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金融领域中，可能对国家金融安全产生金融风险的比较大的因素，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二是平台经济的交叉持股估值泡沫的风险；三是数字货币或数字金融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 

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

    对未来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对我国构成的金融风险，要有前瞻性的考虑，早做预案。这种金融风险不一定就在当前发生，但完全可能在未来出现，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扰动因素。

    我国承诺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实质上就是承诺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的开放，也就是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开放。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由新兴市场向成熟市场转轨时，常出现因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而带来的金融风险，这是一个可能的趋势。

    股票市场，现在外资比例不很高，据我们统计，2020年9月，外资持有境内股票资产的规模为12.75万亿元，但现在占流通市值的比例已经达到4.73%，比例比较高了。

    债券市场，外资正在加速购债，持有境内债券的规模已达到3.01万亿元，占托管余额的65%。这样，国际资本的持续流向，使资本市场成为外汇储备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在FDI逐步收窄、经常账户顺差逐步收窄的情况下，外资流动成为一个主要的因素。

    目前的金融开放中，有三个问题需要思考：

    第一，中国对外资开放资本市场，无论是债券市场和股权市场，是否可能成为美国放水、而我们拿自己的优质资产给它接盘的问题。目前外资投资于人民币资产（尤其是境内的外汇资产）有三方面稳定收益：一是无差异的（无）风险利率，相当于国债的利率；二是人民币升值和未来的贬值可能产生的汇差收益；三是相对于全球市场较为安全的投资环境。（从国际经济格局、中美金融博弈的大格局看，未来这可能是大概率发生的事件。）

    第二，外资的大幅流入流出，对我国股市的影响极大。我们做过统计分析，每一次中国股市要涨的时候，北向资金的大幅卖出都会导致股市的大跌，这与上证综指下跌时的时点高度重合。近4年，北向资金净卖出超过50亿元的交易日共有38个，其中36个上证综指的平均跌幅都在1.79%。所以，我们谈开放的时候不能够看不到风险。有人说外资在我国股票市场总资本中占比不大，还不到5%，不会对市场有影响。但是市场的交易、资金的推动力量，和持有股票的存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2015年股市大跌时也是这样，并不需要特别多的资金量。现在这成为美国压制我国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股市一旦要上涨，美国就会立即放出利空消息，例如中兴国际的芯片问题，美债收益的倒挂问题，以及威胁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税率调高至25%，以及香港的暴乱等。在这个过程中，股市的下跌和外资北向资金的流动都是明显的。不管北向资金是真外资还是假外资，但这已经成为一个通过资本流动影响我国股市的通道，甚至和某种政治意图相契合，打压我国股市。

    第三，在现在这种状况下，进行大幅度的资本市场的开放，对我国的汇率形成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现在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迅速从7.20元升值到6.50，这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很大。可以预计，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力度越来越大，甚至放弃一切限额监管，外国资本会大量流入，推高人民币汇率，若放弃限额管理，这对我们是不利的。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为保持贸易的基本平衡，应该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不能学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通过中央银行买卖货币来支持汇率的稳定。而且这种汇率形成机制，并不是我们法定的汇率决定机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马哈蒂尔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外汇管制，所有外汇资金不得流出，才成功遏制汇率暴跌。所以，对汇率问题要给予相应的重视。要未雨绸缪，准备一些应对措施，不能等到汇率大幅贬值的时候再采取紧急措施。

   平台经济交叉持股估值泡沫是最大的风险

    中国平台经济的估值泡沫已经相当严重了。当前大家都很关注蚂蚁金服暂停上市的事情。这里有几个问题是值得考虑的。

    第一，中国的企业上市和高估值实行注册制，它是基于企业的盈利、基于证券法和上市规则的规定实行的注册制。实行注册制是说监管部门不去做实质性的审批，但是它有义务审核每一个上市企业申请符合上市规则和证券法的要求。就蚂蚁金服这个事情来看，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1）蚂蚁金服直到上市的前半年，还在进行大规模的股权扩张和资本扩张，这是违背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精神的。这实质上就是大家一起做一个资本的局，通过A轮、B轮、C论、E轮，每一轮抬高估值，最后实行上市。其结果，普通散户要按68.8元市值拿到它的股票。如果真是这样上市的话，它的规模就不是2-3万亿元了，整个IPO估值比工商银行市值还大。而且，现在小米的市值比中国移动的市值还大。所以中国股市的平台企业估值泡沫是很大的。

    我们对IPO注册制要有正确理解，一定要符合条件。上市规则要求，企业一定要有三年的财务审核、两年的财务审计，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2）蚂蚁金服这件事涉及企业上市的风险揭示，这非常重要。很多风险揭示是不完全的，至少是不到位的。比如说对网贷的管理，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实质上都是在打政策的擦边球。还有企业杠杆问题、资本金不足问题、垄断的市场定价问题。不仅仅是垄断市场定价，连为它服务的金融机构发ABS的利率都超不过百分之三点几，投资银行、头部证券公司要想做蚂蚁金服业务都是收费很低的，但他们没办法，都要抢份额。马云说，你只要做了我这个蚂蚁金服的上市保荐，其他的BATJ都不能做，只能做我一家。所以这个垄断和寡头垄断也是比较厉害。当然还牵涉到道德问题，花呗和借呗其实是无限放贷，和美国的学生贷没什么大的区别。上世纪美国的学生贷有1万亿的坏账。所以，我们要打破这个资本估值的泡沫。这个是管住资本无序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

    （3）在企业上市的这一关，怎样能够体现它的实体性、经营的可记录性、对股民投资的保障性。这些应该成为我们股市制度建设的新内容，而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一种私募方式。企业现在没有盈利、预测未来有10亿的营收也可以上市。但这个营收到底可靠不可靠？这是一个问号。

    更重要的是要加大蓝筹投资，鼓励长期投资，这是改变资本市场估值生态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三大电讯公司、几大银行的市盈率已经很低了，还说它一塌糊涂。美国（银行）还是24倍的市盈率，我们的银行股才7-8倍，蓝筹股也就是12倍的市盈率。这个是中国未来资本市场走向良性循环的一个基础。这需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人。美国的401K等国家养老基金进入资本市场投资，401K有23万亿美元配置在蓝筹股，美国的基金60%都配置在股权的蓝筹股上。我们的基金配置在股权上还不到17%，放在社保基金后，社保基金机构自己又不主动管理和主动投资，实质上又交给基金去管理，又变成了一个散户。这是需要改变的问题。最重要的是防止估值的泡沫。

    《财新》杂志对蚂蚁金服2014-2020年的投资进行分析，总共投了3500亿，其中的项目都是饿了吗、美团、高德地图这类项目，基本上没有硬科技和核心科技。所以，中国的资本不投向实体产业，可能会带来新的金融风险。当然，投向实体经济的资本形成，必须让国家的蓝筹股这一部分有财富效应，只要有了财富效应，老百姓自然会转投。所以这是一个战略问题。现在中国不缺资金，有300万亿银行资产，200万亿储蓄资产，若拿出30万投资于我们的蓝筹股市场，而且有稳定的股息回报、有长远发展前景，未尝不可。所以，从国家金融战略的角度着眼，要在这方面有政策考虑。

    数字货币或数字金融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

    我认为真正意义的数字货币是不存在的，只能说是货币的数字化。过去各种各样的数字货币是不存在的。

    欧洲央行给的定义：数字货币是数字化的资产表现，要纳入证券监管，要进行前置管理，防止它对社会、对散户进行募资。

    我们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一种违反常识的金融监管的思路。比如前一段时间的金融创新，出现这么多影子银行，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第一，影子银行资产增多，会造成货币政策失效。因为银行系统有一个资金架构，也有资金需求。央行如果不是用准确的降利和定向贷款的方法，任何放水就首先会在第一个池子里过滤一遍，这就滴灌不到下面的实体企业去了，因为两个领域的收益率是不一样的。中小企业为什么贷款难，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监管部门应该有明确的态度，不要把数字货币作为金融的一种形式，把它定义化，说的太多了会误导百姓，包括炒比特币，实际上没人相信它是个真实有价值的东西，只是因为别人信任它有价值，所以把它作为资产的形式，不能再在数字货币上产生问题。

当然，如果说央行推出一个统一的数字货币，那就是数字人民币，所有银行都可以用，其他那些带有移动支付的互联网公司就没有市场了。

如果国家金融监管有明确的规定，银行的账户不和现在的平台经济对接，平台经济就无法生存。所以，金融监管要未雨绸缪，要管到本质上。

（编辑  季节）

中国金融开放是必然趋势，这不只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使然，更是在于，中国作为以实体经济为本的超大型经济体，其高质量创新发展难以仅凭国内资本，必须充分利用全球资本资源才能得以支撑的必然要求。

金融开放尤其是资本项目开放，必然伴随巨大外部风险。发展中国家历次金融危机都证实了这一结论，而且也积累了大量经验教训。但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历次金融危机都会被国际舆论场冠以“苍蝇不叮无缝蛋”的说辞，以此为国际资本冲击开脱责任，而事实也的确多次证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理论诱导下，内部政策长期失误，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比如1997年之前，泰国就试图“以资本项目顺差弥补经常项目逆差以保持固定汇率”，无度开放资本项目，结果给了国际金融大鳄攻击泰铢的机会。所以，外部金融势力发动金融攻击，往往需要利用其国内经济、金融制度缺陷去大做文章，使得“外因通过内因”引爆雪崩式危机。

一个国家的金融防线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关键是要破解自身的经济、金融软肋。同时，本文将尝试性地回答：造成中国金融乱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正确看待美联储“大放水”，以及“大放水”过程中的通胀和资产“泡沫”问题？等等。

美联储为什么金融危机后否定了“单一利率调节”

研究发现，中国经济、金融“脱实向虚”，杠杆过高，以及影子银行、套利空转的各色金融乱象的产生，不只是金融监管失当、失职所致，更是“单一利率调节”——这一货币政策方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图1  中国基础货币、M2和货币乘数的关系

理论上说：M2=基础货币×货币乘数。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2014年之后，中国央行基本停止了基础货币投放，而M2增长完全依赖货币乘数的不断增长。这实际是“单一利率调节”所希望达到的效果。为清楚起见，我们从图中截取2014年之后的部分（见图2），2014年迄今六年，基础货币数量（绿线所示）不仅没有增长，反而略有下降，同时M2数量（蓝线所示）不断攀升。整个过程中，很显然，M2增长完全依赖货币乘数（黄柱所示）的不断提高。

图2  2014年之后的中国基础货币、M2和货币乘数关系

货币理论认为，信用货币时代，基础货币代表国家信用，犹如金本位时代的黄金，它是一个国家货币主权的象征，是所有流通货币存在的基础。我们可以把基础货币看作是一杯“糖水”当中的“糖”，M2就是这杯“糖水”，如果将货币乘数视为“系数”，那它就是这杯“糖水”中的“水”。

实际亦然。货币乘数放大基础货币为M2，这实际是商业信用向国家信用“注水”的过程。这个“注水”过程是金融活跃的必要和必然，但必须有度。经济增长必然要求M2相应增长，但如果M2增长没有适度的基础货币增加，而完全依赖货币乘数推升，实际等于是“给M2不断注水，通过稀释基础货币——国家信用实现M2增长”。长期以往，势必“大水漫灌”。所以我们说，“大水漫灌”的基础是“单一利率调节”的货币政策方式，而不是基础货币投放。图3所示，美联储大量释放基础货币之后，货币乘数大幅降低。

图3  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货币乘数的变化情况

图4所示，美国实行10年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大量投放长期基础货币，M2增速未如一些中国专家所料，出现大幅上涨。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美联储实施“扭曲操作”之后，M2增速（图4中红线）回落。如果我们用“糖和糖水”比喻，美联储政策并非“大水漫灌”，而是对M2“加糖降水”。

图4  美国M2（蓝柱）和M2同比增速（红线）

美国作为拥有货币霸权的金融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之前30年实施“单一利率调节”的货币政策方式，刻意压低基础货币供给数量（2008年美联储基础货币数量仅有9000亿美元）。这样做实际是把美元的货币发行权让渡于商业金融巨头，它是金融巨头通过创造信用而发行货币的过程，是金融信用取代国家信用的过程，是金融资本主义国家标志性的货币发行特征。

中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可以或应当把货币发行权让渡给商业金融机构？这恐怕是判断中国货币政策是否应当采用“单一利率调节”的关键。而且事实已经证明，“单一利率调节”的货币政策方式根本不可持续。2008年，当美国货币乘数达到9倍之时，美国金融危机爆发，高杠杆支撑的美国商业金融信用崩塌了。这也是美联储不得不彻底否定“单一利率调节”货币政策方式的关键所在。

“单一利率调节”导致金融出现短期化趋势

依据货币理论，“单一利率调节”是一个“不加糖、只加水”的货币供给过程。货币学理论认为，货币乘数（水）也代表着“货币的周转速度”。毋庸置疑，货币乘数越高，货币周转速度就越快；货币周转速度越快，货币周转周期就越短；货币周转周期越短，金融短期化趋势就越严重。由此我们推导出一个重要结论：“单一利率调节”会导致金融短期化趋势。

金融短期化会带来怎样的经济后果？金融市场上货币流动性非常大，但支持实体经济所必须的长期资本严重稀缺。美国不怕，因为它的核心利益是金融利益，金融运行不怕金融期限短，1天期的流动性资金同样可以“套利”营收。但是以实体经济为本的中国，恐怕一刻也离不开长期资本对经济的支撑。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实际上，中国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完全符合上述分析。2014年，央行开始将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节”为主转向“价格型调节”为主，这意味着中国货币政策开始向“单一利率调节”转变。基于基础货币供给的突然减少，这使得货币市场利率大起大落——月末、季末的考核效应，从而给货币“空转套利”留下极大空间。于是，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专司货币市场“空转套利”的货币基金在中国突然爆发，经营规模井喷式增长。而中国金融主体银行负债端（存款或负债）期限越来越短；而资产端（实体经济所需贷款）的期限却根本不可能随之缩短。如此趋势下：

第一，银行存贷期限错配越来越严重，流动性风险则随之加大，银行势必需要更多的短期流动性用以覆盖流动性风险，从而导致中国金融市场短期流动性需求暴涨（见图5）。

图5：中国货币市场交易量2014年之后暴涨

实际上，过多的短期流动性充入银行负债，必然在更大程度上拉高M2增长率，这正是中国M2增速会大大超越名义GDP增长的关键原因。但是，被短期流动性推高的M2之于实体经济意义何在？其实，这样的M2是劣质化的货币供给，对应到金融市场，这等劣质货币生成资本的效能极其低下。

第二，银行出于自身流动性风险的考虑，如果负债期限越来越短，必然迫使银行相对缩减贷款规模，尤其是中长期贷款规模。结果，无论是期限还是数量，银行显然无法满足中国经济增长需求，无法满足实体客户需求，从而导致融资难、融资贵。

第三，为减小负债短期化风险，银行必然把相对稀缺的中长期贷款，更多配置给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大客户，从而导致中小民营企业贷款艰难，利率高企。在此背景下，激励了各类民间高利贷机构如雨后春笋，加之监管层试图以民间金融解决中小微企业贷款、并为此不断放松监管，结果形成各色金融乱象。

第四，为满足客户需求，银行被迫让部分贷款出表，成为影子银行，而自己则充当影子银行的资金池，帮助影子银行稳定资金流转。实际上，所谓影子银行，不过是银行把自己的部分贷款客户移至资产负债表之外，通过“体外循环”实现信贷供求的方式。

第五，影子银行向企业提供的贷款，期限一般都很短，3个月、6个月，最多一年。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接受影子银行贷款的实体企业“短债长投”，流动性风险巨大，只要金融流动性稍有风吹草动，立即因短期流动性枯竭而违约。实际上，近年来，许多实体企业都是因为短期流动性接续不上而陷入困境。

由此可见，“金融短期化”至少是中国金融市场乱象的重要源头之一，而货币政策“单一利率调节”则是导致“金融短期化”的根本诱因。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各色金融乱象恰恰起源于2014年“高利贷风波”之后，而且，随着货币政策“单一利率调节”的不断深化骤然增多。

“八大现实条件”逼迫货币政策转变

我们通常认为，2008年之后，以美联储为首的发达国家央行极度量化宽松——大规模投放基础货币，属于货币“大放水”，将导致严重后果。但换个角度看，美联储大规模投放基础货币是对“单一利率调节”的货币政策方式的修正。正如前文所述，美联储基础货币（M2中的糖）大投放之后，美国货币乘数（M2之水）反而大幅降低，相应的M2增速也在下降。所以我们认为：美联储的行为不是“大放水”，而是“大放糖”——这是为M2“加糖降水”的过程。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大幅增加基础货币发行而大幅压缩金融信用杠杆的过程，可以被视为是各国央行收回货币发行权的过程。另一个重要事实是：美联储已经放弃了金融资本赖以统治世界的基础——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取而代之的是：采用更加贴近现实的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伯南克、耶伦、鲍威尔——连续三届美联储主席实际都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

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存在两大生长点：第一，凯恩斯主义的基本内核，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的合理内核。第二，让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更加贴近经济现实。那么，当今全球经济至少受到以下“八大现实条件”的约束：

第一，全球主要经济体全部债台高筑。国际金融协会（IIF)预计，2020年底，全球债务将达277万亿元，相当于全球GDP的365%。其中，美国债务总额将达80万亿美元，债务率400%；欧元区债务率385%左右，中国债务率335%。高企的债务率必定压制总需求。

第二，全球性产能过剩。高债务越来越严重地压制总需求，与之相对，几乎所有工业消费品全部产能过剩；未来，债务压制需求会长期持续，产能过剩只会日甚一日。

   第三，创新成本越来越高。动辄上百亿、上千亿的巨额投入，使得科技成果在转化为商品的过程中，必须迅速赢得巨大市场，否则无法平衡投入和产出。比如，一枚高端芯片商用至少需要上亿客户“快速形成需求”，否则就可能发生难以承受的巨亏，不仅限制芯片进一步的研发能力，甚至会把厂商推向生死边缘。

第四，国内、国际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分化的矛盾，几乎已经到了爆发动乱的“临界点”，恶性社会事件变成“新常态”，稍有借势立即爆发，美国、欧洲皆是。

第五，中美关系无法回到从前。在此背景下，各国如何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各国经贸关系、产业链是否重构？如何重构？这些问题都将带给全球经济重大影响，不确定性极强。

第六，新冠病毒泛滥。全球已有8000多万人感染，美国、欧洲是重灾区，大家期盼疫苗成功，但疫苗自身的安全性问题是否已经解决？病毒变异怎么办？同样存在极高的不确定性，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影响巨大。基辛格说：疫情将彻底改变世界格局。

第七，全球实业资本、股权资本激烈争夺。2008年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转向“再工业化”过程，以货币争相贬值、政府全力呵护股市为代表，主体经济体实际已经全面展开实业资本、股权资本争夺，力求抢占未来的科技高地，赢得工业智能化先机。

第八，寡头垄断集团对经济政策和市场的控制力进一步强化。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商品价格只在小部分领域由供求关系决定，而更大范围则由垄断集团控制。他们认为，垄断集团不愿提高价格，一是提价将无限放大谈判成本，往往得不偿失；第二，提价将给市场过大的利润信号，从而培育竞争对手。

受上述八大现实条件的制约，全球经济增长必将长期低迷，而全球绝大多数消费价格不由货币政策决定，势必长期处于通缩状态。据2020年12月11日彭博社报道称，截至12月中旬，全球负利率债券规模已达18.4万亿美元，而且呈不断提高趋势，相当于全球高等级债券的20%。这个数据说明大量投资者并不看好实体经济，认为全球或将长期处于“通缩”状态。

怎么办？新凯恩斯主义给出的方案是：内生货币资本化——把基础货币视为国家资本，或认为“基础货币=国家资本”。伯南克认为：在全社会债务率过高的情况下，唯有大规模向金融市场释放长期、超长期的基础货币，让基础货币充当国家资本，才可能大幅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本生成能力，在避免经济滑落的同时，有效降低债务率。

实际上，疫情大暴发之前的2019年，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一方面，美国“战略性优质企业”利用股市10年“牛市”的机会大量募集股权资本，从而大幅降低企业债务率；另一方面，股权资本大幅提升了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进而支撑国家经济未来的预期不断向好。

现在，美联储短期基础货币一般是指：5至7年期债券收购所形成的基础货币投放；长期基础货币一般是指：20至30年期债券收购所形成的基础货币投放。2019年年中，美联储小规模恢复短期的货币市场操作，并引起华尔街高度重视和股市下跌，所以美联储一直保持对短期流动性的谨慎和“低频操作”。这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货币政策方式的重大转变。同时，这恐怕也是美联储在支持美国经济“再工业化”的客观需求——从货币金融转向资本金融的过程。

如何看待美国通胀、股市泡沫和国债问题

许多人基于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提出“货币政策失灵论”，但如果换个角度，我们也许会有新的认知。或许，现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刺激经济增长、拉动就业和通胀管理，而实际转为：第一，不仅顾及经济增长，更需顾及经济不要急速萎缩；第二，拉动就业，更要确保社会相对稳定；第三，顾及消费物价变化，但受上述“八大现实条件”制约，货币政策向物价传导的桥梁已然中断，原因就是“供给严重过剩、需求严重不足”。

基于上述三点，大规模基础货币投放之下，我们既无法看到像样的经济增长，也看不到真实就业数据的大幅增加，更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消费物价上涨，我们能够看到，各国“战略性优质企业”股价不断攀升，股权资本日益丰厚，面向未来的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所以，当下货币政策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作用已经开始转向激励金融市场更多地生成长期资本、股权资本，并以此有效降低“战略性优质企业”的债务率，提高其科技创新能力。

事实证明：2008年到2019年的11年间，发达国家大规模投放基础货币并未大幅提高本国物价水平。美国CPI长期维系在2%以下，而欧洲、日本更多处于通缩状态。与此同时，股票市场11年保持“牛市”状态，企业债务率大幅回落，最典型的案例是：美国以货币乘数为代表的金融杠杆率出现大幅回落（见图3），而2020年3月疫情大规模暴发之前，美国国民储蓄率已从2008年接近“0”的水平上升到13%附近（现在是33%），这说明美国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率也在下降。

当然，疫情失控再次击碎了美国经济此前良好的恢复态势。下述讨论均以疫情暴发前状况为主。

有人认为，超级宽松货币政策没有拉动CPI，但大量货币进入股市，已经构成巨大的股市泡沫。但实际情况如何？2020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在一次讲话中提到：疫情大暴发之前的2010年至2019年的10年间，标普500指数市盈率中枢大概19倍、纳斯达克大概31倍、道琼斯工业指数大概17倍。值得注意的是：这10年，道琼斯指数上涨400%，平均市盈率从14倍涨到17倍，增长21.5%，这算不算“泡沫”？

为什么道指上涨4倍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泡沫”？一个基本金融常识是：谈股市问题不仅要有空间概念，更要有时间概念，正所谓“时空观”。

第一，股市长期慢牛和短期暴涨完全不是同一概念。假设道琼斯指数是一只股票，每年盈利1元，对应股价10元，股票市盈率10倍；再假设，这只股票每年盈利不变，而且10年不分红；这时我们看到公司利润积累至10元，对应股价应当多少？100元？涨10倍？但现在只涨4倍，股价40元。显然，这根本谈不上“泡沫”。

第二，上市公司股权资本大增，债务杠杆降低，财务成本减少，相应的财务健康程度提高和财务成本转为利润，都会支持股价。这里需要揭示一个重要问题：现在，许多经济专家依据国际金融协会（IIF）提供的统计数据，证明美国企业债务风险巨大，但这实际是严重的误读。IIF的确给出美国企业总体债务率不断攀升的数据，但其计算企业总体债务率时所采用的分母是GDP。所以，只要债务增速高于GDP增速，总体债务率一定上升。但必须指出，IIF如此计算各国总体债务率，主要是为了进行国际间比较，而不能正确描述各国企业的真实债务风险。

一般而言，能够揭示企业真实债务风险的债务率计算公式应当是：债务率=负债额/总资产，总资产=净资产+负债额，而且企业总资产中净资产（股权资本）规模越大，企业债务风险越小。由此可见，只要企业总资产中股权资本规模足够大，就算其债务额有所上升，企业也不会出现严重债务风险。但很遗憾：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国际组织能够统计到各个国家真实的企业债务率，而一般采用“总体债务率=负债额/GDP”的方法进行简单描述，不能有效反映企业真实的债务风险状况。

第三，企业股权资本不断加厚，企业针对未来的科技创新的投资能力会大大提高，这必然带给上市公司以良好的成长预期，而这个预期之于股价，投资者会给予股票更高的市盈率，这必将在更大程度上支撑股价上涨。

结论：第一，2020年疫情大暴发之前，美国10年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大量投放长期基础货币——扭曲操作，并借以推高股市4倍，但并不存在严重的股价“泡沫”问题；第二，股市10年上涨，至少大大增加了美国“战略性优质企业”的股权资本厚度，大大增强了这些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为美国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再工业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三，尽管GDP没有出现大幅上涨，但经济增长毕竟从2016年开始已经由负转正；第四，尽管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并未彻底化解通缩问题，但毕竟抑制了CPI过快、过大幅度的下跌。

正因如此，尽管疫情大暴发的确正在摧毁美国经济，但我们不能据此否定新凯恩斯主义的一套正确做法，刻意回避美联储货币政策改革的积极意义。如何看待美国国债规模急速扩张的问题？我们必须理解美国是个特殊的国家，它是一个资本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一切都围绕资本意愿展开，而且它们认为，微观资本活跃第一，政府、议会都必须为此绝对负责。正因这样的特性，美国政府帮助企业背负债务，再多都可以通过货币霸权转嫁他国，只要微观资本健康，国家就是经济健康的。除非结束大宗商品国际计价结算的美元霸权，这一局面才能扭转，但那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

我们的建议

第一，金融短期化趋势是中国金融最大的威胁，是中国经济时刻受到债务危机威胁的根源，必须尽快扭转。可以预见，一旦在开放条件下暴发金融危机，中国优质资产价格必然暴跌，必然带给境外资本大肆收购中国优质资产的机会；可以肯定，如果美国能够完成对中国优质制造业资产的收购，然后再附加以美国技术，美国将实现“再工业化”，严重威胁中国社会和经济安全。

第二，切勿受到新自由主义货币学理论局限，而错判美联储货币政策。中国金融界应当从实际出发，更加注重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研究，分析“内生货币资本化”对于中国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利弊得失，尤其需要调整货币政策手段，为M2“加糖降水”。

第三，具体而言，一是让货币政策回归“数量和价格”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尤其需要高度注重长期基础货币对于资本金融发育的关键作用；二是通过增加长期基础货币投放，将货币乘数控制在4到5倍的水平，而这样的货币倍数更加适宜中国实体经济为本的经济特征。

第四，鉴于股权资本是支撑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动力，我们必须重视股票市场之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无与伦比的战略价值，并将培育资本金融、股权金融作为中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抓手。为此，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所有经济管理部门都该为此做出努力。有人说，建设资本市场与“牛市”无关。这既不符合规律，也不符合事实。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次历史性的经济变迁都伴随着股市“牛市”过程，没有“牛市”就不可能将资本充分引向股票市场，就不可能有股权资本支撑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过程。但我们要坚决抑制“疯牛病”，市场大起大落只能伤害，不能建设。

第五，尽管美国社会撕裂、债台高筑、疫情严重，但切不可因此而误判美国微观经济主体的健康程度，尤其是“战略性优质企业”，它们才是美国经济的基石和主宰者。美联储“无限量宽松政策”撑住了股市，从而又给了这些企业股权融资的机会。2020年年底，被美联储一度关闭的“企业股份回购通道”又被重新开放，这说明美国“战略性优质企业”的手中已经保有巨额现金，足以应付未来发展需求。

总而言之，防范金融外患的关键在于尽快修复“鸡蛋的裂缝”，对于中国，则是尽快化解债务危机威胁，但前提是：不能以“收回债务”的方式降杠杆，因为那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失速性或断崖式下跌。

（编辑  季节）

2020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民主生活会，审议了《关于2020年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的报告》和《关于持续解决形式主义问题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情况的报告》。如何带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成为中央政治局同志在民主生活会上开展对照检查的重点之一，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的强大政治定力和从自身做起，反复抓、抓反复的韧劲。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整治“四风”取得了显著成效，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基本堵住了源头；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取得成果，人民群众普遍给予肯定。但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顽瘴痼疾，在很多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有的地方甚至比较严重，对党的事业和声誉都带来了恶劣影响。

2020年12月12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京召开“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专题研讨会，会议由孔丹理事长主持。来自国资委、证监会、中国社科院、国防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社科院、中国石油集团、中信集团等单位共20余位专家学者开展了热烈讨论，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原因及对策有了愈加清晰的认识。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新老交织，形成隐蔽式侵害

在贯彻中央决策部署中，一些地方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仍然比较严重，新老问题交织，并以一些比较隐蔽的形式侵害着党和人民的事业。

久治不愈——老问题没有解决

1.文件与实际脱节。制定政策、下发文件脱离实际情况，缺乏针对性，客观上造成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以部分国企的党建工作为例，虽然发了不少文件，但党的建设和业务工作不能一体推动、深度融合的“两张皮”问题，仍成为一些单位常见的通病，出现游离于业务发展之外搞空头政治的现象。下级对上级不符合实际的要求习惯应付了事，而应付本身也是形式主义。

2.文牍主义难以消除。工作作风浮夸，依赖“文件治理”；文件写作形式上千篇一律，热衷“穿靴戴帽”或过度关注某些“新概念”的建构，对问题缺乏实质把握和深入思考；有些机关把文件和会议等同于制度本身，等不到上级相关文件和具体指示就不敢行动，忽略具体机制运行；下发文件“叠床架屋”。

3.“作秀”禁而不绝。一类是热衷于喊口号、做表态，不干实事，简单地用口头上讲政治替代实际工作，以政治性取代专业性，在形式上搞了大量无效劳动。在有些单位和地方，规避风险、避免违规变成最大工作动机。一类是在抓点上用足了力，由过去的“摆盆景”衍化为现在“造花圃”，但在总结推广上着力不够，或者无法推广。

新变异——纠治过程中产生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为落实中央各项部署，并力戒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各级机关都加强了监督检查，但不同的工作组、检查组、督察组和整治办数量过多，检查人员队伍庞大，真正抓落实的力量却并不多；督查检查环节有各种名目，要求工作留痕、凡事必有记录，影响基层工作效率，也使基层人员放不开手脚。教育、科研等机构评估考核体系建设失当，人才难以上升。文山会海“名减实不减”，文件和会议的数量指标虽有大幅下降，但以“白头代替红头”“以微信代替文件”“以考察代替督查”等现象相当突出。

内容需要附着以相应的形式，但现实中的工作思路不尽相同，形式的界限和标准不易界定；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出现苗头时，往往上级看不到、同级不提醒、下级不敢讲，除非造成严重后果，很难及时惩处。

花样百出——新问题现出端倪

从机关到基层，各式各样的在线考评虽有清理，但面对满天飞的APP学习、学时排名、考核测试，以学习次数、笔记篇数、打卡计分衡量学习成效，仍是做不完、理还乱。常态化疫情防控中，一些单位习惯用“平时”的方法应对“战时”的任务，沿用开会、发文、检查“三板斧”工作套路，造成一些防控措施浮在表面；有的地方多头指挥、多头检查、多头交办任务，令基层无所适从、疲于应付；有的部门热衷于层层填报材料，搞“表格抗疫”“数字治理”，却不问基层真正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纠治难的根源解析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所以沉疴难愈，既有思想作风上的原因，也有体制上的问题。

政绩观错位，一些干部为己不为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的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官僚主义的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在实际工作中，形式主义是最能让群众产生直观感受的一大痛点问题，而其根源就在于官僚主义。部分干部理想信念上“缺钙”，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奋斗动力，代之以错位的政绩观，贪一时之功、图一时之名，急功近利、劳民伤财，在形式上表现为本本主义、经验主义或消极应付，搞文山会海、照本宣科，哗众取宠、粉饰太平。

近年来，一些党员干部思想上存在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自身哲学素养和思想方法有短板，特别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学习不够。常常可以看到，有些干部、有些部门在工作中情况不明决心大，不顾实际情况蛮干，或不讲实际效果瞎干。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入新阶段，必须突出强调实事求是，坚决反对主观主义，持之以恒地开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与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路线教育，这是我们党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断战胜各种困难、夺取新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

现有科层体系过于强调“顶格管理”，一些干部唯上不唯实

行政管理上普遍的科层制自身存在问题，虽然科层制在实际应用上有不可替代之处，但有了科层制就有了形式，就有了管理层级，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就可能产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其全面、集中、统一的领导如果不能与人民相结合，便难以避免行政化甚至官僚化的日益增强。

1.现有行政体系强调“顶格管理”。“顶格管理”追求“四个最”，即最全事项、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快速度，但这样的管理要求需要有最优化的条件和最高的投入成本，造成实际工作中习惯于层层加码。达不到上级要求，治理本领“失能”，只能用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一定会导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2.过程监管过于严苛。一是制度规定和执行都过严，导致“禁防束缚至不可动”，几乎每个人都有潜在违规违纪的可能，实际工作中不得不变通执行，滋生出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应对方式。二是督查检查不尽规范、简明，一些检查环节名目繁多、互相交叉，重在看形式看程序，忽视了实际成效，基层对各种监管检查应接不暇，导致在具体工作落实上缺乏足够精力。过去考核强调结果，现在考核强调过程，注重时间表、路线图，在过于细密繁琐的过程监管下，所有人都是被动执行者，干部难以放开手脚，丧失了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与动力。

3.现有体制下行政层级过多，基层的话语权不够。机构设置方面的简政放权还不到位，开展工作不重视调查研究，不尊重规律和专业知识，以增设机构和职能去解决问题的思路在许多地方大有市场。

问责考核过度使用，一些干部敢想不敢做

目前，不少单位缺少信任、理解、宽容的文化氛围，没有容错空间。实际工作中存在考评、督查、追责过度使用的倾向，官员不敢主动作为，便搞起形式主义。

考核的评价认定有待完善。总书记讲“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干部好不好，不是我们说了算，是老百姓说了算”。但现在很多地方的考核评价认定是以督察组、检查组的结论为准，部分考核评价制度规定和执行相对严苛，考得太过频繁、内容复杂，被考核者对考核结果过于担心，被迫在面上多下工夫，考核汇报材料的写作无形中也成为判断干部政治理论水平的标准，不仅增加了地方机关和基层的实际工作量，本身也助长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部分问责要求过严，实际上难以落实。问责的途径不对，没有问到实际情况上去，难以区分主观故意、客观失误还是条件限制，担责就成为一句空话。与此同时，考核倒逼机制、责任状、问责制、一票否决等在一些场合过度运用，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督导问责严苛的情况下，越追求“顶格管理”、越机械僵化地执行，就越能安全避责。

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建议

结合上述根源解析，研讨会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采取“靶向治疗”、精准施策提出如下具体建议。

常态化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教育和群众路线教育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究其本质属于一种浮于表面的虚病，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关键在于在方向和制度既定的情况下有效改进作风、推进工作，真正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认识根源入手，首先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政绩观。学习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而非一日之功，需要常学常新。

建党百年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就是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领导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体现在通过党的思想路线教育和群众路线教育来建设党，从政治上、思想方法上、作风上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与守土有责、层层落实的行政体制构成了国家治理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改革开放至今，党中央在不同阶段都提出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党建主题，但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应作为我们党的建设中一以贯之的重要问题。

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利器，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禁而不止的情况下更应大力发扬，即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现行行政体制的同时，坚决贯彻好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际工作中不追求“顶格管理”，注意避免简单地用从严管理代替党的建设，下大力克服党内存在的唯上不唯实、唯责不为民的不良习气。

全面加强党的工作，需要科学把握好阶段性和长期性的关系。一方面，把当前的反腐倡廉任务与长期的依法治国、国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在强化“四个意识”，强调忠诚、干净、担当的基础上，长期坚持将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教育与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路线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各级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带头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把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和从严治党更好结合起来。

要重视总结经验，善于把经验上升为理论并用于指导实践，做到打一仗进一步、吃一堑长一智。以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作为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武器，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一个不断纠正缺点和错误的内在机制，有力遏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党内的蔓延。

加强科层体系内部运作机制革新

科层制容易自发产生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但不能因为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把必要的科层机制取消。现代社会组织的管理离不开科层制，但必须避免科层制带来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加强科层体系内部运作机制革新有一条原则，不能用文件的叠床架屋来解决形式主义问题，也不能用行政命令来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必须切实有效地改革文风会风。在此基础上，建议加强以下方面的革新：

1.上传下达的内容革新：文件下发把握适度性，聚焦主要问题、重点领域、难点痛点，切中肯綮，避免下级消化不了。注意改进文风，向毛泽东同志的文风学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讲话报告简明扼要，理论类文章简洁深刻，电报与指示类文只交代任务、不说明理由、少说道理，内参类文要坚持反映真情况、真问题、真信息，反对过多的“穿靴戴帽”和不针对时弊的“概念创新”。

2.上传下达的形式革新：减少会议层次，尽可能多使用现代化通信手段，如视频会议等形式，缩减开会传达等流程。规定限制会议经费，严格规范报销流程。

3.上传下达的组织革新：可以学习一些互联网企业的管理办法，推动中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把传统的科层化组织转变为多中心驱动的科层组织，以新信息技术手段推动政府运行的扁平化。加强基层力量，适当削减中间层级，进一步简政放权。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需要上级的顶层设计与下级良性互动的过程，在不断碰撞中去发现形式和实质的一些边界。

4.上传下达的规制革新：一方面，进一步清理冗杂的规章制度，明确制度边界，以“制度简约化、执行严格化”为目标，开展规章制度的清理。另一方面，注意增强和发挥制度的整体效用，减少碎片化；对于如何增强各部门相关制度的系统协调，比如干部选拔、考核、管理、激励、监督、保障等各项制度之间的联动性，应开展深入的研究和实践探索。

改进督导评估机制的合理化设计

要警惕在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督导机制内部产生形式主义，既不能以形式主义来反对形式主义，也不能以形式主义来应付形式主义。一方面要简化评估。机制建设上要注重层级设计的合理性，减少评估机构，简化评估项目。另一方面要适度考核。考核要把握好倒逼制、责任状、一票否决等机制的实际运行效用，既要发挥其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抑制作用，又要考虑到基层工作的实际情况，不能滥用考核机制。在具体方法上，要多重视实际情况，避免过于求全责备，不把考核指标作为评判干部作为的唯一依据；考核督导工作坚持把握过程管理与结果管理的平衡，在“规定动作”之外，鼓励部门和干部以“跳起来能摘到”的标准精准设置“自选动作”，并将之纳入考核督导，赋予分值权重。鼓励各地方积极探索，经专家评估，最后制度化。

在干部选用培养上强调实践经验和专业的匹配度

干部选用如果没有专业化标准，不了解基层，不了解企业等各类组织，也没有专业知识，必然产生官僚主义，若是发生在专业部门，问题会进一步放大。因此，需要提高干部队伍的全面素质，解决好不会做、不敢做的问题；及时调整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工作岗位需要的人，解决好做不了的问题。可以将在信访办、维稳办、扶贫办等与基层群众直接打交道的岗位历练作为干部选拔晋升的一个条件，并将阶段性的部队化集训、革命传统体验等作为干部教育的重点组成部分。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倡导党员干部深入实际工作一线调查研究，经常接触群众，准确了解基层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点放在实际工作上，坚持实事求是解决问题，在方向上减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影响。

上述建议，通过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结合起来，实际上是通过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改进党风政风，进一步完善基层干部的责任约束和激励机制，增强干部动员机制的整体联动性，以期形成更好的干事创业氛围。

（编辑  杨利红）

内容提要：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美国在贫富分化、种族不平等、医疗和健康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等经济社会问题进一步加剧。美国在应对疫情及其加剧社会不平等两方面表现出系统性失败。

关键词：新冠疫情  社会不平等  私人垄断资本主义  新自由主义  政治经济学理论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面临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今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无论是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20年几乎都将出现程度不同的经济萎缩。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4.4%，美国经济增速为-4.3%。[1]美国等大多数国家要想使经济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很可能要经历一个漫长、坎坷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

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拥有全球最强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以及最为丰富的医疗资源，然而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却出现治理失控、乱象丛生的现象。截至北京时间12月11日，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网站的统计显示，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1600万，累计死亡病例超29.7万，两个数字均居全球首位，新冠疫情成为“美国的滑铁卢”、[2] 疫情持续蔓延导致美国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社会矛盾和冲突凸显，国内财富和收入差距等各种社会不平等状况进一步恶化。

新冠疫情凸显美国社会经济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经济活动，凸显了美国早已存在的各类经济社会问题。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冠疫情加剧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

一方面，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的餐饮业、娱乐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及旅游业等行业遭受重创，许多企业纷纷裁员、破产或关闭，由此导致失业人数屡创新高。据统计，今年以来，美国已有超过500家较大规模企业申请破产，达到10年来的最高点；与此同时，有更多的中小企业则直接关闭。[3]

随之而来的是全美失业率激增，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2020年4月，美国失业率高达14.7％，较3月的4.4%增长了两倍多，是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高值。5月以来，尽管美国失业率已从13.3%降至10月时的6.9%，但这一数字仍处于历史高位。截至11月7日当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70.9万人，这一数字已较前期有所下降，但仍约为新冠肺炎疫情前每周平均水平(22万左右)的3倍多。[4]

一系列数据均表明，当前美国就业市场仍处于困境。

另一方面，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站（CNN）9月17日报道，美国政策研究所最新一份关于财富不平等状况的报告显示，从3月18日到9月15日，643名最富美国人总共“聚敛”了8450亿美元资产，其财富合计增长了29%。报告指出，迅速增加的财富使美国最富有人群的净资产总额从2.95万亿美元增加到3.8万亿美元，而数以百万的美国人现在的收入却低于疫情前。[5]

根据彭博社10月8日的报道，美国最富有的50人现在拥有的财富总值近2万亿美元，比2020年初增加了339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最贫穷的1.65亿人（超过美国一半人口）的财富之和。[6]

美联储近日也对2020年上半年美国财富状况进行了评估。其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的财富分布在种族、年龄和阶级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最富有的1%美国人的净资产总额达到34.2万亿美元，而最贫穷的50%美国人的净资产仅为2.08万亿美元，只占美国家庭总财富的1.9%。该数据同时显示，美国白人拥有全国财富的83.9%，而黑人家庭拥有的财富仅为4.1%。[7]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使美国社会阶层固化日益严重，普通民众向上流动的前景日趋黯淡，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大多被资产阶级（尤其是金融资产阶级）占据，无产阶级所面临的贫困问题非但未得到有效改善，反而可能出现贫困的代际传递。

新冠疫情加剧种族不平等

在以白人为主体的美国社会，拉美裔和非裔等少数族裔社会经济地位低下，贫困人口较多，长期遭受系统性的种族歧视。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黑人陷于贫困的几率是白人的2.5倍，其婴儿死亡率是白人的2.3倍，失业率是白人的两倍，家庭收入水平则低于白人的2/3，而被收监的几率则是白人的六倍多。[8]

新冠疫情暴发后，种族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美国疾控中心（CDC）10月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从5月1日至8月31日，美国白人感染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51.3%；相比之下，占总人口12.5%的非洲裔美国人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18.7%；占总人口18.5%的拉美裔美国人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24.2%，这一数据比前三个月的统计结果上升了10.2%。[9]

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拉美裔和非裔由于受教育水平低，大多从事维持社会运转所必需的服务业，疫情期间无法居家办公，直接面临病毒感染的风险；二是由于拉美裔和非裔收入低，比白人更容易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三是在疫情期间许多人失业，难以享受像样的医疗服务。[10]在这种条件下一旦感染病毒，患者的病情很容易恶化。

除此之外，相较白人而言，少数族裔在财务上处于劣势，经济上更脆弱，更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变化的影响。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少数族裔家庭普遍面临严重财务问题，非裔和拉美裔家庭受疫情影响更大。[11]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疫情期间美国白人拥有的企业数量减少了17%，而拉美裔和非洲裔拥有的企业数目分别减少了32%和41%。即使有联邦政府的救助计划，最需要救助的少数族裔企业也几乎得不到优先考虑。[12]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不同族裔间的财富和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少数族裔将会面临更为艰难的处境。

新冠疫情加剧医疗和健康不平等

美国的医疗系统完全市场化，其上下游被医疗机构、药厂、保险公司等利益集团把持，定价不透明，加之政府不对医疗价格进行规范，这导致美国的医疗费用通常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三倍。[13]

因此，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医疗保险非常重要。美国的医疗保险大致可以分为私人医保（商业医保）和公共医保。美国约有66.1%的人拥有雇主提供的商业医保（亦被称作“雇主医保计划”），另有34%的人接受政府提供的公共医保。[14]一般来说，稍微好一点的商业医疗保险费用为每年2万美元左右，大公司可能会负担雇员70%左右的保费，雇员自付6000美元左右，但即使有比较好的商业保险，就医仍需自付10%左右。[15]

如果没有医疗保险，一旦患病将面临高昂的医疗费用。据统计，美国2018年医疗保健支出为3.6万亿美元，人均11172美元，比上一年度增长4.6%，卫生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17.7％。预计2019-2028年美国卫生支出将以年均5.4％的速度增长，到2028年，将达到6.2万亿美元。[16]然而，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19年的报道，近40％的美国人无法支付400美元的意外开支，有25％的美国人因为负担不起医疗费用而不得不放弃必要的治疗。[17]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就有8700万美国人医疗保险不足或没有任何保险。[18]每年有超过五十万个家庭因医疗相关债务而宣布破产。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许多人的生活和命运发生了彻底变化。据《纽约时报》报道，那些处于较低经济阶层的人更有可能感染新冠肺炎，他们也更有可能死于这种疾病。而且，即使对那些保住了健康的底层人士来说，他们也更有可能因为隔离和其他措施而遭受收入损失或失去医疗保障，这种影响可能是大范围的。[19]

根据美国保险行业组织研究，新冠肺炎住院患者的花费中位数为3万美元至6万美元不等（约合20万至40万元人民币）。对于数千万因受疫情影响而丧失医疗保险或保险不足的人来说，这一数字是难以承受之痛，一旦感染新冠肺炎就必须面临艰难而残酷的抉择：要么选择治疗，并做好破产的准备；要么放弃治疗，听天由命。

新冠疫情凸显美国医疗贫富差距，老人、穷人、少数族裔等群体首当其冲。相比之下，富人、体育明星、影视演员以及知名政客等权贵不仅享有病毒检测和治疗上的优先权，而且可以得到高水平的私人医疗服务，真正实现了“医疗自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月18日的白宫记者会上承认，有钱有名的人有时会被特殊对待，“也许这就是人生，这时常发生。我注意到有些人很快就接受了检测”。[20]

新冠疫情将美国医疗体系存在的问题暴露无遗。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盘根错节的医疗利益集团，建立真正的全民医保制度，在突发性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面前，仍将有更多的美国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新冠疫情加剧教育不平等

美国政府承诺确保每个孩子都有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然而，美国国内不同地区的教育水平存在差异，总体来说是东部和西部沿海地区高于中部地区。同时，由于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美国贫穷家庭和富裕家庭间的教育差距越来越大。美国的中小学以地方物业税为依托，学校的质量与社区质量有密切关系，房价越昂贵的高档社区学校质量越好。除“学区房”以外，富裕家庭还可以送子女去私立精英中小学读书，请有影响的人写推荐信，并让子女参与满足美国大学录取条件的各类活动，如：各类课外辅导课程、“贵族”运动培训班、海外游学等。在这种制度下，富人家庭的孩子往往能够享受最好的学校教育，而中心城区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孩子大多只能在教学质量相对较差的学校接受教育。[21]

在这样的政策和社会环境下，富裕家庭的子女显然会比贫穷家庭的子女享有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在高等教育阶段，收入和财富差距导致的教育不平等更加明显。美国高校实行申请制度，对校友以及提供大额捐赠者的子女给予优先照顾；同时，富人的裙带关系也会使其子女在申请大学时具备额外优势。近年来，美国高等教育成本持续高涨，政府的教育扶持资金却愈发匮乏。大学生能否顺利取得文凭，与其家庭的经济实力息息相关。据《纽约时报》统计，38所美国知名大学中，来自收入水平处全美前1%家庭的学生数量，多于来自收入水平处全美后60%家庭的学生的总和。[22]原本被视为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手段的美国高等教育，在实际上却进一步助长了不平等，加剧了阶级和阶层的固化。

新冠疫情大流行引发了一场教育危机。一方面，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疫情中备受冲击，最直接的影响是财政压力加剧和资金缺口扩大。据调查显示，在疫情影响下，政府的资金优先用于社会各行业的抗疫，大学的正常拨款被大幅削减；此外，疫情使得国际留学生入学率下降14.9%，这导致美国大学的收入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为了应对疫情，各大院校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对学生进行检测、追踪和隔离。同时，学生改上网课、学校定时清理校园和宿舍等各项措施，也让大学的支出成倍增长。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影响了美国4000多所高等学府，包括哈佛在内的许多学校陆续实行了冻结招聘、员工提前退休、领导层减薪、重审预算甚至裁员等方法来平衡预算，一些小型文理学院在严重的财务危机面前甚至直接倒闭。美国劳工统计局报告显示，自今年3月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大学系统已经裁掉了30多万份工作岗位，亏损数亿美元。[23]

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许多中低收入的美国人无法继续上大学或获得学位。贫困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将背负更多的债务，毕业率也会更低。在本科生中，美国原住民学生的下降幅度最大（-9.6％），其次是黑人学生（-7.5％），白人学生（-6.6％），西班牙裔学生（-5.4％）和亚裔学生（-3.1％）。[24] 美国国家学生信息交换所研究中心（NSCRC）报告称，今年新生入学的人数比去年下降了13％。进入秋季学期大约两个月以来，本科生的入学率比去年下降了4.4％，高等教育入学率总体下降了3.3％。[25]

在疫情面前人们发现，不论是在阶层跃升，还是在找工作方面，上大学并没有带来明显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质疑昂贵的学费是否物有所值。新冠肺炎疫情恶化了美国教育领域早已存在的各类问题，要使局面得以转变，就必须从根本上寻找原因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

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

长期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学术界对社会不平等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一致认为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关于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目前学术界形成了三种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一是全球化论，即认为全球化扩大了美国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二是技术进步论，即强调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科技革命使美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由此造成“知识工人阶层”与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差距增大。同时又由技术进步论引出了另一种流行说法，即认为教育在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三是制度政策说，即政策选择、规则和制度对收入分配具有直接影响。[26]

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新著《资本与意识形态》，就持不同的价值观选择决定不同的制度和政策选择的说法。这些观点在美国国内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引发了激烈的论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美国社会不平等的原因。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忽视了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根本原因。

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美国社会不平等的经济根源

马克思看来，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这一论断从社会制度层面揭示了不平等产生的真正根源。随着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已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私人垄断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还产生了由工业垄断资本和银行垄断资本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金融垄断资本。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也是金融资本力量最为强大的国家。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垄断资产阶级控制了美国的经济命脉和上层建筑，支配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是美国事实上的统治者。通过市场控制、税收调节以及对本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劳动阶级的剥削，美国金融垄断资产阶级获得了高额的垄断利润。在新冠疫情期间，并没有阻挡金融资产阶级趁机发财，赚得盆满钵溢；相比之下，美国普通民众却在经济下行中苦苦寻找出路。这种严重的不平等局面从根本上说是由美国的经济制度造成的。

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衰败是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政治原因

在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效率较低，其制度的脆弱性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暴露无遗。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最先冲击的是美国医疗卫生体系。疫情暴发后，美国迅速出现了检测试剂不足、医疗物资短缺、医疗资源挤兑等现象，公共卫生系统短时间内被击穿；紧接着出现了金融体系崩溃，美国股市五次熔断。与之相伴随的是美国失业人数激增，社会矛盾尖锐。面对系统性的社会问题，美国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拿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反而一直极力淡化疫情的影响，甚至用反智和非理性的言论来压制科学的声音。在疫情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却急于督促各州复工复产，完全不顾及民众的生命安全。除此之外，新冠疫情也暴露出美国政治制度的腐朽和衰败。在疫情暴发前，美国两党部分议员一边对公众表示美国的疫情可防可控，一边却抛售了大量的股票。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非但没有通力合作、共同抗疫，反而相互指责，推卸责任，甚至出现了联邦政府“截胡”各州抗疫物资的情况。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特朗普政府任人唯亲，其女婿贾里德·库什纳负责的“空中桥梁计划”动用联邦政府紧急救灾的权利发国难财，从世界各地统一采购抗疫物资，最后却卖给了5家私人企业。美国各州想要获取医疗物资，必须从这5家私企手里竞拍。在疫情依旧严峻的形势下，两党不顾民众的安危和疾苦，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党派斗争和总统竞选上。美国在新冠疫情面前表现出国家治理能力低下、政治制度衰败使社会不平等成为顽疾。

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不平等

新自由主义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边缘地位。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滞胀”局面后，新自由主义才开始兴起，并逐渐在全球泛滥。新自由主义在完全自由的竞争市场和理性的自私经济人假说的基础上，主张“唯市场化”、“唯自由化”、“唯私有化”和“唯个人化”。[27]

所谓“唯市场化”，是指把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全部交给市场去调节，反对国家必要的积极调控。所谓“唯自由化”是指让私人跨国公司在国内外市场完全自由地垄断竞争，反对国家和国际必要的制度和政策约束。所谓“唯私有化”，是指主张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要实行私有化（民营化），反对国家发展必要的国有经济和集体合作经济。所谓“唯个人化”，是指人们的福利和生活保障最大程度地由个人承担，反对国家实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措施。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反映垄断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其影响遍及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给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公平发展带来了许多恶果。

新自由主义是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产生的，旨在服务于金融垄断资产阶级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一目标。新自由主义在治理上主张放松金融监管，开放金融业务，实行金融自由化。这一政策的结果使金融市场迅速发展，尤其是美国，金融资本急剧膨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钩，社会财富不断向金融资产阶级聚集，国家权力和上层建筑服务于金融资本的需求。在现实中就表现为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金融利益集团操纵和控制，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社保等政策。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股市五次熔断，特朗普政府迅速采取了大规模的救市措施。相比之下，在抗击疫情上，美国政府始终行动迟缓，百般推诿，表现不力，成千上万的人因此而丧命。从美国政府救市不救人的做法上不难窥见，金融垄断资产阶级早已凌驾于政府和民众的利益之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以金融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大资本家的财富和收入越来越多，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必然越来越大。

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事关国民生计的医疗、教育、失业救济等行业均被私有化，公共服务被当作商品来出售，致使普通民众需要承受高昂的代价。在新冠疫情这样的突发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面前，美国社会依旧遵循私人垄断资本的逻辑在运转，一切都要以资本利益为首要考虑，民众的遭遇和疾苦都被弃置一侧。可以预见的是，只要代表极右垄断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仍然畅行其道，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消除，美国由财富和收入严重不平等所引发的其他社会不平等问题就无法被消除。

  （编辑  杨利红）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回顾我们的百年史是很有意义的。历史教科书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的文件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百年以来带领中华民族做了三件大事：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任务就是中华民族要“强起来”。在“强起来”之上提出了一个新的纲领，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在此之前,我们以阶级斗争作为长期的纲领，它对应的是“站起来”；此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它对应的纲领是“富起来”；而在“强起来”的历史新阶段，我们的纲领是以人民为中心。这个转变的意义，不亚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次新的飞跃。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样一个新史观、新任务、新纲领，是中国本位的新史观、中国本位的新任务、中国本位的新纲领。

新时代的纲领是“强起来”，其中有三个新的要素。

第一是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它的主要目的，是要解决“富起来”时代遗留的几大问题：(1)自然环境被破坏；(2)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受到削弱，党政军面临全面腐败的严重问题，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岌岌可危；(3)广大人民群众对共同富裕的信心被削弱，不安全感压倒了幸福感。要解决这三大问题，就要避免陷入一般欠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国家确实需要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方面推进全面发展。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们体会到“强起来”必须进行全面发展，必须拥有先进的治理体系和强大的治理能力。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进步。

第二是新的生产方式。当前我们处在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的时代，但生产方式的特征更重要。中华民族曾经在第一产业时代遥遥领先世界，可是在第二产业时代大幅度落后。在第三产业的时代，我们开始重铸辉煌。人类近现代历史都是以生产方式的跃进为标志的，延续了五千年的种植、养殖财富，近代开始制造财富，而今是以设计研发为动力创造无形财富。生产方式在这三百年中间出现了两次大的飞跃。制造无形财富的第三产业很可能像第一产业一样，是人类未来千年创造财富的主要形式，也就是说，人类财富增加的主要形式将是无形产品。所以中国要在生产方式上不落人后，领先世界。

第三是新的世界地位，我们历经艰苦卓绝的百年奋斗，当今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0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在那次大战中，我们连配角都算不上，所以才有五四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尽管中国是亚洲的主战场，但在亚洲战场，我们实际上也只是配角。在延续40年的冷战期间，中国逐渐成为关键的配角。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已经是国际舞台中央的两大主角之一。概括起来，中国获得了新的世界地位，从“世界的结果”开始变成“世界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确实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里有两层内涵：第一，为了中国和全人类的进步，中国要在高压下生存和发展，要适应充当“世界原因”的角色。第二，物质生产要独立强大，思想精神上也要独立强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价值观不仅来自马克思主义，也来自中华两千多年的小康社会主义与大同理想，来自中华三千年大一统的历史传承。我认为，思想的深度与历史的厚度、文明的厚度是正相关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中国的新时代以及新时代所体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就是我们与世界的新的关系。

（编辑  季节）

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带来巨大挑战，引发了地缘之变、币缘之变、物缘之变、人缘之变，同时要求各国确立性命相关之缘，全球地缘政治关系也发生变化。

后疫情时代的地缘政治新常态

我认为，疫情与地缘政治的互动关系是继天缘之变，也就是宗教文化的交锋；地缘之变，政治外交博弈；币缘之变，金融货币消长；物缘之变，商品贸易流通；以及人缘之变，生产关系革命之后，并列产生的又一次重大的格局性的变化，我把它概括叫做“生命缘之变”。所谓生命缘就是这次威胁到人类生命安全的特殊类型的危机，已经对处于崩溃状态的世界格局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

我们常说，新旧交替，必乱一气，或古今，或新旧，或春夏秋冬，在交替之时，往往会闹出点毛病，搞出点折腾，这是力量的惯性使然。可以说这场危机加快了旧世界的消亡，但新世界又难以顺产。

一方面，在疫情肆虐的背景之下，各大力量围绕着生命医学展开着效率的竞合，围绕着治国能力一比优劣，围绕着抗疫斗争显示国格的高下。

另一方面，反映出美欧国家在“庙堂之上”“勘破三春景不长”的无可奈何。此次世界性的灾疫，提升了学界对综合国力的认识，国力之强，不唯是产业力、技术力、金融力、军事力、情报力之强，也应该是生命技术之强，更应该是生物安全之强。所以此类疫情倒逼各国提高加强公共卫生能力乃国家安全当务之急的认识。

后疫时代的形势要求各国确立性命相关之缘，也就是在新型的力量平衡的基础上设立新的国际政治秩序。换句话说，这个生命缘类似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中的贸易平衡、收支平衡、常规军力平衡乃至核导力量的平衡，以及在这些平衡的基础上达成新的合作协议，建设新的机制安排。

随着疫情的常态化、长期化，有些学说会随之而出，比方说新冠经济学、新冠国防经济学、新冠地缘政治学等等。基于对疫情常态化或者对于秋冬可能暴发第二波疫情的认识，以及前疫时代出现的国际安全矛盾的主要方面，与大国关系基本矛盾依然未变，甚或更行激化的认识，各大力量正在展开一轮新的博弈。全球地缘政治关系或将出现一个持续十几年的新常态。中美关系、美俄关系、美欧关系、欧俄关系、中欧关系、欧日关系，或者中日之间，围绕经济、军备竞赛以及人工智能开发，将展开新一轮的竞合。

在此轮疫情暴发前后召开的第55届、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讨论的主题是西方缺失，西方冀望借这个平台诠释国际安全乱局之因果关系，对正在崩塌的西方至尊地位加以补贴。参会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埃斯珀把世界划分为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并且辩护说，尽管存在战术分歧，但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其他盟友在应对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的问题上是团结一致的。此言实属自恋、自怜，蓬佩奥他们并未看到，源于西方价值观的内部认同以及外部崇拜已不复存在。

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得上是一个知天下兴衰的领导人，2019年年末，马克龙在法国驻外使节年会上发表演讲，他说西方霸权已临末日。联想起他关于北约脑死亡的锐评，可以说，21世纪第三个10年的开局之年，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出现的乱象，预示着国际形势的不稳定、不太平、不可测的将来。

在20年前，我把全球地缘政治冲突概括为三句话，太平洋更窄了，大西洋更宽了，欧亚大陆更高了。而今我认为还需要加上三句话，印度洋行将改姓，北冰洋已经融化，星球大战更近了。

后美国时代，中美影响力的升降

中国应对疫情屡战屡胜以及所展示的制度优势，为国际社会带来了经济、物质、制度和文化等公共产品，凸显对全球卫生领域治理的引领作用。相反，大疫来临，资本主义制度乃至议会民主制没有发挥其功能，无论是英式民主、法式启蒙，抑或是被视为代议制政府的美国，都是大败亏输。可以说美国输掉的，并不仅是其在境外开打的7场战争，而且失去了阻击病毒扩散的战绩。在世界的战疫之中，中国是战胜国，美国是战败国。

国家形象和国家品格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6月30日，位于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对法、美、德公民展开的调查问卷显示，疫情之前，中国的世界影响还是抽象概念，但疫情之中，中国扮演了应急行为主力军的角色，世界影响就变得非常具体了。

当前，美国的疫情风险远未压平，人与人交叉，州与州传染，疫灾将进一步扩大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空间，进而加剧1%和99%的矛盾，若由此引爆华尔街之秋2.0版，也不是没有可能。每个阶级总是要竭力维护包括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政治安全，以资为本的政治本能及西方中心的外交站位，决定了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政治底色。他们打心底不愿意看到以人为本的中国道路给西方国家上“思想政治课”，为此不惜撕下富裕、开放、自由的外衣，为维护霸权而践踏法律。中国并未因战胜疫情，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而获得赞誉，反遭美国政客的“甩锅”和索赔，这就是国际政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现实，凸显了大国竞争的残酷性。

先贤老子有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径。”美国不走阳光坦途，而走斜径，可以肯定疫情之下或者疫情之后，美国将变得不那么安全，不那么慷慨，不那么守信，不那么有能力应对挑战，这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大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霸权将于今日终结。疫情暴露了纸老虎不堪一击的一面，但真老虎的钢牙利爪仍对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竞争者，企图将其扼杀于将强未强之中：每年递增的巨额军费开支，遍布海外的军事基地，长于奔袭斩首、跨境干预的常规军力乃至于核战力，还有纽约国际金融中心所扮演的资本变压器的无双作用。

今年以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企业数量为19家，比去年同期的9家翻了一番，这反映出美国更发达资本市场的吸引力，超过了地缘政治影响。此外美元的国际枢纽地位及其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学会仍是白宫和国会实施长臂管辖的工具。要言之，今日美国虽受特朗普的政治操弄，国势颓丧，形象崩溃，压倒性优势不在。但此乃霸权终结之开始，而非告终，现阶段的美国仍然颇具强势。

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外交

从目前的选情看，特朗普举行竞选集会的剧场效应，不及拜登攻击现任的钟摆效应。特朗普的基本盘就是未上过大学的白人和中西部的白人天主教徒，虽然这个力量正在流失，但他还有白人福音派和共和党的白人中产阶级等选票；除此之外，警察工会、步枪协会仍然是他的铁票。所以从这场选举的结局看，不论是拜登驴革裹尸，或者是特朗普埋身象冢，这个结局或者正应了中国古代哲理的一句话：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

美国政治和社会分裂的畸形状态，不会因为选战临近而弥合，在经济走势上，美国经济将走出一条K形复苏曲线，也就是最富裕的人群进一步上扬，最贫困的人群进一步下跌，贫富差距更加扩大。

在阶级关系上，社会思潮整体向左转，桑德斯的社会变革思想市场在扩大。

在族群关系上，白人内部再次分裂，黑白对立的怒与火将席卷东西海岸。

在两党关系上，将继续冷内战的对抗属性，政治体系进入锁死状态。

总而言之，政治、阶级、社会、经济诸领域的激化痼疾，积重难返。拜登代表建制派，致力于恢复旧常态，故而其在竞选纲领中提出，上台后的首要任务是修复对国际伙伴造成的巨大损害，修正美国优先，重回世卫组织，恢复伊朗核协议等等，基此重振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对拜登此言，虽不能简单视之为选举语言，但即便其入主白宫，搭建一个理性的国安团队或者专业的幕僚班子，面对政治态势激化，他也难以成为全民总统，协调各方，摆平疫情，重振商情，抚平社情。故而他仍然是一个弱势总统。下届政府或以大国竞争为外交主旋律，主导全盘工作，同时必将应对如下挑战。

一是尽早结束疫情，力促疫苗开发，推进复工复商。二是就势刺激，推动经济复苏。三是破解中国战疫转化的政治优势，阻止美中力量对比恶化。这一系列的挑战倒逼新政府重回国际舞台，塑造战略优势，挽回政治劣势。但是鉴于科技等脱钩的险象，已经深入共和党的内部，共和民主两党会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为此将以美英的贸易协议、德俄的北溪-2项目、美法的数字税谈判为筹码，要挟英、德、法对华政策随美起舞。

军事冲突并不遥远

中国不会因为富起来了就再无军事威胁，可以高枕无忧了。富而不强，难免挨打；将强未强，易遭强食。远有迦太基、威尼斯，近有科威特、伊拉克的前车之鉴。

为了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竞争者扼杀于将强未强之中，帝国主义历来是文与武两手并用，战争是第一手，和平演变是第二手。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从当下的白宫到五角大楼的安全观，武装冲突离我们并不遥远，美国所缺少的只是一个找茬开战的莫须有的理由。

美国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在接受访谈时坦承，中美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对傅高义的话，一是不能不听，要警惕白宫唆使五角大楼制造事端，提高险情，为此须始终把军事作为保底的手段。二是不能迷信，不排除特朗普通过这些人搞心理威慑，尤需谨防中美关系滑向错误乃至危险的方向。

综上所述，今日的美国处于一个“由好到了、从福到祸”的历史转折点，成为当今国际“形”与“势”最难预测的不稳定因素。善谋善断者，能从事物的外在之形，推知其内在规律与发展情景之势。所以“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中国的战略学界应真正做到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为决策谋高见、谋先见、谋预见，蓄势取势预势，调配战略思维，运用安全文化，致力于把地球真正地管起来。

（编辑  季节）

新冠疫情蔓延全球，极大地冲击了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百年未有大变局之深刻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得到充分显现。目前，全球抗疫形势仍十分严峻，在所谓“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正在重新构筑相互关系，人类社会正在重新谋划未来。有鉴于此，我们必须科学判断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关系准则的变动方向，精准把握世界战略格局和周边地缘环境的调整态势，正确评估力量对比持续改变的深远影响，制定并实施适应时代潮流、符合根本利益的对外战略和策略。

中美两国关系及其影响将成为百年大变局的最大变量

中国正在努力实现民族复兴并走向世界舞台中心，这将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最大变量。现在看，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加速衰败，全面破坏现存国际治理体系及其灾难性影响，也将成为百年未有大变局带来重大变数。

美国是以“命定扩张”为政治文化基因，以输出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为“天赋使命”的传统型帝国，也是以操纵国际组织与治理体系、野蛮干涉别国内政、粗暴处理全球事务、妄图长期主导世界的霸权式国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经历了因“不战而胜”而在国际舞台“一超独大”、因遭遇恐怖袭击而“滥伐无度”、因内外矛盾集中爆发而陷入“战略恐慌”这样几个发展阶段。特朗普入主白宫，是美国陷入“战略恐慌”后各种极端思潮扭曲结合导致的无奈选择。其结果是：堆积如山的国内问题全面引爆，民怨沸腾，社会撕裂；错综复杂的对外关系加速崩塌，四面树敌，混乱失序，毁约退群、污名他国、经济裁制、军事威胁、定点清除，成为美国处理对外关系与国际事务的常态化方式。美国因此成了当今世界最大的麻烦制造者。

中国作为不结盟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后一段时间仍将是最大的发展中大国。一方面，中国人均GDP和经济运行质量，特别是科技发展水平、人才培养能力、货币与金融影响力与美国差距还很大；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地位将进一步增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无可超越，GDP总量终将超越美国，包括创新能力、国防能力在内的各方面潜能，与美国的差距正在缩小。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和影响将持续增大，已为世所公认。

美国已进入衰退期，但在许多领域仍有较大优势，我们须有清醒认识。目前，全球“疫情阻击战”“经济复兴战”“舆论争夺战”激烈正酣，中美两国如何表现，举世瞩目。中方井然有序，以较短时间和有限代价战胜第一波疫情的冲击，为国际社会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同时也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了广泛支持，贡献了丰富经验。

大疫当前，合作为要。理应与中国相向而行、共战疫情的美国，竟在遭受疫情重创之际，恣意恶化美中关系，将疫情发生前即已相当严峻的两国关系，推至持续恶化的“准危机”状态。美国与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国的关系更趋紧张，与德国、法国等传统盟友的关系也变得相当复杂。对世贸组织、世卫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冲击和打压变本加厉。本来就不完善的全球治理和不稳定的安全形势，因美国霸权愈加野蛮而岌岌可危。国际社会对肆无忌惮的美国到底会走向何方，充满疑虑和不安。

如果说中国是当今世界积极为国际社会提供正能量的国家，美国则是百年大变局中最难预测、不断冲击和加害世界的最大的破坏性因素。由于美国仍具有相对超强的综合国力和历史形成的国际地位，不甘没落之际，必有困兽犹斗之举。未来美国对人类和平发展，特别是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巨大危害，绝对不可低估。

国际大环境与周边小环境同时趋紧，中国和平崛起之路不平坦

经过70多年艰苦奋斗，特别是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成功地探索出一条从和平立国到和平共处，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走向全面复兴的自强不息之路。一些国家对拥有14亿人口的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根本没有准备，对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将在全球事务中担负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甚至感到恐慌。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秉持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思维和反共反社会主义偏见，一直企图通过介入我改革开放，诱迫我国参照西方模式建立资本主义式的政治经济制度。但中国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加强共产党的领导，现代化建设成就斐然，产生了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这令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失所望。

近年来，特别是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期，美国对华全面封堵和遏制政策日见彰显，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对中国加紧排挤、孤立、围堵。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全面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很快形成，相关策略和措施接连出台。在台湾问题上，明目张胆地支持台独势力，持续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在南海问题上，拉拢众多国家对我国发难、频繁示武，近日又摆出不惜一战的架式，全盘否定中国的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在地缘战略层面，公然推出“印太战略”，拉拢印澳日等国拼凑对华攻防体系；在科技领域，不惜动用金融、外交、法律等各种手段，打击我国中兴、华为以及众多企业，围绕5G技术在高科技领域构建反华阵线；在经贸领域，发动规模空前的关税战，先后开启经贸、科技、金融、人文各领域的对华“脱钩”大幕。

美国抗疫失利引发社会大危机后，特朗普政府出于转移矛盾、影响选情等实际需要，将疫情问题“政治化”，不但对中国抗疫举措无端指责，极力否定中国抗疫成果的积极影响，千方百计污名化中国，同时还挑动其他国家制造对华“追责”“索赔”的闹剧，不断抬高对中国投资设限的法律门槛，鼓动本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退出中国。美国的真实意图，是要构建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世界经贸新格局新框架，将我们孤立于它所臆想的新的世界治理体系之外。

特朗普本人曾扬言，美国可以断绝所有对华关系，受此思想支配，美国对中国企业、机构和人员的制裁力度急剧加大，抓捕和羁押涉及对华合作的双方科技人员的手法令人发指，制裁中国更多金融机构并将中国排挤出国际清算体系已提上日程。以美国为首封杀香港的西方乱港同盟也在形成中。蓬佩奥放风，称美国准备切断抖音微信等中国APP在美国的应用。显然，蛮横无理的特朗普政府，已经打算废弃中美间几乎所有对话平台与交流机制。双方曾经共同探索的竞争合作相辅相成的大国关系新范式，已被推向制度对抗与利益角逐此生彼长的亚冷战状态。

受中美关系恶化，全世界因疫情冲击和美国搅局的影响，中国周边小环境的复杂多变性与某些国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进一步彰显。东北亚方向，朝鲜半岛局势又呈扑朔迷离状态，南北关系再度趋紧。日韩关系未见改善，中日关系小有退步。中日韩区域合作难有起色。东南亚方向，越南、菲律宾等国不甘寂寞，美国等域外势力继续插手，南海问题有可能再次被诉诸国际法庭。南亚方向，印度出于地区霸权野心，顽固坚持以武力开疆拓土的旧思维，一方面与巴基斯坦等邻国冲突不断，另一方面不断在中印边境肇事，将两国关系推向战争边缘。在此背景下，印度不仅抵制“一带一路”倡议，还抵制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抵制中国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而且还抵制中国商品，抵制中国制造，抑制中国应用软件，严控中方对印投资和人文交流，在与美、澳、日等国沆瀣一气，以邻为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坚持奉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世界各国猝不及防，出现某些失误和混乱不足为怪。但世界秩序呈现全局性巨变，国际关系、安全形势和利益格局深度调整，则是冷战结束以来东西方力量对比加速改变、人类文明重心持续位移的必然反映。新冠疫情集中暴发和蔓延，只是加剧了这一历史进程。基于这一分析，可以说，我党关于和平发展是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合作共赢是人类社会基本诉求、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科学判断，经受住了实践和时间的检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构建发展共同休、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乃至命运共同体的政策主张，不但完全契合中华民族与世界同在、与时代同步的崇高理念，也完全符合各国人民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长远利益。

面对云卷云舒的国际大环境、经纬万端的周边小环境，我们应继续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继续推介新发展观、新利益观、新安全观、新责任观、新合作观和新文明观。应通过持之以恒的对外传播和舆情引导，使国内外公众特别是国际社会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华民族繁荣昌盛而奋斗，也是为人类社会共同进步做贡献的建设性力量。对中华民族而言，“国强必霸”不是崛起的路径和目标。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借助强权政治手段，维持全球领袖地位。

要努力做好对外传播和舆情引导，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要永远站在公理与正义一边，永远做勇于担当又善于担当的负责任大国。

中国将积极参与不同形式的地区性和全球性安全对话，全力维护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体制，同时秉持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立场，支持并参与多边机制的改革创新，参与制定应对共同性挑战的新的国际规则与准则。

中国要继续推动构建均衡稳定、协调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并将中美关系作为重中之重。对中美关系要表现出超强的政治定力和成熟的外交技巧，既要有应对各种不测的避险预案，又要有长期而周密的战略部署，包括全面军事斗争准备。要在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尊严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统一，积极争取以政治手段和谈判方式化解美国欲与中国全面脱钩、将中国排除于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之外的图谋。

要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推动欧盟“以自己的方式”处理对华关系，推动双方互利合作取得新成果。要在地区和全球事务层面，继续提升中俄关系，稳定整个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独特作用力。

要在周边地区继续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友好政策和“亲诚惠容”四字方针。要捕捉机遇，推动中朝关系进一步巩固，在继续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同时，打造助力东北亚长治久安的长效机制，为该区域发展合作积累条件。要在深化与东盟友好合作的同时，化解个别国家与我争夺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的消极影响。要坚决反对美国利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问题以及南海局势印太局势，建立反华遏华同盟体系的各种图谋。要在进一步密切中国与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友好关系的同时，通过政治对话等方式管控中印边界冲突，力求保持中印关系常态。要在密切与俄罗斯、蒙古及中亚各国互利全面合作的同时，稳定上合组织内部关系，通过中俄协调带动金砖国家合作持续发展。要通过不同形式的经济走廊与经济区建设，拉近拉紧与周边国家的发展理念和利益纽带。

要妥善处理“一带一路”建设伙伴国与我合作诚信不足、工程违约、安保无力、债务困境等问题。要通过拓展经贸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民生合作，不断优化全球伙伴关系网。要在努力扩大内循环的同时，坚持稳中求进总方针，继续开拓“一带一路”建设新局面，积累互利发展新经验，确保中国全面复兴之路不被打乱，和平崛起进程不被遏止，中华民族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梦想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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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资本积累是欧美列强策动战争的主要驱动力。历史表明，资本扩张与战争扩张密不可分。当代随着工业资本主义转向金融资本主义，美国变得更加好战，“混合战争”成为美国对外战争的新方式。当前，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通过“混合战争”遏制、削弱中国。中国必须增强底线思维，以总体战应对“混合战争”。

关键词：资本积累 金融资本  美国  混合战争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人类社会的永恒问题。某种程度上，人类历史有多长，战争历史就有多长。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战争的方式与特点存在代际差异。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格局、国际经济格局、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文明交往模式均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变。这种百年之变绝非线性发展过程，而是暗流涌动、矛盾叠出的波浪式前进过程。和平与发展仍是大势所趋，但战争与冲突从未远去。

资本积累日益成为策动战争的主要驱动力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实现资本积累是超越一切的最高目标。在此情况下，策动战争的经济动因，日渐从农耕/游牧时代的侵占土地、掠夺人口和财富，转向谋求资本积累最大化。对外战争为经济扩张铺路，战争是投入，经济是产出，市场决定战争，战场创造市场，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战争与经济的辩证关系。

从历史看，资本扩张与发动战争几乎就是“孪生兄弟”。战争是欧洲列强攫取财富、实现经济扩张的惯用办法。英国在工业化过程中，依靠的就是“战争—贸易”循环往复的“战争经济学”。1840-1860年自由竞争时期，英国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是反对殖民政策的。到19世纪末，英国的头面人物都公开鼓吹帝国主义。桑巴特在其《战争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在14-15世纪期间，英国与法国争斗了一百年；16世纪期间，欧洲只有25年的太平时光，17世纪时只有21年，也就是说，在这二百年里就有154年处于战乱。荷兰从1568年到1713年的145年中，有116年在打仗。[1]

另有统计表明，从1871年到1914年，英国人一共打了30场殖民地战争。在这段时期，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至少打了100场战争。

在这个“战争—贸易”两轮驱动的世界体系中，战争手段被用来推进贸易，赚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再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战争。为维持这个成本巨大的循环体系运转，就需要美洲的黄金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非洲的奴隶（廉价劳动力），东方的香料、茶叶、丝绸、棉布、陶瓷和一系列先进手工业技术，由此打造出一个由坚船利炮筑成的巨大世界市场。这个市场的“规则”由欧洲列强制定，利润由欧洲列强瓜分。它们将美洲掠夺来的黄金白银在亚洲换取手工制品，再运回欧洲赚钱。它们也将欧洲生产的纺织品拿去非洲换取奴隶，将奴隶运到美洲去种植甘蔗和其他经济作物，再将经济作物运回欧洲赚取利润。[2]

与殖民主义时期的英国相比，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美国谋求霸权方式更加隐蔽，但好战本性丝毫没有减弱。美国战略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对自身文明的盲目优越感，以及从骨子里对非西方文明的鄙视。由此，美国在对有色人种发动战争时，几乎没有任何道德负疚感。大卫·哈维曾指出：“美国是一个极度宣扬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崇尚竞争的个人主义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如果不能对多元主义和个人等社会力量进行有效控制的话，将会导致民主长期不稳定和出现问题。”[3]

而美国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持续对外发动战争，通过损害其他国家，来增加国内政局稳定和国民凝聚力。由于战火绝大多数是在别国进行，因此美国人感受最多的是战争带来的收益。在美国人眼里，战争就像做生意，尽可能做到稳赚不赔，出现“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局面。

从历史角度看，美国的建国史就是一部军事扩张和种族屠杀的历史。有统计称，美国从1776年建国240年来，有222年的时间处在战争状态。还有统计称，自1776年独立以来，美国参与了53场军事入侵行动。[4]不管按哪种算法，“把美国人视为和平主义者是个幻想，他们是而且一直是历史上最暴力的国家之一。”[5]尤其二战后，随着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对外军事干涉日益增多。在越南，美国共投下700万枚炸弹，是二战期间在欧洲和亚洲投射炸弹总数的两倍。[6]

1991年的海湾战争使美国彻底摆脱了“越战后遗症”，此后对外战争越来越频繁：1999年牵头发动科索沃战争，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参与利比亚战争。可以说，美国的建国史和对外扩张过程，就是一部暴力和战争相互交织的历史。有统计表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到处进行军事干预，共对37个国家的2000万至2500万人的死亡直接负责。[7]

美国持续发动战争，同样是为资本扩张服务。对美国人来说，战争更多意味着“有利可图的生意”，而不是生灵涂炭的人类灾难。这使美国显得尤为好战。“纵贯整个20世纪，直到现在21世纪初，美国一直不断地动用其军事力量以及情报系统，来颠覆那些拒绝保护美国利益的政府。美国干涉别国，在很多情况下，主要出于经济原因——特别是要确立扩张、扩大、保护美国人在世界各地不受干扰地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力。”[8]

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列强更加好战

现当代西方大国日趋从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转向金融资本主义。1980年，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衍生品交易量微乎其微，到2007年末，清偿利率衍生品合同的名义本金高达4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9倍。[9]过去40年来，全球实体经济增长4倍，但基础货币增长300倍，全球流动性金融资产与全球GDP之比，1980年为109%，1994年为218%，2005年为316%，2013年为350%。[10]

2007年一项调查显示，世界排名前50位企业中，有45家企业来自金融业。金融资本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日趋占据主导地位。

金融资本本身并不创造财富，而是凭借对资本的占有，参与瓜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金融资本过度膨胀，意味着由1%-2%的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价值，要由100%的资本来瓜分，由此使平均利润率被金融泡沫急剧摊薄，乃至趋近于零。可以说，金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虚胖和浮肿”的表现，也是国家走下坡路、资本主义“进入秋天”的征兆。

相比于工业资本，金融资本更喜欢制造战乱。工业资本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吸纳大量就业，而且工业资本获利要经历采购原料、加工生产、销售产品等诸多环节，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只有资本扩张受阻才会动用武力（如鸦片战争）。相比之下，金融资本牟利不完全依托实体经济，它主要通过“贱买贵卖”“低买高卖”实现盈利。因此，世界局势保持相当程度的动荡与混乱，资本价值变动剧烈，金融资本就有机会浑水摸鱼，从中渔利。

就此而言，金融资本及其控制下的国家，主要通过制造和操控危机的方式，引发金融市场的可控波动和资本的定向流动。金融资本比工业资本更喜欢制造动荡，通过战争等破坏性手段攫取超额利润。

具体地说，金融资本谋利主要借助两大方式。一种方式是层出不穷的金融炒作和金融衍生品，由此日渐演变为“空手套白狼”的“赌场资本主义”[11]。大到汇率、房地产、粮食和石油等大宗商品，小到普洱茶、大蒜、绿豆等普通商品，都可能成为金融资本炒作对象。然而，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炒作和“金融创新”，最终将导致金融泡沫越来越大，直至最后破裂。另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制造灾难”实现国家间财富再分配。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宣扬的经济策略就是：“等待一个大危机，然后趁着遭受打击的人民茫无头绪之际，把国家资产一块块变卖给个人，并且迅速让‘改革’永久化”。[12]

这种靠制造灾难掠夺财富的生财之道，也被称为“灾难资本主义”。[13]即通过制造灾难来获取财富，发战争财、国难财。

美国曾长期占据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的位置。1960-2017年间，美国金融业占GDP比重从14%增加到21%，而制造业占比则从27%下降到11%，贸易占比则从17%下降到12%。与此同时，金融业的利润从17%增加到30%，制造业的利润则从49%降至17%，缩减了三分之二。1973-2000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即每小时GDP）年平均增速不到1%，这仅仅是前一个世纪均值的三分之一。[14]

另有统计表明，1947-2012年期间，美国GDP增长了63倍，其中制造业增长30倍，金融业增长了212倍。

经济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的秋天”，蕴含着比工业资本主义更大、更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转向脆弱的金融结构，由此将产生更多危机。他将这种金融化分为依次递进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相对健康的“套利金融”；第二阶段是更具风险的“投机金融”；第三阶段是灾难性的“庞氏骗局”。[15]

随着美国经济日趋金融化，美国对外政策变得越来越好战。

首先，维护美元霸权体系离不开军事手段。美国金融霸权的核心是美元霸权。美元霸权本质上是一种信用霸权，一旦世界其他国家拒绝认可和使用美元，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将极大削弱。因此，军事手段成了维持美元霸权的重要工具。金融战争是最高级别的地缘政治武器。冷战后美国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例如科索沃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多少都带有金融战争的性质。

其次，维系“债务经济”使美国热衷于制造战乱。1945年，美国公共债务只有2580亿美元，2002年就达到3.2万亿美元。[16]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实现“经济繁荣”，更多是一种“钱生钱”的货币再生产。据美国著名学者安德森·维金（Anderson Wiggin）推算，美国每获得1美元GDP，必须借助5美元以上的新债务。美国要想维系表面经济繁荣，每天至少需要流入20亿美元。资本天性喜欢“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场所。换言之，只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比美国更加动荡与混乱时，巨额资本才会乖乖地回流美国，用以支撑美国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喜欢打仗，其动武动机甚至不再是工业资本时期的扩大市场、寻找原材料，而是通过使其他国家或地区陷入动荡的办法，迫使世界资本回流美国，确保美国的经济繁荣。

美国这种基于金融霸权的战争逻辑，彻底颠覆了传统国际经济体系的行为逻辑。对美国来说，“灾难资本主义体系足以媲美‘新兴市场’和20世纪90年代信息科技业的繁荣兴旺。”[17]

混合战争：美国对外战争的新方式

二战结束以来，随着核武时代的来临，大国间首次出现“核恐怖平衡”，军事对抗只会使双方同归于尽。这种高额代价的战争风险，足以令最为好战的西方政客都心存忌惮。在此背景下，战争的对象和形态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一书，将世界分为“核心国家”和“断层国家”两类，认为对核心国家不需要任何军备控制，但对“断层国家”则不然，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看人下菜碟”：对待中、俄等军力强大的国家不再轻易发动战争；对待军力相对孱弱的所谓“断层线国家”（如伊拉克、利比亚等发展中国家），则可以无所忌惮地继续发动战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与中俄等核大国的较量到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程度。事实上，针对中俄等军力强大的国家，美国越来越多采取了除热战之外的“混合战争”的方式。混合战争也被称为“第四代战争”、“复合战争”、“新型战争”、“非三位一体战争”、“非对称战争”等。《偶然的游击战》（The Accidental Guerilla）一书的作者大卫·基尔卡伦认为，“混合战争”是对现代冲突的最好定义。[18]

“混合战争”也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战争手段。

美国策动“混合战争”，最终目的就是制造“可控混乱”，帮助金融资本实现两大目标。

一是破坏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基础，借以实现财富再分配。在金融资本主导之下，美欧经济增长不再通过增加产品，而是通过强国与弱国间的财富再分配。因此，只有设法削弱和瓦解那些阻止混乱发生的主权国家，使对方丧失作为国际行为体的能力和功能，同时迫使其将国有经济部门私有化、减少社会福利和科教文卫投入等，从而隐蔽地消灭经济竞争者。这一过程经常伴以野蛮的军事入侵。[19]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和情报行动，很大程度是与“自由市场改革”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在东欧、前苏联和巴尔干地区鼓励和推进的这类改革，最终导致国民经济遭受破坏，数百万民众陷入贫困。[20]

    二是消灭的“垃圾人口”，减少全球人口规模。在西方精英眼里，地球资源十分有限，只有消灭过剩的“垃圾人口”，才能确保西方“黄金十亿”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在跨国金融资本构想的“世界新秩序”中，消灭“垃圾人口”是一项不便明说的既定追求目标。不难理解，西方通过倡导新自由主义，极大减少了出生率，增加了死亡率；而宣扬性解放、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可以减少出生率；传播社会达尔文主义，会使政府对被压迫者处境漠然视之，而制造战乱无疑是消灭“垃圾人口”最快捷的办法。自“9·11事件”爆发的15年来，美国新保守派试图用武力重塑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秩序，由此导致200万至250万人死亡。[21]

美国知名战略学者布热津斯基、“非暴力战争之父”吉恩·夏普等，都十分推崇“可控混乱”概念。该理论日渐受到美国决策层的青睐和推崇，日渐从理论探讨进入实操阶段，成为美国策动“颜色革命”的指导思想。

从政策实践看，“混合战争”并非什么新生事物。美苏冷战就是一场典型的“混合战争”。二战结束后，美国为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动用了除发动战争之外的所有手段。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过：“斗争舞台是广泛的，它包括整个世界和其中所有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精神力量。代理机构是很多的，国内和国际的，布景经常变换。”[22]

冷战期间，美国及北约对苏联使出各种招数，在思想意识和经济领域实施广泛的颠覆破坏行动。美国还迫使苏联陷入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极大消耗苏联的国力。经过长达50年的较量，苏联最终不战自溃，美国以低成本方式赢得全面胜利。

苏联解体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加肆无忌惮地在全球各地发动“混合战争”。如果说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局部战争是暴力为主，心理战、经济战等非暴力为辅，那么他们在前苏联东欧地区策动的“颜色革命”，则更多是以非暴力为主。“颜色革命”是一种“性价比”颇高的混合战争。它谋求通过民众抗议等非暴力方式推翻现行政权，可以使被颠覆对象处于两难境地：如果当权者用武力镇压民众抗议（抗议者并不清楚他们已被政治操控），政府便会遭到西方孤立；如果当权者不镇压民众抗议，政府则可能被推翻。[23]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颜色革命”日渐取代传统的军事政变，成为中情局进行“政权更替”的主要法宝。冷战时期，美国中情局至少推翻或试图推翻超过50个外国政府（中情局只承认干了7起）。进入21世纪后，西方大国通过策动“颜色革命”推翻原政权的案例越来越多。例如，塞尔维亚(2000年)、格鲁吉亚(2003年)、乌克兰(2004年)、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中东剧变（2011年）等等。2014年，乌克兰再次发生政变，西方大国只花费了大约50亿美元，就推翻了亚努科维奇政府，这是武力入侵一个国家并推翻其政权所花费用的零头。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积极支持与其对抗的国家的各种武装团体，在委内瑞拉策动暴力活动，目的是将马杜罗总统赶下台。而美国支持的这些团体不是什么反对派或学生，而是恐怖分子和准军事人员，他们与服用毒品的杀人犯一起，能够破坏食品商店、公共汽车、地铁站和儿童医院等。[24]

美国这么干的目的就是尽可能扩大亲西方势力的地缘政治经济版图，服务于资本积累目标。

当前，随着美国软硬实力受损、控制国际事务能力下降，西方国家更加青睐“混合战争”这一谋霸方式。美国全球战略正悄然调整，即从充当“世界警察”转向“幕后策划”。美国减少使用大规模军事入侵和空中轰炸，更多使用特种部队和情报雇员，使用间接手段推翻政权，用相对隐蔽的方式推进美国的政策。由此减少了美国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国正面相撞的风险。[25]

2016年3月，兰德公司发布的长篇报告《强制的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指出，硬实力具有高回报、高风险、高成本和高暴力的特点；软实力虽然低风险、低成本、非暴力，但回报微小、难以捉摸且缓步渐进。相比之下，“颜色革命”、网络攻击、金融制裁等“强制力量”正好介于软硬实力之间，效果可观，风险适当，潜力很大，是美国今后强化与倚重的对外攻击手段。与此同时，世界上多数国家依赖外部世界，这为美国使用强制力量提供了极好机会。美国在世界体系中居于中心位置，拥有全球最强大的情报能力，并有威慑、报复敌对势力的能力，因此美国最有能力使用强制力量。[26]这份报告颇能代表部分美国决策层的所思所想。

 美国对中国形成“全政府-全社会”战略

事实表明，尽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但战争从未远去。“没有硝烟的战争”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只要存在新帝国主义，和平与发展问题就无法真正解决。尤其在当前，随着金融资本恶性膨胀，其“灾难资本主义”本性发作，由此导致国际社会越来越不太平。

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态势日趋明显，美国战略焦虑感日趋加重。美国显然不愿失去霸权地位。对美国来说，通过塑造外敌来强化自身认同，已成为不言自明的战略文化。无论从国内社会整合角度看，还是从国际上维护霸权目标看，都会想方设法渲染中国威胁，遏制中国崛起步伐。对美国来说，目前中国“将强未强”，美国“将弱未弱”，正是美国遏制中国的“窗口期”。由此，美国各界加大渲染“中国威胁论”，对华遏制力度日趋加大。

兰德公司在《强制的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研究报告中，不仅将中国、俄罗斯、伊朗作为三大潜在敌对势力，还列举了使用强制手段的主要方式，包括经济制裁、政治孤立、武器和技术禁运、切断能源供给、海上拦截、支持敌对国的政治反对派、网络攻击等。[27]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逐渐形成“全政府-全社会”对华战略，即各级政府部门为实现共同目标和解决某一特定问题而进行的联合行动，并同时注意和私人部门在行动中的协作。该战略体现在对华政策上，就是整合贸易代表办公室、财政部、商务部等部门，对华发动贸易战。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等部门与经贸部门密切配合，阻挠中国科技、安全、文化等领域发展。[28]这种“全政府-全社会”的对华战略，已经带有反华总动员和总体战的性质。

正所谓“好战必亡，忘战必危”。在新形势下，中国必须增强斗争精神，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思想统领，统筹运用各种资源和各种手段，从全局的、系统和普遍联系的角度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以总体战应对“混合战争”，由此才可能最大程度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

（编辑  季节）

从国际数据比较看“双循环”的历史必然

    在新的形势下，中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一个必要条件是将国内居民消费保持在较高水平。2018年，我国国内消费占GDP比例为55.1%；美国高达82.3%，日本为75.4%、德国72.0%。在发达国家，国内消费占GDP比例一般在70-80%。

    1962年，我国国内消费占GDP比例曾高达84.8%，至今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但是这属于低水平的国内循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从低水平的国内循环转向了以国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2000年国内消费占GDP的比例为63.5%，此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这一指标相应不断下降。

2010年后，我国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逐步下降。随着有关鼓励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出台，国内消费占比开始逐步回升。同时，中国外贸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64.5%，降至2018年的36.8%。可以看到，国内大循环趋势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开始了，但中美贸易战和疫情加速了这个进程。

    我国从改革开放前的低水平的国内循环，到改革开放后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阶段，再到现在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阶段。这是我国经济不断登上新台阶的历程，完全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相应地，我们的人均GDP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70美元，到2001年超过1000美元，在“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均GDP将会跨过12700美元的门槛，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将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变成一个高收入的国家，这在人类历史上将是一个里程碑事件。

疫情下全球化的新特点和“一带一路”的挑战

    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趋势

    世界工业的发展，就是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逐渐向后进国家转移的过程。二战后，日本从美国大量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很快实现了经济复苏。20世纪60年代，日本和西方国家因工资水平上升，再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80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

    到2010年左右，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工资水平的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到东南亚、转到非洲。根据统计数字，我国20世纪60年代制造业就业人数是970万，80年代从“亚洲四小龙”转到中国内地，导致制造业新增就业人数约500万。2010年，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制造业就业人口为1.25亿，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人数为8500万。

表1：产业转移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全球化下产业转移的规律，承接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机遇。可以想象，假如这8500万就业岗位中的10%转移出去，很多“一带一路”国家就可以快速地创造就业。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产业转移从单纯的劳动密集/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环节的转移，在多个产业领域形成了全球供应链的分工体系。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也使很多产业和产品的分工越来越细，产品的国际分工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突出特点。   

    从产业全球范围分布到区域性分布

    由于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发展停滞、贫富差距扩大等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类结构性问题，一些发达国家逐渐意识到脱离实体经济的风险，开始围绕全球供应链重新配置产业，大力鼓励海外产业回流。

    据2020年美国年度贸易“回流指数”（Reshoring Index）报告，通过对过去五年美国制造业数据的分析发现，美国的制造业趋势正在发生逆转，其中最为明显的趋势是美国制造业正在撤出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凸显了全球产业链的“断链”风险。本来，每个国家有各自的优势产业，产品生产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生产链条越来越长。对于那些高度复杂的产品（例如汽车），“准时生产制”（just-in-time manufacturing）要求每个环节严格按照时间工作：在所需要的时刻，按所需要的数量，生产所需要的产品，无需过量库存和闲置产能（电子、机械、汽车等行业的中间品备货平均时间在两个月左右）。新冠疫情的发生，使得 “准时生产制”不再准时，也将推动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各国都在考虑提高供应链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在短期内，各国企业会增加库存、提高物流绩效。

    从长远来看，为了降低风险和对特定国家供应商的依赖程度，供应链的布局可能不再一味追求低成本大范围的“全球化”，而是朝着低风险的“区域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高度集中式”的全球化的逐渐弱化，“分布式”的全球化将会兴起。区域经济的融合将大大强化，特别是北美、欧洲和东北亚将出现区域性的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供应链体系，在各自区域内构筑坚强和智能化的物流体系。

    在这一趋势下，未来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想融入国际供应链，其难度将会大大增加。这是我们下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向发展中国家产能转移时需要考虑的一些新的因素。

    疫情影响下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支援

    受疫情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其中发达国家下降8%；“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下降3%。

期待2021年的经济复苏，全球增长率为5.4%；发达国家4.8%；“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5.9%。

      表2：全球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june 2020）（%）

    据外交部估计，疫情以来大约20%的“一带一路”在建项目受到严重影响，30%-40%的项目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40%的项目几乎未受负面影响。但是，目前人员流动受阻，新建项目受到疫情影响有所推迟，企业进一步的投资态度会更加审慎。

    受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制约，以及来自中国的投资在发达国家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审查，预计中国今年的境外直接投资总额将出现大幅下降。尽管如此，“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势头仍保持了相对稳定，“一带一路”国家占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比重持续上升。

    据商务部数据，2020年前6个月，尽管总投资下降4.3%，但对“一带一路”国家的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逆势增长19.4%，证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旺盛活力和面对变局的强大韧性。（数据来源：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date/202007/20200702985724.shtml）

    疫情期间，许多中资企业展现责任担当，在“一带一路”国家为当地抗击疫情、经济恢复提供了实质性帮助，这些企业在当地捐赠抗疫物资和食品，维护了社会的安定。

    在抗击疫情的同时，中资企业有序推动重点项目、重点走廊、重点园区复工复产，为当地重塑发展信心，也保证了当地雇员的就业。在线办公、网上展览、远程招商、云视频等需求剧增，数字经济进一步激活，催生了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了“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在大数据、5G、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合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恢复与发展注入新动能。我在绍兴参观了一个跨境电子商务集群，今年上半年他们的销售额逆势增长了25%。我们的一些高技术行业抓住了当前的变革，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机会。阿里巴巴等中国科技公司通过供应重要防疫物资，为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帮助，非洲可以从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采用的技术中进一步受益，学习建立信息技术基础设施，防范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

双循环为 “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活力

    参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内循环和外循环

    中国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既是资金技术的转出国，把一些不再具备比较优势的环节转到其他更具备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也是技术追赶国。因此，中国参与国际产业转移中，也存在“内环”、“外环”两个路径。“内环”是指从本国东部向西部转移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并通过边境园区辐射周边延续梯度产业转移。“外环”是指中国在科技前沿领域奋力追赶发达国家中高端产业的同时，也向其他国家投资并购主动吸收先进的技术。

    中国在新一波国际产业转移中的这个特殊定位，是由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在国际贸易中的中心地位所决定的。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形势下，产业梯度转移的“内环+外环”也将继续。

    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产业梯度转移

    从国内来看，在严峻的新冠疫情中，中国在短短两个月内迅速复工，进一步展现了中国制造业的韧性和适应能力。中国在5G、数据中心、IoT等领域的新基建建设，也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尤其是乡村振兴、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是留住外资并且继续吸引外国企业的主要因素，“在中国、为中国”成为跨国公司继续投资和留在中国的核心战略。

    从国际来看，“一带一路” 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桥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禀赋各异，工业化水平不同，我们应继续鼓励国内制造企业与境外自由贸易区、产业集聚区、经贸合作区加强跨区域对接。

    国际循环涉及产业梯度转移，中国既是产业转出国也是追赶国。作为产业转出国，中国主要是将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中低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出，目前主要是向周边的东南亚国家转移，并且开始通过工业园区建设向非洲国家转移。到2018年年底，我国在海外一共建设了182个工业园区，为东道国贡献了22.8亿美元的税收，创造了14.7万个就业机会，很受当地国家欢迎。

    作为产业追赶国，中国继续从发达国家吸收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中高端技术产业。中国不仅是按照传统的路径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在中国办厂，也通过反向投资在发达国家并购、参股等方式加快本国企业的产业升级。

    我国西部地区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纽带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有一个重要纽带：国内从东部向西部产业梯度转移的同时，可通过西部省份的边境经济特区和产业园区，利用相邻国家的资源、劳动力进一步推动产业的梯度转移，并扩大产品市场。

    我国云南、西藏、新疆、广西、内蒙古等省、自治区均有边境工业和物流园区，而内陆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是通往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商贸枢纽，是“一带一路”的重要驿站。

    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指导意见特别要求加快沿边地区开放发展，完善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布局；推动西部优势产业企业积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在境外投资经营中履行必要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责任。

以中国、老挝为例，位于中国磨憨口岸与老挝磨丁口岸之间的经济特区，未来将成为中国与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点。按照规划，通过未来5-10年的发展建设，特区将建成中老边境地区一个30万人口规模，拥有现代化物流、加工、旅游、金融、文化、教育和医疗作为主体的最有活力的节点城市，也将成为这片区域“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中心地带。

表3：中国西部地区部分省、自治区的“一带一路”定位与边境经济园区

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建议

    在严峻的疫情下，“一带一路”建设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在双循环的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国际循环的大格局没有变，而且具有新的活力和机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我们要依托“一带一路”，继续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把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相衔接，以更加开放的理念和态度，继续坚定地推动全球化和我国产业链的持续升级。特别是要发挥西部地区在双循环中的纽带作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共建有特色的边境经济园区，增强经济辐射能力，把西部地区从发展滞后地区转变为平衡我国区域发展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新高地。

    1.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综合考虑上游（基础设施）、中游（制造业）、下游（服务业）的链接，即吸收当地低工资劳动力就业，面向国际市场，发展出口加工业。就业和出口创汇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我们有很多大企业在当地大规模开发矿业、能源，可以考虑将原矿在当地加工，把当地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发展起来。也就是“基础设施+制造业+服务业”的市场化一揽子投资模式。

    双循环新形势下特别要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大展拳脚的最佳时机，并推动与跨境电商发展相关的物流渠道等配套建设，在相关国家积极参与海外仓储、物流园区等建设。

    2.在对外投资和产业园区建设中，推动与第三方合作，优势互补。尤其是争取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品牌和买家公司在园区落地，扩大国际市场，也可以有效降低投资风险。中国企业在园区建设和项目投资争取国际多边开发银行的贷款、股权、担保，同时鼓励投资园区的企业利用国际商业贷款、境外发债、境外上市等方式进行境外融资。

    3.双循环形势下的“一带一路”建设不可忽视非洲。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AfCFTA）作为涵盖55个国家近13亿人口的单一市场，是推动疫情后经济复苏的动力，也是中国企业增加投资和加强非洲各国、区域和与全球建立生产和供应链的机遇。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助力非洲建设产业集群，推动基本的民生、健康用品尽量在本区域生产，培育非洲的企业和企业家，为未来参与全球性的中、高技术产业链做好准备。

    相比其他地区，非洲不是地理政治的热点，中国与美国没有直接的战略对抗，因此在这一地区的回旋余地比较大。在这一地区，英法等前殖民地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影响很大，而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规模较大，有潜力在这一地区联手欧洲国家助力非洲国家的经济建设，有助于中国、欧洲与非洲在全球治理中加强合作。

    4.针对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当地企业联营，开拓和深耕当地市场，进一步加大在医疗卫生产业与健康消费产品、医疗信息网络建设等方面的合作，鼓励中国企业积极拓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医疗器械生产、药品准入、医院建造、卫生健康服务的产业化合作力度。

    5.多做惠及民生的“小基建+小制造+服务业”。中国企业可以以国内的成功经验，发展数字信息化基础设施，以信息高速公路拉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在共享经济、网络经济等方面推广相关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帮助当地老百姓脱贫致富。

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投资项目应把改善民生作为标配，在周边社区建设公益性的学校、诊所，改善卫生、供水、供电等民生设施，营造互利多赢的积极舆论环境。  

 (编辑 高梁)

负利率形成的长周期背景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陷入长期性停滞，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低利率、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恢复增长，取得了短期效果；同时也埋下了更大隐患。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陷入长期性停滞

全球人口增长率下降、老龄化加深问题日趋严重，人力资本和市场需求增长乏力；实体经济利润率不断下降，投资信心不足；金融危机后，各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出现了明显的趋势性下降，上一轮技术进步红利已经充分释放，而新一轮技术革命尚未具备大规模产业化条件。美欧发达国家产业日益空心化，社会阶层极化加剧，有效需求严重萎缩；拉美国家和印度经济增速巨幅震荡；石油价格低迷使俄罗斯、沙特等主要产油国遭受重创，全球内生增长动力极度疲弱。民粹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各国之间的存量博弈不断加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传播，抑制了各国间人员和物资流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受挫。按照IMF的估算，2019年全球经济仅增长2.9%，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①]

图1   2008年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生产总值增速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各国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的路径依赖

次贷危机暴发后，美联储开启以“资金量”为操作目标的QE。自2008年11月至2014年10月，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从9000亿美元迅速扩大到4.5万亿美元。2019年下半年以来，美国进入新一轮降息周期，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再次扩大，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今年6月达到了7.22万亿美元的历史峰值。^[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利率长期处于零值附近。2001年3月，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先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的国家。金融危机暴发后，日本央行在降息的同时启动了资产购置计划。2016年1月起，日本央行对商业银行新增准备金账户征收负利率。本次疫情后，日本央行宣布将采取额外宽松措施，将年度ETF购买目标增加6万亿日元，总规模达12万亿日元。^[③]

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的双重打击，欧洲央行通过近10次降息，将主导利率降至0.15%，隔夜存款利率降至-0.2%；2019年9月，存款便利利率降至-0.5%。2015年1月，欧洲央行宣布在2015年至2016年间展开超过1万亿欧元的资产购买计划，资产范围包括各成员国公债、资产支持债券及担保债券。^[④]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非常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但也埋下了新的隐患，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利率稍有升高或央行启动缩表，往往又会将经济拖入衰退。

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务负担压力趋大

全球央行维系低利率使得全球债务总规模和杠杆不断攀升，而大规模刺激性财政支出使政府债务负担增长更为快速。根据2020年7月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的全球债务监测报告，今年一季度全球债务增长1.2万亿美元，达258万亿美元，美国的债务占成熟市场债务总额185万亿美元的一半；发达国家中除德国外，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普遍在100%左右，日本甚至超过了200%，^[⑤]各国都需要低利率以维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主要经济体利率的周期波动

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石油危机引发严重通货膨胀，世界主要经济体名义政策利率飙升至10%以上。通胀问题缓解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名义利率出现周期性下行。2008年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名义利率下行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潜在增速下滑，人口结构、收入不平等等结构性因素所引发的中性利率下降。^[⑥]

图2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利率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图3中可见，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与美国核心CPI有相近的变动趋势，一方面，联邦基金利率是名义利率，其中包含了通货膨胀因素；另一方面，维持物价稳定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CPI过高时，美联储会通过加息抑制通胀，CPI过低时又会通过降息抑制通缩。

图3  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与核心CPI走势对比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图4中可见，将美国联邦基金名义利率减去当期CPI近似得到的当期“实际利率”与同期GDP增速走势高度相关，且实际利率滞后于GDP增速的变化。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联邦基金实际利率就曾降为负值，而此时美国GDP也出现了负增长，此后实际利率数次落入负值区间，同期GDP增速也多为负值。

图4  扣除通胀因素的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与GDP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图5中可见，欧元区与美国类似。欧元区隔夜存款名义利率在2012年6月转负，而实际利率早在2002年1月出现负值，此时欧元区GDP接近零增长。

图5  扣除通胀因素的欧元区利率与GDP增速对比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长期维持在0左右的低利率水平，与其近于0的通货膨胀率趋势一致，与GDP增速的变化趋势相关性不明显。

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超低利率政策实践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在货币政策空间极为有限的情况下，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进一步调低政策利率水平，超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屡见不鲜。

美国零利率政策

金融危机后，自2007年8月起，美联储11次大规模降息，利率从5.25%降至0-0.25%的目标区；12次降低贴现利率，累计调低525个基点至0.5%，美国进入“零利率”时代。直到2015年12月后，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逐渐恢复至2.25%-2.5%。2019年7月，受特朗普政治压力等影响，美联储开启了新一轮降息周期，到新冠疫情暴发前基准利率已下降至1.50%-1.75%。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联储在半个月内连续降息150个基点至0-0.25%。

日本负利率政策

1999年2月，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日本央行将同业间隔夜拆借利率调整为0.15%，后又降至0.1%。随后，日本利率曾小幅回升。全球金融危机后，日本央行两次降息将无抵押隔夜拆借利率下调至0.1%。2016年1月起，日本对于既有的超额准备金余额按照0.1%利率付息，对于宏观加算余额（法定准备金）按照0利率，对于除上述两项之外的超额准备金余额适用-0.1%的超额准备金利率，成为亚洲第一个实施负利率的国家。

“利率走廊”下的负利率实践

欧洲国家的央行多采用“利率走廊”方式实现对利率的调控，央行融资利率是上限，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是下限。如表1所示，根据实施负利率的范围的不同，可分为4个层级。欧元区、丹麦、匈牙利实行中度负利率政策，瑞典实行深度负利率政策，瑞士实行全面负利率政策。

表1  4个层次的“走廊式”负利率政策

（1）欧元区。2014年6月，欧央行将作为利率走廊下限的隔夜存款便利利率由零下调至-0.1%，后又4次降息至2019年9月的-0.5%；作为向市场提供大规模流动性的主要再融资利率仍然实行零利率，而作为利率上限的隔夜贷款便利利率仍为正。

（2）丹麦。2012年欧洲央行降息后，丹麦为稳定汇率，将央行存单利率降至-0.2%。限额内准备金为零利率，超限额准备金即央行存单利率为负；商业银行从央行贷款的央行融资利率和再贴现利率为极低的正利率和零利率。2014年4月，丹麦短暂地结束了负利率政策，但在几个月后又很快恢复，央行存单利率连续5次降至2015年2月的-0.75%，一直保持至今。

（3）匈牙利。2016年3月，受国内通胀不及预期和欧元区降息影响，匈牙利央行将政策基准利率由1.35%下调至1.2%，同时将隔夜存款利率下限由0.1%下调至-0.05%。2017年9月，随着政策基准利率下调至0.9%，隔夜存款利率的下限进一步下调至-0.15%，并对法定准备金的透支部分课以同等利率水平的罚息。

（4）瑞典。瑞典央行于2009年7月将为期7天回购利率下调至-0.25%；2010年9月，暂时退出了负利率政策；2014年7月，央行回购利率降至0.25%，隔夜存款便利利率相应降至-0.5%；2015年2月，央行回购利率下调至-0.1%，后又下调至-0.5%，存款利率降至-1.25%。

（5）瑞士。为应对瑞士法郎升值压力，瑞士利率在2011年后长期维持在零水平附近；2014年12月，瑞士央行将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降至-0.25%，同时将政策利率目标区设为-0.75%至0.25%；2015年1月，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下调至-0.75%，利率目标区下调至-1.25%至-0.25%。

债券负利率

负利率会间接推低债券市场利率。2015年，瑞士成为首个以负收益率销售10年期国债的国家，随后日本也发行了负收益基准债券，2016年7月德国以-0.05%的收益率售出10年期国债。

2015年后，德国、日本、法国、瑞士等国家的政府债券收益率长期处于负利率状态。发达国家长期国债属于避险资产，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增加，造成发达国家国债受到追捧，而出现了大量负收益率债券。

图6  近年来出现的国债负利率或负收益率

数据来源：Choice数据库

负利率的效果评估

目前来看，负利率政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提振经济的效果。下面从政策目的、传导渠道和外溢效应三个角度对负利率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

对于负利率政策效果研究的难点在于如何将其从其他类似政策（如量化宽松政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中识别出来，本文分别采用了事件研究法和双重差分法对负利率政策的短期和长期效果进行了检验。

负利率政策的政策目的

从各国央行负利率实践来看，负利率政策的直接目的有二：一是应对通货紧缩风险；二是应对汇率升值和资本流入的压力。表2 汇总了近年来主要的负政策利率公告及其主要目的。

表2  主要的负政策利率央行政策目标及其负利率公告日期

资料来源：Arteta等（2018）^[⑦]、Jobst & Lin（2016）^[⑧]，作者根据各央行公告进行了补充。

注：挪威和匈牙利作为负利率国家的特例，仍然保持主要政策利率为正，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也很小。

（1）负利率能否有效提高通货膨胀水平

如表3的第一列所示，在控制短期利率、M2增长率、名义有效汇率后，双重差分项D*T的系数显著大于零，说明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那些采用了负利率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水平，在2014年6月负利率政策普遍实施之后得到显著的提升。进一步控制工业生产指数增速和失业率，结果依然稳健。

表3  DID回归：负利率政策对政策目标变量的影响

数据来源：IMF的IFS月度数据，采用CEIC数据进行了补充。

注：括号中为t统计量，*** p<0.01, ** p<0.05, * p<0.1，下同。

（2）负利率抑制了汇率的升值么

首先观察负利率公告对名义汇率的短期影响，整体来看，负利率公告宣布后，各经济体的本币名义汇率随即发生贬值。如图7，在负利率公告宣布的前后一天，各国名义有效汇率和兑美元名义汇率的均值分别下降了0.37%和0.93%。唯一的特例是瑞士法郎的异常升值，这是因为2015年1月15日瑞士法郎兑欧元的汇率上限被放弃引发了汇率急剧升值。

图7 负利率公告在前后一天的事件窗口下对汇率的影响

数据来源：BIS。

注：1）名义有效汇率下降表示本币贬值，名义汇率为间接标价法，其下降同样意味着本币贬值。2）负利率事件包括表3-1中列举的25个负利率降息公告事件。

进一步考虑负利率政策在中长期的影响（表3），DID回归的结果显示，中长期来看，负利率政策反而提高了名义有效汇率（以及名义兑美元汇率）水平，但是可能由于通货膨胀水平同时也被提升，因此实际有效汇率有所贬值。名义汇率的升值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中长期内其他因素对汇率的升值作用，如负利率引发的资产价格上升；其二考虑利率平价成立时，利率下降的国家本币将预期升值；其三，市场避险动机会引发避险货币升值。

负利率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

尽管各国央行实施负利率的动机并不相同，但是负利率政策对经济活动和通货膨胀的传导渠道在概念上与传统货币政策相似。具体而言，负利率政策将主要通过利率、信贷、资产价格和汇率等渠道进行传导，并在前三个渠道中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图8  负利率公告在前后一天的事件窗口下对利率的影响（单位：0.01%）

数据来源：BIS，CEIC。

注：由于日度数据暂缺，事件研究中不包含信贷渠道传导的贷款指标。

负利率通过上述渠道传导的短期作用可以通过事件研究结果（图8）进行观察。短期来看，负利率政策降低了3个月期的货币市场利率和2年期/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水平，并提高了本国股票价格指数，对名义汇率则起到了小幅贬值效果。

而DID回归的结果则可以揭示其长期作用（表4），与没有实施负利率的国家相比，负利率政策显著降低了本国短期和长期利率，并提高了贷款规模增长速度和股票价格增长率。即中长期来看，负利率政策突破了零利率下限约束，成功传导到了短期和长期的市场利率，并有效提高了本国信贷增长率和股票价格水平。

表4  DID回归：负利率政策在利率、信贷和资产价格渠道的传导

数据来源：IMF的IFS月度数据，采用CEIC数据进行了补充。

注：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分别使用三个月期的货币市场利率和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表示。

主要国家负利率政策对全球的溢出效应

与量化宽松政策类似，负利率政策对全球的溢出效应主要在于国际资本流向的变化、对资产价格的推升和他国汇率的升值，此外，负利率政策还会带来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分化效应。我们依然采用事件研究方法分析负利率政策是如何影响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指标。

图9  负利率公告在前后一天的事件窗口下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数据来源：CEIC。

注：（1）包括10个新兴经济体样本和7个发达经济体样本。（2）在事件选择上，选择了欧洲央行的5次负利率降息事件，日本的负利率降息事件，以及瑞士在2015年1月伴随瑞士法郎汇率底价放弃的降息事件，共7次。

在主要央行的负利率政策公布的前后一天，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长期利率下降，股票市场价格上升，名义有效汇率升值，这与之前对量化宽松政策的相关估计类似。并且长期利率的下降和股票市场价格的上升现象都广泛出现在了样本国家之中，其中新兴经济体的长期利率下降的幅度更大，股票市场价格出现更大幅度上涨的概率也更高，二者的波动幅度也更大。

负利率的主要风险

尽管短期内来看，负利率政策起到了提振经济的效果，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对其潜在的风险表示担忧。在负利率政策所蕴藏的风险暴发之前，找出其在金融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并进行妥善处理，对于负利率国家乃至全球而言都是一项艰难而重要的挑战。

资产价格泡沫风险

在全球经济增长结构性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背景下，负利率政策所引发的风险资产的价格的持续推高可能会导致资产泡沫的累积。货币政策对于化解因生产能力过剩、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导致的通货紧缩帮助较小。^[⑨] 因此，若无法解决引发通货紧缩的结构性问题，而仅通过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来改善通货紧缩问题，将会产生资产价格泡沫风险。

金融市场稳定风险

一方面，资产价格泡沫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将对金融脆弱性较高的国家的金融稳定性带来巨大风险。此外，出于盈利压力，商业银行和长期机构投资者不得不将部分资产投资于更高风险的产品，进而引发新一轮风险追逐行为。另一方面，负利率会导致资产负债结构的失衡，引发债务风险，威胁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资源错置风险

低利率环境使得僵尸企业能够继续存活，这会影响其他企业的资源可得性，损害资源配置效率。负利率的资源错置风险会进一步造成三个不利影响：第一，降低了企业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增长。第二，减少企业的破产概率，因此反而会对通胀造成往下的压力。第三，可能会引发不良贷款和债务积压问题^[⑩]。

商业银行风险

负利率政策压缩了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由于存款利率黏性的存在，负利率政策将降低银行的存贷款利差，从而影响银行利润。IMF在2020年4月的《全球金融风险稳定性报告》中强调了在超低环境中的银行风险。自2014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的商业银行股权回报率逐渐下降，而股权市场成本则在波动上升，尤其以负利率经济体最为显著。

进一步看，银行的盈利压力将会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并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Jobst and Lin（2016）发现，如果存款利率降至下限而且银行资金紧张，会导致银行盈利能力上升，造成货币政策传导和银行利润的艰难权衡，这可能是欧洲和日本的负利率政策效果不够显著的重要原因。^[?] 此外，为应对盈利收窄带来的不利影响，银行可能会选择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以谋求更高的收益。

收入分配失衡风险

负利率可能加剧收入财产分配失衡。具体而言，负利率政策使资产价格上涨而利率下行，其中资产价格的上涨使家庭的财产性收入迅速扩张，从而进一步增加了高收入高资产家庭的财富占比；而储蓄性存款是低收入者主要甚至唯一的金融资产，存款利率的下行进一步损害了低收入家庭的财产收益，因此收入财产分配的失衡进一步扩大。

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负面外溢效应

中长期来看，负利率政策可能给新兴经济体带来资本流动逆转风险、资产价格风险和货币错配引发的债务风险。

（1）资本流动及其逆转风险

负利率会促使短期跨境资本持续流向利率更高的新兴市场国家，一旦全球金融环境突然收紧，资本流动方向将迅速逆转，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较大挑战。2020年新冠疫情危机中，新兴经济体经历了2008以来最严重的证券投资的逆转，而其中最强劲的资本流出来自除中国外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IMF，2020）。

（2）资产泡沫风险

负利率和低利率环境促使资本流向新兴经济体并提升了资产价格。这将会放大股票市场等金融市场的风险，使资金从低风险资产流入风险更高的资产。如前所述，国际环境的突然变化本身即会导致风险资产价格迅速下降，与之伴随的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的突然逆转则会进一步造成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泡沫的迅速崩塌。

（3）债务风险

从融资方式上来看，负利率政策会降低负利率国家债务工具的借贷成本，刺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负利率地区融资，而更高的外债水平使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更高的债务风险，尤其是当汇率出现剧烈波动时，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出现货币错配的风险将会急剧加大，进而引发债务危机。^[?]

此外，部分发达国家采取了负利率政策，可能增加美元的升值压力，这将使那些拥有大规模美元债务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的偿还压力。

中国的应对建议

考虑到负利率政策的形成背景和潜在风险，在当前国内经济形势逐渐向好的背景下，中国应珍惜难得的正常货币政策空间，谨慎考虑将利率压至较低水平，并对主要发达经济体非常规货币政策带来的负面外溢效应进行防范。

1. 根据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制定宏观政策，珍惜难得的正常货币政策空间。

当前，中国经济的复苏已经步入正轨，但未来国际环境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是阶段性的，中国要十分珍惜常规状态的货币财政政策，不搞大水漫灌，更不搞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

2. 强化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避免国内出现资产价格泡沫。

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防范由金融体系过度顺周期性引发的资产价格波动和金融稳定风险是大势所趋。面对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的再度重启和负利率的加剧，中国应进一步强化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以避免国内出现资产价格泡沫。

3. 人民币汇率机制进一步市场化，避免形成持续的单边升值或贬值预期。

负利率等政策加深或退出会对人民币造成升值或贬值的压力，如果央行试图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将会面对资本管制、使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或是部分放弃国内宏观政策的独立性的抉择，并形成持续的单边升值和贬值预期。因此，中国应当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为货币政策的主动性提供空间。

4. 保持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 防范未来短期跨境资本的大规模流入。

在主要发达经济体新一轮量化宽松和超低利率的政策背景下，中国应保持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尤其是预防未来短期跨境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及其带来的资产价格上涨和人民币汇率升值风险。在资本管理措施的选择上，在非必要时更多的使用透明、非歧视、市场化的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以及价格型管理工具，如引入托宾税等更加市场化的管理措施。

5. 呼吁全球主要大国之间加强货币政策协调，降低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溢效应。

无论是量化宽松和负利率等非常规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都会加剧短期跨境资本的频繁流动和汇率波动，对新兴经济体金融稳定造成冲击。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联储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世界央行角色，其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很大。因此，我们呼吁全球主要大国之间应加强货币政策的协调，积极利用G20等国际组织平台进行政策沟通与协调，降低其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外溢效应。

6. 强化东亚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降低负利率加深或反转的不利影响。

本次新冠疫情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经历了2008以来最严重的非居民证券投资的逆转，除中国外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最为严重，这与上一轮全球宽松货币政策下资本大量流入新兴经济体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面对未来负利率政策加深和反转对新兴经济体可能带来的负面外溢效应，通过东亚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共同抵御外部风险是一条可行之道，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区域安全网络，共同应对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变化可能对东亚国家金融稳定造成的不利影响。

（编辑  季节）

新时代的经济工作需要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创新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和应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书记在多次会议上讲，政治经济学没有过时，《资本论》没有过时，我们对西方经济学要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上世纪90年代，总书记在福建宁德和福州工作的时候，也发表过多篇文章讲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在具体的经济工作中，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格局，从经济学的学科设置、理论工具的使用、话语体系等多方面都存在这样的现象。现在存在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理论话语互相脱节的现象。一些人在正式场合讲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时候，往往表面上用的是中央文件的提法、总书记阐述的观点，但具体分析问题时所运用的理论内核，却是西方经济学的，甚至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随着我们进入新时代、新阶段，经济工作迫切需要基础理论的创新，首先要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意见。比如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19世纪的产物，那时连中央银行都没有，它怎么能适应今天的实际？还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不是实际应用的科学。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历史中曾经走过很多弯路，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还有人说，政治经济学没有数理基础，所以是不科学的。    

这些观点实际上都是不成立的。从历史角度看，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上都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边缘”国家，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标准都是落后国家，所以我们才运用政治经济学指导自己的革命和建设。不能反过来说，是因为错误地运用了政治经济学才会落后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用于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疑问，我们应给以历史的分析。

西方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从当时反封建的角度来说，它是进步的，它主张劳动价值论，主张市场经济，主张个人理性。直到19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所谓“边际革命”，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得到巩固的时期，这一学科逐步演变成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学说；随着劳资矛盾的激化，劳动价值论也被放弃了。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前苏联过于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性，忽略了它的科学性和应用性，也窒息了它的生命力。应该说，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是存在的。这就导致上世纪80年代后西方经济学逐步成为指导经济工作的主流思想。

有人说，在马克思时代，对很多具体经济问题，包括银行理论、宏观经济学、产业组织，以及后来的信息经济学等等，或者没有研究，或者当时还没有遇到这些问题。你怎么说它能解决现实问题呢？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经济问题，两者之间是“主机”和“软件”的关系。主机的操作系统是有严格的意识形态属性的，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者的基本立场、价值导向有根本的不同。但现实具体的经济问题和人的经济行为，东西方理论是有共通之处的。意识形态和具体经济问题可以分开对待，取决于把“U盘”插在哪个机器上。现在很多实用性的学科，它背后默认的理论基础还是新古典经济学。我们要把“主机”换过来，但这些解决具体问题的软件可以继续用。

    政治经济学到了走上主战场的时候

从西方金融危机开始，西方经济学遇到了危机，西方人自己也在反思，但第一，他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定私有制和“个人理性”千古不变；第二，西方经济学偏好静态、微观分析和均衡理论，缺乏辩证、系统观点，而经济运行大部分时间处在非均衡状态；第三，西方经济学将政治和经济相互割裂，坚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当资本主义在上升时期，西方经济学理论上的不足可以被掩盖起来，而金融危机使得这些问题得以充分暴露。

我们处在新的发展阶段，遇到很多新问题，客观上需要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30年，我们在经济制度上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和创新，但对其中的经验教训，缺乏系统的理论总结。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一是因为市场竞争和对外开放激活了内生动力，二是前30年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但理论总是落后于实践，这一时期我们的经济理论还处于引进和跟随的状态。

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成功，有很多特殊历史性因素，使得它占据了全球化的先机。西方发展模式不能代表普遍发展规律，我们不能简单照搬。在发展中国家，凡是全盘照搬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几乎没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我们必须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创造新的经济学理论。

现在对一些具体政策的争论，对问题的认识，必须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才能够解决。

第一，怎样认识百年未有大变局。习总书记讲过，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长期周期的结束。长期周期就是《资本论》中所提到的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又从工业资本主义到商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这样的周期。尽管西方社会还没有发生社会革命，但它肯定跳不出这个周期。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够在中美博弈中坚定我们的立场。

第二，怎样认识经济增速下降，特别是民营资本的投资不足。按照一些人的主张，只要再降低投资的门槛、降低劳动力的成本，就能够激发经济的活力。但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恰恰是我们过去过度降低投资门槛，地方靠降低税收、降低环境标准、降低劳动力成本，搞竞争性的招商引资，结果导致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供给的不平衡。现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投资已经过剩，要加强投资拉动，必须扩大基础性、战略性领域的国家投资。至于鼓励消费的问题，因为居民收入苦乐不均，中产阶级以上人群的消费欲望已基本满足，但低收入者甚至买不起必需品，必须调整分配关系才能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

关于通过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问题，有人批评这是“大水漫灌”，认为解决内需不足，关键在于简政放权。这实际上是陷入了西方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派之争。我们要从西方经济学流派之争中跳出来，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通过调整生产关系、调整党政关系，调整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才能产生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第三，关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问题。我们曾经试图用西方经济理论证明医疗为什么要坚持公益性、坚持公立医院主导。西方经济理论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前提，要证明医疗领域的市场失效，就要用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全等等理由进行复杂的推导。这样的证明，等于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给私有制的基础打补丁，理不直气不壮；而且推理太复杂，基层的同志也很难理解。

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问题很清楚：不管是政府办还是市场办，只要把医疗作为商品，它就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背离。如果重视疾病的预防，医疗本身的价值就不能实现。而医疗的使用价值恰恰是要维护人的健康，人最好不生病。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把医疗作为商品看待。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我们大部分医院还是公立医院，而且已经取消了药品加提成，为什么医疗费用还这么高？就是因为“医疗商品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即满足社会的真实需要，而不是满足资本对价值增值的需要。包括房子是用来住的，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医院是为人治病的，以及下一步怎样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如新基建、乡村振兴、西部开发等，就是要满足老百姓的真实需要，这样才能使经济增长获得动力。

1960年毛主席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也提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个说法值得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很多，低收入者没有支付能力，基础科研没有支付能力，有人对医疗和教育没有支付能力。但如果满足了这些需求，对社会就是人的再生产，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动力。笔记中还讲到，对社会的产品要分析，有的用来扩大再生产，有的用于社会文化教育和福利保健事业，这是用于间接扩大再生产的。关于农业农村问题，他主张不应该把人都搞到城市去。这是用系统的观点，通过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增强经济增长的动力。这给我们启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它内在的经济逻辑，完全可以用来解决我们经济中遇到的现实问题，而不仅是批判性的理论。   

随着形势的变化，政治经济学广泛走入应用领域的条件已经逐步具备。在上世纪60-70年代，由于还没有引入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还缺乏实践知识，所以那时我们还没有条件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在经过70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我们应该有条件进行理论的总结。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在批判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当代，我们有了丰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对西方经济理论有了系统的了解，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完全有条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并实现螺旋式的上升。

    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是要明确定位。包括大学的学科设置，不应仅仅把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课的一个学科，而应认识到它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当然研究过程中会涉及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在课堂上就会有学生问，国有企业领导和职工之间是否存在剥削关系等等类似问题，这一定要从理论上说清楚，不能含糊，这样才能真正让大家接受这一理论。

二是要重视理论研究和创新。要改革僵化的课程和教材，促进政治经济学和现在“主流”经济学的对话，不同学科的学者要接触、交流、融合，不能各研究各的。《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和论证脉络很清楚，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推导出社会阶级的分化，逻辑是完整的。而西方经济学自身也有完整的逻辑，就是从供给和需求分析开始，形成整套理论体系，当然是以“私有制有效率”为基础。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需要有这样的逻辑完整的理论体系。

（编辑  高梁）

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本人在多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中心首席法律顾问工作中，对全国的民营经济有了深入的了解。在我国国民经济的投资比例中，现在民营经济占到了41%以上，外资占到20%左右，国有经济占到39%左右；民营经济对全国GDP直接贡献在62%以上；民营企业数量占到全国企业的97%以上；吸纳科研人才70%以上；吸纳全国就业人口80%以上。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民营经济在制造业的投资高达80%以上。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下，国家应对经济下行的严峻局面时，如何增强民营企业家投资信心，保障民营企业正常经营秩序，发挥民营企业的积极作用，已是社会主义建设大局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发挥民营经济积极作用的十项建议

第一项建议：为保证国家政策和两高司法政策精神精准传导到每一个案件，最高法院应当对存量司法解释进行大幅度补充修改。

一、我国法律是成文法。成文法具有稳定性的优势，同时在国家深化司法改革过程中，各种经济关系、法律关系，包括法学理论均在变化中，法律必须随之变化修改。但法律的修改具有滞后性，需要有国家政策对法律适用加以指导，在党和国家的政策精神与法官直接审判案件之间，需要有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作为审判指导的过渡依据。

二、司法解释，包括最高审判机关和最高检察机关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做出的具有直接指导作用和约束力的解释，是法院和检察院进行审判和检察工作的直接依据。由此，在法律修改之前，依据现行政策，在法律精神的范围内，可以使审判工作、检察工作适应社会生活和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

三、司法解释重点。一是围绕审判工作要充分保护民营经济发展为修改司法解释的指导思想；二是在成文法没有修改之前，加大对存量司法解释的修改工作，包括大量指导案例的编纂指导作用；三是司法解释的修改，应聚焦当前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四是由于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非常复杂，我们在此文中仅涉及企业犯有涉税非暴力经济犯罪，企业实际控制人承担法律责任的若干具体问题。

第二项建议：各级审判机关主要负责人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大局意识。

一、一个案件能否正确判决，涉及非常复杂的因素，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业务素质的因素。将国家保护民营经济的政策精神、两高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真正精准传导到每一个案件，对每一个承办法官的业务素质和理论水平均是严峻考验，需要部门领导的关注和指导，使一些疑难案件得以正确处理。二是案外因素的影响。一个案件，在明显证据不足、法理不清、政策导向不明的情况下，历经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检察机关的检察阶段、审判机关的审判阶段，中间掺杂了太多的案外因素，日积月累，形成巨大的负面因素阻力，不是承办法官个人能够抵御消解的，这对一级审判机关首长的政治素养、大局意识和担当精神的考验，一把手是关键。

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精神，能否精准传导到各个案件，各级审判机关的主要负责人责任重大。对民营企业犯有非暴力经济犯罪，民营企业家如何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涉及到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涉及上下游供应链的正常运行，涉及大量员工的就业问题。因此，要从有利于提振、树立民营企业家的投资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这一政治大局，来衡量审判机关的审判指导思想。

三、要有保护民营经济的担当精神。党和国家近年多次提出保护民营经济，改善民营企业营商环境，首先是如何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经营权利，树立民营企业家的投资信心。在这一方面，社会舆论的不同认识、司法审判的传统思维定势、法学理论研究的滞后，都为运用法律保护民营经济发展造成困难。各级审判机关主要负责人应当直面和解决审判实践中的实际问题。

 第三项建议；为保护民营经济所做的司法解释修改工作，要针对民营经济发展所遇到的具体问题。

民营企业受到损害的案件中，突出显示了几个特点。一是民营企业家响应当地政府号召，投资建厂；二是民营企业家冒着经营亏损，艰难创业，取得成功；三是民营企业在经营中陷入当地复杂的政商关系和不正当竞争之中；四是民营企业家被长期羁押或判刑，企业破产，员工失业，经济受到严重损失。

民营企业家既是民营企业的投资人，也基本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和生产经营的核心管理人员。对涉嫌非暴力经济犯罪的民营企业家，过度使用羁押、逮捕措施，直接后果就是，由于民营企业家长期被羁押，企业最终被拖黄、破产。企业中的大量员工面临失业。一个企业的上下游供应链也因此中断，导致更多的企业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处理一个民营企业家的问题，绝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企业能否保持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要考虑到民营企业是吸纳社会就业人员的主要劳动力蓄水池。所以，目前处理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这一类非暴力经济犯罪案件中，两高文件都不断释放出越来越宽松的司法解释精神。最高法院周强院长在两会后强调，要对不利于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司法解释坚决修改。最高法院部分法官提出重要意见，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中因抵扣造成的损失，只要企业在生效判决之前予以填补，就不再计入经济犯罪的数额之中。这已经是非常强烈的“宽松处理”的刑事政策信息。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党和国家的政策、两高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如何精准传导，落实到每一个具体案件，仍然具有很大距离。在我们处理的一些案件中，对民营企业家长期羁押，在定罪量刑方面依然采取过于粗糙和过于严厉的措施。致使有的企业受到不当处罚，对当地民营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四项建议：及时对题述案件的相关司法解释作出重大修改。

我们讲公平正义，讲依法治国，首先要摆正政策和法律的关系。公平正义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要坚持“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三个统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在我们承办多个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案例中，多有对民营企业家处置不够公正，不考虑民营企业正常经营秩序，多有涉及当地政府的职责、背后的权钱交易以及不正当市场竞争等复杂问题。

我国法律的制定，要经过制定政策阶段、案例指导阶段、司法解释阶段，最终落实到制定法律阶段。作为成文法国家，法律制定既有稳定性和规范性，又有滞后性。最高法院的指导性案例和司法解释，就成为政策传导落地的重要环节。

由此，我们需要结合具体案例，对民营企业家案件类型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并对司法解释作出重大修改完善，使之发挥保护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第五项建议：对民营企业实行特殊保护问题。

民营企业家个人和企业的关系，具有主体混同、人格混同、财产混同、行为混同等一系列不可分割的特点。我们在立法中过去倾向对企业犯罪轻罚，对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企业实际控制人重判。理论基础是，企业法人实际不具有独立人格，所以，法律责任落实在企业实际控制人身上。企业犯有非暴力经济犯罪时，对企业实际控制人过度羁押，忽略法律责任构成要件的精准分析，随意宽泛使用刑事推定，过度宽泛适用优势证据、盖然性认定，结果造成对企业实际控制人粗线条判决，并且重判。这一结果，就使企业投资人不敢投资，不安心经营，对企业经营没有长期打算，严重影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笔者在诉讼第一线接触了大量民营企业家被长期羁押和被重判的案例。我们的立法，在涉及企业非暴力经济犯罪时，对企业轻罚，对企业实际控制人重判，这是否符合立法发展的大趋势？我们的“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等司法原则，在对企业家判刑方面极难落实，刑法理论中的刑事推定原则、优势证据原则、盖然性认定原则，取代了“罪刑法定”原则，取代了对犯罪责任构成的精准分析，为粗线条判决开了方便之门。

我认为，应该对民营企业实行特殊保护政策。特殊保护不是法外施恩，而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完全一致的，任何人不能享有超越法律规定之上的特权。对民营企业特殊保护，是指要在立法上制定符合民营企业发展的相关法律，二者绝不相悖。没有政策就没有法律，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政策。所以，对民营企业实行特殊保护政策，是指为保护民营经济发展，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具体问题的精准保护，而不是无限制扩大特殊保护范围。

当前，首先是对犯有涉税非暴力经济犯罪的民营企业，采取“重罚、轻判”原则。所谓重罚，就是对企业非暴力经济犯罪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一定要全部填补并接受相应惩罚，包括滞纳金和罚金，使这一类经济犯罪无利可图，得不偿失，失去犯罪获取不当利益的内在动力。所谓轻判，就是对经济犯罪企业的实际控制人，采取刑事责任轻判原则。当企业填补了全部经济损失之后，对企业实际负责人作为直接法律责任的承担者，应当采取轻判的原则；对企业实际控制人尽早变更强制措施，脱离羁押状态，并且获得较轻甚至最轻刑罚，使其能够回到生产岗位指挥企业生产。

刑法修正案对偷税罪做了重大修改，不仅罪名改成逃税罪，而且只要行为人交纳了所逃税款和滞纳金，以及税务机关作出处罚决定的罚金，则可以不再作为刑事案件立案处理。这个规定在社会各界反响不一，但成为当前刑事政策改革的一个方向性问题。而同样是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处罚明显比逃税罪要严重几十倍以上。情节严重，10年以上的基准起刑点，是抵扣数额250万。逃税可以高达几亿、十几亿，只要交纳税款和罚金，即可不受刑事处罚。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即使企业填补了国家损失，企业的直接责任人仍然要接受严重的刑事处罚。两相比较，显然立法上确有严重失衡之处。但我们讲公平正义，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兼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对企业为犯罪主体、企业家为直接责任人的非暴力经济犯罪，应该慎用羁押逮捕措施，在政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能够从宽的尽量从宽，对于非暴力犯罪的民营企业家的处罚，企业经济处罚从重、个人刑事处罚从轻，应该是刑事政策改革的一个方向和趋势。

在2004年最高法院专业研讨会中，就有部分法官提出，只要在生效判决以前企业填补了国家损失，即不再计入犯罪数额考量。这一观点越来越凸显其现实意义。最高法院最近出台的新的司法解释，对于长期拖欠债务的企业登上黑名单；但不再对企业实际控制人同时登上黑名单；从而使企业控制人可以比较正常地履行企业经营的各项权利。这显然不仅是具体司法解释的重大突破，也是在法理和法治理念上的重大突破。

第六项建议：我们需要一大批指导性案例，以指导具体审判实践。

  英国的判例法，并非所有判例皆可成为法律，还有一部分判例不具有法律效力，但经过一定程序筛选，作为指导性判例，为法官审判提供参考。由此，我认为，中国作为成文法国家，也可以取他山之石，制定相应的指导性案例，指导法官的审判工作。这样，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就成为政策转化成法律过程中的中间环节，使其精准传导到具体案件审判工作，并弥补成文法相对滞后的不足。实践中，我们需要一大批指导性案例，作为精准传导国家政策和法律的重要环节。

政策和司法解释精准传导落到实处，要有案例指导环节，司法实践中的很多问题，亟待最高法院解剖具体案例，上升为理性认识，形成指导案例。通过指导案例，将国家政策、两高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精准传导，落到实地，指导每一个具体案件，最终条件成熟后制定为法律。

建议最高法院制定制度，应将复杂疑难案件、法理上存在重大争议的案件、律师和审判机关有重大意见分歧的案件，加以研究和具体指导，并形成指导性案例。

第七项建议：对犯罪构成要件精准分析，积极适用疑罪从无原则。

我们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有一个思维定势，只要是企业实际控制人，就必然推定为对企业经济犯罪负有直接责任。然而，企业实际负责人和企业经济犯罪之间是否有必然的直接因果关系，需要经过精准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分析。在审判实践中，这一重要环节被完全省略。涉及证据不充分的案件，如何适用刑事推定？如何适用优势证据？都应该采取严格限定，审判机关不应有较大自由裁量权。我们很多案件存在不当使用刑事推定，没有犯罪构成要件的精准分析，而推定定罪是对“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的直接否定。例如，凡是企业控股投资人，即推定为企业实际控制人，推定为企业直接责任人，三个环节完全靠传统思维定式推定认定，显然违反了刑事责任犯罪构成要件分析的基本要求。

第八项建议：审判机关对于符合条件的被告人，应尽快变更强制措施，取保候审。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律师在诉讼各个阶段提出，对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主要证据均已到位并且被固定的情况之下，应当尽快变更强制措施，对在押企业家采取取保候审等措施，使其一方面继续接受司法机关的审判，另一方面能够回到生产岗位，对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即时亲自加以解决，保证企业的正常经营。对于严重存在证据不足的情况，应当大胆以疑罪从无的原则作出处理，包括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审判机关以疑罪从无宣告无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几乎很少有如此处理的先例。他们往往并不真正缺乏认识，而是受到各种案外因素的影响，致使很多证据确实不充分的案子，依然经过侦查阶段、检察阶段、审判阶段，最后被判有罪；或者在审判 阶段，以判处缓刑结案。而在漫长的羁押过程中，民营企业已经被拖黄、拖垮。每一个案件，对企业家的过度羁押，或者判刑不当，都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民生成本、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我们要保护民营经济正常发展，需要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

第九项建议：建立疑难案件直接上报上级法院的报告制度。

为什么保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民营经济生产秩序的国家政策如此明确，很多案件仍落实不了？其实，一线审判人员基本已具备很高的业务素质，但是囿于具体情况，法官难以解网破局。很多判决是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影响下做出的。下级法院在地方复杂关系中单靠自身力量不够，需要最高法院在制度上帮助下级法院解网破局。

本人建议，建立疑难案件直接报告制度，由上级法院直接拿出指导意见。将直接报告制度规定为硬性执行制度，以制约地方对审判工作的干扰，为下级法院依法审判撑腰打气。

第十项建议：最高法院和各级法院建立律师反映意见的绿色通道。

我们在业务第一线所遇到问题，最为困惑的是缺乏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顺畅沟通的渠道。我们希望建立法律共同体，是为了实现司法公平正义。但是，只有公检法三家，都是司法公权力机关，没有律师代表，没有制衡机制，就没有真正的法律共同体。特别是在法院审理民营经济发展的案件过程中会有很多新问题，多听取律师意见，对于提高审判机关的办案质量，有百利而无一弊。建议最高法院建立一条从上到下听取第一线律师意见的绿色通道，能够将意见直接迅速反映到最高法院和高层领导。

（编辑  季节）

国际法还管用吗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目前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屡屡退群、毁约，退出运行正常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等；退出了正常履约中的国际协议，如《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核协议》，并且频频制裁他国、干涉他国内政，不断违反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法。

    由于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违反国际法的遏制打压行动，中美两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历史低点，还在进一步滑向危险的深渊。在这个背景下，人们就要问：国际法还是法吗？国际社会还有规矩吗？国际法还管用吗？

    法律是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规则。毋庸置疑，人类社会，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社会，都离不开规则、离不开法律，这是常识。

    法律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大类。国内法由各国自己制订，主要是处理本国事务，调整国内的社会关系。当然，国内法有时也可以用于调整涉及本国的涉外关系。国际法是由各个国家或者相关国家协商制订，用于处理国际事务、调整国际社会关系。所以简单讲，国际法的形式就是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

    近现代国际法的产生，是基于独立主权国家的兴起。在国际关系史上，1643-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标志着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以及国家主权原则、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等国际法原则的确立。此后，国际法历经曲折的演变和发展，时盛时衰、时强时弱、时善时恶、时起时落。中国近代以来，曾深受基于强权政治的国际法规则和制度之害，1842年中国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之后，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侵占领土、设立租界、驻扎军队、剥夺关税自主权、建立领事裁判权等等，这些在帝国主义强权下形成的国际法显然是恶法。在当时的国际秩序中，中国对这样的国际法是有深刻的感受和痛苦的记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宪章的产生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建立，标志国际法取得了新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战后的现代国际法，就是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体系。战后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现行国际法基础之上的。

    战后的国际法总体上还是进步的，它的宗旨是要维护世界和平及安全，推动世界合作及发展，追求公平正义。尽管它有缺陷，而且也没有国内法的强制执行力，还有许多应该改革或改进的地方。但必须充分肯定的是，现代国际法对战后70多年世界和平及安全、国际合作及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现行国际法的学习者、追随者、适应者，也是现行国际法的遵守者、践行者、受益者，更是现行国际法的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对外签订了27000多个双边条约，500多项多边条约，其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和决定加入的国际条约有420多项。而我国全国人大制订的现行立法是278项。我认为，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能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及综合国力能够进入世界前列，不仅仅得益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也得益于学习、践行和建设国际法，发展国际法。中国因加入WTO而受益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当然，在国际关系发展史上，每当遇到世界局势的重大动荡时（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对国际法的破坏），人们就会对国际法的存在和作用产生怀疑。但是历史也证明了，在大动荡之后，必定伴随着国际法的重建、复兴、进步和发展。可以肯定地说，国际法在处理当前中美关系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武器。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不仅当前是管用的，而且今后还要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中美两国对国际法的基本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过去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了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一切特权。与此同时，我们对国际法采取了正确的态度，接受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且恪守中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条约，反对国际法中的消极规则和制度，主张对国际法加以改造，并积极为国际法的编纂、创制和发展做贡献。以下事例可以表明中国对国际法的基本态度。

    一是1954年，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在同其他国家建交的时候，都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放入建交公报文本中，它成为当今中国遵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二是1958年，中国发布了一个关于领海的声明。声明宣布，我国领海宽度是12海里，而且这个规定适用于中国大陆、台湾、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中国其他岛屿。这就为现在我们解决南海岛礁的问题埋下了伏笔。

    三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特别提出，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

    四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制订了《涉外经济活动法》（1985年）和《民法通则》（1986年）。《民法通则》第1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规定不一致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申请保留的条款除外。

    五是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全球治理与国际法制，不仅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开创性的国际法价值理念，而且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法的思想。法学界正在研究习总书记的一些关于法治的论述和思想，当然也包括国际法的思想。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特别强调，要加强涉外法治工作，建立涉外工作法务制度，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提高涉外工作的法治化水平。

上述五个典型事例，反映了我国对国际法的基本态度。

美国对国际法的态度

可以说，战后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显然，构建战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美国至少在口头上是赞成和支持的。战后70多年，美国尽管在不同时期有一些变化，但总的来说，它在表面上、在口头上，包括在一些实际场合当中，还是坚持和维护国际法的。即使它的一些行为、一些行动明显违反国际法，但美国一定要为自己披上符合国际法的外衣，强调其合法性，绝不承认自己违反国际法。

    美国对待国际法的态度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依归的，它惯于借维护国际法之名，行谋取一己私利之实，合则用，不合则弃，有时甚至视国际法为玩物，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说未经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也没有加入这个公约，但是它到处拿着公约说事，要求其他国家按照公约办事。

    最近美国退出了《伊核协议》，现在已不是《伊核协议》的参加国，但是它先后两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提议，要求安理会按照《伊核协议》恢复对伊朗实施全面制裁，结果15个安理会理事国投票，2票反对，11票弃权，2票赞成。只有美国自己和多米尼加两国赞成，其他13个国家都是投了反对票或者弃权票，包括它的盟友英国和法国。美国已经退出了《伊核协议》，就没有权力要求按照《伊核协议》制裁其他的国家。美国对国际法的态度从这个案例也可见一斑。

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中持有的国际法立场

    当前，美国对中国发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战，将新冠疫情的责任甩锅中国，就台湾、香港、新疆、西藏问题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在中国南海、台湾海峡频频出动舰机，耀武扬威，以武力相威胁，制裁中国的华为等高科技企业，限制中美科技人文交流，扬言要全面“脱钩”，把攻击矛头直接对准中国共产党等等，不一而足。

    美国的这一系列操作，凸显其面对中国的崛起和世界大变局的不安、焦虑和狂躁，以其所谓“山巅之城、灯塔国”的道义制高点和法治经纬，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

    对当前中美关系，我们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在斗争中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善于运用国际法的思维方式，运用好国际法这个武器。

    这里讨论一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国家责任问题。

    今年3月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美国的疫情尤为严重。美国疫情的蔓延应该是美国政府自身的问题，但美国为了推卸责任、转嫁矛盾，不断就新冠疫情散布“中国病毒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甩锅给中国。在其舆论煽动下，美国国内已经有20多起就新冠疫情针对中国政府提起的要求追责或巨额赔偿的法律诉讼。这就涉及到新冠疫情暴发的国家责任问题。

按照国家法中的国家责任制度，在国际社会活动中，国家对其国际不法行为或者损害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或国家责任），但要追究某个国家因其行为导致的国家责任，需要两个构成要件：第一，该国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国际公约或国际习惯法；第二，这个行为可归因（归责）于该国的国家行为。

所以，美国抛出新冠疫情“中国责任论”，可以从两点加以否定：

第一，国际法没有任何关于病毒起源地国对疫情蔓延要承担国家责任的规则。现在在国际公共卫生领域，最主要的国际法是国际卫生条例，按照该条例规定，中国的抗疫行为没有任何违反国际卫生条例的行为，所以中国当然不应该承担责任。

第二是对华诉讼中的国家豁免问题。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多个联邦地区法院先后受理了20多起因新冠疫情针对中国政府提起的索赔诉讼，其中大多数是民间个人作为原告提起的。其中有两起诉讼案是美国两个州的总检察长代表他们的州政府提起的对中国政府的索赔诉讼，这在中美交往史上还是第一次。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曾多次发生针对中国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诉讼，但只是偶尔的一两起，这次一下20多起，这很明显是美国基于政治目的发动的法律战，是典型的诬告、滥诉，应该说它是严重违反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国家豁免原则。

    第三，美国的所谓“长臂管辖”问题。美国搞的长臂管辖，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目的，由美国的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基于美国具有域外适用效力的国内法，对外国政府、企业、个人及其行为行使的扩张性的行政执法管辖权和司法管辖权，只要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及其行为与美国有最低限度的联系，它就可以行使长臂管辖权。

    过去这个概念是美国的民事诉讼里面提出的，但现在已经扩展到了行政执法领域、刑事领域。华为的孟晚舟案件就是长臂管辖的结果。华为即使跟伊朗有商业往来，违反了美国制裁伊朗的法律，但这个行为不是在美国发生的，而是在中国或者中国香港。可是按美国的法律，它也有刑事管辖权。

    一个国家依据自己的主权，可以对涉及本国的事务，在立法、执法、司法上具有一定的域外管辖权，但是不能侵犯他国的主权，并且要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现在美国无视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肆无忌惮地基于本国国内法，在国内法院对外国政府、企业、个人提起诉讼，行使管辖权。所以这实际上是以国内法对抗国际法，以国内秩序颠覆国际秩序，以单边主义替代多边主义，是十足的霸权主义行为。

    习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要加快制订我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建设，意味着今后我们的法律也要在域外管辖、域外使用方面下工夫。

处理中美关系应坚持的国际法立场

    基于民主和法治是人类经过艰苦探索找到的治理国家的最佳原则，也是全球治理的最佳原则，可以肯定地说，公认的国际法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行为规范，是全球治理的重器，也是国际社会通用的话语体系，国际法基本原则更是人类的价值共识。在处理中美关系的过程中，我们要使用国际法这个武器，高举国际法治的大旗，占据坚守法治的道义制高点，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坚定不移地坚守良法善治下的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坚定不移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不移地建设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编辑  季节）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

市场失灵和国家的经济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关键之一是提出一个系统而全面的国家经济理论，以解释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国家的作用。

国家内生经济作用的界定，来自上文所述参照系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具有不可调和的性质，而凯恩斯在马克思的基础上，论证了国家经济作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是由内生性理论和外生性理论共同构成的。前者主要从克服市场失灵出发解释国家的经济作用；后者说明：国家发挥经济作用的目的，还在于维护和巩固特定阶级关系和权力的再生产，进一步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等各项规律的要求。还应注意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党和国家一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经济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同时也是其政党-国家的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国家理论，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运动规律与特定历史制度因素的结合，在性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等制度型式也嵌入了市场，无论是参照系理论还是市场失灵理论，都须接纳与之相关的新的内容；国家的经济作用的理论，也相应地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除了克服市场失灵以外，国家发挥经济作用的首要原因是维护特定阶级关系的形成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经济史的种种事实说明，和内生性作用相比，国家的外生性作用是更为根本的，那些以克服市场失灵为目的的干预和介入，一旦从根本上危及特定阶级关系和权力的再生产，就有可能被终止或废弃，反映阶级力量平衡、具有高度路径依赖特点的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决定了国家的内生性作用的社会性质、内容和限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发挥其经济作用的根据，还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规律。国家作为生产资料公共所有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代表，都将在社会的范围内按照社会的需要，尽量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具有鲜明的制度属性。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经济作用也有可能违背甚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旦我们将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作为参照系来解释市场经济的效率，该参照系也就同时成为这样一种标准：当国家的经济作用促进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其作用便是生产性的，即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反之，就具有榨取性或汲取性，即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对国家经济作用的生产性和汲取性的区别，同时也给出了评价相关制度（或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绩效的标准。一个例证就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竞争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作为三维市场经济的主体，推动了高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然而地方政府竞争也导致了一些负面现象，主要表现为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形成和经济的脱实向虚。

国家理论研究的内生进路和外生进路是相互补充的，就需求侧而言，在面临产能过剩和危机的威胁时，要求国家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为了实现经济赶超的目标，客观上要求国家通过各种战略投资活动、产业政策等促进企业自生能力的提高等等。在此过程中，国家权力会以不同形式嵌入市场，转化为基础的一部分，即在经济内部发挥作用。

然而，那些从需求侧影响国家形成的力量，并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市场失灵解释了国家干预和介入经济的必要性，但国家究竟能在多大范围和程度内发挥作用，以克服市场失灵，取决于一国政治力量的平衡、意识形态所提供的经济发展愿景以及国家主权者的政治决断，这些因素定义了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可以更为主动地、更有创造性地界定其内生性作用的边界，并将这种内生性作用与服务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外生性作用相结合，两者共同助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以宏观调控为例，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审慎宏观管理”，大体囿于内生性作用的范围，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战略性宏观管理的作用范围和程度大大超过西方的宏观管理，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优势。图1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体系的全貌。

图1   国家理论体系全貌示意图

五重市场的失灵和国家的经济作用

国家的内生经济作用的理论，可以在五重市场结构的框架中得到进一步深化。

第一，普通产出的市场，也就是由投资品和消费品（这里排除了纯粹的农产品）这两大部类构成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存在着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凯恩斯在《通论》里系统地论证，在一个完全由私人主导投资权力的市场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必须由社会接管一部分投资权力。

第二，劳动力市场，这一市场服从波兰尼所揭示的矛盾，即劳动力作为所谓“虚构商品”，一方面为市场的无限扩张带来了动力，另一方面也会造成社会解体的危险，从而构成当代市场经济的根本矛盾。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明斯基强调，只有让国家作为最后的雇主，才可能解决市场经济中的充分就业问题。笔者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通过国家权力带来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保护运动，维护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之一。

第三，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消费资料市场，也就是战略性基础设施的市场。在这个市场，由于投资的结果缺乏可独占性，收益的不确定性较高，如果由私人资本占主导的话，会造成供给不足的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组织和协调生态、国土、能源的再生产，并负责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从而主导了这一部分的发展。

第四，金融资产市场。因为普通产出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资本产生过剩，所以迫切地需要在金融资产市场寻找投资机会。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这带来了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并使得金融资产市场的发展和实体经济日益相脱离。这意味着，这一市场的可持续运行，需要国家作为最后贷款人和最后的安全保障提供者发挥作用。[1]

第五，农产品市场。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了社会平均水平，使农业生产由以往的结构性稀缺转变为结构性丰裕。由于农业部门难以通过产品创新重新制造产品的稀缺，该部门不再适合以纯粹市场经济的方式组织生产。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对农业部门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计划干预和调节。在美国，在这种干预从1930年代就开始了。

由五重市场结构的视角出发，一方面可以深化我们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市场失灵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具体地界定国家的经济作用。现代市场经济的内涵是复杂的，不同市场的市场失灵形式也是多样的，国家干预为此也需采取不同的方式。[2] 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农业为例，国家干预和介入甚至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如何基于这一视角，构建更为切近而具体的市场经济理论（这同时意味着对前述参照系和市场失灵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并从中引申出更为丰富和具体的国家的经济理论，是未来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小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完善，要求“政策-制度”话语和“学术-理论”话语实现良性互动和转化。但在较长时间内，一些学者过于强调政策-制度话语的重要性，其研究成果缺乏严谨的学理性分析；一些学者则试图放弃政策-制度话语，放弃马克思主义，从西方经济学话语中寻求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这两种思路都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性学说的构建。

长期以来，中国道路一直没有被正确解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市场经济3.0”的国家理论。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市场经济只能是“强市场、弱政府”模式，用这样的理论解读中国道路，得出的必然是诸如“国家资本主义”“新权贵资本主义”等玩弄污名化把戏的一类结论；给出的也必然是诸如“政府退出”“国企私有化”等一类暗藏杀机的“毒药方”。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就必须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当前，系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但不少学者却陷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逻辑主线等问题的无休止争论之中。争辩这些基本问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拿出一个完整的且具有学理性的理论体系。致力于构建这样的完整理论架构，将能够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走向繁荣。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需要融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长期以来，学术研究中很难真正看到“中、西、马”之间的有机融合。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长期无法进行有效的对话，理论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则可以看作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体地位，进一步推动“中、西、马”有机融合的一种有益尝试。

笔者致力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即市场经济3.0理论，对国家的经济作用从内生性和外生性两个维度加以阐释，从而对中国的“强市场、强政府”新市场经济模式给出了学理的证明，对竞争性地方政府、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党的经济作用等“中国特色”也给以系统的学理化阐述。只有这样，试图解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密码”，从而扭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尴尬局面。[3]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界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知，解析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权的尝试，这对于清除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造成的种种不良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编辑  苏歌）

2020年年初，某明星粉丝事件在中国网络上展示了粉丝集团的能量。因为不满以某明星作为角色的一篇小说，他的粉丝群集体举报了登出这一小说的网站，并成功使其被屏蔽。之后，数位微博博主在表露对该明星及其粉丝不满后，遭到了大量辱骂和人肉威胁，最终退出微博。在现在的网络上，这种“一群人在无利可图的环境下，抱成了一个集团，去共同行动”成为一种网络现象。如果将互联网比作一张四通八达的巨网，那么网络上的这些集团，便是巨网上的一个个“死结”。在明星粉丝中，这种“死结”的出现尤其频繁。本文试图分析“死结”的成因，并讨论它们对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

趋同性与排异性

“死结”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其成员思想的趋同性，第二是其成员对排异的热衷性。趋同性带来了共同行动的土壤，对排异的热衷带来了行动的原因。

趋同性首要的一个成因便是回音室效应。回音室效应是讨论网络媒体时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汇。它的大意是，人会更多关注和自己意见相近的声音，而在网络环境中，和自己意见相近的声音更容易被发现并获得关注，导致人们最终耳朵里充斥的都是类似的声音，而与自己相左的意见则不会出现。这些近似的声音使人们对自己之前的意见更加确信，从而失去了与其他不同意见交流的机会。这就好比一个人在一个回音室中发声，回音室传来的都是他本人的回音，但他却不知道，并以为这些回音就是所有外界的意见，而外界则都和他一样。

现在，许多网站的算法都加剧了这一效应。通过分析用户之前的搜索偏好，网站会自动向用户推送他可能会喜欢的内容，从而更多地将用户的注意吸引到和他相近的意见上。在某明星粉丝事件主要的舞台上，不仅有算法推荐，还有超话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超话就是人工制造的巨大回音室。只有关注了超话的人才能在超话中发表言论，而超话的管理员“主持人”则有权力任意屏蔽超话中的帖子和用户。因此，不符合主持人要求的声音无法在超话中出现，超话成为主持人和与他相近的人的回音室。

除了个人和算法对信息的筛选之外，语言也帮助塑造了回音室。以明星粉丝为例，很多粉丝群体都对他们的明星有独特的称呼，比如某明星就被叫作“兔兔”，而粉丝称呼自己为“小飞侠”。除了粉丝以外，很多亚文化群体都有他们独有的名词和笑点，如果不是对这个群体深入了解的人，可能看这个群体内的人对话，只能是半懂不懂，更别提互相交流了。如果说算法和个人偏好构成了回音室的四壁，那么语言就构成了回音室的屋顶。在此之中，人们能听到的不同声音极为有限。

语言的另外一个效应在于趋近人们的想法。人的思考以语言为载体，而使用语言相近的人，思考方式便不会偏差巨大，因为思考依托于词汇，而语言中出现频率低下的词汇，它的所指在思考中也不会高频出现。而语言中高频出现的词汇，它的所指则会被优先体现出来。因此，使用语言相近的人，思考方式很可能比使用语言偏差巨大的人更加接近，从而进一步放大回音室效应。

排异性则来自对自己身份认同的需要。马歇尔·麦克卢汉曾说，我们在被电子媒体部落化后，都将如同小母鸡潘妮一样疯狂地四处打转，寻找我们过去的身份，并在这个过程中释放巨量的暴力。身份认同是“死结”形成的重要原因。现代社会原子化的人，在寻求身份的过程中，发现了成为“死结”的这条捷径。还有什么比加入网络上的一个死结成本更低的事呢？与低廉的加入成本相比，进入死结后一个人所能得到的认同，对自己身份的肯定，可以说高到不成比例。

身份的认定需要边界。假设全世界所有人都成为中国人，那中国人这个身份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每一个死结在不断的扩张并吸取新的成员时，也在不断地排异。某明星粉丝事件，其实起源于他的粉丝内部的矛盾。一名粉丝以明星为角色写了一篇小说，而这篇小说和该角色遭到了其他粉丝的反对，导致小说发表的整个平台被举报屏蔽。这个小说作者就是被排出的“异”。他就是举报他的那一部分明星粉丝组成的死结的边界。死结是在不断地排异中的。因此，在吸收与排出的过程中，死结成员的认同必然越来越强烈，思想越来越趋同，而排异行动本身带来的攻击性，也成为死结的一部分。

拥有了强烈的认同和相近的思想后，死结变得有组织起来，拥有了比其他无组织的网民强大许多的力量。在意识到自己拥有力量后，死结的攻击性便不仅针对它体内的异，也针对它体外的异。在这个阶段中，死结就成为一个具有社会影响的组织。通过集体评论、谩骂以及人肉等手法，一个死结轻则可以逼迫他人道歉，重则可能影响他人的现实生活。但是，互联网对交流的加速，除了方便用户找到“同”之外，也方便自以为思想相近的人们找到他们之间的“异”。在交流不充分的情况下，两个思想相近的人可以很快发觉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而忽略他们的不同。因此，一个有系统思想的人找到另一个类似的人，是有可能的。但是在交流非常方便的网络上，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观点上的不同。在最好的情况下，拥有不同观点的人可以求同存异；在最坏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认同其他任何人，随之而来的是极端的原子化。所有个人都是网络上的孤岛。

总体而言，思想越成系统的人，越难以在网络时代认同别人，因为在大量的交流下，他会发现别人的观点总会在某个地方违背自己的原则。因此，即使有大量反对死结的个人，由于无法互相认同，难以形成组织，所以即使反对者数量庞大，也往往不是对手。因此一个死结几乎在网上无往而不利，通常只有另一个死结才可以与其抗争。

死结的能量

正因为追星较少涉及一个人的思想系统，死结才会经常出现在追星粉丝群体中。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死结是一个仅影响娱乐圈的行为呢？并非如此。死结的能量足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政治活动。美国的达拉斯警局推出一款app供用户举报抗议游行者后，韩国歌手粉丝向该app上传了大量韩国歌手演唱视频，导致该app陷入崩溃状态。部分白人使用#white life matter(白人生命重要）标签发推特，来反对近期的黑人运动。很快，这些人的推特评论区也被韩国歌手的视频占据。特朗普在俄克拉荷马举行竞选集会，但是大量韩国歌手粉丝预定了集会门票却不去参加，据他们宣称，这导致实际参加集会的人数低于预期。韩国歌手粉丝的这些行为，证明了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影响政治。

在以上事件中，参与这些活动的不止有韩国偶像的粉丝们。但是，首先发起活动并使活动具有规模的，无疑是粉丝群体。个体在网络上的力量是微小的，一个人在手机app中刷无关视频，很容易被屏蔽，或者直接无视。但形成规模后，就可以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并形成一种潮流。正如每一次雪崩都源自大量雪花同时崩塌，而非一片雪花的落下。

死结的形成

死结是否仅仅存在于追星粉丝群体当中呢？也未必如此。形成死结的，如上所述，是一个具有相近的思考方式，拥有强烈排异愿望的群体。实际上，很多互联网亚文化社群，或者某些网站/论坛的用户，都有可能形成死结。这些集体拥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规矩和语言，儿他们的领导者，比如论坛的管理员，正如微博超话的主持人一样，极其愿意执行他们的规定。不能遵守规定的，都被排出了集体。而不能掌握这些集体语言的，根本无法进入集体。互联网本身的回音室效应，配合独特的规定和语言，制造了思考方式接近的人。而对自己集体的认同，和管理员对异端的删除，带来了强烈的排异愿望。以上只是一个追星粉丝群体以外的例子，实际上，可能形成死结的网络群体，并不止这些。

本文无意对死结影响政治做出道德判断，而是指出这一种现象。当今的网络中，由于各种原因，布满了无数的死结。这些死结由于思考方式趋近单一，所以一定程度上他们的行动是可预测的；由于他们拥有组织性和攻击性，所以他们可以被用来对可能的对手发起攻击。攻击的方式可能包括现在所见的人肉、谩骂、刷屏，也可能包括更加先进的方式。单一的思考方式，导致死结面对某一种外界刺激，大概率总是会做出同一种反应，比如某明星的粉丝在见到不合他们心意的小说之后，集体举报了发布小说的网站。如果在将来的政治活动中，有人可以预测死结的反应，并给予死结群体相应的刺激，那么他们便在网络空间上获得了相当的力量——足以让一部分人的声音被淹没的力量，正如韩国歌手的粉丝们淹没达拉斯警局的app一样。可以想见，在将来的舆论战和网络战中，对死结的利用，可能是胜利的关键所在。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