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如果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涉及如何在中体西用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古典文明传统、社会主义传统与自由主义传统的内在关系，如果说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意，那么中国大学在文明复兴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当前，中国的高等学府的文科领域有一个强烈的倾向，就是强调国际化的英文教学，强调高端精英化的世界领袖培养，强调能向西方解释中国、又能掌握中国问题话语权的“中国学”，强调为大学改革要承担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质疑，强调既能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又能实现 “中国梦”等等。特别是一些以改革名义提出的院系建设项目，实际上涉及中国大学的根本办学方针。这些操作举措是否意味着在国际化背景下准备接续旧时代的教会大学传统？这无疑涉及中国文明的主体性。有人进一步质疑，中国大学的国际化究竟是应该以英文为平台，还是以中文为平台？中国学生在中国课堂上听中国老师用英文讲授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这与其说是荒谬，不如说是香港大学等殖民地大学的普遍特征。这种殖民地大学的一个佐证就是作为西方中心主义产物的所谓“中国学”。西方在将西方中心主义建构为普遍知识的过程中，将中国学术思想以及关于中国的研究纳入其普遍关照下的区域研究。当中国的大学在所谓“中国学”的范畴下研究和讲述中国哲学、历史、经济和法律，无疑是在自我强化中国作为西方普遍主义关照下的特殊性。

所有这些质疑都在追问：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创办的世界一流大学标准究竟是什么？中国大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明确要求，高等教育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快建构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

 这意味着，哈佛大学虽然是世界一流大学，但中国的大学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照抄哈佛大学。习近平指出，“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北京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固然“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但这绝不意味着复制外国大学的罗德斯项目，而“更要尊重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对长期以来关于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两条路线之争给出了明确答案。强调“中国的世界一流”，就是要确立中国大学的主体地位。然而，这需要艰苦的努力和漫长的时间。

围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两条路线分歧

 从1998年教育部启动 “985工程”起，“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成为中国大学的最高理想。当时，经济已有长足发展，而高校依然在计划体制下，教育经费不足，教师收入偏低。“985工程”对高校建设最大的贡献就是盖了一批楼，增设了一些实验室，以及为教师分等级增加岗位津贴。

随着市场经济渗透到教育领域，教育产业化的理念开始兴起，高校纷纷通过创办公司、社会募捐、科研项目、扩招生源，办各种商业培训项目增加收入。在教育经费和教师收入的构成中，国家财政投入的比例大幅度下降。这一系列改变也自发地推动了学校管理方式的改变，大学越来越像公司，高校领导的重要任务是筹款搞项目，科研项目与发表论文成为与教师职称和收入挂钩的“计件活”，也成为高校业绩的重要指标。换句话说，市场经济的逻辑自发地推动大学功能的转型。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也就自觉不自觉地转向了能否有效地服务于市场经济。

对大学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定位无疑与当时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有关。“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实际上是对邓小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思想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进一步阐释。但在中国语境中，现代化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西方化，尽管在现代化道路上，中国一直面临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不同的道路分歧。

然而，在后冷战历史背景下，美国主导着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并力图维持其全球霸权。现代化也随之带有了如何适应全球化的含义。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政府一方面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加入WTO并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竞争，另一方面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地发展。面对互联网科技引发的全球知识经济浪潮，对科技人才的需求就更加迫切。正如江泽民在北大演讲中所言，“我们的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教育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这是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在这一背景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更多地强调培养科技创新型人才以推动科研成果转为生产力，促进与西方的文化交流。

 这样，中国大学不仅学校管理体制趋向市场化，内部教师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学科体制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学重科研而轻教学，重研究生而轻本科生，重实用学科而轻基础学科和人文学科，重当代学科而轻古典学科。今天，中国大学中被普遍垢病的科研项目和论文发表的GDP主义管理体制，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课题项目和学术成果水平下降，大学教授日趋传媒化、公知化甚至娱乐化，日趋严重的官本位化等等，其深层根源乃是对“服务于市场经济”这一逻辑的曲解。

全球化首先是美国化，这自然导致全球文化的美国化趋势。英语由此在全球取得了惟我独尊的绝对优势地位。于是，在这个急速变化的世界面前，“世界一流大学”差不多是清一色的英语大学，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的大学如果勉强排在世界一流大学后面，也不过是作为多元主义文化的一些点缀。与此同时，在西方人推出的形形色色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为香港600多万人口培养人才的香港大学，竟然经常排名在为全中国培养人才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之前。原因就在于，香港大学是全英文教学，教师聘任和学生生源实现了国际化。仅以这一条，香港的大学竟然成为中国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无形标准。

在这一形势面前，中国大学如何回应全球大学美国化的挑战，如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一直存在两条路线的分歧。一种可以称为“国际化路线”或“美国化路线”，其核心就在于复制西方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的教育模式、教学体制、学科体制、教材以及由此形成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研究传统。

这条路线一开始主要依靠引入海外留学生回国任教。然而这样引入的速度太慢，而且引入的海外留学生比较年轻，在学术成长过程中很容易本土化。于是，最直接、最简便、最能见效的方式就是直接与美国的大学接轨，高薪引入国际人才，实现教授聘任国际化。而教授聘任的国际化直接推动了英文教学，再加之追求学生来源国际化，推进英语教学似乎大势所趋。一句话，与其我们把学生送到西方留学，不如直接引入西方大学在中国办学（比如宁波的诺丁汉大学、上海的纽约大学），进而发展出中国人办的美式大学，从而加速中国大学教育的美国化。

另一条路线可以称为“本土化路线”或“中国化路线”，其核心在于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应当以我为主，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际需要，学习借鉴西方大学办学经验，更尊重教育客观规律，管理体制、教学模式要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比如中国大学实行党委领导制，如果拿西方标准来套，当然不符合世界一流大学章程的要求。

 而在学科体制、学术研究的理论传统和问题意识等方面，本土化路线绝不是排斥西方，而是立足中国的需要，以更加开阔的胸怀理解西方，并试图消化西方文明的成就，成为中国文明的有益组成部分。由此，本土化路线在学习西方理论的同时，试图从中国本土经验和现实中生发出自己的研究传统和理论范式，既挑战西方现有的理论，又能够对西方思想有所启迪，有所贡献。

 教育本土化路线不反对留学，但希望通过留学而尽快“结束留学”，以确立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本土化并不反对教授的全球聘任，但关键是要培育造血功能，培养中国大学的本土教授。本土化不反对学生的国际化，但必须以接受中文教育为前提，让他们进入中文的世界，用中文来思考中国和世界。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以及中国文化思想领域始终伴随着两条路线的分歧，而2004年的北大教育改革争论以及最近“燕京学堂”引发的争论，不过是两条路线分歧的直接冲突而已。

 总体而言，在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国际化路线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从2004年北大教育改革划分“海龟”和“土鳖”开始，高校纷纷引进“海龟”，本土培养的“土鳖”很难在北大、清华这样的一流高校任教，导致优秀学生纷纷选择出国留学，本土的研究生培养水平越来越差。新东方成了中国最成功的教育机构，而中国大学生的梦想，也不过就是历经种种磨练后能够在美国人面前说一口流利的英文。高校教师聘任的国际化，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外国教授和本土教授的等级制甚至导致留学生毕业不愿回国教学，而希望在外国谋取教职，经年之后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一句话，国际化路线始终关注如何引进人才，而很少关注如何培养人才。“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英语教育与中文教育的等级制，中国大学已经天然地沦为二流、三流大学。

 当国家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相互合作，形成向西方输送留学人才，然后再从西方高薪引进留学人才，逐渐形成产、购、销一条龙的文化教育产业链的时候，中国的家庭开始纷纷在高中、初中、小学就把孩子送到国外。于是，全国的重点高中纷纷办起了国际部，纷纷把孩子尽可能早地送到国外，而有的家庭干脆选择移民。根据《2011胡润财富报告》，在中国人海外移民潮中，绝大多数移民的考虑是为了子女教育。中国精英阶层为其下一代设计的留学计划，无疑会导致未来中国精英阶层与中国民众之间的巨大文化鸿沟。

 高等教育上的两条路线分歧，实际上是两条不同的改革路线在教育领域的反映。这两条路线的分歧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始终，也是所有后发达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中国共产党早期就曾面临克服“洋教条主义”的问题。经过延安整风，在全党明确了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路线。而今天，我们处在“两个一百年”的关键时期，意识形态和教育领域的两条路线分歧比当年更为严峻。能否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这两条路线的关系。

 “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扎根中国大地

 必须意识到，市场经济对大学的挑战以及大学功能的转型不仅是今天中国大学面临的问题，也是一直困扰西方大学的普遍性问题。大学的任务乃是教书育人，教什么样的书取决于要培育什么样的人。由此，大学教育首先要解决一个哲学问题，要追问什么样的人才是完美的人、卓越的人。

当大学的目标定位单方面强调服务市场经济、服务社会治理、服务生产力发展、服务国际竞争，这意味着在大学教育中，培养人的哲学目标变成了简单的造就“人力资本”的经济学问题。“完美的人”变成了“有用的人”，人在本质意义上被看作是劳动力，是“器具”。如果拿西方传统衡量，这意味着大学培养的是“奴隶”。

 在西方，资本主义虽然有强大的力量，但西方文明内部始终有一股强大的遏制资本主义的精神力量。除了教会的力量，就是在大学内部始终有一股反市场、反民主、反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力量。事实上，除了西方古典自由教育传统，现代大学的兴起与教会密不可分。乃至于当大学教育面临市场化以及专业化、民主化的挑战时，始终有一种声音，坚持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真正意义上的拥有卓越完美灵魂的人，由此形成了西方大学中的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和通识教育传统。

这两种力量通过大学体制趋于平衡，比如美国就采取将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集中在本科阶段的方式，集中塑造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有了这样一个根本的人生基础，在研究生阶段才进入到专业化、职业化的教育，以便为他们将来投身社会竞争提供必要的技能和创造力。换句话说，当社会上金钱的力量试图把学生塑造为市场上的劳动力时，教会和大学联合起来追求塑造完美灵魂的力量也在发挥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赤裸裸的金钱至上的市场经济。

中国大学如果要试图“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除了学习美国大学如何服务于市场经济，尤其还应当借鉴美国大学如何反对和抵制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由此看来，上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国际化路线，是一种片面肤浅的国际化。之所以出现这种片面肤浅的国际化，核心还是那个基本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是完美的人？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大学怎样才能培养出完美的人？

对于人生意义的哲学思考，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不同的回答。由此，大学作为探求真理、探索人生意义的地方，有义务以守护、传承、创造文明为己任，应该成为一个国家或文明的“精神之都”。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扎根于文明传统之中，在知识产生、思想传播乃至于文明守护方面做出杰出贡献。“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本土化路线，就是希望中国的大学扎根于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之中，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文化教育领域两条路线的分歧，表面上是对大学的性质和功能定位的分歧，实际上是对全球化的本质和走向以及人类文明未来的认识分歧。“国际化路线”从根本上认定西方文明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历史方向，他们或许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认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这种复兴要以无条件接受西方文明为条件。然而，“本土化路线”从根本上否定任何“历史终结”的假定，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绝非“全盘西化”，而是在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之上，传承中国传统文明的优秀成分并发扬光大。

为了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国大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应该是通过学术研究和教学来继承、传播、守护和创新中华文明传统。那么，守护中国文明历史传统的“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是中国大学，还是不断产生“中国学”的西方大学？答案无疑是不言自明的。

即使从大学取得的现实成就看，新中国建立以来短短的六十多年，中国现代化进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起点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领导全球五分之一人口、创造这一人类奇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的主体，都是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那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作为中国大学的代表，能不能称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学”呢？

无论从守护文明的历史使命，还是从培养国家栋梁人才来说，中国的文化精英只要对自己的文明传统、对国家的发展成就有一点点自豪和自信，对作为中国人以及用中文传达的意义世界有一点自爱和自尊，都不会妄自菲薄。北大、清华等中国顶尖大学，哪怕与哈佛、耶鲁相比在某些领域有很大差距，但也只是差距而已，绝不至于自卑到自轻自贱的地步，这是很不正常的。

 对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负有盛名的北京大学来说，更承担着继承、传播、守护和创新中国文明的历史重任。不能满足于蔡元培以来形成的现代西学传统和面向“器用”的社科院系，也需要着力发展文史哲学科。

“立德树人”：通识教育与接班人的塑造

大学乃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中国大学要承担起中华文明复兴的历史使命，首先就要培养能够认同并传承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中国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日月光华，弘于一人”。不同于西方文明核心价值的“外向超越”（如古希腊的理念和中世纪的上帝等），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在于“内向超越”，即体现仁爱正义的道德人格品质和精神修养。和西方教育的教会和学校体系不同，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必须通过家庭和学校来承担。而随着中国家庭结构的现代转型，对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传承就变成了大学教育的重任。

习近平形象地用系扣子来比喻“立德树人”的重要：“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 这无疑是对片面强调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纠偏，明确提出了用本土化路线来取代肤浅的国际化路线。

从根源上反思，近来精英层屡屡曝光道德败坏现象，大学负有相当的责任。经过多年的教育，年轻人直到走进大学课堂还没有对道德价值进行系统的理性思考，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还没扣好，就开始被拜金主义败坏。

如果中国的大学不能培养认同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精英阶层，那么无论他们多么有创造力，多么国际化，在外国人面前多么自信地讲一口流利地道的外语，也终究不过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无法承担起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艰巨使命。

 在过往的大学体制中，“立德树人”被称为“素质教育”，由政治课来承担。而政治课多年一贯的教条化灌输法，导致效果越来越差。习近平明确提出“大学是一个研究学问、探索真理的地方”。这就意味着，大学不同于家庭或教会，必须通过学术研究、理性反思和批判的方式来奠定核心价值观，需要通过经典著作的阅读、研究和批判来确立。

最近一些年，中国大学开始借鉴西方大学塑造核心价值观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事实上，中国古典儒家的教育就一直是博雅教育或培养 “通才”的通识教育。奠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就秉持古典的通识教育传统，其章程中提出的目标就是“造就通才”，并明确提出把“修身伦理一门”看作是“培植人才之始基”。从“立德树人”的角度看通识教育，中国的大学有必要从管理体制和学科结构方面考虑调整。

其一，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区别“立德树人”的通识教育与培养实用的创造性人才的“专业教育”（或职业教育）。前者侧重于本科生，后者侧重于研究生。

 其二，将体现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社会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的经典著作作为学生的必读书，作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重点，把对重点经典的研究与阅读讲授结合起来，让中华文明的精神融入到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中，成为中国人日用而不知的价值观。

 其三，全面改革政治课程，将政治课程纳入到通识教育课程中，改变教条化的意识形态灌输，扭转目前普遍存在的倾向于讨好学生的通俗化、娱乐化倾向，加强学术化、理论化，激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潜力，使其成为奠定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接力和努力。面对中国文化教育思想战线上的两条路线分歧，及其背后关于中国未来走什么道路的巨大分歧，中华文明复兴能不能实现，不仅看当前的领导集体，更要看未来的接班人。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围绕中国文明传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一代提出的希望，无疑包含着新形势下培养中国道路接班人的构想。“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辨是非，善于决断”；“勤学”、“笃行”，“知行合一”。习近平对大学生们提出的这些要求，无疑是中国道路的接班人应该具备的基本品格，而大学的通识教育就是培养能够担负文明复兴使命的政治接班人的开始。

 

（编辑 楚佳）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年，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惨痛的一页。它深刻地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国运和东亚的格局，其影响至今仍未消退。

甲午战败是中华民族猛醒的起点。此后的一个多世纪，我们这个民族饱经苦难，同时也焕发了伟大的革命精神与自强精神，终能冲出历史的低谷，以全新的面貌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到甲午对中国近代史的特殊的意义。他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1]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落后必然挨打。综合国力不仅要有GDP，更是国家的人才、战略管理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科技能力的较量。我们希望和平发展的环境，但不能对现实的挑战熟视无睹。居安思危，是国家根本的生存之道。

——编者按

 

  

 

甲午之思

双石[16]

 

内容提要：甲午之败，不是某一个环节，而是整个国家出了问题。洋务派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生存的。由于他们的两面性、依附性、软弱性，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有能力组织民众、整合社会，成功地完成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使命。这是近代以来饱受摧残的民族精神得以复苏的崭新起点。

关键词：甲午战争  洋务派  资产阶级革命

 

甲午之役严重摧残了民族的自信

甲午之役，日本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打败了大清国，也摧毁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态，从妄自尊大变为自卑自贱。悲观颓唐之气，从官员蔓延到民间，甚至影响了当时致力于变革的志士仁人。孙中山说，中日倘若开战，日本十天就可灭亡中国。

1945年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这是有限的胜利，是坚持抗战八年始终不被屈服取得的成果。但全面胜利的主导权不在中国手里，因为民国以降的中国，仍然是当年大清洋务派的传人在当家，从物质到精神都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无法主导对日本法西斯战争遗产的清算。当时的国民政府甚至根本就没敢设想过这种清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它提出的抗战目标只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连“把敌寇赶出鸭绿江”的设想都没有。

抗战前，中国政府还欠着“庚款”和对日“善后借款”等，七七事变后政府还对日继续赔付了两个月，号称“以全债信”，因为它想跟“鬼子”打出一个和局。这不是“资敌”吗！后因舆论压力太大，政府就把这笔钱存在一家法国银行，等于对“鬼子”说“我先替你存起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关税收告急，政府又把这笔债务分摊给各战区承担。这简直是史上绝无仅有的案例！战后，存在外国银行的几十万法郎庚款，被海关洋员以“战时被俘损失赔偿”名义侵吞。战区分摊存在中央银行的几千万法币，最后竟然变成12元金圆券销账。这样的政府，和甲午时的大清国政府有什么不同？

甲午之败，败在国家整体能力

甲午之败不是个人误事，不是某一个环节出现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机器出了问题，是国家整体有病。朝廷中的主战派多妄自尊大、故步自封，空言爱国忠君；洋务派则幻想“以夷制夷”，挟洋务以自恃。这两派人无论哪一派当道，都很难改变战争的结局。

洋务派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前身，它自身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求得生存的，因而他们存在两面性、依附性、软弱性，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洋务派的这些毛病甚至传承至今。这些人一边因洋务依附于洋人，一边又爱耍小聪明搞所谓“以夷制夷”，幻想不付出代价而轻取渔人之利。

    中国传统的战略思想有一个原则，不在防御以外使用军事力量。但这个战略上正确的原则，在洋务派手中却被运用到战役战术层面。如李鸿章为北洋水师制定的战略是“保船制敌”，一味消极防御。所以，甲午之役如果洋务派当家，同样会失败。

中国洋务派与生俱来的弱点，甚至影响到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孙中山为了推翻满清到处募捐，搞了70多次起义，不是依靠底层群众，而是依靠帮会、军阀。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真正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

洋务派传承下来的思维中，还有一味依赖外援的习惯。一遇到战争危机，第一反应就是求助于英美列强。弱势者与强权者斗争，当然需要得到帮助，但立足于自身才是最重要的！天助自助者。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过，“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随因素，依敌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斗争的基点还是在“自力更生”。

弱势者对抗强者最有效的武器是自身的团结，但实现这种“团结”也是需要代价的。有一种“集体行动困境”理论，说个人参与集体行动时，都希望搭便车享受集体行动成果、同时又要规避为集体利益承担代价或牺牲，这就有可能使集体行动无效率、无效果。但历史实践证明：在集体中，如果有少数核心先锋分子愿意为集体利益承担代价和做出牺牲，就可以引导集体的价值取向，并形成积极的团队意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从头到尾都贯注和延续着这样的精神，这是近代以来饱受摧残的民族精神复苏的崭新起点！

遗憾的是，当下这个复苏的历史进程再次受到了挫折。“集体主义”在如今的青少年中成了很陌生的名词。某些不愿为集体行动“承担代价”的成员及其行为模式，竟被褒扬为学习的榜样。如果这样的价值取向成为社会共识，甲午之败的重演也就不远了。汲取甲午教训，就要从根本上铲除造成甲午之败的土壤。再造民族精神，任重道远。

脱离民众的政府难当负抗御强敌的历史重任

甲午之际，大清国上上下下充满了对立，最主要是政府和民众的严重对立。民众除了缴粮纳税支差，感受不到政府与自己生活的关系；国有危险，官府很难实施有效的社会动员。盘根错节的封建官僚体系与一盘散沙的民众，成了一代想推进现代社会组织构建的志士仁人所面对的艰难课题。改良不成，只有革命一途。

但那个时代的革命，还是依托帮会和军阀，底层民众感受不到革命与自已切身利益的关系。当底层民众面对生存威胁而奋起反抗时，又受限于小农的视野和环境，往往是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无法抵御现代化的侵略力量；精英层与民众之间难以形成互补的力量。抗战爆发前，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说“中国人爱国只有五分钟”，就是这个意思。

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完成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组织构建和整合。而完不成这个构建和整合，中华民族就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到掌握了先进思想武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它是在中国人民近现代史上最大的一场反侵略战争——抗日战争中得以进行和初步完成的。而当我们继往开来继续前进的时候，如何巩固和完善这种现代化的组织构建，仍然是一个不小的课题，而这个课题如今已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了。能否对这个课题给出圆满的答案，实际上已然成了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

我的朋友高戈里，写了一本书《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讲的是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成功地改造了上百万国民党军队，记录了那个年代的很多传奇故事：很多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士兵，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一揪下来，就成为共产党的无畏战士。高戈里曾访问过一位被共产党判了20年刑的国军上校，问他：“如果当时国民党政权延续下去，能不能够救中国，中国能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那位前上校断然回答“不成，不成”，因为国民党是浮在半空中的，而共产党是土里面“拱”起来的。

但现在，我们这个党和群众的关系怎么样？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还有很多障碍，如果是一个跟老百姓不沾边的政府，能面对各种可能的强敌和挑战么？现在中央大力反腐，人人称快。但需要从根源上考虑，腐败怎么来的？有没有必要重新思考，在新的形势下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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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年，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惨痛的一页。它深刻地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国运和东亚的格局，其影响至今仍未消退。

甲午战败是中华民族猛醒的起点。此后的一个多世纪，我们这个民族饱经苦难，同时也焕发了伟大的革命精神与自强精神，终能冲出历史的低谷，以全新的面貌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到甲午对中国近代史的特殊的意义。他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1]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落后必然挨打。综合国力不仅要有GDP，更是国家的人才、战略管理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科技能力的较量。我们希望和平发展的环境，但不能对现实的挑战熟视无睹。居安思危，是国家根本的生存之道。

——编者按

 

 

 

  关于甲午战争的大历史总结

 张文木* 

　　

内容提要：从地缘政治看，黄海乃至东海主导权的归属，决定着东亚的格局。甲午战后，日本力图肢解中国以构建亚洲霸权，迷信武力，不知节制和量力而行，最终导致国家的毁灭。今天日本还有人想走“大东亚”的老路，中国必须正面应对这一挑战。

关键词：甲午战争  日本  东亚  军国主义  文化战略

 

从大历史角度看日本的胜败

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对后来的远东政治影响是深远的。我们只有将这场战争及其后果，放到大的历史进程中给予辩证的总结，才能得到较为科学的结论。

 　　从甲午战争本身看，日本当然赢了。但把它放在大历史中看，日本又败了，因为它最终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了。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前，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所具有的所有优势要素不仅不变，甚至还更为强化，同样的优势使日本在1895年打败了中国、1905年又打败了俄国，而到1945年却被中国联合美国和苏联所打败。

 　　中国有个说法叫“过错”，有些正确的事若不知节制、做过了头，也就错了。会开车的人栽在高速路上，会游泳的人栽在水里，优点的过度使用就变成缺点。真正有本事的人都懂得节制，轻易不出手，最后往往都很成功。从这个视角看，19世纪末日本当时的许多“优点”，若放到大历史中看，后来反而变成导致日本失败的缺点。

 　　1937年4月5日，毛泽东在《祭黄帝陵》一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2] 这句话讲到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的特点：如果琉球和台湾不保，那么朝鲜半岛就完了；继而引申：半岛不存，中国危矣。从1644年李自成失败说明，谁控制了中国东北，谁也就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到清朝时，近海问题成了大陆问题的沿伸。甲午海战说明：谁控制黄海，谁就能控制朝鲜半岛；谁控制朝鲜半岛，谁就控制了中国东北。

由此而论，黄海乃至东海主导权的归属，决定着东亚的格局。[3] 在19世纪末的那次中日海上较量中，日本赢了中国，不久后还赢了沙俄。这是日本在1895年打败中国的地缘政治原因。

但是，日本一旦挑战中国，仅从地缘政治上看，就是一场不可能调和、且不可能最终胜利的战争。

 　　一般来说，大陆版图与其周边岛国存在具有反向排斥的性质：只要大陆版图是完整的，这时的岛国就是边缘化的；反之，只要大陆版图是破碎的，岛国就会被大陆破碎国家簇拥为地区的中心。这不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简单的几何力学问题。例如，英国是岛国，英国在欧洲继而世界的主导权是以欧洲大陆板块破碎来维持的。欧洲破碎，英国才有可能在德、法、俄等诸国之间纵横捭阖，用“均势”的方法操纵欧洲。日本也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自己在亚洲的主导权一定要以中国破碎为前提。如果中国是统一的，那日本在亚洲地缘政治上的地位也必然是边缘的。明乎此，就明白了自甲午战争后，为什么日本一直都在肢解中国，以图构建其在整个亚洲的主导权。

 　　日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天大目标的牵引下发动了甲午战争，但由于这个肢解中国大版图的目标和工作量如此庞大，以至仅靠日本无法实现，而日本却硬要一味蛮干，其结果必然是在赢得首场战役的同时，日本就不得不面对必将输掉整个战争的结局。

为什么日本的东亚霸权战略必败

第一，与当时的中国相比，日本以制海权见长，但海权控制的不仅仅是一串岛链，而是沿这串岛链拉出的圆周半径。岛链线越长，需要巩固这些战果的作战半径面就越大。如果不能控制圆周半径内的对手，那最终就不能消化其中的战果。甲午战后，日本最大的战略败笔就是占领台湾，因为这意味着日本的国防线被拉到它能力可承受的极限之外。占领台湾后，日本还要控制以台湾为圆心的半径范围：东至北马里亚纳群岛，西至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南至菲律宾等南海国家。入侵中国，已经力不从心；占领北马里亚纳和菲律宾，日本就要与当时最强大的海权国家美英两国作战。日本就是这样被甲午战争的胜利诱入一个无解的战略悖论之中，1945年的惨败是其必然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1945年日本失败的种因预埋于1895年的日本甲午胜利。

 　　第二，上面所说的，还只是日本毁灭的地缘政治原因。导致日本毁灭还有认识论偏差及由此导致的制度偏差的原因。

 　　1895年对华战争和1905年对俄战争的胜利，都是日本在打不动的时候及时谈判停战并获得相对利益；如果陷入持久战，日本未必能赢。这说明，这时的日本军人是讲政治、懂政治的，知道适可而止。

 　　1942年10月，毛泽东曾说：“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4]  日本也是如此。由于国土面积狭小，日本的进攻能力与防御能力始终是捆绑在一起的：一旦失去攻势或进攻失败，那就是全局性的失败。正因此，日本军事理论始终保持强烈的进攻意识——这也是当时日本军事思想优于中俄并因此取得成功的地方。但凡事过了就错。两场战争的胜利大大骄纵了日本，并百倍地固化了其进攻优先的意识；日本人开始目空一切，原来受政治节制的军事优先观念变为排斥政治的单纯军事主义的观念，认为只要仗打得赢，其他一切都好说。

　　刀子一旦失去节制，如果它还锋利的话，其结果是可怕的。战略是要有哲学指导的，其要义在于合理的节制，其最终目标是有方向的和平。1905年之后，日本陆军大学的学员已不懂什么叫节制与和平，他们都钻到战役学层面并日益失去了全局观。直到太平洋战争前期，日本一连串的军事胜利，埋藏着很快就要出现的战略上的惨败。这种不知节制的观念和优秀的战役指挥，使日本的胜利来得过于容易，以至使其战线拉得过长。日本国运衰落的重要节点就是东条英机上台。此人身上集中了由陆大过度强化优点而产生的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缺点（单纯军事主义）。20世纪20年代起，日本少壮派军人的一系列粗暴干政行动，使真正的政治家们被迫退出决策圈，政治成了军事的附属。军人一味蛮干给国家抱回来的成堆战果，使政府在政治上难以消化，最后日本硬是被“噎”死了。

太平洋战争期间曾任蒋介石政府政治顾问的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评论说：“日本的侵略方法是硬干，而且越干越难，他们不是步步积累，越做越容易。”[5]  侵华战争的持续胜利使日本的战线迅速拉长，这将导致日本在中国之外又增加美国这样一个重要对手，这就迅速拉升了日本的资源消耗。据统计，1931年日本军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已占14%；1942年日本对美宣战，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34.6%；1943年达46.7%，1944年迅速冲至98.5%。[6] 到了这个地步，全面失败已不可避免。总之，军人太能打仗且不受政治约束，“会打仗”的优点不受节制地使用，就转化成了毁灭国家的致命缺点。

 　 与此相反，1943年前后中国在战役层面还是输多赢少，但在战略层面中国却成了参加开罗会议的重要成员了。这是因为中国的战略有哲学思想。相比眼前的成败，哲学家更看重成败因素的转化。败中蕴藏着赢的因素，赢中也孕育着败的种子。 　

 　　第三，正确地总结甲午战争，不仅要看到对手的优点，也要发现对手的缺点。

 　　战略解决的是衣食住行问题，因此，搞战略要有“居家过日子”的经验；不然看似很“猛”，实则不行。当年的东条英机和今天的小布什、拉姆斯菲尔德等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打出的战果超过了他们的消化力，所以国家生生让他们的莽撞给“撑”死了。蒋介石较早看到日本人这一短板，他在1938年1月15日的日记写道：“日本无政治家，无领袖，其国之危，亦可惜哉”。[7] 同年10月日本占领广州武汉，蒋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说：“倭人气量短窄，事尚彻底，非生即死，决无对弱者中途妥协与让步之理。” [8]

 　　到今天，日本人思维的“一根筋”特征更加明显。看他们今天还在为其发动太平洋战争翻案，还说他们搞的慰安妇制度是“合理”的。这不是“二百五”是什么? 如果日本能学德国人的样子，向亚洲人民下跪谢罪，那才是日本真正强大的开始。但是，德国有康德和黑格尔，日本没有。日本自明治之后就有一种与“大日本”理论相对的“小日本”理论，认为日本没必要争夺亚洲主导权，做个瑞士那样的国家更适合日本国情，但这种理论在日本不居主流。而那种不知节制和量力而行的认识（这正是日本军事认识论的短板所在）则被日本军人奉为宝典，至今仍不放弃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以及始于明治延续至今的扩张情结。这样的国家，焉有不败之理。

政治统帅军事，党指挥枪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如何有效地节制暴力的学问。知兵者不轻言战争。而身为东方人的日本人至今仍未领悟到这一东方智慧。

 　　由于日本在1895年和1905年两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上述日本单纯军事化的观念对同期亚洲、尤其是对同期中国（特别是国民党）的军事思想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中国人以赴日学兵为最贵。那么，我们中国人是如何既能学习日本军事理论的长处，又能免受其害的呢？

　　这应当感谢我们的毛泽东同志。

20世纪初，中国有相当多的军人接受日本“军事优先”的思想，认为军人只是一种职业，只管打仗，至于政治，那只是政客们和政府的事。中国旧式军人的单纯军事化观点，也严重影响着早期红军的观念。

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致信林彪：“红四军中向来有一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意见不合。他们在军事失败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他们在游击工作中单纯地发展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9] 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古田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做出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提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

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生命线。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题词的第一条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1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注入了政治灵魂，“刀把子”有了明确的政治指向。这便与当时充斥中国乃至东亚的、主要源于近代日本和德国的、服务于垄断资本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分道扬镳。从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成为中共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要保障力量。

 　　比较日本在甲午之战中的“胜利”和太平洋战争中毁灭的两段历史，再看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胜利，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变革中的划时代事件。自此始，未来中国发展出现日本式的自毁隐患基本被消除。有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再加上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赢得的对中国的竞争优势由此不复存在。

甲午战争是中国进步的历史契机

1895年的战败对中国——对1905年后的俄国也是一样——影响也并非全是负面的。它使中国加深了半殖民地化的同时，也强行终结了中国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国没有了退路，必须向前并要有新的选择。道路危机反倒促成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11]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少数人的一时冲动，而是中国人民在近现代反复试错之后形成的共识。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经过包括制度改革在内的各式改革反复尝试后形成的全党的共识。

　　甲午战败，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人民开放学习的历史进程。我们并不排斥西方制度中的优秀内容。我们近代也尝试过各种制度选择，包括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但是发现它们不适合中国国情。袁世凯曾想回到王朝老路，但哪怕是形式上的复旧，当时的中国人也不答应。那么往前走什么路呢？蒋介石选择了依附于西方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道路，但解决不了中国工农的极端贫穷问题，人民推翻了他并最终选择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

这可能就是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后发优势。有人在甲午战争失败中只看到中国人落后的一面，但也要看到中国人穷则思变、实现跨越式进步的另一面。不然就不能解释“落后”的中国人怎么就选择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先进”的日本人却选择了在当时已经落后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军国主义制度，并参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战争。1913年，列宁说“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12] 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已属于前者，日本则属于后者。

今天看来，如果日本不想放弃其“大东亚”梦想，中日之间乃至日本与亚洲国家之间的矛盾就是不可调和的。欧洲碎片化产生的无尽内耗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亚洲大陆如果碎片化，可能因为其汪洋大海般的小农业生产方式的存在，其结果可能比欧洲更惨。今天日本又开始向中国叫板，还有人想步“大东亚”后尘，走法西斯的老路，再次将中国逼到一个历史关口。要战胜这种挑战，我们就必须始终坚持包括台海统一在内的中国统一；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些都是我们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关键点。

人民而非“精英”是决定历史的根本力量，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经验。日本法西斯军人多来自军校，蒋介石手下的将军多是海归精英，但最终赢得胜利的还是毛泽东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队伍。我们虽然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了，但我们没有沉沦，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尽艰苦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华民族在当代世界屹立不倒且获勃勃生机的重要前提。

国民性的塑造和文化战略

 　　总结甲午战争的成败经验，不能忽略两国在国民性塑造问题上的较量。

 　　学术为政治服务，这一点在近代日本表现得极为充分。近代日本“学术”及其“研究成果”，有明显的为侵华战争作准备和服务的“笔部队”性质。1937年，日本向中国战场派出了一支由文学家组成的部队，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13] 早在1934年，日本陆军省新闻班发行了一本题为《国防的本意和强化的提倡》的小册子，提出“思想战”的概念，强调“作为战争手段的经济战、政略战、思想战，都具有与武力战相匹配敌的重要作用”；日本学者杉山平助在《论支那人》一文中将日本对华“笔战”的作用概括为：“军人用刀剑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14]

 　　1941年，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日本人“邀请”梅兰芳出场唱花旦。他们知道，使对手国家中的男性心理在不知不觉中普遍雌化（这种现象目前在东南亚曾经的殖民地国家普遍存在），是击败这个国家的重要手段。梅兰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决定“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以此激励中国男儿英勇杀敌，誓死报国。梅兰芳一生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艺术品质的高下不仅仅在于技巧，更在于气节。

 　　文化斗争并不都是一个牧歌式的过程，在许多时候它还带着血腥。香港李小龙“早逝”后，其表现出的大无畏的民族气节便在香港武术界日渐式微，此后香港武功片几乎被缺乏民族气节的艺人所丑化。即使在香港回归祖国后，这些“武者”又转行为宣传对殖民主义无害的普世理念的环保人士。老子说“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没有政治指向的“道德”，犹如天边的彩虹，对被压迫者好看不中用，对压迫者即中用又看好。

历史上注重战略能力的国家，都将国民性塑造问题当作战略问题来看待。不然就不能解释今天为什么有些人大力推崇《色戒》、《霸王别姬》等电影作品；一些带有民族自虐性的影视作品如《金陵十三钗》等在文化舞台上大行其道。道理很简单，这样的作品和形象符合西方强权的需要。

西方文艺作品，如果说有为殖民地人民塑造正面形象的话，最多也就是甘地、曼德拉式的，因为他们已经经过对殖民主义的无害化处理，其共同点就是用坐牢、绝食等和平方式争取自由。树立他们的普世形象是为了弱化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精神，便于殖民统治。

　　这样的“文化战”对华人世界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前几年曾有艺人身披日本军旗拍时装照，这两年更有艺人“一身兼二任”：刚演完大义凛然的革命者，转身又去扮演被美化了的汉奸。他们已经不清楚艺术在任何国家都是有底线的，那就是爱国主义。

古今中外不乏以意识形态为武器而致敌于死地的成功案例。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1991年曾在美国休斯敦说，就在西方与苏联的斗争陷入困境的时候，因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而使形势好转。[15]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迅速在戈氏推行的“公开性”和“壮士断腕”式的市场化“改革”中分崩离析。苏联解体之际，学问家那么多，却不能保家卫国；国破家亡时，“竟无一人是男儿”！中国的北宋也是这样：学术一派繁荣，皇帝却被金人虏去做苦力。学问既不能保家也不能卫国，那要这样的学问、这样的书生，还有何用呢？

世界是斗争的，毛泽东说过，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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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滋养，化解市场经济中的道德悖论，使道德成为市场经济的正能量，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从“厚德载物”到“厚德载市场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

　　市场经济不断给我们带来“财气”，也形成无所不在的“地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不接好这个地气。一个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价值体系和作为其反映的价值观念体系，必须回应全社会的利益关切。对于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社会上出现的道德滑坡、信任缺失、腐败成风的现象，如果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不能对症下药、刮骨疗伤，而束手无策任其病入膏肓，就没有说服力、缺乏生命力。

　　搞市场经济，不是要搞“市场社会”。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要使市场在社会生活中也起决定性作用。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市场经济无德也搞不好、搞不成。“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席地而来，浩浩荡荡，其特色之一，就是能以“厚德”载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中每一个“经济人”都追求利润最大化，由此展开激烈竞争，优胜劣汰，效率大增。货币成了一般等价物，价值规律驱使人们不断追求和积累商品价值。市场经济当然要讲效率。但如果“一切向钱看”，就会把精神、信仰一概物化，把诚信、道德统统抛弃。手持利益这把“双刃剑”，身处社会这个共同体，就需要坚守底线、明晰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经过了个人利益的觉醒、市场经济的洗礼，如何把经济冲动与道德追求、把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有机结合，检验着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关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程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说，一个有效率的市场制度，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因此，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后面，还有“良好道德的人”对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把“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建构成功结合，形成一个与现代市场体系配套的，勤勉做事平实做人、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构建和遵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地气，现代市场体系要与相应的社会结构更加紧密契合，才能够对准人们思想的共鸣点、群众利益的交汇点而生生不息，增强对广大群众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而生动活泼，进而成为人们自觉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而潜移默化，成为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而无所不灵。

　　我们的先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一整套传统美德规范。中华民族历来是讲道德、守诚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中国人重新站起来了，我们更感到自豪，坚信社会主义好。虽然一度有挫折、迷茫和混乱，但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大幅度改善，国家综合实力快速进步，我们更应该讲道德、守诚信，振奋民族精神。但我们现在遇到一个新的课题，即物质富有起来了，为什么精神却反而贫乏了？人们还要不要底线？毋庸讳言，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迷心逐物”“重利轻义”的挑战和考验。现代人们拥挤在高节奏、充满物质诱惑的现代生活中，人心浮动，欲望吞噬着理想，多变在动摇信念，心灵、精神、信仰在被物化、被抛弃。不少人好像得了一种“迷心逐物”、“精神缺钙”的现代病。如果失落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终极关切，人，靠什么安身立命？安身立命即“生命的安立”，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话题，不仅是儒家的追求，也是儒释道的通义。这一话题可演绎为关于生命的三条约定：热爱生命，追求幸福——这是安身立命的基本约定，也是今天现代化的动力；尊重生命，道德约束——这是追求幸福的集体约定；敬畏生命，终极关切——这是追求幸福的未来约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不断满足着安身立命的基本约定，但也难免刺激、放任个体对物质享受的过度追求，不断洗刷甚至消解追求幸福的集体约定和未来约定。于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甚至“要钱不要命”的道德失范现象，反而在促进生活提高、人类进步的现代化浪潮中沉渣泛起。

因此，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地气，必须解决好厚德载物、厚德载市场经济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中华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型发展

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地气，成为我们发展市场经济中的强大正能量，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2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发展市场经济必然强化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意识、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促进其个性、能力和素质全面发展，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品格，诸如包容、诚信、守时、互利等。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毋庸讳言，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也可能导致道德失范。

市场经济有两个基点：每一个经济主体都追求利润最大化，每一个现实个体都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两个最大化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动力，形成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格局。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它又可能成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阻力：如果放任这两个最大化，不进行适当的监管包括道德规范，就必然导致互相欺诈、物欲横流，市场经济的秩序将无法维持。

由此看来，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存在一种道德悖论：既排斥道德又需要道德。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导致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非道德现象；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然要求人们遵守市场规则、进行道德自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社会公平正义、人们的道德素质普遍提高。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由于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原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部分社会成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出现坑蒙拐骗、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权钱交易等种种丑恶现象。化解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道德悖论，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一个紧要课题。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没有办法化解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如此看来，激活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并使之创造性地发展，将有助于化解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道德悖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当前，可着力研究和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在推进市场经济中激活民族优秀传统的文化基因。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把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在《国富论》中，又把人性本恶作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作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他提出了问题，却未能解决问题，给出的是一个“斯密悖论”。但他强调靠“人的本性”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道德缺失问题的思路也启发我们，其实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本性”，有巨大的能量，关键是如何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唤回它、激活它、放大它，使它成为强大的正能量。今天，诊治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道德失范现象，不妨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去增强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壮体的抗体，增强人们在各种物质诱惑面前的免疫机能，促使人们做到见利思义、义利并举、先义后利。

二是在推进市场经济中确保坚守共产党人的道德高地。

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时，执政党在领导和调配全国资源中起什么作用？我们坚信，多数干部是好的，但不能不正视，腐败之风已经在严重侵蚀我们的党政干部队伍。在依法严厉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同时，如何才能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机制？

中国有推崇君子人格的传统。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谆谆告诫，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民本情怀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德”，与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前仆后继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相契相合。党的各级干部不妨从传统的君子之德中，念好权力约束的“紧箍咒”，获得精神鼓舞的正能量，培养浩然正气。

三是在推进市场经济中实现法治与德治并举。

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主张“儒法并用”“德刑相辅”。治理国家和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党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在这方面的治理思想与经验。以德治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一，是中华民族应该认真继承并使之转化为新历史条件下能够进一步用好的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之一。

不受制约的权力难免腐败，绝对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可能绝对腐败。在权力运作资本的过程中，不受制约的权力，会导致普遍性腐败，甚至成为马克思主义所严厉批判的垄断资本主义，彻底走向党和人民的反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只有这样，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给权力涂上防腐剂，使各级官员都经得起市场经济的诱惑和考验，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在市场经济的考验中继续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模范，群众对我们的干部，才能“譬如北辰，众星拱之”。

总之，我们应该尝试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基因，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当这个价值观的大问题基本解决了，当大家都富起来，且人人皆君子，就可以“君子以厚德载市场经济”，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希望的那样：“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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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人，两对夫妻结婚，在毛主席窑洞前，这个是孔原，这个是许明，好多年喽！”邓小平指着镶有镜框的老照片带着浓重的四川话向卓琳感叹说。

    这是8月8日，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一集中的片段。尽管这个镜头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但还是有些观众捕捉到了这个细节。

    “我们家和邓家还是有一定历史渊源的。”中国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与邓小平的相关往事。

窑洞前的婚礼

    抗战初期，孔丹的母亲许明到延安后，被安排到中央社会部做秘书，在这里和孔原相识，

    1939年，邓小平与卓琳在延安相识。当时，邓小平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在公安部工作。8月的某一天，在延安杨家岭毛主席住的窑洞前，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为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举办了婚礼。

    难能可贵的是，经过此后多年的战争动荡，当时的结婚照保留了下来。照片上站着两对新婚夫妇——照片左侧是年轻的八路军干部孔原和他的妻子许明；右边是邓小平和卓琳。

    后来，卓琳在访谈录中也有相关记述，“那天孔原与许明也结婚，当时延安胶卷缺乏，两对夫妇便拍了同一张结婚合影”。

    婚礼当天，大家喝酒庆祝。邓小平是来者不拒，有敬酒必喝。孔原一看，嚯，小平同志都这样，我也得有敬必喝。最后，孔原喝得醉到桌子底下去了。第二天许明将孔原数落了一顿：你看你，洞房花烛夜干的什么事！孔原说：我是看小平同志在喝呀，他怎么一点事也没有呢？

    其实，当时有人暗地里“保护”小平同志，给他喝的都是水。后来，孔丹和孔原聊到这段趣事，“爸，你这个人也太老实了，还是人家小平同志‘官’大啊！”孔原回答说：我也是个副部长啊，我没想到他们会搞这一套啊！

    结婚几天后，卓琳便随邓小平离开延安奔赴太行山前线。不久，孔原去了重庆，许明则留在延安工作。

    解放前，邓小平与孔原在工作上交往不多。邓小平主要是在部队前线，孔原则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搞地下工作。

    1966年12月，因文革中“西纠”事件的影响，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被隔离审查。1973年10月，从监狱里出来时，孔原已经67岁了。当时，孔原的个人问题中央并没有明确的结论，这对从农村插队回京的孔丹的工作问题也有不小影响。

    1975年夏，国务院办事组副组长（那时相当于副总理）王震要孔丹做秘书。孔丹在王震那工作了三个月后，由于孔原的审查还没有正式结论，国务院办公厅没有批准孔丹担任王震的秘书。

    197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经过再三考虑后，孔原把想要重新工作的愿望向邓小平进行了报告，并希望把对他的审查做个结论。

    “小平同志当时主持军委工作，他让我父亲到军队里去工作。”1975年11月，孔原被任命为总参二部政委。“这个安排方式对他来说虽然有点委屈，可那时‘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小平同志能够给父亲安排工作，已经是难得之举了，父亲非常感激。”

    1976年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期，孔原思想上就准备“二进宫”了。“这期间，我们都不敢在屋子里说话，是在院子里边散步边谈这些事儿的，防备那些人会用很多手段，包括监听来搞我们。”

    当时周恩来总理去世，邓小平又被批，“大家在党内高层的期望没有了，感到没有真正的主心骨了。”

    后来孔丹听到，当时王震曾经向叶帅做了个手势，“王震大拇指朝上，再朝下，说‘只有这样！’”。

与“老爷子”玩桥牌

    1978年，发生了一件改变历史的大事，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作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的孔原准备在三中全会上发言，孔原就让孔丹准备个发言提纲。

    “这时党内正经历着一场思想风暴，就是要彻底清算文化大革命。但是一些人在认识观念上很抵触，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一个相互呼应和配合，就是要对两个凡是群起而攻之，呼应邓小平号召和推动解放思想。”孔丹回忆说。

    孔丹写的发言稿有8000多字，在写作中，孔丹感觉在经历了文革之后，像父亲孔原那一代人的思想也在变化进步。“我们都会坚定站在解放思想这一边，政治上肯定会坚定地站在小平同志一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孔丹和弟弟孔栋与父亲住在一起。那时，他们父子三人都迷恋桥牌，经常一起与万里、吕正操等老同志较量牌技，还拿过多次冠军。

    期间，可能是因为牌技名声在外，孔丹和孔栋兄弟俩被邓小平邀到家里打桥牌，一周两次，大约三个月左右时间。那时候邓小平的警卫秘书张宝忠经常来回接送孔丹、孔栋俩兄弟。

    邓家的人一般称小平为“老爷子”。“邓老爷子”的桥牌搭档通常是丁关根或者王汉斌。老爷子的牌感极好，丁关根的算力上乘，两人配合默契。

    在打牌时，老爷子一般很少说话。孔丹兄弟俩在叫牌时也低声细语。“我们怀着对伟人的崇敬，那样近距离地看老爷子打牌时专注的神态，赢牌时的喜悦，输牌时的懊恼，感觉很奇特。”

    有一次，孔丹和孔栋因对叫牌、出牌意见不合，忘形地吵了起来。忽然听得老爷子一句四川话，“吵啥子嘢!”，音虽不高，却“如雷贯耳”，确有不怒自威之感。

    有一次，小平打牌，本来是一手好牌，邓楠过来支招：“叫它六个无主”。一听，孔丹和孔栋互相使了个眼色，宕了他四副，等于这副牌他输的很大。

    小平同志的脸色有点变。后来邓楠又过来要支招，小平同志就有点不高兴了，冲邓楠说：“还讲!”。

    小平同志一般烟不离手，他喜欢吸的是熊猫烟，长过滤嘴那种。孔丹兄弟俩也都喜欢吸烟。

    有一天孔丹和弟弟都没带烟。“我就用很小的声音说，朴方，给我找点儿烟，我们没带烟。结果小平同志听到了说，‘去拿烟么’，警卫说，对不起，卓琳同志出去了，放烟的柜子锁起来了。然后小平同志说“那去买么，来的都是客。”

    有时，下午打桥牌，孔丹兄弟俩晚上就在小平家吃饭。“在饭桌上我们还是很拘束，邓大人会说，来的都是客，不要客气，随便吃嘛！”

    小平吃饭很快，吃完就出去散步，有时吃完和孔丹兄弟俩再打一盘。

    在看了几集《历史转折的邓小平》的电视剧后，孔丹也常常陷入回忆中，“邓大人沉默寡言，说话简练，给我极深的印象，他那么高的位置，没有一点官架子，给我印象最深刻”。

最大贡献是解放思想

    在打倒四人帮的行动中，耿彪曾负责控制中央电视台等舆论媒体。到1976年底，耿彪受命成立了中央宣传口，实际上就是恢复原来的中宣部。从1977年1月到1978年夏天孔丹报考研究生之间一年多时间，孔丹在中央宣传口工作。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了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4月10日，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邓小平就“两报一刊”所发表的“两个凡是”社论给中共中央写信。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

    “小平的重要贡献是突破‘两个凡是’，突破了思想禁锢的藩篱，解放了思想。这在当时背景下是了不得的大事。”当时在中央宣传口工作的孔丹感受颇深。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曾说，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我觉得，如果没有邓小平，我们就没有改革开放，也就会还在黑暗中摸索。”在孔丹看来，如果没有邓小平，在思想上，“我们处在一个封闭僵化的老路上，我们会在这个老路上踟蹰不前，我们会打不开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我们会遇到种种问题都难以解决”。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此次会议决定恢复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

    “这是一件改变许多人命运的大事，这件事甚至改变中国社会几十年发展方向，现在中央的领导人大多是当年恢复高考的受益者。”转年，孔丹报考了吴敬琏的研究生。

    1977年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仅为9.52亿美元，到了1978年末，仅为1.67亿美元。外汇支付存在明显缺口。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一次谈话中一致赞成，请出荣毅仁这样富有企业经营实际管理经验的原工商界人士出来工作，为对外开放事业发挥作用。

    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创建。孔丹认为，当时创建中信公司主要目的有三个：引进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

    邓小平希望中信能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试点。中信公司当时是全新的体制，按照国际规律、国际管理和市场规律来运作，在这方面中信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创新。

    “小平同志有一个特点就是实践性强，这点是很了不起的，他没有局限于一些理论，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教条，还是外国的一些模式，都不照抄，而是根据我们中国自己的实际来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这与习总书记对于中国复兴的思路完全一致。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不久，在农村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小平同志抓住农民的需求心里，来解决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问题。这些具体生动的改革实践，是建立在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基础上来的。”在孔丹看来，与此前改革不同的是，现在推行全面深化改革很多在法律法规上已经定型，需要改革的东西已经固化，“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那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以国企改革为例，我们现在有一种‘流行思维’：就是国企保守、腐败、垄断，只有民营经济是先进的，是代表人民的，我认为这从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国有企业的前身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积累，来自于50年代公私合营的改革，我们的共识是国有企业有很多问题需要改革，需要市场化改革，通过市场竞争让自己拥有活力，但要摒弃那种国企有‘原罪’、彻底否定国企基础上的‘流行思维’。”孔丹说。

 

（转载自：《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31期，本刊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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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交锋的积极意义

由于扭曲的教育评价体系，绝大多数中国的治学者都生活在“职称评定”的梦魇之中。在这个体现了现代科学定量分析的评价体系中，对待学术研究像对待糊火柴盒工作一样实行“计件管理”。于是，学术垃圾被夜以继日地高效生产出来。如果你发现一篇洋洋洒洒的学术论文中全部是废话，如果你发现厚厚的一本书中找不到一个可以使你眼前一亮的观点，完全不必感到惊奇。这不是中国学术界的偶然现象，而是常态。

王小强是幸运的，他几乎没有被卷入这个荒唐的学术评价体系。于是，出现了他论述“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系列文章。今天，已经发表了“之一”到“之五”共5篇，总字数51万余字，其中一半的篇幅是注释。这一组文章不是用于评职称的，而是为了一抒自己的胸臆。这里，不是像挤牙膏一样勉强挤出的文字，而是一些不吐不快的文字。例如，为了写这组文章，仅一本《商君书》作者就比较了十几个不同版本。读这组文章，给笔者的感觉已经不仅是“不吐不快”，简直是“不吐”则痛不欲生了。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是“不听指挥的异化文字”。

从这组文章中可以看出，小强阅读了包括钱穆、熊十力、梁漱溟、南怀瑾、顾颉刚、汤因比、许倬云、余英时等人著作在内的大量经典文献，引用这些人的著述支持自己的观点。

在这组文章中，包含作者与一些不同观点的论辩，既有关于是否要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主义之争”，也有是否要推动土地私有化的“问题之争”。这样的思想交锋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给那些关心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的人们带来启发，帮助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减少错误，从而更稳妥地向前迈进。

一系列有启发意义的观点

这组文章中，涉及了广泛的话题，提出了一系列有启发意义的观点，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深入的论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至少有这样一些观点：

“过河”和“转轨”的目标不是资本主义。

一些人在谈论“与国际接轨”和“转轨”的时候，他们追求的目标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许多后发展国家的发展历程显示，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有时候，“摸石头过河”是需要的，但是，不应迷失过河的目标。作者引述了邓小平的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不同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

社会发展阶段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不存在普适的社会发展规律。对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条件，不同的文化心理传统，存在不同的社会发展过程。不应该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原始 — 奴隶 — 封建 — 资本 — 共产五种社会形态次第发展”的僵化公式来硬套中国历史。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一个明显的奴隶社会。这一公式，也解释不了生产力曾经高度发达的中国为什么后来落在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

中国不需要“补资本主义一课”。

对于某些国家，资本主义阶段是完全可能被跨越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必须补的一课。对于一些国家，完全可能从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时期。马克思曾经明确地主张，保存大量农村公社的俄罗斯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中国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很发达，中国历来不缺少市场经济。

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显示，与西欧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从先秦开始就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国历代王朝农商并举，从微观市场到宏观调控，市场经济发达得无与伦比。王小强引述了钱穆先生的话：“如言西方为商业社会，中国为农业社会，不知中国社会之工商业积两三千年来，皆远胜于西方”。货币是市场的伴生物。在货币的普遍使用方面，中国至少要比西欧人早一千年。实际上，由于几千年的积累，中国人的市场交易能力远胜于西方人，讨价还价，汇总计算，找付零钱，中国人的计算能力也不是西方人可比的。中国能够在广阔的土地上形成统一的国家，能够在多次分裂以后又重归统一，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不无关系，也受到统一市场需求的推动。

市场经济不会自动演进到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但远远不是充分条件。王小强引用大量的历史文献说明，从管仲时代开始，中国的市场经济就非常发达。正是由于中国历来有“全民经商”的传统，才出现了“童叟无欺”的商业伦理。相反，由许许多多领主庄园构成的欧洲，由于庄园经济自给自足的特征，缺少交换的需求，导致在18世纪以前，欧洲的市场经济都远不如中国发达。那时，仅有十几万人口的欧洲商业中心威尼斯，无法与人口上百万的南京、开封、杭州等中国的商业中心相比。事实上，现代工业首先出现在市场经济并不算发达、由于土地分封而基本没有土地买卖的欧洲，而并没有出现在市场经济非常发达、土地交易非常频繁的中国。中国没有在近代自发地发展资本主义，并不是由于中国缺少市场经济。中国近代的落后，也并不是由于中国缺乏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利多大，弊多大。

王小强通过梳理历史文献指出，先秦的管仲就已经对市场的盲目性有所认识，汉唐以后，更是对“谷贱伤农”有清晰的认识。“谷贱”大多发生在丰年。连续丰年之后，甚至出现了“农民盼灾年”的现象。在苏东坡贬谪黄州的时候，连遇丰年，在他给朝廷的奏疏中描述了谷价大跌，农民既收不回成本，也交不出税赋，苦不堪言，以致“日夜祷祠，愿逢饥荒”。从古至今，在市场的作用下，农民灾年也愁，丰年也愁。灾年愁没有粮食、棉花、苹果、大蒜、绿豆等可以卖；丰年愁粮食、棉花、苹果、大蒜、绿豆等卖不出去，甚至烂在地里，烂在家里。中国历朝历代的执政者都懂得以“丰年贵买储粮、灾年贱卖放粮”来平抑粮食价格的道理。伴随着平抑价格的需要，也发展起非常成熟的货币理论。

土地交易并未使土地流向“种粮大户”。

借助自由的土地交易，借助土地市场的调节，土地是否会集中到更勤劳、更聪明的种田人手中呢？土地是否会向“种粮大户”手中集中呢？从文献记载的中国历史中，我们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司马迁曾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晁错曾以对比的方式向汉文帝生动地描述了种田人与商人的不同境遇。种田人“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勤劳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为求活命，低价卖田，高息借贷。商人则“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乘人之危，低价收田，高息放贷。晁错总结说：“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大量的历史文献显示，土地交易导致商人兼并种田人，在放任的市场上，通过自由的土地买卖，土地并没有向“种粮大户”集中，而是流向商人手中。

市场自发调节未能阻止“肥田撂荒”。

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土地富庶地区肥田被撂荒的现象。由于“租金”与“地价上涨收益”相比，微不足道，地主为卖钱变现方便，宁荒不租。因此，宋代曾立法规定“种撂荒地合法”。在土地自由买卖的1922年，中国撂荒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在市场经济不算发达的毛泽东时代，很少存在土地撂荒的现象。今天，市场经济远比毛泽东时代发达，土地撂荒的现象却大量出现。无地的农民为了自己的“小康梦”有买地的“刚需”，而先富一族看重的不是微薄的“地租”，看重的是“低买高卖”的投资收益。这才是“肥田撂荒”的原因所在。

 

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地主和佃农之间的矛盾，存在地主和雇工之间的矛盾。（黑体）

近年来，一些历史研究者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地主、佃农和雇工，中国农民的主体是自耕农，地主与佃农、雇工之间的矛盾并不尖锐。王小强引证了大量历史文献反驳这种观点。例如，清初名士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讲：“吴民之中，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又如，桐城派大儒方苞乾隆年间上呈的《请定经制札子》中讲：“约计州县田亩，百姓所自有者，不过十之二三，余皆绅衿富贾之产，所居在城，或在他州异县，地亩山场皆委之佃户。”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也描写了居住在“他州异县”而拥有“地亩山场”的“绅衿富贾”。

1949年以前的中国情况同样如此。近年来，一些历史研究者认为，在1949年以前中国多数地区也不存在地主、佃农和雇工，中国农民的主体是自耕农。王小强引证了大量历史文献反驳这种观点。例如，在1949年以前，孔圣人府在山东、河北、江苏的许多个县拥有几十万亩出租给佃户的土地，佃租沉重，不仅存在明显的主佃关系，而且存在严重的主佃矛盾。

“小康”不属于儒家理念。

根据《礼记?礼运》记载，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谓小康。”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恢复“大道”，是“兴灭国，继绝世”，“小康”并不属于儒家理念。

资本也需要被关进笼子里

这组文章给人印象深刻的观点是，金融资本的膨胀，既侵害了社会公平，也侵害了生产效率。王小强在文章中指出：商业法则并不是“等价交换”，而是“涨价交换”，是低买高卖。职业性商业活动的出现，是社会化分工的产物，是必要的。市场经济中牟利性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出现，可以通过融资促进生产的发展，也是必要的。但是，商业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却不仅会危害到社会的公平，也会侵害到生产的效率。王小强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

如果资本不受限制，就会在损害民生和损害生产的同时，导致社会的动乱。在中国古代，曾经反复上演“年头欠一欠，地主圈一圈”的戏码，曾经反复出现过“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局面。从秦汉到民国，史书中反复记载着一个同样的故事：灾年饥馑到来的时候，地价大跌，豪门富贾大量收购土地。年景好转以后，大量的失地农民沦为佃农和雇工。佃农和雇工开始做自己的“小康梦”，起早贪黑省吃俭用购置土地，使富豪低价收购的土地得以高价变现。

今天，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也出现了“资本挣钱太容易，劳动挣钱太难”的局面。2007年10月19日巴菲特卖出了自己所持的全部中石油股票，他在这一支股票上就赚取了277亿港元。2010年5月6日，美国高盛公司投资的股票“海普瑞”在深交所上市。按照发行价计算，上市时收益率达21800％，盈利200多倍。2007年12月25日，美国凯雷公司投资的股票“太平洋保险”在上交所上市。按照上市当天的收盘价计算，盈利高达620亿元人民币，盈利16倍。美国银行投资建行，高盛投资工行，瑞士银行投资中行，也都获得了不菲的收益。

2013年1月31日，北京市公安局专案组公布，“房姐”龚爱爱在北京拥有41套房产，共计9996.6平米。假设这些住房于2000年以每平米6000元人民币均价购得，2013年以每平米三万元卖出，身为银行副行长的龚爱爱在偿还了大约每平米1.2万元的本息之后，每平米可以获利1.8万元，总计可以获利约二亿元。相对于那些付出劳动的工人、设计人员和销售人员，手握金融资本的龚爱爱是否切得的蛋糕大了一些呢？

无可否认，在1949年以后，权力的过度膨胀，既损害了社会的公平，也损害了生产效率，阻塞了物质和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阻塞了经济结构和劳动力队伍的优化机制。为了克服这种权力过度膨胀造成的伤害，确实需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经过30年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之后，我们也应该看到，资本的过度膨胀，尤其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不仅会损害社会公平，损害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会抑制购买力和内需的增长，抑制生产要素向制造业的流动，挤压生产企业的科研投入，从而影响到社会整体的生产效率。对公平和效率的损害，还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我们不仅需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也需要把资本关进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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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内外名噪一时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已然故去，但其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仍继续受到某些人的吹捧和网络引用，特别是该书第一章关于赣西南肃AB团与富田事变部分，成为全书诋毁毛泽东的奠基之石，也是当今网上诋毁毛泽东及中共这段历史的代表之论。笔者将高华论肃AB团与富田事变的学术硬伤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梳理。

诋毁湘赣边界“洗党”的要旨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一章第二节的标题是“毛泽东在‘肃AB团’问题上的极端行为与中共中央的反应”。高华在此一起笔即释放一团似是而非的迷雾：

    “在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诸多矛盾中，有关肃反问题引起的对毛的反感和猜疑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是这个问题又十分敏感，无论是毛，抑或是中共中央，都未将各自在肃反问题上的责任言深说透。相反，毛和中共中央出自不同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还说了许多言不及义的话，造成了大量假说的流行。事实上，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毛出于极左的肃反观和复杂的个人目的，直接参与领导了1930-1931 年镇压‘AB 团’的行动。”（参考资料1）

    何谓“事实上，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高华的直接依据是：

    “江西苏区的‘肃反’运动渊源久远，它最早萌发于1928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洗党’。以清除‘投机分子’为目标的‘洗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整党运动。它创造了将整党与肃反相结合、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为清洗对象的整党肃反模式的最初形态。”（参考资料1）

    高华指出湘赣边界这次洗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一次整党运动，并主观断言，这次“洗党是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为清洗对象”，缺少对湘赣边界这段历史的基本调研和了解。

    湘赣边界的“洗党”，起因于1928年4月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形势振奋人心。5月后，党组织在宁冈一带公开，红军所到之处开始公开建党建团。“当时是召开群众大会，挂起公开征收党员的牌子，由群众报名”参加，有的还“采取串联发展法”或“拉夫式”的方法，一个人就“发展了十几个”；宁冈有的基层党组织，甚至采取分配任务，限七天至十天一个人要发展两个。大一点的乡，“每个乡发展有二百多党员”。据甘纪犹回忆，宁冈乔林乡就有二百多党员[3]。当年毛泽东喜忧参半表示：“只有五万多人的宁冈县四个区，发展近三千党员。”[4]

    “随着党员的公开征收，许多投机分子混入党内。1928年8月失败时，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到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很多人反水，带领白军放火烧屋搜山。”[5] 又如柏露乡“支部书记吴祥吉组织委员吴柄吉，这两家有钱，吴祥吉在1928年8月，毛主席离开宁冈到湖南以后，就反水”。[6] 这些人出卖同志，有的同志被关，有的被杀，当地党组织遭到了很大破坏。

    鉴于这种情况，湘赣特委决定对边界厉行洗党。边界洗党部署：（一）进行组织整顿；（二）加强党的思想教育；（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组织整顿的对象有以下几种：（1）不起党员作用，不服从指挥，不愿革命的；（2）投敌叛变的或被敌人抓去，问题没有弄清楚的；（3）出身不好，革命又不积极的。[7] 洗党的重点放在开除叛变投敌分子上。有的要清除他们的罪行，予以处决。洗党的方法比较温和：秘密召开支部会议，凡属以上三种人，不通知他本人开会，宣布他们的问题，支部会上除名，被洗刷的党员当时本人不知道，也不公开宣布，开会不叫他参加，这样就算清洗出去了。没有清洗的党员，重新填表造册登记，逐级上报。[8]  

通过“洗党”，湘赣地区党的队伍精炼了，战斗堡垒作用突出了。何时出现了像高华所言将打击矛头集中于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呢？在历史资料中，尚未发现一名被开除的知识分子。相反，在这次“洗党”中，毫发无损地留下了一批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党员。譬如：龙超清，1905年出生于宁冈官宦之家。毕业于省立南昌二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毛泽东上井冈山时，为宁冈区委书记。1930年2月，任赣西南特委委员。（参考资料2）刘辉霄，1900年出生于宁冈一个富裕家庭，1922年考入南昌私立法政学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任中共宁冈县委宣传部长。1929年1月调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1930年9月在攻克长沙战斗中牺牲。（参考资料2）

上述知识分子党员，各具典型。宁冈永新“洗党”并没有伤害开除他们，而是进一步为这些知识分子党员的发展夯实了基础。这哪里有一点高华书中所认定的“‘洗党’将打击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参考资料1）的历史依据？即使高华亲自抄录引用的历史资料，也是对高华此论的驳斥。高华书云：

    “根据若干资料记载，清洗对象除了叛变、投降国民党者外，主要为知识分子党员：‘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须上级批准）。’‘凡是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对犯错误的党员有几种处分：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9]

    高华引用的这些资料并不能说明其段首提示的“清洗对象除了叛变、投降国民党者外，主要为知识分子党员”，而是在叙述和肯定“洗党”的基本做法，不知高华“‘洗党’将打击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这一结论从何而来？所言“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剑锋首指宁冈永新“洗党”的历史依据，何以存在？！

高华研究中的系列学术硬伤

    高华以诋毁湘赣边界洗党为铺垫，继续分析：“如果说1928年9月在井冈山地区开展的‘洗党’规模较小，为时较短，那么1930年2月以后席卷赣西南的‘肃AB团’则是一场大规模的残酷的党内清洗运动，它直接导致了1930年12月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的爆发。”（参考资料1）高华此段文字巧妙地将赣西南肃AB团的时间上限提前至1930年2月。迄今研究者多以1930年5月至6月为赣西南肃AB团之始，[10] 但高华却将其前移至毛泽东主持的1930年二七会议召开之时。高华在此明确指出“以此通告（1930年2月16日《前委通告（第一号）……联席会议的结论并宣告前委成立》）发布为标志，江西苏区开始了持续两年的‘肃AB团’的斗争，很快‘肃AB团’的野火就迅速在赣西南蔓延开来。江西苏区的‘肃AB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年春至1931年1月……”（参考资料1）。高华的分析，表面看起来井井有条，但略一分析，似乎缺少或回避了对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背景及中心内容的基本把握。由此形成系列学术硬伤。

    硬伤之一：二七会议对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无论是被开除党籍的江汉波还是高华认定的李文林，都没有像高华书中反复所讲的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

    “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出主力部队，转任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及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参考资料1）

    二七会议认为江汉波犯了取消主义的严重错误而将他开除党籍。且看历史文献《前委开除江汉波党籍决议》中的分析：省巡视员江汉波转变攻取吉安的政治口号，取消为攻吉而组织的总行委及红军总司令部，并没有更进一步的领导群众的口号，引起群众的失望，犯了严重取消主义的错误。在土地问题上反对群众热望的没收一切土地平分，不知道争取群众是当前任务，而认为发展生产是当前任务，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从他“土地革命不是目的，社会革命才是目的”的议论中，证明他忽视现时阶级的革命性质，足以动摇同志们领导土地斗争的信念，降低当前热烈的土地斗争的勇气（由火焰上泼一瓢冷水）。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洛斯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参考资料4）。开除江汉波党籍，从今天的角度看可能太“左”了，但这当时确实是贯彻中共中央反对取消派文件的需要和落实，而非高华认定的毛泽东“‘洗党’将打击矛头集中在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身上”。

    192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90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特别提到“最近陈独秀同志致中央的信”，“他这信的观点，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极可耻的取消主义！”中共中央在组织上同时作出了三条决定：(1)各级党部如果发现了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须以组织上的制裁；(2)经过讨论以后，对仍然固执取消主义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豫的开除出党；(3)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活动。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接着，党中央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对取消派和改组派的斗争。1930年2月，《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和《指示信》传达到闽赣苏区，毛泽东主持陂头“二七会议”，在讨论政权、土地、武装、组织问题等中心议题中，贯彻中央精神，开除了当时认为的赣西南取消派代表江汉波。会议认为“江汉波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极端取消主义的倾向、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谁也不会否认的”。[11]哪里是高华反复强调的什么毛泽东个人“要做江西苏区的列宁，由于此时毛尚未成为中国党的列宁，不具号令全党的法理权威，他才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党内的反对派”（参考资料1）。回归历史，开除江汉波党籍与其后赣西南肃AB团没有直接关联。

    硬伤之二：二七会议时，李文林并没有像高华所说的此时调出主力部队。根据1930年1月18日中共红军第5军临时军委、赣西特委、湘赣边界特委联席会议决定，江西红军独立第2、3、4、5团，赣西工农游击第2大队和湘赣苏区部分赤卫队合编组建红军第六军。军长黄公略、政委刘士奇。第一旅由独立第2、3团编成，旅长柯武东，政委李文林，下辖原独立2、3团；直至1930年6月，第六军编入第一军团，7月改称第三军，军长仍是黄公略，政委由刘士奇改为陈毅，刘士奇和李文林同时离开军队，李韶九和柯武东搭档，分别担任第一纵队政委和纵队长。[12] 高华为了突出毛泽东与李文林的矛盾，不惜随意改变李文林离开军队的真实时间，以强加于毛泽东所谓“打击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势力”的罪名。

    硬伤之三：二七会议时及后，李文林并没有像高华所讲的转任赣西南特委军委书记和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赣西南特委于1930年3月第一次赣西南党代会中选举产生，李文林虽任常委，但军委书记是后任红二十军党代表的曾炳春，[13]而非李文林。高华所说李文林二七会议后调任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一职更是所述时间及职务均有大的“失误”。1930年8月，二七会议半年后，李文林担任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当时江西省按照中央要求，党团组织合并为行动委员会，指定李文林为书记，掌控地方肃AB团大权。高华对李文林1930年的实际任职的时间与职务，频频发生诸多错误，真不知他对李文林相关的经历及其赣西南肃AB团的历史准确把握有多少。以这样的历史资料基础作研究，真实性准确性能够有多少，不得不对其有所怀疑。

    硬伤之四：高华说，1930年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这是对前委通告（第一号）“党的主要任务”的“不经意”混淆或歪曲。前委通告（第一号）宣布，联席会议在上述政治估量之下规定了党的主要任务是：（1）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2）深入土地革命；（3）扩大工农武装。[14]而非仅仅为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

    查阅1930年2月16旧前委通告（第一号），整篇内容中虽然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肃AB团之事，但也提到：“赣西赣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这是备受高华攻击的一点，也是与当年中央有关文件精神高度吻合的一点。参阅中央1929年10月5日文件、1929年11月13日《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中谈到的党的组织问题：“党树立在这一个基础上在斗争中坚决的逐渐将富农以及小地主的成分肃清出去，并应坚决的排斥富农小地主等入党。”[15]1930年2月“中央通知第八十四号”特别强调的“右倾危险”：“在倾向上，党内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斗争中的尾巴主义倾向，城市黄色倾向，农村富农路线，干部中留恋旧的基础与调和倾向是目前政治上组织上最右倾的表现。”

    由此可见，红四军前委通告（第一号）与当时中央的认识完全一致，并没有任何与赣西南肃AB团直接相连的一字一句，怎么能成为高华所认定的赣西南肃AB团的标志和时间上限呢？研究历史必须首先回归历史环境、历史语境，舍此前提的“分析认定”很容易走向认知的歧路，走向以个人看法为出发点，而非历史事实为出发点，这就离开了研究历史追求真相、追求真理的本质。

 

主要参考资料：

1.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9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十次重印本。

2.        江西宁冈县委党史办编《宁冈苏区志》，赣出吉字（93）第20号。

3.        《宁冈革命斗争资料丛书》“湘赣边界的洗党运动”专题。

4.        《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办、吉安市委党史办等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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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话题经久不息。民主令很多人向往、崇拜，视其为光明未来、历史进步。面对种种社会问题，民主成为庸医、良医共同开具的药方，一些人认为“一民主就灵”，民主成为至高无上的终极目标。而在对民主热烈崇拜的同时，有人却对它的伴生物即所谓民粹，深恶痛绝。他们需要民主，但反对民粹。然而，何谓民主，何谓民粹？这些人的表述往往不清晰，在具体操作中也有任意归类、随意划分的现象。那么，民主与民粹究竟是什么关系？

民主古已有之

西方社会一些精英人士把民主当成西方的独特发明，仿佛是西方人替人类发明了这一伟大的观念、高尚的社会管理手段，其他一切非西方民族因没能发明、发现“民主”而注定是落后的，注定要被西方文明领导。虽然西方社会提倡民主是在启蒙运动以后才渐入佳境，但为了证明自己一贯先进，西方把自己民主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

古已有之的“民主”仅仅存在于西方社会吗？事实上不然。了解一点人类史就会发现，民主不仅存在于古希腊、古罗马，同样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其他古代民族中。美国学者摩尔根著有《古代社会》，英国学者弗雷泽著有《金枝》。这两位西方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介绍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非西方民族早已存在的民主。当然，人们可以称之为原始民主。

人类早期实行原始民主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文字，很多与众人相关的事情只能共同讨论、辩论。这种现象直到独裁专制的西班牙人登上美洲大陆时，依然存在于印第安氏族部落中。摩尔根说：“氏族制度本质上是一个民主制度。每一个氏族、每一个胞族、每一个部落，都是一个组织完备的自治团体，当几个部落联合成为一个民族时，其所产生的政府的组织原则也将同该民族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活动原则相协调。”——如此说来，当西班牙人在美洲与印第安人相遇时，谁是民主，谁是专制？事实给了我们一个与今天许多人的认知完全颠倒的答案。

原始民主的淡出，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字的诞生。成文法的出现，导致很多讨论、辩论的结果被记录在案，成为下一次遇到同样问题时的参照。这是社会资源的节约。如果没有文字记录，每遇到同样问题都需要再次辩论、讨论，而且需要很多人参与，以便对讨论结果有多个见证人。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出现文字后，民主依然存在，只不过形式与原始民主有所不同而已。并不存在西方民主在那个时候就比其他民族的民主更先进的结论。

民主在等级制社会即已存在，只不过等级制社会中的民主只存在于高等级者之间，与低等级者无关。这一现象在古希腊即出现。即便在以后的英国乃至美国早期，也同样如此，即拥有民主权利的只是少数高等级者，不管这种等级是以世袭贵族来划分，还是以财产来划分。我们可以将这种民主称为“精英民主”，它也是古已有之，谁也不比谁更先进。西方社会之所以在启蒙运动之后民主呼声和实践迅猛高涨，核心不在于民主形式的改变，而在于民主范围的扩大。从世袭的高等级者，先扩大到非世袭的资本家，即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再扩大到成年男性，继之扩大到女性，才产生今天人们常见的普选。所谓“民粹”，就是在等级制度消除后，民主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出现的。

民粹历史不长

民粹思潮的产生，一般认为首先发生于19世纪的俄罗斯。之所以如此，其中有必然之因。相对来说，在欧洲各国中，俄罗斯等级制度消除得比较晚，底层民众的民主与上层精英的民主融合性较差，形成鲜明的冲突和对立，某些人将上层精英民主与底层大众民主加以区分，出现了民粹、民粹主义等描述。民主与民粹的划分，实际上就是在民主范围扩大的过程中，原先享有民主权利的高等级者与后来享有民主权利的低等级者的分野，其中也带有“上等人”蔑视底层人民争取自身权利诉求的含义。

这种现象并不是俄罗斯所特有，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或存在过。例如在拉丁美洲，因为对殖民主义这一典型的等级制度的反抗，底层民众的民主需求也被称为民粹主义。即便在美国，民粹主义同样存在。汉密尔顿曾经把平民称为“那些群兽”，原因就在于人数占优的平民或穷人民主派系，在民主诉求上与少数精英所主张的民主不一致。由此我们看到“民粹现象”出现后，人们对它的不同态度。如果说汉密尔顿体现的是对民粹的痛恨与厌恶，那么，托尔斯泰等人则体现出对民粹的陶醉与拥抱。这两种态度在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描述中，都有所体现。

    事实上，民粹或民粹主义出现后，带来对民主问题的一个深层探讨。由于等级制度的消失，平民社会的出现，从理论上说，民主权利扩大到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年人。然而，由于全体民众之间存在各种不同的差异，民主究竟是简单地由投票方式的多数原则决定，还是由少数精英人士代替大众决定，一直就是纷争不已的问题。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最初都是设定民主权利拥有者的资格限定条件，事实上就是延续等级制度的民主特权，以精英民主排斥大众民主。

而在相反的方向上，卢梭主张“抓阄”的民主，可以说是对民粹主义的张扬。为此，他甚至认为原始人最具有民主素质。原因就在于，如果要将民主权利的范围扩大到所有人，如果要让一人一票真正体现民意，前提是每个人的均质化，即人与人之间没有聪愚、贫富、强弱等各种差别。

这种思想最终导致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出现。将共产主义描述为专制，是一种很肤浅的认识。共产主义的本质，是希望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最广泛合理的民主。只不过由于人群之间总是产生先天与后天的不平等，共产主义要保证民主的真实有效性，必须以外部强力的方式“削峰填谷”，消除各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从结果上说，那些被“削峰”的人常常是精英，因而他们会指责其专制；而那些被“填谷”的人大多是底层民众，他们普遍对共产主义抱有好感。不管共产主义因为什么原因在实践中出现各种问题，但从其源头的出发点上，我们应该承认，它追求的是真正属于所有人、全体民众、整个社会的民主。

西方国家的民主制普遍实行“代议制”，由精英代表作为不同社会群体的代言者，这样部分弥合了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同时也使得精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大众民主的诉求，即摆脱所谓民粹。民粹主义也被称为平民主义、大众主义，希望由民众直接决定政治事务。而美国等代议制民主从制度设计的初衷上，就以精英掌握权利的间接民主，压制了民粹主义所主张的直接民主。但事实上，代议制民主虽然主要体现了社会上层精英的民主意愿，仍然未能彻底摆脱大众民粹，甚至不得不利用民粹。因此，从平民社会在理论上建立最广泛的民主权利范围起，民粹就与民主紧紧相伴。当有人说民众的普遍素质不高不能搞民主时，实际上就是在指责民粹。当今西方社会号称民众的民主素质较高，却依然随处可见民粹精神。

理性民主与感性民粹

民主从理论上说就是由广大民众决定社会与国家管理，但在具体操作实践中是难以贯彻的。管理国家和社会需要丰富的知识和健全的理性，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并非每个民众都能做到。大多数作为个体的民众知识不够丰富，判断事物往往出于个人有限的知识和感性判断。个人的叠加即便数量再大，由于短板原理，其结果也未必能达到国家政治管理所需要的有效高度。代议制民主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它需要由理性的精英代替大众做出决定，另一方面它又需要感性的大众支持他们的决定，由此形成了理性民主与感性民粹的博弈。

一人一票的民主，充分体现了民主与民粹的紧密关系。民众投票选择的是政治家，而非决定国家政治事务和政策。决定国家政治事务的法案或法令，不需要民众投票。民众在数年一次给政治家投票时，只能投给被政党选择的个别人，甚至只能二选一。即便二选一的投票选择，也未必是理性的选择，更多可能是感性的选择。

胡安•多明戈•贝隆于1946年-1955年、1973年-1974年出任阿根廷总统。他是军人，庇护过德国纳粹战犯，在他当政时期，政府腐败、经济停滞，还发生大量民众失踪事件，被称为阿根廷历史上的一个黑暗时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军人政治家能够在他执政之外获得另一种温暖而浪漫的怀念——关键在于他的第二任妻子，即著名的贝隆夫人艾薇塔。艾薇塔出生平民，嫁给贝隆后，以其美貌与平民身份，立即让很多民众喜欢上她，人们爱屋及乌地投票给贝隆，艾薇塔也当上了“国母”。贝隆连续两届赢得选举，与艾薇塔高调的亲民形象有很大关系，她的名望甚至超过她的丈夫。1949年，艾薇塔被确认患有癌症，全阿根廷人民的同情心几乎都倾注到她身上。1952年年仅33岁的艾薇塔去世，阿根廷举国哀悼。

然而，艾薇塔对于阿根廷政治的影响恰恰就是鲜明的民粹主义。人们因为喜欢她而投票给她的丈夫，似乎已经不在乎她丈夫的国家政策和政治主张。在她去世后，阿根廷民众才意识到，他们实际上什么也没得到。艾薇塔两次轻松帮助丈夫获得选举胜利，其本质就是调动选民的感性，以崇拜明星的心理决定自己的选票走向，真正民主所需要的理性几乎不再起作用。然而，这种“明星效应”方式，在西方各国此后的民主选举中却大行其道、花样百出、比比皆是。

汉密尔顿当年面对大众的民主诉求痛骂“那些群兽”，原因是那时候大众还没有选票。等到普选制形成，假设汉密尔顿再世，即便内心依然鄙视大众民粹，为了获得选票，他很可能把自己对大众的厌恶掩藏起来，表面上迎合大众。这种对大众民主或者说民粹的两面派手段，在当今西方民主制度下屡见不鲜。

从理性民主的角度说，一个政治家的私人生活与他的政策主张未必有必然关联，但是，西方竞选中老婆孩子齐上阵，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这和贝隆夫人的道理没什么两样。奥巴马参选时显露自己赤裸上身的肌肉，当然有助于逢迎女性选民、年轻选民。参选的政治家日益年轻化、俊男靓女化，本质上都无助于引发大众选民对国家政治事务的理性思考，而是在诱发明星崇拜和偶像崇拜。

大众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制造明星崇拜、制造商品广告的原理几乎没有差别。明星与广告注重外部形象超过内在本质，刺激非理性的欲望，政治竞选的宣传与之如出一辙。奥巴马的选举口号“yes，we can”，与标准的商业广告语一般无二。政治家的竞选班子，几乎就是由广告专家和商业营销大师组成，一旦竞选结束，这个班子可以毫无阻碍地向商业营销无缝过渡。广告心理学、推销心理学在竞选中对于民众非理性情感的捕捉，远远超出政治所需要的理性。

民主政治民粹化

西方民主制度进入普选制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西方政治对于民粹主义比较直率地表现出排斥和抵制。实行普选制后，西方民主制度对民粹的态度变得微妙。阿根廷贝隆夫人的出现后，西方民主与民粹主义的关系日渐成熟。美国总统肯尼迪是一个标志，其夫人杰奎琳•肯尼迪成为肯尼迪吸引民众支持的手段之一。肯尼迪以后，人们已很难想象罗斯福那样的政治家能够赢得选举，因为他坐轮椅的形象很可能不符合民众的口味。汉密尔顿时期对于民粹直率的排斥，现在已变成了巧妙的利用。

就民粹主义本身来说，它并非必然导致理性的民主。民粹所具有的非理性特征，也完全可能使它与专制、极权结合在一起。欧洲历史上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与民粹主义有着紧密关联。对于西方政治家来说，公开地利用、迎合民粹主义，与暗地里排斥民粹主义，成了西方民主制度中一场无休止的猫捉老鼠游戏。然而，在民粹之上的政治走钢丝，能避免民粹的危害吗？

美国民众对中东政治、美俄关系有多少了解？他们当初对于阿富汗、伊拉克又有多少了解呢？小布什总统“流氓国家”这一个定义，便引导了民众的思考方向。被激发的民粹热情，支持美国政客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如今，事实已证明发动战争的理由是一个谎言。我们可以因此批评美国的政治家，但是，导致这一结果的诸多因素中，非理性的美国民粹主义难道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吗？美国经济因伊拉克战争而背负沉重包袱，导致美国近年来的衰落，美国民众的生活也因此受到重大影响。但是，有多少美国民众反思过自己当初被政治家刺激、引诱而支持那场战争的决定？一个政治家在获得选举胜利时，支持率可能高达60、70%，但在执政过程中，支持率降到10%以下不足为奇。民意调查的这一跌宕起伏背后，有多少是真正的理性，有多少是被煽动的非理性？西方民主制度与民粹主义的博弈，也未必是政治家和制度本身能够有效控制的。

西方民主制度带来的福利社会被视为一种进步，事实上，很多真正的思想家、政治家已看到福利社会难以为继的前景。削减社会福利的政策意向来在西方遭到极大阻碍。这一现象的源头，就是政治家竞选时的福利许诺。在国际政治问题上，民众的共识主要靠被利益和意识形态操纵的媒体引导；而在国内政治中，西方民主最易达成共识的便是提高福利。政治家一边向大众许诺提高福利，一边又向少数资本家许诺减少税收，试图两头讨好，而大众居然相信给富人减税与提高大众福利能够同时进行，热情地支持这种政客，结果政府不得不陷入巨额债务。

这一现象实际上就是西方民主制民粹化导致的必然结果。它一方面要借助民粹主义获得选票。但是，西方社会两极分化的严重，又使得它对真正的大众民主诉求产生抗拒。对于大众的普遍诉求，迎合、利用与抗拒、排斥共存，这已成为西方民主制度难解的怪圈。

民主与民粹密不可分

法国大革命后，被法律认可的世袭等级制度难以延续；普选制后，社会大众名义上拥有了民主权利。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依然是一个隐形的等级制社会，少数精英掌握着社会主要资源和决策权。从理论上说，少数精英的价值观如果同大众一致，在信任的基础上，代议制的确是一个解决方案。然而，由于西方社会以个人主义为价值观核心，这一表面公正的价值观在本质上必然导致在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狂飙推进和不可避免的危机到来，西方国内精英与大众，即所谓民主与民粹的矛盾再次凸显。

将民主与民粹对立起来，实际上意味着实行普选制后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从词义上说，我并不认为民主是正确、高尚的，民粹是错误、低级的。在民主权利范围扩大到18岁以上全体公民时，民主与民粹已密不可分，将它们加以区分已没有意义。当人们说民主有局限性、民主是双刃剑、民主有欺骗性等判断时，实际上已将民粹包含在了民主概念中。

西方民主制度在需要获得民意支持时，大量刺激和调动民粹；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又把反对者视为民粹。这种现象的背后，就是少数精英只强调自己的民主权利，忽视大众的民主权利，却又要利用大众的非理性来支持自己。

乌克兰当年是通过“公投”脱离前苏联的，无条件地强调“公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实际上就是民粹。当克里米亚照搬乌克兰曾经做过的事情，也以“公投”方式脱离乌克兰时，一些打着民主旗号的人却强烈反对。那么，当初它们又为何接受前南地区、科索沃一模一样的“公投”结果呢？埃及的穆巴拉克不受欢迎，被以“穆兄会”为主的民主力量推翻下台。“穆兄会”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后，某些人更不欢迎，便用武力再次推翻。在这些事例的背后，是民主与民粹的共生与混乱。

需要利用大众民主时，美其名曰民主；需要防范大众民主时，便恶其名曰民粹。实际上，两者是被少数人操纵的同一件东西。在西方普选制民主中，民主与民粹如影相随，须臾不可分离。而主导话语权的精英们，将同一事物根据自己的需要变换着“民主”、“民粹”的称呼，本质上就是精英们从心底里认为：“我需要的才是民主，我不需要的便是民粹”，精英只想自己占有民主的专利。因此，他们经常打着“以民主反对专制”的旗号，实际上干着“以民主反对民主”或者“以民粹反对民粹”的实质。西方民主制度难以处理好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关系，试图分割民主与民粹，常常是自相矛盾的。

随意解释民主与民粹，在中国有其自身的特点。当今中国社会的精英们，以西化为主要特征和追求，因此，他们口中的民主，基本等于符合西方标准的一切。凡不符合西方标准的，即便是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意愿，也被他们称为民粹。由于他们已经事先定义了“民主好、民粹坏”，因此，精英们通过他们掌握的话语权，担任起“民主法官”的角色。当他们需要刺激民众非理性情绪时，不惜造假、撒谎、隐瞒、夸大，用“杀人者，父亲”、“受害者，母亲”、“杀人犯也是生命”、“永远站在鸡蛋一边”等等彻底情绪化的口号，煽动民众的非理性。其中还包括用真真假假的美女、才女形象来推销他们的政治主张。但是，广大民众的普遍认知未必都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彻底西化，因此，一旦民众的普遍意愿与他们的西化主张不吻合，例如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高涨时，他们便将其称之为“民粹”。而对于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同样高涨的爱国主义，他们却不愿使用这一“贬义词”。言外之意无非是：民主意味着只能爱美国，不能爱中国。

当今中国部分精英人士“扬民主、抑民粹”的做法，无非是用他们的话语权力对各种社会诉求做出裁决，而裁决的标准，在于是否符合他们这些少数人的愿望。因此，与之进行辩论是没有意义的。西方一些人为了标榜自己的历史正确和现实正确，把笼统的民主概念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是终结历史的地位。西方民主理论一方面把大众民主当成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另一方面又要维护精英的社会地位，民主被赋予不可能完成的历史使命。这种虚妄的理论和实践，充满了不切实际的理想化，成为民主空想和乌托邦。少数精英盗用大众民主成为常态，而真正的大众民主兴起后，精英又将其称为“乌合之众”。如影相随的民粹，成为西方民主挥之不去的阴影。

造成西方民主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社会价值观。资本主义强调人性恶，以自私为基本人性，个人主义大行其道。因而在广泛民主时代，即便是代议制，同样是集中起来的、放大的“为自己”。西方民主理论认为，各种“为自己”互相碰撞，就能达到妥协、平衡和利益分享，也就是良好的民主。事实上，众多“为自己”的叠加，能否自然、必然形成“为大家”的民主，是值得怀疑的。底层大众的“为自己”必然与上层精英的“为自己”产生矛盾，这就是所谓民粹与民主的矛盾。

于是我们看到，指责别人是“民粹”的声音，总是出自少数精英之口；底层民众听信了少数精英慷慨激昂的高论，以为自己可以同精英一样享受民主。事实上，他们最多是看一眼、摸一把“民主”那层美丽外衣，而不可能真正穿到自己身上。

“为人民服务”才是真民主

所以我认为，从中国传统“天下为公”发展出来的“为人民服务”，最具备成为真正民主的可能。这种观念一方面认可广大民众“为自己”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认可和提倡社会群体中一部分人可以把“为他人”当成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些人克制自私，以奉献为荣，不以利益为最高奖励，所谓“先忧后乐”，就是他们与民众的关系。他们形成的精英集团，奉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底层民众的“为自己”，经由这些精英的协调，真正成为“为大家”，形成真正民主。

“为人民服务”由于兼顾了“为他人”、“为大家”，可以抑制“为自己”对整体的不利影响。而西方民主制度因为过于强调“为自己”，无法化解“为自己”的负面影响。西方社会以自我为基础，却宣称可以通过选票选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家或政治集团，无疑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最大悖论。因此，中国“为人民服务”的真民主，关键在于要抑制人人自私的社会价值观，将“为自己”与“为他人”融合在一起，摆正个人与他人、与集体的关系，让每个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人都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生存和发展。这种与他人的必然关系，毋庸置疑地同时包含了“为自己”和“为他人”两个方面，忽视或强调任何一个单方面，都是不对的。所以，“为人民服务”需要很高的智慧和和技巧，远远不是选票能够取代的。

 

核心价值探寻：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传统文化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十八大报告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特别强调，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在“五四运动”纪念日上，习近平在讲话中，不仅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古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想对照起来，而且大段援引体现天道、仁爱、民本、信义、责任等一系列儒家价值理想的格言。他提出：

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

 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产物，是继承和升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时代化的产物。由此可以看出，十八大之后，为实现 “中国梦”，在文化建设层面上高度重视“价值重构”的治国思路，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创新就在于，理解中国道路、理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传统，转向更多重视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继承。这需要解决一系列政治和理论难题，需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冲突及其现代解决方案

人类历史发展之所以区分为不同的文明形态，是因为在不同的地理、社会和历史环境中，不同人群以不同方式追求理想的生活方式。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超越人类自身的局限性，体现在人面对超验世界的最高价值追求。由于人是一种社会存在，对核心价值的追求必然体现在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化育为俗，形成了社会、国家等不同层面上的价值，从而构成了一个文化价值体系。

核心价值在这个文化价值体系中，就像皇冠上的明珠一样，是一个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的关键所在。文明的价值体系和体现核心价值的文化形态一旦形成，会因为与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如果说核心价值意味着文明的最高理想，那么维持社会政治生活稳定的价值也就成为最低理想。这种核心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张力，或者说最高理想的可能性与最低理想的必然性之间的张力，恰恰构成了文明发展的动力。

在西方文明中，最高理想与最低理想之间的张力，在古希腊就体现在柏拉图所建构的可知世界与可见世界、哲学王统治与法治的张力之中。对于西方文明而言，希腊文明的最大成就在于形而上学对理念至善世界的价值追求。罗马帝国从共和国到帝国的扩展与治理实现了“罗马治下的和平”，但由于其核心价值处在原始的祖先崇拜阶段，以至于罗马帝国无法抵挡基督教的核心价值，最终被基督教征服。

基督教建立在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划分上，因此信仰和启示就成为其核心价值。西方的中世纪时期之所以被称为“黑暗时期”，很大程度上是从东方传入的基督教导致了西方文明的内在断裂。由此，西方文明在核心价值上不仅陷入希腊理性与基督教启示之间的冲突，而且在基督教内部也陷入天主教与东正教、新教与天主教、以及新教内部各教派之间的冲突。而在社会政治组织方面，也始终面临着教会、封建领主、城市共和国、帝国和国家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从希腊罗马文明到基督教文明，再到现代文明，西方文明的内部断裂、冲突和重建，其惨烈、混乱和艰难程度绝不亚于中国文明的三次内部断裂及其重建。近代以来中国文明的第三次内部断裂以及目前重建的困难，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兴起及其在全球扩张息息相关。因此，要理解今天中国文明重建面临的难题，首先要理解西方现代文明如何在核心价值和社会政治组织方面处理上述冲突。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现代西方文明就是在核心价值上重返古典希腊文明，用理性来消化启示，或者说经历了基督教希腊化之后，才形成了西方现代文明。

面对理性与启示的冲突，基督教传统中曾经出现了希腊理性基督教化的努力。阿奎那主义试图在基督教神学传统中消化希腊理性传统。然而，从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古希腊哲学中理性观念得到了复兴，并摆脱了古希腊的自然宇宙观，而将其置于基督教上帝创世的自然宇宙观背景下。由此，自然宇宙丧失了提供意义世界的基础，变成了一种需要认识和改造的客体。科学自然观由此兴起，理性也从一种朝向至善的能力变成了认识并改造自然的能力。正是由于上帝赋予人的这种理性认知能力，人获得了自由。自由也意味着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内在理性和良知，理解和服从上帝制定的法则，从而得救并获得重返伊甸园的真正自由。通过用理性主义思路阐释基督教思想，以及对古典理性主义的复兴和系统改造，自由成为现代西方文明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围绕这个核心价值，理性与启示达成了一致和妥协。

与此同时，西方文明用自由这个核心价值来重构其社会与政治组织。自由概念呼应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引发的从“共同体”到“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现代转型，由此，平等与自由一道成为组织社会生活的重要价值。社会契约论成为建构西方现代国家的理论基础。自由、平等、法治、民主这些观念也变成了组织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

正是在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基础上，现代国家战胜了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政治组织，成为唯一具有普遍性的现代政治组织。这种普遍性就建立在教会与国家、道德与政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分之上。如果说每个人都可以在私人社会领域中追求各种不同的理想生活，那么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守在以利益为基础的自由、法治秩序。而抽象的自由平等思想，既可以在道德信仰意义上表达良知、信仰自由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念，又可以在政治意义上表达个人权利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这种区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现代性的解决方案，不仅摆脱了长期困扰西方文明的内部核心价值冲突，而且在低俗基础上建立的现代西方政体具有了抽象的普适性特征。它将其他文明的任何普适价值主张都变成了特殊主义的历史文化传统。私人领域的价值多元主义，被稳妥地安置在普适主义的公共政治体制中。这种普适主义特征为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提供了极大的精神动力。从此全球非西方文明都无法回避来自西方文明的历史挑战。

人民中国：普遍主义核心价值的建构及难题

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文明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普适主义之挑战而被迫回应的历史，这是一场漫长的文明持久战。面对民族生存的危机，中国首先面临着如何将中国传统文明改造为具有普适主义特征的现代文明的问题。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的激进知识界彻底放弃了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以及这种核心价值赖以生存的古典宇宙自然观，开始全盘接受现代西方科学宇宙观及其核心价值。国民党试图将基督教信仰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而共产党则以一种彻底反儒家的姿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在现代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上成长起来的，它同样把个人的自由解放作为其核心价值观。共产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升级版，在更为激进的左翼立场上追求真正实现所有人的自由解放。

无论是选择基督教，还是选择共产主义，现代中国核心价值的建构始终服务于中国的救亡主题。国民党对基督教的理解特别看重耶稣的服务和牺牲精神，试图用儒家的积极精神来阐释和消化基督教；而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理解首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天命观，以及共产党人作为先锋队而承担天命的救世情怀。现代中国思想的价值建构，始终以能否“救中国”作为其衡量标准。

在共产党的理论叙述中，儒家思想之所以受到批评，首先就在于儒家文化中保留了封建贵族主义的不平等特征，由此只能建立一个半封建国家，而无法建立人人平等的现代国家。其次，儒家的“克己复礼”抑制了反抗和革命精神，从而使中国无法摆脱对西方的依附地位，唯有以一种极具自我牺牲意识的、彻底不妥协的斗争反抗精神，才可能取得胜利。只有以这种革命精神，以实现真正的人人平等的美好未来为号召，才能动员并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参与斗争。共产主义核心价值与人人平等的现代国家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国革命究竟是依赖少数精英（儒家传统），还是全体人民大众（马克思主义），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中国革命能否成功、中国文明能否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的现实问题。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回答：建立一个依附于西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新社会。无论是核心价值观的重构，还是社会政治组织的重构，共产党始终着眼于文明冲突的历史大背景，以中国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被西方压迫转向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目标。

因此，不能简单地看待共产党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某种否定。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革命的儒家思想、变法图强的法家思想，始终是在共产党理论叙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对儒家思想的批评，主要批判主张贵族制和封建礼教的“陋儒”，反而高度赞扬并继承了左翼儒家“替天行道”、“受命改制”的革命精神。正是将左翼儒家与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现代中国的核心价值，即以“人民”作为新的“天”或“上帝”，将全人类自由解放的共产主义看作是“天下为公”的价值理想。“人民”不仅是中国文明获得独立性的力量所在，也是中国文明最终服务的价值对象。

由此，“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理想，“人民当家作主”的民权思想和“为人民服务”的新政治伦理，构成了现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基础。现代核心价值的基础不是个体自由，而是集体利益、公共福利和人民的福祉。从人民共和国到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公安、人民银行、人民医院、人民铁路和人民公社等等，新中国不仅有效地建构起一套普适主义的核心价值，而且有效地将这个核心价值贯穿到经济社会组织和和政治体制中。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主义和人民的核心价值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难题。“天下为公”的理念基于对古老历史的回忆，而在现实中最多能实现比它低级的“小康社会”。共产主义理想始终面临着一个何时及如何落实的现实迫切问题。无论是苏联提出的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还是中国的人民公社实践，都表明了具体落实共产主义的困难，其号召力也不可避免地下降。

改革开放之后，中共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中国共产党将凝聚全党全国的核心价值，从共产主义转移到中国文明历史传统，逐步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取代实现共产主义。然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实现共产主义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这无疑需要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

人民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始终与敌人及明确的阶级指向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阶级成分发生变化，新生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农民阶级的数量越来越少。社会结构的变化，需要重新调整阶级理论并明确人民与敌人的具体指向。共产党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民”这个概念面对阶级分化而导致的理论难题。随着中共理论话语中阶级理论被和谐社会说所取代，人民的概念及其价值主张被虚化。如何复兴“人民”的政治话语及其背后的阶级理论和辩证法思想，无疑是需要迫切解决的理论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人权法治等西方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进入中国，对新中国确立起来的共产主义和人民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构成冲击。可以说，当前中国核心价值的场域中，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引入的自由主义思想、新中国以来确立的社会主义传统和中国古典文化传统这三种核心价值观念的冲突和争夺。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究竟走哪条道路，需要在三种文化传统中做出排序和选择。这已经具体体现在十八大报告中所列出的十二种价值中，但是主导权的争夺并未结束。而要明确中国道路，首先必须确立核心价值观。

体用之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价值相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需要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消化自由主义的价值主张。由此，中央不断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创新和研究工程。然而，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乃是现代文明发展几百年来所面临的历史难题，解决这个难题需要充分的理论准备。要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面临的理论难题，就必须重新阐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但关键在于我们怎么理解“中国化”。“中国化”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且意味着要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要用中国古典文明传统来“化”马克思主义。新中国确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化”中国古典文明传统。无论是中国古典替天行道的革命思想，还是法家的变法图强思想，最终都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前者服务于全球社会主义革命；后者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但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真正扎根，那么，面对自由主义传统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就面临衰落的危险。

这实际上涉及近代以来的体用之辨。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为体、中国传统文化为用的立场上。而当改革开放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进入中国，实际上又出现了新的体用之辨，即主张摒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以西方自由主义为体，中国传统文化为用。由此，出现了用自由主义来阐释儒家思想的种种观念：儒家思想中不仅有民主宪政思想，而且能够找到了普通法法治的理念。这三种文化传统之间的体用之争，关涉到中国走什么路、哪一种文化传统将奠定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一个可以尝试的路径是，核心价值观明确提出以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为体，以社会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合理成分为用；在经济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上，坚持社会主义为体，自由主义为用。在社会主义和中华文化传统的关系上，则坚持中华文化传统为体，社会主义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是为了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正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社会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的体用辩证顺序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探寻，必须更加强调中国文化传统，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说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那么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相结合。这实际上相当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起航。

这一文化主张的政治哲学，主张人生来就处在特定历史文化传统所塑造的意义世界中：“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老百姓日用而不觉得价值观。”这是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立场上进行“通三统”的文化工程蓝图。经济发展要服务于政治，而政治发展最终要服务于道德文化价值的提升。

仁爱与正义：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我们怎样才能继承和升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价值必须要具有超越性，代表了人生的最高理想追求。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就是在基督教背景下形成的自由和平等，其他都是从这两个核心价值中派生出来的。而在十八大提出的价值体系中，哪个价值是体现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核心价值呢？

在“五四讲话”中，习近平将十八大报告中的十二种价值分成国家层面的价值、社会层面的价值和公民层面的价值。核心价值是一个人面对超验世界的最高追求。它要成为公共道德价值，首先必须是哲学或信仰的一部分。习近平在“五四讲话”中提出，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中的“大德”则是超越于公德和私德之上，具有普遍哲学或信仰意涵的核心价值。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明大德”就是“明明德”。“明德”指人生来具有的内在光明德性，体现为人生而具有的仁爱之心。在中国古典文化的精神世界中，最高理想就是“明明德，在亲民，而止于至善”。正是坚守儒家“仁爱”这个最高的核心价值，宋代儒家才能化解佛教的挑战，形成儒释道互补的局面。而今天，面对现代社会的兴起，需要重新发掘中国古典传统的“仁爱”，以此阐释社会主义传统中的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和人民等价值，重新塑造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进而应对基督教在精神层面的挑战。

如果说“仁”意味着一个人生而具有的内在光明德性，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普遍性，那么从个体进入到社会层面必须依赖“义”来提供具有普遍正当性的行为准则。而在现代文明中，“义”可以理解为“正义”。它依赖于我们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关系的类型，不同的社会结构具有不同的正义原则，现代社会中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民主等等，都可以放在“正义”的核心价值之下加以阐述。可见，中国人的核心价值重构必须要回到中华文明传统中，重新理解“仁”和“义”作为中国人精神世界中最高的人生准则，并将这种精神价值重新注入到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重新阐释“仁爱”和“正义”的含义，以此来建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如果开始这种核心价值的重构，就应当强调“中华文明伟大复兴”这一口号。这意味着，中国人重新复兴古典文明中以仁爱、正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并以这种价值作为出发点，作为对等的价值观应对西方自由、平等观念的挑战，重构中国的政治法律体系，从而形成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提供新的榜样生活。这才是“中国梦”的真正意义所在。

 

（编辑 楚佳）

 

批判地思想

从1924年底到1925年8月，毛泽东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退隐到故乡韶山，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什么也没有写，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退隐似乎成为了毛泽东人生历程中的一个特点——每当要做出惊天动地的决断时，他都会像蛇一样蛰伏一个时期，在沉潜中独自思考。

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究竟在思考些什么呢？他思考的是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基于这种思考，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于什么叫做“国民革命”，做出了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完全不同的判断。

自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认为：“吾国二千年来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所谓“学而不思”也就是盲从，就是“循习惯之势力，而笃信之、服从之耳”，毛泽东说，“学而不思之学派”，造成的是“有信仰而无诘难之社会”。

中国缺乏的不是知识，而是批判地对待知识的态度。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一种批判的思想。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绝不是盲从。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这样概括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毛泽东毕生不盲从权威，而在大革命时代，毛泽东所批判的，便是苏联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复杂分析，简化为机械的“五种社会形态”的递进，这五种社会形态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斯大林对中国社会性质，做出了机械而简单的判断：中国是封建社会，中国需要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资产阶级是最进步的阶级。毛泽东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毛泽东的一生，主要不是通过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而是通过独立思考接近了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与毛泽东的共同点，就在于批判的思想，而在分析中国社会性质这个问题上，即是如此。

与列宁和斯大林不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中提出：中国并不是西方那种“封建社会”，中国早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和市场的统一，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封建壁垒、贸易和市场壁垒，中国市场很大，商人纵横南北，获利很多，但是，也正因为中国“商业资本”的过度发达，方才造成了其“工业资本”之不发达，即商人不必通过投资产业，就可以获利发财。于是，与西方式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区别，马克思发明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社会范畴，以此来概括中国的特殊性。

毛泽东也认为，中国并非简单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有资本主义性质。中国的官僚即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他们是赢利的官僚，而中国基层的土豪劣绅也同样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他们也是赢利性的“国家经纪人”。中国的官僚阶级是一个“赢利性的组织”，并不代表国家。

因此，毛泽东把中国的官僚阶级称为特殊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而近代以来，官僚资产阶级更与帝国主义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发现中国的官僚是一个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赢利性的组织”，而非代表刻板无效的行政体系的人是雍正皇帝，因此，雍正发动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以整肃官商勾结和赢利性的官僚，但是，雍正的改革与新政最终失败了。

而毛泽东的发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与根源，乃是基层的“赢利型经济”，是土豪劣绅。而要摧垮官僚资本主义，就必须从基层摧毁土豪劣绅，并以农民自己的组织，来代替土豪劣绅对于中国基层的控制。而靠雍正那种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运动，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中国千年的治理体系失败问题的。

中国历代所施行的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运动”，为什么会反复地陷入失败呢？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基层社会没有组织。国家要动员和控制社会，就非要依靠官僚不可。而官僚控制基层社会的抓手，就是基层的土豪劣绅，一旦官僚与基层的土豪劣绅结合在一起，那么，国家与皇权便对他们彻底无可奈何了。

中国国家之无效率，正是因为基层社会没有组织。由于基层人民没有自己的组织，他们也就不能抵抗官僚的掠夺和压榨，由于基层无组织，国家动员社会，只能依靠官僚和基层的土豪劣绅，而一旦赢利的官僚与基层的土豪结合，中国就会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

此时的毛泽东所做出的，乃是他毕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以农民自己的组织——农会、妇女会等，来取代和打倒一千年来的乡绅阶层，这是一个从最基层出发，重新组织中国、改造中国的过程——而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术语来说，这就是一个重建社会自身“抵抗力”的过程。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的了解的确极为深刻，从少年时代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到青年时代的读《伦理学原理》批注，毛泽东已经形成了对于中国文明精髓的精深理解，在《讲堂录》中，他更指出了中国之衰落，便在于社会组织能力下降这个关键问题。

毛泽东自少年时代即推崇法家，在他看来，中国基层组织的形成，就源于商鞅的“五户联保”的户籍保伍制度，这就是郡县制的实质。宋代统治者为了根除基层民众有组织的反抗，解散了基层社会的组织，形成了“国家能力不下乡”的局面。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已经指出：这就是造成中国基层社会没有国家思想、政治思想的根源，这也就是近代中国陷入“一盘散沙”的根源。近代以来，正是这种悲剧性的恶性循环，为帝国主义宰治中国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思想家横空出世的。与斯大林不同，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整体，因为中国有最坏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一概地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进步的，是不正确的。若笼统地以为革命要依靠资产阶级，则可能会把革命的领导权，稀里糊涂地交给最坏的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因此，中国革命，并不是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革命，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基层的土豪劣绅——这三个互相勾结的势力，才是导致近代中国瓦解的内因和外因，这三者才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中国革命的性质究竟何在呢？这便是后来毛泽东所概括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大革命。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是毛泽东毕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毛泽东与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持续了一生。

也正是通过批判的思考，毛泽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一直以来，毛泽东关于农民和农民运动的观点，都被视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在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学说，而农民是保守的力量，现代化进程，就是消灭农民和农村的运动。

但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恰恰又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马克思指出，欧洲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古代共同体-农业共同体-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转变，但是，这条道路并不具有普遍性。

亚当·斯密也指出：如果不是“百年战争”彻底摧毁了欧洲的农业，那么，欧洲会走一条以农业带动制造业，再以制造业带动贸易的道路，而这条道路，要比欧洲后来的发展道路更自然、更优越、更健康。

马克思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天然的共同体”，它与以土地私有化为基础的“日耳曼共同体”相比，性质完全不同。

马克思更明确地指出，如果没有外部暴力的干扰，以共同体所有制为主，以私人所有制为辅的所有制形式，不必向欧洲的市民社会转化，也可以实现向现代文明转型。换句话说：现代化进程，并不必然不是一个“去农民化”、“去农村化”和“去共同体化”的进程，而社会主义进程，就是一种不以牺牲农民和农村共同体为代价而进行的现代转变。若用毛泽东后来的话来说，那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绝不是“城市消灭农村”的过程，恰恰相反，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把农村建设得更好，比城市还要好”。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毛泽东的思想，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马克思之后的共产党领袖中，只有毛泽东的思路是与马克思高度契合的，也只有毛泽东立足中国文明的传统，从消灭三大差别的角度，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毛泽东是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像马克思本人一样，他是以批判的方式来建立起自己的思想的。

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国民革命要成功，之所以需要一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土地革命，是因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所针对的就是军阀统治的根子，军阀统治的根子在基层、在地方，它是通过榨取、控制地方起来的，而离开了对于地方和农村的掠夺，离开了地方和农村在财政和人力上的支持，军阀的统治就必然会瓦解。

1925年，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提出：军阀的总根子就是土豪劣绅，军阀不过是大的土豪劣绅而已。因此，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民革命，就必须铲除军阀的根子“土豪劣绅”，就必须改变为土豪劣绅所把持的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在年青时代，他推崇能文能武的曾国藩，而今，他认为曾国藩就是乡绅地主阶级的代表，是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湘军和“新军”，就是军阀的源头。毛泽东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组织起来的农民和农民运动的，借用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来说，在毛泽东看来，方兴未艾的农民运动才是中国真正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显然，毛泽东的贡献，绝不仅是张国焘所说的：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发现了农民、提出了农民问题。他立足中国历史，极为深刻地揭示出：中国社会近代瓦解的根源，就在于基层社会没有自组织能力，而要进行社会改造，就必须扎扎实实地从组织最基层的社会做起，从增强社会自身的“抵抗力”做起。毛泽东的思想大幅度地压缩了中国历史。自秦到唐，中国用了一千年的时间才解决了“皇权土地所有制”的问题，而自唐末至清末，中国又用了一千年，才实现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毛泽东的设想则是，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暴风骤雨般的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建立中国现代土地集体所有制，以推动土地的社会化生产，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力图用一代乃至几代人的革命、奋斗和牺牲，来完成历史上数十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一旦从这个高度去认识农民革命，也就自然解决了“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也就明白了农民革命不是打家劫舍，不是痞子造反，而是从基层去建立一个现代新国家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这样概括说：谁掌握了农民，谁就能掌握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能动员和组织农民。在后来的中国革命历程中，毛泽东将这些话又反复说过多次。

毛泽东毕生厌恶人们称他为天才，这是因为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才是他的品格，因此，他更喜欢称自己是“地才”。不过，毛泽东的思想的确太超前了，30岁的毛泽东，他的思想不仅超越了同时代的那些大知识分子，超越了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而且也超越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

毛泽东后来曾经这样说过：我青年时很自信，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但又很不自信，以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鸦片战争摧毁的，不仅是一个古老的王朝，更是中国人的思想、理论和道路自信。而毛泽东思想所建立的，也不仅是一个新的国家、新的社会，而更是中国人的思想、理论和道路自信。可惜，当时的毛泽东不可能知道，他独立思考的结果，与马克思本人的论断是高度契合的，当时的毛泽东只是以为，他的思想既然不符合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也就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1925年8月，应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召唤，毛泽东离开湖南韶山，回到广州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在返回广州途中，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郭亮的陪同下，重游了青年时代读书游泳的旧地岳麓山和爱晚亭。重游故地写下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毛泽东心事浩渺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究竟谁才是主宰中国命运的力量呢？

是共产国际所说的资产阶级吗？

是为斯大林和广东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看好的蒋介石吗？

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吗？

农民，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吗？

这苍茫一问表明：当时的毛泽东，对“大革命”的前途并不乐观。仅仅两年之后，郭亮的头就被蒋介石砍下来，挂在长沙的城门上。毛泽东很清楚地意识到；无论国民党、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他们对于突如其来的“革命高潮”还缺乏真正思想理论的准备，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解都是不正确的。

“大革命”的前途并不明朗。他曾多次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当官做老爷，革命需要“五不怕”：不怕杀头、坐牢、老婆离婚、不怕丢官和开除党籍。

实际上，毛泽东是在预见到革命可能失败的前提下，毅然投身到大革命之中去的，而这是他与许多革命者的一个重要不同。日本思想家丸山升后来曾经这样说过，毛泽东与鲁迅一样，正因为他们是“失败者”，因此才成为了最彻底的革命者——而丸山的这句话，今天看来，的确是非常深刻到位的。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

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得了173票。而在国民党中执委选举中，蒋介石则得了248票——只差一票就是全票。蒋介石脱颖而出，成了国民党的希望之星。

这一年的10月5日，经汪精卫推荐，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在离开了共产党的核心决策层之后，毛泽东却成为了国民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陈独秀和汪精卫，是两个先后重用毛泽东的人。陈独秀欣赏毛泽东，是因为他认为含蓄低调的毛泽东不尚空谈，能办实事。而汪精卫看好毛泽东，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他最了解心狠手辣的蒋介石。尽管蒋介石因担任黄埔军校的校长而掌握了枪杆子，但随即被擢升为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却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国民党的话语权。

蒋介石并不是孙中山指定的接班人，最早看好蒋介石的人是鲍罗廷，他是苏联派到广东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而鲍罗廷推崇蒋介石，是因为斯大林把蒋介石视为“革命军人”。蒋介石是在上海崛起的，除了有着深厚英美背景的宋美龄家族的支持之外，蒋介石崛起所依据的社会力量，就是浙江的财阀和江湖势力。而在倒向英美之前，蒋介石最大的后台不是别人，就是斯大林。斯大林甚至还怀抱着一个极为天真的设想——希望蒋介石能够加入共产党。

1926年10月26日，苏共政治局在斯大林的主持下，通过了一份给中共的指示，禁止在中国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右翼和蒋介石的斗争，并明确地反对发动农民运动。

而那个时候，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已不到一年，当时的斯大林脑袋里想的却是如何使共产党不要影响蒋介石的“战斗力”。事实上，蒋介石这个斯大林所欣赏的“革命军人”一旦羽翼丰满，国民政府就再也无法控制他了。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看来：或许只有一个人能够与蒋介石对抗，而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汪精卫看好毛泽东，不仅是因为毛泽东能掌握笔杆子，也不仅是因为毛泽东极有思想，而是因为毛泽东能够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国民党二大结束后，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他谎称共产党要发动兵变，绑架自己去苏联。借此蒋介石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要把共产党从国民革命军中清除出去，而且他还提出：共产党员不能再继续担任国民政府的要职。也就是在国民党通过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的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主持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市的番禺学宫正式开班上课了。

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开课25门，每届授课实习4个多月，毛泽东所担任课程最多，而学员们所学习的，主要是社会调查的方法和军事工作。半年之后，他又主办了设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孕育了中国2800个农会，遍及11省，它成为日后中共再造乾坤的熔炉。

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共产党的黄埔军校。

毛泽东是伟大的演讲者，他总是能够征服自己的听众，而与毛泽东不同，蒋介石则沉默寡言，他只迷信枪杆子，1943年，蒋介石精心策划，终于隆重推出了由陶希圣捉刀代笔的《中国之命运》，这算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大的学术成果。而这本著作最伟大的理论创建，便是关于乡绅的论述。

蒋介石认为：乡绅是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力量、社会保护力量，乡绅代表的是中国基层社会的自组织性，乡绅政治就是中国政治的实质。如果说蒋介石也有理论，那么所谓“蒋介石理论”的核心，便在于此处。蒋介石希望用这部著作，来回答大革命时代的“笔杆子”毛泽东对于他的挑战。

而在乡绅问题上，毛泽东的思想则与蒋介石截然相反，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治理失败的过程，就集中表现为“乡绅”堕落为“劣绅”这个过程。

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的“自强”运动，乡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传统的乡绅日益不能担负起代替国家向地方榨取的“重任”。乡土中国的空间结构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乡绅”的淡出和“劣绅”的进入。

所谓“劣绅”，往往是以包税人的面目出现，搜刮乡里，无恶不作。在一系列早期农村社会调查报告中，毛泽东认为：如果不能以农民的自我保护组织“农民会”填补这种乡土中国权力结构的真空，那么，中国农村将成为“劣绅”的天下。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衰落，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基层被黑社会化的“劣绅”所把持，而中国的上层则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统治，蒋介石所代表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旧中国的治理体系。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是敌我矛盾，他们之间斗争的成败关系中国的现代命运，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遇到毛泽东，算是蒋介石倒霉。

1925年12月1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刊发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被当时的《中国农民》和《中国青年》转载，而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却拒绝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这篇文章。尽管对当时的陈独秀来说，毛泽东这篇文章属于离经叛道，散布的都是“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在后来的西方思想家眼里，这篇文章却因为简洁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至今依然还是“曲高和寡”。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成为《毛选》中的第一篇文章。历史证明，这篇文章不仅是指导国民革命，而且也是指导整个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献，就是这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正式诞生。

那一年，毛泽东32岁。

今天中国的青年人，读过这篇文章的人似乎已经不多。而对这篇文章认识最为独到的人，却是德国思想家卡尔·施密特。卡尔·施密特指出：人们往往把毛泽东这篇文章理解为纯粹的政策和策略性的，这乃是一种致命的错误，实际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理论文献，它在政治理论上的地位，堪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媲美。

卡尔·施密特认为，毛泽东这篇文章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回答了“世界的实质”是什么，以及“政治实质上是什么”这两个问题，而对于革命的策略乃至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相对而言，是建立在上述两个重要思考的基础上的。

这是一篇划时代的政治哲学文献，而政策与策略的论述，只是这篇文章的表面。

首先，毛泽东对于“阶级”是什么的理解，是与“世界是什么”的回答联系在一起的，而实际上，只有从后者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前者。“世界是什么”？在毛泽东看来，世界就是“差异”，世界上是永远存在差异的，毛泽东说，就社会而言，差异就表现为社会差别和社会等级。

这本是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所表达的思想，但它也正体现了马克思本人在其博士论文《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之差异》中所表达的基本观点。世界的本质是差异，而差异就是发展变化的根源——实际上，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

显然，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毛泽东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已经不再像青年时代写作《心之力》的时候那样，把世界和宇宙的本质理解为“生命力”，而是理解为生产力了。这时的毛泽东更强调：矛盾和差异推动了世界的发展与变化，不过，毛泽东又认为，这种变化并不总是意味着革命。

毛泽东说，当社会差别和社会差异还不至于影响社会成员“过日子”的时候，这种差异和差别——或曰这种“矛盾”，就不是“对抗性”的，社会“等级”，也还不至于发展为对立的“阶级”，这个时候的社会冲突，就不会表现为“政治冲突”、“阶级斗争”、社会革命。

后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进一步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哲学总结。他说：所谓“矛盾是普遍的”，是指“差异”是永远存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矛盾和差异都是对抗性的，换句话说，不意味着它们都是“政治性”的，存在矛盾和差异的地方，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条件已经成熟和具备。正是延续着这样的思考，后来的毛泽东又写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论十大关系》这样的著作，而这两篇著作中的思想，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及《矛盾论》乃是一脉相承的，而它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伦理学原理》批注。这表明：毛泽东的思想从诞生起，就是成体系的，是一贯的。

而这篇文章的第二个核心，便是回答了什么是“革命”这个问题。所谓革命，只是在社会差异发生了“质变”时方才出现的，或者说，革命只出现在社会矛盾转变成“对抗性”的历史过程中。这个过程，就好像水在95度还是液体，而到了100度就气化了一样，这就是所谓“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毛泽东后来说，这一过程，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

对于社会而言，所谓革命状态，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作威作福，而另外一部分人则活不下去那样一种状态，即所谓1%对99%的状态。到了这个时候，社会关系就转变为“敌我关系”，社会差异和社会差别，就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敌我矛盾”。

只有身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方才是处于“革命状态”之中，而处于革命状态的人，他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区分敌友。因为所谓“朋友”就是让我活下去的人，而“敌人”则是使我活不下去的人。

所以，这篇文章一开头，毛泽东便如此急迫地写到：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中国过去一起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毛泽东展开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中国，最坏的势力就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土豪劣绅，他们是革命者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介于敌人与朋友之间，他们的特点是怀疑动摇。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可惜人数很少。在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就是那些活不下去的人，而绝大多数人处于活不下去的状态，这就是中国革命得以爆发的根本前提，在毛泽东看来，“大革命”所依赖的对象，却并不是绝大多数活不下去的农民，十分危险的是：大革命依靠的是蒋介石，而蒋介石代表的却是革命的真正对象——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土豪劣绅。

虽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但是，革命者对于“革命”还没有从思想上做好准备，而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依然还处于“政治上不成熟”的状态。因此毛泽东指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是一场“虚假的革命”。

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什么会破产呢？这就是因为蒋介石集团代表的是上层的“赢利型官僚”（官僚资本主义）和基层的“赢利型经济”（土豪劣绅），而当时的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却把它们视为革命的依靠力量。

1927年春，正值大革命高潮，毛泽东在武汉写了一首格调悲怆的词，在唐代，中国人把西域的来客，称为“菩萨蛮”，而毛泽东这首词的词牌的名字，就叫“菩萨蛮”——而这似乎意味着，他自己在中国政坛和思想界中的地位，如同“西域来客”一样属于异端。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斯大林放任蒋介石加强“战斗力”的结果，只能是使蒋更快、更加赤裸裸地举起屠刀。而在当时十分危急的形势下，只有农民运动才能挽救革命，而只有抓住农民，共产党才可能有力量与蒋介石抗衡。

1927年3月-4月之间，即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夜，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写到：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堪称中国的《共产党宣言》，它的第一节，就叫“组织起来”。

当《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的时候，如同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大革命”作为一场“虚假的革命”已经全盘失败了。这篇文章发表数日之后，蒋介石便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武汉的国民党左派随之也背叛了工农运动，千百万工人和农民被残酷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倒在血泊里。从1927年4月12日开始，在上海，针对共产党人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屠杀进行了3天。蒋介石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举行了血淋淋的葬礼。

而仅仅几个月之后，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基督教婚礼，在大革命的葬礼之后举行的盛大婚礼是个象征，通过这次政治联姻，蒋介石投入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怀抱。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于蒋介石的背叛感到震惊，而中共的反应却是“束手无策”。

大革命的失败印证了马克思的名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大革命的失败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将会与帝国主义、土豪劣绅结合起来，背叛革命，屠杀工农和共产党人。

1927年的8月13日，毛泽东带着全家从武汉秘密潜回长沙，所谓潜回，是因为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自我罢免”了在国民党中的一切职务，虽然他此时的身份是中共中央的特派员，但当时中共中央的指示，却是要去发动城市起义，而不是进行农村暴动。

1927年8月31日夜，月黑风高，山迢水远，毛泽东与杨开慧就此永别。

1930年11月14日下午一时，经蒋介石的手令，时年29岁的杨开慧被湖南军阀何健枪杀于长沙识字岭。她身中数枪，手指深深地陷入泥里。

自此一别，毛泽东永失“骄杨”。毛泽东一家有6位亲人为中国革命献出生命，而这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者的领袖中，绝无仅有。毛泽东在风华正茂的时代，便立志发愿，要为全世界受苦人贡献自己的一切。

毛泽东的人生时间表与历史一致，而与常人不一致。当大革命进入高潮的时候，他预言革命的危机，当“虚假的革命”失败的时候，毛泽东预言：真正的革命才刚刚开始。

1927年，目睹了蒋介石清党、清共的大屠杀之后，鲁迅沉痛地说：我一生从未见过如此杀人的，而被杀的竟都是书生，他们所犯的罪，无非是写了几篇文章，宣传了某种学说。

实际上，毛泽东早已明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为，政治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毛泽东看来，空谈误党，空谈误国，空谈会导致革命失败，空谈会造成杀人如草不闻声。从血光、火光、泪光和刀光中站立起来，他因此认识了一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从那一刻起，伟大的中国革命方才真正开始。

这是漫长的革命。这是最后的斗争。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记忆也变化着。

10年前，陈小津（陈丕显之子）嘱我写篇纪念阿丕叔叔的文章，当时我脑海中立刻跳出的是阿丕叔叔“快过来，我是儿童团长，听我的！”那欢乐的形象。

10年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小津又瞩我写纪念文章，不过现在跳到我眼前的，却是一件“老头衫”。

那是一件洗得雪白透亮的“老头衫”，背后是用致密、整齐的棉线“织”就的。这件老头衫，的的确确是一件“针织工艺品”。如果不是在陈小龙从“造反派”手中拿回来的东西中，夹杂着它，我真不敢相信，那竟然是阿丕叔叔——当时全中国没有人不知道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文革期间天天批斗审讯、备受侮辱和诬陷的隔离审查中，在见不到同甘共苦几十年的战友和亲人的隔离室里亲手缝就的。

回想当年，上海满大街贴满了“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陈丕显”的大字报。他的妻子，一个被战友朋友们也认为是“骄娇二气”的小谢，早已因为是“走资派的臭老婆”被造反派隔离审查，不知死活；儿子小津和女儿小棋则到处“流窜”不知下落；家中只留下尚未成年的“娇小姐”陈小龙。实在让人放心不下。我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小龙的住所，走进被造反派抄得连张像样的板凳也没有的、空空如也的“家”中，虽然看到屋子里被收拾得几净窗明，但我还是不放心，有时会陪小龙住些日子。

那时我们每月只有25元的生活费，小龙还要设法省出一些来，买一点点生活必需品，想办法送给不知下落的父母。即便如此，我这个大姐姐还是被“娇小妹”照顾的满惬意。晚上，我们常常同睡在干净冰冷的板床上，津津有味、天南海北地聊得很晚。那时小龙年纪还小，对造反派揭发阿丕叔叔的“反革命活动”不可能知道，这段相处，让我了解了文化革命前后阿丕叔叔家的一些生活琐事。而短短的几天，小龙好像长大了，会料理自己的生活，也会照顾别人，懂得了生活的艰难。

阿丕叔叔像当时小龙那样的年龄时，己经是福建少共省委书记了，那可是领导几万人的“大领导”；他18岁就和陈毅老总一起在油山打游击，过着陈老总诗中所描写的“恶风暴雨住无家，日日野营转战车”、“天将午，饥肠响如鼓。野菜和水煮”的艰苦生活；他怀着“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的英雄气魄，始终抱有伟大的信仰。1947年，阿丕叔叔31岁，已经担任中共华中分局的主要领导，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苏中解放区；1952年，36岁的阿丕叔叔已经代理陈毅，担任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主要领导。尽管阿丕叔叔当时在党内资历并不算太老，职务也不算很高，但是他在党内的知名度却非常高。虽不能说全党全军都知道阿丕是红小鬼，但谁要说不知道，那可也算"孤陋寡闻"了。

阿丕叔叔出身贫苦，既未执行过错误路线，也未参加过任何宗派活动，连审查大概都没有过，革命历史再清楚不过，可谓“纯之又纯”。加之阿丕叔叔待人诚恳热情，因此人缘极好，为党内外各方人士所信任，老老少少所喜欢。正因为如此，他也备受毛主席的信任。

1943年10月，在新四军曾发生过有名的“黄花塘事件”，是新四军的主要领导饶漱石和陈毅发生了严重分歧引起的。本来党内有分歧是正常的，然而由于饶漱石不能正确处理，造成新四军领导的不团结，陈毅军长的处境十分困难。后来中央将陈老总调回延安，留在华中的张茜阿姨和尚在幼年的小侉和小丹日子不好过，我曾亲耳听张茜阿姨深情地说，那时“幸亏得到阿丕的照顾”。另一方面，我不知道这位曾与陈老总在赣南同生死，后来又是陈老总提议调来上海主持工作的阿丕，与饶漱石有什么过节，从不知道他在“七届四中全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上讲过什么过头话。

总之，阿丕叔叔“人缘”特好，连我这个“黄毛丫头”，也曾当面对阿丕叔叔毫不客气、毫不礼貌地提出要求和意见。他呢？从来都是：“阿呀！你这个九九！”。

文化大革命中，上海“一月风暴”时是阿丕叔叔最最“火爆”的时候。四人帮、造反派拉他。阿丕叔叔似乎立刻就要如日中天了。就是这样一个“谁都喜欢”的人，突然被造反派打翻在地，又受到最残酷迫害，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不受拉拢。

“四人帮”对阿丕叔叔的拉拢，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1961年之后，江青频繁来往北京、上海之间。阿丕叔叔和小谢阿姨接待江青，陪江青看戏、吃饭。林彪委托江青主持的“军队文艺座谈会”、江青参与《芦荡火种》改为样板戏《沙家浜》、批“海瑞罢官”文章的出台……这些重大事情，阿丕叔叔都尽可能地给予了“后勤保障”。文化革命开始，阿丕叔叔鼻癌还未完全痊愈，尚在休息。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阿丕叔叔请病假，没有参加。1966年10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还在病假中的阿丕叔叔和小谢阿姨来北京参会。会议期间江青两次请阿丕叔叔和小谢阿姨吃饭。林彪、叶群、江青都说这种关怀是怕阿丕叔叔“落后于形势”。江青在会议结束后，还正式宴请小谢阿姨和阿丕叔叔，明确告诉阿丕叔叔：要“站出来!”就在这次会议中间，陈老总请华东各省的第一书记吃过一次饭。对这次吃饭，许多人都猜测：陈老总或许是为了和他的老部下，各省委的第一书记叙叙旧，或许是预感到不幸的步步逼近而想话别。我也曾这样认为。不过今天要重新审视这样的认识。陈毅早在1936年冬就写下了“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的豪迈诗句。个人生死安危，早已置之度外。虽然摸不着底即将发生什么，但作为一名有着丰富经验、坚强意志的革命家，他深知这时是中国前途的一个紧要关头，并为此忧心忡忡。借着吃饭的机会，他鼓励、告诫这些老部下、老战友们：“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哪边风大，就跟边跑!”在这次“饭局”上，陈老总对阿丕叔叔说：“阿丕，既然有病，你就好好养你的病嘛，来开什么会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今天看来，这番话意味深长。陈老总不是没有深思熟虑的啊！这是一次与江青针锋相对的“饭局”，不是惜别，是战斗！

可是，在这次会后回到上海的阿丕叔叔，再也不可能像陈老总吩咐的那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终于被逼上了梁山。一连串的复杂事件接踵而来，一浪未平一浪又起：“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赤卫队”、“工总司”“红革会”……今天斗，明天批，后天闹；今天是王洪文，明天是徐景贤；今天是张春桥指示，明天是江青指示，后天……直到“一月风暴”上海市委被造反派夺了权。

阿丕叔叔最后履行的职责是：奉周总理之命处理了“昆山事件”。1967年1月5日，《文汇报》发表的由阿丕叔叔主持与签发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告全市人民书》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人民日报》于1月9日进行了转载。但l月12日一早，阿丕叔叔就被造反派抓去游街，从此离别家人，失去自由长达八年半。1967年l月底、2月初，许多省的书记们，都被周总理接到北京保护起来，虽然他们还是继续受批判，但是和造反派们是“背对背”，可以“闭门思过”。到1972年以后，这些书记们就被陆续“解放”。阿丕叔叔则不然，对他的批斗，从1967年直到1975年7月1日期间是层层加码。那是当然的，江青、叶群明明白白告诉你陈丕显，叫你支持造反派，你阿丕却搞了个和造反派对着干的《告全市人民书》，不整你整谁。拉不成就狠狠地打，整整搞了8年半。

自1967年1月12日开始，各“造反派”对阿丕叔叔轮番轰炸，使尽各种伎俩。为给阿丕叔叔搜集罪证，造反派先后“审讯外调”20432人次。仅1967年2月至5月名目繁多的批斗会就有213次。已经是林彪事件后的1972年5月9日至7月5日还仍然批斗审讯68次。“四人帮”们对阿丕叔叔的批斗、审讯，每次都达三、四小时。有时早中晚，一日三餐。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75年7月1日。

当我写到这里，那件“老头衫”就不停地在我眼前闪动。那件洗得透亮的“老头衫”上，织出来的细密平整的针角，哪里是这个受了8年多精神、肉体折磨的老人，在动荡恶劣的时间和空间里织出来的?那分明像是一个心静如水的人，在寒冷的冬夜里，盘腿坐在烧得热热的炕头上，在微亮的油灯下专注地、一针一线地缝就的。是的，我的这感觉没错。20432次的外调，没有查出他做过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成百上千次的批斗，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他能做到问心无愧、泰然自若，他当然能心静如水。那件“老头衫”的针脚就是他心静如水的写照。在8年半的时间里，他时刻记住陈老总的谆谆教导“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哪边风大，就跟边跑！”

时过境迁。如今当我问及“老头衫”时，陈小津竟然不知道，那是多么珍贵的历史文物啊!阿丕叔叔走了！阿丕叔叔的那件“老头衫”也走了!然而那“老头衫”在我的脑海里永远不会消失！那“老头衫”就是阿丕叔叔一生的写照。

在我写这篇纪念阿丕叔叔的文章时，我不禁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陈毅诗词选集》，阿丕叔叔的一生和陈老总分不开，也不能分开。我想找一首陈老总的诗，来概括阿丕叔叔的一生，人们最常引用陈老总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诗句，而我看来看去，想来想去，觉得陈老总的《红梅》所描写的诗句“隆冬到来时，百花迹已绝。红梅不屈服，树树立风雪。”更适合阿丕叔叔。

（编辑  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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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做始也简，将毕也巨”

1918年6月，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大部分成员先后毕业，摆在他们面前的最现实的问题，便是升学或者就业。新民学会的成员都是抱负很大的青年，他们的共同意见自然是继续学习深造，而且是出省乃至出国去深造。而恰好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机遇摆在了他们面前——这就是留法勤工俭学。

一战结束后，法国效法美国，想把庚子赔款的一部分退还给中国，并计划在法国办一所大学，专门吸收中国学生去留学。作为著名的华商和NGO组织者，加之在中法两国的政界都广有人脉，这件好事就落在了在法国经商的李石曽的头上，他专门办了一个银行，把法国的庚款存入其中，并创办了中华教育基金会，来经营这件事。

1918年6月，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应北京大学之聘，举家迁居到了北京，两个月后，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罗章龙等“杨门弟子”一行20余人，便浩浩荡荡追随导师而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省，也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

他们是有备而至。杨昌济则告诉弟子们说，他们可以去法国勤工俭学。经杨昌济的托付，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介绍毛泽东等4人，李石曽答应为湖南青年先办三处留法预备班，但毛泽东本人却并没有出国留学的打算，这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毛泽东一贯主张“反潮流”而非“赶时髦”，在他看来，崇洋之风，不可放纵，中国不是一般地缺乏知识，而是缺乏“抵抗力”、缺乏独立的思想和批判的对待知识的态度，若没有对于西方文明的批判的态度，留学则很容易导致邯郸学步。

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说：欲改造中国，有两件事是最为急迫的：其一，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经验加以系统的整理与批判，其二，是作实地的调查研究，而这两项当务之急的工作，都不能在国外做。

毛泽东是借钱来北京的，他必须生活。于是，杨昌济再找蔡元培批了一个条子给当时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在图书馆。

1918年10月间，毛泽东被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了助理员，他每天的工作便是打扫卫生，并负责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一般为二三百元，毛泽东的月薪只有8元，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念即此处，依然十分感动，他说，这8元钱是李大钊的特殊照顾，八块钱的“工资不低”。没有读过大学的毛泽东，就这样成为了北京大学的管理者，虽然是最低一级的管理者，他管理的是15种中外报刊，而这些报刊在当时是非常宝贵的。

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与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同，毛泽东从不鄙视体力劳动，而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匆匆走过的北大贤达们大都并不知道，早在一年之前（1917年4月1日），这位个子高高的图书管理员，就已经在《新青年》杂志3卷2号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这篇特立独行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痼疾，便是体力与脑力的脱节，它使知识流于空说而不能实行，这是知识与实践相脱离的一种表现。

而恰是在北大图书馆新来的助理员到任整整100年前的1818年5月5日，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诞生于莱茵河畔的古罗马旧都特里尔城。

尽管此前的毛泽东对马克思闻所未闻，但历史却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1818年的欧洲与1918年的中国面积相仿，境遇类似。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关注的问题也是类似的：宪法的问题、如何发扬情感与意志的力量，以使人们的精神从死气沉沉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在青年时代，他们更为关注的是思想而非政治领域里的革命。

1848年，30岁的马克思和28岁的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是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文本。这份慷慨激昂的宣言首次申明了全世界劳动者拥有共同利益，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好战的政府和资本家阶级，马克思号召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而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斗争，而不是去做资本家和政客的炮灰。

1869年，马克思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使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一场波澜壮阔的国际运动。国际工人阶级运动迅速壮大，影响力迅速超出了欧洲，在北美获得了10万工人的支持。1871年，在巴黎公社起义的硝烟尚未散尽的时候，欧仁·鲍狄埃创作了雄壮的《国际歌》，更加通俗而有感召力地提出各国劳动者团结起来，推翻旧世界。这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政客大为震惊，他们意识到马克思的学说必将彻底摧毁建立在“战争平衡论”——即“力量均势”基础上的欧洲旧秩序。马克思这个“幽灵”比一切欧洲革命思想加起来还要具有革命性，因为此前的欧洲进步思想只不过是把既有的制度划分为“先进的”和“落后的”，而马克思的思想则把人类历史的进程描述为劳动者与剥削者之间的斗争。

1872年，第一国际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巴黎公社的失败使工人们意识到，只有热情是不够的，要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必须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领导，而从那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思想家和革命家，成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

只有劳动者联合起来才能制止人类的自相残杀——马克思的思想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以实现，1917年11月，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俄国随之退出世界大战，1918年10月底，德国也爆发了革命，德皇宣布退位，11月11日，德国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结束。

就是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北大图书馆， 毛泽东结识了李大钊，在中央公园，他亲耳聆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并阅读了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毛泽东眼界大开。1919年《新青年》杂志第6卷的5、6两期，刊载了李大钊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长文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是李大钊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观点并不完全一致，马克思的著作与思想都是没有完成的。那种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完整地存在在那里的说法，是根本上不符合实际的。李大钊指出，马克思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引发的“经济思想史的革命”，而此前的古典经济学，均没有马克思那种世界历史的视野，所谓历史唯物论，其实质就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深刻地叙述了欧洲史和人类历史。

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最为开创性的贡献，就在于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做出的深刻解读。今天我们重读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依然会醍醐灌顶地感受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起步阶段，就站在了怎样的高度，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便与教条主义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

1920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月刊》刊登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启事。研究会由李大钊组织发起，成员有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19人，这个研究会其实是一个马克思著作读书会，这些先觉者以德文和日文，阅读马克思的原著——他们还把一起研读的小屋命名为“亢慕义斋”。而“亢慕义斋”，取义于德语“共产主义小屋”的译音。

毛泽东所管理的阅览室，就在李大钊办公室的旁边。

而当陈独秀来信征询即将创立的党是否应叫“中国社会党”时，李大钊回信说：不，我们的党，应该叫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一锤定音。中国共产党从“亢慕义斋”走来。北京大学就是这样成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2014年5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到北大，他在载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立启事的《北京大学月刊》前驻足良久，感慨地说：“寻根溯源，源头就在这里啊！”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寻根溯源，源头就在李大钊的北大，而不在苏联斯大林和斯大林的教条。

1949年3月，在率领中共中央向北京进发的路上，遥望古都北京，毛泽东曾经这样说：1918年，马克思诞生100周年的时候，在北京大学，我遇到了李大钊同志，大钊同志是我的引路人，没有大钊同志，我这个人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中共最早期的干部，很多出自北大的“新青年”：邓中夏、何孟雄、张国焘、罗章龙、张太雷、伍中豪、刘仁静、黄敬等，毛泽东是其中的一个，也是最著名的一个。也正是在北京大学，那些敢想敢干的湖南孩子收获了他们想要的，与毛泽东同行的新民学会成员几乎都得到了公费留法的机会，毛泽东也不例外。使他放弃留学的诸多原因中，大概还有一个鲜为人们所提及，那就是他在北京，陷入了与恩师的女儿杨开慧的爱情。

半年后，当毛泽东离开北京的时候，他开始与杨开慧热烈的通信，在信中，杨开慧称毛泽东“润”，而毛泽东则称杨开慧“霞”，而“霞姑”是杨开慧的乳名。

1919年3月，在北京的毛泽东接到舅舅的来信，得知母亲的病情加重了，毛泽东立刻启程返回湖南，赶到母亲病床前亲侍汤药。作为长子，家庭的重担落在了他的肩上。回湖南后的当月，毛泽东便开始在长沙修业小学担任历史老师，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职业。

毛泽东回湖南后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了，长沙成立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1919年7月14日，湖南省学联的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担任了这份刊物的主编。

当然，毛泽东并不是两手空空的回到家乡，北京之行虽然短暂，却使他知道了世界上有马克思、有俄国十月革命，还有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和“世界革命”这种大事。创刊宣言里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同时，毛泽东更指出，中国的问题是：人们“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

从那之后，毛泽东便放弃了文言写作，虽然他的典雅文章总是令人交口称赞，并使他在学校里得100分，从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北京大学归来，毛泽东改用白话写作。毛泽东的文章里依然有中国古文波澜起伏的气势，大气磅礴的肌理，自《湘江评论》时代起，他开始创造出对现代汉语影响巨大的“毛文体”。

而《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就是这样的例子，它的结尾以四个感叹句、四个设问句破题：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避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二号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使人感到震动的地方在于，它把“天地与我为一”、“天下事皆己事”这一主张，以更加磅礴的气势和更加通俗地语言喊了出来：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正像当时那个世界的转变是迅疾的那样，毛泽东的成长也是很迅速的，他从一个温和的社会改良派，转变为一个革命家。

《湘江评论》刚出了四期，便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了，湖南省学联也被勒令解散，而这一切都是在荷枪实弹的士兵的打砸中完成的，这是毛泽东人生中所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打击，当冰冷的枪口指向了他和他的同伴的时候，毛泽东的“劝善”梦想破灭了。

如果说有谁把毛泽东由一个温和的改良派推向了革命派，那么这第一个人便是湖南军阀张敬尧。

12月6日，毛泽东发动湖南各校总罢课，湖南学联代表长沙一万三千名学生向全国发出“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的誓言。同日，毛泽东率湖南驱张请愿团，离开长沙奔赴北京。他从此立志要以革命的方式去摧毁旧世界，而这正是马克思30岁时在《共产党宣言》中许下的诺言。

1949年，当中国革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回顾了他自己性格的关键性的转变：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在北京病逝，在痛失慈母之后，毛泽东又失去了精神上的父亲，一周之后，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也去世了。那一年，毛泽东27岁，父母和师长几乎是在一瞬间离他而去，巨大的痛苦使他艰于呼吸视听，人生的遭际和家庭的重担，如塌方一样落在了他的肩上，他知道，只是痛苦无济于事，虽然他现在的处境是一贫如洗、四面楚歌，可是他必须挑起自己肩上的责任。

1920年6月，穿着已经洗得发白的蓝长衫的毛泽东，在上海拜访了《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而此前，陈独秀恰好刚刚与李大钊介绍来的维经斯基见了面。在这个世界上，毛泽东可能是第一个喊“陈独秀万岁”的人，他们相见恨晚。毛泽东与陈独秀谈话通宵达旦。这两个书生，一个曾经因为“劝善”而几乎送命，而另一个则因为主张科学和民主进了班房，惺惺相惜、痛定思痛，共同的遭际教育了他们，使他们认识到：“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当时的中国思想界，胡适和李大钊正在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二者固然不能偏废，但是，研究学问只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无助于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什么是“根本问题、根本改造”呢？毛泽东说：“世上的事情只有吃饭最大”，而马克思主义是世上最明快的哲学，因为它立足于最朴素的道理：人是要吃饭的，不劳动者不得食，而人吃不上饭，那就要革命。

陈独秀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站出来发言，他指出：真正的科学方法是唯物史观，而不是胡适所说的那些庸俗的教条，要切实变革社会，那就必须了解经济发展的历史，而要变革人们的思想与精神，那就必须懂得思想、精神和意志这些东西，究竟是怎样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形成与发展的。而当下的中国，无论 “科学派”还是“玄学派”，由于他们都对经济思想史缺乏起码的修养，所以，他们之间的争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这些争论，也不过都是空谈，他们的方法，实际上都是玄学，而不是科学。

如果说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中指出了，社会主义代表着民主的方向，那么，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则说：所谓“赛先生（科学）”，其实也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五四的先驱者们，就是这样从倡导“科学与民主”，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与陈独秀的这次长谈，是毛泽东一生的转折，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次转折，因为就在那次谈话中，陈独秀提出：要立即在中国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党。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当时的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任何人。”他还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从1920年9月起，毛泽东被母校湖南第一师范聘任为校友会会长、一师附属小学主事，毛泽东一生中获得的第一个“官职”便是小学校长，而他上任后题写了一幅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挂在附小小礼堂。这不过是对“天下事皆己事也”的又一通俗阐释。新中国成立后，小学校长出身的毛泽东给孩子们写了一句意思相近的话：全中国的少年儿童团结起来，做新中国的新主人。

毛泽东安排小弟泽覃、妹妹泽建到附小读书，安排大弟泽民担任附小的庶务，他切实地履行起大哥和家长的责任，而由毛泽东照料的弟弟和妹妹，也都跟随大哥走上了共产革命的道路，这是一条牺牲之路，毛泽东的弟弟和妹妹，后来都为“天下事”——中国革命牺牲了。

正如毛泽东后来所痛切的回忆的那样，他并没有很好地照料弟弟妹妹，更没有一心一意地当校长，因为他当时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天下事”——宣传马克思的学说和筹备创立共产党组织上去了。有一次，当小弟泽覃抱怨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毛家祠堂，你的祖宗也不是马克思”时，毛泽东气愤地骂了泽覃，甚至要找根棍子去打他。

1920年7月31日，长沙《大公报》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新文化书社》启事。在这篇启事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说清楚什么是“新文化”，而现在我们终于知道：关于生产劳动的文化，劳动者阶级的文化，才是新文化，而这种新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说，现在全中国全世界都还没有这种新文化，“只有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沿岸的俄罗斯”。中国最大的积贫积弱不是别的，而是思想和知识的匮乏，“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而解决这种脑子的饥荒，就是创办新文化书社的缘起。

8月2日，长沙新文化书社宣告成立，毛泽东是27个投资人之一，他们一共捐资400元。毛泽东表现出他惊人的经营天才，经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信用担保，书社得以从各大出版机构批量进货书报杂志，而免去了押金，长沙新文化书社成为了当时经营最好的书店，也是销售《新青年》、《每周评论》最多的书店。

这一年的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了。他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用毛、杨二人的话来说，这就是“不做俗人之举”。杨开慧当时这样写道：从此我有了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敌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一个命运！而事实证明，这绝非纯情少女在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时所说的话。

    1921年，新民学会的主要成员萧子升从巴黎经北京返回了长沙，萧子升与毛泽东和蔡和森，被称为“杨门三杰”。萧子升是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成员，也是新民学会派往北京联系赴法勤工俭学的代表。分别仅仅两年，毛、萧二人却发现：他们彼此的思想和境遇都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当时的湖南才子杨度曾经说过：“毛泽东能够征服他的听众，并使他们着迷。他具有一种说服别人的可怕的力量，很少有人能不被他的话语所打动”。而萧子升依然还是坚信无政府主义，他认为革命会带来牺牲，而他宁愿没有牺牲，通过文化和教育的逐步改良，来获得后代的幸福。毛泽东嘲笑说：你这种理想，1000年也不可能实现，那种不能实现的理想等于空说，你这种思想，还是绅士和士大夫的思想。直到1921年7月他们还在争论，于是，他们一起搭船离开长沙，在船上继续争论。萧子升回忆说：“那是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同床而睡，一直谈到黎明，毛泽东一直劝说我加入共产党，他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不要一千年，只要30年至40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言极为精确，但当时的萧子升却认为，这不过是天方夜谭。那天乌云密布，山雨欲来，两个赤诚的朋友从洞庭湖出航沿江而下，毛和萧共处一个舱室，毛睡下铺，第二天一早，萧子升醒来时，他发现下铺空着，当他走出舱室时，看到毛泽东独自站在甲板上，手里拿着一本书——《资本主义制度大纲》。

萧子升在武汉中途下船，而毛泽东则继续航行去了上海，毛、萧二人从此分道扬镳。此番分手，地老天荒，萧子升后来说：多年之后我方才知道：那次毛泽东去上海，是为了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而这次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没有谁认为这次会议很重要，彼时中国最重要的两位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李大钊是因为忙于北京大学的校务不能与会，而陈独秀则由于当时刚刚担任了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不能抽身，便只是派了他的代表周佛海来主持会议。

当中国共产党经过25年的浴血奋战，成为主宰中国命运的决定性力量之后，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面对着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党的精华，毛泽东引用了《庄子》中的一句话，如此感慨万千地形容了中共一大：“其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历史证明，领导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的，并不是什么博学鸿儒，而是具有批判的思想、行动的意志，敢想敢干的新青年。如果马克思主义不与实际相结合，它至今恐怕依然还是高妙的理想，依然还是空说。

中共一大结束一个月后，即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1921年10月，又在长沙成立了湖南分部，毛泽东任主任。中共一大将“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写入了党纲，但事后证明，在与会的12位代表中，率先身体力行这一纲领的人，便是毛泽东。

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写到： “学皆起源于实践问题”。

毛泽东不是空谈家，他立即组建了安源工人俱乐部，而擅长经营的易礼容，则协助毛泽东创办了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并发行了中国第一张红色股票，在安源，创办了长沙新文化书社的毛泽东和易礼容，又共同开创了“劳动者持股”这种新型的所有制形式。

一年之后，毛泽东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一万七千人举行罢工，毛泽东认为：罢工之成败，端赖是否能够取得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与同情，必须采用“哀兵必胜”的策略，必须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于是，他为工人俱乐部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

1922年9月18日，在地方商会的调停下，工人俱乐部与资方代表签订协议，工人要求的条件得到满足，安源罢工取得成功，这支哀兵胜利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大规模的工人运动。

1927年9月，当毛泽东发动秋收暴动时，他手中掌握的武器，其实就是安源矿警队的那几百条枪，安源罢工的骨干力量，又成为了毛泽东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基础。

1922年7-9月间，李立三协助毛泽东领导了安源罢工，而另一个在安源罢工中协助毛泽东的人是刘少奇，他来自湘乡，是毛泽东母亲的同乡。李立三也是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成员，他因“思想过激”而遭李石曽和吴稚晖排斥，1921年10月，李立三、蔡和森、陈毅等103名留法学生，被法国当局驱逐回国，到达上海之后，蔡和森即被留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而李立三则被派回了他的故乡湖南。

在见到毛泽东三天之后，李立三便跟随毛泽东去了安源，开始领导安源的工人运动。

李立三与蔡和森，既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校友，也是周恩来留法期间的学友，正像谈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就不能不从他们与易礼容、李立三一起领导安源罢工说起一样，讲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也不能不追朔到他们与李立三、蔡和森的共同友谊。今天想来，日后那些改造了中国的“同学少年”，似乎生来即是有缘的。

1922年10月23日，杨开慧因为难产，紧急住进了美国耶鲁大学创办的长沙湘雅医院，该院的产科大夫李振翩也是新民学会的成员，他为杨开慧做了剖腹产手术，次日清晨，毛泽东的长子岸英在长沙湘雅医院诞生。

毛岸英出生的时候，毛泽东正在领导两千长沙泥木工人举行罢工，他正吹着哨子走在工人游行的队伍里，没有及时赶到产房。而当时的党中央，对他的行动也没有表示任何的声援与支持，关键时刻，唯一能够帮助他的人，只有新民学会的成员李振翩。

51年后，即1973年8月2日晚，80岁的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青年时代的友人——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振翩博士和夫人汤汉志。他们感慨万千，彻夜长谈。李振翩说：现在中国人地位提高了，我们在国外也觉得他们看得起中国人一些了。毛泽东回答说：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赶跑了日本帝国主义。第二就是打败了美国的走狗蒋介石，他跑到台湾去了。再就是派志愿军到朝鲜，打败了美国人。

1950年11月25日，新婚不到一年，刚刚过了28岁生日的毛岸英战死朝鲜疆场。

毛岸英战死后，周世钊问毛泽东：岸英为你吃了那么多苦，他已经够苦的了，你怎么舍得让他去朝鲜战场！毛泽东沉思良久，徐徐回答说：老百姓的孩子可以血洒疆场，我毛泽东的儿子为什么就不行呢！我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我的儿子不上战场，以后国家有难，谁还会派自己的儿子去上战场呢！

也就是在那次与周世钊的谈话中，毛泽东重述了青年时代立下的宏愿：“为全中国、全世界受苦的人贡献自己的一切”，并追忆起新民学会的那些“同学少年”。

     1901年，耶鲁大学由青年基督教会的12名会员构成的德怀特·霍尔小组，提出了雅礼协会的最初计划，正是这个计划，导致了长沙雅礼中学、雅礼湘雅医学院以及护士学校的诞生。 “雅礼精神”是清教伦理的体现，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概括来说，这就是“全心全意地创造财富，但自己却绝不享受这些财富。”

1972年底，海伦·斯诺重访中国时，也访问了毛泽东长子的诞生地长沙湘雅医院，当时，她感慨地谈到了清教精神与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精神品格的联系，她说：“在古老的中国文明中，唯利是图根深蒂固，非物质的动机对旧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正是共产党人，首先给中国带来了真正的精神价值——为了崇高的目的，可以做出任何自我牺牲。”她还说，共产党人的精神，与现代“大学精神”有着某种联系——“实际上，毛泽东主义的原理，同上面列出的剑桥、牛津、耶鲁的原则有相同之处，只是某些方面更适合中国的实际罢了。从受英国教育的杨昌济老师那里，从他第一位妻子杨开慧那里，毛泽东学到了这些原理。”

这一解释，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像李振翩这样的“雅礼精神”的服膺者，何以会成为新民学会的会员，而大多数新民学会会的会员，为什么会成为共产党人。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思考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

    1931年，新民学会的主要创始人蔡和森因叛徒出卖，牺牲于广州军政监狱，年仅36岁。1976年11月，新民学会的另外一个主要创始人萧子升病逝于乌拉圭。萧子升晚年著书，仔细地描述了与毛泽东徒步走遍湖南五县的经历。那一年的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毛与萧生于同年，也均享年83岁。

毛奋斗了一生，而萧则空说了一世。

当新民学会的主要成员李振翩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合泪写下这样诗句：“仰望巨星今不见，长使世人泪满襟。愿化悲痛为力量，加紧服务为人民。”

1984年11月16日，世界著名细菌学和病毒学专家李振翩在美国逝世，享年84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新民学会的另一个主要创始人易礼容被国民党追捕，于1929年流亡日本，一度与党失去了联系。抗战爆发后，易礼容回国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全国解放后，易礼容在全国总工会工作，而他的搭档，还是当年一起领导安源罢工的李立三。

1997年3月28日，易礼容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他是最后一个去世的新民学会的会员。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做始也简，将毕也巨。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今天看来，如果没有毛泽东，如果没有新民学会那些“同学少年”，没有“嘴巴大的能塞进一个拳头”的李立三，如果没有善于经营、胆大心细的蔡和森、易礼容和刘少奇，中共能否像毛泽东当年向萧子升预言的那样，用30-40年就能取得全国政权，恐怕尚在未定之天。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长沙新民学会这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新青年，仅凭中共一大那12个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一定会是另外的一幅画卷。

 

（编辑   季节）

 

 

    管仲（约公元前725-前645年），名夷吾，颖上（今安徽颖上）人。春秋前期的大政治家。公元前689年辅助齐桓公，当政40年，改革齐国内政，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中原的大国。齐国因盐碱地多，农业处于劣势。故发展工商业成为了齐国的治国之策。管仲在当时推行了由国家统一调控经济的一系列措施，包括扩张财政政策、公开市场业务、反垄断、打击金融庄家、推行“社保”制度等。但这些治国理论在实际操作中却很容易“走样”。特别是桑弘羊、王莽、王安石等后人滥用管仲之法，掠夺民利，使不少人认为管仲之策是国家干预经济，与民争利，贬其为“功利之说”。即便如此，管仲学说在中国历史上仍影响巨大。

    扩张财政理论。管仲说，“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三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管仲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为“平国策”，但他却很清楚奢靡不是目的，增加生产才是目的。故管仲反对“平国策”以外的奢靡。这是衡量一个国家财富的标准，政府不能以扩张财政政策的名义，把国家搞得非常奢侈。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供给侧改革”，大家要搞清楚，一个是经济平衡财富分配的问题，一个是国家整体政策的问题，是供给的问题，两者不能混淆。

    货币储备和调控理论。如果90%的货币在国库里面，只有10%的货币在民间流通，则会导致货币的价值很高，物价很低，“万物轻”。如果这个时候政府把货币抛出去，把市场上的物品收购回来，那市场上的物价就会涨起来，这是公开市场业务。西方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都讲过，商品的价格是与贵金属挂钩的，即金本位时代、银本位时代，现在则是信用货币时代，而中国自古就是信用货币体系。

    货币流通和通货胀缩理论。今天的中国经济正在处于通缩和通胀交替的困境中。国家发钱怕造成通胀，而不发钱又会导致大批的企业倒闭。中国一直有“货币如流水般流通”的认知。比如，中国的古代货币也叫“泉币”，周朝掌管货币的机构也被称为“泉府”。

    管仲说明了货币储藏对货币流通的危害。管仲说：“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以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尔，恶能以为治乎？”

    中国现在的货币总量已达到150万亿了，为什么有的人有很多钱，而与此同时很多人却没有钱？就是因为货币被“藏”起来了。如果这个时候政府不能够把贫富差距缩小，而是不断地增加投资，不断地发行货币，这种做法不仅不能使经济情况好转，还会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原因是什么？因为政府发行出去的货币又会被人“藏”起来，“藏”起来以后资金就不足了，政府又要扩张财政政策，又要投资，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

    管仲谈到两个“藏”。一个是以谷物为代表的实物“财富储藏”；另一个是追逐利润的“货币储藏”。管仲指出，当实物及货币退出流通而大量进入“储藏”后，国家常会增加货币供给，导致更深的经济危机。

    而这个观点阐述了经济危机中通胀与通缩交替出现的原理——因储藏，流通货币不足，经济萎缩——国家强行增加货币供应——货币总量过大，又为将来的通胀埋下隐患。市场的货币量已经这么多了，还更多发行货币，导致货币倾泻到市场上来，更剧烈的通货膨胀由此产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市场上一点通胀紧缩的因素都没有，国家压通胀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有钱，只要把利率提高、把货币量压下来就行了，但为什么不敢压？就是因为还有大量潜在的通缩。

    货币的本质。货币的本质就是货币中性理论。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模式上存在非常重要的缺陷，它认为一个东西好就是非常好，认为一个东西差就是非常差，而不像中国有一个系统的学派。比如说重商主义时代，西方就把货币当作唯一的财富，只有货币产生财富，其他的就不是财富，所以叫做重商主义。后来经济学发展了，认为货币是中性的，货币并不重要，它只是一个交换媒介。但是中国早在管仲时代就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了，管仲认为货币本身不是财富，但是货币在财富创造中起到重要作用。他认为：“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货币本身虽不是财富，但却可用来调动社会财富，以配置资源。。

    投资、内需与经济增长理论。齐桓公问管仲曰：“强本节用，可以为存乎？”“强本”就是指增加投资，“节用”指压缩消费。管子对曰：“可以为益愈，而未足以为存也。”他还举了例子，“昔者纪氏之国强本节用者，其五谷丰满而不能理也，四流而归于天下。若是，则纪氏其强本节用，适足以使其民谷尽而不能理，为天下虏。是以其国亡而身无所处。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为存，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意思就是说，当天下的重要物品价格降低的时候，我们本国可以将物品价格抬高，使得其他国家的物品能够进入我这个国家。

    国际贸易。公元前652年和公元前651年，诸侯两次会盟于宋，盟约中除互不侵犯、保持各诸侯国的领土完整外，还有“毋遏籴”、“毋忘宾派”、“毋蕴年”、“毋壅利”等有利于商品在各诸侯国间正常流通的条款。《管子·幼官》中记载：“（齐桓公)三会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关税只能征收1%，而1%的关税由于过低连齐国也很难承受，最后齐国征收了2%。

    以当时而论，“全天下”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远高于当今世界，更远高于自古以来的欧洲诸国。

    关税当时可以作为武器来用，在齐桓公以后关税出现反复，后来又升到了10%，跟今天是一样的，这是列国博弈的过程。

    管仲推动“国际经济一体化”，但是他不是对国际贸易放任自由，降低关税是为了别国财富更好地为本国所用，“终身有天下而勿失，为之有道乎？”我这个国家想要长久发展下去，什么办法呢？管子对曰：“请勿施于天下，独施于吾国。”也就是说，别让本国的财富流出去，让天下的财富流进来，要大量的逆差不要顺差。而这种关税就是要全部“施于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独下，必失其国于天下”。天下物品的价格都很高，就是我这个国家的物价便宜，会导致大量的顺差出现，我这个国家的物品就会被别人掠夺。管仲否定了一味追求外贸顺差的行为，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莱人低价卖出染织品以换取周人货币票据，而最终导致失国的例子。应当以本国不需要的东西换取本国需要的食物财富。比如，桀沉醉于女乐，伊尹召集女工精织文绣，一匹就可从桀换取粟百钟，结果伊尹得其粟而控制了桀的经济。

    管仲希望本国不要生产奢侈品，因为生产奢侈品会耗费国力，但管仲对于外贸则要追求奢侈，因为奢侈品可以卖给外国人，“精织文绣”就是奢侈品，可以从桀那里换取粟百钟，从而控制桀的粮食，征服桀的经济。

    社会保障理论。春秋管仲时代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这样的：“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

    所谓“老老者”，“凡国、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无征，三月有馈肉；八十已上，二子无征，月有馈肉；九十已上，尽家无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椁”。劝子弟：“精膳食，问所欲，求所嗜。此之谓老老。”

    所谓“慈幼者”，“凡国、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胜养为累者，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此之谓慈幼。”

    所谓“恤孤者”，“凡国、都皆有掌孤，士民死，子孤幼，无父母所养，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养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养三孤者尽家无征。掌孤数行问之，必知其食饮饥寒身之膌胜而哀怜之。此之谓恤孤。”

    所谓“养疾者”，“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喑、哑、跛辟、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此之谓养疾。”

所谓“合独者”，“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之谓合独。”

    所谓“问病者”，“凡国、都皆有掌病，士民有病者，掌病以上令问之。九十以上，日一问；八十以上，二日一问；七十以上，三日一问；众庶五日一问。疾甚者，以告上，身问之。掌病行于国中，以问病为事。此之谓问病。”

    所谓“通穷者”，“凡国、都皆有掌穷，若有穷夫妇无居处，穷宾客绝粮食，居其乡党以闻者有赏，不以闻者有罚，此之谓通穷。”

现在有人认为，中国国力还没有发展到社保覆盖的程度，但是管仲那个时代的国力是否已经发展到全覆盖的程度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的消费是人力资本的再生产，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去培养人力资本，那这个国家的国力要从什么地方来呢？   

自由市场。虽然管仲搞了一系列的“国家调控”，但是他所追求的实际上是市场。当我们研究中国的经济理论时，希望国家能在其中发挥作用，而不是完全折服于计划经济，该要市场的时候还得要市场。所以管仲说：“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管仲对政府收支有着明确的规则，“无事则归之于民，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政府收进来节余，如果节余很多的话要还归于民间，这就是“收支平衡”。如果大量的资金都到政府的国库里去了，就会导致民间出现“钱荒”，“钱荒”进一步导致实物生产没有办法顺畅的流动，所以管仲真正追求的是财政平衡。

    分工理论。通常认为中国传统上是封建的小农经济，欧洲是分工经济，这与历史事实完全是颠倒的，恰恰在欧洲才是小农经济、庄园经济。欧洲自古就是小庄园经济，庄园里各种铁匠、纺织的人员都配齐了，由庄园主进行分配，这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中国自古以来，生产的产品必须在集市上交换，一个农民不可能生产所有的产品，就形成了交换经济，所以中国才是“分工经济”。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有“国计理论”，而西方只是“家庭理论”。管仲提出来“市民者国之使命也”，意味着市农工商都是国家的主体，然后再划分“工业区”、“商业区”等等，这和今天的分区思路是一样的。

（编辑  迟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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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才”

公元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南岸上屋场。

这一天是西方的圣诞节，按照中国的传统纪年方式，毛泽东的生辰应为癸巳年、甲子月、丁酉日、甲辰时（即当日上午7点-9点)，因此，日本学者竹内实在《毛泽东》一书中说：“那是太阳在东方升起的时刻”。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人们称他为天才，而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把自己称作“地才”。他把“大地”比作中国和人民。

1973年6月22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马里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特拉奥雷，特拉奥雷说：我们非洲的人都认为毛主席是天才，而且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法国人教导我，拿破仑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但我认为同毛主席对世界的贡献相比，拿破仑不及毛主席的三分之一。毛泽东摇头说：你把我吹得太高了。我是地才，地就是土地吧。都是人民群众的经验，我作的总结。没有人民，啥事都干不成啊！

一方水土一方人。毛泽东就诞生在中国湖南的大地上。

湖南又称楚地，“惟楚有才”一句，出自《左传》。楚地最著名的人物是屈原，他是中国浪漫主义的鼻祖。毛泽东19岁时所做《讲堂录》笔记，前11页便是手抄的屈原《离骚》和《九歌》，而毛泽东本人的诗歌，也鲜明地继承了屈原的风格。

近1500年来，湖南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把湖南看作是中国的“新儒学”——理学和心学的主要策源地，其实并不为过。

理学的开山人周敦颐即是湖南道州人，他是《太极图说》和《通书》的作者，他的《爱莲说》，至今是中国孩子们喜欢诵读的美文。公元976年创办的岳麓书院，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1167年，朱熹曾经在此与书院主持人张栻展开辩论，是为“朱张论学”。1507年，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在此讲学弘法，明末清初的王船山以《读史通鉴》总结中国历史，晚清的魏源，则以《海国图志》和《圣武纪》开辟了思想和知识的新局，从此，湖南便以“经世致用”的新风引领中国的思想与学术，岳麓人更以“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而自豪于乡曲。

理学思想的核心是：通过读书和学习，人人皆可成为圣贤，而圣人不过是肯用功学习的常人。毛泽东毕生提倡学习和“改造我们的学习”，他正是一个酷爱读书的湖南人。

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说：我是中了书的毒了，离不开书。他指着周围书架及书桌上的书说：这是《稼轩》，那是《楚辞》。于是在座的大家都站起来，参观毛泽东的各种藏书，田中感慨说：今天使我感到，不能借口忙就不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才好。毛泽东这时便说：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楚辞集注》）送给你吧。

田中后来回忆道：毛泽东这是借屈原的例子，含蓄地把美日关系比作秦与楚的关系，从而提醒我：日本不要被美国所绑架。与美国混在一起，最终吃亏的还是日本。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为两事”。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主张“六经皆史”，史即“事”也，人只有通过劳动、行动和做事才能表现他自己，空谈误人，空谈误国。毛泽东的《实践论》继承了王阳明的《传习录》，他毕生倡导“实事求是”，他是个辛勤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息的湖南人。

近代以来，湖南又以“湘军”闻名。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左宗棠平定了新疆。

中国历史上长期文武分治，居于领导地位的士大夫阶级是个动脑不动手的阶层，而这种风气到了近代湖南，方才为之一变。曾国藩的追求是：“朝出鏊兵，暮归讲道”，“上马杀贼，下马读书”，而毛泽东则将此发展到极致：以思想和学问治军，将战争升华为哲学。

湖南独立的自由思想，不磨的斗争志节，培育了“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毛泽东。

韶山，是湘江边的一座大山，韶峰高达两三千米，是南岳72峰之一，韶山绵延20里长，如水流泻地，故名“韶山冲”。韶山嘴是韶山落脉处，对面就是山水环抱的南岸，那里有一栋半瓦半茅的青色房屋，叫做上屋场，在这所房子里诞生了毛泽东。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生于1870年，当过兵，是个勤劳节俭，吝啬苛刻的富裕农民，他脾气火爆，毛泽东毕生对这个粗暴的家长缺乏好感。他的母亲文氏，1867年生于湖南湘乡四都唐家坨，小名叫文七妹，她没有念过书，她的真名叫文素琴。她善良、宽厚、美丽、智慧，长着中国女性最羡慕的梨子型脸庞和佛陀一样感人的眼睛，哲学家梁漱溟初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即为他俊美的形象所震动，称其“貌如妇人好女”，的确，毛泽东的相貌，主要是继承了母亲的形象。

    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甚至希望自己的儿子舍身为僧。母亲虔诚的信仰对毛泽东影响巨大。他在中国深刻的传统中诞生，这种传统包括在湖南兴起的新儒学，他融合进了强烈的佛学因素。这就特别表现为“理学”与“心学”的不同。朱熹认为，每个人通过刻苦读书便可成为圣贤，因此，他方才说“满街皆是圣人”。王阳明则因为受到佛学的影响，转而认为劳动、做事就是修行，而那些毕生辛勤劳动的人，就是圣人。

众生平等，卑贱者最聪明，劳动者是最高贵的人，毛泽东青年时代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注说：“小即大”，“上即下”，“我即宇宙”，“万即一”，“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后来他又说，“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没有像母亲所期望的那样作和尚，而是成为了革命家。

1910年，16岁的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远行，从韶山出发，去邻县湘乡，就读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父亲阻挠他，而母亲支持他，于是，文家的亲戚帮助他筹措了这笔“工钱”。临行前，毛泽东把一首诗悄悄夹在了父亲精心保管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必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据说，这是西乡隆盛的诗，西乡隆盛，被称为日本乃至世界上“最后一个武士”。而毛泽东却把这首诗改了一个字，即把学不成名“死不还”，改为了“誓不还”。

1921年，毛泽东率弟弟和妹妹离家投身革命，到解放前夕，毛泽东家实际上已经沦为赤贫，而毛家土改时被划为“富农”、毛泽东出身“富农”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只读了半年，便就继续挑着他简单的行李，去了更远的地方——湖南省城长沙，那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毛泽东受到革命的鼓舞，参加了新军，退伍后，他花了一块钱投考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并以考试成绩第一名被录取。在那里，他写了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而这是目前所见毛泽东早年唯一一篇作文。

在这篇写于1912年的作文里，毛泽东讨论了法律、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之衰落，乃是因为执政者与人民之间缺乏信任，集中表现为人民不相信法律，因为法律建立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上，而那样的法律，只是分裂国家与社会、人民与执政者的工具。根据这样的观点，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商鞅的“农战”法令，他认为商君法的实质，就是“农战”面前的人人平等。尽管饱受儒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中，最为毛泽东青睐的一家，无疑便是法家。而商君法的实质，就类似于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1931年11月，刚刚当选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的毛泽东，第一次主持立法，就是制定和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国的女性和无地的农民，第一次有了土地所有权以及选举和被选举权，实现了由法律保证的平等。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主持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这项法律规定：中央苏区必须把土地税收的五分之一用作教育经费，毛泽东和他的老师徐特立，还直接参与编排了一套完整的教育大纲，其中除了数学、语文外，还有生理卫生、园艺、商品、速记和演讲课程。

在语文课本里，苏区的小学生们念的是这样的“毛版”新三字经：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

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进行人口普查，统计人口为6.0191亿人，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选民登记，并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普选。

1954年9月15日，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建立在全民普选基础上的宪法，在毛泽东主持下诞生，全国有1.5亿人参加了这部宪法草案的讨论。宪法奠定了新中国的基本制度框架，它是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在新中国宪法中，工农构成了“人民”的主体，他们是革命和国家建设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军队是由工农子弟构成，是捍卫国家独立与安全的基石。毛泽东认为：法治不等于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也不等于国家专政。而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就是使人民成为立法者和国家的主人。毛泽东主张法治、推崇法家，但是，毛泽东的法治思想绝非照搬外国、照搬西方，而是植根于中国的大地，是中国的历史传统的升华。

在近代以来的西方，法律植根于个人利益。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说：正是为了防止利益彼此冲突的个人之间的混战，正是为了调解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方才需要法律和“立宪国家”。而毛泽东从根本上反对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法律不是个人利益的体现，国家也不是平衡利益集团的工具，在毛泽东看来，法律应该是最广大的下层人民利益的体现，特别是他们求平等的意志的体现，最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求平等的意志就是“天理”，而“天理”大于“法”，因此，他方才说“造反有理”。

实际上，只有了解中国的世界观，方才能理解毛泽东的法治思想。

中国的世界观由三个基本构成因素，一是作为文明世界的“天下”或者“天理”，二是作为政治世界的王朝、国家和法，三是作为实体的“民”或者人民。

与近代西方和日本不同的是，在中国世界观的构造中，“民”或者人民的意志高于王朝或者国家，而与天下和“天理”相一致。通俗的说，所谓“天理”也就是宇宙发展的规律，在毛泽东看来，这个规律，就是面向平等的永无止境的变化与革命。毛泽东高呼“人民万岁”，因为他认为人民是“天理”的承载者。

毛泽东不仅是新中国的立法者，他也是洞悉宇宙真相的觉者。

2015年，屠呦呦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籍科学家。在获奖演说的结尾，她惊人地引用了毛泽东的话：“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当毛泽东的这段手书出现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会议厅的大屏幕上时，许多人都在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1974年5月3日，毛泽东与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谈话，当时，毛泽东坚持说，基本离子不“基本”，因为它一定是可分的。

1977年，在夏威夷开的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则说了这样一段话：“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毛泽东不会想到，他自己会为生命科学和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划出一个时代。而他也不可能想到，他与李政道的缘分，还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持续下去。

2015年，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James Lee）通过大数据分析提出，在过去的150年里，中国的教育结构发生了四次大的变化：1865—1905年，即清政府废除科举之前，超过70%的教育精英是官员子弟，他们主要来自全国各地的“绅士”阶层；1906—1952年，超过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他们主要来自江南和珠三角地区；1953—1993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约超过40%的教育精英来自全国的无产阶级、工农子弟；1994—2014年，超过50%的教育精英来自各地区的有产家庭和特定的重点高中。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长时段统计。而完成上述工作的李中清教授，就是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儿子。

1945年，一个叫西德尼·里滕伯格（Sidney Rittenberg）的美国青年来到中国，他遇到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一个喝醉了酒的美国兵，故意驾车撞死了一名中国女孩，结果法庭却判决他只需赔付26美元，事后，这个女孩的父亲却退回了6美元，因为这个可怜的父亲以为，按照中国的惯例，这6美元是经手此事的“法官老爷”必须收取的“好处费”。这就是旧中国的法律。

西德尼·里滕伯格的中文名叫李敦白，他是毛泽东的朋友，也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今年已经94岁了。他说：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在旧中国的法律制度下，老百姓命如草芥。他之所以还要讲述这件事，是要告诉我们，毛泽东发动的革命究竟改变了什么。讲述它，让中国人民记住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而经历过这样一场伟大革命的人民，势必任何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经历过伟大的中国革命的人民。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今天，毛泽东这个名字依然令人颤栗——有人出于热爱，以至于想起他不禁热泪盈眶，当然，也有人说起毛泽东来则“恨得要死，怕得要命”。而无论热爱还是憎恨，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平等或“均平”的时代。

南怀瑾说，毛泽东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所未有、人类历史上所未见的三大奇迹：一、看病不要钱，二、上学不要钱，三、干部与老百姓“共穷”。尤其是第三条，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也不可想象的。干部不但以身作则参加劳动，且生活方式与劳动者几无不同——这是空前的平等。

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者、阐释者，但更是最伟大的继承者，而且，他对于传统的态度和理解，一旦形成，终生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

1945的毛泽东留下了这样一张照片，他头戴八角帽，脖子上随意地围着格子围巾，与一群蓬头垢面的农民挤在一起看戏。这张照片后来出现在美国的杂志上，冠之以令人感慨的命名：“大地与平等”。

“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

《商鞅徙木立信论》那篇雄文得了100分，国文老师为此写了7条夸赞的批语，也许这并不稀奇，因为毛泽东的作文总是得100分。

国文老师在批给全体同学“传观”时这样写到：“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精理名言，故未曾有”，文末的总评说：“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国文老师这样赞叹且预言说：“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然而，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仅仅读了半年，毛泽东就又离开了这里，因为他要思考“宇宙”这个大问题，而这个题目，恰恰是学校教不了他的。学校使毛泽东感到厌倦的更主要原因其实是：当时的新学堂流行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把达尔文《物种起源》中对生物学的研究移植到人类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据说，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显然，这种把人等于“生物”和“动物”的思想，与毛泽东所受到的深刻的中国传统教育相抵触，这造成了青年时代毛泽东第一次思想和精神的危机，他第一次对西方思想产生了怀疑，其实就是从他毅然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退学这个时期开始的。

离开西学堂，毛泽东为自己制定了一个严格的自修计划，他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早上图书馆一开门就进去，中午只是买两块米糕充饥，算作午餐，直到图书馆关门才出来，就这样，毛泽东的读书自学持续了半年之久。

湖南省立图书馆门厅里，挂着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毛泽东每天走到地图前，总要驻足良久，陷入沉思：世界如此之大，如果这只是一个奉行丛林法则的动物世界，它能够存在下去吗？如果世界上的人生活得如动物和生物一样，这种人生有意义吗？这样的世界难道不应该改造吗？

1951年，已经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北京与新民学会成员周世钊等人谈到这一幕时，依然感慨万千。他说：

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过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毛泽东选择报考了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他认为自己此生最适合做教员，实际上，直到晚年他还说：“我的理想是做教员，没想到要做党的主席。”

毛泽东入学半年之后，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与第一师范合并，更名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3-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了5年书，他对这所学校的感情很深，他后来赞美这所学校说：我没有读过大学，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比较当时一般大学的水平却要高得多。 正是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对“宇宙问题”的思考终于有了答案，他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1917年秋天，24岁的毛泽东一面听讲杨昌济老师的修身课，一面在这门课的教材《伦理学原理》上做了大量的批注，《伦理学原理》是德国哲学家泡尔生（1846-1908）的代表作，而毛泽东的批注，则结合这部作品，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宇宙的本质是什么呢？毛泽东回答说：宇宙的本质就是变化。他这样写到：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成毁灭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也，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既然宇宙的本质是变化，既然“毁非灭也”、“死非灭也”，那么，对于变化、成毁乃至死亡，便不应取消极悲观之态度。

泡尔生还说，人的精神，由理智与知识、情感与意志这两方面构成。

什么是人的意志呢？毛泽东说：意志，就是人对于变化所怀抱的积极态度。

毛泽东还极为独异地说，意志起源于“好奇心”。

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中这样写到：人生如攀高山涉大海，人生如探险，充满逆料，但这也正是人生之奇绝之处，“平和”并不是人生所要追求的境界。而毛泽东则在这一段的旁边批注说：“此数句可证人类以惊奇为贵。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毛泽东立志追求波澜壮阔的人生。

当时之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而毛泽东呼吁以强大的意志，去直面这样一个令人震惊和“惊奇”的时代。他认为，失败不可怕、变局不可怕，既然“死非灭”、“毁非灭”，故“巨变”不足畏，而只有不变和僵化才是最可怖的。

《伦理学原理》认为，变化可以唤醒古老的民族，震惊则可以促使之觉醒，而反过来说，一个民族的褪化，一个时代的衰老，就是因为它对于世界丧失了新奇与震惊的感觉，从而归于麻木。毛泽东则认为，中国正处在这样的时刻，他说，中国人之麻木，就在于其缺乏意志力，而所谓缺乏意志力，就是指中国人缺乏面对变化的勇气，丧失了对变化着的世界的“好奇心”和“惊奇”感。

从此，毛泽东形成了这样观点：求知是人类意志支配下进行的活动，如果泯灭了好奇、求变的意志，也就没有了知识的进步。

在毛泽东看来，当下之中国，并非缺乏读书人，中国的问题在于读书人头脑保守僵化，他们沉溺于固定的知识范式和程式中不能自拔。中国缺乏的也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批判地对待知识的态度和求变的勇气。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所缺乏的，不仅是智识，而更是热情与意志。

泡尔生把人类斗争的意志称为“抵抗力”。他说，正是通过抵抗外在的压力，人方才创造了崭新的自我和崭新的世界，“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姑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宇宙的本质是变化，而变化的根源则在差别，没有差别，也就没有变化，而没有变化，就没有宇宙与人生。正是站在宇宙论的角度，24岁的毛泽东深刻地思考了死亡。

毛泽东认为，死亡体现了宇宙变化的实质，正是死亡提示我们变化之不能停止，正是死亡告诉我们有未知之世界在，也正是死亡提示我们，我们所拥有的知识总是有限的。

他说：死并非变化之终结，死亡乃“人生未尝经验之奇事也，何独不之好乎？”直面死亡——毛泽东的“好奇心”可谓大矣，正是基于这种博大的好奇，他指出：人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是没有完结的，以宇宙之广大，现实世界不过只是宇宙之一隅而已，除现实世界之外，尚有其他未知之世界在，而死亡就时刻提醒我们那个未知世界之存在，真正的大知，根源于永恒直面未知世界之“大好奇”。

而毛泽东的这种觉悟，正可谓是“大智”导向了“大勇”。

死“亦吾有生未尝经验之奇事也”。故死不足畏，而敢于直面死亡，也就是敢于直面宇宙的本质，就是敢于直面无穷尽的未知世界，这便是以包纳宇宙的襟怀，直面人生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

而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毛泽东后来的那些名言：

“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当时，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这样写到：世界上的学问，分为“理论”与“实践”两种，“前者属于知识而已，后者又示人利用其能力以举措事物，而适合于人生之正鹄者也。”而“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此言学皆起于实践问题，故皆范于伦理学”。

20年后，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则这样指出：实践这种认识活动的基本特点，主要的不是“实现预想的目的”，而是“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

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话来说，实践，就是不断面对和发现宇宙人生之“奇境”。

当年，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这样说：宇宙即差异。

20年后，他在《矛盾论》中则说，矛盾的普遍性，是指世界的本质就是差异。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认为，既然人的精神是由知识与理智、情感和意志两方面构成，则知识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情感与意志力的提升，实际上——鲁迅也表述过同样的观点：有知识的人，未必有意志。鲁迅还曾自我剖白说，他自己就是因为“看事太细，不易勇往直前”。毛泽东认为，欲求健全之精神，就要使知识与意志紧密地结合起来，后来他更指出，这也就是使知识分子与劳动者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劳动者受苦受难、不脱离生产活动，相对于知识者，劳动者的意志力能力往往更为坚韧。这些保留下来的批语的确显示出，青年毛泽东已经开始尝试在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的矛盾和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创立一种“新学”，这种“新学”虽说还不是后来的“毛泽东思想”，但显然，毛泽东立足于宇宙和世界大势，开一代学风和文风，创立一种崭新学说的抱负，在他24岁的时候，就已经呼之欲出了。

在当时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看来，要变革中国，则必须启蒙，而“启蒙”，就是学习西方，发展人类的知识与理性，毛泽东反对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启蒙思想只重视人的理性与知识，却忽视和压抑了人的情感与意志。像卢梭指出的那样，如今学生读书，并不是因为他们爱知识，而是为了掌握一门投机取巧的本领，知识和理性的进步压抑了人类的天性，实际上，在当今的世界上，每个人都违背着自己的情感、意志乃至良知去行动，人人皆是在“理智”的驱使下，被迫去做自己不愿意做、违背自己自由意志的事情，其实，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马克思说，这种异化在工人阶级身上表现得最为深重，现代资本主义劳动违背了工人的自由意志，“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了畸形”。

当然，青年的毛泽东还没有像后来的马克思那样，把对人类精神异化的思考推进到社会经济领域，但是，他却像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一样直面人类精神的异化，并提出：要改造这种异化，当务之急是改造哲学和伦理学，而不是追求某种具体的科学与知识。

毛泽东说，欲动天下之事，当动天下之心，而非增天下之巧智。要变革中国，当求“本源”而非“枝节”。夫本源者，即宇宙之真理，宇宙真理，各具于人人心中，掌握了宇宙真理这个大本大源，方才能动人之心，天下之心皆动，则天下之事可为也。他后来说，死读书可以造就各式各样的职业者，但它却绝不可能造就一大批人类正义事业的“接班人”。

要造就人类正义事业的接班人，就必须使青年人从小关心天下、宇宙、国家大事，就必须使他们“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被同学们称作“毛奇”，意思就是“宇宙中的奇男子”。

老师们格外赏识他，而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则是教授伦理学的杨昌济和教授国文的袁仲谦二位先生。湖南第一师范，特别是杨、袁两位老师传授给他的，与其说是知识和学问（理论），还不如说是对待生活和人生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埋头苦干的品质（实践）。

毛泽东在当时的日记中这样写到：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固然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此不足畏也，不足叹也，不足悲观丧气也。恰恰相反，这种变局，正为青年一代提供了焕发斗争意志和“抵抗力”的千载难逢的大舞台。面对大厦将倾，面对江河日下，毛泽东呼唤他的学友们站起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衰落，就在于社会缺乏组织能力，这就表现为国家与人民之间，几乎没有关系，于是，中国就没有现代国家思想和政治思想。而毛泽东青年时代形成的这种真知灼见，今天读来依然令人耳目一新。

1917年，毛泽东被选举为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此前，这个职务一直是由教师担任的。而毛泽东上任伊始，即提出应创办一个工人夜校，他的理由是：

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神圣不可捉摸之物。

中国社会的分裂，就表现为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巨大差别，而现代科学技术不产生于中国，就是因为中国的读书人鄙视动手，从而使得知识与实践、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不能结合在一起，更在于知识者与劳动者，是判然分离的两个阶级。青年时代便形成的这一观点，毛泽东坚持了一生。

要改造中国，就必须从加强国家组织能力入手，而要加强国家组织能力，则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而这样的新社会组织，应该由“新人”、或者“新民”组成。

1918年4月7日，是个星期日，毛泽东等14人，在蔡和森家开满桃花的庭院里，成立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起初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学会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新民学会最终发展到80名成员，大多数成员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如毛泽东、何叔衡）以及早期领导人（如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罗学瓒、罗迈、陈章甫、夏曦等），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在残酷的革命中牺牲了。

这就是24岁时的毛泽东：他以《伦理学原理》批注开一代学风，倡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历史的比较，提出了中国之衰败，在于“抵抗力”——国家和社会组织能力低下的独特见解。他从组织新民学会、创办工人夜校入手，立志去创造一个新社会和新世界。

这就是24岁时的毛泽东：1917年暑假，他和另外一个同学不带一文钱，徒步走遍长沙、宁化、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行程九百多公里，进行历时一个多月的农村调查。他后来这样回忆说：“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当时，这个沉思着时间与空间这种“大本大源”问题的青年，最喜读的是历史与地理著作，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深刻地说：

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之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

1925年，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执行委员及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再次来到长沙，他漫步湘江，再登爱晚亭，感慨系之，吟成《沁园春·长沙》一首，再现了第一师范时代“立此大心”时的豪情壮志：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竟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未完待续）

（编辑   季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习和模仿渗入社会意识形态，大众传媒既扮演了意识形态传播者的角色，其自身也成为被转换、被改造的对象——以美国的行政性研究为代表的信息传播理论被认为可以与中国市场化改革相匹配。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曾经长期批判西方“市场与资本对媒体的侵蚀”的问题，却在中国逐步出现，进而又被刻意地回避了。与此相关的是，在传媒市场化改革之后，政府主管部门不能再用传统的媒介理论话语和媒介管理体制进行监管，接连陷入了舆论失守的境地。

如何从学术的角度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新闻传统？如何把它与中国的新闻实践与社会改革密切结合？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与中国的研究实践对接？2015年由赵月枝和吕新雨两位教授主编的“批判传播学系列丛书”陆续出版。该系列丛书包括“批判传播学文论”、“批判传播学译丛”和“批判传播学实践”三个系列，展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学研究的前沿成果。该丛书主题涉及“传媒公共性”、“网络与中国政治”、“反思中国政治经济学”、“世界传播体系研究”等；“译丛”译介国外批判传播研究的经典文献和最新成果，经典文献包括霍尔的《如何管控危机》、达拉斯·斯迈思的《逆时针》、沃思科和默多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福克斯和莫斯可的《马克思回来了》以及迈切斯尼的《数字失联：资本主义何以令互联网反民主》等；“实践”侧重传播实践的译作和中国经验的作品，包括有关中外传播实践和劳动过程的实证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各种传播理论中作为重要的批判理论资源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几乎与“主流”的行政性研究同时进入中国。但是，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一方面，当时中国更注重嫁接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批评的理论已被“结构性地忽略”，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所批判的一些具体问题，诸如“媒体所有权”、“受众商品论”等也就隐而不彰了；另一方面，行政性研究的定量方法，对于当时的中国传播学界颇为新鲜，诸如传播效果的测量等，也是对“文革”以来中国新闻体制中“宣传腔”的反拨。

《国际新闻界》在1979年第1期刊载了林珊摘译自赫伯特·席勒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的文章[1]，传播政治经济学只是被当做批判西方资本主义传播制度的理论资源而引进。上世纪末，又有相关学者开始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2]，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二阶段——源于1990年代媒体的市场化改革，市场化导向使得传媒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社会转型和传媒改革引发了学术界的反应。1999年第5期的《现代传播》刊载了郭镇之的文章《新媒介与政治经济学》^[3]，从郭在加拿大访问期间采访莫斯可的对话实录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学者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切适性有了新的认识。2008年以来，在西方新一轮经济危机中，新自由主义遭到强烈质疑，也使得今天的中国学者对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种种幻象再次“去魅”，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相关学者多年来的论著成为不能被忽略的声音。他们进一步认为，任何一个经济体和社会共同体都需要资本，但是当不受管制的资本成为吞噬国家和社会的势力，它就变成了一个异化的力量。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媒体是控制资本还是被资本绑架？今天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其传播，其背后也必然是一个更强大的话语体系的博弈，必将带来话语权的争夺。

简单梳理传播政治经济学进入中国的历程，可以看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脉络，即传播政治经济学进入中国之后，它坚持观察传媒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这样的视角将理论与历史相勾连，反思既有的传播秩序和传播制度。在这个视野下，我们看到一批中国学者正在关注“媒介内容生产与劳动的关系”、“著作权与资本控制”、“新媒体时代传播与阶级”等问题的研究。这也印证了莫斯可所说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四个核心特点（central characteristics）：社会变迁与历史（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社会整体性分析（the social totality）、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实践（praxis）。[4]

中国与世界：重新梳理社会主义遗产

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迈思在访问中国之后，写出了《自行车之后是什么？》^[5]一文，此文在西方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却长期没有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今天回望，这篇文章提示中国人要考虑如何发展自己的技术与文化。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斯迈思，为中国传媒与社会的发展预叙了问题，预言了当下中国在技术和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出现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足、（文化）消费主义风行的局面。系列丛书中的“译丛”部分将出版一系列的国外名作和新作，表达了中国学者与世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接轨。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问题又必须回到中国自身才能解决。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标签，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遗产如何继承至关重要。赵月枝认为，无论是一般的西方社会理论还是（西方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都未能贡献出必要的理论资源以解析当代中国的崛起。在赵月枝和吕新雨看来，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发展上，要考虑“如何面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以及“如何实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这两个问题。而丛书中不少中国作者的文章所提出和所完成的工作，是将今天的现实与历史上的“五四运动”、“延安时期”以及“新中国前三十年”这一脉络的接续与重新解读。只有看到二十世纪中国问题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才能避免把中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国家，避免把中国的传媒改革简单地等同于西方传媒的市场化运动，进而避免割裂新中国的“前后两个三十年”。

因此，怎么样既以中国为题目，又以中国为方法，成为当下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着力点。中国的传播镶嵌在其政治经济的社会结构中，其传播格局是整个国家格局的一部分，同时，中国内部发展不平衡，经济成分十分复杂，将这些思路注入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中，开辟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例如，农民工的媒体使用、全国有线电视数字化，这些既是大众媒体报道的内容，又反映出中国人在信息技术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新情况，及中国的大众传媒与城乡关系。

社会主义遗产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从马克思到列宁的党报理论。在吕新雨看来，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脉络是什么，政治家办报究竟意味着什么，党性和人民性的理论如何重新审视和解读，上述问题将与下列现象互为表里——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党报体系如何改革；电视“新闻联播”的存、废、改之争；所谓“南方系”报纸的功与过。在她和赵月枝的一次谈话中提到，“中国的党报理论在中国革命与民族国家的锻造过程中，为无产阶级作为主体性的建构提供了空间和动力，其建立在阶级性之上的公共性是这个国家合法性的来源……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本身就来源于对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抗争过程，是对其公共领域意识形态霸权的批判。归根结底，党报理论的变革和再造和执政党自身的变革息息相关。”[6]

学术共同体：主体意识与另类道路

《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一文在斯迈思生前没有正式发表，但却在西方批判政治经济学者当中广为流传。斯迈思在1986年把自己留存的一份打印稿送给了当时刚去留学的赵月枝。赵月枝不但原创了有关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一整套分析体系[7]，而且成为了中国了解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纽带和桥梁。

正如北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其人数规模不大，但却有着完整而清晰的学术脉络和师承关系，最近十几年中，赵和吕两位学者的紧密合作，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活跃在这个共同体中的，还有她们所培养和带动的一批更年轻的学生和研究者。他们的相关研究，将有利于整个西方理论界和第三世界理论界对中国的全面认识。

有人质疑，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中共的理念有诸多相似之处，为何其生存环境却不乐观？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中共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保持了反思性和批判性的视角，不是“不争论”，而是主张“论从史出”。例如，中国媒体要求从业人员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但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放到特定的历史脉络中去体认，而不是简单地让记者们背诵经典作家的语录和条条框框的教材？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看来，西方国家的国家意志已经通过其传媒教育体系、法规体系、媒体的职业规范、新闻机构的选人机制等转化为媒体的主流价值，这恰恰是西方媒体主体性的体现，而中国媒体却缺少这样的主体性。虽然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但是如何让理论说服普通人，依旧困难重重。学者以学术的立场，争取到思考和论述的空间，而他们提出的反思性的视野，最终要看执政党的理论与政策取向。

今天的中国，意识形态是一个战场。作为和“新左派”理论有着比较接近的理论光谱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必然会遇到“右派”理论的对垒。“左”和“右”的观点能否取得正常的对话空间，进行理论对话，对于整个中国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是一个考验。

正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林春所言，中国的社会主义转型一方面需要在市场动力机制与个人激励之间取得平衡，另一方面要在社会凝聚力与公平正义之间取得平衡[8]。另一位在美国大学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年轻学者洪宇也认为，中国媒介行业的文化体系改革需要寻找企业发展和公共服务之间的黄金平衡点。[9]今天的中国，“左”和“右”的观点需要共生和碰撞，这可能是促进中国社会与传媒发展的“不坏的方式”，当然，上述平衡不是通过“黄金分割线”的计算找到的，而必须来自中国的实践甚至是舆论斗争。

这种实践可以称为一条另类的道路（Alternative），它的成功与否，不仅仅取决于理论家，更在于国家领导层和普通民众，并且解决问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批判性的工作任重道远。因此，在他们的论文中，“可能性”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字眼，因为“可能性”是对主体的一个要求，只有不放弃，才有可能性。中国传媒改革的主导者，曾经认为全世界的传媒都应该是某种样子，看不到第二种可能性。而传播政治经济学正是让他们看到其他的可能性。

（编辑  迟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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