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随着国际形势剧变,深层次的“卡脖子”技术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在此背景下,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当务之急是什么?政策界和社会上一般的意见,是加强基础研究、加快成果转化、强化学科教育、推动协同创新等。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不过加强和改善这些方面的工作,需要在体制和政策方面做相应的调整,要有一个过程,而目前在美国扼制下解决“卡脖子”问题又耽误不起。

强化科技领军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是第一要务

目前,从创新体系层面解决“卡脖子”问题的第一要务,是毫无保留地进一步强化企业、尤其是科技领军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以系统性政策工具支持目前的行业龙头,克服困难、缩小差距,对标世界一流企业。只有强大的龙头企业才能负担现代工业创新所需的巨大投入,才有可能扛起在短期内冲破西方技术封锁和市场围堵的重任。美国打压我国是遵循“掐尖”逻辑:集中把对它威胁最大的领军企业全部干掉。当我们没有领军企业或者领军企业被打压的时候,“卡脖子”问题就会久拖不决。

近年来这类教训很多。2019年华为被美国制裁。国内手机芯片设计的两家领头羊企业——华为海思和紫光展锐,四年来都遭受严重的经营困难。而从行业角度看,2022年之前的芯片创业大潮有上万亿资金融入,而时至今日,芯片创投进入寒潮,新老企业大面积经营困难,但创业潮解决了多少“卡脖子”问题,尚未可知。

生物制药行业的境遇也与芯片类似:一方面,官产学各界都盛传生物医药“从科研到产业”的故事,鼓励了很多不可持续的、以“烧钱”为荣的商业逻辑;另一方面,很多创业团队对成果变现的设想过于乐观,低估了跨国药企的非研发实力。以2022BTK抑制剂市场为例:上市第三年,百济神州泽布替尼的销售额仅5.5亿美元,远不及强生伊布替尼和阿斯利康阿卡替尼的市场表现。精密仪器、石墨烯等行业的困难,也同领军企业缺位、产业格局“小散乱”密不可分。

“卡脖子”领域的创新体系建设

领军企业缺位就很难攥起拳头打仗,对“小散乱”格局听之任之还可能陷入严重的内卷与内耗。但华为的困难只能靠华为或更强的企业去解决,不能靠创业公司、更不能靠大学的半导体学院;若要对抗强生和阿斯利康,就要充分利用化药时代领军企业的家底,而不是鼓励百济神州和一批创业团队从头干起,“舢板”即使再多也捆绑不成“航母”。所以,有必要明确“卡脖子”领域的创新体系建设重点:

1.调整政府主导的创投基金评价标准。引导其重点扶持商业逻辑可信(而非热衷烧钱)的新创企业和有扩张与投资需求、且处于产业链关键卡位的领军企业(通过定向增发等形式),而不是被外国故事和套路牵着走,更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从而为各类产业投资做好带头示范。

2.在技改支持、贴息贷款等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适合途径,支持以企业为主体的工程化投资。这个环节过去基本是政策盲区,但其投资强度大、共性技术要求高,又是“卡脖子”问题的落地环节,完全靠企业自有资金很吃力,也会延滞“卡脖子”问题的解决进度。

3.在重大专项、短板工程等国家级技术攻关项目中,全面落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一方面,取消产学研合作等强制性规定;另一方面,加大来自一线企业的技术专家在项目评审中的比重,以本土产业实际需求倒逼应用基础研究,驱动科研议程设置。

4.建立产业政策与产业情报联动机制,推动骨干企业向产业链“点”“堵点”领域提前布局,形成持续性投入和前瞻性规划,并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通国内大循环为契机,出台激励性政策,鼓励龙头企业兼并重组。

5.公平对待不同产业和背景的领军企业。扭转差别化政策思维,在此基础上,建立市场机制和行业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大中小企业、新老企业和三次产业在市场运作中融通融合,既不能老死不相往来,也不要依赖政府机构出面为国家队“拉郎配”。

6.调整地方政府考核导向。为创业指标、尤其是卡脖子领域的创业活动降温,避免政策资源与有限的资金被进一步稀释。此外,进一步突出现有企业提质增效盈利成长等指标的地位,引导优势资源集中集聚,瞄准“卡脖子”环节打歼灭战。

(编辑  季节)



* 孙喜,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追求,也是现代政治应有之义。现代民主并非唯一标准,一花独放,而是多元形态,百花争艳。西方实行的是竞争性选举为中心的代议制民主,中国推行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两种民主类型,对社会政治形态和社会治理问题给出了不同答案。

第一问:什么是民主,表相还是本体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一个人被难题困住的时候就好像被绳子捆绑,不能动弹。实际上,当一个人被狭隘观念困住了,也会像被绳子捆住一样不能动弹。在如何看待民主这个问题上,当今束缚世界上许多人认知的,就是把竞争性选举为中心的代议制民主看成现代民主的唯一形式、唯一标准,事实上它只是民主的表相之一。

理解民主可以用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概念 “体相用”——本体、表相和用途。任何事物都有“体相用”,例如一辆汽车本体就是它要有动力装置、方向装置等,其用途是交通工具;同时它又有各种表相,有不同牌子、不同排量的车;用就是可以载人,也可以载货等等。

民主也有“体相用”。就民主本体而言,我们要回到民主原意,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或者说是人民掌握政权、反映人民意志,政权为人民服务。民主的“相”是指它的各种实现形式,如抽签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直接民主、间接民主等等。“用”是说民主会有不同的应用场景,一个国家实行民主是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

西方式现代民主只是民主的表相之一。从民主发展历程上看,西方式现代民主离民主本意、民主本体很远,本身就是西方从“直接民主”到实质民主、再到程序民主的民主观退化。同时如台湾著名学者朱云汉先生所言,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民主劣质化”问题。如果将这种狭隘的、表面的、劣质的民主看成“民主灯塔”,就如同将一辆年久失修、嘎嘎作响的老爷车看成现代汽车的标杆,而其他牌子、其他型号的车都被认为不是汽车。

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有两个限定语,第一个限定语就是“人民”,这是从民主本体上说的。人民民主看起来像同义反复,民主的民也是人民,为什么还要加一个人民的限定语呢?这个限定语恰恰规定了民主的本体属性,即:它是属于人民的、是多数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我们在国体、政体、民主运行机制上都要保障这一点。

第二个限定语就是“全过程”,全过程是从“相”和“用”的层次来界定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全链条、多渠道、多层次和多场景的民主。全链条是指从选人、用人、决策、管理、监督的整个链条推行民主。多渠道是指党的群众路线、人大代表、政府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政治协商等不同渠道。多层级是指有中央政府层级、地方政府层级、基层民主等等,形式也是多样的,选举只是其中一种,协商、评议、选拔等都是民主实现形式。多场景是指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民主应用场景,如国家重大决策和国家治理,直到社区治理、民间纠纷调解、乡村扶贫等具体微场景应用。

 为什么全过程人民民主看起来比竞争性选举复杂得多?这是因为每一种手段、形式与渠道都有它自身的局限,通过这么多的形式和手段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去接近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本体。

第二问:谁的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还是少数人的民主

从雅典开始,西方民主观下的民主就不属于多数人。据估计,当时雅典的公民人数大概只占总人口的1/10左右,妇女、外邦人、奴隶都不算公民。[1] 近代以来,西方普选权的推开,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今天虽然大多国家都实现了普选,但是并不意味着民主属于多数人。人民本质上不过只是选民,如同萨托利所言,在现代西方民主视角下的人民只是具体的个体,或者按照绝大多数原则或有限多数原则所指的大多数人。[2] 同时,西方民主劣质化的表现之一就是投票率下降,总统、议会等各种类型的选举投票的人的比例在下降。统计表明,20世纪90年代,采用多数制的77个国家投票率平均只有60.4%,[3]这样的话按照简单多数原则,一个候选人只要获得30%多一些选票就可以当选,这意味着当选并不等于真正代表多数人更为重要的是,虽然人民有普选权,但是选民对于政客只是闻其名并未真正了解,看到的都是媒体包装出来的人设,选民对于专业公共政策很难有系统认识,更多关心的是个人短期利益,这些因素导致选民难以做出理性决策。一般公众无法决定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的最大受益群体还是少数人,所以斯蒂格利茨说,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再是民有、民治、民享,而是1%有、1%治、1%享。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属于全体人民的民主。有关人民,同时包含以下几重含义。

    第一,个体意义上的人民。我们谈民生发展,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保障人民选举权利等,都是指个体意义上的人民。

第二,人民范畴涵盖绝大多数人。我们谈人民这个概念时始终是指绝大多数人,始终要站在绝大多数人的一边。在人民概念演进过程中,人民的范畴涵盖了几乎所有人,只有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分子才被排除在人民之外。

第三,整体意义上的人民。西方式民主不承认有整体意义上的人民,但是恰恰只有我们认同有整体意义上的人民,我们才能够保证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高铁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和美国差不多同时提出建设高铁的规划,2011年奥巴马曾经雄心勃勃地提出要让高铁的覆盖率达到人口的80%,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美国高铁只有几百公里,而中国高铁已经达到了4.2万公里,这就是人民整体利益能够得到有效体现的一个案例。而如果像美国那样,民主体现的只是不同政党、不同州、不同企业、不同利益集团、不同个体的碎片化利益,而不管整体性利益,就很难有效推动那些涉及全民利益、具有高度外部性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第四,重视中下层人民。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宗旨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它的政策偏向于照顾中下层工人农民群众。中国刚刚完成了人类脱贫减贫历史上的壮举,在十年时间内实现了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实现了农村人口的整体性脱贫,下一步我们还要坚持不懈推进共同富裕。

第三问:民主是选择治国人才还是选择作秀人才

西方式民主,主要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但是这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一些商人、演员等毫无社会治理经验和资历的人士赢得竞选、成为总统。这不符合现代职业成长的基本逻辑,因为几乎所有的现代职业,基本上都需要按照资历、工作能力、工作业绩一步一步晋升,但是却假设总统这个最重要的职业可以不经过职业台阶,“一步登天”。当然,另外一种假设是能够通过选举机制将竞选能力最强的人选择出来,问题在于善于选举的人未必善于治理国家。当年美国就有一句话,“选举是诗歌,治理是散文”,这两者并不匹配。

到今天这样一个流量为王的时代,民主劣质化的一个表现就是选举变成了选秀,选举能力变成选秀能力,善于筹款、制造议题、作秀、煽动情绪、拉流量,这些并不意味着善于治理国家。另一个民主劣质化指标,就是政党分赃、酬庸政治依旧盛行。以前美国竞争性选举体制存在政党分赃制,后面通过公务员各种改革法案来解决问题。实际上,今天美国的选举还是摆脱不了“分赃制,获胜者有权去分配这个胜选的战利品。美国总统有权任命7000名左右政府官员,其中只有500名左右需要参议院批准。总体上总统任命过程是相当随意的,可以对自己的朋友、亲属或者在选举过程中有帮助的人投桃报李。特朗普曾经不断地在推特上威胁官员“你被解雇了”,其实其他总统也这么干,只不过特朗普把它拿到台面上了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模式,官员任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竞争性选拔。我国很多大省本身就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人口,相当于世界上大国的人口规模。在熟悉地方情况后,官员还要熟悉全国情况,才能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习近平主席就是先治村(6年)、治县(3年)、治市(11年,3个市)、治省(11年,3个省),而且在党的系统、行政系统、人大系统、军队系统都经过历练,然后再到中央治国,同时在中央也经历了5年的历练,才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

竞争性选拔体制保证了政府官员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检验,而不是通过选票检验。通过层层历练、检验、选拔,才能成为国家领导人。中国的竞争性选拔体制,是一种有利于筛选出实干型治国人才的选拔方式。

第四问:民主到底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

政治民主本质上是讨论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民主应该既体现在民意的“输入”,也体现在政府为人民服务的“输出”。无论是西方古典民主,还是现代西方的程序民主,都是强调输入端的民主,人民能够抽签、能够投票、能够参与民主;而政府是否为老百姓做事情,不属于民主理论考虑的范围。这是由西方民主的政体思维所决定的,否则它就无法将民主制与君主制、贵族制有效区分。在民主实践中,这种片面的民主思维模式,会给人类民主探索带来一个极大误区,会使选举出来的政府有可能完全背离民意,或者压根不为老百姓办实事。中国式民主是输入端与输出端相结合的民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民本主义,政府政策要为人民着想,这实际上就是从“输出端”理解民主。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哲学——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就是既强调人民充分参与,同时也强调政府官员要为人民服务,主动为老百姓做事。例如减贫过程中无数党员干部到村庄里和老百姓同吃同住,一同想办法为百姓解决实际问题,这是最现实的民主。

第五问:民主是程序的还是实质的

西方古典民主理论家曾经提出实质民主理论,但是到今天,西方的民主仍然只是程序民主,正如熊彼特所说的,现代程序民主是政客通过特定选举程序,竞争民众对于统治的同意。但是即使程序上完全合法,也很有可能会造成一种实质上无意义,甚至完全背离民众的状况。例如,美式民主劣质化的一个指标就是老百姓对政策的影响微乎其微,竞争性选举不过是提供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另一个指标是短期政治以及表面的政治盛行,政客关注短期性议题,而没办法解决一些长远性、根本性的问题,例如基础建设落后、贫富差距巨大、政府债务水平不断升高、枪击案、种族冲突等等制约美国长远发展的问题,陷入了无解状态

中国式民主,恰恰是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程序民主要服务于实质民主。人民主权实现的形式不是通过一个虚拟的社会契约实现权力由神授向人民授予转变,而是通过作为人民替身的中介——中国共产党——来实现人民自我统治。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的最高组织形式与最高意志表达。人民通过中国共产党实现自我统治,这是基于党与人民的主客辩证关系来实现的,两者互为主体,同时互为客体。首先人民是主人翁,而党则是实现人民意志的工具,党的方针政策来自人民,体现人民的意志与主张;其次,党是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是人民的主心骨,而人民则是追随者。人民与党的主客辩证关系是中国人民民主的精髓所在,人民主权的实现恰恰在于人民与党的持续、密切的互动之中。中国式民主是民意、民主、民生三者的闭环。中国的重大政策制定包括两会议程,有大量关于民生的议题,到各个地方去调研,会看到政府每年都要拿出需要落实的办民生实事的清单。

第六问:民主是寻找共识还是制造分裂

西方式民主原本是一种利益妥协与观念协调的机制。竞争性选举提供了一种不同派别斗争的暂时妥协机制,同时在分权制衡制度框架基础上设置了许多协调机制。但是近年来我们观察到西方民主劣质化,其主要表现就是议会民主越来越难以弥合分裂:一是否决政治盛行,决策过程布满各种否决点(veto player),为了否决而否决,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对一个政策议题长时间争论不休,经常陷入政治僵局。二是政党意识形态的极化,从美国近年的政治演变来看,两党制导致趋中”现象已不存在,两党意识形态之争冲突两极化日益明显,中间选民几乎消失三是政党轮替带来的政策“翻烧饼”问题,当年华盛顿就指出政党政治只不过是一派暂时压倒了另外一派,是轮流的专政,现在这个问题更加突出。政党轮替导致政策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两边反复进行折腾,当年小布什推行ABC(all but clinton )的政策,就是“除了克林顿做过的其他都可以干”,特朗普上后把奥巴马的政策全盘推翻,拜登把特朗普大部分的政策倒过来。

中国民主政治是寻找共识的过程。14亿中国人民虽然利益多元、观念多元,但是追求民族复兴、追求人民幸福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不是竞争性、对抗性的关系,而是协作性的关系,决策过程中不同主体是作为意见输入方,而不是作为否决点参与政策,目标不是掣肘,而是要让政策制定得更为妥善,不同群体通过民主讨论、民主协商的过程中找出最大公约数,画一个同心圆。政府换届不是翻烧饼,而是接力棒,一棒接着一棒往前跑,一届接着一届往前干,这才能使得我们能够在百年历史中,持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实现。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对于民主探索,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会给出自己的答案,而不需要去抄西方的所谓标准答案。进行相互比较,并不是说明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多么完美无缺,中国式民主还面临许多方面的挑战,还有很多短板,但是首先要坚定我们的制度自信,就如同马克思当年说的,“这里有玫瑰,就在这里跳舞吧”。同时,我们需要不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不断提高民主水平和民主质量,让中国民主之花开得更加鲜艳,让中国民主之光更加明亮,为人类超越狭隘、表面和劣质的民主观做出中国贡献,为21世纪人类建设更好的、更高质量的民主做出中国贡献。

(编辑  杨利红)



* 鄢一龙,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

[1] 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介绍。雅典人口为30万至50万之间,雅典的成年男性数为4500050000人,除去600010000人左右的海外居民,有公民权的有3500044000人之间,可见雅典公民只占雅典人口十分之一左右。

[2] 参见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3] 王绍光:《民主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46页,2018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具体体现在“六个必须坚持”上: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要深刻把握这“六个必须坚持”精神实质,可能需要认清以下几点。

“六个必须坚持”之间不是并列关系

一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根本立场,是其他五个必须坚持的方向和灵魂。人民至上体现着《共产党宣言》中“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一根本的立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因此,人民至上的立场,就是马克思主义立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青年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时期的正确引导,强调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第一粒扣子”。假若不是以绝大多数人利益即人民利益至上,而是以极少数人利益甚至个人私利至上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第一粒扣子”,其余的方法论都会跟着“扣错”。

只有真心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做到人民至上,也才能真正做到敢于坚持真理,同时又敢于修正错误。人民至上既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根本立场,又是共产党人的方法论和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我们共产党人,既强调一切为了人民,这是世界观和根本立场;又强调一切依靠人民,这是实现一切为了人民这一世界观的方法和路径。人民至上,是把人民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高度有机相统一的人民至上。人民至上同时内蕴和统领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人民至上这一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根本立场是贯穿后面其他五个必须中的主线。这“六个必须”中,如果抽掉了人民至上这一根本立场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成为可以为除人民之外的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服务的方法论。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也可以说,人民至上就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和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坚贞不渝的初心与顶天立地、铮铮不弯的精神脊柱,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和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唯一的出发点和归宿处。

二是 “六个必须”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兼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除了人民至上贯通其他五个必须之外,其他“五个必须”又分别贯通另外的“五个必须”之中。比如系统观念中的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则同时贯通于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之中。

三是学习运用“六个必须”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坚决反对静止地孤立地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今具体实际相结合中产生的。我们必须紧密地联系当今国际国内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学习,才能真正学懂弄通,并在当今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工作中具体化。坚决反对仅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词句放在唇齿之间,甚至当成谋取一己私利的工具,而不是有的放矢,去解决种种现实问题。

四是“六个必须”既是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又是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基本指针。

关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理解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深入理解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所强调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包括了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时又包括了我们所要或已经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坚持和发展、守正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统一的表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就是坚持矛盾的普遍性的思想与解决矛盾的特殊性相结合,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2013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不能丢,丢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1959年—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20179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既要勇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勇于发展马克思主义。他在二十大报告中又强调指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可随意粘贴的标签,并不是谁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者,就真的成为“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者了,真假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有客观标准的。这个客观标准就是: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坚持的同时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回答本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本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

近些年来,国内外一些人提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搞的究竟还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疑问,我们不仅要从事实而且要从理论源头上理直气壮地讲清楚,我们所要坚持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或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几次使用的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明确把坚持与发展同时并列使用。这一表述是十分准确和正确的,是科学的。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说,这一提法是开创性的和科学的。这就是说,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既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又结合了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

202211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时明确指出:“美国搞的是资本主义,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双方走的是不同的路。”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所用的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而是社会主义。这不仅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而且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坦坦荡荡地亮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底线和旗帜。我们的不容侵犯的底线绝不仅仅是“台湾”主权,我们不容侵犯的根本和更高的底线是社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这说明,教条主义或实用主义都不是我们所要的马克思主义。只强调坚持而不谈发展,就容易产生教条主义,这是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容易犯的错误;而只强调发展而不谈坚持,就容易产生实用主义,这是在右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容易犯的错误。教条主义与实用主义同样有害。从一定意义上讲,教条主义是“左”倾错误的世界观方法论;实用主义则是右倾错误的世界观方法论。个人精致利己主义是实用主义世界观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具体体现。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把实用主义具体化为个人精致利己主义的人往往会如鱼得水。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关于党的自我革命、全过程人民民主、“三个务必”和找到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

共产党执政后,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尚未从根本上解决的十分重大的战略性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袖中,毛泽东最为重视解决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按毛泽东自己所说,他自己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就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件事就是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确保党及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并努力付诸艰辛的实践。毛泽东关于党自我革命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就是1945年在延安窑洞里与民主人士黄炎培谈话中所提出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以及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与此后艰辛实践中所得出的正确思想。

邓小平所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是我们永远应该铭记的至理名言。

努力解决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人就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要求全党一定要牢记毛泽东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否则,“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从现在的情况看,只要国际国内不发生大的波折,经过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应该可以如期实现。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路该怎么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还明确提出:“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不能投鼠忌器,王顾左右而言他,采取鸵鸟政策,这个必须说清楚。”这就明白无误地指明了我们党在执政后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第二个答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主要体现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短短的引言部分中的“三个务必”,即:“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新时代,我们党坚持自我革命,并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三个务必”思想,则是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19457月,在延安窑洞里,针对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如何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代王朝兴衰周期率的困惑时,毛泽东坚定而又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坚持和发展关于“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思想。

195912月至1960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强调: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他还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深入思考并发展着毛泽东关于“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的思想。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入谈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这一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我们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就是当年毛泽东所说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制度保障。“六亿神州尽舜尧”是毛泽东多年致力于实现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找到了这一根本的路径。

关于“三个务必”。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的“三个务必”思想是从毛泽东同志关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转化而来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主要是针对当时“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这“四种情绪”而提出的工作作风。而习近平总书记则是根据十八大前“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和“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不强”等问题提出的。这些问题恰恰是需要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所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和意义深远的历史性任务。

1)关于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主要有四点:一是党的性质不能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是党的根本性质。“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一根本的阶级性质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中所起的作用。二是党的宗旨不能变。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两个绝大多数”思想的具体和根本体现。三是党的指导思想不能变。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至今没有过时。四是党的最高纲领不能变。要始终坚持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和党的最高纲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找任何借口去加以改变。

2)关于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殷殷教导,是真正的共产党和共产党人内在与外在有机统一的鲜明标志和标识。如果我们能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始终保持“两个务必”作风,老百姓就会最终认定我们是真共产党和真共产党人。

3)关于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20179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时明确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一个十分正确并重大的判断。当前我们既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个历史时代,同时也处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这个小的历史时期,还处于帝国主义由垄断的、寄生即腐朽的资本主义开始向垂死的资本主义过渡这个更小的历史阶段。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遇到了百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是资本主义内部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总爆发。国际局势十分复杂,对待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要善于斗争,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第一位的。

敢于斗争不只是局限于国际领域内,在国内、党内我们都要敢于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202111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第三个历史决议。20211227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指出:“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在党和国家历史问题上正本清源,取得显著成效。同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要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党郑重、全面、权威地对党的历史作出科学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持之以恒推进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让正确党史观更深入、更广泛地树立起来,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满怀信心地向前进”。这也就是说,要彻底解决历史虚无主义,任务仍十分繁重。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强调“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任务依然艰巨”。滋生腐败的土壤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要真正解决以上种种问题,毫无疑问,仍然任重道远。

在回答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中,正确处理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三个务必”的关系,十分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讲,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人民监督政府,是他律,是社会革命;“三个务必”就是刀刃向内,是自律,是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党只有始终勇于推进自我革命,永葆党的革命性、先进性和纯洁性,才具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引领社会革命的条件和能力。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时刻听取广大人民群众意见,始终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把伟大自我革命和伟大社会革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才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不断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毛泽东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民给的权力不在大小,关键是在为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权力越大越好。为个人一己私利和小集团谋取与人民群众相根本对立的特殊利益,这样的权力一点也不应给,更不能有绝对的权力。

(编辑  季节)



* 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从财政体制这个角度看,地方政府融资扩张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地方自身的原因,它也是现有体制环境的一个反映。如果不从体制这个角度着眼,仅仅是通过督察、问责来控制地方债务风险,效果是有限的。

从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的权衡看地方债务的扩张

首先,怎么从理论上来阐释这个问题呢?应该从风险的角度看地方债务为什么扩张。它的扩张不是无缘无故的。中央债务、地方债务都是公共债务。公共债务的性质是由公共风险来决定的,这是理论上的一个表述。

为什么要有公共债务呢?就是因为存在公共风险,并随着公共风险的扩大而扩张。公共债务是可以调整的,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它的逻辑是财政风险与公共风险的权衡。如果公共风险加大,那就是公共债务要扩张,财政风险也会上升。公共债务的扩张是有约束条件的,财政风险过大将会出现财政危机,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是处在不断权衡中的状态。评估公共债务的风险,要和公共风险关联起来,就是说通过债务扩张有效对冲经济衰退、失业等公共风险,同时规避财政金融风险,以达到宏观政策目标之间的平衡。

公共债务扩张是有限度的,其限度的约束条件,是财政风险是否可控。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一方面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力,同时财政要可持续。从国家的角度看,控制地方债务风险是财政风险控制的重要内容。

    公共债务的这种相机抉择调整期,体现了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的权衡,权衡的结果就是按照风险的优先级顺序来决定债务是否扩张。如果公共风险扩张快于财政风险,就要扩张债务,以大局为重;但如果财政风险的扩张快于公共风险(如当前的地方债),引发财政风险快速扩张,甚至可能引发财政危机,这时就不能放任公共债务的扩张,甚至要收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洲五国曾经因为政府债务收缩、财政支出缩减,导致民众和公务员上街游行,演变为政治问题。所以财政问题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它的约束条件是不能危及政治稳定。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总是在权衡,相生相克。当然这仅仅是从财政角度来说的。所以,当政府债务(财政风险)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使用时,要特别小心,因为它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说经济决定财政、而财政反作用于经济,这是有条件的。在一定条件下,财政也可以决定经济,有人说经济和财政的关系要从长期趋势看,但短期趋势有时也起决定性作用。历史上,因为财政出了问题把经济搞死、甚至导致政治危机的例子也不少见。

    把财政和金融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

我们应该把视野扩大一点,从财政和货币金融作为一个整体的角度看问题,而不能把两者各自孤立起来看。债务扩张只要有效,那么公共债务扩张的限度,就不只是财政风险,而且是货币风险,也就是通货膨胀。这是权衡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的一个重要方面,说白了,债务可以货币化,货币化就把财政约束的边界条件改变了。

如果把财政和货币作一体化考虑,那么风险权衡就拓展为衰退、失业等公共风险与货币风险(通胀)的权衡。在这里,财政风险就不是最重要的了,如何权衡实际上取决于货币风险。在不发生显著通胀的条件下,债务可以增加,并通过货币化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评估债务风险,要看基于什么样的视角权衡风险。如果仅就财政收支本身去看,地方财政风险已经越来越大。如果基于财政货币一体化考虑,风险是不是还是那么大呢?那就要另做评估了。

    积极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之所以要扩张,是为了抵消疫情、经济衰退和失业等公共风险。公共债务的变化反映了公共风险的变化,当然它还反映财政风险的变化。所以,公共债务的扩张要从财政货币整体来考虑。

财政、货币是否要一体化,这是当前争论的一个难点问题。目前,各个国家都强调不能透支,但实际上各个国家都在进行财政赤字货币化,也就是债务货币化。一些专家也在讨论财政赤字货币化在中国的可能性及其影响。

财政货币是否一体化,这不取决于法律,也不取决于人们的观念。各个国家制度没变,为什么它的操作方式变了呢?按照现有法律和人们所能接受的观念,各国央行都是独立的,货币政策也是独立的,为什么财政货币政策能够一体化呢?实际上这取决于现实的状况,也就是国家面对什么样的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以及对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程度的评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说形势逼人强,形势就迫使你去采取这样的方式。老百姓说的一句粗话,话糙理不糙,就是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现有理论也好,法律也好,都要跟着实践的变化而调整。

如何评判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从我国1990年到现在的财政扩张的状况分析,财政收支的缺口是越来越大的。前些年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曾一度高于GDP增速,而近几年都是低于GDP增速。全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的扩张一直在攀升,赤字率和赤字的规模在2021年有所回落,其他年份都是往上走。从中央和地方的负债情况看,我们的公共债务结构,地方占比高,中央占比小。同世界上其他国家横向比较,我国这样的公共债务结构是很少见的,至少在发达国家中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形。

地方债务,不论从自身规模还是相对比重,包括地方债务率、地方债占综合财政的比重,都在不断增长。

国家的综合财力预算有四本账:(1)一般预算+基金预算(两本账),(2)一般预算+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三本账),(3)一般预算+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本账)。如果按四本账算,财政债务率是100%多,还算可以。如果按三本账算,债务比例就高了很多;如果按两本账(一般公共预算+基金预算)算,我们很多地方的财政债务率已经超过了300%。这样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只能保吃饭,要发展只能靠借债。

    现在全国公共预算支出是24万亿元左右,加上基金预算共30多万亿元。公共预算支出的86%是地方政府支出。如果算两本账,那么大约90%的支出都在地方。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这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数字。这种纵向的支出结构,反映了我们的财政体制,反映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履行职责的情况。从支出对应事权的角度来看,越来越多的事权是由地方政府履行,而中央政府更多地像一个发号施令的司令部。

    我们原来的改革设想是,事权要逐渐上移,有的上移到中央,有的放到省级。现在从财政支出的变化看,这一改革目标在实践中没有实现,实际上事权和支出责任反而在不断地下移。

    现在中央与地方的支出都在持续扩张。而公共债务的扩张引致的财政风险,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地方一般财政支出扩张引起的?按我们的一个模型作评估,其影响率只有3.7%。这说明,地方债务的扩张,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的关联性是极小的。地方债越来越大的原因,是中央调控地方化的结果,是中央与地方宏观调控事权的下移。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央宏观调控开始快速地方化,通过各种融资平台、城投公司来扩张地方政府债务,以对冲经济衰退和失业风险。

    今天,这种宏观调控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其效果越来越有限。由地方债务的扩张对冲经济风险这一宏观调控方式,导致地方财政中利息开支越来越大。按照账面反映,一般公共预算的利息支出也就是1万多亿元,但实际上把地方债务中基金预算的利息,包括实际由政府承担责任的隐性债务的利息都算进来,利息总额已接近3万亿元。地方债务利息问题,实际上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导致地方财政压力越来越大。

如果仅仅是本金负担,还可以通过借新还旧得到缓冲。但利息是要拿出真金白银的,这就影响了地方财政的现金流。所以现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其实主要不是体现在它的偿债能力,因为偿债能力是着眼于宏观,着眼于未来,着眼于税源、财源去进行估算的。地方债务风险主要体现在现金流的不足,以至于迫使地方想出各种各样的怪招。比如说,让政府公务员抵押自己的房子到银行借贷,借到钱给政府用,因为通过投融资平台、城投公司借债这条路被堵死了。还有的地方充分发挥想象力,让政府公务员通过信用卡透支去借钱套现,然后转给政府用。这反映出地方的现金流风险已经越来越大。有的地方政府看起来账面上有钱,实际上钱早拿去还债了。现在地方财政的处境不是用“困难”这个概念可以形容的。

所以,解决地方债务风险问题,要有一个基本思路,在理论上要根据公共风险最小化的原则进行调整,更重要的是解放思想。现在财政风险的约束越来越紧,单独用财政来评估的财政已不可持续了。

财政和金融可以总体考虑,财政货币政策也可以一体化,积极财政政策的约束条件应该放宽到货币风险来考虑。就是说,积极财政政策,其支出的扩张、债务的扩张是有约束的,以前的约束是财政可持续,现在的约束条件应放宽到货币风险,以不发生通货膨胀为限。

宏观调控的模式要回归本位

宏观调控的模式要回归本位,中央调控归中央,地方当配角。目前这种宏观调控方式,即2008年以来让地方当主角,中央变成了宏观调控操作上的配角的模式,风险越来越大。这需要财政体制的改革。

    在财政总盘子中,要提高中央支出的占比、中央债务的占比、中央对居民转移性支出的占比。这是未来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目标。1994年,财税改革提高了中央收入占全国收入的占比,那是收入一侧的改革。这一次改革应该加上支出一侧的考虑。就是上面所说的三个占比都要提高。很多事情应该中央来做,层层转移给地方去做,已经不合时宜,地方也难以进行。

这里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说人口流动。我们当前的专项债,以市县为空间单元去布局这些项目,这从微观看也许有些道理。但是从整体角度、尤其从人口流动和人口布局不断变化的情况看,可能有很多项目,现在投下去即使质量不错,但若干年以后看,这些项目可能都是闲置浪费的,因为人走了,当地居民情况在变化。所以,项目的布局,要基于都市圈发展、基于对人口流动趋势的分析。现在全国300多个大中城市,很多城市人口是流出的,也有些城市人口在流入。但是,现在不管人口是流入还是流出,都是按照现有市县来布局项目,一些人口流出的县、市,也在按照专项债给它的指标布局项目。可想而知,这样的项目投资不会有经济效益,也不会有社会效益,纯粹是浪费。所以,现在的专项债由省里向各市县分指标的方法,应当马上调整;以这种方式进行投资拉动,效果也不会明显。

改革财政体制,上移事权

改革财政体制,上移事权,支出责任要上移。从治理的角度看,目前地方已经是“小马拉大车”,形成了恶性循环。现在我们有一个幻觉,似乎是地方干事没干好,是因为财政困难,所以应该进一步财力下移。这是一种直观的经验,以为财力下移,让小马吃饱了就可以拉动大车。

另外,钱放下去了,就要加强地方的监督、检查、督察,各种各样的检查就越来越多。这种监察成本也是越来越高。地方这个小马拉大车拉不动,出错的概率就越来越大,很多事情办不了也办不好,于是监察的力度又不断加大。一方面快速下移财力,另一方面又加大对地方监督的力度,这就造成了在治理上的恶性循环。问题越多越以为钱不够,越以为地方不作为,造成整个治理效能越来越低。我们迫切需要改变“一个小小的中央政府、一个庞大的地方政府”的局面。 地方养的人太多、机构庞大,这是中国的一个特点。其他国家一般都是中央政府大,地方政府小,越往下政府就越小。发达国家的情况基本如此。我们则是相反。

    从财政支出的角度来看问题,还可以看公务员的占比。中央政府公务员大约占5%,其它都在地方。这就造成了一个很长的委托链条,由此效率递减,风险、漏洞越来越多。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这么一种纵向的治理结构,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恐怕下一步需要大幅度的进行调整和改革。

    当前地方债的问题,仅仅是国家治理这种纵向结构衍生出来的一个侧面的问题。实际上,因为纵向治理结构不合理,衍生出来的问题可不仅仅是这些。怎么解决?更需要考虑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改革,而不仅仅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

当前条件下,如何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财政金融要联动,一定程度的债务货币化是可以考虑的,不应把它当成禁区。理论、观念和法律应当让实践来检验,应当跟着实践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解放思想,不然我们很多改革也没法搞。财政货币政策的创新很难,所以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让实践来检验,摸着石头过河。否则很多创新可能被传统的法律和人们的传统观念框死,那就没有创新可言,风险也难以化解。

(编辑 尚鸣)



* 刘尚希,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叠加了经济、社会、地缘政治、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种种动荡、冲突和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在所有国际问题的背后,根本的问题是21世纪世界的发展将由什么力量来引领。

2022年,党的二十大成功召开,它不仅将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将为世界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

党的二十大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党的二十大的重要性可以看历史上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1945年,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这是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由毛泽东倡导并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大范围实践的一种政治、军事、发展理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出独立自主的理论体系,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论基础。

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也是十年时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了党章。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党的二十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写入了党章,推进了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论指南。

二十大结束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忘初心,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因此,党的二十大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富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我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注重其普遍性。相对比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强调的是中国特色,是特殊性。这次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内涵定义是一个巨大的跃迁。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工业文明以来,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实际上最后现代化变成了西方化或者美国化但是西方化、美国化能解决多少人口进入现代化呢?目前进入发达国家的人口不到10亿人,西方现代化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中国拥有14亿人口,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没有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我们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国文化。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是平衡,表现为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协调、人与自然的平衡协调、国与国之间的平衡协调,具有浓厚的中国智慧,有望解决西方现代化无法解决的问题。

现代化的核心是,重构与工业化新型生产力相匹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先发的西方现代化国家都逐步建立了与工业化相匹配的资本主义制度。

近代中国从泱泱农耕文明大国沦为落后挨打的弱国,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也在追求工业化、现代化。但是无数探索都没能改变中国四分五裂、民不聊生、饱受列强欺凌的衰败状态。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苏联建立了人类社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北京大学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敏锐地看到新路:在全球资本主义格局中,欧、美、日本工业化的老路在中国已经走不通了,中国应该走苏俄道路,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从此拥有了先进的政党力量,中国共产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有崇高政治理想、严明组织纪律和优秀分子的新型政党;是中国五千年文明、马列主义、现代文明等所有先进文明的集大成者,它带领人民在百年改天换地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进化,它超强的领导力、组织力、动员力和自我革命能力展示了走在时代前列的现代化政党水平。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先进政党带领下,通过建立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因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制度再造、系统重构,其“化”的原理与中国古代哲人老子所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相同——寻找到人间正道,有了1,后面的0会越来越多。

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力量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先进理念与本国历史、文化、社会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境遇有机融合,创造新思想、新文化、新社会和新人;然后让组织、制度和人民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动态演化、不断升级,不断进“化”……

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断“化”的动态过程,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地“化”的内生动力是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和中国人的现代化的不断迭代升级。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三个支撑力量,第一是政党的现代化,第二是制度的现代化,第三是人的现代化。

政党的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马列主义政党,在带领全国人民改天换地的百年奋斗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今天所拥有的力量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党有近一亿党员,拥有先进的理论和严密的组织。中国共产党还拥有先进的文化,是5000年中华文明和人类先进文明包括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西方的政党是现代化的产物,但是它们和资本结合以后,沦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真正为全体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以及在近几年脱贫攻坚、抗击疫情中,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并且拥有在工作实践中不断修正错误的能力,只要干事就会有错误,没错误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党有修正错误的能力。在这样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就越战越勇,展现出卓越的执政能力、领导力、组织力、规划力、行动力。

我们拥有整体大一统的制度,上下联动,中央可控,我们的改革常常是中央定一个目标方向原则,地方去推动探索实现路径,因为中国太大,发展不平衡,治理能力也不平衡,一刀切的方案不会成功。比如医改。对比2009年奥巴马的医改法案,它是一个法案,而我国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央确定了改革的方向原则,具体怎么干,各地先行尝试,然后再将典型经验推广实施。而奥巴马的医改法案为了能在国会通过,改革力度不断减少,最后通过的方案空洞无力,最后还被下一任特朗普推翻了。美国医改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仍然无法真正改革,充分暴露出美国制度的障碍。在中国,我们医改十多年,取得的进展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各地探索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和路径。这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前追后赶、左右监督,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大一统的中国式的改革发展方式,既保证了中央政府把握方向和目标,又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地制宜探索改革路径,中国一直处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发展过程,虽然会遇到很多新问题,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进步得非常快。

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勇毅前行,展现出卓越的领导力、组织力和行动力,既传承马列主义和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又在实践中不断创新。能够不断自我更新、自我革命、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上最强有力的领导力量。现在我们面临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智能化、大数据是新的生产力,有新的生产力加持, 未来中国共产党的迭代速度、更新能力会更强。

制度的现代化

先进的政党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制度,跃进到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70多年来,我们遇到的种种挑战,主要是落后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的不匹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集成了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主义、天下大同的优秀思想,颠覆了人类历史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制度,建立了人民政权,工人、农民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我们建立了人民的政权、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医院,新中国的一切,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崭新的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先进的制度。

尽管这个先进的制度在当时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仍严重不匹配,但我们依靠先进的制度,解决了现代化发展中的各种挑战,充分利用制度优势发展生产力,走出了新的现代化道路。社会革命先于经济革命,社会建设促进经济建设,在社会革命的基础上启动了经济建设,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把金字塔的社会阶层结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成了一个平等的社会,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一切发展都是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为实现现代化扫清了障碍。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是市场经济的原创国,历史上中国的农耕经济曾经是当时的时代条件下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每个人都是市场的交易者。政府采用轻税薄赋,清代税收占GDP的比例一直在1%2%之间,远低于同时期实现工业化的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它们的税收占比都是两位数,国家财政占近30%GDP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但是中国当时经济总量的90%以上是农业,于是我们创造了新的农村集体生产制度——人民公社制度。通过这样的组织形态,我们把分散的小农集中起来,降低交易成本,以交公粮的方式完成了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积累。中国的税负从原来占GDP1%-2%,提高到20世纪60年代的30%以上。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全国人民进行几十年艰苦奋斗,是那一代人从牙缝挤出来的税收,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积累。

到改革开放时,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才明显下降。近年来,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基础上,土地财政对中国的发展功不可没,它支撑了我国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的超速发展。土地财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红利”。

人的现代化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中国人民展现了一流的国民素质,科学理性、遵纪守规、无私奉献、团结互助、积极乐观、不屈不挠地与病毒抗争。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人需要提升人力资本,它包含教育和健康。而投资教育和医疗都需要巨额资金和专业人才,这是发展中国家无法提供的。所以容易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依靠制度创新,中国探索出了人力资本跨越式提升的新路。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国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动员群众相结合”卫生方针,这是一个伟大创新,中国共产党动员组织人民改善了贫穷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开创了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和三级医疗保健网等先进医疗制度,迅速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

同样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人和农民中文盲比例极高,提高国民素质和进行经济建设,首先要进行国民普及教育。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以夜校等各种各样的形式开展扫盲运动。知青上山下乡,也是极大地带动了整个农村的教育、医疗水平的改善。习近平总书记他们那知识青年,为农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在全国,特别是在广大农村普及了初等教育和基本医疗,极大地提升了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

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世界领先,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像中国这样普及了全民教育和医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口红利。我们最早将男女平等写入《宪法》,大大地提高了女性的地位。现在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了男性,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世界第一,遥遥领先。我们在教育、健康、生育率方面的相互促进,使得我们越过了“马尔萨斯陷阱”,把庞大的人口转成了人力资本、人口红利,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

发展的初心是什么?虽然人力资本的作用很早就被经济学家认识,但都是把人力资本作为一个投入品、作为一个生产要素,而人力资本增长所蕴含的深刻社会变革的含义,并没有被充分认识。人力资本的增长就是发展的实质,我们若仅仅GDP格局小了,有了GDP不就是为了保障人们的健康、教育和幸福吗?中国式的现代化跳出了西方单纯依赖GDP的模式。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年代能领导和组织人民,将制度优势转化为人民教育和健康的福利,这对发展中国家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新时代的中国在不断探索。2012年中国开始实施健康中国战略。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三明考察的时候说,“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健康是1,其他是后面的0,没有1,再多的0也没有意义”。现阶段,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8.2岁,已经超过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76.1岁),而我们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6,人均医疗费用是美国的1/10

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70多年来,面对新问题,新挑战,新国际环境和新生产力,中国持续不断地“化”,不断调整和匹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将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国家。

由于政党、制度、人的现代化以及信息化时代带来的发展机遇,未来中国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好。我们的现代化赶上了智能化的新机遇,我们先进的生产关系不断促进新的生产力发展,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目前我们在信息化应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中国拥有最完整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基础设施建设均走在世界前列。我国有最大的手机用户人数,是全球唯一一个拿着手机可以搞定消费和服务的国家。

面对数字革命的新趋势,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是数字中国建设的蓝图。我们将组建国家数据局,由新的领导机构全面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未来数字就是最大的财富,14亿人产生的数据就是无与伦比的财富。目前国际上没有其它国家能快速推出这样的规划,并成立新的机构实施规划。

这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地匹配,不断与时俱进。政党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促进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科学技术发展和进“化”。

传统计划经济的出现,是要解决资本主义解决不了的问题,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过去计划经济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是没有信息技术的落后生产力制约了精准有效的计划经济。

在未来的大数据平台上,我们可以做更精准的计划,既让每个人的需求得到满足,又能够有组织、有计划地生产,从而避免因盲目生产引发的经济危机。在我看来,中国与美国、西方竞争的本质是文明的博弈,即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的竞赛。美国是近代工商业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但是在信息化的时代,资本主义文明落后了,原因在于它的政党制度和社会制度无法匹配信息化、智能化社会所需要的生产关系。

而中国拥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加上西方的工商业文明,再叠加信息化、智能化,中国将创造人类文明新的形态,这是一个与时俱进、面向未来的集大成的新文明形态,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借鉴了近代人类文明的精华,她包罗万象,又气象万千,充满生机和活力,且不断地迭代升级。应用大数据和智能化手段,未来能够全方位地围绕国家发展目标,形成整合力量、综合决策、组织实施、动态调整、全程监管和科学评估的正反馈智能体系;在海量数据的支撑下,不断提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形成系统、综合、协调的全新智慧社会主义。中国将创造出智慧社会主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二十大充满自信地向世界宣告,今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奋斗的最终目标,不仅仅是让14亿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们更大的目标是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探索与世界分享。

进入新时代,中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的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更好地惠及各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愿意同全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也是人类几千年来的共同梦想。

(编辑  宋斌斌)



* 李玲,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根据作者在87期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要求。40余年来,在改革中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2020年达到了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性愿景。但近些年来收入分配、财产配置差距的扩大和一部分群众的抱怨也趋于严重,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2008年高达0.491,后有所回落,2020年为0.468。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中收入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5年为2.9倍,2005年为9.2倍,最近10多年间一度达到20倍之多。

据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2017年研究结果,2015年中国最富10%人群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为41%;最富1%人群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为14%;财产分布情况,2015年中国最富10%人群财产占全部财产的67%,最富1%人群财产占全部财产的30%(世界银行认为最富者财产占41.4%);最富1.06万人的人均财产为16.23亿元。而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

从当前情况看,中国财富的集中度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分配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种收入和财富配置的不公平现象,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20218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财经委第10次会议上指出,我国已发展到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要求到“十四五”末,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分配差距问题,在基础理论层面就“公平与效率关系”讨论了多年。“公平”体现在规则和过程上,和“效率”没有矛盾;但分配结果的公平(准确地说是“均平”)程度如何,却需要和效率之间作出合理的权衡——如果过于平均,那就没有激励;如果过于悬殊,会使弱势群体产生不满,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要按照“结果的均平化”这个趋向做适当的调整。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要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规范和优化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三层次分配制度机制建设

初次分配主要体现的是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关系,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创造价值(体现为收入流和社会财富),以要素报酬和生产税的形式分配到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政府以流转税介入而筹集收入,兼有弱调节。在整个社会再生产中的初次分配环节,应该首先注重在分配导向上激励创业创新、“做大蛋糕”,更多地强调保护产权和劳工权益,坚持制度规则和过程的公平正义合理性。在这一领域,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导精神,应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在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种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市场机制和规则在这一阶段发挥核心作用,资源有效配置和保证市场效率是该阶段的基础条件,建立有序、公平、竞争充分的市场,是保证初次分配阶段国民收入分配按要素合理分配的关键性前提条件,政府介入有弱调节。

再分配中的政府主导特点则非常明显,政府须有更多参与以求“分好蛋糕”,主要体现为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居民关系的调整及社会成员所得“蛋糕”份额的变化。财政分配,是非常重要的政府介入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方式,特别是以转移支付和直接税两大手段。在处理政府和企业(市场主体)、中央和地方、公权主体和公民(实际就是政府体系和社会民众)这三大关系上,财政是一个利益调节的交汇点。中国的现代化所要求建立的现代财政制度,要稳定而尽量合理地形成支撑这一分配过程健康可持续的基础。

第三次分配,非政府主体可作积极贡献的公益慈善机制,政府予以鼓励和引导。属于社会治理概念下的“自调节”机制,进一步解决“分好蛋糕”的问题。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系统工程之第一阶梯:初次分配

导致初次分配差距扩大的因素主要表现在:首先,行业与所有制背景下的薪酬差距。其次,不同所有制下“同工不同酬”的差距。

优化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可积极地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第一,依法优化市场秩序,基于保护产权和公平竞争原则,充分发挥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第二,厘清政府主体“权力”和市场主体“权利”的边界,激发市场活力。第三,在深化改革中重新定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的政府部门职能。第四,政府在引导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合理确定政府补贴政策的贯彻机制,明确目标,与市场结合,通过清晰、严格的制度规范,把政府补贴和政策性融资支持,合理地融入要素流动的竞争性市场。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系统工程之第二阶梯:再分配

再分配领域政府调节作用则需要明显加强,以促进“分好蛋糕”。政府介入再分配,最主要的调节手段,是财政税收工作系统的转移支付和直接税。在我国,税收以间接税为主,再分配功能有限,转移支付调节比较乏力,甚至某些再分配政策实施中存在逆向调节问题,不利于有效调节、缩减居民收入差距。

首先,现行财政支出配置对居民收入再分配调节作用有限。其次,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还较弱。

聚焦表现,我国税收调节收入差距力度较弱,社会保障等转移性支出不足:

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应发挥的“抽肥补瘦”再分配功能还远未到位。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在2018年的最新一轮改革主要对工薪等四种劳动所得实行7级超额累进税率的调节,级距设计不够恰当,最高边际税率维持在45%高位,导致税负不够合理,总体而言,中等收入阶层以上的劳动收入成为收入调节的主要对象,负担了较大部分税收。特别是专家型知识分子的薪酬、稿酬、劳务收入与知识产权收入“归堆”综合后,实际税负大幅上升,在形成对劳动收入的税收歧视的同时,也造成高科技企业为防人才团队成员“用脚投票”而不得不在竞争中提高人才用工成本。由于税制设计的问题和缺陷,使得原本是调节高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在我国却主要调节工薪阶层和专家型知识分子,而且覆盖面仅几千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5%左右,年度个税收入仅占税收总收入的6%左右,致使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主体手段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收入差距悬殊的负面影响,导致收入再分配的不力。

财产税

财产税在我国税收收入中的占比很低。房地产税改革试点还只在上海、重庆两地“柔性切入”,多年来迟迟未能启动国家层面有中央决策明确要求的立法程序。我国现行财产税主要包括车船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种。财产税一般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税种,近些年随修订税制和经济社会发展,尽管这项收入增长加快,但总体而言比重仍然较低,尚难以成为收入调节的主要工具。为优化收入再分配,税制改革方向是加大财产税在我国税收收入中的占比。房产税(房地产税)属于财产税,具有支持形成地方税体系取得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和调控房地产市场等多方面的作用。目前我国住房保有环节的房产税只在上海重庆两地进行试点,而且只涉及增量或以增量为主,远未全面铺开。2011128日,国务院批准上海和重庆作为试点进行房产税改革,上海市政府和重庆市政府分别发布了《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行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的暂行办法》,对房产税改革试点的内容作出具体规定。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调节力度有限,但毕竟是敢为天下先的改革试水,取得了弥足珍贵的本土试点经验。2014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此试点基础上要求“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但其后相关立法进程始终未能加快,迟迟不能正式启动一审。2021817日,中央重要会议促进共同富裕指导精神公布后,积极稳妥推进立法和做好改革试点工作,扩大试点覆盖面“双管齐下”的部署已浮出水面,2022年又因故按兵不动,具体进展还需拭目以待。

遗产和赠与税

遗产和赠与税缺失。此税种直接面向的是那些不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巨额存量资产的高收入阶层,它的出台既可以缩小由于代际和偶然原因而造成的个人收入差距,同时也倡导个人要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收入的正确理念。目前我国遗产和赠与税尚未进入议事日程,但相关文件已提出要“研究开征”。作为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条件,需大力健全财产保护制度、财产实名登记制度等相应的管理制度,并积极考虑在配套改革中首先确立官员财产的报告与公示制度,另外作为将来出台时的配套事项,亦应一并设计赠与税,并大力加强公益性基金会的规范化制度建设,以引导富裕阶层在交遗产税和捐赠公益慈善的“二选一”中,更为自觉地考虑多做公益。

消费税

消费税应有的调节居民消费结构的功能有待完善。我国消费税是一种特别消费税,选择了部分消费品征税,其主要目的在于引导消费、保护环境、调节收入分配。近年来,消费税的调整更多从调节消费、保护环境方面出发,而对其收入分配功能的关注相对较少。首先,消费税征收范围较窄。消费税对烟、酒、实木地板等十几个税目进行征税,部分高档消费行为还没有纳入征税范围,例如高档卡拉OK、高档洗浴、高档餐饮、高档会所等。随着“营改增”的全面覆盖,应在增值税的基础上选择部分高档消费行为征收消费税,充分发挥消费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其次,我国消费税部分消费品的消费税税率较低。为发挥消费税应有的调节居民消费结构的功能,可以调整部分消费品的消费税税率,时下的重点是:提高高尔夫球及球具、游艇的消费税税率,使其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考虑资源环境因素和收入分配作用,应对高档实木地板设置更高的消费税税率;调整乘用车消费税税率,发挥其抑制消费、保护环境、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制度仍存在的缺陷使其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受限。社会保障也是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在调节收入分配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存在诸多问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不足,发展不均衡,相关制度设计尚不完善,不利于社会保障功能作用的充分发挥。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系统工程之第三阶梯:第三次分配

所谓第三次分配,就是个人和企业出于自愿,在习惯、道德、伦理、教化以及机制的驱动与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主要内容是公益慈善,形式可以呈现为满足社会所需的多样化,但最终结果是通过收入阶层中的较富裕人群的资金流向相对贫困人群而实现社会收入转移,以此来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补充。第三次分配是为共同富裕提供“分好蛋糕”的必要补充——它既是辅助性的,又与前两次分配一样,也是不可缺少的。

优化第三次分配的路径:

第一,研究开征遗产和赠与税,为第三次分配奠定持续资金基础。在2021817日中央关于推进共同富裕和优化三次分配的指导精神公之于世之后,中国研究开征遗产和赠与税,已受到各方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关注,亟应纳入全面配套改革,做出积极稳妥的立法与制度建设。

第二,加大个人捐赠的税收抵扣额度,调动个人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积极性。中国现阶段个人捐赠所能够得到的最高优惠扣除额度为30%,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个人捐赠的扣除率都达到了50%,甚至是全额扣除。如果说遗产和赠与税能够通过提高不捐赠的成本来倒逼和引导催化捐赠意愿,推动第三次分配的发展,那么加大个人捐赠扣除额度势必能够有力地引导和提升许多自然人的捐赠意愿,以此来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第三次分配中来。

第三,建立超额捐赠结转制度,为大额捐赠开辟道路。为了管理的便捷和默守相关既成规定,中国现阶段选择一刀切不准予超额结转,制约着大额捐赠进入第三次分配,亟应改变。

第四,合理简化免税退税程序,切实保障捐赠的税收优惠较便捷地落到实处。从已有数据上来看,我国办理退税和免税优惠的第三次分配捐赠主体占比非常低,纷繁复杂的步骤,再加上办理每一个步骤的艰辛,直接导致许多税收优惠实际上形同虚设,并没有能像学理分析中那样切实降低捐赠的成本和提高捐赠积极性。

财税制度中直接税改革是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的重要始发环节

在复合税制组合中,直接税的作用更多体现为筹集政府收入的同时调节收入分配,调节经济和社会生活。直接税的调节作用主要是按照支付能力原则“区别对待”,在社会成员收入必然有高低差异的情况下,直接税使有支付能力的、更为富裕的社会成员,对公共金库作出更多贡献。进入公共金库的资源,再通过规范的预算安排、以财政分配形式转为扶助弱势群体的支出,去倾斜式增进低收入社会成员的福利。直接税这种遏制两极分化趋向的功效,使其在社会分配全流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首先,要改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模式。在2018年改革已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基础上,继续兴利除弊,制定更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和税率。在把工薪所得与其他收入尽可能综合的基础上,下一轮改革须在已把四种劳动收入(薪酬、稿酬、劳务收入、特许权收入)纳入“综合”税基的前提下,适当增加非劳动收入进入“综合”覆盖面而接受超额累进税率的调节,同时要简化超额累进的税率档次,拉大低档间距,降低低档税率。在体现量能负担原则的同时,亟应顺应国际竞争、人才流动的开放局面,运用供给侧理论创新的成果,显著降低最高边际税率(从现在45%的水平,最好能降到与企业所得税率25%拉齐)。坚持实行全国统一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按照年度综合收入,适当考虑纳税人家庭赡养人口、子女教育、住房按揭贷款月供的利息负担等因素,作专项费用扣除。

其次,在国地税务机关合并基础上,明确地将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权限归于中央,在增强国家调控分配能力、配合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需要的同时,经规范程序确定部分地方的特殊政策(如在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区)。

第三,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改善征管手段,建立和优化以个人自行申报为主的申报制度,统一个人纳税编码,建设覆盖全国的税务网络系统,全国共享个人税务信息资料,堵塞征收漏洞。加大对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监管查处力度,增加偷逃税款的成本和风险约束。

房地产税改革双管齐下,试点扩围可在一部分中心城市率先实施

中央早已确立在住房保有环节开征房地产税的改革任务,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迟迟未能推进。2021817日的中央重要会议之后,按照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做好改革试点工作,在上海、重庆两地试点基础上,以五年为期扩大试点范围的“双管齐下”部署,房地产税改革有望加快进程。在全局配套改革和追求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应全面总结房地产调控经验,积极考虑把这一税制改革任务纳入打造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所需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未来试点扩围可在一部分中心城市率先实施,全国性的立法一俟得到全国人大审批通过,住房保有环节的房地产税可率先在一线城市实施。这样既有利于打造地方税主体税种、构建地方税体系,为中央与地方间分税制度框架下的收入划分创造更好条件,进而推动央地财政关系改革的实施与深化。

研究开征赠与税和遗产税

遗产和赠与税属于直接税,是社会财富“抽肥补瘦”式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它直接面对高收入阶层,可以抑止居民通过非个人努力取得继承的财富而暴富,有利于缩小代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共同富裕”导向下,我国应该积极研究如何推出该税种,以求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财产配置的作用,促进公益性基金会等第三次分配主体的形成与成长,并引导个人通过自身努力增加收入。另外,征收遗产税还能从完善税制的角度阻抑“灰色”“黑色”收入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部分收入处于灰色或黑色状态,由于个人所得税只能作用于透明收入,对不透明收入难以发挥调节作用,因而对不透明收入的调节可以更多依靠遗产税在财富继承环节实现。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结合税种特点来看,开征遗产税可以把遗产人生前的不透明收入也纳入其中,从而弥补个人所得税调节功能的不足。

加快推进消费税改革

消费税属于流转税领域带有较特殊“定向调节”动能的税种,也有促进收入分配优化、遏制收入差距过大悬殊的一定调节作用。首先,我国应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征税范围。在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方面,不仅要增加一些奢侈、炫耀性消费项目,如私人飞机、私人游艇、高档娱乐活动(如夜总会)等,还可以包括一些高端消费行为,如桑拿洗浴、高尔夫球等。其次,要调整消费税的征税环节。目前我国消费税主要实行生产环节单环节征收,有些企业通过设立独立核算的销售公司,先以低价把产品销售给销售公司,然后由销售公司按正常价格对外销售来规避消费税,形成偷逃。可通盘考虑把一些消费税推到销售、消费环节征收并于其后交地方,以此助力地方税体系中增加收入来源。

配套改革是财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制度性倚托

主要包括:

1.优化调整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在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轨道上,使各级政府公共服务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2.赋予地方政府与履职相应的财权,加快构建地方税体系;3.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4.以改革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5.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合理提高居民转移性收入;6.深化教育、科研管理体制改革;7.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多元化供给模式;8.积极推进收入分配法律制度体系建设;9.改革现行工会组织;10.探索建立全社会收入分配预警体系。

(编辑   季节)



* 贾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本文选自中信基金会课题,课题编号F2202

丘林:中国基尼系数到底是多少?http://www.bwchinese.com/article/1025178.html




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持稳定。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再次强调,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表明,理解贯彻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总体要求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目标。站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重要时间节点,以落实空间布局和近期规划目标为依据,本文从协同增长格局、创新生态建设、产业创新活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区域互联互通等方面进行分析,理清实现远期目标需要进一步攻坚的重点和难点,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022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时间节点

《规划纲要》构建了极具张力的空间结构。《规划纲要》有关空间布局分五个层次展开:一是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为核心。香港与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珠三角九市为整体,形成港深,穗佛珠的三个极点,带动轴带网络化发展的大湾区城市群的经济中心;二是实施中间突破、带动两翼的战略,连通珠江口东西两岸的两个特别行政区和两个经济特区,形成珠江口东西两岸一体化发展;三是构建新的沿海开放带。统筹珠三角九市与粤东西北生产力布局,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峡西岸城市群和北部湾城市群联动发展格局。未来20-30年,东南沿海地区将形成绵延上千公里、跨越三省和两个特别行政区,长达上千公里的东南沿海,十几座城市错落有致、串珠成链的世界级沿海大都市带,战略意义重大;四是沿海大都市带向内带动,深化与中南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合作交流,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腹地,辐射东南亚、南亚重要经济带,加强大湾区对西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从(图1)可以看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会产生的重大的空间布局效应,规划设定了以沿海大都市作为西南三省一市和中南地区的出海口的目标;五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目前,北美与东亚仍然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心和重要的贸易对象。伴随南亚、中东与非洲经济进入持续稳定的发展期,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快速扩张的市场潜力,将使我国对外贸易重心发生转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将对我国及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产生持续深远的影响。

1 粤港澳大湾区核-与沿海开放城市带对西南和中南地区的辐射带动

《规划纲要》要求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粤港澳合作更加深入广泛,区域内生发展动力进一步提升,发展活力充沛、创新能力突出、产业结构优化、要素流动顺畅、生态环境优美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一是区域发展更加协调,分工合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城市群发展格局基本确立;二是创新要素加快集聚,新兴技术原创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显著提升;三是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和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迅速增长,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四是基础设施支撑保障能力增强,城市发展及运营能力进一步提升;五是绿色智慧节能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初步确立;六是粤港澳市场互联互通水平进一步提升。

整体看,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目标的实现度很高,围绕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战略定位,努力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客观上受三年疫情的影响,目前粤港澳市场互联互通水平还需要加快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形成中心突破带动两翼发展格局

《规划纲要》实施以来,大湾区建设实现中心突破集中表现为:珠江口两岸前海自贸区建设、横琴自贸区建设和南沙自贸区建设,加上正在规划中的深港河套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构成了以珠江口为中心突破的四个重要空间节点的快速推进。不仅如此,香港向北发展的空间规划布局进一步增强了珠江口中心突破的力度。

四年前《规划纲要》发布的同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动了 《香港2030+》城市规划的调整,明确了向北发展的三个主轴与深圳空间衔接的重点区域。规划预留了港珠澳大桥与深圳的联结点,在西部洪水桥经快轨接入深圳前海。2024年,深中通道建成后,珠江口将形成一个全闭环的交通体系。远期,深珠城际跨江大桥建成,三座大桥会构成珠江口两个小时的通勤圈。这一重大系统工程的完成,极大地提升了珠江口城市圈的地位,并为中长期沿海开放带的建设发展奠定强有力的支点(见图2)。

2 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口区域一体化


从目前的进展看,《规划纲要》中心突破的空间发展格局进展较快,相关城市协调发展得力。值得一提的是,广州与佛山同城发展的潜力,为珠江口的中心突破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珠江口底部支撑,为正在整体规划实施的粤港澳大湾区演绎出精彩的篇章。

《规划纲要》实施以来,东西两翼展开进步显著。特别是粤西湛江茂名等城市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主导产业发展方面有了令人瞩目的进展。随着宝钢湛江基地全面投产以及巴斯夫重大化工产业项目开工建设,粤西正在成为我国华南地区重要的钢铁与石化基地,必将对大湾区城市群产业升级、城市功能转变和产业布局调整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粤东地区启动了大规模交通路网建设,粤东城际铁路“一环一射线”5个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获批,项目建设工期4.5年,总设计概算约为509亿元。汕汕高铁、梅高铁、厦深高铁、汕漳高铁、广澳港铁路等连接,粤东地区内部汕潮揭三市串珠成链,向西与珠三角、向东与夏漳泉和向北强化粤赣联接水平将大幅提高。“十四五”期间,广东沿海高铁和高速公路建设,将分段实现起于广西北海防城港、止于福建厦漳泉1000余公里的顺畅联结,实现串珠成链的目标。

大湾区初步形成高质量协同增长格局

一是产业协同培育高端产业集群。依照《规划纲要》的要求,广东着重推动各个城市各有侧重,分工合作的产业统一规划发展,注重打破恶性竞争,形成有分有合的一体化分层次的产业集群。目前广东省在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和AI等重大产业领域形成了产业集群跨城市协同发展的趋势。在珠江口开展三大自贸区合作建设的同时,大湾区核心地域构建跨越珠江、涵盖珠港深莞穗六座城市的创新走廊。这里汇聚着创新节点上几十所高校与国家重大科学基础设施,以及上万家创新企业,着重推动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中心融合。

二是创新追赶成为引领湾区一体发展的引擎。我们从图3中可以观察到,大湾区城市中,发明专利授权存量较低的城市,发明专利增长速度高于发明专利存量高的先行城市,构成了创新追赶趋势。大湾区核心城市的产业扩散带动了创新扩散,东莞、惠州、中山、江门、肇庆、佛山、珠海等城市的发明专利申请增长率已经超过广州,接近深圳。由于城市之间的创新追赶,实现了更加有序的产业扩散和均衡布局,造就了城市间分工协同的产业集聚和“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放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