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主席此次访美取得了成功。这种成功不仅体现在双方列出的成果清单上，更在于此次出访巩固了中美关系的基本面，遏止住了前一段因南海、网络等问题的争拗导致两国关系逐步下滑的趋势。虽然没有出现事先一些人士所期待的“惊喜”，但还是巩固住了这一世界上最重要双边关系的稳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习主席访美，正值美国进入选举期，实际上奥巴马政府在中美关系方面已经没有取得突破的余地。习主席在国事访问中特意加重了与企业家、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这一夯实基础、布局的长远之举，却更加富有实效。它标志着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社会的认知、对美国政治运作特点的把握，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大国间的关系，往往厚重而复杂。习主席刚刚归来，就签署了具有排他性的TPP，而奥巴马却专门以“不让中国制定规则”来说事。这让对中美关系过于乐观的人都大失所望。其实，大国关系难以用“好”或“坏”的两极判断来简单概括。尤其是中美两个大国，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要代表国家，一个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一个是老牌发达国家，一个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以金融服务业等虚拟经济为主要赢利模式的国家，一个是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国家。这三大区别，造成了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这些矛盾始终存在于中美之间。

然而，中美之间存在矛盾只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中美之间还存在共同利益。中美双方对目前的全球秩序有基本认同，双方都希望国际环境保持总体安全，也希望维持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中美在世界大棋盘上落子布局、各不相让，却都要共同维护基本稳定，谁也不愿意打翻棋盘。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博弈式共生的关系，它充分体现出中美关系本身就是矛盾的统一体。利益的交集与结构性矛盾并存，既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也是导致中美关系充满复杂性的原因。因此，我们不可期待中美关系会像湖泊上的小船那样单纯而平静，而是在太平洋的波涛中寻求这艘巨轮的动态平衡。

现在的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一方面是中方反复阐释中美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是美国官方的有意识忽略，以及美国战略界对中美关系是否处于“转折点”的讨论。这种各说各话的局面，反映了中美之间的战略温差。而这正是中美关系复杂性的体现。

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复杂性的存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不仅有99：1的阶级对立，也有拉丁裔、黑人与其他族裔的种族冲突；在资本家内部还存在着金融资本集团与产业资本集团之间的争夺。这些国内矛盾不仅会推动美国国内政治潮流的涌动，也会传导到世界政治的舞台。国内形势越不好、矛盾越尖锐，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和冲击就越大。目前美国正在进入选举季，许多参选人常常把对华采取强硬态度，作为其重要的选举策略。对此，我们不必特别在意，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知华派”学者加入到对华政策的政治检讨中来，并表达出要遏制中国的普遍意向，这有可能是美国对华政策将做出调整的先兆。对美国的政情、舆情，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与分析，不能遮遮掩掩，更不能报喜不报忧。博弈也需要“知彼知己”，否则就会下误判、出恶手。

同样，中国也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一个占世界经济总量第2位，同时也是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希望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却又不得不面对领土主权争端和外部威胁的国家；一个拥有最古老历史，但又缺少现代全球治理经验的大国。而影响中美关系的最大矛盾之处在于，中国近年来的发展本身正在改变全球秩序和削弱美国在亚太的影响力；而中国总在表达不谋求改变全球秩序和不排斥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真诚愿望。中国不能不发展，可自身发展就是在改变亚太乃至世界力量平衡，美国就需要进行战略再平衡。中国本无错，但发展太快就成了大错。成语所言——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对要维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边缘结构的美国来说，中国的确在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中美关系正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主要原因在于中美两国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在2008年之前，美国在全球经济领域地位巩固，也能够从总体上控制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世界体系的运行。自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国家综合实力受到很大削弱，而中国的经济力量却日益凸显，此消彼长的趋势不仅撼动了美强中弱的稳定基础，也改变了美国曾经宽宏的国家心态。一个传统大国的“更年期”与一个新兴大国的“青春期”就这样历史性地遭遇了，其间种种恩恩怨怨除了用“复杂”二字便无法概括。至少是目前的美国，仍然很难接受中国成为平等伙伴的事实。特别是美国经济呈现出有可能摆脱危机、逐步向好的情况下，更难以接受由中国提出并定义的“新型大国关系”。在最简单处的执拗，通常体现了人类最复杂的情感——认同与排斥，当然也包括“羡慕嫉妒恨”。作为国家——一种人类共同体，在种种情感之外，还存在着基于整体利益和未来局势的冷静盘算。大国之难，难就难在如何拿捏彼此间的消长之势。对美国来说，就是要判断自己所主导的全球秩序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容纳中国的持续发展。

TPP的签订，发出了“美式全球化”周期正在走向终结的明确信号，它体现出奥巴马政府已下决心，通过设立一个具有排他性的“小圈子”来维护美国利益。如果协议通过，这就意味着中美双方经济联系有可能逐渐疏远，而在政治上也会日趋疏离，对分歧点的管控难度也会增加。这表明，未来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一个动荡周期，还有可能要走一段下坡路。杨万里有诗云：“莫道下山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对充满挑战与曲折的中美关系前景，我们要有战略定力，看到其中的必然因素。

说到底，美国所坚持的自身利益最大化，是资本主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因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而中国不可能事事让步，面对必须维护的国家利益，需要与美国进行博弈和斗争，这决定了中美关系中必然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也就造成了中美关系的不稳定。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危机有可能反复发作的背景下，美国时常会根据危机冲击的程度，或威逼或利诱中国去承担更多责任，这种一会“大棒”、一会“胡萝卜”式的手段转换，经常会在美国政治家的言辞及外交等领域表现出来，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抱平常心——曲折性本就是大国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最近有媒体炒作，奥巴马政府已经授权美军太平洋舰队派出军舰到南海，并且要进入中国主张的12海里领海线。这一具有挑衅意味的行动，无疑会造成中美关系的紧张。而这种紧张，很可能是美国方面特意制造出来的“可控紧张”。在2010年东盟与中国建立10+1自贸区以来，美国就先后在亚太区域多个地点制造“溃疡面”，利用军事力量来虚张声势，以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美国通过挑衅举动来造势，说到底是为了谋利，而不是求战。对此，我们应该有精准的研判。特别是受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制约，美国政治中常常出现“号音不定”的状况，我们应了解美国政治和媒体运作的特征，不必随之起舞。

在今后一段时期里，真正有可能造成中美全面对抗的风险来自台湾。这一情况正由于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日趋台独化，而美国对台独表现出暧昧态度。如果美国新任总统缺少对此问题严重性的认识，而台独势力又在实质破坏两岸关系的稳定，中美就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出现正面交锋的危险局面。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中美关系也是如此，做足了可能转坏的准备，就可以向好的方面努力。从历史上看，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与全球格局有着直接联系。也就是说，是世界发展大势在左右中美关系的演进。而目前的世界大势就是多极化，以往由一个国家主导世界体系的时代正逐步逝去。我们处理中美关系，就是要从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世界格局历史高度入手，去建立真正平等的两国关系。

金融战与主权信用创造

什么是金融战

金融领域里有许多争夺和厮杀，它属于市场行为，不是金融战。无论是投资还是投机，做多还是做空，都源自于人的趋利本能，这是金融资本市场中的常态。

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金融战，特别是迄今40多年来的金融战，差不多都是国家行为，而且基本上是一个国家使用一种货币的行为。这个国家的名字叫美国。

美国的金融战是一种国家行为，它运用金融武器，其中也包括一些金融投资机构所使用的各类金融工具，在金融战中搞垮其他国家的经济。武器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就看你用来做什么。猎枪可以杀死猎物，也可以杀人。金融战和金融投机行为的区别也就于此，它们同样都可以开枪，而两者达到的目的不同。金融投机行为是为了让自己获利，而国家行为是要通过损害甚至搞垮一个国家，使本国获利。这是一种特殊的战争。

美国打金融战主要是制造趋势。当一个趋势形成之后，索罗斯这些金融投机家们就有了用武之地，他们在为自己获利的同时也让美国实现战略利益，而金融战的本质和最终目的都是要争夺资本。

美元的绊脚石

    45年前，也就是1971年8月15日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它的重要性甚至并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逊色。二次大战后，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大英帝国手中接过了货币霸权，为了拿到这个霸权，美国政府给全世界做出一个承诺：全世界货币锁定美元，美元锁定黄金，每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当时全世界75%到80%的黄金储备在美国人手里，美国人认为用这样规模的黄金储备为美元背书没有任何问题，并认为就此能够拿到货币霸权。人算不如天算，从1944年7月到1971年8月，美国人踉踉跄跄地走了27年后，发现其实它没有实现货币霸权，因为黄金成了美元的绊脚石。只要信守每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承诺，美国就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印刷货币，但是因为承诺在先，美国人最希望获得的霸权却无法得到。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人愚蠢地连续卷入了两场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使美国人损失弥巨。朝鲜战争阵亡45000名官兵，越南战争阵亡49000名。仅越南战争，美国就损失军费8800亿美元。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每年的GDP才2万亿美元。可是即使花掉这么多真金白银，但战争还没有结束，美国还需要在越南战场上投入更多军费，但是美国已经拿不出钱来了。

美元“一仆二主”的窘迫之境

这时候西方的经济学家、政治家都看到了美元的窘迫之境。比利时的经济学家特里芬发现了美元的两难问题，即“一仆二主”。美元既是美国的主权货币，又要担负起国际储备、国际结算、国际流通的责任，这就使美元“一个仆人”要伺候“两个主人”：美国自己和全球市场。这本身就产生了一种悖论：美元要为美国服务，才能让美国获利；可是又必须担负起为全球提供结算货币的责任。美国不是救世主，不是慈善家，不会白白把钱给出去。怎么办？美国只能用钱买东西，通过这种方式为全世界提供流动性。为了获得美元这样一个国际结算货币，全世界就要把自己的产品和资源卖给美国人，美国借机可以压低别国资源和产品的价格，然后从中获利。可是如此一来美国的资产负债表上就出现了逆差。这时候美元还想成为一个在国际上有信用的货币，就变得困难了。

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

美元一直处在逆差中，导致在国际上的信用一路走低。法国总统戴高乐问财政部长、央行行长，法国现在有多少美元？财政部长报告说，大概有22到23亿美元。戴高乐说，把它们全部提出来给美国，把黄金换回来。法国人这么一干，世界上其他有外汇盈余的国家纷纷效仿，美国被逼到了死角上，直到1971年8月15日，美国再也撑不住，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美元与黄金脱钩。

有人认为，美元与黄金脱钩是一个阴谋，我倒倾向于认为美国人此举是出于一种无奈。但是1971年8月15日注定要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日子之一。从这一天之后，这个世界上诞生了一个金融帝国，而人类也就从此开始进入金融殖民的时代。

当时，美国的财政部和美联储委托一个年轻学者迈克尔·赫德森，让他研究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对美国和世界会产生什么影响。几个月之后，迈克尔·赫德森拿出来关于黄金非货币化影响的报告，30多页纸的报告其实就说了一句话，短期对美国有好处，长期如此无异于慢性自杀。但是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官员们拿到这个报告以后喜出望外：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事情，我们仅仅靠印纸币就能从全世界获利。为什么不让它从短期变成一个长期的好处呢？于是这就变成了美国长期性的一项国策，美国人通过印刷货币，从全世界获利。

    有人会问，你这么说有证据吗？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实永远掌握不到它的直接证据，但重要的是从它长期的行为中体验它的指导方针。

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只有两个办法。一是靠判断，二是靠逻辑。为什么我说美国人40多年来把它变成了一项国策呢？从1971年8月15日之后的40多年间，只有克林顿时期短暂的两年，美国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了贸易持平，其他时间则是年年逆差。美国的金融和高科技人才高手云集，怎么独独解决不了逆差问题？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正是美国人要做的事情。

没有锚的美元，将漂向何处

    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就像一艘大船摘掉了锚，它将漂向何处呢？美国政府自己也知道，货币没有锚是不行的，总要锚定一个东西。美国人当然相信可以用政府信用来支撑它的货币，这种货币被称之为主权信用创造。但是仅仅靠政府的主权信用，足以长期支持美元吗？当时正是冷战时期，美国即便可称为是世界的老大，政治影响力强大，科技创新力与经济实力也很强，军事力量更强大，但当时还要面对另一个强敌苏联。仅仅靠美国的国家信用，还不足以支撑美元的地位。

所以美国人想到，美元应该跟另外一支锚挂钩，那就是大宗商品。1973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两年，美国人让美元跟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宗商品石油实现了挂钩。美国利用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机会，迫使欧佩克组织同意，全球的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获得了这个权利之后，美国实际上迫使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不得不接受美元——只要使用能源、进口石油，就必须使用美元。通过这种信用创造，美国强制性地使美元成为国际结算货币，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货币如何变成了“祸币”

    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一国或一个经济区域因为货币供应不足，或者说资本不足，抑制了工商业的活力和经济的发展。当美元变成纯粹的信用纸币时，这种情况突然就扭转过来了。当年货币供应不足是因为要使用黄金这种货币，而黄金或白银的开采量是有限的，这就导致流动性不足。也就是贵金属货币跟不上人类经济发展的需求。

    而现在美国人突然找到一种方式，用纸就可以变成货币，然后就可以无限地创造出资本，它对于经济实际上是有推动作用的，但是与此同时带来的麻烦也很大。美联储从1913年成立到2013年，一共发行了10万亿美元，听上去不算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但由于美元是国际结算货币，按照现在的统计，它在全球的流通量每年达到了2000万亿美元，而全球的实物GDP全部加起来不过70多万亿。

    这么多美元在全球流通，显然实体经济是跟不上它的，怎么办？美国就要为美元找到去处，找到消化、存放美元的办法，于是找到虚拟经济这个池子。全球的资本在虚拟经济池子里的流通量远远超过了在实体经济中的流通量，这就为那些金融投机家们提供了巨大的施展空间。从1971年8月15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政府第一次获得了可以随意发行美元的权利，就会充分使用这个权利。大量的美元就像洪水一样倾泄出来，美国人当然不能让它淹了自己，而是要向外倾泄，涌向其他低洼地方。这种行为可能使目的地国家或地区意外地获得充足的资本，让所有项目都能够获得充足的资金，有可能出现短暂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是美国人种下的，最终是要收割的。

    收割的办法是什么呢？美国的办法就是“关闸断流”，如今美国人已经三番五次在尝试这个事情。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渐渐开始呈现：从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人就开始开闸放水以后美元大致经历了三大周期。

美元三大周期

美元周期：10年走弱，6年走强

从1971年开始到1980年，美元走弱10年；从1980年到1986年，美元指数走强6年。从1987年到1997年，美元指数再次走弱；1997年到2002年美元指数再次走强。然后从2002年美元指数再次走弱，一直走到2012年。从中我们看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10年走弱，6年走强；这样的循环至今已经走了两个半周期了，即将又是一个6年走强。最早是日本的女经济学家岩本沙弓发现了美元的一个大致周期，她说美元大约有连续两个60多个月的走低之后，会有80多个月的走强，然后接着又是两个连续60多个月的走弱，然后又是一个80多个月的走强。中国的一位研究黄金的经济学博士后来把这个周期更加量化，认为美元大致是个10年走弱，6年走强的规律性走势。在这样一个周期期间会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一次美元周期与马岛之战

1971年到1980年期间，是美元指数走弱的时期，也意味着是美联储将打开“泄洪闸”进行泄洪了，拉美成为美元的“泄洪区”，获得了充足的流动性，拉美的经济就出现了繁荣。拉美人自认为很了不起，觉得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奇迹。可是在美国人眼里，你只是一只孙猴子，根本翻不出美元的掌心。到了1980年，美联储关掉了泄洪闸，减少对拉美的资本供应。拉美开始出现金融危机的征兆，但这还不意味着这些资本自然就会回到美国来，美国需要一场危机把这个地方的钱撵出来。怎么能够以最快的方式来一场危机，就是打仗，战争是快变量。当时，为了使阿根廷已经面临危机的经济得以转嫁，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发动了马岛战争。开战之前，他专门征求了美国总统里根的意见，里根当时的回答是，这是你们和英国人之间的事情，与美国无关，我们不持立场，我们保持中立。加尔铁里信以为真。结果阿根廷惨败。战后拉美的投资环境迅速恶化，这时美联储不失时机地吹起加息的号角，于是那些犹豫不定的投资人把资本迅速从拉美撤出来，纷纷追捧美国的金融市场和加息后的美元资产。美国实现了一个债市、期市、股市的“三市齐牛”，让美国人赚得盆满钵盘。美国人赚够了并没有收手，拿赚到的钱重新回到拉美，去收购拉美跌到地板价的优质资产，又狠狠地再剪了一回拉美的羊毛。

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联储可以自由发行美元。但美国人开销很大，财政和贸易赤字越来越多，那么美联储是不是可以继续印钱呢？如果无休止地使用印刷货币的权利，美元就将贬得一钱不值，为此美国人就通过发行国债，把这些钱借回来，左手倒到右手上，然后再次花出去，这样就使美国形成了一个金融循环链条。所以美国根本不害怕贸易逆差。只要美国能做到资本项目是顺差，只要能借到钱，经常项目即使出现40年的逆差也无所谓。而保持资本项目的顺差不那么容易，要跟其他也需要资本的国家进行争夺，这就是金融战的根源。

第二次美元周期与亚洲金融危机

1987年，美元指数再一次走弱，这一周期又是10年，一直到1996年年底。这一次的“泄洪区”是东南亚。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世界上经济最热的词是“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尽管在这10年里这些国家和地区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但也仍然没有跳出美元的掌心，1997年美联储开始关闸断流了，东南亚开始出现金融危机，资金链条开始断裂，流动性不足。这个时候美国人要把资本从亚洲撵出来，靠什么办法？还是同样的办法，那就是让这个地方出现危机，让投资环境恶化。

东南亚当时的形势候打一仗几乎没有可能。但不打仗不等于不能制造危机，于是索罗斯带来了量子基金，身后跟着全球上百家对冲基金。他做足了功课，搞了各种各样的宣传攻势。然后选准了东南亚最薄弱的环节——泰国泰铢，发动群狼似的攻击，一个月便攻陷泰铢，然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经过传导效应，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俄罗斯等都被席卷，形成亚洲金融危机。

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不失时机地再次吹起加息的号角，在亚洲聚集的这些资本迅速抽逃到美国，一是避险，二是去挣加息后美元资产的钱。但是真正获利的依然是美国，这次给美国带来了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的第二个大牛市，让美国人再次赚得盆满钵满。而美国人拿到这些赚到的钱返身来到亚洲购买当地的优质资产。当时，韩国的大妈们纷纷为国分忧，捐出自己的金手镯、金项链、金戒指，阻止西方国家的资本，特别是美国的资本购买韩国的优质资产。但是她们的力量太薄弱了，最后韩国政府不得不使用行政手段，制订了法规宣布，任何时候韩国的优质品牌如三星、大宇之类的企业，即使破产，也不得卖给任何外国资本，这才挡住了国外的恶意收购。

第三次美元周期与中国发展

    这个事情再一再二，是不是还会有再三？如果从2002年美元指数走弱开始算的话，它的这轮周期应该在2012年结束。假如2012年结束，“泄洪目的地”就是曾经在过去10年里被美元充分灌溉的地方，它应该出现危机才能让资本撤出来。可恰恰就在2012年，钓鱼岛、黄岩岛这些事就全来了。它仅仅是个巧合吗？难道不是美国人为了这10年到来的时候，预先布下的炸点吗？

    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认为，它已经成为一个可以靠印钱就能活下去的国家，谁还愿意去干脏活、苦活、累活呢。美国的中低端制造业全部变成垃圾产业、夕阳产业，都转移到了其他的国家，美其名曰“全球化”。让其他的国家成为美国的工厂，给美国打工，美国则开始玩起高端的金融游戏。但美国人玩过了头，玩出了次贷款危机、金融危机。怎么办？不恢复实体经济还有什么办法呢？实体经济又如何恢复呢？

    当时奥巴马亲自找乔布斯，问他能不能把企业从中国迁回美国，美国需要你的工厂，需要就业率。乔布斯的回答是做不到，因为美国无法在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给予企业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而这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深圳、广州、珠海、温州、苏州、杭州、上海，全都可以做到。美联储只得再一次开始搞一轮接一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小布什干了三回，连印了三次钱，然后把烂摊子交给奥巴马，奥巴马上来就连印了四次钱。这就意味着美国一直在泄洪放水，所以说美国人只要QE，只要量化宽松在继续，就无法关掉闸门。

    既然无法关掉闸门，2012年的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菲黄岩岛争端这些本来可以成为炸点，给地区的投资环境带来破坏性的事件，美国人就不能让它爆发。所以说钓鱼岛、黄岩岛都没有最后成为一个爆炸点，如此一来，大家就耐心地等待，等到美联储结束QE。2014年初，美联储宣布将在本年度某个适当的时候结束QE，新的情况开始出现。

    2014年上半年，中国和越南因981钻井平台险些擦枪走火。但是由于时机还不到，表面上看是我们很理性地把它处理了，但实际上是美国也不需要那个时候完全炸响。2014年的5月我到香港，有关方面估计，香港占中即将发生。但是从5月直到9月下旬什么都没有发生，然而，9月27日美联储刚宣布结束QE，9月28日香港占中就发生了。香港占中的组织者猖狂地叫嚷，这次一定要流血，只有流血才能解决问题。背后的台词是，一旦流了血，西方就有足够的理由对中国进行制裁，然后你的投资环境就恶化，资本就会抽逃，美联储就可以加息了。但是在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克制下，“占中”事件平稳解决。。结果，美联储举着加息的号角就是吹不起来，一直到2015年12月初才勉强吹响。可是勉强吹响后，形势也完全不像前两次那样，一听到加息的号角，资本就大举回撤。为什么不是这样？因为中国和欧洲。（未完待续）

（整理  迟晨光）

自2012年以来，围绕中国是否应该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国内学术界和政府决策部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些人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在未来五年左右时间内就可以实现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他们列出了若干加速开放的理由，如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助于减少贸易顺差和实现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有助于倒逼国内经济改革等等。不过，也有一些人认为，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时机并未成熟，过快开放资本账户将导致金融动荡甚至危机。

中国已经具备加快资本账户开放进程的条件了吗？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成果显著

上个世纪90年代末，在宣布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之后，中国便启动了资本账户的可兑换进程。15年以来，在渐进模式下，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在共计40项资本账户的具体交易中，中国有14项实现了基本开放，23项实现了部分开放，只有3项完全不开放。基于这些交易的开放程度所构建的资本管制指数从1999年12月的64%下降为48%。

从主要类别的情况看，目前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具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外商来华直接投资（简称FDI）属于部分自由化，一般情况下，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对FDI仍然进行事前审批。但是，由于地方政府通常存在很强的引资冲动，我国FDI的开放度要高于法规所允许的开放程度。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家有关方面正在酝酿修改《外资法》。如果修改内容获得通过，FDI有可能不再需要事前审批。第二，居民对外直接投资（简称ODI）基本上是自由化的。总体而言，这类投资的规模还比较有限，部分原因可能是受到居民投资习惯和投资能力的制约。第三，股票和债券的跨境投资基本上也属于部分开放。无论是流入还是流出，目前主要采取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做法，并实行比较严格的数量限制。截至2015年8月28日，批准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简称QFII）的投资额度为767.03亿美元，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简称QDII）的投资额度为899.93亿美元。另外，还有不到4000亿元人民币境外合格投资额度（简称RQFII）。去年以来，我国又出台了一些新的开放措施，如沪港通，允许外国中央银行、主权财富基金等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等。第四，国际借款属于部分开放，中长期借款需要获得事前审批，短期银行信贷则实行余额管理。第五，对于货币市场工具和金融衍生品投资，则实行严格限制，属于未开放领域。

总体上看，我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在直接投资领域。下一步的开放领域，将主要集中在证券市场开放（除扩大乃至取消境外投资者对股票债券的投资限额外，开放领域将扩大到货币市场工具和衍生产品），允许境外投资者投资于这一领域，以及允许境内居民更为自由地从事境外证券和其他形式的投资。

审慎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六个理由

在未来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仍然需要非常审慎地对待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之所以如此，主要有六个方面原因。

第一，迄今为止，关于全面开放资本账户是否一定有利于经济增长，学术界并没有获得一致的看法。尽管在理论上资本账户开放具有促进资源配置、实现跨期均衡和分散投资风险等好处，但在近年来国外学者所做的大量实证研究中，仅有一半认为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余则显示不相关甚至负相关。其经济学解释是：资本账户开放不仅包括各种潜在的经济利益，也包括相应的成本（集中体现为金融危机）；如果成本超过了利益，开放自然就难以促进经济增长。上世纪80、90年代，拉美和东亚一些国家的金融危机与资本账户的不审慎开放不无关系，危机曾使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倒退了很多年。

资本账户开放后产生的金融动荡和危机，通常与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和流出有关。不少研究显示，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往往因非理性或羊群效应引起，是市场失灵的结果，最终导致有关国家陷入资产价格泡沫的生成和破灭周期（Boom-Burst Circle）。正因为看到了这样的开放后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2012年起改变了长期以来鼓励各国开放资本账户的立场，认为当面对大规模资本流入冲击时，一国应该将资本管制当作可选的政策工具。

以上有关理论和经验提醒我们，对于中国是否应该完全开放资本账户的问题，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二，如果最终需要更大程度的开放（特别是跨境证券资本的完全自由化），那么时机仍然是个重要问题。已故著名国际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教授早在1993年就提出，对于那些转型经济国家，资本账户开放应该是所有经济自由化改革的最后一个环节，这个被称为“经济自由化改革顺序”的理论得到了诸多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政策实践的验证。凡是按此顺序渐进推动资本账户开放的国家，通常都成功地避免了金融动荡和危机；反之，则很少能够幸免。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实证研究。根据50个发展中国家从1973年到2005年的相关数据，我们从经济自由化顺序和金融危机之间的相关性的研究中发现，两者是高度相关的，在此基础上运用概率模型对中国未来的改革顺序进行情景模拟。我们发现，如果中国在国内金融改革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在今年全面开放资本账户，那么未来五年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将达到14.2%；如果继续实行渐进模式，在国内金融改革基本完成之后再推动这个进程，那么未来五年发生危机的概率仅为5.6%。

第三，由于人民币汇率改革滞后，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势必削弱中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根据“不可能三角”理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个政策目标，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项。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国内市场巨大，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显然不是明智的选项。因此，如果要实现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必须首先实现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化。今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对中间价报价方式进行改革，使人民币汇率朝着市场化和弹性化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由于人民银行继续进行高强度的市场干预，其改革实际效果仍有待观察。如果人民币汇率不能真正实现有管理的浮动，资本账户开放的汇率前提仍然处于缺失状态。

在汇率制度僵化的状态下，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很可能助长短期资本的投机性攻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危机国家实行了过于僵化的汇率制度，这个教训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第四，中国的金融监管还不成熟，完全开放资本市场很可能导致金融体系动荡。今年3月以来，中国的股市经历了剧烈波动。上证综合指数先是在三个月内上涨了60%，然后又在短短三周内下跌了30%以上。股市的急剧震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监管部门准备不足，应对危机的经验相对缺乏。此外，从一定意义上讲，本次股市动荡是一个标准的（尽管时间很短）资产泡沫生成和破裂的过程。政府加快资本市场发展的初衷，也在客观上助长了泡沫的生成和扩大。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在本次股灾发生的时候，还没有大面积开放资本账户；否则，很可能出现大规模资本外逃和人民币急剧贬值，并引发更为严重的经济后果。

第五，中国的要素市场还不够市场化，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将加大市场扭曲。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最终产品价格已经完成了市场化进程，但诸如能源、电力、环境资源等产品价格仍然没有完全市场化。无论是国内投资者还是国外投资者，都会以价格信号作为自己的决策基础，如果价格信号是扭曲的，结果一定会导致错误的决策。倘若在这种情况下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在增长趋于稳定之后，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很可能成为产能过剩的新源头。

第六，宏观经济形势要求放慢而不是加快资本账户开放节奏。当前，由于“三期叠加”和周期性下行压力，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从国际环境看，美国的加息预期正在不断强化，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外流现象严重。受国内外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过去一年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资本外流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加速开放，极有可能出现我们不想看到的大规模资本外流现象，这是非常危险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前我国甚至有必要加强某种形式的资本管制。这是因为，一方面，为了减少周期性下行压力，我们需要进一步降低利率，实行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尽快推动外汇市场改革，特别是人民币汇率定价机制改革。然而，面对资本外流压力，同时兼顾这两项政策是比较难的，因为降低利率很可能使得资本外流更加突出，并且引发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的交互作用。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不仅会大量消耗宝贵的外汇储备，而且可能导致已经启动的汇率机制改革停滞或倒退。为了兼顾降息、稳定汇率和继续推进汇率改革，加强资本管制应该是当前可取的政策选项。

（编辑  王生升）

* 张礼卿，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教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前，世界上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西方和社会主义的东方两大对立阵营。很有意思的是，两大阵营都号称自己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并且指责对方的民主体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由此掀起了关于“民主及其正确制度”的解释和争议；并且，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根本差异，对于建立何种国际政治关系、世界政治格局也存在不同理念。

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国家由原来的15个减少为5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颓势，一时间西式民主在全球形成大潮趋势，世界“社会主义式的民主”走向衰微。

西方世界认为，他们推行的自由民主取得了“全胜”，有关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之争就此告一段落。凭借对民主概念的垄断性阐释，西方国家占据了国际政治制高点。然而，2008年以来，“始于西方的国际金融海啸深刻暴露了西方政治体制的危机，政治对抗、金钱政治、决策不畅等政治颓势，使得西方制度的政治能力和民主成色大打折扣。”[①]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中国模式”初具雏形，其成就令人瞩目。但在理论和现实的面前，我们仍需要推动和引导民主研究和国际政治议程的转向。

通过深刻反思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民主及其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线索，我们可以分析其内隐动力对世界政治与格局的深层促变。

何种民主？谁之掣肘？去向何方？

众说纷纭的“民主”迷雾

“民主”是当今国际上使用最广、也最富有争议的政治概念之一。东西方世界的学者、政客纷纷热议、炒卖“民主”，其目的有想“占领道义的制高点”的，也有企图在“学术江湖中确立一席之地”的。

其实，“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现象。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从古希腊雅典民主到中世纪英国的议会制度，再到当代民主，民主的内涵与形式均发生了诸多演变。只是到了近现代，民主才成为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内容之一。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神权和皇权逐渐淡化，选举权逐步扩大，民主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充分的发展。之后，民主在西方主要国家实现了从观念向制度、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到20世纪，民主逐渐转化为一个世界性话题，冷战时期“民主、民主化”更是变成西方国家手中的政治工具。

20世纪，民主理论出现一些新的演化，包括以下几种主要情况：精英民主论、多元民主论、参与式民主论等。其中，精英民主论的代表人物有熊彼特、韦伯、萨托利等。其主要观点为：民主是由社会精英或政治家统治而并非人民统治；民主是多元的精英竞取权力的过程，这一过程常常通过采取政党竞争的方式加以实现；精英阶层是一个开放系统，人们有平等的机会加入该阶层；公民定期选举政治精英成为统治者。“实际上，精英民主论一直是西方民主理论的重要传统内容” 。因为精英民主论可以直接为利益集团的核心——政党政治提供支撑。但是，“就其政治实践来讲，精英民主论把民主的内涵缩小到仅仅是政治选择的范围内，把社会各个领域中少数寡头控制的社会政治现象称为民主政治，这实际是对民主的一种反动。因为民主首先强调的是平等，而不是自由。”

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 是“多元民主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现代社会存在公民个体、统治者和多种利益集团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统治者需要个体选举产生，利益集团影响公民，对权力和利益进行多元的公平竞争，这是保障公民参与和公民权利的主要手段；对权力的多元角逐可以避免权力垄断，约束精英的权力，公民通过选举和利益集团的相互竞争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因此民主的决策是一个相对较小的集团之间稳步妥协的过程。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揭示了西方现代民主形式的真实机制在于社会集团利益的竞争。用社会利益集团代替社会阶级，实际上掩盖了民主的阶级内容和阶级性质，忽视了政治权力的特殊决策地位和作用。在金钱支配政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利益集团必须有财力基础，否则难以介入政治。因此，多元民主仍是“资本控制下的民主”。

英国的柯尔和美国的科恩提出了“参与式民主理论”，他们认为，民主是一种人民参与的政治制度，社会成员以社团为基础，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自治或者决策。然而，“参与式民主理论以参与或参与影响决策作为民主的标志，实际上忽视了民主政治中人民的主体地位，因而，它所定义的民主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可以说是一种民主的附属品。”

美国学者萨托利说：“唯一能够真正做到名副其实的民主，只能是宪政制度下的自由主义民主。这包含着两层重要的含义，一是指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条件下……已经难以做到像古希腊那样采用公民大会的方式进行统治；二是指现代民主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每个公民的个人自由，为此，它必须对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也加以限制。”并且指明：“这一层含义更应该受到我们的重视”。

以色列学者兼政客夏兰斯基在《论民主：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威力》中称：只有自由社会才可以实现民主，只有民主国家才可以实现和平；自由与民主符合西方国家的安全利益；甚至鼓吹“为了对不民主的国家进行改造，可以不惜武力。”以及“从美国出发向外推广民主”：“第一，自由世界能够通过施加外部压力来推广民主。第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的领袖能担负起将自由扩展到全世界的重担，粉碎当今和以后对这个世界构成威胁的专制者。第三，向全世界推行美国民主，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更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

以夏兰斯基为代表的一些西方民主理论的研究者,逐渐走出了民主研究学术正轨，这些西方民主论者把民主工具化，主动与西方的霸权势力结合，在近期一系列所谓的“颜色革命”中，充当了以“民主化”为名义的颠覆活动的鼓吹手。

揭示全球民主化的暗流

伴随着民主逐渐进入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化进程，西方学界对民主的研究也发生了重点转向：由设计和检查自身的民主情况转移到关注对外输出和移植民主。

民主理论研究出现了十种值得关注的倾向：其一，民主潮流化研究。将民主视为国际性的政治现象。苏东政变是“第三波”，并企图制造“第四波民主浪潮”。其二，民主测评与排行热。根据“民主—非民主”、“自由国家—非自由国家”、“廉洁—腐败”、“经济自由—经济不自由”等指标对世界各国进行排行，反映了西方世界掌握着“民主”标准制定权和话语权。其三，民主化与全球化研究。这类观点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将给西方民主制主宰全球提供有利的国际条件。其四，民主实现研究。出现了“民主爆炸说”、“民主孕育说”、“民主精英互动说”等观点。其五，民主转型和巩固研究。20世纪中后期出现几次波及全球的民主化浪潮后，阿尔蒙德、派伊、亨廷顿等美国政治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局以及政治民主化、“民主自由体制”的确立与衰退进行了分析。其六，民主的区域性和比较性研究。冷战后西方学术界关注“政治落后、民主不兴”的第三世界，并在注重国际间的民主比较研究中将民主视为全球唯一的、绝对的政治进程，根本无视各国政治发展目标的多元性和道路的多样性。第七，民主策划术与设计术。部分学者热衷将民主技术化、模块化和工程化，并出版各种简化版的“民主教程”、“民主行动指南或手册”，大规模地对国外青年进行民主培训，讲授如何酝酿“街头政治”和“民主革命”，教授示威青年如何与警察打交道，如何使用新媒体，怎样迅速召集多数人起来，推翻目标国政权。第八，民主标准研究。以西方政治为标本，归纳出一系列评判国际民主的标准，并且将其视为国际援助和西方投资必须参照的条件或规范。第九，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因为民主制度是和平的保证。然而在国际政治实践中，这一命题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其鼓吹者宣扬“民主国家”可保留对非民主国家的开战权。第十，民主同盟论。2000年6月，由美国、波兰、智利、捷克、印度、韩国、马里七国发起，在华沙建立了“民主国家联合体”，宗旨是在世界推广并巩固民主制度；2006年前后，美国部分新保守主义分子推出一份题为《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的美国国家安全建议性报告，提出要成立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国际联盟，甚至用它来代替联合国。“民主同盟”论调宣扬自由民主，主张对违背所谓“民主意志”的国家发动国际干预，甚至动武。一些国家的政要公开宣称要实行“转型外交”、“价值观外交”，打造“亚洲与繁荣自由之弧”，等等。

与这些西方民主化潮流互为表里的，是世界上许多“民主化”改革的国家政治发展踏入陷阱和劫难，造成许多政治乱象：

西方民主理论输出、扩展与民主外交背后有地缘战略考量；美国与欧盟对外输出民主，两者虽有理念与策略上的不同，但都是以“民主的名义”行干涉之实；

冷战后，拉美国家和中东地区分别上演“民主悖论”、“异质民主”，这些现象往往被描述为“移植民主”惹的祸，实则是西方大国在“民主”口号下进行的“唯我独尊”、“分裂世界”之新殖民主义的必然结果；

苏联解体的根源，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问题重重的苏联政治、经济改革，并导致了当今俄罗斯政治经济艰难处境；

21世纪初期，一系列发生在独联体国家和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伊朗、突尼斯等国家的以街头政治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其后都有“颜色革命”的策划，而一次次“广场暴动”带来的只不过是权力争夺与政权更替，结果是百姓遭殃、西方得利与真正民主的迷失；

当今国际上一些流行“政治排行榜”背后，也是全球政治的较量与意识形态的斗争。

世界各地民主化的潮流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我们看到了世界政治格局的风云变幻和背后主角们的阴险狡诈，全球民主化的进程不容乐观。

规划中国与世界政治发展的进程

在当今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中国学术界从思想和认识上要树立正确的民主价值观和科学的民主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政治发展和民主道路。[②]

（一）强调发展民主的主体性，以我为主，坚持民族性和主权性。世界各国情况和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民主发展道路的多元性和形式的多样性。因地制宜的民主形式才富有生命力，外部强加的民主模式往往只能是华而不实的“自由外衣”，完全照搬他国的民主模式则必然是有害无益。后冷战时代的大量案例表明，“民主万能论、民主速成论、民主不战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同盟、自由之弧、民主至上论、民主救世说、西方民主普世说”等论调都是站不住脚的。

（二）强调民主发展的阶段性。人类政治发展史表明，民主化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发展过程，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主建设是一蹴而就的，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主建设是直线前进的。如果没有处理好民主与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发展水平的关系，民主建设也可能出现急剧的倒退现象。列宁指出，民主的发展要有一定的“度”，要掌握好一定的“火候”。1990年代苏东国家盲目冒进的“休克疗法”带来的只能是经济崩溃、国家动荡、民族分裂和全面衰败。

（三）中国的民主道路必须以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英、法、美等发达国家的民主，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深深打上了“资本自由和金钱民主”的烙印，这数百年的历史印证的不过是马克思早已深刻揭示的自由民主背后的阶级统治。民主从来不曾取消或超越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能再走老路。

（四）应当在国际社会积极倡导和推进民主化，树立中国的国际信誉。国际政治中恃强凌弱、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或垄断国际事务，早已是当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常态，甚至联合国以及众多国际组织都早已沦为霸权主义的工具。理论意识形态方面，“文明冲突论”、“新干涉主义”、“人权高于主权”、“新有限主权论”、“民主使命论”、“新民主殖民主义”、“新民主和平论”等一系列无视事实的歪理歪说都在为霸权主义的扩张行为推波助澜。中国同样决不应当重复霸权主义的错误。

“我们主张各国与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的公平正义。”[③]我们不但要这样讲，更要实实在在地践行。

在争夺国际话语权方面，目前评价体系采用的完全是体现西方大国利益的评价标准，中国决不能坐受其困，中国有能力也有必要提出关于政治健康的“中国标准”。五千年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六十六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使我们有十足的底气去研究并制定富含中国特色并兼具国际解释能力的、强调综合性政治发展力和竞争力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世界政治发展（力）评价和测量体系”。[④]

* 贾江华，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①]张树华，《学术前沿》（京）2012年第9下期第68-75页。以下引文如无特别说明，均引自此书。

[②]同上书，第376页。

[③]同上书，第376-377页。

[④]同上书，第362页。

这些年，国际上一些国家或非政府组织热衷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政治评价或排行。由于西方大国主导着话语权，这类政治评价或排行多是反映西式“民主”、“自由”的政治价值观，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常常面临“被排名、被贬低”的尴尬局面。

2014年12月初，总部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发布2014年全球“清廉印象指数”报告。该报告罔顾事实，不计中国强有力的反腐倡廉行动和效果，将中国的排名大幅下调20位，从2013年的世界第80名降至2014年第100名。几天后，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也发表年度报告称，世界互联网自由度排名中，中国、叙利亚和伊朗三国表现最差。上述三国在65个国家和地区的网络自由度排名中垫底，中国倒数第三。

综上，实有必要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研究发布中国版的“世界政治发展（力）评价报告”。

西方评价指标体系的“傲慢与偏见”

二战结束以来，国际上针对各国政治发展状况进行评估的研究与实践活动在西方悄然兴起。上世纪50年代，随着科学行为主义方法在美国政治学界的兴起，以经验研究和量化研究为主的实证研究方法开始在西方政治科学界广泛流行。一系列相关的政治评价指标、指数和排行榜等相继产生，如“世界各国自由度”、“民主指数”、“全球和平指数”、“全球幸福指数”、“失败国家排名”等等。

尽管国际上各类评价指标、指数及排行名目不断增多、花样不断翻新，但当前国际政治测评领域仍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扭曲状态，即西方唱“独角戏”，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持续性“失语”。这种以西方国家价值观体系和政治现实为依据的评价体系，是不能真实反映世界政治发展面貌。例如，2014年6月，总部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了2014年度“全球和平指数”排行榜。在全球162个国家和地区中，日本持续几年被纳入“全球最和平国家”之列，居第8位，高出中国100位，再次成为“亚洲最和平国家”。同样是2014年6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与和平基金会发布了2013年世界“脆弱国家指数”排行榜。也许是受国际舆论特别是非洲发展中国家的谴责，《外交政策》杂志2014年将这份自2005年起每年发布的“失败国家指数”改名为“脆弱国家指数”。在178个国家中，中国获得79.0分（满分为120分），排在第68位；日本则排在157位，远离“脆弱和失败”，与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处于稳定、成功国家之列。很明显，上述两份排行榜都无一例外地显示了西方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排斥和否定。

无论是评价指标的选取、发布机构的属性、还是发布的动机等，现有的西方评价指标体系无不带有浓厚的西方思想传统和政治利益。以英国《经济学人》旗下“经济学人情报社”发布的“民主指数”为例，它以选举进程和多元化、公民自由、政府运作、政治参与、政治文化等五个方面为考察维度，在全世界167个国家和地区的受访者中展开问卷调查，最终以0至10分的民主指数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现实的民主状况进行量化测评。根据这一指数，中国大陆2012年的综合得分为3.00，排名第142位，创该指数2006年首次发布2.97分之后的“新低”，这无疑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发展取得重大进步的选择性失明。实际上，无论是强调选举进程和多元化，还是突出公民自由、政治参与等因素，这些指标无一不是以西方的价值观为理论预设。可想而知，以上述设定的变量来考察非西方国家，其结果必然难以反映各国真实的政治发展状况。

西方“排行榜外交”的实质

当今世界，思想政治领域的较量与斗争日趋白热化。在西方各类所谓“客观”、“中立”的政治排行的表象背后，折射出的是日益激烈的国际话语权较量以及更深层次的政治斗争。

目前，国际政治领域的排行至少呈现出以下三大特征：一是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战略意图；二是多以西方政治模式为样本，借用选举、多党竞争等民主、自由、人权为指标来评判；三是西方世界掌握了评价标准制定权和话语权，多由非政府组织、媒体和大学、研究机构一起发布。这实际上是西方世界打着学术研究和客观评价的幌子，利用“民主、自由、人权”等片面性指标对世界各国进行政治排名，借以塑造自己道德的“高尚”和政治的“优越”，贬低、影响甚至操纵他国政治。借助上述政治评价和排行榜，西方大国混淆国际舆论，推行所谓“排行榜外交”，借机向非西方国家搞“民主人权输出”，最终实现其地缘政治利益和远期的战略意图。

简而言之，政治评估与政治排行，是继“大棒外交”、“胡萝卜外交”以及利用全球媒体推销“普世价值”的“扩音器外交”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的又一轮“软实力较量”。它反映了话语权的较量，成为国际间争夺软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战场。

2006年，为应对西方幕后频频策动的颜色革命浪潮，俄罗斯总统普京及时提出了“主权民主”的口号。与此同时，俄罗斯官方组织外交部直属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联合社会规划研究院和《智囊》杂志，及时推出了俄罗斯版的《当代世界政治详图》。俄罗斯学者一反西式的政治评价方法，建立了100多组初级数据库，运用大约60组量化的客观统计参数，通过对“国家主权性指数、国际影响力指数、内外威胁指数、生活质量指数以及民主制度基础指数”五组综合数据，对世界上192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进行了比较排行。之后，俄罗斯外交部将该成果的俄、英版本提交联合国，其目的就是反击西方大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政治偏见和“双重标准”。

研究制定“中国版”的世界政治发展评价体系

目前，国际上恰恰缺少类似的对世界各国政治进行全面性和综合性评价的指标体系。为全面展现东西方国家的政治特色和优势，争夺国际政治话语权，展示中国的软实力和政治竞争力，迫切需要通过全面、客观与科学的比较研究和数据分析，对全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科学考察与评估，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出富含中国特色并兼具国际解释能力、强调综合性政治发展力和竞争力、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世界政治发展（力）评价和测量体系”。

我国有必要整合相关研究力量和资源，权威社会科学机构、有关高校和媒体，收集和处理相关数据，结合国际已有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制定并定期发布中国版的《各国政治发展（力）指数评估报告》，以进一步扩大我国社会科学的创新力和影响力。研究和及时发布中国版“国际政治发展（力）评价排名”，以冲破西方垄断政治话语的现有格局，提高中国学术的“思想力和影响力”，占领世界学术理论和政治评估与舆论传播的制高点。

近两年来，国际上对西方政治弊端的反思越来越多，对西方大国大肆向外推销民主的质疑声音也越来越强烈。我们完全有理由更加自信地阐释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针对国际上流行的各种版本的“政治、民主、人权排行榜”，中国学术界应重点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政治发展力”和国际间“政治竞争力（保障力）”，提炼和归纳中国的政治经验和思想价值，增强思想自信力和理论说服力，让新的政治发展评价体系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包容性和更强的理论适应性。中国版的世界政治发展评价体系应注重考察政治进程的“发展性、稳定性和功能性”，以“全面的、科学的政治发展”为目标，重在比较和分析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力”和“政治竞争力”，通过对各国政治的“主权性、民主性、稳定性、制度性、有效性、法制性、廉洁性”等参数进行主客观评价，客观全面地展现出一个时期里世界各国人民在政治舞台上的发展与进步。

精彩句子：

尽管国际上各类评价指标、指数及排行名目不断增多、花样不断翻新，但当前国际政治测评领域仍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扭曲状态，即西方唱“独角戏”，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持续性“失语”

政治评估与政治排行，是继“大棒外交”、“胡萝卜外交”以及利用全球媒体推销“普世价值”的“扩音器外交”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掀起的又一轮“软实力较量”。它反映了话语权的较量，成为国际间争夺软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战场

* 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民主化悖论：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困境与教训》的主要作者。

编者按：为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思想的贯彻落实，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信改革与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政治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于8月18日在京举办城乡一体化发展典型经验交流会。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赵长保致辞并作总结发言。农村改革试验区试点单位山西朔州市农村工作领导组专职副组长石生华，江苏苏州市委农办副主任王纯，浙江温州市委农办农村改革处处长徐炯，江西南昌县县委常委汪众华，河南新乡市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栗全义，云南开远市委办副主任、农办副李胜强，大连市甘井子区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李赞东畅谈本地区的实践体会。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有林，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孔丹发言。中央组织部原部长、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张全景讲话。王一程、高梁、周建民、李娜等有关方面专家出席。会议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主持。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贯穿农村改革的一条主线

赵长保同志在致辞时指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是贯穿农村改革的一条主线。在第一批和第二批试验区里，都有地区承担相关的任务，有些就是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为试验主题，有些开展了跟城乡发展一体化相关的改革试点工作。从基层实践角度来讲，今天来参会的8个试验区是全国各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缩影。他们的探索虽然不能说已经破解了城乡发展一体化这个难题，但是无疑为我们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对我们推进全局改革很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推进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

逐步加大支农投入

参会的基层同志来自全国各地，东西南北情况各有不同。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高度重视城乡一体化发展，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根据自身实力，不断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投入方向，涵盖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硬件建设、发展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促进城乡居民社会保障的一体化。

苏州市从2011年起，连续４年市委市政府的一号文件都是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为主题，相继出台了100多项政策，包括建立农业保险和担保、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等，并设立了城乡发展一体化引导基金。从今年起，进一步加大了公共财政支持和公共服务建设的力度。苏州市非常重视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为支持基层工作，将可支配收入在200万以下定为薄弱村，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向每个薄弱村补助40万元，用于村级公共服务支出，减轻其工作压力。

朔州市的经济结构以煤为支柱，来自煤炭、煤电的收入占全市收入70%以上。2011年以来，无论省财政收入发生什么变化，市县两级财政对农村的支持比例没有降低，全市财政用于“三农”的开支从2010年的10亿元，增加到2014年20亿元。

开远市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体系，对农村投入，从2005年的1.84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16.1亿元；对农村投入占总支出的比重从2005年的35%提高到2014年的49.7%。近5年累计，对农村投入占财政开支的48.4%。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返还农村比重，从2005年的1.4%提高到2014年的64.4%，基本实现了城乡“平分秋色”。

坚持规划先行，优化城乡布局

苏州市很注重规划优先，已经基本建立了土地利用规划、城镇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生态建设规划的“四规融合”规划机制。市政府近期出台了《苏州市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规划》，提出了2020年城乡发展一体化的22项目标值：优化城乡产业结构，优化城乡空间布局，推进人的城镇化，加强城乡社会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升金融服务功能等。按照“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原则，按照重点村庄、特色村庄和一般村庄空间形态的要求，开展了新一轮村庄布局优化调整。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目标基本完成，得到了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拥护。

朔州市在优化城乡布局方面提出了“一五五五”规划，即1个中心城市、5个大县城、50个小集镇和500个中心村的发展规划。三年来规划的基本框架已搭建起来，城市（县城）和农村新型社区的配套基础设施也有了很大改善。但农民的进城意愿并不很强烈，城镇人口还没有达到预想规模。

新乡市按照“全局新乡”理念，编制了新乡现代体制规划等多个规划，形成了覆盖中心城市、县城镇区和新型农民社区等行政区域的城乡规划体系。按照产业、村庄、土地、公共服务和生态规划“五规合一”，探索分类指导新农村建设新体制，合理安排城镇建设、农田保护、产业积聚、村落分布、生态涵养空间布局。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人居与发展环境

新乡市在建立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中，重点推进城市道路、供排水、水利、通信、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优化农村人居环境与发展环境。

南昌县的农村基础设施改造包括“六改四普及”：改水、改路、改厕、改房、改栏、改环境；普及电视、沼气、太阳能。按照“三绿一处理”的要求开展农村试点，包括庭院绿化、道路绿化、村旁绿化，农村垃圾无公害处理。目前完成了1300个村点建设，栽植各类苗木1500万株，投资5.6亿。根据南昌市“房屋美化、管线优化、村庄绿化、卫生净化、产业强化”的要求，正在进行新一轮改造工程。

吴起县按照做大县城、做强城镇、建设最美乡村的思路，邀请知名规划设计单位重新修编，加快城镇扩容体制改造，在路、水、电、气、通信方面破解基础设施瓶颈制约。县城面积扩大到6.4平方公里，县城人口从3万人增加到6.9万人；县城和集镇社区共吸纳9.1万人，城镇化率达到63.9%。

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治理，大力建设美丽乡村

吴起县地处黄土高原，生态脆弱。从1998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实施统一规划，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治理。累计完成退耕还林面积240多万亩，林草覆盖率由退耕前19.2%提高到现在的72.9%。经过十年的努力，大地由黄变绿，这是了不起的跨越。在农村大力实施改路、改水、改厕、改圈、改厨兴建沼气的“五改一建”工程，在省内率先实现全县新型民居建设。在城镇狠抓绿化、美化。全县一半以上的村达到生态文明村的标准，先后被命名为水土保持文明县和首批全国生态文明工程试点县。

苏州近20年以工业强市著称，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为恢复传统江南风貌，市里颁布了《苏州市生态补偿条例》，对生态湿地所在村和生态公益林进行补偿，逐步提高生态补偿标准。2010-2014年，累计发放生态补偿基金53.27亿元。实施了“百村示范，千村整治”计划，建设美丽村庄示范点81个。推进农村水环境综合治理，全市三年计划投入60亿元，以每年不少于10万农户的速度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实现特色村生活污水治理全覆盖。现在森林资源总量持续增长，自然湿地保护面积超过400万亩。累计建设10个国家级生态村，526个省级生态村，江南水乡特色风貌得到彰显。下一步，将按照农业部对全国农村改革实验区的总要求，继续推进苏州城乡发展改革非试点工作。

开远市地处山清水秀的云南。“美丽家园”建设和环境卫生整治成效显著，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村呈现整洁干净、鸟语花香、山明水秀的迷人风采。城郊、坝区、半山区、山区涌现出了一批批各具特色的美丽“明星”村。城市通过“细节工程”、“小巷工程”、“水景工程”、“两污”工程等市政工程的实施，城市品位得到历史性提升，从根本上告别了“臭热闹”、“脏乱差”的历史。

促进城乡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均等发展

开远市在农村教育方面，建立了从幼儿到博士一条龙资助体系。采取公建公办、公建民办、民办公助等形式，推进农村幼儿园建设，普及学前教育。在全市中小学推进教学改革，全面提升城乡学生综合素质。推进农村学校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实行校长教师在城乡间轮岗，促进合理流动，提升教学质量。推进高中阶段学校建设，全市高中毛入学率达85%。

卫生方面，探索实行城乡医疗机构委托管理模式，由城区5所优质医院对全市所有乡镇（处）卫生院、卫生所进行业务“托管”，让农民在当地卫生院就能享受到城市的优质医疗服务。

文化方面，在实现广播电视“村村通”的基础上推进“户户通”，通户率保持在98%以上；率先启动数字电影放映惠民工程，形成了“广场电影天天放、农村电影月月看、廉政电影定期放、法制电影常态放、拥军电影专门放、爱国主义教育电影不间断”，被各级新闻媒体称为中国农村电影的“开远模式”。建立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对群众文化艺术社团给予经费补助，每年补助各乡镇文化站活动经费1万元，补助每个村委会、社区、文体协会5000元，催生近千支文艺社团蓬勃发展。加快推进自然村“四位一体”活动阵地建设，并被列入第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示范项目。

吴起县在全国较早实现了15年免费基础教育和免费职业教育，努力消除教育的城乡差别。近几年累计投入建校资金11.5亿元，将158所农村小学一次合并到乡镇中心小学，每个乡镇建起一所高标准中心幼儿园，完成小学集中到乡镇、初高中集中到县城，小学的标准化寄宿制学校建设，实现城乡无差异办学。吴起县先后被授予陕西省教育强县、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均衡县。

卫生建设方面，近年来全县投资4.1亿元，兴建设施一流的县级医院，在西北地区处于前列。对9所乡镇卫生院和139个村级卫生室全部进行规范化建设和改造，城市社区和农村卫生服务覆盖率达100%。健全完善了城乡分级医疗双向转诊制度。建立与知名医院业务合作，托管乡镇卫生院机制，启动连接县乡医院的远程诊疗体系，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推进城乡文化繁荣发展，在全省率先完成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成设施一流的现代化体育馆、场馆和国家一级文化馆，活动设施一律向市民免费开放，乡乡建有文化站、农家书屋和篮球场等设施。作为一个西北小县城，举办了国奥篮球挑战赛和中美篮球对抗赛等赛事活动，提高了吴起的影响力和宣传力。县农村庙会改办农村运动会，受到媒体关注，成为公共文化建设一大特色。创作了一批优秀地方文艺作品，其中《山丹丹》参加了中宣部、文化部国庆六十周年献礼演出。

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开远市为消除城乡间的身份歧视，鼓励农民进城，规定：原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享受的好的待遇一概不变，城镇居民转户下乡不鼓励，不限制，下乡后不享受集体组织权益，只享受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农民转户进城后，可以在现行的城乡政策待遇间自由选择。在市一级，统一城乡就业服务政策、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遗属困难补贴标准、“三属”抚恤标准、城乡医疗救助标准和方式、城乡退役士兵安置政策、职中学生资助政策。今年云南省参照开远经验，全面实行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至今年6月，全市累计办理“农转非”6万人，城镇化率达73.26%。

南昌出台了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办法，财政注资22亿，已经有1.5万失地农民享受平均月金1300元退休养老金。户籍制度做到城乡一体，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全程通和一站式户口办理，全县新增城镇人口5万人。城乡居民医疗基本保险的整合已经到位。

大连甘井子区2003年启动城市化。经过分类实施，稳步推进，到2007年全区农民转为城市人口。区里投入36亿元，参保5.9万人，人均月退休金从350元提高到现在的1382元。

发展现代农业，壮大集体经济

苏州市着力发展现代农业，作为富民强村和优化生态的重要途径。通过立法，规定了发展现代农业的目标：确保完成100万亩优质粮田、100万亩高效园艺、100万亩水产、100万亩特色园林。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化、合作化、农场化的建设。全市拥有5个国家级园区、9个省级园区、18个市级园区，其中，太仓、昆山、上城区在全国示范农业现代水平监测中名列前茅，太仓市连续两年位列第一。加快发展新型农村主体的规模经营，现全市初步形成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经营为主要组织形式，集体经济和企业经营为补充的新型农村经营体系。建立土地流转补贴制度，每年用于土地补贴的财政资金达到3亿元以上，市级农业担保累计实现362亿元。

集体经济是苏南模式的特点。新苏南模式从2013年开始，出台了具有苏州特色的“一村两楼宇”，在每个村建两栋楼，一栋发展公共服务，一栋发展集体经济。按照集体经济人均3平米的标准，加快闲置或低效集体资产的优化整合，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现在每个村的物业经济都超过2万平米，资源资产性收入比重上升到65%。从2014年开始，出台了《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意见》。现在苏州已经不鼓励“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以镇为单位，走联合抱团，异地发展之路。2014年，苏州市农村集体资产总量达到1490亿元，村均稳定性收入达到718万元，农民可支配性收入达到2.36万元，增长10%。

顶层设计必须和基层实践相结合

孔丹说，1987年，我们就设置了农村改革试验区的体制机制，说明我们党的工作路线始终遵循着实事求是的方针。近期以来，很多表述比较强调顶层设计。我认为顶层设计必须和基层实践相结合，老话叫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叫试验区而不叫实验区？实验是我们已经做了工作、有了原理的，我们再做；试验则指不很了解，不是很有把握的未知的事情。我们在1987年就有这样的做法，并取得了现在的成果，很受鼓舞。我们在总体上通过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现在已经有比较好的基础。中央一直是保持正确的认识路线，不是脱离实际搞顶层设计。近期以来，关于三农方面的很多政策性文件出台，其中也引起一些疑问．比如说农村产权确权问题，它对农民流动性的影响、对三农问题到底会是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这是有挑战的。今天我听到的回答是正面的。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金来源主要是中信集团，希望在社会科学研究各个领域做一些工作。我们作为体制外民间的研究机构，准备组织起来搞调查研究。从民间角度配合中央，我们要发挥作用，配合政府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

我的感觉是中国农村的地区差异特别大，今天发言的所有典型有一个特点，地级、县级财政反哺能力特别强。关于这一点，需要研究，这是可持续还是不可持续的？能不能有这样持续的财政收入，或者其他资金来源给以支撑？除了项目投入、硬件投入、基础设施改进以外，社会保障方面一旦进入预算就是刚性的，没有资金来源就安排不了。发达地区的苏州、温州和大连，中部的江西、山西、西部的陕西吴起、云南开远，都是有较强的地方经济支柱的．所以现在就有这么一个问题，省地财政依赖性有没有转移支付，比例如何。

还有一个，是大家担心确权以后形成的流动性，离土农民的生计。大连甘井子区已经全是城市人口了，所以你有你的模式。如果没有就业这样基础性的安排，很多东西将来还会出现问题，比如说经济周期性变化，2008年底东莞大批农民工返乡，返乡以后有没有缓冲，而不是变成一个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动荡因素。

我们一定要好好配合中央，做我们能做的事情。希望将来你们也给我们创造机会搞搞社会调查，我们不仅要会见官员，还希望直接听到农民的感受。

加强理论研究，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

有林说，我有一个建议，除了政策研究以外，搞理论工作的同志是不是也花点力气，做些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说工业支援农业，要去世界各国考察一下。美国到现在为止，农业也是指令性计划，日本也是，我们怎能把农业完全交给市场呢？还有工业支援农业，在西方国家都是工业发展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普遍推行的，他们是怎么搞的，有哪些好东西值得我们吸取，我们在这方面怎么下力气，也要认真研究。在认真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也要总结一下我们过去的经验教训。以色列的农村农场也叫公社，经营得非常好，他们的食堂吃得很丰富，比自己家做的强多了。人家说，我们考察过你们的人民公社，当时的问题是在于强制，而我们是自愿的。要深刻总结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好的东西我们要坚持，错误的、不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摒弃。城乡发展一体化，正如习总书记讲的，必须发挥好集体经济的组织服务功能。没有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农村就不可能普遍实现现代化。苏州在这方面的探索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我听了王纯同志的发言很受鼓舞。总之，要靠社会主义来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别的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张全景说，从理论上说，我们共产党人要建设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就是要消灭剥削、共同富裕，其中就包括消灭三大差别。三大差别之一就是城乡差别。消灭不了城乡差别，还怎么实现共产主义呢？我们必须从实现共产主义的高度来理解习近平同志关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战略思想。今天来参加座谈会的各个改革试验区，都在城乡发展一体化方面创造了很好的经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些经验有一个共性，就是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有像河南的南街、刘庄，江苏的华西，河北的周庄，北京的窦店、韩村河等等，他们是什么化？你说是城乡发展一体化也行、工业化也行，文明村也行，说是什么先进典型都行，总之那里是全面发展，什么工作都走在前列。这些地方社会和谐、农民富裕、生产发展、村容整洁、村风文明，可以说他们已经基本消灭了城乡差别，住在那里，甚至比在城市更舒适。这是社会主义的光荣，是我们党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三农”工作中取得的最为骄人的成就。我们过去搞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气呵成的。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会是这样的，要曲折漫长得多。现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根据你的经济发展、人文素质等等各方面的实际，全局把握、综合调控、分类指导，能快的就快一点，能慢的就慢一点。总之，要学会弹钢琴。切忌一刀切，大擂大轰，蜂拥而上等等简单粗暴的东西，形式主义的东西。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作出重大部署。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张毅就《指导意见》制定和实施有关问题，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

问：请您介绍一下《指导意见》的起草背景。

答：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不断取得重大进展，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拓国际市场、增强我国综合实力作出了重大贡献，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总体上是好的，广大职工付出了不懈努力，成就是突出的。但也要看到，国有企业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布局结构等方面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面向未来，国有企业面临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更加重大。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对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对于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我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对于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国有企业改革，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门作出重大部署，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为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部署，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国务院国资委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充分听取意见，起草了《指导意见》。文件稿经多次研究修改后，先后提请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公布实施。

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什么？

答：《指导意见》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适应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以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提高国有资本效率为中心，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全面推进依法治企，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积极贡献。

《指导意见》明确了改革要坚持的五项原则。一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把握的根本要求。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三是坚持增强活力和强化监管相结合，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把握的重要关系。四是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守的政治方向、政治原则。五是坚持积极稳妥统筹推进，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采用的科学方法。 

问：请您谈谈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

答：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到２０２０年，形成更加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机制，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更趋合理，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善于经营、充满活力的优秀企业家，培育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围绕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要抓好六项重点任务。一是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推动国有企业同市场经济深入融合，促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二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企业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制度，实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深化企业内部用人制度改革。三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推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优化配置、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四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探索实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五是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强化企业内部监督，建立健全高效协同的外部监督机制，实施信息公开加强社会监督，严格责任追究。六是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针，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切实落实企业反腐倡廉“两个责任”。

问：对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和市场竞争力，提出了哪些改革措施？

答：把国有企业打造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充分激发和释放企业活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引领力，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指导意见》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坚持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坚持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相结合，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一是依法落实企业自主权。继续推进简政放权，依法落实法人财产权和自主经营权；转变国资监管机构职能，由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将依法应由企业自主决策的事项归位于企业；切实落实和维护董事会依法行使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利，保障经理层经营自主权，法无授权任何部门和机构不得干预。二是推动企业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制上市；以推进董事会建设为重点，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企业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制度，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实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深化企业内部用人制度改革，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合理流动机制。三是促进企业公平参与竞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国有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

问：围绕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提出了哪些改革措施？

答：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方向和重点。为此，《指导意见》提出：一是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准确把握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定位，建立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的转变。该管的要科学管理，决不缺位，重点管好国有资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不该管的要依法放权，决不越位，将依法应由企业自主经营决策的事项归位于企业，将延伸到子企业的管理事项原则上归位于一级企业，将配合承担的公共管理职能归位于相关政府部门和单位。二是以管资本为主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作为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依法自主开展国有资本运作，对所出资企业行使股东职责，按照责权对应原则切实承担起保值增值责任。三是以管资本为主推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优化配置。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整体功能和效率。四是以管资本为主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稳步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所属企业的国有资本纳入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体系，加强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问：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出了哪些要求和措施？

答：《指导意见》明确，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以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为目标；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坚持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成熟一个推进一个。要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非国有资本投资主体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增资扩股以及企业经营管理，实行同股同权，切实维护各类股东合法权益；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加快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符合产业政策、有利于转型升级的项目；开展多类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试点，逐步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要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通过市场方式，以公共服务、高新技术、生态环保、战略性产业为重点领域，对有发展潜力、成长性较好的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投资；鼓励国有企业通过投资入股、联合投资、重组等多种方式，与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融合、战略合作、资源整合。探索实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在试点取得经验基础上稳妥有序推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要依法依规、严格程序、公开公正，切实保护混合所有制企业各类出资人的产权权益，杜绝国有资产流失。

问：请您谈谈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如何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答：国有企业要先加强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一条做不好，国有企业其他改革难以取得预期成效，这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和工作要求。为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指导意见》强调：一是强化企业内部监督。完善企业内部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资产聚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督，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二是建立健全高效协同的外部监督机制。强化出资人监督，加强和改进外派监事会制度，加强审计、纪检监察监督和巡视工作，整合监督力量，形成监督工作的闭环。三是实施信息公开加强社会监督。完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有效保障社会公众对企业国有资产运营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四是严格责任追究。建立健全国有企业重大决策失误和失职、渎职责任追究倒查机制，建立健全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问责机制，坚决遏制侵吞、贪污、输送、挥霍国有资产等腐败现象，严厉查处违法违纪问题。

问：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答：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指导意见》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措施。一是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国有企业章程，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建设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党组织负责人及党务工作人员同步配备、党的工作同步开展，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建立健全党建工作责任制，加强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加强企业党组织对群众工作的领导。二是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根据企业改革发展需要，明确选人用人标准和程序，创新选人用人方式。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强化企业党组织在企业领导人员选拔任用、培养教育和管理监督中的责任，支持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加强对企业领导人员的日常监督管理和综合考核评价，及时调整不胜任、不称职的领导人员。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三是切实落实国有企业反腐倡廉“两个责任”。企业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纪检机构要履行好监督责任。加强党性教育、法治教育、警示教育，建立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实行“一案双查”，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巡视工作，完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严格落实反“四风”规定，努力构筑企业领导人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问：国资委如何抓好《指导意见》的贯彻落实

答：贯彻落实好《指导意见》，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国资委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大部署，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动摇，按照“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的标准，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一是认真学习文件，确保吃透精神。我们将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广大干部职工认真学习《指导意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文件精神实质，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信心、勇于担当、努力作为。二是加强组织领导，搞好整体谋划。国资委和中央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将切实承担起领导责任，亲自部署协调、亲自督察督办，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既要统筹好改革的整体情况，协同推进各项改革任务，又要结合实际突出重点，实现改革的突破；既要抓好当前，更要抓好长远；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握好改革的次序、节奏和力度，有序有力有效推进改革。三是坚持问题导向，狠抓工作落实。在推进改革中，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问题抓起，从关系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要害抓起，从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制约抓起，从职工群众的热切期盼抓起，精准把脉、精确制导，精准发力、精确落地，确保改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把试点作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充分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鼓励探索，发挥好试点对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四是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环境。大力宣传中央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政策，宣传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努力营造全社会理解改革、支持改革、推动改革的良好氛围。同时，要优化政策环境，积极协调落实支持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关政策措施，为企业“松绑”、“减负”，为国有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创造良好条件。

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不断取得重大进展，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拓国际市场、增强我国综合实力作出了重大贡献，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总体上是好的，广大职工付出了不懈努力，成就是突出的。但也要看到，国有企业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一些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现代企业制度还不健全，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有待完善，国有资本运行效率需进一步提高；一些企业管理混乱，内部人控制、利益输送、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突出，企业办社会职能和历史遗留问题还未完全解决；一些企业党组织管党治党责任不落实、作用被弱化。面向未来，国有企业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转型升级的巨大挑战。在推动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国有企业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和责任。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战略决策，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问题导向，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切实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为此，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适应市场化、现代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以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全面推进依法治企，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积极贡献。

（二）基本原则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把握的根本要求。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积极促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推动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国有企业改革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坚持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坚持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相结合，促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要成为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

——坚持增强活力和强化监管相结合。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把握的重要关系。增强活力是搞好国有企业的本质要求，加强监管是搞好国有企业的重要保障，要切实做到两者的有机统一。继续推进简政放权，依法落实企业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创造力和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守的政治方向、政治原则。要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针，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

——坚持积极稳妥统筹推进。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采用的科学方法。要正确处理推进改革和坚持法治的关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正确处理搞好顶层设计和尊重基层首创精神的关系，突出问题导向，坚持分类推进，把握好改革的次序、节奏、力度，确保改革扎实推进、务求实效。

（三）主要目标

到2020年，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更加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机制，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更趋合理，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善于经营、充满活力的优秀企业家，培育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基本完成，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取得积极进展，法人治理结构更加健全，优胜劣汰、经营自主灵活、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市场化机制更加完善。

——国有资产监管制度更加成熟，相关法律法规更加健全，监管手段和方式不断优化，监管的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进一步提高，经营性国有资产实现集中统一监管，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全面落实。

——国有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提高，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断优化、主导作用有效发挥，国有企业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保护资源环境、加快转型升级、履行社会责任中的引领和表率作用充分发挥。

——企业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工作体系更加完善，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法定地位更加巩固，政治核心作用充分发挥。

二、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四）划分国有企业不同类别。

根据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结合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现状和发展需要，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通过界定功能、划分类别，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提高改革的针对性、监管的有效性、考核评价的科学性，推动国有企业同市场经济深入融合，促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按照谁出资谁分类的原则，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负责制定所出资企业的功能界定和分类方案，报本级政府批准。各地区可结合实际，划分并动态调整本地区国有企业功能类别。

（五）推进商业类国有企业改革。

商业类国有企业按照市场化要求实行商业化运作，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目标，依法独立自主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优胜劣汰、有序进退。

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原则上都要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并着力推进整体上市。对这些国有企业，重点考核经营业绩指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市场竞争能力。

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要保持国有资本控股地位，支持非国有资本参股。对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促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对需要实行国有全资的企业，也要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实行股权多元化；对特殊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实行业务板块有效分离，独立运作、独立核算。对这些国有企业，在考核经营业绩指标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的同时，加强对服务国家战略、保障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运行、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以及完成特殊任务的考核。

（六）推进公益类国有企业改革。

公益类国有企业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引入市场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能力。这类企业可以采取国有独资形式，具备条件的也可以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特许经营、委托代理等方式，鼓励非国有企业参与经营。对公益类国有企业，重点考核成本控制、产品服务质量、营运效率和保障能力，根据企业不同特点有区别地考核经营业绩指标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考核中要引入社会评价。

三、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七）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

加大集团层面公司制改革力度，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创造条件实现集团公司整体上市。根据不同企业的功能定位，逐步调整国有股权比例，形成股权结构多元、股东行为规范、内部约束有效、运行高效灵活的经营机制。允许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化为优先股，在少数特定领域探索建立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

（八）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重点是推进董事会建设，建立健全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规范董事长、总经理行权行为，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决策作用、监事会的监督作用、经理层的经营管理作用、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切实解决一些企业董事会形同虚设、“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实现规范的公司治理。要切实落实和维护董事会依法行使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利，保障经理层经营自主权，法无授权任何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得干预。加强董事会内部的制衡约束，国有独资、全资公司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均应有职工代表，董事会外部董事应占多数，落实一人一票表决制度，董事对董事会决议承担责任。改进董事会和董事评价办法，强化对董事的考核评价和管理，对重大决策失误负有直接责任的要及时调整或解聘，并依法追究责任。进一步加强外部董事队伍建设，拓宽来源渠道。

（九）建立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制度。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依法产生、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相结合，不断创新有效实现形式。上级党组织和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按照管理权限加强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广开推荐渠道，依规考察提名，严格履行选用程序。根据不同企业类别和层级，实行选任制、委任制、聘任制等不同选人用人方式。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实行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畅通现有经营管理者与职业经理人身份转换通道，董事会按市场化方式选聘和管理职业经理人，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加快建立退出机制。推行企业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明确责任、权利、义务，严格任期管理和目标考核。

（十）实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薪酬分配制度。

企业内部的薪酬分配权是企业的法定权利，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定，完善既有激励又有约束、既讲效率又讲公平、既符合企业一般规律又体现国有企业特点的分配机制。建立健全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与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推进全员绩效考核，以业绩为导向，科学评价不同岗位员工的贡献，合理拉开收入分配差距，切实做到收入能增能减和奖惩分明，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实行与选任方式相匹配、与企业功能性质相适应、与经营业绩相挂钩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对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党委、政府及其部门任命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合理确定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对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探索完善中长期激励机制。健全与激励机制相对称的经济责任审计、信息披露、延期支付、追索扣回等约束机制。严格规范履职待遇、业务支出，严禁将公款用于个人支出。

（十一）深化企业内部用人制度改革。

建立健全企业各类管理人员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等制度，对特殊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委托人才中介机构推荐等方式，拓宽选人用人视野和渠道。建立分级分类的企业员工市场化公开招聘制度，切实做到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依法规范企业各类用工管理，建立健全以合同管理为核心、以岗位管理为基础的市场化用工制度，真正形成企业各类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的合理流动机制。

四、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十二）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

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要准确把握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定位，科学界定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的边界，建立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该管的要科学管理、决不缺位，重点管好国有资本布局、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不该管的要依法放权、决不越位，将依法应由企业自主经营决策的事项归位于企业，将延伸到子企业的管理事项原则上归位于一级企业，将配合承担的公共管理职能归位于相关政府部门和单位。大力推进依法监管，着力创新监管方式和手段，改变行政化管理方式，改进考核体系和办法，提高监管的科学性、有效性。

（十三）以管资本为主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探索有效的运营模式，通过开展投资融资、产业培育、资本整合，推动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进退，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实现保值增值。科学界定国有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边界，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依法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和其他直接监管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并授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本履行出资人职责。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作为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依法自主开展国有资本运作，对所出资企业行使股东职责，按照责权对应原则切实承担起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开展政府直接授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试点。

（十四）以管资本为主推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优化配置。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整体功能和效率。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战略，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和重点产业布局调整总体要求，优化国有资本重点投资方向和领域，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作用，清理退出一批、重组整合一批、创新发展一批国有企业。建立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充分发挥失业救济和再就业培训等的作用，解决好职工安置问题，切实保障退出企业依法实现关闭或破产，加快处置低效无效资产，淘汰落后产能。支持企业依法合规通过证券交易、产权交易等资本市场，以市场公允价格处置企业资产，实现国有资本形态转换，变现的国有资本用于更需要的领域和行业。推动国有企业加快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合理限定法人层级，有效压缩管理层级。发挥国有企业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制造强国战略中的骨干和表率作用，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重视培养科研人才和高技能人才。支持国有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鼓励国有企业之间以及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以资本为纽带，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加快培育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跨国公司。

（十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

稳步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所属企业的国有资本纳入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体系，具备条件的进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强国有资产基础管理，按照统一制度规范、统一工作体系的原则，抓紧制定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条例。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五、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十六）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以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为目标，稳妥推动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通过实行股份制、上市等途径已经实行混合所有制的国有企业，要着力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资本运行效率上下功夫；对于适宜继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坚持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成熟一个推进一个。改革要依法依规、严格程序、公开公正，切实保护混合所有制企业各类出资人的产权权益，杜绝国有资产流失。

（十七）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

鼓励非国有资本投资主体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股权置换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增资扩股以及企业经营管理。实行同股同权，切实维护各类股东合法权益。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符合产业政策、有利于转型升级的项目。依照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相关安全审查规定，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开展多类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试点，逐步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十八）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

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资本运作平台作用，通过市场化方式，以公共服务、高新技术、生态环保、战略性产业为重点领域，对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投资。鼓励国有企业通过投资入股、联合投资、重组等多种方式，与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融合、战略合作、资源整合。

（十九）探索实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

坚持试点先行，在取得经验基础上稳妥有序推进，通过实行员工持股建立激励约束长效机制。优先支持人才资本和技术要素贡献占比较高的转制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服务型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支持对企业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或较大影响的科研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等持股。员工持股主要采取增资扩股、出资新设等方式。完善相关政策，健全审核程序，规范操作流程，严格资产评估，建立健全股权流转和退出机制，确保员工持股公开透明，严禁暗箱操作，防止利益输送。

六、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二十）强化企业内部监督。

完善企业内部监督体系，明确监事会、审计、纪检监察、巡视以及法律、财务等部门的监督职责，完善监督制度，增强制度执行力。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资产聚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督，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建立审计部门向董事会负责的工作机制。落实企业内部监事会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督。进一步发挥企业总法律顾问在经营管理中的法律审核把关作用，推进企业依法经营、合规管理。集团公司要依法依规、尽职尽责加强对子企业的管理和监督。大力推进厂务公开，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加强企业职工民主监督。

（二十一）建立健全高效协同的外部监督机制。

强化出资人监督，加快国有企业行为规范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加强对企业关键业务、改革重点领域、国有资本运营重要环节以及境外国有资产的监督，规范操作流程，强化专业检查，开展总会计师由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委派的试点。加强和改进外派监事会制度，明确职责定位，强化与有关专业监督机构的协作，加强当期和事中监督，强化监督成果运用，建立健全核查、移交和整改机制。健全国有资本审计监督体系和制度，实行企业国有资产审计监督全覆盖，建立对企业国有资本的经常性审计制度。加强纪检监察监督和巡视工作，强化对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行使权力等的监督，加大大案要案查处力度，狠抓对存在问题的整改落实。整合出资人监管、外派监事会监督和审计、纪检监察、巡视等监督力量，建立监督工作会商机制，加强统筹，创新方式，共享资源，减少重复检查，提高监督效能。建立健全监督意见反馈整改机制，形成监督工作的闭环。

（二十二）实施信息公开加强社会监督。

完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制度，设立统一的信息公开网络平台，依法依规、及时准确披露国有资本整体运营和监管、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以及管理架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关联交易、企业负责人薪酬等信息，建设阳光国企。认真处理人民群众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的来信、来访和检举，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充分发挥媒体舆论监督作用，有效保障社会公众对企业国有资产运营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二十三）严格责任追究。

建立健全国有企业重大决策失误和失职、渎职责任追究倒查机制，建立和完善重大决策评估、决策事项履职记录、决策过错认定标准等配套制度，严厉查处侵吞、贪污、输送、挥霍国有资产和逃废金融债务的行为。建立健全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问责机制，对企业重大违法违纪问题敷衍不追、隐匿不报、查处不力的，严格追究有关人员失职渎职责任，视不同情形给予纪律处分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

（二十四）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

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国有企业章程，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创新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和方式。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建设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党组织负责人及党务工作人员同步配备、党的工作同步开展，保证党组织工作机构健全、党务工作者队伍稳定、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符合条件的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组织领导班子；经理层成员与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适度交叉任职；董事长、总经理原则上分设，党组织书记、董事长一般由一人担任。

国有企业党组织要切实承担好、落实好从严管党治党责任。坚持从严治党、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增强管党治党意识，建立健全党建工作责任制，聚精会神抓好党建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党组织书记要切实履行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党组织班子其他成员要切实履行“一岗双责”，结合业务分工抓好党建工作。中央企业党组织书记同时担任企业其他主要领导职务的，应当设立1名专职抓企业党建工作的副书记。加强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强化国有企业基层党建工作的基础保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加强企业党组织对群众工作的领导，发挥好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的作用，深入细致做好职工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把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工作，作为国有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前提，根据不同类型混合所有制企业特点，科学确定党组织的设置方式、职责定位、管理模式。

（二十五）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

根据企业改革发展需要，明确选人用人标准和程序，创新选人用人方式。强化党组织在企业领导人员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中的责任，支持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坚决防止和整治选人用人中的不正之风。加强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尤其是主要领导人员的日常监督管理和综合考核评价，及时调整不胜任、不称职的领导人员，切实解决企业领导人员能上不能下的问题。以强化忠诚意识、拓展世界眼光、提高战略思维、增强创新精神、锻造优秀品行为重点，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大力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加快建立健全国有企业集聚人才的体制机制。

（二十六）切实落实国有企业反腐倡廉“两个责任”。

国有企业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纪检机构要履行好监督责任。加强党性教育、法治教育、警示教育，引导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坚定理想信念，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正确履职行权。建立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与企业考核等挂钩，实行“一案双查”。推动国有企业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巡视工作，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完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严格落实反“四风”规定，努力构筑企业领导人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八、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环境条件

（二十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

加强国有企业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工作，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审批、优化制度、简化手续、提高效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加快建立稳定可靠、补偿合理、公开透明的企业公共服务支出补偿机制。完善和落实国有企业重组整合涉及的资产评估增值、土地变更登记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等方面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国有企业退出的相关政策，依法妥善处理劳动关系调整、社会保险关系接续等问题。

（二十八）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完善相关政策，建立政府和国有企业合理分担成本的机制，多渠道筹措资金，采取分离移交、重组改制、关闭撤销等方式，剥离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和所办医院、学校、社区等公共服务机构，继续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对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实施社会化管理，妥善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为国有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

（二十九）形成鼓励改革创新的氛围。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鼓励探索、实践、创新。全面准确评价国有企业，大力宣传中央关于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政策，宣传改革的典型案例和经验，营造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良好舆论环境。

（三十）加强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一思想，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切实履行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领导责任。要根据本指导意见，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意见，加强统筹协调、明确责任分工、细化目标任务、强化督促落实，确保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顺利推进，取得实效。

金融、文化等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央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执行。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中国今年遭受旱涝灾害的区域广大，农业损失巨大，粮食问题不能不予以强烈关注

中国的农业现状和危机已经在早先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告论述过了(见附件)。造成农业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三十多年来，中国农业的发展走了一条由集中到分散、由集约式大农业到零散的原始农业这样一条奇怪的路线，这里不再重复。

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每天平均消耗食物总量在30亿公斤以上。这些食物的来源主要是本土农业，少量依靠进口。如果农业出了大的问题，中国人的食物供应中断，这个国家怎么生存?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人们都不担心吃不上饭，损失浪费很严重。事实上我们随时都有吃不上饭的可能，很危险。原因就是中国的农业危机重重，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寸步难行。          

分散的小农经济使中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三十多年里几乎是零投入，吃了三十多年的老本而连基本的维护都没有。机械化的大农业除了黑龙江三江平原和新疆局部之外，别的地方连可以实施大农机作业的耕地都没有一块!到处都是电线杆、道路、住宅、养殖场分割的耕地。分田到户，把今后的农田基本建设也判了死刑：你要建设，我不想建设;你有钱建设，我没钱建设。同一地块上的各土地所有者永远达不成一致的意见。大型的、跨区域的农田水利项目，需要长期回报收回成本的造福后人的项目，更是想都别想。

(二)农业的抗风险能力是零。          

现在的农业，只要一受灾，只能眼看着接受灾害，没有恢复自救能力，原因在于农业生产的低收入和高成本。正常的风调雨顺年份，使用劳力精打细算，产出粮食抵消成本少有盈利，仅仅是微利。使用劳力稍微多一点，注定是赔，所以现在撂荒的农田很多。遇到灾害，等于种两次而收入只有一次，即使政府有补贴也注定是赔，天下有哪个人干这种赔本的事?

被水冲走的耕地，没了就是没了，谁有能力恢复?谁干那种赔本的傻事?现在只要受了灾，农民首先算计救灾所能挽回的损失是否抵得上救灾的成本，小灾可救，大灾谁也不救了。今年云南、河北、辽宁的旱灾，有几个救灾的?又救活了多少?你政府给打了井也没人救!救回来的粮食价值抵不上人工和电费开支，谁救?南方发洪水那几个省份，水毁的农作物有几家再种的?再种，明摆着种一亩赔一亩，没人种。这样的状况，一旦遇上大面积重灾，粮荒立刻就发生了。看今年中国各地的灾情，很可能粮食问题将突显出来。

(三)中国已经成为纯粮食进口国，靠别人养活了。          

2003年，中国由此前的粮食出口国退缩到刚刚自给自足，实现了一种前景不妙的历史转变。当年产粮4.3亿吨，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34公斤，中国生产的粮食勉强够吃，粮食进出口基本持平。2009年，中国生产粮食4.84亿吨，消费粮食4.97亿吨，从勉强够吃到不够吃了，粮食消费缺口高达1300万吨。到了2012年，中国净进口粮食猛增到7000多万吨，不过两年，中国净进口粮食增加了490%!目前，中国三大主粮的净进口(进口数大于出口数)已常态化，过去三年中玉米、小麦和大米的进口量都在翻倍增长!

再看看外国人怎么看中国的粮食进口。2012年12月15日英国《金融时报》刊发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国成全球粮食市场大买家》。文中说：“中国2012年1～11月份的谷物进口，已达到1340万吨，较上年同期的450万吨增长了两倍。这种大肆进口已经让北京成为世界第二大大米和大麦的进口国，而且位居玉米的前10大进口国和小麦的前20大进口国。”“处于美国内陆的内布拉斯加州，从未感觉像现在这样跟中国关系密切。

过去5年来，该州对中国的谷物出口翻了一番。内布拉斯加州的最高农业官员格雷格·伊巴赫最近访问北京时说：中国代表着一个巨大的出口市场和一个日益扩大的出口目的地。”那么，中国的粮食进口对全球粮食供应的影响有多大?荷兰合作银行为农业综合企业提供贷款的最大银行之一，该行说：“对于中国来说，即使中国仅进口5%的玉米，那也将相当于全球玉米交易的1/3或者将近一半。” 影响竟大到如此程度。

早在30多年前，中国就一直面临一种可怕的预言式警告：中国对粮食日益增长的需求，可能导致全世界的粮食短缺。中国不是新加坡或韩国甚至日本那样的小国，14亿人吃饭，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养得起!中国人已经把全世界的粮食都买涨价了，这样持续涨价终究有买不起那一天。

以上三点，决定了中国人会有吃不上饭、吃不起饭那一天。一旦遇到大面积的连续自然灾害，国际粮价高高在上(不排除人家有意卡我们)，中国人只能等死!

作为本文的结语，我想指出当今流行的、无比愚昧荒唐的、祸乱中国的、十分危险近乎自杀的所谓主流观点：“中国的农业出路在于私有化”。这个观点的依据是“236个中国农民不抵1个美国农民”，“6.7亿人种粮拼不过300万人种粮?我们该不该仔细地想想?中国的土地制度不改革成吗?”美国农业的先进“都是因为有了建筑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工业化的大农业。”

2015年5月4日，北京市海淀区和丰台区法院，分别通知《国企》杂志社研究部原主任、曾是空军飞行员的郭松民和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决定于5月12日和13日，分别在海淀区和丰台区法院开庭审理《炎黄春秋》两名前执行主编洪振快、黄钟起诉案。沉寂近一年的案子重新开庭，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源清智库舆情监测数据显示，围绕着对洪、黄起诉爱国学者郭、梅一事的评价，舆论迅速分化为“批评派”与“力挺派”。在传统媒体、新闻网站及微信公众号中，“批评派”优势明显，约占九成；力挺洪、黄的舆论主要集中在微博中，约占两成。

图1 各类媒体态度对比

舆情走势

监测数据显示，从5月1日0时至6月4日23时，共有涉及此事件的媒体报道37824篇（含媒体转载），微博主帖446557条（含其他博友评论和互动讨论），微信相关文章有2456篇。

图2 “《炎黄春秋》起诉爱国学者事件”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一年前，梅新育因在微博中批评《炎黄春秋》侮辱狼牙山五壮士，被该刊时任执行主编洪振快、黄钟起诉到北京丰台区法院，认为侵犯其名誉权。郭松民发微博支持梅新育，亦被起诉至海淀区法院。两案原分别定于2014年6月3日、4日开庭；此事引起了极大社会反响与舆论热议，广大网友纷纷为梅、郭二人打抱不平。法庭于开庭的前一天突然宣布推迟，未讲明原因。从此该案无声无息，直到11个月后，2015年5月4日，法庭突然通知梅新育和郭松民将于5月12日和13日开庭，此事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此后，随着梅新育、郭松民在法庭的最后陈述和被告委托代理人王立华辩护发言的公开，舆论持续热议。

舆论阵营

围绕着对洪、黄起诉爱国学者郭、梅一事的评价，舆论迅速分化为“批评派”与“力挺派”。

阵营一：批评、反对洪振快与黄钟起诉爱国学者

多数媒体网站、进步学者、军方人士、大量网友对洪振快与黄钟持批评、反对态度。

议题1：对洪、黄起诉、法院立案一事提出质疑和不解，支持郭、梅在法庭中沉着应对，认为洪、黄二人污蔑英烈才应当被起诉。

乌有之乡网刊文章《<炎黄春秋>与靖国神社》称，梅新育和郭松民两位完全可以在法庭上历数《炎黄春秋》的历史罪状，并揭露这桩指鹿为马的闹剧是为了打击公民以宪法为武器维护革命先烈声誉的信心。如果败诉，应立即反诉洪振快及《炎黄春秋》侵害先烈名誉权，让全国人民看一看这样的人是不是违反宪法、违反人伦。

红色故乡网发表秋石客的文章《海淀法院应深入了解<炎黄春秋>罪恶》称，《炎黄春秋》杂志多年来一贯污蔑党的历史和人民英雄，现居然恶人先告状；此案不是一般案件，而是涉及到国家意识形态，因此有必要进行电视直播。

环球时报报道《吴丹红：<炎黄春秋>诉讼案检视法治公信力》称，“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不是首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网络言论侵权案，能否对此做出令人信服的判决考验着法庭的智慧，也考验着法治中国背景下的司法公信力。

天涯论坛转载甚为广泛的文章《学者反对抹黑烈士，竟被<炎黄春秋>起诉》，文章称，该案沉寂一年后，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通知开庭。

微博中，少将@昆仑的家-昆仑岩特别声明：“军队总部最近发通知说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蔓延和诋毁革命先烈的问题。迟浩田等诸多军队高级领导同志纷纷表示，支持郭松民、梅新育、王立华，应当起诉侮辱先烈的人。” @戴旭说，“建议郭松民、梅新育二位壮士反戈一击……法律是公正的，人心是公道的！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诋毁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和狼牙山五壮士，你不许反击，否则就起诉你，这就是无良公知的民主。” @陆弃发表文章《<炎黄春秋>起诉郭、梅若胜则让法律蒙羞》称,骂人是不许可的，但也得分骂谁。当年后汉三国时，诸葛亮骂死王郎，大家都为诸葛亮的骂人口才拍手称快，没见几个人为王郎挨骂气死叫屈。@胡杨麟称，洪很快（洪振快）是个法律白痴，郭松民和梅新育骂的是《炎黄春秋》搞历史虚无主义，洪是杂志法定代表人吗？赶着出来接骂。@眉中王称，影响几代人的民族英雄被抹黑，缔造共和国的开国领袖被妖魔，宵小在弹冠相庆，法律在冷眼旁观。而反抗这种毁灭民族精神、虚无民族历史行为的郭松民、梅新育，却走上了法庭成为被告，何其荒谬！此案貌似依法治国，实际上在为虎作伥，使抹黑英雄合法化成为可能。人在做天在看，所谓法律之上还有人心天法。

大多数网友对《炎黄春秋》及洪、黄二人的行为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如网友@阿胃滩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应当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依法追究颠覆人民军队光荣历史的罪犯！还人民一个明朗、清新的政治天空。@雨思ss说，支持起诉侮辱先烈的人！不把这股歪风打下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社会风气怎能好转？不依宪法审判侮辱先烈的无耻之徒，共产党将彻底失去民心，也失去了自己的执政基础！@平民发言人说，个人认为言论自由不可没有边界，原告污辱中华民族先烈的言论已经明显违反了宪法规定，依法应当判决原告公开向被污辱的先烈后人道歉，向全国人民道歉！

议题2：批驳洪、黄曾在的《炎黄春秋》混淆历史是非、必须整顿

中国社会科学网刊文《决不允许<炎黄春秋>挟持司法向红色地带反扑！》，文中指出：“《炎黄春秋》不但颠倒了历史，而且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它混淆历史是非，引起人们历史观的混乱，……这种是非判断标准的颠倒，必然会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将导致社会主义根基和共产党基础的坍塌。苏联解体前民众的冷漠态度，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恶果。《炎黄春秋》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黄河新闻网直言“忘记历史等于背叛”。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发表文章《关于史学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称，毫无顾忌地散布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阵地《炎黄春秋》，有恃无恐，继续拿我们党开刀，它今年第二期刊登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再思考》，全面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奈何它不得？

微博中，@解放军报转发《国防参考》杂志，署名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龚云的长文，批评《炎黄春秋》2002年开始“变质”，“集中攻击共产党”。网友@一缕阳光的垃圾筒说，民智已开，汉奸无所遁形！

微信公众号中，新民学社（xinminxueshe）发表文章《高戈里：<炎黄春秋>篡改史实恶意贬损人民领袖的铁证》、昆仑策研究院（kunlunceyanjiuyuan）发表评论《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警惕右翼分子猖狂进攻》等对《炎黄春秋》及洪、黄二人历史虚无主义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他如战友（zhanyou1893）、红歌会网（szhgh001）、红色沙龙（hongse_shalong）、战争史（warhistory）等都转发了传统媒体、新闻网站的相关文章，表达了批评态度。

阵营二：支持《炎黄春秋》以及洪、黄的行为

在微博场域，少数人如@周泽律师、@石间田、@报人老罗等通过转发、评论@洪振快的微博力挺洪、黄二人，但整体上支持声音寥寥。

@周泽律师称，欢迎《炎黄春秋》也来个“起底《解放军报》”。@金华市丰律师发微博称，敬告郭松民、梅新育及徒子徒孙，如果洪振快侮辱、诬蔑先烈了，你们可以：一，向公安机关举报以追究其行政、刑事责任；二，提请或支助烈士后人向法院起诉以追究民事责任；三，撰文进行针锋相对的驳斥，以正视听。如果以上三者你们都不做，一味夸大其词混淆视听试图施压法庭妨碍司法公正，耻辱必追及你们。海口经济学院院长@刘耘博士攻击支持郭、梅的网友为“真是奇葩级别的奴才！” @1938周思源称，军报微博今天免费为《炎黄春秋》做了一次极大的广告！原来《炎黄春秋》讲过这么多问题，那得找来看看。

舆情评析

此事件起因于2013年11月下旬，梅新育因“狼牙山五壮士”遭污蔑而转发微博批驳：“《炎黄春秋》的这些编辑和作者是些什么心肠啊？打仗的时候都不能拔个萝卜吃？说这样的作者和编辑属狗娘养的是不是太客气了？”郭松民亦发微博支持梅新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动这帮狗娘养的就是笑话！”不久后遭到时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洪振快、黄钟的起诉。

有关“狼牙山五壮士”的谣言及舆论要追溯到2007年，有网民在百度贴吧上发帖造谣称：“狼牙山五壮士实际上是几个土八路，当年逃到狼牙山一带后，用手中的枪欺压当地村民，致当地村民不满。后来村民将这5个人的行踪告诉日军，又引导这5个人向绝路方向逃跑。”2013年8月27日，网民张广红通过新浪微博再次发布该谣言，引起广大网民的批评和社会热议。8月29日，广州越秀警方发现该不实信息后，立即进行调查并依法将张广红拘留。9月9日，洪振快在《财经网》公开发表其炮制出的《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有多处不实》，该文迅速被《共识网》等多个网站转载。洪振快还在微博中称“越秀警方以虚构信息、散布谣言的罪名直接抓人，这开了一个谈论历史有可能获罪被抓的先河”。力图声援因造谣被拘留的张广红。11月8日，洪振快又在自己主编的《炎黄春秋》刊出自己撰写的文章《“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编辑为黄钟。该文围绕狼牙山五壮士“在何处跳崖”、“跳崖是怎么跳的”、“敌我双方战斗伤亡”、“是否拔了群众的萝卜”等问题全面抹黑英烈。通过网络运营，该文被大量转发，但大多数网民在评论中的态度都是愤怒及不满；根据清华大学源清智库舆情监测室的数据显示，从这之后，网络中就该事件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热议态势（如图4所示）。

图4 2013年11月—2015年6月有关《炎黄春秋》及“狼牙山五壮士”谣言的舆情走势图（媒体+网络）

时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的洪振快、黄钟起诉爱国学者梅新育、郭松民一事遭到了众多网民、进步学者的批评、不满和质疑，网友“万类霜天竞自由”发表博文《一哄而起批炎黄，未抓住根本》称，一本《炎黄春秋》，歪曲诬蔑共产党和毛泽东，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事实了，官方舆论却不闻不问，甚至于依样画葫芦帮助其扩大影响。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该杂志长期编造歪曲历史事实，污蔑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已经是公然违背了《宪法》序言精神”。如网友“顽石”发表博文《梅新育、郭松民侵权案的审理会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吗？》质疑称，这个案子看上去虽然合乎法律党们“追求的”“程序正义”，但更应该注意的是“程序正义”背后的意识形态斗争。

法院庭审虽然暂告结束，但舆论场对此事件的热议以及对《炎黄春秋》的批驳不会停止。梅新育、郭松民在批驳《炎黄春秋》抹黑英雄的时候或者言语失当，但他们捍卫民族英雄的动机和做法得到了广大网民的充分肯定。进入自媒体时代以来，尤其微博出现后，网络中污蔑英烈的谣言泛滥成灾，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此案能否做出令广大老百姓信服的判决，考验着法庭的智慧，也考验着法治中国背景下的司法公信力以及人民群众捍卫宪法的权力。正如梅新育在法庭最后称述时所讲：“本人行使了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我的言论自由权力，实践了宪法第二十四条国家倡导爱国公德、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为此被告上法庭，这是我的光荣，我将继续为维护我们的英雄、维护我们的历史而战。” 

在农业社会中，土地的基础功能是要能维系人的基本生存。由于生产率水平低下、剩余农产品有限，城市化的非农业人口必然不能多，通常都在总人口的百分之几。农村的土地也不能过于集中，否则"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以致流民遍野，通常就是民变四起的王朝末年了。因此农业社会中农民的最高理想就是"均田地，轻徭赋"。但是由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不能摆脱地主与农民的经济结构，以及君主皇权必须依靠皇粮国税来维持庞大的官僚机器和奢侈性支出，这个理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都可望而不可即。

我国自改革开放开始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实质上是自20世纪50年代初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最平均主义的均田，因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2006年国家又完全取消农业税，并开始大规模地反哺和补贴农业、农村，因而可以说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理想王国已超出想象地完全实现。而能做到这一点，除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平均地权以外，还要归功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使得政府不必再依靠农业税赋来维持。

但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进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最主要的就是原本主要只是依土壤肥沃条件不同而差异的土地价值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和调整。由于人口的快速集聚和社会公共产品的巨大投入，在广大非城郊土地价值变化不大的同时，城市中和城郊用于非农建设的土地惊人升值。只占全部国土不到1%、占耕地面积不足5%的城市开发用地成为国民财富的主要载体。而城市化又恰恰是原本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的绝大部分不断迁移进城市重新定居的过程。大部分人离开乡村乃至小城镇，移居到他们并不拥有土地的大中城市。这种人口和财富同时向城市土地集中、但人口又不能自动分享他们所移居城市的土地财富的矛盾，构成了城市化转型过程中的陷阱与土地制度安排的特殊挑战。这也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受阻的主要原因。

从市场导向的改革发展的趋势来看，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应当是在农民耕者有其田、市民居者有其屋的基础上，城市居民可以自由地下乡置业，农村居民可以无障碍地进城落户。但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我国农村的户籍人口尚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几亿农民工妻离子别、居无定所的现实。显然，不解决这个城市化转型的主要挑战，留在农村的农民在现代技术条件下耕者有其田的规模经营，市民居者有其屋并享受均等的公共产品服务，以及若干有钱有"闲"的城市居民逆城市化的"归农"耕作或回归大自然的退休养老，就都会显得过于奢侈而不真实。

因此，在城市化转型期，一个公正的土地制度的安排就与传统的农业社会的均田轻赋不同，需要有利于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外来人口市民化的城市安居和享受公共产品的平等服务，有利于在大部分人口转移后农村留守农户的规模化和现代化经营，并最终实现城乡人口安居、择业的自由流动。显然，在这个转型中，庞大的农民进城移居家庭的市民化安居是基础和前提。

什么是城市化转型期有利于人转即以进城农民为主体的城市移居人口市民化的土地制度安排呢？

1.城市化土地升值社会分享有利于人转，城郊土地所有人自己开发受益有碍人转

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一国的土地价值结构发生急剧变动，在非城郊土地价值变动有限的同时，城郊特别是大城市郊区的土地会巨幅升值。这时，由社会（主要来源只能是税收）来负担城市公共产品的投入，而由城郊土地所有人收获土地增值的收益，就会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公正。因为所谓"土地转用开发照常纳税、收益归己"的模式，实际上是把城郊土地升值完全等同于一般财产收入或劳动收入，而否定了其收益的外部性和公共性。一个相当流行的说法是，如果允许城郊农民自主转让土地，由于土地供应量大大增加，土地从而住宅价格会显著降低，从而有利于农民移居人口的落户。这个判断的假定前提是城市的整体规模与占地范围可以随意扩大的，并用土地供应的增加来抑制房价。其实相对于任意一个给定的人口，城市大小都有一个适度范围。城市范围扩大需要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基础设施投入的延伸，并非是简单盖住宅就能降低房价、有利移民。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大城市特大城市占地规模已经惊人，但城区的土地和房价在全球都属于高位。可见并不是城市郊区可以自发无限蔓延就可以降房价。而且恐怕恰恰相反的是，如果城区扩大的土地收益主要归原住民地主，公共设施用地和城市基础投入的巨大成本就得额外地筹措和分摊在城市建设的成本上，从而推升土地价格，加大进城迁移人口的安居困难。这一点我们在许多土地开发失控的发展中国家看得很清楚。

从一般经济学角度说，城市化土地的增值也可以用税收来调节。但是，城郊土地在改变用途和规划后往往是数倍数十倍乃至更高幅度的增值，这就严重制约了采用税收杠杆的有效性。如我国台湾地区在城市化转型早期曾对土地转让4倍以上的收益征收100%的土地增值税，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后来只能不断降低。我国大陆现在的二手房交易所有税率只不过20%，但规避税收的"阴阳合同"在各地都极为普遍。土地开发增值的税收就更加困难。因为单纯土地或房屋转让价值相对还容易计量，而土地开发盖房后由于各种成本的进入，其增值征税就复杂得多。

我国房地产开发行业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增值超过2倍以上边际税率为60%的土地增值税，但由于计算复杂，开发商又将开发周期搞得很长乃至不断交叉滚动，实际上长期并未征收。近年加强对土地增值税的计税征缴，一般也只是开始按开发合同额预征百分之几交差，最后的清缴往往仍因遥遥无期而不了了之。

城郊土地所有人自由转让开发还面临另一个主要障碍，这就是现代城市建设的整体性和外部性。因为当一大片乡村土地全部转为城市开发之后，其中能够用于市场价值最高的商业性开发的土地也是有限的，往往不超过三分之一，其余土地使用的市场价值则要低很多，特别是要有大约25%的土地用于道路、桥梁、公用等公共设施，另有25%左右要用于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和政府机构及公营事业单位。由于信息和交易成本过高，市场本身不能解决在存在严重外部性的情况下，土地开发的城乡边界划分问题；转为城市建设的区域哪些人的土地做商业性开发，哪些人的土地用于公共设施使用；以及即便是用于商业开发的土地，能够建多高、多密的建筑容积率问题。因此，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城市规划的作用不可避免。有人说，可以在给定规划之后，由土地所有人按照规划自主转让开发。这其实并不可行。因为任何规划实施必然造成现有土地所有人巨大的不同的损益，因此不对规划造成的土地所有人利益变动进行调整和再分配，任何规划都不可能被接受和实施。所以，既考虑受规划影响而损益不等的土地权利人，又考虑社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土地收益再分配，是现代规划实施的必然步骤和前提。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东亚模式中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化土地增值分享办法，即日本从德国学来的近旁类地的补偿原则和"减步法"。所谓近旁类地原则就是用被征购土地旁边的类似用地作为参照进行征地补偿。由于日本的各类土地都有相应的固定资产税，因此各种不同类型和用途的土地的价格相当透明。对农业用途的土地有时是用另一块同样的农用耕地来补偿，被称为"替地"。这个办法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也被广泛使用。减步法则是在近郊和旧城区改造中，涉及土地用途和规划改变时，土地所有人必须交出相当部分土地用于公共设施用地和弥补建设成本，以换取规划改变，称为减步。减步的原则是土地所有人所持土地的价值在改造前后保持不变。由于改造后环境改善、土地升值空间提高，故土地所有人仍然接受这种区划整理事业和改造。可以看出，日本模式其实是用难以规避的土地实物税的形式来进行土地增值的社会再分享，这既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替地"和留地开发的方式又避免了土地所有人的失地或一夜暴富。替地法或减步法的另一大好处是其土地增值社会分享的原则透明，具有可操作性，因而既可以是政府主导征地补偿，也可以土地产权人主导减步交地后自己留地按规划开发，不存在征地与留地自己开发之间的绝对对立。我国台湾地区的区段征收和市地重划就是减步法的另一种形式。这些做法共同的本质就是土地所有人在规划改变前原用途下的土地市场价值是其在规划改变后获取土地或货币收益的基础和准绳。由此可以看出，东亚模式的经济体成功实现农民的市民化和城市化转型，与他们选择了合理的城市化土地社会分享方式是分不开的。我国的城市化用地制度的改革中，鉴于过去出现过许多侵害农民利益的情况，很多人主张否定按规划改变前原土地用途的市场价值补偿，这就走到了另一极端，会导致土地收益分享尺度的丧失，从而使改革误入歧途。

2.农地转用收支平衡与人地挂钩有利人转，卖地财政与城乡 土地增减挂钩有碍人转

在城市化过程中，必然要有相当大量的农地转为城市化开发之用，这部分土地总体上也必然因此升值。特别是这其中商业化开发的那一部分，增值幅度巨大，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上面讲到，这种增值如果主要任由市场力量支配，会造成一部分原住民土地权益人和眼光长远、实力雄厚的土地投资投机集团的暴富，而给社会留下城市建设、规划管制及分配失调的一大堆烂摊子，就如我们在发展中国家经常见到的那样。但是，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分配模式，如果做不到公开透明公正，也极易引起各方猜疑误读，走向歧途和陷入困境。

我国现行的一手征收农地、一手卖出开发用地的土地财政模式就属于这种情况。本来由政府出面组织农地转用的"招、拍、挂"是消除土地转用暗箱操作、舞弊严重的重要手段。但是，土地出卖价格公开透明了，出卖以后的净收入又全部进了地方政府的腰包，可用于政府的各项不明不白的开支。其中也包括确有政府和官员利用土地财政膨胀的腰包为追求政绩搞形象工程，有官员们铺张浪费中饱私囊。这样，尽管土地出让收入中也做了城市建设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工程，然而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社会各界并不领情，政府自己也有嘴说不清。反对政府干预、支持失地农民的观点和舆论，又有意无意地用那其中一部分商业化用地的巨幅升值来计算政府的暴利（所谓"牵走一头牛，补回一只鸡"），更使政府的土地财政声名狼藉。而更真实的画面则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沉重负担与不断飙升的土地补偿成本，迫使地方政府普遍陷入了债务危机。各地政府为了还本付息、筹措建设资金，只能竭力维持和推升地价房价。这样既孕育了房地产市场和国家的财政金融的风险，更严重阻碍了农村移居就业人口的进城安居。这种状况进而又造成那些无法得到满足的低端住房需求累积，反过来刺激了管制松弛的城乡结合部各种违建又称小产权房的发展，这就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和积重难返。

因此，这种土地财政模式，无论过去发挥过何种积极作用，现已完全过时、弊大于利，应当果断放弃和转型。作为替代方案，东亚经济体城市化转型中的土地开发财政收支平衡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在这种模式下，农地转为开发使用的成本和用途完全透明。土地所有人可以用"替地"和"减步"的办法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也不能漫天要价，凭借地理垄断优势抢占城市公共品投入的溢价。公用事业用地和公共设施支出的费用公开透明，全部摊入土地成本，形成基础地价。基础地价是建造主要为移居就业人口的保障性住房和各类非商业性开发的用地价格。部分商业性用地的拍卖只是用于弥补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成本，补齐为止，不是卖地收入多多益善。这样，政府既不能挪用土地收益，也不会有土地本身的基础设施投入的负担，可以实现土地城市化开发使用的收支平衡。至于对过去的历史欠债，无论有多大也只是一个死数，可以采用中央和地方综合治理的办法逐步消化处理。

另外应当指出的是，在土地财政之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近些年来搞得动静很大的改革。它的主要功效就是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中央统一分配农地转用的计划指标以外，开辟了地方政府自己可以合法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的途径。由于农地转用后其市场价值大增，指标就是钱，因此这项措施自2004年实行以来就受到地方热烈欢迎，挂钩搞得如火如荼，各种进一步的创新如地票等不断出现。可见政策只要和利益挂钩，就可以不推自广。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乡村建设用地减少，去挂钩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这一减一增，耕地和城乡建设用地总面积都没有变，但却变出了钱来，看起来是皆大欢喜的好事，故学界也有不少人推波助澜，称其为改革的重要方向，其实则大大不然。乡村地区的建设用地主要是村庄用地，随着城市化发展、人口不断减少，本来迟早不是要复垦就是要用作乡村现代化的公共建设用地，加上近些年来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库存充足，这些衰败的村庄用地即便部分闲置，也是一种储备，并无大碍。现在为了要用这个建设用地指标抢着先腾空复垦，必然要人为驱赶村庄里尚未迁移和正常居住的农村居民，拆毁正在使用的住房包括许多新建不久的房屋，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特别是在城市化过程尚在前中期、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并未真正启动，赶走的农民并不能前往城镇，大量的只是在乡村以新农村社区的名义另行集中居住，这样的一拆一建，必然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和浪费。集中居住上楼的农民离农田距离变远、住宅楼区不适合农户的生产生活需要，特别是以后随城镇化发展也还要再次迁移，从而形成新的二次浪费和折腾。更不要说许多验收过后的村庄用地指标，是为了拿指标拼凑出来，复垦条件很差，实际上并未真正耕种。

换个角度看，所谓挂钩新增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不过是我们人为控制设置的行政指标，本来如果需要增加的话，并不需要花一分钱就可以大量制造。实际上我们每年巨大的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年年也就是这样产生和无偿划拨下去的。因此，为了自己一个心理上的建设用地和耕地面积没变，硬搞出这样一个把拆迁闹到农村去的折腾，实在没有必要，应当尽早废止。

很多人支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主要原因，是说这个政策符合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完全是我们自己生造出来的行政指标相互挂钩，与市场经济相差十万八千里。市场经济中土地开发奉行的是3L原则，即位置为王。偏远乡村的村庄用地在市场上本来就不值钱，其市场价值一般还要低于耕地（因为复垦还要成本）。因而没有我们行政性的挂钩扭曲，它本身并不产生财富。同时我们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只是在行政性无偿分配计划用地之外的一个补充，它完全是由政府安排和操盘的。哪个村庄纳入挂钩，搞多少试点，节省出来的乡村建设用地指标允许在哪里落地，从而这种指标的价格区间，统统都是政府行政安排的结果。如果任意一个村庄或一户农民自己将村庄用地或宅地复垦，就可拿到需要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的城市去出售，这才算是有点市场化。但是这样就根本不是我们今天由地方政府一手操办、严格限制在其行政区内的挂钩，而且会出现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偏远农村的建设用地指标大量廉价涌入市场，而沿海大城市可以低价收购建设用地指标侵占周边良田而疯狂扩张，内地中小城市因竞争不过大城市而拿不到建设用地指标，如此等等，这显然根本不可能被政策接受，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城市化格局。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际上偏离了城市化转型和农业现代化的大方向。城市化转型要解决的是几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就业城镇的安居融入问题。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说到底是土地与土地的挂钩，而丢掉了人这个城市化主体，实际上助长了要地不要人、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脱节。这种挂钩的主体和主要推动力是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地方政府要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和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的政绩，地产开发商从中看到了商机，接手乃至操盘协助政府拆并村庄、搞出来建设指标拿到城郊去开发。农民所谓得到的好处就是靠这种指标收益多少解决了在新村集中上楼居住的成本。真要帮助进城农民安居，根本不用这种扭曲和劳民伤财的挂钩，直接允许进城农民转让自己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用于在城镇落户，至少也有点见得到的货币收入。

当然，由于绝大多数非城郊农民的家乡土地并不值什么钱，转让出售家乡土地对他们在就业地城镇安居帮助往往很小。因此，城市化转型期真正要解决的是移居就业所在地的城镇政府有动力去积极吸纳外来人口并提供当地基本的安居条件。但在目前的制度和政策框架下，各地政府吸纳外来务工人口入户、提供均等化的公共品服务，只是负担和包袱而非动力强劲。在没有动力和财政支持的情况下，所谓放开户籍也就只能流于口号。因此在我国现行户籍和用地管理制度下，实行人地挂钩，即外来务工人口入户与中央自上而下分配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挂钩，作用反而更加直接与有效。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人口流入地的政府吸纳人口入户就相应地可获得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而人口不增乃至负增长的地方就自然减少建设用地指标。城乡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可以自动为人口的城市化市民化服务，从而也会自然阻止有城无人的"鬼城"现象出现。实行人地挂钩的激励体制，可以打开移居人口市民化落户的通道，实际上这也才是真正给进城农民在就业地兑现了土地和居住权利。进城务工的家庭在就业城镇安居之后，移居农民在家乡的宅基地的释放就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进城农民的离家又离土，就为农村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农业现代化创造了前提和条件。实际上，没有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去抢夺土地资源和人为抬高农村建设用地的价格，农村土地正常的土地合理化整理才能不受干扰地展开。零散的农田可以整理合并，废弃的村庄和宅基地除了复垦之外，也就可用于农业现代化所必需的农村公共设施使用。

总之，正如我们在成功实现城市化、现代化转型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所见，城市化发展和农民的市民化融入并没有也不需要人为地制造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去实现。那么，怎么理解很多人援引的美国土地发展权转移（land development rights transfer）呢？应当说迄今这方面的介绍存在着很大误导。首先，美国的纯农业用途的土地并没有土地发展权或开发权。其次，美国所称的土地发展权并非我国农民正在使用的宅基地，而是美国基于农田保护和最小农地耕种面积保护所规定的一定面积的农田可以和只准有一处农舍的规定。这样在有的家庭农场面积很大，按规定可以有超过一处农舍时，其多余未开发使用的农舍用地作为具有潜在发展权的土地，在美国部分地方政府的定向安排下，政府机构或环保慈善机构可以购买此发展权，这样这块本来可以建农舍的土地就无权再建，只能永久作为农地使用。同时也有地产商购买此土地发展权以用于在政府允许增加建筑容积率的地区使用，去按照规定适当增加建筑面积或建筑容积率。可见，一是美国的土地发展权转移不是已建住宅的土地而是可建还未建住宅的农地；二是也要有地方政府专门安排，而非完全市场化；三是并非农村任何建设用地均可调换为城镇建设同等面积的土地，而是可建农房的土地转为永久农地，并用这一发展权在政府允许的其他地区（未必是城镇或城郊）适当增加宅地面积或建筑容积率。因此，美国的土地发展权转移只是出于保护现有绿地的生态目的，与城市化、农民进城无关，更不是复垦一块宅地去到城边再占一块农地绿地，因而根本不涉及要居住在自己房子里的农民或农场主搬家拆迁以节省建设用地指标的问题。很显然，用美国局部地区在特殊背景下的土地发展权转移来为中国大规模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背书，可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顺便指出，许多支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人同时也强烈支持给城郊农民以自由的土地开发权。其实这二者之间是完全矛盾的。因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之所以有价值，就是政府能够使用此指标到城郊征地。而如果城郊农民无须任何指标，就可自己将土地转让开发用于城市化建设，那么这个所谓的建设用地指标就因无用和无处落地而一文不值。故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与城郊土地所有人自主开发土地，二者必居其一，不可能同时存在。

3.土地国有或私有均有利人转，强化土地集体所有则有碍人转

目前，在城市化用地中，主张集体土地应当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的声音似乎成为主流，很多政策也在向集体土地进城这个方向调整。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现在用集体土地说事的人许多实际骨子里最反对集体所有制，他们为集体土地争权完全是一种策略的需要。这样真假热心、阴差阳错，最后必然要走大的弯路。

应当指出，我国农村的集体所有制，虽然自土地家庭承包以后内涵不断变化、淡化，但集体所有土地不能自由买卖的外壳，客观上对转型社会中防止土地兼并和农民失地起了积极作用。后来实行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以及正在推行的确权颁证，使得农地产权进一步向农户界定，变为一种私有产权但并不急于脱去集体所有制的外壳，可说也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有积极意义。但是，为了所谓的同地同权，将集体所有制从农地延伸到城市化建设用地（如现在政策上提出和准备推行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城镇入市），则弊大于利，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折腾。

这是因为中国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法律上是定义在村一级（一般是行政村，也有许多土地实际权属在自然村，同时法律也承认部分财产可以自然村或乡镇一级为集体）。因此集体成员一般就是在这个村土地上出生和生活的农民。在农业经济条件下，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人们的流动性很低。这种集体所有制不论经济效率如何，确实是一个稳定的经济体。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许多人举家外出，新生代农民工并不准备或根本不愿意再返回家乡定居，应当说这反映了城市化的潮流，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自然趋势。要鼓励和配合农民进城落户，原来的集体所有制下自愿离开就自动放弃集体成员权利这一条就要修改。过去一段时间一些地方搞"宅基地换城镇住房，承包地换城镇户口"后来被批评叫停，因为这种限于本地农民的做法被认为有强迫农民进城和借机剥夺农民土地权利之嫌。故现在的政策是在农民进城落户的同时，仍然允许先保留农村的土地和集体成员身份。但这显然只能是一种临时性的安排。因为这种双重身份既不利于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又不利于这些移居务工人口真正安心定居城市的市民化融入。这种双重身份还成为一种其他城市居民所没有的特殊权利，因而只能是在当前户籍制度改革起步缓慢现状下的临时过渡办法。现在有关政策文件提出探索移居农民退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偿措施，这应当是一个方向。城市落户农民可以有偿退出或转让其原集体成员的土地财产等权利，这也就意味着农村集体所有制逐步变为一种可退出的自愿股份合作经济组织。随着务农人口的不断减少，一个村庄的大多数人移居城镇，农村的集体所有就会自然消亡，而变为少量留守农户的土地私有，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各种自愿的合作组织形态。因此，今后农村的土地制度安排应是鼓励农地向留守农户转移集中的制度，既非传统的村集体所有，也非向工商资本手中集中。这样在后城市化阶段的城市居民下乡购地置业务农（韩国人称之为"归农"）也才能没有障碍。否则乡村是一个个对外封闭的集体经济，城里人下乡无立锥之地，就根本谈不上自由购地务农。同时，人们越是能自由地在农村购地务农，农民从农地退出或卖地弃农就越发没有后顾之忧。农业生产和农民将来就越来越成为一种职业而不是身份。鉴于农业生产的特点及其在后城市化经济中的地位，拥有农地的多寡并不会导致贫富悬殊，就如大多数发达经济国家一样，农民或所谓的家庭农场主一般充其量只是中产阶级的范畴（考虑到我国人多地少，高度城市化之后农户家庭拥有的土地会比西方国家少很多，就更是如此了）。

如果集体所有制在农村长期而言也是淡化、消亡的趋势，集体土地进城就更难成活了。一般来说，一个城郊村的土地部分转入城市化建设，就趋势而言，这个村的剩余土地转为开发就大体上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城市天生的属性就是人员的高度流动性和开放性。它与乡村稳定封闭的环境中界定的集体所有制正好相反。试想，当一个农村的村庄变为一个城市社区后，原本按地域出生概念划分集体成员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如何还能存在？享受这个集体土地权益的是今后不断流动的社区居民还是此前的许多已搬走的老集体农民？特别是在现行农村"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下将土地一次永久确权颁证给农民之后，土地权利只能归属于这些当时参与了分地的老集体农民，此后的新成员就没有集体土地权利了。几十年后随着老集体成员先后离世，土地权利由子女继承那就是私有制，如果人去世就收回土地权利，那也没法再对已变为城市社区里不断流动的居民分配。故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城市中是无法延续的。实际上现在城郊进行城市化开发的农村集体，都纷纷让大家以土地权利入股，搞成了所谓的股份合作制。而且现已明确，新一轮农村政策改革的重点就是进行农村集体产权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其实股份合作制就是股份制。股份制当然有合作。但股份制从来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和前提。不可量化的集体所有制与私人产权基础上的股份制本来是格格不入的两回事。故集体产权的股份制改造实际上已经是集体所有制的终结，是用股权的形式将土地等财产产权私有化了。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本来是改革前传统体制的遗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因此，农村土地进城之后要么是国有，要么是私有，无法真正长期保留集体所有。我国城市土地国有，居民拥有可使用、可转让、可抵押的土地权利，这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土地的地面权交易或租地建筑（leasehold）的权利完全一样，与市场经济完全兼容，在法律上也有充分保障。故土地国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不成问题。但农村土地进城后仍为一部分农民集体所有反而会产生一系列矛盾。因为很显然，或者城市土地像今天这样全部为国有私用，或者将来城乡居民宅地都可以直接允许私人所有权。这二者都是可行和公平的土地权利制度安排。如果原城市居民只能拥有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而农民变居民后既可购买拥有国有土地使用权，又可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这就带来了同一城市不同居民之间权利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的问题。因此，与现在许多打着集体土地旗号讲公平权利的道理相反，城市化土地国有私用或居民用土地今后直接私有都有利于城市化转型和人转，而唯独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从趋势上看无法存活。现行关于集体土地进城的改革政策思路需要重新审视和修正，否则徒然添加折腾和混乱。

4.土地公共投入均等化有利人转，土地公共投入高低悬殊有碍人转

现代城市地租理论的研究认为，在一个最优规模的城市中，总地租等于社会公共品的投入，这一点也符合我们直观的判断：地价高昂的大城市也是公共财政、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投入最多最集中的地方。就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随着巨量资金的预期投入，就有知名地产商预计，北京房价地价将会迎来新一轮飙升，结果很快也得到了验证。总之，与肥沃程度及运输成本决定农业社会的地租完全不同，城市地租是由公共品投入决定的。

人们往大城市聚集，是因为大城市能提供更大的规模经济和更好的文化生活。所以我们在一些欧洲小国看到，一个首都往往就聚集了一个国家近半的人口。但像中国这样十几亿人口的世界大国就肯定不行，因为我们遇到了在既定资源和技术条件下城市规模的人文和生态的瓶颈。因此，中国抑制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发展有其客观合理性。但是，如果我们用各种其中主要是行政手段限制大城市的人口流入，同时又将公共产品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倾斜，这样就会造成更大的公共产品提供的落差，导致人们渴望进入的城市其户籍制度是封闭的，无法进入，而政府鼓励人们转移落户的中小城市由于公共产品投入不足，人们并不愿意移往。这样，人转即城市化转型同样会受阻。

其实，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差距不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而在于乡村和小镇。发展中国家的旅行者往往惊叹的是在发达国家的任何一个乡镇角落，其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水平和覆盖相对于当地不多的人口而言，依然到位。而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即便只要离开首都北京城市中心几十公里，公共产品的供给相对于人口比例而言，已经有天壤之别。因此，要成功地实现人转即城市化转型，城市内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均等化，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乃至不同城镇相对于人口的服务均等化，最后到全国城乡人均公共产品的均等化，恐怕是一条不可避免的发展道路。这样就需要对我们今天公共财政与公共品投入的方式进行根本性的反思和调整，首先从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的城市群人均公共服务均等化出发，来设置城市化布局和引导人口的市场化迁移与融入。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充分发挥经济改革试点和对外开放窗口的重要作用，在诸多领域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创新，成功开辟出一条通过吸收和运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创新发展之路。中信集团现有40多家子公司，职工人数约18万人。截至2014年末，中信集团总资产达4万多亿元，净资产2千多亿元，2009年以来连续6年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目前排名第160位。

近年来，中信集团总部在精神文明创建中，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五个一”创建为重点，认真部署，精心组织，深入扎实地开展创建工作。集团总部坚持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各方合力推进、职工群众广泛参与的创建机制，积极开展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在弘扬主旋律、宣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集团总部已20次获评中央国家机关文明单位，连续11年被评为首都文明单位。

一、开展道德教育，强化价值引领

开展道德教育是推动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引导职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集团总部结合自身实际，将“中信读书讲坛”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有效载体，邀请中外学者作专题讲座，不断丰富讲坛的内容和形式。积极开展群众性读书活动，常振明董事长先后向职工推荐了30余本优秀图书。集团在总部办公地京城大厦设立中信书店，方便职工读书，引导职工加强学习，修养品性，读书活动的做法得到中宣部、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等领导机关的肯定，2012年获评“中央国家机关十大学习品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作了报道。

集团总部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要求，大力宣传焦裕禄精神，集中开展了学习“新时期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杨奎烈主题活动，编辑出版了《精神的路标》《生命的动能》等书籍，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学习内容。在集团内联网上开辟学习专栏，引导广大党员对照先进，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得到了中央督导组的好评。

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典型评选中，集团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通过综合评议，推选出一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个人和集体，采取多种方式宣传先进典型的事迹。集团推荐的杨奎烈同志先进事迹得到刘云山、李源潮等中央领导的批示和多家中央媒体的集中报道，在中央国家机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典型首场报告会上宣讲，并在中央国家机关部委和多个省市巡回报告。集团还组织职工观看了《永远的焦裕禄》《杨善洲》《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等优秀影片，均取得很好的效果。

二、践行雷锋精神，开展志愿服务

中信集团大力弘扬雷锋精神，通过坚持“常学”，追求“常新”，注重“常效”，使践行雷锋精神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时代精神教育。

集团召开青年职工弘扬雷锋精神座谈会，引导青年职工深入领悟开展学雷锋活动的重要意义；组织青年职工开展“紧跟党走献青春建功成才创辉煌”主题活动，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培养高尚情操；以纪念毛泽东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为契机，开展学习雷锋主题活动；组织青年职工赴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为盲人讲解金融知识,受到盲人欢迎。

集团把践行雷锋精神与精神文明创建、志愿服务、参与公益事业相结合，开展了一批有特色和影响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集团成立了志愿者协会，不断扩大志愿服务覆盖，深化服务品牌，提升服务水平。目前集团已有28个子公司成立了志愿者组织，并设立了学雷锋岗、学雷锋窗口、学雷锋承诺栏，使学雷锋成为企业服务社会的常态内容；组织职工到北京园博会学习志愿服务工作的经验，调研了解志愿服务模式；组织志愿者骨干参加中国志愿服务国际交流大会，与国内外志愿服务组织开展交流；每年与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共同开展“关爱农民工”活动，在北京、汕头、成都等地组织为农民工提供医疗体检、心理咨询、赠书系列服务和慰问演出等活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三、加强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环境

中信集团在开展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中，从建设文明和谐企业入手，推动精神文明创建与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结合，增强广大职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营造文明和谐的企业发展环境。

开展《中信集团企业文化手册》的宣传推广，把中信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融入职工的行为规范，发挥优秀企业文化在引领企业改革发展、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增强综合竞争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集团将中信企业文化纳入领导干部轮训、中青年骨干培训和新职工入职教育中，促进中信企业文化贯穿于经营管理、职工队伍建设和履行社会责任等各个方面。近3年来，全系统有10家单位获评全国企业文化建设先进集体。集团获评全国企业文化建设“十大典范组织”，中信重工入选“全国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地”。

以多种方式加强中信企业文化的宣传教育。在门户网和内联网开辟企业文化专栏，利用报纸、橱窗等载体在职工中广泛宣传中信集团核心价值理念。在总部设立荣毅仁同志塑像，在国安第一城建立荣毅仁同志生平暨中信公司发展陈列室，编辑出版反映中信发展之路的《艰难的辉煌》和《我与中信》系列文集，摄制电视系列片《大国风帆》，激发广大职工热爱中信、奉献中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集团还通过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营造健康向上的环境。总部先后成立乒乓球、羽毛球、摄影、书法、钓鱼等职工兴趣协会，开辟职工健身场所，举办“中信人·中信事·中信景”主题摄影展。开展多种群众性体育竞赛活动，乒乓球队代表中国金融企业参加2014国际职工体育交流大会，夺得乒乓球赛冠军。注重办公场所的清洁美化，在总部办公大楼周边实施立体绿化，形成健康整洁的工作环境。

四、倡导文明有礼，弘扬勤俭美德

集团总部结合实际开展“做文明有礼中信人”活动，利用宣传展板和网页，围绕遵德守礼、勤俭节约等主题进行广泛宣传。将文明用餐、反对浪费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与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紧密结合，在集团内联网刊出通知，吸引广大职工参与其中。

集团专门设计制作了600套文明用餐宣传牌，在各职工餐厅张贴摆放，营造健康和谐的用餐文化；组织相关工作部门加强对职工餐厅服务工作的检查，专门设立意见箱，征求广大职工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向餐厅反馈，为广大职工提供良好的后勤服务环境。活动开展以来，职工文明节俭意识普遍提高，用餐浪费现象明显减少，餐厅卫生状况进一步优化，受到广大职工的欢迎。

在“五四”“七一”“十一”和司庆期间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坚定职工理想信念。

五、打造舆论阵地，构建和谐企业

为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集团总部在精神文明创建中围绕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社会公益等内容，利用网络、报刊、宣传栏等渠道广泛开展宣传教育。

丰富和完善集团内联网精神文明专栏相关内容。开辟“创建活动”“光荣榜”“风采录”等栏目，发布系统内各单位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动态，宣传创建工作的经验和做法，帮助广大职工深入理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积极运用新媒体搭建职工交流平台，创新活动载体。通过RTX系统、QQ群、飞信群、微信群等即时通讯平台，部署工作、开展讨论，引导职工畅谈认知感受，提出精神文明创建的意见和建议,创作和传播有文化深度的精品短信、发布身边的感人故事，引导职工修身律己、做文明人。

发挥《中信人报》的舆论阵地作用。采取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宣传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方面的好人好事和各单位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情况，形成了构建和谐企业的浓厚氛围。

六、践行群众路线，提升服务水平

集团总部按照创先争优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结合行业特点，积极开展各项主题活动，推进服务的常态化。

打造惠民工程，通过开展“三亮三比三评”、党员践诺等活动，在为职工办好事办实事上体现创先争优。党员与群众结成帮扶对子1841个，组织党员开展志愿服务10478人次。

强化宗旨意识抓整改，专项整顿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加大督办、反馈、落实力度，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和办事效率。畅通反映意见渠道，开通董事长、总经理信箱及建言献策信箱和官方微博微信，制定党员干部联系职工群众实施办法、领导与职工群众对话制度等，及时回应群众关注。

帮助职工解决实际问题，拨付专款2300余万元用于困难企业实施民生工程，2013年以来投入440万元资金帮扶困难职工及家属1500余人次。

七、做好公益事业，履行社会责任

中信集团积极参与民生建设和多项社会公益事业。近年来，集团总部累计投入1亿多元用于支援西藏和云南贫困地区发展，并认真做好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帮扶弱势群体等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集团认真履行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大力拓展利国利民的社会事业，2013年在西藏申扎县建设了雄梅镇58户特色居民住宅项目；在云南元阳、屏边两县实施整村推进、异地搬迁等26个扶贫项目；在河北宣化实施黄羊滩绿色工程，治沙绿化面积已超过2万亩，获得“生态中国贡献奖”和“首都公益绿化先进单位”等荣誉，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扶贫开发先进集体”称号。按照中央文明办提出的“城乡统筹、文明先行”主题社会活动的要求，集团总部联合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与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密云县敬老院和收养服刑人员子女的太阳村社会公益组织建立文明共建关系，为共建单位捐助了上千套生活用品和文化体育设备。集团总部还启动了“爱让梦飞翔”信用卡积分公益捐赠慈善项目，为贫困山区和城市民工子弟小学建设“梦想中心”多媒体教室开展募捐，目前已在四川、上海、青海等18个地区捐建了43所“梦想中心”，惠及师生6万余人。

中信集团心系首都经济社会建设，积极发挥优势为北京城市发展和民生改善做贡献。热心支持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足球、网球、围棋等是社会影响比较大的体育投入项目，在群众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艺术方面赞助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最近集团还积极推进与北京市的战略合作，加大参与城市建设、科技创新、文化产业和百姓菜篮子工程的力度，在首都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面对新的形势，集团将认真学习和借鉴兄弟单位的好做法、好经验，进一步研究和把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规律，将精神文明建设与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紧密结合，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中管金融企业的软实力，为中央国家机关和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涌现过无数先贤与先烈，他们或开启民智或救民于危难，堪称历史长河的中流砥柱。国人历来有追思先贤、缅怀先烈的传统，两千多年前的《论语》中就指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正因此，中华民族得以在遭遇了无数的艰难困厄之后，依然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千上万先烈的生命与鲜血，铸就了伟大的中国革命史，奠定了新中国的国本。今天中国走上了全面建设小康之路，但我们不能忘本。尊重自己的开国历史，敬仰先贤和先烈的崇高精神，就是爱国。

近年来，社会上泛起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一些人借助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用春秋笔法，以西方价值尺度来解读、涂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他们以所谓秘辛考证来诋毁污蔑革命领袖和人民英雄，消解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一时间甚嚣尘上，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欲灭人国者，先去其史。面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浊流，有正义感的人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郭松民、梅新育对污蔑“狼牙山五壮士”的署名文章的批判与抗争，就是其中一例。

本刊选登郭松民、梅新育在法庭上的最后辩护词，就是要表明在对历史虚无主义斗争中的态度。在我们看来，应以人民的名义起诉那些贬斥先贤、污蔑先烈、诋毁领袖，公开宣传历史虚无主义的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尊重社会公德。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的名誉权不容亵渎，这是每个公民都应遵守的社会公德底线。那些用低俗文字诋毁英烈形象的行为，不仅挑战道德底线，也挑战宪法精神。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是举国缅怀抗战英雄和革命先烈的肃穆时刻。但有些人对自己的错误行为不仅没有丝毫悔意，反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状告见义勇为的公民，其嚣张至此，理所当然地激起广大群众的反感和愤慨。很明显，如果听任历史虚无主义的歪风肆虐，听任某些人日复一日地颠覆英雄、消解崇高、解构历史，必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我们应该鼓励有良知的公民站出来，斥责歪风，伸张正义。只有这样，才能重塑国家的精神力量，才能增进社会的团结，才能真正树立我们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附：

抗日战争胜利了，抗日战争没有结束！

郭松民 [1]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各位朋友：

首先，感谢《炎黄春秋》和黄钟、洪振快两位先生，由于你们的盛情指控，使我能够有机会站在这里澄清事实并表明自己的观点。我要说的是，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2015年，作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校，能够为保卫抗日英雄狼牙山五壮士的荣誉而成为被告，令我深感自豪！

其次，我要谈一点法律问题。原告黄钟、洪振快先生指控我2013年11月23日在微博上侮辱了他们。但请审判长注意，我那条微博的原文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动这帮狗娘养的就是笑话！”很明显，即便这里存在所谓“侮辱”，也是指向那些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黄先生、洪先生愿意承认自己是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吗？我想他们不会承认。既然如此，那他们为什么又会如此确信“狗娘养的”指的就是他们呢？

进一步说，我和梅新育先生都是转发鲍迪克先生的微博，而鲍迪克先生微博的标题是“炎黄春秋：狼牙山五壮士曾拔过群众的萝卜”，我转发时所流露出的愤怒，很明确的是指向作为一个法人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的，换言之黄、洪两位先生并不是适格的原告，坐在原告席上的应该是《炎黄春秋》的法人代表。

那么，我为什么会对《炎黄春秋》如此出离愤怒？也请允许我解释一下。因为在我看来，《炎黄春秋》就是搞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本营。在这方面，《炎黄春秋》可谓20余年如一日，抽丝剥茧、细致入微地解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在革命、建国、工业化以及保家卫国战争中所建立的一系列历史功勋。具体操作手段就是“用细节否定本质”，借一些当事人在年代久远后回忆或讲述的偏差，以及出于个人立场的偏见来否定历史的大是大非。

就以黄、洪两位先生的《“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一文为例，他们采用的就是典型的《炎黄春秋》笔法，表面上看起来不偏不倚，但实际上却选择性的使用史料，使用“溜”“窜”、“滚”等贬损性的词汇，暗示狼牙山五壮士的两位幸存者葛振林、宋学义撒谎并违反群众纪律，五壮士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同日寇做生死搏斗的悲壮行为，在他们的笔下似乎成了一场类似化妆跳水的滑稽闹剧 —— 请问，这难道不是对革命先烈和抗日英雄的最大侮辱吗？

审判长、陪审员、各位朋友，我曾是一名革命军人，不到18岁就放弃了高考的机会，投身人民空军。我在青少年时代受到的教育和在解放军中服役的经历，使我深深的敬仰包括狼牙山五壮士在内的所有革命先烈。我认为，正是有了他们的牺牲，才有了我们今天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但在《炎黄春秋》一类媒体和一些无良文人的口中笔下，革命先烈们却得不到丝毫的尊重，反而成为质疑、调侃、侮辱的对象，这使我深感悲愤！我深深地感到，日本鬼子虽然被赶走了，但汉奸仍然存在，他们掌握了许多舆论阵地，我们不得不为保卫抗日英雄的荣誉继续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了，但抗日战争并没有结束！

如果有人问我：假如你预见到这次庭审，你还会转评那条给你带来麻烦的微博吗？我将回答：会的，我是一个老兵。如果我选择视而不见，我会认为自己是一个逃兵。

今天的庭审可以被视为抗日战争在舆论战场的继续，我会坚持到底，也愿意打持久战。

对这场特殊的战争，我有必胜的信心，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站在我们一边！

谢谢审判长，谢谢陪审员，也谢谢各位朋友！

 烈士保卫国家，谁来保卫烈士？

 梅新育[2]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各位朋友：

今天，站在这里，我的心情既有自豪，又有几分沉重；自豪的是我在为捍卫我们的英雄烈士而战，沉重的是我因此成为被告。

此时此刻，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庭，而包括这个法院在内的整个司法体系，包括司法体系在内的整个国家政权，整个国家从东亚病夫，到今天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都是千百万英雄烈士奉献牺牲方才换取得来。新中国成立时共有300万名共产党员，但有名有姓可查的党员烈士已达370万人。直到八十年代，整个国家已经全面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西藏军区副司令员仍然活活累死在边防线上，我父母老领导的女婿仍然牺牲在南海一线。对于烈士英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敬仰尊崇，没有权力轻薄侮辱，任何抹黑侮辱烈士英雄的言行都应当受到谴责和依法惩处。

历史就是我们的信仰，英雄就是我们的楷模，更何况我们今天生存的世界并不太平！

然而，现实是怎样的呢？现实是有那么一些人，二三十年如一日致力于抹黑我们的英雄，抹黑我们的历史，已经突破了人性的一切底线！

烈士保卫国家，谁来保卫烈士？

我们，我们责无旁贷。

正因为如此，我才对原告春秋笔法轻薄抹黑烈士的行为无法容忍，行使了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我的言论自由权力，实践了宪法第二十四条国家倡导爱国公德、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为此被告上法庭，这是我的光荣，我将继续为维护我们的英雄、维护我们的历史而战。

最后，向各位法官、陪审员、各位朋友致谢，尤其要感谢洪振快、黄钟二位先生。因为每个正常男儿内心深处都藏着为国家效命沙场的梦想，我此生上阵无望，感谢洪先生和黄先生创造这个机会，让我能够为保卫烈士而战！

谢谢！

以下删去

梅新育

2015年5月13日于丰台法院

（庭审辩论激烈，未及当庭陈述，书面稿交给了法官）

[1] 本文是作者2015年5月12日于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51法庭为狼牙山五壮士辩护时的最后陈述。作者是自由撰稿人。

[2] 本文是作者2015年5月13日于北京丰台区人民法院为狼牙山五壮士辩护时的书面稿。因未及当庭陈述，书面稿交给了法官。作者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回顾日本经济发展历程，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凭借自身独特的发展模式，以令世界震惊的速度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的快速积累，在短短20年内就完成了医治战争创伤和追赶老牌西方国家的任务。自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进入所谓“失去的20年”。但在经济持续衰退、停滞的表象下，日本逐步完成两次大规模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升级，并通过大量海外收购，在日本本土外形成了“1.8个日本”的资产及产业规模。在这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背后，财团体制和商社模式正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

什么是日本财团

日本财团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们实际上是由综合商社、主办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企业，以及众多不同领域分工的制造业企业聚拢而成的“商帮”。

日本财团的渊源

日本财团的前身是日本财阀，财阀是战前日本金融资本集团的通称，它和浓厚的封建家族联系在一起，具有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的特点。二战前由家族控制的日本财阀是明治维新后政府扶植发展起来的、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型控股公司，当时最有实力的财阀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4家。    

日本战败后，旧有的财阀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英、美式的企业制度。日本之所以能够对抗美国，就是因为这些大型财阀的存在，它们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根基，美国以反垄断为名，实施了一系列措施解散财阀，同时输出大量资本进入日本。这一时期，日本出现了短暂的产融分离的格局，经济被美国控制，形成变相殖民化。不久日本出现了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工潮迭起，政府也不稳定，原有的经济秩序出现混乱。

朝鲜战争爆发适时缓解了日本国内的经济衰退。1951年以后，美国出于朝鲜战争和冷战的需要，放宽了对垄断资本的限制。在日本的银行尚未解体的前提下，产融开始重新聚合，新的财团开始出现，逐步形成了产、商、融三位一体的财团体制，其特点是由法人持股，职业经理人运营。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

日本六大财团

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是日本著名的六大财团。前三者是直接继承二战前财阀谱系的集团，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形成，为解体后重组，具备一定的根基；后三者是在60、70年代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主办银行为中心形成的。70年代到90年代，六大财团进行金融整合，最终形成如今的三菱UFJ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和瑞穗金融集团。这三大金融集团是为对抗外部经济势力而由“官民一体”整合而成，它们为综合商社的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金融基础。

六大财团的产业方向因各自的起家史和发展路径不同而各有区别，各财团的内部紧密程度也各不相同：老牌财团比较紧密，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财团则较为松散（见表1）。

表1 日本六大财团概况

日本财团的产权构成及运行方式

二战后重新聚集起来的日本财团不同于原先的财阀。一方面，在原来的家族成员被赶走之后，经营企业的都是职业经理人；另一方面，为适应美国出台的《反垄断法》，日本财团由原来的一家公司直接控股转为多家公司联合持股。日本财团发展到这一阶段，已由原来的金字塔持股形式，转变成网状球体持股结构。

日本财团的环形持股方式

日本财团的产权构成方式是交叉持股，也就是环形持股方式。相对于二战前财阀的金字塔型组织结构，这是一种网状球型结构，信息传递交流速度更快，更适合市场环境。

20世纪50年代，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时，日本股市出现低迷，有远见的经理人抱团将抛售的股票收购，通过交叉持股进行融资。这种民间资本的私有制形态，通过集合和相互持股形成了一种混合所有制形态。由于这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主要还是金融机构，所以日本企业还是更多地与银行资本联系在一起，这也造就了其大生产机制。大企业形成的财团在产业链上进行分工的同时，一些中小企业围绕这些大企业在运作，这就形成一种秩序，一种利益共同体，因而构成了日本企业的基本体制形态。

在日本，“共生共荣”是普遍的价值观，财团最大的意义就是建立庞大的生产体系，企业通过交叉持股形成了共渡危机、共享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从而有效避免了恶性竞争，实现了分工合作。这种交叉持股的方式，可以通过债转股帮助企业处理债务问题；通过集体监督减少腐败；通过信息共享减少信息不对称，并实现共同决策；通过在企业间建立信用关系，来降低信用成本；通过建立内部人才流动机制，为经理人提供更好的学习机会和成长空间；通过为中小企业搭建可依托的平台，解决就业和融资问题（见图1）。

图1日本财团交叉持股图

日本财团的“产商融”横向联合方式

日本财团通常采取横向联合方式，由3个核心部分组成，即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信托、基金等）；综合商社（主要业务是贸易和投资，以贸易为平台，控制物流）；装备制造企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装备制造等）。除此之外，一些现代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也通常被划归至某一财团，但它们的独立性更强。财团内的企业群体会将集团外部的中小企业群作为长期稳定的交易对象纳入业务经营体系，在主要的制造商和全国几千个零售商之间还存在着销售联盟。

日本的六大财团，每个财团都掌控着数十家大型企业。财团运行实行的是类似立体作战的形式：金融如空军，商业如海军，产业如陆军，空、海军为产业（陆军）发展护航。就是凭借这套“产商融”结合体制，日本在战后与美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对抗。

日本财团通过成员企业间的交叉持股、共同投资等手段，形成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它十分强调“和”与“团结”，虽以国际通用、标准化形式出现，但带有明显的东方儒家文化的烙印。

日本财团的功能和效果

日本财团的功能

综合商社是财团模式最重要的核心，财团发挥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综合商社身上。综合商社的业务基本定位是提供交易服务，为出口商开发海外市场，为进口商寻找所需要的原材料或产品。综合商社以贸易为平台介入到产业里，同时又有金融服务功能，具体体现为集贸易代理、金融服务、产业投行、仓储物流、情报系统、投资咨询和产业组织者等职能为一体，发挥综合运营和协调作用。综合商社的意义还在于其代位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以类似民间企业的行为方式行使着国家微观经济管理的职能（见图2）。 

图2日本综合商社职能图

贸易职能。综合商社的首要职能。综合商社不同于一般的买办代理型贸易公司，它是一个连带投资型的综合贸易公司，其重点在于资源贸易和战略投资。综合商社并不直接进行生产活动，而是通过提供良好周到的综合服务和少量投资参股，维持与生产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逐步取得原料和产品的贸易代理权，同时带动财团关联企业的共同投资。

金融服务职能。从本质上讲，综合商社是一家金融类公司，这主要包括融资、投资、租赁、国际性大宗借款安排等。但商社金融不同于单纯的商业银行，其资金来源不是直接吸收存款，而主要是借自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等。综合商社之所以能从银行借入大量资金，主要是因为这些金融机构是综合商社的大股东结合成的利益共同体。金融功能是综合商社的核心功能，是综合商社紧密维系贸工关系的重要手段和纽带。综合商社存在于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之间，适时地对二者的利害关系做出适当的调整，在日本有“第二银行”或“影子银行”之称。在贸易领域，综合商社强大的金融功能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开拓与占领市场的能力。在金融、信用领域，综合商社从旁协助金融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产业投行职能。综合商社从成立之初就扮演着产业投行的角色，致力于扶植日本中小企业成长。如在丰田、东芝、索尼等还是小作坊的时候，三井物产就帮助它们筹集资金、开拓市场、引进人才，使它们逐步成长为日本工业的脊梁，最终成为世界级企业。

综合商社以贸易为平台，进行产业投资，两者相辅相成。不同于美国金融投行热衷于追逐短期利益，综合商社不仅仅立足于资本运作，更倾向于长期持有股权。综合商社对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企业小额入股，变相地通过“小资本+大物流”的方式把这些企业编织起来，以达到整合和搭建产业链条的目的。这种“只服务不控股”的方式更易于维持财团企业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从而建立“利益共同体”。

仓储物流职能。综合商社与全世界的海、陆、空运输公司和仓储公司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能够为客户提供最合适、最经济的物流服务，并安排保险、仓储及进出口手续等方面的业务。物流实际包含了信息流、资金流、票据流，以及货物的仓储和运输等内涵和功能。通过搭建全球化的物流体系，综合商社在为产业提供服务的同时，通过掌握产品物流的各个环节，收集分析最有价值的商业情报，做出正确决策，最终达到变相控制产业的目的。

情报职能。为了打入和占领世界市场，提高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能力，日本几大财团的综合商社都不遗余力地建立强大的情报系统，将庞大的信息网络的触角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重点搜集各国的经济、政治等情报，再利用情报信息进行综合性、战略性的研究，开展各种各样的信息服务，这包括竞争对手及其市场占有率、产品质量、品种、价格的动态分析等。其情报搜集、加工处理和传递能力堪称世界第一，在经济和商业方面的情报能力甚至被认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之上”。可以想象，假如在战争环境中，这些商社甚至具备提供全面后勤保障的能力。由于这一优势，决定了它在国家经济决策中的重要地位。对国家而言，综合商社是日本经济的“总参谋部”，是日本国家经济战略的制定者；同时也对日本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政策影响力。日本政府对世界经济事务的认识和研究，几乎完全依赖于综合商社的研究机构。

投资咨询职能。凭借着强大的信息网络和渠道，综合商社向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的大企业提供市场行情、营销策略、贸易机会、技术转让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其范围小到产品的包装设计、大到国外企业的资信评估和收购，几乎无所不包。对财团内部企业而言，综合商社既是情报机构，也是拓展海外市场的先锋。日本企业在最初进入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时候，一定会第一时间找到所属财团综合商社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寻求信息咨询等方面的协助。对财团外部企业而言，综合商社通过提供免费的投资咨询服务并少量入股，将合作企业纳入其全球产业链，与合作企业互惠互利、共享信息。从条件苛刻的技术转让谈判、技术引进合同的签订，到先进机械设备的进口、安装和调试，凡是与重大技术、装备相关的引进，综合商社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产业组织者。综合商社在世界各地寻找商机、抢占资源，为日本的产业调整和资源能源保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也被成为“产业组织者”。综合商社多年来形成的信息网络和交易关系使它能在其中发挥协调作用，根据项目和业务的特点来组织最合适的厂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具体包括：全球性地调动信息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和客户共同努力创建新的公司、新的业务并进入新的产业；通过各种各样精心设计的服务促进客户国际贸易活动。综合商社强调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力，并不断推进对物流领域的渗透。在主办银行的金融支持下，综合商社从海外获取资源，通过物流打通产业链，并在整合产业链的过程中，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对生产企业的上游原料物流和下游产品销售代理权中。财团对日本经济发挥的作用

当代的日本财团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人家族企业。经过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它已成为真正的社会企业，被称为“民有国营”企业或“国民企业”。虽然财团的外在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内含的传统家族文化却得以延续。在这种新型的、现代化的企业集团中，主办银行（或金融集团）扮演着父亲的角色，通常决定家属成员的血缘关系和姓氏归属（一般为成员企业大股东），是家庭成员稳定的经济来源（为成员企业提供资本支持）。为产业服务的综合商社则扮演了母亲的角色，负责生儿育女，照顾家庭成员的起居，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施加影响（扶持众多制造企业），并为儿女长大后外出求学与发展进行谋划（海外扩张、情报获取），甚至为子女选择对象和操办婚嫁（创办合资企业）。而产业则扮演了儿女的角色，当哥哥姐姐们（成熟产业）有了充足的经济来源和积蓄后，他们会将资金投入到新孕育出的弟弟妹妹（新兴产业）上，或将富余的资金存入父母的钱箱以供全家统筹。

凭借特有的财团模式，日本打造了完整、独立的产业体系，保证了国家经济安全以及海外资源的稳定交易。日本也因此成为相对独立于美国经济体系而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国家，并一直保持着经济大国的地位。

日本财团模式的成功根本在于实业与银行的紧密结合，并通过“商”这个纽带和平台，将“产”和“融”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为本国的实业发展争夺世界的定价权和世界财富的分配权。

链接：日本财团的管理架构

日本财团内部各成员企业并不存在上下级的支配关系，在经营决策方面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因此，财团也被称为“横向集团企业群”。通过剖析三井财团，就可以看到其内部的管理架构和协调机制是如何运行的。

三井财团成立于1961年，为原三井财阀直系、旁系公司以企业集团的新形式集结而恢复成的大财团。三井财团的核心企业有26家，优势产业为化工、重型机械、综合电机、汽车制造、房地产、核电、半导体、医疗及办公电子设备等。

三井财团的父体是主办银行三井住友银行，母体是三井物产。其产业群体包括丰田、东芝、商船三井等多家企业集团。每个企业集团又包括多家大型企业，如丰田系包括丰田汽车、丰田通商、日本电裝、爱信精机、丰田自动织机等（见图3）。

图3三井财团树形结构图

联系三井财团“横向集团企业群”中各企业的是总经理会、三井业际研究所、三井广报委员会、纲町三井俱乐部等机构。正是这些机构的协调作用，使得表面松散的财团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

总经理会。总经理会是三井财团各个成员企业总经理定期聚会、交换信息情报和交谊的场所，也是各公司领导统一决策和协调财团战略发展的“作战联席会议”总参谋部。二木会作为三井财团的总经理会，是三井财团的统筹领导机构，由26家核心企业构成，其中三井银行、三井物产、三井不动产的首脑为二木会的核心。二木会的出现标志着旧三井财阀在战后的华丽转身，三井财团正是以总经理会议为纽带，建立起联系紧密的企业间联合体，财团的向心力也随着成员企业间的合作和资源整合而得到不断加强，成为日本战后最大的企业集团。

通常，总经理会对财团承担如下功能：第一，对财团内的企业进行适当的调整。一个财团内的成员企业经常有合并、改组、利益分配等重要问题，都会牵扯多家企业，处理不当会对财团内产生严重影响。因此，一般情况下财团内的成员企业所共同投资的事业，多半是在总经理会中达成协议的。第二，出面对外进行国际性交涉。日本的贸易规模非常庞大，许多资源的取得以及商品的输出都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而是一种政治问题。因此，凡遇到与政治相关的贸易问题，一般都是由总经理会派遣使节团出面前往交涉。第三，决定成员企业首脑人事调动。由于财团企业之间互相持股，在指定和派任各成员企业的首脑人事时，都必须通过总经理会来做适当的协调。

 三井业际研究所。这是二木会的直属智囊机构，相当于财团的大脑，主要研究财团内常见问题和财团内企业间需要协调的问题。其对于财团的作用是发表意见、提出政策建议，负责情报的收集、分析，管理以及相关服务，调查与研究开发，促进相关事项事业化，与国内外各机构进行交流以及发展人力资源等。

三井广报委员会。由三井财团企业组成，通过一种广泛的文化和公共关系进行活动，为国际交流和振兴地区文化做出贡献，从而建立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树立财团企业的良好形象。三井广报委员会对于财团的功能是推进国际文化交流，活跃地域文化活动，推动企业与外界的互动等。

纲町三井俱乐部。它是以财团企业领导层为会员组成的社交俱乐部，是为高管层提供的非正式交流平台。纲町三井俱乐部对于财团的作用是增强财团企业间的友谊以及情报往来等。

此外，“纵向集团企业”也是日本大型企业所必备的特征之一。这类集团企业是一个在母公司一元化、垂直领导下活动的有机的事业集合体。不仅如此，集团企业的经营活动范围往往并不限于集团内部，许多制造业企业将集团外部的中小企业群作为长期的、经常性交易对象（外包公司），实际上将它们纳入自己业务经营的内部范围。外包公司有的朝着水平方向延伸，如三菱公司拥有190家成员公司；有的朝着垂直方向发展，像丰田公司拥有175个初级供应厂商和4000多个二级供应厂商。

法治是一种有序的生活状态

我们现在讲法治，往往侧重讲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来解决社会问题。但在我看来，法治其实是整个社会有序的生活状态。用中国人习惯的话讲就是有规矩，方方面面都要有规矩。定规矩少不了国家制定法，这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但规矩绝不仅仅是国家制定法，它还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养成的许多习惯。

各种规矩会随着时代发展发生变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比如家庭、企业、学校等等，会形成各自的习惯。重要的行业还包括职业伦理，比如法官、律师、医生这些行业。这些规矩有的可能会形成法律，却不一定都上升到法律。社会方方面面有合乎情理的可行的规矩，社会有序，我们就可以大致称之为法治。法治并不等于国家把方方面面都用法律管起来，这就好比在经济学上常说的，国家要管经济活动，但不能管得过细、过死，只能管最重要的部分，要给生动、有创造性的社会生活留下足够的空间。

社会有序，才能给大家确立一个稳定的秩序，去投资，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从事自己的事业，与别人进行合作。社会中所有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按照各自对这个社会的预期来行动的。

这些规则对我们的行为影响是非常大的。举个例子，同居和结婚其实在其他方面区别并不大，同居没有一个法律上的约束，因此不稳定。一张结婚证使得女性对她自己的生活安排有了很大的区别。法律对人与人的合作也很重要，一起投资，一起创业。而且还包括了不合作，也就是约定互不干涉，因此绝交也是一种合作。

广义的法律规则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家庭、社会、职业层面，合作会改善自己和合作者自身，增加财富的积累，也包括个人的福利。因此，中央强调全面的依法治国，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强调法律不仅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而且在全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非常重要。

由于社会各方面的生活都需要遵守规则，因此，所有社会只要持续的足够长久，长期稳定，比较繁荣，都一定是有规矩的。在特定意义上，你也可以说那就是法治社会。但中国历史上那种社会有序的状态，古人不称其为法治，而是叫“文治”，与平定天下的“武功”相对。文治的核心就是通过当时的政治文化精英，依据全国统一的、尽管比较粗略的文字表达的规则，治理国家，规范王朝的机构和官员的运作，保证国家政治的统一和稳定。中国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全国统一的推举、察举和科举，以及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等等，就是法治的一些重要方面。当然，这种法治与现代社会的法治区别是显著的。区别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基础不一样，当时大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现代法治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工商业发达的市场经济。

经济基础的不同会引发不同时代的法治实践，对平等、自由的关注程度非常不同。比如现在更强调个人，个人创业、个人所得税、个人发明、私有财产等等，但传统社会就不是这样。例如国家的赋税征收，就都是按一家一户来确定的。问题不是当时的人们不懂个人主义，而是按“户”来分配赋税劳务，在社会层面来看更合理，也更为公正。一个家庭可能有两个男子，只征一个人去当兵，但如果是个人主义，就不知道该谁当兵更合理。

但是，传统中国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法治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变农耕社会为一个现代化的工商社会。从1949年之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变革。

中国社会转型需要法治护航

今天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占55%左右，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再生活在农耕社区的熟人社会，而是生活在城市的陌生人社会。这个变化直接改变了中国社会生活的秩序及其建构。

在农耕社区或者较少人员流动的城市单位里，这种熟人社会中生活的最大好处就是不需要太多国家法律直接规制，通过熟人之间的经常交往，构成一种反复博弈的关系，通常会迫使双方都遵守规定。比如，熟人间借钱不需要打借条，因为不守信用的人在熟人社会中很难生存下去。因此传统中国社会中，基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秩序是不太需要国家正式法律保护的。但就整个中国来说，法治也还是重要的。中国古代社会和国家的治理可以说有三个层次，齐家（其实是农耕社区）、治国和平天下。法律主要用来治国，或是治吏，大致公正地选拔调配和升迁官员，保证整个国家的结构运作，防止地方分裂势力。而基层社会治理基本是靠熟人社会发生的规训机制，靠儒家教训。平天下则是边疆治理事务。

这种状态到近现代以后，随着工业、商业以及城市化的发展，慢慢改变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整个社会发生了快速和重大的变化，在过去的30多年中，有近6亿人口先后进入城市。生活在城市的人每天遇到的大量都是陌生人，有许多还很可能是一次性交往，我们生活在陌生人的世界。这种社会状态给人带来各种各样的风险。因为如果交往是一次性的，人就可能有机会主义倾向，而我们无法精确判断谁会搞机会主义。正式的法规往往是解决陌生人之间问题的。交往者相互越是陌生，就越需要法律细致明确，就越需要了解预先确定的规则，就越可能给需要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法治的意义就开始浮现出来了。

当代中国根本性的法治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的变迁让民众产生两个最基本的法治需求。一是当他们走出熟人社会以后，在举目无亲的他乡，如何获得必需的帮助。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人进城首先要找熟人，直到今天不少人还是如此。但大部分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包括城市中流动者，遇上各种麻烦，他们首先要找那些可以信赖的人，找警察，找政府，找法院，找社会中很容易辨认但大致能信得过的机构和人。这就是对法治的需求，也是对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需求。

另一方面，社会人员的快速流动，也会引发违法犯罪的急剧增加。国内外的统计数据表明，流动人口更容易违法犯罪，这由多种因素促成，包括缺乏归宿感、没有熟人的注视和社区的舆论压力等等。这些问题并不只属于中国，欧美国家当年工业化兴起之际也是这种状况。人们因此觉得生命、财产不安全，自然对法治有了更大需求。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都为此进行了许多投入，如校园增设保安，家庭安装防盗门等等。这是老百姓对法治最直观的需求。

对整个中国来说，法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要推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要用明确的规则来吸引外商和外资等等，都离不开法治。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法治建设总体上是很有成效的。

整个中国的法治变革就是因为市场经济的需求，人、财、物、信息流动起来了，社会秩序有了很多变化，没法诉诸传统的熟人社区或与之相应的机制，必须由国家提供法治的保障。就此而言，市场经济是推动法治发展的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力量。普通百姓不容易关注法治在这一方面的发展，其实却非常重要。

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其他风险也开始增加，要求加强监管。刚开始是产品质量问题，近年来突出的是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对这个问题需要有更现实和透彻的理解。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国人的道德败坏和衰退引发的。但我的看法，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波动，问题出在先前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小群体中，那是人的道德情感和社区舆论压力通常就足以应对的。但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由极大数量陌生人构成的广大群体，我们原来的道德感已经没法强有力地指导我们面对这个广大市场的决策。当我们面对远方的不见面的陌生消费者时，我们没法涌起这种在小群体中会自然发生的责任感。问题是市场经济令产品在需要的地方流动，一些消费者可能因此受伤，这就需要加强对各类产品标准的制定和检验，需要用制度来补足人性的这一弱点。这一点，我们当初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很可能认识不足。

民生与法治

市场经济下民生问题越来越重要。农耕经济主要是体力劳动，智力能起的作用不大。但现代社会，一点细小的差别就可能使人们的收入差极为悬殊，甚至未必真的是因为你聪明智慧，而很可能是一些不很重要的天赋。许多歌唱演员可能就多一点什么特色就成为大明星，少了那一点就不行，收入的差距可以达到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这种差别来自什么地方？来自市场需求。

如果这个社会中所有人的生活都还可以，那也不一定是多大问题；只是一些地方，或有些人生活非常贫困。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如生病，如受教育程度，如社会转型导致的生产技能不再为市场需要，缺乏竞争力；而另一方面，如今的通讯发达，人们的参照系已经不再是本村的张三李四，而可能是遥远都市中的李四张三。所有这些因素都迫切地要求国家以法治的方式来回应这类社会差距问题。过去10多年这方面的法治在快速推进。

有人问，解决民生问题为什么必须是法治，不能靠慈善事业吗？社会需要慈善，但只能是一个补充。民生必须是制度性的，因为这涉及到分配正义的问题，要力求每个公民都能获得，尽可能平等获得，因此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分配。这就必须以法律和制度方式来实现。

民生问题很重要，也容易出问题，要警惕欧美福利国家的历史教训，因此必须把握一个度，不能不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但即便会出问题，也一定要往前走，必须平衡各种利益，必须用制度规范。因为这关系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要让老百姓觉得生活在这个国家里，能享有这种福利，其他国家的人待在中国就享受不到，这其实也是国际间政治、文化、经济竞争的形式之一。

突发事件与法治

突发事件以前也有，但是在人员、资金、信息流动性不大的社会之中，突发事件并不需要以法治的方式解决。但现在事情发生了变化。

2003年的非典是一个典型的公共事件。这一事件提出的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在现代社会，政府如何应对这种突发事件。禽流感问题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类问题。农村人知道，禽流感其实从来都有，但如今这变成了一个需要社会关注、国家相关机构予以监控的问题。因为以前养鸡多是自家消费，最多是在本地集市交易，而如今规模化生产，一个养鸡场几十万只鸡，只要一只鸡出了问题，所有鸡都很可能出问题；而且这些鸡是供应城市的，长途运输就可能变成全国养鸡业的灾难；如果一旦变成人传人，就变成国家的灾难。因此国家必须以法律机制来应对这种有不确定的潜在重大后果的突发事件。还有媒体也会增加大家的风险意识。

这就是因为人、物和信息流动带来的风险，国家只能用法律制度应对它。面临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国家未必有面面俱到的成熟预案，但要事先制定一个突发事件的应对办法和程序，包括及时公布信息。政府有责任让老百姓感觉安心，可以信赖。

腐败与熟人社会

反腐败不仅仅是官员的问题。在农耕社会的长期熏陶下，中国人太讲熟人关系了，我们所有人在不同程度都来自于地方的各种社区。这种文化，没有长期的工商社会、陌生人社会的规训，很难改变。这是共产党从建党、建军以后一直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讲，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不要过分注重老乡、熟人关系，上下级老关系等。但这种习气，在农耕大国很难快速消除。熟人找你帮忙，你就觉得人情难却。这种人之常情隐含的问题，就是可能利用自己行使的公权力，偏向自己熟识的人。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熟人感谢我，给我回报，就成了利益交换。而一旦在这类问题上变得自觉起来，利用权力来为自己谋利益，就成为寻租，就是严重的腐败。

因此，这个问题不仅是官员自身的问题，也是内在于中国社会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必须严肃应对的党风问题，也是执政难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在强调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同时，也强调法治社会的深层次原因。法治社会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改变一些习惯成自然的行为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这也不是说人情都不好。人情确实与人的本性、人之常情有关。在社会层面，这些人情有时也是有积极作用的，比如许多农民进城打工，就是找熟人，投亲靠友，获得安全。只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在公权力运作或在分配社会资源时，不适合用掺杂了人情的决策来治理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不适合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法治社会需要应对的社会心理需求

最后是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第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一些非物质的东西越来越重视，比如，对平等的要求。这时候需要通过法治，要求政府以及参与分配公共资源（例如升学，就医等）的机构和人，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要同样的事同样对待，同样的人同样对待等等。

第二个问题是由于传媒的发达，会把许多遥远的东西带到我们面前，让我们感到威胁。非典这样的突发事件如果发生在30年前，在交通不发达、人员流动较少的时代，威胁就不会那么大。发生在云南昆明的暴恐事件，通过电视和其他媒体，真切地发生在许多人的眼前，我们会下意识地觉得这是一个眼前的风险，这就是所谓“世界变小了”的另一个含义。这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法律也必须理解和应对人们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变化。

第三个问题是趋于不相信陌生人。我们所有人通常都更相信熟人，不太相信陌生人，担心上当或受到歧视。结果这种感觉常常影响我们对周边许多事情的判断和行为。这类社会心理和行为问题也很重要，需要长期的法治实践来应对和重塑。

中国社会转型中诸多目标的平衡

确实，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须。这是基于中国经济运行方式转变、社会治理方式转变做出的一个政治性判断，是整个社会转型的要求。全体民众都需要社会更加法治，更加有序。

尽管如此，中国的法治还是会遇到一系列深刻的难题。我个人认为，问题不是出在有谁反对法治，或缺乏法治意识；而在于法治是中国的重要追求，但并非唯一追求，而在诸多同样珍贵的追求中，它们相互之间可能有潜在的冲突。在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除了法治之外，还有富强、民主、平等、公平、正义、和谐、友爱等。这些好东西怎样协调，就会是个问题。

比如，改革与法治之间是有潜在矛盾的。法治的核心特点之一就是循规蹈矩，法治在司法上的一种表述就是遵循先例。但中国是要发展，要改革创新。中央多次强调，改革与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即便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成型了，但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全面现代化的国家，还有很多问题必须解决。如何在改革和法治之间保持平衡？

    在这样的问题上，是不可能获得一个非常明确、正确的结论的。这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地深刻理解中国当下最重要的问题，需要明智的政治判断，而不可能简单遵循某个规则就可以确保万全的。

    比方说，今天中国已经有不少人进入中产阶级，他们更希望稳定，保护私有财产。但还有很多人要创业，或者很多农民进入城市，对他们来说，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和更公平的竞争机会就非常重要。

这里要注意，如果只强调改革、强调与时俱进，没有稳定性也是不行的。经济高速增长不一定使每个人幸福，一个社会变化过分急剧，老百姓的稳定预期往往被打破，很多人也会觉得不幸福。每个社会都会经历改革变动、然后定型的阶段，这时候法治就变得重要。因此我们从九十年代起强调法治，其实是慢慢地把成功的制度稳定下来。

第二个方面，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是可能影响中国法治问题的重要因素。大国和小国是不一样的。8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说，中国是一个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大国的许多问题是小国想不到的，它影响着各方面的制度设计。山川地形多样，大国一定要考虑防止分裂的问题；各地经济生产方式不一样，以及民族问题、族群问题、方言问题等等。

比方说，中国有很多法官是当地人，有人说这是地方保护主义。但问题是，若是法官全来自外地，不懂当地老百姓的方言怎么办？这个问题在上海都会遇到，因为有些上海百姓能听懂普通话，但说不了普通话。

中国还有农村问题。城乡差别不是小问题，它包含前面讲的，经济生产方式决定法治的运行。差不多20年前我们就搞司法改革，其中很重要的是抗辩制，即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辩论，各自出示证据，相互质证等等。实际上通常都是请律师出庭辩论。但这个改革在许多农村是行不通的，因为基层没有律师，律师基本不下农村，而农民没什么钱。这种情况下，农村人民法庭怎么抗辩？法官说：“下面进入法庭辩论。什么是辩论呢？就是你们可以吵架，但别骂人！”这是用农民听得懂的话的解说，否则真还说不清什么是辩论。没有律师，让两位农民“辩论”，他也不懂得什么法言法语，常常会发誓赌咒，口头禅不时会冒出来，事实上就像是吵架。所以没有办法，这个规则就执行不了。

再比方说，继承法规定儿子和女儿都有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力，但是在农村，只要有儿子和女儿，通常女儿都不继承。首先是女性不赡养父母，二十岁上下就出嫁了，嫁到三、五十里地外，即便很孝顺，也不可能真正赡养父母。第二，女儿出嫁的时候通常父母都会为其准备嫁妆，也就是从家中财产分割了一部分。第三，之前农村的遗产基本都是实物，没有什么现钱，家里的东西不如留给自己的兄弟。因此民间的规则其实很有道理，并非歧视女性。处理这样的问题，当地的法官基本上都是遵循当地的惯例。

这就是中国国情，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影响着各方面的制度实践。有人反对关注中国国情，认为这是拒绝改革。其实，关注中国国情是为了成功的、有效的改革。我历来认为，中国国情是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概念和命题，而不是相反。

中国法治还有一个大问题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层，许多人的利益不一致了。执政党如何平衡不同的社会利益？比如发展和环保的问题，污染防治的问题和维持就业问题。因为一旦为了环保把工厂拆了，它很难转移到其他地方。如果发展新的产业，很可能不会再雇佣企业原来的工人，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变成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

对这些难题，都不可能给出一个正确的方案，因为这些问题都更多是实践的问题，而不是纯粹的理论分析的问题。我只是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在今后的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努力地具体解决和应对。

中国法治的问题与希望

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信念去创造中国的法治？许多人把西方的法治当成理想，而不考虑如何针对中国的社会法治实践来创造制度和提出理论。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固守什么传统的东西，除非这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有利；我只是强调，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对这个民族有责任感。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做好，管它什么样，都可以包容进来，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

尽管有上述种种难题，但我还是对中国的法治充满期待，充满期待不是因为法治是很高大上的东西，这一期望是建立在当代中国已经基本完成的伟大的社会转型之上。

首先，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现在已经罕见，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已经形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治就有了坚实的根基。

其次，政治上的变革非常大。我更关心的是，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打破了地方观念，有了比较强烈的国家认同。之前我总觉得中国的地方观念、地方认同太强了，历史上百姓的最大灾难几乎都是战乱，地方割据。汶川地震之后，我看到所有人都真的关心汶川，为之心痛，这是认同包含汶川在内的、作为整体的中国。有了这一点，中国才是真正的共和国。这个国家认同的发生是非常了不得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缺乏这种认同，开始实行西式民主就可能撕裂这个国家，而不是巩固这个国家。乌克兰、伊拉克，前南斯拉夫等国都有这种教训，所有的民众都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第三是文化的变革。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在文化上已经相当现代化了。我们无法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这类概念来讨论重大的改革问题或发展问题。我们讨论的是企业、市场，政府，看得见、看不见的手，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法治和公平等等，我们接受了一套现代社会科学的话语，我们的思维越来越现代化，社会科学化、哲学化。如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了如此显著和重大的社会转型，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我们的法治变革呢？有再多的困难，我们都有责任和雄心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编辑 张三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