专业技能以适应数字化就业。

数字化技术推动就业服务转型，线上招聘平台和智能化就业匹配服务提高了就业服务效率和质量。数字化转型导致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结构调整，高技能岗位增加，而低端服务岗位被智能设备替代。数字化就业结构变化影响收入分配，高技能劳动力议价能力提升，劳动报酬快速增长，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区域间就业机会差异，发达地区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欠发达地区可能面临就业机会不足。

综上所述，数字化就业推动了就业市场结构重塑，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和机遇。

以下案例展示了数字技术对就业市场和就业模式重塑的显著影响：

案例一：支付宝的全链路数字化就业解决方案

支付宝的全链路数字化就业方案，包括招聘、使用、薪酬、培训、保障等环节，利用实名认证、人岗匹配和区块链合同等技术，为求职者和企业建立高效桥梁。该方案已与15个省市的83家地方就业平台合作，年服务用户超过9800万人。

案例二：腾讯课堂在线职业教育平台

作为在线职业教育平台，腾讯课堂通过数字化手段提供便捷的终身学习服务，助力劳动者提升技能以适应技术的快速变化。这种模式不仅增强了劳动力对新技术的适应性，还提升了人力资本质量，为高质量就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案例三：河南省许昌市的假发产业带

在这里，大约3000名农村女性通过参与跨境电商培训，转型成为“数字买手”，其人均月收入已达到当地白领的水平。这一案例充分证实了就业结构的数字化变革将产生积极影响。

生产关系智能化升级

AI、物联网、大数据等智能化技术促使生产智能化，智能化升级又通过数字技术优化传统生产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数字经济促使生产关系网络化、平台化，但面临数据所有权界定复杂和技术更新快等诸多挑战。

案例一：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的“价值码”系统，劳动贡献变得可计量、可交易、可积累，从而为社会经济活动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例如，某“价值码”双链驱动战略成功地形成了一个Web3.0价值链生态系统，这一生态系统通过创新的技术融合架构，为参与者提供了全新的价值交换平台，构建了一个四层的价值互联网架构：

物理层：借助物联网（IoT）技术，实时捕获劳动过程中的各类数据，以保障数据的精确度和即时性。

账本层：采用联盟链技术，确保价值的确权和记录准确无误，从而维护价值流转的透明度和安全性。

协议层：凭借跨链技术，智能合约得以自动履行，从而确保了交易的高效执行和高度可靠性。

应用层：构建了一个模块化的去中心化应用程序（DApp）生态系统，为用户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服务。

在通证经济设计方面，系统发行了三种功能型通证：

    时间通证（T-Coin）：这种通证锚定了标准化的劳动时间，使得劳动价值可以被量化和交易。

    价值通证（V-Coin）：它反映了个人价值的成长和贡献，激励用户不断提升自我。

    生态通证（E-Coin）：这种通证用于整个系统的治理，确保了生态系统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此外，系统还设置了动态铸造方程，确保了通证发行与价值增长同步，有效促进了灵活就业的实现。

案例二：在深圳，一位程序员在开源平台上的代码贡献被自动赋予了产权，每次调用均能产生智能合约的收益分成，三年累计获得的数字资产收益超过一百万元。这种“数字产权革命”充分挖掘了人力资本的潜力，使劳动者真正成为“数据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现实挑战：高质量发展必经之考

技能错配的转型阵痛 

“技能错配的转型阵痛”是指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劳动力的技能结构与市场需求之间出现不匹配的现象，这种不匹配导致了转型过程中的诸多挑战和困难。

有关资料显示，2023年，高等教育毕业生中仅35%的专业与数字经济岗位匹配。同时，制造业机器人操作员岗位空缺达450万，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教育与产业变革不协调。一方面，技能错配限制个人职业发展，技能过剩者难以找到工作，技能短缺者面临失业，加剧社会不平等，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另一方面，企业因技能错配在技术升级和创新上遇到挑战，难以招聘合适人才，影响生产力和创新能力。此外，技能错配还会限制国家竞争力，阻碍产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增值。

数字鸿沟扩大的风险

全球数字鸿沟扩大的风险包括经济差距加剧、社会不平等加深、就业机会不均等、数字安全风险增加、教育和知识获取的不平等，以及阻碍全球发展等。

在我国，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区域间的发展不均衡性或将进一步加剧，进而引发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数字时代新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

新二元经济结构可能引发就业市场的分化：数字经济创造了大量新兴职业和就业机会，如数据分析师、数据交易员等，同时也导致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岗位的减少。这种分化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

权益保障制度发展滞后

某平台的经济调研结果表明，43.6%的网约车司机及外卖配送员未能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福利，此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

随着算法优化的不断深化，灵活就业者将面临所谓的“隐形加班”问题，其平均工作时长显著增加。例如，调研显示，灵活就业人员平均周工作时长达到47.4小时，而广州的灵活就业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长甚至达到62小时。这种加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加班，而是由于算法高效调度导致工作量隐性增加，迫使他们在既定工作时间之外继续工作。这一现象揭示了一个问题，即现行的传统劳动法体系似乎难以适应新兴的“去雇主化”就业形态，工作关系变得更加灵活和非正式，从而对劳动者权益保护提出了新挑战。

破局之道：构建数字就业生态系统

核心建设：打造全民数字技能基础 

第一，实施“数字扫盲2.0计划”，将AI、区块链等课程列入义务教育内容。

该计划强调提升高级数字素养，包括数据安全和数字内容创作等关键领域。欧盟的DSI 2.0和DigComp 2.0旨在提高全民数字技能。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着重提升数字素养，促进技术与教学融合。学者建议为老年人开展数字化扫盲，确保各年龄段民众享受数字技术红利。

第二，建立“数字技能银行”，推行终身学习积分制，劳动者可凭技能认证跨行业流转。

建立数字技能银行需明确目标、构建框架、收集与验证数据，并持续优化。其核心目标是提升数字技能水平，支持政策、教育改革和职业发展。欧盟“数字技能指标2.0”（DSI2.0）旨在实现2030年80%的人口具备基本数字技能的目标，将数字技能分为五个维度：信息与数据素养、沟通与协作、数字内容创作、安全和问题解决。数字技能银行是提升全民数字素养、有效缩小数字鸿沟的关键性工具。

第三，打造100个国家级数字人才孵化基地，重点培养工业互联网、元宇宙等紧缺人才。

    构建国家级数字人才孵化基地，需要政策、产业、教育、技术及国际合作等多方面努力。针对关键领域如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打造数字产业链，促进企业协同进步。研发数字职业标准，设计培训课程，采用工学结合模式，培养创新与实用技能兼具的人才。

第四，建立数字职业技能等级认证体系，通过竞赛、培训等激励技能提升。例如，北大为企业高管或数据治理人员开设数据进修班；中国建材协会启动首席数据官培训等。

体制革新：打造智慧治理架构 

一是立法确立“数字劳动三权”，涵盖数据所有权、算法知情权和价值分配权。

二是建立“数字社保账户”，旨在将他们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其社会保障权益不受就业平台变动的影响。

三是建议成立算法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算法设计与应用，预防就业歧视和数据剥削，保护隐私权，确保算法公正透明。

生态培养：构建价值创新平台

建设国家级数字就业服务平台，涵盖顶层设计、技术架构、服务内容、政策支持等。明确平台目标，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企业用工模式，界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全国一体化数据资源库，实现数据高效存储、管理、共享。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提供精准就业匹配、职业培训推荐、政策解读服务。加强数据隐私保护，确保个人信息安全，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

积极推广“产业大脑+未来工厂”的创新模式，推动200个产业集群实现数字化转型，以提升整个产业的智能化水平和竞争力。

为推动知识产权高效流通与价值最大化，建议尽快构建一个先进的数字产权交易平台。该平台旨在对各类知识成果与创意设计进行证券化处理，以促进其流通与交易。通过此机制，创新者与创作者得以将其智慧成果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资产，进而激发社会创新活力，促进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

战略规划：占据世界数字就业的高峰

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建设数字技能培训中心，推广中国标准与经验，加速沿线国家的数字化转型与技能升级。

鉴于全球人才流动趋势的明显变化，特别是外国科研人员大量涌入中国，以及中国和美国在人才规模指数上的领先地位，建议成立一个国际人才联盟，旨在构建一个全球数字人才流动的“绿色通道”，以促进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

建议设立一项数字就业发展基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助力其数字化转型进程。例如，根据《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国家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援助，助力中小企业在数字化发展中乘风破浪。

未来景象：以人类为中心的数码文明

在数字技术飞速进步的今天，江苏省的农民工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跨越国界远程操作和维护德国的工厂运营，仿佛亲临现场一样进行日常的管理和保养。云南省的咖啡种植者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了咖啡豆从种植到在纽约交易所交易的全程可追溯性，确保了产品的真正透明度。这些事例表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就业时代，“每个人都能创造价值，每个地方都能成为展示才华的平台”，每个人都有可能通过数字技术来展现自己的能力，实现个人价值。

数字经济变革的终极目标，并非以机器替代人类，而是实现技术对人类的赋能；并非引发“数字失业”的恐慌，而是开辟“数字乐业”的前景。通过构建一个包容性、共享性、可持续性的数字就业生态系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每一位劳动者的数据轨迹均转化为价值的象征，每一次键盘的敲击均积累成为国家强盛的动力，每一朵数字浪花均汇聚成民族复兴的洪流。正如古语所言，“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数字时代为每个人提供了无限宽广的舞台。

（编辑  宋斌斌）

文/陶宏展^*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与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历史性交汇，内外贸联动发展已成为统筹国内外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举措。

我国经济面临消费升级加速与高端供给不足的结构性失衡，构建以内外贸有效联动为抓手的供需适配机制，以高标准需求倒逼国内产业结构高端化，以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弥补国内供给短板，通过双向互动激发市场活力，可以释放内需潜力，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核心驱动力。

内外贸联动的供需动态平衡（二级标题）

创新转化机制驱动供给质量跃升。内外贸联动通过资源要素的双向高效配置，重构供给体系。一是加速优质要素的跨境循环。依托全球供应链的核心枢纽地位，内外贸联动可以对国际优质要素实现精准导入，提升关键领域的全球供给稳定性，强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端的创新势能，通过技术要素的协同进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推动产业能级梯次跃迁。通过内外贸数据互联打通全球订单与制造体系，提高市场响应效率，实现柔性生产、敏捷制造，以“市场倒逼+技术赋能”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挥国内超大市场与国际需求共振效应，精准识别供需缺口，可催生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集群式突破，提升价值创造能力，推动供给体系实现质的跨越。

质量传导机制重塑国内消费生态。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工程通过标准传导与市场延伸协同效应，共同推动消费生态由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的范式转换。一是打破产品质量分级体系。外贸企业将出口技术标准、质量认证和服务体系全面引入内销领域，倒逼国内产业链重构质量基准，通过标准体系的全域贯通，促进内外贸渠道深度融合，打破内外销产品质量“双标”的现状。二是促进服务消费质量跃升。高标准导入可以突破有形商品边界，向服务领域延伸形成立体化升级架构，推动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服务标准与国际认证体系对接，反向重构民生服务链条，创造新型服务消费场景，实现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的质量协同跃升，推动消费升级从单一产品维度向全生活场景覆盖的系统性转变。

市场牵引机制推动供需双向调节。基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协同效应，内外贸联动可以突破单一市场边界，实现市场空间从单维向多维扩张。一是市场价格信号传导的跨域响应。当特定市场出现供需波动时，内外贸企业可依托双向市场数据实时捕捉边际价格变化，灵活调整市场策略，通过产能弹性配置实现供给端的敏捷调整，从根本上缓解异常市场波动引发的供需时空错配问题。二是跨市场的风险分散网络。双市场并行架构天然形成风险缓释体系，配合多元化市场策略工具组合，在空间维度上可以有效分散区域性供给冲击，在时间维度上可以熨平需求波动曲线，形成动态平衡的供需调节机制，在拓展国际市场增量空间的同时，保持经营的稳定性，强化企业全球布局的韧性。

以内外贸有效联动优化供需结构的关键着力点（二级标题）

构建内外贸联动的市场韧性体系。以系统性思维打通供给侧需求侧链接堵点。一是推进内外贸标准衔接。建立覆盖产品认证、质量检测、技术行业规范的全流程标准互认机制，推动国内产业标准与国际主流认证体系对接，支持行业龙头企业牵头制定跨国供应链技术规范，通过标准输出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升级，重构市场联通基础。二是强化产业数智化赋能。通过“智改数转”将传统制造业转向服务型制造业，以工业互联网平台培育智能工厂集群，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数字技术融合，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可视化管控，提升产业集聚协同效率，系统动态匹配跨境供需。三是实施企业国际化分层培育。引导龙头企业构建全球化研发网络，在海外设立联合创新中心吸纳国际先进技术。支持“专精特新”企业深耕细分领域，以差异化产品抢占价值链高端环节。完善中小微企业供应链韧性培育机制，通过嵌入式协作提升企业双向发展能力。

实施更加积极主动地扩大进口战略。以积极主动扩大进口来激活消费潜能和驱动产业升级。一是优化高质量商品供给体系。深化自贸试验区进口便利化改革，建立消费品动态清单管理机制，重点扩大智能家居、健康医疗、绿色低碳等领域的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与消费升级需求实现精准对接，以高品质供给激活消费潜能。二是强化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围绕高端制造业发展需求，优先扩大航空精密部件、临床试验设备、新材料等战略中间品进口规模。搭建进口设备技术共享平台，推动进口高端设备在研发设计、工艺改进等环节的协同应用，推动产业链向高端跃升。三是构建多元化进口网络。深化区域经贸合作机制，通过自贸协定拓展新兴市场进口渠道，形成多元互补的进口来源布局。建立重点商品进口储备调节机制，通过政府与企业协同增强关键物资供应链弹性，实现稳链保供与风险防范有机统一，提升供应链安全水平。

打造畅通高效的现代化流通体系。以网络化布局构建供需精准对接的基础性支撑。一是打造立体化国际物流枢纽体系。聚焦全球贸易主通道关键节点布局物流基地，构建空铁公水多式联运集成系统，完善专业设施配套，强化港口、机场与内陆港联动衔接，助力企业高质量出海。二是创新跨境贸易流通范式。深化跨境电商与海外仓协同发展，建立“口岸仓+海外仓+退货中心仓”三级智能仓储体系，实现跨境库存动态调配与逆向物流无缝衔接。推广保税物流与社区零售融合模式，实现跨境电商、社区实体店、物流到家的优势互补与叠加创新，缩短进口商品流通环节。三是打通区域与城乡流通堵点。以国家物流枢纽为核心构建跨区域干线通道，重点强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城市群物流网络协同。深化城乡双向流通网络建设，通过县域物流中心衔接城市仓与村级服务点，以物流网络下沉打通工业品下乡与农产品出海渠道。

完善内外贸联动的平台创新体系。以平台集成优势为支撑加速推进供需循环网络的迭代重构。一是强化制度型开放平台能级。深化综合保税区与自贸试验区制度集成创新，创新内外贸融合发展模式，推动保税研发、跨境维修等新型业态规模化发展。推广上海自贸区、海南自贸港的“全球营运商计划”等制度创新举措，完善内外贸一体化服务体系。二是打造全链条数字展会平台生态。推动进博会、广交会等平台向数字化生态升级，构建展贸融一体化服务系统。开发智能供需匹配引擎，通过商品数字护照破解认证标准差异，实现内外贸精准对接。三是建设智能跨境专业服务平台网络。推广苏州、东莞等地全域数字化服务网络的做法，推进供应链调度数据中台建设，实现外贸数据反向赋能，引导制造企业建立需求响应的模块化产线体系。建设跨境服务资源集成平台，聚合关务、法律等专业服务商，形成覆盖市场准入、合规运营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编辑  杨利红）

文/贾康^*

对当下全面扩大内需，中央有两个相关表述，一个是“大力提振消费”，一个是“提高投资效益”。现在社会上的注意力聚焦在“大力提振消费”这句话上，对怎样掌握好投融资效益问题，讨论得不够。

“系统集成”思维观念极端重要

在此，我直率地表达我的观点：大力提振消费，要落在“系统集成”的思维框架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系统集成，是要把消费、投资和整个经济运行打通来理解。凯恩斯在《通论》中说“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我觉得可以再往下推出几个递进的认识。如果按照数学的语言来讲，收入是自变量，而消费是因变量，消费随着收入而变化（当然变化不一定是完全一对一的），它可以表现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所以凯恩斯指出，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往需求不足的时候，就需要通过政府干预，去扩大需求。

消费和投融资认识的四个层次

这样的认识可以合乎逻辑地深入思考和探寻：收入是什么的函数？我认为，收入主要是就业的函数，因为只有老百姓能够充分就业，才能实现安居乐业，这是收入最重要的支撑力量，只有广泛的就业才能带来相应的收入；那么就业是什么的函数？就业主要是有效投资的函数——所以从逻辑上就把消费跟投资以及我们大家要讨论的投融资打通了。在这些逻辑推进的认识下，我们的思维框架可以梳理为下列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国家现在实行超常规的宏观政策，也就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双松搭配”。在扩大内需中，当下这个阶段特别要注重实行“有效投资”。在企业方面，应承认，现阶段企业仍然面对的是不确定性表现出来的投资意愿不足，信心不足，预期并没有全面好转。这时候就必须政府加入，在投资上发力。但政府发力参与的投资并不是去做企业做的那些一般市场竞争性的投资项目，包括数字经济创新最前沿的寻求突破性成功的投资项目（虽然政府可以以一定的方式支持企业做这些）。政府如果在这时候入场，主要应做的有效投资是什么？就是中央现在强调的“两重”，即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这也必定会带上一些跟它配套的项目。这应该是政府在有效投资方面抓住的正确的切入点和重点。这样，政府实施扩大内需而做的事情，当然就是要提升经济景气，同时增加就业，在这个基础上，推动和促进提振消费、优化结构，增强发展后劲，当下这是一个宝贵的机遇期。

那么，就需要破解现在存在的一种认识误区，认为中国的投资，特别是政府的投资已经饱和，地方已经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了。我认为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政府应该做的有效投资项目俯拾皆是。简单地说，这几年如果从国家安全、减灾防灾来说，一到雨季就有各地交通阻断，不断出现大雨带来的灾害，甚至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为防止以后再出现这种大灾的事情，以人民为中心、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就是要建海绵城市。中心城市——从南边到中部到北方，可能受到这种涝灾冲击的重要城市都有必要建设。建设海绵城市，一定要规划先行。多规合一，打通式地来建地下综合管廊，这个事情其实已说了多年，但都没有实行。天文数字的资源要砸到地底下去，而建地下综合管廊才真正能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进性。而且，建地下综合管廊又必须和中心区域所有的地铁轨道交通网打通规划，一起建设，必须和所有的水系改造一起规划，外联到基本农田灌溉体系的升级，打通并共同建设，还有其他附带的公共工程、环境整治等等。还有很多其他项目，比如说老旧小区改造，停车场、停车位，振兴乡村要做的一些重点项目，等等。“两重”和各种配套项目成功规划，要做的事情可能8年、10年、20年都做不完。现在的机遇，就是有地方专项债、特别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筹集的资金，可以带动我们利用一样都不缺的生产要素——钢材、水泥、劳动力、技术力量、管理力量等等，在这时候发力抓住我们过去想做又做不成的很多事情，支持有效投资的项目，把它们做起来。

第二个层次，政府牵头按照规划来发力启动这些“两重”及其配套项目，怎么认识它们带来的“有效性”？首先是项目一启动就可以提供的就业岗位和订单——这是罗斯福新政“以工代赈”在中国的再现，以及原材料、设备等工程需要发出的相关订单马上进入市场。这样扩大内需的同时，就是给经济升温，这是有效的。其次从中长期看，这还有优化结构、提升经济发展后劲、为国家安全与社会长治久安提供的巨大正面效应。

第三个层次，这个“有效性”还需要超出一般的微观成本-效益分析的眼界，看到它的所谓“正外部性”，虽然正外部性很难量化，一些项目像青藏铁路，它的成本效益分析如果按照一般的标准是不能过关的，许多年内也是收不回投资的；靠这条铁路现在的客货运收入能不能弥补其运营费用都可能成问题。但是从全局来说，它又体现着国民经济综合绩效上的有效性：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抵御“藏独”和其联系的其他一些超出一般经济意义的不良因素、风险因素，提供了一个以硬件方面支持的对冲条件，并可让西藏和相关边疆的社会成员更好地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等，这都具有长久的、重大的、具有综合绩效的意义。类似这样的项目，要从全局意义上来论证。“要想富先修路”，指的就是这种特定的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建设所具有的超前性；它们的有效性必须有综合绩效的概念。

在政府投资方面，必须承认，确实可能出现短期看无效的、低效的、浪费损失的投资，但不能因为可能会出现这些问题，就否定政府需要进行的投资。我们应该争取的适当超前的投资，所带来的综合有效性已有很生动的案例：比如贵州一些地方，过去难以想象，怎么可能在全国率先做到县县通高速，那里的出处是桥梁和隧道。国家和地方举债把它们建成后，跟着的就是产业升级。例如数据中心首先在贵阳一带（现在叫贵安）快速发展起来，任正非给老家安顺以华为为主投入巨资建成的安顺数据中心、合成的贵安数据中心，现在这是“东数西算”的重点的增长极之一。

再有，政府投资使经济回暖，景气上升，企业作为非政府投资主体的跟进，使经济新格局加快形成，这也是“有效性”的综合绩效的重要体现。在企业不敢、不愿投资的情况下，政府加大投资不会产生所谓“挤出效应”，反而是带来对企业投资的“带入效应”。这些事情我们要进一步总结好经验。

第四个层次，我们需要把政府投资视为一个系统工程。在政府推进有效投资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已有过研究：政府投资总体产生好的综合绩效应有一系列相关的组合实现环节，从政策大方向，推到政策力度，推到项目群的顶层规划和资金配置、可行性方案研究、项目具体资金管理、建设质量管理，以及项目竣工使用后的运营、保养、维护，还要结合“制度反腐”机制建设。所有的这些环节与因素，必须按一个系统工程配套组合在一起。

（编辑 季节）

2024 年，城镇就业净增人数降至313万人，高校毕业生人数却超过千万；同时，青年失业率自2024 年底再度上升，截至今年2月份，16-24岁（不含在校生）群体的失业率已超16%。失业保险支出也自2023年四季度起持续上升，2 月累计同比达29%。稳就业已是眼下政策重点发力的方向之一。基于就业与失业数据拆解，长期挑战与短期冲击，本文分析当前稳就业的症结所在并提出若干建议。

就业压力攀升的症结所在

拆分失业人群结构，初中学历群体占比较高，大学本科、研究生等占比持续提升。从失业人员学历分布情况看，2017-2022年，初中学历群体占失业人员比例较高，维持在35%左右。本科生与研究生群体占失业人员比例自2020年起持续提升，2022年分别达15.5%、2.2%，较2019年分别提升5个百分点和1.4个百分点。与之相比，就业人员学历分布较为稳定，2020年以来本科生和研究生占比未有明显抬升。失业与就业人群变化不同步，或指向高学历失业群体占比提升并非总体劳动力学历提升导致。

本科以下学历群体或与农民工群体重合度较高，两者近年均从制造业、建筑业流出，更多从事第三产业服务业。农民工群体及个体就业群体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较高，2019年数据显示，农民工群体约2.0亿人，个体经营户约1.8亿人，二者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达62%。2023年，约85%的农民工为高中及以下学历，或与本科以下学历群体重合度较高。从初中学历人群失业前职位及农民工从事行业变化来看，二者近年均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初中学历失业群体，多从生产设备操作人员的制造业转向商业服务业，农民工群体多从建筑业、制造业转向批发零售、居民服务业。

本科、研究生失业群体占比持续提升或主要源于结构性失业。2019年以来，本科和研究生失业原因为“从未工作过”的比例明显提升，2022年分别达47.5%、69.7%，而总失业人群“从未工作过”比例稳定在20%以下；“被公司解聘或公司倒闭”的摩擦性失业在本科、研究生中占比较少，明显低于总体水平的10%。高学历群体的结构性失业，或源于传统技能服务业招聘需求收缩。猎聘数据显示，2021-2023年，房地产、互联网、教培的行业招聘需求占比分别下降3.9%、2.6%、1.8%；而2023年数据显示，教育、互联网、金融等吸纳的本科毕业生较多；教育吸纳本科生比例超过13%。

除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挑战外，贸易摩擦将是后续稳就业不容忽视的风险点。回顾2018年贸易摩擦对就业影响，由于印刷、家具制造、文教体娱、木材加工等行业营收对美依赖度较高，这些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18年平均用工人数增速较2017年大幅下降，降幅超5个百分点。当前，计算机通信、电气机械制造等行业就业需要重点关注。2023年计算机与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制造、通用设备制造等行业，营收对美依赖度高于15%，且就业人数较多，平均用工人数占比分别达 11.9%、7.9%、5.6%。稳固就业大盘，需要对重点行业给予针对性支持。

哪些领域可能吸纳更多就业

长期就业数据显示，新需求和新技术催生新就业岗位，在社会服务与生活服务领域尤为明显。1990-2020年就业数据表明，社会服务、生活服务业人员以及专业技能人员就业占比持续提升，2020年这两类人员就业占比相较于1990年，分别提升28.5、5.1个百分点，这一趋势映射出我国劳动力市场对服务型、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长。进一步对比 1990 年与 2020 年职业统计数据，新职业中就业贡献最大的职业大类是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其相关新就业人员占比达60% 。

近五年就业分布数据也显示，第三产业逐渐成为吸纳就业人员的重点领域。2023 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较2018年提升2.8个百分点，达33.8%。2023年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四个行业净流入超500万人，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3098万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819万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617万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580万人），就业人员占比较2018年分别提升1.3、1.2、0.4、0.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亦重点吸纳农民工和个体经营户。2023年，53.8%的农民工于第三产业就业，从事批发零售和居民服务业占比均超10%；83%的个体经营户从事于第三产业，以从事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为主，占比分别为 45.8%、14.2%。

随着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加快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员、职业主播等灵活就业职业容纳了更多全职和兼职就业群体。与传统就业相比，灵活就业人数近年加速攀升。2024 年，职业主播（含在机构账号中开播的职业主播以及在个人账号中开播的职业主播）规模达到 3880 万，同比增长 157%；截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各地共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 748 万本，同比增长约 14%；美团骑手 2023 年人数达 745 万人，同比增长约 19%。灵活就业规模快速增长，或缘于相关岗位招聘对学历要求更少、对累积经验时长要求更低。

上市公司员工数据或能一定程度代表本科、研究生等高学历人群就业情况。从分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员工数来看，2019-2023年，电子设备、电器机械等新技术行业企业持续扩招，黑色矿采、油气开采、保险等传统行业企业持续收缩。具体地，2019-2023年，电气机械、非金属矿采选、林业等单位公司员工数量持续增长，平均员工数增速较高，平均增速分别达9%、8%、8%；油气开采、保险、铁路运输行业单位公司员工数量持续减少，2019-2023年平均增速达-5%、-3%、-2%。

当前稳就业的若干建议

由于高学历人群多为结构性失业，稳高学历群体就业，应着重缓解人才供给端与职位需求不匹配问题。近年出现的新职业多为新消费与新技术结合诞生。而高校及社会相关专业培训的更新相对滞后，难以快速契合新岗位需求。这使得近年高学历失业人群结构性失业占比提升。缓解高学历群体结构性失业需加大校内、校外职业培训政策支持。近日，广州宣布支持高校毕业生进行带薪就业见习，政府按照每人每月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且不高于用人单位实际支付的工作补贴金额给予补贴。这一政策重在加大对毕业生校外职业培训支持，弥补学校教育与职场需求的差距。

基于低学历、农民工群体持续流向批发零售等服务业，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强服务消费供需支持力度或可缓解其就业压力。2018年分行业就业数据已显示，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居民服务等行业每单位增加值对应较多就业人数。且2018年以来，低学历、农民工群体等持续从制造业、建筑业流向批发零售等服务业。结合当前服务消费尚未恢复至2019年趋势线且服务投资增速较低。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强服务消费供需支持力度或可缓解农民工等群体的就业压力。此外，强化对灵活就业的政策扶持，如提供税收优惠、简化行政手续；完善失业保障制度，提高保障金发放效率、拓宽保障覆盖范围，可助力失业群体平稳过渡，加速实现再就业。

个体经营户作为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代表，需要更多提振市场需求、降低经营成本的财税金融政策支持。最新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小微经营者面临经营压力主要源于市场需求疲软、经营成本较高。从政策支持角度看，2024年三季度税收支持政策覆盖率高达21%，稳岗稳就业政策支持覆盖率仅6.2%。同时，2024年三季度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小微经营者对成本减免、金融支持的政策需求较高，分别达47.4%、40.6%。而从需求端看，当前个体经营户超八成为服务业，近五成为批发零售业，指向关于服务业投资与需求的政策支持，既有助于扩内需稳投资，亦有助于稳定就业。

（编辑  尚鸣）

对我国农业生产力现状的评估

首先，我国农业科技和工业体系为农业发展提供的先进生产力远高于当前实际应用水平，但仍低于发达国家农业已经实际应用的生产力水平。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土地承包制下的“小农户”生产方式，主要适应畜力和人力以犁、锄头、镰刀为工具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为农业提供了先进的机械、肥料等生产要素，农业科技进步为农业提供了良种和新型种植技术，这两项进步大大提升了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这种先进生产力水平的应用，要求土地规模化为前提条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农业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产生了土地规模化的供给；国家鼓励土地流转的政策为农业规模化种植提供了制度环境。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我国土地流转面积已经达到总面积的30%左右，其中平均流转面积100-200亩的种植大户占流转总面积的一半左右，这部分土地开始应用先进的农业生产力。近几年，大规模农业集团、合作社和供销社托管模式的发展,扩大了我国先进农业生产力的应用面积。但是，其他三分之二左右的耕地，仍然由农户维系着小农生产方式，当然，这些农户也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先进农业生产力的若干要素。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从2017年的52.5%、95%、67.2%提升到2022年的62.4%、96%、73%。尽管如此，“小农户”生产规模和传统种植方式，已经容纳不下我国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最近农业农村部制定了鼓励规模化种植的政策，而家庭农场只要达到30亩规模即可获得政府补贴。实际上，即使是30亩规模的家庭农场,也不可能充分容纳我国已经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

我国不仅在逐步扩大已经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应用面积，农业科技进步和工业体系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创新农业技术，形成潜在的更先进的农业生产力。2023年12月16日召开的中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论坛暨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展示了我国农业在基因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能源技术等为代表的我国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成果。其中，以玉米新型精准分子鉴定技术等十项重大新技术和机器人、无人机等十项新装备，更是代表了我国潜在的更为先进的农业生产力。将这些潜在的更为先进的农业生产力不断付诸应用，形成现实的农业生产力，是我国农业发展特别是主粮安全的根本保障，也是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动力。

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我国与农业发达国家在已经应用之中的农业生产力水平相差很大。

美国耕地面积为23.66亿亩，粮食总产量达5亿多吨。家庭农场220万个，农业就业人员242.2万人，农场平均面积1.1万亩，人均980亩，人均产值9.2万美元。美国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可满足155人需求，90%的粮食可供出口。我国耕地面积为20.24亿亩，粮食总产量为6亿多吨，单产高于美国。但是农业就业人员为1.94亿，人均耕地10.5亩，人均产值6640美元。我国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只能满足6个人的需求，是美国生产效率的4%。由于我国人口比美国多几倍，每年需要进口上亿吨粮食。

现实证明，我国实际应用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远低于我国已经拥有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而我国已经拥有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仍然低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经实际应用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这是对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基本判断，不可轻视。

我国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为何得不到充分应用

当前，已经拥有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已经远远高于历史水平，而应用的程度很低。我们存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农业规模化水平如此之低，使得先进农业生产力不能充分应用？

研究此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前提条件，即：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是人口政策导致有限的耕地面积所生产的农产品和十多亿人口对农产品需求的矛盾。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产品产量的增长至今不能满足增长过快的众多人口对农产品的需求。农业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前，我们鼓励人口增长为农业增加劳动力。产量增加的数量在当时合作化体制下十分有限，政府只能一方面削减农民消费数量，一方面依靠行政票证管理制度抑制城镇居民需求，使全国人民维持在半饥饿状态来消除供需缺口。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解放农业生产力和强农惠农政策，通过全面推行承包制、提高国家粮食收购价格等措施，扩大粮食进口，减轻农民负担。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20世纪80年代中期粮食供应短缺问题基本解决，总量实现了低水平的供需平衡，废除了票证制度。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优质耕地数量减少，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长和工业生产对农产品需求快速增长。我国农产品特别是主粮供应短缺问题逐年显现，农产品产量的增长仍然不能满足十多亿人口的收入增长形成的对农产品的需求。政府用工业体系创造的外汇进口农产品增加供给来消除供需缺口。专家测算，进口农产品的土地当量有8亿—10亿亩之多。目前我国进入第四阶段，推动农业规模化释放已经拥有的和潜在的先进农业生产力，将国内农产品生产量提高40%左右，以实现国内农产品高水平供需总量基本平衡。实现这一目标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农业生产关系方面。

1. 我国农业生产关系中的主要特点是农产品生产成本中地租成本过高

   我国的地租具有和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农业发达国家农产品生产过剩，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不高，地租主要表现为生产者购买土地所支付的资本利息，其中不包含土地所有者的社会保障成分。这是生产者所支付的土地私有制地租形式。我国只有在初级社时期存在股份形式的地租，在互助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时期地租转化为生产者利润，不存在地租形式。实行承包制时期，承包户“留够集体的”就是土地所有者向生产者索取的地租。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生产者给土地所有者缴纳的地租随同国家农业税一起豁免，村集体“三提五统”形式土地所有权性质的地租不再存在。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两亿多农村过剩劳动力从事工商业，农村土地出现了流转趋势。土地流转并不改变所有权，而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资料其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流转则出现了地租。由于土地所有权归村集体所有，承包权归农民所有，而且土地所有权不得买卖但承包权可以流转，在我国，由于农村劳动力不能全部获得工商就业收入，又没有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社会保障收入，这种流转产生的地租性质就转化为承包户最低水平的社会保障。

   由于总体上土地稀缺，而地租又具有最低水平社会保障的性质，因此地租作为市场定价的农业生产成本之一，不仅包括作为农业生产要素的价格，还包括承包户的社会保障成分。从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金沙河合作社的统计数字看，地租成本已经占到总成本的45.14%。金沙河合作社规模化已经超过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总体上生产效率是不低于美国农场的平均水平。统计数据说明，进口玉米价格只有0.6元/斤，金沙河合作社在1.0元/斤的价格水平上可以与配额外65%税率的进口玉米竞争。可以设想，如果金沙河合作社不必支付如此高的地租，即使价格下降42.66%，还可以保持同样的利润水平。一般农业生产者除非政府大幅度提高收购价，否则经营必然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2024年的许多小麦、玉米生产者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这样的高地租导致的高土地成本，成为许多生产者难以接受土地流转实行规模化种植的主要原因。这些数据表明，包括农民社保在内的高地租，是我国提升土地规模化水平的主要障碍之一。

2. 我国农业生产关系中货币资本与土地的分配关系

   无论土地用何种方式经营，经营者除拥有土地经营权外，必须拥有一定的货币资本。当前，即使是小农生产方式也不可能实现全部生产要素都为自我循环。比如，种子不能自行留种而需要购买商品种子，农家肥不够需购买化肥，等等。因此货币资本是农产品生产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农业生产规模化水平越高，就需要越多的货币资本。在这种情况下，货币资本和土地资本之间的分配关系已成为市场化配置的难题。

   对于种植大户而言，一般均以地租作为土地资本的分配形式，经营风险由货币资本承担。在以村集体土地组织的合作社中，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固定金额的地租形式，另一种是采用土地“折价入股”的股份分红形式。在实际生活中，“土地折价”很难确定每一户和每一块土地的价格。不同土地的差异，包括承包制施行后每个农户对其承包地的投入差别也很大。不同地块的“折价”就影响到农户之间的收益分配。更重要的是基准地价与货币资本的关系。基准地价定得低，收益分配就向货币资本倾斜，反之则向土地资本倾斜。因此在以股份形式分配土地和资本收益的合作社中，如何市场化为土地定价入股就关系到农户与货币资本提供者之间的分配。总体来说，分散的农户属于市场化谈判的弱势群体，难以获得足够的市场化价格，决策者需要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农产品存在供需缺口，土地资源相对稀缺，在地租和股份两种土地分配形式中，绝大多数农户愿意选择地租形式，而且均要求在每季播种前即由经营者支付货币形式的地租。这无疑会增加货币资本的需求量和融资成本，加大经营者的风险。由于投入农业风险高，我国规模化农业经营者的货币资本投入总量不足，这也是与发达国家经营者竞争力不足的原因之一。从金沙河合作社的数据可以判断，目前对于70%仍然是小农方式耕种的土地，有意向接受流转的农业经营者的地租报价，达不到承包户的地租报价；而按照承包户的地租报价，前者又承受不了如此高的地租成本。在我国农产品价格由政府控制，实际土地流转关系的形成，是土地承包户的诉求和经营者对政府控制的价格预期契合的结果。统计数据表明，地租和农产品价格密切相关，经营者对政府控制的价格预期越高，就可以接受土地承包户更高的地租诉求。近期，政府增加了对农业包括对30亩规模以上家庭农场奖励的财政补贴，其实质就是降低土地流转的地租成本，目的是扩大土地规模化经营规模以应用先进农业生产力替代小农生产方式的落后生产力。

3. 我国农业生产关系中货币资本与劳动力的分配关系。

   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经营者都需要购买一定量的“服务”来完成生产经营全过程。这些服务大都已包括机械、肥料、农药等物资和操作这些机械的劳动力，因此劳动力的费用不必单独计算，只体现在服务供应商的支出中，在经营者支出中没有“劳动力工资”的款项。但是在某种经营方式中，这些机械、肥料、农药等均由经营者自行购买，需要雇佣劳动力完成这些生产环节的作业，这就产生了劳动力的市场价格。

   在规模化农业生产经营中，不同的地块、不同的生产环节、不同的工作条件需要劳动力付出的体力和智力相差很大，如何确定不同体力和智力的劳动力成本很难市场化认定。这和土地资本的价格难以进行市场化认定有相似之处。人民公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评工记分的工分制具有平均主义的性质，而且规模越大，劳动力投入越多，平均主义的负面影响越严重。对于一个规模较大的农业经营者来说，对全部生产环节的所有作业劳动力均核定市场价格，与土地“折价入股”一样都是不可行的。实行工分制对规模较大的农业经营者来说必然导致人民公社工分制平均主义的恶果。劳动力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在地租已经市场化定价的前提下，必然导致总生产效率特别是货币资本效率的下降。因此，在劳动力分配关系中如何消除平均主义，是农业规模化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1962年，从县、乡级公社核算逐步倒退到大队（行政村）、生产队（自然村）核算，1980年又倒退到农户核算，实质是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规模化服从消除平均主义目标的过程。当前生产力水平已经提高到可以在几万亩的规模上经营了，如何消除万亩计规模经营中的平均主义，是我国农业应用先进农业生产力的制度性挑战。近年来，许多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商开发了一种为农业经营者提供的托管服务。这种托管服务既可以服务于土地流转形成的大规模经营，也可以服务于土地不流转的小规模经营。这种托管模式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把服务中各种物资和劳动力的费用统一核算，减轻了交易成本。这种托管模式的效果正在探索之中。

4. 我国农业生产关系中的农村基层组织功能

   近十多年来，中央明确鼓励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化发展。目前情况是，除70%土地没有流转以外，在30%流转的土地中种植大户占比约为一半，国有农场、合作社合计占一半左右。如果扣除国有农场的面积，合作社在流转土地中所占比例更有限，其中由村基层组织领办的合作社和若干村合作社组建的联社就更少了。

   种植大户的经营面积都在100～200亩水平，村基层组织组建的合作社经营面积都以千亩计。千亩规模的合作社所应用的生产力显然可以高于种植大户的一二百亩，为什么种植大户经营的土地流转面积远大于村基层组织组建的合作社？或者说，为什么绝大多数村基层组织没有组建合作社？为什么农户对加入村基层组织组建合作社积极性不高？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改革中，在明确农户承包权长期不变，农民对加入还是不加入村基层组织组建的合作社有相当的决定权。这就和承包制实行前的合作化进程中农民的权力不同。农民拥有加入还是不加入的决定权，为什么绝大多数村基层组织没有组建成功合作社呢？除了部分村基层组织领导人没有积极性或缺乏经营能力以外，更深刻的原因是农民对村基层组织领导人组建合作社存在不信任感。一方面，农民对加入这种合作社能否获得预期中的收益存在疑虑：村基层组织领导人是否按市场化原则给各类生产要素定价？是否能够保证农民投入合作社的土地和劳动力在合作社收益分配中获得应有的份额？另一方面，农民对一部分村基层组织领导人的道德信任度不高，这与某些基层组织领导人利用权力侵犯农民权益事件频发有关。中央为了杜绝这些问题发生，派遣百万工作队员和几十万驻村党支部领导人才保证了脱贫攻坚目标的完成。去年中纪委通报检查政府对农村发展的投入及各项补贴项目，有10.4万多村支书被立案查处；今年发布《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明确六项“禁止”，并对违反者追究责任，第一季度又有1.9万村支书被查处。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贿选”村基层组织领导的现象。可以说，在众多小集体中，具有收益分配权力的领导侵占其他成员权益的现象不是小概率事件。在目前尚没有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情况下，农民对一部分村基层组织领导人组建合作社存在不信任感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

   近年来，又出现了一个基层行政组织结构的重要发展动向即“村改居”，也与农村基层组织在农业规模化发展中的功能有内在的联系。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无论农民是否变更城镇户口，在许多归属城镇的村撤销行政村及村委会，改为社区及居民委员会。按照现行制度，村的土地属于该村村民集体所有。如果村民“同意”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从事经营活动并与村民分享经营所得权益；如果村民“没有同意”或“不同意”成立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就由承包农户经营并获取所得收益。改为社区以后，无论是若干村合并成立的一个社区，还是一个村改为一个社区，社区都不是原来行政村的土地所有者。社区不能以土地所有者的名义从土地所有权中获得任何权益。这就必然产生一个问题，凡是“村改居”又没有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户只能直接与接受土地流转的经营者签订土地流转协议，而社区的居委会不能以土地所有者身份组建合作社。这就意味着，“村改居”又没有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地区，农业规模化只能是种植大户或工商资本组建的合作社形式。

   无论从农民对农村基层组织组建合作社的不信任感的角度看，还是从城镇化发展推行“村改居”的角度看，或是从工商资本从事农业规模化投资与承包户签署长期流转协议的角度看，农业规模化发展中农村基层组织的功能更多的转化方向都是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

   5.在现行农业生产力和农业生产关系的形势下，政府必须控制农产品价格上涨

   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供需缺口的产品价格应该上涨，可以减少需求并刺激供给。由于农产品价格关系到全体居民的基本生活，政府必须干预农产品价格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从我国情况来看，供需缺口如此之大，更不能完全通过农产品价格上涨实现供需平衡。农产品特别是主粮和肉禽蛋奶的价格是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和劳动力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其他生产要素的限制，即使完全听任农产品价格上涨，对消除供需缺口的作用也相当有限，但必然发生的通货膨胀将严重损害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这是任何一个经济体不能忍受的。美国等一些农业发达国家的政府采用多种政策，并投入政府资源鼓励农业发展，一方面控制国内通货膨胀，一方面作为外交资源，扩大对其他农产品供需缺口大的国家出口。我国不可能恢复计划经济价格，只能也不得不进口发达国家低价农产品以控制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虽然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对农产品生产者的损害。当前，我国财政为了减轻国内农产品生产者所受到的低价进口农产品的损害，也给农业提供了相当数额的补贴，但是，这远远不能对冲进口低价农产品给农产品生产者带来的损失。近年来，国家在不同年份进口不同数量、不同品种的低价农产品，以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对不同农产品生产者的收益和损失进行平衡。

   总之，不仅小农生产方式严重束缚了我们已经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即使是种植大户和几百亩到千亩规模合作社的生产关系，也远不能释放出我们已经拥有的先进农业生产力。因此，尽快推进我国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实现规模化发展，用我国已经拥有但尚未全面应用的先进的农业生产力替代落后的农业生产力，是保障我国国内国民经济发展和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挑战的必由之路。

   （编辑 碣石）

基于策略层面或政策角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需要处理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关系。

分类指导和一体联动的关系

分类指导和一体联动，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两种有效手段。要坚持分类指导，提高区域政策针对性有效性，消除地区发展瓶颈制约，增强区域核心竞争力。同时，要促进一体联动，实现资源要素取长补短、优化配置，克服不良竞争，实现错位、协调发展。

分类指导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最重要的思路与原则。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差异显著，推进区域发展必须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形成合理分工基础上的有序发展，增强区域核心竞争力，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分类指导在空间指向上必须突出重点，从各区域板块的实际出发制定相对独立的区域政策和区域规划。从实践看，这些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的制定不是彼此孤立和相互隔绝的，而是根据国家战略方向，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制定的，是国家整体意志在局部的体现和落实，是推进“全国一盘棋”战略的有效途径、重要载体和具体步骤。也就是说，分类指导的区域政策与宏观政策是相互衔接、互为补充的，不存在所谓“碎片化”问题。不仅如此，它还有效解决了在实施一盘棋战略中容易出现的“一刀切”问题。

近年来，我国东中西部区域增长格局发生历史性转变，一大批区域增长极陆续涌现，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创造力，在实践上证明了分类指导的区域政策的科学性。未来应继续把分类指导作为制定区域政策的核心要求和基本出发点，在把握国家战略方向的基础上，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设定不同发展目标，提出不同任务要求，采取不同政策措施。

一体联动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和有效手段，能够克服各自地域和条件的局限，在更大范围内利用和配置资源要素，实现资源要素的取长补短、优化配置，并有效拓展发展的空间；能够促进各个地区实现合理分工，避免造成资源重复配置和市场恶性竞争，实现错位发展、协调发展，做强比较优势，提高整体竞争力和综合发展能力；还能够将先进地区的思想理念、管理方式、先进技术、优秀人才以及高水平的公共服务等，通过适当形式传输到同一区域里相对落后的地区，提升这些地区追赶的速度和质量。对于发展较好的地区来说，一体联动可以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对于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不仅可以借力外部资源、技术，对接先进体制、规则，还能够把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转变为紧密的合作伙伴，从而加快自身发展。

实践中处理好分类指导和一体联动的关系，要在两方面下功夫：一是实施好一些重大的一体联动协同发展战略；二是推动各个地方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开放合作。近年来，各地基于优势互补各种形式的合作由浅入深逐渐拓展，取得明显成效和丰富经验。应认真总结和运用已有的好经验及做法，继续探索深化各种形式的合作，从资源要素有序流动、产业体系协作共兴、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制度创新衔接推广等方面入手，促进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联动，并以此为基础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各地区要全面放下思想包袱、转换思维模式，做到真心实意“联”、积极主动“融”和丝丝入扣“合”。

单个区域战略实施和各战略互动融合的关系

制定实施区域重大战略的目的，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和提升对区域发展的引领带动能力，每一项区域重大战略的制定都是依据特定区域的自然环境、当前基础、主要矛盾和国家全局对该区域的需求等因素制定的。因此，单个区域的基本目标、战略定位、主要任务和基本政策安排都各不相同，这种不同是“因区制宜”的必然选择，也是体现战略实施目标的必然要求。但如果囿于实施单个战略，而不注重区域重大战略间的互动融合，就会造成战略分割和政策极差，进而带来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甚至加剧地区分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动实施了一系列区域重大战略。2014年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重点在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打破行政区划分割壁垒，推动要素有序流动和资源合理配置，探索经济和人口密集地区优化发展的路径及模式。2016年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明确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导向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2018年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旨在让香港和澳门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持引领作用。2018年还提出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重点围绕高质量发展和一体化，加强不同层级地区、行业和领域间全方位协同互动，积累推广区域一体化和同城化发展的先进经验。2019年提出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旨在加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保障黄河安澜，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高质量发展，将黄河打造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2020年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旨在推动都市圈城市群协同联动和城乡融合发展，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区域重大战略充分考虑了我国国土空间类型多样、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别巨大的客观实际，明确了不同区域的差异化战略目标和发展导向，战略指导性和问题针对性强，战略实施体系和保障机制健全，对于促进不同战略区域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支撑作用。

但是，有着明确区域指向的单个区域战略，也为各区域战略间的相互隔断提供了潜在条件。如果对其简单封闭实施有可能造成各自为战或各司其政的问题。前者会使一些地区囿于圈中陷入自我循环境地，并在相互独立运作中使战略差别演变成为“战略分割”；后一种情况则阻碍了相关政策在地区间的融通和灵活运用，形成了地区间的“政策极差”。“战略分割”将导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直接受到限制，一些基于先行先试所形成的经验与做法得不到及时扩展，而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要素开放也面临障碍等后果；而“政策极差”必然带来地区发展环境的差异、所得红利的悬殊，造成各地区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和发展权利的不平等。也就是说，两者都可能给区域发展带来新的不平衡，也可能带来不合理的地区分化。促进各区域重大战略间的融合互动、融通补充，形成战略合力，有利于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均衡的有机统一，不仅能够更充分地激发每一个重大战略的潜能，助力各相关地区发展进程，而且有利于解决各自为战形成的诸多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全面提升。

推进区域重大战略互动融合，要把握好三个关键。一是在总体上要确立战略间的开放性和贯通性，在区分一般原则和特殊规定、总体要求和定向指导、普遍赋予和特别授权的前提下，所有区域重大战略所体现的思路和要求都应向其他地区开放，包括向尚无区域重大战略覆盖的地区开放，允许甚至鼓励各个地区对体现市场经济本质要求与经济发展规律的制度、规则等自主吸收借鉴和移植复制。二是应最大限度保障战略间政策利好的平衡性，避免通过战略规划及其实施方案赋予经济发达地区直接的政策优惠或明确的财政金融等支持，同时应把对发达地区赋予的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权利主要集中于风险很大、成本较高、前景不明的事项上，切忌泛化。一旦探索成功，就应该允许全国各地区自主运用或自由复制，以此最大限度地控制由政策极差形成的“马太效应”。三是推动并实现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的互动融合，需要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推动和长效机制保障。当前不少区域已经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区域合作机制，这种机制同样可用于推动区域之间各重大战略的联动，不需要另起炉灶、从头做起。考虑到区域战略对一个地区的特别重要性，合作交流机构应该以实施这些战略为抓手，统领整个区域的合作交流工作。在吃透各区域重大战略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对建设目标、定位、任务、举措等各方面进行精心梳理，形成操作清单，以适当的机制促进各战略在地区间的融合互动，让所有的地区都能享有区域重大战略所带来的利好。

维护市场竞争公平性和强化对特殊地区支持的关系

追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恪守公平公正原则，并作为制定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同时要继续强化对特殊地区的支持。社会主义制度是追求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市场经济也必须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保障市场的公平、公正和有序运行是毋庸置疑的，但据此质疑甚至否定区域战略中对一些特殊地区的支持，却是不正确的。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目前国家对一些区域实施的支持性优惠政策，妨碍了市场公平竞争，破坏了统一市场规则，应予以废止。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从过去的实践看，在区域战略层面实施支持性优惠政策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实行的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比如对西部地区实行15%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所采取的相关优惠政策等。对这些地区加以支持，既是改变其贫困落后面貌的需要，又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

从一个方面来说，这些地方基础差、底子薄、发展相对滞后，单靠自身努力很难改变其生产生活状况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状态，必须依靠国家政策支持，加快缩小其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争取与全国其他地区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恰恰是为了体现平等公正的原则。市场公平性的核心内容是机会均等、发展权利均等。长期以来，为了支持工业的发展、支持城市的发展、支持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农村、中西部地区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农产品的低价销售、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廉价供应等。大部分农村、中西部地区仍然是欠发达地区，对这些地区的发展给予积极的、适当的支持，实际上是一种有限的补偿。也就是说，在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区域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政府对农村、中西部地区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远逊于城市、东部地区。因此，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特别是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支持，其实是一种必要的“还账”，是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公正原则的必然要求。而且，在已经存在较大地区差距的情况下，仅靠市场机制是难以实现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必要的政策支持等手段来加快解决地区差距过大的问题。这种做法不仅不违背市场的公正性，而恰恰是追求公正性和保证发展权利均等化的体现。

实践表明，正是通过强有力的区域政策，扭转了长期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东高西低的状况和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还要强调的是，包括欠发达地区在内的特殊类型地区等需求潜力巨大，蕴藏的发展潜力也巨大，以适度的优惠政策激发这种需求、激活这种潜力，进而发挥这些地区的后发优势，对于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实现社会大局的持续稳定，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另一种情况是对一些发展改革实验区和示范区实行的某些优惠政策。比如对横琴的粤港澳合作示范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平潭综合实验区实行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这些实验区和示范区是探索发展改革，特别是优化区域协调发展路径与方式的实验平台。在政策设计上，既考虑了实验主题的需要，也考虑了周边环境、国际通行做法和改革探索的要求。这类实验区和示范区一部分设立在条件较好的经济发达地区，但这与对发达地区全面实行优惠政策完全不同。这种优惠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先行先试政策，其目的在于改革创新、积累经验、摸索道路、提供示范。

因此，在制定实施区域发展战略过程中，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始终注重维护市场的公平性，保证各地区和全体劳动者能够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获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同时，必须坚持分类指导，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给予差异化的政策支持，并基于试验示范的要求给予相关试验平台以特殊的政策安排。

制定实施跨区域发展战略和着力缩小区域政策空间单元的关系

由国家主导制定区域发展战略规划，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和手段。近年来，国家主导制定区域规划的重点放到跨省区、跨大区域层面，加强对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发展的统筹协调，推动沿大江大河沿边沿海和沿重要交通干线的经济带建设。

1. 从事权看，编制跨省区、跨大区域的区域发展规划，是地方政府包括省级政府难以推动的，应由国家承担。但我国地域辽阔、区情复杂、行政层级众多、区域板块大小交错，国家很难包办所有层级和区块的区域规划制定。

2. 第二，从现实基础看，这些年国家组织制定了一系列各种类型的区域规划，不仅基本覆盖了各个省区和重点地区，而且为进一步细化区域规划的制定打下了基础、提供了示范。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要战略的推出，国家重点组织跨省区、跨大区域层面区域规划制定的特点和成效都已得到明显体现。

   我国各个地区自然、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差异显著，这种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细化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单元。从理论上说，区域板块越细分，区域规划的指导性、针对性就越强，也越能精准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解决其所面临的瓶颈制约。所以必须进一步细化区域规划的空间板块，进一步缩小区域政策单元。从这个意义上讲，仍然要根据各自具体情况组织编制各省域内的区域规划。一般逻辑是，国家重点组织编制跨省区、跨大区域的区域规划，省级政府重点组织编制跨地市行政区的区域规划，以此类推，一直细化到最必要的空间板块的规划编制，形成多级联动、各负其责、一体贯通的区域规划研究制定工作局面。必须指出的是，一些关乎改革发展大局的重要功能区和试验区的规划及方案，尽管地处省级行政区内，但仍需国家组织制定或指导制定，是属于国家的事权和职责。一是这些功能区和试验区承担着重大的改革发展使命，关乎全局，涉及长远；二是这些功能区和试验区的许多突破性的先行先试政策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研究并赋权；三是这些功能区和试验区的探索极具创新性，也极具风险性，需要国家统筹协调和指导推动。

   统筹区域空间布局和建立区际利益平衡机制的关系

   各地区的水土环境、地质状况、资源禀赋等差别很大，应当把握各自的区情，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国家也应基于各地的具体情况，统筹进行区域空间布局，特别是产业布局。这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需要，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长治久安。从静态看，地方的发展格局和国家的空间布局是一致的，或者说地方意志和国家意志是统一的。但从动态看，一些地区的发展需求难免会与国家统筹区域空间布局的要求产生矛盾，在变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日趋激烈的竞争状态下，原有的地区比较优势可能会转换成比较劣势，从而产生适应外部条件构筑新的比较优势的需求。例如，粮食问题关乎民族生存和国家安全，为确保粮食安全，国家统筹布局，以区域资源禀赋为基础划定了一批粮食主产区。但粮食附加值低，主产区光靠种粮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为了加快实现现代化，粮食主产区必然要求“退农进工”，转向发展非农产业特别是附加值较高的产业。这种想法或做法，从局部看无可非议，但从全局看，国家粮食安全将得不到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也将面临威胁。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如何既维护国家统一空间布局，又使各地的发展水平不至于形成过大差距。对此，有必要采取合理方式对因承担全局职责而付出代价的地方进行补偿，也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支持这些地区加快发展。一方面，各相关地区应在不影响国家统一空间布局前提下，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和有效利用外部条件，努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和经济效益。比如，粮食主产区要探索在不牺牲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前提下，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路子。另一方面，国家要推动建立区际利益平衡机制，对那些按照国家统一空间布局发展附加值相对较低产业的地区，给予合理的补偿和必要的支持。

   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言，建立区际利益平衡机制已刻不容缓。从现实基础出发，要着力在两个方面进行探索。一是建立健全稀缺资源、重要农产品的价格形成和补偿机制，有效平衡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利益关系。价格决定应以市场为基础，综合考虑国际国内水平、地区发展需要和社会承受能力。补偿机制可以是纵向财政专项转移的方式，也可以是横向对接的区域补贴方式，还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二是探索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促进毗邻地区和重点流域上下游地区建立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制度体系。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推动建立跨地区投资、产业转移等重大事项的利益分享机制，促进区域间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等方面的良性互动。

   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和构建长效机制的关系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进程，其实就是处理和化解一个又一个矛盾与问题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力度，创新实施区域重大战略，进一步完善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政策体系，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要看到，当前区域发展中仍然存在不少矛盾与问题，包括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基本公共服务地区、人群均等化程度不高，部分地区发展陷入“泥淖”境地，一些脱贫地区巩固拓展已有成果的基础不牢等。有些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及社会和谐稳定，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予以化解或停缓。

   需要明白的是，有些区域问题是长期存在的“顽症”，有些看似新生的问题实际上是老旧问题的变异形态，或有着深层的体制根基。因此，单靠一些应激性举措是难以有效消除或治理的，需要用制度和机制建设的方法来预防及化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从根本上说依赖于构建一套科学的制度体系，着力构建长效机制。通过持续稳定化解区域发展出现的突出矛盾，遏制区域差距的拉大。这些年，立足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从不同层面对构建长效机制作了一些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实践证明，相关体制机制较为健全的地方，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就解决得比较好，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就能持续增强。但长效机制建设难度较大，从实践看，这方面的工作仍比较薄弱。区域间一些基本利益关系还没有理顺，区域间利益协调机制还不健全，区域发展的法治建设还比较滞后，区域规划和政策文件的实施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实质性的区域一体化进展缓慢。

   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必须立足于解决当前紧迫问题和推动形成协调发展长期态势有机结合，强化体制机制建设，着力构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坚实制度基础。应认真总结近些年制度建设方面的有益经验和成熟做法，积极加以完善推广。继续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特别应加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立法探索，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区域发展法律法规体系。通过不断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各项举措，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编辑  尚鸣）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近几年经济增速放缓，对全社会就业形势造成很大影响。2024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就促进就业提质扩容作了明确政策提示。

    2025年3月29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促进高质量发展带动充分就业”闭门座谈会，邀请各方面专家探讨我国当前经济就业形势和政策思路。中信基金会理事长孔丹主持会议。以下是会议综述。

当前我国经济与就业形势

    朱之鑫（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在高质量发展中带动充分就业，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就业是民生之本、消费之基、稳定之础，就业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经济发展就没有就业，要扩大内需，首先群众要有收入，收入来自就业，而增加就业岗位必须发展经济。如何跳出这个闭环，其中每个环节都需要深入研究。

    去年和前年，我国统计失业率都在5.1%左右，但群众一般感觉不止此数。今年我们必须稳住经济增速，否则就业问题将越来越突出。

当前经济形势的研判

徐策（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地所研究员）：（1）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总体稳中向好，但目前经济还处于恢复性增长时期，复苏动力不足。

    从需求看：社会投资动力不足，影响民营企业扩产招工。1-2月，房地产投资比去年同期下降15.6%（降幅收窄）。目前投资主要是由中央政府推动、国企担任投资主力的投资模式，地方政府要调动积极性，改变居民消费意愿不足现状。外贸和外资一直是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因素，但在中美贸易战中，中国出口遭受美国关税政策的巨大影响，外资撤离现象也很突出。

    从产业结构看：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缓慢乏力，新兴产业发展强劲，但出现重复投资严重、产能过剩状况。“十二五”以来，各地政府制定发展规划，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之间，普遍倾向选择后者（有多个省市要上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大数据中心及配套等）。一些地方政府考虑：传统产业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改造升级难度大，而搞新产业往往是规划找投资项目，当年GDP就可体现。如果本地新上的产业缺乏基础，或周期较长，原有产业又被冷落，将导致传统产业空心化，而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周期越来越短，过度竞争将造成大量洗牌。一个好的发展概念必须具有科学的发展方式，要规避传统方式中曾产生的过剩和结构扭曲。

    在我国第三产业结构中，生活性服务业偏多，生产性服务业偏少。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要依托制造业深度转型、产业链精细分工，这一领域恰恰能够培育质量和收入更高的就业岗位。目前要深化这些领域形成清晰稳健的新型商业模式，形成深厚的微观基础。

    （2）随着新技术运用，商业模式出现了重大变化。传统的商业模式是自带润滑剂，容易实现生产—消费的闭环，而现在存在较严重的“赢者通吃”现象。比如对DeepSeek的宣传程度让所有的金融机构只投它，而冷淡了其他很多好企业；把资源集中在一个企业身上，往往和预期相反。

    “十五五”规划要求，GDP年均增速为4.5%～5%，每年新增城镇就业1200万人。预计“十五五”时期经济形势仍然严峻，最大的风险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就业方面的主要隐患是：(1)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缩水（AI技术的应用）；(2)乡村可能面临群体性返贫问题。

目前我国就业的基本形势

专家介绍，从统计数据看，去年和前年中国的失业率都是5.1%。2023年，全国就业人数共7.4亿人，其中第一产业为22.8%，第二产业为29.1%（制造业18%，建筑业11%），第三产业为48.1%。城镇就业4.7亿人。全部就业人口的90%是体制外就业，其中不到一半在企业工作，其余是个人创业、灵活就业和打零工群体。

    7.4亿劳动者中，大专以上学历占27%，初中文化水平占60%，每人每年劳动时间超过2000小时（西方国家1400-1500小时，日本1600小时），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之勤奋是一流的。

陈云（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室主任）：按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计算，这两年，我国农民工失业率偏高，主要是受建筑行业和房地产行业的影响。按此失业比例，目前尚不会对总体社会稳定造成冲击，但在一些点上的风险比较大。

当前下岗失业的重点领域和主要因素

    专家认为，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有：

    （1）经济增长乏力、企业用工谨慎，劳动市场供需失衡。

    （2）城乡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经济形势影响劳动岗位变动（农民工跨区就业、失业回乡）。

    （3）就业岗位和劳动力供给的矛盾——结构性失业：新技术加快应用，劳动者技能提升滞后，导致岗位空缺或失业；AI（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导致越来越多的白领岗位被取代，尤其DeepSeek的出现加强了这一趋势；大学教育与劳动市场需求不匹配；年轻人就业期望值高（愿去金融计算机等白领岗位、躲避脏累远岗位），“有活没人干”；信息平台支持的灵活性就业岗位趋于饱和；人口数量减少、教育程度提高、老龄人口增加，对就业产生重要影响。  

    专家们认为，根据目前就业形势，以下人群需要重点关注：

    农民工就业不稳定。城镇化曾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推动了经济社会进步。现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大量农民工回乡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可能出现群体性返贫。

    每年有1000多万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有限、竞争激烈。2024年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历史低位。

    灵活就业的三大蓄水池（外卖、快递、网约车）已趋饱和。网约车空车率达45%，美团745万骑手中硕士研究生比例增高；他们工作岗位不稳定，社会保障无着落，就业质量差。

    以上三大重点人群就业问题，与经济增长乏力有关，也反映了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机会与就业质量越来越低。

    （4）人口老龄化趋势，在岗熟练工人减少。陈云的研究团队预测：未来10年，劳动者年龄结构将是“两头高中间低”，大龄老龄职工数量将快速增长，超过60岁者将新增1000万人；年轻人口小幅增长（因计划生育政策调整），25-59岁年龄段人口每年将减少600万-700万，今后5年熟练劳动者共计将减少3000万人，熟练工人减少是目前工业企业招工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这将为AI和自动化技术在工业的广泛应用创造机会。

“卷”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

    专家认为，AI技术将导致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缩水。

    AI和自动化对就业的影响：城市中产人群缩水

    陈云：根据我们的监测和分析，生产智能化对就业的影响在两三年内还可控。当代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的影响是“喷灌式”的，经过一段技术积累后突然达到临界点，一旦喷发，影响迅速扩大。比如新的AI大模型技术公布后几天内注册用户就上亿，影响到各个领域，它给就业带来的风险需要高度注意。

    朱之鑫：随着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失业面将从原来劳动密集型（包括码农）产业向一些高技术的产业延伸，出现无灯化、无人化工厂。随着AI的普及，过去几年的设计工作现在只需要几个小时，设计人员岗位将会有结构性调整。

    卢周来（国家创新研究院教授）我们团队研究成果“AI对就业的可能性影响及对策建议”主要内容：

    （1）根据所构建的模型，评估AI技术替代就业岗位趋势的几个特点是：

    分阶段替代：先替代低技能重复性岗位，然后替代中技能规则性岗位（2030年前替代25%～40%），当AI工具渗透率超过50%以后，高技能岗位可能被替代。

    AI替代呈“中间高两头低”特点，最低技能的岗位和最高技能的岗位替代率较低，中等技能替代率最高，呈倒U型曲线。

    创造性破坏：AI除替代外还可创造新的岗位，比如近几年AI训练师、算法工程师、数据标记等新职业的年均增长率达31%；企业可以通过AI的应用实现岗位技能的重构。总之，AI技术将导致中低岗位加速替代，高端研发岗位需求激增，人机协作型岗位将持续性涌现。

    2025年，AI可能使城镇就业重点冲击领域：制造业中低技能和部分白领岗位、文化和设计、服务业中客服和物流配送岗位、采矿建筑等高危行业。

    未来5～10年，AI可能导致在标准化生产领域的中年以上劳动者如程序员、制造业的技工岗位收缩转化。

    （2）重点行业就业影响趋势：预计2030年，制造业失业率会上升，同时产生部分补偿性岗位。服务业将新增1.2万AI训练岗，交通运输业和建筑行业较高。因新岗位的创造迟于旧岗位消失、可能出现阶段性失业高峰。东北地区老岗位替代风险高于长三角。

    （3）AI替代就业岗位所引发的结构性矛盾：一是员工技能滞后。78%的企业反映现员工AI技能达标率不到40%，高校培育周期与技术替代速度相差2～3年；二是区域失衡。北上广深有65%的AI岗位，中西部人才流失达58%；三是伦理与法律风险。如AI招工必导致算法歧视（涉及性别年龄）、数据泄密。中小企业转型困难导致就业结构的扭曲等。

    农民工返乡趋势：警惕农村出现大规模返贫

    杨团（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多年来，广大农民增收脱贫主要是靠进城打工。国家通过鼓励农民外出务工，以及组织东西部劳务协作、以工代赈、设置公益性岗位和就业帮扶车间等措施，推进农村脱贫事业。

    当前AI技术普遍应用，将导致城市吸纳就业能力趋于停滞或下降，经济增长和就业走势渐行渐远、将形成剪刀差。再加上加工贸易和建筑业出问题，过去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一路径惯性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意味着农民工就业的难度陡增。

    据2024年的统计数据，我国农民工就业总数2.99亿人，其中大龄或超龄的农民工人数逐年增加，在2023年的农民工中，40岁以上的占比为55.4%，预计2025年达到60%、相当于1.8亿人，加上家属估计有4亿人。据农业农村部数据，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总数约9亿人，其中在城市生活的4.5亿（即保留农村土地权益）。大龄老龄农民工及其家属这4亿人中有1.2亿在乡镇居住，他们中大部分人没有稳定的就业岗位，虽保留有集体土地权益可保基本生活，但生计窘迫。

农民工就近（省内）就业比例上升，老龄化农民工返乡的比例在增加。总体看，大龄超龄农民工大部分最终会回乡，但他们的收入和消费层次属于社会底层。在AI技术日益兴起的前景下，他们可能成为失业群体或零工群体（隐性失业、半失业），未来可能会引发规模性的贫困。

赵人伟（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资深专家）：根据2021年数据计算：全国城乡人口按收入层次划分，农村的脆弱群体加低收入群体达90%以上，潜在中等收入者是9%。

    解决数亿人口脱贫的问题，最需要的政策是要兜底，即保证贫困人口的最低收入。

中国式现代化要把充分就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 

    中国式现代化是14亿人口的现代化，中国人口等于美欧日人口的总和。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和区域间的不平衡状况必然持续很长时间，不可避免存在相当部分的低收入人群。我国追求工业高端化的努力必然遭遇西方的强力竞争打压，这将是一个长期拉锯的过程，所以我们不可能像西方那样较平顺地实现90%的城镇化和充分就业。对此要有充分的估计，要有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长期指导思想，以及兼顾当前和长远的经济社会政策。

    朱之鑫：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很重要的一步，是从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大量农民工进城搞加工贸易，对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现在这一发展模式遇到很大矛盾，这是转型过程中没法避免的。我们不能听任农村再次出现一大批人返贫的情况出现。

    第二，几十年发展过程中，大量内地人员向沿海发达地区流动，东北振兴和西部开发工作艰巨。现在沿海经济发生问题，肯定对就业带来影响。劳动力的不平衡，农村和城市的不平衡，就业的不平衡，将是下一段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第三，经济下行和AI技术的替代效应叠加，导致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缩水和收入降低，这个问题更麻烦，因为中等收入群体期望值较高。

    这样的格局，需要调整我们的发展思路。

    （1）我们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城市化经验，不能让大城市出现贫民窟，也不能重回城市压榨农村的二元结构。

    （2）城市中等收入人群缩水、乡村规模化返贫。如果这是一个基本的趋势，就要在经济“总体稳定”的大判断下，正视眼前的挑战，对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要有客观的估计。

    （3）要把充分就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看作高质量发展的有机构成和内在需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现代化，不能允许增长和就业之间产生剪刀差，甚至是“无就业的增长”。而且，就业是积累人力资本的最重要通道，高品质的工作岗位可以积累劳动者能力并获得相应收入。

综合政策建议

保持经济增速，贯彻就业优先战略

    （1）贯彻落实经济工作总方针，努力克服美国新一轮贸易战带来的困难，增强宏观调控力度，力争今年实现5%的增长目标。

    （2）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评估要纳入就业的内容，将单位GDP增量是否能容纳更多就业作为一项重要考核标准。

    （3）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或给予税费减免，对部分趋于退出的产业在一段时间内给以适当保护，延续其生存期，尽量避免失业增加。

    （4）在目前民营企业普遍信心不足的情况下，应更好发挥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作用，以时间换空间。建议“两重”建设多支持能够带动就业的项目，发挥好带动性、突破性、保障性作用。

    （5）农业是我国的弱势产业，要稳住农村的农业劳动者，建议择机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   

（6）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养老等基础社保覆盖城乡全体人口并适当提高标准；建立失业救济保险基金；针对失业半失业人口增加的可能，需要研究建立保障贫困人口最低收入的基本制度。建议短期内（3～5年）兜底资金可从超长期特别国债支付。要早谋划、下决心。

高度重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长远看，教育结构要调整，学校教育要重视提高劳动者技能。一是加强教育和技能培训，包括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的普及；二是为劳动者建立终身学习体系、适应新技术和职业变化；三是针对AI失业者提供职业指导、技能再培训和创业支持（如日本德国培训制造业工人成为AI设备维护师和智能制造系统设计师）。

何勤（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劳动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提出，教育内容的改革包括两个方向：(1)横向贯通：贯穿劳动者成长过程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注重创新能力培养、AI工具的操作，提升动态适应技术发展更新的能力。(2)纵向深化（专业性）：注重数字素养、领域专长和创新思维的培养。

劳动就业保护：适当约束AI替代人力岗位的趋势

    （1）通过政策限制AI的过度替代，如医疗教育等领域。

    （2）AI科技进展的评估应包括就业替代方面：如科技可能损害就业岗位时须按暂停键、待评估，不能仅以不触及科技伦理为底线。积极参与AI技术国际合作和国际标准的制定。

    （3）就业配额制度，设定劳动者岗位（工时）最低比例。如欧盟通过法规强制要求高风险场景须保留20%的人工干预岗位；日本规定AI优先应用领域限于危险和脏乱差岗位，给人留出更多岗位、增加人们交往合作的机会。

    （4）长期看，要考虑缩短劳动时间。

    （5）借鉴其他国家经验，考虑征收机器人税。例如：英国对企业因机器人节省的人力成本征收30%机器人税、用于技能转型基金；日本规定，企业采用机器人每替代一个岗位须缴纳2.4万日元、促使27%的企业选择不解雇人员而采用人机协作模式；韩国规定企业每解雇1名员工需缴纳年薪的200%作为再培训基金；德国对企业每台工业机器人征收“自动化设备附加税”用于失业工人再教育。这些政策出台不久，尚待完善。

（6）在AI应用的同时，培育人机协作模式、培育新岗位新职业、保持人的独特能力，探讨AI的应用从就业替代转化为人机生态共建。

（7）发展灵活就业减少AI替代的冲击（如远程办公、混合办公），支持零工经济平台、增加灵活就业机会，并完善员工社会保障（平台公司为骑手交社保），认可和鼓励新兴职业如AI训练师、数据标注员等。

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

杨团提出：乡村振兴要有新的理念，要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让农民自主互助，共同解决困难和增加收入，让返乡的大龄农民工有工作。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指出：发展农村社区集体经济，有些地方会成为现实，有些地方做不到，因为缺乏相应的自然条件和人才条件。真正的挑战是能否形成多种产业。为什么中西部地区很多农民工回到县城生活困难，因为当地缺乏产业支持。或者考虑本村人一起维持养老，靠国家保障兜底？总之要探索和试点，注意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条件。国家必须考虑均等化的兜底办法，加大对城乡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维护社会稳定。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作用

    徐策：发展经济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效透明的营商环境，稳定可预期的政策体系，守信公平纪律严明的政府。当前的具体工作应有所侧重。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方面，当前有效市场是主要矛盾；总供给和总需求方面，需要供需双方发力，“十五五”时期，总需求是主要矛盾；统筹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方面，目前旧动能的更新改造是主要短板，这是我国工业的基本盘；优化增量和盘活存量方面，盘活存量是主要矛盾；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方面，做大总量是主要矛盾。

孔丹：市场经济是基础，目前现实情况下推动投资、带动市场活力的，还要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我们需要明智有为的政府和健康有序的市场，而不能是有些地区政府和市场自发无序。建立和完善覆盖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交流和平衡发展，推进教育改革、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制定法规，要求企业在AI和自动化应用中实现人机共生，减少就业岗位的损害等，都需要政策的推动。

（编辑  碣石）

区域协调发展关系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的繁荣稳定，应高度重视、持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内联庞大而复杂的经济社会运行系统，外涉具体而务实的工作路径与操作方式。要不断开拓新局面，推向新高度，必须把握其本质要求和逻辑联系，从战略和策略上正确认识和科学处理好九个方面的重要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质含义包括两个方面：市场在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实施有效的宏观管理和经济调节。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看，市场和政府都具有不完善性，即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当”缺陷。实践表明，完全的政府行政指令主导容易割断区域、产业及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抑制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这就是“政府失当”问题。而纯粹的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调节容易导致“外部不经济”的情况，如造成环境污染加剧、空间开发混乱、产业无序布局等现象。这就是“市场失灵” 问题。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言，仅靠市场机制作用，很难缩小地区两极差距；仅靠政府作用，又很难实现区域发展效率的持续提升。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结合起来。政府与市场可以在区域发展的不同领域发挥作用，以实现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最大化。政府可以在“市场失灵”的方面发挥作用，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组织和实现公共物品及时且公平地供给，并对其进行监管，还可提供社会保障援助等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从宏观上把握和指导区域经济发展。市场则能在“政府失灵”的地方发挥作用，通过“看不见的手”对区域经济活动进行调节，使资源流向经济效益更高的地方，提高区域发展效率。

立足于区域协调发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关键是要对两者进行科学定位与合理搭配。一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打破地区封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和产业转移。二是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管理、协调、服务职能，发挥政府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体作用，不断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保护好生态环境，促进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基本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同时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中央与地方相对一致的步调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因此，需要在各级政府之间确定科学得当的制度安排，以保证既能赋予地方政府引导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又能保证中央政府有能力平衡全局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遵循着分权轨迹展开的。地方政府改变了上传下达的中转机构地位，逐渐成为本地区经济利益的代表、独立的投资主体和地域范围内从事社会经济管理的公共权力机构。由于发展经济的自主性提高，各地方发展经济的热情空前高涨，我国区域发展的总体实力明显增强。但与此同时，一些有悖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现象亦随之出现，如区域间无序竞争、重复建设、产业同构，区际经济、 社会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以及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等。从国际经验看，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通过科学的制度安排、适时的制度调整，引导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趋于一致，这是解决区域问题的重要手段。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国家的统筹和支持，中央政府应健全法治、确定发展战略、编制发展规划、制定区域政策，进一步发挥主导性作用。同时，要通过国家层面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公共投资，平衡地区间的社会发展差距和重大基础设施布局，改善地方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使不同地区的居民能够共享基本社会服务，增强各地经济发展的后劲。

然而，国家通过转移支付，仅仅有可能缩小地区间在公共服务供给和个人收入水平方面的差距，而难以直接触及“地区差距”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所有内容。换句话说，尽管财政转移支付、公共投资手段具有缩小地区差别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仍只是局部的、间接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凭借这一办法促进各地区完全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协调发展。当前区域问题的解决，更多地取决于地方政府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执行国家相关规划、响应国家有关政策的执行意志和能力。因此，各地区政府应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框架指导下，从本地实际出发，落实好区域发展相关政策，借助外部市场资源和国家政策的支持，着力发挥比较优势，深化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推进自主创新，增强参与区域竞争的能力和高质量发展动力。

行政区与经济区的关系

行政区是相对固定的，合理的行政区域范围能够防止有限财力、物力和政府精力使用的分散化，从而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明晰的行政隶属关系和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追求，又很容易导致行政区的自我封闭和垄断。

经济区是由经济内在联系以及自然与人文地理等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具有一定市场容量和空间分工的地域范围，是客观存在的区域化经济活动的结果。既不是单纯的自然地理区域，也不是单纯的行政区域，其形成和扩大决定于经济增长极或经济增长点的形成和扩大。经济区是可以交错的，一个经济区往往包含若干个不同层次的行政区。经济区范围的拓展不会损害各个行政区的独立性和自我发展能动性，同时也有利于各行政区的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它不仅使各个行政区域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而且能够有效地解决产业同构、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相应解决从各自利益出发导致的地区封锁、市场分割和恶性竞争等问题。

行政区的发展是经济区发展的基础，经济区发展是实现行政区更快、更好发展的条件。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行政区和经济区承担着各自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职能。行政区是促进区域发展的基础单元，是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操作主体，行政区的经济发展重点和方式将在不同层次上影响着区域协调发展的方向。经济区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形成的，是推进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主导力量，经济区的发展规模和质量将直接影响区域发展的总体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

要正确处理好行政区和经济区的关系，必须明确两者之间有机协调的目标，在保持行政区良性发展的前提下，着力消除制约经济区发展的体制机制束缚。一是建立行政区与经济区动态协调机制。通过相对稳定的协调机构，在发展战略、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要产业政策等方面，进行区域间高层次的衔接，围绕经济区发展目标形成协同配合的良好机制。二是在经济区内大力推进区域联合与合作，促进区域一体化，充分发挥经济区内资源、产业、市场优势，加快发展自己，实现各地区的共同发展。三是各行政区要勇于开放市场，打破各种形式的垄断和封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着力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加快实现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不断推进，从行政区经济开始向经济区经济拓展。在行政区经济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地方政府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激活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带来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行政区经济的弊端日渐显现，导致了地区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造成了地方重复建设和产业同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动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加强的同时，促使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区域间开放合作持续走向深入。特别是中心城市引领都市圈同城化、都市圈带动城市群一体化，城市群辐射经济区的区域发展格局加快形成，各地结合实际探索具有特色的发展道路和运行模式，显著提升了区域的竞争力。面向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妥善处理好行政区和经济区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必须按照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进一步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健全市场机制，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以行政区与经济区的高水平动态协调推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关系

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较大，近年来南北分化问题又日趋明显。区域问题日趋复杂化，增加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这不仅成为国内各界思考的焦点，也引起了一些重要国际组织的关注。世界银行在其发表的有关报告中认为，改善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条件应作为我国改革政策措施需注意的问题之一。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需要清醒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发达起来，仅是一个实现整体协调发展过程中的手段和第一个步骤；带动落后地区发展，实现第二个大局的战略安排，才是“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最终目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应立足于更好处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关系。发达地区能够实现率先发展，得益于“第一个大局”战略设计的顺利推进，得益于国家的政策倾斜，得益于欠发达地区能源、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支持。发达地区的率先发展，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当前，在一些地区实现率先发展的背景下，带动落后地区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按照“两个大局”战略设计的整体构想，发达地区应进一步加大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力度。这是一种义务和责任，也是一种回馈与反哺。事实上，发达地区的进一步发展也要以欠发达地区自身状况的改进为前置条件。如果欠发达地区长期停留在贫穷落后的状态，发达地区再上新高阶段的国内市场基础就会弱化，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也会受到影响。从这个意义讲，带动、促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是盘活全局的关键举措，是实现国家繁荣稳定的现实选择。欠发达地区要实现快速发展，必须有自己的产业体系作支撑。从国家政策引导的层面考虑，应为欠发达地区自身工业体系的培育创设路径。当前，我国一些发达地区已进入转型阶段，某些传统的低端、中端产业已不适于在这类地区发展布局，国家应适时出台优惠财税政策，引导其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推动东部发达地区产业有序向欠发达的中西部转移，既是促进欠发达地区工业做大做强的重要环节，也是均衡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的重要环节。

要处理好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关系。一方面，要强调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促进和带动作用，应以共同发展、互惠共赢为主线，而不是以削弱发达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为代价。发达地区是从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上支撑国民经济全局极为重要的力量。国家在促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进程中，要积极加快发达地区的优势产业升级进程，保护好发达地区的发展活力。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也要明确，指望发达地区的“行政指令性帮扶”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完全依赖国家的资金支持并不现实，更重要的是坚持不懈地走制度创新之路，通过深入挖掘自身的比较优势，加强与发达地区互利共赢的“交融式”合作，积极培育内生发展动能。

城市与乡村的关系

城市和乡村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两大空间载体，以各自的功能和作用共同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与繁荣。它们之间既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共同提高的一面，也有相互排斥、相互摩擦和相互矛盾的一面。因此，只有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才能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总体上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一直居于城乡关系的主导地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围绕着如何有利于工业资本积累而进行的，通过“剪刀差”使广大农村为新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后，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不断深入，城市的发展优势更加明显，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尽管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城镇化仍然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城市发展带来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仍有较大潜力空间，农村要素更多向城市流动仍是主流。在这种背景下，单靠市场的作用和农村自身的力量，很难实现农村的发展和进步。城乡差距已成为制约我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关键结构性矛盾之一。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方针，为各级政府部门处理新时期的城乡关系提供了总纲。在实践中，应注意把握如下几个问题。一是树立城乡并举意识。不能因为城乡差距存在就人为压制城市发展，而将城乡发展对立起来；也不能片面强调城镇化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忽视农村发展滞后、农业基础不牢这一发展短板，对城乡差距视而不见。二是政府各职能部门要确立构建良性城乡关系的工作原则。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角度考虑城市和农村的利益分配与再分配，在国民待遇上根本改变城市和农村的不平等状况。三是在城乡发生互动作用的领域引入公平交易、利益共享，尤其是责任共担的机制。四是积极探索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机制。重点是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体制等，建立统筹城乡的文化教育事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新机制。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目标。长期以来，各地区在发展中比较重视和强调经济实力的提高，而对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以及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导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之间的失衡。比如，社会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等。从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要求看，经济发展是手段，社会进步是目的。因此，在全面推进区域发展的进程中，要把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作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鼓励社会积极参与，继续以加强农村、基层社会事业为重点，加快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制度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是要把经济发展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结合起来。在坚持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切实解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和民生问题，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增加公共财政投入，切实加强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社会救助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二是把经济发展与坚持公平公正结合起来。在坚持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重点加强农村和基层社会事业建设。切实维护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扩大公共财政和各种社会资源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倾斜，努力缩小城乡和地区之间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把经济发展与坚持社会事业统筹规划结合起来。坚持规划先行，重视推进社会事业专项规划的实施，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和最薄弱环节优先发展，发挥规划在优化资源配置、统筹社会事业发展中的科学、规范、导向作用。四是把推动经济发展与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坚持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则，努力推进社会事业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强化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坚持基本公共服务由政府主导，强化公益性质，逐步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关系，进一步明确相应的责权。同时，积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大力发展社会服务产业，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积极探索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促进公共服务可持续长效机制的建立。

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不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也必然会使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越积越多。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否成功。实践充分证明，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才能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统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兼顾“双碳”目标和保障民生。通过城镇“点”上的高质量发展带动区域“面”上的高水平保护，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点”上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就是要集聚集约发展，引导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合理配置。经济发展客观规律表明，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有利于提升经济总体效率，以点带面促进高质量发展。同时，通过集约高效地开发利用城镇空间，有利于为农业和生态功能区腾挪保障空间，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要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保护好森林、草原、湿地、湖泊、海洋等生态空间。生态优势地区，特别是承担生态功能的欠发达地区，要树立绿色财富观，积极挖掘生态产品潜力，多途径促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发展与改革的关系

处理好发展与改革的关系，是推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主题。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迈出推进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步伐，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提升开放水平积累了宝贵经验。而我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相对缓慢，与区位资源禀赋有一定联系，但更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体制包袱相对沉重密切相关。同时，当前我国的财税、行政管理等领域的体制机制，还存在较多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因素。因此，要解决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关键是要通过深化改革，不断消除体制性机制性障碍。要改革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又必须通过加快发展增强经济实力，为改革创造基础条件。

当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做到两手抓。即一方面要靠有效的区域政策促进经济社会的更快发展。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深化改革赢得更多的回旋余地和宽松环境。另一方面要靠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一个稳定发展的制度基础。要不失时机地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形成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要增强改革措施的科学性和协调性，为经济社会和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注入新动力，保持全国又好又快发展的良好局面。要加快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财税金融改革，加快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同时，要针对不同区域确立各自的改革重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东部地区要继续发挥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的示范作用，在推进发展和深化改革两个方面创造出新的发展模式。中部地区要加快推进城市管理、行政管理等改革，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高发展的动力。西部地区要全面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着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东北地区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对外开放，加快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推进资源税费等改革，细化制定与国土空间体系相配套的政策体系。各地可以从自身实际出发，开展多层次、多类型的改革试点，积极探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机制。

发展与开放的关系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由路径，也是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我国的经济发展既要有效利用国际资本、技术和市场，又要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和全球资源配置格局的变化，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协调问题。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继续毫不动摇地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用全球战略眼光观察和谋划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适应全球化发展新态势和我国改革发展新形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在充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同时，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产品和服务出口，扩大附加值高的产品出口，提高加工贸易的产业层次并增强国内配套能力。要把引进外资同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通过利用外部资源促进国内技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要把积极推进国际区域合作与国内区域合作结合起来，积极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加强对话与协商，深化双边、多边经贸合作关系。与此同时，要不断优化区域开放格局，提高各区域整体对外竞争力和发展活力。

引导西南地区充分利用中国—东盟合作平台，将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打造成我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合作的核心区。支持西北地区加强与中亚、西亚国家合作，建设好新疆丝绸之路核心区，将西北地区的发展与向西开放紧密结合起来。支持东北地区加强面向东北亚区域合作。支持东部沿海地区继续率先开放发展和创新转型，加快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建设好福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走出一条更多依靠创新和转型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

（编辑  尚鸣）

中国式现代化是百年大战略，从新中国成立到2050年，中国将用一百年时间，将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个漫长的世纪征途中，经历了许多坎坷和波折，但是现代化努力方向没有变，用一百年时间来共同完成一个伟大的梦想，这种百年国家战略目标是举世罕见的。

从整个历史纵深来看，这个百年战略目标又分为三大战略步骤。第一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用30年时间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到1980年我国顺利完成了这一战略步骤；第二步用40年时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我们已大幅度超过预期目标完成了这一战略步骤。未来再用30年时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这又分为两小步：到2035年，我们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将邓小平同志当年设想的到2050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前15年实现，到2050年，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我国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对于什么是现代化、如何建成现代化，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探索。

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

我国在1954年9月第一届人大会议上就提出了“四个现代化”， 并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目标，197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这个目标，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实现现代化目标分两步走：到1980年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如期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式四个现代化”（简述为“中国式现代化”），他的主要考虑是原先的目标放低一些：“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 他认为到2000年只能实现“小康之家”“小康的国家”“小康社会”，而要到21世纪中叶才能实现现代化。

1987年4月，邓小平同志正式提出改革开放后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翻一番；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第三步是在21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当然，后来中国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了邓小平同志当年的设想。此后，我们又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到今天我们正式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我们2050年的目标，就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布局

在我国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命题，并将其上升到现代化道路的高度，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5项特征和9项本质要求，并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作为中国共产党新30年的中心任务。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是我国最高时代主题和最大国家战略。

今天我们说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比“四个现代化”涵盖的范围更宽，可以概括为“六个现代化”，我们说现代化分为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及人的现代化三个层面，而物质现代化又包括经济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与生态系统现代化。这样共有六方面内容，也可说“六个现代化”。这六个方面现代化，使得中国成为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同时也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整战略布局。

经济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属于经济范畴，当然经济现代化范畴更宽，不但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现代化，还包括基础设施、生产要素、产业链、供应链、消费流通环节等经济体系各方面的现代化。

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是技术革命，它不但推动产业技术变革，提高各生产部门生产率，同时也推动产业结构变革、形成新产业。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推进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现代服务业规模不断扩大，非农产业成为现代经济的主导。伴随着生产要素投入的变化，随着工业化推进，我国从以土地等资源要素和劳动力、资本投入为主，再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了经济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体系活动越来越复杂，呈现多领域交叉，经济产品增加值中科技和知识贡献部分不断提高，并推动产业从价值链的低端、中端、再到高端的升级。

当然，中国经济现代化最大成就在于工业化。除了那些老牌工业化国家之外，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很少能够跻身工业化国家高端行列，而中国却成功实现了人类最大规模的工业化，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强国。与此同时，中国也建设起现代农业体系和现代服务业体系，并建设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基础设施网络。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持续推进经济现代化关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推进经济数智化转型。在数智化革命浪潮下，所有产业都面临着改造转型，不仅是新的数智产业发展，同时是用数智技术赋能千行百业，这将改变整个经济体系的生产、流通、消费方式，并改变传统的三次产业划分，形成数智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共生的现代产业体系。二是要继续推进制造业强国建设。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要保持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基本稳定，占世界制造业比重进一步提升，推动制造业的高端化、数智化、绿色化，建设高端的强大制造业体系。三是推进新质生产力的成长，进一步推动向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经济体系转型。力争到2035年将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科技现代化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在之前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人们的生产水平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十分缓慢，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科学发展的缓慢。到了18世纪以后，人类步入科技革命时代，重大科技发明爆发性增长，人类进入了现代经济增长起飞期。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中就包括科技现代化，改革开放后，我国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驱动力。我国主要实施五大战略途径推进科技现代化：第一是举国体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技现代化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利用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对重大科技研发制造进行攻关。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不但聚集了国家的力量，同时更是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对于重大科技项目，组织多个团队、通过不同科研路线开展全力攻关。这些年来面对美国的打压遏制，我国不断取得新的科技突破，很重要的就是依靠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第二是科技创新大循环。中国科技创新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与经济建设，是国家战略推进的重要环节，与国民经济建设构成了发现-发明-产品-应用的科技创新大循环，从而为科技创新注入了资源和动能。第三是自主赶超。发展科技不能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同样也不能仅仅依赖引进，而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实现后发赶超。1959年我国就提出“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科技发展方针，2006年中央提出了科技工作自主创新这一基本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之后进一步提出科技自立自强，科技自主赶超的战略思路，这是一脉相承的。第四是开放协作。自主赶超并不意味着封闭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强调利用国际科技成就，利用一切机会推进国际合作，尤其是学习苏联的经验；改革开放后，我国更是通过技术引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等方式学习国际先进科学技术，通过引进吸收再创新，大大促进了本国科技发展。第五是集成创新。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链，使得其能够扮演全球创新集成者的角色。

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继续推进科学技术进步，引领科技革命浪潮，在世界科学技术方面达到领先水平，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不但是物质现代化，也是人的现代化。从西方现代化历程来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对于人的观念再造的过程推动了现代化，而韦伯将现代化看成人的理性化过程。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社会人的工具化、人的异化；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关键。近代中国曾经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人均预期寿命极低，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传染病横行，人民普遍营养不良、健康水平低，有80%人口是文盲。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开展卫生革命、“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提高医疗保障、建设全民健身社会等措施，大大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今天的中国人不但寿命更长，同时也更健康，身体素质更好。通过扫除文盲、普及基础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大大提高了人民受教育水平。中国由一个普遍“文盲”国家，成为一个普遍受到良好教育的国家。未来需要进一步推进健康中国、教育现代化，实现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建设全人口、全过程、全生命周期覆盖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新中国打破了数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压迫，无数普通劳动者翻身得解放，打破了数千年男尊女卑的禁锢，妇女能顶半边天，占人口一半的女性得到了解放，人的现代化是造就社会主义新人，这是一场席卷整个国家的人的现代化革命，使得所有人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平等的、有尊严的个体加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之中。

同时，与西方现代社会的个体化与原子化不同，中国现代社会更具有有机团结群体社会的特征。中国传统是群体本位文化，强调家国天下一体、群体优先。这一传统又与社会主义强调集体、强调共同体的精神内在契合，同时，党的领导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领导核心与社会团结黏合剂的作用，使得中国社会呈现出既个体自主又有机团结的新型现代社会。

生态系统现代化

一些人认为，生态建设与保护就是传统优美的田园牧歌式社会的回归，因此，不认可生态系统现代化的命题，认为生态保护是反现代化的，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

传统生态系统是人类-自然之间的小循环，经济社会对自然干预强度相对较小，事实上人类的垦殖活动对于生态环境也构成了破坏，学界估计中国在上古时代森林覆盖率曾超过60%，每个朝代森林覆盖率都有不同程度下降，新中国成立之前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8.6%， 是新中国之后持续70多年的植树造林，才使得国土森林覆盖率恢复到23%。

现代社会人类-自然之间的大循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已经是生物圈最主要变量，大部分生物质都是人类所控制与干预的， 地质学家已经在探讨将现代社会称为“人类世”，人类的经济社会系统属于整个生物圈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生态系统保护本身必然是和人类社会经济与科技的演进相互融合的过程，随着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生态系统也发生了现代化过程。

生态系统现代化就是要形成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良性大循环，不但要保护自然，还要反哺自然，建设生态，将现代生活、现代科技与生态自然更好地融合起来，构建新型现代绿色生态系统。中国在传统农业社会时代就建立了不能竭泽而渔的理念，“斧斤以时入山林”按照自然恢复能力有节制索取。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对于土地、水、矿产、能源等资源，中国主要是通过集约式发展，逐步由根据国民经济需要确定供给量的以需定供，转向了根据资源承载力进行以供定需，实现了对于资源供给的总量控制，未来将进一步推动实现经济增长与主要资源消耗的脱钩。

生态系统现代化要求减少经济社会系统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就开始有意识减少污染物排放，到“十一五”期间，主要污染物开始下降，到“十三五”期间，污染物下降总体达到环境容量的范围内，能够对于污染物自净，实现了生态环境质量改善，随着现代化水平提高，我国还将努力推进建设近于零排放的城市、社区和社会。

生态现代化不但是“天人合一”，很重要的就是“天人互益”，中国对于改善生态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投资，现代化中技术和建设能力持续发展，使得我们能够建设全新的生态系统，并和社会绿色发展有机融合。例如，我国在沙漠地区建设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太阳能发电场，不但产生巨量的绿色能源，同时还将沙漠畜牧和固沙植物种植结合起来，将经济和生态有机融合。同时，在城市建设绿芯公园，建设新的绿色生态建筑，建成“两屏三带”生态安全大战略格局，建成世界最大的森林盈余之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

制度与治理现代化

自19世纪末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人对国家命运的反思就从器物层面进入制度层面，开始了探索制度现代化的漫长历程，先后尝试了维新变法、“议会制”“总统制”“五权宪法”等方案，都未能成功。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才走上了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国家结束了长期以来一盘散沙、军阀混战、任人宰割的局面，为中国式国家制度与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前提政治条件和政治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我国建立了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政党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一整套社会主义制度大厦的四梁八柱，为共和国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最大的制度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制度体系进行全面改革，建立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对外开放体制，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焕发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总目标。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首次专门用一个全会研究制度问题与治理现代化，对制度进行根本性、全面性、系统性的建构。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制度与治理现代化，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能，推进中国式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化，进一步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上层建筑。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中国历史上曾经创造领先世界的军事科技，但是在19世纪以来，西方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通过新的军事技术应用，以及军事体制变革、“军事-商业”复合体建立，迈入了军事现代化进程，中国却远远落伍了。

近代以来，落后就要挨打的最直接表现就是由于军事落后、接连战败，使得国家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之中。正是通过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国不但永远告别了“西方人在海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的时代，更是建成了世界上具有最强大国防实力的国家之一，牢牢将发展、安全、统一的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里。

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就提出了国防现代化，将其作为“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国防现代化主要是从以下三个维度推进：一是国防技术与装备现代化， 这先后经历了机械化、信息化与数智化三个阶段，机械化阶段，我国建立了基础国防工业体系，发展各种武器装备，特别是“两弹一星”工程的成功，极大提升了战略威慑力。海湾战争之后，我国加快了国防信息化建设，取得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重要突破。第三阶段是数智化阶段，智能化与尖端技术不断突破，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战斗机、高超声速武器等前沿领域领跑，而无人机、机器狗等改变战场态势的新型作战装备全球领先。第二个维度是军事体制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按照“大兵团”机械化战争思想，建立了包括陆军、海军、空军等军种，陆军主导的国防体系。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军队进行了现代化推进，初步形成了联合作战体制。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大破大立，推进了军事体制系统性重塑，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调整了战区编制，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对部队编成进行了优化，由陆军主导体制转变成为统一领导、军种主建、战区主战、联合作战、全域制胜的新型现代军事体制。第三个维度是军民复合体现代化。战争从来不是纯粹军事力量的比拼，西方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就在于“军事-商业”复合体，“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建立。新中国成立之后，将军事工业的发展纳入整个工业化体系总体布局之中，我国选择重工业优先路线，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国防需要，推进的工业布局中大量是军民两用设施。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塑军民关系，推动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军民双向技术转化，并明确提出了“军民一体化”战略。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提出了军民融合战略，加强军地协同、产业、科技和教育资源的统筹，进一步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融合。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通过不断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推进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素养、武器装备、军事管理现代化，全面建成世界一流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和中国特色现代化作战体系，形成强大的陆域、海域、空域、太空域、网络空间域的综合制权能力和混合战、超限战作战能力，有效遏制战争、打赢战争。

（编辑  季节）

西方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国人则说“处处绿杨堪系马，家家门底透长安”。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单一，现代化模式也并非独一无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开辟出一条21世纪的现代化新道路。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

中国式现代化的八个方面

一是主动引领式现代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都不是规划出来的，其中不同主体有其目的性，却很难说有总体目标，历史进程受无数个偶然的、相互冲突的作用力共同支配，不断受到历史潮流涨落因素冲击，有时快速进步，有时又出现大幅倒退。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主动引领的自觉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党和人民是推进现代化进程的能动主体，其主体性本身就是塑造历史进程的直接动因。而党的领导能够将分散的主体能动性凝聚为整体意义上的自觉能动性，从而使历史实践成为实现共同目的，并把握历史主动性、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有机统一的历史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是受共同意志、共同目标指引的自觉现代化，不是那种今天不知道明天的现代化，而是能够主动把握历史进程、分阶段逐步达到宏伟目标的现代化，因而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社会工程”，现代化凝聚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景和梦想，规划为蓝图，转化为人民的共同行动和努力奋斗的现实。

中国式现代化有目标、有规划、有部署，一步一步实现。回顾已经实施的十四个五年规划（计划），规划中的大部分设想变成了现实，我们统计发现，从“一五”到“十四五”制定的规划指标中有67%完全实现或超过预期，其他指标也部分达到规划预期。正是一代接着一代干，一棒接着一棒跑，每五年规划一个台阶，积累下来形成中国现代化天翻地覆的巨变。

二是超大规模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属于超大规模的现代化。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人口、国土空间、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等方面都达到超大规模的现代大国。在世界范围内，上亿人口的国家仅有13个，而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整体向现代化社会迈进，其规模已然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此外，我国陆地国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三，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是数千年保持大一统的文明古国。

中国具有超大规模性，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难以比拟的。许多人在评价中国时选错了参照系，常拿欧洲某个国家或日本、韩国甚至新加坡的经验来比照。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就如同用兔子的经验教大象走路。在规模上能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等量齐观的只有美国、苏联、整个欧洲、印度。并且，欧洲不是一个国家，其他几个大国都是联邦制国家。联邦制实际上可视为将国家分成更小规模的次级国家，再以联盟方式组合成更大的共同体，而中国是唯一的单一制国家，可以说中国是唯一真正具有超大规模性的现代大国。

超大规模现代化所带来的节点、连接、网络以及能量、资源和信息的流动都是空前的，超大规模能够产生巨大的规模红利。例如，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的单一市场，这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规模效应。同时，中国的人力资源非常丰富，能够为经济发展释放巨大的人口红利、教育红利、人才红利和创新红利。然而，规模效应也会放大现代化面临的挑战，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推进现代化，其艰巨性和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

由于规模定律（scaling law）的作用，超大规模性会涌现出许多小规模经济体所不具备的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创新的产生、高度精密分工的产业体系、集聚经济、创新集群以及自主的内循环体系等都与超大规模性密切相关。

超大规模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其他任何国家现代化模式的翻版，更不能以小国的模式为目标模式。在考量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时，需要充分考虑其是否能够支撑超大规模性以及巨大的复杂性。

三是后发赶超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先发国家不同，中国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走出了一条快速赶超式现代化道路，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久的经济发展奇迹，还创造了社会保持长期稳定的奇迹。

现代化后发国家具有后发优势，这一优势让我们能学习先发国家的经验与教训，进而减少相应的试错成本。比如在创新方面，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来缩小与创新前沿的差距。并且，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与巨大规模的市场，让其有条件成为创新集成者。

然而，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后发赶超道路。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并非一味强调发挥比较优势，也不是跟在别人后面爬行，这样就避免了后发劣势。在工业化路径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先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而中国则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起完整的工业化基础，并且不断推进产业升级，最终建立起世界上最完整和强大的工业体系。在创新路径上，我国除了发挥后发优势、摘取“低垂枝条的果实”之外，还采用自主创新路径，推进原始创新、运用蛙跳战略，直接实现跨越代际的技术升级，做到后发而先至。移动支付就是一个例证，中国越过信用卡支付，直接从现金支付时代步入移动支付时代。正是这种后发赶超式模式，让中国发展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在许多领域实现领跑的转变，中国的引领型创新优势正在逐步形成。

四是共同富裕式现代化。西方国家搞现代化已经几百年了，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了共同富裕。西方现代社会的一极是财富空前积累，另一极是贫富鸿沟的空前扩大，正不断创造人类贫富差距的新历史纪录。

2025年年初发生的小红书对账事件，让中国老百姓直接感受到美国底层大众生活的窘境。在中国人看来，所谓的发达国家美国远非理想社会。它不过是比乱世要好些的升平世，距离太平世还相差甚远，这个社会一面是歌舞升平，另一面却充满“丰裕下的贫困”，只是少数人富裕的精英世界，远非大同世界，蕴藏着深刻的危机。

中国式现代化追求更高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共同富裕的新社会，这是人类现代化历程中没有达到的新高度。共同富裕对于中国而言是必选项，而非可选项，中国自古就是求大同的社会，人类社会的现实条件也表明共同富裕才是人间正道，更重要的是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裕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提出，“我们的富是共同的富，我们的强是共同的强”。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但是共同富裕的方向并没有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明确要求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五是绿色发展式现代化。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工业化总是伴随着污染高排放和资源高消耗，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今天欧美相对良好的生态环境，一方面是生态环境保护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去工业化的产物，更是通过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转嫁到发展中国家而实现的“生态突破”。

中国走出了一条真正的绿色现代化新路，就是将工业和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这种模式表现为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将工业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共同推进。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出现了污染物排放上升，随着收入进一步提高再下降的库兹涅茨曲线，而欧美国家普遍都在工业化后期才进入污染物排放量下降阶段。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也经历了高污染、高排放发展阶段，但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在人均不到3000美元时就出现了下降，人均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就实现了环境质量改善，在这个过程中并未出现去工业化，中国工业在全球的占比不断提高。第二，中国持续对生态环境进行大规模投资，在其他南方国家不断砍伐森林时候，中国持续几十年不断植树造林，根据有关测算，1990-2016年，中国对世界森林碳汇能力的实际贡献率高达247.1%。^[]同时，我们在生态建设、水利保护、绿色能源等方面持续进行了大规模投资。第三，中国是世界上绿色产能最大的国家，已经成为最大的绿色能源生产国，弥补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能源产能赤字。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面临着绿色能源产能不足问题，美国和欧洲都因为巨大的能源转型成本而裹足不前。^[]

六是叠加压缩式现代化。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中国的现代化是叠加压缩式发生的。从产业革命的角度看，18 世纪中叶西方开始了机械化革命，约100年后才开始电气化革命，再过100年开始了信息化革命，再过50多年又开始数智化革命。而中国机械化革命和电气化革命几乎是同步推进的，40年后就开始了信息化革命，而再过20多年又开始了数智化革命，几个产业革命浪潮是叠加在一起发生的，前一个产业革命还没完成，后一个产业革命浪潮又开始了。这种叠加发生、并联推进的产业革命，不同产业革命之间能够相互推动，避免了发达国家普遍的高沉没成本，同时也带来了多重挑战。

中国社会转型表现出多重叠加，在体制转轨中，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国际化等叠加并行。这使得中国成为现代化历史上变化最剧烈同时也是充满动能的社会发展，在新中国成立75年中发生了从贫穷落后到富裕领先的沧桑巨变。

七是自主开放式现代化。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只有开放，才有繁荣；闭关锁国，必然导致失败。同时也看到，在一个不均衡发展的全球化过程中，对外开放有两种：一种是自主开放，另一种是非自主开放。自主开放才能带来真正的繁荣，而非自主开放会使得国家沦为跟班、附庸，甚至解体。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开放条件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高度强调国家的独立自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没有对外开放。事实上，对外开放政策的选择是与国际形势密切相关的。新中国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了外交关系，获得了第一波开放红利。“一五”计划期间，苏联的156项援助帮助中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建立起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快融入世界步伐，通过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与理念，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带动经济高速发展。

中国的开放是产品、技术、人才、观念等全面向世界开放。中国推行的是自主性开放，能够在利用全球化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又避免形成对其他国家的单向依附关系，实现了自主增长与产业的持续转型升级。通过推进原始创新、自主创新，从而在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中具有更加强大的竞争力和话语权。中国迅速从全球创新版图中无足轻重的角色，成长为全球创新领导者之一，从打开国门吸引外资到走出国门，到海外投资，从利用全球资源走向配置全球资源。

八是和平包容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命运与共的现代化，它不像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不靠殖民掠夺建构现代化的基础，没有对外输出苦难与战争。我们是靠中国人的艰苦奋斗，中国人的创新实现现代化的。我们发展起来之后，没有输出掠夺和不平等合作，我们与世界人民命运与共，在发展中合作共赢，为世界人民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

中国不会重蹈其他国家追求领土扩张的覆辙，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这是由中国文明特性、历史记忆、制度性质与国家战略所决定的；中国对外合作是共赢式的，不打地缘博弈小算盘，尤其是倡导“一带一路”这样的平等互利合作的大平台；中国不是国强必霸，而是国强好仁；不是要控制世界资源，而是要推动世界共同发展；不是要争抢蛋糕，而是与世界各国共同做大蛋糕。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崛起将带来巨大的共同合作发展机遇，带来投资、技术、产业和理念，使得这些国家能够提高内生发展能力，能够更好地参与全球化。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崛起会带来相互良性竞争与发展机遇，中国的产业与科技的发展，共同拓展了人类的产业发展前沿，为西方国家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制度模式、文明，完全可以和西方和谐共存、美美与共、交流互鉴。

中国崛起不是颠覆现有全球秩序，而是推动全球秩序的完善。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之中，是全球秩序的坚定维护者而不是颠覆者，是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中国通过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遏制逆全球化潮流，推进新的全球化，将推动全球秩序向更公正、更均衡、更包容的方向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包容性崛起过程给世界其他各国带来巨大的中国机遇。一个新型的全球性大国的崛起，将为21世纪的人类带来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

（编辑  季节）

2024年，我们看到的消费需求不振、物价走低等经济现象，都是总需求不足的具体表现。按照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这些属于内生变量，它们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如果只围绕这些内生变量考虑是不够的，应该更多观察哪些外生变量发生了变化，或者有哪些可以通过政策产生直接影响的外生变量。

2024年宏观政策的实际表现

在宏观经济系统中，公认的具有外生性影响的变量，一是外需，二是宏观经济政策。我们认为，理解2024年经济表现的主要线索之一，就是宏观政策的实际取向。

以货币政策为例，尽管央行采取了降息措施，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货币政策正在放松，因为判断货币政策松紧的重要维度是真实利率的变化，而真实利率就不能只考虑名义利率，还要考虑通胀的变化。为此我们对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进行重新估算，并且参照国际通行的惯例，重新考虑了房地产对CPI的影响（在国家统计局的CPI统计中，房地产权重高达34%且变化幅度很小）。我们发现，2024年全年重估后的CPI同比增长是负的，并且从2024年初至今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到2024年8月份，重估后的CPI同比下降达到了-2%。考虑到当时的名义贷款利率，对应的真实利率大约在5%甚至更高的水平。这一真实利率意味着，我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处于非常紧的状态。

财政政策同样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从广义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的角度看，如果能够达成2024年初制定的广义财政预算支出目标，那么2024年广义财政的支出同比增速应该达到8%的水平。然而2024年1至8月份，广义财政支出的同比增速为-2.9%，这是过去多年未曾见过的低增速。因此可以推断，在2024年8月份之前，我国实际的宏观政策取向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宽松状态，经济也因此面临着额外的收缩压力。

近期宏观经济的表现则是从反方向验证了这一推断。在过去两个月，宏观经济在边际上确实出现了一些稳定的迹象，其背后对应了广义财政支出的大幅扩张。具体来说，1至8月份，广义财政累计支出增速为-2.9%，而1至11月份的广义财政累计支出增速为1.4%，比前八个月的增速提高了4.3个百分点，对应的9至11月同比增速应该在10%以上。可以看到，2024年全年的财政支出节奏呈现明显的波动，1-8月的支出节奏明显偏慢，此后各地的财政支出开始加快，这对稳定经济起到了非常关键且直接的作用。

2025年宏观政策建议

鉴于2024年宏观政策的实际效果以及2025年我国经济可能面临的形势，我们认为，如果2025年的宏观政策能够更加精准地发挥作用，那么有望实现 7% 的名义增速目标，其中价格增长预期为2%，实际经济增长预期为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进行了大致的匡算，提出了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两个4+4”组合建议。

在货币政策方面，建议至少降息四次，每次降息20个基点。同时，为了维持必要的信贷增速，建议增发4万亿元的金融债务，可以通过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实施。财政政策方面，建议设定4%的赤字率，广义财政支出规模应该比2024年多出4万亿元。也就是说，从2024年的37.4万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41.4万亿元。我们有足够的财政空间来实现这一支出目标。例如，赤字率可以提高1个百分点，这将带来1.3万亿元至1.5万亿元的资金；特别国债也可以多发1万亿元；专项债的额度同样可以增加。

如何安排财政支出，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在公共投资领域仍存在着巨大的空间。具体来说，未来5年内政府可以考虑集中精力做好两件事。

第一，针对大中城市，即二线及以上城市的存量城市基础设施进行改造，这包括旧城改造、地下管网、轨道交通，以及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但几乎没有收益或者收益很少的设施投资，如博物馆、体育场、图书馆等。

第二，为新市民提供保障，这主要是从增量层面来考虑的。我们估算的量相对较小，重点讨论的是大中城市的改造问题。大约有1.6亿人需要保障性住房以及配套的各种基础设施，包括医疗、养老、教育等八大类。

我们的估算逻辑和思路或许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我们相信在量级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如果我们用5年的时间，将新市民的保障水平提升至与普通市民相当或者达到80%的水平，并且将现有的存量设施水平提升至与发达国家大中城市相当或者达到80%的水平，那么预计需要的资金总额为31.1万亿元，平均每年需要投入6万亿元。

如果锚定这一指标，并在5年内逐步落实，我们相信将能够创造出巨大的需求。同时，目前这种看似不赚钱的投资实际上并不是做得太多，而是远远不够。一旦这些工作完成，许多市场化的机会将会随之涌现，市场化投资也将随之增加，这将对消费产生非常直接的促进效应。

关于是否通过“财政发钱”促进消费的初步思考

关于是否使用财政资金直接补贴居民以促进消费的问题。如果采取无差别的财政发放补贴方式（无论是发放消费券还是其他形式），那就要思考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在2020-2022年期间，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采取过直接发钱的措施，因为当时存在着外生冲击，政府有义务帮助本国国民抵御这种外来不确定性的冲击。现在如果仅仅因为经济形势不佳就这样做，将会对国家的财政信用造成巨大的破坏，拉美国家就有过类似的教训。因此，现阶段如果通过财政向居民发钱，只能采取差别化政策，而且应该明确：这样做的目的是改善收入分配，特别是针对中低收入群体的福利保障，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进一步要讨论的问题是，“财政直接给部分居民发钱”是否是一种促进总需求的最优政策选择。早在2022年我们就提出：可考虑引入“负收入所得税”制度，这一制度在英美等国家已经非常成熟。通常情况下，所得税是正的或者采用累进税率，但是对于那些有工作但收入尚未达到纳税标准的人群，应该给予一定的补贴，这样可以使整个税制变得更加合理。同时，这种机制设计是一种正向的激励措施，并不会引发“养懒人”的担忧。

（编辑 尚鸣）

2024年中国经济整体稳中趋缓，但消费增长势头放缓值得关注。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降至改革开放以来平均水平之下，并呈现明显的结构分化。促进经济进一步回暖受到收入与收入预期、居民杠杆与资产负债表修复等多重因素的制约。

为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战略部署，在进一步实施“两重”政策的同时，还需要多措并举提振消费。要从短期发放现金补贴、中期调整个税体系与长期促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结合，从增加收入角度提升居民消费；通过供给侧的创新，发展高质量的消费升级与创新；还应加大中央事权支出责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居民“后顾之忧”；最后，要重视公共消费对扩大消费需求的支持作用。

当前中国消费需求的特征以及制约因素

2024年以来，消费增速波动走弱、增长持续放缓。改革开放以来，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逐步上升，从1978年的38.7%上升至2023年的82.5%，但2024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的增长贡献率为49.9%，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回落至2.4%，均显著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位数水平（56.9%和4.86%）。目前最终消费需求的不足，对生产及经济的修复形成持续的制约。

消费需求呈现出一定的结构分化。

一是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分化，服务消费显著偏离常态增长趋势线。疫情以来，服务消费对于整体消费的带动作用较强，但2024年以来服务消费走弱的迹象较为显著；2024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2%，较上年大幅下降13.8个百分点；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2%，较上年仅下降2.6个百分点。从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的增长趋势看，目前商品消费已经基本恢复至疫情之前的常态化水平，但服务消费较其自身增长趋势看仍有较大差距和潜力，提振服务消费将是未来提振消费、拉动内需的重要发力点。

二是消费结构分化，与房地产相关的消费回落，升级类产品消费上行。一方面，受当前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影响，与房地产相关的家居消费、建筑及装潢类消费持续保持低迷，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的占比也随之回落；另一方面，与“以旧换新”相关的通信器材、汽车等升级类产品的消费占比波动上行。

三是消费呈现区域分化态势，一、二线城市消费增长走弱，三、四线城市消费增长相对走强。2022年以来，三、四线城市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长在总体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中占比不断上升，2022年达到26.2%，较2019-2021年8%左右的水平大幅抬升了18.2个百分点，虽然2023年有所回落，但14%的水平仍高于其他年份。此外，从不同城市的社零增速来看，三、四线城市社零总体增速也显著快于一、二线城市，消费下沉可能与房地产市场波动、一线城市居民债务压力相对更大，以及就业和收入预期冲击更强等有关。

四是消费降级现象依然存在，终端消费的提振并非一时之功。从基础类消费和升级类消费的占比情况来看，从2019年到2024年的前三季度，食品烟酒消费在居民支出中的占比持续提升，食品支出在居民支出中占比（恩格尔系数）上升至30%以上。此外，随着收入预期和就业预期的变化，消费者的整体消费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又导致不同消费倾向的电商平台的经营业绩出现差异。例如2024年上半年拼多多的营收和利润增速显著超过传统电商平台京东和阿里，这说明消费者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更加注重性价比。

我国居民消费率整体偏低。

2021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仅为38.24%，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分别为68.05%、53.54%、48.57%、52.45%；泰国和越南分别为52.23%和55.52%。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显著低于全球中等收入国家的普遍水平（50%左右）；虽然最终消费率并不是越高越好，但需要和经济发展程度相匹配。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不振，显然受到居民收入下滑与收入预期较弱、居民杠杆率较高和资产价格下降等因素的制约。首先，居民实际收入下滑和偏低的收入预期对消费形成了显著制约。当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消费者收入指数和未来收入信心指数均处于历史低位，同时，居民对于未来增加消费的意愿也较疫情前显著下滑。其次，经过2017年房地产市场的扩张，居民杠杆率快速上行，截至2023年末，居民部门杠杆率已达到69.3%，2024年或将首次超过70%，债务压力对居民消费形成了挤出。此外，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持续下行带来了较强的财富缩水效应。我们估算，2023年相较2021年居民部门的房产资产累计缩水约9.8万亿元，居民对于长期财富的预期消极，这就进一步掣肘居民的消费。

进一步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五点建议

2024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加快弥补消费短板，并将扩大内需作为2025年经济工作任务的首位。扩大内需将成为今年宏观经济政策发力的重点，而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考虑到当前投资已经进入了边际乘数效应递减阶段，消费乘数已显著高于投资乘数，提振消费对经济增长将有较显著的拉动作用。

第一，继续推进“两新”“两重”政策落地落实，发挥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拉动作用，同时要避免负面效应。2024年9月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13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已整体带动相关产品销售额超1万亿元。2025年应继续加大对“两新”领域的支持，延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两新”领域，从而进一步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在“以旧换新”过程中需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需要规范市场秩序，谨防寻租问题的发生，需要对套取补贴资金以及“先涨价后打折”等行为进行打击。二是加大对于淘汰旧商品循环利用的支持，“喜新”不能“厌旧”，市场监管等部门需要围绕循环利用加大标准供给。

第二，从增加收入的角度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短期内，现金补贴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疫情期间，许多国家及地区采取了直接向家庭部门派发现金的方式，支撑需求及信心。2020年，美国、加拿大、中国香港地区向居民发放现金约占其GDP的3%、3%与2.7%，德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派发比例也超过GDP的1%。短期的现金补贴有助于提升居民部门收入和修复资产负债表，助推终端消费与企业生产与投资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建议针对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的中低收入人群发放现金补贴。若对4000万低保人群发放1000亿元现金类或数字货币补贴，限定时效使用，可以直接撬动1500亿元新增消费，间接撬动约5400亿元新增GDP，拉动经济增长0.45个百分点。出于“工业反哺农业”的考虑，可向1.2亿乡村家庭发放3000亿元现金补贴，约可拉动经济增长1.35个百分点。

中长期看，可通过调整个税、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等多重措施大力提振消费。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收入分配结构性差距过大不利于居民消费的改善。2021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仅为59.51%，显著低于美国79.03%的水平；同年，我国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GDP比例约为60.82%，相较于美国84%左右的水平仍有距离。中期来看，可以通过调整完善个税体系，包括下调中低档个税税率、延续并加大个税优惠政策力度、研究建立个人与家庭申报相结合的所得税税制等等，以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与意愿；长期来看，要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尤其是要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初次分配占比。其中还涉及需要权衡鼓励发展实体经济和提振收入之间关系的问题。例如，若要直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势必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进一步加剧其盈利压力，因此对于增加居民收入需要权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第三，通过供给侧的创新进一步发挥“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中国在疫后消费复苏的过程中，主要以服务消费的恢复性增长为主，且消费市场低端产品过剩，尚未充分发挥出创新型供给对于新增消费需求的辐射与带动作用。当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在商品和服务消费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挖掘潜力和探索空间。例如美国在疫后经济的复苏过程中，元宇宙、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创新领域所激发的新型消费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也活跃了消费市场及预期。我国在高质量的升级类与创新类消费领域依然有较高的增长前景。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要求和发展条件都呈现新特征，特别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居民消费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但相比之下，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存在不足，特别是居住、交通通信、文化娱乐等改善需求没有得到较好满足。

一是应通过加强供给侧改革对于消费的引导力度，不断提升国内供给质量水平，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当前正在推动落地的大规模以旧换新政策与设备更新政策也有利于消费与生产之间的相互促进，特别是有利于扩大改善型消费、耐用品消费以及服务型消费的比重。

二是引导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扩大创新型消费品以及创新型服务的供给。日韩、美国等发达国家实现服务消费升级的经验也表明，消费升级的过程与产业升级的过程是相辅相成的

第四，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居民“后顾之忧”。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但相较美日等发达国家，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以医疗和养老为例，目前，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机制设计不合理，农村和低收入群体养老和医疗负担较重，获得感较低，例如，农民个人缴纳的医疗保险从每人每年10元提升到400元，涨幅较大，但直观上报销比例却未提升。因此，建议将短期促消费与惠民生相结合，重点加强对就业困难群体及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发行超长期国债，加大惠民生财政补贴力度；同时推动中期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着重解决民生领域的医疗、教育、养老、托幼等短板问题，解决居民后顾之忧，提高消费意愿。

完善居民后顾之忧，需要进一步加大中央政府事权责任。教育、医疗、社保在地方财政支出中的占比约为35%，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关支出主要以中央政府为主，考虑到这些项目普遍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和公共属性，建议中央政府加大在这些领域的支出力度。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政府支出占GDP比重逐步下降，且2024年下降趋势更加显著，前三季度，广义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已经从2015年35.9%的高点回落到27.6%，央地财政支出占比均回落，地方支出占比回落尤为明显。而政府的支出对应的是居民和企业的收入，财政支出力度下滑、节奏偏慢、占GDP比重降低，均表明财政政策逆周期调控的对冲力度需进一步提升，若再考虑乘数效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应该会更大。

第五，重视公共消费对扩大消费需求的支持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公共消费包括环境保护、教育、医疗、养老、育幼、体育等多个领域。提升公共消费，对于刺激整体消费需求、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增强消费潜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公共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较低，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公共消费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水平，与发达国家和经济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公共消费尤其是地方政府公共消费支出因受到地方债务风险化解的压力影响，面临较大的约束。后续随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化解，未来在加大公共消费支出力度方面仍有一定的空间，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共消费对总体消费的拉动作用。

总体来看，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然而，这一战略的实施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的因素，需要从整体出发，综合考虑财政、债务与宏观政策的相互作用，形成合力。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政府需要通过合理的财政支出，刺激消费和投资，从而推动内需的增长。同时，在面对债务问题时，必须谨慎处理财政支出与债务之间的平衡，以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宏观政策的协调性也不可忽视。扩内需并不能单靠财政政策的推动，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协同作用同样重要。合理的货币政策能够降低融资成本，激励企业和消费者，进一步促进内需的扩大。产业政策的支持能够增强供给侧的能力，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与竞争力，满足日益增长的内需。

（编辑 尚鸣）

    2024年9月份出台了宏观一揽子调控政策，但全社会的信心还没有恢复。我们可以参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我国是怎样扭转了预期下行、需求不足和就业不足的问题。 当时情况也很紧急，很多人说2009年不是底，企业根本救不起来。但是“4万亿”宏观超常规政策实施后，2009年开始经济一步步恢复，大约5个月后股市出现大涨。全社会的悲观预期很快就彻底扭转。之后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给此后10年的经济增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比如当时就开始大规模投资高铁，虽然短期的收益不高，但长期的收益是巨大的。

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全方位扩大内需，但现在很多预算要等到今年3月份“两会”后才公布。其实超常规政策和投资计划及早公布，对提升社会信心是很重要的。

2025年我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

    第一个不确定性是特朗普的变数。特朗普扬言将对中国实施极限施压政策，包括对中国进口货物加征60%关税，是否真正实施？对中国科技封锁政策加码的可能性很大。但美国经济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强劲经济增长中始终伴随财政赤字高企问题。克林顿时代的财政都是盈余，而现在经济表现这么好，失业率才4.5%，但财政赤字还是5%，这是极其不正常的；股市也到了一个估值的极高点，比2000年高泡沫的时期还高。

    现在全球经济很可能处于一个转折点，面临非常大的变数。美元如此强劲（美元指数已达到110），黄金还继续走强，比特币也创新高。照理说黄金和比特币都是对冲美元的。美元和黄金同时走强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今年美国经济到底会继续保持强劲增长，还是会出现巨大调整，这里有很多不确定性。

    第二个不确定性是欧洲。目前欧洲经济惨不忍睹。德国现在为零增长，因为俄乌战争对它形成很大冲击，一方面是俄罗斯市场丢了，投资都打了水漂；二是高昂的能源价格。现在德国企业很多要迁到中国来，巴斯夫的化工企业在德国没法生产，要到中国投资制造业，只把研发留在本国。整个西欧都很困难，东欧的情况还好些。

    第三个不确定性是日本。日本现在已走出了“失落30年”和长期的通缩期。它的名义增长已经超过中国。日本的政策就是“三支箭”：货币大规模放水、财政放水、结构性改革。现在它的工资收入提高，股市也上扬了。所以今年日本要开始加息，日元走势可能会到一个转折点。

    第四个不确定性变化，周边发展中国家（越南、印度等）与中国竞争。去年越南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增加，而中国的FDI是负增长的。这体现出国际产业链的重构。

    第五个不确定性变化，2024年9月，我国就决定实施超常规政策，我们在实施“以旧换新”之后，10月、11月份的消费数据有很大起色，但12月份又下来了，这个很令人担心的。经济没有像2009年那样很快就发生转变。

另据了解，实施“两重”政策后，国内很多企业开始引进国外比较先进的装备仪器。因为既然有国家补贴，企业就要买先进的，这也有一个波峰。但现在“两重”“两新”政策在投资方面还是受很多制约，很多是结构性的问题。

    在消费方面。消费品以旧换新是国家的重要政策，是作为刺激消费的重要支撑点。这一政策出台后，上半年实施“以旧换新”政策中央财政只给了100亿元，100亿元对这么一个大国的消费市场能有多大影响？后来8月份从超长期特别国债中拿出1500亿元放进去，10月、11月份消费数据就开始抬升起来，但12月份又下来了。核心问题还是收入效应和财富效应。

    2024年9月底人民银行表态，通过两项货币政策工具对股市支持5000亿元、3000亿元。但现在真正能借出用于投资股市的就是几百亿。香港股市这么便宜了，9倍的PE，是历史的低点，但外资仍在回撤。我们是否可以以国家部分投资成立一个平准基金。

    总之，我们今年面临五方面的变数，有很多不确定性。中国经济能不能企稳回升，包括这些超常规政策怎么落地，现在是当务之急。

消费的最新趋势

    依据京东的数据，我对零售业数据做了梳理（京东数据有代表性）。2024年9月份以后，“以旧换新”补贴1500亿元，10月、11月情况不错，但这笔资金用完后，12月份又掉下来了，价格指数基本上是0.3，处于通缩的边缘。

    按区域分析，一线城市包括北上广深，都是严重的负增长；而五线、六线城市还好。这可能是因为很多农民工回乡，他是在一线城市消费，最近没工作回到家乡，反而拉动了四线、五线、六线城市的消费。一线、二线城市中金融、互联网、地产、医药等多个领域限薪、大量居民收入下降，所以对一线城市的消费影响非常大。我们网上的数据比较真实，看到很多在这些城市的打工人回乡了。很显然，这是由于失业带来群体性收入下降。而且农民工如果回到农村就不统计在城镇失业率中（失业数据仅统计城镇人员）。我国中西部地区多数县城的产业基础薄弱，外出农民工回到家乡后多数留在当地县城，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但城里又缺少就业机会。他们从一线城市回去后还有一些积蓄，但是以后积蓄用完了怎么办，确实有很大风险。

    我认为消费低迷主要有三个原因。

（1）居民收入下降。收入下降和失业率提高相关，现在年轻人的失业率创新高，其实一线数据（大数据）反映的问题比统计数据严峻。

京东集团的大数据分年龄层，从中可以看到年轻人消费数据明显下降。

    16-25岁区间，消费大幅负增长。以旧换新之后好一点。2022年数据还可以，2023年、2024年下降很大。

    26-35岁区间，核心是这部分人群就业和消费率急剧下滑。

    36-45岁区间，2022年还可以，但2023、2024年基本上是断崖式下降。

    46岁-55岁区间，这部分人因工作比较稳定，之前有一些积蓄，消费稍好。

    消费最好的是56岁以上区间的人群。这部分人群开始进入退休年龄，养老金有保证，不用考虑失业问题。所以这一层是银发经济的支柱，消费水平相对平稳。

    总之情况最差的是年轻人群体，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我们的服务业需要大量人员，但现在发展服务业存在很多瓶颈。

    （2）资产负债表缩表。股市下行、房地产下行的趋势要下大决心扭转，股市在低的估值情况下，没有产生财富效应，怎么会有消费信心呢？现在股市中国家队也要考虑赚钱。我们在资本市场里看到，有的国家队也跟着抛售，它不再是一个稳定基金、平准基金，它要盈利，那就有问题了。

    （3）居民的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信心指数中的3个方面，其中就业信心指数最差，收入预期和消费意愿指数相对好一点，但所有预期都处于历史新低。所以核心问题还是就业。目前多数人的意向是储蓄，不愿投资，也不愿贷款（房贷、车贷、物货贷都如此），居民贷款直线下降。这代表了居民消费的基本面。如果只是搞一些以旧换新，在耐用品消费空档期拉一把，还不是治本之策，经济政策要跟上，才能彻底改变人们的消费预期。

    我国当前消费市场的一个亮点：新型消费很强劲。

    京东数据的新型消费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新型智能产品，这部分增长非常快，它也属于新质生产力的一部分；第二是节能环保产品；第三，医疗的需求非常强劲，包括网上医疗、便民医疗；第四是文化和国潮消费产品。

    目前文化和国潮消费很强劲，新产品比如“黑悟空”、奥特曼。黑悟空是地道国货，而且拉动了山西的旅游业，黑悟空中所有的旅游景点都很火爆，大家跟着黑悟空的游戏走。另外比如最近火爆的刀郎演唱会，最贵的票1000元一张，而且一票难求。这其实是情感消费。现场形成近万人的大合唱，他唱起大家熟悉的《珊瑚颂》《绣红旗》《映山红》《告别战友》《驼铃》，连唱七首传统歌曲，全场跟着一起唱。在北京只能在场馆内演出，在广州演唱，场外聚集着20万-30万人。

医疗、教育服务其实还有很大的需求没满足，但有很多限制。北京、上海高档住房的限制还没有放开。

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现在农村老年人的保险金才200多元/月，农村医疗保险每人每月才100元，他们的负担很重，需要由财政支持，大幅提高农村的社保医保水平。

    农民工的用工单位需要交“五险一金”，京东几十万人都交了，这样一年要多花100亿元。但大部分平台企业都不给快递员交“五险一金”，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应该得到鼓励，对此国家需要考虑。

    现在社会消费降级，对平台公司的影响很大，拼多多这些公司只是砍货物价格，这种内卷也是问题，质量问题将会显现。

    所以，收入分配问题、社保问题，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等等，都需要通过改革，从根本上增加社会需求。建议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增加支出。

    第二，以旧换新政策要和解决根本性问题结合起来。为提升居民收入和财富效应，居民收入应该托个底。我们很支持以旧换新政策，因为对我们京东企业是很大的支持。但看今年的政策，基本放到增加“两新”规模上面，这不一定能补上消费的缺口。

    第三，全面开放服务业。我们的服务业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但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包括住房限制、汽车限制等。我到商务部开会，他们呼吁发展汽车改装业，这在国外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即车主对自己的汽车进行个性化的改装。商务部预计发展这方面业务，每年可新增1万亿消费额，但需要商务部、公安部和交通管理部门对出台政策进行协调。还有低空经济、通用航空，这些领域的发展将使消费层次提高。要让各阶层的人满足各种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

第四，对特定产业（战略性高技术产业、未来产业等）企业的政策性补贴也很重要。要让长期资本愿意投向短期亏损但长期盈利（或具有正外部性）的方向，因此需要政府扶持。

（编辑  尚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