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到1950年间，成立初期的新中国面临着极大的财政经济困难。怎样控制市场，稳定物价已不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成为尖锐的政治问题！

银元之战 上海人民政府打响第一枪

长期的战争破坏与国民党溃逃前的疯狂洗劫，使成立初期的新中国面临着极大的财政经济困难。在解放战争中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能否在短时间内控制经济局面，直接关系到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稳定。战场上的硝烟逐渐散尽，在经济领域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拉开了帷幕。

稳定物价是经济问题，更是尖锐的政治问题

刚刚解放的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工厂倒闭，商店歇业；农田荒芜，灾害泛滥；交通梗塞，贸易阻滞；财政艰难，赤字剧升；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到处是失业的人群，到处是逃难的灾民。

在严重而复杂的情况下，旧社会遗留下的投机资本开始乘机兴风作浪，投机倒把，囤积物资，哄抬物价，破坏金融，扰乱市场。1949年到1950年间一连掀起了四次全国性的物价暴涨风。全国13个大城市的批发物价指数，如以1948年12月为100，1949年1月则上升为153，4月为287，7月为1059，11月竟涨至5376，1950年2月又比1949年12月上涨了1倍。

物价的恶性上涨，市场的剧烈波动，猛烈冲击着生产秩序，威胁着群众生活，使原本已经严峻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化。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禁运，国内的投机分子认为共产党在经济上注定无所作为，进步人士怀疑和担心共产党能否医治战争创伤，人民群众在欢呼革命战争胜利的同时，更加渴望尽快摆脱生活的疾苦。在当时这种内外环境下，控制市场，稳定物价，已经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更加成为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

银元之战 陈毅警告奸商，稳定人民币地位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各级政府的逐渐建立，人民政府立即开始了控制市场、稳定物价的斗争。首先就是打击不法资本家的金融投机，展开“银元之战”。

解放初期严重的通货膨胀源自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烂摊子。1948年，坐镇上海的蒋经国严令市民交兑金银外汇，而把巨额的一钱不值的金圆券塞到市民手中，造成物价飞涨。为扭转这一局面，上海人民政府刚刚成立就以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的比例收兑金圆券，市民纷纷兑换人民币。但由于市民吃够了钞票贬值之苦，一拿到人民币又去兑换银元。银元贩子趁机哄抬价格，原本一块银元值1000元人民币一个星期就涨到了1400元。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不断下跌，物价则急剧上涨，上海解放后短短13天内，银元上涨1.9倍，物价上涨2.7倍。如此下去，只要不到一个月，人民币就会被赶出上海。

为了控制银价，1949年6月5日，华东局财委首先向市场集中抛出10万块银元，同时，报刊、电台开展宣传，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也严正警告投机奸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然而投机者并未罢手，10万块银元短时间内迅速被投机分子吞没，如再不果断打击，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将把整个经济和物价引向失控。

在党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各地政府开始对金融投机分子采取强硬措施。一方面以法令禁止金银计价流通与私相买卖；另一方面，直接出动武装力量对不法投机分子进行严厉打击。

1949年6月10日，上海出动部队和公安人员包围、查封了金银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投机首恶分子250名。在人民政府强有力的打击下，第二天银元便从2000元猛跌至1200元，大米价格也跌了一成。第三天，米价再跌一成，食用油价格跌一成半。“银元之战”成了人民政府与上海旧经济势力交锋中取胜的第一个回合，初步稳定了人民币的地位，为控制市场创造了必要前提。

米棉之战 陈云制定对策，打击重要物资投机

“银元之战”失败后，投机资本又开始将目标转向粮食、棉纱、煤炭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的投机。国民党特务在这个时候更是煽动道“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大米、棉纱、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投机分子大量囤积物资，哄抬物价，全国物价一日三涨。上海1949年6月23日到7月21日，一月之内米价又上涨4倍，纱价上涨1倍，从10月上旬到11月下旬，米价又涨3倍，纱价涨3.8倍，布价涨3.5倍，其他物价也随之大幅度上涨。这给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1949年7月，党中央派陈云同志到上海调查研究，制定对策。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陈云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棉纱等重要物资，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在各大城市统一行动，趁市场高价时一齐抛售，几天之内就给了投机资本以毁灭性的打击。再经过几个回合的艰苦战斗，最终彻底击垮了投机分子刮起的涨价风。

进入1950年3月以后，全国市场物价趋向稳定。“米棉之战”的胜利，使中央不用政治力量，就在短期内控制了市场，稳定了狂涨的物价，解决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

为巩固经济战线的斗争成果，中央在“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后，开始着手统一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同时还采取了诸如加强市场管理，惩治不法奸商；加强税收，发行公债，弥补赤字；吸收存款，回笼货币，紧缩银根等措施。并规定禁止一切部队机关参与商业活动，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支出以减少办公杂务等费用，除特殊需要外一律暂停贷款并按约收回贷款，核定各级军政机关人员车辆马匹的编制，清理全国仓库物资等等措施。

这些措施和规定，既能使党政机关“转移风气”，又可避免不法投机商有机可乘，从综合治理的角度，清除了物价上涨的隐患和漏洞，从而使危害人民十几年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得到了根除。

苏联解体，毫无疑问是20世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它不仅代表了20世纪冷战的结束，而且还导致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虽然苏联已经成为了过去，但是在中国，对苏联解体的讨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解体毫无疑问将给社会主义中国以深刻的警示。

一、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世界完成对苏联“和平演变”的“致命武器”

1. 从苏联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就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敌视和瓦解。

苏联建国初期，资本主义世界就纠集14个国家试图把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西斯德国又进攻苏联。但是，这些都无法从外部打垮苏联。在西方围堵、攻击、打压、瓦解苏联的过程中，曾经搞过“经济战”、“金融货币战”、“军备竞赛”、“舆论战”，然而这些都没能摧毁这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到上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走上了西方国家的政治舞台，特别是美国，不仅把新自由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而且还以它作为其实现全球霸权的战略工具。此后，西方世界开始改变了对苏联的战略。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说过：“我们知道，无论施加经济压力还是进行军备竞赛，甚至用武力也拿不下来。只能通过内部爆炸来毁灭它。”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证实了这一说法，他指出：“西方国家原来每年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宣传资金达600亿美元。美国政府著名顾问基辛格讲：‘干什么还要进行宣传？不如直接在苏共党内建立第五纵队，培养代理人’。” 新自由主义旗手之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证实说：“我们一直采取行动，削弱苏联经济，但是遗憾的是，无论我们怎么努力，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我们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我们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以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

2. 大量的事实证明，西方国家在苏联培养了一批“代理人”，然后通过他们在苏联推动否定社会主义的“改革”。

培养“代理人”从内部瓦解苏联成为新自由主义登上西方政治舞台后最成功的战略。其中，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就是这些“代理人”中的关键人物。

“代理人”戈尔巴乔夫攫取最高权力之路耐人寻味。在1982年至1985年这三年间，苏联的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同时，一批坚持社会主义的接班人被各种谣言或者其他原因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其中包括当时的乌克兰领导人谢尔比茨基、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等人。俄罗斯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苏联领导人变动过程中有西方势力操控的迹象。对于这样的研究结果我们无法完全确信。但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确实在客观上为戈尔巴乔夫攫取苏联的最高权力扫清了障碍，于是苏联共产党和人民的悲剧开始了。对此，撒切尔夫人后来十分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总书记的。”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与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撒切尔夫人的交流也的确“十分深入”。俄罗斯独立电视台在苏联解体20周年的纪录片中曾播出，1984年戈尔巴乔夫与撒切尔夫人进行了一番密谈，戈尔巴乔夫甚至违背保密原则，向撒切尔夫人出示苏联对英国的核攻击计划，这是苏联的最高军事机密。撒切尔夫人随后告诉另一位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美国总统里根，“可以和他打交道。”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回国后开始推动了一系列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尽管戈尔巴乔夫这么评价自己的政治主张：“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但是，从他后来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中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是极大的，新自由主义瘟疫让他的世界观“病入膏肓”，而且还通过他把这种瘟疫传播给了“巨人”苏联。

在苏联解体前夕，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休斯敦演讲时骄傲地宣布：“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布什通了电话，依依道别。布什赞扬戈尔巴乔夫：“使苏联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而里根后来也高度褒奖戈尔巴乔夫的功绩。

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推行，苏共内部的分化越来越严重，而叶利钦却在苏联政坛迅速崛起。西方决定同时支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对于叶利钦当上俄罗斯苏维埃主席，撒切尔夫人是这么说的：“经过多次接触和约定，还是决定‘推出’叶利钦。叶利钦费了很大的力气，勉强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随即便通过了俄罗斯主权独立宣言。”

1989年9月，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的叶利钦访问美国，美国政府竟然以国家元首的极高规格接待他，不仅安排到纽约等11个城市发表讲话，而且还安排总统布什、国务卿贝克、国家安全顾问思考克罗夫特以及前总统卡特等一大批政要“亲切”会见叶利钦。而叶利钦亦对美国“十分友好”的高规格接待投桃报李。在访美期间他大肆诋毁共产主义是“一张幸福的乌托邦支票”，盛赞资本主义“繁荣至上”。以至于他后来说：“从那时起，我已经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不再是一个共产党人了。”撒切尔夫人说：“在1991年‘8·19’事件期间，我们也给叶利钦以极大的支持。当时苏联上层少数人隔离了戈尔巴乔夫，企图恢复维系苏联统一的制度。叶利钦的支持者坚持住了，并且掌握了控制强力部门的绝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实权。”

二、新自由主义瘟疫是如何从各个方面影响苏联共产党的

自从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共产党就受到了包括修正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但到了1984年之后，新自由主义开始侵入到苏共领导层。在诸多错误思潮中，以新自由主义对苏共影响最为严重，也最为直接，新自由主义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主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是苏联共产党在政治路线上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党内的新自由主义者公然放弃马列主义作为苏共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转而把体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放弃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戈尔巴乔夫大肆鼓吹“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模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无视生产资料所有制而大谈“人道主义”，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原则的妥协，“任性地”地推行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其实就在政治路线上宣告了苏联当时进行的所谓改革已不是社会主义改革，而是在向资本主义蜕变。这种改旗易帜的改革，为苏联解体提供了政治思想准备。

2.放弃党对国家的领导，是苏联共产党在政治制度上受到新自由主义严重影响的表现。

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内新自由主义者先是把权力中心从党的组织转移到苏维埃，取消了党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直接领导，使苏共由“领导核心”变成“政治先锋队”。同时鼓吹“党的民主化”，要求苏共完全沦为资产阶级议会党，还美其名曰“自治的社会主义政治组织”。1990年3月，苏联人代会修改了宪法第六条，正式取消党的法定领导地位，确定了实行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多党制和总统制。在“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口号的鼓动下，开始实行多党制，大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被召唤和集合起来，组成3万多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非正式组织和党派。在取消宪法第六条和实行多党制后仅一年，联盟一级政党出现约20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达50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成为最终推动苏联亡党亡国的政治力量。由此看出，放弃党对国家的领导，使得苏联共产党完全丧失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的权利，是苏共垮台最直接的原因，新自由主义拥戴势力替苏共掘墓是不遗余力的。苏联共产党放弃对国家的领导为苏联解体提供了政治制度的准备。

3.提拔重用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干部，是苏联共产党组织路线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苏共垮台同它在组织路线中的一系列错误是分不开的，这种错误主要是干部选拔任用上以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代替体现民主集中原则的选举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干部的任命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基本上抛弃了民主集中制，任人唯亲；更为严重的是，对干部的政治甄别工作形同虚设。这种违背马列主义组织原则的干部路线，使得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敌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政权的新自由主义者被任命到党的最高领导层，这是导致苏共从内部被攻破、最终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前提。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彻底打开苏共的组织大门，使得更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者混入党组织内部，并在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中占据重要岗位，为了减少推动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阻力，像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叶利钦等人都为埋葬苏联立下了“盖世奇功”。因此，提拔重用新自由主义者为苏联解体打下了组织基础。

4.放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搞所谓的“军队国家化”，是苏共在军队建设方面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上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所谓的军队改革。对军队的改革从削减军费开始，进而对其使命任务和体制编制进行调整，撤销总政治部、政工机关，清理政工干部，并用法律形式剥夺苏共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苏共从组织上放弃对军队领导的直接后果是，“一个人可以拉走一支部队”，军队在国家危难关头倒戈。

历史真是让人无限感慨，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近20万布尔什维克党员领导不足3万人的武装力量夺取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拥有200多万党员的苏共领导人民和红军，战胜了德国法西斯；70多年后，拥有近2000万党员和530万军队的苏联共产党却在新自由主义者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自我否定、自我缴械，丧失政权、亡党亡国。苏共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搞所谓的“军队国家化”，为苏联解体奠定了军事基础。这也是苏联垮台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5.实行动摇和颠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经济改革”，是苏共在经济建设上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表现。

上世纪80年代，苏联一大批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经济学家，打着“市场至上”的旗号，刻意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模糊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界限，鼓吹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经济”转变。他们从极少数垄断资产阶级的角度，为最广大的苏联人民群众论证了实行私有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们大肆鼓吹经济状况不佳的根本原因是公有制的垄断；他们恶毒地妖魔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将其斥之为“僵化的”经济体制。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造成了苏联经济思想的混乱。在戈尔巴乔夫等政治力量和这些别有用心的舆论的影响下，苏共领导集团完全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并以之作为“经济改革”的行动指南，接受新自由主义的“500天计划”，推行“经济改革”，在苏联掀起了“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的浪潮。

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同叶利钦达成协议，决定成立由经济界的新自由主义者沙塔林等13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在俄联邦的“500天计划”的基础上，制订一个全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天计划”。该计划提出，经济改革的根本原则是实现所有制“非国家化”和“私有化”。非国家化应当具有综合性，同时包括大型工业企业、中小型工商业企业、服务领域。要把大型国营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除了股份化之外，还采取其他种种形式使财产非国家化：一次性赎买，以分期付款办法赊销，先租赁后赎买，外国投资。使小型商业企业、公共饮食业、生活服务业私有化。转让（变卖）部分住房和地块，使之成为公民的财产。他们主张，从国家拿出可能拿出的一切，归还给人民。在把经济改革红利分给人民群众的冠冕堂皇的口号下大肆兜售私有制。叶利钦在答记者问时说：“我坚决主张增加私有制，大力发展私有制。”“500天计划”的起草者沙塔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头脑中对社会主义的概念就是要实行财产私有、企业经营自由、实行市场经济。”

此时，苏联的“经济改革”已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在新自由主义者的蓄意引导下，对几代人为之奋斗了70年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颠覆。加拿大的经济学家迈克尔·莱博维茨说：“当苏共党内的主导势力更多地趋向于遵从资本主义逻辑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必定走向终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彻底颠覆了社会主义经济，直接地在经济基础上促使了苏联的解体。

6.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是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把意识形态工作交给他的“亲密战友”雅科夫列夫等人，使得这个极端重要的领域始终由新自由主义势力掌握。戈尔巴乔夫与这些人的思想不谋而合，先是提出“意见多元化”，接着发展为“舆论多元化”，最后毫不掩饰地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这些新自由主义者声称：“只有这样，苏联才能由僵化变成自由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实质就是主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让新自由主义思想占领这块极其重要的阵地。从此以后，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就理论混乱、舆论失控，报刊和新闻广播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专发反党文章，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专发反政府文章。同时，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浊潮中推波助澜，带头否定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1987年他应美国一家出版商的约请写作并出版《新思维》一书。《新思维》一方面美化资本主义，主张重新评价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丑化社会主义，主张根本改造社会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进行“历史性妥协”。这样，苏联的思想理论彻底被搞乱了。当时，在苏联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世界社会主义中心变成了世界反社会主义的中心。最后，连西方媒体都承认苏联媒体反社会主义超过我们的宣传程度，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批判主义开始风行，刮起一阵阵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历史和苏联共产党党史的妖风。

7.对民族分裂势力妥协退让，是苏联共产党民族政策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由来已久。由于自斯大林开始，苏联长时期地推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导致在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各少数民族和俄罗斯民族之间、各加盟共和国和联盟中央之间的矛盾比较尖锐。而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执行了一系列体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民族政策，对打着“民族主义”幌子的民族分裂势力大唱“民族和解”的歪调，毫无原则地对分裂势力迁就妥协，一再退让，最终酿成了民族危机。带头闹独立的有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格鲁吉亚紧随其后，纷纷发表“独立宣言”和“主权宣言”。戈尔巴乔夫对这些独立宣言采取默认和纵容的态度。民族间的裂痕尽管发展到如此程度，但联盟的凝聚力在群众中仍未失去。在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中，76%的人仍赞成保留苏联。可是，在同年12月，由叶利钦导演的俄、白、乌《别洛韦日协议》，不顾多数公民的意愿，宣告联盟已不复存在，直接导致联盟解体，民族分裂势力成了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代理人”“完美地、创造性地”完成了西方势力交付的“历史使命”——从内部分化瓦解苏联。200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痛心地说：“苏联的崩溃，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三、中国应该从新自由主义对苏联解体的影响中吸取深刻教训

1992年，邓小平同志讲：“一场冷战结束了，美国跟苏联的。另一场冷战又开始了，就是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的美国为了实现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霸权战略，还会继续利用新自由主义作为其理论工具向全世界传播瘟疫，兴风作浪。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同样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苏联的解体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精确无比的历史警示表，无论是所谓的“民主化政治改革”，还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经济改革”，亦或是“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应该从苏联解体汲取经验教训。

1. 必须坚持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毫不动摇。

社会主义改革必须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必须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改革中的严重影响，反对打着“改革”的旗号，推崇“市场万能论”、搞“金融自由化”、“国企私有化”。必须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并形成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1978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又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即改革开放阶段。30多年来，改革开放成绩举世瞩目。但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一批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不断地干扰和误导社会主义改革事业，试图把改革的方向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他们的手段就是“民生市场化”、“金融自由化”“国企私有化”，这跟苏联解体前进行的所谓“经济改革”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其目的就是彻底动摇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动摇社会主义事业的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伟业，这是党和全国人民绝对不会允许的。

对于经济改革中的重大事项，比如国企改制、国有资源改制、核心行业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特别是依照根本大法—宪法；同时，必须由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才能执行，以体现“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改革权在人民”这一原则。

2. 必须坚持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毫不动摇。

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领域，我们要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以“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为口号鼓吹西方“普世价值观”，坚决反对以“言论自由”为由从事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稳定的行为。党对意识形态的绝对领导是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特别要注意培养和重用坚持马列主义的得力干部，避免像雅科夫列夫一样的新自由主义者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对媒体的管理工作，对于一切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稳定的媒体要依法严肃处理。对于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普世价值”等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表现要敢于批判、敢于亮剑。

网络平台是党加强意识形态管理的极端重要的阵地，无论何时，都必须坚决反对西方势力和新自由主义者利用网络平台散布“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打击各种谣言在网络上的传播。要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网络平台建设，从组织上、机制和手段上有效落实对网络平台的管理，包括大力支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人和言论，坚决打击和清理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言论。

（作者：东博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一 

漫天风雪的确来势汹汹，林则徐从友人介绍的京师动态中，进一步了解到自己处境之恶劣。他曾把1842年朋友信中谈的京师见闻加以辑录，署名《软尘私议》。把来信分类辑成若干“帙”（即一个个文件夹），是林则徐的习惯。几十年后，其曾孙林源焴搜检故纸堆，发现了《软尘私议》。“软尘”即软红尘。苏东坡说：西湖风月不如“东华软红香土”,“软尘”遂用来指代繁华京师。《软尘私议》辑录了十九则，直接说林则徐“挨整”的是第十八则：

近堂（訥尔经额，字近堂）为子方举主（对被荐举者来说，荐举者为“举主”）。子方往谒时，欲探其语气，先由对面问起，询以琦侯（即琦善）可有转机否？近曰：“可笑，亦须口外办事，一转仍可节钺。昨日入对时，为之说项，上意已允。”子方曰：“老师一人力保，毋乃力单？”訥曰：“此事我本未敢言，鹤翁（穆彰阿）告我以意，故敢启齿。现在鹤虽引嫌不言，而东王、载王俱已为之推挽，方今如忠邸之言，如响斯应，而忠邸则惟载王之言是听，故转机即在目前也。”子方曰：“然则林则徐一时难以邀恩矣。”訥曰：“此则难耳。然总须琦先转身，林始有望，此时众方援琦，势不能不抑此申彼也。”

这里的关键人物是穆彰阿。穆字“鹤舫”，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门生故吏遍朝中，道光倚为宰相。《清史稿》说，英国军舰开到天津向道光告林则徐的状，穆彰阿“窥帝意移，乃赞和议，罢则徐，以琦善代之”。琦善到广州一味取悦英人，惹恼道光，受处分后，穆又推出奕山、奕经接替。

穆彰阿工权术，善“窥”道光心意，与皇室贵胄沆瀣一气。在处分琦善的事情上，他“引嫌不言”，仿佛很公正，而授意訥尔经额出头去替琦善说话。訥尔经额是直隶总督，知道皇室实力派是要“推挽”琦善的，便按穆的授意去帮琦善说话。訥尔经额断定：此时“众方援琦，势不能不抑此申彼也。”

对有大功的林则徐要“抑”，对犯大过的琦善、奕山、奕经等一干贵胄则要“申”，这便是穆彰阿的组织路线。后来败将奕山、奕经也是“口外办事，一转仍可节钺”。他们在新疆仍是“二等侍卫”、“参赞大臣”什么的，林则徐却是“戍卒”。

对穆彰阿的狡诈，林则徐不用王鼎那种方式抗争。王鼎写给道光的“遗折”被穆彰阿藏起来，道光被蒙在鼓里。《软尘私议》第十则记述了此事。但林则徐钦佩王鼎的精神，他抱定“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决心，相信邪不胜正，穆彰阿的狡诈翻不出多少花样。

林则徐一身正气，源于长期的修养。他在一幅条幅中说：“观操守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存养在纷华时，观镇定在震惊时。防欲如挽逆水行舟，才歇力便下流；从善如缘无枝之木，才住脚便下坠。”（“田家英收藏清代学者墨迹展”展品）

这是林则徐自我修养的箴言，也道出“高级干部”的宝贵风范：原则性强，精力充沛，度量宽宏，本性纯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严于律己，不断学习。试想，这样的人，岂是轻易能打倒的？即使是很糟糕的奕山，对林则徐也始终敬服。奕山去广州接替琦善，要和英人打一仗，问计于则徐。则徐建议：先惑敌，再以守为攻。而奕山贪功心切，反被英军迷惑，黑夜里烧了七艘民船还以为烧毁七艘英舰，得意忘形，立遭大败。但林则徐离广州前还是无保留地给奕山留下“御夷六策”,而怯敌的奕山不能用。后来奕山被贬新疆又向则徐请教屯垦，林则徐依然以诚相待。左宗棠给林则徐的“挽联”说“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从中也可见林则徐修养的境地。

穆彰阿用心龌龊，只能自取其辱。林则徐到新疆，从伊犁将军布彦泰到各路重臣，莫不对林则徐礼敬有加。布彦泰每遇大事，无不请教林则徐。距伊犁三十里的绥定总兵福珠洪阿还专请林则徐去绥定赏花。林则徐足迹遍新疆，到处都请赐墨宝，写字的“缣帛”都被买光。他“西域遍行三万里”，既要搞屯垦，还要处理民族矛盾，但一个“戍卒”，怎么开展工作？这就出现了罕见的景观：一个“戍卒”，被一位高官陪着，月复一月巡视各地。林则徐在南疆数月，布彦泰让“头等侍卫”“科拉沙尔办事大臣”全庆全程陪同，但一应工作却由林则徐主持。事后林则徐写诗致全庆，风趣地说“头衔笑被旁人问，齿让惭叨首座推”。意思是：我们同行一路，旁人问我的头衔，原来是戍卒，真好笑啊；可你大度包容，就像饭桌上按年齿推让，我是沾你的光愧坐首席啊。

但林则徐对新疆屯垦不无遗憾。左宗棠说他（林）对西域“沃饶之区，不能富强”深以“未竟其事为憾”（《左文襄公书牍》）。其实成效是很了不起的。林则徐主持修建的阿齐乌苏大渠，全长430里，历史上首次贯通了阿什河与乌合哩里克河，形成覆盖20余万亩农田的灌区，至今仍令各族人民受益。又如全庆奏折里说，仅南疆垦地面积即达68万多亩。但林则徐的眼光，不仅只看到这些开创性成果，他看得更远。他与左宗棠谈新疆屯垦，实是谈国防，他认为沙俄是心腹大患，故寄望于左关注新疆问题。林则徐与左宗棠只有过一次会面，是在长沙舟中彻夜长谈。那时左宗棠还是“待业”举人，但林则徐认定此人成就不可限量，所以对国家大事谈得很深。

林则徐光明磊落，识微见远。伊犁将军布彦泰在给道光的密折里声明“奴才与林则徐素不相识”，但他说“奴才留心察看，见其赋性聪明而不浮，学问渊博而不泥，诚实明爽，历练老成，洵能施诸行事。”“奴才鼠目寸光，平生所见之人，实无出其右者。”

布彦泰比林则徐小几岁，正黄旗人，军功世家。他从察哈尔都统任上被擢升伊犁将军，与林则徐在广州被革职是同一年。之后凡在粤、浙被革职流放的人物大抵是发配新疆，似乎布彦泰是穆彰阿认为可以信赖的新疆“管教”。但布彦泰“无出其右”一语，不啻说林则徐比穆彰阿高明得太多太多！

林则徐确如矗立的老松，对压枝的积雪并不太介意。

二

林则徐才略出群，当时很多人把他比为诸葛亮。而几乎对谁都不佩服的左宗棠则认为，林在军事上比诸葛亮更强。林则徐的过人才略，是他在二十多年执政的实践中形成的。有人据《林文忠公政书》有这样的阐述：他能透彻了解情况，眼前的事，无论是“细如毛发”还是“巨如丘山”，都务求搞清；同时他不辞辛劳，反复、周到地对情况加以推究，善于把握症结；于是他便达到为政者的极高境界，就是绝不发空论、说空话，凡有所兴、有所革，都是“言之必其可行”（见黄彭年《陶楼文钞》）。

细如毛发，巨如山丘，这两个比喻形象说明了林则徐调查研究的独到视野。他在广州禁烟时，那些从不为清廷官员重视的人，都是他调查的对象，他还专门组织人力广泛了解世界各国情况，毛发之细，山丘之巨，全都给予充分重视。而更难得的是，他能吃透情况，形成有效对策。“言之必其可行”，这就是我国传统之所谓“立言”。立言如此，大概就堪称诸葛亮了。

林则徐离开新疆后，他“立言”的代表作是解决云南问题。他任云贵总督两年，其挚友王柏心赞为“诸葛忠勤作牧篇”，说他写下一篇像诸葛亮那样的好文章。

关于林则徐这篇文章，要从当时云南的背景说起。

云南问题困扰清政府十几年。起初是回、汉冲突，由于处置不当，仇恨越积越多，乱子越闹越大，参与者越来越复杂，有当地人也有外来者，有冒充回民的也有假充汉民的。年年烧杀抢掠，屠戮村寨，冲击官署，有的地方甚至一次杀掉好几千人，遍地“绝户”“绝产”（无主田产）。有的受害者千里进京控告，而事实始终难以核清，拖成不了之局。云南官员有的主“抚”，结果降者复叛；有的滥杀无辜，动乱愈加激烈。清廷连续撤换大员，社会环境却更加恶化，云南就像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地处边陲的这个火药桶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全国到处出乱子，道光捉襟见肘。他从新疆释回林则徐，先让他处理青海的乱子，又让处理陕西的乱子，接着就急令其远赴云南。一身是病的林则徐，就这样马不停蹄来到云南。

对道光给的这篇“命题作文”，林则徐是怎样构思的呢？

首先是“破题”，弄清问题性质。林则徐认为云南问题性质变了，已不是回汉冲突了，而是“盗匪”戕害百姓。回民有匪，汉民也有匪。应当只分良莠，不分回汉。而对于“匪”又要有所区分，确定打击重点，否则无从去“剿”。这是他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

其次是抓干部队伍。林则徐主张“立政之道，察吏为先”。云南问题严重，说明干部问题严重，这必须在除匪平乱过程中解决。庸懦者、丧失操守者、表现优异者，要甄别，该处分的处分，该擢拔的擢拔。林则徐离开云南时向送别者说：驭边者“恭勤仁明威”，少一不可。州县干部“恭勤”则小乱易解；“大吏”仁、明、威，则众心自服。他离任时，把一名知府荐举到巡抚任上，足见他抓干部队伍的力度之大。

再就是“行文”。通篇要以“抚”为基本方针，而“剿”则是关键一笔。社会动乱十几年，百姓死以万计，官员将佐也死掉不少，不用兵怎么成？近日报载美国巴尔的摩刚刚爆发反种族歧视示威，美国政府立派五千兵前往，干什么？防止失控。而林则徐要解决十几年动乱的痼疾，自然更非用兵不可。这是林则徐这篇文章里的关键一笔。但他的基本方针是“抚”。尽量不动兵，让军队驻在紧要处，盘查可疑人员，起威慑作用，并严饬带兵者不得滋事。他准备招复逃亡者，以“绝产”酌给之，同时责令汉民、回民中的头面人物，自议章程，交相互保，给与奖赏，树立风气。这是“抚”。而动武，则是廓清“抚绥”障碍的一剂猛药。十几年来干坏事、欠血账的人太多，盘根错节，若无霹雳手段，是“抚”不下去的。

林则徐1847年6月抵昆明，起初几月都是“抚”。10月份，丁灿庭等几个“京控”大案，将解回昆明审理。丁控告的是保山杀“回”事件。林则徐马上下令。提取当年杀回的有关人员来昆明质讯。他估计，牵一发动全身，矛盾将从这里进一步激化。

保山地区汉族豪强势力极大，1845年9月曾将满城回民，不论男女老幼概行杀戮，凶残狠毒，骇人听闻。现在林则徐要提取相关案犯、人证，那些土豪立刻炸了窝。被解者才离保山40里，即被劫夺，次日一干人众涌入城内，焚毁衙署，砸烂监狱，刚刚被招复的回民被搜杀无存。而附近民众聚集，阻道路，搜公文，拆桥板，每每牛角一吹，蜂拥而至者多达十万之众，乱放枪炮示威。当地几百名驻军不知所措。

林则徐知道，是时候了。于是从“盐课”借银十万两作军费，调兵遣将，从云、贵两省调6000兵为东路、2000兵为西路，摆出两路夹击保山阵势，自己则亲率东路大军，于1848年正月西进。一路上大造声势，遍贴晓谕，令劫夺人犯的“协从”者赶紧悔罪，否则玉石俱焚。二月初，前锋过了大理，忽传左后方百里以外的弥渡出事：外来“匪徒”与当地回民勾结，乱抢街市。把官员围困在衙署，附近十五处村寨悉遭焚烧，村民被杀无数。林则徐当机立断，命后队改前队，前队调头跟进，直扑弥渡，当即击杀匪众500，活捉100多，军威大振。接着大队人马迅速直逼保山。三月初，大军压境，保山暴乱者内部分崩离析，在“诱降”之下，“获犯400余名，首要无一漏网”。

全文关键段落是这两处用兵。弥渡以多打少，速战速决，镇压的是回民；保山以少打多，攻心为主，敉平的是汉族地主暴乱。林则徐说“刑乱国，用重典，亦迫于不得不然”（《致徐广缙》），对两地所抓人犯，大多处以极刑。接下来，丁灿庭等京控案，顺利审结，而既定的“抚绥”方针也得以贯彻。之后，林则徐立即抓了改革驻军布局、整顿军队营务、加强治安管理、安排回民移居、改革云南矿务等多项工作，扎扎实实，有条不紊，局面进一步巩固。

一年多功夫，云南由乱入治，时人赞林的智谋：“妙算早知胸有竹，神针何虑骨生疽”；赞林的功绩：“从此沧江风浪息，筹边万里仰高楼”。但林则徐不这样看。他说只是“暂时安定，最大限能达十年”（云南省文史馆藏《永昌回民相残记》稿本）。后来果然不出所料。

林则徐不乐观。不过他使云南百姓获得七、八年较为安定的生活，人民是感谢的。1849年林则徐旧病复发，卸任返乡。他离滇归闽时，滇民拥马惜别，沿途受热烈迎送。《林文忠公乡闻录》记载传闻：“沿途有人探问，某日可到某站，某日可过某乡。农辍耕，妇辍浣，扶老携幼，鹄立乡首以俟。”

老百姓希望过安定日子，能帮助他们实现的，就是诸葛亮。王柏心用“诸葛忠勤作牧篇”赞林则徐，是很贴切的。

不过这句诗还有点别的意思：诸葛亮是丞相，不是州牧之臣，却只作了篇州牧文章，不是太可惜了吗！咸丰登基后，痛斥穆彰阿对林则徐的打压，以“妨贤病国”等罪将其“革职永不叙用”。但林则徐已走到生命尽头，不可能为咸丰所用了。

三

林则徐不乐观，由来已久。近十年来他的心情始终沉重。对穆彰阿的诡计他不太介意，但国家江河日下，不能不令他忧心忡忡。林则徐在新疆帮布彦泰“擘画”屯垦大计时，给好友李星沅的一封信，谈到他的忧虑：

所论营务习气，弟前略有所闻，叹喟久之。军骄由于将懦，懦从贪生，骄从玩生，积重难返，比比皆是。虽有独清独醒之人，不能不权宜迁就，以避违众激事之过。此江河所以日下也。 ……目前患贫为甚，诚如来教，安得有生财之道？然若中外一心，变通挹注，亦尚不无可商。

那时李星沅刚任江苏巡抚，感到事事棘手，便问计于则徐。则徐与李星沅渊源较深。十几年前，林任江苏巡抚时曾想聘李去作幕僚，但李进京赶考去了。后来林则徐赴戍伊犁时，李星沅是陕西巡抚，后又调任江苏。林则徐新疆遇赦时写的“纪恩述怀”诗四首，“频附音书烦北海”一句，所感谢的就是李星沅。李星沅主政陕西，是保障林则徐在新疆与外界信息畅通的“中转站”。林给李的信中谈过许多重要见解。

上面这封信，情绪消沉，在林则徐信中很少见。但其中反映了林则徐的重要思想。

显而易见的是对局势“江河日下”感到悲观。他提醒李星沅：此种形势下，即使少数“独请独醒”者，也不能不妥协迁就，否则就会惹更大麻烦。因为从浙江大败到签订南京条约，一味倚重投降派，已导致官场腐败到“积重难返、比比皆是”的地步。

在这种严重形势下，最要命的问题是什么？林则徐认为是“患贫为甚”。连年败仗，赔款，民不聊生，这是最要命的问题。林则徐在给儿子汝舟的信中曾写新疆人民生活之苦，尖锐指出：“以公道言之，回子无日不应造反。”（“回子”指维吾尔族百姓）林则徐懂得“造反有理”，他对汝舟说，“回子”所以尚不反，是因为和他们以前在“回王”治下相比，清政府要稍好一些。但这只是暂时的。所以林则徐认为必须谋“富强”。后来他与左宗棠谈话仍以西域“沃饶之区，不能富强”为严重问题，就是说，老百姓再穷下去，那里就会成为沙俄版图。以民为本，要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始终是林则徐治国的基本思想。

他认为即使是“江河日下”，问题的解决，依然要从“中外一心，变通挹注”着手。中外一心，就是中央和地方一条心。变通挹注的“挹注”，是《诗经》“挹彼注兹”的紧缩。本义是酌取那个池子的水，注到这个池子来。这是利益再分配的形象比喻，也是治国救急的不二法门。林则徐认为只有这样，“亦尚不无可商”，也就是说，国家还有好起来的可能。

林则徐忧国如家之心跃然纸上。但他对当局者能否明确认识这些并无信心。即使他使云南边疆暂时安定下来，心中依然沉重无比。可不是么，不从“中外一心，变通挹注”痛下功夫，乱子还不是越平越多吗？就是云南，他认为最多也出不了十年，还要闹大乱子。

很多人一定要问，既然林则徐对大清皇朝如此不乐观，他为什么还死心塌地为其效忠呢？林则徐是不是太“愚忠”了？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林则徐是仰之弥高的智者，一般人如能达到他智慧的十分之一，就已经非常了不起。林则徐不是“愚”，而是“坚”，“坚贞”的“坚”。

林则徐的爱国之心坚不可摧。爱国绝不是只见鲜花、没有痛苦的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十几年面对着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难道很开心么？抗日名将张自忠，在壮烈殉国之前难道看到了民族振兴的曙光么？观操守，在利害时啊！

当大清皇朝急剧滑向下坡路时，林则徐忧心如焚，但仍坚持补弊匡时，尽量让老百姓过几年安定日子，期待着能有解决“中外一心，变通挹注”的机会出现。他不以“独清独醒”自恃。尽管他懂得造反有理，但他反对动不动就把棋盘“掫翻”重新来过，因为他认为这并不符合百姓根本利益。他期待着“亦尚不无可商”时刻的到来。

林则徐的期待不是没有道理。在他之后半个世纪，不能说老天爷没给清政府机会。但清朝最高统治者日益腐败，最终烂透，辛亥革命只在武昌响了几枪，它便轰然垮台。所谓自作孽，不可活！识微见远如林则徐，也只预见到左宗棠那一辈人，仍可能令“国是”不无可商。要求他看得更远就过分苛求了。

着眼于大局，着眼于整体，对社会有强烈责任感，是优秀高级干部的本色，也是有历史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效忠于清朝的林则徐是这样，与清朝持不同政见的顾炎武、黄宗羲也是这样。顾炎武抗清一生，后来终于放弃抗清，而以不事清的立场，写他“穷经待后王”的《日知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也坚信一个“待”字。他们都是着眼大局、着眼整体的民族精英，堪为百世之师。

在中国大地上，坚挺的青松必然成林、成海！

[1]文中所引资料，绝大部分可从来新夏《林则徐年谱长编》和《清史稿》查到，恕不一一作注。

节目导视：

1、老兵新传，央企高管低调转身

孔丹：中信集团作为国企的事业，要把政治责任放到视野内。

2、股市震荡，未来将走向何方

主持人：担不担心这次的牛市泡沫？

孔丹：实际上的风险还是有的了，因为它终归应该有一个基本面吧。

3、发起西纠，却最终成为一生梦魇

主持人：所以真的是有目标的，有目的的。

孔丹：对，所以后来岐山说，你这个就不要有这么一个纠结了，就是这么个事情了。

基金会成立的背景及原因

解说：智库一词，近来受到不少的关注。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关于推动发展智库的纲领性文件，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上升成为国家战略。

在2014年的8月，经过中国国务院批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据内部人士介绍，基金会的缘起是，2013年11月原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给中央写的一封信。

而前不久，我来到了北京，就中国道路未来的发展以及对文革的反思等话题，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理事长孔丹，有了一次相约问答。

主持人：理事长好。

孔丹：欢迎，欢迎你到我们这个简陋的办公室。

主持人：您在香港的时候，见您的机会比较少。

孔丹：我们2007年见过一次。

主持人：是的，所以我说好久不见。

孔丹：我们中信银行上市的时候。

主持人：没错。

孔丹：我一生就上过一次电视，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事，这次也为我们基金会的事。

主持人：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基金会的成立吗？我们知道好像是在2013年11月，您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要成立这样的基金会，是这样子吗？

孔丹：关于这个基金会的成立，总的来说，有一个酝酿的过程。应该说2010年底，我退职以后，我认为我这个繁重的职业生涯就可以告一段落了，可以画一个休止符了。

我退休是63岁退的，到了2012年，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我们国家正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改革开放也走过三十多年了，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新的选择？有一些议论、有一些主张是向着这个方向，就是说我们应该秉承普世价值，这样一些西方的价值观，还包括一些西方的经济观和政治观等等。

那我觉得，这也是个正常现象。虽然我已经退出一线了，但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共产党员，我是不是应该还为我们党的事业，为国家，为我认为正确的道路做点事情呢？面对着一些乱象，叫舆论乱象也好，思想乱象也好，理论乱象、思想乱象都反映了到底怎么看中国道路的问题。实际上“十八大”提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说法、提法。就是我们不可以走，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可以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必须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觉得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代表大会，非常能够作为新的起点的一个提法。

跟一些朋友有一些讨论，他们说孔丹你还是有自己的特点，可以做点什么事情吧。

解说：组织能力强、有一定的理论能力、并且具备较好的沟通能力，朋友眼中自己的这些特点，在孔丹看来，都是由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所造成的。他说他有一个依托，就是有一个应该说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国有企业，而且是一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企业。

孔丹：如果没有中信集团党委的支持，是不可能做的事。因为中信不但在资金上可以支持，我们有一个提法，就是我们中信集团作为国有企业，要把政治责任放到视野内。这个提法可能以前没有人说过，是我把它概括出来的。

解说：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至今，共举办了8期研讨会，2期座谈会，其关注的主题涉及到了媒体现状、收入分配、土地流转以及医疗改革等方面，其中有三项研究成果以内刊的形式上报至中央。

主持人：跟其它的这种学术单位，或其它的智囊团，我们有什么样的区别？

孔丹：是我们的主旨，我概括了三句话，也在《导刊》的制度里说到了。第一条，要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我把它看得非常得重。我觉得这个认识路线是我们的根本，是我们的生命线，是我们党和国家、民族的生命线。

第二条，坚定地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前面我说的，不能走这个封闭僵化的老路，那一套不行。

第三个条，既然是搞研究，想推动大家搞理论，就要推动中国学派的发展。中国学派还没有一个定义，现在比如说我想起码是中国的立场上看世界，不是看中国，是看整个世界。中国传统积累的那种文化积淀，和西方世界的优秀东西结合起来，然后有中国的气派，还有中国的话语体系。

所以我们就提出这么三个主旨，简称叫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主持人：担不担心这次的牛市泡沫？

孔丹：实际上的风险还是有的了，因为它终归应该有一个基本面吧。

中国经济未来

2015年以来，A股指数不断创出新高，上证综指从3300点起步，一路上攻逼近了5200点。

但是在过去的两周，A股却在上演着高台跳水，特别是6月26日的黑色星期五，近2000只的个股跌停，杠杆牛市充分展现了负反馈的破坏力。虽然从监管部门到金融机构，在过去半年内或主动或被动的，采取了一些预防性措施，但是泡沫崩溃的时间点和方式，仍然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6月9日采访的时候，上证综指正处在5100点左右的高位，对于当时股市的狂飙，孔丹也表现出了谨慎的态度。

主持人：有人觉得，这次的资本市场的狂欢，是一个政策的牛市。这个牛市能够持续吗？它会怎么样收尾，它最终可能会变成什么样，您的判断和您的看法是什么？

孔丹：首先我没有看到政府希望用政策来把证券市场从两三千点冲到五千点，我觉得它们的调控目标，应该没有这样的一个调控目标。还有就是外部的经济形势，国际上也并不是一个对我们整个经济发展有利的环境。所以新常态这个词，是引进的词，new normal。它本来描述的是一个经济到一定程度，经济增速就会下降，到一个区间。我们用它，我觉得是个借用，其实是我们有很多自我调整。我觉得比较难的问题是我们调控的方式、路径，有一些可能没达到，就是你说的最挑战的问题，就是资金没有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

主持人：把要访问您的消息放到了凤凰网和凤凰网手机客户端，放上去的时候，最多有22万人在线看。有很多网友对您提问，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问题，好吗？

孔丹：好。

主持人：这里来自福建的凤凰网网友说，在目前股市火爆，实体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国家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青黄不接的情况下，2016年的中国经济如何安全过冬？

孔丹：作为企业界的人，我们有对于这个下行有一个认识。

我们有主动调节的性质，我们主动减低了增速，叫增速的换挡期；我们有一个面对以往各种经济政策的影响的一个消化期；而且我们更重要的是面临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叫阵痛期，三期叠加。

但是我对中国经济的成长，还是充满信心。因为我们中国经济根本上说，它既有多年来改革形成的市场经济的很多优越，同时特别我们有一个长期以来有为政府的作用，它可以发挥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对市场的调整，能够使它走到更好的一个状态。

至于他提到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问题，这应该说是我们在以往的投资拉动、消费、内需和出口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个更新的动力，就是创新的动力。将来像我们国家的这个状态，如果这个要素发挥作用，我觉得我们的成长更有基础。

主持人：不过也一些企业家提到了，现在因为资本市场的这种狂欢，所以很多企业家会尽可能把自己的实业做好，让它尽快上市，去分享这次资本狂欢的利益。

孔丹：对。

主持人：这种说法能够成立吗？

孔丹：能成立，因为有人批评的时候，就有人说了，价格高了以后，对实体经济有什么好处呢。有人就像你说的，那我们就可以借这个价格窗口上市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要有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才能够解决问题，一般性的政策容易引起资金出来了，然后到那里去了，就是这个问题。

主持人：担不担心这次的牛市泡沫？

孔丹：实际上风险还是有的了，因为它终归应该有一个基本面吧。就是超过了基本面，特别我们的创业板，你能对那样的市盈率，能有把握吗？我举一个例子，可能有点不恰当的，但是我说要冷静。在2000年，我们上了一个学习班，国企老总去学习，找了一些外国的一些人来讲课。

说的是横轴是利润，纵轴是价格。在这个地方，价格盈利的时候，价格低。你相信它这样亏损一千万，它的这个斜率就更高。那两千万就更高。

这个我们就争论，争论以后他们就说你们这些老总落后于理论等等的。但是这个学习班开到一半，那次泡沫，IT泡沫就破灭了。所以它应该有基础、有合理的一面。

主持人：所以真的是有目标的。

孔丹：所以后来岐山说，你这个就不要有这么一个纠结了，就是这么个事情了

西纠

解说：50年前的1965年，北京市恢复了在中学里面发展共产党员。7月1号，年仅18岁的孔丹，成为了首批两位中学生党员中的一位。

在孔丹入党之后，北京四中在那一年还发展了马凯、秦晓、李三友等学生入党。孔丹说，正是这些学生党员，主导了之后北京四中初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中就包括成立了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力的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

近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浩劫，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而作为亲历者的孔丹，在2013年出版了一本口述史，其中用了一半的篇幅讲述了他所经历的“文革”。而这本口述史，也是在几位好友的再三催促之下，才最终完成的。

主持人：据说你做这个口述史，也是受到了几个朋友的鼓说，王岐山、马凯每一次碰到你每一次都说，王岐山至少还说了两回吧。他们希望您写出这个回忆的原因是什么？

孔丹：岐山是学历史的，他提到，文革这个历史就像一个总拼图，其实整个历史都是这样的。作为一个亲历者，你应该把那一段历史记述下来，然后变成总拼图的一部分。

马凯就说，他说很多的(回忆)讲这段情况的时候，讲的不准确。

特别是对西纠的社会评价，是完全是违反事实的。所以说，你为历史把真实留下来，你应该让历史恢复它本来的面貌。后来我才觉得，这还有点责任在我身上，我这才把它当个事。

主持人：比如说王岐山或者是马凯，当时希望你写这个口述的这两位朋友，又是怎么评价的？因为他们也亲历其中的一段。

孔丹：岐山说，还是记下来的这段历史，可以为总拼图加一个材料吧。马凯说，是把历史的真实已经恢复了，他也是当事人。

主持人：是。

孔丹：好多人看了以后有各种的议论，但是有一个事实，我觉得不是我给自己溢美，比如说我反对成立红卫兵，这件事听起来是一个悖理的事，作为一个红卫兵的领袖，确实反对。有党的组织、有工作队，为什么要成立红卫兵的组织，结果一下子1966年8月18号，毛主席上天安门，一戴红袖章，然后我们学校年轻的、更年纪小的学生就来逼我说，一定要成立红卫兵。

解说：出于对血统论、暴力行为的反对，以及为了保护老干部，孔丹、陈小鲁、董良翮等人一拍即合。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于1966年的8月25日正式成立，而6天之后，西纠便接到了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广场的保卫任务。

孔丹：“8·31”那次我记得很清楚，那次我不在下面，我在上面，我在天安门城楼上，

因为那是一个拥挤啊，这边先是毛主席的车，那个北京吉普车，一挤就托起来了。当时西纠的这些红卫兵就急了，他们后来跟我讲的就是，不是都有那个皮带吗？拿起来就开始驱赶，让那车能落下来，就保护安全了。因为那个时候群众热情，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第二天，就是9月1号，谢富治当时的公安部长，到西纠总部来看我，那还是老的九三学社那个地方，他一弯腰就说你看，把裤子拉起来，你看我这些地方都青了，如果不是你们西纠的红卫兵保护，我和主席我们都有危险了。这应该让我做，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解说：在发布十个通令完成维持北京火车站秩序、保护班禅等任务之后，到了1966年的九月底，西纠逐渐式微，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西纠变成了日后影响孔丹一生的梦魇。

孔丹：江青12月16号在工人体育馆，开了一个全北京的所谓中学生造反派的大会，突然在会上发难，说有个西纠杀人、放火，不，杀人、打人，西纠的后台抓出来要枪毙。然后就点了西纠的后台，有王任重、有周荣鑫、有雍文涛、有孔原(编者注：孔丹的父亲，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有许明(编者注：孔丹的母亲，长期担任周恩来总理的秘书，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点了五个人。我弟弟在北京，一下子就蒙了，已经退出红卫兵组织了，也不参加了，怎么突然就出现这种形势了。我是12月21号回来的，回来的那天就气氛不对，家里面也被抄家了。

还在发懵呢，早上通知说，你们家里有人病了，在医院住。我们兄弟俩就跑到那，问有没有一个叫孔原的人，没有。那查一下，有没有叫许明的，有。

我说坏了，出事了，一定是出问题了，后来看到自杀。

就是21号去了，还在抢救，说就是透析，两天之后，48小时，就是吃药之后，48小时人工肾，说看有点呼吸加强了，有希望了，我就说回去洗洗澡，我从外地回来也没有整理整理。

在医院里碰到我父亲，父亲身边由两个人带着，看着他，过来看一看。然后说你们报告一下孔丹回来了，我也反应不过来，报告什么呢，医院里头，大家匆匆忙忙的。

回去的下午，刚没坐定，就说有人来找你，一下子来了，我记得六个人吧，警察把我带走了。

主持人：所以你也没有机会，看着妈妈走。据说妈妈(许明)有留给你遗书？

孔丹：没有看到，只是听有人转述，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准确。我弟弟了不起，他就是一直送她走。

主持人：其实也是因为你是西纠的头，加上母亲父亲的关系，加上他们要打击总理的关系。所以你是在西纠的领导层里面被抓的那一位，其他人有被抓吗？

孔丹：其他就是董良翮，董良翮还是通知了董老，说你把你的儿子送进来吧。但是放了，我们两个一起放的，其他的西纠的人没有再抓了。

主持人：所以真的是有目标的。

孔丹：对，所以后来岐山说，你就不要有这么一个纠结了，就是这么个事情了。我说没错，你这个有道理。

主持人：作为当事人。

孔丹：当事人，因为她（江青）下狠手的时候，她要有一个发动、发难的一个口实和机会。像这样的搞法，我、我父亲和母亲，全家毫无一点心理准备，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在我被确定为中学生党员的发展对象后，四中党支部通知我：你可以作为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如果再进一步发展学生党员，可能会考虑你。我记得，党支部还让我写了一些材料。在中学生中发展党员这个做法，在反右运动以后就停止了。这时重新恢复这个做法，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的。

在那一代人中，我认为我们还属于比较理性的一批人。为什么说我们理性，人家就不理性？这是因为我们比较讲传统。这个传统包括两方面，一是依靠组织系统；二是把握政策。我们始终认为，运动要依靠组织，要讲政策。我一直觉得，我是党组织力图培养的这种学生领袖的不二人选。

1965年7月1日，我和师大女附中的佘靖两个人在西城区党校开的宣誓大会上发言，成为中共预备党员。我们是北京市第一批中学生党员，余靖后来做了卫生部副部长。在我入党后，北京市委在各校的中学生里陆陆续续发展了一批党员。除了任小彬、宋克荒外，四中还有马凯、秦晓、李三友、赵黎明、刘东等。马凯大我一年，后来留校做了政治老师。

我还记得，人党时的发言稿里有“做党的驯服工具”一句。我当时想，都经过“四清”了，还简单地做驯服工具吗？于是，在定稿时我把这话改为了“做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我特意加上了“奋发有为的”修饰词，表示个人应当有一定的主动性。但是关键的还是驯服，这是少奇同志讲的。要做党的驯服工具，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再有作为，头一条你要服从党的决定，服从组织纪律。我觉得基本指导我们思想和行动的，是党的传统带来的，是出于我们党多年培养的传统和对是非的判别标准。我因此还得了点儿彩儿，领导表示修改得好，很有思想。

这时，中央已经在青年学生中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特别是在中苏论战以后有一个系统的推动。中央认为从苏共的演变看，他们背弃了原来斯大林的正确路线，也就是背叛了革命路线，所以要紧的问题就是要培养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各行各业的所有领域。但接班人的问题，又特别侧重干部的选拔和培养。

我认为，毛主席这时已经觉察到他的一些想法在党内没有被认同，然后开始推动阶级斗争理论，推动培养接班人的部署，因为这涉及他的一些思想能不能得到贯彻和实现。从这样一个战略高度说，毛主席提出的培养接班人是有这么一个视角的，不是一般的广义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是有针对性的。像中央党校从中学毕业生中招收的青干班就说明党的组织部门、党的教育部门已经开始安排职业的干部，我们叫政工干部。

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还应当包含着另一个层面的内容。旧中国士大夫的传统理念里，不乏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就是说，读书人要对这个社会承担起责任来，要在国家的大事业中去奉献自己。

无论广义、狭义，培养接班人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是不是针对干部子弟的？我认为不是。当时培养接班人绝对是有针对性的培养，但不是完全针对高干子弟的。什么出身的人都有好的和差的。但是，我们党希望培养出一代代合格的接班人，这也极大地刺激了我们这代人的社会责任感或阶级责任感，就是要把自己塑造成革命接班人。在培养接班人的氛围中，身为父母的许多高级干部，当然希望子女要传承自己的事业。但那个时候，这并不是做官的概念。有一些高干子弟也希望要接父辈的班，做职业革命家，比如去中央党校青干班。他们要求，应该把我们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来培养，因此对现状也有不平的声音。但从另一方面讲，要说那时在学校里压制了干部子弟，我认为也没有。

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中有一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人”，这几乎成为了我当时的信条。我要做的就是要顽强地、努力地、耐心地和周围的人沟通交流。比如说，我们班有个将军的孩子，我们就批评他有“自来红”思想。他还真的很顽强，他说：“我就看不上咱们班的一些知识分子、地主出身的同学，要培养接班人就应该培养我这样的。”我就说他：“你不努力修养，就不符合接班人的条件。”

虽然当了多年的学生干部，但我当时觉得自己真的没有做官的概念，一门心思就是想考大学，没想过什么官啊、级别啊这类事情。我认为，高中毕业考大学是正路，选择不是哈军工就是清华。对哈军工，因为是国防建设，我把它看成是一种需要。那时感到要为国家建设出力，干军工，搞导弹、核武器什么的是最吸引人的。我认识的几个比我大几岁的老大哥、老大姐，大学华业以后就去酒泉基地了。酒泉时多艰苦啊，他们一待就好多年。当时如果组织需要，我也会当仁不让。比较常规的情况下，当时四中的学生强调的是要有很好的学习成绩，顺着建设祖国的这个路子，要投考的方向就是清华大学。从个人意向上，我们这些人首选的都是清华的理工科，北大都不会放在第一位的。当时清华号称是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考清华，这里面也有一点点自负吧，那时四中每年就有四十多个考取清华、四十多个考取北大的学生吧。我们引为楷模的一些四中学长，一路考取了清华的，像陈元、乔宗淮等；一路考取了哈军工的，像俞正声等。

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1965年暑假期间，我和孔栋与一批干部子弟去北京公安总队下连当兵。其中有刘源、董良翮等国家领导人的子弟。其后我还写了一篇作文《两枝枪》，被选登在1965年10月的《中学生》杂志上。下面将《两枝枪》、《油垢》、《苦与甜》、《永远是战士》四篇当年的日记片段抄录下来：

两枝枪(七月十八日)

在全连军人大会上，举行了庄严的发枪仪式。

我从连长手里接过毛主席著作，左手握着，紧紧贴在胸前；又从连长手里接过半自动步枪，牢牢抓在手里，郑重地高诵誓词：“祖国授给我毛主席著作，我一定要认真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并授给我半自动步枪一枝，我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它，苦练杀敌过硬本领，忠实地保卫祖国。”

两枝枪，一枝是思想上的枪，一枝是手中的钢枪。手中的钢枪要打得准，先须思想上的枪握得牢。思想上的枪要统率手中的枪。

油垢(七月三十日)

今天检查武器，我得了4分。原因是：击发扳机后面存点油垢。我很难过，看来，我的誓言执行得还很不好。

从钢枪上的油垢，我看到了自己思想上也有油垢——我没有做到“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

脸不洗，要有灰；枪不擦，要生锈。我的思想可要经常用毛泽东思想来洗擦，不然也要生油垢，染灰尘哪。

苦和甜(八月三日)

衣服一天要湿几回：练习队列要流汗，练习刺杀要流汗，练习射击要流汗……

在战士的生活中，要有劳累，要有疼痛，要有损失，甚至要有牺牲；但想到这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就会力量倍增，就不觉辛苦，只觉甜了。

苦和甜，对于革命者来说，是可以统一的。因为，我们认为：斗争就是幸福。

永远是战士(八月七日)

“在离开连队的时刻，我心里暗暗发下誓言：脱下了军装，我仍然是革命的战士。两枝枪，特到是思想上的枪——毛主席著作，我要更紧地握在手里。只要我尚存一息，我就要为革命事业奋斗。我要永远是战士！”

这几篇小文章记录了我当年通过下连当兵锻炼自身，反映了当时时代背景下我们一拨人的精神状态。

文章节选自：《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米鹤都编撰，三联书店，2014.

今天是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发表50周年，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但“六二六指示”历久弥新，她原创的医疗卫生的中国模式，是全世界公认的典范，仍然引领着国际医疗卫生变革和发展。

“六二六指示”是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中南海医务人员的一段谈话。毛泽东谈到了医学教育、医疗政策、医患关系等几个问题，今天人们对“六二六指示”的印象，主要集中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一句话。“626指示”的意义在于，他用通俗的语言概括了新中国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独特路线，树立“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把卫生工作视为重要的政治工作，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对健康进行综合治理；创立独特医疗卫生模式，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减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运用符合国情的适宜技术，控制医疗成本，这条路线，是符合医疗卫生规律的，并且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世界上都是有独创性的。今天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仍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六二六”指示回答了以下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毛泽东基于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树立“面向工农兵”的思想，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建立面向全体人民的公平的医疗保障制度。于是“大批城市医务人员奔赴农村、边疆，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卫生工作人员中人力、物力、财力的重点逐步放到农村。”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县、公社、生产大队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建立起来，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医疗卫生网，数以百万计的“赤脚医生”的成长壮大，几乎全国每个村庄，都有两、三名边治病、边参加农业劳动的赤脚医生，到1977年底，全国“赤脚医生”的数量达到150多万名，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达到390多万人。“赤脚医生”（人员）与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保健站”（机构）一起，成为解决我国农村缺医少药的“三件法宝”，从而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医疗问题，几千年来困扰中国人民的医疗卫生问题得以奇迹般解决。我国的国民健康状况大幅度跃升，70年代末预期寿命等健康指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第二个问题，用什么办法维护健康，也就是，医疗卫生发展的技术路线问题。毛泽东是这样论述这个问题的：“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如何维护最广大百姓的健康？健康是一个社会问题，健康的决定因素中，医疗服务只是一部分，而医疗专业人员和其他很多专业人才一样，通常偏好更高的技术，更加强调利用专业性的技术来促进健康。从这种思路出发，必然的结论就是，要维护健康，必须不断地扩大医疗服务供给；增加医疗卫生支出，要提供全面健康保障，就必然带来医疗成本不断上升。然而，新中国头30年的经验给了另一种思路，那就是通过全民预防、群防群控、大规模的健康教育、爱国卫生运动，把群众运动和医疗卫生服务结合起来。这种思路的核心在于，用社会组织的手段，来替代专业性的高成本、高技术投入，实践证明是有效的。

如果考虑到中国传统的医疗理念，医疗本来就不仅仅是技术行为，而是社会行为，中医的望闻问切，不仅要问病情，还要问患者的心情、社会关系、家庭生活。这些都说明，医疗服务不能够仅仅靠硬件投入、靠扩大服务供给的专业化路线，而是要把专业服务和社会组织结合起来。626指示之后，大批的赤脚医生来到乡下，他们不仅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更是农村社会的组织者，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健康教育、自我保健、卫生运动、心理疏导，许多农村的赤脚医生，威信比村干部还高，农民家里请客以请到赤脚医生作陪为荣。这种机制，弥补了专业力量的不足，也创造了改善健康的新模式。

今天看来，农村最缺的其实并不是专业化的医疗服务，而是能够有效提供这些“非专业医疗服务”的组织资源。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东北下岗工人，他对我说，为啥东北前些年信某邪教的多，就是因为生病没处看，没人组织起来锻炼身体、过集体生活。前不久卫生部公布，全国有近2亿有精神障碍的患者（请注意，并不是一般所说的“精神病”），这么大数量的群体，仅仅靠专业性治疗是不可能应对的，而且可能边堵边漏。解决这类问题，仅仅靠引入资本、扩大投入、开放市场是不行的，还是要靠那句老话——组织起来。

第三个问题，有限的医疗资源应该如何分配。诚然，“给所有的人都提供所有的医疗服务”，这是任何国家也做不到的，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做不到。任何一种制度都能挑出来未满足的需求，都有缺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种制度之间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安于现状。几害相权取其轻，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最大限度的提高健康水平。

除了上面讲的路线问题之外，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有限的资源该如何分配。如果承认，人和人之间的健康和生命是平等的话，那么医疗资源的分配，应该遵循如下的原则：

首先，患有相同疾病的人，无论收入、阶层、地域的不同，应该享有相同的基本治疗；其次，在基本需求和享受性需求之间，应该优先满足基本需求。

第一条，目前已经普遍为社会接受了，但是，第二条被接受的程度还不高，需要着重解释一下。举一个例子，目前有两个人，一穷一富，都生病了，穷人的病是致命的，富人的病不致命，但是会降低生活质量。只有一个医生。如果医生去给穷人治病，穷人能救活，但是富人就被耽误了，生活质量要降低；如果医生去给富人治病，富人能治好，但是穷人就会死掉。如果是面对面的比较，我想大家基本都会同意，这个医生应该给穷人服务，毕竟这是基本需求。但是，在现实中，毕竟很少有机会面对面的做出这种选择，而实际上，我们的许多听起来很好的制度安排正在进行此类选择。比如，如果医疗服务的市场完全由购买力决定资源分配，那么必然会存在这样一个情况，那就是本来可以给穷人救命的医生去给富人看了富贵病，比如多点执业。

所以，从“人人生而平等”出发，一个最优的医疗制度应该满足这样的条件，那就是，只要社会上的基本需求没有满足，就应该减少提供享受型的高端服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提供基本服务比提供高端服务的社会效益要高。（有人可能要问，基本和高端如何划分，很简单，相对的）

当然，这是一个理想，并且是几乎不可能达到的乌托邦。尽管不能达到，却应当尽量接近。目前西方国家里，最接近的是英法两国了，这两个国家都有一个专业委员会，专门负责评估每种治疗的社会效益，然后把医疗资源按照社会效益来分配——只有当绝大多数医疗资源接受严格规制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一点。

看到上面这个例子，有人可能会说“那你扩大供给，多培养几个医生啊”，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但是一方面医生再多，也不可能包治百病，总会遇到上面的选择的，另一方面，不断扩大医疗供给，社会总的医疗费用就会不断上涨，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费用控制正是各国医改面临的关键难题。

而626讲话之后的一系列政策，可以说把中国的医疗制度向这种理想状态大大推进了一步。一般来说我们不喜欢“绝对平均主义”，但是从人和人生命平等的角度，医疗领域的平均主义可能应该提倡。那个时代在有限的条件下，最大程度的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是实现了最重要的平等——城乡医疗资源分布的平等。这在世界历史上，哪怕是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是少有的。大家都知道，医疗服务的边际收益递减是很明显的，农村的水平低，所以同样的服务，在农村的边际作用比城市要大得多，数据也证明当时中国的人均寿命等健康指标在发展中国家里遥遥领先。

另外需要提到的是，当时去农村的城市医务人员，培养了一大批赤脚医生，直到今天坚守在农村的医生，主要还是那个时候留下的赤脚医生，他们还是农村医疗卫生的重要力量。合作医疗是由我国农民自己创造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范本，不仅在国内受到群众的欢迎，而且在国际上广受好评。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本。我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曾是在缺医少药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最为成功的经验，世界卫生组织还把这一经验作为典范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大力推广，如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在学习我们那个时代的做法，这也就是为什么印度出生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教授认为中国在医疗等领域的改革，关键是要学学自己过去的做法。

“六二六”到“保基本、强基层”

新一轮医改的工作重心确定为“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了，里面的含义，是十分接近六二六指示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落实一个口号比提出一个口号要困难得多。六二六之后，保基本强基层的目标能够顺利实施，是建立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基础上的，具体地说，这些条件包括：公平优先的执政理念、强大的行政能力、健全的基层组织、比较公平的社会基础、比较均等的收入分配，现在这些条件已经不完全具备了。所以，今天再实现“保基本、强基层”，难度比那个时候要大得多。

但是，话说回来，困难也是机遇。一个好的社会基础，可以孕育出好的医疗卫生制度；反过来，医疗卫生工作做好了，何尝不是改造社会的有力手段呢？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中信银行于去年9月启动了三年战略规划的编制工作，成立了战略规划小组，李庆萍行长任规划小组组长，通过开展同业调研、集体讨论、封闭写作、征求意见等大量工作，今年3月《中信银行2015-2017年战略规划》编制完成，并通过董事会审议批准正式实施。

未来三年，中信银行的愿景目标是努力建设成为最佳综合融资服务银行，多渠道全面解决客户融资需求。围绕这一目标，中信银行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导向、三大板块、四大目标、五个定位、六大支点”的战略思路。

具体而言，“一个中心”即是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两个导向”即是以价值创造和轻型发展（轻资本、轻资产）为导向；“三大板块”即是形成公司银行板块、零售银行板块、金融市场板块三大业务板块和盈利点；“四大目标”即是努力实现核心经营目标、结构调整目标、客户拓展目标、渠道建设目标等四大战略目标，走在竞争前列；“五个定位”即是坚持公司大客户、零售中高端、同业广覆盖的客户定位，坚持以公司银行为主体、零售银行和金融市场为两翼的“一体两翼”业务定位，坚持聚焦京津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以及北上广深的区域定位，坚持新经济、服务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行业定位，坚持物理网点多元化、电子渠道移动化、第三方渠道平台化的渠道定位；“六大支点”即是以中信平台为依托，实施综合化经营战略；以大单品为龙头，实施特色化经营战略；以大资管为抓手，实施中间业务发展战略；以互联网金融为突破口，实施渠道一体化战略；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契机，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以创新体制改革为重点，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等六大战略支点。

狠抓执行，分支行全面开展战略宣导

年初，在中信银行全国分行长工作会议上，李庆萍行长强调“总行党委有决心、有毅力持续推动战略实施，各单位要坚定不移地抓好落实”。

目前，中信银行已制定完成战略推进的总体方案，总行各部门、各分行正在按照统一部署，落实战略实施的各项工作。全行已经建立了战略管理联系制度，明确了各单位战略推动的负责人和联系人，定期就战略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沟通协调。此外，中信银行正在制定战略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战略组织、编制、宣导、实施、修订、考核等战略管理工作的职责分工、制度和流程。通过有效的战略组织制度确保层层抓落实，让战略规划真正落地执行。

战略宣导有助于明确战略重点，把握战略方向。在中信银行总分支各个层面，形式多样的战略宣导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李庆萍行长以讲党课的形式，向全行干部员工全面深入地讲解了中信银行2015-2017年的战略蓝图和行动措施。同时，李庆萍行长多次在路演中与投资者沟通银行战略，得到了投资者的广泛认同。李庆萍行长强调商业银行一定要围绕国家战略和经济大势谋发展，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以及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大自贸区等重大政策，中信银行的区域战略定位正在于此。

去年10月份，中信银行制定了《中信银行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规划（3-5年）》，成立了工作小组，精选了20多个京津冀一体化项目，16个项目已获批准，已经投放了6个项目80多亿元贷款，同时配有专项信贷规模、绿色审批通道等。今年3月底以来，郭党怀副行长率队围绕“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以及自贸区等10余家重点区域分行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战略宣导和调研，推动分行结合地区特色编制子规划。

5月中旬，中信银行召开了全行战略规划培训会，面向总分行战略规划编制人员、战略管理联系人和内训师进行重点培训，详细解读三年战略规划的编制思路、决策考虑因素、核心内容及相关配套专题改革方案。此外，中信银行还将以战略规划员工读本、网络培训等形式向全行员工宣导战略，努力统一思想、形成合力，为战略的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

细化实施，按年度分解战略重点项目

三年总体规划的制定只是战略编制的第一步。从总体规划到子规划，从子规划再到具体的项目和任务，这才是一个战略制定的完整周期和流程。同时，战略细化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对战略规划的具体执行与落地，需要制定好组织架构、资源配置、计划考核、风险管理等配套政策。今年年初，中信银行围绕三年战略规划，制定了公司业务转型、风险管理体制改革、财务与绩效考核改革、内控合规改革、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等在内的专题配套方案。

4月下旬，中信银行召开了战略推进动员视频会，郭党怀副行长从组织推动、战略宣导、细化实施、评估考核等四个方面对战略推进工作进行了部署。按照战略实施方案，总行部门已按年度分解战略重点项目，制定工作任务表，形成行动路线图和时间表。各分行正在全行战略框架之下，结合本地区实际特点，编制子规划，重点突出区域特色，力争打造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例如，杭州分行突出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特色，力争在跨境电子商务业务上实现突破；乌鲁木齐分行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地位，积极开拓能源资源、特色农业、公用事业、兵团经济等特色业务；福州分行突出“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位优势，强化台海两岸服务贸易，加快零售业务超常规发展。

强化考核，建立战略执行效果定期评估机制

战略成败的关键在于执行。李庆萍行长多次强调“要对战略执行情况进行定期评估，形成战略执行报告。同时，要对各单位战略执行情况进行评价，并纳入年度考核。”

目前，中信银行已建立了战略实施评估体系，将定期对银行的内外部环境进行监测，对战略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将其作为战略优化调整的重要依据。同时，中信银行加强了战略考核，将主要战略指标纳入了绩效考核体系，并对战略重点项目实施项目制管理，从项目完成率、完成质量和效率等方面对战略执行情况进行考核。总体上，中信银行已初步建立了战略管理体系，正按照全行战略实施方案，加快推进战略实施的各项工作。

“战略决定成败，管理决定好坏。”在新的时期，中信银行将坚持创新驱动，充分发挥中信集团金融和实业并重的独特竞争优势，构建强大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同时，中信银行将充分用好各种有利条件，克服困难和挑战，全力推进新战略的实施，力争走出一条与中国经济新常态和金融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的新型股份制银行发展之路，以一流的业绩和口碑打造“最佳综合融资服务银行”。（尹航    20150626）

中信集团领导一直关心集团离退休老领导的生活。近日，经常振明董事长、王炯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批准，离退休管理部组织集团老领导在上海进行健康休养，同时组织老领导与《中信人》报社编辑座谈，回顾中信公司创建和发展中的历史情况。期间，集团纪委书记冯光同志专程到驻地看望了老领导及中信公司创始人之一、98岁高龄的徐昭隆先生，并代表集团领导向他们表示了亲切的问候。

5月15日，上海朱家角。经离退休管理部李新彦主任安排，在原中信华东集团总经理孙新国先生和离退休管理部冀晋同志帮助下，我对徐老进行了近两小时的采访。徐老精神矍铄，兴致勃勃，谈起“中信头十年”如数家珍，并详细询问了《中信人》办报情况，编辑部几个人、发行多少份等。他说，《中信人》三个字是荣老亲自题写的，荣老很重视的。他希望报社编辑坚持把中信集团这份珍贵的报纸办得更好。

记者：徐老您好！今天是您98岁生日，祝您生日快乐！

徐老：谢谢你！这次中信集团领导安排离退休管理部为我过生日，冯光书记专程来上海探望，我甚为高兴！在此借《中信人》向集团领导及全体中信员工表示衷心感谢！

记者：您是和荣老一起创建中信的第一批中信人，请您回忆一下，您是怎么来中信的？

徐老：解放初期，我和荣老都是上海工商联的会员，当时荣老是年轻有为的副主任。我自己办过厂，也能动动笔，因此参与搞过上海工商联的教材类的东西，通过这些，荣老当时了解了我。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请荣老出山组建中信，需要人手，他想到了我。我也觉得办中信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参加了。

记者：您是当前中信最高寿的老领导，问您两个“最”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中信对于中国，最大的作用和价值是什么？

徐老：改革开放前，中国是有些闭关锁国的，外国人觉得中国很神秘。小平提出对外开放，需要一个渠道，办理政府有关部门无法出面办理的事情。中信就是这样一个渠道，最大的作用就是“窗口”的作用。

记者：如今，中信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已经世人皆知，然而在当时，第一批中信人如何理解和实践这个定位？或者说，这个“窗口”的作用是怎样体现出来的？“中信”的牌子是怎样立起来的？

徐老：荣老提出，中信公司从无到有，要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于是建了国际大厦。中信为国家做什么事情呢？当时外汇紧缺，我国长期以无外汇为光荣。荣老认为，要利用外资，用外资购买设备和技术发展中国的民族实业，于是以中信公司的名义海外发债，支持了仪征化纤。总地来说，通过这两件事情，中信的局面打开了。

记者：问您第二个“最”。您和荣老共事多年，最难忘的是什么？

徐老：中信创业初期，是很艰难的，我们当初都没有工资的。荣老也曾经为办中信生病住院，但是，有小平的重视，荣老人缘好，人脉广，有魄力，有能力，大家也努力，中信的事业很快红火起来。帮荣老做事情，在他手下办事，最大的感觉是痛快。他放手让你去办事，信任你。最难忘的就是这种艰苦和信任。

记者：中信确实有一段艰苦的创业史。中信创始人有很多优秀品质。现在，中信已经走过36年，中信的员工越来越年轻。徐老，您对中信的年轻人有哪些希望？

徐老：年纪大的人，经验丰富，但会保守。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好处，身体好，精力旺，胆子大，点子多，但经验不够，有时过于乐观。总的来说，要老中青结合。但是，希望总在年轻人身上。

记者：徐老，您对《中信人》的发展有什么希望和要求？

徐老：我很早就退休了，《中信人》是我了解中信的渠道，每期都寄到我在上海的居所。《中信人》内容丰富，办的不错。我通过《中信人》了解中信的大事情，例如香港上市；看一些重要的文章，例如常振明董事长写的缅怀丁伯的文章，很好的。我记得，《中信人》创办初期，报纸的内容少，办报经验少，也没有现在这么开放。我知道办报的难处，办到现在很不容易。你们还可以办得更加生动活泼一些，增加一些人物、人才报道。总之，时代的变化很大，中信的变化很大，《中信人》要记录和思考这些变化。

采访中，徐老多次提到，“CITIC”徽是荣老亲自构思设计的，他自己想出来的，简明好看有境界，我们很佩服的。我深深感到，和荣老一样，徐老等老一代中信人很重视企业文化，极其看中“中信人”的身份。老领导是中信的财富，是年轻人的导师和楷模。我们年轻人应该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努力工作，为了“永远的中信”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永远的中信”是一代又一代“中信人”的梦想、心血、笑脸和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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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昭隆同志简历

（此文于1997年经本人审定）

1917年5月出生于民族资产阶级家庭，成分是原工商业者，籍贯浙江慈溪。193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1955年10月参加工作。

1938年—1947年，任昆明中央机器厂、上海公和来颜料公司职员，天津协兴颜料号协理，上海瑞康颜料号经理等职。

1947年—1955年，先后任归侨实业公司经理、庆成颜料公司经理、中国染料工业公司总经理等职。

1956年公私合营后—1966年，任上海市染料工业公司、染料油漆工业公司、有机化学工业公司副经理。

1966年—1978年，下放振华油漆厂、上海染化三厂劳动。

1979年任中信公司业务部经理，1982年任公司副总经理。

1983年—1989年任公司总经理。

1986年—1993年任公司副董事长。

曾担任民建上海市委委员，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常务委员，全国工商联第五、六届常务委员。(郑礼20150619)

6月13日至14日，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深化综合改革国际研讨会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5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大学召开。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作了1个小时的主旨演讲，后半场是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思-阿罗和詹姆斯-莫里斯教授。我有幸主持莫里斯教授的演讲。北京大学林毅夫和张维迎教授同时到场。

由于林毅夫的观点与我有雷同之处，本文不对他的演讲进行评论。不过，张维迎的观点标新立异，虽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但是他的一些锐厉批评，以及对自由市场经济和企业家的热衷，却赢得了许多人对他的热度关注。

黄奇帆的政府拉动模式

黄奇帆做为市长，不仅主导政府拉动，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实践者。在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下，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引领风骚。在GDP增长，吸引外资，进出口贸易，产业发展，城乡统筹等方面，展现出这个西部特大城市发展的勃勃生机及其迷人的山城风貌。

来自10个国家，400多位经济学家，集中在会议厅里，耐心听取黄奇帆的报告，大家就是想知道这位市长，如何继续政府引导地方经济快速而健康发展的。

黄奇帆拉开他的话闸，他脱稿讲了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重庆如何创新性地承接东部地区的加工贸易产业，尤其是电子信息产品。他讲两个创新之处。一是产业集群化，把零部件生产与最终产品组装连成一体，使500美元的电脑，有70%的增加值留在重庆，而原来的广东只留下20%。二是，重庆承接加工贸易的离岸结算业务，使更多的增加值留在国内。

第二，开创“三个三合一”的开放体系。经过多年努力，重庆形成了水陆空三个国家级的枢纽、三个一类口岸、三个保税区的“三个三合一”。在所有省市中，重庆是中国唯一有这个特征的地方。

第三，加快“农转非”，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多年来，重庆已经把270万个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加上这些农民工的家属，重庆市等于吸收了400万农村户籍人口进城。一方面增加城市生产及消费能力，一方面给留在农村的人口提供更大的农业集约化生产空间。

第四，地票制度资源优化配置。这是在不减少农村农业生产用地的前提下，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多土地的创新机制。农民把宅基地复垦，用复垦的土地变成地票，市区的开发商，或其它企业，通过地票交易所，用每亩大约20万元的价格取得地票，才可能在市区买到等量的土地进行开发。

第五，投融资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国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重庆政府在几十个产品的门类中，考虑优先发展十个行业：芯片及液晶面板等电子核心部件、物联网、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石墨烯及新材料、轨道交通及通用航空等高端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综合化工、页岩气、生物医药、环保产业等。这十个行业去年是600亿产值，到2020年应该可以让它发展到1万亿，需要投资6000亿。黄奇帆提出用投融资形式，以政府为主导，帮助企业融资，集中力量推动重庆新兴产业发展。

张维迎的纯市场和企业家创造一切

当我们还沉醉在黄奇帆的激情和政府拉动模式而兴奋不已的时候，14日下午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作了题为“不要误解经济理论”的演讲。他对“三架马车”拉动经济增长，表示强烈的质疑。例如，把顺差当成拉动GDP，把花钱（消费）当成拉动GDP，把砸钱（投资）当成拉动GDP，都是一种笑话。

张维迎还批评了y=(k, L)生产函数所存在的重要缺陷，认为简单理解这个生产函数，简单理解凯恩斯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都是错误的。只有斯密和熊彼特的市场经济理论，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经济学理论，不是新的就是好的，绕了半天，还是老祖宗说的更有道理。

他说，“经济发展，靠的不是政府，靠的不是简单的劳动和资本投入，而是企业家的创新。只有企业家，才是创造财富的动力。老的企业倒下了，新的企业崛起，不断地优胜劣汰，经济才充满活力。历史证明，什么事情，包括产业发展，创新等等，政府一插手，事情就被搞砸了。”

我如何看待张维迎的观点

我虽然很支持张维迎的一些观点，但是，我也听了黄奇帆的报告。如果完全按照张维迎的说法，什么都交给市场，政府官员不是企业家，或者没有企业家的精神。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重庆的快速发展，更无法理解黄奇帆所讲的五个方面的建设和发展。

如果要理解黄奇帆和重庆建设，那么，我们就必须对张维迎的理论和观点进行不同的解读。

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张维迎所讲的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有些模糊不清。到底是企业家创造世界，还是企业家精神创造世界？张维迎的报告，让我觉得他特别强调企业家，而不是企业家精神。但是，现实世界，应该是企业家精神才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因为张维迎过度强调企业家，而不是企业家精神，所以，他认为大学老师（包括所有在事业单位工作的专业人员）和政府官员（包括所有的公务员）都与张维迎的所谓“企业家”无关。

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其实，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家们的贡献固然非常明显，非常重要，也有可能是整体经济的支柱，但是，不能因为这个理由，而把政府官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财富和社会发展的贡献能力给低估了。

例如，黄奇帆讲重庆的5个方面的发展，其实，就是政府、企业、专业人士、工人共同创造的结果。离开政府，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规模发展，离开企业，当然什么都做不成，不过，离开专业人士、大学，哪来的科技力量？

张维迎的理论，为什么与现实有很大的出入，主要是他的理论假设中，没有考虑到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和政治生态特点。也就是说，经济学家的理论，一旦离开现实文化和政治生态，就完全失去具体可运作的可能性。

在中国，6000多年的历史，政府，官员，都是主宰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力量。文革期间，自由市场是不允许的。那个时候，自由市场，连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哪来市场和企业家的力量？

邓小平搞改革，才有了市场，才有了企业家。现在，中国是政府和市场，左右开弓，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双引擎。如果只是强调市场，那么，企业家就是死路一条，而不是政府一干预，就是死路一条了。

这个与国企为什么要存在一样，在目前的文化政治生态下，没有国企，谁能够想象？再说了，国企，不是一无是处，私营企业，也不是万能的，没有缺点的。其实，国企和私企，各有利弊。

世界经济危机，证明全面靠市场，确实不行。没有采用凯恩斯的做法，自由市场，早就被那些所谓企业家给彻底消灭了。我们连工资也发不出去。英国让自由市场管银行，结果银行把老百姓害惨了，后来，还是政府强行剥夺纳税人的钱去填窟窿，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整个英国的经济都要死亡，而根本不是书呆子们所天天讲的市场和效率的问题那么简单。

撒切尔夫人搞私有化，结果那些垄断企业，把消费者害的好苦。很难说对垄断企业实行私有化就是好事。就算在英国，私有化的垄断企业，也要政府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有些学者把西方经济学学了一半，片面强调市场的好处，在中国希望全面推开，结果垄断企业市场化了，可是监管没有到位，把老百姓往死里坑。房地产、网络、电信、医药等等，都是活生生的例子，有哪一个私有的行业真的全部按照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办事？

重庆新兴产业的发展，渝新欧铁路的运行，中国所有高铁、飞机场、高速公路，等等的发展，如果没有政府与企业合作，没有大型国企的加入，那都是空话。这是中国的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态所造成的。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适合这种情况，它可以超越教科书上所描述的纯市场经济，也超过张维迎所说的企业家。至于将来情况如何，那也得等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在张维迎参与倡导的价格双轨制，其实，也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市场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所作出的second best（次优）选择。换句话说，经济问题，不能脱离政治、文化与社会现实，否则，大家就只能天天生活在悲观的情绪之中。

最后，我想说的，我并没有彻底否定张维迎的意思，同样，我也没有彻底赞成政府全面干预市场的意思。不过，从黄奇帆和张维迎的两个报告中，我却认为中国政府经过30多年的摸索，已经巧妙地把政府和市场，把多方面的社会力量，以及各个层面的企业家精神发挥的比较好，而且，会越来越好，这才是解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张维迎的“纯”企业家的说法，有些片面，有些过于理想化。他所批评的东西，也是片面的。因为，Y=(K, L)是描述客观存在的数学表达式，而不是人们用来搞经济建设的手段。

*来源：作者姚树洁的个人博客（作者是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

今天“互联网+”一下子成了社会和业界追捧的热词，这是我两年前始料未及的。腾讯当时已在这个方向上积极探索了。

2013年，我和马云、马明哲在上海一起推出众安保险时，就谈到了“互联网+”的实践。几天后的“WE大会”上，我再次提出“互联网+”是互联网未来发展的七个路标之一。

当时频繁提及“互联网+”，主要是想改变人们的一些固有看法。因为我们跟一些政府或传统行业的朋友交流时，发现他们很难理解我们在做什么。大家觉得，互联网是新经济、虚拟经济，跟自己所在的领域或传统行业没有太大关系，或是觉得互联网和传统行业存在冲突，是颠覆、取代、捣乱甚至对立的关系。

今天“互联网+”引发前所未有的热议，表明政府部门和各行各业对互联网的看法已有很大改变，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虚炒“互联网+”概念的情况。

我一直认为，互联网不是万能的，但互联网将“连接一切”；不必神化“互联网+”，但“互联网+”会成长为未来的新生态。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实体、个人、设备都连接在了一起。互联网已不再仅仅是虚拟经济，而是主体经济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经济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都需要与互联网相连，互联网与万物共生共存，这成为大趋势。

过去两年，我在各种场合提到最多的词可能就是“连接”。腾讯要做互联网的“连接器”，希望实现“连接一切”。连接，本身是互联网的基本属性。我们的QQ（一款即时通信软件）、微信，首先就是为了满足人与人的连接这个最基本的需求。现在，我们把人与服务、设备和内容源等连接起来，开始实现互联互动，虚拟与现实世界的边界已经模糊。

连接，是一切可能性的基础。未来，“互联网+”生态将构建在万物互联的基础之上。

“互联网+”生态，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ICT）与各行各业的跨界融合，推动各行业优化、增长、创新、新生。在此过程中，新产品、新业务与新模式会层出不穷，彼此交融，最终呈现出一个“连接一切”（万物互联）的新生态。

“互联网+”与各行各业的关系，不是“减去”（替代），而是“+”（加）上。各行各业都有很深的产业基础和专业性，互联网在很多方面不能替代。

我经常用电能来打比方。现在的互联网很像带来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电能。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能力，一种新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与各行各业结合之后，能够赋予后者以新的力量和再生的能力。如果我们错失互联网的使用，就好比第二次产业革命时代拒绝使用电能。

“互联网+”就像电能一样，把一种新的能力或DNA注入各行各业，使各行各业在新的环境中实现新生。比如，在互联网平台上，文学读者、影视观众、动漫爱好者、游戏玩家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游戏、动漫、文学、影视也不再孤立发展，而是通过聚合粉丝情感的明星IP（知识产权）互相连接，共融共生。可以说，“互联网+”给各个传统文化娱乐领域带来了一种新生。腾讯提出“泛娱乐”战略，围绕明星IP打造粉丝经济，正是行业大势所趋。

“互联网+”是一种“寓大于小”的生态战略。在万物互联的新生态中，企业不再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最小单位，个人才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最小细胞。这使得传统企业的形态、边界正在发生变化，开放、灵活、“寓大于小”成为商业变革的趋势。

过去，企业自上而下地进行市场推广，现在则需要基于传感、数据去感知每个用户每个瞬间的位置、需求、行为，快速理解和响应每一个细胞的需求和行为，甚至和每一个不同的人进行情感交流，产生共鸣。

未来，如果一个企业不能通过“互联网+”，实现与个体用户的“细胞级连接”，就如同一个生命体的神经末端麻木，肢体脱节，必将面临生存挑战。

借用“信息熵”的概念来说，“互联网+”生态中，实现连接的层级单位越小，熵就越低，商业活动、社会经济的耗费就越少，效率就越高，确定性就越强，有序程度就越高，生态体系也越有活力。反之亦然。

“互联网+”代表着以人为本、人人受益的普惠经济。局部、碎片、个体的价值和活力，在“互联网+”时代将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万物互联和信息爆炸带来的不是人的淹没，其实恰恰是人的凸显，每个人的个性更加容易被识别，消费者更灵活地参与到个性化产品和服务中去，实现以人为本、连接到人、服务于人、人人受益。

普惠经济也是一种集约型经济、绿色经济、共享经济，它能高效对接供需资源，提升闲置资源利用率，实现节能环保。例如，“互联网+”在拼车、房屋互换、二手交易、家政服务等领域创新迭出，以“滴滴专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正在井喷式发展，这为优化利用社会闲置资源、实现绿色环保，解决现代城市难题带来了新的思路。

腾讯参与“互联网+”生态的方式，主要是开放协作，跨界融合。张小龙说：“微信是一个森林，而不是一座宫殿。”我很认同。最近两年，腾讯对自己的业务做了大量减法，聚焦在最为核心的通信社交平台、内容游戏等业务上，其他则交给合作伙伴。这是几年来我们历经痛苦得出的结论，我们会坚定地做所有创业者最好的合作伙伴。我喜欢“自留半条命”这个说法，把另外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这样才会形成一种生态。

腾讯的开放平台上，如今已有几百万合作伙伴，数亿用户。很难讲今天的腾讯只是腾讯自己，企业正逐渐变成无边界的开放组织。

现在包括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家在内的生态公司都在往这方面努力，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腾讯早走一点，但只是早一点碰壁，早一点改而已。我相信大家都会走向开放。不管是数据开放、云平台还是提供连接，我们都想把更多的信息孤岛连接到各自的生态体系，让更多传统行业在这个体系中共生、发展，让各自生态体系里的用户获得更高的生活品质。这是良性竞争，看谁做得更好，生态体系的黏性、用户量就会更多。

经济领域之外，“互联网+”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运用空间也相当广阔。例如，微信公众号平台可以聚合多项民生服务功能于一体，把政府服务大厅建在智能手机上，这将推动中国服务型政府以及“智慧城市”的建设。

2015年4月中旬，腾讯与上海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时，有位政府官员在交流时提出，“互联网+”代表着未来，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甚至是社会形态变化的一种趋势。我觉得这种说法很有道理，“互联网+”确有无限想象空间。

“互联网+”会成为未来经济社会的起跑线。摩尔定律与梅特卡夫定律，这两个指数型增长的效应叠加在一起会发生什么？

“互联网+”可能带来大量“弯道超车”的机会以及被超越的风险。例如，互联网正在成为中国包容性增长的动力，对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带来了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

在更广阔的国际竞争中，我们看到资源禀赋不同的各个国家，正重新聚集在“互联网+”这个起跑线上较量：发达国家希望继续抢占优势生态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希望借此实现弯道超车。时下大家热议的德国工业4.0和美国先进制造，都将互联网视为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创新引擎。

回头看我们国家，工信部这个机构设置里，为什么把工业和信息产业放在一起管理？战略意义其实也早已明确。

2015年全国两会上，我再次提了“互联网+”的建议。很庆幸，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倡“互联网+”概念，正式提出“制订‘互联网+’行动计划”。对于在互联网行业一线工作十几年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振奋。

今天，在“互联网+”的起跑线面前，不但我们互联网行业从业者，而且各行各业乃至整个国家，都需要把握难得的机遇窗口，做出至关重要的反应。(马化腾20150612)

未来军人是身心灵的合一体!

2000年《北京青年报》发出问卷：“你为什么当兵”？一个老兵李良辉回答：“一时冲动唤起了满腔热血”。

《北京青年报》第二问：“未来的兵是什么样子”？老兵李良辉的答案：“献身精神＋渊博知识＋强健体魄＝未来军人”。

军人的灵魂与血性，是思想深处的信念，是贯穿人生三层楼即身心灵的视野和价值。

人生一层楼是小我，即肉身的生存与机能；人生第二层楼是大我，即为使命和事业献身的长青大爱；人生第三层楼是真我或无我，即高维万物一心连接天地能量的素直。在李良辉的意识里，未来军人必须是私我、大我、真我即身心灵的合一体。这是很究竟的回答！未来的企业人，也必须是身心灵的合一体！

习近平主席说：“我担任军委主席后，第一时间就强调了军人要有血性，我说的血性就是战斗精神，核心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如毛泽东所说，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

2014年10月，习主席提出“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灵魂赋予尊严，血性赢得光荣；灵魂与血性永远是军人的脊梁、胜利的刀锋。

2015年3月5日习主席在上海代表团讲的三句话：“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

习主席提出“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同样是从身心灵合一来锻造现代军人。这其实也是立体中国企业人的诉求：“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

你准备好了吗？

——王育琨记

2014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我担任军委主席后，第一时间就强调了军人要有血性，我说的血性就是战斗精神，核心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如毛泽东所说，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我们新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就是有一批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搀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对党忠诚的党员和军人，有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血性。

血性需要养护、需要培育

军人的灵魂与血性，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更确切地说，是思想深处的信念问题。

2000年8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3周年之际，《北京青年报》曾发出50份调查问卷，调查对象囊括几乎所有兵种专业、所有年龄段的军人。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当兵？答案五花八门，归纳为：1.当兵是最大的光荣。2.对“电钮战争”的向往。3.想当将军。4.只有当兵才能实现人生价值。5.喜欢这身军装。6.从军是最富挑战的职业。7.从小就非常崇拜军人。8.儿时所受的教育与自己的热爱。9.世界霸权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所有答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10条：一时冲动唤起了满腔热血。回答者是所有答卷人中年纪最大的、空降15军原军长李良辉。

李良辉36岁当副军长，43岁当军长，抓训练极严，担任军长时曾要求15军所有官兵，包括电影放映员在内都要跳伞，他自己带头跳，亲率一个排、每人带两天干粮空降神农架山区，开展为期一周的野战生存训练。他担任15军军长期间，还创造了我军在“三无”（无通信引导、无气象资料、无明显地标）条件下超低空400米跳伞的纪录。这位优秀的军事主官，因与单位某位领导有矛盾，未采取正确方法处理，犯下错误被免职。1988年军队恢复军衔制，当时没有给他授衔，后来被安排到宁夏省军区任副司令，军衔授的是大校。看到这个早该授少将的人扛着大校牌子，从全军瞩目的空降部队主官调到大西北一个省军区去当副司令，很多认识他的人觉得这是把他闲起来等退休了，不会再有什么上升空间了。

但李良辉却没有像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就此沉寂，依然狠抓训练。省军区没有部队，他就把全省武装部部长政委集中起来，统一睡上下铺，早上出操，晚上紧急集合，营区里哨子吹得又尖又响。武装部领导很久没有被这样练过，不少人都大腹便便了，天天被练得焦头烂额、汗流浃背。集训的最后一个课目，李良辉从空15军调来一个连，给大家做空降表演，场面一时轰动。很短时间内，宁夏各地都知道省军区来了个“李副司令”。这个大家认为等待退休的人，把宁夏省军区的军事训练搞得红红火火。

苍天不负有心人。李良辉后来出任宁夏省军区司令、新疆军区司令。到新疆后又大抓边防建设，搞“八•一”新疆军区阅兵。恰逢1999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5月8日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二是7月9日李登辉“两国论”出笼。当时，我国国家安全形势急转直下，国内民众义愤填膺，国际舆论对我密切关注。8月1日，新疆军区举行阅兵，受阅部队军容严整，威武雄壮。外电据此评述说，中共会使手腕，过去声东击西，今天是以西援东，通过西北新疆阅兵，震慑东南台海。其实，新疆军区阅兵是早就规划好的，李良辉也未料到1999年会发生那么多大事，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新疆军区阅兵于无形中发挥出相当大的政治和军事作用。

实际上，这个人也并非完人。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犯过错误，他在宁夏和新疆任职时的一些做法也颇有争议。但他确实是个想打仗、谋打仗的人。后来，因为新疆军区一次弹药销毁发生意外爆炸，导致多人伤亡，他又被解除新疆军区司令职务，被派往济南军区任副司令，直至退休。在济南军区任副司令时，他的军旅生涯真的是在倒计时了，到任后他去河南考察，当地驻军领导陪同，路上有人不时讲一些黄段子。李良辉听了不高兴，但一直忍耐。表面上说讲黄段子是为了调节气氛，但实际上反映出一些人已经不太把这个刚刚调来、很快就要到龄的李副司令当回事了。中午吃饭时，有人在餐桌上继续讲。李良辉终于忍无可忍，把碗筷猛地往桌子上一掼：“你们都是党的高级干部，你们庸俗！”饭也不吃，拂袖而去，一桌人都被惊呆在那里。后来有人说，没想到李副司令脾气这么大！以后别说讲黄段子，连吃饭都没有人敢再陪他了。

老虎虽瘦，雄风犹在。这是个真正的、哪怕行将退役也仍然一腔热血的军人。所以，他在回答《北京青年报》“为什么选择当兵？”的问题时与众不同，说出“一时冲动唤起了满腔热血”这样铿锵的语言。即使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一个只有技能没有热血的军人，算不算真军人？李良辉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北京青年报》问卷的第二个问题：未来的兵是什么样子？答案仍然五花八门。如：坐在计算机房的操作手；知识型而非力量型；数字化、职业化、高素质；拿起武器能打仗，放下武器能搞建设；更加充满个性；有全天候作战能力；战场网络的终端，作战系统的节点；肌肉不一定发达，智慧一定极高；头戴无线接收天线，腰戴微型电脑；通晓天文地理的硕士或至少是学士。可在这众多的答案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李良辉的答案：献身精神＋渊博知识＋强健体魄＝未来军人。

这是在2000年的讨论。当时我正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英国人给出这样一个图形，把人的感知分为意识和潜意识，意识主要是智力，来源于受教育程度和智商；潜意识则主要是情感和意志，与受教育程度和智商不直接相关。相较之下，文职人员主要强调受教育程度和智商，军人则更强调情感（对国家民族的忠贞）和意志（克服困难、战胜对手的勇气和决心）。整整15年前的2000年，中国和英国同时进行了这场讨论，回答和预测未来军人的标准。15年过去了，现在不就是当年讨论的未来吗？我们还需不需要献身精神和热血、需不需要强健的灵魂和体魄？

答案已清晰明白到无需作答。

面对来自灵魂的拷问，有同志提出：腐败问题外军有没有？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仅仅靠纪律、制度、规范、条令和组织，并不能使军队产生尚武精神。尚武精神只有两个来源：胜利和苦难。唯有这两个因素，能让军人认识自己的力量。他还说：一旦武德的幼芽长成粗壮的大树，可抵御不幸和失败的风暴，甚至可以抵御住和平时期的松懈。

这告诉我们，仅仅是机载计算机和头盔瞄准具，仅仅是GPS定位和兵棋推演，并不能使军队产生武德。一支军队如果不在苦难和胜利中将武德培育为粗壮的大树，就很难抵御住和平时期的松懈。

今天我们看到，市场经济冲击、封建残余发酵、思想防线崩塌、理想信念缺失、形式主义成风、贪污腐败蔓延、监督纠错缺位，无不包含有和平时期的松懈。2014年10月底，习主席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严厉地点出当前部队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10个问题，令人振聋发聩。这是自1975年邓小平用“肿、散、骄、奢、惰”五个字批评军队以来，40年间对军队最系统、最严厉的批评，全军上下深受震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为什么选择在古田召开？习主席讲，就是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毛泽东当年在古田建立新型人民军队凭借什么？就是凭借共产党人的组织性、纪律性、原则性和战斗性。今天全国反腐、全军反腐，因为腐败首先腐蚀你的灵魂、你的血性。

面对来自灵魂的拷问，有同志提出：腐败问题外军有没有？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对利益的追逐，哪一支军队都有，谁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苏军著名战将朱可夫，二战胜利后任驻德苏军总司令，把从纳粹德国收缴的许多油画、貂皮大衣、水晶器皿等据为己有。克格勃向斯大林举报朱可夫贪污。斯大林派朱可夫去外地出差，克格勃乘机到其家里搜查，把财物全部拉走上报。朱可夫回来一看事已至此，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沉痛不已。最后署名都不敢提自己的军衔和职务，只写了“布尔什维克朱可夫”，要求保留党籍。今天我们看，不能说朱可夫不能打仗，但失去规矩的约束照样会出问题。

鉴于朱可夫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卓越贡献，斯大林同意保留朱可夫的党籍。今天，朱可夫骑着高头大马的青铜塑像就矗立于莫斯科红场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前。这是多么辉煌和荣耀的历史地位，可当年差一点就被貂皮大衣、油画和水晶器皿这些东西给毁了。所以说，我军出了问题，外军也有这样的问题。这就是习主席讲的，要立规矩。立规矩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规矩，任意胡来，谁都要出问题。必须立规矩，规矩立了还必须严格遵守。

血性需要唤醒，需要点燃

血性是会夭折的，所以需要养护，需要培育。血性也是会沉睡的，所以需要唤醒，需要点燃。

以色列军队是一支规模很小但效率很高的军队。以色列军人都愿以马萨达做他们的精神象征。公元70年，罗马大军攻占耶路撒冷，幸存的犹太男女逃到地势险峻的马萨达城堡坚守。罗马军队用15000人对只有967人坚守的马萨达城堡整整围攻3年。公元73年4月，马萨达城堡陷落前夕，坚守者决定集体自杀。他们抽签选出10名勇士作为执行者，随后再在这10人中抽签选出1人杀死其他9人，最后1人将放火烧毁城堡，然后自尽。第二天，罗马人冲进城堡，惊讶地发现没有遭到任何抵抗，攻下的是一座给养依然充足，却没有任何生命的死城。马萨达城堡陷落后，犹太民族开始了近2000年的流离失所，这座城堡也成为犹太民族决不屈服的精神象征。被2000年岁月风化的这座城堡，今天游客们可以乘坐缆车参观，以色列学生则被要求沿古栈道一步步往上攀爬，最后说一句，我登上了马萨达。以色列军队新兵入伍，国防教育的第一课就是徒步赶来凭吊，庄重默念著名的誓言：马萨达再也不会陷落！犹太民族以马萨达坚守者的血性作为本民族的“精神城堡”，构筑捍卫以色列国家安全的精神基石。

以色列这么做，美国这么做，俄罗斯这么做，任何一个强悍的国家和民族都在这么做。最近，韩先楚的儿子写了篇回忆文章，让我提意见，标题是《一个军人之于国家的意义》。文章写的是当年韩先楚率兵打海南岛时所具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确，如果没有韩先楚这样的军人，我们今天很难谈开发海南国际旅游岛、谈博鳌会议、谈三亚白沙滩、谈亚龙湾基地。军人之于国家到底有何意义？国家养育军人到底为了什么？有人说，军人的最大奉献是牺牲，是血洒疆场。我说不完全对，牺牲是军人最大的付出，但不是军人的最大奉献。军人的最大奉献是胜利。国家养育军人，不是让你到关键时刻一死了之。当年甲午之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水师提督邓世昌自杀、“定远”舰管带刘步蟾自杀、“镇远”舰管带林泰曾自杀，“镇远”舰护理管带杨用霖自杀……确实也表现出军人气节，但国家养育军队是用来维护安全、获取胜利的。签下一纸《马关条约》，任凭多少军人一死了之，也无法向国家和民族交代。对军人来说，胜利永远无可替代。军人生来为战胜。军人用胜利体现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不是用死亡体现这种忠诚。所以习主席讲，军队要能打仗、打胜仗。这就是军人之于国家的全部意义。

今年春节前夕，我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被要求对一个人或一件事“点赞”。我说我点赞一个“过时”人物——海军原副司令员张永义。春节期间，节目在新闻频道播出。我当时在海南，军委一号台打来电话，说海军张永义副司令员找你。他第一句话就问：“金一南，你为什么要讲我？”他说他没看到电视，但听几个同事说了，问我为什么要给他“点赞”？我说就因为今天军队出了那么多腐败分子，地方不少人以为军队的高级干部都腐败了，讲你就是要告诉大家，即使在军队发生严重腐败的时候，仍然有一批像你一样的军人，凭着自己的灵魂和血性，尽心竭力地为军队现代化服务，尽心竭力地为提升军队战斗力拼搏。

我与张永义副司令员并不熟，但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在海军兴城训练基地、在“辽宁号”航母上都听到过同样一句话：“没有想到现在还有这样的将军！”在三个不同的单位、三个不同的地点，都在这样讲他。所以我要为他点赞。

张永义历任海军航空兵飞行中队长，大队长，团长，师参谋长，海军飞行学院院长，北海舰队航空兵参谋长，海军南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他军旅生涯的最后一纸任命，是航母舰载机试验训练总指挥。任务空前艰巨。不仅因为中国人从未有过航母，还因为世界上很多人不希望中国拥有。从未有过，意味着没有经验，没有人才，不懂得操纵技术，不知晓训练流程。别人不想让你有，意味着别人不会给你指点、帮助和提示。领受任务后，张永义说了一句话：我们一切从零开始。

航母的跑道长度和宽度仅为陆地机场的十分之一；舰载机必须以数百千米的时速精准地落在甲板4根阻拦钢索之间。每根阻拦索间隔12米，即有效着陆区域仅为36米，超过这36米即意味着舰失败，必须紧急复飞。因此，舰载机飞行员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

张永义的任务，就是培养“刀尖上的舞者”。西方有人预言，中国人获得这一能力起码要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

就是在这些猜测和判断中，张永义把工作地点从海军司令部搬到试航试飞第一线。每次飞行，他都到现场指挥。完成一次训练，他就和飞行团队一起比对数据，细抠每一个空中动作。他率领团队相继攻克“反区”飞行方法、精准着舰、最优起降航线选取等技术难关，体会了侧风、低能见度、不稳定气流条件下偏差修正的动作要领，连续突破滑跃起飞、阻拦着陆等上舰飞行关键技术，一步一步向着舰飞行靠近。在“辽宁号”的飞行指挥控制室，副舰长刘志刚告诉我：张副司令就站在这里，也不坐，手里拿个小本子，里面全是他记录的各种数据。他对周围人说，别给我讲这次（飞行）姿态好、那次（飞行）姿态不好，拿数据说话。奇妙的是，通过光电、遥测、雷达等多种测量手段拿到的飞行状态数据，与张永义估算并记在笔记本上的数据相差不多。刘志刚最后说了一句：“为了舰载机着舰，他真是全心全意。”

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不知多少次挫折与失败。望着这位不回家、不回海军机关，废寝忘食、全部身心扑在舰载机起飞和着陆每一个动作上的海军中将，中航集团技术人员、兴城训练基地官兵、“辽宁号”航母舰员说出一句共同的感受：“没有想到现在还有这样的将军！”

2012年11月23日，历史性时刻终于到来。

8时许，“辽宁舰”转向，开始顶风逆行。8时40分，国产舰载机歼-15“552”号起飞。

9时许，远处传来轰鸣声。飞机绕舰一转弯、二转弯，放下起落架，放下尾钩，对准甲板跑道，开始降落。

9时08分，舰载机两个后轮“砰”地拍在甲板上，刹那间机腹尾钩牢牢抓住第二道阻拦索。在强大的冲击气流中，一个巨大的“V”字出现在飞行甲板上，阻拦索的两端构成两个强有力的支点，紧紧拉住惯性前冲的飞机。

人民海军的历史性时刻，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时刻！没有人比张永义更想亲眼目睹这一历史性时刻了。但当这一刻到来之时，这位耗尽心血的海军副司令，在舰载机着舰瞬间，周围人看见他闭上了眼睛。

听见“着舰成功”的欢呼声，已近63周岁的张永义第一个从飞行指挥控制室里冲出来，沿着舷梯奔向飞行甲板。

着舰首席飞行员、海空英雄团大队长戴明盟抬起手臂，准备向这位舰载机试验训练总指挥敬礼。张永义冲上前一把紧紧抱住戴明盟，泪水奔涌而出。

就为了这一刻。中国人终于又实现了一次零的突破！

戴明盟之后又有4名飞行员在“辽宁舰”成功降落、起飞。张永义5次拥抱，5次落泪，被人们称为全舰幸福指数最高的人。欢呼的人群中又有几人知晓：这位服役48年的海军中将，此时距离任仅剩两个月时间了。舰载机形成作战能力之日，也是他行将退役之时。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血性军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林左鸣说：“没有张永义这样杰出的指挥人才，我国航母舰载机起降飞行训练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总经理李长印说：“正是张永义这样的飞行指挥专家，加速了我国航母形成战斗力的步伐。”这支军队的英雄不仅仅出现在基层连队，在我军高层，也有张永义这样的英雄，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竭尽全力。

2014年3月，习主席用三个“必须”概括新时期人民军队建设：必须抓住战略契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深入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必须勇敢承担起我们这一代革命军人的历史责任。必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2014年10月，习主席提出“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有灵魂就是信念坚定，听党指挥；有本事就是素质过硬，能打胜仗；有血性就是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有品德就是情趣高尚，品行端正。

我们如何形成养育灵魂、培育血性的体制机制，如何把有灵魂、有血性的人选上来，提上去，既是今天军队建设与发展的当务之急，更是未来军队建设与发展的长远之计。整顿思想、整顿用人、整顿组织、整顿纪律，就是要保持我们的灵魂和血性。灵魂赋予尊严，血性赢得光荣；灵魂与血性永远是军人的脊梁、胜利的刀锋。

以习主席2015年3月5日在上海代表团讲的三句话，作为此篇文章的结束：“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

今天要与诸位讨论的问题，简单来概括就是“宣传媒体化”和“行政公关化”。具体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态，有越来越多媒体逻辑和公关逻辑的介入，从危机应对到舆情调查，从国家形象到城市品牌，从政府公关到新闻发布，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热词，也是近年来，尤其是奥运年之后，各级政府宣传工作的重点。当我们的行政部门日复一日地疲于应付舆论的挑战，或者乐此不疲地在商业媒体中拓展影响的时候，最好也应该冷静地反思一下这些势不可挡的媒体思维、公关行动，到底给我们的行政司法过程，给中国的政治生态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提到行政工作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曾经引发争议的小例子可以与大家分享。2012年，在微博的影响力达到顶峰的时候，有一个叫杨锦麟的电视主持人，也是微博大V，去杭州参加活动。他下飞机后叫出租车，据说被司机多收了钱，于是立刻发微博吐槽。由于粉丝量众多，这条微博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令人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些时候，杨锦麟的微博又有一条更新，说杭州市的某副市长亲自给他打电话，郑重向他道歉，并表示要立即协调处理。而且，杭州市的市委书记也对此事做了专门批示。

著名媒体人在微博上的几句牢骚，能惊动拥有近一千万人口大城市的主要领导，让他们放下手边关系民生安危的其他任务，专门问候和处理，如何去解读这样的现象？我用一句话来概括，不知道是不是恰当，那就是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媒体挟持行政资源的年代”。

有这么严重吗？如果说市长道歉和市委书记专门批示还不算对行政资源的挟持，那么可以看看很多更敏感的领域，比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领域、公共卫生领域，以及环境、治安、市政交通等领域，由于这些工作关切着城市中产的生活质量和安危，容易产生大范围恐慌，所以一旦出现危机事件，不管是真问题还是假新闻，都会牵动整个行政系统的力量和资源，几乎到了防不胜防的程度。当然，媒体舆论监督对于行政权力的正常运行和危机预警会有积极作用。然而，现在政府部门普遍面临的挑战是，真相还未确证、问题还未查清、处理方案还未讨论，就要面临媒体舆论给出的“结论”和接连不断的责问、审判。有一位长期从事公共关系培训的朋友对政府危机应对的时间压力有这样一段总结：“十几年前的培训班讲的是三天内给媒体交待，奥运会那年说六小时给媒体回应，现在是四十五分钟就要进入全面公开与互动状态”。

可以想见，在这样的压力下，媒体公关技巧和危机应急自然会代替调查协商成为公共事件中政府部门的第一要务。我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有些地级城市的领导班子，会因为一个环境污染的传言和媒体的后续报道，放下手中所有的政务，全面动员，第一时间赶赴事发地点，不计成本地参与“战斗”，甚至很多新闻通稿都是市委书记点灯熬夜、亲手拟定的。为了应对媒体，真正留给行政干部调查协商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稀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对媒体的认识都建立在规范性的职业伦理和社会功能角度上，比如，社会公器、舆论监督者、民意代表等等。然而，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传播，都有其自身的经济运营机制，在商业化程度如此之高，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我们凭什么相信行业伦理能够规范媒体和媒体人，让他们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而不是吸引眼球以获利的角度来行使权力呢？退一步说，杨锦麟们利用网络舆论监督市政运行，这或许有积极意义吧，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政府行为如此紧跟媒体的注意力，将对公众利益形成什么影响呢？

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政府部门在舆情监测和危机应对上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舆情监测行业、数据分析行业和公共关系培训行业都因此成了暴利行业。可以想见，杭州市副市长能够很快获知媒体人的遭遇，也许就是政府斥资搭建的舆情监测平台发挥了作用。更极端的现象是，有些网络营销公司和舆情调查公司已经逐渐勾连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上下游通吃，一边鼓动谣言、发动水军，借机营销；一边为政府提供监测服务和联系删帖服务。而在行政系统内部，那些掌管网络信息的部门由此也获得了巨大的权力，成了其他部门于公于私争相公关的对象。由此，一个制度性的舆论商品化态势逐渐形成，它对公共资源的损耗已经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

所谓“媒体挟持行政资源”，还不过是一个行政资源浪费的问题，而我今天想讲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整个行政司法体系的运行逻辑已经逐渐媒体化和公共关系化了。一个简单的现象，就是近几年来政府公共关系培训的火爆。这些培训有理论也有实践，既有案例传授，也会安排在摄像机前的出镜练习，还有演播室和新闻发布现场的亲身体验。我身在北京高校，对这项业务的蓬勃发展有切身感知。诸位来自部委机关，我想几乎没有哪位还没被媒体公关课程轮训过吧。绝大多数这样的培训课程，和我今天讲授的立意刚好相反，他们不是反思媒体化、公关化的问题，而是教给公务人员如何进一步把行政工作媒体化和公关化。有意味的是，他们又总是将亲近媒体的行为贴上“虚心接受公众监督”和“执政透明”的标签。这套思维教给你们什么呢？一个潜在的逻辑就是“媒体受众”等于“人民群众”，面向媒体就是面向群众，官员执政的要义就是要学会怎么应对和迎合媒体，处理好公共关系。正所谓官员要“牵着媒体的手，不离不弃往前走”，政府机构的“形象可塑造、声誉可管理、神秘不是福、沟通要改进”。当然，公共关系培训本身不是根源问题，根源问题在于政府部门爆发了如此大量的培训需求，在于把执政面向的对象从“群众”变成了“媒体”。这或许体现了如今政治生态中无法扎根基层民主，只会注重表面文章的精英化趋势。

媒体应急公关，多少还带有一定的被动性，似乎是一个跟随学习新潮流的过程，然而在当今很多地方政府那里，已经不是简单的应急公关，而是试图把整个执政行为媒体化。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在地方外宣系统的各种城市品牌营销和新闻策划上。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成都的宣传体系。无论是危机应对机制还是城市品牌营销，成都的外宣思维和外宣组织可能都走在全国前列。然而他们宣传体系的内部构造直到2012年底李春城落马才浮出水面。随着李被查办，他主政成都时的宣传部长何华章和成都城市形象顾问樊剑修也先后被调查。前者曾经是著名媒体人，《成都商报》的创办者，媒体运营的高手，后被李春城提拔为成都市委宣传部长并在汶川地震后担任城市形象提升协调小组组长。李到省里任职后，何华章又调任遂宁市委书记，最后在这一位置上落马。

让商业媒体创办人担当宣传部长，不知全国是不是只有成都这个特例。这也反映了执政者对宣传的不同理解。而更需引起注意的，是我刚刚提到的“城市形象提升协调小组”，这一机制的成立是一种全新宣传思维的体现。2008年汶川地震后，借着在中外媒体中高曝光率的机遇，成都市委宣传部引进了近十位来自成都传媒集团，具有丰富新闻从业经验的“中层干部”成立这一小组。而在这一临时机构里，除了新闻从业者以及成都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之外，还包括投促委，房管局、旅游局、成都文旅集团等市政府各经济部门以及知名公关公司、文化公司的专业人员。至少有几百名政府工作人员和各路专业人士在参与协调小组的工作，规模相当庞大。这其中，一家名为“阿佩克思达彼思整合营销传播公司”的公关公司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正是刚才提到的，随李春城落马而被调查的成都城市形象顾问樊剑修。他一手操办了“成都震后城市形象提升”、“熊猫故乡”海外营销、伦敦奥运成都主题推广和“成都全球招募熊猫守护使”等众多城市品牌营销案例，是成都外宣项目运营的核心干将。何华章、樊剑修的一路发达，以及他们随李春城落马而接受调查的事实，简直成为一个地方城市“宣传媒体化”、“执政公关化”的经典案例。有报纸在总结李春城执政历程的时候就用“左手施展改革，右手文宣造势”来概括，可见品牌营销、外宣策划已经多么深刻地与执政过程融为一体。我一直奇怪，为什么这个经典案例会被媒体研究者忽视，直到现在还在总结成都外宣的成功经验，而没有梳理贪腐案件背后展现出的重要问题，这真值得反思。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2014-），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副教授（2011-2014）。主要研究领域：传媒与当代中国政治，战略传播与国际传播。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缅怀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追思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风范，坚定不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一】陈云的贡献和生平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云同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就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领导的伟大事业。陈云同志的一生，经历了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是伟大、光荣的一生。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云同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他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投身工人运动，在实际斗争中成长为工人运动领导人。他参加了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

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支持会议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

抗日战争期间，陈云同志担任了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领导制定了“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的十二字干部政策，提出选拔任用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

解放战争期间，陈云同志参加领导东北解放。辽沈战役胜利后，他领导接收沈阳，创造了接管大城市的经验，并领导东北根据地率先开始恢复经济，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为我们党提供了由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宝贵经验。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陈云同志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杰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同志受命主持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只用不到一年时间，就迅速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稳定了金融物价。他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执行，既注意学习苏联经验，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科学布局，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了经验。

在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陈云同志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创造性地提出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市场调节为补充等重要思想。

他较早发现“大跃进”带来的问题，积极建言，尽量减轻损失。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他参与部署和领导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农业生产，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走出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3，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陈云同志为我们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卓越贡献。

1978年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和胆识提出，要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必须解决好历史遗留的若干重大问题。他的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积极响应，为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起到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积极支持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支持和推动农村和城市改革，支持从沿海到内地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意识地发挥和扩大市场调节作用，支持探索符合实际、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

他提出改革要不断总结经验，脚踏实地向前推进。他高度重视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的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持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

他倡导干部队伍新老合作和交替，提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培养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队伍。他支持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陈云同志坚定维护邓小平同志在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同党和人民同心同德。

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陈云同志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确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的功勋，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

同志们、朋友们！

【二】学习陈云的5种精神

在20世纪中国苦难而辉煌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优秀共产党人。陈云同志身上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强党性原则、求真务实作风、朴素公仆情怀、勤奋学习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1，学习他坚守信仰的精神

——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坚守信仰的精神。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陈云同志始终坚守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动摇。陈云同志入党时就认识到：“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干革命。”

他对自己选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笃信终生。他说：“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要“终其一生，为他的信仰的实现而奋斗到底”。他在解释什么叫做“奋斗到底”时说，就是奋斗到死。

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陈云同志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他反对“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观点，明确指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他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更加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真理，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

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得“软骨病”，就会在风雨面前东摇西摆。全党同志一定要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练就共产党人的钢筋铁骨，铸牢坚守信仰的铜墙铁壁，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2，学习他党性坚强的精神

——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党性坚强的精神。在延安时期，陈云同志就把“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作为共产党员的重要标准。他说：“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担任了9年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他按照从严治党的要求，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加强党员党性修养的有效途径。他指出：“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今天，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全党同志一定要不断锤炼党性，不断加强纪律建设，坚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

3，学习他一心为民的精神

——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一心为民的精神。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陈云同志始终高度重视的问题。他说：“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如果真是那样，群众就会把我们看成强迫摊派的命令机关。所以，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党脱离了群众，就成了光杆子的党，这样的党也是不能存在的。”

陈云同志认为，经济工作应该“首先考虑民生”。他说：“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他坚持“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的原则，强调“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无农不稳”、“无粮则乱”。

陈云同志把自己看成一名普通党员。他说：“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陈云同志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一贯反对特权，反对腐败，对同志公正公平。陈云同志常说：“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

我们的事业崇高而神圣，我们的使命艰巨而光荣。今天，面对艰巨繁重的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全党同志一定要坚持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百姓心为心，努力解民忧、办实事，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汇聚强大力量。

4，学习他实事求是的精神

——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实事求是，陈云同志践行了一生。陈云同志说：“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延安时期，在同毛泽东同志反复探讨怎样才能少犯错误这个话题之后，陈云同志提炼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样一个带有鲜明特点的“十五字诀”。他总结说：“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依靠调查研究作决策，是陈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每逢重大决策之前，陈云同志总要做大量调查研究，听取多方面意见。他脚踏实地，反对虚夸浮躁、急功近利。他常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

实践反复证明，能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成败的关键。全党同志一定要把实事求是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经常、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努力把真实情况掌握得更多一些、把客观规律认识得更透一些，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打下扎实的工作基础。

5，学习他刻苦学习的精神

——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刻苦学习的精神。陈云同志出身贫寒，只读过小学，但他靠在长期实践中坚持不懈的刻苦学习，具备了很高的思想理论水平和解决问题能力。他强调“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书，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

陈云同志一直倡导党员干部要学习哲学，认为学哲学是共产党员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少犯错误的关键。他说：“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在陈云同志身上，学习和创新是紧密相连的。改革开放以后，陈云同志不断提醒要解决好创新问题，他说：“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任务。学习是前提，学习好才能服务好，学习好才有可能进行创新。全党同志一定要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广泛学习各方面知识，做到学以益智、学以励志、学以立德、学以修身。

同志们、朋友们！

陈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他曾经说过：“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20年来，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团结奋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伟大的事业呼唤着我们，庄严的使命激励着我们。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最好纪念。

历史是人的自觉奋斗的历史与自然演化的历史的统一，人类历史事件离我们越是久远，它就越接近自然。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既有人祸的内因，也有天灾的外因。张居正的政治浪漫主义改革造成的后果可视为前者，而骤然大幅降温的气象条件，可视为后者。从主观和客观、内因和外因、历史和现实几个方面的综合比较分析明亡原因，才较为科学。

一、张居正改革的教训及其历史比较

中国天气暖冷对其北方部落产生的生存空间的压力是巨大的。学界对气候变化对北方游牧部落的生存条件的影响已有规律性的总结，学者程洪认为：

历史上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农业文化与牧业文化多次交替的地区，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研究表明，如平均温度降低1℃，中国各地气候相当于向南推移了200～300km；如降水减少100mm，中国北方农区将向东南退缩100km，在山西和河北则为500km。¹

这就是说，“气候变暖变湿，意味着中国农区向北扩张，宜农土地增加；反之，使一些地区变得不宜农作物的生长，农区向南退缩，宜农土地减少。”²气温变化与粮食产量的变化也有一定规律可循。学者张家诚研究认为:

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年平均温度变化1℃或降水量变化100mm，中国粮食亩产将分别有10%的变化。³

天气决定收成，收成好坏决定国柞的长短，这是中国中世纪国运兴衰的基本线索。因此马克思说：

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象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⁴

“15世纪开始，中国气候逐渐转寒，东部海平面又复沉降。”⁵寒冻、雪冻天气大规模、大面积且长时段地铺天盖地袭来。对日益转冷的天气最为敏感是北方的蒙古瓦剌部落，为了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他们不断大举南下掠扰明境，1449年明朝军民在土木堡对其进行了最激烈的抵抗且取得胜利，史称“土木之变”。

此后，蒙古瓦剌部衰落，相互混战的蒙古诸部中，以鞑靼的哈喇嗔部勃来和翁牛特部毛里孩最强，毛里孩拥立脱脱不花的儿子马古可儿吉思为可汗。成化（1465～1487年）、弘治（1488～1505年）年间，达延汗⁶逐渐强盛，一度统一全蒙古。1543年（嘉庆二十二年），达延汗死，蒙古又分裂为四十几个独立的领地。其中以土默特部俺答汗最强。1548年（嘉庆二十七年）春，俺答乘黄河结冰进入河套。1550年又大举进攻明朝。六月，围攻大同。八月俺答下通州，直逼北京，大肆劫掠后退去。

除了外患还有内忧。规模较大的有1511年至1512年间的杨虎、刘六起义，聚众至数十万。他们转战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区，1512年（正德七年）击败京兵，转战安徽、湖广。年底，起义失败。总体而言，16世纪初的内乱还是可控的。

为了防备蒙古地方统治者的袭扰，明北还加长了北御鞑靼的长城。明政府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一线先后设置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在偏关）、固原九个要镇，称为“九边”，派驻重兵。又沿各镇修缮长城。成化时（1465～1487年）明政府修筑东起清水营（陕西府谷西北）、西至花马池（宁夏盐池西）长达一千七百多里，嘉庆（1522～1566年）及以后，继续在宣大、蓟东一带修筑偏东一段长城，以固边境。⁷“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战争。”⁸（参见图2）

北境及内地的短暂稳定与16世纪开始的中国气候变化有关。“1500年后，中国气候进入了一个相对暖湿阶段，长城以内的北边农垦再度兴成起来。”⁹隆庆年间（1567～1572年），中国东部气温略有上扬，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湿润指数大幅上升，从相对干燥转入相对湿润区间。（参见图1）其间北方屯田也大规模增加。从永乐后的原额屯田至万历初年（1573年）新屯田，北直隶各卫所新增3361420亩。陕西都司并行都司新增屯田12594732亩，辽东都司新增屯田1667266亩。¹⁰

外患内忧，迫使明王朝利用北方战事稍缓的间歇期起用张居正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明穆宗在位的时候，张居正（1525～1582年）因才能出众，得到穆宗的信任。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张居正得到大太监冯保与万历帝之母李太后的支持，取代了高拱。穆宗死前遗命张居正等三大臣辅政。穆宗死后，太子朱翊钧即位，这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张居正在万历年间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为了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他从军事、政治、特别是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试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危局。改革——除其严重的负面作用外——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赋以时输，国藏日益充”¹¹，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边境安宁，万历初年明朝一度有了中兴的景象。1582年6月（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聚集，指责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改革失败。

与汉、宋两朝的王莽、王安石的改革比，张居正的改革还是比较幸运的，他的改革适逢中原气温和北边湿润度的上升时期，这为张居正改革提供了较好的自然环境，也使其改革避免了与国家双双败落的“王莽式”结局¹²。

史书称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不谓干济才”¹³，但改革毕竟还是失败了，此后明祚已近尾声。

关于张居正改革的正面意义，史家论述较多，其负面后果，则多是些“功高震主”¹⁴之类的泛论，也有人认为他败于财税改革¹⁵。笔者认为导致张居正改革失败从而明朝衰落的关键点不是财税改革，而是以财税改革为起点的金融改革：将已与生产资料形成稳定结合关系农民转绑在货币上，用与货币的关系取代农民与国家的关系，这是张居正改革失败的致命原因。书载：

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又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把嘉庆初年已在福建、江浙等地施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推广和实施。实施一条鞭法的显了均平赋役，它的主要内容是把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或丁六粮四，或粮六丁四，或丁粮各半，然后再与夏秋两税和其他杂税合编为一条，无论税粮、差役一律改为征银、差役俱由政府用银雇人充当。¹⁶

以土地为中介的农民与国家的直接关系转变为以货币为中介的国家农民的间接关系，国家和农民同时只对货币负责，这样的好处在“客观上促进了明中叶后商品货币经济的继续发展，也说明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比以前又有一定的松弛了”¹⁷，用现在一些人的话说就是打破了所谓“国家垄断体制”、“进一步扩大民间融资平台”，但问题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工业资本没有或尚未充分形成之前，将分散无组织的小农与国家分离并转交给手握大量货币、以放息为生的高利贷者，就无异于将农民交给吸血魔鬼。因为“一条鞭法”的改革中，“小生产者需要货币，却首先是为了支付（对地主和国家交纳的实物租和实物贡赋转化为货币租和货币税，在这里具有重要的作用）”¹⁸，而不主要是为了生产；土地所有者“由于特殊的或急迫的需要，而一时又别无有效办法来获得急需的货币时，只有把土地卖掉，以换取货币”¹⁹而“高利贷者除了货币需要者的负担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别的限制”。²⁰中世纪欧洲受高利贷祸害至深²¹，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对更也有深刻的研究，他说：

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²²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象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²³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照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步，他就永远不能翻身。²⁴

“长年牧牛百不忧，但恐输租卖我牛。”此句出自明初诗人高启（1336～1374年）的《牧牛词》，其意是长年放牛无忧的农民最怕因交不起租而卖掉家里的牛。到了明中期，于谦（1398～1457年）眼里出现的就是“老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²⁵即老人去当雇工是为了挣钱还债，卖幼子是为了缴纳租粮的现实。张居正改革后，在灾变面前，江浙一带的农民已有了“易子而食”²⁶的无奈。明亡前夕，“走入他乡亦饿死，朝廷加派犹不止”²⁷，除了造反，农民已无路可走。

事后看来，张居正改革与其说解放了农民，不如说解放了长期在重农抑商政策中受到压制的金融力量。让金融摆脱对社会生产依赖并反客为主，它就会成为奴役农民和瓦解国家的力量。张居正用于“解放”农民的货币并不是近代工业资本而是比工业资本更古老的“商业资本”退而“生息资本”，由此可以解释，被货币“解放”出来的中国农民并没有象中世纪英国圈地运动后的农民那样转为产业工人、中国也没有象英国那样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道路。傅筑夫先生说：

社会上存在有大量游资，它本身又要求‘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而社会上却又没有足够大的生产部门来吸收这些游资，使之转化为产业资本，从而促进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这时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土地则是最主要的生产手段。社会上既然没有其他更有利的投资场所，便只有购买土地来使货币发挥资本的机能，使土地成为生息手段。²⁸“

土地不仅可以生息，而且是财富最稳妥的一种存在形态，社会上既然缺乏其他有利的投资场所，遂群起抢购土地。所以土地买卖的开始，同时就是土地兼并的开始。²⁹

生息资本需要的不是农民生产而是农民对货币的需求，需要的不是农民而是身无分文因而对货币有强烈的终生需求的流民。大量的生息资本涌入生产领域既是张居正改革的恶果，也是造成中国历史上包括明朝在内的许多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总结一条鞭法时说：

春秋时代的井田制，这是后代中国人理想的土地制度之范本。但即因当时贵族阶级为求便利税收制度之简化，而终于把井田制度破坏了。……自唐代两税制以下，因于种种实际困难，逼得政府只在税收制度上着眼用心，而把整顿土地制度这一重要理想放弃了。

傅筑夫先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写得更明白：

在流通中大量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既没有足够发达的商品生产来与之相结合，亦即不能把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而仅仅当作流通手段来媒介商品交换，作衡量价值尺度，执行一些普通的货币职能，当它的积累数量超过了一定限度，作为商品的流通手段和其他职能也都成为不必要时，这个超过部分就不得不退出流通领域，当作贮藏手段，以货币形态的财富窖藏起来。但窖藏是不能增殖的，要使这种财富能够增殖，在古代的具体历史条件支配下，生息之道只有两途，其一，是购买土地，土地是农业社会的主要生产手段，土地对于土地所有者来说，既是一种有利的生息资本，又是保障财富安全的一个稳妥的途径，故手有余资的人无不想方设法去购买尽可能多的土地，这就形成了历史上永远无法解决的土地兼并问题，并成为一次又一次社会动乱和农民起义的总根源。³⁰

货币存在的前提是买者与卖者的分离，这种分离的距离越大，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就越大；而社会，不管是什么形态的社会，其生产一旦依附于货币，货币持有商就可以反客为主，成为控制社会和瓦解国家的绝对力量。张居正改革中除了田税、徭役、商税、手工业税、海关税大部分可用银折纳外，明廷官吏的薪水、国库的开支也用银支付。这种支付方式被制度化并导致政府从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转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角色，原来属于政府管理的大量工作被“简政放权”，断腕式地移交给社会资本（实则是手持大量货币的商人——现在叫金融家——承包），农民从为国家提供产品的劳动者转变为用自己的产品从货币商人手中换回货币的劳动者，朝廷和农民的、甚至整个社会的信用纽带为货币所取代，“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松驰，农民生产的产品与市场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了”³¹。这样，手持大量货币的商人和高利贷者反客为主——这有些类似今天华尔街银行家在美国的角色——成了社会的主人。商人一旦操纵了国家，其结果自不言而喻。孟子说：“上下交争利，则国危矣。”³²

社会已出现巨大的裂变危险，可明朝的学问人坐而论道的学风日益严重并使张居正改革负面恶果不能得到纠正³³。处士横议，是宋明两代知识分子的通病。造成这种“议论误国”恶习的原因可追溯至宋朝脱离实际的教育制度³⁴，元代大学者袁桷³⁵说：“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端，止于四书之注。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糜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³⁶钱穆先生更是痛陈：“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世闻名朝形成群龙无道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历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至于以议论误国。”³⁷毛泽东曾批评王安石变法：“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³⁸若将毛泽东这个评价用在张居正身上也是合适的。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³⁹比较而言，张居正的改革和商鞅、王莽的改革一样都解放了农民，但张居正与商鞅甚至王莽不同的是，后二者将农民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后交给国家，而张居正却是将农民从国家手中解放出来交给拥有大量货币的商人继而高利贷者。货币（这在今天叫“金融”）打倒了封建等级——这得到明朝农民的欢迎，但货币又建立起独立于国家和生产者之外的等级，它反客为主后又将国家与农民统统踩在脚下——这使明代农民比秦汉农民更加不幸，转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就是: 改革的红利历代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后果却各有各的不幸。张居正改革后，明国家与农民的信用关系随日益严重的货币短缺而更为脆弱。崇祯五年（1632年），国家与劳动者农民的货币链接近中断，浙江、南直隶等较富裕的八省秋季竟只能交上税银总额的14%，如表所示：

万历以后，西班牙银币每年输入中国达数百万之多，货币量的大规模增加，加速了社会商品和劳动力的流通，也加大速了货币屯积和土地买卖的势力。明中叶，土地兼并日趋激烈，皇帝、王公、宦官大规模置地，“数量之大，超过了以前任何时代”⁴⁰。与今天房地产市场相似，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屯积导致用其他于交易的流通货币减少，并因此产生因货币不足造成的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用断裂，其结果对政府而言，就只有镇压一途；对农民而言，除了造反，则别无出路。

大凡改革者，都有一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⁴¹的担当精神，但这种精神一旦与脱离实际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无知结合，其结果也是很可怕的。张居正改革导致明末无钱交税抵租农民被迫求助利息竟达一倍至五倍的高利贷⁴²，农民因此很快失地并转为流民。大规模的流民出现并步入造反大军是张居正改革的最直接的恶果，也是此后明朝迅速转入结构性不可逆衰落的根本原因。

16世纪末，也就是在张居正改革后不久，全国起义暴动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参见图2）1588年（万历十六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发刘汝国领导的上万农民起义；1589年李园朗、王子龙在广东始兴、翁源一带起义；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天启二年）浙江、福建、南京、山东均有大规模的暴动。1627年（天启七年），陕北澄县饥民暴动，由此拉开了有李自成参加和领导并于17年后推翻明王朝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⁴³

1637年（崇祯十年）杨嗣昌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用“星星之火”来描述方兴未艾的农动起义，称当时的破产农民“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称十数万；合之股股，不啻百余万。而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东连庐、凤，西尽汉、延，幅员数千里之间，一任往来飘忽，生灵百亿万之命，尽遭屠戮伤残”⁴⁴。此前8年即1629年，明陕西户部侍郎南居益上疏中用“燎原之势”形容农民运动对明王朝将产生的冲击，称“九边要害，半在关中”，“皆缘饥军数数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数载以来，养成燎原之势”⁴⁵

二、伴随人祸的是天灾

万历之后的明朝廷真是祸不单行。紧随张居正改革之后的又是天灾。“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中国气候显著变冷，北方风沙壅积日甚，旱灾逐年增多，农业收成锐降”⁴⁶。与此同期，中原气温与北方农牧带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汉以来的最低点。（参见图2）关于这一时期的天气，史料有详细记载：

1600年浙江嘉兴、嘉善，冬运河冰冻。四川 什邡，冬，桃杏开花且实。

1601年畿辅八府及山东、山西、辽宁、河南荒、旱、霜。河南新蔡，正月初九，大雪四十日。浙江富阳、杭州，安徽石台，，六月寒气逼人，山中飞雪成堆，深山亦然。至七月始热，八、九月仍热如故，人民大病。

1602年中原多水，南方多冬雪。湖南浏阳，春大雪，民僵死。

1604年北京、保定、辽东、山东、陕西、凤阳报水旱灾。北京延庆冬大雪。河北香河，九月杏华。定兴、新城，冬十二月，雨冰，树枝多折。安新，冬，大雪连旬，平地数尺。清河，冬祁寒，树枝著冰，损折大半。河南方城、南召，十月，桃花盛开如春，牡丹开花数十朵。

1606年全国多水。江苏淮安等县，正月雨雪甚。海南 琼山，冬大寒，百物凋落，六畜冻死。

1607年全国多水。陕西西安、凤翔等地，五月申戌大雹。福建邵武，冬十二月，大雪，大树丛竹尽折。南京正月雪后池内冰结为花。安徽太湖，冬，水结冰。

1608年秋自江淮以北如陕西、河南等地，旱魃为虐，赤地千里。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云南 各地大水泛滥为灾。甘肃酒泉二月初二日起大雪，降深丈余。河北定襄、山东莒县，秋后桃花开。

1612年，是年山东、河南蝗。南方大水。河南淮阳正月寒冰，大折树木。江苏淮阴，元旦大雪，深数尺。四月，冰雹大如碗钵，地深五寸；涟水，雹杀麦，四月十六、十七日大雪。河南淮阳，正月雨水，寒冰，大折树木。

1615年，是年三月至七月，不雨，民情嗷嗷，多逃亡者。盖自京畿、河北以至山东三千里。南方多水。广东大埔又雪，摧木折枝。

1616年，是年春畿内、山东、河南、淮、徐，大饥。七月陕西旱，江西、广东，水。河南、淮南、扬、常、镇，蝗。七月乙未，时江西水忽涨；河南蝗蝻冰雹。广东南诏霪雨骤决。江苏六合、无锡，正月初三，天雨彩雪。浙江鄞县、慈溪、遂昌，，正月大雪，积雪坠空如倾封垛，一二尺或三尺许，山中坎陷平填七八尺，摧拉竹木无数，阴冻连旬，檐冰长短垂如银栅。安徽和县正月大（彩）雪。安庆、桐城、潜山，冬燠，桃李华。望江，春大雪，冬燠，桃李华。泗县，蝗食田苗，赤地如焚。当涂，二月，大雪弥月，深数尺，山兽落平原，人手缚之。夏，蝗蝻为灾。山西 大水。波阳，正月大雪，深四五尺。

1618年，是年全国天气由水转寒。河北清苑、容城，春三月，风雪异常，行人有冻死者。河南西平，坑冻，结冰花。汝南、上蔡，九月雪。山西 高平，秋九月，大雨水。至十三日酉刻，大雨雪，落树俱成冰城，折伤者无算，凛烈如冬，数日方燠。陕西四月二十二日，多处大雨雹，冻死各营骡驼一千九百九十九匹头只。山东滕县，除夕雨雪。上海嘉定正月十日大雪。江苏常熟元旦，雪深三尺。句容，冬雪成冰。淮安冬多雨雪。湖南汉寿，九月二十八日午刻至申，忽大风，雪雹如碗大，旋成雪砖，平地水涌三尺。广东从化、阳春、顺德，冬十二月，大雪，甚寒。⁴⁷

大寒天气的压力逼使东北女真诸部族聚集于努尔哈赤麾下并南转向明廷发难。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努尔哈赤建国号金。1618年（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随后攻陷抚顺，五月，陷抚安等十一堡，七月陷清河堡，辽东屏障皆失。由此拉开了后金与明朝决裂并最终颠覆大明王朝的大幕。此后中原气候持续下降，天下大乱，狼烟蜂起。万历47年(1619年)，应付北方战事的辽饷已与加派田赋持平，而到崇祯元年(1628年)，应付北方战事的辽饷竟占高于加派田赋130.34%⁴⁸。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明祚日益接近终点。史载：

1619年甘肃兰州、皋兰，冬十月树花悉开。江苏盱眙，大旱，赤地千里。冬大雪，平地丈余，淮河冰合。安徽颖上，大雪弥空，百鸟饿死。湖北蕲春，冬大雪，深四五尺。

1620年全国气温持续转寒，普降大雪，南北河冰，车马可渡。

1621年大寒持续。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普降大雪月余。汉水冰冻，，冰坚可渡。

1622年气温回暖，安徽舒城大雪，自冬历春深逾丈，穷民冻死者甚众。

1624年河北卢龙、迁安、玉田，秋八月望，大风雨，冻死人民甚众。平乡，春大雪。山西长治 冬，平顺大雪三昼夜，树尽折。山东文登、荣城，瑞雪三尺。

1628年上海松江连续三年见雪。陕西冬木冰，户县、周至，三伏无雨，冬大雪，牛羊多死。绥德、榆林、延安，十二月，草木冬华。江南多地大寒，冬，池河鱼冻死。湖北仙桃捡鱼者亦冻死。

1630年大寒，多地大雨雹。湖北广济，大雪雷；当阳，有虎噬人。

1631年大寒，雪雹冻死人畜无算。山西十一月，河冰坚可渡。

1632年天寒，南北多地大水。江苏镇江、丹阳，六月天甚寒，人多衣棉。

1633年北京 正月辛亥大雪，深二丈余。江苏高淳，冬树冰成甲胄，越旬解。江西景德镇，积雪自十月至次年正月，行路断绝，冻馁死者无算。河南冬十月，黄河结坚冰如石，丁卯（初八日）流贼二十余支，乘冰竟渡，若不知有黄河者。禹县，冬异雪弥旬。

1634年江西、河南、云南大旱。安徽野鼠数百万自北渡江而南。山东历城、昌乐、安丘、淮坊，春雨雪。临沂、莒县，九月大雪。江苏多县四月雨雹。浙江 大水。杭州 正月大雪。广东从化、韶关、乐昌、仁化、大埔、五华、兴宁，正月大雪数日；从化、韶关两地雪深一二尺。

1635年北旱南水，飞蝗遍野，多地大饥。山西十二月虎涧河结冰桥，河南开始黄河冰结如石。

1638年夏两京大蝗。两京及山东、山西、陕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海南，大旱、大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 大水。湖南大寒大冻。

1639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浙江，大旱、大蝗、大饥。八月，白水，同宫、洛南、陇西诸邑，千里雨雹，半日乃止，损伤田禾。福建、广东 大水。

1640年五月，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大蝗、大饥、大饥。浙江、三吴大饥。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

1641年全国大旱、大蝗、大饥、大乱，人相食。

1642年旱、蝗、水、疫。

1643年大疫，南北数千里，北至塞外，南逾黄河，十室鲜一脱者。山东、东上海、江苏、安徽、冬多雷震。湖南、云南大旱、广东大水。⁴⁹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造成明末天寒的原因除了自然气象变化外，也有今人说谓“雾霾”天气（粉尘）的因素。事实上，雾霾并不是今天的特有气象，而严重的雾霾可以造成天气的降温。17世纪前半叶，中国“雨土”频次与同期冬温指数形成极大的“剪刀差”，其间，“雨土”次数和冬低温指数都达到自1500年以来的最大值，张居正改革恰恰就发生在此之前，明亡恰恰就出现在此间。（参见图3）

第二，明末天气骤冷还与同期的太阳黑子变化相关。“当太阳黑子存在时，气温上升，太阳黑子消失时，温度便会下降。”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Will Soon博士研究发现：“从1645年开始，持续到1715年，这期间没有观察到太阳黑子。这就是著名的小冰期。”⁵⁰从1420年至明亡的1644年，全球经历了太阳黑子较少的“史波勒极小期”⁵¹和“蒙德极小期”⁵²，同期中国与全球气候一样变得越来越冷。张居正改革恰恰就发生“史波勒极小期”向“蒙德极小期”过渡“温暖”带上，而明亡恰恰就出现在后一个即“蒙德极小期”的最底端，此间为太阳黑子数量最少、气温极冷期，（参见图4）同期欧洲还发生了几乎欧洲主要国家都卷入其中且空前惨烈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称王于西安，国号大顺。3月入北京。3月19日，崇桢皇帝自缢，明亡。是年，明朝气温也近降至汉以来的最低点。此间，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也接近它的终点。汪荣祖先生从“天时”的角度对明亡的原因作出评价：

崇祯诚非亡国之君，诸臣亦未必深误其君。自然界之异变及其难以抵御之伟力，岂沧海一粟之人类所能旋转。⁵³

汪荣祖先生是在学术界过度强调明亡的社会性原因的背景下说出这样的评价的，有突出强调的成分。客观地说，天气降温是明亡的重要的因素，但还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解释在“蒙德极小期”（1645～1715年）以及相应的“明清小冰期”⁵⁴远未结束的气象条件下为何清人不仅建立而且还能坐稳天下，而细察中国统一条件下的王朝更替，在同一极冷期或说极冷期远未结束⁵⁵的气象条件下完成王朝变更的，似乎只此一例。

但崇祯毕竟是生不逢时，他毕竟是失败了。造成失败的很重要的原因前有张居正的以赋税货币化为主导的财政改革造成的人祸，后有主要是由太阳黑子活动减少造成的全球性大寒天气这一不可抗的自然因素，这两者在对自然环境依赖较大的牧农时代，其破坏性就更为显著。天冷压缩了北方部落间的生存空间，张居正改革将老实巴交的广大农民变为不可遏制的流民大军，再加天寒地冻的驱使，崇祯纵有五头六臂，也抵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讨食”力量的消耗，此时崇祯的命运正如郭沫若形容商纣王时说的，是“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⁵⁶；唐人罗隐有“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⁵⁷的说法，后一句送给崇祯倒是很贴切的。

崇祯在历史词典中，已不是一个帝王的名子，而是一个王朝没落的符号，而这一切的开端当始于张居正力推的以税赋货币化为主导的改革。

三、以史为鉴，可知得失

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说：“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它们唤醒。”⁵⁸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将张居正连同明末这段历史从墓室中“唤醒”，也是由于现实“生活发展需要”。

在结束我们关于明末教训的讨论时，有趣且有比较意义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形势及建国后毛泽东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1930年初，毛泽东同志著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显然他当时也感受到明末同样的问题：国民党为了发展大量引进外资，“依靠外国输血”导致农业过早商品化及由此引发的农民大量破产并由此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这些与明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的结果几乎如出一辙。从三十年代土地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毛泽东对此体会最深、看得也最明白，因此建国初他下功夫最大的就是农民问题，他着力探索的是如何防止农民变为流民。

1953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后批示说：“这种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的大多数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进行剥削和投机事业的牺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⁵⁹毛泽东这时关心的不是改革而是改革结果。毛泽东将农民的组织化而不是分散化作为检验中国农业改革成败的标准。在当时组织农民只有社会主义合作化一途。1959年7月29日，针对国内外关于“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的置疑，毛泽东说：“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要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⁶⁰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警告全党：“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民问题就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是胜利。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跟头还是在农民问题上。”⁶¹1962年11月30日，毛泽东告诉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志说：“农民跟着我们走，民族资产阶级才不得不跟我们走。农民问题很重要，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才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孙中山也不能解决农民问题。”⁶²

最终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用集体所有制将农民组织起来。尽管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也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中国农民社会主义主义建设的生力军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可靠的阶级基础的性质始终没变。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明末、民国的反面经验和新中国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的成功实践，对于我们今天的农业改革都是值得研究的。

*本文刊发于《中国投资》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