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不是单纯地向世界提供中国发展的经验。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每个国家都要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毛泽东20 世纪70 年代初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之后，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立足于当今世界经济结构，又提出了新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他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的全球大循环”[1]。

我们清醒地看到，在这“三个世界”构成的国际经济基本结构中，东亚、俄罗斯和中东横跨欧亚大陆，在地缘上本是一体。哈·麦金德曾经把这个地区称为“世界的心脏”。但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欧亚大陆这个“心脏地带”被碎片化地分割开来。自汉武帝开拓西域到公元751年的怛罗斯之战，长达1000 多年，欧亚大陆上的交通与贸易支撑起整个世界的发展。在1498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卡利卡特之前，西方世界与中国打交道必须经过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或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必须以中东–阿拉伯世界为中介。

1500年之后，这一世界结构反转了，欧亚大陆上的交往必须以西方为中介。这种交往被纳入西方主导的海洋霸权、货币霸权、能源霸权和国际政治霸权体系中。

当前，上述欧亚大陆的结构再次面临根本性变革。

1993年起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一能源进口大国。能源进口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决定了中国与欧亚大陆的能源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由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转变为能源输出国，这将改变其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严重动摇自1972年以来形成的石油美元体系，以及美元的地位。

国际上有一种说法：任何大国的崛起都离不开中东，而中东同时也是埋葬大国的坟墓。前一句话强调中东国家的重要地位——储藏丰富的油气战略资源和“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后一句话讲的是中东地区的宗教、民族、领土等矛盾错综复杂，不能审时度势的大国将被缠住、拖垮。中东关乎中国的外交、能源和国家安全战略，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于2016年首次访问中东三国，并在阿盟的总部发表了“共同开创中阿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提出中国对中东问题的原则立场：中国不在中东找代理人，不搞势力范围，不填补真空，而是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确立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的行动理念，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文明的支持者和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政治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理解“新时代”，需要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全球视野，因为“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任务。

经历70年的奋斗，我们党已经发展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党，我们的国家已经发展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

今天看来，中国的经济能力、财政能力、军事能力都是排在世界前列的，而我们今天所缺乏的其实是“制定规则”的能力，是推行和落实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能力。我们曾经着力于推动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但是很少考虑，现代化首先意味着一系列的规则和法则。

实干兴邦，我们的行动能力是强大的，但是这还不够，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还必须在思想能力、理论能力、话语能力上做到强大——所谓强大，是指这两个方面的结合。

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带领党和人民，面对世界变化和时代的要求，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的地位。

晚清以来，中国的改革与革命，总体来说是“倒逼性”的，打不过洋人，方才有了洋务运动这种器物性改革。洋务运动暴露出体制机制的低效和腐败，于是又有了戊戌变法这种制度性改革。戊戌变法再失败，这才有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种面向现代社会价值观的改革。而因为到头来一切改革都失败了，所以才爆发了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开始的革命是旧中国崩溃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正因为一切变革往往都是“倒逼性”的，所以面对挑战，往往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出了一个问题，就制定一个章程去解决，难以主动思考制度和上层建筑的问题，更难以主动去思考现代世界治理法则的问题，只是追随别人制定的法则，即被动地“与世界接轨”。

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于道路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自觉思考，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明确指引，中国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他第一次全面思考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规律问题，并不遗余力地用这样的思想去教育党、培养人。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军队建设、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是我们的三大任务，其中根本在政权建设，而政权建设之根本在于制度建设。[2]

所谓道路问题、理论问题、制度问题、文化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制定规则的能力问题，这一切指的就是政治能力。

如果丧失了制定规则的自信与能力，我们就只能被动追随别人制定的规则，而这让我们吃尽了苦头。

长期以来，我们最大的“短视”，就是不愿意去主动思考道路问题、理论问题、制度问题、文化问题，以为那些问题是“虚”的。而历史证明，正是这样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害了我们。因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没有建立起来，所以，长期以来，我们就只能被动接受西方制定的那些规则，甚至在经济上接受美国的“征粮派款”，在政治上唯西方马首是瞻。所谓“一手强，一手弱”，就是指政治建设上的问题。

要解决短视的问题，就必须认识到，现代化意味着一系列法则与规则。现代化能力归根到底是制定法则的自主能力，而今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就必须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全球视野，就必须明确回答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怎样建立这样的制度的问题，就必须直面我们制定法则的能力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起，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也正是从这两个目标的结合出发，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提出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经过长期的奋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为标志，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理论。

与此同时，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必须清醒看到，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国内外一直存在各式各样的议论，一个主要问题就在于：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怎样建立这样的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的思考和表述，还不够明确、清晰。怎样理解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转变，怎样理解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这是我们正确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关键。所谓“思想上清醒”，就是指我们要对自己的奋斗史有一个连贯、严谨的叙述，以说明我们的事业的历史合理性。

一段时期以来，按照一些人的主张，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无非就是确立一个西方式的制度。因此，无论要不要搞司法独立，要不要搞宪法司法化，要不要搞多党选举——在这些人看来，只要我们没朝着西方制度去改革，他们就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不稳定，未来还要改，只有改成西方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才会真正稳定。一遇到风吹草动，这种声音就会甚嚣尘上，这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取得的最重大的一项成就，就是明确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根本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把“完善”放在第一位，这首先就是落实邓小平说过的——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定型”。

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划时代意义，就是明确地向世界宣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和根本方向已经定了下来——用一句话来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绝对不是回到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但更不是照搬西方的模式，而是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更加定型。

习近平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这就是向世界宣示：当今世界上只有两种治理体系，一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治理体系，另一种就是资本家当家作主的治理体系。中国所倡导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什么是政治正义？这是一个必须从根本上讲清楚的问题。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在于其私有制度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在西方，确立主权者、确定治理者，历程是非常艰难的。要建立主权，只能通过暴力。

洛克在《政府论》中说，西方世界之所以陷入长期的革命、动荡、分裂与宗教战争，就是因为没有形成一个稳定、持续的治理体系，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合法的治理者，以此来确定私有财产的合法性。直到通过宗教战争，国家完全垄断了暴力，国家成为私有财产的保护者，欧洲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制度。

西方的历史发展证明，在一个以生产资料私有化为基础的社会，要建立一个共同体，何其艰难。简而言之，除了动用大规模的、持续的暴力外，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西方的历史就是一部暴力战争和暴力革命史。

西方的老百姓接受暴力的原因，一方面当然是不得不接受，另一方面就是他们认识到只有暴力才能保护私有财产——这就是日耳曼人的思维，也是一切西方“宪政”的要害所在。

什么是国家？国家就是保护私有财产的工具，就是掠夺、积累私人财富的工具——这就是西方国家的实质，也是西方制度的实质。

美国在立国之初，面临的就是主权者和治理者缺位的问题。因为没有合适的治理者，所以只能用一纸合同把13个州统合起来，而这个合同就是美国宪法，这也是美国宪政的起源。

通过南北战争，美国人才真正领悟了《联邦党人文集》作者们的教诲：民主制度容易造成内部的党争，因此是不可取的；市民社会的财产制度会导致贫富分化，从而瓦解一个共同体，也有十分明显的缺陷。唯一可取的就是建立一个一致对外的霸权制度，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去海外掠夺财富。

正是所谓“西方文明”把人类推入两次世界大战的深渊，这一残酷的现实迫使全世界人民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觉醒了的苏联率先走上了劳动者政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积极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新路——社会主义道路。

从霍布斯的《利维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告诉我们一个基本道理：西方的制度就是暴力压迫和掠夺财富的制度。其核心是绝对私有制，它远离了公平正义。因此，马克思指出，西方的历史不过是人类文明的史前史，即离进入文明社会还有很远的距离。

毫无疑问，在历史上，西方文明在哲学、宗教、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没有谁能够否定西方文明的辉煌成就，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些成就的取得始终伴随着对于私有财产的掠夺、保护与确认。因此，无论我们怎样强调西方制度和法治的优越性，恐怕都难以否认：保护并扩展私有制，这是西方法治的主题，也是西方制度的根本。在这样的法治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明，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正义，更重要的是，不可能有制度的稳定。实际上，如果规则的制定者不掌握压倒性的暴力，这个制度就不可能维持。

因此，只要对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有真正深入的研究与了解，就可以懂得，当今世界的严重不平等、不公正，暴力与剥削，都与西方文明的扩张有关，也都会认识到，今天，照搬西方政治的发展道路不是人类的出路。

马克思说，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定居文明”。马克思说这番话的时候，正值西方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席卷世界的时代。

马克思指出，定居文明的发展需要一系列稳定持久的公共工程、公共设施，而中国的国家和政治制度就是在修建、维护和管理这些公共工程、公共设施中发展起来的。

中国是一个在共同劳动中形成的共同体，而不是在迁徙和掠夺财产中形成的军事游牧组织——马克思的这种论述是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最佳注解。

从中国历史上看，我们自秦统一以来，就致力于建设比较完善的治理体系，其鲜明特点就是依法治国，法治所针对者、国家所管理者，就是道路、灌溉、长城、盐铁、文字——这些资源是公共的。与西方的政治是维护私有财产的工具不同，中国的政治是维护公共财产的工具。对政治的理解不同，这是由两种文明的不同特点决定的。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土地作为生产资料，起码是在国家、既得利益集团和老百姓之间分配的，而国家对于土地有着根本上的支配与调控权。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西方那样的绝对私有制，这是根本的“中国特色”，是基本国情，它决定了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

总结历史，我们必须更深刻地认识到，汉唐的发展之所以没有持续，就是在制度建设方面不够完善。放任门阀士族和私有制的发展，最终导致政治和政府丧失了公共性，丧失了权威。

而宋代以来，中国政治的问题大致是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政府机构的不断扩大，政府管理公共事业的能力和效率不断下降，所谓“法愈严而政愈疏”揭示的就是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之间的矛盾；二是随着外部发展空间和市场的萎缩，中国所建立的治理体系则没有有效推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而是致力于消解社会生产力发展集聚起来的能量。

特别是明代以来，当西方奋力开拓世界海洋市场，攫取白银资本之时，中国的治理者不但没有自觉应对世界大变局，反而使治理体系更为极端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僵化的治理体系的“反作用”下，中国的发展被抑制了，最终造成了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正是针对这样的情况，千年以降，最早走向“近世”的中国产生了一系列追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先驱者，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与革命的重要思想，其中包括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基层治理、大学之道在亲民、勇于担当、勇于斗争、调查研究、文明互动等，这些先进的政治思想依然是我们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借鉴。

总体来看，寻求富强与开放、追求稳定与有序，这是中国长期治国理政遗产中彼此联系、不可偏废的两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中国，政治与治理乃是一项公共事业，“天下为公”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主题，也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区别。因此，抑制绝对私有制，防止管理公共事务的治理者异化为公共财富的掠夺者和盗窃者，并不断强化治理者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这就是中国政治改革与革命的一个根本主题。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从马克思那里学习了建立和改造现代社会的学问，但是，如果没有对中华文明“天下为公”传统的继承，如果没有对于中华传统文明最优秀成分的支撑，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

毛泽东说，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们的眼光应该是比较远大的。习近平指出，推进政治建设，我们必须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全球视野，而这就要求我们运用好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这三种资源的融合点，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政治的根本基础在民心与正义。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世界上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阻挡的。

离开政治、政权建设，离开党的建设，经济、军事、社会建设就没有基础。从这个角度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现代化。

改造中国与世界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空前的提升。我们的物质基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雄厚，而我们的不足则在于在上层建筑方面。在哲学社会科学乃至意识形态领域长期照搬西方的东西，文化自信心不强，对自己的东西说不清楚。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正向推动能力有待加强。

政治制度建设关乎思想理论建设。毛泽东总结概括说，我们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问题，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我们首先就需要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想清楚、讲明白。

习近平深刻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3]

话语权，在根本上是文化领导权。丧失话语权，就是丧失文化领导权。

现代西方治理体系是以“法治体系”的面目出现的，而这一法治体系以程序的正义掩盖了其为了保护、积累和掠夺私有财产，必然进行残酷的斗争与镇压的实质。米歇尔·福柯指出，西方所谓的程序正义，就是建立在结构主义的逻辑之上的，而在结构之外，仿佛什么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治理体系已经异化为一架法律机器，我们在其中只能看到程序的逻辑运行，而看不到西方治理体系形成的历史。

制度和法治的核心不仅在程序，而且在其“目的”与“运行”。法治与制度的目的是为公还是为私？这里讲的就是目的问题。法治需要人去推行，任何治理体系都不能离开治理者，一切政治都与治理者的能力有关。离开了制度的推行者，程序再完善，也是一纸空文。

必须认识到，无论在中文还是西方语言中，“法”与“律”都不是一回事。“法”所涉及的起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自然法层面，包括宗教律法、理想信念、道德规矩、政治路线方针政策；二是国家层面，即“律”的层面，包括立法、司法、释法，也包括行政规章、地方法规；三是民间习惯法层面，包括乡规民约、家风家教、地方习俗。

实际上，“法”包含着“律”，而不等于“律”。进一步说，“治国理政”包含着“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关键内容，但“依法治国”与治国理政之间并不是“等号”的关系。

近代以来，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走着艰辛曲折的道路，在“自然法”缺位、主权缺位、正义缺位的背景下，被动追随程序化的立法。这就把政治制度建设等同于“法治”，又把“法治”等同于立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旧中国的一切制度改革、立法改革都不过是照搬一些西方的条律。旧中国之所以“无法无天”，就是说旧中国没有公平正义可言，旧中国的一切司法改革，无非没有目的、没有基础的形式化改革。

比如，清末的所谓“法治改革”，其实质就是“修律”，同时也就是废除“礼制”，全盘接受西方的“律治”。无论“立宪”还是“修律”，之所以都没有改变清王朝覆灭的命运，因为这些移植来的法条完全没有社会基础，在割断了法治与社会联系的同时，也割断了中国的历史。

国民党于1948 年实行“宪政”，1949 年政权垮台。当国民党把《六法全书》搞出来的同时，这个政权也走到了尽头。这无非证明：国民党与晚清统治者一样，都没有把精力放在追求公平正义上，而只是做表面文章。如此政权，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它连治国理政的能力都没有，更谈不上什么“依法治国”了。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就开辟了中国法治的新时代，因为我们明确了法的目的、制度的基础就是公平正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劳动法》第一次赋予普通劳动者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劳动保障法，更规定了妇女的一系列权利，使法律有了空前的社会基础。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劳动者和女性的权利，在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有那么多的农民士兵和劳动妇女无怨无悔地跟随红军踏上了万里长征路，他们铁了心地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初心”，就是革命乃是实现他们权利的唯一道路。

政治上的先进，是最根本的先进，只有政治先进，法才能先进。在中国现代治理体系中，起着根本性作用的并不是法律条文，而是党的思想路线，党的思想路线起到的是“自然法”的作用——它代表的是公平正义，而这是法治和制度建设的根本目标。

一切法治、一切制度，都离不开为谁服务的问题。

看一个制度好不好，首先要从政治上看，而不是从程序上看。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三大作风”，这三大作风被写入了党章。“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的“天理”，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自然法基础，是推动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制度文明由三个要素构成：一是作为文明世界的“天下”和“天理”，二是作为政治世界的王朝、国家和法律，三是作为实体的“民”或者人民。

追求天理、国家与人民的统一，这是中国制度文明的根本特征。如果翻译为西方的说法，这就是把自然法、国家法令和人民整合为一个整体。这使中华法系有了一些鲜明特点。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全面依法治国”，其关键就在于运用法治的规范性的话语把中国的制度说清楚。

第一，把党章统帅的“党规党法体系”、党的思想路线明确写入我们的法治体系。所谓“依法执政”，首先是依照党章、党规、党法来执政。

第二，宪法统帅的国家法体系，即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包括国家立法、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和判例。

第三，特别强调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风民俗、乡规民约是制度有机构成，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习惯法体系，这叫法治社会。

从这个角度说，法治体系的第一部分把党章统帅的党规党法体系明确写入我们的法治体系，这解决的是自然法层面的问题；第二部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解决的是国家法的问题；第三部分，强调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解决的是法治社会的问题。

所谓“全面”，就是指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

只有把这三个方面都讲到，而且将其统一为一个整体，才是全面依法治国。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追求的目标，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高度统一。这种制度一方面继承了中国长期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另一方面也批判地继承了包括西方法治传统在内的人类制度发展的成就。

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治国理政的能力——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全球视野进行制度建设与制度改善的能力。

这一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从中华文明的发展，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内在联系中清晰准确地论述了什么是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从而在这个意义上为世界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50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文明是伟大的文明。我们不仅能够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治理好，而且可以努力推动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改造中国与世界，正是怀着这样的初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中国的成功不仅是指技术和经济上的成功，中国成功的核心在于制度的成功，在于政治上的成功。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始于1927 年。在这一年的8 月1 日和9月9 日，中国共产党连续发动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这两场起义的目标都是打回广东去，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并从那里开始，重新进行北伐。

从江西到广东，直线距离不过1000 里。在当时的共产党人看来，这就是通向胜利的距离。

他们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仅是此后的万里长征，就需要纵横两万五千里。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后来会从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走向全中国，走向全世界。

实际上，正如地上本没有路一样，历史上本没有“井冈山”这个地方，中国共产党经营最早、最成功的“红区”，是指湘赣边界、罗霄山脉的中段，具体来说，就是江西的宁冈、永新、遂川、莲花与湖南的茶陵、酃县之间。“井冈山”之得名，其实来自毛泽东的一篇名文——《井冈山的斗争》。

在这个群山环抱的地方，那些可以耕作的平地被称为“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小“五井”。所谓“井冈山”，就是指以宁冈为中心，由“五井”构成的山地。是毛泽东发明了“井冈山”这个名字，这个美丽的名字是对中国历史地理和制度的凝聚与升华，蕴涵着中国土地革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初心——于是，在没有路的地方，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一条后来被历史证明是光辉灿烂的道路就此开辟。

1928年，中国南方遭遇了数百年未遇的冷冬，这一年的11月25日，在滴水成冰的冻雨季节，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井冈山的斗争》这篇雄文。就是在这篇文章中，他为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4项任务：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关于革命性质的理论探索。

围绕着这4项任务，从井冈山出发，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土地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了新中国，形成了中国革命的理论。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打垮了中外反动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新中国巍然屹立，创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理论，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就把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那个伟大力量称为“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说过，“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4]。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学问，而当今世界最大的学问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历程中所形成、产生的学问。如果我们只是把书本上的学问当做学问，把外国舶来的东西当做学问，而忽视了我们自己手里这门最大的学问，那么我们的学问和知识就是比较渺小的。

大国大党，应该有也必须有世界第一流的“大学问”。

为了夺取“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胜利，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思想基础、思想能力还是不够，我们希望胜利、渴望胜利，但我们的本钱还是不够。这里的本钱主要是指思想的本钱、文化的本钱。

目标确定之后，需要的是埋头苦干的定力。毛泽东《愚公移山》一文所讲的就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定力。

在纪念长征胜利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这样指出：

实现伟大的理想，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进展，夺取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成效，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

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5]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是5000年的长征，“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编辑  季节）

“持久战”

    国有经济改革的最初尝试

    新中国几亿农民的发展目标是要搞饭吃、搞钱花，要“富起来”，而工业的发展目标则有所不同：一是在生产资料领域巩固公有制地位；二是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增强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竞争力。简而言之，一是维护国家的政治制度安全，二是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新中国工业发展的目标首先是“强国”，不是简单的“赢利”。

    在农村社队企业产生之前，中国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国家对于国有企业实行“统收统支”，就是企业利润上缴，企业亏损由国家财政弥补，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由财政部门审核拨付。

    1953-1984年，国家财政收入中的43%用于扩大再生产投资，完全是“先生产后生活”，用当年的话来说，这是“勒紧裤腰带搞建设”。

    1952年，国有企业利润和税金为30亿元，而1984年则突破千亿元大关，增长34倍。国家投资主要投向了国有企业，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国有企业。

    1979年起，国家分步骤对“统收统支”制度进行了改革，推行“拨改贷”和“利改税”，即企业发展资金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企业利润按一定比例以税收形式上缴，其余留在企业作为自主发展资金。同时进行了国营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自主权的试点，包括企业的生产、购销、人事、财务、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试点范围逐步扩大。

    1984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20世纪80年代，中国工业企业快速发展，从经济增长率、经济结构、就业结构、收入水平等方面看，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一个时期。

    改革初期的思想碰撞

    虽然党的工作重心在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但80年代，是意识形态领域高度活跃的时期。中国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主要是来自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3月7日，周扬在中央党校做了报告，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为题发表于《哲学研究》。这个报告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周扬的文章从辩证法出发，讲解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事物发展到了极端，就会走向其反面；阶级斗争、群众运动讲到了极端，当然也会走向反面，这可以说是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的反思。这篇文章引起争议的原因，在于它尖锐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异化”的说法，其要义在于提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都发生了“异化”。具体来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由打击“敌人”的武器变成了打击“朋友”和革命者自己的武器。这篇文章呼吁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以代替“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学说。这篇文章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容易被理解为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思与批判（甚至是否定），这可以说触及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

    邓小平对此深感震惊。他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没想到党内会有人用抽象的人道主义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随后，胡乔木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从马克思的原著和基本原理出发，对周扬的观点进行批评。

    1979年，部队作家白桦发表了小说《苦恋》，小说描写了一名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1980年，这篇小说被拍成电影《太阳和人》。有人将电影的主题概括为“我爱祖国，祖国不爱我”。邓小平看完该片的感受是：这部电影宣传的是中国不好，爱国主义不对。

    广大人民群众对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反复进行的运动是厌恶的，因此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高度拥护的。平心而论，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迫害，很多干部群众有怨气，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怨气在20世纪80年代愈演愈烈，恶性膨胀，演变成为对于中国革命的否定、对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否定、对于社会主义的否定，乃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否定，这就说明事情正在起变化，变得不简单了。

    “新启蒙”思潮因此而起。一批学者要求重估历史，“告别革命”，回归“启蒙”，并将20 世纪的中国历史概括为“救亡压倒启蒙”。

    国际大气候：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

    从世界范围内看，当时意识形态领域中占主流地位的则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都采用了向资本集团让利和压制工会、削减社会保障等政策。

    中国第一轮改革的成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改革的进程证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靠两只手的结合：一只手是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只手是建立与之配套的市场体系，以价值规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完全不同，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学说则认为，世界上只有一条现代化道路，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第一，“完全的市场化”。即资源配置完全有市场竞争决定，由市场价格引导资本的走向，因为供不应求的商品价格就抬高，资本就会涌入，自动达到供需平衡。政府只需起“守夜人”的作用，发展只需靠“招商引资”（实际上，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的市场反映的只是资本家的赢利需求，而非社会真实需求，因此，供需平衡的假定毫无意义）。

    第二，“私有化”。由于国有企业的赢利都要上缴，所以企业和企业家没有积极性。要真正确立市场价格导向，就要完全取消国有企业，使企业私有化。

    第三，“利率稳定化”，即反通货膨胀。从表面看，这是为了使货币政策维护正常的市场供需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出现通货膨胀，就会扭曲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消费者抢购，生产者囤积居奇）。而实质上，这是要使货币政策符合资本家的利益，即维持高额利润率。

    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中国、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美国、日本和西欧（中国为6.2%，苏联4.8%，东欧4.4%，而美国为3.2%，日本3.8%，西欧3.1%）。中国独立研制原子弹的成本只有美国的1%。怎么能说社会主义经济不如资本主义经济，国有经济不如私有经济呢？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机械照搬马克思的结论，苏联的社会主义者显然过低估计了市场在满足人民需求、在促进技术创新中所起到的作用，这导致苏联在技术创新和发展多样消费品方面不如西方反应灵敏。

    20世纪80年代，尽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错，但在意识形态领域，一整套系统的反社会主义的“改革方案”已经形成，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的呼应。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这套改革方案的目标并不是发展中国经济，甚至也不是解放思想、冲破“左”的束缚，而是以此为旗号，全面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全面否定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私有化和全盘西化的道路。这就触及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正是针对这种意识形态乱局，邓小平才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是怎样统一起来的呢？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指上层建筑，“改革开放”是指经济基础。毛泽东说过，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有保护作用。这就是说，如果没有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经济的发展就没有目标，就没有合法性；假如连起码的社会稳定都没有，就谈不上经济发展。因此，邓小平指出，如果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社会就没有统一，就是一盘散沙。而正是毛泽东告诉我们，如果不能保护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生产力。

    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不如资本主义。而在另一些人那里，维护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并不是使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推动生产力更好地发展，而是维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陈旧落后的东西。上述这两种观点都没有从“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的一致性上看问题。针对这两种倾向，邓小平简要地说，不能保护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生产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改革开放。

    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他在晚年反复强调，中国是一个资源和资本贫乏的大国，经济和技术落后，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多，我们始终必须从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出发，思考我们的制度选择。

    他说：“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51%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49%，也就是6亿多人仍然处于贫困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

    他还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11亿人口，如果1/10富裕，就是1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9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9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如果没有战略性企业的发展，如果没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优势，中国就不可能追赶上发达国家，中国的持续发展就没有真正的动力。如果没有国家对于教育和人民健康的持续投入，中国就将丧失劳动力这个最大优势，而这些都是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保证的。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作为中国社会发展基础的“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然而，当时的人们一度不能理解：何以讲人道主义，就会威胁到社会主义制度，威胁到人民民主专政了呢？何以思想混乱，就会导致社会动乱呢？邓小平是否把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了呢？

    无论周扬、白桦还是大多数新启蒙的知识分子，其本意和出发点当然不是要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希望中国社会发生混乱，他们的思考仅是从自身的切肤之痛出发的，这无可厚非。但是，他们的心胸与视野都不够开阔，对中国和世界的观察不够冷静。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变局，中国的知识分子还缺乏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邓小平判断局势是从“国际大气候”出发的。他敏锐地看到，由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出现了长期停滞，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期即将到来。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资本主义阵营会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运动发起全面攻击。从这个角度说，邓小平认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乱象，不是偶然发生的。

    西方封锁和中国短缺时代的结束

    1991年苏联剧变，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强大的苏联为什么垮台？

    真正击溃苏联的，是美国和西方世界输出的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西方不遗余力地向对手输出“民主”。在20世纪90年代，向西方世界学习“民主”而付出了最大代价的国家，就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正如霍布斯所指出的那样，在那些国家，民主造成的就是暴乱、政权更迭和血流成河。

    以推行民主为政治武器，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发起攻击的同时，美国和西方世界更不遗余力地向中国输出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方案和“自由民主”，其真正的目标就是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20世纪8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结合在了一起，1989年，中国首都北京发生了严重社会动乱。这为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理论做了深刻的注脚。

    邓小平坚决制止了动乱。

    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看，1989年的问题在于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邓小平看来，这种反作用就表现为对于经济发展的干扰和破坏。动乱的根源，就在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在教育，特别是对青年人的教育。

    在邓小平无情地戳穿了西方“以民主输出动乱”的战略之后，中国与西方的蜜月期结束了，从那时起，中国遭遇了西方的全面封锁。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重要拐点——中国第一次出现了“经济过剩”。

    千百年来，中国经济一直是短缺经济，生产资料与消费品乃至日常生活用品一直处于短缺状态。自新中国建立工业体系以来，中国能够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多，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成功调整，继中国农村经济大发展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工业产品第一次出现了过剩。这里的过剩，一方面是指实际上的过剩，另一方面是指“有效需求”不足，在生产发展的同时，社会上相应的购买力跟不上，过度竞争导致企业的利润率下降。

    自1982年实行企业放权让利改革以来，企业就把利润作为基本的目标，利润率的下降就表现为产品的过剩。

    1990年12月11日，何新在与日本经济学者的谈话中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一种重大历史转折——中国出现经济过剩，这对世界经济将产生重要影响。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就需要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仅仅靠国内市场，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走经济开放的道路。

    中国高层及时采取以下三种手段应对：一是压缩生产资料生产，“甩包袱”；二是尝试建立资本市场，采用债务工具；三是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世界不太平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有人把“和平发展是当代主题”这一重要判断片面解读为“天下已经太平”，这个认识一度成为主流。按照这样的判断，经济活动的重心应放在消费品的生产上，先进设备只需从外国进口；那种认为国有企业必须承担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使命的观点则被判定为陈旧过时的，甚至愚蠢的。198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对七个机械工业部进行改组，其中六个从事国防工业的专业部要按照“军民结合”方针，走“军转民”道路。在当时，为集中资源搞经济建设，国防科研生产任务不能不缩减。但一个时期内国防现代化建设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也是事实。

    随后历史的发展证明，这个世界并不太平。

    20世纪90年代是从一场残酷的争夺地区霸权的战争开始的。1991年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仅用40天的时间就彻底击溃了伊拉克强大的军事力量，迫使伊拉克退出科威特。首先，这是一场以“正义”为名的“圣战”，它使战争的意义回到了罗马和基督教的时代。其次，这是人类第一场以信息化为主导的高科技战争，在信息技术支配的西方战争机器面前，伊拉克所谓先进的机械化军队完全不堪一击，整个作战系统成了聋人和盲人。

    海湾战争不仅显示了西方在电子信息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而且也是西方借助现代传媒手段向世界进行的一次全面的武力示威，它向世界昭示：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和武力相抗衡。

    “历史终结论”和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

    20世纪90年代，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巨大灾难与挫折的时代，以至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20 世纪90 年代，是残酷的资本主义“19 世纪的回归”。

    1991年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的诞辰日，就是在这一天，苏联宣告解体——“红旗落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消失在历史中，“卷旗缴枪”，毛泽东的预言被残酷地证实了。

    苏联从改革伊始就走上了歧路。与中国的“渐进式”的兼顾经济发展的改革路线不同，苏联、东欧和拉丁美洲国家则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教条和“华盛顿共识”的规划，采取了“休克疗法”。随着国有企业短期内被私有化、被西方收购，苏联的国民经济一时陷入崩溃和混乱，工业体系被瓦解。苏联的领导集团就是这样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和国家安全拍卖了。与改革初期的中国不同，苏联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希望通过改革成为“资本家”，社会主义就是被这些人出卖的。

    培育并放任资本家的改革，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大规模的企业私有化造成了严重的失业和腐败，混乱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导致了货币崩盘。最终，国家的大量财富被西方财团轻而易举地收购。前苏联时代强大的工业体系变得支离破碎。乌克兰继承了前苏联生产航空母舰和大型运输机的科研制造基地，在把航空母舰当作废钢铁处理掉之后，乌克兰沦为一个无安全可言的三流国家。

    1992年，乃是资本主义的“千禧年、狂欢年”。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即人类历史以资本主义的完全胜利宣告结束。

    面对严峻的形势，1992年春天，邓小平视察南方，在深圳发表重要谈话，他说：“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也就是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再过30年，我们会形成一个比较“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布，我们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好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

    邓小平意识到，面对经济调整带来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双过剩的现状，说明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世界市场。在西方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别无选择，只能通过“亚洲四小龙”这些“西方盟友”所掌握的市场，“转道”或“借道”进入世界市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迅速传遍世界。这次谈话吸引了包括“亚洲四小龙”在内的资金和产业进入中国，而它所换取的就是借助“亚洲四小龙”的出口渠道，中国产品得以进入世界市场。

    与“亚洲四小龙”接轨，这是在西方严密封锁市场下所做出的选择，它必然使中国经济社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以科技研发和装备制造业为龙头的中国工业体系，面临着低端加工组装业的“替代”。

    从注重生产资料生产的独立自主到注重商品生产与出口，这是经济发展方式的一次重大转变。

    邓小平的设想是：开放的目的，在于引进先进设备，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根本目标还是壮大中国自己的工业。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其中就包括：随着“亚洲四小龙”将低端加工业转移到了中国，在“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中，中国付出的是“劳动租”和“资源环境租”。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加工业被引进中国的，是大量不同技术含量的外国设备涌入国内市场。中国前30年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国有装备制造业体系，一时受到严重的冲击。在国企改革中，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其中最沉重的经济代价是40万中小国有企业破产或出售，4500万职工下岗失业。至于政治代价，则是企业“把赢利作为唯一目标”和社会上“向钱看”的价值取向，导致了社会风气败坏，乃至官员的大面积腐败。   

    如何推进经济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推进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

    一种观点认为，既然企业的唯一使命就是赢利，国有企业就必须从利润率低的生产资料领域退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有企业不但承担着政治使命、安全使命，而且国有企业也能赢利，说国有企业不能赢利是一种流行思维的误导。有人甚至认为，国有企业本来没有病，由于工业生产资料领域是牢靠的，所以中国经济的基础是好的。中国经济的毛病，国有企业的一切毛病，就是按照新自由主义改革药方“治出来的病”。不过，这两种观点都存在问题，失之偏颇。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是国家安全的基石——这是毫无疑问的。公有制的基础首先在于工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作为现代工业的上游，必须掌握在国家和人民的手中，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但这件事做起来非常不容易。

    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向生产资料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这是打破市场经济条件下“报酬递减”的根本出路。正是对生产资料部门强有力的投资，才有工业装备技术的进步，人类经济才完成了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跨越。

    从这个意义上说，谁掌握了生产资料生产，谁就处于现代化生产的上游，就掌握了制造现代劳动工具的能力。产业竞争不仅是下游加工业的竞争，更是上游生产资料生产的竞争。

    我们说国有企业涉及国家安全、制度安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马克思也指出，向生产资料的投资风险巨大，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得到回报。不少发达国家由工业为主的经济转向服务业为主、甚至转向金融业和虚拟经济，就证明了这一点。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生产资料部门的发展，需要持续的大规模研发投资作为支撑，需要相应的市场销售体系的支持。离开了这两条，生产资料部门的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

    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分别论述了生产劳动体系、商业交换体系和货币金融体系。马克思指出，现代经济体系是由这三个体系之间的配合与循环运动组成的。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基本上是以生产体系为中心、以国家计划调配全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的相对封闭的体系，商业交换和货币金融体系要服从计划调配。企业的产品销售与投资是国家的事，企业不过就是一个制造产品的工厂。对大多数人而言，市场销售和融资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企业应该考虑的事情。

    马克思指出，现代企业的任务不仅是生产，只有把产品卖出去，才能实现产品的价值；企业为保证生产销售活动和扩大再生产，经常需要融资。如果仅靠“统收统支”，企业发展将始终受到资金的限制。对于马克思的这些论断，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少去思考。

    改革所遭遇的难题，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真正深化了。我们必须重新定义什么是“企业”，特别是重新定义国有企业的功能，要把功能单一的工厂改造为“现代企业”，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养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以现代金融制度为核心的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从而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对于现代经济制度的理论，落实为行之有效的制度。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通过改革把企业由单纯的生产部门发展成为融生产、销售、融资为一体的现代经济体。在这场变革中，国有企业由“工厂”变为公司和企业集团。

    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形成了门类齐全的生产企业。为什么这些国有企业中的很大一部分效率不高？根源就在于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简单化的隶属关系，靠行政指令进行经济调控，就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打破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垂直隶属关系，赋予企业以销售和融资的功能，从而充分发挥企业生产经营的内在动力。所以从根本上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不是抛弃原来已经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体系，而是解决国民经济体系各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不是简单地私有化或市场化，更不能打乱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而是通过兼并、重组、上市扩大企业功能，使生产与销售和融资结合在一起。这样中国经济的优势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启动了包括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市场改革、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在内的综合改革。这一改革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同时建立了一个初步的社会保障体系，使改革与调整不至于危及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通过改革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的自主权扩大了，企业的短板补齐了，企业变成了具有生产、销售、融资功能的公司和集团。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但没有在封锁中被解体、被私有化，而且空前地做大做强了。

    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国有企业的功能明确为：积累国有资本，确保中国制度安全和经济安全。国有企业的职责在于确保制度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这是一个重大的判断，这个判断建立在对国际形势清醒判断的基础上。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和相关国家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谈判，用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话来说，就是“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2001 年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于中国的长期封锁，只是到了2001年“9.11”事件后才算告一段落。自1989年西方开始制裁中国到2001 年，对中国的全面封锁与打压持续了10 年以上。在这艰难的10 年中，我们发扬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阐发的战略思想，在牵制对手的同时，通过改革壮大了中国的经济力量，保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业体系和战略性科技和产业力量，为随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创造了基本条件。最终，中美关系在临界点上峰回路转，中国再次赢来了一次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的面貌已经今非昔比了。

    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恰与美国的“去工业化”趋势相伴随，在金融资本家的操纵下，美国变成了一个金融国家。按照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统计数据，美国1%的富人占有了80%的财富，而这1%的富人拥有的巨额财富主要来自资本投资，而非劳动和工作。这充分表明，美国这个历史上一贯标榜平等的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

    正是美国的统治阶级搞垮了美国。

    以税收壮大公共财政，抑制内部贫富分化，以公共财政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的发展，以公共财政推动美国健全的产业体系，这一切原本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是《联邦党人文集》中所反复申明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美国梦”的基石。但是，在21世纪，这一切写入美国宪法的信条，都被美国的垄断金融集团抛弃了。由于大规模地、持续地为金融集团免税，鼓励拉大贫富差距，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在公共财政上全面破产的国家。公共财政的破产与美国的教育、医疗全面实现市场化相伴随。美国企业背上了沉重的财务负担，企业利润的相当一部分被私有化的医疗保险机构剥夺和挤占了，美国的企业因此丧失了竞争力。占美国人口1% 的财富集团搞垮了美国。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运动打出了以“99% 反对1%”的社会主义口号。

    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轮产业调整之后，走投无路的美国企业只有一条生路——到中国去。因为那里有良好的投资政策环境，有配套的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只要和中国合作，企业就会获得丰厚的收益，反过来促进技术研发和扩大生产。

    历史证明，正是美国的打压给了中国以力量，正是美国的错误、贪婪和愚蠢给了中国发展以巨大机遇。中国推动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的大规模建设。中国经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从那时起，中国经济出现了两位数增长的奇迹，经济总量极其迅速地超越了一系列发达国家。

    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制造国，同时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这是自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最大经济成就。

    找回中国现代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

    但是，“杀敌三千，自损八百”——这里是有沉重的代价的。今天看来，我们付出的最为惨重的是文化的代价、人的代价——由于在文化建设方面的长期无所作为，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接轨的倾向，在经济结构的痛苦转型期，支撑中华民族从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站起来的现代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被广泛抛弃，并遭到知识界的耻笑。

    1993年，中国知识界发生了“人文精神讨论”。中国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归根结底就是西方封锁的结果。讨论的一方竟然把中国出现的问题归结为西方式的“人文精神”失落的结果。可悲的是，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所普遍认同的“精神价值”就是西方的所谓“人文精神”。在面临西方残酷的封锁与打压时，中国的一部分读书人却幻想用一种温和的、人道的、空想的资本主义来抚慰在封锁中求生的中国。这场讨论深刻地暴露出在20世纪90年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误区。在他们的头脑中，只有西方才有“人文精神”，而中华民族5000 年，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文精神；更有甚者，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形成的现代中国的人文精神，包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已经不被他们认为是什么“人文精神”。上层建筑领域“全盘西化”导致的结果是：在中国的硬实力遭到打击和封锁的时候，中国的软实力，特别是操纵这种软实力的中国知识分子，率先“卷旗缴枪”。毛泽东当年的担忧被证实了。

    在这场讨论中，张承志发出了独特的声音。他诉诸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人文精神，他痛感：面对西方的围剿与封锁，中国知识界丧失了鲁迅那样的硬骨头精神。他更站在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的立场上，批判西方文明的强盗逻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声音被彻底污名化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乱象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甚至中国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也并没有明确答案。

                                      （编辑  季节）

在改革开放的同龄人中，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研究员、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韩蕃璠是比较特殊的一位。

说她特殊，源于她是一个典型的“红三代”。对于“红三代”的成长经历，社会难免有着好奇和偏见，并冠以各种符号。她的特殊，还因为她丰富而有挑战性的人生阅历：美国名校海归，进入北京市政府机构，后转入国家部委所属单位后，作为中组部第14、15批博士服务团成员，近6年扎根宁夏基层，不同地域、多种角色的历练，使韩蕃璠磨练出务实拼搏、善作善成的开拓精神。

韩蕃璠说：“为祖国建功立业，是我的初心，也是我一生所愿。”

三代人的家国情怀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韩蕃璠从小在祖父身边长大，良好的家风涵养品格，浸润心灵。人生理想的种子在长辈的耳濡目染中悄然发芽，人生的选择，常常在亲人的言传身教中坚定方向。韩蕃璠对事业的坚持与守望源自其三代人的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

祖父的传奇人生

 韩蕃璠的祖父韩练成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中都曾任过高级将领。他曾经为共产党立下奇功，铸就了中共谍战史上一段神秘的传奇。

韩练成1909年出生于宁夏固原贫困山区的一个小村子，为了吃饱肚子而投军。1925 年进入黄埔系，他的体能和组织能力使他在众多学员中崭露头角。

1926年9月，韩练成被编入国民联军第四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将军，还有杨虎城将军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他们与旧军阀不同，韩练成对他们所带来的新思想、新作风，尤其是他们宣传的“救国救民，吾辈天职”的理念接受得很快。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和政治处长刘志丹都是共产党人，韩练成深受他们“救国、革命”的精神影响。他们启发他要有清楚的政治头脑，要搞清楚为谁带兵、为谁打仗，做一个明白人。刘志丹等革命志士的启发，奠定了他的信仰基础。

韩练成曾经相信国共合作可以救中国。“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另立中央。他一度陷入彷徨，苦苦寻求，谁能救中国！刘志丹在离开北伐军时，告诉韩练成，共产主义不会完，干革命需要坚定的政治信念。他鼓励韩练成要永远做革命的人，永远做革命的事。这是韩练成最后一次接受刘志丹的教导，若干年后，他得知刘志丹牺牲了，他错失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机，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断了联系。1935年，韩练成晋升为少将，但他不赞成蒋介石“剿共”政策，希望有一个用武之地可以报效国家。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韩练成陪同白崇禧会晤到南京参加会议的周恩来，从此他认定中国共产党是真抗日救国的革命政党。1942年，刚刚晋升国民党中将的韩练成进入国防研究院，筹划秘密联络共产党，寻找到秘见周恩来的机会。他向周恩来表明心迹，表示赞成共产党的立场，提出要归队，到延安去。周恩来告诉他：生存就是胜利，他已经在国民党身居要职，就要争取“在战役和战略的层面上为党起作用”。并告诉他，“谋成与密，败于泻”。要完全独立去做。从此，韩练成开始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工作。他严格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从整体战略高度，以人民解放事业的大战略为目标，直接参与制定或影响国民党的军事战略。除了周恩来或由他指定的王若飞、董必武、李克农、潘汉年之外，绝不接受党的地下组织及党领导下的各种武装力量，成为真正的“隐形将军”。

1943年5月，韩练成被蒋介石调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担任高级参谋。由于1930年中原大战救蒋有功，他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将领。1945年，韩练成担任第四十六军军长，此时，日军把华南部队向北集中，韩率第四十六军攻克柳州。他预感到，当年周恩来在蒋介石身边布下他这颗棋子要派上大作用了。果然，蒋介石派他去海南接受日军投降，布置他的任务，一是受降，收复海南；二是“剿共”，用狮子博兔的力量，在一夜之间把共产党琼崖游击队消灭在此孤岛上。此时，周恩来给他亲笔信，要他运用手中的权力，尽可能保护琼崖党组织。韩练成向蒋介石汇报说，海南没几个共产党，建议不用大部队围剿，用收编方式解决，得到蒋的默许。他中止了国民党的进剿，机智地保护了共产党的琼崖纵队。

在中国战场的八年抗战中，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歼灭日军53万人，在敌后战场歼灭日军52.6万人。而中国则在战争中付出2100万军民死亡的惨痛代价！贫弱的中国再也经不起绵绵不断的战争，人民期盼和平，反对内战。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进行和谈。韩练成心底希望双方谈出一个和平的结局，但他内心预感，内战不可避免。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方向，自己要尽一切可能，减少或降低内战给人民造成的损害。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向中原解放军发起进攻。韩练成被蒋介石调到南京，他了解到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战略计划以及西北、山东两战场的战略部署。他立即设法向中共董必武汇报了这个最机要的情况。韩练成知道，他已经被推向了内战的战场，不可能再长期隐蔽了。

同年11月底，韩练成率四十六军进入山东。山东是国军全面进攻的主战场。陈毅与韩练成取得秘密联系，希望他设法让四十六军不主动进攻解放军，并请韩练成及时提供情报。韩练成以智谋拖住国军主力李仙洲集团，为解放军争取了宝贵的进攻时间，而他自己的四十六军从“钢军”变成“豆腐渣”。他在战火硝烟中藏起来，一直没出现在指挥员的位置上，直到解放军大部队到来。陈毅感叹，韩练成为莱芜战役立了大功。国民党两个军在莱芜战役中全军覆没后，韩练成将要冒风险回南京，做好接受军法处置的准备。韩练成说，只要能为人民有所贡献，个人安危非所计也。他说：“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大谍之极，亦可无形”。莱芜战役取胜之快，歼敌之多，在解放军史上是空前的，而韩练成“大谍之极”的奇功被多部文学著作和电视剧所传播。

1947年3月，蒋介石调韩练成到国民政府参军处任职，这是蒋介石第二次调他到身边参与机要，而这次可谓最高的参与程度。送蒋的战报最后经过韩的手，蒋批出的命令最先经韩过目，他已经坐上周恩来布局的“高谋”——在战役、战略的层面上为党起作用的最佳位置。这枚棋子配合解放军打赢莱芜战役，打乱了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全面进攻的节奏。直到 1996 年，蒋介石之子蒋纬国还说：“韩练成是潜伏在‘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

1947年4月，蒋介石向山东解放区再次发起重点进攻，企图聚歼华东野战军于沂蒙山区。韩练成给蒋介石策划，让全美械武装的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择地固守。蒋忽视了地形的不利，让张灵甫固守孟良崮，包括张灵甫在内的七十四师全部被解放军歼灭。韩练成又给蒋介石帮了一个大大的倒忙。韩练成身处国民党军事中枢部门，克服和化解了重重危机。他依靠总统府参军处接触最高机密的便利，直接进行战况分析，将情报送出去。周总理说，他的一支铅笔大过两个兵团。此时，国民党部队已兵败如山倒。

1948年底，韩练成归队，穿上解放军军装。他去西柏坡参见朱德、周恩来。一见周恩来，韩马上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1949年1月，他去参见毛泽东，毛主席对他说了一句话：“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哪！”在谈话中，韩练成说，他认为毛泽东是新时代的创造者。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做历史的创造者。”

1950年，韩练成在履行入党手续时，周恩来作为韩练成的历史证明人，向他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交了底：“这么多年以来，韩练成一直是一个没有办理过正式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他的行动是对党的最忠诚的誓言。”作为蒋介石身边的红人，为什么放着高官厚禄不要，跟着共产党走，执意要加入共产党？周恩来说，这正是信仰的力量。

1955年，解放军进行授衔，韩练成的条件可以授上将，但他说，我干革命本来就不是为了功名利禄，他坚持按入党时的职务、级别，接受中将军衔。周恩来十分赞赏他的举动，经常向身边的同志讲“韩练成要党员不要上将”的故事。

精神传承

硝烟尽散、精神不朽。韩练成将军一生爱党、爱国，他的高尚品质、大家风范在后辈身上得到传承和发扬。

韩将军唯一的儿子韩兢，从父亲去世就开始遍访群贤、多方求证、追寻父亲隐秘的历史足迹，历经20多年写就《隐形将军》一书，还原了周恩来领导下中共隐蔽战线的特殊侧面。目前他已年过7旬，仍在一些地区干部学院以及一些党政机关、部队、高校参与有关党性、理想信念的讲课。

韩练成将军在世时嘱咐家人：“年轻人要有大格局，成为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才。”这句话指引孙女韩蕃璠直接选择了“海归”。回国14年以来，她坚持做一件事：将所看到的、所经历的鲜活经验与改革创新思考相结合，研究并实践如何提高管理与治理能力，这都发源于“为祖国建功立业是我的初心”。如今，从专业机构到党政机关，从首都到西北县级市，她在点线面体这四个维度的岗位上锻炼了政治能力和综合素质，切身体会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治制”。

不变的信仰  不一样的修炼

韩练成是一个在国共两党史册上都绝无仅有的传奇人物，他的孙女韩蕃璠也是一名新时代的巾帼女将。本刊近期对她进行了专访。

守望家风  薪火相传

经济导刊：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看到专题片《守望家风》，介绍了深入龙潭虎穴的四大传奇将军之一韩练成是如何留下“家风资产”的，对你和你的父亲进行了访问，对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你能否有更详细的介绍？

韩蕃璠:祖父1984年去世时，我才5岁，最深的记忆是他很爱家人，也很爱孩子，他经常和我父亲一起种花、一起聊天。他喜欢教我背唐诗，还假装被我从电影里学的“少林拳”打败坐在沙发上，然后一起大笑。 

祖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我影响都很大。他的革命斗争精神，对我们的家庭教育，对我如影随形，让我心灵上有了一种归宿和精神底色。他和我的父母都是我心中的楷模，也是我一路成长的精神导师。

经济导刊：家风传承更多的是从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上体现，对你有哪些影响？

韩蕃璠：理想信念不是与生俱来的。祖父从军是因为家贫，能够挣钱养家是一个16岁的穷孩子走出大山时最朴素的梦想。在北伐进程中，他接受了共产党人刘伯坚、刘志丹的革命启蒙，“救国革命”成为他的奋斗目标，那年他18岁。

从祖父成长过程的初期，我看到并懂得如何寻找和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虽然时代不同，但都是“受信仰所使然。”

经济导刊：韩将军在仕途上升阶段主动联系周恩来、要求参加当时还处于劣势的中国共产党；您可以留在美国发展却主动回国，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韩蕃璠：有相似也有不同之处。父亲告诉我，祖父常和他说一句话：“军人的天职是为国作战，不是满足小集团的私利。”

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蒋介石的国策是“安内攘外”，实行“一面抗战、一面剿共”。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包括地方游击队也不过只有50万人，却在沦陷区开辟了15个抗日民主根据地（1亿人口），对日军21个师团和62万伪军作战，这是侵华日军的60%和伪军的90%。他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只有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抗战、救国这一个方向。虽然他在国民党处于上升时期，但他冒险秘密联络共产党，他要跟那个坚决抗战、把中国未来引向光明的共产党走。

与前辈不同，改革开放给我带来了到海外留学的机会。“年轻人要关心国家大事，珍惜时间多学习，学以致用，成为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才。”这是祖父对后代的教诲，它直接影响我“海归”选择。2005年，我在美国塔夫茨大学获得跨学科硕士学位（融合食品政策、MBA和项目管理），我一直想将所学与国家所需结合起来为祖国服务。此时，北京市政府正为2008年北京奥运筹备招募海外人才，参与北京奥运，就是践行“知行合一”。虽然在美国发展也许会有更好的条件，但我决定放弃在美国的选择，直接回国参加这项工作。

时代不同  信仰相通

经济导刊：从你的简历我们看到你的工作经历跨度非常大，这是你有意识进行的选择吗？

韩蕃璠：我回国工作了15年，在北京市政府机构事业单位7年，包含北京奥运行动计划3年；国家部委直属机关4年，包含中组部博士服务团挂职宁夏2年；宁夏党政机关6年（自治区商务厅、灵武市）。

经济导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般人对职业转换是选择条件更好，薪酬更高的机会，而你却走了“逆潮流路线”，从北京到地方，工资越来越低，为什么这样设计职业生涯呢？

韩蕃璠：祖父当年确立了“救国、革命”的人生目标，看淡一切功名利禄，坚守责任和道义取向，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称他“要党员不要上将”。他教育我们后代“年轻人要有大格局，成为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才。”这种影响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首先就会反映在我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同时，到基层去锻炼、去实践，是我们青年干部成长过程中，了解国情、了解社会、磨练自己，必不可少的历程。

我在波士顿一家公司工作时，客户是联合国机构，我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宏观经济与发展报告整理成摘要，其中，中国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做法很有特色，我去调研中国西部扶贫和儿童健康改善情况，由此有了更多比较，让我感到，实践是学术的基础。很多人都是从抽象的模型数字出发，从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理论出发来解释中国实践，这种做法是脱离实际的。中国的发展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现代化发展的模版。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下的中国道路。留在美国，我只能做中国发展的“观察员”，做不了“建设者”。

在人生目标的选择上，77年前的祖父、15年前的我，都不是因为感情冲动或者利益取向，都有家国情怀，都是责任的选择取向。祖父是在民族危亡时义无反顾“救国革命”。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走在新的长征路上，我向往为国家谋复兴的事业，放弃一些个人利益很正常。

经济导刊：如果说祖父是你的人生导师，你们祖孙是怎样隔空对话的？对你现在的工作有指导意义吗？

韩蕃璠：十三岁那年，我看到1970年祖父和与兰州军区皮定钧司令员谈“军官养成”、“合成军队的编成与作战”的录音记录，我很好奇，就专门作了一份笔记，经常翻看，直到这几年的军改，才意识到祖父的前瞻思想。在我办公室墙上挂着几幅书法，是祖父留下的墨迹。他曾经7次负伤，后来用练习书法恢复身体机能，当时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给他的任务是休养生息，准备参与解放台湾的战役。

看到他的题词、墨迹，读到他的论著，体会他多年前的预言，好像他并没有离开我多远。新中国是他们用青春和生命铸就的。作为“两个一百年”前进道路上的新一代共产党员，我们的使命是建设好国家。遇到新困难、新挑战时，我会从各方得到启发和激励，包括祖父的思想和经验。

在北京市工商局，我主要参加组建新机构——技术中心，日常承担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任务，当时发现如果什么都想干，就什么都做不好，到底应该怎么做？祖父在战争年代，在军中担任过从低到高的各级主官，解放后在军事科学院担任战史部部长，熟知毛主席战略战术思想体系。我刚入职就学习这套思想体系，再运用现代项目管理方法，在执行两项重要任务中，取得了不错效果。一项任务是填补北京市工商系统长期缺乏科技力量的空白，我在获得北京市委组织部留学人才科技项目支持后，牵头建立了商品食品风险管理技术体系，这关乎长远建设能力。2008年6月12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实地考察，强调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确保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我们这些年轻的参与者听到后非常激动。另一项是全程参与《北京奥运食品安全保障行动计划》的制订与实施，参与从政策设计到横跨10个部门的组织协调，我们确保了奥运期间没有发生一例食物中毒事件，先后得到北京市市长王岐山、郭金龙的认可和集体表彰。2008年，北京市政府发布了由我牵头策划实施的国际项目“北京奥运版-健康三要素”。我组织了多国专家开发出一系列中英文健康传播公共产品并代表北京市政府在日内瓦世界卫生大会向各国部长作介绍。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和我交流后决定，将项目作为WHO的品牌产品全球推广，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赛得到再次应用。

经济导刊：你是否认为这也有助于推动制度体系建设和加强治理能力建设的制度创新？

韩蕃璠：祖父带兵用兵、行政，都重视建立体系、建章立制，依靠制度管人理事。20世纪60年代，他在甘肃省担任副省长时期，建立了很多新的工作条例，不仅强调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还引用古代兵法典籍指导同事，组织学习《尉缭子•制谈》中的“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事过多年，当时的厅领导对我父亲说起他建章立制的做法，依然记忆犹新。

我在工作中接触到国家风险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改革治理体制机制，新行业工作体系建设。北京市工商局推荐我完成博士训练，作为工程院院士陈君石老师的助手，我参与了多项宏观政策研究。在中央办公厅委托陈院士提交的建议中，我们提出：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解决突发事件信息混乱的难点问题，国家亟需成立独立科技机构并建立风险预警与交流机制（危机沟通）。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成立，它承担我国“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风险管理科技支撑任务，成为国家级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在全国较早采用党委领导下的理事会决策监督管理模式。经过竞聘，我成为评估中心新闻办公室兼风险交流部首任副主任，迅速建立新的跨领域工作体系。我重新研究了祖父建立制度的做法，那几年电脑桌面都是他的笔记要点。

经济导刊：你的祖籍是宁夏，父亲也在宁夏工作过，这是你去宁夏任职的主要原因吗？

韩蕃璠：宁夏是我祖父出生的地方，也是老少边穷地区。从2013年底，由卫生部选派，我参加中组部第14批、15批博士服务团，挂职宁夏商务厅厅长助理。2016年2月，我主动要求调任宁夏工作，先后任灵武市委常委、副市长，宣传部长。

经济导刊：在宁夏6年以来，你有什么工作体会？

韩蕃璠：祖父生前强调打基础，提倡多练。他认为，无论从事哪一行，都要先从最基础的层面做起，否则就是纸上谈兵。我坚信，只有在地方基层多探索，才能在实践中不断磨练和提升自己。

我的岗位涉及地方经济发展、县域社会治理、宣传工作，其中很多是我之前不熟悉的领域。毛主席说过河要解决桥或船的问题。我理解“过河”即工作目标，而“桥或船的问题”属于工作方法，加上精神传承，都是可以借鉴学习的。20世纪60年代，祖父任甘肃省副省长，一个从战场走出来的将领，在建设时期分管他不熟悉的科委、卫生厅、文化厅、轻工等部门，他靠什么当好领导？他有几个做法：1.善于在最短时间内摸清行业规律，家里有一套纺织品样板色卡，是他分管轻工期间研究各种毛和料子留下的；2.实地调查研究，经常一个人去分管单位和群众干部交谈。他和什么人都谈得来，在文人中间他会用文人的语言，和农民在一起他懂得农民说的话，大家愿意告诉他真实的情况；3. 不做全知全能，调动各方面力量处置棘手复杂的新问题。1964年甘肃省爆发了口蹄疫，他集中了专家意见，做出正确决策，组织军民联合行动，迅速控制了疫情。调研、民主、群众路线是我党的优良作风和工作方法，而快速适应陌生环境、理性判断与决策是战火淬炼出的素质。

挂职期间，受祖父的启发，我结合新的工作实际打开了局面：完成全自治区电子商务和服务业发展调研，为长远规划提供依据；依托欧美同学会理事身份了解国内外情况，推动高质量发展：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牵头的物联网制造项目，落地西北地区最大物联网实训基地；实现首个食品领域院士工作站落地，推进一家大企业成为全国排名第二。

时代在发展，我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当我得知宁夏贫困听障人口中有很多是儿童，我主持引进了中国市长协会“世界从此欢声笑语”项目。陶斯亮会长带领50多位中外人士在一周内为3456名群众免费订做高级助听器，总价值6000多万元。宁夏残联理事长说：如果没有这个项目，常规途径要花10年才能解决同等数量群众的普通助听器问题。

在灵武市任职期间，我切身感受到县域治理是更复杂的体系。灵武市是银川市的县级市，属于宁夏沿黄（黄河）城市经济带核心区，总面积4010平方公里，有31万人口（回族约占50%）。我天天看见灵武市领导对党的建设、产业转型、乡村振兴和脱贫富民各方面竭尽全力、夜以继日，造福一方群众。前不久，灵武市位列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第83位，比2018年上升了一位，这当中凝聚着我身边领导和干部大量的心血。

县一级干部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我有很多机会参与产业规划和战略落地，体会到毛主席所说“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分管商务期间，我组织规划互联网+产业计划，并以全宁夏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县项目资金2000万元，为县域电商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如今，包括灵武长枣在内的优势产品电商交易额达到2.4亿元，实现网络零售额1.17亿元。

分管文化旅游事业期间，我带领干部主攻未来增长点，例如，热气球集时尚、旅游和视觉冲击力为一体。起初大家没有经历过，缺乏经验，我组织干部对运营团队经验、操作规律和安全保障各方面做细致研究和体验，举办了我国首个热气球自由飞行活动，实现了群众乘坐热气球“观绿色长城、学治沙劳模精神”，央视5次报道，既传播了生态文明建设，也建立了城市品牌。

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努力落实上级关于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各项要求：靠完善和落实制度守土尽责，维护意识形态和网络信息安全；靠激发干部和记者多挖掘当地人民的奋斗和火热生活，开创灵武市被央视正面报道次数最多的历史记录；靠发挥“红色资源”在基层思想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邀请周恩来总理侄女周秉建同志为广大干部讲述周总理的家风故事；靠坚定文化自信，从文化积淀中打造城市品牌，凝聚精神力量，获得国家千年古县称号、联合国亚洲都市景观奖。

经济导刊：你说过，在基层工作可以从先进人物身上“挖矿”？

韩蕃璠：宁夏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但有很多先进集体和人物。离我最近的是治沙英雄王有德。2008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与王有德共同种下的灵武长枣树，现已果实累累。他的很多做法是系统治理、综合施策生动具体的实例，累计治沙面积62万亩，为国际上贡献了生态治理的中国方案。2019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为他颁发了“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勋章，是治沙防沙事业中唯一的代表。我把治沙英雄群体的事迹推荐给央视等媒体。如今，灵武防沙治沙展览馆已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经济导刊：你对未来有哪些期待？

韩蕃璠：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了实现这个战略命题，需要我们这一代党员干部在治理体系中提高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和治理能力。未来无论我在哪里、从事什么工作，都会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对未来”的态度，巩固并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推进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编辑  季节）

“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

1956 年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年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在会议上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论断。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社会生产力理论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解放生产力”，主要指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改造和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一场革命。

“发展生产力”，主要是学习世界上的一切先进经验，建立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把“赶上并超过美国”作为中国长期发展目标。

“保护生产力”这一论断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发展。马克思指出，以破坏生产力和摧毁社会结构的方式追求资本的无限积累，是资本主义的极大缺陷。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保证，单纯地强调发展生产力，那么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据此，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社会主义制度和上层建筑来保卫，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要注意处理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的论述，是一个联系着的整体。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倘若割裂这个整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就会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伤害。

1956 年2 月，毛泽东召开36 个部委的调查研究会。在这次会议上，他第一次对照抄照搬苏联经验提出了批评，再次提出要“走我们自己的路”。

1956 年2 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各国共产党代表团离开后，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否定。。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集中在“肃反”和搞个人崇拜这两个方面。

毛泽东并不赞成把问题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在肯定斯大林的探索和功绩的同时，毛泽东认为，问题不在于斯大林个人，而在于斯大林模式。这一模式的严重缺点，在政治上，就是以“肃反”的方式推行教条主义，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党内和社会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们；在经济上，则是以中央计划、行政命令代替一切，束缚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思想根源上，则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看作类似“自然科学定理”那样的教条。

这一模式的缺陷，把苏联共产党变成了一个循规蹈矩、思想僵化的官僚集团，把社会主义的治理体系变成了僵化的官僚体系，同时也培养了赫鲁晓夫等大量的“两面人”（毛泽东称之为“修正主义分子”）。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赫鲁晓夫只是“揭了盖子”，但却“捅了娄子”。所谓“揭了盖子”，指过去没有人敢批评斯大林，现在苏联人自己出来批评，从此各国共产党人都可以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谓“捅了娄子”，就是全面否定斯大林时代的一切成就，造成了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斯大林刚刚去世三年，苏共就把他说得一无是处。苏联共产党这样简单片面地对待自己的历史，其前途一定是不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不幸言中。

社会主义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共产党内部也从来不是“一团和气”或“铁板一块”。恰恰相反，在苏联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这并不是赫鲁晓夫所谓的“权力斗争”，而是苏联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国际矛盾的反映。

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模式的最初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他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社会主义时期矛盾和斗争的复杂性。他甚至一度认为，在社会主义的苏联，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已不复存在，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上已不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的苏联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但是之后随着肃反的扩大化，他又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

在毛泽东看来，苏共二十大所揭露出的问题，其本质是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集中反映。赫鲁晓夫和斯大林都不愿正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和斗争，其思维方式都是形而上学的。

中国怎么办？毛泽东的回答是，不能一个人死了，地球就不转了。如果我们要从斯大林那里吸取教训，那就必须再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与世界形势的发展结合起来。

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党内印发）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即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以及不同人群之间必然存在着种种矛盾，这些矛盾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承认矛盾的存在、并主动去化解矛盾，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生存和发展。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

马克思指出，供需平衡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核心，但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视野里，是不可能解决供需不平衡问题的，在那里，“生产消费的需求是资本家的需求，他的真正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只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才生产某种商品”。[1]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平衡，不是指市场的不平衡，而是由于我们按照计划经济的办法，优先发展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这就造成了一个新的工业经济领域以及相应的社会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与其他社会部门、领域和阶层发展的不平衡。因为供需不平衡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真正解决不平衡的办法是努力协调经济各部门之间、党内党外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中国与外国之间等一系列的社会关系。而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关键在于解决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即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问题。

毛泽东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相联系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以及不平衡和结构调整的思想，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等论断，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大纠偏。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他说：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

世界发展不平衡

1956 年9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同时公开宣布，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1962年，毛泽东请全国的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到北京开会，共同分析中国与世界的形势。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高瞻远瞩地预言：“从现在起，50 年内外到100 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短短的20年间，中国已经由一个农业国逐步建成了工业国。在此期间，中国“两弹一星”、核潜艇研制成功，在合成胰岛素、青蒿素等生命科学尖端科学领域领先世界，在政治、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取得一系列突出成就，标志着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大国。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在九大召开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期，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同志研究分析国际形势，7月11日，4位元帅向毛主席报送了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

这份报告首次提出：“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体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的美苏对抗。”

也就是说，世界局势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战国七雄”，经历了战后的“两强对峙”，已经走向了“三国演义”，当前的世界局势是：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力量彼此对立，而美苏两强都企图称霸世界，只有中国在国外没有一兵一卒，只有中国“代表社会主义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由于中国内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加之中国已经拥有了先进的卫星、火箭、核弹技术，因此，美苏两霸都不敢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

“三大力量鼎立”，这是对不平衡的世界结构的崭新认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只有三大力量中的两方联合起来，才能压倒第三方。而一旦两方联合，就一定可以打倒第三方。

在美苏两霸中，比较而言，当时苏联对中国威胁更大。1969年3月，中苏两军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发生激战。当时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甚至策划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1969年9月29日，中国第二次成功地试爆氢弹，以显示国防实力。

相对于咄咄逼人的苏联，美国正在进行战略收缩。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美国陷入了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其经济实力受到严重消耗。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欧在西亚和中东地区面临着阿拉伯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局面。

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也在发生转变，美国与欧洲贸易造成的大量的贸易逆差，使欧洲掌握了大笔美元现金，从而形成了以英格兰银行为核心的欧洲美元市场，这使美联储不能通过操纵美元利息轻易维持美元的价值。由于欧洲不再追随美国货币政策，最终，在美国发生剧烈通货膨胀的时候，戴高乐派军舰把储存在美国的黄金运回法国，迫使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随着美国在越南、中东、欧洲相继陷入麻烦，苏联则积极进取，准备填补美国在这些地区形成的“真空”，这导致了美苏矛盾进一步加剧。

面对纷纭复杂的国际形势，叶剑英等四位老帅在上述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见解：“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2]

中苏珍宝岛冲突之后，美国原本希望中苏冲突扩大，但正如“四老帅”的判断，中苏战争不但没有发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反而因此走向缓和，这对美国极为不利。尼克松立即改变政策，促使了1971年7月9日的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2年，尼克松访问苏联之后，他的判断就是：面对咄咄逼人的苏联，美苏之间的关系缓和是不切实际的，而一旦中苏关系缓和，美国将彻底陷入被动。于是，他最终决定向中国伸出和平之手。

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尼克松说了这样一句极为现实主义的话：“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

而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诸多国内矛盾和问题，工业迅速发展，但经济结构不合理，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党内也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其中一种意见就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展国内经济上，把工业结构由注重生产资料生产调整为更加注重生活资料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另一种主张则是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继续备战备荒，对付“帝修反”。

而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实现国际关系再平衡，从总体上改变世界局势，才可能为解决国内矛盾和问题创造前提。如果中国一直处于美苏两霸的封锁与威胁之下，一直处在战备状态，那么调整经济结构、改善人民生活都是不可能的。

中美恢复接触和两国关系的改善，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改善了中国的安全形势。毛泽东曾经诙谐地说：自从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从此名声就不好了，说我是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勾结帝国主义。我喜欢美国人民，我跟尼克松也讲过，我们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帮助各国人民起来革命。

1973 年8 月2 日晚，80 岁的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青年时代的友人——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振翩及其夫人汤汉志。上面的话，就是在这次会见时说的。

今天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令资产阶级俯首帖耳，一个原因是他代表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劳苦大众。他对官僚主义的彻底否定，带来了一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廉社会。毛泽东对于中国人民的动员能力，是空前的。

毛泽东对于中美关系的认识是极为清醒的，这种清醒就是利用美苏矛盾，而决不被美苏利用。

当中华民族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历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他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树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为新中国参与世界治理创造了前提。

改革与结构调整

我们看经济发展，要看四个方面：经济增长率、经济结构、就业结构、收入水平。

1950—1976 年，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8%，人均国民收入从1949 年的66 元增长到1984 年的549 元，平均年增长率为7.1%，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GDP 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虽然增长速度很快，但由于起点太低，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

而从经济结构上看，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中国的工业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几乎完全颠倒过来了。

与1949 年恰成反照的是，中国工业对于财政的贡献超过了80%，而农业对财政的贡献则低于15%，但是，中国的主要人口，包括大量的知识青年，还是在从事农业生产。这表明中国农业的效率相对于工业发展而言是比较低的。

从就业结构看，1984年，中国的工业就业率占16.1%，而农业则占64%。

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

文化革命结束不久，近2000万知青全面回城。他们很多人一时没有安排工作，生活无保障，看不到前途，心灵一片灰暗。对一个正在进行工业化转型的人口大国来说，就业是个严重的问题。

邓小平从中国历史上大规模选拔人才的制度中获得了灵感，果断决定：自1977年开始，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招生制度，给青年一个看得见的前途，给国家的未来一个明确的希望。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之子、香港科技大学的李中清教授通过大数据研究证明，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一直到1993 年，考上高校的年轻人主要来自基层，其中40%以上是工农子弟。与之相比，历史上的科举精英多为官宦子弟，新中国成立前的教育精英主要来自江南商人和绅士阶层，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我们的高考制度，是建立在新中国所形成的教育高度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教育的平等则是新中国社会平等的产物。

恢复高考是开启中国未来的革命，也是对上山下乡制度的扬弃。当然，它首先成功解决了数百万青年的人生前途问题，即使是那些没有走进高校的青年也认识到，学习是一条人生的出路。历史证明，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事业的主干力量，首先来自恢复高考后走进大学“老三届”学生，他们不但有刻苦学习的精神，而且因为有过“工农兵”的经历，了解中国现实，懂得国情，特别是了解中国基层的实际问题。

邓小平看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中国的教育和科研部门发展严重不足，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需要，从而提出了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四个现代化的重要论述。

随之而来的，就是农村改革。按照1998年中共中央对农村改革20年经验的理论归纳，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改革，体现了“党领导下我国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一是包产到户，二是乡镇企业，三是城镇化。[3]

但这种理论上的归纳毕竟是事后的。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从理论出发的，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完全从当时的中国现实、当时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出发的。

在改革之前，中国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近代以来的中国，饱经内忧外患，国家大部分财政收入源自榨取农村，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完全崩溃。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土地改革和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

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了60%，但粮食增产1.4倍，棉花增产4.7倍。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与此同时，工业总产值1974年预计比1964年增长1.9倍。显然在这10年间，工业的增长要远远高于农业的增长。尽管“在我们这样一个近8 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但是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仍十分突出。同时，在城市工业体系中，“偏重少轻”造成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重工业企业吸纳就业有限。如果不调整国民经济的结构，广大城市青年和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就难以解决。

毛泽东毕生念念不忘在城市工业化完成之后，国家必须向农村回馈。在中国经济还十分困难的时候，就在全国农村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普及农村教育。1964 年，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从西南师范学院农学系毕业，任教于安江农业学校的袁隆平开始了杂交水稻的研究。他深入农业，深入田野，经过9 年的艰苦努力，在1973 年成功选育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产籼型杂交水稻品种“南优2 号”，这一水稻品种被世界称为“东方魔稻”。自1976 年起，杂交水稻开始大面积推广，正值中国的改革开放。截至1994 年，中国稻谷累计增产2400 亿公斤。历史充分证明，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科技的伟大成就，仅凭联产承包，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我们同时还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农业技术对人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79 年，袁隆平在杂交水稻国际会议上发表了论文《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中国的农业成就轰动世界。1980年和1981年，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先后转让给美国圆环种子公司和卡捷尔公司，这是中国第一次向美国输出先进农业技术，显示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底气。袁隆平出版于1985 年的《杂交水稻教程》经联合国粮农组织引进出版后，发行到40多个国家，成为指导农业发展的教科书。可以说，中国的农业技术为解决人类的吃饭问题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邓小平看到了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症结：由于城乡体制的分割，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立足于“人海战术”的农业是没有效率的，那种消极等待城市工业化完成后再反哺农村的设想是机械的。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的思路压抑了就业，而片面强调城市工业化的思路则压抑了农村和农民的积极性。

改革，就是为了破解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矛盾，而正是在破解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过程中，方才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通过对这些政策的反复比较与提炼，最终方才将其上升为理论。

1971 年，尼克松访华之前曾说，他要“给毛泽东送份大礼”，而这份所谓的“大礼”，就是美国部分解除对华技术封锁。随即，中国政府抓住时机，制定和实施了“四三方案”，推动中国工业技术装备的升级换代。自1973 年1 月起，我国从西方国家引进43 亿美元的成套技术设备，后又增至51.4亿美元——这是自苏联援助的156 项之后，中国再次大规模从国外引进技术，也是新中国向西方开放的开始。对外引进和初步开放，也有效地缓解了长期受外部封锁造成的“偏重少轻”问题。比如化纤和化肥产量大幅度提高，为改善人民的“吃穿用”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农村改革，不全等于联产承包，它比联产承包要深广得多。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1978 年才开始的。因为早在1955 年合作化初期，浙江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就开始推行包产到户。实行两年后，因其没有被上级认可，在反右运动中被制止。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度被提起，并得到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肯定。

根据杜润生的自述，1980年4月，在中央召开的长期规划编制前的征求意见会上，杜润生向时任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而姚依林到邓小平那里汇报时则首次提到让“工、农业甩包袱”。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全面开启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此同时，放开了农村多种经营。首先在人多地少的浙江，出现了在全国各地钉鞋的勤劳鞋匠；其次，从“鸡毛换糖”的走街串巷的商贩中发展出了小商品市场；最后，8亿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社队企业”（后来叫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全国如雨后春笋般产生了4700万家社队企业，就业者达到了1 亿人。

在国有企业、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之外，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社队企业。由此，更加多元且富有弹性的就业和产业结构形成了。

怎样坚持、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用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来概括这个问题：一个是“开放”，另一个是“搞活”。所谓“发展”，是指在毛泽东艰辛探索的基础上，邓小平通过调整僵化的城乡结构，终于找到了一种“统分结合”“两头有利”的方式。由于农村集体有了人、财、物的积累，国际和国内市场也有了需求，特别是国家面临着出口创汇的压力，乡镇企业方才应运而生。这项创举，成功地将广大农民把个人利益的追求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在推进城市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农村的自主创新开启了一种市场化的企业经营模式。

更重要的是，农村改革调动了中国8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它使农村集体积累起来的资金留在了农村，留在了农村集体手中。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第一次以乡镇为单位，实现了资本积累。历史证明，这样的资本积累推动了中国农村的产业化发展，进而推动了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和建设。当然，历史也已经证明，如果削弱了农村集体经济，也就取消了农村资本积累的制度基础，农村积累起来的资本只能再次流向城市，农村经济就会瓦解。仅仅靠国家划拨资金，是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的问题的。

毛泽东曾经设想过，通过社队办企业可以解决轻工业产品不足的问题。但他没有看到，乡镇企业可以以如此巨大的规模生产大量符合市场需求的小商品和轻工业品，乡镇企业的销售员们可以建立起一个横跨中国大地的销售网络。因此邓小平说，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改革开放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理论问题：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劳动产品的交换机制，而资本主义则是一个无限制的货币积累机制，它们所遵循的法则是不同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两个简明的公式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商品市场经济是“商品—货币—商品”，在这里，从商品到商品，货币只是一个中介，而资本主义则是“货币—商品—货币”，在这里，货币积累是唯一的、无限制的追求。

所谓社会需求，首先是消费需求。资本主义仅仅把工人当作雇佣劳动者，拼命压低工人的消费需求，最终造成消费不足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我们如果把劳动者既看作生产者，同时又看作有消费需求的社会的人，我们就不仅看到中国劳动力充足这一优势，也可以看到中国消费需求大这样一个优势。只有把这个市场规模的优势发挥出来，把两个优势结合起来，中国的优势、社会主义的优势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所谓解放思想，回到马克思主义，其根本意义就在于，不能把社会看作一台僵化的机器，而是必须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人不是劳动机器，而是有着广泛社会需求的社会的人。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果不能充分解决就业问题，如果使农村的积累片面流向城市，就不能使广大劳动者通过自由的劳动致富，不能真正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不能真正发挥出来。

我们要发展工业生产，扩大城市和工业就业人口，但这里有一个前提：这些劳动者也是消费者，他们首先必须吃饭。如果把文明理解为一种生态，那么中国农村是中华文明的根基，牺牲农村搞发展，“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在马克思看来，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总体的目标，没有共同的发展基础，它就不能成为一个“共同体”，而一个社会里，如果没有个人的活力，没有个人的满足，那这个社会就只是一个躯壳，而不是一个“有机体”。

社会必须是一个“共同体”和“有机体”，即在共同目标和共享基础上充分发挥个人活力。社会有机体的思想，被马克思称为辩证法的精髓。

什么是“搞活”呢？就是通过扩大就业，实行按劳分配，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充满生命活力的“有机体”，就是解除束缚劳动者充分就业的体制机制，使劳动成为自由的，就是按照价值规律办事，使劳动者能够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实际的好处。

中国改革开放也被形象地称为“春天的故事”，那时的中国如同在春天蓬勃生长的大树，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沃土上长出了多种形式的自由劳动的蓬勃枝叶。邓小平创造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模式：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个人利益自由发展与创造，与整个国家和集体的发展密切结合，而不是彼此对立。

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与通过价值规律“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二者之间本来就不是矛盾的。斯大林体制的重大缺陷就是用前一只手代替和取消后一只手，而毛泽东早就说过，这是“单打一，比较的偏颇”。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邓小平走出了一条与苏联完全不同的道路。苏联经济的弊端是一种僵化的决定论，即城市决定农村，工业决定农业，在工业中，重工业决定一切。这也是毛泽东多次批评过的。通过改革僵化的经济结构，解决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同时也就是解决社会结构不平衡的问题。经济和社会不是僵化的机器，而是有着内在结构的生命有机体——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极大贡献。

邓小平的农村改革，是对毛泽东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完善。这种完善就是使农村已经形成的新的生产力得以充分释放，而其核心就是使农民分享农村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从而大大调动了8 亿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到1984 年，中国的城乡差距缩小到历史上的最小水平，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问题通过城乡发展的社会不平衡这一问题的解决得以解决。

（编辑  季节）

新民主主义

真正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随后展开的国共合作的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13位代表，代表着59位党员——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总数。最终，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有7人脱党。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完全不可想象，中华民族的前途也完全不可想象。

中共一大的代表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文化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所擅长的是写文章。

关于什么是文化，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说，文化就是“器物”。他也是从这个角度几乎完全否定了文章和文人的价值。章太炎是从文字学出发来定义何谓“文章”的。离开了甲骨文、青铜器、经典的辨识与出版编纂，就没有了文化，语言离开了器物就是空的。然而，晚清以来，这一切都反转了。作为器物的中国文化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被西方的器物打得落花流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章太炎看来，空谈误国，而近代以来的中国根本就没有文化，近代以来的文章无非是空谈。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军队

毛泽东结束了近代以来的文化空谈，他使中国新文化成为器物，更成为武器。他以学问治军，把战争上升为哲学。他不仅恢复秦汉唐的农战制度，恢复并发扬了阳明学的军事哲学性质，而且锻造了一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自1921年1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狭隘的小组织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中国共产党学会了“武装斗争”。

中华民族的衰落集中表现为积贫积弱，特别是在武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和国内反动派。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目光短浅，他们认识不到西方现代国家是一部暴力机器，要使中国站起来，必须先建设一支人民的武装。打不过敌人，说什么都没有用——这是一条简朴的真理，当然，也是一条极为残酷的真理。

毛泽东以土地革命组织农民，通过古田会议，他使农民士兵了解到什么是中国国情，什么是世界大势。也正是从古田会议开始，他使人民军队成为一所“大学校”。

中国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是通过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实现的。是什么力量把道德与法律结合在一起的呢？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军队，军队的纪律就是古人所说的“武德”。他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建立了一支有思想、有道德的军队，使人民军队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与道德的楷模和标杆。治兵之要，在于治心。统帅之责，首先在于冷静地分析、观察敌情，分析地势、敌势、我势。这是阳明学之精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纪律最严密的组织，这个坚强的组织首先是在红军时期锻造而成的。“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建在班上，随时随地的学习、谈心、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形式与汇报工作，这不是宋代的“养兵”，而是每时每刻从思想上、技术上“练兵”。

如果没有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就没有中央党校和全党组织严密的学习、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战斗力，就来自这种每日每时的学习与锤炼。毛泽东说，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更要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把融历史、地理、治国理政于一体的中国学问发展到了极致，并用于残酷的战争。他指出，适用于欧洲平原的正规阵地战不适合山地遍布的中国。他从中国的前人那里学习运动战，更把运动战发展为突击战和游击战。他的《论持久战》不仅改写了人类军事斗争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他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中国革命是漫长的革命，中国革命是持久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持久战，中国共产党人和人类解放事业是持久战。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看到希望，要在冷静观察和分析中，把握历史变化的契机，增加我们的勇气，积蓄我们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论持久战》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教科书，而且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的教科书。

什么是中国的问题

1939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这一年是五四运动20周年。这一年，毛泽东发表了《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发表了《永久奋斗》，还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等一系列重要文献，开启了延安整风运动。

当中国共产党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的时候，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有缺点的，如果不能改正这些缺点，就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这些缺点包括：对于世界局势缺乏深入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缺乏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总结分析革命经验教训的能力不够。中国共产党有了一点物质基础，这不值得骄傲，因为我们缺乏的是思想的基础。万里长征，中国共产党开动了两条腿的机器，但更需要开动的是“思想机器”。

什么是中国的问题呢？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最大的短处就在于脱离人民，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危险也在于脱离中国实际，脱离人民群众。

毛泽东说过，我们是中国人，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问题，必须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

旧中国的第一个问题，在于治理者不行，在于治理者实际上的缺位。因为长期治理中国的就是士大夫阶级，而这个阶级的问题也不仅仅在于腐败，还在于消极无能，不能干事、不敢干事、不想干事。政治上的消极束缚社会发展，这是最根本的问题。至于学风、文风、政风的问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其实都是士大夫政治消极的表现。

这种消极是指在态度上——精英分子对民众特别是对农民的消极。无论鲁迅还是孙中山，他们对于农民的认识都是消极的，而毛泽东后来把这种弥漫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消极思想描述为“小资产阶级情绪”。

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说，一是因为敌人太强，二是因为我们自己太弱。于是就有了革命的长期性。而“我们自己太弱”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启蒙者不知道与人民结合，就在于革命者还没有很好地与中国人民结合在一起。

传统中国之弱，体现在读书人的软弱、文弱，根源就在于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是“两张皮”。毛泽东青年时代说过：“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中国的读书人一向就是特殊阶级，读书，就是把自己从社会大众中超拔出来的基本方式。

尽管士大夫阶级也都懂得“大学之道在亲民”的道理，但是，正如竺可桢所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一旦成为读书人，一般就不会参加体力劳动，士大夫阶级对于生产劳动的态度也是消极的，以为那是“贱业”。因此，脑与手的分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遂造成了中国知识与知识分子的一个致命缺陷——鄙视劳动、鄙视动手，而这就是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中国要有合格的治理者，这就要求精英阶层成熟起来，要克服对于民众的消极态度、对于生产劳动的消极态度。

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为什么忽而高亢，忽而绝望呢？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人民群众，他们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因素，而且几乎是难以改变的。毛泽东则说，要克服这种“小资产阶级情绪”，关键就在于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动员群众，发动群众。

群众路线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方法，是调查研究、分析归纳、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改造群众的一系列方法，是一个破坏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基本方法。

要使中国社会有一个真正的领导力量，首先在于党的建设，而其中关键在于搞清楚我们的党与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的根本区别究竟在哪里。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到中国人民中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是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是继秦、汉、唐、宋以来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最深刻的一场人文精神的革命，它重铸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诞生了毛泽东思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是使中华民族摆脱“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三大法宝。

伟大的中国革命，使中国共产党经历了28年残酷革命战争的洗礼，使中华民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的锻造。经过了残酷的斗争，牺牲了无数英雄儿女，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从亡国灭种的境地重新站立起来了——光明的新中国就这样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形象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深刻的社会革命中诞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但一举解决了宋以来中国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的问题，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中国持续衰落的趋势，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由此开始。

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

28年的革命，使中国农民空前组织起来，为最基础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公有制奠定了基础。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更为坚实。但是，中国搞社会主义有着一块严重的短板，即中国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现代工业的基础几乎一片空白。

要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早在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就指出，未来之新中国，“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果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是个伟大戏剧的序幕，今后的道路更长，工作更艰苦，成就更伟大。

马克思论述了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是工人阶级夺取工业生产资料，同时掌握资本。关于后一点，《共产党宣言》指出：

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成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2]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不是要取消资本，也不是要把个人财产变成社会财产，而是要使资本成为公共的，使资本为人民服务，使资本“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马克思向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提出了两项重要任务：第一，掌握工业化的生产资料；第二，掌握资本。所谓资本为人民服务，就是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服务。马克思说，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了不同的社会发展尺度。

毛泽东一贯强调人与生产力的结合，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

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开篇，梅斯纳这样指出：新中国的奋斗目标是两个，而不是一个，即社会主义和现代化。

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一场工业化运动和经济现代化运动，而且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法则、社会主义治理体系而进行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的革命，是一场“文化革命”。这是一场更为艰难但也更为深远、更为彻底的革命。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指出，在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无产阶级要建立的新的社会法则究竟是什么呢？无非三种：第一种是按需分配；第二种是按劳分配；第三种则更为普遍，就是按照对于集体和社会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按需分配”是没有现实可能性的。在没有找到一个“按照对集体和社会贡献大小进行分配”的确切、可操作标准之前，最切实的办法就是采用“按劳分配”。

列宁提出，社会主义乃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他的原话是“第一阶段”），它要保卫的就是按劳分配的法则，核心就是通过能者多劳、多劳多得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是由列宁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个优越性。他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另一个优势，即“苏维埃加电气化”。在列宁看来，相比只会吵架的议会而言，奉行民主集中制的苏维埃制度是推动现代化最高效的方式。

斯大林则继承了列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观点。今天看来，斯大林被骂得最厉害的地方，其实也就在“极权主义的计划经济”。因为西方的经济学完全不能想象在没有市场自发作用的情况下能够建立一种“经济”。斯大林指出，市场经济对于工业化有排斥作用，靠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不能带来工业化，而资本主义国家是掠夺财富和资本积累的工具，私人财富——资本的积累并不等于发展生产力。推动工业化，关键在于机器生产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斯大林恰恰在这一点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都会导向财富积累，但财富的积累并不意味着工业化。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结论与黑格尔相似：市场经济的国家体制与工业化的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

斯大林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关注点在商品，但是，对现代经济体而言，居于中心地位的是生产资料生产。简而言之，没有生产商品的机器，就不会有商品。因为工业化生产包括：原材料的生产；生产机器的设备——工作母机的生产；机器设备的生产；利用机器进行的产品的生产。狭义的市场经济，所论述的只是产品的交换与生产，而没有涉及原材料、母机、机器设备、产品这4个部门之间的生产与交换关系，更没有看到上述4个部门之间的生产与交换关系就是现代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基础和前提。离开了这个基础，就不可能有工业化的生产，也就不可能有产品的交换。

马克思正是从这个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持续工业化的排斥，是商品交换的体系对于原材料、母机、机器设备的生产交换体系具有排斥作用。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视为“头足倒置”的。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提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竞争的充分和经济体系的日益庞大，必然出现生产领域“一般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就是指在工业化的生产体系里，利润主要发生在生产活动的最末端——制成品的生产与交换，随着销售部门的扩大、生产的扩大，生产活动的上游——原材料、母机、机器设备的生产所能分享的利润则越来越少。通俗地说，这就会出现“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赚钱的现象。马克思认为，如果一个经济是完全利润导向的，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的答案。

而这个答案是斯大林提供的，他的意见是：在“一般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不应追随市场，而应主动致力于建立完善的、彼此互为供需的生产部门，以各部门彼此间的供需关系代替市场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供需关系。取代市场的是由互相具有需求和供给关系的完善的工业部门组织起来的生产资料生产体系。它构成了与“商品交换体系”不同的“生产资料生产与交换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构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因此，所谓计划，主要是指机器设备生产部门之间互相的供需关系。简而言之，斯大林所谓的国家经济主干，是以许多工业部门和国有企业为主体构成的。

斯大林的贡献在于澄清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市场化与工业化不是一回事。世界上有许多市场化的国家，但只有极少数工业化国家。英国之所以强大，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市场化的国家，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首先是实现工业化。

要推动经济现代化发展，仅仅靠所谓通过商品经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是远远不够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与交换体系是鸡，商品交换体系是蛋，没有鸡，就没有蛋，否则，你要么买人家的鸡，要么就买人家的蛋——斯大林的发明，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实际上，按照斯大林的模式，苏联经济的发展被当时的世界学术界公认为“创造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这里有一组数字可以说明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913年俄国生产水平最高的年份，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7%，相当于美国的7%、德国的17%、英国的22%、法国的40%。英国用了近8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革命，又用了近80年的时间实现了国家工业化，而苏联仅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一个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到先进的工业国的历史性跨越。

特别是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世界一片萧条，唯有苏联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1928—1932年的“一五”计划期间，工业产值年增长率达19.2%，1933—1937年的“二五”计划期间为17.8%，1938—1940年的“三五”计划前期为13.2%。1950年，苏联社会总产值比1913年增加了17.2倍，其中工业产值增加了12倍，工业中生产资料产值增加高达26倍，国民收入总额也增加了7.8倍。

建立一个完善的工业体系，其实质就是建立彼此具有供需关系的多个经济部门。这些部门彼此的供需关系可以创造市场，而不是依赖自发的市场。如果这些部门之间的啮合如同齿轮一般有效，便可以节约交易成本。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立即搞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基本路线乃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按照当时的设想，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而这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中国缺乏起码的工业基础，而非缺乏市场。

中国共产党选择这样做，是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曾经说，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国，中国能生产什么？能生产粮食，还能磨成面，但连一辆汽车都不能造。中国有一点商业资本，而产业资本基本空白。中国要恢复经济，只能先发挥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扩大商业，逐步积累资本，为工业化创造基础。

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估计是：如果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而没有现代化生产力作为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空中楼阁。

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初期，苏联给予了多方面的援助，特别是“一五”时期援建的156个项目影响深远。平心而论，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技术以如此大的规模转让给另一个国家，何况当时的苏联经济奇迹乃是全世界学习的榜样。与苏联接轨，这就是向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看齐。因此，选择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新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

早在1951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从1953年起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成立了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等组成的五年计划编制领导小组。1952年8月，周恩来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就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征求苏联的意见。直到1953年2月，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指导下，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才制定完成。“一五”计划基本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计划期间中，国家对于农业的投入不足10%，主要的投资重点是工业。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同时面临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大国的封锁，这是当时我们的基本国情。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将派往中国援建的专家和技术资料在一夜之间撤走，导致一大部分在建工程停工，这给一个新生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在关键时刻使新中国顶住压力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中形成的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

如果现代化进程在全世界都是一个理性化的“祛魅”过程，那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却完全相反——因为它恰是一个高扬信仰的时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新中国靠什么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

1960年，正是新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这一年，解放军某部战士雷锋，从每月8元津贴中积攒起来的100元存款匿名捐给了农村灾区。这样的事情，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还有许多。1962年，雷锋因公牺牲，雷锋所在部队的驻地抚顺当时只有40万人口，却有10万人自发走上街头为这名普通士兵送葬。雷锋牺牲时只有22岁，他把“为人民服务”和帮助他人作为自己人生最大的幸福。

雷锋精神首先代表一种新中国的人格。这种人格把社会理解为互相扶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等价交换的市民社会。约翰·穆勒和弗洛伊德都说，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幸福，抑制痛苦。而雷锋说，人生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雷锋精神也是一种科学和理性的精神。这个始终脸上挂着灿烂笑容的“大男孩”，其实是个孤儿，他有着苦难的童年，而他对于苦难和幸福的理解，建立在对于新旧社会的清醒、理性比较之上，建立在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性分析与认同之上。正是由于这种理性、这种清醒，他方才说，心甘情愿地做革命事业的螺丝钉。

雷锋精神代表着新中国的世界观：在一个上帝已死的世界，人民就是上帝，人民就是观世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福音。

雷锋代表着的既是信仰，也是新中国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中华文明5000年所锻造的人文精神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升华。

雷锋最崇拜的偶像是毛泽东，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见过毛主席本人。毛泽东曾经说，鲁迅是圣人，而他自己不过只是“贤人”。雷锋牺牲后，翻阅雷锋日记，毛泽东感慨万千，他称雷锋是新中国的圣贤，慨然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皆可为圣贤——毛泽东极为重视从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和中国革命的遗产中去汲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动力。群众路线对基层的强大动员能力，无私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和自我克制、自我约束的意志，在关键深刻发挥了作用。当时的党员干部，不但生活方式与一般群众并无不同，而且亲身参加体力劳动。于是，在共和国的脚手架上，我们的人民挥汗如雨。毛泽东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河北省一个只有三条驴腿的互助组，农民们从山上背回了生产资料，支持了处于困境中的集体合作，让每个人感动得落泪。“穷棒子互助组”，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而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则由此开辟。

毛泽东曾经这样预言：“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被封锁“十年八年”之后，我们有了什么呢？首先就是有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自主的中国财政金融体系，创立了中国的工业体系。这两项伟大成就把中国的治理体系建立在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基础之上，为中国的一切现代进步奠定了根本基础，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财政金融体系的建立，使中国彻底摆脱了货币发行对外部的依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完成这一伟大历史创举的原因，在于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具“信用”的国家政权，在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对于“人民政权”的衷心拥护，更在于“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而这为人民币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根本性的政治前提。

而所谓“完善的工业体系”，具有如下两个基本特质：第一，由“原材料生产—母机制造—机械设备制造—产品生产”构成且彼此联系的工业部门，能够形成彼此间多元的供需关系；第二，能够为产业部门提供大部分核心技术研发能力。这就是以若干工业部门为龙头建立起来的相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要建立这样的工业体系，就不能采取所谓“比较优势”的思路，即按照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的循序渐进的步骤来建立、布局产业部门，而必须采用体系化、系统化、协同化的战略，即通过建立主导机器设备研制开发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与布局核心产业的六大工业部相配合，采用全部门整体推进战略，采用“部委—院所—企业”协同的战略。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这就是“大推进”战略。

一旦通过这样的“大推进”建立起完善的工业体系，这个体系就会产生出自我持续、自我强化、自我扩张的势不可当的趋势，从而打破“报酬递减”，使一国经济走上“报酬递增”发展的康庄大道。

中苏关系破裂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究竟靠什么来推进这关键的一跃呢？中国的工业体系始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体系的建立不是单纯依靠国家的行政命令，不是依靠外援，而是靠站起来的中国劳动人民的艰苦奋斗、忘我牺牲精神。

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没有什么别的优势，但我们拥有“人的优势”。而所谓“人的优势”绝不能等同于“人力资本”的优势。这里的人，不仅指作为“劳动力”的人，而且指中国人的精神。以苦为乐，越挫越勇，这是一种心理优势。我们的人民缺吃缺穿，但却不缺乏心灵的幸福。

我们的人民对于中国与世界，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大势，有着明确的认识，这是思想意识形态的优势。爱憎分明，敢爱敢恨，“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这是道德的优势。世界归根结底是属于人民的，历史是人民书写的，这是世界观的优势。正因为有了世界上一流的人，我们才干出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

1952—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1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678.7亿元，年均增长率为6.1%。这期间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道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展了大规模的垦荒、造林和扫盲等活动。钢产量从1952年的135万吨发展到1978年的3178万吨，年均增长率为12.9%；发电量从1952年的73亿千瓦时发展到1978年的2566亿千瓦时，年均增长率为14.7%；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1.64亿吨增加到1978年的3.05亿吨，年均增长率为2.4%。兴建各类水库8.5万座（目前依然在满足中国90%城市人口的饮用水需求）。完全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新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

既然这期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很快，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人民普遍感到贫穷呢？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增加了4亿多，几乎翻了一番，衣食住行需求因此就增长了一倍；二是我们采取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勒紧裤腰带搞建设；三是这期间有大量的劳动投入但没有产生相应收入，如大规模水利建设和铁路公路港口建设、大规模垦荒、扫盲等都属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基础建设；四是我们面临着美苏两霸的打击与封锁，在极为险恶的国际条件下，我们自力更生、发奋图强，进行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以及反抗苏联核打击的军事斗争，如果没有这些斗争的胜利，我们就不能取得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编辑  季节）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国家究竟代表谁？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对于西方治理体系的描述最为周详。马克思公开发表的第一部著作《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批判》，就是对该书的解读。

在黑格尔看来，现代国家代表了法。法的基础是什么？黑格尔说，法的基础是公平正义。世界上有没有普遍的公平正义？黑格尔的说法比较直率：似乎是没有。他说的公平正义是德意志民族的公平正义。这就是他所谓的“民族精神”，被后来的学者称为“现代民族国家”。黑格尔说，法的基础是“物权法”，公平正义只能在公平交易中得以集中体现。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在追求财富的商业精神中得以集中体现。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所谓的法无非就是市民社会的法，国家其实就是代表财富阶级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并不代表无财富者，更不代表无产阶级。

马克思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就是对于普鲁士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批判。他认为，普鲁士国家代表的其实只是两种人：一种人是国家官僚体系以及一批“官方知识分子”，另一种人是市民社会——资产阶级和有钱人。这样的国家与公平正义没有任何关系，与老百姓也没有任何关系。

中国治理体系的特点

中国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治理体系僵化造成的治理能力的持续下降。这在与西方的比较中就能看出。  

中国的治理体系包含三个要素：一是作为公平正义的文明世界的“天下”或者“天理”；二是作为政治世界的王朝、国家和法；三是作为实体的“民”或者“人民”。在中国的治理体系中，皇帝的角色极为特殊和重要。皇帝的意志之所以高于王朝、国家和法，就是因为皇权必须与“民彝”和“天理”保持一致。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一直是在不断改革的，以大历史观之，改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常态，这是至理名言。

中国的法治官僚政治是从秦的统一开始确立的。秦始皇制止了战国攻伐局面，秦的治理体系，目标极为明确，就是维护法治。官僚只是维护法治的工具，不是利益集团。

秦选拔治理者的办法，与后世不同。秦的郡县官吏皆有推荐、保举和选拔官吏的权力与责任（荐举），而继任者一旦犯法，则保举、推荐、选拔者都要与之同罪（保举连坐），把“连坐”制度嵌入了官员选拔制度之中。依照秦律，商人不得为官吏，这从根本上杜绝了官商勾结。这也是一种好的制度，柳宗元以为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即失误在于苛政，不在制度，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司马迁说，汉武帝所得在“富强”，所失在“王道”。汉武帝为了富国强兵，开始重用商人为官，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经学”成为“官学”，鼓励一部分人富起来，最终铸成了官、产、学一体化的贵族集团。魏晋隋唐，士族门阀专权，士族就是官僚，官僚就是贵族，被秦废除的封建制实际上是以士族门阀专权的形式复辟了。

唐宋之交，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矛盾也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主要集中在官、产、学一体化的士族门阀势力身上。所以，宋代要全力克服的是汉代铸成的“贵族官僚制”问题。宋代的制度创新着力于稳定，其核心就在于比较成功地以士大夫官僚政治代替了贵族官僚制度，造成了一个小农社会。宋代以来的皇帝，就是官僚的首脑。它不像汉唐那样完全代表着有产大家族的利益，但它也不代表天理，不代表小农的利益，而是把维护官僚体系的利益作为根本利益。国家只是代表官僚阶级的利益，那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弊端：治理者缺乏治理能力。用马寅初的话来说，官僚们嘴上讲的是“天下为公”，实际上的作为却是“地上为私”。

宋以来的治理者是通过科举产生的读书人，即士大夫阶级。但科举考试和官员选用乃是一种精妙的排除机制，它打破了门第，用读书人取代了贵族，且使读书人垄断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资源。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恰在于用伦理关系代替生产关系，读书人作为社会中坚力量。法家思想的核心是富国强兵，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却是以伦理关系维持社会和谐。宋以来，以儒家思想代替法家思想，改变了法治的核心内容，法由富国强兵的保障变成了皇帝制定的家法和规矩，这是一种极大的倒退。秦汉唐的治理体系是高度竞争性的，而宋明清的治理体系则是高度稳定性的。叶适曾经对其进行比较：秦汉唐治理体系的优点是有活力，而缺点是太有活力，放纵了既得利益集团；而宋代治理体系的优点是稳定，但缺点是太稳定，压抑了生产力发展，也压抑了人才。结果是，“秦汉失之于强，宋失之于弱”。

官僚执政的工具是文牍，即收发文件。自宋代以来形成的士大夫– 官僚治理体系，到了晚清，其弊端已经暴露无遗，集中表现就是规矩太多，机构太臃肿，且机构多为“管人”而非“办事”设置，以致限制了人才，脱离了实际，最终耽误了大事。因此，光绪皇帝概括说：“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材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中国者在一私字。”

钱穆曾经说，政治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人事，另一部分是制度。这一说法简短有力。总体来看，秦汉唐在人事上是比较积极的，表现为治理者比较能干，缺点是有些太能干了，没有一种完善的制度能够约束、规范强权。宋明清在制度完善特别是约束治理者方面是比较成功的，宋代不经“二府”通过，皇帝讲的话也不算数。连皇帝本身也受祖宗家法和规矩的约束。其缺点就是不能抓大放小，以督促人去办事，而是一切细枝末节，莫不有成文规定，这样就完全不能办事了。于是，官员遇到事情，便将一切都推给祖上的家法、国家的制度去负责，而无真正负责任的人。

对于这样的国情，20 世纪初的刘师培做过一个别开生面的总结。他认为，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其实是“无为而治”，中国的学术主流，对于人民的态度既不是尊重和解放，也不好说是暴力压迫，而只能说是“置之不理”。儒家虽崇礼教，然仅以德礼化民，不欲以政刑齐民；道家又欲废灭一切人治。汉之治世，宰相治国仅靠自然法即“变理阴阳”之道，对于国法所及之财政司法，则不闻不问。

传统治理体系的一大弊端，更在其脱离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治理者不关心经济问题。国家制度和治理者对于社会组织和社会生产力之发展，既不起积极推动作用，也不好说是采取刻意的压迫手段，这样的作用往往就是“没有作用”。[1] 国家和百姓互相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互不关心，也互不信任，最终也就无可避免地出现了民骗官、官骗民、基层骗中央、朝廷骗皇帝的情况，而这从根源上说，就在举国上下没有一个真正负责任的人，甚至没有一个真正有权的人。

中国面对的迫切问题，还不仅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为好，而是人民根本就不关心政治。他们以为一切政治都是欺骗，只要是国家出面，就一定没有好事，人民对法律彻底绝望，对于一切为法律所保证的权利，老百姓都认为是需要逃避的“愚民”圈套。

宋以来的治理体系代表的士大夫官僚——“没有一个人负责任”的中国陷入了一盘散沙。

问题在于怎么办。

晚清的先行者大致分为几派：章太炎比较“书呆子”，他简单地认为，问题就在于清朝这个治理者不行，所以他要倡导“排满革命”；康有为则认为，问题主要在于长期形成的治理体系低效，因此他要变法改良，把三省六部改为十二部，县令直属皇帝；孙中山算是中外皆懂，他认为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有问题，于是，他主张先通过革命解决治理者的问题，再通过改革解决治理体系的问题。

然而，无论改革还是革命，究竟由谁来组织、由谁来担当，变革中国的基本力量究竟在哪里？

变革中国的基本力量究竟在哪里

顾炎武最早看到基层的家族势力。他认为基层社会要恢复“封建”才能有力量，即使外敌入侵导致中央垮台，基层社会也可以团结起来反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就是基层的家族，这就是他在《郡县论》中表达的苦心。

孙中山看到中国社会有许多帮会和秘密结社，他认为，帮会是中国社会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力量，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洪门会，即今天致公党的前身。宋庆龄的父亲宋查理就是洪门大哥。洪门会有遍布全国乃至海外的网络，孙中山的革命依靠的主要力量就是会党。孙中山看到，中国的行会是官僚体系之外的一个严密的社会组织，过去中国人看国家兴亡，往往忽略工商业组织的变迁，这确实是个很大的盲区。

中国的行会出现得很早，它是有自身信仰的组织形式（如墨子就被推为手工业行会的领袖），特别是信仰关帝。行会立足于家族手艺承传，又与同乡会结合在一起，有会馆、商馆，有严密的会员组织。到了宋代，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行会已经成为有能力与官方博弈的力量。王安石之“市易法”，目的就在于由国家提供资本给小商贩，而打击行会所代表的大商业资本的垄断。中国自近代以来“苦力帮”也在壮大，其中典型者如青帮，源于清代运河一带土匪横行，令漕运不便，朝廷遂决定由白水村最大的土匪团伙出面，包运漕米，至1855年运河中断，他们的势力已扩散到沿运的各大码头。[2]行会订立行规，调停诉讼，结盟绝交，成为中国近代城市的重要组织力量。因此，无论国民党的革命还是共产党早期的工人运动，都借助过帮会的势力。辛亥革命依靠的是会党，1927年蒋介石镇压共产党依靠的主要还是行会。

传统的士大夫政治既然已经失败，近代以来的中国人便希望以西方的政党政治来解决中国治理者缺位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有200多个政党，这些政党是从戊戌变法的“民政”中发展出来的，几乎都是地方豪强的组织。这些政党既无信仰，也无主义，他们眼里的问题无非都是毛泽东说的所谓的“枝节”问题，而不是“大本大源”问题。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帝，而皇帝倒台之后，治理者缺位，国家分裂，军阀混战，中国变得更加衰弱，就连孙中山也不知道变革中国的社会力量究竟在哪里。

大梦先觉，但却走投无路。这成为一代人命运的象征。

新 路

中国革命的核心是土地革命

相对于传统中国，现代中国走的是一条新路。这条新路是指：伟大的中国革命造就了一个新中国，新中国的制度既不代表既得利益集团，也不代表官僚集团，而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新中国的根本成就，就是开辟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道路。这就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公至正”的基础，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要义所在。

在人类一切生产资料中，土地是第一位的生产资料。中国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从根本上说，首先就是指土地的公有制，它体现为土地的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一切个人与组织对于土地这一生产资料只具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500年来，中国的先进分子都在摸索新路。近代以来，梁启超、严复畅言“群学”，思考将国家、社会与个人融合在一起的办法，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这种融合的真正办法。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谁掌握了农民，谁就能够改变中国。谁改变了中国的土地制度，谁就能够组织农民，谁就能够组织中国。

说出这个伟大真理的人，名字叫毛泽东。

毛泽东领导了伟大的中国革命，建立了土地生产资料公有制；他领导了中国的工业革命，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他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继承了马克思思想重要转变的是毛泽东。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之所以是史无前例的，就是因为这场革命是以一场土地革命为先导的革命。离开了土地革命，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华民族的现代进程为什么不是重复西方的道路，我们对于近代以来的“新路”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理解。

以“变”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看来，中国固然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此不足畏也，不足叹也，不足悲观丧气也。面对大厦将倾，面对江河日下，毛泽东呼唤他的学友们站起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和人类历史的贡献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具有这样一种应对“极端状况”的“超常能力”。

毛泽东是在晚清和五四“反传统”的氛围中成长的，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很注意传统中积极的东西，他能够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把这些积极的东西发扬光大。1912年上半年，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堂读书时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商鞅徙木立信论》，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最早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别开生面地论述了商鞅。在他看来，商鞅能够认识到国家的能力就是人民的权利、生产能力和战斗能力这三个方面的统一，商鞅变法最核心的地方则是把社会关系改造为生产劳动关系。他这篇文章中所讲的确实是唯物主义的道理：社会关系的实质是生产关系，国家能力的集中体现就是生产力，而制度和法治是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体现。此前，没有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商鞅，也没有谁从这个角度去肯定中国历史中的先进成分。这篇作文令他的老师大惊失色，在批语中预言，“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1917 年秋，24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写下了《伦理学原理》批注。这篇长达4 万字的笔记结合德国古典哲学，重新阐发了陆王心学。毛泽东青年时代为什么特别留意德国古典哲学？其之所以拨动了青年毛泽东的心弦，是因为这种哲学呼吁：国家不仅是一种机构，而且是国民精神生活的向导。德国虽然被法国打败了，但在精神上不能倒下，而只有重新树立起精神的力量，才能实现德国的复兴。毛泽东为什么又格外留意陆王心学呢？陆王心学认为，读书人仅仅掌握书本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读书人最缺乏的，第一是信仰（这就是“心”），第二则是抵抗外在压迫的斗争意志（这就是“性”），第三是到老百姓中去“致良知”的觉悟（这便是“行”）。

在毛泽东看来，康德哲学所说的意志的自由，其实就是王阳明所谓的“明心见性”，而中国哲学里面讲的心与性，就是德国古典哲学里讲的信仰、情感和意志，就是德国古典哲学所宣扬的“永久奋斗”这种精神的力量。青年毛泽东从德国的命运反观了中国的命运，用德国古典哲学重新照亮了中国传统文明的优秀成分，重新发现了陆王心学的时代意义。

毛泽东是在具备了比较完整的中国传统文明修养、比较系统的德国古典哲学知识，把这二者融会贯通之后，又接受了马克思的学说的。

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坚信，世界上没有什么固定的道路。无论中国的老路，还是被近代中国人奉为圭臬的西方道路，都是在发展中形成的，都是变化得来的。世界上只有“变”才是唯一不变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只有治理失败，而没有灭亡，人民、土地都在那里，怎能说灭亡了呢？只有不断改造治理体系，增强治理能力，只有不断革命，文明才能真正生存下去。

毛泽东所关心的是“大本大源”问题，就是：未来之中国，将是怎样一个中国？变革中国，究竟要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当时，对这一问题最鲜明的回应就来自梁启超发表于1902 年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乃至“中国梦”这一说法最初就来自这篇重要的作品。未来之中国，将是怎样的中国？小说预言：60 年后的中国，将摆脱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局面，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站立起来，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强国。

哲学家只重视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与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鲁迅、胡适相比，毛泽东对于西方的道路与方法没有那么推崇和迷信，因为他的学问根蒂在于湖湘学派和中国传统。尽管当时的潮流是用西方的方法去解释中国的问题，但毛泽东倾向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本身，因此他认为，对于中国历史研究，对于中国现实的调查，比学习西方的方法和理论更重要。在“阅读西方”成为时代潮流的时代，毛泽东却主张首要在于“阅读中国”“读懂中国”，这是他拒绝去留学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五四的主题是“以西洋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那么毛泽东的主张则是“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这让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显得特立独行，而正是这一点使毛泽东真正开一代学风。

在五四运动爆发前，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已经在辛亥革命中瓦解了。辛亥革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因为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是主动逊位的。五四运动则是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更与革命不沾边。摆在当时先进的中国人面前的，似乎已经有了一条现成的路——自由主义的路，其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道路，也就是三权分立、多党政治、宪政民主的制度形式。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沿着这样的道路走，结果是国家随之陷入军阀割据、四分五裂。残酷的现实证明这条路不能救中国。在帝制瓦解之后，中华民族依然并没有找到破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办法。

毛泽东是在独自的奋斗中得出了与马克思一致的结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当时中国人的西方梦。李大钊说得很明白：“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毛泽东则说：“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但是，当时的毛泽东既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也没有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他只是密切关注着世界的变化，并在这种变化中寻求中国的出路。在这种摸索中，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旧民主主义的道路必然要被新民主主义代替。

究竟什么是“世界大势”？世界政治制度发展的根本趋势是什么？列宁指出，当前西方国家的根本形式不是多党制、三权分立——这些不过都是形式与皮毛而已，当前西方国家的实质就是资本扩张的工具。这样的国家被列宁称为“帝国主义”。

那么，一切被压迫民族面临的根本问题又是什么？并不是没有采用西方的所谓“先进体制”，从根本上说，就是没有能力、没有力量实现民族的统一，没有能力抵抗资本的掠夺，没有能力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对一切被压迫民族而言，当务之急是实现民族统一，以劳动者为基础，这就必须建立一个能够抵抗帝国资本掠夺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人民国家。

建立一个新中国，这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东西。什么是旧民主主义？就是宪政、多党议会制。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就是劳动者政党执政、法治政府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

新路究竟在哪里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要照搬的是美国的宪政，以宪政处理各州之间的统合问题。但是，历史证明，靠“宪政”、靠一纸宪法不能解决当时中国的军阀割据问题。孙中山临终前已经认识到旧民主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一切探索都失败了，新路究竟在哪里？结论就是：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国家都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暴力工具，未来新的国家形式将是多数劳动者压迫少数剥削者的工具，这就是革命。要进行这样的革命，必须以劳动者的暴力去对抗和推翻少数人的暴力。

然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不赞成马克思的路、俄国人的路，更不认为那是一条出路。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会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社会关系，更不会从“生产劳动组织”的角度分析生产关系。

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个家族社会，中国是个皇权专制的社会，中国是个士大夫统治的社会，中国是个“一盘散沙”的无政府社会。总而言之，中国与西洋之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文章开篇的第一句话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政治的标准在区分敌我，这句话既是至理名言，也是常识。

但是，宋代以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目标就由“化解矛盾”逐步走向了“无视矛盾”“掩盖矛盾”“取消矛盾”的地步，而这种形而上学的猖獗，造成的是连“敌我关系”都被取消了。历史证明，掩盖和取消敌我关系，自然也就取消了政治。

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确实应该算作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从“区分敌我”的政治高度去分析中国的阶级，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方法，去分析中国的社会，重新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毛泽东认为，中国有阶级。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立足中国国情去分析中国的阶级状况。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从社会关系看，最重要的关系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佃户与地主的关系。倘若把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看作人与“土地神”的关系，把佃户与地主的关系看作“宗族”关系，就是不会从生产关系角度去分析中国社会。

中国人数最多的是农民，农民究竟算不算一个阶级？毛泽东认为，农民既是一个阶级，但也不是一个阶级。要改造中国，就要唤醒农民的阶级意识。要认识中国，就必须认清中国的社会关系。要改变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从根本上说，就必须从基层组织农民，以农民的组织代替土豪劣绅的组织。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此，“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宋代之后，官僚在任有官田，退休有职田，作为当地贤达，他们又掌握着学田，官田、职田、学田统统集中在官僚手里，这就构成了毛泽东所说的“官僚地主阶级”。毛泽东说，正是他们掌握了基层，从而构成了“土豪劣绅”。毛泽东的这种分析，立足中国国情。

近代中国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的阶级是“买办阶级”，顾炎武的《钱粮论》最早触及了这些在钱粮改银中形成、壮大起来的阶级。随着白银贸易的扩张，近代以来，在中国的沿海口岸，买办阶级壮大起来。与孙中山所理解的传统的商会、行会、帮会完全不同，毛泽东认为，近代以来，这个阶级主要是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服务的，诸如宋氏家族这样的势力，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帮会，而是毛泽东所说的“买办资产阶级”。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旧“三民主义”掩盖的是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实质，掩盖的便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随着白银贸易发展起来的买办势力，它是中国社会产生的一个新的阶级。

毛泽东重点分析了无产阶级与“流氓无产者”之间的区别。中国的产业工人人数很少，而“苦力帮”具有流氓无产者性质。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由于与帮会结盟，蒋介石方才成功瓦解了共产党对于城市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于是，中国革命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通过土地革命，组织农民改造中国。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说明，中国人的道路只能靠中国人独立奋斗来寻找。因此，并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就可以照抄照搬俄国人的路，解决自己的问题。俄国已经确立起城市对于农村、工业对于农业的支配地位，因此，掌握了城市，就可以控制农村，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恰恰忽视了这种国情的根本区别，他们革命的办法就是立足城市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共产党在城市的罢工和起义，都失败了。

自宋代以来，中国所奉行的都是“国家权力不下乡”的政策，这一政策到了毛泽东这里方才彻底改变、扭转。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带进了中国的穷乡僻壤，而这就是井冈山的道路。

新型的国家政权在农村建立，中国第一部现代法典在瑞金颁布，这是千年以降第一次。

1930—1934年毛泽东创建了中国最大的红色根据地，并担任了新中国的前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但这时期是他在党内遭受排斥、打击最为严重的一段时期。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基础、财政和赋税的来源，其实就是农村。因此，任何真正有力量的政治组织和政权形式都不可能立足于中国衰弱的城市而建立。反过来说，中国有力量的政权形式和政治组织形式只能依靠中国的农村而建立——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国情。

正是基于这样的国情，党内那种希望在革命高潮时夺取大城市的设想是不符合国情的，也是一再失败的原因。夺取城市，并不能真正改变中国。而那种在革命低潮时散入农村打游击的设想，同样是错误的，因为那就是不能成事的“流寇主义”（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对于林彪的批评就是基于此）。

在全面分析了中国的国情之后，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正确的道路，便是首先在农村建立稳固的红色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与此同时，在党和人民的事业陷入迷茫与困惑的时候，毛泽东指出，到群众中去，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以充分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这就是寻找“新路”的唯一正确方法。

寻找出路和新路，不能靠书斋里的争论和辩论，因为这需要实践。而在现代中国，实践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实践，首先是指暴力革命。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新路”和“出路”，也是一条血路。

（编辑  季节）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5周年。经过增订充实，我将把原作《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一书更名为《毛泽东：忧患百姓忧患党》再版，以表达我这一位公民，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位理论研究工作者，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愈来 愈深厚、浓烈的敬意。

释义“忧患百姓忧患党”

　　再版书名10个字比较简明，但没有具体标明忧患百姓忧患党的主要内容。因此，在再版前言中，笔者想先对现书名进行释义。现书名中所说的毛泽东忧患百姓，就是他最为担心的是最广大普通百姓重受解放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灾难深重之苦；毛泽东忧患党，就是他担心党内极少数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心谋取一己私利（其本质与核心表现是仅为个人的升迁和小家庭过好日子，以此为立足点延伸辐射，就可能甚至必然结党营私），使得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改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而被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抛弃，其最终结果是亡党亡国。这里的亡党，包括依旧挂着共产党的名字，而本质上已经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党；这里的亡国，不是泛指中国，而是特指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一评价，完全符合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也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赞誉。

澄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带来的错误评价

　　由于前些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使一些人对毛泽东产生两大误解：一是认为他人品有问题，读古书，通权术，疑心重，新中国成立后发动一个接一个运动，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党内、党外伤害了很多人。二是毛泽东没有出过国，根本不懂、不会搞经济建设，把中国经济搞得一团糟，甚至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几千万人。这两大误解，至今仍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一些人对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的正确评价。

　　笔者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毛泽东没有出过国，根本不懂、不会搞经济建设，把中国经济搞得一团糟的问题，在本书中有关章节集中进行了分析和回答。全书其它章节则主要是直接和间接回答关于毛泽东所谓只知读古书，会玩弄权术整人这一问题，并在本书的相关章节中专门作了回答。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①2018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我们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②2018年7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③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坚守“党的建设的政治方向”和必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从本质上说，都是毛泽东关于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思想的同意语，是对毛泽东关于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我曾在中南海，在王震同志身边工作十多年。可以说，这本小册子，是我在中南海工作十多年主要经历、思考的凝结。

   正确评价新中国历史，正确评价人民领袖

　  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形成，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思想观点的深入人心，随着一些新的确凿史料的披露，使得不少人对毛泽东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史国史中一些主要误解开始被消解甚至涣然冰释，也使人们能更加清晰地看出毛泽东一辈子心头忧乐所在。习近平总书记短短六年的夙夜在公、一馈十起、尽心尽力地履职，赢得全党广大党员干部、全国广大人民和全军广大指战员的高度信赖与拥戴，其中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正确对待和正确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

　　我的老领导王震同志对毛泽东感情极深。近些年，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王震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知道笔者个人经历的，不断有人问：“这是真还是假的？”我回答说：“是真的。”东欧剧变之后，王震几天吃不下饭，常常坐在饭桌前低头不语。家人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劝他：“人是铁，饭是钢。”劝他时，他常常不语。其中一次，他抬起头对笔者说：“在六、七十年代，毛主席曾几次当面对我讲，‘王震呀，这样下去，搞不好，会有千百万人的人头落地哩!’那时候，我楞是不信，以为是老人家在吓唬我们。现在，我信了。”苏东剧变后，有一天一家杂志社的几位编辑来拜访，王震对他们说：“现在，血淋淋的事实已经向我们证明，政权夺取了，还可能丢失。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五十年。”王震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表述曾几次表达过类似的看法。据笔者所知，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之后，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主要成员和相当多的老同志，对毛泽东关于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思想都有了新的深刻的认识。这在全书的相关章节中，有着相关的引用和表述。

　　王震还交待笔者说：“马克思主义从此要进入受难的时代。党内和社会上对毛主席原有的误解很难消除，还会产生新的误解。要最终解决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靠将来历史与社会实践的检验和回答。你们要坚定刚毅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一有机会，就要为老人家讲点公道话。”笔者未敢忘记王震老的嘱托。

2013年7月，笔者受湖南省委第十届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之邀作相关报告，会场共1700多人。在报告中我说：“搞垮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直接、最便捷、最有效、最省力、最省钱的办法，就是攻击这个国家的领袖。偌大一个苏联的垮台，就是先把斯大林然后把列宁完全抹黑了。在中国，他们也照此办理，首先攻击毛主席，然后攻击周总理。我个人认为，毛泽东不仅属于20世纪，而且更属于21世纪、22世纪。毛泽东不仅属于中国，同时也属于世界，但他首先属于湖南。毛主席去世后，国内外敌对势力泼在他身上的脏水太多了。老人家走了，他无言。但我们每个活着的人，特别是湖南人，要首先为老人家讲点公道话。”笔者是一个性情中人，讲到这里时，我动了感情。事后，有的同志包括省里的领导对我说，在场的不少人的眼睛也都泛了潮。

　　原书《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永不变质思想探寻》2012年出版发行后，在社会上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

　　有一位中央领导阅读了该书后专门给笔者写信说：“小册子我一口气读完，感觉是不回避矛盾、有事实、有观点、深入浅出有说服力，有助于读者正确认识毛主席的功过是非。”

　　有中央军委领导写信说：“我反复读了好几遍”，“非常深刻，很有见地，对于全面准确领会毛主席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指导价值，更加自觉地做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工作，有着很强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大寨党总支书记郭凤莲同志来信说：“宋立英已是83岁的人了，听大家给她阅读书中的每一篇章，老人家都不停地回忆当年毛主席关于加强党组织建设的理论思想体系，结合自己的一生实践，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在信中，郭凤莲同志还谈到了自己读后的感受：“我是从五十年代走过来的人，对当时的记忆永远都铭记在心。我深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是由无数中华优秀儿女用鲜血、用热汗、用理想、用信念、用勤劳、用勇敢、用智慧，一字字、一行行、一页页写成的，汇聚着我们民族的品德、民族的灵魂，洋溢着我们民族的志气、民族的精神，时间之河奔腾流逝，人世之桑更迭变迁，尽管以往和现实已经成为和即将成为历史，但毛泽东主席以及老前辈的爱国风范万古流长，无数对祖国对人民做出无私奉献的英雄们、仁人志士，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历史永远不会忘记。”

　　笔者还收到多位熟悉和不熟悉的人来信或电话。我对大家的鼓励很感动。他们的话语代表着广大干部群众对毛主席思想愈来愈深刻的理解，对毛主席愈来愈深切的怀念。有不少读者来电话或写信说，不管赞不赞成该书观点，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读读此书。

　　也有一些领导和读者提供了新的事实，建议笔者尽快做一些修改，增订出版，以进一步增强该书的针对性和说服力。比如，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一位成员的老秘书曾多次恳切地催促笔者尽早增订。他说：“你这本书尽管薄，但分量重。一些地方，看着看着，就让人流泪了。说心里话，过去我对老人家也有一些不理解甚至很不理解的地方。1991年前后的苏东剧变逐渐改变和加深了我对老人家的认识。老人家忧患百姓忧患党，不掺任何杂质，也远比其他人要深刻得多、长远得多。尽快修改，增加一些新材料和新认识，会更有说服力和可读性。这有助于广大读者正确认识和区分毛主席的功过是非，更好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更好更坚定地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工作。这是你当下最应该先做的事。”笔者这次增改的清样出来后，这位老同志一字一句认真看过，又提出不少很好的修改建议。

　　笔者认为，对毛泽东的评价，绝不仅仅是关涉甚至并不是关涉他老人家个人的荣辱、功过与是非。我们这个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只有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我们才会有无比光明灿烂的前程；否则，必将会重新遭受极大的灾难和苦难。

　　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乃至人类文明史来说，纪念毛泽东，将是一个重大而永恒的主题。该来的必然来；当然，该去的也必然去。这就是历史的甚至是无情的辩证法。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5 周年的今天，与前些年纪念毛泽东诞辰之时，我们又多了很多新的更深刻的认识与体会。笔者更深信，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乃至140、150周年之时，这种新的认识与体会，必将会更多更广更深刻。

通过阅读毛泽东生平和学习毛泽东思想，通过对这本书写作时的资料收集和思考，我愈加感到，毛主席是一座大山，我仅认识到其中的几棵树；毛主席是一泓大海，我仅认识到其中的几滴水。前不久，我到一个省里去讲课，课间休息，这个省的省长对笔者说：“李院长，讲课中，你讲到要读读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九本《毛泽东年谱》。我读了。读完后，我把九本年谱整整齐齐摆放在书橱里，在书橱面前肃立了很久。”为增写此书，笔者几乎又重读了九本厚厚的《毛泽东年谱》。此时笔者想，若有更多的人尤其是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能读读九本《毛泽东年谱》该多好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一定意义上讲，不读《毛泽东年谱》，就没有资格评论毛泽东。说这话，可能是武断了点，但决不是没有点道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的人，当然会对毛泽东有不同的评价。即使你可以认为毛泽东是穷山恶海，但你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历史中大山般的分量。笔者坚信，历史必将把毛泽东载入人民的光辉史册。随着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笔者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光明美好的前程充满无比坚定的信心。

（编辑  季节）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什么叫“国情”？

所谓“国情”，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基本情况。它一方面是指客观的条件，另一方面，这些条件也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着的。

什么是19世纪中后期中国的基本国情？

那就是一千多年的士大夫政治的解体，与西方列强的入侵与宰割，是这两个基本条件，一起摆在了中国和中国人民面前。

大变局之前夜的中国基本国情

实际上，传统中国的衰落是逐渐的，是各种条件长期发展变化的结果。

1820年——即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夜，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峰。即使今天美国的经济总量，也只是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还不到。

明清之交，中国的人口也翻了一番，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清末达到4.5亿人，是当时欧洲的数倍。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如此狭小、贫瘠的土地，养活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这就要归功于中国高度领先世界的农业技术。

中国长期农业发展的最突出成就，就是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这是一个从秦汉就开始的持续过程。其中最大的水利工程，无疑就是大运河。历史上的大运河有两条，即隋唐大运河和元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前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是人字型的，后者被取直，不再经过河南。

黄河的问题是泥沙，而运河最大的麻烦，在于需要穿越黄河，这就带来了泥沙淤积、阻塞河道的问题。元代为了保证运河畅通，便在山东境内尽断漯川河道，强引黄河经泗水入淮河，以一淮受全河，让黄河改道，为运河让路，人为地使黄河向南爬坡入海，从而使“修河”成为年复一年的浩大工程，成为中华帝国一项巨大的财政负担。

如果从环境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的变化，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并在山东阳谷斩断京杭大运河。由于此时恰逢西方列强入侵、太平天国运动，清王朝财政极为困难，无力修河。从此，北方运河断流，连接中华帝国的南北大动脉中断，中原、鲁西这些人口高度密集的主要粮食产区沦为了黄泛区，这对中国农业的破坏极为巨大。捻军和义和团均在此区域兴起，这可谓是中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标志。

人们长期以来把中国衰落的原因归结为闭关自守，但实际上，自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以来，直到清中叶，中国一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

中国的传统经济固然以农业为基础，但衡量中国经济繁荣的尺度向来是包括手工业、制造业发展的“百业兴旺”；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就是高度商品化的。中国经济史的发展证明：农业的稳定发展与大规模的贸易并不矛盾，而是互相补充的。

1492年，当欧洲人开始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活动时，这已经比明代开创的世界史上第一次大航海落后了80年。

19世纪中叶，英国对于印度的殖民统治，沙俄在中亚地区的扩张，造成了丝绸之路的再次中断。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以恰克图为中介的北方陆上贸易和以广州为核心的海洋贸易。对清王朝而言，贸易不仅是经济手段，而且是维护周边安全的政治手段，不仅是获利的手段，也是对周边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的手段，这是清朝的“朝贡贸易”与英国所标榜的“自由贸易”的根本区别。如果接受了西方的“自由贸易”，就可能摧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政治联系，这就是乾隆拒绝马噶尔尼“自由贸易”要求的真正原因。

鸦片战争和晚清王朝的财政危机

长期以来，西方仅通过澳门和广州粤海关与中华帝国做生意，即使这种生意是在中国的严格管理下，但对西方商人而言极为有利可图，这使广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城市之一。在当时的中国看来，中国应该与全世界做生意，英国只是其中之一；而英国则认为，自己必须独占对华贸易。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造中国的贸易体制，包括改造广东行商制度，掌握中国海关，彻底取消海关管制与关税。

中国海关对于英国商品的管制，就是对于毒品——鸦片的管制。19世纪以降，西方对华贸易主要就是鸦片毒品走私，英国东印度公司，不过就是一个武装毒品走私集团。

长期以来最为研究者忽视的问题，就是中华帝国财政的基础与来源，对帝国命运的决定性影响。中国虽是一个农业国，但帝国的财政岁入却并非一般地取决于土地税收。西汉财政的基础就是盐铁与商业，而不仅取决于土地；宋代以来，由于对分散小农征税的行政成本极大，故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就是商业和对外贸易。清代康乾以来，多有免除钱粮的“仁政”，就是因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以茶叶、木材、瓷器、陶器、纺织品、桐油等为主体的对外贸易，而非完全依赖土地税收。其中粤海关、江海关这两关的对外贸易收入，占了帝国岁入的三分之一。

这一方面表明，有了如此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收入，帝国才有能力对广大小农施行“仁政”，减免钱粮；另一方面，所谓清代“闭关自守”的说法是片面的，只要翻阅一下《清实录》，就可以看到粤海关、江海关在帝国岁入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粤海关对付鸦片走私的办法，起初就是罚款，这种方式导致了沿海的黑社会势力与介入到鸦片走私之中，也加剧了广东地方官员的腐败，但对于海关收入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而当林则徐把罚款升级为全面禁烟、没收赃物、全面销毁之后，鸦片战争爆发了。

鸦片战争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造成清“海关财政”的崩溃。在没有成功管控粤海关危机之后，清政府已没有能力组织力量对英国海盗行为进行有效反击。西方势力长驱直入，继粤海关之后江海关也失守，而这两个海关占清王朝国家税收的三分之一，由此引发了清王朝的财政危机。

随之而来的一切，都是雪上加霜：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发生，暴露出广东、广西是清王朝统治的两个最薄弱环节。1855年，黄河决口，运河中断，清王朝的财政捉襟见肘，无力修河，河北山东，流民遍地。最终，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中国的京畿腹地和东三省也守不住了。

西方掠夺、小农破产和统一帝国的瓦解

自道光以降，清王朝全部国家行政的核心，就是围绕着四个字：筹款、赔款。

所谓“筹款”，就是严令各地方缴纳税款。

筹款、催款的目的，就在于练兵、办洋务、办团练，更主要的，就是为了赔款。

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

《辛丑条约》

这个条约要求：中国需赔偿11个国家白银本息合计9.8亿两，而加上地方赔款，中国总共需要拿出10亿两白银，才能满足列强难填之欲壑。这个数目，相当于清王朝12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在如此天文数字的赔款的压迫下，清王朝的财政政策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即由财政依赖关税，转向全面依靠榨取农民和土地收入。自道光以来，纳租——催缴土地税，就成为各级官员的头等大事，为此，朝廷派员勘察户籍、丈量土地，大肆搜刮。小农的负担空前加大，成为压垮清帝国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历代民众无不浑浑噩疆，乃至全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而如此天文数字的赔款骤至，黎民百姓，千家万户命何以堪？既然被酷吏催款派税是死，造反起义亦是死，又何不揭竿而起，死中求生？

而风雨飘摇中的清廷，所能够想出的唯一筹款办法是把钱款摊派到各省地方，而这自然便使得地方分裂、联省自治为历史之必然。地方大吏为“自强”所练新军，则又必然成为日后国家解体、军阀混战的导火索。

近代中国之命运，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零和博弈。近代中国所陷入的，乃是走投无路的“死循环”：为了赔款、办洋务就对人民竭泽而渔，横征暴敛的前途必然是官逼民反，朝廷自蹈死路；而倘不维新自强，中国就必然落后挨打，继续沦为列强的“提款机”，其结果同样官逼民反，自取灭亡——而这就是包括洋务和立宪的一切中国近代改革注定的结局。

中国没有完成资本积累是因为人口过剩吗

人们往往以为，鸦片战争中清王朝打不过英国，是因为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是英国“代表先进生产力”，而实际上，大规模的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而不是鸦片战争之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鸦片战争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血液”，如果没有在鸦片战争中获得中国的巨额赔款，早期的工业革命会在经济危机中覆灭。

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大量的军事开支压垮了英国的财政。英国的军国体制，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形成的。英国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战争，特别是在海上的战争；所谓主权，就意味着战争的能力与权力。而清王朝在东南海上，遭遇的正是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穷兵黩武的对手。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规模赔款，使英国从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危机中摆脱出来。真正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并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中国的赔款和英国的军国制度。

自明代中期钱粮改银之后，相对于西方而言，中国出现了税收大规模下降的情况。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采用白银为税收工具，而大量的白银来自海外。自明代中期以来，中国通过大规模的手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与出口（丝绸、茶叶、瓷器和陶器等），吸引了世界上大部分白银，支撑起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但明代中期以降，中国始终处于白银短缺状态，这就意味着资本短缺。广东十三洋行，乃是明代建立的对外出口机制，大规模出口的目的，就在于换取白银。从这个角度说，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把中国不能完成资本积累，归结为人口过剩，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由一个生产、贸易大国，沦为西方的债务奴隶；加之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的中国经济产出，不可能与西方工业制造品竞争。就这样，西方以资本的优势和工业化的生产体系，击溃了中国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国不仅是在军事上失败了，而且更是陷入了资本匮乏与产业落后的双重陷阱。

中国文明遭逢西方文明大劫难

欧洲的启蒙和社会革命

从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上说，欧洲的制度建设长期落后于中国；直到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其所确立的依然不过是君主与贵族联合执政的体制，而这样的体制，并不比唐代的制度更先进。但随后，在王权与教权的激烈斗争中，欧洲发生了剧烈的社会革命。

宗教改革运动导致了印刷技术的发展，并形成现代印刷产业。由此催生了以报纸为主体的现代传媒业。于是，一大批专门面向社会公众而写作的作者诞生了——这些人被称为“知识分子”、“启蒙者”，他们不再是国王和贵族的奴仆，而是通过直接面向社会写作和发声获得地位和荣誉。启蒙运动时期的作者着力于揭示和塑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我与“公众”之间的关系——这被后来的马克思称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法国，狄德罗、卢梭、伏尔泰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面向“市民社会”发声的畅销作家和思想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信念——最简明的描述就是：“自由、平等、博爱”。

工业的发展、贸易的发展、知识和新观念的传播，推动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终于导致了以法国大革命为先导的社会大革命。大革命摧毁了旧制度，建立起市民社会的政治制度，而这一制度，进一步推动了资本的积累、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后，长期落后于中国的欧洲，一跃而起，走在了世界的前面。

中国传统面对西方“国富论”：千年未有之变局

自唐宋以来，中国的农业长期领先于世界。在农耕社会，发展经济无非就是解决大家吃饭的问题，中国的确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最好。这样一来，对中国而言，似乎发展经济的问题，就已经不是头等大事了。宋以来的中国制度，目的主要是防止财富的过度集中；作为治理者的读书人，对于“吃饭”以外的经济问题，大体上以为是“多事”。中国的读书人可以有许多的知识，唯独对于经济发展的知识，缺乏热情。

马克思指出：国家的目的在于追求财富，财富能力等于国家实力——这种“国富”的观点，是在17世纪的欧洲产生的。所谓“现代国家”，就是以财富为目的的国家，国家只是财富的手段——如此目标狭隘的国家观念，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欧洲观念，这样的“国家”，在此前的世界历史上并不存在。马克思问道：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前提。[1]

中国有宋以来历代王朝均标榜轻徭薄赋，爱惜民力物力，标榜以仁义礼智信治国，它们从来没有公开标榜过“财富”是国家的唯一目的，更没有标榜过国家就是追求财富的暴力手段。特别是，中国的读书人不能接受财富是人生的目的、是人类活动的唯一目的的观点，他们的信条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耻于言利”的观念，被现代价值观视为愚昧。

但马克思却说：因此，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于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2]在现代世界，追求财富是人生唯一的目的，……为了财富这个鄙俗的目的，就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需要、牺牲个人的一切才能、牺牲自然、牺牲生产力。于是，在无节制地追求财富这种鄙俗的欲望面前，生产力、人类社会和人本身都被异化了。

鸦片战争，使中国不但面临着英国这样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而且同时也面临着一个马克思所谓“鄙俗的世界”的降临。马克思说，在鸦片战争中，一个古老的王朝维护的是信义这种共同体的原则，而所谓文明的现代国家英国，维护的却是贱买贵卖的特权。

这就是为什么——鸦片战争对于中国读书人造成的心理、精神和信心的打击，可能比现实武力的打击更为沉重，因为逆转大过突然，所以，它方才被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传统文明的大劫难

1906年，自号“鉴湖女侠”的秋瑾自日本只身仗剑回国，牺牲就义之际，她留下了这样的绝命词：

痛同胞之醇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幕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伦歌！

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风潮取彼头颅”“牺牲尽我责任”。面对着如此走投无路的旷世难局，面对着中国历史的“死循环”，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土，除了以死相抗之外，似乎已经没有了别的出路。

 “秋风秋雨愁煞人”。1927年，带着对文明崩溃的千古遗恨，“旧时代的最后一个天才”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而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如此沉痛地写道：“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依凭，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陈氏所言者，数语道尽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非西方民族，被强行纳入席卷世界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过程中所遭际之共同命运。

它深刻地表明：中国革命非但不是中国传统文明崩溃的原因，而恰恰是传统文明崩溃之结果。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可以这样说——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历史上，所遭逢之困厄抑郁、艰辛挫折，可谓难以计数。然而，上下五千年来，却没有一次艰难遭逢，可以与近代中国之命运遭际相比拟。

近代中国所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近代中国的双重困境：非但在“实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而且面对“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面对弱肉强食、但却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古老的中华文明似乎在“道理”上也陷入了理屈词穷，在“道路”上似乎已日暮穷途。

非但“实力”不足，而且“道理”不通，这乃是中国文明周秦奠基成熟以来，从未遭遇过的全面之挑战。这是国家、民族的大劫难，更是文明的大劫难。

历史与国情

国家的职能和社会组织：中西方比较

西方的现代国家，是追求财富的工具，而西方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则是在争夺社会财富中形成的集团。

关于现代国家的性质，有两部作品讲得最为简明扼要：一部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指出现代国家的能力，就在于获取财富的能力；另一部则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指出国家就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自宋以来，中国的治理体系的目标，不是追求财富的无限积累与扩张，军事和武力必须受到治理体系的严密约束与限制。这种发展目标，则进而瓦解了中国社会内部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能力。

梁漱溟总结说：传统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在于，因缺乏“集团”，而缺乏“斗争”。他说：“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

与西方不同，宋以降，传统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一贯注意节制资本，节制财产的集中。唐宋之交，更把大地产贵族、大门第打倒了，既然没有了财富的高度集中，也就难以形成大资本的力量。

明代，中国有“十大商邦”。清粤海关制度下，广东行商也曾富甲天下，但是中国自秦代就不允许商人当官，汉武帝时代虽然有所改变，但不允许大资本家爬到国家和皇帝头上——这一条是亘古不变的，因此，与西方的“资本当权”不同，“节制资本”，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东汉以降的大门第，到了晚唐都没落了，这一方面就是因为上层国家财政集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基层实行均田，这就造成了大地产的衰败，于是，大贵族阶级存在的基础就没有了。

而与中国不同，西方的财产与权利往往是由战争获得，因而是排它性、独占性的。自罗马帝国以来，国家就是获得财富的手段，自十字军东征以来，国家就是劫掠财富的工具，

由于战乱不休，军事封建制——骑士采邑制度一直延续着。欧洲的资本家，恰是从大土地贵族和大贸易商中转化来的，无产阶级又是从农奴里面转化来的，西方财产高度集中，每个历史时期财富都是垄断的。因此，就产生了彼此对立着的庞大的阶级集团：奴隶主与奴隶、封建主与农奴、手工业师傅与帮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于是就有了马克思那句最著名的话：“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国的财产比较平均，遍地是小农。结果，中国就成为一个小农社会，以一种伦理关系，压抑了阶级关系。

马克思把社会看作一个有内在结构的生命有机体，当结构处于不平衡状态时，一个结构的质变，就会引发整个生命有机体整体的变化——这就是社会革命，中国的社会结构庞大而松散，我们看漫长的中国历史，就会发现：通过结构调整达到新的平衡，这就是中国的常态，革命性的质变，比较少发生。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其主体是小农，马克思说，小农如同装在口袋里的马铃薯那样，有着共同的身份，但是，彼此之间却没有社会联系，中国人口虽多，但缺乏社会组织，没有社会组织，就没有力量。

秦以来，中国实行的基本制度，就是郡县与封建的融合，这既表现为中原与边疆的关系，也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甚至外化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长期以来，维系这个制度发展的，是利益的普惠和分享，保持这一制度稳定的，不是武力扩张和资本的积累，而是文明的教化。

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西方治理体系，首先是在欧洲内部旷日持久的封建军阀混战中形成的战争体系，其次，又是在突破奥斯曼帝国长期封锁中建立起来的商业体系，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以军事封建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军商合一”的组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当时的西方制度，称为“资本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由劳动体系、商业体系和资本体系构成，资本的控制，贯穿于这个体系的全过程，换句话说，这个体系的目的，不在于劳动、商业的发展，而在于资本积累。

追求财富的贪婪——资本积累的冲动，即对剩余价值、利润和利息的追求，控制了西方，这种所谓“拜物教”的狂热，丝毫不亚于宗教的狂热，如果说中国的问题是社会关系和制度抑止了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西方则是生产力的发展，则以摧毁一切社会关系为目标，而当一切社会关系瓦解、崩溃后，生产力发展的最终基础就丧失了。

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产生

为什么中国与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为什么只有在西方，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制度呢？

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巨著《儒教与道教》中提出了一种文明论的解释：第一，中国是一个官僚治理的社会，而西方是一个骑士和军人治理的社会；第二，中国文明是立足农村的，而西方近代文明是从武装的城市里发展出来的；第三，中国虽然有发达的商业，但是，中国的行会始终受到官僚体系的压制，没有发展出金融行会，中国没有西方那种高度发达的专业化的借贷-投资体系；第四，西方的基督教是一种斗争的宗教，而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儒教和道教，都主张取消斗争，与西方的基督教相比，都属于“和平的宗教”。

抛开文明优劣的价值判断，韦伯的研究透露出一个事实，即中西文明大反转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西方文明先进，而恰恰是因为西方野蛮，而集中表现就是持续不断的宗教战争。

因为战乱不休，所以就需要有一个力量来筹措军需、特别是筹措战争经费，资产阶级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

历史表明：西方的资产阶级脱胎于投资国际战争的基督教贵族集团，例如在十字军东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圣殿骑士团。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灭亡之后，热那亚丧失了东方贸易的枢纽地位，此后，热那亚的教皇理财人转而投资于新航路的开拓，从而开启了西方世界对于美洲和非洲的暴力殖民运动。

可见，西方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把战争与金融资本结合在一起的阶级，这就是我们在鸦片战争以来所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今天的伊拉克战争中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如果离开了宗教战争这种暴力形式，如果离开了向暴力和战争投资的金融资本网络，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西方的资产阶级和所谓“大国崛起”。

我们在看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时候，就必须抓住资本的暴力本质这个基本线索。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它最深刻的地方，就是揭示了资本和资产阶级的暴力本质，即马克思从工业革命中发掘出机器的暴力，从圈地运动中发掘出农业革命的暴力，从交通革命中发掘出殖民主义的暴力。

《资本论》第一卷主要是从上述这三个方面，揭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资产阶级代表的是资本的暴力。

我们不能把无限制地追求财富积累，与“发展生产力”混为一谈。在追求财富过程中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的同时，也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的无限制的财富积累，是以摧毁一切社会关系，把一切社会关系改造为金钱债务关系的形式来实现的。这是一种毁灭性发展。而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追求人的需求的全面的满足，人的才能的全面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社会公共财富的极大丰富。

中国古代制度的高度文明和过度文明化

从拜神教走向拜物教——与西方文明的狂热相比，中国文明是冷静的，中国文明中既没有宗教的狂热，也没有金钱的狂热，更没有暴力的狂热。中国与西方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没有宗教战争。节制、平和，被视为中国文明的最大美德。

中国文明自11世纪的宋代起，已经走向了高度文明化、乃至“过度文明化”的道路。不必说与学校制度相配合的严密的科举制度、文官体制，更重要的是，宋代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监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论开放的治理体系。宋代制度的顶层设计，由两府、三司、台谏构成，管理军事的枢密院与管理行政的中书省，文武判然分离；管理经济的三司分工明确、独立行事，各级官员都在御史台的严密监督之下。特别是“宋朝立国，元气在台谏”，而宋代的谏官制度，专门为开放言论、批判时政而设置，实现了舆论监督的高度制度化。而当时中国之外的世界，都还没有这样高度文明化的制度。

但是，更加需要看到并加以反思的是：这样的体系，不是为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设计，而是为了因应当时中国生产力的相对发展，而外在空间又急剧缩小的特殊国情而设计，它是以调控、限制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以限制人的能力的发挥为目标的。

这样一个分工明确、监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论开放的治理体系，造成了政府各个部门彼此牵制、互相掣肘，极大地限制了人的才能的全面发挥。

这一治理体系，以从上到下的严密的人身依附关系，以一种“恩赐”的财富分配形式，一方面节制了无限制的财富积累所造成的两极分化（这种作用是有限的），但另一方面，这种高度官僚化的治理体系，反而造成了这些治理者的不会干事、不敢干事、不能干事。随着教育的文明化、政治的官僚化，市场和贸易的发展，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反而不断下降。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有强大的治理能力，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同时，从历史上看，我们也不能说，有了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就一定能转化为强大的治理能力，因为我们必须要看：这种治理体系对于生产力和人的发展，究竟起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反作用”。

这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对我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经验的最为深刻的总结^[3]。

所谓晚清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指高度僵化、官僚化的中国传统治理体系，与高度暴力化的西方资产阶级和资本集团迎头相撞，在这一历史关头，中国细密僵化的治理体系，非但并没有转变为治理能力，而且抑制了中国的抵抗和反抗本能。

于是，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大背景下，就产生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新的时代主题。

                              （编辑  季节）

编者的话：薛暮桥前辈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在从事经济工作的60多年里，薛老将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在一起，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和经济理论研究作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薛老经历了发展根据地经济、在西柏坡筹划新中国经济建设，参与了建国以来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若干重大宏观调控的决策，并进行了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表了大量精辟的、具有创建性的观点，其中许多重要建议被国家所采纳。2005年初，薛老获得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2005年7月22日，新中国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一代经济学宗师薛暮桥，安详、平静地走完了他的101年人生之旅。

薛老的最后几年是在北京医院度过的。每逢金秋10月，曾在薛老身边工作过的人员都会相约去看望老人家，祝他生日快乐、健康长寿。2004年10月，薛老在北京医院的病榻上越过了百岁之年。

1999年8月，薛老住院不久，朱镕基总理曾到医院看望了薛老；2004年春节，温家宝总理也到医院向薛老致以新春问候。同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召开“薛暮桥经济思想座谈会”，在会上，曾培炎副总理说，薛暮桥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经济战线上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战争年代里，他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他长期在经济领域重要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为开创我国财经、统计、物价工作，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积极贡献。对于这些赞誉，薛老是当之无愧的。但是薛老从来都用“愧不敢当”来回答别人对他的赞誉。他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50年茶话会”上说：“我在过去50年中，写了许多文章，做了许多报告，也干了一些经济工作，这都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做的事。”十年后，他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60年座谈会”上说：“至于我做的经济工作，写的经济著作，在我国当代经济学中只是沧海一粟，就是这一粟也是在党的培育下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取得的。”

薛老一生著作等身，更重要的是他运用经济理论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择其重大者说，20世纪40年代，他运用货币理论在山东解放区对敌货币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这对全国各解放区对敌货币斗争、贸易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50年代，薛老直接参与治理通货膨胀，主持创立了新中国的统计体系，并参与了“一五”、“二五”计划的制定；20世纪60年代，薛老主持建立了我国的物价管理制度，并在“大跃进”后成功地对物价进行了调整，实现了稳定物价的目标；20世纪70年代末，他提出准许待业青年自找就业门路，支持乡镇企业，支持长途贩运等重要改革建议，推进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他深刻论述了我国必须实行商品经济，并系统地提出了财税、金融、价格、外贸以及国有企业等体制改革方案。在长期的经济研究和经济实践中，特别是改革开放过程中，薛暮桥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议和主张，参与了一系列重大的宏观调控事项，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薛老对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贡献，是一定会载入我国经济史册的。我作为他的秘书，曾经长期在他身边工作、学习和生活，耳闻目睹了薛老的许多生动故事，特将其写成此文。

超脱务实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开始给干部定职定位，对那些对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干部委以重任。有的同志根据自己历史上的功绩，希望得到相应的职务，这是情理之中的事。而当时身负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重任的薛老，此时却做出了与众不同的举动。由于长期工作劳累，薛老在1951年患了神经衰弱症。为此他向中央提出，自己身体不好，要求辞去中财委秘书长等职务，以便集中精力进行经济理论研究。这在当时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政务院任命他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就是在这个岗位上，薛老开创了新中国的统计事业。

薛老在工作中对人事、工资、生活待遇等问题从不过问，也无兴趣，他的注意力始终集中于工作和研究上。在20世纪60年代国家困难时期，他自己主动要求降低了工资，还几次降低粮食定量，以致他每月的定量只有21斤，当时成年人的定量中没有这么低的一档。

　　薛老在人际交往方面的“能力”与他在经济理论上的造诣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在许多场合，比如在散步的路上，薛老碰上一位他认为“很熟的朋友”，两人交谈甚欢，可分手后薛老往往记不起人家的名字，谈话的内容也从不涉及私人事务。他与党内外的许多知名人士都有过很深的交往，但他从来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与领导、同事和下级的关系也仅限于工作。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还被造反派嘲弄过一次：造反派把计委的几个局长叫到薛老面前，问薛老他们都叫什么名字，有的薛老说不上来，但他清楚地说出每个人分别是负责哪方面工作的。在他的潜意识里，与人交往只是为了工作。

薛老总说自己记不住别人的名字是记忆力差，其实薛老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对建国以前部分解放区和建国以来国家各个时期的有关经济统计数据，可以随口道出，如数家珍。在我看来，薛老在人际关系方面的“记忆力差”，恰恰反映出他的学问人品，表现出他的高风亮节。1982年薛老曾赋诗一首：“幽谷飞瀑涤俗尘，林泉深处养劳神。文山会海无已时，不如偷闲理经纶。”诗句贴切地表达出薛老超俗务实的心境。

亲身感受

薛老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是我党第一代经济理论家，他在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长期交往中，对他们的崇高风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8年春节期间，薛老接到通知，要他立即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中央召开的讨论国内形势问题的会议。薛老是个时间观念极强的人，为了准时到会，他连早饭也顾不上吃，便赶到了怀仁堂。因他到得早，空荡荡的怀仁堂里只有一个人坐在会议桌前吃早饭。薛老走上前去，发现是毛主席，而桌上的餐食仅仅是一碗面条。毛主席见薛老来了，便向他打招呼，并问他是否吃饭了。薛老如实道来，主席便让服务员端来一碗面条。主席边吃饭边与薛老闲谈，问薛老的名字“暮桥”二字出自何处。薛老回答说，“暮桥”的名字是陈翰笙在20世纪30年代初因革命工作需要为他起的。主席听后随口吟出了陆游的两句诗：“朝发云根寺，暮宿烟际桥。"然后说：大概是用的这个典。这样一件小事，使薛老对主席的渊博钦佩不已，同时对主席简朴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也感受颇深。

关于“薛暮桥”名字的由来，薛老的夫人罗琼阿姨曾经告诉我：20世纪30年代初，陈翰笙推荐刚出狱不久、处境困难的薛老到广西的一所大学去讲授经济学，当时他自己的政治处境也很困难，不久便出国了。当时陈翰笙说过：“末路穷途，有桥可渡。”暮桥二字应源于此。现将两种说法皆献给读者。

1962年，我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一次，朱德约薛老到玉泉山谈经济计划工作。谈完工作已是中午，朱老总便留薛老一起吃饭。薛老为人极其诚朴，既然挽留，就答应了。这时，朱老总的秘书悄悄过来，催薛老快走。走到门外，秘书告诉薛老，朱老总家一顿饭的细粮只有两碗米饭，如果你留在这里吃饭，康大姐这顿就没的吃了。这件事对薛老的触动很大，他将此事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例子，讲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听，鼓励大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刻苦钻研经济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召开物价工作会议，制定物价政策。周总理对此极为重视，主持了文件的起草工作。按照总理的安排，这个文件至少要讨论和修改五到六次。薛老作为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受中央之托草拟了文件的第一稿，经总理亲自修改后提交给会议讨论。讨论时，总理临时有事不能到场，便委托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代为主持讨论。会议开始后，小平对薛老说，文件已发给大家了，没必要读全文，把文件的要点解说一下就行了。薛老对文件的主要内容作了简要说明后，小平说，暮桥是物价问题专家，文件写得比较全面，在座的哪一位还有修改意见，请提出来。会场静默了片刻，小平说：我看就这样吧，第一，调价规模不要超过×××亿；第二，要稳步推进。这个稿子基本成熟了，没必要再在会议上讨论了。与会者离开后，薛老仍坐在位子上。他想，总理布置要讨论五到六次的文件，才讨论了一次便通过了，这样行吗？于是薛老前往总理办公室，向总理汇报了讨论的情况。总理听后沉吟了一下，对薛老说了一句：“就按小平同志的意见办。”事后看来，这份文件即使再讨论五六次，它的主要精神和基本内容也不会有大的变化。通过这件事，薛老看到了周总理与小平之间的高度信任和理解，更为小平工作中的快节奏、高效率、敢负责的精神和作风所折服。薛老说，小平的这种作风始终如一，正是这种作风，加速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勤奋耕耘

薛老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将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密切结合在一起。他总是针对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主张。薛老在长期的经济工作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提出的若干建议，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薛老对于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从不随风而变。最值得钦佩的是，当时代或实践证明他的一些观点有问题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去修正。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汲取新的知识，更新自己的观念，使薛老的理论观点始终站在我国经济理论界的前列。

严谨是薛老治学的又一个鲜明特点。研究一个问题必求甚解，一丝不苟。在20世纪80年代，薛老和钱学森曾为如何在经济领域运用数学和计算机技术进行过一次讨论。钱老认为，预测经济发展应当运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技术；薛老表示同意，同时指出，在目前的国情下，计算机的数据输入是一个难关，不正确的数据输入会导致错误的结果，因为计算机缺乏“测谎功能”。他强调，数学模型在我国经济实践中的运用一定要稳步推进，讲求实效，不能搞“数字游戏"。对此，钱老也十分赞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两位巨匠之间的对话，体现出老一辈学者对国家的高度责任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薛老研究问题大致有四个步骤：一是选择研究题目。调研对象绝大部分是经济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比如在“大跃进"后研究货币物价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投资过热、物价上涨时研究通货膨胀理论；二是进行深入细致反复的调查研究。薛老在他85岁之前行动方便时，经常深入基层，就说农贸市场，我就陪他不知调查了多少家。印数达1000万册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是在去山东、安徽、江苏三省做了深入调查后才动笔写的；三是“打腹稿”。薛老通常习惯仰卧在躺椅上闭目沉思，也经常在散步或理发时构思文章的框架；四是伏案写作。薛老写作的效率极高，往往是一气呵成。虽然薛老的字一笔一画，几乎没有连笔，但写作的实际速度相当快。他在写作时谁也不能打扰他，不写完一个段落，连饭也不吃。每到吃饭时，家里人为叫他吃饭想尽办法，后来让当时只有几岁的小外孙去叫他，小孩子不懂事，拉着爷爷的手就走，薛老疼爱外孙，只得放下笔来。

薛老的文风极其朴实、简练，他一贯反对各种类型的八股文，反对讲套话和做表面文章。薛老常说，写文章一定要到有话要讲，有理要说，而且非说不可的时候才动笔，这样写出来的文章言之有物，论之有据。在他的文章里，深奥复杂的理论变成了浅显生动、有理有据的白话。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因此，不论经济界的专业人士，还是关心经济问题的普通读者，都愿意看薛老的文章。

薛老做事一贯高度专一。他在专心工作时，无论外界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听不见。在他女儿小的时候，薛老在写作，女儿在他衣服的后面缝了一些小扣子，他一点都不知道，带着这些红红绿绿的扣子就出门了。还有一个例子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文革”时薛老和另一个人被关在一间办公室里，那个人在办公室的卫生间里自杀了，薛老在学习毛选，过了若干小时，他竟浑然不知，直到外面进来人后才发现。事后薛老自己也很后怕，说幸亏不知道，当时办公室被反锁着，又是星期天，一旦知道了怎么办哪！

薛老的工作时间很有规律，日程安排是雷打不动、不容干扰的。一年365天，每天都是8点钟开始工作。在日常生活中，薛老散步、打拳以及吃药等也都极其守时，而且是持之以恒。要知道，长期按时做到这些日常小事，也是需要毅力的。薛老平时脑力工作的强度是很大的，又没有什么爱好，为使自己得到必要的休息，他喜欢采取“游泳休息法”。他常说：除了睡觉，只有游泳时才能暂时中断思考，强迫大脑休息。虽然薛老的游泳技术并不高，只会仰泳，但他在近80岁时还在北戴河的大海里畅游。为保证他的安全，每逢他游泳，我都会在旁边保护他。薛老每天都到附近公园散步，在家里打太极拳，但散步、打拳都挡不住他的思考活动。

言传身教

薛老有三个女儿，她们共同的感觉是，从小家里就像个办公室，她们在家里随时可以看到父母在工作、写作或看书看报，并时常被告知，爸爸妈妈在工作，要小声说话。她们就是在这样的“办公室”中长大的。薛老的生活十分简朴，像样点的衣服就是两三套在正式场合穿的中山装，比较好的家具就是一大排书柜。薛老生活上极其节省，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把自己的稿费都上交中央做了党费，“文革”后一补发了工资，他也立刻上交了。薛老的夫人罗琼，长期担任全国妇联第一书记和副主席等要职，她和薛老一同出差时，住宿饮食都一再要求尽可能节俭，她总是亲自整理好宾馆或火车上的被褥，希望能减轻服务员的工作。两位老人的朴实作风，深深地感染了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

跟随薛老工作的过程，就是当学生的过程，学知识、学做人。薛老在对我们讲述经济学知识和讨论问题时，很少采用老师授课的方式和口吻，他总是和我们一同调研、一同讨论，让大家充分地各抒己见。在讨论中，老人家总是鼓励大家，引导大家不断深化思路。薛老是相当于“院士”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一生的学术著作等身，但他从不提及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曾跟随和帮助薛老工作的杨波、苏星、吴敬琏、余学本、何建章、吴凯泰、李剑阁等，后来都成为出色的经济专家，撰写文章的大手笔。

薛老在87岁时被诊断患有帕金森综合症，在发病的初期，薛老被病情折磨得非常痛苦，可一旦病情稳定，薛老又以非凡的毅力，在助手们的帮助下，完成了《薛暮桥回忆录》一书的写作。这本书记录了薛老为理想和事业鞠躬尽瘁的90年历程。之后，又在薛老的指导下，编辑出版了一本《薛暮桥晚年文稿》。在93岁那年，薛老不慎摔了一跤，虽然后来恢复得不错，但他自己日感衰弱。他曾几次对女儿女婿说，大夫治得了病，治不了老，我不愿意活到100岁，如果那样，第一拖累北京医院，第二拖累国家计委（薛老的工作关系在国家发改委），第三拖累你们。他还说，中国人办丧事过于悲哀，其实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将来的丧事要简简单单。1999年9月，薛老经历了一次病危抢救之后，又对家人表示：不能工作了，住在医院里花国家的钱，麻烦医生，拖累家人，我不愿意这样维持生命。虽然说人类现在还掌握不了自己的生死，但薛老对生命的态度反映出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坦荡胸怀。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薛老是领导、是老师、是一位可敬的长者，跟随薛老工作的收获来自一点一滴的言传身教，实感受益匪浅。薛老一生默默耕耘，为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事业做出了公认的贡献。了解薛老的人，无不对这位非凡的老人充满敬意。

                             （编辑  季节）

编者按：中美贸易谈判风云突变。这场贸易战，使人们自然联想到近七十年前那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这两天，中央电视台正在播出反映近七十年前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英雄儿女》《奇袭白虎团》等，北京电视台也在适时重播2014 年推出的六集电视政论纪录片《伟大的抗美援朝》，引发广大观众的好评。本刊征求该政论纪录片顾问李慎明同意，将他为六集记录片所写的评论特发本期，以飨读者。

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60多年。但是，人们对这场战争不曾忘记，也不会忘记。人们对这场战争关注和研讨的热情，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淡化，反倒有进一步“热烈”之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正是现实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迫切需求与必然结果。

现在，在一些媒体特别是网络上，对抗美援朝战争见仁见智，甚至百论丛生。正当人们渴望在主流媒体上看到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读时，北京电视台《档案》节目在汇集大量翔实的历史文字档案、图片影视资料、当事人当年的日记和事后的回忆等多种资料的基础上，适时摄制并推出了六集电视文献片《伟大的抗美援朝》。感谢北京电视台的领导和相关同志，把《伟大的抗美援朝》这么好的片子送给我们，这说明，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样重要；在一定条件下，文化建设更为重要，因为，这是一定的人的灵魂、信念的凝聚和流淌。

看了这部文献片，深深感受到当年抉择的艰难与伟大、较量的惨烈与顽强、英雄的无畏与慷慨、后盾的坚强与坚实、复兴的自信与蓬勃、和平的珍贵与雄浑。

抗美援朝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之战

对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如何看待，因为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记忆、描述，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一些人常常说起甚至全力“营销”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实，平心而论，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抗美援朝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上，有所谓的“普世价值”吗？

如果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立场，站在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站在亿万中国人民的立场，对发生在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都会毫不犹豫地说，这完全是一场正义之战，不仅出师有名，而且正气干云。片子较充分地揭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1945年在美国本土旧金山诞生的《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这是《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最核心部分，是人类深刻反思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并试图避免类似悲剧再度发生的共同心声，也是防止大国强国对小国弱国寻找借口、滥用武力、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保障。《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项又明文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朝鲜战争本来是一场内战，但朝鲜内战一爆发，美国就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迫不及待地进行武装干涉。1950年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即命令其驻远东的空、海军参战；次日，杜鲁门又发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入侵朝鲜，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美国无论是入侵朝鲜还是霸占我国领土台湾，都是对《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的肆意践踏。1950年6月27日下午，在苏联等常任理事国缺席的情况下，美国肆意歪曲朝鲜内战的性质，以“紧急援助”李承晚集团为名，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为美国拼凑侵朝军队。7月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给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所谓“联合国军”的“合法”外衣。美国政府无论怎么盗用联合国的名义，都无法从根本上掩饰其践踏《联合国宪章》、野蛮干涉别国内政的本质。国际有关公约还明确规定，战争中，严禁使用细菌、化学等武器。而美国侵略军却灭绝人性地在朝鲜北部和我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武器，妄图通过各种毒性病菌，从根本上摧毁朝中人民的抵抗能力。在《联合国宪章》遭到如此践踏，特别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到世界列强重新奴役的生死关头，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代表中国人民经过艰难审慎的反复研究，毅然决然作出了抗美援朝这一伟大正确的抉择。

有的学者得出这样的“新论”：“由于中国出兵朝鲜，所以美国才封锁台湾海峡。抗美援朝错在中国”。甚至还有人据此声称“毛泽东的最大罪恶不是‘文革’，而是抗美援朝。”建议这些人要弄清这样的基本事实：美国在1950年6月27日悍然封锁台湾海峡，而我国在其出兵114天之后的1950年10月19日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中朝军民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强大声援下，同仇敌忾，英勇作战，粉碎了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图谋。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我国立即开始分批从朝鲜撤军。截止1958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与我们山水相依的朝鲜。而直至今天，美国在距其本土有万里之遥的朝鲜半岛却仍驻军数万余名。谁在捍卫和谁在践踏《联合国宪章》，如果不是“色盲”甚至“瞎子”，这本来就是黑白分明的事。另外，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是正式得到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恳切请求的。片子中展示了金日成亲笔疾书的这一“求援信”。对照中美两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无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既是一场抗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保家卫国的正义壮举，又是一场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正义壮举；而美军无论侵占我国台湾海峡，还是入侵朝鲜，都是严重违背《联合国宪章》和相关国际法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非正义的侵略行径。

抗美援朝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保家卫国的正义壮举。这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抗美援朝开始后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现在有一种倾向，即讲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很多，而对《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的具体内容却很少提及。从哲学角度看，从一定意义上讲，《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内容，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是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只讲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这一形式，鲜提《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里面的主要内容，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往往害死人。

抗美援朝捍卫了我国的独立和安全

抗美援朝战争不仅完全是正义之战，而且十分必要和十分迫切。片子也充分地表现了这场战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且要解放台湾，我们决不希望朝鲜半岛发生战事。但美国已经把战争强加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从这一意义上讲，新中国掀起的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完全是被迫的。志愿军渡过鸭绿江的第八天即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与民主党派人士周士钊谈到朝鲜战争时说：“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若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就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片子中引用了毛泽东上述相关论述。毛泽东不仅考虑着中华民族当时的处境，同时谋划着中华民族的长远与未来。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得不佩服毛泽东这一无比宏伟、深邃的战略眼光和英勇无畏、一往无前的超人胆略。毛泽东关于“三把刀”威胁的论述不仅进一步昭示着我国当年所毅然决然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而且依然是我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上所必须继续面对和解决的重大战略课题。

在一定条件下，正义常常会遭受邪恶的蹂躏。当时中美国力军力的异常悬殊，抗美援朝战争能不能打赢，片子充分回答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可行性即必胜性。片中表现了抉择过程的艰辛。我们的对手太强大，几乎武装到核牙齿。195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848亿美元，钢产量8772万吨，而中国的钢产量仅有60万吨，做钉子尚且不够。我们的军队装备落后，训练不充分；况且，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美国，而是由16国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动用了本国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作为侵略战争的主力，并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以大量的军事装备和物资投入战争。但军事装备完全处于劣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却能够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消耗敌人的军事装备和物资，不断取得胜利，其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在第一集《抉择》中分析归纳美国在军事上的“一长三短”：“一长，就是钢多；而三个弱点则是战线太长、运输路线太远和战斗力太弱。”他强调，中国军队是经受了20多年革命战争锻炼的军队，战斗力极强，最重要的是，我们进行的是正义之战。美军的“一长三短”和我军的“一强一正义”，这是唯物辩证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具体运用。实践已经完全证明，毛泽东对抗美援朝战争必胜的分析与把握，如同对抗日战争必胜的分析与把握一样，是十分精辟和完全正确的。这种必胜的信念也直接体现、浸润于第二集《较量》、第三集《英雄》、第四集《后盾》之中。《较量》讲的是战场上敌我双方军力的悬殊与我军战略战术上的先进，《英雄》讲的是志愿军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后盾》则集中表现抗美援朝战争本质上是人民战争这一胜利之本的源泉。贯穿该片的始终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战争史观这一红线。而唯物辩证法必胜，这是事物发展内在的必然规律和不可抗拒的铁则。

抗美援朝奠定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发展基础

如果说，片子前四集讲的是战争，那么第五、第六集则讲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地位与作用，回答了抗美援朝战争值不值得打，即战争的有利性这一重大问题。抗美援朝战争不仅继抗日战争之后，再次结束了外敌深入国土肆虐恣行进而导致我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历史，而且树立了新中国的形象，打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信邪、不怕鬼的强大威势，锻炼了我军的现代化作战能力、提高了军事指挥水平，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国防建设，进而为我国此后的经济建设赢得一个和平良好的周边和国际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场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的军威，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也打乱了美帝国主义扩张势力范围的部署，维护了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也消除了部分人崇美、恐美心理。在抗美援朝中迸发出来的这种宝贵的精神力量，不仅对赢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促进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也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号召，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抗美援朝正值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国民生产总收入1950年为65.19亿元，1951年为133.14亿元，1952年为183.72亿元，1953年为222.86亿元，三年几乎翻了两番。

抗美援朝战争的消息传向世界，西方各国受到极大震慑，他们开始重新审视新中国；广大发展中国家受到极大鼓舞，推动他们纷纷走上争取民族、民主解放之路。从1953年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有30多个国家与中国建交，新中国真正迈开了登上国际舞台的脚步，这也为1971年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访华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把我国抬进联合国开了先河，铺平了道路。新中国的胜利也极大地鼓舞了还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人民的解放运动，敲响了西方殖民统治的丧钟。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同全世界124个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同更多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中国赢得了60年的和平建设环境，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赢来了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使得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一定意义上讲，以上这一切都是由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而奠定的坚实的基础。

通观该片，我们更加感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的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是抵抗侵略、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英明、正义之壮举。2014年3月28日，437位在韩志愿军烈士英灵回到了祖国。张高丽副总理在迎接仪式上代表中国人民致辞：“60多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始终没有忘记谱写了可歌可泣、气壮山河英雄赞歌的志愿军将士，始终没有忘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们。”但就在此时，有的网站竟发出这样的帖子：“60多年前，这些十七八岁的中国孩子为何要跑到韩国去死，并将他们骸骨抛在了那里，而且一抛就长达60多年无人问津呢？我认为可以做如此回答：是毛泽东驱使着他们去白白送死的，而且毛也从来就没有爱惜过这些年轻的生命。”请看看美国华盛顿朝鲜战争纪念馆雕像群前头地面花岗岩上刻写的碑文：“我们的国家以它的儿女为荣，他们响应召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去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美国侵略军不远万里，来到新中国周边，进行围剿新中国和平发展的侵略战争，他们还要受到美国当局的褒奖，而我们那些为保家卫国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年轻英烈直至建立和保卫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反而要受到如此鞭挞，这公道公允吗？说这种话的人及其网站的组织者，不是糊涂，便是别有所图。

总而言之，《伟大的抗美援朝》是部好片子。它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是进行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是进行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好教材。

新时代呼唤更多弘扬爱国主义正能量的文艺作品

看过该片，心绪难平，很想再说几句题外话：

其一，当今文艺题材的表现中，我们既需要“小桥流水”，更需要“大江东去”。在当今社会，不少人都在关注“小写”的人，关注小人生。电影、电视剧、小品、相声、文学作品等，不少生活剧确实也赚得不少人的眼泪。但是，反映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题材和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作品却比较少，其中政治与艺术高度相统一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我国著名的书画家吴冠中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艺术只有两条路：小路，娱己娱人；大路，震撼人心。100个齐白石抵不了一个鲁迅。”你看，齐白石画花鸟鱼虫，发扬光大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国画传统，值得人们尊敬。但在吴冠中先生的眼里，这是人生小路。而鲁迅特行独立，那么多人骂他，仍然坚持为国家、民族呐喊，他走的是人生大路。鲁迅是民族的脊梁，中华民族会世世代代记住鲁迅。真正热爱伟大的中华民族、热爱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关注一些重大题材和“大写的人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出在历史上可以留得下的好作品。

其二，电影电视也是很好的资源。我们不能只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应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北京电视台拍摄出并播放了这么好的片子，就是政府在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唱响“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一主旋律方面，市场不会自动承担起决定性作用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只能是政府，甚至是党本身。这是我们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当然需要文化产业，但是文化不能产业化，文化产业决不能放弃党和政府的领导、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文化产业化，以“收视率”、“票房价值”和“码洋”等为马首是瞻，就会是国内外资本而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我们的价值观念，甚至最终还可能改变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其三，在风乍起，吹皱东海、南海碧波的当今世界，我们的文艺作品不能只表现抗日战争，不反映抗美援朝战争。当年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更多地吸引外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我们少提抗美援朝战争，有其一定道理。但从此也形成了一定的思维定势。现在的电影、电视剧中，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比比皆是，不少作品完全离开当时历史实际和生活实际胡编乱造，甚至有泛滥之势。而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文艺作品却十分鲜见。这样反映的历史是不完全、不完整的。如果是这样，就不能更好地发挥历史这一资政育人的特殊功能和功效。有人担心，反映抗美援朝那段历史，可能会影响中美关系。会不会呢？说到底，不会；说到底，也会有助于构建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对武装到核牙齿的美国，我们当时都敢打，并且打赢了，现在有的人反而不敢表现和反映当年这场战争了，这不利于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不怕鬼、不信邪的光荣传统的教育与培育，这还可能会误导美国，使得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所建立的基础也不牢固、不坚实。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不仅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而且是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正确认识和总结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这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才能建立在一个正确、理智和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而且对于维护世界持久和平，都应该有所裨益。

其四，能否将《伟大的抗美援朝》翻译成英文作为外宣材料，并设法在美国播放。亨利·基辛格是美国战略家中的佼佼者，前两年，他在我国出版其巨著《论中国》，一时洛阳纸贵。基辛格博士在该书后记中指出：“美国有责任维持自己竞争力和世界角色”；“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在美中关系“广泛互动中，人权问题将占有一席之地”；“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决定性竞争更可能是经济竞争、社会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美国力争不与中国搞军事对抗，希望中美两国“双方都很专业地维护”“共同利益”，如“继续采取措施处理朝鲜核扩散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到了呢？”美国和中国应“成为共同事业的组成部分”；“为了两国人民，为了全球福祉”，美国和中国都应“考虑到万一稍有不慎，庞大的机器失去控制迎头相撞会把世界变成什么样子”。细心揣度上述话语，我们不得不感叹：在中美关系上，他是想充分张扬美国经济、社会其中包括金融、科技、文化、外交及其诸方面所谓的国际规制的“软实力”，用西化、分化的办法，牵着中国的鼻子走，使中国成为美国“维持自己竞争力和世界角色”这一事业的组成部分，从而赢得对中国的“不战而胜”，使得中国重蹈苏联亡党亡国之路；他说的也都是心里话。

笔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家不会误判中美关系发展之大势，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并决不搞制度输出，但也会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也正如2014年3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柏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会见记者时所说：“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也真诚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绝不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但中国也再不能重复鸦片战争以后在列强坚船利炮下被奴役被殖民的历史悲剧”，“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人民日报》2014年3月29日）。而美国的政治家有时候则可能会误判形势，对当年中国的抗美援朝的误判就是一例。60多年前，美国的兰德公司把“中国将出兵朝鲜”一句话结论提交给美国政府，并希望以数百万美元的报价出售报告全部内容，但美国当局却误判了形势，误判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结果以该报告“价格太昂贵”而拒绝购买。越南战争是不是其中另外一例呢？笔者深信，美国有不少能够突破历史局限的很有见识的思想家、政治家。该片若能在美国播放，相信会有不少政界与学术界人士对此关注，他们也很希望了解我们的底牌和底线。中国播放了美国很多大片，我们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美国就那么保守吗？（编辑  季节）

最近偶然听到《伤痕》作者卢新华在接受“凤凰网”采访（“年代访——我们年代的心灵史”第29期）时说的一段话。他说，“伤痕文学”这个命名并非当时中国人自己提出的，而是他的小说发表后，“美联社”发了一篇文章，第一次用了“伤痕文学”这个词，被中国《参考消息》转载了。看得出来，他并未意识到他提到的这个“文学史细节”意味着什么，也许只是觉得最初的想法来自西方更权威。

我看了这段专访，为无意中撞到这一证实给拼了许久的图找到缺失的一角，而欲喜还忧。“伤痕文学”这一至今影响中国文坛的概念——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文艺时代，果然是有来头的，而谁都以为这是个自生概念。每个时代的思潮都是在各种概念的推助和引导下展开的。概念在人们的思想里起着划定线路、锁定方向的作用，就像发面的引子，看起来似有可无的一小撮粉末，却是整大团面膨胀的基础。

看懂被策划的历史和概念

学会看懂被策划的历史，是在旅西十多年后。看清“跨国统治集团”策划他国历史走向在细节上究竟是怎么运作，是要脱层皮的，因为那是我们自始至终被蒙在鼓里、而他们操持已久的技艺。以西方各国为接应点，使人很难将不同国家运作中的人和事连成一条线，以看到起点和终点之一致。改革开放后尽弃前嫌、忘记伤痛、一头扑入大同世界幻想中的一些中国文化人，不知道有这只伸得很长的手在各个历史转折点拨弄我们的命运。以己度人的我们，怎么能想到瑞典的汉学家，美国的“反叛”诗人，法、意、德、瑞的“国际”电影节，鹿特丹的诗歌大会，伦敦的创作奖，汉堡的书市，东京的国际基金会，纽约、日内瓦、柏林的画展……针对中国，都有着坚定不移的共同使命？又哪里想像得到，那群对中国作家和艺术家的“国际名声”握有决定权(掌握关键闸门而非一般爱好者和译介者)的西方作家学者、文化商人、艺术掮客，看去来自不同国籍却代表着某个统治中枢的共同利益、针对中国朝着同一方向努力？而这同一方向通向的目标，有表层的、常挂嘴边、听起来很悦耳的部分——艺术家的自由、政体的民主；有中层的、从不被提及的部分——以精神解构的暗战打垮中国；还有藏在最深层的目标——在被彻底麻痹的土地上窃取其金融主权（这将是无须一兵一卒而江山永固的占领）。只有看清他们最终的那个秘密目标，才能发现那些针对某些中国文人艺客的特殊“欣赏、奖励”，不过是棋手布局的一部分，那些被他们挑中的中国文化人，不过是大棋盘上被暗中调动的小卒子。

“策划”的重要步骤之一，就是由“世界舆论”的漩涡中心（西方几大通讯社、著名报刊等）推出概念，概念的设计并不一定直接来自西媒而常有更深的幕后策划者，让人看起来只是西方记者的“无心”点拨，实则用意极深，然后由里里外外的传媒接力放大，使之成为“话语框架”，而被策划者看上去一切都像自然生成。我们毫不设防的媒体却为此帮了大忙，至今也不知自以为的信息传递是在为谋杀自己的人磨刀。从设计概念到炒作概念、再到挑选实施概念的棋子，一步步都在算计之中。

一个固化的“话语框架”在取得了道德优越感以后，就会产生不再需要外力的自转，往往能影响整个时代，引起风潮一样的集体模仿。每个创作主题期（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都有“话语框架”的圈划，以“道德优越感”的方式传染，像笼子一样囚禁了大多数文人艺客，若不进入“话语框架”的创作，甚至可能会被时代抛弃。

“伤痕文学”这个在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适时推出、量身设计的“话语框架”，也决定了中国其后几十年的文艺主题。有人会说，“伤痕文学”很快就终止了，那是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事实上至今未见穷期，只不过最初契合主题的写作——知识分子回顾文革切身遭遇，后来渐渐滑向泛苦痛（也是看似自生实则被导向，以至某些作家导演被西方捧为战略转折点）——从文革特殊时期变成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整个时代，从知识分子被整变成了全民遭殃；创作者从迫害亲历者变成未受过迫害甚至体制得利者（如文革造反派、如借万马齐喑之机从底层直入文坛艺界的体制宠儿）；随后又进一步滑向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大揭丑——把局部变成整体、个案变作通常，甚至把自己的猥琐人生、无尊严人格投射于全体中国人，此时文艺叙事已变为描黑述丑的大竞赛，看谁能写得（拍得）最穷、最落后、最黑暗、最丑陋、最不人道。这一步也并非完全自然产生，而是由西方（“集团”在各国的接应者）设立了获得“国际声誉”和“国际津贴”的投奔门槛。

远的不说，从文革结束后策划中国文艺的三个主要板块：文学、电影和绘画。在一条脉络上，这三个板块连成一线——丑陋的中国人、黑暗的中国社会。

绘画、雕塑开始流行“丑人形象”，有画匠将自己嘻皮笑脸的卑琐面相复制到画作中，凭着这张轻薄谄笑的脸在画作中的不断复制，此人被捧为中国当代美术的代表人物，巴黎卡地亚中心为其敞开大门；这个奢侈品牌从中国人手里赚得满盆满罐，回头用中国人的血汗钱在西方甚至全球经营中国的“道德卑贱”。美术的确不必成天描绘伟岸风姿，但卑琐小人形象统领一代画风，也是史所罕见。看看西方画界就知道了，他们可以颠覆传统画风画技，但不会集体无意识地丑化自己的种族。

电影也追逐“时髦”，把中国一百年前或最穷最落后角落的民俗陋习演义成中国特色，并开始专挑一些丑面演员当主角和正角，在西方电影节的抬举下，一些过往只能演反角的演员开始在正剧中当道。好莱坞电影经年累月特意挑选卑琐面相的演员扮演华裔角色（近年为占领中国电影市场对华特供版出现转变），现在内外接应了。除了少数小众电影出于某种现实的需要，电影主流的正面角色再丑也应面带正气；这是一个正常民族自我形象认同的尊严底线，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平民百姓。看好莱坞电影，只有反面和他族裔形象才会出现我们电影人塑造为主角的卑琐面相。

在这股竞相模仿的自我精神解构的文化洪流中，文学自然也不甘落后，对丑与恶的自我描摹，远远突破了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尊严底线。笔者一直认为“美好感情做不出好文学”，文学艺术需要犀利的眼光、刺骨的真实和曲折的情感，但这并不意味追丑逐恶就是艺术的高境界，设定悲观世界最后一道界的是尊严。把缺乏自我意识的本能创作推到艺术的巅峰，把艺术的高水平与本能发泄的直接、赤裸捆绑在一起，把文学与说书混淆、继而让说书夺了文学的桂冠，是谋略很深的误导。凭着这一偷换概念，人类再也产生不了巴赫、贝多芬、聂耳、冼星海、华格纳的音乐，而是翻手可以捧出一打、覆手可以挥去一片的歌星；也再难产生像庾信、周敦颐、陆游、辛弃疾、龚自珍、朱自清这样提升人类灵魂的文学家，而遍野是满足“窥视癖”、投机取巧、出卖灵肉、既无自我意识也无尊严的文字玩家。一旦文坛艺坛以这样的作者和作品为核心，一国上层建筑在过往历史一直担当的国家精神城墙之建筑者和维护者的角色就将被悄无声息地卸除，外势力悄然入主。看似获得空前“自由”的文化人，不过是得了个“戏子”角色，而且是在别人搭建的舞台上，实际上被一脚踢出了历史。

而凡是跟随这一“丑、恶”脉络创作的人，似乎非常巧合地都从西方人那里获得了艺术的肯定，而由于我国从上到下崇拜西方的心态和失去自我意识，“跨国统治集团”到哪里，哪里就充溢着“道德优越感”，从而使外部强权棋盘上的棋子成为中国文学、美术、电影的实际领军人物。如果说个体文艺创作的自由普世皆有，让外部强权在生死博弈的战略棋盘上轻而易举、登堂入室地布局棋子，却是匪夷所思的自由！

我们是如何被策划的

三个文艺板块的策划手法是类同的：看准时机、引入概念、挑选棋子（卒子）。时机非常重要，太早或过晚，概念都难以“自然”嵌入，看准时机才能在一开始打出擦边球，让概念顺势滑入，悄然铸出模子。其中文学板块又分了四步棋，这四步棋皆与一个核心棋手——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密切相连。

相比在西方各国的其他接应人，马悦然的出场是一步高棋。20世纪80年代初，任何来自西方官方的策动，都会引起中国政府的警惕和排斥，如闹得风风雨雨的“星星画展”。而马悦然这个会说汉语，“热爱中国文化”，来自似乎与世无争的北欧小国（这个国家可是“集团”的核心国之一）的学者，非但没有引起警觉，还让正渴望西方承认的中国人感到荣幸，敞开大门欢迎。这可以诗人顾工的回忆为证：80年代初的一个早晨，中国作家协会来电话，说从瑞典来的一位汉学家想和顾城谈谈。这不能不谈呀！怯于见人的儿子，这时却早已不怯于见古今中外的一切人。在和一群群年轻人的雄辩中，他已练出一副舌战群儒的口才。他欣欣然地去往作家协会约定的地点。

这位从波罗的海西岸来的老人，确实气宇轩昂，头上堆着基阿连雪山未溶冰雪似的白发，蓝色的眼睛像能穿透人的灵魂。顾城在这位皇家院士面前真有些望而生畏了，但老人一开口聊天，我们这位初出茅庐的诗人的局促不安，顿时冰消雪化。老人的汉话说得太溜了，简直比老北京还老北京。老人说：“你要知道，我年轻时是以研究中国宋朝辛弃疾诗词的多种版本，获得硕士学位；以后我以研究中国四川方言的音律，获得博士学位。”这下，顾城觉得是遇到了真正的老相识，老知己了。他也就天马行空，任思想的云朵、语言的江河随意飘飞，恣意奔腾。他讲述了自己的童年，渤海湾，淮河，荒村和荒野，当然还有小猪和猪圈……老人请他背一首他那时写的诗；顾城用他刚刚从童年转化成的男低音，背诵了那首在炙热的河滩上，用手指在砂砾中写下的诗：《生命幻想曲》……老人听入了神，听入了迷：“请你再背一首，再背一首！”顾城又背了昨夜才写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当他背到“……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这些句子时，老人早已老泪纵横，他情不自禁地拥抱着小小的顾城说：“我一定要再见到你，在瑞典，在我海边的家里。”

这位瑞典老人，后来顾城才清楚地的知道，他是“欧洲汉学会”主席，是“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的评委。他回国后，果真一次又一次向顾城发来了邀请信，邀请他去北欧，去瑞典访问。

从这段话我们看到，一个西方人空降式地来到中国，直接就能在中国上层建筑登堂入室（“这不能不谈呀！”），而且一枪一个准，几乎不花什么成本就夺下了一国的审美权。这在任何上层建筑有一点自我意识的国度都是不可能的，尤其在西方，你想都不要想！就是对被挑中的棋子，西方上层建筑让其接触的范围也有限而边缘，甚至是专为“棋子”设的“沙龙”，如戛纳电影节的红台阶、放映厅约定俗成的雷鸣掌声、卡尔顿酒店的宴会，与真正的“沙龙”可不是一回事（获诺奖后的高行健在法国很快无声无息），而是与西媒串通搭建的“虚拟沙龙”，就是用来打劫各国审美权和道义权的。反观西媒就知道，凡不是“集团”暗中控制的电影节或文化奖甚至体育比赛，信息都是被全封的，因为他们深知话语的打劫作用全靠“虚拟沙龙”提供的“道德优越感”！真正的“沙龙”都知道棋子就是从被征服国挖到的“隐形背叛者”，与其说挑中的是其才艺，不如说是其本人流露的政治倾向。私底下谈起这些他们在中国热捧的“棋子”，他们会流露出掩饰不住的蔑视。那眼神和口吻永远地教育了我，并令我遐想万千：有朝一日，这个西方“集团”是不是也会像乾隆那样，把投怀送抱的“棋子”一一录进新版《贰臣传》？

这四步棋是一环套一环。第一步棋是一步权宜之棋，这一般是他们的开局步骤，打一回精巧设计的擦边球，先不急着暴露意图。“集团”对中国社会的把脉远胜于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他们解剖我们五脏六腑都看个遍，不但有全局观，而且将工作细致做到每一个人头。我们在下面将谈到的被“集团”供养的汉学家之另类使命，就是做文化观察和研究的同时，兼做舆情政情的情报搜集、挑选或安插卒子，而且并非只为本国政府。遥远的北欧小国何必要把手伸得这么长？这第一板子“擦边球”，他们选中了钱钟书作为最初撬开缺口的楔子。这有着一石二鸟的作用，首先钱先生学贯中西，与钱先生交往，在中国人眼里便通过了“资格审查”，拿到了“汉学家”出入中国上层建筑的“通行证”；其次，给左风盛行了几十年的文坛设一个拐点。

文坛左翼东风压倒西风，1949年以前已经成势，这与“集团”为抗击欧洲极右势力（反犹势力）而在国际上刮起的反法西斯左翼思潮密切相连（那时有一批欧美左翼记者集中来到中国，如此集中和一致的派遣仅此一次）。文艺左翼思潮占上风，是共产党赢国民党输的重要助力因素。

其实僵化的文坛出现一个拐点不是什么坏事，重新肯定钱钟书这样的文化人作家，本应扭转文坛当时的过度偏底层和文化荒芜，此为中国文坛与西方文坛（我们追逐的国际文坛）的最大差别。然而这一拐点本该转变的方向，却由于人家第二步同样漂亮的棋，而彻底奔向了相反的方向。第二步棋就是马悦然及其遍布西方的那些文化接应人和接应点很快挑中的“朦胧诗人”。将自古便奠基文学的强大的文化底盘剔除，以“本能写作”等于“天才”的等式取而代之，这是近代以来新权力从旧统治阶层手里夺取文艺审美权的惯用招数，我称之为“戏子化”；它使文艺直接成为强权的宣传工具或反过来成为其颠覆工具，比古典时代更容易百倍。当代文艺剥掉“进步”的皮毛便露出这一本质。由此从第二步棋开始，我们的棋手就开始运用这一等式了。以此培养的“棋子”成本低廉却效用巨大。

纵观马悦然一系列主导中国文学的行动（应与他20世纪80年代年代以前的译介工作分开），会看到一条连贯的、方向从不变改、有其自身逻辑的线索。他从捧“朦胧诗人”开始，便带有明显目的性，而非为诗而诗。为什么这样说呢？根据就是他始终不变的倾向性，在“朦胧诗人”中，他的重点是北岛、顾城，独独选择性地绕过了舒婷。事实是，当时舒婷对文学爱好者的影响最大，那既不是官方可以操纵的，也不是当时尚不存在的商业炒作操纵的。她唯一的“欠缺”是不带政治“异见”色彩，她与前二者的真正区别是她远离权力中心。然而在当时自我意识已经瓦解的中国文化界，对如此带有非文学使命的甄选，却因对洋人的顶礼膜拜而慨然接受，理由是西方人“眼光独到、欣赏水平比我们先进”。

从两点可以分析出马悦然另有用心。首先他特为中国作家设的审美（甄选）标准与西方文坛自设的审美标准正好南辕北辙，就是说他挑的中国“好”作家，与西人对自己人的评价标准恰恰是反着来的。我在《被策划的中国文艺（一）》中写过，一位法国重要国内文学奖的评委被问及对中国诺奖得主作品的看法，回答是“不喜欢也看不下去”。以我对法国社会的了解，学问高而较少政治和文化偏见的人，一般都不喜欢这些为营造“负面中国”而专门挑选的中国当代作者，因为这些底层民俗加政治演义的作品，与西方自身衡量优秀文学的标准相去甚远。这些作品的主要读者是略有文化、已经被“次等世界”的“丑陋”喂饱的小资——最好操纵的一个群体，为了有效圈养这群支持任何征服战的“猎犬”，这条“饲养流水线”一直被刻意维持着。而马悦然不可能不知道：他是超脱了西方审美习惯，还是特为中国另设了一套审美标准？马为什么总挑西方精英内心看不上的作者和作品呢？

其次，马在评价中国亡故作家和挑选现世作家，标准也是南辕北辙。比如他放话：辛弃疾若活着，他会推他得奖。只是但凡有点气节的作家都是死掉的，活着的有气节的作家，他避之唯恐不及。他对中国作古的作家有一个专门做给中国人看的、冒似公允的评价标准，对在世的、真正能被其选入候奖名单的作家，偏好却恰恰是相反的。这两套标准分得非常清——烟幕弹和炮弹，他说什么做什么并不统一，时不时地放一两颗烟雾弹，阻止人怀疑他的使命和目的。西方人的不诚实是藏得极深的，远非三句话就露馅的中国人能比。不过他年事越高，越有点得意忘形，以为玩弄傻瓜可以一路玩下去，弄得“活不出人样”也已不够穷贱，要到“牲口般的人生”描述里去挖掘他眼中被“忽视”的“天才”，把他一句“恩赐”便可全盘操纵的井底之蛙硬说成是中国一流作家，我以为就到了最后一层窗户纸被戳破的时候了。

仔细看马悦然的履历，其出身背景是遍寻不着的，他是瑞典裔还是有着瑞典国籍的“国际人”，都无处查询。关于他的身世，在浩如烟海的网络资料里，居然千篇一律只字不见，只有他出生于某地的记录，直接上国外网站查询也是如此，信息控制得很严密。这样一个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影响甚大的人，中国人居然甘愿囚禁于这个封锁得严严实实的信息口袋而无人去探究。

汉学家这营生在西方是一碗颇为特殊的“学术饭”。以一百多年来中国在西方人眼中的卑贱地位，纯搞汉学的人难有发迹的土壤；要么籍籍无名，要么就是被“集团”供养，而“被供养”是要干活的，也就是在文化活掩护下干政治活。这种“供养”关系并不是直接发号施令，而是由研究经费（或别种形式的津贴）和媒体推举（或其他形式的奖）这副名利双夹板暗中指引方向，这条唯一通往名利的路（没有第二条，任何来自非西方的奖励都被排斥）自会发号施令。的确有一支隐而不露的国际（非局限于本国）势力时刻“关注”（密切监视）着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这种“关注”不到关键时候从不显山露水，其不能越的底线和主线并不必须是“国家利益和拥戴政府”，尤其是后一条（全部迷惑力即来自这里）；而国家利益只在不与“集团”大方向冲突时才得以维护。正是悄悄圈划的“大方向”决定暗中分派的名利，且工作做得极其细致隐蔽。

由于不是由民选执政者下令、以公开政府机构具体执行上述“关注”，而是以不具名但实际的“地下组织”形式操作，其掩护性和迷惑性极高；设计和操纵这个体系的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持久的公信力来自“自由”和“独立”。比如挑选记者，意识形态是头道关，但从不明文规定，而是从平时言行和文字中暗查；挑选重要记者（传媒核心人物）则还有一道利益集团和隐匿的族群、血统关，这些严密控制从来都是秘不外露，不光外部一无所知，就是内部核心圈之外的从业人员也不知情。

分析马悦然的履历就会发现，他和其师高本汉的生涯都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有勾联。洛克菲勒基金会钱多得没处去，要“慷慨”到资助遥远北欧小国的青年马悦然，去中国四川研究方言？不觉得这弯有点绕大了？“四川方言音律”这一“研究”之玄奇，让基于常识和逻辑判断的我产生诸多疑问：搞出这么个奇诡的研究方向，是瞅准中国人因闻所未闻从而被其“高深”、“纯学术”所震慑？也许这正符合“名片”设计的需要以掩护什么使命？20世纪50年代，马悦然成了瑞典官方的驻华官员。在那个西方联手封堵中国的年代，他是西方人“关注”中国文坛艺界最“近”的眼睛。离开中国后，他的生涯很“国际”，这是一般汉学家做不到的。1978年他获“国王奖”，1984年再获“国王奖”。一个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人，尤其译介红色中国文学的人，在“铁幕”的那边得到那么多来自官方的奖赏，很不寻常。至少我在法国没见过这么幸运的“汉译者”和这么国际化的“汉学家”。

“国王奖”颁发的时间节点，不早不晚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表同步。戛纳电影节现任主席雅各布也是在1978年登台的，上台即做了一件“大事”：改变电影节的性质，将原本各国自主选片（审美权、道义权在各国自己手中），换成由电影节进入各国挑人选片（一举夺走审美权、道义权）！并且将原来这个重点在欧洲的电影节，转变为一头为好莱坞打擂台、另一头为“帝国”培养“文化叛逆者”的“国际”电影节。1978年后先是台湾，后是大陆，最后是香港（安排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英据时代则从不碰这块殖民地），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将这一地区政权主导或亲中势力主导的原电影业打得七零八落：台湾原国民党政权主导下的电影工业在精密的挑人选点的凿洞之后迅速沉落，审美权悉数落入亲日-亲西势力手中；香港则是美国好莱坞、西方电影节一劫（人才）一捧，两面夹击，分裂切割，百花凋零，还将罪名推之于“97”；大陆的影视圈也是人人争着想挤上这辆名利快车，而自己原有的电影奖却失去影响力。怎么能不失去呢？那边拿个奖一夜之间便成“大师”，这边给个奖至多是个优秀电影工作者。最高荣誉在谁的手里，审美权和道义权就在谁的手里；而审美权和道义权在谁的手里，文人和艺术家就在谁的手里。我们的致命错误就是分不清文化（文学、艺术包括科学）不是体育，没有一个“国际”机构足够公正、权威，能代替我们自己行使最高评判权。戛纳电影节为上述三地专设了挑人班子，深入大陆角角落落，与其说是艺术甄选班子，更像是意识形态、国际战略调查组和策源地。艺术总监弗雷莫有时亲赴中国，被投怀送抱的电影人和不知打脸的文化官员拥簇着，个个都想套近乎。他谈起酒足饭饱的中国之行，眼里透出难以遮掩的轻蔑。

从这里开始，我们沉浸在“冷战”结束的“蜜月”温柔里，他们调兵遣将吹响了“软冷战”的号角。

对马悦然来说，从秘而不宣的号角开始，荣誉纷至踏来，非常像将“战士”送上战车（1985年登诺奖评委宝座）之前的造势。以我多年观察，“反华”或“对华有使命”的汉学家多有“好命”，财多名大，在世界各地有落脚点，受西媒热荐，他们手中有各种来路可疑的资金或可支配奖金（文学、文化奖或奖学金）；而做学问不问政事的汉学家很少反华，手上也鲜少诸“金”，他们中多数只有一口薄饭可吃。越对中国友善越被排除于主流舆论之外，如果中国方面不给名给利，那头又拿不到研究经费，有些人连来华旅费都未必轻松拿得出。所以那些飞来飞去、财大气粗，能够决定中国文人在西方的生死，还能为中国“叛逆者”提供饭票的汉学家，会是什么背景，就无须我赘言了。

美国某基金会的某大人物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历史之所以然，另外略多一点的人是奉命执行“知所以然”的任务的，而绝大多数人完全不知所由何来。马悦然从他扮演的角色看，至少在第二团队。我们这几十年为第二团队的执行者们摆了盛大筵席。中国要有真正意义上的上层建筑。真正的上层建筑不应只是凭着本能趋势逐利的一群人，而应知道自己在宏大历史中的角色。

这四步棋，一步比一步目标明确，从一开始试探地找伤口，到第三、第四步棋已是找准穴点下刀了，我已在《荒唐的文学“世界奖”》、《伸进文明心脏的手》和《被策划的中国文艺》诸文中论及。何况棋子与棋子也不尽相同，有不知内情被利用的，有追名逐利赶时髦的，有揣摩到意图暗中效力的，有的时候闹翻“流亡”的人未必比里外逢源的人危及根本，这些都留待历史去追讨吧。

                           （编辑  季节）

打开中美关系是毛泽东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影响深远。这一决策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它的前奏是1969年在陈毅主持下，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一些文章对此有所提及，但与事实颇多出入。作为知情者，现写出这段史料，以免湮灭。

毛主席交给四位老帅的任务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1967年参与所谓“二月逆流”而长期靠边站的四位老帅被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叶帅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毛主席交给四位老帅两项任务：一是分别在北京四家工厂“蹲点”；二是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由陈总负责，提出书面看法。

按照毛主席的意图，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周到的安排。他指示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门将涉外文电及时分送四位老帅；他亲自选定四家靠得住的工厂，让四位老帅每周在工厂“蹲点”三天，其余时间自行支配，看看有关国际问题的材料，由陈总主持，每月讨论两三次。

总理对四位老帅说：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做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市”；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世界风云天天变，但是战略格局不是天天变，一个月讨论两三次就可以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参谋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要保密。

5月27日下午，陈总找我谈话，告诉我上述情况。陈总说：我们四人带了各自的秘书开了一次会，我报告了总理，总理批评了我。总理说：为什么要带秘书？以后开会讨论，只限于你们四位，不许其他人参加。我对总理说：总理的批评、指示，我完全理解，非常感谢，坚决照办。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努力做好。只是我们四个人都上了年纪，有些事力不从心，请总理给我们派个帮手。总理“点将”，“点”了你。总理说：就让熊向晖协助，他还可以帮你们看些英文材料。总理让我直接同你谈。你看可以不可以？

我说：总理给了我向四位老帅学习的机会，我一定按照四位老帅的指示，全力以赴。但这两年多来我脱离外交实践，不了解外交内情，建议再请外交部派一位现职工作的同志参加，使静态材料和动态材料结合，对研究工作更有益处。

几天后，陈总告诉我，总理让姬鹏飞同志从外交部司局长以上干部中推荐一位同志，要求政治历史清楚，熟悉国际情况，组织性纪律性较强，不是造反派。姬鹏飞推荐欧美司司长姚广，总理批准了。

陈总主持“国际形势座谈”

6月7日下午3时半，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开会，姚广和我列席。

陈总讲了“开场白”。他说：主席指定我们议议天下大事，让我牵头。现在材料很多，有价值的不多。一些单位的调研报告，差不多都是上面怎么说，自己做注脚。这种“二路货”可以不看。要重视第一手材料。《参考资料》每天两大本，内容很丰富。香港、台湾的几家报纸杂志，有时透露一些内幕消息。对有用的材料要认真看、过细看。对这些材料要按照主席的教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看法。开会的时候交换意见。总理让我们每个月讨论两次到三次。地点就在武成殿，或者紫光阁。每次开会，由我这个牵头的人打电话分别通知。我们这个会，就叫“国际形势座谈”，我们四个老家伙，增加两位“壮丁”“强劳力”。一位是熊向晖同志，他不再当驻英代办，总理让他专门协助我们，包括从英文书报里选择材料。另一位是姚广同志，他的工作比较忙，不一定每次都参加，他可以向我们通通情况，提供外交动态。开会的时候，每人清茶一杯，我请客，算是一点“物质刺激”，“刺激”大家踊跃发言。欢迎长篇大论，也欢迎三言两语。现在北边苏修磨刀霍霍，会不会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边美帝虎视眈眈，会不会把侵略越南的战火向中国烧？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我们要做出明确回答，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总理的指示很重要：第一，脑袋里不要有框框；第二，要密切注意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一次议不出名堂，就多议几次。由向晖同志做记录，议有所得，加以整理，再请大家复议。意见比较一致，上报总理。总理为我们把关。如果总理认为有可取之处，他会呈送主席参考。讨论的过程和内容要保密，这是总理规定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

陈总讲完“开场白”，四位老帅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毫不冷场。他们没有稿子、没有提纲、侃侃而谈、高瞻远瞩、语言生动、条理分明，显然事先都做了认真准备。这年叶帅72岁，聂帅70岁，陈总和徐帅都是68岁，但他们精神都很好，连续讨论三个半小时，中间不曾休息。此后每次开会，他们都提前几分钟到达。讨论的次数超过预定的计划，有时星期天也开会讨论。从6月7日到7月10日，他们进行了6次共19小时的讨论，写出书面报告，由陈总定稿，上报总理。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的宣传报道造成的印象是：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但是，四位老帅并不这样看。

四位老帅上送《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书面报告

7月11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上送总理。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

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的美苏对峙。

    （1）中国代表世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2）美帝、苏修是国际资产阶级两种牌号的代表。一方面，它们均以中国为敌；另一方面，它们又互以对方为敌。美帝、苏修敌视中国，散布中国“扩张”“侵略”的谰言。但社会主义中国并无一兵一卒在外。中国20年来的实践，特别是在反击印度侵略战争和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中的实践，充分表明中国并无任何“扩张”“侵略”的意图。帝、修、反并不是真的担心中国会对它们发动武装进攻。它们最为害怕的，是威力无穷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各国人民革命，把它们送进坟墓。就中国本身而论，尼克松认为还是“潜在的威胁”，而不是现实的威胁。对于美帝和苏修，现实的威胁是在它们相互之间。对于其他各国，现实的威胁更是来自美帝、苏修。美帝、苏修互相勾结和互相争夺，往往在反华的掩护下进行。并不因为它们的互相勾结而使它们的矛盾有所缓和。相反，它们的互相敌对更为剧烈了。

    （3）其他国家，或主要受制于美，或主要受制于苏，尚未形成匹敌美、苏的力量。它们基于各自的利害，在对中国的国家关系上，除少数追随美帝、苏修反华者外，多数采取不同于美帝、苏修的态度。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强大和美帝、苏修的进一步削弱，这种情况还会发展，使美帝、苏修在政治上难于组成反华的统一战线，在军事上难于找到反华的打手。

    （二）对反华大战的看法

    我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

    （1）美帝不敢轻易进攻中国。主要理由是：

    ①中美之间隔着辽阔的太平洋。美帝侵朝、侵越两次战争的失败，加深了它的内外困境，使它有了沉痛教训，申言不再参与朝鲜式或越南式的战争。中国不同于朝鲜、越南，美帝更不敢贸然动手。

    ②美帝战略重点在西方。美帝长期陷在南越，已使它在西方的地位大为削弱。如与中国作战，需时更长，结局更惨。美帝尤其不愿单独和中国打，使苏修渔利。

    ③美帝想把亚洲人推上反华大战第一线，特别想利用日本打先锋，但日本自己有侵华失败的切肤之痛。新中国远非昔比，日本反动派对中国不敢轻举妄动。日本不愿当反华炮灰，美帝就更不会亲自上阵。

因此，美帝不致轻易发动或参与反华大战。

    （2）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在中苏漫长的边境，苏修不断制造紧张，发动武装入侵，集结大量兵力。它大造反华舆论，在国际上呼号奔走，对一些亚洲国家软硬兼施，企图建立反华包围圈。这都是苏修准备挑起侵华战争的严重步骤。但真和中国大打，苏修还有很大顾虑和困难。

    ①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美帝对中苏矛盾故作超然，宣称不表态、不介入。实际上它在西边和苏修搞和缓，力求把苏修推上反华大战第一线，自己坐山观虎斗，使中、苏互相削弱，便于它乘虚接管东欧，甚至直捣苏修的老巢。

②如果苏修决心大举进攻中国，它将力图速战速决；或仿效日本侵华的故技，采取对中国逐步蚕食的作战方案，以便及时休整，随时观察美帝及各方动静，保持机动。但它一旦大打，我们绝不会让它速战速决，绝不会给它喘息的时间和行动的自由，而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一直打到底”，形成地面持久战，这就造成苏修极大的困难：第一，苏修反华大失人心。迄今它是以“防御”的口号欺骗人民。如它大举进攻中国，更会引起人民的反对。苏修多年来进行战争恐怖宣传，对它发动战争也有不利影响。

第二，苏修工业布局都在欧洲部分，西伯利亚补给困难，一切要从欧洲运来，只有一条铁路线，劳师远征，不能持久。目前苏修生活必需品已经奇缺，打起仗来更难维持。

第三，作战要有巩固的后方，苏修后方不巩固，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很尖锐。侵华战争必是长期战争，长期中必有变化，主要是它后方出乱子。前方未解决，后方祸起萧墙。一旦欧洲部分被美军突破，更使它进退失据。

        ③我们认为，和美帝一样，苏修兵力东移，并不意味它的战略东移。苏修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东欧各国是它的主要市场和重要屏障，它不会掉以轻心。它的反华战争准备虽是真的，但它主要是想以军事体制维持其政治统治，镇压国内和东欧的反抗；并且摆出盘马弯弓的姿态，一面妄图以实力地位和我谈判；一面骗取美帝相信它真要和中国大打，求得西线安宁，使美帝同意它组织反华包围圈，以此掩盖它向东南亚等地的扩张，把手伸向美、英的口袋，乘机重新瓜分世界。而美帝则要推动苏修打中国，乘虚接管苏修的地盘。

    （3）美帝、苏修会不会突然对我发动核袭击？我们对此要做充分准备。但核武器并不是可以轻易使用的，要使用核武器来威胁别的国家，也就把本国置于核武器的威胁之下，必然遭到本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即使悍然使用核武器，也不可能征服不屈的人民，而战争的最后胜负，归根到底，还要决定于地面部队的连续战斗。因此，核武器救不了它的命。

    （4）从目前情况看，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打中国，或纠集日本、印度等国一起打中国，现在都有困难。目前鼓吹单独或联合打中国，都有别的作用。实际上谁都知道中国不好欺侮，陷进去就出不来。美帝、苏修都要别人当出头鸟，自己在后面捡便宜。我们严阵以待，不论是单独来打，或联合来打，都一定使侵略者彻底垮台。

    （三）对美、苏矛盾的分析

    （1）苏修在建设上采取一条腿走路的方针，始而片面发展重工业，继而畸形发展军事尖端工业，使它具有对外扩张的可能。而美帝陷身于南越，英帝决定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退，又为苏修的扩张提供了机会。苏修还假借反帝的名义或利用反华的掩盖进行扩张。它往往从薄弱处下手，在北非、中东、东南亚等地占领了一些阵地，甚至伸手到美帝的后院拉丁美洲。苏修扩张的突出表现之一是拼命发展海军。海洋原为美英所控制，苏修向海洋大力扩张，引起它和资本帝国主义的新冲突。

    （2）苏修进行扩张实际是挤美帝的地盘。它力图和美帝平分秋色，共管世界。美帝则一定要保持优势。它的世界霸权和霸主的地位不能让。美帝不让苏修在中东最后站住脚。美帝并不相信苏修真会和中国大打，也不因此而听任苏修扩张。

    （3）美帝、苏修都在布局。苏修要向西欧伸手，美帝要向东欧插足。双方针锋相对，彼此都要争夺对方的东西。真正的、现实的利害矛盾还是在它们之间。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

    （4）美帝、苏修内外交困，但它们不会知难而退。苏修在东边积极布置，在西边不会放松，在南边还要发展。美帝也还要扩张。它们之间的矛盾必然日益加剧。

    （5）欧洲和中东是美、苏矛盾比较集中的地区。德国统一是欧洲问题的核心。西德力量日增，东欧原是德国的传统市场，而现在法国力量又有所削弱。在中东，阿、以战争已有美、苏间接交锋的性质。在欧洲，如果矛盾进一步加剧，发生美、苏火并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对此，应予密切注意。

四位老帅在这个报告的最后一部分中说：我们早已森严壁垒，随时可以战胜任何来犯之敌。但推迟战争，对我更有利。我们要抓紧时间，加强各方面的准备，“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推动工农业生产的持续大跃进，把我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有更加强大的经济力量，有更加强大的陆海空军。在对敌斗争中，军事上积极防御，政治上主动进攻。继续对苏修、美帝进行揭露和批判。加强我国驻外使领馆的力量，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扩大反对美帝、苏修的国际统一战线。在同美帝、苏修的斗争中，争取更大的胜利。

对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的探索

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四位老帅全面分析“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明确提出“苏修扩张是挤美帝的地盘”，“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从而勾画出刚刚形成并延续十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从7月29日至9月16日，四位老帅对相继发生的重大新情况又进行了十次共29个半小时的讨论，概述如下：

    （一）7月11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最高苏维埃做报告，一方面倡议苏美举行最高级会晤，以发展两国间的“广泛合作”，并在国际问题上“寻求一致的立场”；一方面大肆攻击中国。7月21日，美国和柬埔寨恢复代办级外交关系（1965年柬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因美对柬进行军事威胁和政治挑衅，宣布与美绝交）。同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放宽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限制。7月25日，尼克松在观看了美国首次进行登月飞行的宇宙飞船“阿波罗”号返回船舱溅落后，在关岛发表谈话，承认在越南战争中“受挫”，宣布将在印度支那收缩兵力、使战争“越南化”。7月26日，尼克松动身访问菲律宾、印尼、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就在这一天，发生两件事：(1)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突然约见我驻苏代办，面交苏联部长会议给中国国务院的内部声明（未公布），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2)西哈努克派人见我驻柬大使，面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6月17日写给周总理的信，要求访华，会见周总理或其助手。信中说，中美“二十年长期交恶”不应继续下去了。

四位老帅立即进行研究。叶帅说：美帝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苏修却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苏修接管“真空”。同时，美乘与柬复交时，转来曼斯菲尔德的信，苏修可能侦悉此事，美国国务院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压苏修。聂帅说：葛罗米柯反华的调子那么凶，刚刚半个月，就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它是害怕中美和缓。徐帅说：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在东欧会引起连锁反应，苏修怕后院出问题，不得不向我们递出橄榄枝。陈总说，“二十年长期交恶”，真是慨乎言之！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这是美帝自己造成的。现在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我们要继续观察，必要时向中央提点参考性的建议。

    （二）据外电报道：(1)尼克松在出访中，多次表示美国准备开始同北京交往，反对苏联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并说，如果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他出访罗马尼亚时强调不应孤立中国，并称，美国愿意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友好关系。回国后，尼克松表示，明年春天以前不再出国。外电评称，这意味着尼克松不愿匆忙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晤。一家英国报纸认为，尼克松此次出访六国，是要利用中苏矛盾，改善欧洲局势。(2)8月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堪培拉发表演说，声称，“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大陆上的共产党中国都是生活中的现实”，“大陆中国终有一天会在亚洲和太平洋事务中起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在一直寻求打开来往渠道的一个原因”。（以上各点，以及美国宣布对中国两个“放宽”，新华社均未报道。)(3)原定1968年5月举行的“中苏国境河流第十五次航行例会”，因苏方破坏，延至1969年6月18日至8月8日在苏联伯力举行。8月11日新华社报道：“中国代表团本着开好会议、解决问题的精神，同苏方进行了耐心的协商，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的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并签订了会议纪要。”（我代表团未带密码，八岔岛事件后，苏修在伯力搞示威游行，他们打电报要求回来。总理指示用明电回答：要沉住气，争取达成一两条协议。）

四位老帅讨论时认为：(1)在总理指导下，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达成若干协议，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驳斥苏修说我“好战”的谰言，表明我们在坚持原则下谋求和缓；另一方面使美国担心中苏改善关系，有利于增强我们在对美斗争中的地位。(2)美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要利用中美矛盾，我们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苏渴望同美举行首脑会晤，尼克松迄未同意。苏要同我们举行高级会谈，目的之一是想捞取资本压美。它知道我们不会当砝码，因此没有声张。我们不宜急于表态，以免造成我屈服于其武力威胁的错觉。可拖些时候答复，指出举行高级会谈条件不成熟，可举行部长或副部长级会谈，只谈中苏边界问题。苏坚持顽固立场，谈判难以有成果，但抓住和谈旗帜对我们有利，力争避免边界武装冲突，维持较正常的国家关系对我们有好处，这也可加快美接近中国的步伐。(3)对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要求不予置理。美急于同我们接触，我们应保持高姿态，再憋它一个时候。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原定1968年5月28日举行，由于美扩大侵越及美、越和谈，我们借故三次延期。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可恢复华沙谈判。

    （三）四位老帅的建议未及写出，局势出现重大变化：(1)8月13日，我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指出该日上午苏军侵入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中国政府为此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2)8月15日，《人民日报》以《苏修头目声嘶力竭发出反华战争叫嚣》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勃列日涅夫诬蔑中国‘策划武装冲突’，叫嚷要‘把防御能力保持在最高水平’，猖狂地对我国进行战争威胁。苏修军事头目格列奇科·雅库鲍夫斯基更是歇斯底里地叫嚷什么‘军事威力’，公然威胁要进行核战争。”“最近，苏修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不断大量增兵，并且肆无忌惮地不断进行各种‘军事演习’。目前，苏修还在接近中国边境的地区赶修战略公路和铁路”，“把住在靠近中苏边境的苏联居民赶走，沿边界线建立一条宽达二十公里的无人地带”。(3)8月16日，《人民日报》以《苏修美帝紧锣密鼓大搞反革命全球勾结》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对于苏修的步步加紧反华，尼克松政府欢迎唯恐不及”，“苏修叛徒集团抛出的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黑货”，“苏修这个黑货也是同尼克松近年来一直在鼓吹的加紧拼凑反华军事联盟、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罪恶阴谋遥相呼应的”。(4)8月18日，外电报道苏驻美大使馆一官员询问美国一专家：如果苏联袭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将做何反应？8月27日外电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向记者透露，“苏联可能就它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问题，向其东欧共产党同伙进行试探。”（5)8月2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恶毒反华，诬我对苏进行武装挑衅，要求全世界在为时不太晚之前认识到中国的危险，并说：“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6)8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加强战备的命令，包括赶修防核工事，但未公布。

四位老帅讨论时，一致认为：(1)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提出的看法没有错，苏修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2)中央决定加强战备非常必要，无论何时都不能放松战备，要立足于打，有备无患。(3)毛主席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一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主席从最坏处打算，我们拥护。

四位老帅还反复研究，万一苏修对我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叶帅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陈总说：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参考。姚广汇报说：外交部研究了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已上报中央。

    （四）胡志明主席于9月3日逝世。越南党和政府决定9月9日举行国葬和追悼会。以周总理为团长、以叶帅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于4日到河内吊唁，当晚回国。外电猜测，周总理此行是为了避免与参加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领导人见面。9月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去河内，9日在胡志明追悼会上未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交谈，10日回京。柯西金通过越方向我方传话，希望路过北京时在机场会晤周总理，越方因故延误，苏驻华代办向我外交部紧急提出，经报毛主席同意后，柯西金已离越回到塔吉克首府杜尚别，知我答复后绕道于9月11日上午9时许飞抵北京，周总理在机场同他会谈。新华社11日发布低调的简短消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9月13日，四位老帅集体阅读了周总理同柯西金的谈话记录。总理谈话的要点是：

(1)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两国的问题，只要心平气和地处理，总可找到解决办法。

(2)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我们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开发，我们没有军队驻在国外，不会侵略别人，而你们调了很多军队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清楚。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3)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中苏不应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中苏双方应先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达成协议。

此外，双方还就重派大使、恢复两国间政务电话、扩大贸易及改善通车通航等问题达成协议。总理还告诉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

在讨论时，四位老帅认为，总理对柯西金的谈话很典范，充分体现了主席的战略和策略。现在柯西金屈尊就教，主要原因是想同我们缓和一下，借中国压美帝，同时也摸摸我们的底。总理请他吃了一顿饭，同他恳切地谈，称他为同志，还转达主席对他的问候，这是高姿态。美国情报部门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3小时的详细情况，可见美帝很着急。尼克松一定会急起直追。陈总说：中苏首脑会谈震动全世界，一旦举行中美首脑会谈，一定更会震动全世界。

    （五）为时不久，战争的空气又甚嚣尘上。对柯西金北京之行，有些人认为是苏修大举侵华前施放的烟幕，有如珍珠港事变前日本派特使来栖去美迷惑罗斯福。根据是：(1)柯西金在同周总理谈话中，并未否认苏修同我挥舞核武器，更未保证今后不向我发动核战争。(2)柯西金返回莫斯科时，苏修的主要头目均未出场，只派二三流人物到机场接。说明柯西金所做的若干缓和承诺不代表苏修政治局的意见。(3）外电报道，9月10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位成员对美国一位代表说，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继续下去，一场军事较量无法避免。(4)9月12日《人民日报》在题为《核讹诈救不了新沙皇的命》的文章中揭露，苏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说，苏“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立即行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5)9月16日，伦敦《新闻晚报》刊载苏联“自由撰稿者”、经常透露苏联重大决策的维克托·路易斯的文章。文中说，如果中苏爆发战争，“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以后才会知道”，并说，苏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

四位老帅紧急讨论后，写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由陈总定稿，9月17日报送周总理。

四位老帅《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和陈毅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四位老帅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报告中首先指出：“国际阶级斗争错综复杂，中心是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目前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正当苏修剑拔弩张，美帝推波助澜，我国加紧备战的时候，柯西金突然绕道来京，表示希望缓和边境局势，改善两国关系。其意何居，值得研究”。然后，提出以下几点：

    （一）“苏修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苏修的战略目标是同美帝重新瓜分世界。它妄想把我国纳入其社会帝国主义的版图”。“最近，苏修变本加厉地制造反华战争舆论，公然对我进行核威胁，阴谋对我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表明“苏修领导集团中的一批冒险分子，想乘我国‘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核武器尚在发展，越南战争尚未停止时，依靠导弹和‘乌龟壳’，对我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

    （二）“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对华作战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苏修感到并无把握”。“苏修对侵华战争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迄今美帝的态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为它最大的战略顾虑。”美帝“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美帝多次表示要同中国改善关系，这在尼克松访问亚洲前后达到高潮”，苏修“生怕我国联合美帝对付它。7月26日尼克松出访亚洲的第一天，苏修迫不及待地向我方交出其部长会议给我国政府的声明，充分表现了苏修惶惑不安的心情”。“它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文中还列举其他“种种因素”，判定“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三）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于反革命实用主义的需要，试图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打出和谈旗帜，借此摆脱内外困境”，并“探询我方意图，作为苏修决策的依据”。“估计苏修可能同我谈判，要我基本上按照它的主张暂维边界现状或解决划界问题；在继续反华的同时，缓和并改变同我国的国家关系，以便争取时机，堵塞国内漏洞，稳定东欧形势，巩固和扩展在中东及在亚洲等处的阵地；特别是想利用对我国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在同美帝的争夺中，增加一点资本，求得一些主动。”

    （四）“周总理会见柯西金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使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战略思想发生混乱。”“我们坚持打倒美帝、苏修，柯西金反而亲来北京讲和，尼克松反而急于同我们对话，这都是中国的伟大胜利。”“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都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我们“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苏修要求举行边境会谈，我已表示同意；美帝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

在这个报告定稿后，陈总提出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陈总说：这个报告，主要是分析柯西金来华意图和苏修会不会大举进攻我国的问题，对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没有多讲，只从战略意义上点了一笔。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我查了资料：1955年10月27日，我们提议举行中美外长会议，协商解决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1956年1月18日和24日，我外交部发言人两次发表声明指出，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像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实质问题，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途径。这一重大建议被美国拒绝。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第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

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

陈总说，他决定将这些“不合常规”的设想向周总理口头汇报。

四位老帅疏散

10月11日下午，四位老帅开会。会上，四位老帅说，中苏边界谈判即将开始，毛主席、党中央为了防止苏修、美帝利用谈判为掩护，对我发动突然袭击，公开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警惕性。同时使苏修、美帝知道我们已有准备。立足于打，才有利于谈。

10月18日上午，陈总邀叶帅、徐帅、聂帅以及姚广和我到紫光阁开会，向徐帅、聂帅作了转达。陈总说：总理讲，主席指示我们4人去的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去后在当地工厂“蹲点”，分别研究国际形势，如果战争爆发，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指挥作战。陈总说：总理已做了周到布置，并且再三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北京的住处保留。陈总说：我们的国际形势座谈到此结束。

就在这一天，新华社报道说：“中苏两国政府已经达成协议，中苏双方于1969年10月20日在北京就中苏边界问题举行外交部副部长级谈判。”

中美关系终于打开

四位老帅疏散离京，中苏边界谈判开始，虽然苏方态度顽固，连“争议地区”也不承认，但正如四位老帅的判断，苏中战争并未发生，边界冲突也未继续，两国关系有所缓和。而尼克松则“急起直追”，他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导致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尼克松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京，周总理同他会谈，叶帅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协助，总理让我作为他的助理参加。7月16日，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我对叶帅说：实践证明，四位老帅1969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叶帅说：当时九大政治报告刚发表，主席指定我们研究国际形势，我们很不理解，总理作了指示，我们才明白主席的深意。我们共同提出了书面看法，陈总向总理口头汇报了他对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这些看法和设想事关重大。美国长期敌视中国，苏联又不断挑起边界冲突，国际斗争错综复杂，主席在慎重考虑、反复观察之后才做出决定，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可惜陈总患了癌症，大概看不到尼克松访华了。

我到301医院看望陈总，他对中美关系终于打开感到兴奋。他说：尼克松为了美国的利益，居然比我的设想更“不合常规”，这倒出我意外。陈总还说：只有主席才会下这个决心，只有主席才敢于打美国这张战略牌。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北京，会见了毛主席，并同周总理会谈。2月27日，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揭开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国际上也发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但陈总已于1972年1月6日逝世了。

结语

有的史学工作者曾提出，毛主席对重大问题的决策，都是先全面分析形势，提出论据，形成相关的文献。但从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到1971年基辛格访华期间，在毛主席的讲话、写作和党中央的文件中，都没有为何要打开中美关系的系统分析和论述。相反，作为权威文献的九大政治报告中对国际形势的论断，以及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发表的声明，都把美帝看作最主要的敌人，从中找不出打开中美关系的任何依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历史空白”？其实，并不存在这种“历史空白”，本文介绍的内容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作为参证，再举出4段文字：

    （一）《人民日报》1986年10月30日刊载的《叶剑英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中说：“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叶剑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6月至10月，叶剑英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

    （二）《人民日报》1990年10月18日刊载的《徐帅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中说：“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同几位老帅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意见和建议。”

    （三）《人民日报》1991年8月27日刊载江泽民同志《在陈毅同志九十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中说：“在被迫离开领导工作岗位以后，他还向中央提出了恢复中美会谈，打开中美关系的建议，得到毛主席的重视。”

    （四）《人民日报》1992年5月26日刊载的《聂荣臻同志生平》中说，聂荣臻同志“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徐向前一起，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

由此可见，打开中美关系是毛泽东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它的前奏是1969年在陈毅同志主持下，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

（编辑  季节）

在香港考察了28天，5月6日段云从香港回宝安。仅仅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进入宝安，只见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十分荒凉，耕地丢荒很多。5月份正是农忙，田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耕田。宝安县城深圳，是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人口2万多人，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

宝安与香港山水连为一体，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沙头角中英街）相连。深圳镇是通往香港的重要口岸。20世纪70年代中期，每年经这里进出的外国友人、华侨、港澳同胞达150万人次。宝安与华侨、港澳同胞有直系亲属关系的有14万人，占全县33万人口的42.4％，还有持双重户籍（香港户籍和宝安户籍）经常来往两地的流动渔民2万余人。

下午到罗湖口岸。每天下午3时，港方将外逃人员用卡车拉到口岸，由我公安局接收。一个个点名、登记。看了收容站，条件简陋。外逃人员多是农民群众，当时外逃严重，特别是宝安，每年外逃人数是全省之最。段云和同志们看后心情沉重。[1]

当地人对他们说，我们在这儿干一天只能挣几毛钱，到香港一个小时可以挣几元钱。我们要养家糊口，外逃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经济特区决策前的考察和酝酿讨论

回到广州后，段云见到老领导、刚上任的广东第二书记习仲勋分外高兴。1962年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诬陷小说《刘志丹》是替彭德怀翻案，陷害习仲勋，把习仲勋等人定为“习仲勋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结束，习仲勋劫后余生，调到改革开放第一线广东省任职。

习仲勋将熟悉情况的广东省委各方面领导刘田夫、吴南生、曾定石请来一起谈。这几位同志都是1937年前后入党，建国后一直在广东工作。当时王全国随谷牧访问西欧5国，不在，他和段云也是老熟人。

段云详细介绍了在港澳考察的情况后，分析了港澳经济发展比较快的主要因素：

1、有充裕的资金来源。二次大战以后，香港局面相对稳定，港英和澳葡对外汇没有管制，吸收海外资金比较容易。各国游资大量流入，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据估计，近几年每年流进港澳的资金约有2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20%左右。

2、拥有较为廉价的劳动力。十多年来，港澳人口增长很快，劳动力大量增加。香港工人的工资水平，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比低得很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3、购进原料材料和技术设备比较方便。港澳是“自由港”，除烟酒等少数商品征税外，其他商品进出一律不征税，不受限制。各国纷纷以低价来港澳竞销商品，港澳厂商能够随时用比较便宜的价格，获得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先进的技术设备。

4、香港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是，大力发展对外加工工业，利用外来资金和当地劳动力，进口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大搞加工装配，增加出口。香港加工工业以轻纺行业为主，中小企业为主（平均20人以下小厂有3万家，建厂都不是洋的），这些企业一般本钱小，设厂容易，投资回收很快。由小到大，扩大生产，越滚越大。

5、产销结合，产品适应性强。以销定产，按外来定单和样品组织生产。市场需要什么，生产什么。产品品种花色很多，变化很快。质量检查严格，适应性很强。[2]

1963年广东省规定，在宝安39个生产队和珠海山前公社实行小商品贸易办法。宝安可以出售的商品有：禾草、山草、烧柴、木炭、牙灰、海砂、糠米、草绳，贸易额150万港元。珠海可以出售的商品有：禾草、山草、烧柴、鲜花、蔬菜，贸易额50万港元。经营方式是指定商行出售，银行结算，外汇归县。1961年广东省规定在沿海12个县实行海水产品外汇提成，1962年扩大了29个县，共41个县。外汇提成办法，计划内出售海水产品按销售额的30%，超计划出售的按40%，外汇交给生产队使用，限于进口24种渔需物资。上述政策规定在文革中均被取消。1973年国家计委专项安排50万美元进口渔需物资，地方反映，外汇不够。[3]

1977年，港澳年销量鸡3500万只，猪350万头，菜35万吨。[4] 而我们占的比例下降。大家都感到宝安、珠海这么好的条件，不利用，不发展，真是太可惜了。段云直截了当建议：广东省把宝安、珠海两县改成省直辖市，使农业从“以粮食为主”逐步转到“以经营出口副食为主”，改革农业、发展加工工业和旅游业，把这两个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

他的建议得到习仲勋等领导的赞同。大家反复研究应采取的措施并反复计算，如采取这些有利措施可达到什么样的效益；反复研究情况、办法及规划和可行性，达成了共识。广东省委向党中央进行了请示报告。这些共识，反映在报告第二部分：《千方百计夺回我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切实把宝安、珠海两个基地建设好》，其中很多建议后来都得到实施。报告中提及：

宝安、珠海紧邻港澳，发展出口商品生产，条件十分有利，特别是鲜活商品，是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比不上的。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示，要尽快夺回我们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我们同驻港澳机构和广东的同志进一步商量，拟订了一个建设规划。我们设想，经过三、五年努力，实现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把这两个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

（一）  大办副食品生产基地，增加鲜活商品出口。建设各类鸡场、猪场牛场、果林场、园艺场、养殖场和捕鱼队等，大力发展良种猪、三鸟、水海产品、蔬菜、水果、牛奶、鲜花等生产。

这两个县的农业，由生产粮食为主，逐步转移到主要经营出口副食品。现在每年上交给省1000多万斤粮食和1000多万斤食油，随着多种经营的开展和粮食销售量的增加，逐步减少上交数字，差额由国家补给。从事副食品生产的农场职工和社员，口粮斟酌由国家供应。养鸡、养猪、养牛所需饲料，由国家进口粮食，加工成混合饲料解决。

（二）积极发展加工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服装、食品、制革，原来有一些基地，要扩大；红砖、水泥、砂石，现在规模很小，条件很好，要大搞；造纸，利用香港回收废纸，生产包装纸；电厂，利用香港查济民先生送给的15万千瓦发电机组发电，多余电力卖给香港。根据当地条件和港澳市场的需要，有计划地建设一些中小型工厂，如针织、家俱、塑料、小五金、电子表、修船，饲料加工和包装等。参照港澳设厂的办法，因陋就简，从小打小闹搞起，逐步增加设备，逐步扩大生产。要搞专业化协作，不能动不动就铺大摊子。加工厂以接受来料加工为主，利用外面厂商提供的原料、辅料和技术，按照他们要求的样式进行生产，保证产品质量，赚取加工费。

（三）开辟游览区，办好商店、服务业和文娱场所。在两地要增建一些旅馆、饭店、成衣店、剧场、电影院、游艺场等设施，吸引港澳居民过来度假游览。提供生活服务和文化娱乐。深圳水库周围是很好的风景区，珠海附近有温泉，翠亨村也距离很近，要修缮一下。要在宝安、珠海开设较大的百货商店，出售轻纺产品、土特产品和工艺美术品，方便港澳同胞、华侨和外国客人购买。可以多收外汇，还可以减少大量邮包进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两个县的集体经济将进一步巩固，人民生活将有显著提高。每个社员全年平均从集体分配的收入，由现在的130元，1980年提高到400元，以后逐步提高到500至800元。职工工资，首先把两县工资类别由七类地区改为十类地区，同广州拉平，还要考虑实行一定的边境补贴。有条件的要尽可能实行计件工资，并搞好职工福利。这有利于制止人口外逃，使这个地区的边防进一步得到巩固。

两个县的基建投资，三年共需要上亿元，完全由国家拨款不现实,可使用银行贷款。另外,使用港澳银行外汇贷款1亿美元。贷款用当地的收入分年归还。为了加快建设,广东同志要求由基建工程兵调给一两个支队,承担两县的施工任务。这两县需要补充劳动力,建议从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每年选派几万人参加基地建设,也可以有选择地安排部分从越南归国的侨民。这样,可以扩大两县的生产,可以安排劳动就业。我们设想,两个县的人口,到1982年,从目前的四十几万人,增加到百万人以上,宝安70多万, 珠海30多万。为了把两个县尽快地建设好，有必要实行某些特殊管理办法：

(一)建议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相当于地委) ，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力量。

（二)两个县的商品收购、出口和所需材料及设备的进口，统一计划安排直接同驻港澳的贸易机物联系，不再事事经过上报审批。两地开设的供应入境旅客的大型商店，由驻港澳贸易机构经营商品供选和销售，视同对港澳出口。

(三)两个县生产建设所需的原料、材料、燃料和设备，原则上由广东省供应。供应两县的上述物资，作为出口计算。广东省供应有困难的，可以使用银行贷款，通过港澳进口解决，贷款从出口收汇中归还。由港澳运进的上述物资，建议免征关税。来料加工的手续也要简化。

(四)为了加快基地建设，三年以内除了归还贷款之外，两个县所收的税收和利润暂不上交，留给当地。出口砖、瓦、砂、石的外汇收入，也全部留给当地，用于扩大再生产。

(五)到两县游览的港澳同胞、华侨和外国人，可以凭港澳居民证和护照进出，边防检查要从宽，简化海关手续。

（六）恢复边境小额贸易办法和给渔民一部分外汇购买渔需物资的办法。[5]

报告还提出：利用港澳大力发展对外如工装配业务。报告指出：1977年，香港从外地进口原料、燃料和半成品约有40多亿美元，经过加工装配然后出口，外销总额达76亿美元，一进一出，增加30多亿美元加工收入，加工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增长。

应当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多、工资低和设备有余等条件，努力扩大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和装配业务。技术不行和设备不足的，还可以采取补偿贸易办法，引进技术设备，用产品归还。这样可以不受某些原料、资金和技术的限制，争取时间，很快把生产搞上去，把进出口贸易搞上去，增加外汇收入，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对外加工装配，多数是轻工业，花钱少，见效快，收益大，抓好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利于以轻养重。

近几年，港澳地区地价飞涨，劳动力紧张，工资逐年提高。不少厂商提出，愿意把产品转移到国内加工装配，由他们提供原料、辅料、元器件和必要的技术设备。在港澳地区，同海外联系很方便，通过港澳也便于接受其他国家的加工订货。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港澳这一有利条件和贸易渠道，大搞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可以大搞进料加工，自己进口原料，以加工成品出口。[6]

经济特区肇始于此。他们既是新政策的探索者，又是新政策的推行者。

采取一些突破性的重大举措

从1978年12月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采取了几项重大的举措，这些举措在现在看来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在当时都成为问题，必须经过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准才能变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涉及到许多规章制度；打破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每走一步都是不容易的。需要魄力、胆量和智慧。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经济特区”和“出口加工区”，这些重大举措在思想上具有突破性，同时又都是在局部地区和部门试行，在实践上带有探索性质。

虽然出国考察增长了见识，解放了思想，但是还要形成共识，落实到国策制定上。段云率考察组回京后，组织讨论和起草调研报告，然后找来王志强，一起反复修改、讨论、完善，最后定稿，形成计委文件《港澳经济考察报告》，5月31日呈报党中央、国务院。[7]

华国锋对此很重视，立即安排在6月1日、3日，他和国务院领导听取林乎加和段云的汇报。报告内容上面做了介绍。考察组向中央提交的这份报告最重要的建议是：“把宝安、珠海两个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特区建设由此发轫，功不可灭。另外提出了开展“三来一补”业务（来料加工、来样定货、来件装配，补偿贸易）；扩大驻港澳贸易机构的作用；进行金融改革，银行要扩大存放款业务；在港澳投资兴办工厂；建立远洋船队和集装箱码头；发展旅游。

听了汇报，华国锋第一个发言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要学习外国，就得出去考察了解。总的感觉，这次组织人出去，考察是认真的，考察以后起了一些好的作用。”

他说：“有些意见我很赞成，有的是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两个汇报的总的精神我赞成。加工订货，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原则定下来，具体问题还要研究，最好搞个文件，经过讨论，发下去执行，首先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李先念说，还有青岛〉把来料加工搞起来。总的意见，参观以后，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希望大家不要参观，回来热闹一气、汇报一气就过去了，要抓落实，切实见成效。总之，要具体化。委托计委、经委、建委牵头，不要议论议论就过去了，看准了的就要落实。”[8]

邓小平发言：“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那个东西没危险。林乎加同志说得对，只要有产品，就没有危险，就不怕还不上钱。抢回一年时间，就补偿有余。思想要解放。”[9]

随后，国务院办公厅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作为参阅文件，印发有关地方和部门。[10]

为了加强对外经济贸易的领导，1979年2月，国务院组建国务院进出口工作领导小组，由谷牧任组长。经过几个月的实践，感到这样的工作机构不够有力。6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两块牌子，一套机构，由谷牧副总理兼任主任。

说干就干，余秋里雷厉风行，很快把这个信息传达到全国，7月2日，他在财贸学大庆、学大寨的会议讲话，他说：“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要再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胆子大一些，思想开阔一些，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理直气壮地发展我国对外贸易。”他组织计委研究，对“三来一补”做了明确的规定。7月，国务院发布了《开展对外装配业务试行办法》。根据这个文件，在计委成立了“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 专门负责“三来一补”的工作。沿海各省市自治区随即行动起来。1979年5月，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了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会议。余秋里在会上讲了为什么要开展加工装配和补偿贸易，强调开展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是一个大有作为的领域。

把宝安、珠海建成新型城市

华国锋指示，要进一步探讨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随后，国家计委、外贸部负责同志组成工作组到宝安进行调查。[11]6月，招商局的袁庚起草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报告。10月袁庚被任命为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招商局全面工作。同年袁庚向中央建议设立蛇口工业区。

华国锋赞同对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但是提出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为了促进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习仲勋于7月亲赴宝安、珠海考察。10月，向中央写了广东省委的报告。

习仲勋从实际出发，积极推动广东对外开放

1978年4月，63岁的习仲勋到广东担任第二书记，第一书记韦国清调到总政，实际是习仲勋主持工作。习仲勋临行前，老一代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都曾予接见，对广东工作寄予很大希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对国内国际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12]习仲勋感到担子很重。[13]

习仲勋1913年生于陕西省富平县，13岁加入共青团，15岁转为共产党党员，从事农民运动。19岁在甘肃两当县发动兵变，后曾转赴渭北、三原开展革命工作。他深知底层人民生活的艰难困苦，要求下属时常了解民情，倾听群众的呼声。1933年3月起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参与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在错误的肃反中被关押，党中央率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获释。此后在关中、绥德地区先后担任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45年6月在“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1947年起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军副政委，协助彭德怀指挥多个战役。同年7月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与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西北地方武装和后方工作。1949年2月起任中共西北局书记、西北军区政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多年的斗争经历，他深知只有从实际出发的政策才能取得群众的支持，才能取得胜利。

1952年9月，习仲勋同志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1953年9月任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58年秋，习仲勋率领工作组到西北考察，看到敦煌县大办人民公社，实行一县一社，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托上学“十包全供”。他批评这种当时大行其道的分配制度，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但是，最大最公，也不能大到一县一社，也不能公到十包全供；最大最公，也不能由集体所有制一下变成全民所有制，更不能从社会主义一下跳到共产主义……”

1959年4月，习仲勋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他协助周总理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条例，为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1962年8月，康生要把习仲勋置于死地。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说，不能把习仲勋定为“敌我矛盾”，他还是我们的同志。这样把习仲勋安排在中央党校，让他住在那里学习。从此习仲勋成为中央党校特殊学员。1965年，习仲勋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在生产第一线拜工人为师，和工人一起劳动，交了许多工人朋友。他熟知中国基层情况和民间疾苦，看到农民生活困难、不少人吃不饱。工人生活水平也很低。他常常思索，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7年1月他被红卫兵带到西安批斗。2月17日，他给毛泽东和中央常委写了一封长信：“现在斗老干部比我们当年斗地主老财还厉害，再发展下去，局面将会不可收拾。”在文革中挨斗的干部不少，可是敢于写这样信的人，我采访了数百名老干部，这是我看到的头一份。

1968年1月3日，习仲勋被监护在位于北京的交通干校，住在一间七八平米小房子里。他每天两次散步，在这小屋里面转圈子，转圈开始从1数到1万。然后再退着走，再从1万数到1。他说：“我为了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你不要看这七八平方米小房子，是我的天地。”[14]

他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都如此乐观、坚守信念。现在到广东任职，他怎能不施展拳脚，为人民、为党、为祖国大干一场呢？！

1978年2月，习仲勋回到北京，出席了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4月初，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6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讲话，说：“我们责任十分重大。我们一定要振奋革命精神，把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党中央和五千多万广东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希望。”[15]这体现出他的决心、信心，胆识和务实的精神。

习仲勋考察宝安，决定解禁四条规定

1978年6月，习仲勋因势利导，责成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李建安负责，主持召集省级有关单位研究，加强宝安、珠海两县建设的方案。[16]

7月上旬，习仲勋带着刚随谷牧从国外考察回来的省委书记王全国，轻车简从，乘坐一辆七座的面包车，到梅州、汕头、惠阳地区的21个县调研。公路坑坑洼洼，颠簸不平。到宝安县城深圳，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习仲勋到达深圳后，让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带他直接下去了解情况。他们先到罗芳、莲塘、沙头角等陆路地区考察。方苞边走边介绍：宝安有几千亩土地在香港那边都丢荒了，为什么？第一，“文化大革命”前的政策允许宝安县的劳动力过境耕作，但是现在管得很死，一天才能批几个干部过去，没有劳动力去耕作。第二，以前过境探亲的政策是“三个五”，即每人每年可以过去探亲五次，每次去可以买五斤副食品、总价格不超过五元钱。这本来就限制得很死，但“文革”时批“三洋”（崇洋、靠洋、向洋）就通通禁止，不准过境探亲了；“文革”结束后批准一些人过去种粮食，但粮食收割了要挑回来，不准就地卖。所以，虽然有很多地在香港，但劳动力不够，做不过来，地就荒废了。宝安偷渡外逃长期居全省首位，占全县总人口的18.7％，占总劳动力13.5万人的29.3％。偷渡外逃对宝安的经济、思想、政治各个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搞乱了边防社会治安，严重破坏了生产。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家里人一两年以后就可以盖新房。

在沙头角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习仲勋看见几块石块竖在街中间，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非常鲜明，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一派繁华热闹。而宝安这边破破烂烂，萧条冷落。习仲勋对方苞说：“一条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一定要想办法把沙头角发展起来。”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干部，“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17]

习仲勋前往蛇口的渔业一大队视察。这个大队有五对渔船，最大的150吨，共有200多个劳力出海，生产搞得不错，渔民收入也较高。习仲勋看了很高兴。他还参观了沙头角的塑料花厂、皇岗的假发厂，这是两家来料加工厂，也是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习仲勋认为开展来料加工，赚取加工费，既可以增加集体和个人的收入，也可以解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大有可为。

方苞提出几种利用在香港的耕地的方式：第一是过境耕作，第二是可以在那边挖鱼塘或者养鸡，养大后就地在香港卖，不用来回运输那么辛苦。但是出口要配额，还要考虑出口运输的问题。第三是部分荒地可以开发为仓库出租给香港人用，还可以收地租。这样荒地利用起来，有好几种收益的方法。

此次宝安之行，习仲勋深入边境农村和边防哨所，与十多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座谈，耳闻目睹了内地和香港的差距。当场决定解禁文革中的四条规定：1、可以过境耕种；2、恢复和香港的小额贸易；3、尽快把经济搞上去；4、减少粮食种植面积。[18] 他认为外逃严重主要是政策的问题，只要政策搞对头，经济很快就可以上去。他说：这里是我们国家的南大门，你们要给国家争得荣誉，让外国人进来就看到社会主义的新气象。他提出，边防地区可以不交粮食给省，农民口粮自己解决，然后出口挣外汇。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可以多挣外汇，你们就养什么、种什么。[19]

习仲勋雷厉风行，经过两个工作组的调研，10月以省政府的名义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的规划和设想的报告》。

1978年夏，省委派省外贸局陪同国家计委、外贸部负责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到宝安调查了半个月。秋天，省委决定由省计委牵头，会同省委有关单位组成工作组再次至宝安、珠海调查研究。内容仍然是如何利用边境优势，建立外贸生产基地，扩大出口规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稳定边境秩序。习仲勋提出了宝安和珠海改革先行一步的设想。

在调查研究的同时，广东积极开展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材料，搞加工装配业务的工作。“到9月底止，签订协议合同近100种产品，金额3350万美元。”[20] 10月，广东省政府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的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报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成为吸引港澳旅客的游览区。建设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21]

11月，习仲勋主持召开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主持准备了关于工作问题的汇报材料。其中的内容有：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以便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装备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同时在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以解决钢材之需，发展支农工业。还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手续。[22]

11月9日，习仲勋到京急切要求与华国锋面谈。他们一起研究了如何搞好中国的南大门的问题。关于广东外逃事件，他们认为，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困难造成的，只有大力发展经济才能解决外逃问题。习仲勋希望中央给政策，华国锋同意广东省委在宝安、珠海两县建立外贸基地。[23]

11月16日，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做了长篇发言，他提出：“经济体制，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果断而又迅速地作出相适应的改变，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各企业的积极性。”[24]

12月18日，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会议决议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习仲勋举双手赞成。他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战略性的转变。一次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的转变。这个转变是转得比较好的。1956年以后，毛主席又及时提出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转到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这是第二次转变。现在看来，搞了二十多年，基本上没有实现这个转变。我们落后了，吃了苦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实现这个转变。”[25]

1978年12月，中央任命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杨尚昆任第二书记。1979年1月6日，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递交《关于我驻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他们回到广州马上召开省常委扩大会议。习仲勋、杨尚昆在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同时强调把农业搞上去。

让广东先行一步，建立一个新体制

1979年1月30日，国务院批复了广东省和交通部的报告，决定在蛇口兴办工业区。方针是：“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26]1月31日，李先念和谷牧在中南海听取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汇报。李先念当场用红笔画出蛇口以南的半岛50平方公里的面积办工业区，袁庚只要了九平方公里。[27] 随后，香港招商局开始在蛇口开发了一平方公里的荒坡建立工业区，兴办了23家工厂，开通了国际微波和直通香港的货运码头。其后又吸引外资兴办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了初具规模的现代化的工业小城。

2月14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的规划设想，由国家投资1.5亿元。《批复》指出：“凡是看准了的，说干就干，立即行动，把它办成，办好。”[28] 中央的这两个文件鼓舞了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在广东省委常委会上，大家提出：要根据广东的特点，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行一步。习仲勋说，有了十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还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29] 2月，吴南生向省委提议在汕头办一个出口加工区。省常委会议一致同意，并认为不单在汕头，还应该在深圳、珠海办加工区。[30]习仲勋、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汇报。叶帅听了十分高兴。[31]

1979年4月3日，习仲勋和王全国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7日上午，习仲勋主持中南组的讨论。王全国发言提出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要求。习仲勋发言进一步指出：“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32] 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讨论会上做了系统发言。他说：“有一个重要问题，搞什么样的现代化，都不能离开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他还提出：“现在仍然是权力过于集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就是集权和分权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这个问题，光讲原则也不行，还要具体化一些。希望这次会上能够就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定出若干条，以便有所遵循。”随后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放手干。‘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是一致的。”[33]

4月17日，在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习仲勋再次要求先走一步，进一步提出：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进行观察、学习、试验，运用国际惯例，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34]

会议期间，习仲勋见到邓小平，汇报到贸易合作区的问题。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35]

“经济特区”破茧而出

习仲勋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的设想，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党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责成谷牧副总理帮助广东、福建两省省委、省政府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上报。1979年5月11日至6月5日，谷牧率国务院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做调查。

工作组成员有：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甘子玉、国家计委段云、外贸部贾石、财政部谢明、建委、物质部等领导同志及随员胡光宝（谷牧的秘书）、王志强等同志。[36]在广东与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吴南生、王全国、曾定石、梁湘等开了座谈会，还约见了港澳工委书记王匡，专门去看望了当时在广东的叶帅。广东省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向工作组做了详细的汇报。谷牧听取汇报后，就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必要性，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若干问题、立法工作和当前广东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讲了意见，要求“广东更要改革快一些”，“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要比中央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37] 尔后，谷牧到肇庆、深圳、珠海、佛山、新会调查研究。[38]

回到广州后，5月20日，谷牧等与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等人进一步研究了拟向中央和国务院上报的《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39]

5月29日，谷牧从广州到福建，飞到厦门，北上福州，沿途看了漳州、泉州等地，与福建省领导同志一道分析当地经济发展条件，研究规划指标和重要措施，讨论如何改进计划体制，增加地方经济活力，以及加强对外贸易工作，增收外汇，增加先进技术的引进等。同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省长马兴元、副省长郭超、毕际昌等同志谈话。

经过反复研究，谷牧与两省省委理出了这样一个思路：广东福建两省要把潜在的经济优势发挥出来，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造，改变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据此，拟定了几项重要措施，并帮助两省的同志起草了向中央的请示报告。谷牧说：“进一步放权，以利两省的特殊性，真灵活，真先走。”

6月6日，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6月9日，福建省委提交《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快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给予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并批准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这项重大举措的出台，显著提高了人们的开放意识，启动了通过政策实行开放的进程。从此“经济特区”一词成为改革开放中最响亮的专用名词。[40]

11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布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不久，广东省委任命吴南生担任广东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0年8月，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利用3000万元的银行贷款与部分地方财政，参照“蛇口模式”在罗湖区0.8平方公里的区域兴建金融、商业、旅游住宅设施，提供给外商，利用从中赚到的利润继续进行工业园区的基础建设。这种利用银行贷款“滚雪球”式的发展方式，为珠海、汕头的起步建设提供了经验。根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市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包括企业经营自主权、税收、土地使用、外汇管理、产品销售、出入境管理等。通过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独资经营和租赁的形式，吸引了大量外资，加速了经济特区的迅猛发展。

1979年9月21日，习仲勋说：“中央决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一方面是省委向中央‘要权’要来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中央从搞好建设出发，对体制改革作出的一个具体的、又是重要的决策。实践证明不改革不行，不改革十分不利于搞四化，所以这是势在必行的事情。”[41]

我们的先辈毕路褴褛，以启山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由大国正在走向强国。现在我们站在山上，俯视着先辈走过的蜿蜒曲折的道路，可以指指点点，评头品足。但是我们再继续向上攀行，那又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你怎么能保证走得比前人更好？！在此引用习仲勋三句名言：“对工作态度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决心和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胆识，勇挑重担，不怕犯错误，怕担风险；第三，要有务实精神，谦虚谨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风头，不要怕否定自己。”

                                       （编辑   季节）

建国初期的引进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我们现在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基础上，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进行的。所以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有必要简略地回顾近七十年所走过的路。

毛泽东亲自到苏联谈判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帝国主义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不承认、严密封锁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视野宽阔。[1]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苏联首都莫斯科，经过两个月的坚持，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中苏之间新的关系，并且从苏联借回来3亿美元的贷款。这对经历了38年之久的战争，中国大陆全境还未完全解放，满目苍夷，一穷二白的中国的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952年9月，周恩来到苏联谈判，争取苏联援助中国，后确定为苏联援建中国156个项目。这些项目在“一五”、“二五”时期大部分完成，使中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实现了飞跃，为中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我们当时不能走出去，就将外国商人请进来。从1954年起，中国每年都在广州举办春秋两次交易会（简称广交会）。美国对中国封锁极为严密，不允许美国公司与中国打交道，许多公司只能派它们在第三国的子公司出席广交会，和美国贸易也只能用第三国货币结算。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但是随着国际大环境的改善，中国开始从日本、法国、英国、古巴等国引进我们需要的技术、设备和专利。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对外经济工作不得不停顿。

四十三亿引进方案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国的外交工作一度受到严重冲击。后来在毛主席的过问下，恢复了与各国的交往。

1971年8月15日起，毛泽东离京到南方视察。他问列车员，星期天干什么去。列车员说，排队去买“的确凉”。列车员告诉毛泽东“的确凉”如何好。（如不用布票、经久耐用、挺刮、不起皱等）。毛泽东回京后对周恩来、李先念谈了这件事，问：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点“的确良”？周恩来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泽东又问：能不能到国外买生产技术？周恩来说：当然可以。周恩来立即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要李先念、余秋里研究引进技术这件事情，把急需引进的项目搞一个全面规划报给周总理审批。

搞化纤厂，先要搞石油，从石油提炼乙稀、化纤，需要具备提炼的设备和技术。规划先是在大庆、北京、上海各安排一个基地，后来增加了胜利油田。

1971年林彪事件后，恢复了部分工作秩序。11月，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消息传出，大批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纷纷与我国建交，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封锁。国际格局的变化，外交工作的突破，提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的契机。

1971年12月16日到1972年2月12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会上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对经济工作的干扰，摒弃了林彪一伙所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口号。

周恩来决定抓住机遇，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由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写一个报告。1972年1月初，李先念和华国锋专门听取了计委主任余秋里和有关部委的汇报。

华国锋1937年参加革命，1958年起担任湖南省的副省长、省委书记，一直管农业、财贸等。他很清楚：全国棉花每年产量就是4000万担，相当于200万吨。扩大种植面积有限，再增产，中国八亿人中，每人最多增加2尺布，也就是只够做一条裤衩。[2]国外的经验就是发展化学纤维，当时发达国家化学纤维在纺织原料中占40%，而我们只占5.5%。相差太远。

成功领导大庆油田的余秋里知道引进设备、技术的重要性，大庆炼油厂的设备就是从日本引进的。他顶着四人帮的压力，领导计委及有关单位领导讨论决定先引进4亿美元设备。1975年四届人大余秋里被任命为计委主任。1972年1月16日，他起草《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上报至周总理。[3] 1月22日，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联名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2月5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并报毛泽东批准。[4]引进工作得到毛泽东的支持。2月7日，这项工作正式组织实施。[5]这是建国以来，我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和设备引进中重大的突破。5月，李先念批准了计委出国考察报告，国务院兵分两路，一路由轻工部、燃化部组织考察组分别到西欧、日本考察了2个月。一路由轻工部焦善民带队，和国家建委、燃化部、交通部、水电部等到四川、辽宁、上海、天津实地考察厂址。决定在四川长寿、上海金山卫、辽宁辽阳、天津北大港建设四个厂。

同时，李先念委派正在干校劳动的柴树藩回京主持对外谈判。9月2日，周总理将柴树藩上报的《进口化纤设备谈判进展情况报告》批给李先念，并批复提前从日本进口设备，由此，第一批进口化纤、化肥设备正式被批准。1972年9月20日，国务院批准计委成立进口设备领导小组。[6]引进工作进展顺利，冶金、燃化、机械、电讯、民航、水电、铁道、三机部、四机部闻风而动，纷纷写报告要求引进先进技术，出国考察，了解国际这些年的发展情况，货比三家，引进技术、设备。[7]

1972年10月5日，周恩来接见即将赴美访问的中国科学代表团和医学代表团全体成员，强调：对于外国的先进技术、好的东西，我们要学习，要吸收，但是必须有分析地批判地学，做到洋为中用。医学代表团回来要做报告，有一个军代表说：不要把我们说得一团漆黑，结果他们不敢讲了。周恩来在听取计委汇报的会议上，痛心地说：“随便给人家戴帽子，结果他们不敢讲了。这种风气不好，出去花了不少钱，回来连报告也不敢做。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自己的短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人自己不懂，又随便给人家戴帽子。出去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8]

身经百战的余秋里是一个敢负责、敢担当的领导。他对引进很积极，让计委汇总石油、煤炭、化工、机械、军工、电讯、民航、水电、铁道、三机部、四机部的报告，又准备了大小两个方案，11月7日，计委将小方案《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报周恩来。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11月30日，周恩来看这个报告，认为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事情就应该做大些，指示将关于进口33亿美元的大方案一起送他阅。

周恩来为什么要看大方案？在一个以农民为主、文盲众多的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理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决非一蹴而就，只能一步一步向前走。文革前台湾与大陆发展水平基本相当，1968年以后发展很快，台湾与日本、香港、新加坡成为发展迅猛的四小龙，为世界关注。美国人也在研究台湾起飞的原因，1972年6月16日，周恩来会见并宴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和夫人时了解到，“台湾搞加工厂，出口商品。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还在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9] 周恩来说：“我们对国际上究竟哪一个国家需要什么货物并不清楚。”。”[10]赶不上就要急起直追。心中有数，决心就大，所以他要看大方案。

1973年1月5日，余秋里签发了计委《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建议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简称：“四十三亿方案”。后来追加8.8亿美元，整个方案共计51.8亿美元。[11]

资金从何而来？建国初期，中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我国和美国贸易都是用第三国货币结算。这个局面一直到1973年6月，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載维.洛克菲洛到中国才打破，他和中国银行董事长乔培新达成谅解：中国银行可用大通银行直接办理汇款、和支付旅行支票。有了开端。周恩来总理在接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洛说：“通过两国银行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过去不会运用银行。现在中国银行同你们办了第一个交涉。我们派一些人去你们大通银行那里考察市场和学习接触，你们派一些人来，接触一个时期，作为临时办法。考察相互的市场和国家需要，有好处。我们所有进出口货物都是通过国有机构来进行的。我们的国家社会制度不同，在不同政治制度基础上怎么找到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这需要研究对方，了解对方。”[12]

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产品过剩，他们的产品、设备、技术急于找出路，找市场，很愿意卖给中国。可以赊账购买，等建成后用产品还本息。或者延期付款。后来发现，对方也是从银行贷款。我们就改为直接从银行贷款，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利息。[13]资金方面的工作多由熟悉西方规则和中国财贸工作的段云负责，具体由中国银行办理。[14]1974年6月，邓小平复出，周总理病重，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工作，他说，四十三亿引进“这是一个大政策”[15]。作为一件大事，他抓得很紧。

当事情成功了，人们认为这是必然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当时做这些事的人们顶着多大有压力，费了多少心思，过程中有多少周折，这是后人难以体会和想象的。为了写此文章，我重读《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文中断言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是什么？文中说：“南斯拉夫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大量存在着，而且迅速发展。”“从税收政策等方面，鼓励地方政府扶植私人资本。”“私人有购买外汇的权力。”宪法规定“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佣劳动力。”“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制度，实行农产品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南斯拉夫的“农场”和“综合农业劳动者合作社”是“资本主义经济组织”。“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铁托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根据是：工人自治“将企业交给‘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由各企业自己采购原料、决定产品的品种、产量和价格，自己到市场上推销产品，自己决定工资，自己决定一部分利润的分配。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赁固定资产。”“三评”强调：“把生产资料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手中。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因而将买西方的产品说成是“帝国主义的倾销市场”；利用西方资本说是“帝国主义投资的场所”；将出口说成是“帝国主义原料基地”；将来料加工说成是“西方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的装配车间”。因而断言南斯拉夫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别动队。[16]文章是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

重读“三评”后，深深感到1972年周恩来、李先念、华国锋等领导国务院、计委及各部委的同志敢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外资、设备，这是多么不容易，需要多大的魄力、胆识，才敢坚持，才能一抓到底，完满完成。

引进工作不但打破了文革以来保守、封闭的极左思潮，也打破了长期以来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为荣的思想观念，更重要是：重新开始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冲破了社会主义不能用西方国家贷款的禁区，为此后我国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进行了有益尝试。

但是好景不长，1975年11月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江青竟然要把正在建设的大庆化肥厂拆掉。1976年5月31日，谷牧去政治局汇报工作，江青一见谷牧，厉声质问：“为什么把一套进口的化肥设备放在大庆，你给我拆掉！”谷牧冷冷的说；“这不是我的决定，要拆的话得请政治局决定。”这时华国锋走进会场，问清原因后，严肃地说：“这是毛主席批准的。”江青说不出话来，张春桥不甘心，说：“我就反对你们这个办法，动不动拿毛主席来压我们。”[17]

四十三亿引进的成效

克服“四人帮”制造的重重阻力，到1977年底，26个项目已有20个建成投产，到1979年，1977年前签约的项目基本建成。完成实际签约成交39亿多美元，比预定43亿少花了3亿多美元。这些项目有：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设在大庆、北京、上海、胜利油田）、三套石油化工、一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和斯贝发动机项目。

这是建国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引进，对国内需要的项目选得很准，产生了较好的效益。到1978年6月，累计生产尿素361万吨，是1979到1984年农业连续5年增产的因素之一，以全世界10%的耕地基本解决了占世界21%的人口的吃饭问题。1981年南京的烷基苯厂建成投产，洗衣粉可以敞开供应，结束了20多年买肥皂要票的历史。解决了穿的问题，可以敞开供应纺织品，取消了实行几十年的布票。1982年26个项目全部建成，使我们的工业水平上了一个台阶，大大提高技术、质量、效率，物品逐渐丰富。

在文革期间，由于四人帮把持着宣传口，在报纸上常常发表批判“崇洋媚外”的文章，从不宣传“四十三亿”方案的进展情况。直至2000年前后，逐渐公开发表一些亲历和参与者的回忆文章，这些情况才逐渐为社会了解。四十三亿的资金，期中大部分是引进和利用外资解决的。

通过考察了解外面的世界

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始于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把改革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之前，中央领导经历了一个考察、讨论、酝酿的过程。

谷牧率中国代表团考察西欧

1978年，经济工作提上了重要的日程。为了借鉴国外经验，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让谷牧率团去西欧考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派出的第一个高级别的政府经济考察团。成员中有6位副部（省）长以上的领导，他们是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农林部副部长张根生、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还有6位司局级干部。出发前邓小平同志专门找谷牧谈话，主旨是要代表团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问题。

肩负着重托，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重点考察了发达国家工农业和科技的现代化水平，以及这些国家五六十年代发展较快的原因，组织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等。谷牧深感到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并认为追赶西方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他归纳了三方面的突出印象：第一，二战以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已经有相当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工人工资和生活福利有明显改观，这些国家在经济运作，政府调控和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第二，西欧一些国家对于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很有兴趣。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与中国做生意。第三，国际上有很多通行的经济合作方式，都属于“今天先拿货，明天再给钱”之类，借鉴这些方法不但可以缓解我国外汇支付方面的困难，还可以吸收外国投资或进行中外合作生产等等。

1978年6月22日，谷牧向党中央、国务院写了正式的考察报告，这份报告客观反映了一批在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专家型领导，对欧洲发达国家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观感。报告中的许多建议后来被吸纳、完善，并逐渐形成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法律。1978年6月下旬，由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听取了谷牧的详细汇报，会议从下午3点半开到晚上11点，历时近8个小时。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乌兰夫、王震等领导都做了讲话或插言。

美国学者傅高义在其出版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指出：“在1978年的所有出国考察中，对中国发展影响最大的是谷牧所率领的考察团，它和1978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以及同年12月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

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来组织实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经过了一段充分的酝酿讨论过程。1978年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各部委领导参加的关于加速四化建设的务虚会，谷牧在会议报告中敞开思想谈了自己的意见：我国要老老实实承认落后了，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我们怎么搞现代化？怎么把速度搞快些？很重要一条就是狠抓先进技术的引进。国际形势提供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科技成果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它。谷牧强调：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必须解放思想，多想点子，开拓路子，绝不能自我封闭，贻误时机。这次会议是在全民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声浪中进行的，各部部长都发了言，发展速度成为大家反复讨论的重点。一系列重要思路被打开，包括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改革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等。特别是对如何加强引进技术、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外资等，讨论得很热烈，提出很多建议，这些成果很快就被凝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伟大战略决策之中。会后不久，邓小平给了谷牧以支持。他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在此次国务院务虚会上，对利用西方国家的贷款和吸收外商投资基本上形成了共识。

1978年底，中国向世界宣布实行改革开放。人们眼界大开，看到差距。十年文革，使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开放是先导，看到差距才知道改革的路径。所以先有开放，后有改革。人们认识到，中国再也不能封闭下去，否则真要被开除出地球。引进，不仅是引进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更主要是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这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更主要促进人们思想和观念的转变。

解放思想，加快建设速度

1977年7月16日，十届三中全会开幕，第二天，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今后8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规划，除抓紧完成四十三亿引进项目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共需65亿美元。[18]中央政治局原则批准了这个规划。华国锋说：决心下定了，要干，出点毛病难免，但要出得少点，搞得好点，精心筹划，现在原则批准，要抓紧科学技术。1977年10月9日 ，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华国锋讲话指出，现在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改造我们的学习，彻底肃清“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切实整顿好党的作风。这件事情办好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大大前进一步。1977年10月18日，华国锋主持国务院会议，他在会上说：中央常委开会提出速度是否搞快一点。邓小平说，我也有这种想法，是否把石油搞快一点，挤出石油出口，换回材料设备，把速度搞快一些。华国锋几次同余秋里谈话商讨此事。华国锋身体力行，在视察中、在题词中，反复强调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他就经济建设问题频频接见外宾。1977年4月2日下午，他会见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和以他为团长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访华代表团全体团员，华国锋接见日本客人与宝钢建设有关。宝钢是建国以来引进的最大一个项目，他很重视。

在上海建设现代化宝钢

1975年1月，谷牧任副总理，他上任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协助邓小平搞整顿，将文革中停滞的经济和生产抓上去。钢铁工业是重点整顿的行业之一，为此国务院成立了整顿钢铁领导小组。整顿一抓，当即见效。欠产严重的鞍钢、武钢、包钢、太钢的生产就达到了计划水平。据谷牧回忆，毛主席从加速经济建设和增强国家实力考虑，很重视钢铁工业的发展，提出“工业以钢为纲，”毛主席在1957年访问莫斯科时就提出要用15年赶超英国，使中国钢产量达到4000万吨。

为了使钢铁生产解决铁矿资源，谷牧组织了地质队伍在全国进一步查找富铁矿资源，可惜储量不足以大规模开采利用。鉴于此，谷牧和一些专家提出设想：在沿海建设港口，同时在附近建设“吃”进口富铁矿的大钢厂。后来宝钢的兴建，由此肇始。[19]由于四人帮再次打倒邓小平，谷牧也被批判，此事搁置。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派到上海接管的中央工作组成员林乎加负责经济工作，发现上海每年缺铁300万旽。上海炼钢和铸造用的生铁主要靠武（汉）钢、本（溪）钢、马（鞍山）钢等钢铁企业经冶金部调拨。不仅影响了这些钢铁企业自身发展，使这些企业的炼钢、轧机系统长期吃不饱，无法充分发挥作用，也增加了铁路部门的负担，增加了成本。1977年元旦，他与冶金部部长唐克通电话，希望在上海新建高炉。唐克认为鞍钢已经落后，要搞就搞像日本那样的。1977年春节期间，苏振华去看望了上海几家钢铁厂在坚持生产的干部和职工，他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商量，提出新建两座容积为2500立方米的高炉。年后，冶金部派人到上海考察，向国务院报请立项。

1977年6月，冶金部决定在上海建设两座各2500立方米的高炉，以彻底解决上海生铁供应问题。[20]9月16日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率团日本考察，发现十年文革使我们的冶金和日本差距拉大了，至少差20年，受到极大震撼。10月22日，叶志强等人到中南海向中央汇报考察情况，并放映了新日铁赠送的一部电影短片。[21]华国锋指示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冶金技术水平，促进全国钢铁工业现代化的发展。

11月9日，冶金部向政治局汇报钢铁工业长远规划：今后3年在上海抢建一个现代化的、年产500万吨生铁的大型炼钢基地，全套设备从国外引进。[22]不仅进设备，买新日铁的技术，同时要照新日铁君津厂的样子，在中国也造一个。[23]12月14日，冶金部关于《拟和日本技术组商新建钢铁厂主要问题的请示》得到中央批准。[24]12月，确定在上海建设宝钢。

1978年1月，华国锋决定宝钢工程建设的领导体制以上海为主，冶金部参加。1978年1月10日，苏振华等人考察了长江口航道和宁波北仑港。北仑港原有海军的港口及进出的航道，决定将海军的码头让出一部分。[25]这就为宝钢确定港口打下基础。

1月25日，上海市委常委、计委主任陈锦华为团长到日本考察。[26]回来后，陈锦华向林乎加汇报，建议林乎加去日本考察。1978年2月1日，成立中共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工程指挥部。3月11日，国务院批复国家计委、建委、经委、上海市、冶金部、“三委一市一部”给中央写的《关于上海新建钢铁厂的厂址选择、建厂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钢铁厂。建设规模为年产钢铁各600万吨，每年所需的1000万吨铁矿石从国外进口，经浙江北仑港转驳运往上海。整个工程投资为214亿元。[27]为了落实宝钢一事，特派林乎加率团访问日本。

1978年12月23日，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公报的这一天，宝钢工程作为党中央、国务院在改革开放后决策的中国第一个特大型现代化建设项目，在上海吴淞口举行动工典礼，彭冲主持宝钢打第一根桩的开工仪式，谷牧副总理从北京来剪彩。

    中国经济代表团考察日本和港澳

1978年3月起，党中央、国务院派出四个考察团到海外考察。按时间顺序，第一个出去的是3月9日到4月10日，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和中联部副部长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进行了为期3周的考察访问，重点是南斯拉夫。回国后提交了《关于南斯拉夫计划工作的考察报告》。第二个是3月28日到4月22日，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林乎加为团长、房维中（计委副主任）、高修（商业部副部长）、卜明（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为副团长，段云为顾问的“中国经济代表团”到日本考察。第三个是4月9日到5月6日，段云为组长、房维中为副组长的计委、外贸部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第四个是5月2日到6月6日，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赴西欧五国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考察。这四个代表团为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制定起到了侦察兵和决策参谋的作用。

    华国锋为什么派林乎加和段云率中国代表团访日？林乎加1937年年参加革命，建国后从1955年起任浙江省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负责全省的农业工作，到1965年，省内的粮食供应取消了粮票。1965年，组建国家小计委，毛主席亲自点名，让他到小计委当副主任，负责全国的农业工作。1967年浙江造反派来北京揪斗林乎加，在省里斗了，在专区斗，在专区斗了，在县里斗，在浙江的各个县都斗了一遍。1972年春节，林乎加终于解除关押，回到北京参加接待尼克松的工作，陪尼克松到浙江。[28]1975年，邓小平领导整顿，计委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成为被四人帮批判的“三大毒草”之一，林乎加和段云等领导天天与造反派周旋，斗智、斗勇。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工作组接管四人帮盘据十年之久的上海，余秋里推荐了林乎加去工作组。[29]197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上海市委领导班子时，林乎加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付主任，分管计划，工交，郊区，财贸，科技。

段云1937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即加入共产党，投入抗日战争，是党内熟悉日本情况的专家。1954年曾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1971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从五十年代起他参与起草国务院、计委诸多文件，熟知中央政策。大家称他为“夫子”“秀才”。在“四人帮”肆虐的时期，段云敢于讲真话，敢于纠左。

这次考察就是要搞清日本、港澳能在一二十年间取得这样飞跃的进展，窍门在什么地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做准备。

段云一直负责外贸，知道十年前我国出口远远高于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文革十年，我们大大落后了。1977年我们出口是是75亿美元，而韩国是100亿，新加坡是80亿，台湾是93亿，香港是95亿。[30]令人心焦。

因中日邦交没有正常化，林乎加、段云率的中国经济代表团是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中经济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等有关经济贸易团体邀请的。经过财贸总会联系上日本铁钢联合会会长稻山嘉宽，他详细地向林乎加、段云等介绍了新日铁的基本情况及日本钢铁发展经验。他说：你们应该搞最现代化的钢铁厂，中国完全可以参照我们的发展模式，我们都能解决，你们更能解决。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设计，照我们的样子做就行。林乎加问：我们拿什么来建钢铁厂？稻山嘉宽说，你们可以贷款，美国就可以贷款。矿石都是精矿，可以买的地方很多。

代表团看了新日铁及下面的三个分厂，并到东京、大坂、横滨、神户等地，看了化纤、造船、交通、银行贷款。[31]自五十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高速度增长，成为一个经济大国。1977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183万亿日元，约合6800亿美元，钢产量10200万吨，发电量5000多亿度，汽车产量850万辆，造船1000多万吨，乙烯产,400万吨，电视机产量1500万部。对外贸易.1500亿美元，顺差近100亿美元。1978年3月底外汇储备近300亿美元 市场商品丰富，人民生活水平较高。据统计，日本总的劳动生产率，自1960年至1976年提高3倍，而西德为1.4倍，美国仅0.5倍。主要生产过程高度自动化，劳动生产率高战前日本货质量不好，称为“东洋货”。战后他们派出大量人员出国考察，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就是必须下大力量改进产品质量，靠生产大路货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在提高质量上，日本政府和企业花了很大功夫，制订了质量管理立法和一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

为什么日本能在一二十年间取得这样飞跃的进展，窍门在什么地方? 林乎加、段云等同志研究后，认为关键是三条:

第一，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里。据日本官方统计，自1950年至1975年，共引进外国技术(主要是技术专利，不包括成套设备)26000项，约58亿美元，其中五十年代引进2900项，六十年代12000项，七十年代前5年超过一万项。他们的原则是，谁先进就引进谁的，兼采世界各国之长，他们引进技术后，迅速加以吸收、消化、革新、创造，广泛适用，并逐步出口。目前日本进口技术的金额仍然超过出口技术的金额。引进的方式，初期以进口设备为主，六十年代转为购买专利和设计图纸为主。近年来，日本企业竭力购取实验室技术，抢先投产，以占领市场，并向国外有关企业开展技术和情报的对等交换。由于引进新技术，节省了大量的摸索时间和研究经费，使许多产品由落后状态一跃而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充分利用国外资金。日本企业的自有资金，一般比重很小，70%至80%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银行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 (1) 国内存款。 (2) 海外借款和发行债券。 (3)吸收外币存款。有的资本家为了发展生产，不惜出较高的利息从国外借款。银行有了大量资金，并善于加速流转，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加速地增强了企业偿付银行贷款的能力

第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培养科技人才。日本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原动力在于重视教育，大力培养技术人才。日本有大专院校千余所，工厂非常重视工人的技术培训，每个企业都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产品设计和研究机构，人员一般占全厂职工的15%至20%，从事新技术的开发、新产品的试制和实验研究工作。资本家非常重视这种机构，不惜付出大量经费，从中取得新的技术成果。[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