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信息技术革命，网络成为信息的基本组织机制。这个具有“创造性破坏”的鲜明特性的新机制，在催生新经济、新规则、新社会、新文化、新渠道的同时，也延续了国与国之间固有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不对称，激发出鲜明的政治与社会控制特性；它重新塑造了社会权力的组织方式，使之在组织、控制、后勤和沟通上都有可能从量变走向质变，从多个层次、场域和维度对国家治理构成新的挑战。以上种种，预示着一种新的信息政治时代的到来，预示着国家治理将发生巨大变化。

 

　　信息鸿沟与国家治理风格的转型

掌握信息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信息论的鼻祖香农讲，信息就是不确定性的消除。国家用什么样的方式，传播什么样的内容，上情下达或下情上达，在多大范围内知情，怎样控制和消除噪音，都是国家治理关注的问题。在信息时代，人们收集、整理、分析和传播信息的手段急剧提升，国家的应变能力由此增强。

汪卫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认为：相对于前信息时代，由于信息技术手段的改进，加之信息手段的不均衡，人们收集、整理、分析和传播信息的能力更加明显地出现分化，人群和人群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出现不均衡的现象，这就是信息鸿沟。

在信息时代，由于技术手段的增长，在国家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以及社会的不同群体之间，造成信息收集和加工能力的不平衡和分隔。分隔有四方面的类型。

第一是分散化。信息时代，这个趋向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互联网的产生，以互联网平台经济为基础的企业兴起之后，很多信息由民间掌握，而国家不掌握。

第二是碎片化。人们掌握的只是局部信息，但掌握不了整体信息。在目前电子政务很发达的情况下，还出现这么多重复填表等等，说明即便是政府掌握的信息也是碎片化的，各部门之间还没法连通，而且各自收集和整理信息的方式不一样。

第三是过载化。信息论里讲信源、信束、信道，以及编码和解码（译码）。在传统社会，国家可以控制信息传播渠道（控制信道），甚至控制信源。而在信息时代，首先国家控制信源就很困难；其次国家即便控制了信源，也无法全部控制信道，更无法控制所有的噪音，无法区分有效信息和噪音，也无法限制和识别噪音。这种信息过载的状况，是国家治理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也是在信息时代的凸显问题。

第四是区隔化。国家和民众对于信息的编码，相互不能译码：你说的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说什么你也不能够了解，大家有不同的语汇。在网络集群中，不同的群会慢慢演化出这个群特有的讲法和名词。今天我们面临的一个处境是：国家发布的文件，官方的话语表述所呈现的编码方式，已经不是普通老百姓日常能理解的编码方式。在收集这些信息并对它们进行解读和解码的过程中，就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操作，也就出现很多的引导意见。

对信息的分散化和碎片化，用技术手段上可以解决，比如提高技术水平，或进行制度的约束，加强信息的标准化，让数据能互联互通。但多数国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去做标准化工作，这样在国与国的竞争中，在信息能力上出现了很大差异。尽管以数据挖掘和一系列自动化手段为基础的电子信息通讯技术不断发展，可以提升电子政务的水平，有助于精细化管理和宏观调控，并且能够提高管理的效率。但它的反面则是增加了安全的风险，系统的bug万一被攻破，带来的损失就从局部的损失迅速地放大为整体的风险。比方前些时候的勒索病毒事件。安全风险的提升跟信息能力的强化是一体两面的。

信息技术的提升，为国家准确及时地捕捉信息、掌握信息和分析处理提供了条件，尤其是提升了中央计划处理能力，加强了科层制管理的信心。但与此同时，信息手段越发达，对信息本身分解得越细致，越意味着要面对的是数据，而不是人，人分散成了不同的信息源，管理对象成了一个个分散化的信息，在管理上可能陷入盲目自信。

如果将这一情况跟过载化和区隔化的趋向相联系，我们就会发现，在信息传播时代，由于信息传播的通道、信道无法由国家单方面掌控，对于没有信息技术能力和必要财力的国家来说，充分网络化互联互通的信道就处在国家权力范围控制之外。很多小国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控制权。有这种技术能力和财力的国家，有可能通过信息领域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和提升信道的传播质量，网络的密度以及国家权力的参与和监管，但是政府还是很难做到全面的掌控和封堵。因此，如何有效地限制和消除噪音，这是国家权力所能施展的一个空间。

政府文件的传播，归根结底要达到有效的治理，前提是要让人听得懂。到了信息时代，我们容易忽略党和群众关系的变化。网络提供了一个党和政府直面群众的沟通渠道，但这个渠道政府自己让渡出去了，根本没有办法有效地展开。我们使用的话语丧失了跟普通老百姓对话的能力，层层传达、层层解读、层层落实的传统方式，不适应新媒体主导的信息时代，而且通常的政策文件语言模糊，留下了不同的解读空间。

政治归根结底是聚拢民心的学问，这也是今天国家治理最关键性的问题之一。信息技术的提升能不能解决获得民心的问题？国家治理的对象归根结底是有自主认知能力的人，有效的国家治理意味着要运用一切技术手段去获得和组织人心。

 

信息时代的核心与外围

李效东（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指出：很多人认为，信息化对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主化、自由化或扁平化，是分散权力、去中心化。但美国斯诺登爆出的“棱镜门事件”，说明信息化还有另一个趋势，即信息技术使政府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大监控能力。过去“山高皇帝远”，今天的信息化则使中央的权力进一步集中，所以这是双重影响。强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两者同时发生。

信息技术实现越来越多的功能，在使我们越来越方便的同时，其实正在导致权力越来越集中。比如现在的共享单车，手机上要放几个APP刷不同公司的单车，如果只安一个APP，不更方便吗？信息技术有一个自然而然的权力中心化倾向。当然也不能否定其另一个方向，个体之间的交流也更方便。

由于信息化时代产生的双向影响，国家治理就会有新的思维方式，信息化的影响是两重的。为此李效东提出了“中心”和“外围”的概念认为，中央的权力还会走向更集中。而中心和外围的关系是：中心会向外围辐射、传播，外围会让中心更强大。比如北方的京津冀，南方的长三角和珠三角。面对这种双向的倾向，未来要做好两者的平衡，即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叫集群主义。有一个人作为中心负责人，联系的人遍布各地，平时各自做自己的，邮件一发，就可以把大家召集起来。这既超越了过去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也超越了西方所说的“民间社会的兴起”。集群主义的关键是两者要平衡，需要的时候能集中，不需要的时候可分散。

 

系统理解信息技术对国家治理的双重影响

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去中心化的技术，但却造成了强中心化的结果。关于信息技术的社会结果和政治结果，在理论界已经获得广泛关注。人们感到，因为有了信息技术，所谓自由主义的西方社会，已经变成了乔治·奥维尔所著《1984》中的“老大哥”的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被全面地监视和控制。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认为：西方社会充分地利用了信息技术的双重可能性。起初，西方利用信息技术强化了中心化。很多人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分析美国的政治经济变化时，就指出这是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它不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想象的小政府、大社会，而是大企业、大政府，而且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很多微妙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互联网从服务冷战的技术转为民用，互联网经济繁荣，对互联网的“去中心化”趋势，甚至形成了某种崇拜。又比如人工智能的可能性、新计划经济的可能性、共产主义的可能性等等，这些想象在美国也同样出现过。这些都在90年代得到了充分讨论。

在这个阶段，美国把信息技术从国家治理的工具，转化为对外战略的工具，用它来支持与西方对立的国家的内部反政府力量。后来希拉里担任国务卿的时候，还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提出所谓“新的治理方式”，就是要让谷歌或苹果开发不受任何限制的信息技术，让某些国家的反对派可以突破网络的障碍，发动抗争和对抗政府的活动。

可是仅仅过了10年就发生了“9.11”事件，此后美国也开始向内看，开始重视信息技术的强中心能力。国会授权通过《艾伯特法案》，强化对本国公民的监控活动。美国的信息监控能力的确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可以监控全世界的信息流动。其网络管理方式，可以在不影响网络运行、用户毫无感知的情况下，监测到与关键词有关的信息，而且能即时地储存在数据库里。

斯诺登是最近七八年中非常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对美国强中心主义的揭示。包括美国对欧洲政要、对金砖国家领导人的监控，这些甚至成了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重要辩题。

对信息技术，包括信息技术效应的双重性，及其对于国家治理的双重影响，我们要系统、整体地去理解。不能仅仅看到它的优势，信息技术实际上还有弱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可能性。它一方面能强化人与人之间达成集体合作的能力，但同时它也弱化了政治家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的。

关于“信息共产主义”的历史机遇，我们可能仅仅看到信息技术对于消费和生产的关系的影响，但是没有关注那些利用信息技术的大企业，以及与此有关的新的经济形态。但从分配的角度来说，它们跟共产主义相去甚远。

 

基于信息通讯技术的民主流程再造

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认为：信息通讯技术不仅在经济领域产生了洗牌效应，对政治领域的作用也非常明显。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信息通讯技术的影响下发生了多方面变化，它打破了信息不对称的瓶颈，带来了决策的民主化，出现了多元、多中心、多层次的管理方式，以及监督活动的平民化和监察公民的出现。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未来的发展可能超出我们的预料。

从西方近期选举情况看，信息通讯技术的运用使选举更加快捷、方便、高效，成本更低；传统的民主程序强调单向化，自上而下，但因信息通讯技术的运用，出现了线上投票和线下投票混合的方式，以后可能就是以线上投票为主。再就是竞选舆论的竞争环境发生变化。选民和候选人之间形成双向沟通，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提高。在这次美国大选中，传统媒体多支持希拉里，特朗普则运用新媒体，效果更突出。特朗普大量的支持者是通过网络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而且出现竞选融资的广泛性（大量的、广泛的、小额的融资），也使特朗普的民粹主义主张更有可能取胜。而大额融资的时候，特朗普就没有办法跟希拉里的精英主义相对抗。

信息通讯技术的运用，使得政府官员传统的信息优势被打破，向下趋势和向上的趋势同时发生。信息的透明化使得领导的集中性决策更容易受到挑战。现在决策基于舆情的情况越来越多，各级政府部门都有专门的舆情中心监测网络舆情，尤其在舆情汹涌复杂的情况下，很多决策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或发生变化。另一面的问题是，信息内容太广，谎言太多，究竟如何面对伪民意绑架决策的情况，是个问题。

政府仍然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但政府的中心地位受到了挑战，公民直接参与社会管理的可能性增加，包括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另外在PPP模式中，企业参与政府决策，这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责任问题，如果决策失败，责任由谁来负？社会治理的最终责任一定放在政府身上。公民参与、企业的参与，并不像一些自由派讲的那样美好。网络里有监察公民，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它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随意性。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到信息通讯技术对民主流程的再造，这也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政府对这些问题都应该有所回应，回应越是及时，越具有可靠性，整个的国家治理才有可能做得更好。

 

护国与弘道：信息时代的保守主义

张广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认为：依托信息技术，大数据采集、模式识别这类技术，产生了治理术基础结构的新支撑，所以才有马云所说的“新计划经济”。马云的平台掌握着大数据，可以分析消费者倾向，据此制定生产和物流计划。企业掌握的这些技术也可以由国家的行政部门分享，有助于公共服务的精准化，对计划和综合平衡也有帮助。

信息化弥散在社会空间，不是国家所能够垄断，而且对社会集团能够使用的治理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然，正面功能要肯定，但这种治理术在国家治理中应发挥什么作用，有很多争论。

关于这种治理术的特点，米歇尔·福柯、卡尔·布莱尼都曾有所触及。一方面，它对个体的身份和行为信息的监控更为便捷，可以通过对信息进行统计整理和分析。比如针对流行病的监控、疫苗的推广并分析效果；也可以用在国家治理方面，比如税收、再分配、医疗、养老、扶贫，可能都有帮助。

但是，配合这种治理技术，在西欧、北美跟它相对应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的，对公民和消费者的行为是放任的。它认为放任才能产生正确的需求信号，信号的样本只要足够大，就可以进行计算分类，对不同类的产品分析赢利的可能性，采取不同的价格策略。这就是新计划经济的含义。但就像福柯和布莱尼所说的，这种非人格化的、弥散到社会空间汲取社会信息的能力的治理技术，是以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的。

但我们讲的“治理”，跟“治理术（governance）”是一回事吗？当然信息技术提供了治理术，但我们更需要强调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治国理政。这种治理术，跟我们人民共和国运转的道理又是什么关系？

人们使用“治理”这个词时，经常在两种意义之间跳跃。在第一种意义上谈治理，是“术”的意义。但我们讲治国理政，并不是技术化的意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党的领导，是民族的振兴，是人民民主，是依法治国。而“治理术”是一种工具，它是一种隐蔽的统治。这种统治依靠两种力量，一是市场中的大企业，另一个是官僚行政机构。

例如，河南省一个县一个月要填90个表格用于精准扶贫，由省直接下达到县，让基层干部采集这些数据，疲劳不堪。这些数据原来有没有？基层干部的作用是什么？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讲治理要讲天理和人心，仅靠官僚机构汲取数据的治理，起不到凝聚人心的作用。不发展互助合作，仅靠发福利，也不能说是扶贫的治本之策。贫穷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但是不能说，只讲生产和消费就能达到人的解放。在信息化时代，党和群众的联系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信息化其实有利于官僚科层制，但如果国家治理过分依赖信息技术，会造成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是对党的冲击。共产党执政，靠的是路线、方针和政策，今天治理国家要靠科学，靠掌握大量的数据。数据和技术当然不是不重要，但我们今天发现，基层的社会、企事业单位，实际的治理工作是在贯彻落实方针政策，联系群众，还是埋头于数据收集整理？

第二是对人民性的冲击。人民共和的关键是人民，人民是要产生“公意”，而不是“众意”（common will），并不是“同意”的计算。如果只是靠投票——每人配个投票器，指定时间按钮投票，这不是人民民主，而是卢梭所讲的“众意”，即可以进行同意计算的、有利于寡头制的方式，而并不利于人民的整体性。

人民是通过“公意”构建出来的。对中国来说，“公意”的构建要由共产党领导。知识分子和一些行业的人有政治表述能力，但很多工人、农民缺少政治表述能力。这两种人要想共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形成一个共和的政治文化，要能在一起讨论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政策的问题。但普通人很少有讨论的机会，而像大企业家就有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参与讨论公共事务。如果是这样，人民共和就缺乏一个基础的运转机制。

张广生强调，如果人民性和党的领导，都被市场和科层化的东西冲掉，那么我们讲的“治国理政”这个中心意思，就会被模糊化。治国和弘道想强调的是：在信息化时代，在市场力量和官僚科层制的力量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我们要正视人民共和的政治之道面临的危机。

 

网媒时代的舆论治理

张翔（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教授）认为：在互联网时代，所有制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一批跨行业经营的、体量巨大的互联网企业崛起，“互联网+”的经济发展趋势逐渐确立，通信、金融、传媒、教育、医疗等以往由国有资本主导或垄断的领域，正在发生变化。行业边界日趋模糊，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由于存在经营体制方面的局限，行业和行业之间相互分离，竞争力显得捉襟见肘。面对互联网企业跨行业经营，一些行业中大企业的优势正在被削弱，传媒领域是最典型的，在通信领域也非常明显。

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也能看到这个变化。一方面，国企在引入战略投资者时，要考虑如何与互联网时代表现良好的投资机构或企业展开合作，以便更好地发展；多数国企无意凭借自身力量在互联网空间拓展，只是通过国有资本成立风险投资基金（或其他基金），在体系外参与培育互联网的创新型企业。另一方面，大型互联网企业已经成为国企的竞争者，越来越多的优秀管理和业务人才从国企跳槽到互联网企业。而这几年国企高管薪酬的限制，也降低了它们在人才吸引方面的竞争力。

在媒体行业，虽然中央一直在推动媒体融合，但从最近两年的情况看并不乐观。重要原因是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这些领先的互联网企业是复合型企业。而参与竞争的传统媒体，一般只是单纯的媒体，所运用的资源有很多限制。我们没听说哪个省的公共服务机构的业务（比如收电费、水费）主动跟某个省报的APP去结合、推广，但它会很慷慨地跟支付宝、腾讯做业务上的连接。。到目前为止，传统媒体如何适应互联网潮流，仍然存在很多困难，难以与门户网站竞争。表现比较好的，如浙报集团的个别网站发展得不错，但只能在细分领域寻找生存空间。10年前表现好的一些地方报纸，现在要靠财政补助才能够存活。这个趋势目前并没有好转，并且越来越严重。

今天社会意见的分化和冲突，在网络空间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最近围绕对土地改革问题展开的公开争论，和国企竞争力在互联网时代的削弱，是同一个进程中的两个不同事件。这个进程是近40年来，社会经济结构逐渐积累的变化，在政治精英内部的反映。一方面，对土地制度的不同主张和利益诉求的矛盾，日益激烈；同时在借助互联网的“第三维空间”，私人资本冲击国有领域的力量越来越强。这些变化的背后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它必然会衍生出不同的利益组成，这些组成在精英层，在社会舆论中的分歧和冲突也呈现出来。

在这一过程中，比较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势，是“社会共治”的发展或演变方向。首先是国有资本日益倚重各种国资投资平台，参与新兴企业发展，多种资本共同主导的经济结构基本成形。第二，社会力量与社会资本逐渐成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参与者。社会共治在很多情况下，成为官方或不同的部门自觉推动的一种治理结构。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社会和国家的分权意识逐渐形成。

最近5年，意识形态领域的“亮剑”和反腐是两个重要的事情。“亮剑”针对的主要还是思想辩论中的“极端论”，比如文教领域长期存在的极端自由化的意见。但更多的情况是关于社会经济种种复杂问题产生的意见分歧。通常的情况下，这些领域的讨论是以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进行，而且往往说不清就不说了。也就是说，“亮剑”只是针对极端情况，多数是以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表现。这样的治理方式可以回避对于复杂问题的分歧与辩论，但因为利益分化这么激烈，产生分歧是必然的。

舆论治理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张翔认为，首先是长期执政的稳定性。这里面是一个复合的过程：一方面是中央权力集中化，避免出现过于分散的情况；但另一方面确实出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分权与合作，因为要应对这么多的分歧。在一些重大的舆论事件中，分权性越来越明显。尤其是舆论的治理，它越来越依赖于非国有的互联网企业的内部治理，这就不得不实行某种程度的社会共治，并且这个程度越来越高。

还要思考社会的多元构成和治理目标体系的结构。社会的构成，不仅仅是各种类型的资本，还有广大群众，比如说来自农村的三亿多“新工人”。要看到我们目前的舆论治理的目标体系其实存在着争议：一方面要坚持党的政治原则，同时还要体现多种所有制的存在、国有经济影响力减退、新的资本力量特别是互联网资本的崛起等等现实情况。

这个趋势如果进一步发展，将可能带来基于分权与合作现状的进一步政策调整，逐渐发展出一套处理分权矛盾、促进分权合作的新制度框架。这不是说，这种状况是积极的。但如果不采取一些特别的方式，很难逆转这个过程。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一趋势，可能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这里既有秩序性的辩论，也有政治性的辩论，但是在舆论治理过程中，我们把政治性的因素用不同的形式过滤掉了。但是这些问题在社会各层造成的分歧与争论，并不会因为我们舆论治理的方式而消失。所以我们要思考，需要更为系统的舆论管理的视野。核心问题是如何建立一套面对复杂现状的舆论治理的方式，如何分析和应对具体的复杂社会议题，比如说土地制度改革、工会发展、基础教育改革等等。新的形势需要新的政治理论，这个理论要面对各种不同的社会潮流和社会运动，社会治理包括舆论治理需要在动态的社会运动进程中形成。　　

 

在国家治理的框架下探索有利发展的方向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在总结时指出：“信息时代的国家治理”这个题目，是一个前沿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很值得推动。信息时代，给整个社会以及国家的管理形态、管理方式都带来变化，所以这个题目很有价值。

习总书记提到，我们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很显然，这个新的历史特点就包括信息时代这个特点。从办公计算机化到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整个社会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问题。这个时代的国家治理，也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这个状态。

今天，很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谈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谈到很多现实情况，形成了一定的分析框架。但一些概念的界定，还需要进一步去推敲。比如说，如何界定和应对社会共治概念？另外怎么看信息时代给我们国家治理带来的作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从社会、从国家以及国家的各个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效果都是两面性的。你可以用它为人民谋利，也可以毁灭地球。信息时代同时具有强中心化趋势和去中心化趋势，各有各的轨道。强的是平台中心，去的是现有规则的中心，对此我们要有应对。

关于信息安全问题，现在那些数据都掌握在超级资本的平台手里。所谓“新计划经济”是什么？其实那是超级平台的大资本控制的超级垄断。有了资本权力，就不要再谋求政治权力。信息时代对国家治理的要求和挑战不应回避，应该揭示出来：大信息资本平台已经渗透到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着整个未来的走向。我们将来的发展，各种经济社会要素，应该在国家治理的框架下，向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从对立的方向来消解我们的国家治理，消解共产党的领导。

（编辑  迟晨光）

 

 

金融博弈，是国家战略层面的问题，与资本市场的金融操作不是一回事。金融操作讲数字，讲精确，而作为国家战略的金融博弈则讲宏观、讲相关性，金融操作讲逻辑链条，金融博弈讲大判断。

从历史看金融和军事的关系

讲到财富分配，金融和军事是两个最基本也是最激烈和直接的手段，概括地说，金融与军事之间关系的历史，就是金融不断走向前台，而军事不断隐于幕后的历史。

战争催生国家信用

在20世纪初的德国维也纳·桑巴特与马克斯·韦伯齐名。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认为新教的入世和禁欲主义伦理是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桑巴特的代表作《战争与资本主义》认为，没有战争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战争从三方面推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发展：一是聚集财产；二是塑造观念；三是形成市场。其中，国家信用是短时间内聚集财产以支撑对外战争的最佳途径和基本手段，战争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催生了国家信用。私人性金融活动由来已久，但国家信用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后的事，并且一开始就为战争提供融资服务；而战争及军事活动又为国家信用的扩张提供支撑。

在欧洲资本主义早期，战争非常频繁。14世纪和15世纪间英国和法国争斗了100年，200年中就有154年处于战乱。

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费用越来越昂贵，战争作为一门生意已不像冷兵器时代那样可以由私人或私人企业做下去。英国从1585-1604年对抗西班牙的战争中花了150万英镑；1648-1660年是900万英镑；在威廉三世的战争中（1689-1697年）是近1900万英镑。而西班牙的战争花费，在十六世纪比十五世纪也增加了5倍。

面对如此昂贵的开支，国家的传统税收和私人信用都承担不起，战争走向由国家出面唱主角。于是以国家名义发行战争公债成为融资的重要手段，国家信用由此诞生。这方面，做得最早最成功的是英国。“在英国，每个明智之人都会把钱从私人信贷中撤出，转而投向一个更有利可图的市场——国债。在威廉三世时期，政府借贷的利率至少在20%或30%。这些借贷给政府的钱几年内就会还本，然后再被借贷给政府购买新的国债。获利是如此丰厚，因而毫不奇怪，在60年间借贷规模攀升到八千万镑。”作为国家信用的“抵押物”，除税收外，更有战争中预期可能获得的土地和其他财富，在将这些财富进行“作价”后进行“证券化”，这些证券可以进行市场交易，也可以交易其“期权”，这又极大促进了包括金融衍生品在内的信用形式多样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

由战争引发的国家信用产生和扩张，开启了“财富金融化（也称‘财富货币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历史。

战争推动了财富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

土地、自然矿产那些东西放在原地是实物，不能够搬动，现在可以通过产权化、证券化、票据化变成金融资本，进入流通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财富金融化，或财富货币化。英国发行国债，以其战争可能获得的土地作为期权来抵押，把财富货币化了。财富金融化或财富货币化解决了价值跨时间的存储、跨空间的移置问题。过去，A国要占B国的土地需要通过战争实现，而土地证券化后，只要通过金融市场购买这块土地的证券，就可实现产权的转移。这就加速了国家财富增值过程，但同时也增加了国家财富流失的风险。

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蔓延到哪国，财富金融化进程就随之跟进到哪国。战争在16-19世纪充当了急速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角色，也同时充当了急速推进金融全球化的角色。 以往依靠军事占领才能获得的土地、资源和市场等财富，因通过金融化手段可以便捷地实现其价值的跨国性转移，因此在获得财富的手段中战争开始退居“二线”，而金融手段开始不断走向前台。所以著名金融家罗斯柴德尔宣称：“让我来控制国家的货币体系，我才不在乎谁制定它的法律。”也正如西谚有云：“治钱者治一切。”

这不意味着军事手段不重要。相反，国家信用的“真正抵押物”是军事实力。因为只有在战场上有把握取得胜利，那些从“预期被征服国”财富证券中所获得的“期权收益”才是真实的，也才有人认购。因此，军事实力能够覆盖的范围，就是国家信用扩张的边界。也就是说，金融和军事是相互促进的，表面看金融往前台走，军事往幕后走了，但国家实力真正的终极手段还是军事。

军事实力成为支撑世界储备货币变迁的基础力量

近千年来世界储备货币变化的历史，就是军事强国不断被后来者替代的历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货币更迭，是英镑取代法郎和美元取代英镑。

英镑之所以取代了法郎，是因为英国人拥有欧洲最合理、最有效的战费体系。英国将筹集战资的能力建立在它的政府信用和商业贸易上，而国会也建立起一个令人欣赏的偿付债务的记录。当然，这一切又都依赖于其战争中表现出的实力。

与英国相比较，尽管拿破仑是军事天才，但不懂得把军事胜利转化为巩固和扩张国家信用。当时，为支付日益庞大的军队和战争费用，他只是以武力为后盾直接掠夺和索取。这种方法即使能弄到足够的经费，但疏离了归顺的民族和不甘心的盟友，从而为他的衰亡铺下了道路。英法为争夺海上霸权和掠夺殖民地打了七年仗，以英国胜利告终。英国在北美接管了加拿大，控制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新法兰西，原来是法属殖民地的印度也被英国人占领了。英国横扫了法国商船所要经过的海洋，在战场上见了分晓，最终，英镑在1815年替代了法郎。

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的过程起于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海上力量削弱，美国的海军力量超过了原来占据绝对优势的英国，开始和英国争海上霸权。为避免冲突、划分海上势力范围，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1921年于华盛顿签订了《五国海军条约》。根据这一条约，各签约国的主力舰吨位分配如下：美国，525000吨，大英帝国525000吨，法兰西，175000吨，意大利，175000吨，日本，315000吨。这意味着英国被迫让出海上霸权，承认了美国在海上与英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条约的签订实际上成为英镑被美元替代的标志。军事实力作为一国信用抵押物的本质，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

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及其超级特权

美元霸权地位确立于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国学者斯泰尔的 《布雷顿森林货币战》指出，“英国为了在战争中存活下来，与美国达成了一笔‘浮士德’式的交易，这笔交易是布雷顿森林戏剧性事件的一个核心要素。”布雷顿森林协议是1944年签订的。1941年，英国对德战争已经快打不下去了，丘吉尔整天发愁，担心英国可能灭亡。这时突然发生了“珍珠港事件”，日本对美开战。丘吉尔知道只要美国参战，英国的胜利就有了保证。但他没有料到，美国参战的同时，给了英国一个“附加条件”，要求它开放金融市场，拆除美元进入欧洲的壁垒。

美元霸权地位的巩固，与马歇尔有关。马歇尔1947年曾任国务卿，1950年任国防部长。军人出身的马歇尔在金融领域做了两件很高明的事情。第一件，他要求在欧洲战场的美国军队，在行囊中装上美元，仗打到哪里就把美元交易到哪里，就地投放美元。第二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二战结束后，美国战时动员起来的巨大产能突然变得严重过剩，此时欧洲一片废墟，没钱买美国货。马歇尔提出，把美元借给受援国，让受援国用来买美国的产品，用于战后重建，条件是将来要用黄金还贷。这个计划巧妙地把美国的过剩产能转换为美国对受援国的债权，由此把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进一步巩固下来。当时美国有这样做的底气，因为美军驻在欧洲，不怕欧洲人不还债。从这里可以看到，国家信用最后的抵押物，还是军事实力。

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转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时，遇到一个大问题。当时欧洲国家以及日本手中积攒了大量美元，按布雷顿森林协议规定，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美元和黄金挂钩。但美国已没有足够的黄金可以兑付这些美元，这个体系已经运转不下去了。这时候出了一个奇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就是时任尼克松政府财长的约翰·康纳利。康纳利于1971年8月果断关闭了美国黄金兑换窗口，然后要求主要国家货币相对美元升值。这一方面减少了美国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也减少了黄金兑付压力。当时储备美元最多的西德最不愿意这么做，康纳利对西德代表团的答复是：如果想继续得到美军的支持，免除苏联的威胁，你们就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重新确定马克对美元价格。“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历史上，除西德外，另一个遭受这样屈辱的国家是日本，1986年的广场协议令日元大幅度升值。这两个国家都是二战的战败国，而且都有美国驻军。美国的做法可以说是直接使用军事霸权维护美元霸权！

这之后，各国进行了有关美元兑换和汇率的艰难谈判，以美国提议为蓝本的牙买加体系建立起来，美元与黄金脱钩，各国货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变为浮动汇率，美元因此获得了超级特权。参加谈判的西德代表威廉姆森说过，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是，美元标准把世界货币政策的决策权置于一个国家手中，而这个国家也就因此能够极大地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运。但即使知道这不公平，也不得不接，因为底线是军事这张牌。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财富金融化速度加快。德意志银行全球策略师桑亚尔（Sanjeev Sanyal）估算，2014年全球金融资产总规模为294万亿美元，其中，股市69万亿，公共债市58万亿，金融机构债60万亿，非金融机构债31万亿，证券化贷款 14万亿，非证券化贷款62万亿。如果再算上房地产217万亿，全球金融资产总规模是当年全球GDP总量77.3万亿美元的6.6倍。

与此同时，金融全球化速度也在加快。其理论上的推手是爱德华·肖(Edward S.Shaw)和麦金农，他们同时提出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肖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是金融市场扭曲，金融政策僵化，因此需要进行金融深化。这个理论极大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和市场开放。金融全球化最重要的实践推手，一个是世界银行，另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们不遗余力地推进金融全球化并取得极大成效，现在全球每天金融资产交易量是贸易交易量的80倍。

国家财富金融化、金融全球化以及全球问题美国化，“三化”相互交织，相互促进，不断巩固美元超级特权地位和美国操控全世界金融的能力，量子基金会创始人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就直言不讳地说：美联储不仅是美联储，它还是世界的中央银行。

必须看到，美国的金融霸权是以美国的军事霸权作为支撑的。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统计，美国军费开支是它后面8个国家军费开支加起来的总和，在军事力量对比上，美国也占有无可争辩的优势。美国人过去讲“商船到了哪里，军舰就应该跟到哪里”，现在讲“美元到了哪里，国家经济安全的边疆就延伸到哪里，有效打击范围就应该覆盖到哪里”。例如，美国海军学院教授托马斯·巴纳特（Thomas Barnett）公开宣称：“美元是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它的生产成本不到一美分，但这的价值却是它的面值！美国武装力量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保证美元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会被拒收！”在一次演讲中，他更是赤祼祼宣称：“我们最漂亮的交易就是只用很少的纸片换来亚洲丰富的产品和服务。我们也足够聪明地知道这一切并不公平。所以，当我们送去这些纸币时，我们必须同时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产品：美国太平洋舰队！”

美国行使金融霸权的主要手段

一是操纵汇率，目的是对冲巨额债务，维持国内经济增长。在不同时期，操纵汇率的手段不尽相同。比如，为了对冲巨额债务，它操纵美元贬值；为了使美元回流，它有意提高利息。2016年，美国政府债务达20万亿美元（其中他国购买超过6万亿），全部美国债务（政府债、私人部门、个人、社保、医疗等）占美国GDP的1100%以上，政府债务只占其中不到10%。从1980年至2017年，美国的全部债务呈指数级增长，增加了13倍，而GDP才增加了6.6倍，债务总额与GDP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GDP增长根本无法偿还那些债务。为了对冲债务，美国大量发行美元，采取了美元贬值的策略。1999年1000美元可以买4盎司黄金，2017年1000美元只能买0.8盎司黄金。通过操纵汇率、美元贬值，美国可以把债务不断对冲，变相获取财富。

二是金融制裁，造成被制裁国“硬通货”奇缺，本币大幅贬值，无法从国际市场上获得需要的物资，从而耗尽其国力，沮丧其民气，加速被制裁国的溃败。由北荷兰公司出版的《国防经济学手册》中专门论述了经济制裁问题，在比较了不同制裁手段后得出结论：“相较于贸易制裁，金融制裁效果更佳”。以南斯拉夫和伊拉克为例。科索沃战争之前，美国实行对南联盟的金融制裁，使其本币第纳尔大幅贬值，美元储备消耗殆尽。科索沃战争之前，南联盟国库里只有3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米洛舍维奇为扭转本币贬值颓势，将手中仅有的美元储备一下子投放到外汇市场，企图逢低吸纳、抬高本币后还能多赚一点，结果这笔美元投放后却如泥牛入海，仅有的外储更少了。这也注定了他在战场上失败的命运。伊拉克的命运也一样。长达十几年的金融制裁，耗干了伊拉克的外储，没钱从国外进口所需的物资，国力极度衰败。战争还未爆发，金融制裁已决定了战场胜负。

三是“货币战争”。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试图用“货币战争”对付前苏联。前苏联经济的一个致命弱点是对硬通货（美元）的依赖。当时经互会内的国家之间是易货贸易，而苏联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则用美元。前苏联对石油天然气出口依赖很大（对欧洲天然气出口占其硬通货收入的60%以上），但输油管钢材等技术不过关，需要用硬通货到国际市场买。美国人为此制订了名为“国家安全决策指引”（NSDD-66）的攻击计划，这个文件现已解密。其要点：其一，“迫使欧洲朋友不能以优于市场的利率向莫斯科提供信贷。” 当时西欧向苏联提供美元贷款的利率是7%（相当于市场利率的一半），1981年美国中情局的巴克利和一个金融专家小组到欧洲穿梭访问，要求经合组织拟定相关协议，将苏联从“中间借贷国”重新归类为“较富裕国家”，后来再压欧洲停止对“较富裕国家”贷款的所有补贴，这样苏联从西欧各国的贷款利率从7%提高到17%，实际上卡死了苏联向欧洲借贷美元的渠道。其二，“以前瞻性方式与盟国合作，以减少欧洲对苏联能源的依赖，不允许苏联利用西方关键技术来维持其经济体制。” 当时苏联在建第二条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正准备从西方获得有关的无缝钢管和汽轮机技术。1981年初，美国中情局局长凯西告诉沙特的法赫德政权，美国将打击沙特的敌人伊朗与苏联，同时要求沙特增加原油供应、降低油价；同时压迫欧洲按巴统组织（COCOM）协议，停止向苏联供应汽轮机和无缝钢管等设备。仅石油价格下降，就使苏联损失百亿美元以上。其三是“鼓励‘团结工会’的反政府活动，使波兰丧失偿还债务能力，把莫斯科这个波兰最大金融担保者推到失信者境地。” 当时以华约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向欧洲贷款时，苏联是作为担保国出面的。1981年初，美国多位要员公开或私下接触“团结工会”领导人，支持其领导的“民主”运动，导致波兰社会动荡，外汇收入急剧下降、还贷能力丧失，间接打击了苏联的金融信用。

四是信用陷阱。信用评级市场的垄断是美国玩金融霸权的一个手段。美国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说：“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其实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信用记录很不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三大评级机构给美国次级债务的75%都以3A级评价，10%是2A级，只有8%是A级、7%是3B级。雷曼兄弟倒闭前数天，穆迪曾给该投行的债务以2A评级。美国国际集团（AIG）被美国政府接管前一个星期，穆迪还给其无担保债以3A级评价。实际上，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地位，是以美国政府的国家信用形式维持的。2009年底，美国为救市而扩大流动性，美元信用不断下降。此时，穆迪突然宣布下调希腊主权评级，欧元随之大幅度贬值。此后半年内，希腊主权信用连续遭到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下调，2011年6月被评为“垃圾级”。非常巧合的是，每一次都在希腊与欧元区已经采取措施、债务危机出现曙光时，美国人都要这么干一下。所以，信用评级的背后，体现的是美国意志，是美国行使金融霸权的又一有效手段。

五是布热津斯基所倡导的“智能帝国主义”（Intelligent Imperialism)。他说，“利用独裁者与贪腐高管的金融账户，可迫使其按美国利益办事，也可用于换掉美国不喜欢的统治者”。“9·11”事件之后，美国对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施以高压，要求其监控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8000家金融机构的交易情况。金融危机后，又以打击避税为名，强行撬开世界“最安全保险柜”，瑞士银行巨头瑞银集团于2009年9月同意提交4000多个账户的信息。2012年6月，瑞士议会通过了与银行保密制度“说再见”的协议，这意味着美国可以用掌握的情报要挟关键人物。在突尼斯“阿拉伯之春”以及针对俄罗斯的“颜色革命”中，美国都利用了这一招。

六是军事打击。如果上述手段不能奏效，还有谁想阻碍美国金融霸权地位，就实施军事打击。英国金融学家彼德·高恩所著《华尔街的全球赌博》，第一次提出了“币缘政治”概念。作者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意味着美元几乎不再受任何外在约束。美国的生产性资本主义变成纯粹食利性的“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今天它除了军事工业（这还非常厉害）之外，其他实体经济已经一塌糊涂，美国主要是靠军事工业支撑它的金融业，地缘政治部分让位于“币缘政治”。作者指出，美国之所以要打伊拉克，主要是因为以萨达姆为首的阿拉伯复兴党世俗政权，致力于独立的现代化建设，致力于统一与复兴阿拉伯民族，使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扩张受到威胁。无论伊拉克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的政权是不是独裁，美国一定要消灭萨达姆政权，这就是它的逻辑。

美元霸权对中国金融和军事安全的影响

2017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谈金融安全时说：“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金融危机外溢性突显，国际金融风险点仍然不少。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形成的风险外溢效应有可能对我国金融安全形成外部冲击。”我个人认为，中国金融安全最大的扰动因素，就是美元霸权。

一是汇率风险。从2008年到2011年，中国几乎全部贸易盈余都用来购买美国国债了。我们现在持有1.1万亿多美元的美国国债，包括两房债券的公司债还有2000多亿。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中国一手把自己推向美元陷阱，现在不知如何脱身”。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塞特塞尔（Brad Setser)认为，中国已经积聚了至少1.5万亿美元资产，人民币兑美元30%的变动将意味着大约4500亿美元的损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麦圭尔（Martin C.Mcguire)在权威的《国防经济学手册》中写道：“虽然让美元贬值2-3个点不会对我们在伊拉克的行动产生任何影响，但却会影响到我们未来对付中国的能力。不错，我们是借了中国很多钱。这是我们的债务，却是他们的麻烦。”事实上，美国人反复拿美元资产的安全作为筹码跟我们谈判，几乎掌握了谈判的全部主动权。

二是政策协调风险。一方面，我们内部要稳经济，需要让货币政策偏宽松，但受制于美元加息或加息预期对人民币贬值的冲击，我们又不能宽松，只能收紧。美国国防部金融战顾问、CIA金融问题顾问里卡兹（James Rickards）在今年2月份到中国参加了“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回国后写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可能面临一场经济危机，外有美元升息预期，内有债务水平高企，这将迫使其收紧货币政策，而一旦收紧货币政策，对已在困难中的中国来说，那将是地狱般的灾难。“中国人想让他们的货币做美国人让美元所做的事，但他们目前还没有资格与美国硬碰硬。”

三是信用评估陷阱。世界银行在2007年5月30日的《中国经济季报》中指出：“中国银行股被贱卖，问题并不在IPO环节，而是出在此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定价上。较低的入股价格，使得境外战略投资者们在中国金融股身上享受着暴利”。为什么定价这么低？原因就是评级机构的做空行为。2003年，我们的银行业都谋求海外上市，当时美国标准普尔宣布维持其10年来对中国主权的评级3B级（这是“适宜投资”的最低限），同时把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评为不具备投资价值的垃圾等级。

四是面临信息攻击风险。曾有一度，国内金融机构的硬件、软件、操作系统、核心数据都由美国掌控。美国的《联合作战环境分析》公开承认，“可实现对敌金融系统、股票交易系统以及其他重要数据库发起攻击，使其瞬间瘫痪”。这次比特币勒索病毒发作也算是一次警告，说明我们的信息系统的安全性还很成问题。

五是面临“智能帝国主义”的威胁。来自美国的真真假假的所谓“高官财产”信息，也在试图降低民众对于政府和执政党的信心。

六是军事威胁。中国和美国之所以成为“利益攸关方”，就是因为中国有巨额的美元储备，美国实际把中国作为巨大的美元蓄水池，要挤出美元时就挤向中国，要美元回流时又从你那里抽回来。美元的流动又附加了大量的财富转移，中国某种程度上成了其财富蓄水池。

在大战略下统筹金融安全与军事力量建设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频频出台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击。从2009年起，中国央行行长在国际上高调主张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率先提出要推动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与此同时，中国还推动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用本币结算，绕开美元陷阱，同时加快了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2008年以来，我国一共与36个国家实现了货币互换协议，其中有21个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币国际支付额度超过3.3万亿人民币，现在在国际上排第六；亚投行已经有90个成员国，人民币还加入SDR货币篮子。正因此，美国当政者认为，中国想撼动美元霸权地位，而美元霸权地位又恰是美国最核心的利益和关切。因此，恰恰是从2009年开始，我国周边的形势急转直下，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升温，朝鲜问题升温。也恰恰又是从2009年开始，美国高调确认重返亚洲。我们要从这个视野来看美国当下对中国的军事围堵。

“人民币走出去”是摆脱“美元陷阱”之必须，是中国由引资大国迈向投资强国之必须。但为了确保金融安全，必须十分稳健，尤其是要与军事力量支撑能力建设同步。对大国来说，军事力量始终是保底的最后手段！总之，大国金融博弈和军事博弈一样，是财富再分配的基本手段，搞国际金融，不能没有军事实力做后盾。大战略才能从根本上保证金融安全，技术层面至多应对小问题。所以，必须将金融安全置于国家安全大战略和大框架下来考虑。

（编辑  迟晨光）

 

 

从2009年比特币问世开始，区块链技术逐步被人所知，到目前为止，已经七年有余。如果说比特币带给银行业的还仅是对数字货币的憧憬，那么区块链技术带给银行业的可能是根本性的变革。

区块链概述与未来发展

区块链1.0时代——比特币诞生及其发展

比特币问世之初，金融部门尤其是中央银行未对比特币做深入研究，对其认识仅是技术上的“新玩物”，不认为比特币会对金融系统产生实质冲击。

随着比特币交易的逐渐火爆，比特币与美元等众多纸币的兑换价格逐渐攀高。2011年初，比特币与其他货币兑换的交易平台开始建立，各类经济社会问题随之出现，各国央行开始着手研究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对法定货币和金融系统的影响。但是本着审慎的原则，各国中央银行并未急于表态，仅表示保持关注，但不认可比特币对货币的替代功能。直到2012年末才出现了首家官方认可的比特币交易所——法国比特币中央交易所。

2013年3月，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系统发布了《虚拟货币个人管理条例》，打击比特币被用于洗钱目的的交易。各国金融主管部门也开展了打击和整治的活动，但是，此后比特币交易依然火爆，至2013年11月，1比特币的价格创出了1151美元的新高。由于比特币在中国交易量巨大，但又不具备法定货币属性，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工信部等五部委发出紧急通知，关注比特币交易风险，导致比特币的发展遇冷。

表1  比特币大事记

此后，比特币价格不断回落，交易逐渐趋于理性，其他类似的虚拟币种也在不断出现。然而，比虚拟货币更牵动人心的是该币的底层技术——区块链技术开始不断发展。

区块链2.0时代——产业链形成

比特币的发行成功，推动了区块链技术走向成熟，以及相应的产品落地。导致区块链产品不断问世和产业链形成的原因，是区块链最重要的特征——去中心化机制。区块链技术最早出现于中本聪的论文《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该文奠定了比特币的理论基础，同时提出了区块链概念。作为一个计算机数据结构和编码学使用词汇，区块链具有很强的技术特征。然而，与其说区块链是一种技术，不如说这是一种颠覆性的机制，该机制最为核心的特征是去中心化，即打破以中央机构为核心的组织方式。由于该机制可以解决中心化机制的某些缺陷，对现有组织运行方式不失为一种补充，因而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

图 1  中心化机制（左）与非中心化机制（右）

在中心化场景中，机制的运行必须依靠中央机构的信用体系，如图1（左）所示。以货币发行为例，现有的货币发行依赖于中央银行的信用，货币通过中央机构的发行得以流通，但是以“去中心化”为核心运行机制的比特币发行却不涉及这一问题。在非中心化场景中，众多的节点（如图1右）形成了共识，无需中央机构即可完成交流，实现运行。

从技术上说，去中心化并不是一项简单可行的任务。在货币发行场景中，打破中央机构组织架构至少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新货币发行权；维护交易账本；认可交易的合法性。针对这几方面，比特币运用了一些技术上的突破。

第一，“矿工”具有比特币的发行权。任何人都可以运行一个比特币节点，这个节点的运行仅需要下载一个比特币客户端即可以完成，而全球拥有数以万计的节点。因此实际上由大多数人决定了这个系统的运行，并无中央权威机构来确定。当节点运行比特币算法的时候，比特币就产生了，操作者被称为“矿工”。

第二，这些节点的运行保证了由整个系统维护交易账本，并且由所有节点产生的共识对交易的合法性进行认可。

第三，如何判定交易的合法性，比特币通过“技术+激励”机制完成。是否存在着不诚实的货币交易，比如双重支付是否会产生？符合逻辑的做法是惩罚创建双重支付的节点，但是由于节点没有身份，因而这种方式不可行。在比特币系统中，通过奖励诚实的节点，达到了减少不诚实交易的目的。

但是，在比特币完成去中心化实际投入运行的过程中，效率问题越发突出。事实上，比特币的产生耗费很大，这是由于“矿工”需要运行比特币算法才能不断产生比特币。目前，比特币挖矿算法所需电力已经达到数百万瓦特。为了达到去中心化的目的，比特币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实际中多数情况下，没有效率的区块链应用，无法用于产品设计和场景应用。目前比特币在不断向挖矿能力很强的节点集中。完全“去中心化”实现“公平”的同时，“效率”问题并未获得很好的解决。在现实应用中，还存在部分去中心化和分中心的折中机制。

    区块链的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特征

发展至目前，脱胎于比特币的区块链应用已经成为众多科技公司、金融机构竞相追逐的投资热点。

图2  区块链阶段性发展

目前，多数研究机构均认可区块链应用已经进入2.0时代，即区块链技术不限于数字货币发行，能够在其他理论上可行的领域进行试点，证实应用的可操作性和盈利性。如果将区块链应用作为一项产业来看，该产业所处生命周期已经开始进入成长期，但是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观察研究，如实际应用中是否会发生重大风险，以及法律和监管层面的不确定性等。为规避投资风险，加速应用落地，区块链应用产业内产生了清晰的分工，形成了包括基础研发、中间试点、推广应用的上下游产业结构雏形。

图3  区块链技术应用产业的倒金字塔结构

现有的产业结构以三层倒金字塔形式构成（图3）。图中所示三个方面几乎同时在发展，并且具有显著的上下游关系。

目前，基础层方面以研究机构、实验室和科技巨头的基础研发为主，份额较小但是呈现快速发展势头。全球专利引擎（patentcloud）显示，包含区块链字段的专利已经达到了数百项。中间层方面，各大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都纷纷建立起技术联盟，通过相互合作进行技术试点，并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由数十家国际金融机构搭建的R3区块链联盟。应用层面，科技公司和金融机构均投入重金进行实际尝试。Coindesk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2015年，风险资本投资区块链的数额分别为1亿美元、3.6亿美元和6.9亿美元，2016年第一季度即为2亿美元。基础层、中间层和应用层的规模形成倒金字塔模式，只有通过三者的上下游协同发展，区块链应用才能在未来数年内不断落地，完成实质上的技术革新。

未来区块链发展的路线图

区块链未来将为信息不对称领域建立起去中心化的信任体系。互联网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主要在于信息传递与互联的便利。区块链的节点网络体系打破了中央机构组织运行的方式，采用分布式记账进行交易，为交易双方提供了价值交换的方式，因此可以预见，区块链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在于价值互联。

《经济学人》杂志将区块链称之为“信任的机器”，因此，从应用角度看，区块链的主要应用集中于解决信任的场合，实现价值互联。由于技术瓶颈的限制，以比特币应用为基础，区块链的发展必然呈现逐渐演进的过程，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

短期来看，信任问题较为突出但中心化模式难以解决的领域是区块链迅速发挥特长的用武之地。例如，在产生信任的成本相对较高但又备受关注的领域，包括供应链金融、跨境支付等。中期来看，改进型应用将会占据主要地位，区块链可以应用在现有信任问题较多但是不可能根本性采取去中心化的领域，并将逐渐改进其效率。比如股份发行、审计、公证、食品安全等。长期来看，通过对组织的重新设计和价值重构，区块链将打破现有大多数机构和领域的运作方式，甚至颠覆运行机制，包括重构财务系统、征信系统等。

图 4    区块链发展路线图

伴随着区块链底层协议的逐步深入，需要更多的专业技术人员对其进行研发，并达成一致的行业标准，在可操作性、用户友好、可推广复制等诸多方面进行完善改进，才能使区块链得到尽快应用，适用于更多的业态。

区块链的发展与银行业应用

区块链发展与金融中介服务

对金融业来说，区块链所创造的分布式记账体系打破了现有的支付、清算和结算模式，将对金融中介服务业态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不论是股票交易还是跨境支付，都需要交易所和银行这样的金融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但是分布式记账体系却颠覆了这一流程。区块链采用“全民记账”的方式，该模式对现有的中介机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前，在大量的交易场景中，具有良好信用背景的金融机构胜任了中介服务这一角色，但是高昂的中间费用阻碍了交易，降低了流动性。以跨境支付为例，许多国际间中小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知之甚少，要通过诸如Western Union和SWIFT进行汇款，成本高昂且花费时间较长。而区块链跨境支付场景中，交易成本大幅降低，效率得到显著改善。

第二，交易量越大，对中央交易清算机构来说需要处理的信息量越多，需要防范的安全风险也更大。但是，在区块链中，交易数据越多，因信息难以被篡改，交易信息反而越安全。这是由于区块链技术的特征所导致的：由于真实的信息被大多数交易方所了解，并且交易量越大，部分虚假信息就越难以在交易系统中达成共识。区块链技术创造的分布式记账体系有助于培育高效安全的清算支付系统。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交易清算机构均面临交易膨胀的难题，所以各国的交易结算机构对区块链反应积极（见表2），这些机构寄希望通过区块链技术减少成本，同时提升其安全性，合理增加结算量，从而提升盈利能力。

表2  近一年交易清算机构与区块链发展

2015年下半年	2016年上半年	近期
美国商品期货委员会首次将比特币衍生工具纳入监管范围，正式将比特币与其他数字货币定义为《美国商品交易法》下的“大宗商品”。 12月，纳斯达克首次在对私人投资者发行股票时采用了基于区块链的交易平台Linq。	德国证券交易所投资数字资产控股（DAH）约5000万欧元，对区块链技术进行验证。 韩国交易所（KRX）开发用于场外交易的区块链交易系统，希望通过这样的系统降低交易的成本。	欧洲清算系统宣布与科技公司合作，将尝试采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更为高效廉价的结算服务，伦敦贵金属交易市场将首先参与试点。 澳洲证券交易所已考虑使用区块链来替代原有清算和结算系统，正在进行可行性研究。

资料来源：官方报道

当然，由于区块链技术仍然处于初始开发状态，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性能低、单位时间内交易频次少、技术应用生态环境缺失等缺陷。因此，对支付清算业务，区块链首先改变的可能是场外业务。由于场外交易是离散的，流动性比较低，交易量也不大，涉及用户少，因此可能率先落地，接下来才会是场内交易业务。在简单的金融中介服务中，将区块链作为“点对点的全球互联网货币”，可以要求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实时的支付清算业务。从深度应用上来说，作为一种底层技术意义下的革新，当底层的节点网络搭建起来之后，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搭建资产属性和工具类的应用，因此，区块链可能通过变革金融基础设施，从而彻底改变金融业现有的面貌，对金融中介服务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银行积极参与区块链应用产品试点

在互联网浪潮中几乎迷失的商业银行，目前又将面临着区块链技术应用带来的挑战。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在2015年度报告中，将区块链技术称之为“银行业游戏规则的颠覆者”。

一家美国加州的区块链技术创业公司于2015年发起了一项基于分布式共享分类账技术的开拓性商务应用R3 CEV，至今该项目已吸引了超过50家全球知名金融机构加入，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商业银行。这家联盟希望借助试验拟定行业标准，加速区块链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

同时，世界各国金融监管部门和国际商业银行也在积极开展研发，或者通过与科技公司合作尝试应用区块链技术。截止到目前，包括票据交易、银团贷款在内的传统银行核心业务，均在各银行区块链实验室进行了模拟交易（表3）。

表3 国际领先银行的区块链布局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UBS）	2015年4月，瑞银集团在伦敦成立了区块链金融研发实验室，重点探索区块链在支付、电子货币和结算模式等方面在商业银行领域的应用。 2015年10月，瑞银集团区块链技术实验室的Peter Stephens在峰会上介绍，瑞士联合银行（UBS）在区块链上试验了20多项金融应用，包括金融交易，支付结算和发行智能债券等等。 2016年9月30日，瑞银集团推出了一个项目原型，旨在将国际贸易交易的整个周期都复制到超级账本（Hyper ledger）的Fabric区块链上。该项目是瑞银与IBM共同合作进行的，该原型在设计上全面结合支付交易，将贸易金融交易、外汇支付等融合到一个精心制作的智能合约。
纽约梅隆银行	2015年4月，纽约梅隆银行已经尝试将比特币的去中性化、点对点模型基础应用到银行系统，并在内部开发了一款虚拟货币BK Coins，该硬币可以用来兑换礼品卡、优惠券和其他津贴。
巴克莱银行	2016年4月，巴克莱银行宣布，尝试运用“智能合同”和区块链技术交易金融衍生品。 2016年6月，巴克莱银行与比特币交易所Safello达成协议，将探索区块链技术如何加强金融服务业，改变银行运作模式。 2016年9月，巴克莱银行和以色列一家初创公司共同完成了全球首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贸易交易。将信用证、提货单、国际贸易流程的文件放到区块链上进行不可篡改的验证。通过区块链技术，传统需要耗时7-10日的交易处理流程被大幅缩短至仅不足4个小时。
花旗银行	2015年7月，花旗集团创新实验室主任KennethMoore透露：花旗银行已开始启动并运营三条区块链。这三套独立系统搭载着花旗银行的数字货币-花旗币（CitiCoin）。Moore还将花旗币视作跨国转账的一种方式，并预测将形成一个内部“挖矿”网络，终端节点可以通过该网络完成必要的工作量从而对账本进行维护。 2015年10月5日，花旗银行关闭了花旗币测试平台，但花旗币所有区块链已在2015年圣诞节前后完成。
桑坦德银行	2015年6月，桑坦德银行内部已经确定25项区块链可以应用的领域，包括国际转账、贸易金融、联合贷款以及抵押品管理等。 2016年5月26日，桑坦德银行在员工内部试运行区块链支付APP，英国分行是首家将基于RTXP的区块链技术引入跨境支付中的英国银行。 2016年7月，桑坦德银行任命数字资产控股（DAH）首席执行官Blythe Masters为其桑坦德银行高级区块链顾问。
摩根大通	2016年2月，摩根大通进行了一次内部测试，在涉及到2200个客户的测试中在伦敦和东京进行资金转账。 同月，摩根大通与初创企业数字资产控股（DAH）进行合作，推出了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实验项目，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复杂程度，并且解决摩根贷款资金流动性错配的问题。

数据来源：各大知名银行的官方网站

银行应对策略

我国银行业应当吸取互联网发展中的经验教训，需要认清形势，积极应对区块链技术将要带来的变革，加强对该区块链应用产业未来的研判。

一是充分预判区块链技术应用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抓住契机强化银行科技部门建设，迎接产业发展的风口。在上一轮互联网浪潮中，银行的变革往往只是前端使用数字技术，中后台的基础架构仍然采用原有的信息系统，从而在与互联网科技公司的竞争中丧失了大量的客户和市场。而区块链技术是继互联网之后最具创新的技术之一，同样也作为底层技术，这将对银行基础架构的更新提出要求。银行业应当充分预判新技术发展的趋势和阶段，抓住契机，提早布局。

二是充分认识短期内银行中间业务受到冲击的痛点，抓住这一特点有针对性进行重点投资，做到有的放矢，推进区块链应用向纵深发展。根据区块链产业发展路线图，区块链在短期内将革新银行作为中心化组织中的中央机构职能，直击银行中间业务的弊端，因此中间业务部门当前受到的影响最大。以跨境支付为例，目前跨境支付九成以上是B2B支付，其中绝大部分通过银行完成。跨境汇款费用高，且通常需要一天以上才能到达，通过区块链技术降低跨境支付的费用并提高效率，势在必行；实际测试中区块链用时不到一个小时，服务价格也较低。此外，传统的供应链或贸易金融流程高度依赖人工，包括纸质文件和验证单据大量存在，失误风险较高，管理水平低。区块链可以通过分布式账本管理，降低伪造、人工失误等风险。现已有不少试验涉及到供应链金融板块，银行业必须及早参与，以免错失业务转型机会。

三是通过同业合作，积极广泛布局，促进银行业务沿区块链应用向更广空间发展。随着区块链技术快速发展，银行业已经意识到这一颠覆性技术的广泛应用。很多国际知名金融机构认为自建团队应对区块链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区块链技术对银行业的影响来自于多个方面，从现有的技术联盟测试统计来看，区块链技术在银行业中的应用场景之多，也远超理论设想。以零售业务、对公业务、金融市场的分类来看，现有的区块链应用试点内容几乎已经覆盖了这三大板块各业务条线的方方面面。总体来说，商业银行对区块链应用的研发应该持开放态度，通过合作降低成本，做到技术试点尽可能覆盖银行现有业务。

在零售业务方面，现有的测试除涵盖支付结算外，还有消费方面的积分兑换、礼品卡以及区块链app等，如纽约梅隆银行、桑坦德银行。对公业务方面则包括了跨境转账、供应链金融、银团贷款等内容，在公司业务领域较强的桑坦德银行和摩根大通率先进行了试验。金融市场板块则至少包括债券交易、金融衍生品交易，如瑞士联合银行和巴克莱银行。面对如此多样的应用场景，银行只有通过同业合作和加入区块链联盟，才能以合理的成本获取区块链应用的核心技术，获得创新带来的发展机遇。

四是尽快形成合适的投资战略，并注意风险防范。商业银行应尽快参与区块链技术应用探索并积极投资于各类应用场景的开发。然而，与历次技术革命相似，区块链技术的创新应用同样具有周期长、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的特征。对银行来说，可以通过自己成立专业部门或子公司进行独立研发，也可通过参与技术联盟进行合作开发区块链应用。有效应对区块链技术对银行业带来的变革，还需分门别类进行对待，视银行自身实力、风险管理能力和业务特点进行布局，优化投资。

总体来说，银行应对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应当坚持两个原则。一方面，银行试点区块链应用必须控制风险，防止在试点中发生导致业务能力倒退的事件;另一方面，通过积极试点解决传统业务中的痛点，在创新中发现良药。

（编辑  杨利红）

 

 

 

信息化能够解决计划经济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一个很久就有的设想，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计划经济的论战中被表述为“社会主义计算”的问题。

市场社会主义学者曾经提出可以通过计算机的方式来模拟市场出清，从而来发现市场的价格。兰格生前的最后一篇论文“计算机和市场”中提出，随着现代计算机的出现，他在三十年前的论文中提出的反复试错求解均衡物价的方式变得更为简单了。他说“这有什么难处？让我们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1]

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这种设想无疑更具有现实性，被许多学者重新提起。例如，1997年美国学者安迪·波拉克就论述了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为未来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2]2012年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李玲教授提出：“现代信息生产和处理的高效性正在为‘计算社会主义’带来现实的可能性。”[3]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许多人又提出中国的经济应该走向新计划经济，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马云的观点。马云认为：由于大数据，市场看不见的手被发现，让计划和预判成为了可能。马云不是最早提出这个看法的，但是由于他的身份，炒热了这个议题。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以来，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信息技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形态变化，二战以来的全球资本主义内外部一体化进程正在逆转。这一系列内外部挑战，表明自由市场导向的改革，已经到了强弩之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亟待升级，但是升级的方向不是新计划经济，而是“新鸟笼经济”。

我在新书《中国道路辩证法：社会主义探索四个三十年》中建议实行“新鸟笼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版本，以从制度层面回应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中长期挑战。

新计划经济Vs. “新鸟笼经济”

新计划经济者都主张大数据可强化计划者的预判能力，但是对于计划者的主体有不同的认识，大体有三类：第一是指企业的新计划经济；第二是互联网平台的新计划经济；第三是基于中央计划经济。

企业从来都是有计划的，当代的信息技术无疑强化了企业的计划能力，消费者需求会被即时、准确的捕捉，大量生产活动将是按需生产、定制化生产。然而，这绝不是计划经济，恰恰相反，它是市场经济的增强版，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价格调节的企业生产的事后性与盲目性。

马云所说的新计划经济是指：在数据时代，市场主体之间事后的协调行为已经成为事前预判的协调行为，市场看不见的手已经被发现，因此未来“计划经济”会越来越大。但是，谁来计划呢？显然谁有数据谁就能计划，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是平台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因为市场数据并非由一般企业或者个体掌握，而是主要集中在淘宝、微信、滴滴等互联网平台企业，他们拥有“上帝之眼”，能够洞察平台上的企业消费者的一举一动，因此能够对平台上的经济行为进行计划调控。当超级资本家在说计划经济的时候，许多社会主义者为之欢欣鼓舞，恐怕是既会错了意，又用错了情。

只有波拉克、李玲等学者所说的新计划经济是新的“计算社会主义”，他们认识到随着信息时代的强中心化趋势，中央计划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解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央的经济计划就必要和可行。在互联网时代，除了强中心化趋势，更重要的趋势是去中心化趋势与分布式活力，而只有分散的、自主的决策才最有活力，最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环境，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市场化趋势都在加深，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正在融合，企业通过平台创业、租赁、代工、外包、外协等引入内部市场机制，激发内在活力。

这是一个“去中心化”与“强中心化”并行的时代。分散的活力进一步激发，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上仍然起到基础性功能，而且随着信息更加对称，市场协调的盲目性会减弱，同时，行业、区域以及国家层面的计划配置资源能力空前提高，通过两种机制在不同层面的结合，减少交易成本，能够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

改革开放之后，陈云同志提出了“鸟笼经济”的设想，经济要搞活，就好像鸟儿要飞，捏在手里就死了，但是要有个“笼子”，不然鸟就飞跑了，他说的“笼子”就是计划指导。[4]

天高任鸟飞，鸟却飞不出天外去。“新鸟笼经济”的资源配置手段是市场调控、信息调控与计划调控的有机结合。市场调控是价格信号为基础的自发调控，信息调控是以互联信息为基础的前瞻调控，计划调控是基于分散信息与国家战略导向结合的自觉调控。

计划调控具有对于资源配置具有约束性、引导性与信号预期三个功能，国家需要对重大的经济结构进行总量平衡调控。同时，积极探索产权制度的改革，逐步推进公私两利、公私融合的共有财产权制度，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保持高的广义积累率，同时推行基本公共消费制度。

“新鸟笼经济”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技术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贫富差距巨大等新问题而提出的，是发挥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复合优势的制度框架，既要避免顾此失彼，也要避免两者形成组合劣势。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计划三大功能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计划的功能类似物理学上的顺磁性。市场就如同一个磁体，市场中千千万万个企业就如同小磁针，它的指向是自由与混乱的；而规划就是加在磁体上的一个磁场，这个磁场并不会使得磁体中的指针都指向同一方向，但是从概率统计上，会有更多比例的小指针指向外部磁场的方向，磁场越大，这个比例也越大。磁场是规划指引，小指针指向就是个体的自由选择。规划与市场的结合就是国家目标与个体自由的结合，如同有了磁场提高了小磁针的共同指向的概率，有了规划就促进了分散个体的合力的形成，促进了国家目标的实现。如同磁力不同，会对小磁针的指向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其强度不同，国家计划具有约束性功能、引导性功能、信号预期功能。

今天中国的五年规划是公共事务治理规划而不是经济计划。“十三五”规划84%的指标已经是教育科技、资源环境、人民生活等公共事务治理类指标，即便是剩下的4个经济发展指标，也是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宏观量指标，而不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钢铁、煤炭等实物量指标。战略规划主要是在宏观层面与公共事务治理领域来引导资源配置，而不再介入微观的经济活动。

国家计划对于公共资源配置具有约束性功能。

约束性规划使得政府能够优化公共资源的配置。企业为什么要制定计划？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在于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确定优先次序，优化资源配置。政府同样如此，政府面临的挑战千头万绪，而公共资源有限，如果没有规划，就会如同孙悟空面对九头虫怪物，不知该先劈哪个头了。

国家计划对于关系公共利益的混合性资源配置具有引导功能。

对于企业或个体作为生产主体、同时又具有全局或战略意义的“混合型”产品或服务，需要国家战略引导。例如通过规划引导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开发和产业结构调整等。

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制造2025》规划，制造业发展的主体当然是企业，但是规划制定了国家制造强国的路线图，并配置了相关资源，这将有力地引导企业、科研机构与个体的行为，形成战略合力。

国家计划对于社会资源具有信号预期功能。

五年规划的信号功能稳定了社会的预期。例如十三五规划出台之前，社会对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前景的看法一度曾不明朗，而规划公布了年经济增长率不低于6.5%之后，就在很大程度稳定了市场信心，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指标还没有过未实现的情况。

五年规划的制定也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的信息沟通过程，企业、个体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参与到规划中来。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李淯（Ann Lee）就认为，美国应该学习中国制定规划，让企业高管们参加到中长期规划中来，而不是深受混乱的政策信号之苦。[5]

基于计划的总量平衡调控

早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陈云同志就提出四大平衡的思想，强调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社会购买力与物资供应、外汇收支之间要平衡，^[6]这四大平衡对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在新的时代，我们需要主动调整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社会总供给与总购买力、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经济发展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重大结构平衡。

规划调控介入的领域是关系到国家战略的整体知识领域，而信息时代的“强中心化”趋势，使得这种国家战略导向与企业的微观活动能够更好地匹配起来。

例如，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产能仍然过剩，但是很快有的地方就出现产能短缺，煤炭、钢铁等价格开始上涨，正像当年毛泽东同志在笔记中提过的一个风潮：说煤多了，过了不久又说少了，令人心中烦闷，不知如何是好。[7]如果能够有效收集与运用供需的大数据信息，就能够差别化地、适应性地去产能，使得宏观导向与市场机制更有效地结合起来。

保持高广义积累率，激活公共投资需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将国民收入使用总额分为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积累基金的比重为积累率，^[8]可以将积累率的概念扩充为广义积累率概念。

广义积累率是指在发展过程中，物质财富、自然财富、人力资源与知识资本财富的增加率，扣除消费比率与各类发展成本比率后的广义财富的积累比率。

如同陈云同志指出的那样，“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建设，国家才有希望。”^[9]

中国发展成就的取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广义积累率高，特别是对公共财富的积累长期保持较高水平。我们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改善和科技研发，同时各类发展成本又有所下降，使得我们的广义积累率迅速提高，这是我们能够未来继续保持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10]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企业和居民都积累了一定的财富，瑞信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16全球财富报告表明，中国成年人平均财富为2.3万美元，[11]根据家庭调查数据的估算表明，2014年全国家庭净资产均值44.4万元，总财富已接近200兆元。[12]

这是市场流动性充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抬高了房地产、证券、字画等投资品的价格。这些财富如果没有合适的疏导渠道，就会造成经济的脱实向虚，以及形成一轮新的对于中产阶级财产的洗劫。

由于市场的短期、分散的资金与大规模、长周期投资回报之间的不匹配，使得社会的总体资金相对过剩与国家建设资金不足之间并存，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将市场资金引导到服务国家长远国家发展中去。

我国仍然具有巨大的公共投资需求缺口，如同史正富所言，我国在国家安全、广义生产要素（包括生态、能源、人力、资源、科技五大类别）等领域是投资不足的，而之所以出现投资不足是由于这些投资规模大、周期长、高度不确定性、收益排他性模糊。

他还提出了可以通过设立担负国家战略使命的准市场型战略投资基金体系。由央行与国家财政提供引导基金，形成国家战略引领、国家资金带头、多元资本混合的长期投资基金。而这种基金虽然在中短期难有回报，但在长期具有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13]

这种将市场优势与社会主义优势结合的制度设计就能够将充裕的投资资金用以进一步提高广义积累率，既为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同时也为短期大量的就业稳定经济提供条件。既可以有效地吸纳居民储蓄，又可以为居民的投资提供了一个长期稳定的渠道，让居民共享国家长远发展的红利。

探索开放产权，让共享的真正共享

积极推动形成共有产权、混合产权、开放产权等公私交融，资本和劳动共赢的新型产权方式。

互联网平台型经济将资本社会性的本质表露无遗，生产力社会化程度已经跨越微观组织联合的程度，达到了宏观经济的规模，而其所有制性质仍然是私人占有的。这无疑把社会化的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推向空前尖锐的程度，并为最终解决这一矛盾，开辟了前所未有的道路。

让社会的回归社会，让共享的真正共享。通过产权创新推动平台型经济生产关系的社会化，在保障股东、运营方收益的同时，让劳动者、消费者共享平台收益，这不仅有利于社会，也根本上有利于互联网平台自身健康发展。

推行基本公共消费制度

除了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尝试逐步推行基本公共消费制度，设立基本消费的衣、食、住、行场所，网络购物也设置基本公共消费区。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按照居民积分、收入情况对基本住房需求进行保障。公共保障房按照一定的准入条件和一定的配额免费提供给无房居民租住。同时，采用集体议价、共有产权等方式帮助低收入家庭实现购房梦，逐步实现“家家有套房”的目标，同时也有助于推进房地产市场去库存。

公共消费还包括公园、健身设施、图书馆、博物馆、公共社交场所的免费开放与提供。未来能够为人们提供公共社交、工作与生活空间会有巨大的需求，会有很多人不愿意窝在家里，或者办公室，而是向往第三空间。微信实际上是提供了虚拟的公共空间，所以有很高的用户粘性。公共空间免费的开放，提高了居民非货币化的消费福利。

创造性恢复票证制度，每个公民按照一定的配额领取基本公共消费券，不能兑换现金，该券只能在基本公共消费区使用，同时公共消费区的商品禁止用货币购买，这种制度安排可以和共享经济、社会服务积分结合起来，避免成为养懒人的制度，富人可以将消费券捐赠或者转让（换取社会服务义务的免除）给穷人使用。

通过基本公共消费券制度可以逐步使得所有人不论贫富的基本生存需求都可以以非货币化的方式得到满足，又可以释放巨量的社会需求，提高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为经济发展创造机会。

总之，我国的市场经济探索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市场经济叹为观止的财富创造能力与丛生的弊病，中国人已经目睹与体验，市场化的潜力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中国既没有条件象美国那样成为金融帝国来转移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也不能重蹈日本等国因产业空心化而进入高收入陷阱。唯有利用其社会主义固有优势，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升级到2.0版本，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推动经济发展更加协调和健康。或许，我们可以借鉴陈云当年的智慧，把它称为“新鸟笼经济”。

（编辑  杨利红）

 

“共同富裕、社会平等”是社会学部的重要研究主题。对社会学研究，需要更加体现研究的基础性与实用性，能够回应当前根本性和重大的社会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社会学部的研究定位与课题进展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定位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孔丹理事长一直强调，基金会的研究应该集中于“危、重、险、急”领域，要对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具有战略解释力，能够直面问题、敢于正面发声。

根据基金会的性质和定位，社会学部的研究定位是什么？黄平指出：基金会不同于教育部，也不同于高校，这里的研究应该是社会需要的、国家关心的，注重的是实用，特别学究气的学术研究不适合基金会。

社会学本身有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它能够纳入社会视野，而不仅仅是社会学的视野。社会学需要融合共同富裕的理念与高度分化的社会现实，纳入社会的视角、社会的维度；它比任何学科都更天然地聚焦于共同富裕和社会平等这一核心的价值追求，可以切实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百年梦想下做出贡献。社会学的研究体现社会性，将人民主体性置于新高度，这应该是对政治、经济研究的有力补充。

2016年社会学部有7项个人研究课题，这些课题主要集中在农村研究和边疆研究领域，实地调研量大，研究周期相对偏长。与会学者介绍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下一阶段的研究设想。

车耳教授的课题“自尊自律”主要涉及的是社会信用体制建设。从学理层面看，这体现市场经济的道德自律建构问题；从实践层面看，当前经济下行期有一个倾向，很多机构和个人开始用黑社会方式来进行债务追讨。他针对这一问题已有多篇文章发表，并且会继续围绕社会信用做深入研究。

新疆大学祖力亚提·司马义教授的课题是“宗教‘去极端化’与新疆社会稳定研究”。她指出，新疆问题在国家战略上属于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在国家启动“一带一路”建设以后，新疆的稳定和伊斯兰教问题的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她正致力于这方面研究。同时她也感到，新疆研究在国家层面受重视，但是整体的研究力量薄弱，而且很多调研形式化和不接地气；各地方对新疆社会的理解很不够；同时新疆本地的学者与外面学者基本没有建立联系，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参与到新疆问题的研究中来。

北京师范大学董磊明教授提议开展“农村土地制度的社会学意涵”课题，主要是从综合性视角看待土地制度的社会意义。土地制度其实承载和包含了多方面社会关系，土地制度改革和变化的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要厘清现有的土地制度下个体之间的关系、家庭成员的关系、村民与集体的关系、集体与国家的关系；如果土地制度进行变革，那么综合的社会关系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现有关于土地制度变革的实践又会有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和社会后果？

北京师范大学王海侠的课题是“农村基层治理现状与问题研究”，已做了7个省份的基层调研。提出按照劳动力流动和所处发展阶段，可将中国农村划分为发展型村庄、衰落型村庄和涌入型（工业型）村庄三种基本型。相应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村庄，其治理形态不应一刀切，而应该体现治理的地方性。加强基层治理不仅需要以党建为抓手，更应该调动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群众的参与，构建多元治理格局，以达到乡村“善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潘杰提出开展“农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合作化”议题。她一直致力于共享经济与生态农业研究，近期在山西的蒲韩社区做调查，蒲韩的实践与经验提供了农村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所以下一阶段将从乡村建设与生态文明的角度进行课题立项。

陈立开展的“精准医疗与全民健康”课题，发现健康问题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密切相关，尤其在扶贫领域作用极大。在某种程度上，贫困问题与健康的关系相较于教育更为密切，所以从医学社会学这个角度来看，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

社会学部认为，可以将“农村土地制度与现代化”作为下一步的公共课题。

清醒认识千年未有变局、理智选择发展路径

修远基金会的杨平介绍了自己近期的研究与课题进展。修远基金会承办了《文化纵横》杂志，目前杂志发行量在5000份左右，微信公众号订阅用户数在5.3万左右。同时，还在进行以“文化重建”为宗旨的系列研究。在当前这个财富快速增长的时代，有必要致力于国家的文化与价值建设，也就是精神文化层面的建设，包括民族道路选择、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大众伦理等方面的研究。同时研究价值重建的社会基础，在改革开放30多年快速解构的社会形态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是新生的2亿到3亿农民工（新的工人阶级）、城市白领，及新生城市中产阶级，三大新兴主体的政治文化诉求也是重点的研究对象。修远基金会还在上海理工类大学承办通识教育。把通识教育作为高校思政课改革的样板，探索原有思政课程的有效改造，其核心是构建中华文明新的史观，在践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华文明治乱史观和西方现代文明的进步史观基础上，试图从中华文明的“新史观”对于旧史观进行再造或者超越。

杨平重点介绍了去年承接的“迎接和探索中国发展的新周期”课题。该课题以超越经济周期分析的角度，试图从系统性角度认识中国的道路选择和国际局势。课题认为，“新常态”是一个经济概念，主要是指经济增长从高速期进入中高速期，此间要完成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发展与生态的和谐。而此课题探讨的“新周期”则是更广阔的政治文化范畴和概念，它对应的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班子的诸多举措，其中最突出的是反腐倡廉、从严治党、军队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以及关于国际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但这些举措在实践过程中有一定争议，尤其是与新兴民族资产阶级靠近的知识分子，对于十八大以来的路线有较强的抵制情绪。怎么认识十八大以来关于党的新举措的争议？课题组认为应该探讨这些政治战略和政治决策背后国际的、经济的、乃至社会的内在发展规律。简单地说，十八大以来所有的举措都是与大的形势相适应的，原来的发展战略要因应新局势而进行适度调整。整体看，现在的大周期、大形势有如下三种表现：

第一，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原来中国“搭西方的车”获得发展，融入国际体系、遵循国际规则，并不断获取西方知识来改造自身的干部队伍和精英。但这个进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生了根本改变，中国不可能再“搭西方的车”，无法再借助人家的力量了。这种情况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的，然而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对这一形势的变化并不清晰。

第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发展背后的国际性、根本性要素的变化从表象上也有显现，比如逆全球化、民粹主义等。西方两党政治背后都有一些根本要素在发生错位和移动，这些要素可归结为三点：（1）中国崛起，这是从未有过的东西方攻守角色的转向。拥有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国家的崛起，对世界的再造是根本性的变动趋势。（2）技术变迁，全球化、信息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技术变迁所带来的快速冲击是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它所带来的影响是全球要素的史无前例的变化。（3）资本的全球化，以及伴随资本全球化所并生的生产要素的进一步全球化。原来在民族国家内生产要素是垂直分布，企业上下游都在民族国家内部建立。现在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推进，加之交通的便利，整个要素分布都是扁平化或水平化的，所有生产都分布在世界各地。生产要素、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的全球分布是过去从未有过的。

在中国崛起、技术变迁、资本与生产的全球化分布的大背景下，出现了美国的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和中东乱局等等，今天世界上的混乱、迷离、不可预测，其实都根源于背后基本要素的变化。这既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周期危机进行解释，同时也需要跳出马克思给的分析框架，寻找新的解释。这是中国面对的新的最重要的形势，不去把握和面对这个形势将错过机遇。

与上述三点相伴随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国内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根本的改变。其突出特点是从传统静态的社会进入到高度流动的社会，社会在流动之下被两层标准重新分割：一个是人们在“体制内外”的身份有明显差别；另一个是市场的区隔，竞争与专业分工不断地导致市场分层、两极分化，形成不同群体。流动社会出现及体制内外有别和市场上下有异，这样的社会结构是执政党过去从未面对过的，传统的治理方式无力回应。社会结构的变迁是我们在讨论新周期时必然纳入分析框架的重要面向。

种种迹象表明，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处于一个新周期之中。新周期和新形势下附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干部队伍的变迁。革命战争时代农民组成的共产党夺取政权，建国后为建设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国家，尽管走了弯路，但领导工业化是执政党任务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今天政权的主要任务是改革和创新，这个历史性的挑战摆在面前；能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将决定“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成败。这是“新周期”这一课题的基本思路。围绕新周期后边还会有一系列的课题，重点是探讨21世纪问题，所谓21世纪问题就不是20世纪留下的问题。我们必须具有超越的眼光，走在大多数人民的前面，不能够被现实拖着走。

黄平对杨平的发言做了点评，认为他的发言积极回应了思想界的重大和棘手的争议与问题，既有现实性又有前瞻性，是对社会学部讨论的画龙点睛，具有超越性思维和独立精神。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社会学部课题的选择及其意义

黄平提出了6个研究课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学路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如何处理好城乡关系；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阶层分化条件下如何共享发展成果；社区建设中人民的主体地位；社会政策的公共性问题。

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前我国已经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倒计时阶段，当前的研究更多的是从经济层面进行讨论，关注人均收入、生活水平，而很少提到社会建设的层面。所谓社会学路径，不仅是社会学所能发挥的作用或者运用社会学的视角，而是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研究框架中纳入社会视角和社会维度。

与此相关的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叫“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这是符合中国实情和经验的。所谓新型新在哪里？可持续和绿色发展可能是一个新型，背后还有一个关键内容，就是城乡关系，就是在城市化率加快提升的过程中，要给进城落户的农民以公平待遇，户口、养老、教育、住房等等都要有所涉及。即便如此，我国还会有广大的农村和农民，还要正确处理城镇化进行中的城乡关系，清晰认识中国城乡发展特点与所处阶段。

关于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研究。目前全党全国工作的一个重点是要以扶贫为抓手实现共同富裕，扶贫作为硬指标和任务，各级政府的压力较大。黄平自己1980年代起就在“老少边穷”地区搞扶贫工作，近20年的扶贫工作让他认识到其中的复杂性。中央要求2020年贫困地区脱帽，精准扶贫完成，小康社会建成。但到时扶贫资金和项目没了，可贫困地区的发展还能不能持续或者维持现有的水平？贫困有时是个人原因造成的，但也有天灾人祸的因素，所以从社会学层面探讨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是重要议题。

关于阶层分化条件下如何共享发展成果。社会学从学科诞生之初，就在处理工业社会早期阶段出现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平等问题。现在全社会在讲共建、共享、共赢和共同富裕，但是做研究不能只看未来的目标和理想的价值追求，更应该切合现在的实际情况。现实是社会已经是高度阶层化，在已经分化的情况下怎么建成共享机制？怎么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需要集中力量解决，至少要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关于社区建设中人民的主体地位研究和社会政策的公共性问题。这两个课题的特点是“一体两面”，即将人民主体性与政策公共性纳入到研究和应用的视野。社区建设是要将社会落到社区，但现在的社区已经虚化和行政化了，服务于行政管理。社区重建有几个关键点：其一是认同，一个社区的居民会形成共同的认同，小到乡村、社团，大到国家，都应有共同的认同，就像中国人会认同“我们是中国人”。有了共同的认同，回到自己的社区，就会有安全感。虽然各过各的生活，鸡犬之声相闻，但是遇到有事的时候，比方天灾人祸、地震洪涝或是外敌入侵，社会才会体现凝聚力和动员能力。

而社会认同与安全感形成的背后，有一个更为要害的因素，就是人的主体性或叫人民的主体性。人民不只是西方社会政策意义上被同情、被可怜、被慈善的“客体”，而是“主体”——社会的主体。这个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人，是社区重建或者社区建设的主体，同时也是社会建设的主体，从人的主体性角度出发的社会政策才会更加体现公共性，所以人民主体与政策的公共性是相辅相成的两面。

走向综合的社会科学

黄平指出，这些课题看上去像是一串问题，看似“拾遗补缺”，但指向的是更加本质和紧要的东西。自18、19世纪之后，知识越来越专、越来越细，似乎不分工就不专，不专就不能成为学术。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专业化的社会，但是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在盲人摸象，每个人看到的那一块都是真的，但是却再也看不到整个大象。

经济学、政治学各有其研究范式，法学要按照法学学科规范，现在美国或者西方更是如此。美国大学，甚至在同一个系，有做计量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被分割肢解、被专业化到一个个小格子里。然而社会和经济本是一个整体，大象的生命是整体性，如果谁把大象的哪一块单独拎出来，那是不能存在的。一棵树离开所处森林也没办法活下去。学术研究要有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视野。对于研究整体，在18世纪的时候是要找它的规律，但其前提是研究的整体是比较确定的对象，是沿着确定性的假设做研究，这一时期是研究的过渡时期。然后是对现代化或现代社会的研究，其研究定型为制度，定型为理论结构，但实际上现在包括所谓发达国家，亦越来越表现出不确定性。从确定性整体到不确定性整体的研究，认识范式需要转变，也就是要回答这样三个问题：一是整体性、二是复杂性、三是不确定性（或者说风险性）。

但是，我们现在还在沿用分割之后的学科设置，这就使我们既看不到整体，更看不到整体的复杂性。约翰·杜威当年写《确定性的寻求》，是要让现代知识、现代科学找到规律，而现在社会的变化成了常态，不再适用确定性与分化的研究。主流的从业者现在还是在强调分化、专业化，甚至还评比，看谁发的文章多。基金会应该打破既有研究的路径缺陷，能够从以问题为导向，走向综合的研究。这恰好体现基金会的“拾遗补缺”，基金会此时就是偏师。

当时费孝通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建所的时候说，“人家不做的事我们做”，有人说这是谦虚，但其实他所说的“拾遗补缺”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对事物更加本质的探究与追寻。所以，下一阶段的研究可以是多学科、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研究整体性与不确定性，虽然很难，但意义重大。关于跨学科研究这一点是基金会青年同志们建议的，可以根据议题，组建团队，要以问题为中心。这个问题的研究里，既可以有法学家，也可以有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等，自由组合。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可以做这一尝试，做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如城镇化研究、发展研究、经济问题研究乃至国际关系问题等等。现在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他们不只是学国际关系的，而是学经济、学政治的，或者学其它学科的人。

黄平曾参与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50年的重大科学项目的评估，评估花了5年时间，从1995年开始做到2000年，做了5年以后，整理、梳理和写作又花了5年，2005年截稿。其中有一个结论：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科的分置就错了，现在要重新综合，应该做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编辑  碣石）

 

 

内容提要：中国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传承着独特的文化基因，体现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文化、科学、艺术、教育、经济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在当代中国确立文化自信之时，更需要从非遗中汲取丰厚的资源，而以非遗为源进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软实力  文化创意产业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为“非遗”）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它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也是民族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重要体现。在中国历史上，非遗是活态的，一直处在生生不息的变化中。中国古代的科技典籍《周礼·冬官·考工记》和《天工开物》就对诸多文化遗产有所记载。这些文化遗产为世界文明的进步贡献极大，至今仍有重要价值。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历史上的非遗被作为资源进行当代的创新，成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相应地，科技的发展也为非遗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文化软实力，即 Soft Power of Culture，“软实力”的概念最初来源于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指的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以及该国家有能力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制度和规则，这些都属于文化软实力的范畴。软实力相对硬实力而言，军事、经济实力属于硬实力，例如文化艺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民族凝聚力、价值观等则属于软实力。中国是非遗大国，其中蕴含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基因，体现了我国独一无二的文化软实力。截至2011年，我国经普查所得的非遗资源信息已有87万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项目共有1372项。截至2017年初，在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优秀实践名册”中，中国已占39项，数量居世界首位。这些遗产赋予我们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也为中国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无数可能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民族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包括由各社区或群体认同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年）。非遗展现了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活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增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更有利于实现文化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非遗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第一，非遗体现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第二，非遗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人类的强大创造力。第三，保护非遗对于保护自然环境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第四，非遗能够促进人际关系,推进和谐社会的发展，许多传统的民俗为人们之间的沟通建立了良好的途径，同时也树立了行为规范。

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中，文化的多元化显得格外重要。每一个群体都要寻找和保留文化的根脉，正所谓“和而不同”，这“不同”恰恰就是此群体之文化区别于他者之处。从文化内涵的角度观之，非遗具有高度的独特性。如同生物具备特有的基因一样，文化也有其独特的基因，是主导一个群体文化的核心所在。

同时，非遗也具有非常丰富的价值，包括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审美价值、教育价值、经济价值等。

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的历史价值和证史价值体现在：它以一种活态的形式延续至今，如同一部随时都在上映的纪录片，这种活态性正可以弥补一些文献典籍的不足。在历史与考古方面，非遗为之提供了有效的考据证明和研究价值。考古学家们在对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例如对文物或建筑遗址进行发掘研究时，有时只能提取一些静态的信息，难以获得较多活态的文物信息。而通过一些非遗传承人和手工艺人的记忆与技艺，令今人也可有幸远窥一段活态的历史信息。非遗在此承担了重要的功能，它和物质文化遗产缺一不可，都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非遗不但包含了历史和文化方面的价值，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人际伦理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第一部分指出：“文化遗产是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它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非遗可以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一些非遗项目中，就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的观念，祖先们的智慧已经凝结在世代相传的民俗中了。

例如，在吉林省盛行数百年的“查干湖冬捕”就是一种传统的渔猎习俗，保留着很多传统的信仰和规则。在查干湖进行渔猎中，渔民使用的均为大号网眼的鱼网，年年捕捞上来的都是大鱼，因为渔民们不会“竭泽而渔”，禁止捕捞那些正在成长的小鱼苗。在非遗范畴的传统民俗中，有诸多关于“神山”、“神树”、“神兽”、“神鸟”等世代相传的规矩，实际上是守护信仰，维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民间的剪纸、刺绣、由拼布组成的百衲衣被等传统手工制品，民俗中的婚丧嫁娶等人生仪礼，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节、重阳节……都以不同方式在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建构行为准则与规范。

非遗具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方面的价值，可见于手工业、农业相关的典籍，如《周礼·冬官·考工记》、《天工开物》、《齐民要术》、《水经注》等，以及《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著作。及至今日，这些经典著作仍然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非遗将这些典籍中的内容以活态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是在世代相传、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认知。

在非遗所具备的各种价值之中，其艺术和审美价值为人所关注，而在人们对其历史文化价值、科学价值深入了解之前，往往首先为其艺术之美所吸引。许多非遗项目自身便归属于艺术的范畴，如传统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戏剧、曲艺、传统舞蹈、传统音乐等。它们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同时也体现了传承人的独到智慧和艺术创作能力，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它们历经时间长河的梳洗，不断地积聚力量，以其自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来吸引传承人与拥趸，进行活态传承，生生不息。

非遗还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以诸多传统手工技艺制作的工艺美术品出口，曾是那个历史时期换取外汇的重要途径，它们中有多种技艺属于非遗的范畴。如今，手工技艺与手工艺人的地位正在提升，而传统手工艺从业者的技艺与精神也逐渐为世人所认可，一些传承人、手艺人得以获得相应的物质与精神财富。这些非遗项目已成为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

传承文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遗是中国历史上传承至今的重要文脉，一些非遗项目并不依靠文字、书籍、符号为载体来传承，而是依靠世世代代的口传身授。这条文脉是无形的，凝聚着文化的精髓。非遗名录中的这些项目，无论历史长短，无论地域南北，更无论级别高低，都是在历史的河流中沉淀下来的瑰宝，是中华文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全球化的今天，守住精神家园中的非遗，并以此为资源进行美育，有利于促进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提高文化自觉性。

纵观当下，我们迫切需要建立充分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觉性，无论是非遗传承人、手工艺从业者、文化创意产业从业者，或只是普通群众，都需要立足于本土，在本土文化中架构精神家园，建立文化自信。某一项民俗、技艺之所以能够世代相传，能够被列入非遗名录，是因为它们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地域性、文化性、民族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在保护传承人和他们所在的文化空间，使本真性得以维持，守住核心技艺，留存文化基因。事实上，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并非难以调和；在正确的保护和引导之下，非遗的传承和发展是可以相互扶持、相得益彰的。

非遗具有活态性和传承性，是具有生命的活态文化，其最重要和基本的特点就是传承。非遗的传承主体是传承人和传承群体，非遗正是藉由他们的口传身授，得以在历史的洪流中生生不息，非遗的活态性是历经流变和创新的过程而形成的，这些历史悠久的文化基因越过时间的维度，至今仍绵延不绝。非遗还具有流变性，流变性是伴随着生存状态出现的，体现了差别和统一，变与不变都是相对的。其重要载体是活着的传承人，并非固态的物质文化遗产，世间一切有生命之物皆会变化，既有变化便有发展，在变化与发展中要把握和引导非遗项目变化发展的方向和程度。原封不动、机械地保护传统技艺并不是非遗保护的正确思路，因为此时原封不动和活态保护是背道而驰的，保护传统技艺，应当在不违背其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允许技艺的自然流变，使传统技艺在当代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中得以发展，藉此达到保护的目的。

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强文化自信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是国家与民族的灵魂，是精神家园，更是立国的根本。我们应该使那些由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化基因在发展中与当代社会相协调相适应。

我们需要从非遗中汲取丰厚的资源，这是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它们历经千百年世代相传，使我们在不断前行之时，仍能守住文化根脉。非遗是在不断变化的，而与之相应的社会环境也是日新月异的，我们一方面需要根据变化的外部环境，对非遗进行随机应变的保护；另一方面也需要以非遗为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进行当代的再设计、再应用，使非遗走进当代生活。

2017年3月12日，文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联合推出《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目的是处理好传统工艺中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包括文化创意产业范畴的内容。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源进行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发展，要在规范的制度框架和精准地把握其规律的基础上进行，使非遗成为文创产业的独特资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前八个字重在保护，后八个字则谈及持续发展，即将非遗融入当代生活。一方面，将非遗以传统的形式进行传承接续；另一方面则是在文创产业的视野下，以非遗作为源头活水，将其与文化创意产业进行融合。其资源一方面来自于无形的、精神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一方面则来自于有形之物，包括将非遗的文化概念进行物化的产品、和非遗相关的文化空间、以制作技艺形成的工艺美术品等。我们可通过调查研究，找出非遗中适于作为文化创意产业资源的项目，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多梯度的“二度设计”，使策划设计巧妙、方法得当、工艺精湛而兼具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成为宣传中华文化、提高国家软实力、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工具。

以文化和创意为主线，把非遗宝贵、独特的资源转化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有生力量，是有意义、有经济收益的思路，这正是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应当持之以恒地使非遗技艺薪火相传；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从业者，应当学习、研究、采纳非遗项目中富于艺术性的部分，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加以再创造、再设计。由此设计成的文化创意产品，将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文化名片，有利于提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名度，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并将对非遗本身进行“反哺”。

文化之于国力至关重要，对于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传统文化资源，我们应当切实地加以保护、传承与发展，处理好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之间的关系，藉此增强我国的文化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

（编辑  杨利红）

 

 

最近，世界进入多事之秋，比如2016年的美国大选和英国退欧，前几年的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最近仍在持续发生的恐怖袭击，等等。这些事情看似出人意料，实则隐藏着国际环境变化的大势，其背后是世界格局的重塑。未来20—30年间，一方面，我们会见证，中国将实现自近代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另一方面，人们也很可能会见证，三百年来的世界格局将第一次不再只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

认识范式转换

未来我们将面临多少风险、挑战甚至危机，坦白地说，谁也不敢预言；只能说，“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变迁、变局和不确定性，将成为未来相当一个时期内国际格局的基本特点。

在此大变局的背景下，整个社会科学都面临着当年托马斯·库恩讲的范式转换或科学革命。欧洲启蒙时代至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一直是寻求确定性，我们试图通过学习和效仿自然科学的方法，探索社会变化的规律。按照这种认识，世界的大转变、大变革，只不过是进入新的确定性的过渡阶段而已。

今天，如果世界正在进入一种新格局变化或新秩序建构的过程中，简单套用现有的范式，将秩序更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笼统归结为“过渡”、“转型”（transition）现象，既不利于我们了解当下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无益于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机遇、新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对于这场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没有预料到，而且直到现在也还没提供清晰的解释。

因此，不仅经济学界，整个社会科学界现在都存在是否会迎来新的范式转换的问题。在新的世界格局变化面前，仅仅用原有的范式来理解和阐释诸多的不确定性已经明显不够了。

今天，社会科学研究（当然也包括国际关系研究）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是否可以说，我们面临着三百年来西方与非西方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不仅在事实层面上非西方力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强、作用日益提升、影响日益扩大；而且在道理层面上，整个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格局？这有点类似当年爱米尔·涂尔干讲的“失范”：旧的一套规范越发不灵了，而新的规范还在探索和建构之中。即使是所谓的“发达社会”，也呈现出一幅失范状态：经济失调、政治失序、安全失控、制度失灵、精英失职。从国际上看，至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形成的一套基本的秩序和格局，正在遭遇这样那样的挑战，更不用说冷战结束后曾昙花一现的“一超独霸”局面了。

国际关系重建

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原有的国际关系正在重建之中：

首先是主体变了。原来所理解的国际关系就是国家间的关系，其主体就是国家或国家集团，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就是要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基本关系，“冷战体系”也是要处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之间的关系。现在，有大量的跨国公司和它们组织的各类论坛（达沃斯论坛就是其中之一），还有更大量的非政府机构和及其组织的各类活动，它们虽然不是国家意义上的行为体，但却越来越具有议题设置、规则设定、程序设计等能力，并不断影响或左右着世界经济与政治以及舆论的走向。主体变化还体现在一些传统组织的复活或复苏中，它们不是以国家的形态，而是以地区组织和宗教组织的形态出现，在国际上经常唱主角或扮演重要角色，例如中东地区的什叶派和逊尼派，它们是超越国家边界的。

其次是议题变了。过去，国际关系要处理的主要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安全与外交等传统安全问题。这些问题今天仍然存在，甚至也很严重；但同时，国际关系领域中又越来越多地加入了大量非传统安全议题，例如日益紧迫却争议不断的气候变化问题，各类疾病传播及防治问题，各国如何联手解决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挑战问题，仍在恶化的环境污染和可能带来的生态灾难问题等等，以及由于这些非传统安全议题而引发的全球治理难题。这些都不再是传统的国际关系议题，但却是国际关系中必须面对和处理的越来越重要和紧迫的全新议题。由于很多议题是传统的国际关系完全不曾涉猎也没有任何知识积累的领域，因此也是新的巨大挑战。

再次是规则变了。以前的国际关系规则，其实就是大国规则、强权规则、丛林规则。现在，即使是大国之间，原来的同盟关系也在重组，更何况它们也无法仅仅自己说了算。二战后的格局和秩序，主要是战胜国的三巨头在秘密环境下商定的。但这样的规则制定方式在当代已不再可能。“冷战”时期形成的东西方阵营，一方已不复存在，另一方已非铁板一块，当初的所谓“中间地带”正在积极探索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大国霸权不再，国际秩序大国主宰不再，所以才有从G7到G20的转变（G7虽然还在，但是其实际作用和被关注的程度都远远不及G20）。这种转变的根源，在于以往那种强权逻辑和“非我即敌”的基本规则都越来越不灵了，甚至越来越伤人伤己。“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进入了新一轮的全球化，其重要特征，就是参与者越来越多，规则制定也越来越透明，非西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前所未有地参与进来，它们在规则制定中的声音和作用是过去几百年无法想象的。不过，世界要完成这样的大转变，难免还要碰到一个又一个新的曲折，甚至还要经历一场又一场斗争。目前的“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不过是这种曲折的表现罢了。

最后是舆论变了。过去几百年间，国际关系只是少数国家里极少数人的“专利”，别人既不懂，也无权涉入。现在，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的巨变，各国各地各色各族的人们再也不会对世界上的事情不闻不问或听之任之。信息的瞬间多维扩散和分享造成的震荡，也是过去任何一轮全球化所不具有的特征，它其实也是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和非西方国家越来越能够在国际事物中扮演不同角色的技术支撑。连最权威、最神秘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也不得不借助和借重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二轨外交、媒体外交……传媒，包括新媒体、自媒体，在国际关系中俨然成了“另类帝国”。正是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后果的广泛、迅速运用，为世界的不确定性和治理难题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和机遇。

讲好中国故事

当年被囚禁在铁笼里的葛兰西曾一语惊人“人人都是知识分子”。现在，我们是否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人人都是外交家！不仅官员、学者、艺术家，而且成年来往于各国的留学生、经商人、打工者、旅游者，也都在以自己的所作所为和一言一行扮演着外交人员的角色，发挥着外交家的功能。

回顾过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万隆会议前后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起，我们在国际上就一直主张大国小国一律平等，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既主张也遵循着互利、合作、共赢的发展路径和理念。现在，更是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赢的新理念。共商，是指从一开始制定规则起，就要大家一起来讨论，来谋划；共建，是指在整个过程中，需要大家都来参与，来投入；共赢，是指结果不是零和，更不是你死我活。今天，这些理念和原则已不再只是中国一家的主张，而且正在成为新的国际关系可能的规则和格局。

因此，我们的思想界、文化界，当然也包括其他领域的人士，背负着一项重大使命，就是如何把这样的道理讲明、讲透、讲好。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所谓正当性问题。中国崛起为更大的世界经济体这个事实，尚不足以解决我们崛起的正当性问题。真要在世界上“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还需要做更扎实更细致的思想和理论工作，总结、提炼、概括好中国崛起这个事实背后的实践、道路和理论。道不透理不清，理不清言不明。只有自己把事实背后的“道”弄透彻、“理”想清楚，才能深入浅出、言简意赅。

其实，世界上很多非西方国家在跟随西方（或被西方支配）多年之后，切身感受到西方那套模式并不适用他们，也很想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治理经验。从这个角度讲，讲好中国故事，已经具有了世界层面的意义，尽管我们并不认为中国道路就适合一切国家和地区，更不会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给任何人。中国的发展，无非是向世界上提供了非西方式发展（严格地说，即使所谓“西方”，也有多种不同的发展模式！）的另一种可能和另一种选择。

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即使这些国家和人民有强烈的意愿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我们讲故事的方式也一定要根据对象和环境而入境随俗、与时俱进，很多时候需要用静流无声的方式，才能达到融雪于水的效果，而不只是与西方较劲，在有意无意中落入简单的二元对立或非此即彼的陷阱。中国故事真正讲好了，能帮助人们走上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路，这样建设起来的世界格局，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格局，而不是互相猜疑、彼此厮杀、共同毁灭的世界。

（编辑  迟晨光）

 

 

“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表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新的历史特点”主要的方面是什么，“伟大斗争”发生在哪些方面，需要做理论性的讨论。

 

改革开放阶段分期的争论与难题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从党史编撰变化的角度，提供了思考这个问题的历史脉络。

章百家从党史的编撰谈起。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叙述的主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找。比如说解放前，历史分阶段很清晰，就是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然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党的工作就是跟革命战争联系的。建国以后这一段，政治运动占了很大部分。

改革开放的历史线索较多，对历史分期也有不少争论。改革开放涉及方方面面，虽然经济占的分量非常大，但不仅仅是经济，各个方面配合且相互联系。比如谈经济改革，不谈外交的、政治的变化，就说不清楚。

改革开放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启动阶段，第二是开始全面展开，第三是新阶段，然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改革开放有一个起点的界定问题。起初党的历史决议的写法是，“文革”结束以后就是新时期开始。现在正式的说法，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现实的加政治的考虑。从十四大报告开始，改革开放的起点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其实文革一结束，变动就开始了，如平反冤假错按、教育改革。初期的变动虽然不是那么明显，但所有的人都感觉肯定要变。

关于改革开放第一阶段的节点，选择十二大比较合适。当然有经济学者认为应该选择制定经济体制改革文件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选择十二大作为节点，一是因为做了第二个历史决议，政治上跟此前时代的切割已经完成；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基本上完成了；三是已经决定要全面推开改革开放。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全面推开，这一阶段其实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1989年以后是治理整顿，然后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召开。章百家等撰写的《改革开放30年》用了一个双标志，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为这个阶段的起点。十四大有三个决策，一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二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加快发展。以十四大为标志进入第三阶段。十四大之后，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有比较系统的推进，体制的变化也比较大。这个阶段到2000年或者是2002年结束。

改革开放在2000年前后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2000年以前经济开始起飞，2000年以后面临起飞之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入这一阶段，我们党面临全新的任务，而且形势发生了转折，所以隐含着不少风险，正确的政策选择不很容易。2000年之前主要的目标是加快经济发展。但当经济发展起来了，一方面还要继续上台阶，另一方面社会分配问题突出了，这就跟以前不一样。而且外部形势也有很大变化，一些人看中国经济规模这么大，开始提防了。

总体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五个方面的明显的变化：第一是党的指导思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此前也在搞经济建设），而这个执政理念的变化带动了其它的变化。第二个变化是改革开放初期，政治氛围不一样了，一是努力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为经济体制改革扫清道路；二是取消革委会，恢复各级人民政府，取消人民公社体制，加快立法；三是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提拔年轻干部。改革开放初期，如果没有政治方面的这些变化，经济体制是推不动的。第三个是经济体制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是典型的双轨并存和逐步替代的过程。第四个就是外交方面的变化，提出“和平与发展”这个基本判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外交上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个是建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另外一个就是跟美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第五个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来都是单位的人，是城乡管理二元体系，改革开放以后人员可以流动，农民可以进城，城市人不再附属于单位了。我认为这个变化可能是影响最深远的，中国的社会结构变了，人们的思想体系变了，这个跟以前会有非常的不一样。

    2000年后的第一个十年，基本上还是沿着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在走，但必须面对一系列新问题。当然改换思路需要有个过程。现在我们党的领导已经针对这些问题采取措施。

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基本是用会议做分期的标志，因为客观上，每次大会确实是总结前一阶段，然后开辟新的任务。

 

中国应为人类提供新的可能性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带来了哪些新问题，怎样在全球化的时代认识这个伟大斗争的新的历史特点，成为讨论的聚焦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陶庆梅认为，今天的变化有三个要素。一是中国的崛起。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表明经济改革的确是成功的，中国毕竟是一个有14亿人口、工业体系比较完整的国家，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很明显地影响到世界格局的变化。这是资本主义从15、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后，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变数。二是技术变革。不管是互联网还是人工智能，正在或将要明显地改变人类的组织形态。这些技术要素的变化，也是进入资本主义五百年来，再一次面临的巨大变革。三是金融资本像水银泄地一样地渗透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我们特别的提醒。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等各种方式引领一个新型全球化，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模式、以更平等的方式展开？中国用什么样的思想去引领新的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怎么去推动？这些都是新问题。

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肖自强认为，目前是全球资本主义向“2.0版”转变的关键时期。全球资本主义可以分成列强帝国主义（包括殖民主义）和全球化帝国主义。列强帝国主义是你抢你的，我抢我的，全球化帝国主义的利润方式是一个层级式的方式，包含了上线和下线的体系。对于自动化生产的发展，现在很多人很乐观。其中存在生产与劳动的分离趋势，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没法解决这种分离带来的问题，需要新的社会体系来应对。在中国崛起引发的变化方面，讨论比较多的问题，是如何看中国和外界的关系。

文化学者刘仰认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就在“华夷之辩”这个不太会改变的结论性主张里面得到体现，中国从来都认为来自外邦的人是“蛮夷”，我们就是“华夏”，自古以来只有“以夏变夷”。多年前亨廷顿讲文明的冲突，这是美国人提出了自己的“华夷之辩”。但是亨廷顿没有明确的结论，说美国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福山则认为他的老师自信心不够。当然，今天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实践证明不靠谱。而今天中国的情况是，近一两百年，中国完全放弃了“华夷之辩”论，对自己充满着怀疑，这又带来很多问题。今天要把近两百年来的情况重新扭转过来，其中包括对我们新中国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历史要有全面客观的认识；要在更高的起点上形成新的文明自信和文化向心力，需要一个大的、系统的理论构建。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师张晴滟强调了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论及的一个重要观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不是问题，关键是“学”的问题，“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例如，中国戏曲中常用的二胡，本来是中亚的乐器，在“样板戏”为代表的戏曲改革中，二胡同样也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礼乐的伴奏乐器。文化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化”，如何“化”、如何推陈出新，是文化的一个焦点问题。用传统的京剧创作的话来讲，怎么样可以让观众从观演的效果上接受你的这一套教化。教化的重点不是你说什么，而是如何让别人接受你的想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用文化和教育去达成一种共同体的过程当中，怎么做到这个“化”就非常重要。

英国艾克赛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人文学院助理教授殷之光认为，今天所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中国革命的目的从来不仅仅是为了中国，是为了改造世界。毛主席曾经说，实际上中国革命的一个很主要的问题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在新民学会的时候，他就开始关注土耳其凯末尔运动、以及埃及的革命等等。

今天不少人对世界的认识方式，是认可所谓的“需要一个霸权”。但在1976年之前，中国人并不相信这个世界需要一个霸权。当时对三个世界的讲述方式，实际上是和“第三世界人民的独立和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有不同认识的。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是改造我们学习的问题。在天安门广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之外，还有“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新中国革命和建国的“独立自由富强”想象和世界平等的想象，从来都是分不开的。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白钢认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论述提出来，对改革开放以来对世界形势的主流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主题”是进一步深化了。和平与斗争相互依存，正如同一性与对立性相互依存，我们对整个时代核心特质的认识应该有这样的眼光。这些“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当中哪些是最核心的，或者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及矛盾内部的转化关系，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改革开放事实上继承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但对《矛盾论》的继承则相对薄弱。思考和回应“伟大斗争”这个问题，必须回归和激活认识论的这个传统。

他认为，中国上升为世界体系的主导国家没有悬念。在中国犯了若干错误而对手很高明的基础上，不影响这个结论的有效性。但是中国是否能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创造出一种新的、更合适的世界体系，为人类提供新的可能性，而不是旧的体系换了新的主人，这一点还不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始终是结合在一起，忘掉世界人民、忘掉要让世界人民大团结的目标，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一带一路”问题客观上与中国上升为新的世界体系的主导国这个历史命运结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在一些国家建的“孔子学院”，也许换个名称能更好地体现中华文明的内在气质和自信心。

唐杰认为，世界格局在变化，所以需要长期有一个关于世界观或者世界知识的突破，从国际体系到中国是怎么崛起的，以及到中国文化可能为世界提出另外一条道路、另外一条可能性，等等。

 

当代文化建设的难题与挑战

围绕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分化加剧和社会意识多元化等变化，大家讨论了当代文化建设面临的一些难题和挑战。

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认为，怎么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我们今天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基本上把革命文化淡化掉了。要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一个极大的欠缺是，没有能力以广阔的视野来讲好中国革命的遗产。如果把这一块舍去，只找到一个孔子，但在世界上还公认毛泽东是中国最重要的领袖，这问题怎么讲。

中国宋代以后就开始有知识分子掌权。知识分子和工农的关系总搞不好。元明清朝，王阳明、曾国藩等等，这些知识分子一旦掌权就杀工农。在欧洲没有看到这么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阶层，教士被打倒了之后，要么是工人，要么是农民，要么是渔民，要么是手艺人，要么是科技工作者。中国在宋代以后，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掌权的、掌着枪杆子的知识分子阶层，这跟欧洲社会是很大的不同。近些年儒学的恢复，其实也恢复了这个阶级的力量。我们要特别注意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注意这个关系的话，将来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赵汀阳认为，经济和文化这个关系经常被颠倒地理解，我们一直认为经济解决一切，好像经济搞上去了，文化也就跟着上去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事实正相反，经济上去了，文化却掉到低谷。而经济落后的古代，文化是很发达的。只用经济来引导文化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它没有内力，不能持久，很快就会腐化。“文革”期间书市和图书馆只开放小部分书，如“四大名著”加上一些欧洲的政治比较进步的名著（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那时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广大工人职员文化水平不高，但都看四大名著和欧洲的经典小说，人的精神水平是相对高的。而现在是普遍的不读书，年轻人、中老年人都这样，今天很多年轻人四大名著也没看过，欧洲的那些名著也都没看过，看的只是日韩美剧。这很奇怪，中国的识字普及率在世界上接近发达国家，但是读书率比较低。可能的一个原因，是早年阅读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经验。中小学教材编得不够好，这是很大的问题。

赵汀阳认为，当前的文化安全问题主要在于，现在中国的家国传统在慢慢被丢弃。一个国家要让国民喜欢它，对它有信赖感，愿意跟它共命运，必须是看上去像一个家；。一定是人们永远怀念、永远为之自豪的地方，这才是一个成功的家国。现在这些其实被很多细节所破坏。比如，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其格调和建筑之类看上去非常不友好和恶俗，不是一个邀请人进来分享的态度、好客的态度。

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院长任春雷认为，文化的核心问题是政治，是个体如何安身立命，群体生活如何安排，如何寻求一个良好的秩序，民族如何自立于世界。它的内核是如何建构最基本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

新法家网站总编辑翟玉忠认为，在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为了自己不被物化，一定会逼出一个智慧时代。人通过自身的提升，成为物质世界的主人。真正的中国文化的兴起，会带来我们生命的整个改变。常言说知识就是力量，其实智慧才会带来力量。如果把握住中国文化的根，即使收入状况差一些，也能够圆润地活着。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丹莉认为，文化自信或者价值观的重构，实际上都是在探讨中。在一个急速的转型时期，我们如何从文化层面重新认识自身，这需要从历史角度重新认识新中国的发展过程。我们强调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部分原因是实际上有不很自信的成分。任何制度的选择，可能与时代背景与面临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有重大关系。例如，美国一向标榜自由主义，特朗普上台之后却强调贸易保护，反而是中国很强调贸易自由。又如，计划经济与意识形态有一定的关系，但绝不是全部，实际上是人们意识到不这样就不足以自立的时候，做出的一种选择。计划经济存在它的问题和弊端，现在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的认识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样对新中国发展的过程才能有一个更公允的认识。

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院长罗林认为，现在在民族宗教方面，有一些值得关注的苗头。外来宗教传入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历代政府在对外来宗教的本土化方面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做法，比如要求在服装、语言、姓氏、建筑风格等方面鼓励跟随本地习俗，在教育方面实行一体化，从而方便他们融入本地社会。目前一些地区的趋势，值得我们关注。

白钢认为，关于民族宗教问题，一方面要警惕西方所谓的承认的政治，无限制地夸大少数族裔的权利诉求，它确实客观上会撕裂人群乃至撕裂社会；但是另一方面，包括民族区域自治以及若干宗教政策，本身包含一定的承认的政治的维度，不应该完全否定它的正当性。承认的政治有它的局限，应当被更高的觉悟的政治扬弃和超越，而觉悟的政治本质上是共产党作为先锋队的最核心的特征。觉悟的政治最核心的口号就是“为人民服务”。

（编辑  苏歌）

 

2017年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后，多数评论都将向好数据的关注重点放在经济复苏的周期性问题上。作者认为，如果将讨论的重点向结构变化方向延伸，寻找反映结构变化的先行数据，则可以得出一个相当肯定的结论：中国已经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正在向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阶段迈进。

第一季度增速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复苏回稳

2017年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长6.9%公布后，舆论纷纷赞赏中国增长对世界的贡献。英国《金融时报》[1]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康奈尔大学普拉萨德教授说，中国增速使得“全球经济复苏确确实实”。此前世界银行认为，2016年中国经济对世界增长的贡献率为33.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贡献率为40%的评估，若以年度增加额为计量单元，中国的复苏确实为世界打开了复苏所需的权重大门。

关于经济复苏的判断是一个周期性问题，严格说是个短期增长问题。[2]这类讨论的逻辑是，按照经济体在低谷区间止跌趋稳后，连续三个季度不低于最低水平，则基本上可以判定该经济已经处在了复苏惯行性区间的门槛线上。回顾2010年以后的情况，当年增速达到10.6%的高位，其后连续五年下滑，到2016年第一季度时达到最低增速6.7%。一个经济体连续五年且以年均0.75个百分点速度下滑20个季度，这在世界范围150个成规模的经济体当中还真是有点惊心动魄。也正因为如此，自2010年以后，关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观点时时涌现。到2016年初，一些较为严谨的学者也认为中国经济无法避免硬着陆结局。

中国经济体有自己抗衡下行的独特韧性。从2016年第一季度起，中国经济增速在6.7%的最低水平咬住下行，在人们屏息静气等待之时，连续稳定了三个季度，第四季度实现逆转，增速上扬为6.8%。虽然仅为0.1%的环比增幅，但这是逆转下滑的第一次上扬。如果在此基础上连续增加三个季度，则可以判定经济在周期性复苏的意义上进入了复苏上扬的稳定惯行区间。到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持续上扬为6.9%；如果再行上扬一个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性复苏问题将成为过去时。

但是，越过周期性问题来讨论结构型内涵，我们发现，中国经济体到今年第一季度，加上去年四个季度在6.7%（含）以上的速率持续了5个季度，度过了从超高速（8.5-11.5%）向中高速（5.5-8.5%）换挡所需三个周期稳定的增速要求。如果第二季度增速在6.7%左右摆动，甚至是向下摆动，则基本可以认定中国经济在换挡后于6.7%的中值附近摆动；如果第二季度的增速高于6.9%，则中值参数还需在经验值的意义上再行向上调整。周期性增长在增速换挡意义上的调涨，蕴含着丰富的结构变迁信息。

中国经济已经触到发达经济的起跑线

经济体的规模变化是一个快变量，结构变化是一个慢变量。规模增加是以年度单元为度量的，结构变化往往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单元为度量。不过，结构变化后，经济体的外观面貌变化很大，经济学家一般用结构变迁概念来描述。世界银行早年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钱纳里（Hollis Chenery，1918-1994）最早提出了经济结构变迁的思想。

钱纳里（1984）和他的研究团队通过对世界范围101个国家在1950-70年代“截面+时间序列”复合数据的聚类性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标准结构”模型。在该模型中，各国增长都有一个从农业（结构），向工业化（结构）再向发达经济（结构）过渡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人均收入步入工业化的门槛之后，大体上要经过初级（结构）、中级（结构）和高级（结构）三个亚工业化阶段，才能步入发达经济水平。钱纳里的团队发现，一个经济体在结构变化时期，如果年度变化（三次产业在总量的百分比）在0.3个百分点，则实属超高速度了。因为，如果工业产值为15%，十年后增加30%，则该经济已经从农业经济变迁到工业化经济的中期阶段了。

将钱纳里团队的指标换算到现在，处在工业化中高期阶段的经济体，其人均GDP水平在4000-12000美元段位。按照过去三年汇率加权均值，中国人均GDP在2016年超过8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换算，中国人均收入在15000美元。[3] 根据两种衡量体系，中国的人均美元应该落在8000-15400美元段内。也就是说，以汇率平价和购买力平价为参照，在二者之间取个中间位置的话，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已经触摸到发达经济的门槛线（12000美元）了。

遗憾的是，由于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以及中国车间制造经济（传统经济）产能的调整带来投资报酬率的下降，国内外出现中国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这种观点在方法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从钱纳里“标准结构”的观点来看，中等收入概念首先是个结构概念。增速度量只是透视结构变迁的指示器，而不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将经济增速的短期下滑及其关联指标下降，比如投资老一轨经济报酬率下降，当作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这是犯了方法论上以表面指示性数据替代深层结构变迁序列数据分析的错误。[4]这一谬误尤其在观察对象处在结构变迁的关键时点上是致命性的。比如，一个处在12-18岁的少年，越是接近18岁的时候，其身高的增加速度越是下降，你不能据此判断该少年掉入了成长的陷阱，因为这一时刻正是人体的体系结构，尤其是各系统集成结构变迁的高速时期。不讨论少年向青年成人转变的结构特性，仅抓住身高指标不放，显然是反科学的。

先行结构的序列数据表明中国已经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的规模增长有先行数据，比如经理人采购指数的繁荣程度如果超过50，则表明厂商中间品市场购销两旺，虽然在最终绩效上一时还统计不出GDP增速，但下个季度的增长几乎是个必然的对应关系。经济结构变化也有先行数据组，基于这一点，钱纳里和他的后续团队不断修正标准模型的结构变量。例如在一、二、三次产业的百分比结构（克拉克概念），到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库茨涅兹概念）的变化基础上，增加了对应结构中就业结构变量，增加了收入结构变量，到后来甚至增加了教育结构的变量等社会发展指标等等。

在这些结构变量中，有三个结构性变量数组具有先行变化特征。依据这些数据蕴含的先行信息，我们可以在高概率的意义上肯定该经济体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三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重快速成长

2012年，中国服务业与制造业大体持平；2014年上半年，服务业超过制造业。目前，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6%。从世界范围看，每年结构增加0.3个百分点即为结构变迁超高增长期，中国则每年超过一个百分点，这堪称是一个奇迹。中国经济在进入人均8000美元左右时，没有因人口红利（偏轻的劳动年龄结构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优势）的消失而出现产业结构变化相对停滞的现象。今年一季度，我国最终消费经济部门对GDP增速的贡献已经超过了65%，这是一个比发达经济门槛线上的经济体还要高出5个百分点的数字，它意味着类似高收入阶段经济中消费为主导拉动经济的特征已经出现。当人们都在担心中国经济下行是不是硬着陆时，每年6%以上的增速加上结构变迁高速综合的发展指标，缘何不是一个优良的增长绩效呢。

经济技术结构变化的先行数字

这里说的经济技术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工程技术概念，而是指经济的基本变量之间，比如劳动和资本之间的配备关系。度量二者之间变化的先行结构数据是经济体中市场型主体的数量快速增加。舆论界并没有关注在一季度数字公布之前的一个工作日，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了反映经济结构先行变化的数据。数据表明：今年一季度，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359.8万户，同比增长19.5%，平均每天就新登记4万户。这是一组绝佳的结构变化数据。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宏观特征就是物质产品生产能力巨大，而市场价值实现能力过小。很多占世界市场大百分比的行业却没有定价权。新登记市场主体快速增长，超过了实体企业数量，联系到近年来服务业经理人采购指数持续高企，这印证了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增加不仅是生产性服务业，而且是中间品市场类中介服务业的崛起。

市场主体型企业是厂商中间品市场定价过程的基础部分。阿里、腾讯和几十万家电商的出现是这种崛起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被感知到的。假以时日，当这些市场主体分化出来成为做市主体（market dealer），亦即让厂商中间品市场交易头寸活跃的做市主体；再假以时日或者同时，有些做市主体培育出中介群类分化出的独立性的成市主体（market maker），亦即将场外双边业务（信息不透明的双边交易）导入场内第三方交易的做市主体；再加上服务于两类做市商的各种降低交易成本的做市主体（price-convergence agent，价格收敛商），亦即让场内交易成本降到制度条件允许的最低水平的交易主体。当做市这三商主体的有效构成和数量门槛性条件在一个个实点市场上实现内因和外因结合起来的时候，定价经济的成分不断增加，中国经济的价值实现能力和物质产品生产能力的大分流现象将会得到根本改观。弥合了收入分配两极化的市场一维的良性结构变迁特征，这才是我们应该期盼的经济越过“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和人力资源结构变化的先行数字

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达到大众化教育水平（15%），2016年以后，我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是美国的四倍（中美的人口比例也大体是这个数字）。但是，另一组数据也许被忽略。2005年以后，我国每年小学招生名额稳定在1500万人左右，但教育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小学教师人数还在增加（教学班级规模在缩小）。这是一个发达经济体小学招生的结构态势。基础教育入学率稳定不变，而教育设施不断提高和教师人数增加——人力资源的教育动员以达到极限水平的先行数据——是拉平居民收入最重要的先行教育结构数字。

在教育结构发生上述变化的条件下，新一届政府对人力资源在就业深层公共品上的政策结构也在产生变化：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上总结改革与“双创”关联时说，“‘双创’是应运而生，在全球化、‘互联网+’的时代，我们推动‘放管服’改革，也促进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是中国共产党创设来自基层，在经济成功发展后又将理念——为人民服务——变为政策服务社会的独有观察特征，世界范围非常少有。在“双创”政策（公共品创造性供给）连带拉动就业市场变化的同时，还因年轻人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源含金量）比上一代人增加，在“双创”中成为投资人（投资门槛低）和在企业中可以居于主人翁地位，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劳动者工资性收入比例高、资本性收入低的收入分配格局。再加上近年来中国工资性收入在区域间和阶层间增速减缓的局势，因收入差距而带来的不稳定性受到矫正。

透过中国经济从中高收入向更高收入（触摸到发达经济体的门槛线）过渡时结构优化的序列先行数字，我们可以这样说，今后几个季度或几年间增速会波动，制度还需继续优化，但中国经济不仅在外观增长变量数据上，而且在内在结构变革上，已经走出了让人最为忧虑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注意，这里不否认中国经济某些方面还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

最后，我们还没有考虑到一个近二十年来在经济研究中经常忽略的变量，那就是技术变革因素。根据世界各国的信息，人类技术发展到今天，正在出现我们从未见过的新技术革命。1980年以后，地下光纤互联网在人们尚未觉察的情况下，将地面上两亿多台固定在桌面的台式电脑联网整合，形成信息互联时代。1999年末期以后，出现移动互联网。地面上每50公里组合而成的蜂窝互联网将人们手中9亿台移动式电脑——智能手机联网整合，形成移动互联时代。2010年以后，少数具有远见的数据公司建立联通地下光纤互联网和地上蜂窝互联网的关口站基础设施，将地下光纤互联网和地上移动蜂窝互联网合一，使得互联网设施在国民经济体系升级意义上出现鲤鱼跃龙门式的一跳，“万物互联”时代到来。在未来可预见的5-7年时间，如果卫星互联门槛性条件出现，则类似移动“wifi”效能的三网合一时代来临，将会出现万物互联向智能互联时代迈进，新技术革命出现“人神合一”的经济现象：大数据智慧经济时代来临。

这种经济时代有三个经济体最有发展优势，美国、中国和印度。如果良性发展，“中-美-欧-日-俄-印-印尼-巴西-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九大经济体联合起来，发展世界性的数字智能经济，中国经济非常可能有一个爆发式的成长。那些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在理论上已经墨守陈规而忽略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了。

（编辑  迟晨光）

 

    我国经济建设已经取得辉煌成就，全面小康的目标已接近实现。但是农村目前的现状，和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相比，显得越来越滞后和边缘化，“三农”中的农村问题越来越突出，需要认真对待。

 王宏甲的报告文学《塘约道路》，从剖析一个村切入，把目前农村的困境充分反映出来。一个突出问题是农村空心化。书里讲，农民进城打工有三种结果：一是每年有1到2万的结余带回家，二是挣的钱花完了，三是生病受伤或犯了错误回到家。这是比较完整的切合实际的分析。多数农民进城打工，并不能解决致富问题。

 土地抛荒问题各地情况不一样，贵州比例比较高。湖南怀化的同志告诉我，那里复垦已经很困难了。

 一般认为，土地承包确权后有利于土地经营权流转。但我在湖南调查，干部普遍反映，确权后农民不愿意流转。他们认为“确权后这块土地就永久是我的”。农民的观念是宁可抛荒，不可失“业”（转给别人经营），觉得自己的地如果转给别人种，就等于放弃自己的财产。

 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多，社会涣散，治理空白。我和市县乡镇的领导谈，他们都说，现在不光是村霸问题（高法、高检在打击村霸），农村宗族和宗教势力也在迅速发展。共产党要主持正义，而现在党能够抓的东西越来越弱。迷信势力兴起，红白事大操大办非常普遍。农民收入提高了，但很多人欠债，平均负债率为30%。负债有很多原因，例如生病、上学、红白事大操大办等。

 家庭承包后，个人的财产权益观念膨胀，集体观念基本被抛弃。农民的精神状态、文化生活空虚化，不像集体化时候那么充实和上进了。

 改革开放以来，在“三农”领域，我们始终紧抓经济发展、抓农民收入，这是主线。在农村建设方面，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为谁建、谁来建、怎么建的问题仍需要明确。在实际工作中，始终缺乏完整的判断和思路。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需统分结合

 

 我们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改革开放，前提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同志1990年讲，中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责任制是第一个飞跃，第二个飞跃是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355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27年过去了，到了要认真研究怎么去落实小平同志关于“第二次飞跃”的时候了。要破解的核心问题是怎样把农民再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的经济形式应该是集体经济；政治形式应该是在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下，把握好村民自治的方向。村民不会自动地往社会主义路上走，必须有党的方针指导、基层组织的把握，以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内容，以集体经济发展为基础。这一重大选择，应该在未来农村的发展模式中给予考虑。

   中央关于农村改革总的精神是，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是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这已经写进了宪法。但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很长时期内，对于统分结合和双层经营制度，只强调“分”，而对“统”的一面认识不足，忽略了农村集体经济需要不断地积累和发展；实际工作中，需要统的没有“统”，不该“分”的却分掉了。从过去的“大一统”走到把集体财产分光吃净，集体经济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1990年在福建宁德当书记时写的《摆脱贫困》一书中就着重提出，在扶贫过程中要注意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为什么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振兴贫困地区农业的必由之路，是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后盾。集体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基础，也是党在农村的基层政权的经济基础。

   今天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农村在经济发展、收入提高以后，在整个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上，需要共同走入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道路问题。

 近年来，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中，都特别注意并强调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问题。如2016年中办、国办发的关于脱贫攻坚的文件规定：贫困村必须要集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才能够摘帽。我去湖南贫困地区调研时，县乡村领导反映这一条最难。

 财政部的2015年197号文件，布置在全国若干省市进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试点。具体办法是通过一事一议、转移支付，支持村级组织搞公共建设；农民筹资筹劳，财政按1：1的匹配补贴。但具体的组织工作很难。2008-2014年的数据显示，7年中，58万个行政村，平均每村可以做3个项目，平均每年每村的基本工作经费（含村干部报酬）仅4.7万。他们的结论是：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以解决农村基层资源不足问题。

   如何打开农村集体经济局面，首先要明确农村改革发展的总体指导思想。要重新强调农村改革“统分结合”这一基本原则。长期以来强化“分”，弱化“统”，把集体所有的耕地、山林、水面基本分光了，现在要发展确实难。但下去调研，基层干部的呼声很强烈。他们说，没有集体经济，村干部说话没人听，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办不了事、创不了业、当不了家。一些贫困地区，由于集体经济薄弱，乡村组织运转陷于窘境，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的发展，都靠财政补贴或四处“化缘”。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需要有具体的要求和可行的措施，不仅仅是允许和鼓励。

                                          （编辑  迟晨光）

 

包产到户后土地的演变

 

   我长期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农村工作和生活，亲身见证了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土地的演变，从乌兰察布市实例可看到农村土地演变过程。

 

   土地的演变过程

   1978年冬，安徽小岗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1979年，安徽省在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下，在全省试点包产到户，1980年在全省全面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时任内蒙古党委书记周惠推广学习安徽省包产到户的经验，1979年2月，他到乌兰察布市卓资县羊圈湾公社蹲点，试行责任田与口粮田两田分离，小牲畜（羊、猪）作价承包给社员家庭饲养。全县其他公社也开始照此实行，由于正处在春播阶段，有的生产队来不及实行两田分离，于是“半路出家”分青苗，特别是全县马铃薯田几乎都分到户。1980年，卓资县84%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到1981年，全市推广（当时叫大包干），1982年全市农村实现了清一色包产到户。生产队的土地、牲畜、农具等公有生产资料和财产按人头分到每户农民手中，集体树木也分到每家每户，水利设施暂时没有分。

包产到户责任制核心内容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红黑死挨（丰年不多收农业税和费，灾年也不减免）。“交够国家的”是指把粮食卖给国营粮库完成农业税任务，头几年必须卖粮完税，后来粮食多了也就不强求。“留够集体的”是指按承包土地面积分担集体的各项提留统筹费，提留共有8项，包括：村干部职务补贴和村委会办公费、五保户和优抚对象生活费、民办教师工资费、民兵训练费、乡村公路维护费、牲畜防疫费、订阅报刊费等，后来卓资县政府又对每份承包地加了1元电影费，用来解决村民无法看公映电影的难题。此外每份承包地还要负担20个积累工，20个义务工。在实施过程中，农业税与费是由乡政府组织征收的，按道理“费”应该部分留给行政村和村民小组，可具体实施中，收取的费全部进入乡政府的账统一安排使用。

实行包产到户头几年，农民种田积极性高，粮食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产，解决了过去农民吃不饱饭的问题。粮食增产主要来源于农民传统的精耕细作经验，特别是堵住了粮食收获过程中的漏洞，避免了损耗。但是在实行科学种田方面却呈现倒退现象。比如，大队买回的链轨（履带）拖拉机和大型脱粒机成了无用之物，卖了废铁。水利电力设施遭到破坏。有的地方水利设施虽然完好，但一家一户不方便使用；有些农民自己不浇地，也不许周边农民的水渠从自家承包地里通过，结果水浇地成了旱地。大型农田水利建设也几乎全停了，已经建成的四级农技推广网也是线断网破、人员流失。不过这时候进口二胺化肥和国产尿素开始大量供应，科研单位育成的作物新品种处于井喷状态。因为新品种选育周期一般为16年，全国多数农科院所60年代才上马新品种选育课题，80年代正是出新品种、出成果的阶段。在粮食增产中，化肥和良种对农业增产起到了60%以上的作用。但有些舆论把粮食增产全归功于“一包就灵”的生产体制改变上。

   包产到户并不是一包就灵，不是解决问题的万能法宝。很快农村就出现了新的问题。在秋后征收税费时，起码有一半的农民不主动缴纳。税和费是按照承包土地面积分摊的，五保户照样分摊，他们自然不会交税和费的。有些不会种田的农民所收无几，解决自己温饱都是问题，无多余粮食出售，就不想交税费。有些农户家里发生了重大的灾害（比如失火烧了庄稼），无力交税和费。特别是遇到大灾年，多数土地绝产，农民还得红黑死挨，照样缴纳税费。这时候，县乡财政实行“分灶吃饭”，税要交到县财政，费留给乡政府使用。乡政府征收不上来税费，干部和教师就发不出工资，乡办养老院里的老人就揭不开锅，乡政府无法办公。因此，乡村干部只能狠下心来督催农民交税和费。我当时在乡政府工作， 1985年曾写过一份题为《大唐棍沟村贫困调查报告》，反映农村的苦情。那时中央发现了全国各地都存在这类问题，开始在农村部署安排扶贫工作。

乡干部再努力工作，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完成征收税和费的任务，只能想歪点子了。县税务局给各村民小组下达的农业税任务是总数，要由乡财政所的工作人员配合行政村和村民小组的干部落实到每个农户，于是行政村干部在乡干部的配合下，自作主张把五保户等交税费困难户的税和费免掉了，然后把免掉部分再公摊到其他农户头上。费的摊派数量由乡政府决定。为了百分百地完成交农业税的任务，乡政府就采用了以费保税的法子，加大了费的摊派，以费填补交税任务的完成。再后来乡政府增加了农技推广费用的支出，以及招待费的增加，费的摊派就越来越大。我的家属分到一份5亩承包地，交农业税13元，费8元，到后来税费增加到65元。我所在的乡，有的村一份承包地的税费合计高达136元。而一份5亩承包地，旱地正常年份亩产小麦不过200斤，每斤小麦价格0.36元，5亩地毛收入不过360元。

 现将某县农业税和提留统筹（费）官方统计数据摘录如下：1986年全县农业税金277.7万元，乡村提留统筹64.2万元。到2001年，农业税金为867万元，乡村提留统筹为1500万元。15年中，农业税金增长了2.1倍，乡村提留统筹（费）增长了22.4倍。乡村提留统筹从原来的8项增加到15项，分别是教育附加费680万元，牲畜防疫费35万元，农民疫病防治费21万元，文化网络费21万元，计生网络费21万元，育林基金费21万元，防雹费10万元，乡村道路费24万元，民兵训练费33万元，优抚费66万元，其余为村干部工资和办公费。农民人均负担费71元，农业税30元。

  农民负担的税和费增长的这样高，可见农民的负担有多么重啊。农民种地收入越来越低，土地越来越不值钱了。有的农民收了粮食，税和费也不交了，承包地也不要了，雇车连夜跑路了。跑路的农户，其承包地虽然不种了，但承包地的税费任务不变，行政村领导只能把跑路农户的土地转包给其他农户种，承担税费任务。如果转包不出去，撂荒土地的税费只能往村里种地人身上摊派，形成恶性循环。

 乌兰察布市是一个贫困地区，农业生产条件恶劣，农业税费的加重使农民雪上加霜，于是大批农民出外打工，出现了大量的弃耕撂荒地。卓资县土地面积，1989年总耕地面积为120万亩， 到了2012年，缩减为60万亩。

 1999年，国家实施京津唐风沙治理工程，动员农民退耕种草，对退耕地免除了农业税，让农民减轻了税费负担。到了2002年，国家在内蒙古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每亩退耕地补助200斤小麦，连补8年，一下子缓解了留在村里种地农民的困境。到了2006年1月1日，国家取消了农业税，两年后，国家对种地农民实行种粮补贴，一开始卓资县1亩耕地补贴11元，以后补贴逐年加大，2015年达到每亩补贴68元。虽然农业税和费全减免了，种地还有补贴，但在农民眼里，土地仍不值钱。卓资县土地90%属于旱地，种1亩旱地收入二三百斤粮食，毛收入二百多元钱，种地成本高达一百多元，不如外出打工两天的收入。于是，农村就出现了大量耕地撂荒现象。2007年，县农业局结合土壤普查，调查掌握的耕地面积是：全县国民统计数据退耕还林草面积60万亩，耕地面积65万亩，实际耕种面积为48万亩，撂荒地17万亩，撂荒土地占总耕地面积26%。

  1998年到1999年，全市开展土地二轮承包合同的签订。全县村民大约有30%的人进城走了，没有参加二轮土地的承包。因为税费负担太重，种地不挣钱，有点本事的人谁愿意留在村里种地？报上说二轮承包给农民吃了定心丸，并不符合当时农村的实际。有的村民虽然签订了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但很快把地撂下，进城打工去了。

 此后国家对土地免了税和费，而且种地有了粮食直补，撂荒跑路的农民又想要回原来承包的土地。加上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有些村民在城里立不住脚回到村里，但已经无地可种，就向政府上访要地。而各级地方政府早先出台过地方政策，各地第一轮土地承包合同书中有“如村民不交农业税费，不实行科学种田，要把村民承包地抽回分给其他村民种植”的内容。于是撂荒地主和现有耕地主家闹起了纠纷，一开始县乡政府和村委会支持现有占地农民，理由是跑路农民自动放弃了承包地，且违反了土地承包合同条款，村委会有权收回再分配给别人种植。后来下发了国办发明电（2004）21号文件《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该文件不允许乡政府和行政村以农民弃耕不交农业税为理由抽回所承包的土地，发生土地纠纷可以向法院起诉。农民土地纠纷案件，法院一般都以21号文件为依据，二轮土地承包书上写明是哪家的承包地，就把土地判决给那家，往往是失地农民胜诉。村民没有签订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就永远丧失了承包村里土地的权利。一时土地纠纷案件大增，法院忙不过来了。后来法院不再受理农民承包地案件，改由县农业局进行行政仲裁处理。

 包产到户头几年，农技推广工作处于半停顿状态。到1990年，政府对农技推广开始真抓实干了。乌兰察布市政府每年上马各种农业高产攻关工程，向旗县乡镇下达指令性的农业新技术推广面积和增产指标任务，要求连片种植高产攻关田，抽调科技人员和机关干部下农村开展工作。

    现代化农业生产与家庭小农经济有天然的矛盾。地方政府和乡村组织解决这种矛盾的措施，就是用行政手段，加上宣传动员和科技培训引导推行。政府的口号是：不落实农业高产攻关任务，农民让地（调整承包地）、科技人员让职称（不聘任上岗）、领导干部让位。这里面最难的就是农民让地这一条，农民对承包地有生产经营自主权。但市里统一制定的土地承包书里预先写明一条，农户有义务执行高产攻关任务。

 在七八年里，乌兰察布市搞了百万亩丰产沟栽培推广、小麦马铃薯高产攻关、马铃薯良种繁殖体系建设、覆膜马铃薯栽培、覆膜玉米栽培等攻关项目，其中，丰产沟栽培推广完全失败了，地膜覆盖、玉米高产栽培大获成功，实现了全市种植结构大调整，玉米马铃薯取代小麦莜麦成为新的主栽作物。如果任凭农户家庭自由种植，就不可能有这种农业生产技术上大的进步，粮食产量也难以较大幅度地提高。政府不进行干预引导，科技成果怎么可能自动很快地进入农业生产中。   

 到了2001年，种地效益越来越低，土地越来越不吃香了，农民也不怕乡政府和村委会抽承包地了。大批农民进城打工走了，农村大约有30%的土地撂荒了，政府主导的农业丰产项目也再难以实施下去了。

 这时，以温室大棚、喷灌圈为代表的设施农业，新蔬菜品种规模种植的现代化农业异军突起。它的特点是规模种植，高投入、高科技、高产出。投资设施农业的多是城里财力雄厚的公司和个人，或掌握了技术的农技人员，也有城郊种菜富起来的菜农。他们以每亩地约200元的价格向农民转包耕地。各级政府大力支持这些新型农业创业者，以卓资县为例，建1座温室，县财政补贴2万元，建1座大棚补助5000元；政府从修路、打井、送电等各方面给予全力扶持。近年政府不断加大的支农资金多数补贴到这批人手中。但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市场风险大，搞设施农业赚大钱的并不多，还有不少失败者。2011年，采用喷灌圈和滴灌设施包地种马铃薯，1亩地可以赚到1000多元，第二年更多人包地种马铃薯，结果马铃薯销价由上年每斤0.8元降为0.35元，很多人亏了血本。

下乡包地搞设施农业、农业新技术开发，要求土地连片。从农民手中转包土地，只要有几户农民不愿转包，就连不成片。包地者对此很头疼，往往要由乡政府和村干部做村民工作。从农民手中包地的，开始都说要承包好几年，与农民签了书面合同，承包费一年一付。结果有的承包者赔了钱一走了之，既坑了农民，也连累了乡政府和村委会。比如有的搞草莓种植的公司，政府百万、千万元地投资扶持，还为企业担保从财政借款、从银行贷款，结果项目失败了，留下难以收拾的烂摊子，仅是农民追要每年土地转让费一项，就让地方政府头疼不已。

 2006年11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鼓励农民组织专业社进行农业生产。这是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组成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往往是由资本雄厚的投资者发起，吸引合伙人。普通农民参与并不积极，因为以土地入股，所占合作社资本构成比例微乎其微，在合作社里他们没有多少话语权，农民不愿承担风险，况且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大力支持的，有了支农资金也愿意投给合作社。目前，卓资县在工商局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460多家，其中在地税局取得税务登记的为194户，在国税局登记的123户。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搞得不错，受到了自治区政府的表彰。有的合作社只是一个虚名，鱼龙混杂，一时难以看得清。

 

对现有农业体制改革的思考

 

   实行包产到户经营的得与失

   包产到户责任制最大的功绩就是打破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官办集体经济的僵化模式，把农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归还给农民。其最大的失误就是强制农民“一刀切”采取包产到户模式。如果把农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归还到生产队一级（有的也可以是生产大队一级），由农民自主决定是继续集体经营，还是包产到户或其他方式，各种生产经营模式竞争发展，像华西村、南街村、周家庄那样的富裕村，全国就有一大批，今天的农村扶贫工作也不会这样沉重难搞了。把生产经营自主权下放到生产队一级，农民一样可以自由外出打工，或者转产其他行业，但土地还保持着集体经营的模式。即使包产到户，村集体依然拥有土地的管理权，农户要外出不种地，把土地留给集体就是了。农民在城里待不下去回到村里，村集体还有给返乡农民调剂耕地的余地。村民如果把户口迁走了，那就不是村里人了，凭什么还要占有村里的资源，享受粮食直补等待遇？村里的发展规划，就不会因为个别钉子户把住承包地不配合进行不下去。

   一刀切的做法，没有尊重广大农民群众的意愿，也不符合农业生产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方向的逆向行为。

 

   现行农村土地管理存在的问题

   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包含两个基本内容，一是农村生产经营体制的变革；二是土地使用的改革。大多数农民对农村生产经营体制的改革是拥护的，因为改革破除了农民身份的枷锁，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壁垒，农民可以自由流动择业了。

    但是在土地改革上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

    1、由集体进行的农业规模生产，倒退到家庭小农生产，把整块土地分割成小块田耕种，降低了土地使用效益，增加了耕种成本。小农生产难以吸纳科学技术成果，不利于农业向现代化方向发展。

    2、从实行包产到户之后约20年中，农民负担过重，甚至出现了种地赔钱的现象。

    3、政府对土地管理失控。如西部地区约有20%的土地撂荒，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有的农民占着承包地就是不种庄稼，对此，各级政府和村委会，没有有效的行政措施纠正这种现象。农村存在大量违规占地，违约用地，违法卖地，暴力征地的现象。

    4、政府支农措施找不到相应的落脚点，比如，种粮直补款，有的发到不种地的农民手里，有的撂荒耕地已经盖了房，照样领取种粮直补。

    5、政府搞大型农业科技推广项目，往往侵犯农民在承包地的自主权，引发了不少矛盾，费力难见实效。

    6、农产品安全生产没保障，农产品质量不过关，农产品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 

    7、农田水利建设与家庭小生产体制存在巨大的矛盾，农业生产后劲乏力，增产缓慢。国家进口粮逐年增加，国家粮食生产基本自给的方针有落空的危险。

 

   破解农村土地混乱局面的几点意见    

  确立村民小组对本组集体土地的管理监督权。在目前有关三农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基础上，中央针对村民小组出台有关法规、政策，可以化解目前农村工作的主要存在问题。因为按原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村民小组和村民委员会分别是由原生产队和生产大队过渡来的，大队与社员之间在政治经济上的关系不如生产队密切。过去大队只能通过协商确定生产队上交大队的收入比例，不能直接动用生产队的财物、土地和劳力。村民土地所有权应属于村民小组所有，而不是属于村民委员会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自治法》以生产大队为基本单元，虚化了生产队这一层。

   从实施效果来看，村民委员会不能充分代表各村民小组的利益或体现村民的意愿。村民委员会管不了各村民小组土地方面的纠纷，也没有去管理的动力；村民委员会不能把第一组的土地发包给第二组的村民使用。如果对村民小组从法律上给与了明确定位，明确农村土地属于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确立了村民小组办事的原则和程序，成立村民小组管理委员会，让本组村民当家作主，那么很多难办的事就迎刃而解了。村民把耕地撂荒了，村民小组管委会有权收回。虽然政府承诺承包土地几十年不变，但地方政府与农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时候，一般对村民如何使用土地有着明确的条款，村民把土地撂荒了，那就是村民首先违约，村集体当然依法有权收回其承包地。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村民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村民凡是转让、转包、出租、互换等流转土地的，没有经过村委会的同意，或者村委会备案的，就属于违约转让。目前的实际情况，估计农村90%以上的土地转让、转包、出租没有经过村委会备案。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更是违约行为，不能算数。

取消迁走户口的村民在村组里的权益。户口迁移到小城镇的村民，就不能算作是村民小组的人了。虽然法律规定，他们所承包的土地，村委会、村民小组不得收回，他们可以将所承包的地继续有偿转让，但是不能享受政府下发的种粮补贴。政府种粮直补不再发给村民个人，而是按种地实有面积发给村民小组集体，再由村民小组管委会发到村民手中，而且每年种粮土地的变动，都要经过农业局和乡政府验收种植面积后才发放。这样就不会再出现那种承包地上早已盖了房、村民还继续享受种粮补助的荒唐现象。

在村村民与外出定居村民，在村民小组里的权益要有所区别。村民户口还在本村组，但全家已经到外地定居的村民，但还属于本村组的成员，可以继续享受本村组的一些权益。然而他们已经很少尽到对本村组的义务，就不应该享受在本村村民同等的权益，在决定本组大事上，他们的表决权受到一定的限制。

村民当家作主，集体决定本村组里的大事。村民小组大会可以决定本组土地使用方式，可以继续包产到户，或由村民小组管委会把土地收回来，建立专业合作社进行集体经营，或由村管委会出面雇用或包给农机专业户种植，农户按地亩出生产费用。如今用机械化耕作，一个村土地的耕地用不了几个人，不像过去牛耕田、人摇耧，每个劳力只能种二三十亩地了。村民小组也可以采用反租倒包的形式，把土地收回来，再有偿转让给公司经营。对村里死绝户、迁移到大城市的村民，通过上学、入伍等途径到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村民，其所承包的土地应一律收归集体，由村民集体决定如何使用，或者将土地再分配。

二轮土地承包到期，要有一个新的土地管理安排。农村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期为30年，现已过半，十几年后到期，政府应该有一个新土地统筹安排，再不要出什么几十年不变的政策。   我认为，农村集体土地管理权，只要回到村民小组集体，由本组村民当家作主决定本村组土地的管理使用，因地制宜灵活采用适合当地的生产经营模式，农村大多数土地就会实现规模化、专业化种植经营，土地撂荒现象基本上可以杜绝，农产品安全保障体系就能够建立起来，农业现代化生产必将出现一个新的蓬勃局面，确保我国农业生产实现稳产高产，生产出质量合格的放心农产品，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好。

 

                                                      （编辑  迟晨光）

 

     我作为农村基层干部，希望尽可能多地反映农村集体经济和集体产权制度的真实情况，尽可能多地反映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对这个议题的真实想法。当前集体经济与产权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认识不统一的问题。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一是东中西部区域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平原与山区农村之间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城郊区与边远乡村之间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二是如南街、华西、航民等一些集体经济的“巨无霸”村，与大量无钱办事、无人办事、无章理事的集体经济“空壳村”之间的不平衡。

    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一是与农村基层组织的强弱关系很大。农村基层组织强的村，发展集体经济舆论引导就好，氛围就浓；发展集体经济办法就多，能力就强；集体经济发展后劲就足，速度就快。基层组织弱的村，发展集体经济舆论氛围就差，能力就弱，发展就慢，甚至失速倒退而成为“空壳村”。二是与落实双层经营体制处理“统”和“分”关系密切。在实行土地分包到户初期及延长承包期过程中，凡是分得比较彻底的地方，发展集体经济就没后劲，面临困难就大，甚至容易被瓦解。凡是统得比较好的村，集体经济发展就有后劲，就易于发展。三是与把控（超过农地经营正常收益的）超级地租的能力强弱关系很大。土地分包到户后，因国家基础设施与城市、工业建设的需要，征用农村土地，以及村民建房用地引起土地用途变化而产生的超级地租，从理论上讲理应归集体，但因种种原因，农村基层组织把控超级地租的能力强弱差别很大。凡是把控超级地租能力强的村，发展集体经济就好；反之，发展集体经济就难。这三个方面是就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而言的。

    除了内部原因之外，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还有外部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与国家管理体制和支农资金投放方式的变化有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取消双轨制与农业税以后，国家投入了大量的支农资金，且其资金的投放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农村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工程投资为例，过去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各级政府支农资金都是逐级下拨落实到村，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实施管理。这就要求村里的领导班子要与村民商量着办，并在上级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去实施，因而其工程质量与投资效率都比较好。而现在都要由有资质的施工企业来做，国家支农资金到了县里，就直接落实到工程项目上，村级的自筹资金也要打到这个项目上，然后由县招投办组织有资质的施工企业招投标。投标人在中标后一般都要层层转包，导致工程施工质量差，国家投入的支农资金效用与社会公正性降低，支农资金对发展集体经济起不到应有的促进作用。

    二是与大规模撤乡扩镇并村有关。撤乡扩镇并村是为了适应城镇化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中心村作用，为城镇化所需资源提供组织保证。在有些地方取得了这样的效果，但绝大多数地方，却导致基层组织被削弱、村社共同体走向衰落和瓦解，思想道德滑坡，族群矛盾和宗族势力有所抬头，导致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由于撤乡扩镇并村推进速度过快，许多措施没跟上甚至失当；有些行政村规模搞得过大，失管问题严重；缺乏农民群众认同感等等，导致政策出发点与实际效果相背离。

 

关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认识不统一问题   

  

    现代产权理论被认为是指导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石，也是诠释以土地分包到户为代表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合理性的理论基石。但是农民与农村基层干部是否都是这么看的呢？

    先看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过程。土地分包到户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阳光道”与“独木桥”争论中，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理念展开的。土地分包到户初时规定：承包农户不得出租转让与抛荒，推行“交足国家，留足集体，留下归自己”的生产经营管理方针。那时还没有形成完整意义上的理论作为指导。后来，为了坚持家庭承包长期不变，让农民吃上“定心丸”，也为解决转包土地不断增量扩面、土地抛荒日益突出、土地细碎化与规模化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先后提出了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的两分法理论，以及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和经营权流转理论。这就是现代产权理论诠释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指导分包到户土地制度不断完善的基本脉络。

    参考现代产权理论涉及的诸多有关产权概念，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要义在于：由于集体所有制的产权不明晰，导致增加交易费用，并降低生产要素的效用；只有土地分包到户才能明晰产权，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从而更快地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在集体所有权框架下依法保护分包到户的承包权、推动经营权流转，能够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然而这一理论未必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我所在的缙云县新壶公路两端点有两个村：好溪村与河阳村，同为向农户返包土地的两个案例，它们很能说明问题。东端的好溪村为统筹新农村建设与旧村改造、发展高效农业园和民宿旅游开发，领导班子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决定，村里在负债经营条件下，以高于农户间的租金向农户返包土地，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得以顺利推进；而位于西端的河阳村是远近闻名的国家级古民居保护村，为旅游开发，按规划分两期征用120亩土地，村两委为向农户返包土地，两年来挨家挨户做工作，至今还有几户农民未签返包合同。从这两个案例中看到，以分包到户为基础的集体产权结构，在泛集体成员内部的交易费用，是增加而不是减少。

    从农村基层干部角度看，产权理论归根结底要落实到生产指挥权和收益分配权。对已转让土地收取租金、实际上不种田的农户而言，土地承包权就是收益分配权而己。

 

    如何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与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首先，要营造发展集体经济与加强统一经营层舆论。《宪法》规定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实施过程中，“分”的舆论氛围甚嚣尘上，而“统”的舆论氛围似乎偃旗息鼓。习总书记在第七次深改小组会议上提出“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三条底线，以及后来公布土地改革试点方案，农村基层干部很受鼓舞，但所有的试点区域都是一个做法，即土地使用权确权。这实际上只是固化现行土地制度所有的优点与缺点而己，这样的试点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可言。要把搞集体化的典型宣传好，典型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像报告文学《塘约道路》这样的典型宣传，其影响力要比单纯的理论文章强过千百倍。要通过典型宣传，洗净泼向合作化、集体化的污泥浊水，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带领农民共同富裕。

    其次，要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社区共同体的构建。这里谈一点，乡镇基层干部人才储备的问题。乡镇基层干部属国家公务员，不能光从大学生里面招考选拔，还需要从农村摔打出来的优秀干部里选拔一部分。很多公务员从大学直接进到公务员队伍，不会干工作，还很容易染上“官场病”。乡镇面对的问题很具体，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实践经验，许多实际问题解决不了，还不如农村的“大老粗”干部。所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应注重从优秀村干部里选择，干得好的还可以进县级领导班子，甚至更高领导岗位。干部队伍的选拔也是一种社会导向。有些舆论认为，农村现在是村霸恶霸的天下，这不客观。农村确实存在村霸恶棍，也存在干部队伍素质不高的问题。但村霸恶棍的问题在基层，根子可能在上面。优秀的农村干部很多，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我们应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充分依托农村基层组织，加强村社共同体建设，努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三，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要有政策倾斜力度。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正确的政策是有效的管理调控手段，能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智慧。农村里凡有好的带头人、多数群众要求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的，国家政策、支农资金上都应给予肯定与支持。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愿意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的，国家应特别给予鼓励和扶持。充分考虑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和村民自治组织作用。属于发展集体经济经营管理层面的制度安排，不能规定得过细过死，要为村民自治组织发挥作用留有足够的空间。

                                            （编辑  季节）

 编者按：塘约村位于贵州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2014年以来，在村党支部的有力领导下，全体村民通过土地入股重新组织起来。土地实行集约耕作，发展运输、建筑等专业合作社，多业并举。集体经济的发展很快改变了塘约村的面貌：2014年村集体收入仅4万元，2016年就突破了200万元；人均收入从2013年的不足4000元，提高到2015年的8000元和2016年的10030元。绝大多数农户已经脱贫，塘约从一个二类贫困村变为“小康示范村”。

 王宏甲的报告文学《塘约道路》出版后，产生很大社会反响。今年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3月9日参加贵州代表团全体会议时说：“塘约做到这样，关键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新时期的大寨。我看了那篇文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去年写了一本报告文学，书名叫《塘约道路》。塘约村所走的道路对我的教育也很大。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有3000多人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村里人也就是勉强度日。全村共有1400名劳动力，最多时有1100多人都外出打工。这和今天全国广大农村的情况基本一致。

 

党支部是名正言顺的组织者

 

 2013年，村里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把全村的路和田都毁了，房子也倒了不少。村子离公路还有一段距离，路被冲了，农民没法出门，连公路都到不了。包产到户后，各家农民只管自家的那一点地，要修路各家的地都动不得。怎么办？大家只有组织起来共同修路，否则就真的“无路可走”了。这就是村里农民开始组织起来的契机。

 但是组织大伙靠谁？是找哪个大户？还是找个公司来？眼前连路都没得走，找县市领导来都来不及，只有村党支部出面。在中国当下的条件下，党支部就是名正言顺的组织者。　　

 村党支部首先组织大家修路。政府也支援了一部分物资。村民们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家自带干粮，义务劳动，先后修好了联结村子与10个自然村的道路，又用28天时间修好了通向镇里的全长4公里的柏油公路。这样的积极性，是家庭承包制下难以想象的。

 组织起来之后，塘约村开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村党支部鼓励村民把自己的土地承包权拿出来参社入股，土地连片种植。集中种田用不了几个劳动力，其余的人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搞多种经营，实现产业结构多元化。村里还成立了评估小组，对村民入股的土地进行评定等级，折算股份。专业合作社与农户签订入股协议，按照村、合作社、村民3：3：4的比例进行利润分成。

 土地流转到集体，实际的耕种土地面积大大增加。原来搞承包时全村土地是1500多亩，重新丈量后变成3000多亩，同时还纠正了部分村民侵占集体土地和集体荒山的情况。土地确权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在外打工的村民回来，把土地交回村集体，他们就可以拿到一笔地租款。　　

 

村民组织起来的好处

 

 我问当地农民，组织起来有什么好？他们跟我讲：就说种菜，我们基本的生活问题首先是吃饭，分田到户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但是穿衣服的钱从那里来？小孩读书、家人看病的钱从哪里来？这都没有办法从责任田里种出来。农民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出去打工。

 留在村里的人怎么挣钱？养猪、养鸡、种菜，拿到城镇里去卖。可是城镇没有你的地盘，只能在偏僻的街边上叫卖，风吹日晒，菜一天就蔫了，只能贱卖。城里人也看不起做小买卖的农民。集体经济解散之后，单家独户的农民面对强大的市场经济，如果再不组织起来，就走不下去了。没有组织就没有农村集体经济。而只有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堂堂正正地劳动，农民才能成为真正的主人。

 现在农民组织起来了，全村种的菜只要一个人一部车就可以拉进城，可以跟学校机关的食堂联系，进行点对点供应，还保证菜新鲜、没上农药。这样不仅节省了劳动力，农民收入也增加了。

 一些进城打工的人看到村里的情况转好，就陆续回来了。现在已经有800多人回村，这800多在外打工者有当驾驶员的，有搞装修的，有当木匠、泥水匠、刷油漆的，还有水工、电工。一些人组织了建筑公司，一些人组织了运输公司。村里已经有200多辆车，马上要建汽车修配厂。还有在城里打工的女孩也回来，开了饭店、服装店。回来的村民都在合作社里实现了就业。农业、运输、建筑、服务业多业并举，使塘约村的集体经济迅速壮大。

 周边的村庄开始羡慕塘约村，也通过土地确权向这个村流转土地，塘约的集体经济组织就这样进一步扩大。　　

 塘约村不是“城中村”，也不是华西村，它是位于西部的贫困村，这是中国农村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塘约的道路使我发现，越是贫穷的地方，越是迫切需要组织起来，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共同脱贫。

 农民分散的个人力量很小，组织起来的劳动力才是第一生产要素。同时，耕地集中统一种植。人和土地两大资源集中起来，才能在市场上站住脚。所以，必须把农民从单家独户的小农生产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释放蕴藏的生产力。

 

必须坚持集体所有制

 

 从塘约村之前的生活和现在发生的变化，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农村必须坚持集体所有制。

 首先，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它是避免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的制度性保障。

 我考察过塘约村的历史。500多年前，明朝派兵经贵州去云南讨伐元朝残余军队，贵州地多人少，于是朝廷命令部分军士就地垦荒种地，解决军粮问题，之后还向这里移民。政府给到此移居的老百姓分发土地，当时土地占有是很平均的。但到了解放前，塘约全村的土地已经集中到两户地主手里，这两户地主还都是“城里人”。贫苦农民欠了债没法还，就只能把自己的地“流转”出去，自己一无所有，只好给地主打工当雇农。

 当地农民跟我讲解放前塘约村的情况，说当时妇女生孩子就生在灰堆里。家家户户盖“秧被”，就是把种稻剩下的秧苗晒干弄软再编起来，盖在身上当被。贫穷到这个程度，过去我从没听说过。今天如果有人主张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就可能再次出现全村土地归一家名下，别人都给他打工的情况。这跟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前有什么区别？当年为什么要成立共产党？

 第二，农村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制度，孕育了新中国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在安顺见到一个村党支部书记，是去年“七一”全省到北京接受表彰的六个人之一。20多年前，村里的老支部书记将不久于人世，就把他找来，要他接村书记的班。因为老支书想来想去，觉得只有这个年轻人有组织能力、大公无私、能吃苦，把全村托付给他才放心。可当时这位青年还不是党员。老书记就问他，你愿意入党吗？年轻人看到老书记那么期待的眼光望着他，对他如此信任，就说我愿意。老书记就把镇党委书记和镇长都请来，叫年轻人当场写入党申请书。三个月以后，他以一个预备党员的身份开始领导这个村子，20年来一直跟贫穷搏斗，今天这个村已经非常了不起。

 只有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老书记临死的时候才会放不下全村的群众，一定要委托放心的人把村庄管起来。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下，村干部们才会对百姓的利益念念不忘。但现在包产到户后，很多村书记只考虑自己的事了。只有集体经济制度能够孕育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会瓦解，那么共产党向何处去？

 农村集体所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的阵地，而且农民也走到了一个必须组织起来、必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时刻。

 

 （编辑  杨利红）

 

  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而不是走纯粹市场化 “分”的路子。2013年两会上，习总书记在江苏团会议上讲过，小岗村解决了“分”的问题，但“统”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30年来，“统分结合”的思路没有坚持下去，今天农村的问题更加严重，而且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人跑了、地荒了、村空了、城市满了。今天“统”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农村的问题，而是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

  发展双层经营模式，稳步发展集体经济，靠谁做？怎么做？中央提出，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用多元化方式解决问题。

蒲韩乡村联合社经验的意义

 

    蒲韩乡村社区联合社已经走过了19年的历程，它成功的实践，提供了很多值得讨论和借鉴的经验。

  2005年开始我就介入这个试点，十多年过去了。虽然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种种波澜，蒲韩乡村联合社塑造了一个“统”和“分”之间的中间体。我认为，没有这个中间体是做不成事情的。“统”是指这个非行政化的集体组织，它包括了近4000户社员和7万亩耕地，联合社的组合有一套办法，成员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意愿，有一套管理和指导系统。

　这种模式最重要的经验是破解了“统分结合”的难题。统分结合要靠中间体，这就是郑冰带领的113个人的团队所从事的工作。依靠这个团队，联合体搞活了这一盘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服务，提供农民所需要的服务内容。又比如它的辅导员制度，辅导员可以深入每家农户，把各户的情况都搞清楚，而且开始搞信息化大数据。它的服务所达到的边界，以及它的组织方式，都远远超过了日、韩、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农协模式，创造了中国本土的经验。

    这113人创造的集体经济（合作社），2016年销售收入达到7000万，除了支付113人的劳务和各种社会文化活动的费用，还有300万利润。从2012年开始保持收支平衡，现在已经非常稳定。

　联合社的核心团队已经成长起来了，辅导员也已经换了三拨，开始是年纪较大的妇女，然后年轻人上来了。这个团队一手托着集体的组织（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内容），一手托着农民。依托这个团队，把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发展经济，创造收入，同时创造农民所需要的各种社会文化内容。集体组织里还有很多小集体——有经济类、文化类、社会类，手工艺作坊已经发展到18个。由此，农村变得欣欣向荣。三四年前，在外头打工的人很多，现在从外面返乡的人逐年增加，回来的人，一类是专业种地，一类是“农兼别业”，还有“别业兼农”。

 

探索农民合作组织的多种形式

 

    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村集体组织起来很重要，关键在于组织生产之外，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农村社会文化生活统一起来？

    2002年我在洛川试点，组织了一个农民医疗合作社，那时还没有“新农合”，农民就医难的事得不到解决。搞医疗合作社很受农民拥护，发挥了很大作用，农民的医疗费用下降，一度拉低了全县和周边地区的医药价格。但这种模式不可持续。医疗费越来越高，钱从哪里来？我找当地政府商量，把新型合作医疗的钱（当时农民人均10块）给乡镇医疗合作社，政府说不行。没办法只好到处筹款，找基金会帮助，但人家只能帮你一时。实践证明，农民要想把医疗做好，一定要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

    2005年开始接触郑冰的联合社，我觉得这种模式很有希望。联合社起步时不是为了钱，而是从推广农业技术开始，然后组织妇女跳舞，并且是有规模的组织，一开始就组织了几十个村的1000多妇女，今天还是依赖当年的这个基础，这和一般农村组织的概念和成长路径都不一样。

 

参照东亚综合农协的经验

 

    从那时开始，我就考虑借鉴日、韩、中国台湾地区综合农协的经验。综合农协其实是一个功能的综合，综合了经济、社会、文化。这样的集体组织模式，是否能够形成社会化的资源，并且能够保持长期的生命力，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认为，这样的模式，可以解决“集体是谁”的问题，能够在乡镇形成社会化的资源，并且具有可持续性。

　综合农协体系的建立，日本是在1947年，中国台湾地区在1950年，韩国是在1961年，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很大的规模。综合农协的资产属于农民，政府是拿不走的。所谓农民集体，在当地乡镇一级是独立法人；国家（地区）农协也是一层法人。政府的钱给到综合农协的，包括给乡镇农协的钱，都变成集体的资产，集体资产不可以分。其依据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协法”和“农会法”。这种组织定义在公法人和私法人之间，是中间法人。日本直接把农协定义为中间法人。

　随着最近20年全球化的进展，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变化很大，从思想到体制到法律整个体系都发生了变化，情况各有差异。韩国到今天还是强调中央农会的地位，农协就跟小政府一样，支持下边乡镇的农协。 

　我们要做农民协会，应该是由党组织领导和支持的农民合作组织，它也将成为共产党执政的有力基础。农村几十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要靠我们的机制和体制的力量来引导，仅靠市场力量是做不到的。

 

从“三位一体”合作模式到供销社改革试点

 

    2005年，我所在的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请以郑冰为首的7家农民合作社组织来开会，鼓励他们成立农合之家的联盟。11年来已经产生了200多家合作社，其中有8家登记为“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我认为，这是中国的新型综合农协的样板，但推广起来还很困难。

    在政府的指导下，怎样把郑冰和蒲韩乡村联合社的经验进行推广？经过好几个试点后，2015年农村开始搞供销社改革。这是对当年习总书记在浙江瑞安县所肯定的“三位一体”模式的延续。三位一体，即“生产（服务）、供销、金融三结合”。中发（2015）11号文件《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还加上了乡村社会服务内容。这个文件已经有“为农服务的综合性组织、合作经济组织”的提法。

　“综合性合作社”是毛泽东1939-1941年在延安时期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对南区合作社有很多批示，给“综合性合作社”列了十项综合服务，包括交通运输、种树，也包括金融。“11号文件”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提出了这个方向，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要思路，即通过供销社的形式发展农村综合服务。

 20世纪80年代就曾搞过农村供销社，改革信用社，希望农民入股，以此为纽带联系农民，形成综合性的合作社，但没有实现。现在农村信用社都归入农商行，但供销社仍然可以起到引导作用。11号文件说，基层乡镇供销社的改革，要“为农、务农、姓农”，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做平台，要做生力军，成为枢纽，把政府和农民两边连起来。这跟我们的实践方向是一致的。

　我们通过供销社系统，在河北省内丘县金店镇搞试点已经一年多，很有效果。一是在乡镇供销社基础上，建成金店镇新农协综合发展协会。二是要联系农民。过去供销社跟农民没什么关系，农户只出租房子。现在职工们挨家挨户走访，总结了农民需要的11项服务，请大家到蒲韩去学习，已经去了两次，后面还要继续去，他们觉得在那里能学到东西，很愿意学习并推广蒲韩经验。

    他们仿效蒲韩“辅导员”的做法，设置了“组织员”，一村定一个，挨家送传单，做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年货、农资的统购统销、农产品的集中销售；还做育儿、养老的服务项目。他们自己总结：第一，做活动是新农协的生命，通过活动能激发大家的热情，活跃农村，促进人心的凝聚和合作经济。第二，强调培养妇女骨干。有个妇女一年前还很腼腆，现在已经当上了新农协的副总干事。她一个人就可以带动一片，先从跳舞、搞活动开始。现在新农协在当地已经很有影响力，老百姓感觉“老供销社联系群众的精神回来了”，大家都乐意把自己的需求跟供销社讲。

　金店全镇1万多户，现在加入新农协的接近6000户，从6个村推广到33个村，整体形势不错。乡镇供销社和新农协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由县供销社管理。县里还有试点办。农协理事会由农民组织，但一定要请政府派人参加，理事会要接受政府的推荐。这样就可以得到政府的支持和资助，可以带动组织农民中的优秀分子。现在内丘县全县都开始推广金店镇新农协模式。前不久邢台市委、市政府也发文，要在全市推广内丘新农协的经验。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实际情况和经验，把综合农协做起来，把蒲韩的经验推广出去，这是个大事。

 

 

附：

郑冰：蒲韩乡村社区联合社的实践   

 

    我是山西运城地区永济市寨子村的村民，蒲韩乡村社区联合社的理事长。联合社在蒲州、韩阳两个乡镇辖区内，共有24个行政村，43个自然村，2万多户，8万多亩土地。目前联合社共有3865户社员。

 

联合社的艰难起步

 

    我们从1998年开始搞技术培训，当时觉得农民的农资投入比较盲目。2001年，我们组织了很多妇女搞跳舞活动。2004年，谢丽华老师到我们那里说，你们妇女活动这么好，但村里怎么这么脏？这话让我们觉得脸红。我们赶紧发了封倡议书，动员大家清理村里的垃圾，只用了三天时间，全村204户就把10多年的垃圾都清理完了，大家都感觉很振奋。那时村里的路坑坑洼洼没办法走，为此我们成立了理事会，组织村民参加义务修路。永济市政府、妇联开始关注我们。

　2005年，我们接触到杨团老师和温铁军老师。杨团老师给我们讲了“综合农协”，如何组织培训搞合作社。我们很快组织了7个经济合作组织、7个手工艺组织、7个妇女组织，以及蒸馍厂、涂料厂等，但到2007年这些项目就失败了。我们体会到，合作社组织起来容易，管理并不容易。

    2006年开始，中央从搞新农村建设，2007年发布了《合作社法》。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感觉政策在不断完善之中，及时引领新农村建设。2006年我们村曾被评为“新农村建设样板”。

    2005年，合作社把村里175户的870亩地合在一起。当时分管农业的书记、市长都来了，说土地问题是高压线，你怎么敢这么干？我说，这是大家自愿的。当时市长说了一句：“你要不把‘千亩生态园’搞好，农民会吃掉你。”到了2007年，因为合作社管理成本太高，真的做不下去了，只好解散，870亩地放回了各家各户。

 

把农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

 

　经过反思，我们体会到：在农村经济目标不一定是第一位的，农村生活才是第一位的。回过头看，我们的技术培训、妇女跳舞、环境卫生，正是这些活动把大家合作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做农村工作不能太心急，要稳步发展。把农户的地集合在一起，不外乎就是引导农户科学种植、技术培训、统一购买价格合理的农资和服务、联合起来做销售。为联合起来的农民提供服务，才是合作社要做的。

　合作社的服务空间在这43个村子，组织了上千名妇女参与的舞蹈活动，几千人参与的农民运动会，制定了2009-2018年的10年计划，把公共服务做起来，在此基础上把与生产相关的经济合作做起来。2012年我们组织了联合社，联合了28个专业合作社，按地区划分了12个办公业务点。从2009年到现在，在老师给我们提供的指导和培训的基础上，我们现在拥有113名核心团队成员，而且70-80％是年轻人。

　参加跳舞等活动的全是中老年人。在2009年开始组织合作社的时候，先让社员把自己的子女动员回来。其实，年轻人的父母并不乐意儿女为一年几万元在外面打工，尤其是不愿意看到子女结婚之后和家人孩子分开的状态。现在，我们这个团队成员有很多母女、母子、夫妻。

    而这时，青年和中老年之间的矛盾又产生了。我们努力改变家长式的管理，让年轻人多参与地里的劳动。年轻人刚回来不愿意种地，我们特意组织大家一起干农活，早上天不亮就下地，风吹日晒，年轻人感到集体劳动很有趣，也感到农活的辛苦，才真正理解父母的不容易。我们向年轻人发问，能不能改善辛苦劳作的传统方式？年轻人的想象力和创作力是蛮丰富的，现在几乎所有地里的重活都可以由机器设备来完成。

 

多样化种植和生产服务

 

    大家总说农业生产收益不行，我住的街巷共有17户人家，其中一户在西安做老板，另有两户在外面开小饭店、打工；其余14户都没有出外打工做生意的。这14户人家都盖了楼、买了车，收入几乎全是靠种地。有的人家有上百万存款，他们一天工都没有打过。

　种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收入？主要来自土地流转、土地确权。2013年，我们村3000多户社员共有3万多亩地。大家发现，土地流转的大户经营得也不太顺利。我们找到一些自己的地不够种的能手，把几十、甚至上百亩的土地都转移到种庄稼能手那里。现在我们3000多户社员共耕种着7万多亩地。

　2001年市里动员，说加入世贸了，鼓励大家种果子，说比种小麦效益好。但种了这些年我们也看到，种经济作物市场波动很大，苹果最低才卖3毛钱，大家就都要去砍苹果，改种桃树或芦笋。从2009年起，为了寻求经济收入稳定，开始搞多元种植。我们这7万亩土地一直以户为单位，一户最好是5-10亩地种一样作物，每种最多的不超过50亩。每家都实现多品种，避开市场风险。去年夏天下冰雹，我们的香椿、杏、桃已经收了，但后面的柿子和核桃受损比较大。

    我们听说国家现在要进口很多粮食，就跟社员们讨论，这7万亩地不能都种果树，要拿出1万亩地种小麦。2009年，我们推动每家农户拿出一亩地做土壤转换，少用或不用农药化肥；搞秸秆还田，采用生物防治法减少病虫害，比如用粘蝗板、杀虫灯诱杀害虫。这些防范措施一旦产生效果，农业生产肯定会有一个大变化。

　现在围绕43个村和3000多户的植保服务体系，从土壤转化到植保服务，我们已经完成了几万亩土地的联合。生态多元化也是一种模式。现在我们的粮、棉、稻、果，形成一个几万亩的多元结构。这几万亩土地、几千户，已经形成了技术服务体系，也形成了与市场的对接。

 

组织统购统销，引导村民消费

 

    我们在43个村里设有18个辅导员，都是普通的农村妇女。一人服务3-5个村，210户左右。辅导员天天入户，正确互动，这是我们辅导员的岗位优势。在运城、永济也设立有薪酬的辅导员。

　我们蒲韩联合社的服务空间很广，联合社可以跨乡，合作社可以跨村。但不符合我们理念的不能成为我们的社员。联合社有18条规定，比如赌博的、对老人不孝顺或对孩子不正确引导的，就不能加入合作社。   

　农民加入我们消费店的消费社员，也做一些消费方面的引导和规范。比方年货统购。大家过年都要买年货，我们统一提前一个月预定，3000多户大概有100多万元的量。这100多万中，50多万消费采购当地产销品，引导大家多吃核桃、枣、花生。比如说我们在永济、运城的社员，让大家多吃我们当地的花儿蘑。我们也和其他合作社互换小米、大米、枣。只要是我们社区的社员在永济、运城打工做生意，我们就把他的消费对接上。联合社每个月都有日用品统购，我们把这些服务项目整理成专供，日用品是其中一项，有专人负责，看似小小的油盐酱醋，结果统一买盐，一下子要20多吨。同时，统一供销杜绝了假冒伪劣产品。市场不一定都在外部，3000多户社员每年互换产品，一年就达300多万，销售总额就是600多万。

    在永济有3800户是我们的合作社社员，每一户都有信息档案，记录得很清楚。 3年前我们在永济开了一家消费店，连接这些社员，这一连接不得了，把周边都连起来。现在我们在永济、运城两个就近的社区设有消费店，在这里消费的社员有8000多户，及时给社员配送面、油、菜，一定要送到厨房。

 

开展信用互助

 

    2012年起，国家规定统购统销的合作可以开展信用服务。我们当年就启动合作社社员的信用互助，这种互助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第二年有3000多户需要资金，一些很弱的农户根本借不到钱，连借钱的信心都没有。我们设置了2000元的无息借款，提供给他们。核心问题是合作社提供什么服务？为谁服务？在2012-2014年间，共有20几户逾期，其中没有一户是因为种植或者小规模养殖而逾期的，大都是做生意的。信用服务中，农民（特别是种地户）是讲诚信的。我们的信用服务体系从2013年运营到现在，利率一年一年下降。但我们发现，信用服务是一个杠杆，可以使几千农户之间建立起一种更加紧密的信任关系。

 

为老人、儿童、妇女服务

 

    上级领导和杨团老师都曾经提醒我们关注老人的养老问题。我们统计以后发现，75岁以上的老人有2000多位，社员越来越趋于老龄化，如何让他们生活得更加安心？我们办了“不出村养老”服务，一村十几位老人不出村，每个老人的子女每月掏200元，进行互助养老。现在我们有16个村采用了这样的养老方式。虽然不赚钱，但给了老人很大的心理安慰。老人们觉得国家政策这么好，每个月还给80多岁的老人发钱，老人在一起那种状况，非常美好。另一个村搞了个老年公寓，投入几十万，年年要找钱才能维持，镇长书记也头疼。这种服务体系的构建，让联合社越来越有底气了。

　2016年我们启动了对60岁以上老人的信用服务。55岁到75岁之间的社员，只要你愿意养点小鸡、养猪、养羊，不是大规模的，我们一定尽全力提供服务。有600多户这样的老人在做力所能及的事，还能有点收入。老人实现了自我养老，保持了一种自信状态，他的感觉就不一样。这个服务是我们现在全面推行的。

　在永济、运城的一些老人退休，听说有这种不出村的互助养老，也愿意回到村子里来，生活舒服，还可以和亲朋好友一起安享晚年。

    我们前年开始，做了3岁孩子的“小私塾”，也就是不出村的幼儿教育，今年已经做了10个村。村小学校的校长找我，说你们这么一做，周围两个村20个孩子都进不了我们幼儿园了。我说，我不是和你竞争，这些两三岁孩子如果送出村去教育，对孩子不太好。乡村是一个非常自如的空间，我们就是带孩子们到田间去观察玩耍，培养他们的想象空间。校长说你这样就影响了我们上万元的收入。我提出，我们理事会讨论一下，可以从合作社公益金里提出钱来给你补偿，我们可以一起做教育。现在村里小学才教到二年级，这43个村有600多个孩子要到城里上小学，家长要陪着去，在城里租房，占着一个人天天送孩子，不知道要多花多少钱。把这些孩子争取回到村里，村里这么好的环境，完善我们的小学教育才更好。

    联合社的妇女不仅仅是跳舞，还要把老人、孩子、妇女组织起来。我们有18个手工屋，有一批妇女把芝麻做成香油，把黄豆做成豆腐，把红薯做成粉条；纺线织布，把棉花变成线，变成布，其实这个过程中就是老人把手工艺传承给下一代。孩子跟着老人学这些手艺，这才真正是天伦之乐。

 

树立正气，弘扬正能量

 

    农村是一个家，不可以用工业的或城市的逻辑去经营。农村是熟人的空间，所有的事大家互相都清楚。农村的制度构建，不是说你写个纸写在墙上就完了，人和人之间有无形监督的一种制度，它是隐含在熟人口碑的传播里。在这个熟人空间里，主导的正能量一起来力量很大。

    农村用所谓现代管理方式是行不通的。村干部的约束力也要靠口碑。合作社的监督也需要村干部，我们也请村干部对我们提意见。各村干部要做工程搞乡村建设，少个万八千块钱，我们合作社都会拿点钱来补贴。我体会，农村是一种道义的自然的文化。所谓道法自然，一定有人文因素在里边。现实中也有落后愚昧的东西，关键在于怎么用新的理念引导。

　啥是集体经济？村两委是集体，村是集体，我们合作社也是集体，学校也是一个集体。我们的老年协会、书法协会都是一个群体，这些群体都在产生正能量。最近村干部传达上面精神，要把公益服务、精准扶贫做“到点”。但做“到点”不能养成“等、靠、要”的惯性，农民完全可以自立自强的。我们坚信，未来的政策会越来越好，我也很庆幸做个农民。

　　   

    （编辑  杨利红）

 

^*杨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