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黑天鹅”仍持续搅动着世界经济格局，同时中国经济正处于提质增效、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如何？2020年7月3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经济导刊》举办的第66期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讲座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财政货币政策等进行深入分析，展望在新形势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余永定首先对2019年下半年以来到目前的经济走势进行了分析，介绍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疫情暴发之前。2019年11月，中国经济学界发生过一场激烈辩论，被称为“保6”之争。当时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讨论的重点是中国是否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不少人认为，只有保持6%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潜在的经济增长动力才能得到发挥，并实现充分就业。

 第二是抗疫纾困阶段。由于疫情的暴发，随着武汉的封城，中国经济产出水平大幅度下降。这时是否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增加产出呢？当时尽管也存在着需求不足的冲击，但主要冲击还是来自供给端。不难看出，在经济受到疫情的冲击，而供给的价格弹性很小的情况下，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因为疫情造成人流、物流受阻，工厂停工停产，产业链出现断环。此时即使刺激需求、抬升价格，产出也难于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财政货币政策及其他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重点保全生产能力，让产业链不至于中断，让企业不至于破产。

 第三是重启扩张型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阶段。由于疫情得到控制，武汉解除封城措施，人流、物流开始恢复，社会逐步复工复产，供给能力得到基本恢复。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增加总需求，使供给能够得到足够的扩张，使经济增长能够尽可能回到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相一致的水平。

 同疫情暴发的第一个阶段相比，在第三个阶段，我国的产出水平增加了，物价水平也有所提高。

2020年中国真的没有经济增速目标吗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明确提出GDP的增长目标，这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特点。但是除了没有公布GDP增长目标之外，其他一些指标还是公布的，例如我们今年的预算赤字规模是3.76万亿，赤字率是3.6%；同时也提出了新增就业岗位900万的目标，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指标。

 那么，我国今年就没有设立经济增速目标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余永定认为，尽管没有公布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但是政府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如果没有经济增长指标，其他重要的经济指标就无法确定或很难确定，各类政策也无法协调，无法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说，GDP的增长目标客观上已经融化到了相关的指标中，包括财政货币和其他政策当中。

 从已经公布的其他经济指标，或许可以找到GDP增长目标的线索，由此可以推算，2020年GDP的名义增速目标是5.4%。政府并没有明确给出通货膨胀的目标是多少，但给出了CPI的通货膨胀率的一个预测数。如果我们假设通货膨胀率是在1%-2%之间，我们就可以算出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是3.4%-4.4%之间。这个目标应该说是比较高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第一季度GDP的增速是-6.8%，第二季度实现了正增长。 假设今年下半年一切顺利，则比较合理的推论是，下半年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为6%。

 另外，从政府所提出的新增就业900万这个具体目标，也可以推算出今年GDP的增长目标。新增就业900万，意味着就业增长率是2%左右，从我们已知的就业弹性就可以推算出相应的GDP增长目标。根据我国经济增长潜力，GDP名义增速3.4%、实际增速2.4%的目标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仅有经济增长潜力也不行，还要看有效需求的情况。

经济政策应着重刺激需求扩张

 余永定认为，现在我们需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使需求能够得到足够的扩张，使我们的经济增长能够尽快回到潜在经济速度所允许的水平。具体而言，经济政策应该如何发力，才能真正有效地刺激经济扩张？

 根据1—5月的统计数据，假设2020年消费增速大致等于GDP增速，而且净出口对GDP的贡献为零。这个假设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根据消费理论，消费是居民收入的函数，取决于居民的收入预期和财产。有人认为，疫情后消费会有报复性或补偿性增长。不过，疫情期间许多收入受到影响的家庭已经用掉不少储蓄，疫情后他们考虑的不是消费，而是如何补充消耗掉的储蓄。第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为零，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5%、43%和1%，根据上述假设，消费和净出口对2020年GDP增速贡献共计为1.87%。这样，为实现3.4%的名义GDP增速，资本形成应该对名义GDP增速贡献1.53%，而这又意味着2020年资本形成增速应该为3.56%。

 在假定第二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于去年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下，可以估算出，为了实现3.56%的资本形成年增长速度，2020年下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应该达到17.3%。

 为了达到这一速度，我们就要考虑固定资产投资的四个组成部分：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其他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前三项投资都不是我们能够直接掌控的，只能假设它们本身存在某种规律性。

 假设房地产投资，按照专家的推断，全年增速可达5%甚至更高，考虑到制造业和其他投资在下半年增速不可能太高。这样可以推算出，基础设施投资必须达到相当高的两位数，才能保证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增速提供足够贡献。从目前情况看，达到这一增速是比较困难的。

将失业问题放在最突出的位置

 今年，政府在低调处理GDP增长目标的同时，“保就业”成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失业问题被提到了最突出的位置，那末，我们国家的就业和失业的基本盘是怎样的？

 现在全国就业总人数是7.7亿人，其中城镇就业4.4亿人（包括农民工），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是1.9亿人。7.7亿人的行业分布，第一产业1.9亿人，第二产业2.1亿人，第三产业3.6亿人。农民工总共是2.9亿人，其中，外出打工的农民工1.7亿人，本地打工的农民工1.2亿人。

 需要关注的是，今年中国的失业和隐性失业的人口是多少？往年失业人口一般在2600-2700万之间。而今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部分就业人员一直休假未上班，实际上是隐性失业。政府和企业在采取各种措施，哪怕有些企业没有活干，我们也鼓励企业不要解雇员工，所以相当多的人名义是上班，但实际没活干。根据现有统计数字，2020年3月，就业休假未上班的人员达7000多万人；失业人口2600万，实际上接近1亿人，这是非常严重的状况。随着经济形势好转，企业大部分复工，隐形失业人口已从7611万迅速降到1480万。相信随着疫情好转，就业情况会进一步向好，但目前失业和隐形失业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非常强调就业目标，这是完全正确的。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人民大众的福利，解决好就业问题和促进经济增长速度，这两个方面是一致的。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速度提上去了，就业问题的解决就有了基础。

 由于中国目前失业状况的复杂性，关于就业方面的统计，误差可能数以千万计。例如，2019年底城镇就业人数是4.427亿，城镇登记失业率是3.62%，相应的城镇失业人数是1663万；但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2%，与此相应的城镇失业人数应该是2428万。仅仅因为统计方法不同，失业人数就差出了765万，占新增就业900万的80%。由于就业统计数字不可靠，2020年就很难根据新增就业900万的目标完成情况，来制定和调整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节奏与力度。很多人批评以GDP增长为考核指标，认为如果强调GDP增长目标，地方政府就会盲目追求投资等等。但是，如果没有GDP增长目标，仅拿就业增长目标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标准，地方政府会怎么做呢？不重点抓经济增长还是不行的。

脱离经济增长谈稳就业是“缘木求鱼”

 就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我们现在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如何解决失业问题？政府在今年的财政支出中安排了不少资金用于抗疫纾困，这对解决燃眉之急是十分必要的。从前一段情况来看，国家的失业保险体系急需改善。

 尽管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经济恢复增长阶段，但是疫情的后遗症依然存在。所以尽快恢复生产、创造就业机会之外，确实有很多纾困的工作需要做。日本和欧美国家现在还处于疫情阶段，但在疫情前期，他们按人头发了不少钱。德国用于抗疫纾困的资金占GDP的20%-30%。4月份日本疫情比较严重时，一般工薪阶层担心自己的储蓄不够用，所以都去挤地铁上班，日本政府给每人发10万日元，帮助大家度过这一段危险期，挤地铁的人立刻就减少了。

 我们中国在抗疫纾困阶段，也就是在武汉解封之前，老百姓是靠什么渡过难关的？第一是靠储蓄，第二是靠社会保险体系，第三是农村的蓄水池作用，春节长假农民工回家，跟家人共度时艰。这对于缓解抗疫期间的失业问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余永定认为，脱离经济增长谈稳就业无异于缘木求鱼；脱离经济增长的新增就业也只能是新增隐性失业，这将导致人均收入下降。就业问题只能是通过两个途径解决：

 第一是提高经济增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应成为各类“保就业”政策的首要着力点。但需要注意，通过改变产业结构增加就业有一定余地，但很难说有多大空间。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大概率是萎缩而不是扩大。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指出，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发展包含了增长的概念，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因此，说经济增长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基础一点也不为过。

 解决就业问题的另一个途径，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失业保险体系，使其更好地帮助失业者和隐形失业者渡过难关，尤为重要。

 我国的失业保险体系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中国社科院社保研究中心郑秉文教授指出，当前中国失业保险体系存在三大问题。第一，失业受益率（领取失业金的人数占失业人数比例）太低，例如，2018年我国调查失业率是49%，失业人数是2130万，但年末领取失业金的人数只有228万人，仅占失业人数的10%多一点。第二，参保的受益率也很低，即领取失业保险人数占参保人数的比例持续下滑，参保受益率下降了约50%。第三，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存越来越多，2004年余额仅为400亿元，到2018年增加到了5800亿元，14年增加了13倍还多，目前余额至少是4000亿。失业保险不是一种储蓄，并不是用来投资的，它应该是有进有出的。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我们失业情况非常严重，这个时候就应该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基金的作用。   

中国应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

 谈及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余永定认为，目前应该坚定不移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带动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2020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扩张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财政资金主要有两部分：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

 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的收入计划是21万亿。一般公共预算资金来自三个方面：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入和上年的结转结余。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24.79万亿，财政赤字3.76万亿，这是历年来最大的赤字。这意味着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扩张性作用。

 政府性基金，账面上都是结余或者是平衡的。但政府性基金的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发债，比如说今年的抗疫特别国债是1万亿，由中央政府发放国债后，通过转移支付放给地方政府的基金。地方政府性基金中有很重要一项收入，是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筹集的资金。当地方政府要搞基础设施投资，就会通过发债方式筹集资金，但地方政府专项债不纳入赤字融资的范畴内。

 概括起来可以看到，2020年，我们的一般公共预算赤字为3.76万亿，政府又发放了1万亿特殊国债，地方政府发放了3.75万亿专项债搞基础设施投资。抗疫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不计入财政赤字，但它们都是对经济增长起到刺激作用的。另外还有3万亿是从上年结转调入放到今年财政预算收入中去的，所以，3.76+1+3.75，赤字和国债的总规模是8.5万亿，占GDP的比例，按世界银行的计算是11%。当然，世界银行的算法不一定完全正确，可以说，今年中国的财政扩张程度应该是在3.6%到11%之间。我认为，财政刺激强度绝不仅仅是3.6%这个赤字率所反映的刺激强度。

 这说明，我国政府切实估计到今年经济的困难程度，下定决心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扩张力度还是相当大的。扩张性财政支出用来干什么？是用于刺激消费，还是用于刺激基础设施投资？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余永定认为，要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带动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为55%左右，如果消费增长，对GDP的拉动力量是很大的。但是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内生自主变量，经济不增长，消费就不增长，不是简单通过某种刺激政策就容易解决的。比如发钱给老百姓，他们可能把钱存起来而不是消费。根据过去成功的经验，刺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依然是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因为政府对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不能直接掌控，但对基础设施可以直接施加强大的影响。

 民营企业由于对未来的预期不乐观，对生产性投资的积极性不大。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就会产生对上游企业产品的需求，直接引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给其他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提供了盈利的机会，这样就能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和动能。比如2008年开始大力发展高铁建设，当时把很多订单给到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再给下游提供更多的订单，就业问题解决了，经济增长也上去了。基础设施投资应是我们财政扩张的着力点。

 政府财政预算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假设上，即今年中国GDP的名义增速是5.4%，财政收入也应该是根据这个5.4%的增速算的。不过根据分析，下半年增速达到5.4%的难度较大。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由于支出的刚性，该花的钱都已花出去了，但是经济增长速度没有跟上，财政收入可能达不到预想的水平，这样财政赤字就会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估算，假设财政收入对 GDP 弹性为 1.15，在 GDP增速为 2.5% 的情况下，2020 年财政收入可能为 19.8万亿元人民币，比财政预算预期的 21 万亿元少 1.2 万亿元。如果财政支出不变甚至增加，则 2020 年财政赤字和赤字率都会明显高于预期水平。

 到目前为止，特别国债的发行情况并不很好，一般群众没有积极性购买，因为国债的利息收益率比较低。这样对资本市场、国债市场会形成比较大的压力，利息率和收益率会上升，这对一个不景气状态中的经济来讲是很不好的，因为这可能带来GDP增速的进一步下降。对此必须加以高度重视。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减少财政支出。不过这样一来，经济增长得不到必要的刺激，经济增速也会一步下降。实际和名义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低于原来预估的隐含的经济增长速度。怎么办？

余永定认为，国家还是应该坚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时货币政策应该加以紧密配合。货币政策在抗疫纾困阶段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展开逆回购，调降MLF利率，引导LPR报价下行，发行低成本的专项再贷款，定向降准，降低超额准备金率，扩大信贷规模等等，做了很多非常有益的工作。在恢复正常增长阶段，货币政策除继续采取常规手段刺激经济增长外，还应该加强同财政政策的配合，尽可能降低财政赤字的融资成本，这时央行的货币政策应该帮助财政部在财政问题上渡过难关。

 今年下半年中央银行需要要考虑的一大问题，是如何配合财政部把国债发出去，能够继续维持一个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在经济不景气阶段，如果脱离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则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效果是不大的。比如现在就存在着所谓“资产荒”的问题，银行哪怕有钱也不贷出去，因为根本找不着合适的资产，社会上也没有出现投资的热潮。如果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支持下，基础设施投资有所拉升，则一系列其他企业的投资就会随之上升，贷款需求就会增加。当商业银行看到了比较好的贷款机会，就会有比较好的资产，这样就会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否则难以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应对以上问题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积极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央行予以配合，除了实行传统的货币政策之外，如有必要，还要采取中国式的“QE”（量化宽松），抵消由于国债增发产生的挤出效应，压低国债的回报率，压低整个经济的利息率水平，为经济注入动力。第二种选择是减少财政扩张的力度，以防止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但这样做可能适得其反，就是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导致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应该特别强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配合。过去我们比较强调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今天由于国债收益可能会出现较强的上升压力，除了按常规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之外，央行有可能要实行中国式的“QE”，以支持财政扩张,刺激经济增长。 

                                  (编辑   季节)

中医药（含各少数民族医药）积淀了泱泱五千多年来人类文明之精华，是无数中华儿女用生命反复检验、持续完善的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独特认知，是中国对人类和世界特有的原创性生命科学体系的重大贡献。

2020年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大规模的全国性社会实践，充分体现出中医药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方面所具有的特效作用。然而，要真正振兴发展中医药事业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还任重道远。

让中医药在国内振兴并积极稳妥地走向世界

毛泽东高度重视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曾为卫生部抑制、打击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而震怒，为此卫生部两位老红军副部长被免职。

习近平总书记同样高度重视发展壮大我国中医药事业。2020年6月2日，他在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时又明确指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要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组织领导，推动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1]

党的十八大后，我国中医药事业有了新的发展。2017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正式施行；2019年10月25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国务院名义在京召开了全国中医药大会；次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发布。特别是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在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七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中的后四版都有中医治疗方案。2020年4月2日，国务院决定对过去制定但已被上位法废止或被其他法律规定所取代的10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其中包括2003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医药特点并振兴、发展中医药。上述这些事件标志着我国开启了新时代中医药振兴发展的新篇章。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在接受央视采访中表示：与抗击“非典”相比，中医药介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已明显提前，但提前量仍有不足，特别是在疫情之初，相关管理部门和某些地方没有强调中医药在防治疫病方面的特色和优势作用。有的省份在总结前段抗疫阶段性工作时，把所取得的成就归功给了西医，而事实是这个省在2003年抗击“非典”和这次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中医药都起到了十分明显和关键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像张伯礼所担心的那样，疫情刚刚有所缓解，就又要遗忘中医药防疫抗疫的独特优势和作用，甚至直接间接否定全国奋斗在防治疫病一线广大中医药人员的重要贡献。

我国中医药事业一度得不到应有的充分运用和持续发展，除了国际医药、金融、传媒集团有计划地联手，长时期、全方位对中医药原理方法进行污损，对中医药产业（尤其是“老字号”企业）和中成药经典品种进行多方围剿外，与国内一些领导和相关管理部门对中医药持有的偏见也有很大关系。

有人认为，唯有西医才是科学、才能治病。1954年7月9日，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召集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如下指示：

“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西医到中国来，也不过百多年。当然，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这些工作一定要制定出具体措施。”[2]

60多年过去了，毛泽东这一指示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2020年4月17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王伟教授明确表示：“清肺排毒汤是治疗此次新冠肺炎的特效药，目前已在10个省市的66个定点单位开展临床观察。截至4月12日0时，在收治的1262例患者中，已有1253例治愈出院，占99.28%。这1262例中，未发生轻症转为重型、普通型转为危重型的情况，阻断了患者向危重方面发展。”[3] 治疗费用低也是清肺排毒汤参与临床救治的一大亮点，两个疗程费用在200元，而用西医方法救治一个重症患者，平均费用大概在15万元左右。参与一线抗疫的仝小林院士介绍一组对比数据：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1476例，其中重症、危重症患者662例(中药汤剂组484例，非中药汤剂组178例)。中药汤剂组死亡15例，未用中药汤剂组死亡56例。中药汤剂组的死亡风险下降87.7%，与未用中药汤剂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核算死亡率可知，中医汤剂组死亡率是3.1%(15/484)，非中药汤剂组死亡率31%(56/178)，两者相差高达10倍。[4]

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医药是现代医学即西医学的前现代医学。中医药在人类文明卫生健康史上是唯一能与西医药相并列的医药体系，且是远比西医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知识宝藏与医疗宝库。

中医药从本源上、整体上防病治病、强身健体，能有效应对众多常见病、慢性病、疑难病、危急重症和重大传染病，是血肉相连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整体论，西医则是相互没有联系的现象定量的还原论。西医发展的结果必将进一步证明中医整体论的科学性、正确性。正如钱学森所指出：“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5] 邓铁涛国医大师则指出：“中医是后现代的医学，中医不是落后，而是跑得太超前了。”[6]

我们赞成如下观点：“中医药学是我国的第五大发明。我认为中医药不像其他四大发明那样已被外国学到手并已超出我们很远了。”[7] 这是因为，中医药绝不仅仅是法、术、器的范畴，而更属于道的层面，是人类古代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具体体现。振兴中医药事业是关涉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卫生健康发展的百年、千年大计。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逐渐认识到中医药不可替代的作用，纷纷要求我国在中医药方面对其援助。通过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的成功实践，在国内振兴中医药事业并积极走向世界，已经万事俱备。虽然这个过程异常艰难，但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大业必须要做之事，不仅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广阔的世界意义，而且有十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全面落实中西医并重方针，进一步完善中医药管理体制机制

毫无疑问，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不能相互替代，应该相济相补，因而毛泽东特别强调中西医要团结。从总体上说，这些年来，仍然是西医排斥中医，医药卫生管理体制简单套用管理西医药的原理、标准来管理中医药，且是多部委交叉管理，严重阻滞了我国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只有在机制体制上真正实现中西医并重，才有可能确保中医药在国内振兴、走向世界。

建议通过法定程序，尽快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升格为总局，并把目前国家卫健委、国家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与科技部分管中医药工作的岗位职数编制的全数或大部（除职能衔接必须对接岗位外），划归拟成立的国家中医药管理总局。这样可以在体制机制上使国家卫生健康事业既有统筹计划规划，又能充分发挥中西医药各自的优势，实现“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印度为了在国内和全世界推广瑜珈，专门成立了瑜珈部，这样做成效显著，值得我们借鉴。当然，中西医药的一些根本性矛盾会在卫健委的具体工作中有所展现，但我们从来都是靠解决矛盾而不是回避矛盾而前进的，国家和人民的卫生健康事业会在这样一个新的领导机构的框架下展现出新的风姿。

各省市县都应落实中西医并重这一根本方针。在人员编制、机构设置、经费投入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上都应有明确规定，并把能否发展中医药作为考核其绩效的一个指标。建议各级卫健委尤其是中医药管理部门的专家组，选择坚持贯彻中西医并重方针的领导和相关医学及预防专家担任主管职务。

在宪法规定和中西医并重方针的指导下，要采用包括法规和行政管理在内的多种方法，明确调整中西医药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重点解决中西医药在职称评定、服务收费、科研成果认定等方面实际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在遵循中医药基本规律的原则下，应立足于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学，并结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努力发掘、整理、研究、继承、开发中医药这一瑰丽宝库。

要大力提倡西医学习中医、认知中医，继承好中医药的优秀传统。另外，我们也决不能忽视人类医学新的创造与发展。在整合中西医的基础上，创造出毛泽东所希望的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为全人类新医学做出更大的贡献。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对中医药主要是发掘、整理、继承、提高的问题，中医药与西医药应该并重、并行不悖、各自发展。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既不能完全反对一部分医务工作者在研究工作中把中西医相结合，也不能主张所有医务工作者均能做到中西医兼通。我们认为：国家现有的“中西医结合”的提法，是指在坚持党的十九大重申的“坚持中西医并重方针，传承发展中医药”的基本原则指导下，中医药业界“遵循中医药基本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中西医药各自发挥特色优势，实现两种医药体系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同时，我们提倡有的医务工作者探讨中西医药相结合的新路子，决不是主张全国医务工作者一律要变成中西医药“两个半瓶子水组合”的新医学工作者。

为中医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废止了不合理的法律法规，建立了中医药的高等院校、研究所、药厂，设立了中医药的行政管理机构，为中医药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其中一段时间，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1998年实行医保后，由于医院被推向市场，实行产业化运营管理，加上定价机制不合理，一些中医院或被兼并、或医疗服务萎缩，导致基层中医院减少、中医特色埋没。2006年，中国拥有的中医医疗机构为3009家，比2002年减少了792家。

从业人员方面，1999年《执业医师法》出台后，大批民间中医、少数民族医生不能合法行医，中医人员不增反降，1990年底中医人员共54.3万人，到2013年底降至52.3万人，后来才逐渐得到纠正。据《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全国中医药人员总数为71.5万人，仅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7.5%。据教育部2017年数据，全国医学类在校生为124.4万人，其中中医类专业学生在校生数仅占医学类教育规模的13.7%。从最近中医药进入新冠病毒防控工作遇到的阻力可以看出，中医药并重的方针在实际工作中的落实离国家制定的目标还有不少距离。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本科以上学历才具备中医师的考试资格，这一学历要求人为中断了延续千年的中医师承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照搬西药标准对中药进行鉴定审批，从根本上动摇了延续数千年的中药地位，变相否定了中药的药性、药理和疗效，甚至使真正能够运用中医药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行医用药的合格的中医师，变成了非法行医者和销售“假药”的罪犯。

由此，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基础上，通过法律程序分拆、修订、组合制定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西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药药品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中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药管理法》。要按照中医药自身的规律评定中医师、中药师职称、设置诊所面积和注册资金，对中药生产、供销实行管理时，尤其要注重解决民间中医准入和传统中药开发问题，同时解决中医纯正的针刺、艾灸、正骨、推拿、按摩、拔罐、刮痧、蜂疗、食疗等多种非药物治疗手段濒临失传和边缘化问题。要培养扶持一支合格的强大的中医师和中药师队伍，经各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在相应行政区划地域内合法行医用药资格的人员，可以备案开设中医个体诊所或合作开设中医联合门诊部。恢复中药店内的坐堂医师的传统，允许并鼓励民间中医带徒弟，恢复师带徒制度。合格的针灸师、艾灸师、正骨师及其他理疗师可以颁发证书并准许行医带徒。

依法建立有别于西医药的中医药评价审批体系。在制订评价标准时应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坚持用中医药理论和标准审评中药，而非照搬西药化药评价体系。国家药监部门制定《中药领域发明专利审查指导意见》，应有相应中医专家参与。需要指出的是，《指导意见》中一些条文还是照搬了西药化药评价体系标准，比如在提到必要的证据和数据时，所举例子均以动物药效学试验为标准，为此我们询问了几位中药老字号企业的专家，他们认为“凡中医药发明专利权利要求的证据及数据，均不应当以动物药效学数据作为主要甚至惟一判定依据。首先，应以临床使用数据为主要或首要的判定依据；其次，中医药历史文献也应当作可以被采信的证据，然后结合动物药效学试验数据。”又如，征求意见稿“涉及毒性中药材的发明”部分，中医药专家们认为也有很大的修改余地。

要鼓励中药制剂和中成药的研发。鼓励有条件的中药企业尤其是中药老字号企业，在全国各地乃至境外、国外建立连锁店，条件具备的可以设坐堂门诊，保证用药安全和有效。充分发掘我国中医药典藉、中药院内制剂和民间中医药力量这三个宝库的资源。切实改变当前部分业界人士仅从西医西药的科学理念、理论及方法来理解和改造我国传统中医药的错误做法。应把中医机构的院内制剂当作自主研发的中药原始创新初级产品对待，探索合理适度的评价审批机制和一定范围内合法调剂使用的相关规定，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应把民间“验方”“偏方”，包括少数民族的民间“验方”“单方”，当作宝贵的创新资源，充分挖掘和利用，切实保障献方者、持有人的知识权益，建立献方者（持有人）、企业和国家三者共赢的利益分享机制。优先考虑合理安排持有人合法行医用药资格，促进民间宝贵资源服务更广大群体，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鼓励开发传统中药，鼓励中医在医疗实践中研发中药，尤其注重收集整理鉴定民间良方良药，形成强大的独有的中药研发体系和储备体系，造福国人，惠及世界，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的国家医药卫生体系和国家安全（防疫）体系的基础构成部分，同时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我国医院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纯西医药医院。根据现行《执业医师法》“按照注册类别”执业的规定，仅持有西医师执业资格者不应开中药方剂和中成药，同时可鼓励纯西医医院设中医科室。二是纯正的中医医院。中医医院不设西医科室，可借鉴韩国中医发展经验，取消中医医院混用西医西药和输液等疗法，切实改变现在部分中医只会“借西医技术诊断、开中药处方甚至中药西药混合处方治疗”这种所谓的“中西医结合”的现状。三是中西医结合医院。其医师必须同时持有中医和西医执业资格方可跨类别行医用药，否则只能按照本人所持有的执业资格类别行医用药，不得跨类别行医用药，让病人亦即市场来选择医院。

要采取各种举措促进中西医互相学习、密切配合。在“中西医并重”方针指引下，鼓励中西医互相尊重、互相交流，逐步建立和发展我国独特的中西医“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生命科学学及其战略产业，为人类健康和医药卫生事业乃至人类文明进步做出大贡献。

把中药材作为国家安全战略资源，实行专管专营制度

现在，国内野生中药材资源逐步枯竭，人工种植有不少施以化肥、喷洒农药，药材道地性得不到有效保障，这样迟早会毁掉整个中医药材种养殖业。另外，日本、韩国、东南亚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中药企业从我国低价购入就地粗加工后的原料药，运回国内精炼，提取制剂，制成西方人习惯的胶囊、片剂和颗粒剂，不仅占领了国际市场，而且以高价返销中国市场，我国每年从日本、韩国、东南亚、西欧等地进口的“洋中药”超过1亿美元。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中药材可参照国家烟草专卖的相关职能与运行体制机制，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对全行业人财物、产供销、内外贸进行集中统一管理，明确国家中药材监管与储备管理职能并设立相应机构，让中药为整个中医药事业和产业的恢复发展保驾护航。首先要从中药产业链第一环入手。保护好、利用好野生中药材资源，对稀缺濒危野生中药材制定严格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法规，按照药材规则建立中药材种养基地，确保中药材的种养和炮制“纯正”，确保中药的国宝技艺和国宝药品不改本色、不失传续。秉承“先饮片、后成药；先治疗、后滋补；先国内、后国外”的方针，开展中药大数据分析、预测、调配等工作，保证国内外供需安全和结构平衡。划定中药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供应的比例红线；划定传统中药、现代中药和非药物使用比例红线，优先保证药用供给。制定稳定中药材产供销关系和价格的管理政策和规划，防止国际垄断集团或私人资本垄断药材、操纵价格，造成国家和企业经济损失，为中医药及相关行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与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人民健康保持一致。

动物药是我国传统中药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犀角、麝香、鹿茸、海马、穿山甲等，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药用历史，应用广泛、疗效显著。经过几十年不断驯化和繁育，上述动物养殖技术已经完全成熟。国家应对药用动物养殖利用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调研并制定合理规划，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濒危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配套政策，统筹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工作，对濒危珍稀动物驯养、繁殖、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及时予以协调、解决。允许有专业实力和技能的驯养单位购养犀牛、麝、穿山甲等种源进行科学研究和繁殖；恢复犀角尤其是人工按年反复限量磨取的犀角粉在救治危急重症的经典特效中药品种里的定向利用，依法支持人工繁育药用动物资源的产业化发展。

国家应加大对科学繁育的技术扶持，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为牵头单位成立专门的野生动物繁育研究所，对如犀牛、林麝、梅花鹿、穿山甲、海马等动物进行系统的养殖繁育研究，动用国家科研力量解决这些动物的繁育问题。当前，养殖技术已经完全成熟的梅花鹿、犀牛和黑熊已经成为家畜，未来穿山甲、赛加羚羊等经过若干年持续不断科研和养殖投入，也会成为与猪马牛羊类似的规模化饲养家畜，和人类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医药教育和科研体系

现在的中医药教学存在许多问题。中医药学院普遍存在学生看不懂古医书，并把阅读中医学经典视为畏途、盲目照搬西医药的教学方法，重理论轻实践，忽视望闻问切以及针刺、艾灸、正骨等中医基本诊治方法。在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里，传统型中医老师不能管理住院病房，仅在门诊看病。住院部病人的治疗实质上是以西医药为主流，中医药仅是摆设，这使高校学生对中医的理解明显偏离正确轨道，毕业后难以行医、不会用药。

应严格遵循传统中医药教学的特点和规律，改革课程体系，纠正中医药教育西化的倾向，培养大量具备传统中医药思维与创新思维的中医药人才。按照“调课程、读经典，跟名师，多临床”的中医人才培养经验，设立纯正中医临床专业、删减无关专业，增加对汉语、古汉语、中医药经典和跟师临床等课程。成立针刺、艾灸、正骨等细分专业或中医学校。改革中医药高等院校的招生办法，中医药教学中，应把中医药基本理论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主课以《易经》《难经》《针灸大成》《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医宗金鉴》《濒湖脉学》为主。要对中医药高等院校的教师提出明确的实践知识技能和效果要求。医药一线的中医师在评定专业职称和提升管理职务时，务必特别强调和考核临床实践水平。在中医院校和民间恢复师承制，增加和硬化师承教育的要求和比重，并将有中医特色的师承制申请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医药科研要以“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为目的，用中医原创思维和中医药基本原理方法作为科研基本方法，做真正的中医研究，而不是用西医西药的思维方式和原理方法来破解、改造中医中药，实质变成用西医西药研究中医。科研成果评价和科技职称评定要坚决用中医中药原理方法为标准，而不是西医西药的原理方法为标准。

现在的中医药院校必须开设西医药基础课程，而西医药院校却不开设中医药基础课程。对中西医教育应一视同仁，西医药院校亦必须开设中医药基础课程。只有从教育层面解决这一问题，才有利于中西医并重和中西医结合。

对中药方剂和中药加工炮制技艺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和保密制度

我国一些地方和单位为提升业绩，把自主知识产权中药处方提交外商、寻求国际合作。另外，许多外商正加紧搜集研究分析我国民间大量散落在中医临床中行之有效的中药秘方、偏方，甚至在我国抢先申报中药专利。

2015年11月16日，新的《科学技术保密规定》规定：“实行市场准入管理的技术或者实行市场准入管理的产品涉及的科学技术事项需要确定为国家科学技术秘密的，向批准准入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提请定密。”对于中药企业拥有的保密产品，不再由国家科技部负责审批，而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为定密和延续保密的审批部门。《中医药法》规定：“国家对经依法认定属于国家秘密的传统中药处方组成和生产工艺实行特殊保护。”作为国家级的保密品种、国宝级的精品良药，很多优秀的中医药产品制作工艺、核心技术及处方极具保护价值，一旦泄密会使国家遭受严重危害和重大损失。

从企业经营管理角度看，由于中药保密品种未能按时申请保密延期，一些中医药上市企业屡遭投资者的质疑，给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建议政府从依法维护企业乃至国家利益的高度出发，要求有关部门尽快履行职能，尽快解决中药产品定密及保密延期问题；对于国宝中药的保密产品、非遗产品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如列入国家医保、优质优价、在等级医院无需药事会议直接入院药房等，更好地保护国宝中药保密品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种的传承和发展。

坚定不移地把中医药推向世界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扩散，世界抗疫大战已经全面展开，形势异常严峻。经抗疫战斗淬炼而成的中国方案和经验备受各国关注，中国人民也非常愿意与世界各国分享经验、提供支援。在中国的抗疫方案中，发挥中医药优势，坚持中西医并重、协同无疑是核心内容，也是该方案之中国特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值得总结、发扬和全球推广。

自疫情发生以来，在未有特效西药和疫苗的情况下，中医药凭借历史上对付瘟疫的扶正祛邪治则和辨证论治方法，成为最好的特效药，参与了防控救治全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与西医药并肩成为抗疫战场上的主力军。此时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不仅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道义担当，也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佳历史契机。特别是在加强中西医协同抗击新冠肺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上，必将推动中医药成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桥梁和纽带。

中医药走向世界仍面临着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医药标准等诸多方面的阻碍。我们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医药文化“走出去”的交流播实践中，充分发挥中医药文化的良好体验价值、健康价值，在所在国注意企业社会责任担当，假以时日，必将重塑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价值判断，树立起积极正面的文化中国形象。

（编辑  季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的思想，根植于黄土高原上的小山村——梁家河，来源于改变穷苦群众命运的家国情怀，养成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奋斗历程中，升华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的伟大征程中，胸怀为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远大抱负和政治理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作为党对人民的一项庄严承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总书记善于从实践中总结提炼，把对贫困问题的认识、解决方法等进行了深刻阐释。坚持实事求是、问题导向，在总结过去东西部协作扶贫、定点结对帮扶、开发式扶贫等方面的脱困之道和存在问题之后，提出了以“六个精准”为内涵的“精准扶贫”思想，成为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解决未来相对贫困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实践中筑牢脱贫的磐石根基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对人们的认识活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出生于革命家庭，具有开阔的视野、坚定的政治理想，继承了红色家庭的优良传统和基因。父亲习仲勋被毛主席称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近平在当选总书记之前，从时间维度看：陕北7年、清华4年、军委机关3年、正定3年、福建17年、浙江5年、上海1年、中央高层5年。从身份看：从农民、大学生、军人到干部，从农村大队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从普通公民到国家主席，从普通军官到军委主席，在党和国家各个领导层级都干过。从任职地域看：从西北到华北，再到东南沿海，中国的西部、东部、中部，他都工作过。这些重要岗位的历练、丰富精彩的经历、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不可或缺、至关重要。在党的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并连任至今，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脱贫思想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总书记当年作为知识青年到陕北延川梁家河插队，年龄小、地方艰苦、时间长。在这七年多时间里，真正接地气，了解了国情，贴近了人民，真切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冷暖和甘苦，深刻体会到老百姓最缺少什么，最需要什么，最期待什么，培育了他同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促使他尽力为乡亲们多办些实事，滋养了他崇高的政治理念和自强不息、志存高远的情怀，形成了不变的初心，锻炼了坚忍不拔的意志品格，铸就了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

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时提出：要向实践学习，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向内行和专家学习，向老同志老干部学习，向书本学习。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①]。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城吃城来推动经济发展，打造新产品、一招鲜产品、拳头产品、龙头产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技术业务人才的重要作用，大力拓展教育文化事业[②]。

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面对宁德地区“老、少、边、岛、贫”的困难，以及群众中存在的“安贫乐道”、“穷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等落后观念，大胆提出“弱鸟先飞、脱贫致富”的思路[③]。紧密结合实际，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推动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经济大合唱”战略。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做好脱贫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并提出扶贫先要扶志，从思想上战胜贫困意识。

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强调，只有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时代进步，只有立足于时代去倾听时代的声音才能吹响促进社会发展的时代号角，提出“八八战略”。推进“腾笼换鸟”，促进低端产业转出去、把高端产业引进来的良性循环，实现“凤凰涅槃”。提倡大思路、大手笔、大气魄、世界眼光、战略眼光、远见卓识。确立相互融合的区域联动发展理念，实现市场相通、体制相融、资源共享、交通共连、人才互通、产业互补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脱贫工作，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特别是2015年以来，总书记就打赢脱贫攻坚战在延安、贵阳、银川、太原、成都、重庆等地召开了7次专题会议。每次会前，总书记都先到贫困地区调研了解情况，聆听基层干部群众意见，召集相关省份负责同志研究部署工作。通过一系列的脱贫工作实践，总书记对脱贫的迫切性、重要性、艰巨性、长期性有了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积累了丰富的脱贫工作经验，为形成脱贫理论体系和进一步推进脱贫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实践之基。

在认识上形成脱贫的理论体系

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从物质到意识的认识路线，坚持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的统一，用辩证的视角切实把握好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总书记熟练运用唯物辩证法，充分发挥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对脱贫问题形成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

全面、准确、客观地认识脱贫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多学习历史，要学思践悟、知行合一。从广义的脱贫视角来看，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历史，新中国的成长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告别羸弱走向富强的历史。从

狭义的脱贫视角来看，从“八七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东西部协作扶贫、援藏援青、中央国家企事业单位定点结对帮扶等，再到近年来的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战，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历史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之际，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小康梦想、奋进中国梦，进而实现强国梦的进程中，总书记进一步全面、准确、客观地开展调查研究，认真分析形势，提出了“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著名论断，把贫困群众摆脱贫困实现小康提到了新的认识高度，对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更加明晰，对脱贫、返贫的形势和任务更加了如指掌，实现了对脱贫问题从形式、数字到本质、质量的深刻转变。

近两年来，理性、客观、精准地挂牌督战，实现贫困村、贫困乡镇、贫困县的脱贫摘帽，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贫困县从832个减少到52个[⑤]。尤其是在今年统筹疫情防控、脱贫攻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的紧要关头，习近平总书记3月6日出席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党全国全社会发出了脱贫攻坚动员令，吹响了总攻冲锋号，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有效、系统、精准地研究脱贫攻坚的方案举措

深刻总结既往脱贫实践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存在问题、贫困原因，深化对脱贫任务、脱贫方法、脱贫效果的分析，从认识论的角度再思考、再认识、再提高。

在福建工作期间，总书记针对宁德贫困县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和原因分析，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贫困落后山区不用和发达地区盲目攀比，也不因戴着贫困县的帽子就磨灭了脱贫的意志。充分考虑国情、省情、区情，抓好短期、中期工作，谋划长远，避免超前化。注重处理好长期目标和近期规划、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资源开发和产业结构调整、生产力区域布局中的山区和沿海、改革开放和扶贫、科技教育和经济发展、全局和局部、紧缩和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和搞活企业、多办事和量力而行等十大关系。要增强少数民族地区自身造血功能，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外力扶持和内力提升并重，以科技扶贫为先导，发展种植、养殖、加工相结合的模式。对产业政策的制定、乡镇企业的发展、乡村党的领导、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扶贫、走大农业发展道路、经济发展促进脱贫致富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架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书记提出，在以往脱贫工作中，存在重投入轻脱贫实效，重数字报表轻贫困群众感受，存在数字脱贫、优亲厚友等腐败问题，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基层扶贫中屡禁不止，从而提出了“六个精准”的精准扶贫思想。统筹考虑“两不愁三保障”，确保脱贫成效，最大限度地避免数字脱贫的形式主义，最大程度地让脱贫的贫困群众有幸福感和获得感。

开放、协调、共享地谋划相对贫困的解决之道

脱贫攻坚不是一项独立的工作和任务，而应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和其他相关工作统筹兼顾、协同推进。

一是把消灭绝对贫困和解决相对贫困统筹考虑。充分认识脱贫的持久性。在有人说闽东已经脱离贫困线的时候，总书记就深知“脱离贫困线”只是脱贫万里长征的起点，距离理想、目标、真正意义的脱贫还相差甚远，并坚信在卧薪尝胆、矢志如初、再接再厉、奋斗不息之下，必能彻底摆脱贫困[⑥]。

二是把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解决“三农”问题统筹谋划。总书记在统筹脱贫与“三农”工作中提出，执政为民重“三农”、以人为本谋“三农”、统筹城乡兴“三农”、改革开放促“三农”、求真务实抓“三农”，努力改变农业弱质、农民弱势、农村落后的状况，努力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农民主体、企业参与、社会资助、市场运作的投资建设机制。

三是把解决脱贫问题和实现民族复兴统筹布局。绝对贫困问题解决之后的相对贫困问题，本质上是贫富分化问题。只有缩小贫富差距，推进分配公平，减少社会阶层矛盾，保持社会和谐发展，更好提升全民整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才能更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四是把解决脱贫问题和党建伟大事业统筹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好、维护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解决好贫困群众脱贫问题，就要坚持群众路线，真正做到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同贫困群众亲密接触，党员干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人民群众就会信任、支持、感恩。一定要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而不是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而不是简单地“替民做主”或“为民做主”。

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认识贫困的目的是为了摆脱贫困。在打赢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战之后，还要解决好相对贫困问题，关键在举措精准和贯彻落实。

在方法上构建脱贫的精准举措

科学的方法是解决贫困问题、摆脱贫困的关键。对于脱贫攻坚问题，更应该从战略性、前瞻性和系统性等方面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要善于发挥好五大发展理念在脱贫攻坚和今后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在治国理政中的深入思考，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区分不同情况，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不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提出了“六个精准”的脱贫举措：扶贫对象精准、措施到户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初步构建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互动，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联动的大扶贫格局。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打赢脱贫攻坚战已到了船入大海浪更猛、人到山尖路更陡的时刻，必须咬紧牙关不放松、一鼓作气完成冲锋任务。

1.继续推动和巩固产业扶贫。产业扶贫要将资源开发与市场开发有机结合起来,更加重视小众型产业和特色竞争优势产业的培育,注重培育扶贫产业创新发展能力^[⑦]。旅游扶贫，要加强风险预判,争取全方位支持,提高贫困人口自我融入旅游业能力^[⑧]。资产收益扶贫,要积极推动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加强对企业、合作社等实施主体的监管,建立和完善相关保险机制,加快制定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⑨]。

2.狠抓扶志激发脱贫群众可持续发展动力。扶贫要扶志。摆脱贫困的首要意义在于摆脱思想和思路的贫困，扶志重在激励精神。重庆城口县明中乡四合村通过实施精神扶贫的四步工作法：通过教文化让村民们知法律懂技术、通过树典型让村民们学榜样当模范、通过传家训让自强自立精神深入人心、通过产业扶贫奠定脱贫的物质基础，等靠要的思想得以根本转变，特色产业蓬勃发展，行路难、住房难、看病难等问题得以解决，人均收入较十年前增长四倍，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的文明乡风已经蔚然成风。山西吕梁将“艰苦奋斗、顾全大局、自强不息、勇于创新”的“吕梁精神”用在脱贫攻坚中，敢担当、讲奉献、善创新、精准施策，达到了扶贫先扶志的最好效用。

3.加强扶贫干部队伍建设与贫困群众自身建设并重。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高质量完成，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队伍作风。人才是财富，开发靠门路。要兼顾内用、外招、上请、下挖、近补、远育六种方式，广纳天下英才为我所用。同时，要调动和发挥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强化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不断提升自身自治能力，健全自治的制度性、规范性、程序性。

防范化解脱贫中的重大风险

2019年，总书记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七个方面分析了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对抓好脱贫攻坚具有重要启示。特别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新的挑战，一些地区产业扶贫面临春耕难、销售难，就业扶贫面临返岗难、务工难，扶贫项目存在开工难、生产难。要重点防范产业扶贫中的立项、项目实施、自然环境、市场波动、技术管理、经营模式等风险。深化区域合作，推进东部产业向西部梯度转移。严厉打击基层微腐败，整治和防范乡村恶霸。加大红色文化、红色信息等正能量传播，防范非法宗教活动向农村渗透，防范封建迷信抬头和蔓延。

认真研究谋划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要提高政治的敏锐性和站位高度，深刻认识到解决好相对贫困问题，是关乎党的兴衰存亡、关乎党的执政地位稳固、关乎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重要任务。

一是牢牢把握“三个统一”。首先，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的统一。在脱贫攻坚战的紧要关头，我们又遇到了新冠肺炎的严峻挑战，这进一步增加了脱贫攻坚的难度。脱贫战线的全体同志应该以履职尽责的担当、直面困难的勇气、甘于奉献的精神，更加注重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关联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同时为乡村振兴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其次，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既要打赢现阶段的脱贫攻坚战，也要研究今后长期存在的相对贫困问题，更要结合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战略举措，不断增强问题意识，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存在的突出困难和问题，全面推进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建设，缩小贫富分化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第三，坚持民生保障和经济增长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阐述了“五有”的中国梦，之后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七有”的目标，突出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民之所望、政之所向的深刻理解和躬身实践。

二是把党建引领脱贫放在突出的位置，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本质特征和优势。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好相对贫困问题，关键都在党。贫困地区基层党建淡化、虚化、弱化，是造成一段时期以来贫困地区长期贫困的重要原因。基层领导干部官僚主义、本位主义盛行，脱离群众、忘记初心，造成了党和群众关系的撕裂。要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全面从严治党，让党员领导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对脱贫攻坚中的违纪违法问题加重处理，避免造成负面事件，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三是加大贫困地区社会保障投入，发挥好兜底作用。加大贫困地区的社会保障投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打造普惠性、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对于农村贫困群体中因缺乏劳动力、因病因残致贫的贫困人口，可通过精准分类的低保制度进行兜底，以解决贫困人口后顾之优。提升社会救助的帮扶水平，如针对贫困地区学龄儿童因贫辍学的问题，可适当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启动贫困地区婴幼儿健康营养工程等项目，可在稳定运行一定时间后纳入社会制度予以支持。完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扩大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通过政策宣传、引导的方式鼓励贫困地区农村老年群体参与农村养老保险，为其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探索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互动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业。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动态监督管理机制，实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通过大数据等高新技术实现农村社会保障数据的统筹、动态监测调整，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农户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也让不符合标准的农户能够准确及时退出，提升农村社会保障的质量和效率。

四是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加大脱贫成效的宣传力度，按照贫困县脱贫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要求，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的稳定推进，努力研究消除绝对贫困之后的相对贫困问题，把集中脱贫攻坚战推进为制度化常态化作战、持久战，坚决避免贫富分化差距拉大，确保人民群众的成就感、幸福感、获得感。分析归类、挂牌督战，制作脱贫攻坚督战卡片，压实责任。最大程度地激活产业扶贫。扩大农校对接、农超对接、农批对接，推动农产品进企业、学校、机关、社区，促进消费扶贫。增强贫困边缘群体的监测和动态管理，降低返贫风险。点对点安排扶贫岗位，加大扶贫就业力度。对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人口，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政策支持力度、工作力度不减、驻村工作队不撤，扶上马送一程；统筹非贫困县非贫困村的脱贫攻坚工作，做好边缘人口的事先帮扶，防止工作死角和产生新的贫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发挥政府投入主体和主导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互动，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联动的大扶贫格局。

实践、认识、部署，再实践、再认识、再部署，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思想形成的基本逻辑理路。打赢绝对贫困攻坚战胜利在望，解决相对贫困持久战任重道远，需要政府、社会、企业、贫困群体共同努力、团结协作、共同发展。

                               （编辑  宋斌斌）

传染病是现代智人经历几十万年进化发展到今天所一直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古代，医学知识落后，尚不存在公共医疗卫生体系，人类无法对抗大瘟疫，只有“谁死谁能活下来”的概念。14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2500万人丧命（占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口优胜劣汰，而是社会的震荡、瓦解、重构，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恢复到过去的水平。时至1918年，西班牙流感就感染了5亿人，使全球5000万-1亿人死亡，占全球人口的3-5%。

有效防控传染病需要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在现代社会，伴随医学水平的快速提高，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健全，使得社会对源自不同病原体（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的传染病都能得到有效防控及应对。发展到当代（20世纪晚期至21世纪），人类与传染病的关系已经不仅是一个生存问题，还存在管理和管控、控制风险的问题。人们可以针对不同传染病的不同严重性，调动合理的社会资源，进行防控与应对。

对于一些尚没有办法根除但仍广泛流行的疫病（包括民众熟知的流感、艾滋病、乙肝等）则需要进行长期应对与管理。在今天，传染病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一个典型的公共管理问题、公共卫生问题、治理问题。承担这个角色的终极主体是政府。在一两个世纪前，这可能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政府成为公共健康的维护者，使得它承担了前所未有的责任。

与“所有生命同等重要”的治病救人伦理不同，公共管理的视角更为宏观。它需要考虑公共政策的“收益”与“成本”，考虑社会资源之间的平衡与取舍。在微观个体来看，任何生命都要获得最高尊重（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而从宏观角度，生命难免变成有些抽象的公共卫生成本。

以西方政治哲学为例，有很多本体论的东西（强调个体的绝对价值），强调程序正义，拒绝以结果为衡量手段。但在实操层面，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才是主导绝大多数公共政策的原则。

     找到维持社会秩序与流行疫病防控的平衡点

在流行疫病防控上，社会必须在维护经济社会秩序与流行病防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找到这个平衡点需要一个根本假设——某具体传染疫病的危害性（结合传播性及伤害/致死率）。不同疫病危害与风险不同，需要不同的应对方法。

如果低估了某类流行疫病风险，就会使得它广泛传播，严重伤害公共健康，并最终破坏经济社会秩序。

如果高估了某类流行疫病的风险，虽然可以最大程度抑制它的广泛传播，保护公共健康，但也会破坏经济社会秩序。

同时，由于人类社会的主观“风险偏好”问题，即使两类疫病最后落到个人身上的风险是一样的，反应也将不同。高危害性疫病会造成更大的恐慌，影响社会运转。

因此，公共治理者需要不断摸索、把握流行疫病防控与维护经济社会运作之间的平衡点，但如果面对之前没有发生过的新型传染疫病，那么危害性就呈现为未知数、不确定性、概率风险，治理者只能结合自己的历史经验及价值观，在有限的信息判断基础上，不断通过完善信息与数据，增强对疫病的流行病学认识，动态地调整应对方式。如果发现高估了风险，就要适度“放宽”应对手段。如果发现低估了风险，就要适度“加强”应对手段。

政府治理者是在不确定性中进行决策的。而在一个对政府期望很高的社会，治理者的高估、低估、决策的快慢，都会产生成本，都会成为民众批评的理由。

我们可以从近年来的呼吸道传染病的案例来看政府的应对：

1.SARS在中国：这是一个危害性非常高的流行疫病（致死率10%），一旦广泛传播，将使社会面临极大的公共卫生危害，因而必须采用严厉的防控应对措施。当时北京停工停学数月。最后中国内地死亡349例，香港死亡299人。

2.流感（influenza）在美国：传播性广但死亡率低（0.1%），每年在美国致死3-4万人。2019-2020年度流感季致死人数达1万人。美国采取“常态化管理”，不会因为防控流感而影响正常的经济社会运作。换个角度看，每年3-4万的死者就成为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公共卫生“成本”。

3.H1N1（猪流感）在2009年的美国：获美国CDC高度重视，被WHO宣布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虽然还远远达不到中国对SARS的重视度，更远远达不到现在对NCP的重视度，对美国社会正常运行影响有限，但仍然对经济有一定影响，并被社会广泛诟病为“过度反应”。该疫病造成美国过万人死亡，死亡率接近普通流感。预计未来再出现类似的新型流感传染病，也不会获得同等关注，将被纳入“常态化”管理。

4.2020年新冠肺炎（NCP）：

（1）中国内地：NCP源自冠状病毒，在对这项疫病流行病学了解有限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保守起见，采取了等同SARS（而非流感）的应对方式，而且推出的手段比SARS时期更为严厉，旨在最短时间内遏止疫情。

（2）中国香港：也经历过SARS，并目睹了中国内地超出SARS时期的防控措施。作为响应，香港也采用了超出SARS时期的防控手段（包括封关、限制人口经内地进入等）。但香港社会目前总体正常运行，开工开市，大多公共场所开放，人群正常聚集，和SARS时期差不多。

(3）新加坡：新加坡的决策，已经有了更多的流行病学信息，基于现有信息，判断NCP较流感严重，但远远不及SARS。在SARS和流感二者之间，NCP更接近流感，因此采取比照流感的“常态化”应对方式，并表示会动态调整。

显然，不同地方找到的平衡点是不同的。不仅历史体验、治理模式不同，而且在决策时所依赖的流行病学信息不同。

我们对NCP的了解是持续发展的。截至2020年2月10日，我们还在讨论钟南山关于NCP特性的最新论文。在2月10日晚间，香港青衣爆发了疑似本地粪口传播案例。我们对这个传染病的认识还在不断增加。

钟南山团队依赖了上千案例，但现在全球已有4万多确诊案例，对更多案例进行分析才能补充我们对NCP的认识。

越是发现NCP难以在短期消除，抗疫越呈现出“持久化”的特征，社会就越需要在抗疫与生产之间找到合理平衡点。笔者在之前文章援引过战争的案例。“全面战争”（total war，例如抗日战争）和有限的局部战争（例如对越战争）是不同的。全面战争是举国投入资源打仗，将其作为眼下涉及生死存亡的第一目标。局部战争则是常态化的，可以与社会的正常生产秩序并存。（我们发现美国社会一直处在常态化战争的状态，从每年的季节性流感，到中东及全球各地进行的代理战争）。

伴随对NCP流行病学认识的发展，中国社会肯定需要不断调整，找寻一个更加“平衡”的应对方法。

在举国体制下对政策进行动态调整

中国体制犹如大象，在进行“全面战争”时，动用举国体制全民抗疫，肯定是有优势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与中国比拟。但如果需要不断根据更新的信息，对政策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要有许多微观的、细化的安排，就不容易了，这就犹如让一个大象做出许多优美的精细化动作。

春节之后，中央政府释放的信号非常明显，就是在保证疫病防控的前提下，对重点行业陆续复工，抓生产、保秩序、维稳定。（毕竟今年是全面决胜建设小康社会之年，对经济增长是有期望的）。这是一个多重目标，目标之间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例如，要宣讲防疫、改变行为，可能造成某种恐慌情绪，产生厌工。要防止疫病扩散，就要限制人群聚集，这就会影响经济。诸如此类。对于如何平衡和实现这些目标，处理其中的矛盾关系，没有更多的说明，需要由上至下一层层治理者去诠释、领会、落地成为具体政策，由第一线去具体执行。

在实际操作中，多重目标意味着绩效指标的含糊。一线官员的倾向是启动某种“底线思维”，即根据经验，在多重目标中找寻最重要的一个目标——这将是最大程度影响自己业绩的目标，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制定政策，兼顾到其他目标。

大象使出全身齐力，奔跑冲撞，赶走来犯者可以，但是奔跑且迈出优雅精细的姿态，就很不容易。

对2020年的NCP，笔者相信它的危害性比SARS而言更加接近于流感。因为特有的流行病学特征，它可能不能在短期内消除，而作为一个更加长期的存在，伴随我们度过2020年的前两个季度（另外如果不找到中间宿主，甚至可能在2021年复发，成为季节性事件）。政府为了避免SARS再次出现，在一开始以最谨慎的方式采取防控。但伴随对NCP认识的加深，必将考虑在全国范围内以更加常态化的方式应对这次疫情，将目标逐步转移到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上。

在疫情的恐慌之下，人们的心态很难一下子改变，对行为模式、组织方式和实体服务业的影响可能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基于此，2020年NCP有可能成为发展基于互联网及其他新技术的新形态经济的历史契机。

（编辑  季节）

我国遭遇新型冠状病毒袭击，已经对经济运行造成明显冲击。疫情对经济到底有多大影响？会不会改变经济向好势头？国内外有不少担心。对此，一方面要积极应对疫情对经济的明显冲击，不可掉以轻心。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没有冲击经济的基本面，我国经济完全有能力承受和克服疫情冲击，完全有能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从长远来看，以防疫斗争为契机，可以抓住机遇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进行战略性部署，做一些以前想做、该做而没有条件、没有共识做的事，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化危为机 启动经济增长新动力。

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影响有限并可控

这场疫情病毒来势凶、疫情传播烈、范围扩散广，是多年以来少见的。如果不及时控制，确实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下，我们采取的措施是非常有力和有效的，为克服疫情冲击、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

疫情影响的时间和范围总体可控

从去年12月份，疫情开始蔓延，中间还包括春节这个本来就较少生产活动的时间，感染人数也远低于已导致14万人住院、8200人死亡的美国流感规模。[1] 目前，湖北之外大部分省份疫情平稳下降，正在积极复工复产。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一季度，时间上是有限的。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湖北省，疫情主要影响的是人员流动、流通和预期，而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和数据等生产要素都没有受到破坏，一旦疫情结束，很快就能恢复生产生活。从疫情影响的行业看，工农业等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受影响比服务业小，疫情之后，基础产业完全可以带动服务业恢复繁荣。我国网民人数世界第一，完全可以通过线上替代线下，完成大量经济和社会活动。这些为减缓疫情冲击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中国与世界上其他疫情国家的比较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还要看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和经济条件。深受传染病困扰的国家，往往是经济落后、治理薄弱、社会动荡的国家，只要疫情及时控制，对经济的影响将是有限的。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认定国际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受H1N1禽流感病毒影响最突出的是墨西哥和美国，美国近27.4万人住院治疗，1.2万余人死亡。2018-2019年美国流感季，3000多万人被传染，3万多人死亡，但都没有改变其长期经济趋势。2016年，巴西爆发的寨卡病毒疫情被确定为PHEIC，有近150万起感染病例，但当年巴西经济增速和股市反而上涨，公共卫生投入增长约30%，政府治理能力增强，为防范病毒遗传导致生育率下降，而生育质量却提高了。同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基本面更好、应对疫情能力更强、制度优势更突出，就更能有效应对疫情，减缓对经济的冲击。在疫情早期，社会对疫情和经济增长前景一度出现恐慌，近日来，随着人们对病毒认识的深化和防控措施到位，这种由不确定性而导致的恐慌也在消除。

我国经济比“非典”时期有更强的抗冲击能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新的发展阶段，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即使没有疫情，我国经济本身也在进行深度调整。目前在疫情中暴露的一些经济风险，实质是早已存在、迟早要爆发的问题，过去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转换原有增长方式，疫情更充分地暴露了这些矛盾，加大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外在压力，通过积极主动的工作，把应对疫情和供给侧机构改革结合起来，减缓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

同“非典”期间相比，我国经济增长对传统要素的依赖已经减弱

有人认为，2003年“非典”期间的中国经济，正处在重化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升级的高增长阶段，上升动力很强。而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下行区间，所以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将会更严重，这种分析其实不成立。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对原材料、能源等传统生产要素投入的规模依赖程度很高，企业一旦停产就直接降低供给，拉低经济增速。而当前我国已经逐步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规模型扩张的依赖正在减弱。许多行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2019年，三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4%，远未达到满负荷运转。疫情对劳动力、工时、原料甚至资金的暂时影响，都可以通过复工之后提高产能利用率补偿回来，能够快速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这就好比，同样是摔个跟头，跑得快时很可能比跑得慢时摔的要更严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增强了经济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三级标题）

疫情期间，我国经济出现的问题是短期疫情冲击和长期结构性问题的叠加，一些风险实质上并非由疫情导致，而是长期存在、已经和正在致力解决的问题。例如，部分企业过度依赖低工资成本优势，缺乏创新和抗风险能力；部分行业产业结构碎片化，一旦产业链关键节点“失守”，就会影响整个产业链；部分企业平时缺乏风险意识，杠杆率过高；企业融资难、成本高等问题，本质上也是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表现。这些问题，在平时难以完全暴露出来，而疫情更充分地暴露了这些问题。十八大以来，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代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扭转脱实向虚、补上创新驱动等短板，取得了积极成效，缓解了企业负担，创造了有效需求，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增强了经济本身的抗风险能力。

这次全国性疫情短期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但要看到，它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次强制性的优胜劣汰。市场调节是有粘性、滞后性的。在正常条件下，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容易面临各种既得利益关系的阻力。此次疫情相当于宏观经济上的一次紧缩，对现金流结构不合理、实力不足、抗风险能力弱的中小企业影响较大，一些行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推进产业整合，有利于化解中低端过剩产能，利用短期的休止，为那些潜在的新动能、新业态腾出了发展空间。在疫情面前，一些抗风险能力强、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在做好防护的情况下及时复工，一些有竞争力的企业通知湖北籍员工弹性办公，并全勤计薪，既体现了社会责任感，又符合产业升级和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这些在客观上对经济长期健康发展都有好处。

补足卫生健康事业短板，提高经济增长效益和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做出“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不能走全盘商业化、市场化的路子”的重要指示。这次疫情爆发，同长期以来个别地方和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讲话不到位、仍然存在医疗卫生市场化、商业化错误导向有直接关系，同一些领导干部希望通过医疗卫生市场化“甩包袱”来拉动经济增长有直接关系，疫情对这些错误观点和政策是一次警醒。疫情深刻警示社会，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如果医疗卫生偏离公益性方向，不仅不能拉动经济增长，反而将给发展带来巨大风险和损失。经此一役，医疗卫生公益性的方向能够得到坚持和加强，从而为提高整体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带来强大动力。

从国内外经验来看，公益性、公平性的医疗卫生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对GDP有巨大带动效应。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每投资1美元在疾病预防上，就将在增加就业、提高生产率以及延长寿命方面为社会带来至少7美元的回报。国外学者研究指出，医学研究的投资回报率高达25%^[2]，对90年代拉丁美洲的研究表明，人均预期寿命每增加一年，可以实现人均GDP0.8%的增长[3]。198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68岁，为当时发达国家水平，人民健康水平迅速改善是产生“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降，一定程度上和“人口红利”下降、人力资源水平不高有关，要转到依靠劳动者素质的轨道，就要大幅提高医疗卫生投入。目前，我国健康教育严重不足，全民健康素养水平仅有14%；2.9亿高血压患者、4000万失能失智人口迫切需要大量专业照护力量。经过防疫斗争，全社会一定会有更大共识，尽快补上这些短板。这次疫情也是一次深刻的全民公共卫生教育，能够引起人们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养成健康生活习惯，从而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这些都将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补足公共卫生短板，对促进投资和就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每万人全科医师数仅为2.16，是美国的七分之一、英国的三分之一。在发展中国家里，古巴在预期寿命、儿童死亡率等方面优于美国，人均医疗成本却只是美国的5%，成为全世界的样板，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健全的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和全科医师队伍。古巴给每120-150个左右的家庭配置了一个家庭医生诊所，设在这些家庭附近。家庭医生上午在诊所看病，下午就到病人家里走访出诊。2009年习近平同志访问古巴时，专门考察了全科医师诊所，称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如果按照古巴这种配置水平，我国大约需要400万名家庭医生，按照非私营单位职工工资两倍（每年16.5万元）为全科医师发年薪，一年只需要6600亿元费用，仅相当于目前每年卫生总费用的增量，通过取消药品加成、压缩增加政府投入，完全有财力办到如果能用十年左右的时间达到这种配置，不仅将成为基层公共卫生的铜墙铁壁，可以应对重大公共卫生风险，让每个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而且将带动大量的就业和消费。

化危为机，采取战略性举措，开辟经济增长新空间

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疫情的发生是坏事，但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还能以防疫斗争为契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人类历史上多次经济高速增长都发生在经济社会危机之后，就是因为危机暴露了过去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促进了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早期的后发国家有后发优势，因为有发达国家作为参考，所以明确技术进步的路径，可以聚焦资源进行投入，从而获得较快的增长速度。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许多行业和国际前沿差距缩小，甚至已经走到了前沿，这种“后发优势”逐步削弱，部分行业和企业一时难以确定新的投资方向。而这次疫情给我国经济体系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压力测试，在测试中，摸清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许多底线和底数，对我国产业链的优势和短板、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等，都打下进行更深入评估的经验和条件，未来科技进步、企业投资、产业政策的方向都会更加精准。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更丰富了。疫情打击的供给和需求并没有消灭，只是暂时被抑制了。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再片面追求速度，更加追求质量和效益。只要顺势而为，疫情之后化危为机有更加广阔的空间。

一是加快信息化消费。受影响较大的零售、餐饮、旅游、会展、娱乐等行业，有很大的时间和空间弹性。“非典”期间取消五一黄金周，2003年餐饮收入同比增速从上一年17%下降到12%，但次年就反弹到22%。2003年，国内旅游人次下降1%，次年增长27%。2003年，首都机场境外旅客吞吐量下降41%，但2004年反弹到51%。疫情还给信息消费爆发式增长提供了契机。2月3日，就有1000万家企业使用某平台进行在线办公，2万所中小学、1200万学生通过网络在线上课。在线办公、远程医疗、在线教育、虚拟商务、体验式消费等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发展，互联网的规模效应更加凸显，产品形态将更加细分和丰富，从而催生了有潜力的新业态。

二是加快基础性、战略性领域的投资。投资考虑的是长期收益，传染病作为短期事件，对投资影响有限。我国一般竞争性领域本已出现投资动力不足，原因是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技术和项目储备有限，资金难以找到足够投资标的，急需的基础性、战略性等短板领域，由于公益性强、投资收益周期长，市场自发投资的动力不足。这次疫情暴露了我国医药自主研发、应急医疗救治、公共安全设施、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国家物资储备等领域存在的大量短板。2018年，全国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达1.6万亿元，仅占GDP的1.7%，在国际上处于较低水平。我国制药工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强度仅为5%左右，而同期美国接近19%。医疗信息化在防疫中起了重大作用，北京、浙江等地开设线上咨询平台，指导公众居家预防、合理有序就医。健康信息化是未来国际竞争的制高点，美国政府推动的医疗信息化计划，投入超过750亿美元，创造了21万多个工作机会。疫情防控呼唤现代智慧城市建设，包括交通、物流、应急灾备、信息溯源等。这些领域在疫情之后更容易转化为新的投资空间。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完全能够调动社会闲散资金，向战略性领域增加投资，弥补疫情对投资的可能影响。这些基础设施建成之后，即使平时有部分闲置和冗余也是必要的，因为其有利于经济社会整体运营的质量和安全。

三是加快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本次疫情正值全球贸易低迷、逆全球化抬头形势下。从全球经济看，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衰退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结束导致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主导的金融全球化模式遇到了瓶颈。而中国始终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帮助其他国家增强发展能力，实现共同发展，这蕴含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是中国处理对外经济问题的大逻辑。在此次抗击疫情中，国际社会高度赞扬我国党和政府处置此次风险的措施和力度，对中国政府遏制病毒的能力持有信心。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机遇，大踏步走出去，赢得世界上更多国家支持，树立世界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信心。

四是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和绿色发展。疫情有利于促进经济布局优化、警示人们更好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新动力。疫情影响经济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农民工返城推迟，这同我国依靠农村劳动力转移支撑的增长方式有关。这种依赖中心城市、大型集约化生产、人口大规模跨区域转移的方式，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效率和速度，但是不利于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弹性和抗风险能力，也威胁了生物的多样性，不利于发展循环经济，影响人和自然和谐共处，降低人的免疫力。尽管疫情和野生动物的关系还不完全确定，但这次疫情确实警示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提高经济体系的均衡性和抗风险能力，否则一切经济增长都等于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次疫情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些重要思想。如果做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循环经济充分体现，那么区域经济就有更强的抗击打能力，在遇到重大危机时能够尽快自成体系，形成“微循环”。

当前，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加强政府在生产力宏观区域布局方面的作用，走绿色、集约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鼓励回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就地创业就业，既能从战略上调整我国城乡关系，也能够弥补疫情带来的损失。以人们对生物安全、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视为契机，发展绿色种植养殖，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启动农村这个最大的经济增长点，就可以再造一个经济奇迹，也能再造青山绿水和健康中国。

五是更好地落实新发展理念和提高治理能力。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这个春节，飞速发展的中国好像按下了暂停键，疫情让人们警醒和反思“唯GDP论”的发展方式，许多人认识到牺牲健康去埋头赚钱是不划算的，免疫力才是最大的竞争力；为保经济增长牺牲人民的健康和社会公平也是不划算的，早晚要得到大自然的惩罚。经济活动暂时减缓，在一定意义上缓解过去对生产要素的透支，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凝聚动力。这次疫情还是一次局部战争的考验，是一次和平时期的全民大动员，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极限压力测试，是一次应对紧急情况的大演习。对于提高党和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促进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社会凝聚力、提高社会风险意识、促进家庭和谐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疫情之后，人们更加重视卫生健康、公共安全、自然环境、家庭生活、社区工作、基层党建等，养成更健康朴素的生活方式，这些领域不一定直接产生GDP，但是却能带来现实的幸福感，有利于落实新发展理念，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织牢织密社会安全网，补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强大动力。

充分借鉴和发挥我国应对危机的历史经验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这次疫情是一个意外事件，但也相当于“高考”前的一次“模拟考试”，让我们更加认清自己的优势，更加警醒尚存的短板，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将来应对更大的斗争做了准备。

我国有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旧中国瘟疫遍地，被贴上东亚病夫的标签。新中国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群众路线的优势，短时间消灭了旧中国肆虐的肺结核、天花、鼠疫、血吸虫病等烈性传染病，爱国卫生运动、赤脚医生、三级卫生保健网等被国际组织誉为“低收入国家普及初级医疗的唯一典范”。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后，我国开展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卫生援外行动，在这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战胜了更加严重的疫情。应充分宣传和借鉴这些历史经验，推动公共医疗卫生安全体系的建设。

中国经济有应对外部重大冲击的经验。新中国遭遇过侵略者的细菌战袭击，遭遇过封锁禁运和百万大军压境，遭遇过核战争威胁，遭遇过重大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党领导人民从容果断地应对了这些危机，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1964年，面对美苏两个核大国的战争威胁，坚持“备战备荒为人民”，调动全国优质资源开展“三线建设”，既在战略上化解了外部军事威胁，又拉动了投资，大幅提升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水平。以“备战备荒”这个底线思维去谋划发展，对今天是有启发性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大变局和世界金融危机深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军民融合发展、南海岛礁建设等重大举措，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够在重大危机面前有效迅速做出决策，瞄准经济社会发展短板，集中力量进行投入，从而带动国民经济全局，并赢得重大战略主动。这一优势也必将在应对疫情中发挥作用。

利用危机更好地开展“四个自信”教育。经过防疫斗争，全国人民的凝聚力高度增强，更加认同“四个自信”，特别是很多青年人发自内心的说，让他们打心眼里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干大事”真的不是说说而已。中国的信心和努力，赢得国际社会充分肯定。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民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不计一切代价进行“饱和式救援”，这是一些西方国家在灾难面前陷入党派倾轧、治理碎片化、重建速度缓慢、私人财团和政治权力结盟发“国难财”的体制不可比拟的。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金融体系形成合力保障资本市场稳定，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综合运用财政、税收、产业、社会等方面的政策稳定经济增长。国有经济表现出体量大、抗风险能力强、社会责任感强。应该利用危机更好地开展“四个自信”教育。

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疫情防控阻击战让人们更加认识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多么有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多么宝贵，织密织牢基层党组织是多么关键，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坚持公立医院为主导、坚持卫生健康事业公益性是多么不可或缺，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凝聚全民族精神意志是多么重要。这场阻击战说明，只要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把正确的道路坚持好，没有任何外部力量会打败我们，任何危机都必将被我们战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仍将乘风破浪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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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而后者与国民的健康水平密切相关。那么国民的健康水平，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没有一个可衡量的硬指标呢？我们认为人均预期寿命（medium life expectancy ，MLE)和人均预期寿命增长率就是这样一个指标。

人均预期寿命、国民幸福指数和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出于对GDP指标的不信任，1970年不丹国王首先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概念。最近一些年，欧美一些学者倡导GNH这个衡量体系，国家统计局也引入了这个概念，研究推出中国的幸福指数。

美国心理学家卡尼曼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克鲁格从2006年起编制GNH指数。该指数由四级指标体系构成：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生态环境指数；每一级又由若干个指标构成，指数的计算采用加权平均法。仔细分析这个指标体系就会发现，社会福利、社会文明和生态环境，这些指标最终都会影响人的健康，所谓幸福指数是部分“因”，健康指数是“果”。

在我们看来，幸福指数是个不靠谱的指标体系。首先，“幸福”是主客观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而主观因素是不可衡量不可比较的。其次，决定幸福的客观因素很复杂，涉及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马斯洛（经他自己修改后）提出人的6个基本需求层次，就存在不完整和相互交叉的问题，很难进行可衡量的清晰分类；而且绝大多数决定幸福的因素都无法精确量化。相比而言，MLE及其增长率是衡量群体健康水平的指标体系，是单一的、可衡量的、精确的指标体系。绝大多数决定幸福的因素、它们所发挥的作用，最终都会体现在这个指标体系中。或者可以说，人的寿命长短最终体现了人的健康程度，也最终体现了人生活的幸福程度。

1990年，联合国设立了人类发展指数（HDI），包含三个组成部分：由人均寿命（出生时预期寿命）衡量的人民拥有长寿和健康生活的能力；由教育（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衡量的人民获得知识的能力；由收入（人均国民总收入）衡量的人民拥有像样的生活水平的能力。自1990年公布首份《人类发展报告》以来，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HDI又增加了三个补充指标：调整不平等因素的人类发展指数（IHDI）、多维度贫穷指数（MPI）、性别不平等指数（GII）；2014年又补充了性别发展指数（GDI）。

根据联合国《2018人类发展报告》，中国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是86名，不平等因素调整后的发展指数排名（IHDI）是81名，都处于全球中间水平。表1是中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排名比较。IHDI排名前五的是冰岛、挪威、日本、瑞士和芬兰。

我们认为，用MLE及其增长率与GDP及其增长率，共同衡量国家的发展程度，比用GDP单独衡量要科学、全面和准确的多，也比GNH和HDI精确、简单、更容易衡量。像GDP一样，MLE本身是可以精确量化和不产生歧义的；同时，像GDP一样，MLE对它所反映的状况，要说明的问题并不精确。但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发展程度和公平程度，这两个指标体系同时衡量将是更好的量化指标。

从MLE增长率的比较看国民健康状况

MLE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

公元前，欧洲人的人均预期寿命仅20岁左右，以后持续缓慢地延长，1850年左右达到40岁，两千年延长了一倍。平均每百年不过增寿一岁而已。随着工业化兴起，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迅速上升，1850-2015年的165年间，欧洲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了40多岁，平均每10年约增长2.4岁，尽管这一期间经历了多次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折损上亿人口。

中国1950年的人均预期寿命，比欧洲1850年略高，从这一角度看，两地的发展程度相差近百年。但是1950-2015年的65年间，中国以平均每10年增长5岁的速度，迅速缩小了与欧洲的差距。也就是说，从人均MLE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决定性地迅速提高了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和幸福程度。2015年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相当于发达国家1990年的水平。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使这样多的人口脱离贫困、享有健康和幸福，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这个事实不容任何怀疑。

仔细研究可以看到，这个成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尤其显著。1950-1980年30年间，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增长了54.5%，高过印度50%、韩国40.6%的增长率，也高过同期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平均每10年增长了8岁。这是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延寿实践。而1980-2015年35年间，我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从67.8岁增长到76.5岁，增长了12.9%，平均每10年增长了2.5岁，和发达国家165年的平均10年增长数额差不多。

对比1980-2015年的35年间，世界平均15.9%的寿命增长率、世界（除中国外）欠发达国家寿命增长率20.8%、新加坡14.3%和韩国22.4%，以及印度25.4%的寿命增长率，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与我们发展程度相近或低于我们的经济体，我们的MLE增长率明显落后了。虽然这35年间我国MLE增长了12.9%，大大超过美国的7%、英法德的10-11%的增长率，但这不太能说明问题，因为人的寿命不可能无限增长，寿命增长率在发展过程中递减是必然的。从67-68岁到76-77岁这个区间，中国从1980年后用了35年，欧洲从1950年后也用了35年左右。说明改革开放后的40年，我国MLE并没有超常增长，这一时期经济迅速发展与人民健康水平的改善没有同步，即没有充分体现在人民幸福程度的提高上。

对比美英法德这四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也非常说明问题。

1950年时，英国MLE最高，为69.4岁；美国其次，为68.7岁；德国第三，67.5岁；法国最后，67.1岁。到1980年，法国最高，美国其次，英国第三，德国第四。到2015年，法国最高，英国其次，德国第三，美国敬陪末座，而且美国与法国的差距已达到3.2岁，用发达国家平均10年的增长数额来计算，美国与法国已有13年的发展差距。

为什么美国和法国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后的40年与改革开放前的30年有这么大的差距？可以观察到的两个明显的原因就是：法国比美国的贫富差距小，中国前30年比后40年的贫富差距小；法国比美国的医疗体系更平等更有效。这正是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WHO）为综合分析一个国家的医疗健康发展状况而发布的两个指标系列。

家庭医疗财务负担极大地影响LME，贫富差距决定着家庭医疗财务负担

2018年6月，世界银行和WHO联合发布了第一份全面量化分析各国医疗保健体系的报告，名为《跟踪全民医疗健康覆盖——2017全球监测报告》。此报告创立了两个指标系列来综合分析一个国家的医疗健康发展状况。

第一个指标系列是衡量医疗财务负担。它支持了贫富差距与健康状况的关联关系。这个指标主要分析重大疾病发生后，有多少人口需要花费其家庭收入的10%和25%；以及有多少人口会由于自费医疗负担过重而变成极其贫困（日生活费1.9美元以下）和一般贫困（日生活费3.1美元以下）。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在“医疗财务负担”方面，不仅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世界平均值、东亚和东南亚平均值，甚至差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巴基斯坦、南非、土耳其、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2016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美国2001-2014年间收入和预期寿命关系分析”，David Cutler等8位学者研究发现，收入越高的人群预期寿命越长，收入最高的前1%美国男性在40岁时预期寿命是87.3岁，比收入最低的末位1%男性40岁时预期多活14.6年。研究还发现，收入最高的前5%美国男性在2001-2014年间每年寿命增长0.18年，14年总计延寿2.34年，而收入最低的末5%美国男性同期每年寿命增长仅0.02岁，14年总计仅0.32年。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美国在2013-2018年人均预期寿命逐年下降0.03%，2013年人均预期寿命为78.94岁，2018年为78.81岁。结合上文分析，美国与法国在MLE方面已有13年的差距。这些数据充分说明，在新自由主义统治美国的40年间，美国的人权纪录是全世界最糟糕的。美国有世界最昂贵的医疗服务，而美国在发达国家中是唯一没有医保全覆盖的国家，有2000多万人没有医保。新自由主义是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不升反降的唯一原因。

我们在《中国应尽快建立公平税收、支出及其法律体系》一文中，详细分析了中国从1978年到2015年的收入不平等情况。

中国在过去40年间，处于收入底部50%组的人群，所占国民收入份额从27%下降到14.8%，最富的前10%人群却从27%增加到41%，贫富差距加大程度高过同期的欧美发达国家。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之后40年，中国MLE增长率的缓慢与中国贫富差距拉大密切相关。改变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降低贫富差距。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统治的这40年，对中国的发展理论也有渗透和影响。新自由主义在美国造成MLE不升反降（即幸福程度降低），而且在经济发展迅猛的中国，造成MLE的增长低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且大大低于改革开放前的30年。这个差距之大是不能轻易用寿命增长递减来说明的。

医疗覆盖率是影响MLE的重要因素

世界银行和WHO创立的第二个指标系列是“全民医疗服务覆盖综合指数”， 由四大类16个指标总和分数构成。这16个指标是：生育与母婴保健类（家庭生育计划，怀孕与生产，儿童疫苗，儿童医疗），传染疾病类（结核病治疗，艾滋病治疗，疟疾治疗，饮水安全和卫生设施），非传染性疾病（心血管病防治，糖尿病防治，癌症筛查和治疗，吸烟管控），医疗能力（医院床位数，医生护士的密度，获得关键药物的可能，健康安全保障）。

    我们根据这个报告整理的一个表格，主要对比了中国与美、英、德、法、日五大发达国家和韩国、新加坡两个亚洲相近国家之间的差距。

在这个报告所评估的178个国家中，中国排名36位，领先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178个国家中最高的是86分（没有说明是哪个国家），最低的是22分（索马里），中国是76分。

从表5的分项中我们可以看出，家庭生育计划、儿童疫苗、结核病治疗这三项，中国排名最高，超过所有发达国家。在消灭疟疾方面，中国和其他表内国家一样都已做到消除，特别值得自豪的是，在消除国际疟疾肆虐方面，中国做出了独特和突出的贡献。

在国际健康监管核心能力指数（测量一个国家对重大疾病做到早期预警、风险降低和系统管理的能力和效率）这个综合指标上，中国仅低于日本和韩国，与德国和新加坡相当，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对于一个有14亿人口的超巨型国家来说，中国在提供健康基础服务上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这和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有直接的关系。

另一方面，我们在饮水安全、孕期保健、儿童医疗（以儿童肺炎治疗为例）、艾滋病治疗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主要发生在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这和我们的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有直接关系。

医疗卫生的市场化改革，是最失败的改革政策之一，也是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政策之一。世界银行和WHO的这个报告表明，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所建立起来的基础健康服务受到的冲击不大，我们的医疗卫生在这个领域的成绩还是比较好的，尽管我们有严重的疫苗质量问题。

医疗质量也是影响MLE的重要因素

在表5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高血压、高血糖和与吸烟相关疾病方面，我们还有一定的差距，前两项是所谓富贵病，是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这三项都与我们的医疗质量和医疗健康教育相关。WHO关于健康预期寿命的分析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发达国家患老年病的生存年限比我们高两年左右，在60岁时，预期带病生存年比我们高一岁多。这个数据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发达国家对老年病的控制比我们好；其次，发达国家在60岁之前对疾病的治疗比我们好，预期寿命比我们高4～6岁，也就是说，中国人在60岁之前去世的比率比发达国家高得多。显然医疗质量是影响人均预期寿命的一个主要问题。

特别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健康预期寿命是68.7岁，高过美国的68.5岁，而我们的总体寿命比美国少2.1岁。这说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比美国人健康得多，而美国在维持非健康人的寿命上比中国厉害。

中国千人有1.5个医生，而我国2018年发布的数据是千人2.4个医生，两者差距较大。在万人医院床位数方面，中国低于日、韩、法、德等国，但高于美国和英国。最值得关注的是，我们比新加坡高近一倍，而新加坡的医疗健康水平高出我们很多。这里有非常重要的制度因素。

最好的医疗改革就是让人民少生病、不生病

提高人均预期寿命的一个根本方向，不是治病而是防病。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健康卫生医疗事业面临着两难选择：即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下，到底是把普惠卫生医疗、还是把医疗质量提高放在更重的位置上？这两个方面都需要重视，但就当前的情况来看，普惠卫生医疗应该是我们的重点。

从个人负担医疗费用的情况看，中国个人大约负担医疗费的30%，与日本和新加坡相当。欧洲国家的个人负担率大约在20%到0之间。应该说中国的个人医疗费用负担与我们的发展水平是相当的。另一方面，个人医疗费用负担和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收入比起来还比较重，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国家财政的医疗卫生健康支出也是大势所趋。

我国的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的6.4%，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那么，政府财政的医疗健康卫生支出应该着眼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重视普惠卫生医疗。提高人均预期寿命，首先是个社会问题。毫无疑问，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提高个人支付能力，改善全体人民的基本健康环境，特别是对空气、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等的安全保障，仍然是改善中国基础医疗卫生条件的主攻方向。

近年来政府大力开展消除贫困的攻坚战，建设新农村，改善农村卫生环境，通过新农合等措施实现医疗保险的全覆盖，打击疫苗犯罪，实行药品国家采购，调整经济结构，推进环境保护综合治理等等，逐步改变“重发展、轻人民生活质量”的偏向。通过持续的努力，中国在环境健康和全民医疗服务覆盖综合指数上将会有一个大的提升。

加强医疗卫生教育，使国民自觉接受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方面。基础医疗卫生的工作做好了，群众少得病、不得病，个人的支付水平将会下降，国家财政的负担也会减轻。所以从健康环境方面来预防疾病，是提高人均预期寿命的有效途径。

健康的生活工作方式对预防慢性病（心脑血管疾病、三高和癌症）起到很大的作用。在中国，慢性病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70%。其他国家情况大体如此，据美国疾控中心统计，可以通过预防性措施而避免的慢性疾病占美国总医疗支出的75%，这些疾病还使得国民经济每年减少2600亿美元产出。

从公平的角度说，那些不注重自己生活方式健康的人（吸烟、因饮食不当导致肥胖的人），凭什么国家要为他们的不健康生活方式支付过多成本呢？

在这方面，新加坡给全世界提供了一个典范。新加坡人均预期寿命83.3岁，全球排名第四，其医疗开支仅占GDP的4.3%，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其医疗服务体系的有效性在2014年被彭博社评为世界排名第一，被《经济学人智库》在166个国家中评为第二名。新加坡不仅有亚洲最好的医疗技术，还以严格的成本控制和政府强有力的监管措施，达到了最好的国民健康结果。

新加坡的成功，首先源于其科学系统地促进全民健康、激励个人改变生活习惯，惩罚不良习惯、提供有效的社区健康管理加综合医院的预防疾病模式。

新加坡有最严格的控烟项目，那里随处可见“根据法律禁止抽烟”的标志，一切室内和电梯，所有公共场所都不准抽烟，违者重罚。

为了控制肥胖症、糖尿病的发生，新加坡健康促进局从饮食、运动方面推出多项措施和计划。2014年推出健康饮食计划，符合健康食品标准的食物打上标签。从上世纪90年代起，新加坡推出了“全民健身操”和社区体育运动项目，公众通过国家健康生活方式活动获得相关知识，政府鼓励群众参加健康行动，如推出“国家步行大挑战”活动等。

新加坡在医疗基金设计上有独特创意。每个人有自己的“医保账户”保健储蓄计划，一般是薪酬收入的8%-10.5%，政府对低收入人群还有补助，以保证每人医保账户的余额够支付公立医院的体检、门诊和住院费用以及退休后的医疗费用。此外，新加坡政府还设立了大病、长期慢性病和住院补充计划、帮助低收入家庭的医疗救助基金、支持需要长期护理病人的生命护理计划、支持低收入残障老人的长期护理基金、针对全民根据不同家庭收入情况提供的“高收入低补贴、低收入高补贴”的社区全科医生和牙科健康补助计划（CHAS）以及预防疾病的全民筛查计划，等等。新加坡的医疗保障计划既体现了国家的责任，也体现了个人的责任。一个高效公平的医疗保障计划，应该让那些对自己健康不负责任的个人付出较高的成本。

日本从1978年至今进行了四个“国民健康促进行动”，每10年为一个大计划，设立具体的各种健康和医疗指标，全社会总动员，多方参与。还成立了国立健康营养研究所和都道府县政府的健康促进机构，提供健康知识的专业指导。日本在市町村各级的福祉部或保健局设置了健康促进机构，配备专业人员，促进基层健康行动。日本通过多样化的宣传、教育等活动，使国民广泛了解生活习惯病，培养平衡膳食、戒烟限酒、适量运动、充足的睡眠、减少疲劳和紧张、保持心理健康等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2013年6月，日本内阁还通过了“日本复兴战略”，提出“延长国民健康寿命”主题。新加坡和日本注重健康教育，建立一个人人懂健康人人负责健康的社会，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

人均预期寿命MLE和GDP应该成为衡量我们发展程度的双指标

过去几十年医疗改革中的经验教训给我们启示：我们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为了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生活，首先就是要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我们的医疗事业，决不能以市场化运作的盈利为目标。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他还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

1990年，邓小平提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实现公平发展，是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课题，最根本的途径就是降低贫富差距，这就必须致力于消除贫困，逐步提高普通民众的收入，我国在这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同时也需要用制度和法律的因素来限制暴富、巨富。在党和政府的有力领导下，已经开始了邓小平所说的转换经济发展中心课题的任务。

要实现公平发展，有一个科学合理恰当的目标体系非常重要，这就是要把人均预期寿命与GDP一样列入发展的衡量指标，使我们的发展既有一个衡量发展的指标，也有一个衡量公平性的指标。

（编辑  季节）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时常有人把它比作“黑天鹅事件”，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的作者雷德·戴蒙德。① 这恐怕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新冠肺炎在发生之初，绝不是“黑天鹅”事件；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的应对，比应对“黑天鹅”事件要困难得多，因为它属于“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Decision-making under deep uncertainty，简称DMDU）。

何谓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

按确定性程度来划分，公共政策的决策环境可以分为三种情况。②

第一是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这里的确定性是指“已知之已知”（Known knowns），即决策相关的信息都是已知的，且已纳入决策者的视野。“灰犀牛”事件便属于这种情况。按照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的说法，“灰犀牛”事件有三个特征：（1）可预见；（2）大概率；（3）影响巨大。③ 前两个特征都指向确定性。在确定性的条件下决策，应该可以权衡各种政策选项的优劣，找出最佳或次佳选项。如果对确定性的条件熟视无睹、蓄意忽略便是失职，应该而且可以追责。

第二是一般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在现实世界中，绝大多数决策恐怕都属于这一类。所谓一般不确定性是指“已知之未知”（Known unknowns），即决策相关的某些信息是未知的，但决策者已经知道未知因素的存在。“黑天鹅”事件便属于这种情况。《黑天鹅》一书的作者纳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指出，这类事件也有三个特征：（1）出乎意料；（2）影响巨大；（3）事后可解释、可预测。① 由于存在已知的不确定因素，这种情况下的决策无法精确地判断各种政策选项的优劣，决策者最终的决定不太可能是最佳选择，只要后果足够好，就算不错了。

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凡是决策，就应该是恰如其分的最佳决策，不应该出现任何纰漏。政策研究者最初也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但近几十年研究下来，他们的结论是：任何决策都是一个“胡乱应对、渐进调适”（Muddling Through）的过程。② 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对一般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失误进行追责，只会迫使决策者采取不作为的方式应对。

第三是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与一般不确定性不同，深度不确定性是指“未知之未知”（Unknown unknowns），即决策相关的关键信息是未知的，且决策者并不知道这些未知因素是什么。这类情况既不属“灰犀牛”，也不属“黑天鹅”，如果硬要找比喻的话，它可以称之为“陨石来袭”。作为对比，“陨石来袭”事件的三个特征是：（1）不可预见；（2）小概率；（3）影响超大。由于具有这三个特征，面临深度不确定性的局面，决策者最初无从知道到底存在哪些政策选项，当然更无法判断各种选项的优劣。

近年来，国际上有些学者对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③ 各种思路似乎可以归结到一句英文谚语，叫做“我们无法引导风向，但可以调整风帆”（We Cannot Direct the Wind, But We Can Adjust the Sails）。与“摸着石头过河”相比，这种策略非常注重时效性，因为如果不及时调整风帆，航船可能随时会面临灭顶之灾。时效性表现在决策的各个阶段，首先要尽快收集分析关键信息；其次要迅速做出决策；再次要动态评估决策的代价与收益；最后要及时调整政策，以减少代价、扩大收益。

很显然，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有赖于四种能力：（1）及时的信息收集分析能力；（2）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3）灵巧的监测评估能力；（4）快速的调整转变能力。不管一种政治体制的四种能力有多强，在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决策，出现错误、偏差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还要执意坚持追究出现政策偏差的责任，不是欠缺分析能力，便是别有用心。

新冠肺炎疫情的深度不确定性

毫无疑问，中国首当其冲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属于最后一种情况。疫情的深度不确定性表现在对三组关键问题的研判上。

第一，是还是不是？真的出现了危害性极大的未知病毒大流行疫情吗？首先要问的是，疫情涉及的是已知病毒，还是未知病毒？如果是已知病毒的话，就转化为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相对比较简单，可以运用已知的有效应对方式处置。一旦确定是未知病毒，要追问两个问题，它的传染力有多强？它的致命性有多大？如果传染力不强的话，哪怕死亡率很高，只需部署重点诊疗即可；如果致命性不大的话，哪怕传染力很强，可以当作普通流行性感冒处理。反过来，如果像武汉在2020年初面临的情况那样，未知病毒不仅传染力很强，而且致命性很大，就必须提出下一组关键问题。

第二，封还是不封？为阻断疫情传播，要不要采取最为严格的封闭措施？2020年1月23日这一天注定会载入史册，因为这天武汉采取的全面封城措施，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恐怕都是第一次。如此当机立断、破釜沉舟，需要非同一般的意志力与决断力，与此后多国面临类似局面表现出的迟疑不决、贻误战机，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复还是不复？封城不是目的，而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极端手段，代价是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天文数字的经济损失。疫情一旦出现好转势头，负责任的政府都会考虑，何时、在什么条件下复工、复产、复学？与“封还是不封”史无前例一样，对这组问题的判断，也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

深度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难度

在上述三组问题的研判上，对第一组问题的研判最为艰难，因为无论是一线医务人员，还是疾控专门机构、医疗政策的研究者与评论者、政府决策的拍板者，他们面临的局面都是“未知的未知”，最初做出的判断，往往是不正确的；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必须经过不断的试错调适。

先看一线医务人员。虽然他们是患者的最初接触者，但要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也绝非易事。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被称作“疫情上报第一人”，她于2019年12月26日至29日先后接诊发现几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27日，她把情况上报医院，医院随即上报区疾控中心。当时她比较确定，这是一种病毒性肺炎；但是具体是什么病毒，并不清楚；其传染性与致命性，更不清楚。12月30日，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微信群中传播有关可疑病例的消息，说是确诊了SARS冠状病毒。SARS或非典是已知病毒。应对已知的非典疫情，中国已积累了成功的经验。2019年3月，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在全国两会上对媒体表示：“SARS这一类病毒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说，SARS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① 该说法也许没有太大问题，但问题在于，2019年底出现的病毒与SARS病毒很不一样。2003年的非典危机，全国一共只有5327个病例，死亡349人，可见SARS病毒的传染力比新冠肺炎低得多。

如果2019年底、2020年初，政府当时不采取谨慎的态度，不等进一步的研究成果，贸然将新出现的疫情错误地当作另一次SARS应对，会不会因低估新病毒的危害性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即便对于负责流行病疫情防控的专门机构而言，当出现一种由新病毒引发的疫情时，认识其性质与危害，也需要一个学习、认识过程，不可能如某些人期待的那样，马上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

对另一种新冠病毒引发的疾病——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认识就是一个例子。2012年9月22日，英国发现一例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人。次日，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其“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系统”对此进行了通报。9月25日，丹麦又发现5位疑似患者；同日，世卫组织发言人指出：新型冠状病毒不应被称为“类非典病毒”；此后一段时间里，它被称为“2012年新型冠状病毒”。9月29日，世卫组织称，尚无新型冠状病毒人际传播证据。9月底10月初，中国卫生部表示，不排除新型冠状病毒输入的可能；国家质检总局则要求，采取措施，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入；但中国疾控中心以及相关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来看，这种病毒应该不会严重影响我国”，“不必为新型冠状病毒紧张恐慌”。10月7日，香港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致严重呼吸系统病的疑似病例；不过3天后疑似病例已被排除，中国卫生部再次表示：新冠状病毒不同于非典，且中国尚无此病例。英国花费了几乎两个月时间，到11月15日才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完整基因组测序结果。当月，世卫组织报告，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6例，死亡2例。一直到次年2月中旬，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才达到10例。2013年2月19日，瑞士研究机构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能够感染人类，但没有明确提及病毒在人际间传播的可能性。这时距发现第一例新冠病人已经过去了几乎5个月。而世界卫生组织当时仍坚持，暂时无法确定这种病毒能否持续在人际间传播。2013年5月15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将新发现病毒引发的疾病命名为“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命名不大满意，担心名称可能会导致区域歧视，但还是默许此举。几天后，广东省惠州市发现了中国首例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确诊病例。从2012年9月到2013年6月，在中国，虽有媒体零星报道，但这个“2012年新型冠状病毒”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以至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有人在搜索网络时“惊奇地发现”，原来8年前中国已与“新冠病毒”打过交道了。①

2019年，全球27个国家报告了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其中大约80%的病例由沙特阿拉伯一国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对这种新冠病毒的判断是：“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传播，但迄今在世界任何地方均无持续性人际间传播情况记录在案。”② 2020年1月26日，即武汉封城三天之后，《中国科学报》发表了一位科学界作者的看法，“从目前的情况看，SARS的发病数发病率最高，MERS的病死率最高，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要比MERS的发病率高，但死亡率低。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否比SARS严重，需要未来疫情的发展来判断”。③ 这符合人们通常的思维方式：在面对未知现象时，习惯于借用已知的经验来进行研判。遗憾的是，已知的经验并不总是那么可靠。

不管怎么说，“2012年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已被证实相当低。试想一下，如果它刚出现时，某些国家的政府或世卫组织就紧张兮兮地在媒体上大张旗鼓地动员民众抗疫，不惜拖累经济发展，也要采取严格的封闭措施，今天的人们会如何评价？

另一方面，尽管世卫组织和各国政府在疫情判断上一直都小心谨慎，过去十余年，不少有影响的医疗政策研究者与评论者还是认为它们过于草率，多次造成虚惊一场。

2005年，美国医学教授马克·西格尔出版《错误的警报：关于流行性恐惧症的真相》一书，认为人们夸大了流行病的危害性。他指出，炭疽、疫苗短缺和SARS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可怕，即使出现，其风险也比车祸或冠心病致死率低得多。作者宽慰读者：“今天，发达国家公民的生活比历史上任何其他人都更加安全、轻松和健康。现代医学几乎消灭了曾经是常见杀手的许多疾病。科学技术为我们防止自己身体不受伤害、保护我们的财产、并警示我们即将发生的灾难提供了无数种装备。除此之外，现代情报搜集技术可以在威胁刚刚冒头时便查明对我们安全的威胁。”①

2009年3月至2010年8月，H1N1流感引发全球性流行病疫情时，美国和加拿大的不少报刊都发表专家的文章，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夸大了H1N1流感疫情，造成巨大经济社会损失。如加拿大《环球邮报》一篇文章的题目便是“虚报的大流行成本几何”。② 虽然这期间也有人认为，世卫组织敦促准备充足的疫苗恐怕是必要的，③ 但由于指责的声浪太高，世卫组织不得不专门发表声明，回应批评它谎报疫情、为医药企业谋利的指控。④

2015年，在《大流行？姑且听之：危险公共文化中的戏剧性事件》一书中，英国医学教授卡洛·卡达夫认为，大流行的危险往往是相关人士建构出来的，并不是现实存在的威胁。他建议人们，今后凡是听到大流行的警告，一定要抱着姑且听之的态度，不应盲信。⑤

由于警告不断，直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危及全球的重大疫情一直没有出现，不少专家认为，可以造成大量死亡的疫情已不再会出现。2018年，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播出的一档节目，题目就叫做“为什么病毒难以转化为致命的流行病”，其引言是，“寨卡病毒，禽流感，西尼罗河病毒，尼帕病毒：不断有人警告世界上有一种新的疾病可能威胁到人类的灭绝，但事实并非如此。”⑥

直到2020年2月，当新冠肺炎的病例还集中在中国及周边地区时，在欧美媒体上还不时可以看到一些专家的说法：不要夸大这种流行病的严重性，并提醒本国政府记取过往数次虚惊一场的教训。

世卫组织与各国政府对大流行疫情的判断一直相当谨慎，却仍有不少医疗政策的研究者与评论者批评它们，太多次喊“狼来了”；连“狼”真的来了时，他们也还不相信。试问如果这些人成为决策者，他们应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水平有可能会更高吗？

一线医务人员、疾控专门机构、医疗政策的研究者与评论者都是专业人士，在深度不确定的条件下，连他们都不可能马上做出正确的判断。在同样的条件下，政府必须快速决断到底发生了什么？如何应对？既要避免为虚惊一场付出沉重代价，又要准备出现最糟糕情况。这岂不是难上加难？初期出现误判几乎在所难免。既然如此，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不应追责，因为追责的假设是，行为人明知会出现某些坏的后果，却没有采取措施加以避免。现在国内外天天喊追责那些人强调有人“隐瞒真相”，其潜台词是：政府官员已经知道新冠肺炎的危险性，却没有及时上报，或没有及时公之于众。实际上，新冠病毒是前所未知的病毒，在疫情初期，几乎没有任何可供借鉴的科学依据，证明这种新型病毒可能会导致危险的大流行。“真相”尚且不明，何来“隐瞒”之说？而在最终证实病毒可以人传人、且极有可能引发比流感更高的死亡率之后，政府立即向公众发出了警告，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最为严格、全面、彻底的防控措施，这还不够吗？有人能够做得更好吗？

因此，判断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质量，决不应着眼于决策早期过程有哪些失误，而应看在多短时间内决策者消除了不确定因素，以及深度不确定条件转化为确定条件后的决策后果如何。

中外疫情防控表现的对比

2019年12月底，武汉疾控中心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不明原因”这个说法告诉我们，那时的情况充满了深度不确定性。仅仅十天后，国家卫健委专家评估组已初步确认新冠病毒，排除了第一个不确定性：不是已知病毒，而是未知病毒。2020年1月12日，国家卫健委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可以使全球共享，比确定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基因组序列所花费的时间短得多。1月20日，国家医疗与防控高级别专家组排除了第二个不确定性，“有人传人现象”。次日，中国科学家评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人传人能力，排除了第三个不确定性：新病毒与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不同，可能出现持续性人际间传播，也比确定中东呼吸综合征传染力所花费的时间短得多。这三大不确定性被排除后，湖北省于1月22日率先在全国宣布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两天后改为一级响应）；1月23日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1号通告，宣布封城。相比2012-2013年一些国家应对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表现，中国决策者消除不确定因素的速度之快，实在是可圈可点！

这样，到武汉封城时，对“是还是不是”、“封还是不封”两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基本上排除了不确定性，从“未知之未知”转向“已知之未知”。很快，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在1月29日之前相继宣布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并迅速压平了疫情曲线。到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该组织最高级别的警报）时，疫情的性质以及疫情的防控已由“未知之未知”变成为“已知之已知”了。而那时，在中国境外仅仅发生了82个病例，无死亡纪录。① 正如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总编理查德·霍顿（Richard Horton）所言：“中国政府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决定封锁武汉非常果断，通过封锁武汉，中国能够让世界有时间来应对疫情，这不仅仅是正确的决定，同时也向其他国家展示了他们应该如何应对疫情的紧急威胁”。②

全球其它国家与地区，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就是在这种确定条件下遭遇新冠肺炎的，已经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教训。与中国大陆各省市区相比，它们离武汉远得多，与武汉的人员交流少得多，医疗设施的水平普遍高得多。同在“已知之已知”的条件下，照说它们的疫情控制理应比中国大陆各省市区简单得多，表现应当好得多。但遗憾的是，现实并非如此。

截至2020年5月2日，除湖北以外的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的疫情防控表现总体相当好。不管是看确诊还是死亡人数，人口近4000万的福建省（356/1）比人口近2400万的台湾省（429/6）表现好；人口1250万的深圳市（423/3）比人口745万的香港特区（1039/4）好；人口1100万的苏州市（87/0）比人口565万的新加坡（17101/16）好；湖北的邻省（如河南、安徽、江西、湖南等）表现比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好。① 欧美发达国家这次抗击疫情的表现更是令人大跌眼镜，如果计算每百万人口新冠肺炎死亡率，排在140个有数据可查国家头20位的，除伊朗外，全是最发达的国家。即使计算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死亡率，至少有10多个欧美发达国家排在中国前面，包括美、英、法。② 与美国的纽约市（840万人）和纽约州（不到2000万人）比起来，即使是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市（1120万人）与湖北省（近6000万人）表现也好得多。

为什么新冠肺炎疫情已变为“已知之已知”以后，那么多国家与地区的表现如此令人失望？也许正如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所说，除了“已知之已知”、“已知之未知”、“未知之未知”之外，还有一种“未知之已知”（Unknown knowns）。③ 出于侥幸心理也罢，妄自尊大也罢，自欺欺人也罢，患得患失也罢，视而不见也罢，其它缘由也罢，有人会拒绝了解他们本应能够了解的东西，结果“可知的已知”却变为了“未知的已知”；明明可以在确定条件下决策，却非要回到一般不确定条件、甚至深度不确定条件下闭门造车。一些国家白白浪费了中国为它们争取到的一两个月宝贵时间，这应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个原因而错失抗疫良机，完全应该追责，而且应该一追到底。前面提到，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质量取决于四种能力：及时的信息收集分析能力，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灵巧的监测评估能力，快速的调整转变能力。而这四种能力的不足也是这些国家应对疫情不力的原因，这就不仅是追责可以解决的问题了，而属于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

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湖北、中国大陆肆虐一段时间后，从2020年2月下旬开始节节败退，越来越多的省市区下调应急响应等级。5月2日，随着湖北省宣布将突发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调整至二级，全国31个省区市均宣布解除一级响应，其中绝大多数已降至三级或四级。即使还存在疫情反弹的风险，但我们已不太可能再会回到深度不确定条件下。

然而，未来30年，深度不确定的情况也许还会频繁出现。疫情过后的世界会发生哪些变化？中美经济是否会脱钩？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会受到多大威胁？美国会不会联手它国为中国拉起一道新的“铁幕”？ 现在，恐怕谁也没有把握回答这些与中国关系十分重大的问题。除此之外，诸如气候变化、能源结构、金融危机、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也会长期困扰中国与世界各国。既然越是重要的事情，越是涉及众多利益相关方的事情，越是影响久远的事情，不确定性越严重，各个领域学者应该携起手来，积极推动有关深度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研究。

（编辑  宋斌斌）

国家创新体系中创新生态链的构建

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业化、工程化，是一个生态链

在新形势下，如何把官、产、学、研、用、金融等领域的单位有效地组织起来，尤为重要。首先，从“官”的角度，需要政府各有关部门，包括经济综合部门和科技教育财政各部门，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理顺关系，形成合力，而不是互相扯皮。现在我国科技专项很多，包括863、973和16个重大专项的“两机”工程、海洋工程等等，其中有很多重复投资。例如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就很典型：各个部门都在抓，国际论坛、媒体报道热度很高，到底解决了多少问题？其中误区很多。

第二，从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到开发研究、产业化、工程化，这个创新生态链还没有打通。如何以最少的投入得到最佳的创新效果，“官产学研用”形式上组织起来了，但实际上发挥作用如何？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很好地解决。

第三，要重视金融的作用，因为科技研发需要资金支持，当然有了钱怎么用好，也是一个专门的问题，这也是政府提高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科研部门流行“一九定律、二八定律”的说法，研究成果只有10%-20%能够产业化。支持机床工业的04专项就是这样，项目形成的成果大都是样品样机，很多是研发出来就放在那里，有多少真正能够实现产业化？研究成果样机成为市场接受的商品，要比研发成功一个样品样机困难得多。如果研发成果不能产业化，就不能成为生产力，创造不了价值。17世纪英国大哲学家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但我认为，知识如果不转化成产品、转化成生产力，它就没有力量。 

建好创新体制是关键

改革开放40年，原有的创新体系中，一些部分被打破了，新的创新机制正在建立，还需要不断完善改进，提高其有效性，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评估及推进。 

举国体制下的创新体系

我们的创新体系中，科研院所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像中科院和高等院校，主要研究对象是天地声数理化等基础理论，上至宇宙的黑洞、暗物质、暗能量、物质结构，下至微观结构、中微子等等。在应用技术研究方面，中科院、大学有部分力量在做，各工业行业中的企业和技术研究体系都在做（比如沈阳自动化所、北京自动化所）。在应用基础研究环节，中科院、高等学校、军工口（包括军民两用的电子口），铁道系统的高铁等，由于组织体系比较完整，有条件实行举国体制下的科技攻关，且具有辐射能力。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它们的体制机制有所变化，其效能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工业部门科研机构改革的得失分析

改革开放的前20年，因市场经济的转型，民用工业部门的研发机构遇到不少困难。1999年，以各工业部的两百四十多个国家级研究所转制下放为标志，旧的创新体系被彻底打破。其后20年，我国又自发性建立了一批新的研发单位。

这次部属科研机构的改革，出发点是解决科研效率和研究成果产业化问题。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机械部所属事业单位的一类所约有五六十个，门类齐全，分工明确，长期以来做了大量行业技术进步的组织工作，但其产业化能力比较薄弱。当时我对机械部行业研究所做了一次调查，科研成果能够产业化的不到10%。当时我主要的想法是把这些研究所变成某个行业的发展中心，比如电缆研究所变为电缆行业的开发中心，并进行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如实行所、室、课题组三级核算；纵向合同（国家指令项目）与横向合同（企业间商业性攻关项目）并重；同时进行分配制度改革。但随着机构改革，这个探索就没有深化下去。

对这次改革的利弊成败，应该给以总结。我认为，不能说把民用研究所下放都是错的。像建设部的长沙建筑机械研究所改制为中联重科，上市后多年来市场表现不错。此外，经过体制改革，军工、电子、铁路等行业的科研体系不仅没有被破坏，反而加强了。以电子行业为例，我们在电子科技和工业体制方面进行了转制，特别是军民两用电子领域。中电科整体转制后发展得很好。那些搞得不好甚至垮台的科研院所，大多因为急于搞短平快项目，忽视了基础技术研究所致。 

关于科研机构布局的合理化

现在的创新中心多如牛毛。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统计，机械口的技术创新机构超过241家，远远大于当时机械部时期的50多个研究所。创新中心数量众多本应该是好事，但如何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值得研究。

    发改委批准的国家级工程创新中心，工信部批准的产学研创新联盟，还有机器人联盟。科技部有一批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还有很多创新园区、创新示范区等。大学和科学院的各研究所，都在各地建立起与地方联办的科研院所或联盟，以便产业化。从技术中心到工程中心，这么多科研机构，实际效果究竟怎样呢？

    关于科技型企业的发展路子：“技工贸”与“贸工技”的争论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很多科研院所、大学和政府的人员“下海”搞科技型企业，典型的如联想、方正、四通等。他们在起步时期一没有资金，二没有懂市场的人才，但他们掌握一定的技术和渠道，可以把国外的东西买进来，装了整机再卖出去，走“贸工技”的路子是那时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当时的中关村就是倒买倒卖一条街。到第二阶段搞“工”的时候，比如联想搞了一个汉卡，委托三星做芯片，通过汉卡发了一笔财。到第三阶段要搞技术了，它反过来收购了计算机所做科研。可惜联想内部在“贸工技”和“技工贸”上发生了矛盾，一个要做芯片，一个说我还不强，要向国外市场发展。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从新世纪开始，海归回国创业，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市场渠道，从“技工贸”做起就有条件了。他们的初始条件与改革开放初期没有市场、没有资金的联想不一样。所以要以历史的辩证的认识论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技术发展的道路。

    现在来看，“技工贸”还是“贸工技”，要因时因地而宜。现在不能再推崇“贸工技”，要支持“技工贸”，因为我们现在的资金来源多样化了，有风投，有天使投资，有PE投资。由于时间、地点、条件不一样，创新的体系和路径应该是不一样的。

    再如温州模式。温州很多企业起家时无技术、无资金、无人才，贫穷落后又没有工业基础，但创业精神强，市场竞争意识强，吃苦耐劳又有抱团精神。我认为，温州企业群体起步创业时期，主要的路子是走私贩私、前店后厂、一家两制、包税制，加上温州人吃苦耐劳、市场意识强，又有沿海开放的经营环境。其中一些企业从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蜕变成现代企业规模生产方式及股份制形式，这样就形成了有名的正泰、德力西、人本集团、亚洲包装中心等等企业。

    珠三角模式则是走了“三来一补”的路子，以此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的初期积累，技术含量逐渐升高，最终通过转型奠定了今天大湾区的基础。所以我们要历史地分析我国的多元化创业创新模式。

    区域性创新中心的形成

    由于众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布局，现在很多地方形成了人才的聚集高地，促进了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成长，例如北京中关村、上海浦东新区、武汉光谷、西安高新开发区等等产业聚集区、创新聚集区。中关村一带的国家级研究机构和大学众多，人才聚集，方便了人才的流动和知识的交流，形成了溢出效应。武汉的光谷也是借鉴了美国的硅谷，那里不仅大学和科研单位聚集，还有风投、天使投资、PE投资，融资便利。

    创新体系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

    从全国不同地区看，科技和行业的发展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存在不同的模式，以及发展不平衡问题。

    对于民用行业、传统制造业来说，最近有一个好现象。工信部部长苗圩说，80%的就业还是靠传统制造业，20%的就业为新技术经济，所谓新技术经济主要包括智能制造、AI、互联网+等。我在最近出版的《智能制造反思与期望》一书中写了，这些都是手段，目的是把装备制造业的水平提升上去，不能把手段当作目的。

    我认为，机械工业不仅用脑，而且也要动手，这是与IT的不同之处。机械工业和IT两者必须结合。

    1985年我在《科学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新技术革命与机械工业发展战略”的论文中提出，机械电子仪器一体化（机电仪）实质上是计算机为代表的电子技术与高性能传感器为代表的仪器仪表技术与装备行业的产品、制造过程、售后服务紧密结合。这实质上就是目前提倡的智能制造的思想萌芽。

    我们为什么反思，反思就是为了总结，认识世界的规律性，完成“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过程。

中美博弈转入高科技领域

    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两国作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的结构性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同时表现在各个领域中的激烈斗争，除了长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领域外，现在已经在高科技领域进行激烈的争夺战，下一个可能会是金融领域，以后可能是粮食安全，这些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

    中美两国对比，仍是敌强我弱，美国的优势表现在军事、美元、科技等；我们的优势是党的领导，完善的工业体系，世界最大的市场，以及党心、民心、军心的凝聚力。

    毛主席在当年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从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战术，依然适合中美之间各领域的斗争。持久战的法宝依然是：党的领导，群众路线（真正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群策群力），统一战线（新时代有新的内涵与形式）。

在中美博弈的新形势下，要有新的观念：预则立，不预则废。今天讨论的科技、经济领域的短板问题，不能脱离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研究市场经济下的举国体制，很多要关联上层建筑。就技术论技术，是不全面的，也无法做出全面的应对。

                            （编辑  宋斌斌）

将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极大地推动了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在党和政府的有力领导下，对全国卫生防疫资源进行大力整合，进行大量社会动员，组织科学技术力量的参与和群众性防治运动的开展。

卫生防疫队伍的建设。1950年3月，卫生部组建中央防疫总队，包括军委卫生部、地方军区以及东北、华北等地方联合防疫人员和医科学院（校）的成员。他们组成6个大队，建立流动的医疗分队，分赴各地协助开展防疫工作。设置防疫总队，有力整合了军民卫生防疫资源，缓解了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的问题。在卫生防疫组织建设方面，到1956年，中央和地方增建防疫站达到1260个（是1950年的20倍），以及和各种传染病的专业防治所（站）（如鼠疫、血吸虫病等）600余所。

在防治重大传染病当中，各部门积极配合，军地大力协同，中西医相互补充。在防治血吸虫病的过程中，各部门大力协同，农业部门结合各项生产活动做好灭螺工作；水利部门根据“疫区优先治水，治水优先灭螺”的原则，把兴建水利设施与消灭钉螺结合起来；畜牧部门承担了耕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共青团、妇联和疫区驻军也积极参加防治工作。防治重大传染病还注重整合中西医医疗卫生资源。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充分发挥中西医这两种医疗资源的功效，党和政府号召中西医互相团结，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共同为群众防病治病作贡献。中医研究人员发现和收集的民间疗法和药物对传染病防治尤为重要，尤其中医在治疗血吸虫病方面成绩显著。据不完全统计，中医贡献出来的药方有400多种，其中对消除病人的腹水，减轻肝脾肿大，恢复病人劳动力有显著效果。

卫生防疫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全民动员，群防群治。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是新中国立足国情防治传染病疫情的重大基础保障工程。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实行预防为主，面向基层，深入社区，开展传染病监测和病媒生物调查，通过环境治理、病媒生物防治、加强防病宣传等措施，形成“群防群控群治”的工作格局，对切断重大传染病传播途径和防止疫情蔓延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实施全民种痘行动，成功消灭天花。新中国成立之初，卫生防疫人员严重匮乏，需要大量培训种痘员，保障普种牛痘任务的完成。各省、市卫生行政机关联合当地医疗卫生群众团体，共同组织短期种痘培训班，培训医疗卫生人员、基层干部、小学教师以及社会青年中的积极分子成为合格的种痘员。农村地区，每村基本上训练2名不脱产种痘员。城市由各区政府配合公安部门做好召集居民的工作，各区卫生防疫部门负责组织区内防疫力量为居民（包括机关团体、工厂、学校等）接种牛痘；农村一般由上级委派的防疫队统一领导，防疫队依靠当地的组织力量，如农会、村政府、派出所、土改工作队，通过召开农民大会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开展动员工作。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我国进行了3次强制性全民种痘和2次接种行动，5亿多人口共发放18亿剂牛痘疫苗，从而迅速、有效地降低了天花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到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已成功消灭天花，较世界卫生组织1980年宣布全球根除天花早了10多年。

新中国为了制止霍乱及其他传染病的流行，恢复和建立了16个交通检疫站，防止霍乱从境外传入，并有重点地进行饮水消毒和改善环境卫生。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真性霍乱病例已多年没有发生过。

新中国成立之初，鼠疫频发，尤其是东北地区鼠疫曾大规模蔓延。党和政府迅速成立了专业鼠疫防治机构，实施有效的疫区处理工作和临床治疗，并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鼠疫救疗机制，并从群众性工作和技术性工作两个方面迅速建立起较为严格的鼠疫疫情报告制度，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捕鼠、灭蚤及环境卫生工作，以及加强卫生防疫宣传和教育工作等，初步建立相对完善的鼠疫预防机制。1955年鼠疫基本得到控制，1964年以后每年的发病率降到几例至十几例。

从1955年底和1956年春开始，党和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在疫区309个县市建立了19个防治所、236个防治站、1346个防治组，培训了1.7万余名专业防治人员，开展大规模的防治工作。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综合性环境治理与改造，采取查杀钉螺、管理粪便、管制水源等举措，控制传染源。同时，疫区各地卫生防疫人员和群众积极探索治愈方法，如采用锑剂短程疗法、中药加减胃苓汤等对患者有明显疗效，被快速推广使用，帮助患者恢复健康。很多疫区还组织宣传和介绍预防知识，提高群众防病觉悟，订立防护公约。同时在非流行地区，农民、学生和解放军官兵也都积极参加血吸虫病大规模的防治行动。1958年，江西省余江县率先在全国消灭血吸虫病，其他疫区发病率也大幅降低，血吸虫病第一次得到有效控制，疫区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汇集全国医疗科研力量，研发攻关重大传染病防治药物。防治重大传染病创新药物的研发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依靠多部门、多学科协同攻关，集中力量实现重大突破。疟疾是一种由疟原虫类寄生虫引起的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的传染性疾病，新中国成立前，疟疾在乡村和城镇都曾大规模蔓延，解放后疫情逐步受到控制，但在20世纪60年代后曾出现局部爆发，开发新型抗疟药物迫在眉睫。1967年5月，国务院召集由解放军总后勤部、国家科委、卫生部、化工部、国防科委和科学院领导参加的协作会议，成立全国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领导小组，制定研制规划，组建一支多部门、多地区、多学科、多专业、军民合作、科技骨干固定的研发队伍。全国有60多个科研单位参与研发工作，仅参加项目的常规工作人员就有五六百人，参与者总计达两三千人。各部门各单位研发人员，在专业上取长补短，技术上互相交流，设备上互通有无。到1972年底，研发出青蒿素，并于1973年10月首次进行临床试用。

1975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山东、云南、广东、四川、江苏、湖北、河南、广西、上海、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有关单位，共同组成青蒿研究协作组，从资源、临床、药理、化学结构、制剂、生产工艺、质量规格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系统研究。各地区用当地的青蒿资源提取加工，制备各种剂型，扩大临床试用。经充分验证，青蒿素治疗疟疾临床效果显著，呈现速效、高效、低毒的特点。1979年，国家科委将“国家发明奖”颁给青蒿素研究小组。之后，青蒿素复方成为世界上治疗疟疾的标准疗法，载入世界基本药物目录。屠呦呦作为青蒿素研发的主要代表人物，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改革开放后，实行新型举国体制防控重大传染病疫情（1978-201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和政府在大力推进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通过实施大规模全国免疫规划项目，大幅增加免费疫苗种类，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以乡镇为单位，总体保持在90%以上。其中一个突出成就，就是成功地消除脊髓灰质炎。

1988年年初，上海市区大面积感染甲肝。在中央的指导和支持下，建立了市政府统一领导的，由卫生、工商、交通、财政等部门参与配合的联合救援机制。同时发动群众，动员各级地方防疫站和街道在职或退休专业人员参加消毒工作，组建大规模的消毒队伍，形成一个覆盖全市的消毒网络；卫生医药部门也积极调配、供应消毒药物，保障消毒工作。各个部门相互协调配合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救援工作顺利开展，保障了人民的健康和安全。

2003年春，非典型肺炎疫情爆发。“非典”传染性强，病死率高，为此中央统一领导，在最短时间内最大程度地建立政府动员机制，成立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由党中央、国务院、军队系统的30多个部门和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组成，整合各方资源，提高行政效率。

防治非典型肺炎最关键、最有效的措施是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这需要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有力的组织。进入新世纪，我国社会多元化趋势明显，这对国家公共管理能力和效率提出了挑战。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果断措施，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保证社会生活稳定运行的前提下，各个地区实施有效的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的举措，迅速遏制住“非典”的传播。

在2003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的短短20天内，中央发出180多项政令，涉及行政、立法、司法以及军事系统等各方面，几乎涵盖政府事务、公共管理的各个领域。同时，国家全方位调动各部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共度难关。为确保市场供应和物价稳定，在全国范围内对非典型肺炎防治药品、物资进行集中统一生产、调运、供应；北京市也对防治“非典”定点医院与医务人员统一安排使用。2003年4月下旬，中央政府调动数百亿资金，调集全国医疗力量支援北京等重灾区，上千万人投入防治工作。北京疫情高发期间，出现市民恐慌性抢购，国家紧急调集物资供应市场，3天内就平息了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大都市的抢购风潮。集中收治“非典”病人的北京小汤山医院，仅一周就建成并交付使用。为支援北京抗击非典疫情，全军调集1200名医护人员，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到位。其他省区市也紧急调配大批防治医疗物资运往首都。当河北、山西疫情蔓延时，广东、山东、上海派出最好的医疗队，调配最好的医疗器材全力支援。北京疫情刚刚缓解，也向其他疫区伸出援助之手。同时，中央专项部署农村非典防治工作，有效控制住“非典”向农村地区的蔓延。

在防治“非典”期间，还注重开展国际合作，社会力量也积极参与疫情防治救援工作。当时，国际传染病学领域知名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伊恩·利普金教授受邀来北京协助抗击“非典”并指导相关研究，他对病毒的准确判断对遏制“非典”疫情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中美科学家联手抗击“非典”而载入人类抵抗流行病史上的一段医学佳话。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和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海外华人纷纷慷慨解囊，为抗击疫情捐款捐物，截至2003年6月中旬，北京各级民政部门累计接收捐款捐物总额达5.1亿多元。

发挥新时代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实施重大疫情防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球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加速，疾病谱变化，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等不断变化以及某些人畜共患病持续发生，截至2016年年底，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覆盖全国100%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98%的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和94%的乡级卫生院，直报医疗卫生机构69000多家，报告时间由5天缩短至2小时。我国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有力有序。

2013年3月，上海、安徽等地相继出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充分发挥跨部门跨地区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优势，加强部门间、地区间信息沟通和统筹协调，完善预案，健全机制，落实措施，形成合力。同时，加强临床救治，强化早诊早治，加强疫情监测，及时开展风险评估，准确掌握疫情态势，并坚决关闭活禽市场。防治H7N9禽流感疫情措施科学适度，有效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2015年5月，我国出现首例MERS输入性病例后，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到广东协助开展现场调查和疫情防控，追踪国际疫情及防控信息，动态开展风险评估，并对我国居民赴韩国旅行提供建议。经过共同努力，成功防范了MERS向我国输入。

2016年年初，寨卡病毒疫情在多个国家流行并引起全球广泛关注。我国及时启动由18个部委组成的应对寨卡病毒疫情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关口前移，防范疫情输入和扩散。发现寨卡病毒病等输入病例后，迅速组织工作组赴现场指导疫情防控工作。经过及时处置，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没有发生蔓延传播。

我国防治传染病科研攻关取得重要进展。通过“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初步建立起72小时内鉴定300种已知病原和未知病原的筛查技术体系，并在应对MERS等重大突发疫情上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同时，“我国首次对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有效防控及集成创新性研究”项目，在国际上首先成功研制诊断试剂，并研发成功甲流疫苗，建立起我国应对突发传染病防控技术网络体系，使我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对流感大流行的有效干预和控制。该项目取得8项世界第一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和全球的疫情防控做出了重要贡献。

2020年年初开始传播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紧急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统筹社会各界力量，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坚持全国一盘棋。医疗、学界、建筑、轻工业、交通运输、金融等各领域联动配合，国企、民企全面动员。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各地市，各省组建的医疗队迅速集合，数万医护人员驰援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汇聚了数十家施工单位；解放军抽调千名医护人员奔赴战“疫”一线。各地区各部门遵照中央决策部署协同联动、令行禁止、步调一致，形成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联动格局。举国上下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打响疫情防控的总体战，使疫情防控得以有力有效推进，这是新型举国体制应对重大疫情的又一次生动再现。

新型举国体制下防控重大疫情的经验和启示

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是艰巨的战略任务，又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传统传染病威胁持续存在，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人口大规模流动和国际交流频繁，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些都增加了疫情防控工作的复杂性。这就更需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共同行动，打赢防控重大疫情的人民战争。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在防控重大传染病疫情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这些经验不仅为当前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提供了重要借鉴，也有助于提升未来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一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构建政府、社会、市场三位一体的疫情防控运行体系。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广泛动员一切力量，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共同行动，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和组织基础。政府发挥防控疫情的能力包括：快速反应能力、决策能力、技术咨询能力、各部门的协调能力和信息的通报和反馈能力等等；发挥社会力量在资源、服务、合作机制等方面的作用，完善社区管理服务机制（提供应急服务、关怀特殊群体、搭建协作平台等），参与疫情防控。同时，注重发挥市场在疫情防控尤其是在应急动员生产方面的导向和激励作用。

二是提高疫情预警能力，健全国家重大传染病疫情应急管理体系。健全完善传染病疫情的监测体系和预警系统,提高疫病监测预警能力，及时有效捕获信息，及时采取应对举措。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系统，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快速有效地处置突发公共卫生风险，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加强地方应急反应能力建设,建立规范医疗诊断与救治系统,提高突发疫情应急处理水平,严防传染病的传入和传播，从整体上提高综合防控能力。

三是协同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科研攻关，为防控重大传染病疫情提供科技支撑。统筹各方面科研力量，科研、临床、防控一线相互协同，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注重推进多种技术路线实施疫苗研发，加快推广应用已经研发和筛选的有效药物，探索采取先进治疗方式和治疗手段。加快防治疫病医学科研力量布局，加快提高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储备能力，建立产学研结合的疫苗研发和生产体系，建立国家疫苗储备制度。

四是注重军民协同，共同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建立军民协同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的统一指挥体制，军民协同开展卫生防疫保障、处置突发事件和救治传染病患者、组织血液、药品、器材供应，协助地方卫生力量实施传染病患者救治，并提供防治救援的技术指导。

五是加强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积极与国际社会开展合作和信息交流，完善国际沟通与协作机制，加快和强化疫情防控的专业合作。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共同研究提出应对策略，共享科研数据和信息。同时，利用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等现有国际机制推动疫情防控的地区合作，积极开展疫情防控的国际协调，及时启动相关项目和行动，调动相应的资金和资源为疫情防控服务，并把疫情防控纳入现有合作框架。

                               （编辑  季节）

南庄村，位于福山区门楼镇，紧邻门楼水库，共有村民270户、753人，村“两委”成员4人，党员28人，全村共有耕地400亩，其中村集体耕地100亩。2016年，南庄村党支部领办福山区魅力南庄合作社，不仅种上了樱桃、苹果、桑葚等经济作物，还打造集山上观光休闲和山下民宿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2018年实现集体收入200余万元，社员分红120万元，每户年均增收4500元。原本落后的小山村迈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近年来，南庄村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载体，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政治引领作用，凝聚人心、整合资源，带领党群干群合力发展，谱写了齐心协力、富民强村的创业篇章。

党群同心打赢“翻身仗”

南庄村是由两个自然村合并而成的行政村，过去村党组织长期软弱涣散，内斗不断，根本没有心思搞发展，就连村党支部办公用房都是租借的村民瓦房。

2009年是南庄村蜕变的起点。当时，“在外能人”彭利民准备回村竞选村党支部书记的消息“轰动”全村。大家十分疑惑，纷纷询问，“听说你在外面发展不错，为什么还要回来趟这潭浑水呢？”彭利民当时并未回答。当选后，他用了3天时间挨家挨户拜访了全部党员，听取他们的想法和意见，初步了解了村里的大体情况。第4天晚上，他召开了第一次党员大会。他用铿锵的语调对大家说：“大家斗了这么多年，教训是什么？就是越斗越穷！再不团结起来搞发展，还会继续受穷，将来我们就是南庄村的罪人！我回来的目的，就是和大家一起拔掉穷根、共同致富，让老百姓都以身为南庄村民为荣。”

正是这番话，令南庄村党员群众陷入了反思。

“当时彭书记的话戳到了心坎上，村里斗来斗去乱成一团，每个人都要负责的。”10年后的今天，老党员张树本对当年那次会议记忆犹新，那次会议让大家认清了现实、坚定了信念，要稳定，要团结，要齐心协力抓发展，彻底改变南庄村的落后面貌。”

有了发展共识，但从哪里突破呢？面对村内无启动资金、无集体资产、无优势资源的“三无”现状，村党支部经过反复论证，确定了盘活土地资源、集约发展的思路，村党支部发出“动员令”，号召向荒山要土地。

没有钱，党支部成员自掏腰包！没有人，党员带头领着干！在村党支部的示范带动下，村民们纷纷义务出工，加入到垦荒拓田的队伍中来。挖掘机等重型设备无法作业的险陡区域，村民们就用铁锹一铲一铲地挖，在党员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仅用半年时间，就开辟荒地60亩，外运渣土20余万方，栽种大樱桃2000多棵，把荒山荒地变成了致富宝地。

为扩大生产规模，村党支部决定对村内散葬坟实行统一集中管理，由村“两委”成员带头，党员包干，分片联系群众上门做思想工作，仅用2个多月时间便将全村362口散葬坟全部迁至村西公墓，又腾出集体土地80亩。就是利用这140亩地，南庄村于2010年正式启动了“魅力南庄”项目，成功迈出了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一步。项目启动后，南庄村又陆续流转了近300亩土地，2016年，村党支部领办成立了“魅力南庄”农民专业合作社，进一步规范之前的合作经营模式，迈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村庄富不富，关键看支部。党员干部要领着群众干、干给群众看。我们也没有致富法宝，有的就是一帮干事的党员、一帮信任我们的群众。”彭利民这样总结南庄村10年发展历程的宝贵经验。

目前，南庄村“魅力南庄”合作社入社率达100%，村集体占股78%，累计投入1000余万元，种植樱桃、苹果、桑葚等各类经济作物1万多棵。

转型升级拓宽“致富路”

南庄村的突破发展，是在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促进了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但以种植业为主导产业的经营模式也使合作社遇到了瓶颈。

“虽然大樱桃是高附加值经济作物，但依然属于初级农产品，如果不主动与深加工、服务业等二三产业对接，就只能通过简单贩卖盈利，受市场波动影响大，议价能力低，盈收渠道窄。”一位农业种植专家来村指导大樱桃种植时说道。

南庄村何尝不想延长产业链条、做大发展蛋糕？但如何与二产、三产对接，南庄村党支部还没有思路。从那时起，村党支部开始慢慢酝酿产业转型升级，找准时机推动农业走“三产融合”的发展道路。

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兴起，萦绕在南庄村心头的发展难题逐渐被破解。南庄村地理位置优越，紧邻门楼水库，也是城区通往千年古刹国露寺和革命圣地狮子山的主干路，交通便利。依托良好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村合作社开辟了大樱桃采摘园，搞起了周末短途“微旅游”，承办了2016年烟台大樱桃节，进一步提高了南庄村游览景观的知名度。

尽管大樱桃采摘让合作社尝到了“体验经济•休闲农业”的甜头，但由于采摘周期只有1个多月，它对合作社整体收益的提升还没有实现质的飞跃。为实现集体经济长远发展，村党支部把村庄的发展重心转移到生态观光旅游上，决定将“魅力南庄”项目拓宽升级，打造田园综合体。

但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部分党员和村民的反对。

“搞田园综合体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大额资金的持续投入。大家觉得，虽然村里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了钱，但要搞田园综合体，就得把多年的积蓄全部投进去，甚至还要面临举债发展的风险。”彭利民说，但我们支部成员坚信，这条发展道路是正确的！不管多大压力，我们都要迎难而上！

通过多次召开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反复讨论，终于研究出一套大家认可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抱粗腿、靠大树”，积极向上级争取、向社会融资，撬动发展杠杆。

2017年，南庄村凭借较为完善的产业基础和配套设施，被确定为福山区乡村振兴示范村，得到了区镇两级的大力支持，聘请上海圣博华康创意公司对全村进行了总体规划，确定了“五福”功能板块和19个文娱项目，不断提升“魅力南庄”田园综合体的层次和规模。

惠及民生共享“发展果”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通过发挥党支部的引领作用，带领党员群众干事创业、共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南庄村党支部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村民生活的持续改善，经讨论研究，村党支部决定每年拿出合作社30%的集体收益专项用于村居改造，截至目前已累计投入资金200多万元，硬化村内道路8000平方米，安装路灯85盏，高标准修建集党员活动、学习阅读、文体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村级活动场所。

“以前一到晚上外面黑咕隆咚，老百姓都在家打牌打麻将。下雨下雪，路上全是泥坑，都出不去门。现在好了，灯亮了、路硬了，老百姓白天去文化大院拉琴唱歌，晚上在广场跳舞锻炼，心里美啊！”南庄村李大妈穿着村里发的舞蹈服，乐得合不拢嘴。

“我们的发展成果是支部带领群众一步一步干出来的，现在村里有钱了，应该让群众享受到发展红利。”彭利民说。如今，南庄村已经构建起集“吃、住、行、游、娱、购”为一体的全方位旅游体系，多个经济增长支点带动实现了村强民富。

如今虽然村集体富了，村民生活好了，但村庄依然沿袭着“遇事多商量”的传统，村里的小事按照村规民约村民商量着办，大事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合作社的账目定期公开，接受社员监督，让一切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共建共享，真正让群众享受到合作社带来的效益，是南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成功的关键。”门楼镇党委书记张海涛说。

南庄村10年间励精图治、成功蝶变，从一个乱村、穷村蜕变为乡村振兴示范村，关键在于党支部的核心引领作用。尤其是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后，带领党员群众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实现了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书写了一幅支部引领、党员带头、共建共享的壮丽画卷！

启示：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从领办合作社发展樱桃、苹果、桑葚等种植业，到升级打造“魅力南庄”田园综合体；从一个贫村、弱村、乱村，到实现村集体收入达到200万元，关键在于有一个号召力强的支部带头人，有一个凝聚力强的支部好班子。实践再次证明，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基层政权振兴，关键在于基层组织振兴，只要党群一心、群众抱团，就能激发出一往无前的战斗力。

                               （编辑 宋斌斌）

衣家村，是一个“袖珍村”，位于栖霞市亭口镇驻地以西11公里的大山腹地。它很小，只有57户、126人；它很穷，村集体仅有几间办公室，全村有灌溉条件的耕地不到30亩；它缺路，上山的土路不足半米宽，苹果、樱桃收获季，只能靠肩挑手抬；它更缺少希望，30多人常年在外打工，季节性外出打工的人数占到全村劳动力的80%，留守的大多年老体弱……2016年，村集体经济收入不足1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0.8万元，是一个典型的积贫积弱的穷山村。

就是这样一个小山村，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仅用两年时间，打通了长5.5公里、宽5.5 米的环山路；修起了蓄水池，56公里的输水管网通到每家果园；荒废几十年的土地平整出来种上了苹果、大樱桃；建起了藏香猪养猪场，10个玉木耳大棚拔地而起……

如今的衣家村，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全村展现出不一样的“精气神”。预计到2019年年底，可实现村集体收入20万元，人均收入1.4万元。而这些变化都与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壮大集体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忘初心 把老百姓重新聚在党旗下

“变压器装好了，为我们玉木耳大棚解决了用水用电的大问题，明年春上，就能挂袋养木耳了。一棚木耳一年可实现收益10多万元！”2019年10月2日上午，在衣家村西南的玉木耳种植区，村党支部书记衣元良正和国网栖霞市供电公司总经理刘炳言商量着电网改造的事儿。

“这里是新硬化的山路，这里是正在建的蓄水池……”衣元良对沿途的建设成果如数家珍，沿着他们用大锤和镐头开出的山路来到山顶最高处，一面鲜红的党旗迎风飘扬，格外引人注目。

在山下的村史馆里，另一面边缘破损的旧党旗被庄重地悬挂在玻璃橱窗里，上边15位党员的签名诉说着它不平凡的经历。

2009年，当过14年兵的衣元良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时，面对的是这样一种现状：班子软弱涣散，办公室因年久失修而坍塌，村集体长年没有一分钱收入；村民人均纯收入始终没超过5000元，贫穷似乎在这个小山村扎下了根……

衣元良心里憋屈：不能再穷下去了！宁可干穷了，也不能等穷了。可是怎么干？他一直在苦苦思索。

2017年初，烟台市委号召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多年的苦闷，仿佛一下子有了答案。必须走‘党支部引领’之路，必须把老百姓重新聚在党旗下！”衣元良连续三天三夜拉着村委会主任和会计合计，然后入户走访，说服村民加入合作社。从2017年5月开始运作，7月8日全村绝大多数村民同意并加入合作社，9月6日，“一点园”果蔬专业合作社正式取得营业执照。

面对缺钱、缺劳力的困局，一种带有鲜明“衣家色彩”的模式被创造出来：合作社由村党支部领办、村民自愿参加，每名户口在村里的村民都拥有一股“原始股”。合作社运行后，实行“工票制”，社员（群众）参加集体劳动后，合作社按男劳力120元/天、女劳力80元/天的标准发放工票，满2000元可折合一股“创业股”，“创业股”可以按股分红，同时可以用于购买灌溉用水、果树苗和水利管线。

衣元良拿出一面党旗，和十几个党员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插在了开山的工地上。

践行初心 石头硬，锤头硬，不如咱的意志硬

“这把大炮锤，蜡木杆震断了五次，锤头两边都砸开花了，当时要修路，村里啥都没有，衣忠海就把自己家的炮锤拿出来了。”村委会主任衣忠省说起村史馆这把大锤，仍然无限感慨。

合作社成立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进山的路修通、把水通到果园地头。但据工程专家估算，至少需要400万元的投入，这对衣家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党员干部带头干，凝聚起全村人的力量，任何困难就不再是困难。”不服输的衣元良常说，看看是石头硬、锤头硬，还是咱的意志硬！

没有资金，请不了修路队，那就自己干。2017年9月，衣元良带领村民在山脚下砸下了修路的第一锤。

谁真心实干，谁和群众同坐一条板凳，群众就会和他同一条心。衣家村全村劳动力不过三四十人，为了修路，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成了修路工。“共产党员带头干，我也使劲干，我活一天干一天！”2017年9月，当时已81岁高龄的杨淑兰扛起铁锹上了山。

上午7点到11点半，下午1点到5点半，一整天的时间村民们都在山上，冬天天黑得早，村民们拿着手电筒砸石头运沙子，下大雪也不停工，就这么一镐头一铁锨，衣家村人在这座莽莽大山中生生劈开了一条路。

衣元良很是愧疚：“虽然记了‘工票’，可至今没有兑现，但没有一个人提钱的事，就是干！”

村民衣忠波并不在意：“这不单是村里修路，更是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党支部真心实意为老百姓着想，我们不干谁干！”修路的那段历程也让村民王秀芳很自豪：“以后和孩子说起来，这条路是我们自己修的，多好！”

山路通了，衣家村发展的路也通了。有了车，生产物料几分钟就能上山，樱桃苹果熟了，能快速运到市场。围绕着这条路，衣家村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建了起来：打了2眼深水井，整修了3处废弃的坪塘，新建了1处800立方米的高位蓄水池，全村近350亩果园架设滴灌设备。尽管2019年胶东大旱，但衣家村的樱桃都浇上了水，村民衣进争家的樱桃还比前年多卖了8000多元。

永葆初心 带着老少爷们富起来，腰杆挺起来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一个村级党组织，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就是带着老少爷们富起来，腰杆挺起来！”对于“初心和使命，衣元良有着自己朴素的理解。

如今，看着一张张“工票”，衣元良还是睡不好觉，“成立合作社，发动群众的时候，我们对老百姓有着庄严的承诺，绝不能让老百姓失望，这些‘工票’，要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

在开山路的同时，路两边一块块荒废已久的撂荒地也被平整出来。村党支部经过深入考察后，决定在环山路沿线栽种“晚红脆”桃树2500棵，相当于增加集体果园40亩，预计每年可增收20万元。同时，针对社员现有300多亩土地种植樱桃多、苹果少，品种老、树龄长的实际情况，由合作社统一负责，逐步减少老品种，种植新品种，保障合作社和群众收益最大化。

“农历八月十五，我们的藏香猪正式出栏啦，猪肉价格是普通白毛猪的5倍以上。20多头猪卖了63000多元。”衣元良说道，2018年他们第一批购买藏香猪102头，发展藏香猪生态立体养殖，让藏香猪与山上的果树和谐共生，仅此一项年可增收30万元。

烟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于涛表示，衣家村从一个一无区位优势、二无自然资源、三无年轻劳力、四无外来帮助的小山村，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把群众组织起来共同奋斗，短短两年时间，实现了集体增收、群众致富，提升了党组织的组织力，改变了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这样的精神着实让人感动。。

“若是以后村里的孙辈儿们问起前辈艰苦奋斗的故事，带他们来到这里就能找到我们当初发展村子的‘初心’。”衣元良指着新建成不久的衣家村史馆说道。现如今，衣家村同步打造了党员干部“三同”教育基地，发展集生态养殖、采摘体验、休闲观光、党性教育等为一体的特色乡村旅游；建立了衣家村电子商务平台，实现旅游信息线上发布、庞家果品线上销售。在收益分配上，收益的70%面向社员进行二次分红，30%作为集体收入，预计社员年人均增收7000元，集体可收入40多万元。站在衣家村的山顶向下望，两年前用大锤和镐头开出的上山路，串起了满眼的希望：苹果树、樱桃树、桃树，漫山遍野；坪塘、水库、蓄水池如颗颗玉石点缀其间；养殖场里藏香猪在撒欢奔跑；10个玉木耳大棚如片片风帆……

启示：崇尚奋斗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基因。衣家村党支部以不等不靠的奋斗精神引领村庄发展，采用“工票”折价入股，干群一心通路、打井、修蓄水池，主动谋划发展樱桃种植和藏香猪养殖，在无资源、区位、人力等优势的情况下，激活内生动力，脱贫脱弱，以实际行动践行“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是新时代艰苦创业的典型，是新时代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典型。在衣家村“奋斗兴村”的过程中，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体现在集体增收、群众共富上，更重要的是把党组织和群众拧在了一起，改变了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夯实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编辑  宋斌斌）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主要做法

基本形式

把党支部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合作社的经济优势，以及群众的能动性结合在一起，由党支部书记或者是党支部成员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以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入股，群众以土地、资金、劳动力入股，建立起村集体和群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用类似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进行管理和监督。

具体的发展模式

各地各村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产业基础各不相同，我们要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因村制宜，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因村而异。目前各县市区探索了合作社经营管理三种基本模式：

第一种是村集体独立经营。

第二种是村企联营。企业一般以资金入股合作社，并提供技术指导、统一标准管理、产品统一收购，借助企业的经济、技术、管理和市场营销优势，解决合作社发展资金、管理经验不足等问题。例如栖霞市某村合作社搞苹果换代，企业负责前期投资，前4年无果期按每亩1000元付给群众作保底收入，第5年有收益后，除去生产成本的纯收益，村集体收取5%管理费，其余按4：3：3的比例分别给投资企业、第三方管理企业和入社群众分红。待企业收回投资成本后，再适当降低企业分成比例。又如招远市某村通过“确权确股不确地”实现全村土地流转，组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聘请专业人员负责经营管理，村集体、全体村民和农业开发公司三方组建合作社，村集体和村民占股51%，公司占股49%。

第三种是对外承包经营。党支部成立服务型合作社，统一流转土地形成规模，配套基础设施、新上项目后，再将土地分片承包，解决村集体管不过来的问题。

此外，我们还建立了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联合社。

    这些做法都是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今后还会涌现出更多样化的管理模式。但不管哪一种形式，牵头主导的都是党支部，一切工作必须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党支部拥有话语权、决策权和分红权。

现行法规的制约和变通

一些现行的政策滞后于我们的实践。比如，受法律制约，目前村党支部不能直接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我们如何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采取的办法是：由党支部成员代表村集体，以个人的名义联合5个以上村民，注册成立有法人资格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然后，村集体以土地、资金或其他固定资产入股，组织群众以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入股。

支部成员虽然是以个人名义注册合作社，但他代表的是村集体。所以我们还设置了两个“约法三章”：

    一是与党支部成员约法三章。我们在章程中明确规定，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理事长应该由党支部成员（主要是支部书记）担任，支部成员职务如果终止（如在村“两委”选举中落选），就应该主动辞去理事长职务，因为其代表的是集体，不是个人行为。

    二是与合作社群众约法三章。合作社的基本原则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但退社必须以不损害集体和其他社员的利益为前提。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服务型合作社，社员可以随时退社，但是已经流转的土地，合作社已经对这片地进行了土壤改良、品种更新，新建了水肥一体化设施，这时要退社就不能自由了。这要提前和群众约定清楚、签好协议。

    因为实践在先，一些新的情况还没有法律法规可鉴，我们只能在现有法律下进行部分变通。我们建议针对上述情况，国家相关法规应进行相应的调整。

合作社的检验标准

习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振兴，同样是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方式的一种新的道路。中国特色的本质特征在于：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的本质特征。我们抓乡村振兴，第一位的工作就是抓党组织的建设，党组织工作不仅聚焦于产业发展，同时要巩固党在农村的基础，不能丢掉农村的阵地。所以，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必须依靠党的领导来实现，在工作中也必然要加强党的领导。

    第二，坚持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是我们和西方发展道路的重要区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农场主收入可以非常高，但贫富差距的问题无法解决。我们的乡村振兴，不管是能人还是老弱病残，都要过上幸福生活，都要全面发展，一个也不能掉队，这在今天我们推进农村脱贫攻坚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要提高党员和村民的入社比例，让尽可能多的贫困群众入社，让更多的农民提高收益，防止大户控制或大户垄断，防止形成“精英社”。比如栖霞市提出：合作社中单个社员股权不能超过20%，农民二次分红的比例不能少于40%，这就比较好地保障了群众的权益。

    第三，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习总书记强调，农村改革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现在有些人主张土地私有化，这是十分错误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和根本特征，是实现最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如果我们把私有化作为改革方向，那岂不是又会分化出地主和贫农，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如何体现，只要我们是共产党，只要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也是我们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的本质特征。

    我们在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过程中，具体方法可能各种各样，但这些基本原则不能突破，不管什么类型的合作社都要拿这三个标准衡量，符合这几个标准才可以创新。

   2019年3月，我们编印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操作实务30问》小册子，针对关于如何确定合理的入股办法和利益连接机制，如何选择合适的产业，如何获得启动资金等等具体的做法，其中有方法有实例，市、县、乡、村四级全覆盖，给基层推进指点迷津、提供借鉴。我们依托烟台党建微信公众号，开通了网上服务平台，其中开辟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栏目，对相关问题答疑释惑。

目前的成效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经呈现出全域勃发、星火燎原的发展态势，给烟台市乡村带来了明显的变化。可以说一招破题、全盘皆活。

    第一，农村干部的精神面貌大大改观。

我们做基层组织工作的同志都有体会，农村书记一般都不太会讲，问一句说一句，甚至经常是乡镇书记替他回答。现在我们领办合作社的书记个个劲头十足，自信满满，到村里去调研拉着你，看项目时详细介绍，这种局面在两年之前是没有的，通过组织带领群众致富增收，极大地提高了党支部威信。

蓬莱市槐树庄村书记李军，是80后的青年。他带领党员干部和群众，采取出义务工的方式，仅用2个多月时间，就开发荒山近200亩，去年冬天又开发100亩，规划了生态种植区、有机养殖区，还计划种植金银花等中药材及桑椹、樱桃等经济作物。为了吸引群众，他带头把自家经营的农资店和10亩地无偿地捐给合作社。他在山上干活摔断了腿，腿上打着石膏，拄着拐，仍在山上带领群众干活。

莱阳市西石河头村本是个贫困村，合作社流转的土地从第一年的60亩扩大到第二年的330亩，目前村里90%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在合作社用地的对面，是两个大户的土地，他们看到合作社发展的势头很好，也想流转群众的土地，但不论价格提到多么高，都没有群众愿意加入。因为群众从党支部的行动中看到了他们为民办事的决心。

很多村党支部书记的情怀和境界让我们非常感动，蓬莱市三里沟村党支部书记，本来经营一家物流公司，年收入一百多万元，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后，他把时间和精力全部放在村里，只能把企业交给别人经营，每年收取承包费5万元，个人在经济上的损失是很大的，但是他痴心不改。栖霞市黄口村党支部书记，为流转土地成方连片经营，带头把自家27亩果园砍掉，其中有一半以上是5-8年的盛果期果树，砍树的时候家属直哭，但是他自己义无反顾。栖霞市下门楼村党支部书记，面对有的群众不愿意把流转区域内土地入社的问题，将自家4亩盛果期果树与群众置换，把利益让给群众，但是他心甘情愿。

有不少干了几届的老书记，之前籍籍无名，为什么到这两年才崭露头角？有两点至关重要：第一，在上级的引导指导下，他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强村富民之路；第二，在带领党员群众战天斗地、干事创业的过程中，他得到了历练，得到了群众的认可，真正成为群众的主心骨。任何一个好的带头人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数事实证明，不是有了一个好书记才能办起一个合作社，有了党组织的教育培养、有了火热的实践，完全可以锻造出好的带头人。现在这样的书记越来越多，真是“遍地英雄下夕烟”。

    第二，党组织的组织力大大增强。

    领办合作社之后，党支部和群众通过股份紧紧地扭在一起，以股连心、连责、连利，党支部开展工作有了抓手，群众对集体有了依靠。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最大的优势是组织群众。群众入社之后，不仅有了经济的收益，更有了组织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促使大家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奋斗。有些村出现了群众自发投资投劳、参加集体劳动的火热场面，有的村干成了几代人不敢干、干不成的大工程，这些现象都是组织起来的群众创造的成就。

栖霞市衣家村地处深山，一无区位优势、二无自然资源、三无年轻劳力、四无外来帮助，山路崎岖，是典型的穷村弱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后，衣家人真正成了“一家人”。村党支部书记衣元良创造性地发明了“工票”制度，以工代股，把群众组织起来自力更生、战天斗地。党支部一吆喝，全村男女老少早出晚归齐上阵，工地天天热火朝天，老人们都说几十年没有这种气氛了。仅仅7个月的时间，5.5米宽、5.5公里长的环山路直达山顶，2处海拔300多米的蓄水池拔地而起，350亩果园架设了滴灌设备。过去在外面工作的衣家人都不愿意回家，现在被村里的氛围所感染，纷纷捐款捐物，支援家乡建设。衣元良书记感叹：“老百姓还是那些老百姓，但组织起来以后就大不一样了，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力量难以想象！”

莱州市田家村，过去曾经为了修一条水渠，花了7年时间动员4户村民拆掉自己的违建房，就是拆不动。成立合作社之后，村里群众看到了党支部带领大家干事的决心，三天就拆除了违建。有个老党员看到村集体没钱，就把自己分的口粮地无偿地捐给合作社，不要钱也不要股，只是为了表达对支部的信任和支持。槐树庄村一个贫困户主动要把自家院内几百年的金丝槐捐给合作社，因为他看到组织的力量和发展的希望，希望为村里贡献一点力量。这样感人的事例比比皆是，再现了当年胶东群众为支援革命“最后一粒米送军粮”的热情。

    过去我们的“三会一课”内容缺乏吸引力，甚至开会还要发误工补贴。现在大家参会的积极性非常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支部的事、村里的事就是自己的事。我们感到，没有合作社这个平台，农村基层党建就很容易流于形式，党建和乡村发展就会成为“两张皮”。现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党建和发展相结合搭建了平台，党支部站在乡村振兴的第一线，在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组织群众中，党建做实了，党的执政基础也做实了。

    第三，强村富民实现双赢。

    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组织起来为什么就能增收？

    从集体收入看：分田到户后各家承包田之间都有间隔，浪费了大量耕地。土地联片后，1000亩地一般会多出150亩。

    从群众收入看：一是土地流转增加了收入。乡村老人多没有劳动能力，承包地荒废在那儿，加入了合作社，土地流转费每亩在500-2000元之间，脱贫就没有问题。二是节约生产成本。合作社有规模效应，买化肥农具可以按批发价格算，比一家一户采购节省很多。三是抱团取暖增加收入。一家一户农户卖苹果没有定价权，甚至各家对收购商竞相压价，而合作社统一销售有品牌效应，可以保持售价基本稳定。小农户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抗击市场风浪。四是农业转型升级增加收入。如栖霞市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与农业产业园联合，大面积种植改良品种，每亩产值至少增加一万元。五是分红增加收入。一般合作社都规定，每年从生产收入中提取5%公积金用于发展，提取3%公益金用于社员培训、公益事业、困难救助等，剩下的92%按股分红。六是社员可以到合作社打工增加收入。

    第四，乡村振兴的人气更旺了。合作社遍地开花、各类产业蓬勃发展，为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创造了机会，吸引了人才回流，缓解了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业后继乏人等问题。栖霞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在全国招募39名优秀青年作为项目经理从事果园管理，10年内年薪将达到30万元。同时，集体收入的增加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村党支部有了资金，既可以改善民生，又可以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莱州市田家村的小米美食节、蓬莱市三里沟村的古槐文化节等等，都吸引了大批游客，使村庄焕发出勃勃生机。

    第五，农村的人居环境更美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激发了群众主动建设美好家园的内生动力。同时，合作社对流转后的土地进行规模经营。栖霞市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苹果革命”，应用新品种、推广新技术，目前已改造老旧果园3.5万亩，促进了苹果产业的转型升级，既有了绿水青山，又有了金山银山。

    随着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越来越多，越办越好，过去没有入社的群众也纷纷要求加入合作社，原来没有办合作社的村也坐不住了，希望镇里前来指导建合作社。现在，全市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开始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同，也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

重要的是解决“道”的问题

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经蓬勃发展。在推行工作中，“术”的问题好解决，重要的是解决“道”的问题。

   只有理论清醒，才有道路坚定

    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读了《胶东解放区边境的农村如何组织起来》、《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直到习总书记的《摆脱贫困》等几十本书，总书记一再强调，农村要走组织化和市场化结合的道路。我们坚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条道路虽然艰难，但符合总书记的思想。只有理论上清醒，才会有政治上的坚定、行动上的自觉和道路上的自信。实践中增强前瞻性和坚定性，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

我们在推行这件事的过程中，始终有人质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有什么不同？是不是走回头路？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并给大家讲清楚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50年代开始的合作化运动，这是对延续几千年的小农经济进行的一场伟大变革，是走向合作化、集体化的伟大探索，对此不能否定。第二次是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要实行这个政策，是因为在人民公社后期，统得过死的问题日益显现，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生产力发展受到制约。实行“分”的改革后，短时间内激发了农村的活力。这两次变革都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做出的必然选择，都在当时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现在我们处于新的时代，应该发扬集体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开创一条新路，结合两种生产方式的优点，既能把群众凝聚起来，又能激励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这正是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优势所在。我们现在办的合作社绝不是“大锅饭”，它既是按劳分配的，也是股权清晰的。它符合邓小平同志“二次飞跃”的思想，符合习总书记组织化、市场化道路的要求。它对过去的人民公社是“螺旋式的上升”，而不是简单的回归，更不是走回头路。

    有人问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和资本大户领办合作社有什么不同，为什么非得党支部来领办？显然是宗旨不同，性质不同。资本下乡、参与乡村振兴，我们肯定欢迎，因为农村确实缺乏资金。但我们的基本态度是，资本要为村集体所用，村集体不能被资本绑架或控制。正如总书记所说：要给资本设置“防火墙”。至于大户发起兴办的合作社，一般都是强强联合的“精英社”，不会联合老弱病残扯后腿的农户，他们不是扶贫济困。且不说其中还不乏为套取国家补助成立的“空壳社”，靠他们实现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靠他们凝聚群众、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更是不可能。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姓公不姓私，由党组织掌握分红的主动权，就能让群众得到最大的收益，能够让老弱病残都有保障。

    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林贤书记领导的东院头村合作社，这个村每亩地投资1万元，每亩收益1.1万元，给社员分红的比例是每亩5050元，两年就能回本，从第三年起净赚。合作社能给群众这么多的分红实在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是资本来领办这个合作社，群众能够得到的顶多是每亩500元的土地流转费，中间的差价都会让资本拿走。有的企业家可能会说：我投了几百万，你们村里一分钱不出，这个合作社就得由我说了算。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你的投资有价值，但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不可再生的生产资料，它的价值更不可估量，所以这事必须是党组织说了算。事实上我们把这个账算清楚了，企业也知道投资到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收益也很可观，往往也能接受。

    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稳步推进

    推动任何一项工作，不仅要道路正确，还要方法正确，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一个村好办，打造一个点好办，但是如何在一个区域内复制推广，要讲究方式方法。

    坚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推行这项工作是渐进式的，最初在11个村试点，一年之后是百村示范，到今年是千村覆盖。具体的组建方法、入股方式和经营模式，各有各的探索，各有各的长处，只要是坚持党支部领办，只要是坚持合作社性质，我们就鼓励基层立足本地实际、积极探索，保障这项工作快速地推开。要坚持质量优先，不搞“一窝蜂”。

    坚持示范带动，不搞“大呼隆”。我们不定指标，不搞突击，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不做夹生饭。主要精力放在解开思想疙瘩，培育典型上，让事实说话，让更多的群众看到好处、尝到甜头，然后他就会主动学习，自主发展。通过这样的工作方式，保证稳步推进。

    坚持群众自愿，不搞强制硬推。是否入社群众自己说了算，在推进工作中，我们采取多种方式，帮群众算对比账、长远账，但是决不设定百分比等数量指标，让每一个入社群众都是自觉自愿的。

坚持从严管理，避免“萝卜快了不洗泥”。对成立的每一个合作社审核把关，起步时就从章程、民主管理、股金管理、财务管理、收益分配等方面进行规范，指导村党支部依章办社、依章办事，确保村党支部干成事、不出事。基层也创造了一些很好的做法，如建立议事决策、财务管理、重大事项决策审核把关机制。坚持公开办社，加强内部监督的同时强化外部监督，包括合作社负责人任期和离任审计。

坚持全面统筹，不搞单兵突进。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凝聚资源，保障这项工作后劲充足。

   只有不畏艰险，才能勇于担当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新生事物。现在全国有不少坚持集体经济的明星村，但自上而下地在全市推进办合作社，其他地方没有先例。这个工作上级没有要求我们做，不做肯定没毛病，因为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工作也是省内先进。现在自己没事找事，捅这个有争议的马蜂窝，当然有风险。在这个过程中，市里的有关领导给予我们坚定的支持，全市组织系统积极工作，把最初的构想变成具体可行的做法，体现了很强的执行力。

    我们基层的党支部书记和群众，给予我毫无保留的拥护和鼓励。莱州市田家村合作社理事长杨春华写的一段话表明了群众对走集体经济道路的肯定和支持：“有一条路人烟稀少、孤独难行，却是不得不坚持前行，因为在它的尽头种着的是期待和梦想。这条路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路，是以组织力促进乡村振兴的路，虽然现在这路上走得人还不够多，还有阻碍，也有困难，但是我们烟台的实践已经初步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路。今天我们的同路人越来越多，相信总有一天中国农村一定能一起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康庄大路。”

                                                                                    （编辑  季红）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目标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学习邓小平关于农村发展“两个飞跃”思想，积极实施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在运用市场机制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城市带动农村，党支部带领合作社发展，走集体化、集约化发展道路，是加快乡村振兴步伐的必由之路。

“两个飞跃”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40年前的改革发展从农村开始，当时对“怎么改”的意见很不一致。1980年5月31日，针对有人担心实行包产到户会影响集体经济，邓小平在和有关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1]

     由于小平同志的支持，小岗村土地承包到户的改革迅速形成燎原之势，一举解决了困扰我们几十年的温饱问题。

    小平同志对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思想是深思熟虑、高瞻远瞩的。10年之后的1990年3月3日，他在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2]

      1992年7月，在审阅十四大报告时，邓小平又重申了“两个飞跃”思想，指出：“关于农业问题，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3]

　　在“两个飞跃”思想的指引下，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持了稳定，为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农村稳定发展了，我们才有条件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乡镇企业崛起，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压力、动力和条件。小平同志关于农村“两个飞跃”的思想为中国的改革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现第二次飞跃的条件已经具备

　　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已经取得巨大进步，在沿海地区、平原和浅丘陵地区，开始着手推进小平同志所说的农业的“第二次飞跃”，条件逐步具备。

　　首先，城市经济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帮助农村发展。十九大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和农村发展的不充分是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城乡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而改变以家庭小规模经营为主的农村经济，走集体化道路，才能为发展规模化、集约化农业创造前提条件。

　　其次，工业已拥有为农业提供现代技术装备的能力。我们工业增加值居世界第一位，工业生产能力总体上处于过剩状态。发展现代农业需要的绝大部分机械装备和化学材料，国内都能生产，少量不能生产的可通过进口来解决，只要农业提出需求，就能满足供给。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第三，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短缺需要发展规模化经营。农村现在虽然还有2.2亿劳动力，但绝大部分是老人和妇女，精壮劳动力都已进城打工，许多地方出现土地撂荒现象。发展集体化、集约化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水平，才能吸引高素质的劳动力从事农业，逐步培养职业农民队伍。

　　第四，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需要发展社会化大农业。2018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逆差达574亿美元。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一些进口是必要的，问题在于优势农产品出口竞争力亟待提高，靠小规模经营的农户，不可能保证农产品质量，更不可能创造品牌信誉，无法提高出口竞争力。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出口，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农业合作社，形成集体合力。　　

　　农业合作社应当有多种形式

　　发展农业合作社，应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欧洲一些国家的经验，采取多种形式。

　　——种养加销一体化的综合性合作社。以一种或几种农产品的种植、养殖、加工、销售为纽带，组建全产业链的合作社。如果把供应链金融、冷链物流等也纳入进来，并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之上，就能建成区块链形式的合作社，其生产和营销网络可以覆盖全球市场。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可以以土地、牧场承包权入股，与其他拥有资本、技术、管理资源的社员共同组建股份合作制的公司。社员既可以被聘请为合作社的职工，直接参与合作社的生产经营，也可以只做合作社的股东，通过社员大会参与合作社的经营决策和监管。主要管理人员应当采取聘任制，可以从社员中产生，也可以向全球招聘，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这类产权明晰、责权明确、利益联接、经营灵活的合作社，应当作为我国目前合作社发展的主要形式。

　　——提供各类专业服务的合作社。围绕农业和农产品的加工、销售、机耕、灌溉、施肥、灭虫、除草、良种推广、果树修剪、设施建设、产品保鲜等专业化服务，拥有服务能力的人员组建专业服务公司，或由相关农户参与组建专业服务合作社。一个农户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参加一个或几个合作社，社员与合作社订立协议，享受合作社的服务，确保交售给合作社的农产品符合质量标准要求，参与合作社的利润分配，形成利益共同体。

　　——以“合作社＋公司”代替“农户＋公司”。多年来，我们推广“龙头企业＋农户”的组织形式，实践证明这种形式并不成功，原因在于以农产品加工销售为主的龙头公司与农户之间没有建立起利益联接机制，在农户交售农产品给公司时，常常产生价格、数量、质量上的博弈，特别是在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时，公司与农户的合同很难履行，产品质量更难以保证。龙头公司应当通过合作社与农户打交道，并通过吸收合作社入股等形式，建立起公司、合作社、农户之间的利益联接机制，这是三者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取胜之道。

　　——农户之间资金互助类合作社。这是金融类的专业合作社，由农户按村或者乡自由组合而成。农户将自己平时闲置的资金交给资金合作社经营，并作为社员享受合作社的低利借贷服务。国家对这类资金合作社的借贷服务应给予税收减免等鼓励政策。资金合作社也可与综合性合作社和专业服务类合作社结合起来。在“合作社＋公司”模式中，公司也可对合作社的社员提供低息或者无息资金支持。

　　所有新建立的各类合作社，都要执行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按照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的不同等级，用不同颜色的标签和二维码醒目地显示出来，便于消费者在市场上自主选择。这是增强我国食品公信力和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同时也只有普遍建立起合作社，才能建立农产品品牌，创建更多的质量信得过的名牌产品，我国的农产品才有可能打入国际市场。　　

　　发展合作社需要统一思想认识

　　通过集体化推进农业现代化，为农业的第二次飞跃创造体制条件，目前面临的困难不是实践上是否可行，而是首先要解决好思想认识问题。

　　（一）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否需要再等上百年？发达国家完成从小农户到规模化过渡，经历了一二百年的时间，我们发挥后发优势，这个时间可以大大缩短。改革以来，我们仅用40年就取得了西方国家200多年工业化的成就，这个奇迹在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上完全可以复制。最大的担心是，农业规模化经营后剩余的劳动力到哪里去。我认为，出路有三：一是合作社促进农业分工发展，农民从主要从事种植养殖业转移到从事与农业有关的二、三产业，将扩大农村的就业容量；推进城镇化特别是重视发展第三产业，将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新成长劳动力受教育时间的延长，将缓解就业压力。近10年来，城镇化的速度并没有随着工业化增速的下降而减缓，普遍存在招工难现象，特别是技术工种、社区服务、环境清洁等工作招不到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转移的任务仍未完成。通过采取综合性措施，用10年左右的时间，在适宜机械耕作的地区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解决城乡差距拉大的矛盾，是完全有条件的。

　　（二）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的合作社与以前的“穷过渡”有着本质区别。不少人认为现在搞集体化时机仍不成熟，与对人民公社化所带来的灾难记忆有关。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殊不知，今天我们要鼓励发展的合作社，是建立在现代产权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对耕地的“三权分置”，使农户对承包地拥有承包权即用益物权。以承包权入股，取得合作社的分红，可以把承包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收入更高的工作，也可以被合作社聘任，成为合作社的股东加职工。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印发的关于保护各类产权的文件，应能消除对于“左”的政策的担忧。

　　（三）合作社要坚持进出自由、民主决策的原则。合作社与股份制的区别就在于，合作社实行一人一票，股份制实行一股一票。农户参加合作社，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合作社的章程应规定社员进退自由。合作社的重大经营决策，包括投资方向、利润分配、管理者的任免等，都应经过民主讨论后由社员投票决定。合作社的财务必须透明，聘请有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审计。

　　（四）财政对农业的补贴要直接补给合作社。现在，各级财政对三农的补贴很多，但是监督管理不严，使用过于分散，降低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有些补贴对象需要调整，如把农产品加工的补贴补给了龙头企业，把种粮的补贴补给了承包人而不是实际的种地人。应借鉴法国的经验，把财政给农业的补贴直接补给合作社，用于鼓励合作社采用先进技术，购置农业机械，培训技术人才等。用财政资金支持合作社发展。

（五）发展农村基层党支部对合作社的领导作用。办好合作社，离不开基层党支部的领导。目前，各地都有一些坚持集体经营致富的先进典型，其共同特点就是有一个战斗力较强的党支部。党支部的成员可以在合作社兼任领导职务，一些规模较大的合作社，还应单独设立党支部。重视培养和发展年轻党员，重视把致富能人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人。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以党支部带领合作社，以合作社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编辑  杨利红）

2019年10月底，我有幸参加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烟台市召开的“党的领导和乡村振兴”现场研讨会。烟台市找到了党支部农村工作的抓手，找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突破口，找到了发展高产高效优质农业的有效形式，找到了乡村治理的好模式，找到了强村富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烟台经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党组织带领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总结出来的，具有普遍推广的价值，是其他农村地区可以借鉴的样本。烟台经验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党支部领办专业合作社，这是对贵州省塘约村党支部开创的塘约道路的继承和发展，与其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做法一脉相承。如果说塘约村是星星之火，那么烟台经验已经在胶东大地上遍地开花。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把握了乡村振兴的大方向

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的金光大道。不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多么发达，都难以解决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矛盾，同时摆脱不了发展经济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困境，因此不能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和谐的社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是，社会主义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总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甚至有时是螺旋式的前进。

我国农村刚实行包产到户的一段时间，确实有效地调动了农民个体的生产积极性，但同时也出现了种种问题。有人主张把村里的集体财产分光吃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调动起农民发家致富奔小康的积极性。但三十多年的实践结果，却事与愿违。由于种种原因，如今农业成了一个相对弱势的产业，多数农民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农村出现了大量土地撂荒的现象，撂荒面积之大、时间之长，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目前我国粮食已不能完全自给，2017年人均进口粮食达到2200斤。同时在很多地区的农村，部分农民陷入严重贫困状态，扶贫已经成为近几年农村的一项重点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组织的个体小农户就像一群散乱的蚂蚁，无法抗拒风险，没有持续生产增收能力，他们中间绝大多数的命运是要被市场大潮所吞没。

虽然各地农村相继出现了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社，但其成员多是村民之间的强强联合，或是城乡资本主宰的合作社，很少吸收贫困户参加，即使贫困户参加进来，也没有多少发言权。甚至有些合作社仅仅是为套取支农资金成立的。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其性质是党支部通过合作社这个载体，带领全体村民走共同致富的道路。烟台经验表明，党建引领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

社会上的农民合作社多采取股份制经营，一般由出资最多的股东担任法人、理事长，合作社日常工作由理事长主持，因而经常发生大股东侵占小股民利益的事情。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却不同，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合作社理事长是一人身兼三职，上级党组织不干涉合作社的日常事务，党员可以通过党组织监督支部书记的履职情况，村民可以通过村委会监督村主任的工作，上级党组织可以监督每个党支部和每个党员的工作情况，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合作社领导层发生违法违纪的情况。因此，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可以保持自身的廉洁，发挥组织起来的优势，能够有效地调动村民参与村里事务的积极性，真正体现了村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单位不得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因此党支部、村集体是不能加入合作社的，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采取了变通的办法，以党支部成员个人名义联合发起成立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出任合作社理事长，这与塘约村党支部的做法如出一辙。但合作社内部章程规定，支部书记一旦落选，要自动退出合作社理事长的位置，由新任支书通过法定程序来继任，确保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性质不变。

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形式多种多样，多数是党支部成员主动出资发起成立合作社，村里的共产党员带头加入，发动村民自愿加入。入股方式多样化，可以以承包地、劳动力、现金、集体资产等各种资源统一折算为现金入股经营。

比如，栖霞市蛇窝泊镇东院头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1元现金为1股，1亩土地折合为8000股，党支部书记带头入20万股，两委成员各入股5万股，普通党员入3万股，最终引导全村140户、350名村民积极入社，共筹集起2200万股，村集体占股15%，村民占股85%，实行股份制经营。合作社建成了200亩有机苹果示范园、100亩苗木基地。2018年，苹果亩产5000斤，每亩收入2万元，纯利润1万元。村集体收入92万元，村民每亩地分红5050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该村党支部书记林贤说，村民入股土地，2019年预计每亩分红可以达到8000元。

栖霞市衣家村是一个山区村，没有一亩水地。衣家村党支部2017年领办了“一点园”合作社，合作社首先打成了一眼深水机井，解决了村民的吃水困难。由于衣家村的土地分散在一座山坡上，村支部想修成一条上山路，把井水引到山顶，建蓄水池，将梯田改造成水地。然而，村集体和村民都没有经济实力来搞这项大工程。衣家村党支部成员和党员带头，动员村民以劳动力入股合作社，创造了一种工票制度，工票将来可向合作社购买灌溉用水、果树苗和水管线。衣家村仅靠留在村里的老弱劳力，大干了7个月，硬生生在荒山中开辟出一条长5.5公里、宽5.5米的山路，在山顶上建成了2座大型蓄水池，将全村梯田改造成水地，村里的落后面貌实现了大改观。

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是开放型的结构，有的合作社根据实际情况吸收城乡企业资本入股或参与经营。但合作社的理事长要由党支部书记担任，这与一般股份制经济实体有所不同。合作社不以利润为唯一目的，其最终目标是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因此，烟台市合作社对入股村民的土地流转费一般高于市场价格，从每亩500元到4000元不等。土地流转费只是村民入股土地的基础收益，还有合作社年终二次分红，搞得好的合作社，1亩优质苹果纯利润可达万元以上，二次分红有的可达4000元以上。合作社对流转回来的土地进行整地改造，取消田埂后能多出10%-15%的面积，多出的土地作为村集体资产入股。因此，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村集体就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从而有经济实力开展各项工作。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营模式也是多种多样，并没有搞行政指令，不是“一刀切”，由入社村民自主决定，有的是村集体独立自主经营，有的是村集体与企业合作经营，有的对外发包经营，有的与苹果经销商建立订单农业，由承包商统购包销。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从2017年的11个试点村开始，2018年扩大到100个示范村，2019年进一步发展到1300多个村。2019年，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占到全市行政村总数的20.2%，新增集体收入3.8亿元，群众增收4.9亿元。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发展现代化农业的有效途径

包产到户责任制只是在改革初期调动了村民家庭生产的积极性，破除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对农民起到激励作用，可是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他生产要素的发挥。邓小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提出农村要实行“二次飞跃”，搞规模化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思想，就是这个道理。按照宪法规定，我国农业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明确指出：“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有助于农业现代化路子走得稳、步子迈得开。”“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但是多年来，我们在农村经营体制上，“分”的文章做得多，“统”的方面无所突破。烟台经验打破了家庭经营的小农生产模式，闯出了一条新路。

烟台农业主要是种植苹果，全市苹果种植面积280万亩，是国内最大的苹果产地。栖霞市松山街道汉桥村有一处800亩的苹果园，坡顶建有一个大型蓄水池。为了适应机械化操作，原来的梯田改为坡田耕作。苹果树下覆盖保水保温材料，下埋滴灌管，种植最新最优的苹果新品种，聘请的技术员全程指导科学管理。据了解，这样成规模的苹果园每亩投资需3万元，一家一户很难办到。由于实现了优质高产，这里的优质苹果1亩可以收入2万元，农民二次分红最高可达4000元，这样的经济效益是个体农户想都不敢想的。

今年全国苹果市场价格不好。虽然今年烟台本地苹果收购价略有下降，但优质苹果每斤依然可以卖到6元以上。这就是有组织的生产优势，有人说市场经济下船小好调头，其实风暴来了，船小先遇难，船大才能抵御风浪。

烟台的高产高效农业采取了合作社集体化经营模式，提高了效率，改善了品种，提升了品牌效应，并且有效地和市场对接，同时体现了“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一组织形式，也为种植小麦、玉米等常规作物的地区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效应。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途径

新时期农村出现贫困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家庭小农生产模式落后，土地产出率不高，所生产的农产品品质差、价格高，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因此，要从根本上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就需要改变家庭小农生产模式，采用规模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

城里的企业、村里的种粮大户投资农业，流转村民土地，建立农场，也可以取得规模经营效果。但是，村民把土地流转到私人资本手里，一般只能拿到一笔土地流转费，土地产出多少与村民没有关系，不像合作社可以二次分红；而且私人农场一旦经营不利，就撂地走人，因而村民把承包地流转给私人资本的意愿不高。私人资本流转村民承包地成片种植，成本较高，而且一旦出现“钉子户”，事情就很难办。另外，经常出现私人农场经营不利就撂地走人，村民拿不到土地流转费去政府上访的事情。而党支部流转村民的土地就比较顺当，即使遇到不愿流转承包土地的钉子户，全村的村民都可以帮助党支部做动员说服工作，也可以通过调换土地来解决。

烟台的村民合作社是开放型的，不仅是城乡资金，有见识的涉农企业、农民种植大户以及苹果经销商都可以入股合作社，但前提是合作社必须由村党支部主导。这是一种农业生产要素的高效组合，也是烟台合作社三年以来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年来政府扶持“三农”的资金逐年增加，扶贫力度越来越大。但是由于个体农户无法对接政府扶贫项目，项目资金往往落到村里“强强联合”的合作社手中，或者通过招标获得项目的公司手中，出现“扶强不扶弱”现象。常有新闻报道说，政府投资为村庄修路占用某村民的一角地边，村民漫天要价，其原因就在此。而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可以有效对接政府的各种支农项目资金，这一矛盾就很容易得到解决。

贵州塘约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起步资金就是这样来的。当初塘约村遭遇洪灾，村庄被冲毁，政府拨出大笔救灾资金。按常规做法，这些修路项目一般为城里的企业竞标所得，但塘约村成立的集体建筑队成功获得这个工程项目。塘约村党支部借此机遇，把村民承包地流转到村集体，重新规划了村庄路线，路修得更好，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也挣回了第一笔资金。正如烟台市委组织部长于涛所说，支农项目资金进入村合作社组织，一般转化为村集体股金，从而使村集体的资产越滚越大。目前烟台市政府正探索拿出一部分支农资金，作为种子扶助资金进行滚动发展。一个合作社使用了这笔资金投入生产，盈利后归还本金，再向另一个合作社投放，资金滚动使用，支持合作社发展。。

栖霞市松山街道汉桥村党支部，组织全村30户贫困户将其23亩土地入股合作社，按照苹果地每亩折价800斤小麦，光板地每亩折价600斤小麦的市场价格标准对其发放基础股金，并将集体收益的20%分配给贫困户，使每户年增收8000元以上，并且逐渐摆脱了贫困。对村民来说，加入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既有土地流转保底收入、合作社收益分红，又可以到合作社打工得到劳动报酬，还可以再就业再创业，出路更加宽广。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刚实行包产到户那几年，笔者所在县有一个行政村，村民办事找村主任盖章，盖一次章收5块钱。问题反映到县委书记那里，书记责成县纪委派人下去查处。面对纪委工作人员，那个村委会主任理直气壮地说：集体财产都分光了，村里没有一点办公经费，你们县乡干部下村工作，吃住在我家，谁给过我家饭钱、住宿钱？名义上村主任每年有800元工资，也没兑现。这件事只好不了了之，村主任自己也不干了。村集体没有了经济基础，党和政府在村一级也就失去了执政的基础。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烟台市抓住“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个牛鼻子，带动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和党建全面振兴，面貌焕然一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栖霞市福山区门楼镇南庄村，共有70户、753人，其中党员28人。南庄村依傍一条公路，村后有一座荒山，该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带领村民开辟荒山种植樱桃树、苹果树，在山顶建凉亭，把470座散葬的坟墓迁到了村办公墓里，将荒山改造成花园式的果园，发展第三产业。2018年，该村集体收入200万元；明年果园进入盛果期，果园一项收入预计可达千万元，集体与个人共同受益。

烟台市的苹果树大都是30年前种植的，如今面临老化退化的问题，实行果树产业改造升级，靠村民一家一户几乎难以办到，而借助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可以高效实现苹果产业升级，不仅增加了农民依靠新科技带来的收入，而且取得了强村富民的双赢。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实践中，出现了不少有作为的能人、带头人，这是发展壮大这项事业的基础。各级党组织为能人、科技人员施展身手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同时，烟台市委一直关注和培养基层党组织领导，更加注重健全完善合作社的规章制度，参照现代化企业经营管理办法，帮助合作社建立健全民主议事、财务管理、利益分配、社务公开等制度，明确集体与合作社利润收益分配办法。实行项目统一评估、章程统一把关、合同统一保管、印章统一保存、资金统一管理、物质统一调配、收益统一规范的“七统一”运行机制，确保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安全、规范、高效运作。

党支部领办合作体现了现代化农业规模化生产的优势，提高了土地生产效率，生产的农产品在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使村民得到了实惠。同时，合作社采用股份合作方式，将社会资本、农户、村集体的利益联结在一起，既给下乡资本留出了足够的发展空间，也最大程度地规避了资本下乡带来的风险。此外，还为科研院所深入农村一线开展科研和推广工作开辟了通道，为科技人员提供了大展身手的广阔平台。烟台经验，是新时期提高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建立文明富裕和谐新农村的有效模式。这一模式，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编辑  宋斌斌）

党的十九大以来，烟台市认真贯彻实施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大山东代表团做了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强调要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烟台在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的过程中，引发了一场深刻的“革命”。2017年以来，不到两年时间，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以及农村的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落实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农村的发展滞后逼出乡村振兴的新路

烟台地处相对较为发达的胶东沿海丘陵地区，是环渤海经济圈内的重要城市，下辖5个区、7个县级市、一个县，人口712万，农业以果业为主。烟台的农村虽然已过了温饱线，但从乡村振兴战略的“产业兴旺、环境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来看，还存在着许多短板，主要是五个方面的问题：

集体穷。烟台全市6439个村（居）中，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2017年在5万元以下的占32.6%，2018年在10万元以上的仅1000多个。集体经济薄弱，不仅无力支撑农村建设，也极大削弱了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公信力。正如一些基层干部所说：没有集体经济，干部抬不起头，直不起腰，讲不起话，办不了事。

党支部弱。实行家庭承包制之后，农业的经营方式以一家一户为主，农村基层党支部失去了发展方向与组织群众的功能。再加上农村党员年龄老化，出现了群众“只看重村委会，不知道党支部”的问题；在众多新经济组织中，群众普遍跟着协会跑，党支部被边缘化。

群众散。实行家庭承包制和市场经济，一家一户经营替代了集体经营，集体意识越来越淡化，以村为单位的集体组织失去了内在的发展动力，由此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与生态治理。村民自治虽具有完备的形式和程序，但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常常容易成为村内贿选、腐败的平台。

产业衰。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的现象日益增多，土地碎片化、作物和农业技术老化、经营分散化、土地撂荒等现象越来越普遍，一家一户作业的模式没有能力实现规模化经营，也没有能力进行果业作物与技术的更新。

合作社乱。中央鼓励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希望合作经济能帮助农民应对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实现规模化、科学化经营。但实践中不少合作社成为套取政策红利的“空壳社”；一些合作社仅为村里几个“能人”所有，不能带领弱势群众共同参与，起不到带动农业振兴和农民共同致富的作用，更不能承担乡村建设与治理的社会责任。

抓住突破瓶颈的关键环节

根据烟台农村发展中出现的瓶颈问题，烟台市委把“组织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工作重点，把基层党组织的振兴作为突破口，以此带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

根据《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规定：“村党支部要组织带领农民群众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党支部具有其他任何组织都无法比拟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如果能与合作经济的优势相叠加，就可以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拓宽发展的路子，加快产业振兴，在增加农民收益的同时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在农村实行共建、共治、共享，实现乡村振兴。

事实证明，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坚持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由党支部把农民组织起来，因地制宜地带领村民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村合作经济（如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与社会资本联办的股份合作制经济），落实和创新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就有条件向农业生产集约化、科学化发展，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体质量、效益，也能改变资本下乡、大户经营带来的不合理现象，扭转一般农民边缘化、农村发展两极化的趋势，使村内的基础设施、村容村貌、村风与生态环境整治具备内生动力和组织平台，办好那些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又必须要办的事。

实践证明，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的执政基础，是群众的靠山，是乡村振兴的领导核心。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必须扎根群众，与群众的生产生活结合在一起，在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中摔打磨练。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的同时，也加强着党组织作为战斗堡垒的建设，避免了党建与乡村振兴成为两张皮。正是在带领群众发展合作经济的过程中，烟台市发展起了一大批具有竞争力的新型合作经济，也锤炼出一大批优秀的乡村带头人、党员骨干和有战斗力的村党支部，成为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党支部领办新型合作经济的工作路径

党支部领办新型合作经济，首先要做好党内统一认识、思想发动工作，烟台市委组织部在推动此项工作中，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

思想发动，统一认识

在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中，统一对乡村振兴战略重要性的认识；统一对为什么在党建工作中抓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统一对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是否走“回头路”的认识；统一对坚持我国农村基层经营制度的认识。通过这几个“统一”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明确的政治方向。

抓好村党支部书记的思想建设工作，解放思想，提升责任意识、思想观念、政策水平、经营理念、创新能力。烟台全市共选拔出100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的示范村，通过先进典型挖掘出一批敢负责、懂政策、善经营、会管理、能带领群众的农村干部。

做深、做透群众的思想工作，提振农民群众加入集体经济的积极性，例如集体经营可以增加收入的“经济账”；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能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民生账”；使农民老有所依的“长远账”。

解决操作实施办法，抓好组织保障

要过河，必须解决好桥和船的问题。烟台市委组织部精心编写了《怎样办合作社60问》，针对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时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如何依法注册合作社、要办合作社没有启动资金怎么办、合作社如何经营管理、如何提升效益、如何保证集体、个人利益双赢等等，根据国家的政策和示范社的经验给予回答，使初办的合作社能看懂，能操作。

市委组织部还精心编写了《组织起来的力量——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强村富民50例》，推广成功经验，帮助广大村民和干部树立起“别的村能行，我们也一定能行”的信心。

根据已有的示范案例，提出未来发展方向：建立合作联社，扩大规模、扩展优势；发展集生态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民俗文化节等旅游综合体、田园综合体，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好农村闲置的宅基地，发展乡村民宿、健康养老、民俗展览、创意办公室等产业融合项目，提升综合效益。

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市委组织部着力抓好村集体的带头人，换上一批想干事、能干事的支部书记，探索建立村干部的退出机制，制定了从严管理干部的制度和办法，及时发现一批管理规范化、生产标准化、经营品牌化，并实现富民强村的示范村，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引导其他村向这些示范村学习。

在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的过程中，市委组织部坚持在实践中不断发现、培养、教育、锻炼干部。在带领群众办合作经济的过程中，农村基层涌现出一批党委靠得住、群众信得过、办事有能力的村党支部书记，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推动涉农政策的供给侧改革

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以来，国家对“三农”方面的投入力度不断增大，但在贯彻“统分结合”的过程中，对“统”的方向缺乏明确具体的支持政策，或者缺乏政策的衔接。为支持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烟台市在涉农政策方面着力向“统”的方向倾斜，取得了积极效果。

市级财政设立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资金，县级财政进行配套，对100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示范村每年投入30万元启动资金，连续3年，规定财政投入资金作为村集体资产入股合作社。

规定在市县区每年下达年度新增建设用地的指标中，不低于15%的部分要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用地指标。

供销合作社优先在100个示范村建设村级综合服务社和“功效e家”电商服务站，帮助合作社开展日用品、农资、农产品购销及网络代购代销、物流配送、银行业务等经营服务。

引导银行对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加大信贷力度，通过简化审批手续、加大信贷额度，实行优惠政策。

引导电商龙头在100个示范村建设村服务站点，提供策划、咨询、代理、培训、物流、金融等服务。

对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用地、项目所得销售资产农产品、合作社与本社之内的农产品与农资交易，免征（或减征）土地使用税、所得税、增值税、印花税。

对支持农业绿色发展的机具实行优先补贴，应补尽补。

支持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参与评选申报国家级、省级、市级示范社，其中被评为国家级、省级“一品一社”示范村的，将进行财政奖补。

农业部门督促指导合作社制定组织章程、健全组织架构、完善制度，对合作社财务、利益分配机制进行监督；对计划的增收项目进行风险评估，确保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加强合作社对外经济合同、财务收支的审计监督。

美丽乡村初见成效

截至目前，烟台全市已有党支部领办的各类合作经济1470家，占行政村总数的22.8%，其中绝大部分是近两年办起来的。虽然果业合作社进行的产业结构改造尚未进入盛果期，但其总体效益已显现出来：1470家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新增集体经济收入3.8亿元，群众增收4.9亿元。党支部领办各类合作经济已在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中广为接受，发展高潮正在到来。更重要的是，烟台的农村正在迎来“第二次飞跃”。

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干部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带领群众干事创业蔚然成风。党支部与群众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转化为带领群众的创业和乡村振兴中的实际行动。许多村党支部书记说：自从领办了合作社，在群众中就有了威信和话语权，真正找到了“当家人”的感觉，体验到了多年以来所没有的荣誉感和成就感。

强村富民的发展之路更宽了，共同富裕的目标有了现实感。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改变了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致富模式，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实现规模化经营，提升了农业的质量，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扩大了集体的土地资源，壮大了集体经济。村集体有能力为改善村民的生产生活主动办事了。通过股份合作，将社会资本、农户与村集体的利益结合起来，既给下乡的资本留出了发展空间，也规避了资本下乡带来的风险，实现了农民、集体经济和资本“三赢”的局面。

农民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农村工作难就难在群众工作。以往改革突出了保护农民的经济权利与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但忽视了集体利益，农民也不再承担对集体的责任与义务，农村出现“一盘散沙”的局面。通过领办合作经济，党支部把留在农村的农民又组织起来，不仅把村集体利益与农民的个人利益绑在了一起，而且让那些进入老年、家有困难、一家一户发展有局限的农民找到了依靠。不少村民评价说，“只有合作社好，我们大家才能好”，“孩子靠不上，党支部与合作社才是我们的依靠”。由此，各个乡村从经济到民生又结成了一个以集体为单位的“命运共同体”，书记是领路人，农民都是主人翁。

一旦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就会迸发出来，有的村子里70岁的老农踊跃参加集体生产，成了“壮劳力”，80岁的老人都要求参加建设。村里要修路、建水坝，农民甚至不计报酬都争着去。天旱要浇水，以前各家各户争水打破头，现在大家不约而同地让合作社的地先浇。整顿村貌，原来拆除违章建筑就像一场战争，现在顺顺利利。在这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乡村，人还是这些人，却从只站在一家一户立场考虑问题的农民变成了乡村振兴的主体。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在党支部领导下组织起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能够统一起来，真正实现了“统分结合”。在这个机制中，农民自觉地承担起对集体的责任，这是农民积极性的来源，也是乡村振兴的希望所在。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兴起，使农业和农村展现了希望。外出打工的农民开始返乡创业，农业的技术人员、经营人才也纷纷被吸引过来，农村老龄化、空心化的情况开始缓解，人才振兴有了希望。

农村生态和人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合作社的规模化、科学化经营，减少了面源污染，改造了荒山荒坡，加快了村庄整治，美丽乡村正在替代原来的脏乱差，村庄逐渐展露出了生气。

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带来的启示

烟台经验是深入学习理解中央精神、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产物，它把新时期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相关的五个方面结合起来，开创了党的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新局面，迎来了邓小平所说的农业农村的“第二次飞跃”。

首先，紧紧抓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核心的党的建设，把“村党支部要组织带领农民群众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职责任务作为农村党的建设落脚点，在乡村振兴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其次，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使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充分发挥主体作用。

第三，在坚持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制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通过合作经济赋予“统分结合”经营体系新的内涵，为实现“产业兴旺、环境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治理有效”提供了基础，建立起新的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形成集体、农民与资本之间的合作共赢。

第四，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为抓手的乡村振兴行动，带动了政府部门的作风转变，推动了涉农政策供给侧的改革。

第五，使乡村振兴始终朝向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发展。

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农村改革要有“两次飞跃”，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在呼唤农村农业的第二次飞跃。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经济的实践，正在叩响这第二次飞跃的大门。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