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美国对港政策的变化。

美国对港政策的变化脉络

我们把历年来的《美港政策法》年度报告进行了梳理，从中可以看到美国对港政策的大框架。在2019年之前，包括特朗普1.0前期，美国对港政策在经济上重视全球化带来的在港商业利益，对香港带给美国的贸易顺差都非常重视。在政治上，主要推动“双普选”，希望改造香港政治制度，扶植亲美势力掌权。

2019年，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后，特朗普政府对港采取了两个政策：一个是在政治上制裁，主要制裁特区政府高官和中央负责香港治理事务的官员，包括他们不准使用美国的金融服务，冻结在美资产，不准入境美国等；另一个是经济上的胁迫，包括不再承认香港是独立关税区，把香港制造视为中国制造等。

拜登政府延续了对香港的政治制裁。由于受到制裁不准入境美国，特首李家超赴秘鲁参加APEC会议，不能从美国转机，必须绕路从欧洲的西班牙转机。经济胁迫方面更是加码，例如限制美国长期投资基金投资香港恒生指数股等，严重影响了香港IPO市场和股市的交投。

值得注意的是，从2023年10月开始，美国国务院通过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提出对港“策略性接触”的新倡议。与此同时，美国驻港总领事提出美国对港政策的三分法，即政治上对香港继续施压，经济上继续在香港赚钱，同时在文化、教育、社会层面继续加强美港交流，以影响香港主流社会和青年精英。

以上是美国对港政策从1992年至今的变化脉络。

美国政府交接期内可能炒作香港议题

我们需要高度关注在美国前后任政府的过渡期内对港政策的变化，眼下必须面对两个具体议题。

一是将在11月中旬登场的两宗国安要案，即“黎智英案”和“35+颠覆案”。其中，“35+颠覆案”已判乱港分子有罪，11月19日要宣判具体的刑期，而当天又恰好是香港举办今年的国际投资峰会，一批华尔街人士要来参加；次日是“黎智英案”的续审。美国反华势力和乱港组织业已确定当天在华府举办研讨会，声援黎智英，发酵他的自辩，形成舆论压力，迫使美国政府作出回应。

二是美国国会正在审议《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众议院在今年9月初以大比数通过，参议院也列入待办议程。这个法案是参众两院、共和民主两党都支持的，通过的可能性比较高。参议院一旦通过，下一步就是拜登是否签字的问题。而这个法案的主要推动者正是被特朗普提名为国务卿人选的卢比奥。他不仅是这个法案参议院版本的提出者，而且在2019年推动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与在美国的乱港势力过从甚密。

在美国两任政府的过渡期内，这两个具体议题的政治炒作和发酵，将会令香港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提早凸显出来，受到特朗普政府的关注，甚至公开回应、施压。

特朗普政府对港政策的初步观察

需进一步研究特朗普政府的对港策略。由于下届政府的人事安排和政策尚未最后形成，目前只是一些初步的观察。

（1）就美国对港政治制裁来讲，如果卢比奥担任国务卿，政治制裁不仅会延续，而且会变本加厉，很可能针对香港今年通过23条立法和审理“黎智英案”等国安要案推动新的制裁，不排除会将香港法官和检控人员列入制裁名单。与此同时，特朗普大概率不会延续美国民主党政府在香港推动的所谓“民主化”、双普选，他对此既没有太大的兴趣，也不会投入力量和资源。

（2）美国对港金融政策有几个层面值得注意。美资这几年持续撤离香港，一方面减少在港的地区总部和办事处，这是导致香港商业地产目前出现较高空置率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减少对香港资本市场的投入，转向日本、印度市场，令香港市场整体的融资表现下滑，包括风险投资都在减少。特朗普在美推动减税和产业发展政策，有可能会令更多的美资企业回流，这是需要持续跟踪的。与此同时，美资可能受到美国内“政治正确”的影响，进一步减少对香港资本市场的参与。

不过，与此同时，美国应会继续维持香港作为亚洲区美元交易的中心，短时期内应不会冲击联系汇率，也不会不允许香港继续使用SWIFT系统。

较新的动向是双方可能围绕加密货币出现争夺。香港锐意发展虚拟货币、数字货币，正酝酿推动一些新监管制度，也聚集了一些从内地过来的加密货币业者。这些业者过去十分关注香港的政策发展，近期则对美国市场在特朗普上任后推出新政策尤为期盼。

（3）就美国对港贸易政策，我们需要关注香港在这方面的特殊地位。美国很可能会继续要求把香港制造改为中国制造。不过，香港毕竟是美国顺差最大的来源地，而且香港是美国农业出口的重要目的地，目前美国农业署驻港办事处在香港推广美国农产品，包括牛肉、蔬菜、葡萄酒等等。因此，美方会继续重视对香港的出口。

同时，美国对华加税之后，香港转口港地位发生微妙的变化。今年以来，香港的进出口表现不俗。上半年，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较2023年同期上升12.2%。其中，输往泰国的出口货值飙升32.1%，输往越南急增23.5%。转往东南亚的出口货值飙升，这与中国企业受到美国加关税政策的影响转往东南亚设厂有关。而在这种生产链、供应链的变化中，香港经济从中受益。这方面值得做一些深入分析。

（4）就美国对港科技政策方面，美国的基调仍会是制裁和封锁。美国高度关注中国的科技产业发展，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与香港之间的科技合作与突破。美国詹姆斯顿基金会始终紧盯内地新型科技产业的发展，关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重点产业。该基金会的负责人孟佩德曾在CIA从事反间谍情报，也与卢比奥有反华乱港工作的交集。相信美国有很多类似的外围情报组织，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会密切合作，为他们制裁中国企业、封锁美国技术对港出口等“递刀子”。

美国对港科技政策关系到国际高端人才在香港的汇聚问题。从2018年以来，在美国受到“猎巫行动”打压的华裔科学家不断回流，既有自然科学人才，也有社会科学专家。但是，在我国明确提出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情况下，特朗普2.0时代很可能在针对华裔人才方面采取新的策略，不排除会进一步收紧对敏感技术领域人才到香港出差的管控，设置关卡限制华裔人才从美国回流。

（5）就美国对港社会文化政策。1992年美国通过《美港政策法》，专门把港澳作为独立区域来实施“富布莱特”计划，历年来安排大批香港学者专家、青年精英前往美国交流，并在香港形成类似同学会这样的机构，对香港社会形成了潜在的持续影响。不过，在特朗普1.0时代，他终结了“富布莱特”计划，这是他在这方面政策的具体体现。相信在特朗普2.0时代，他仍然没有兴趣与意愿去继续推动类似的民间交流计划，不愿像民主党政府那样维系美国在香港的影响力。因此，这方面的交流、渗透可能会弱化。

在意识形态较量、认知战层面，特朗普2.0时代会减少对自由亚洲电台、开放技术基金、国际媒体署等的投入，甚至可能削减人员。这将减弱美国这些认知战机器对香港的认知战攻击力度。

香港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对港政策

整体来看，在特朗普2.0时代，美港关系的发展变化，对香港来说既是挑战，也带来机遇。关于应对策略的总思路可以提三点：避害、强己、清理。

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对港政策，特别是最初这几年的极限施压，香港首先要避害。首先是香港美国商会。在疫情之后连续两年，香港美国商会按照过去的惯例，前往美国华府开展“叩门之旅”，对美国政商界进行港美关系的游说。今年的“叩门之旅”还专门听取了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有关特朗普和共和党“2025计划”的介绍，对于特朗普未来的政策，香港美国商会在内部做了相当多的工作，缓和美港关系，促进商贸联系。

另外一个抓手则是美国对港的农产品出口。虽然农业在整个美国经济的GDP占比相对较少，但是对于美国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那些农业州。香港应利用这样一个优势，针对农业进口与那些农业州加强联系。

香港要尽快推动经济转型，从过去主要依赖欧美市场，转向面对东南亚、中东和全球南方。当务之急，香港要尽快加入RECP，进一步拓展东南亚市场，把香港自身的影响力向东南亚拓展，争取把整个东南亚作为一个中美之间的战略缓冲区。香港可以通过自己的商会、企业、同乡社团、NGO等，进一步往东南亚拓展，这需要有一个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形成系统集成和工作机制。

最后，在特朗普上台之后，整个美国将加速向右转，势必会清算民主党的各种政策以及背后的政治思潮，包括抛弃过去的经济自由主义，转而推动产业政策，也包括反思劳工政策和环保主义。这为香港清理内部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问题提供了一个窗口期。在中央的推动下，香港将有系统地启动去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不仅包括产业政策，也包括占据道德高地的环保政策和劳工政策，不仅包括西方民主，也包括性别政治。

（编辑 季节）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这个高度观察美国这次大选，可以说，美国大选的结果及其后续影响，都是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面的一部分。中国必须沉着冷静，积极进取，搞好战略谋划。

美国大选结果所反映的是美国内部经济与政治变化

过去我们说“大变局”，往往是对我们自己面对的变化比较清楚，面对的变化也多是指发生在全球的变化：从南南崛起，到全球经济重心转移到东方，再到多极国际格局逐渐形成。但是我们留意美国内部的变化还不够，即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一个霸权国家、最大的经济体，曾主导了过去近百年的全球大势，尽管现在仍然很具实力，但也正经历很严重的内部变化，而这种变化正影响着全球的方方面面。从美国大选投票后的这一星期看各国的反应，上述观察一点也不夸张。这次选举结果，实际上也是美国变化的一部分，而特朗普也只是这个变化的一个推动者，但还不是最后的领导者、主导者，因为他没有这个能量，他也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

美国出现目前这个政治局面，主要是两个因素起作用。一是全球化在苏联解体后的急速发展，更大的变动是中国在2000年加入了WTO，并且很快就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出口国，这就加速、加大了美国制造业流失的状况。这个状况虽然不是中国单方面造成的，但是中国加入WTO，的确进一步加快了美国制造业的流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第二个因素，是美国自身出现的一个变化，即高科技、互联网构成的新质生产力，催化了美国经济结构性转变，使其走向金融化与去工业化，并形成庞大的服务业。增长高度集中在高科技与服务业领域，由此带来了阶级、阶层的变化及生产关系的变化。这就是美国过去二三十年内部因素造成的这个状况。

具体地说，美国因为国内产业结构的改变，出现了新型生产关系，进而导致它国内的阶级、阶层情况的改变，对两个大党的群众基础造成重大冲击。民主党过去20年来回应这个变化的举措，就是支持全球化；在自由贸易的大旗下，放弃了对传统制造者及产业工人的关注，走向身份政治，企图吸引中产及一些小众的支持。这是民主党此次选举失败的重要原因。特朗普说台湾台积电偷了美国的芯片，大家如果看过《芯片战争（Chip War)）》这本书就知道 ，芯片制作这个东西不是台湾可以偷来的，而是美国人主动将其生产流程推向韩国、日本及台湾地区，因为这些地方才有适当的工人，有能力来处理复杂的生产过程。

实际上，美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到包括香港在内的亚洲地区，寻找更便宜的生产基地进行生产加工。美国将一些电子生产放到第三世界，不仅只是因为人工便宜，还因为生产这些高科技产品的整个过程，要求有高度纪律性、服从性的工人。因为其生产过程需要24小时不间断运作，如果出现事故，工程师在接到通知后必须在很短时间回到工厂处理问题，否则企业就会损失很大。这样的要求，在美国根本不可能做到。美国迫使台积电到亚利桑那建厂，是美国的一个战略考虑与要求，是一个安全战略，即美国国家安全部门认为，如果美国完全没有高端芯片本土的生产能力，只依靠台湾地区和韩国，当战争打起来的时候，军方怎么办？所以它逼迫台积电去亚利桑那建几所工厂，基本上是应付军方对高端芯片的需要，其生产能力绝对不能覆盖整个行业的需求。

况且，台积电在美国工厂的生产成本，估计将会是在台湾的两倍。因为美国根本找不到合格的工人及工程师，出很高的人工费也没法解决问题，加上工会的介入，将来在美国营运生产非常困难。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建了工厂，特朗普当年还出席了启动典礼，但目前基本上停工了，可能会不了了之。主要原因是他们找不到可用的工人，找不到足够的工程师。美国制造业工人现在每小时的成本是海外的十几甚至几十倍，台积电在亚利桑那要建7所工厂只能是空话。况且特朗普上台后，声称会取消这个计划。

应该指岀，在芯片生产过程中，台积电出卖的只是台湾的高服从、高纪律性劳工及充足的工程师。涉及的生产技术、工具及它们的知识产权，包括一些关键的物料，仍是操控在美国及其几个盟友的手上，台积电只是个代工者。这个情况反映了美国过去二三十年出现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因此导致的社会阶级、阶层的巨大变化。美国经济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在2000年之后越来越剧烈，而美国的两个政党面对此局面，正艰难地调整自己的政策，结果都不成功。包括共和党也没能很好应对，这才出现了特朗普。特朗普正是利用社会的不满，及新生产力（高科技行业）对放松监管的诉求，大卖民粹主义，成功地将社会上的不满凝聚起来，在共和党内找不出一个像样候选人的情况下，成功骑劫了共和党上位。特朗普并不是共和党的核心领导，共和党很多政策和基本取向，与特朗普是完全不一样的。特朗普应对这些问题的办法多是简单、肤浅、表面，做起来会有很多困难，有些东西根本落实不了，能否成功有效，尚待未来四年的表现。

特朗普再干4年之后，会不会解决上述这些问题？我认为这个过程将可能很长。特朗普在2016年第一次当选后就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从那时算起，到了今天，这个过程起码还要再走10年到30年，美国的政党才能调整过来。美国内部面对这一重大的政治生态转变，过程会很长、很复杂，很难看清结局。我们不仅要面对当前的特朗普政府，还要面对未来出现的美国政治10年到30年的大变化。这对美国、对中国乃至对全世界，都会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特朗普收缩政策将影响地缘政治及全球关系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将出现的最大变化，就是在地缘政治及全球关系上。特朗普的态度是要收缩美国的布局，要将发展重点转到解决美国国内问题上，以保持美国优势。当年基辛格在越南战争结束后，就曾提出过这一设想。基辛格认为，美国的摊子搞得太大了，和美国的国力已出现不相符，建议收缩美国在全球的摊子。当然，他的意见在长时间内并没人听。几十年过去后，当下美国的现实就是能力缺口越来越大，尤其是在中东、在阿富汗出现了非常狼狈的局面，就反映美国的能力已经不能维持其在全球庞大的摊子。

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实际上是回归本土，先处理自己的问题。他强势要求盟友负担更大的成本，不然美国就不再背负这些责任，这态度是得到绝大部分美国人认同的。但是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主流看法，还是要支撑美国在全球的布局。对他们来说，这也很困难和无奈。因为如果他们不维持全球这个摊子，美国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可能是，美元在国际上将失去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但特朗普根本就不将精力放于此，他就是要收缩美国在外的负担。这会造成全球地缘政治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政策转变的第一个影响，就是乌克兰危机。特朗普有能力叫停俄乌战事，因为美国就是这场战争最大的支持者。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每次来就是拿钱，美国不断砸钱进去，但是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再打下去能出现什么局面？没人说得清楚。俄乌冲突最可能的结束方式，对各方来说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各方先停火再进行谈判，但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个重大冲击，所以我认为，特朗普这个政策也不完全是共和党的政策。但特朗普这一政策所引发的波动已很难避免，欧洲方面已经非常担心，并且要重新考虑它和美国的关系。然而，欧洲内部太松散，没有一个强势的领袖，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但这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地缘政治上的一个大变化。

中国应以积极进取态度面对未来

关于特朗普上台后的中美关系，我们可能首先面对的就是加关税。但因为关税是双刃剑，对美国也有负面影响，所以我认为特朗普一定会落实对中国加关税的竞选承诺，但幅度不会是60%，可能是以20%～30%作为开始。然后可以慢慢再加，也可以后退，或者停着不动。这对我们来说，应付不会太困难。

 中美之间最大的博弈是科技竞争。科技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实力。科技实力事关军事与经济实力。美国认为，中国对其最大的挑战与威胁也是高科技领域。当然，金融领域竞争也会很激烈。特朗普应该不会改变拜登的做法，只会加大这两方面对我施压的力度。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度谋划，我个人有两点建议：

一是，因应地缘政治出现的转变，抓住机会扩展中国国际空间。对中国的全球关系来说，特朗普的收缩政策让我们在全球进取的空间进一步扩大，阻力也将有所减少。我们要抓住机会，加大“一带一路”及南南合作工作力度。必须意识到，“全球南方”对于中国变得更加重要。是我们外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里所说的“加大”，不是一两倍，而是五倍、十倍。如果我们现在花的仅是一分的力量，能不能加到五分甚至十分！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作为世界上的大国与强国，广泛的对外关系与足够的国际空间非常重要。历史与当下的欧美强国，其奉行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有与全球各地区及各国来往的方式。没有这些关系，它们也不会成为全球或地区性的霸权。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处理国际关系当然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不一样。我们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国家之间交往的互利共赢，在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要利用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在全球收缩战线这一机会，在国际上实行更加进取的政策。

二是，抓紧处理好台湾问题。我认为，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上台的影响是短期的，特朗普上任4年之后就不一定是这样。因为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地缘政治考虑，与目前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主流观点都不一样。他不认为台湾是美国的基本利益，他不同意什么“第一岛链”的想法，也不同意“不保护台湾就会失去民主国家对美国的信任”这样的说法。相反，特朗普扬言，“台湾对美国不重要，可有可无”“台湾偷了美国的芯片技术”“台湾必须给美国付保护费”等。还有，作为其竞选伙伴的马斯克要求其在台湾的供应商移出台湾，因为他认为台湾最后还是要被中国大陆所统一，这影响其产业链布局。

特朗普对台湾的看法，甚至与他所任命的国务卿、国防部长及国家安全顾问都有很大的分歧。从他委任的这几个人来看，他们很可能都不是这样看台湾问题的。因此，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朝野及政府内部在对台问题上预期会出现很大的矛盾。这是不是给了我们在处理台湾问题上一个机会？需要进行更深入探讨。总之，面对美国新一任政府上台后中国可能面临的重大的挑战，我们不能只是被动地考虑怎样应对这个局面，而要更多想想有没有可能利用机会，采取更积极更进取的办法来解决一些问题，改变一些局面，形成战略上的主动。

（编辑 鲁石）

2024年10月4日，欧盟27个成员国投票表决，通过了对自华输欧的纯电动汽车（BEV）加征5年高额反补贴税的决定。其中，法国、意大利等10国赞成，德国、匈牙利等5国反对，瑞典等12国弃权。欧盟委员会（欧委会）表示将继续与中方谈判，以探索“替代方案”。

欧美近期对我电动汽车出口关税政策

2023年10月4日，欧委会对进口自中国的BEV发起反补贴调查。

2024年7月4日，欧委会发布公告，决定对自华输欧的BEV征收临时性差异化反补贴税，包括：比亚迪（17.4%）、吉利（19.9%）、上汽（37.6%）、其他不合作汽车品牌（37.6%）以及其他合作汽车品牌（20.8%），起征日期为2024年7月5日，加征时长不超过4个月。

2024年10月4日，欧盟27个成员国投票决定：在10%基本税率之上，对自华输欧的BEV加征差异化反补贴税，包括：特斯拉（7.8%）、比亚迪（17%）、吉利（18.8%）和上汽（35.3%）；欧方将与中方继续谈判。

在欧委会公布加征反补贴税政策之前，欧美等多个国家对我国出口电动汽车施加关税新政，包括：

• 2024年9月13日，美国宣布对我国出口的电动车（包括油电混用）加征100%关税，加上2.5%基础关税，最终税率达102.5%，9月27日开始生效。

• 2024年8月26日，加拿大宣布自10月1日起，对我国出口的电动车征收100%附加税，包括电动车用锂电池和电池部件。

• 2024年7月，巴西将电动车进口税增至18%，并计划于2025年7月增至35%。

• 2024年6月8日，土耳其对我国电动汽车加征40%额外关税，每辆车额外关税最低为7000美元，于7月7日开始实施。

• 截至目前，印度对价格4万美元及以下的电动车征收70%关税，对4万美元以上的则征收100%关税。同时，针对在当地投资5亿美元以上进行生产的汽车品牌，印度计划将整车出口（CBU）税率缩减至15%。

欧盟对华BEV出口加征反补贴税的影响

2023年欧盟BEV进口量与进口额分别达到75.4万辆与217.4亿美元，同比增长53.1%与63.6%，成为全球BEV最大进口地。据欧洲运输环境联合会2024年3月27日报告，2023年欧洲累计销售电动车200万辆，其中30万辆在华生产，占比19.5%。欧盟是我国最重要的BEV出口市场，占我国2023年总出口的39.4%。2024年1-8月，我国对欧BEV出口量及出口额仅为29.8万辆及79.9亿美元，同比下降7.6%及11.9%。

针对欧盟对华BEV加征反补贴税，我方应积极且稳妥应对，若施加过激的反制措施，极易引发欧盟对华加征更高的反倾销税等措施，并联合盟友对我国电动汽车等相关产业带来更大损失。

确保贸易公平是欧盟加征关税的决策理由

欧盟依据2022年出台的《外国补贴扭曲内部市场法规》认定我国BEV出口存在因产业补贴导致的倾销行为，扰乱正常市场竞争与公平贸易，这是其加征关税的根本决策理由。不同于美国对华政策，欧盟并未将国家安全作为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考量因素。

（一）来自中国的BEV存在大量产业补贴

欧盟调查发现，我国BEV生产和出口存在高达18种补贴，包括：政策性银行优惠信贷、各种资助计划、减免税计划、出口退税。因此，欧委会认为欧中BEV竞争不公平，会严重损害欧洲汽车产业发展及就业状况，进而加征反补贴税。

（二）来自中国的BEV存在倾销情况

在全球能源转型和减排目标驱动下，我国电动车产业发展迅速，在国际市场表现突出。2023年我国乘用车出口540万辆，其中电动车154万辆，占全球BEV出口的四分之一，出口额达341亿美元。据国际能源署《全球电动车展望2024》统计，中国、欧洲、美国在世界电动车销量排在前三。2023年，全球电动车销量突破1400万辆，其中我国占60%，而欧美分别占25%和10%。

据欧盟调查数据，我国BEV对其出口从2020年的6.4万辆（9亿美元）猛增至2023年的43.8万辆（104.7亿美元），占其市场份额从21.4%猛增至58.1%。当年欧盟进口量和进口额分别增长152.4%和153.3%，而自我国进口猛增585.8%和1055.3%。同期我国出口均价从2.82万欧元降至2.53万欧元，下降10%，是美国均价的一半，比日韩均价低20%和30%，其他国家出口均价由2.92万欧元增至3.59万欧元。

据我国海关统计，我国对欧洲出口纯电动车分别由2020年的3.4万辆和8.9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48.2万辆和134.6亿美元，分别增长1328.3%和1469.4%，占欧盟进口的63.8%和61.9%。

因此，欧委会得出初步结论，我国国内市场无法吸收大量过剩产能，结合对欧出口猛增，以及我国对欧出口近35%占比，我国BEV的高产能、高出口、高依存度、低价格必然会导致对欧市场的倾销和扰乱。

（三）国家安全并未成为欧盟加征关税的考量因素

2024年2月29日，美国商务部称我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具备“联网”功能，内嵌多种信息通信技术或服务将导致个人与关键基础设施等敏感信息泄漏、网络攻击等风险，将对美汽车产业及工人产生致命威胁，导致严重的公共与国家安全危机，并以此为由对我国电动汽车展开国家安全调查。2024年9月13日，美国对我国出口的电动汽车以及电动汽车电池关税税率分别上调至100%及25%。

不同于美国对国家安全的关注及其直接祭出反倾销大旗的做法，欧盟对我国BEV加征反补贴关税是正常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而非贸易战。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中，反补贴（anti-subsidy）、反倾销（anti-dumping）以及保障措施（safeguard）是常用且力度递增的三种方式。基于其前期调查，并出于保护区域内相关产业及就业的目的（如大众汽车计划关闭比利时工厂并大量裁员），欧盟现阶段仅实施加征反补贴税政策，是其对华政策注重稳妥、渐进的表现。同时，欧盟表示将就此问题继续与我国开展谈判，以寻求“替代方案”，是欧盟重视对华关系以及中欧经贸合作的主基调的表现。

对策建议

今年7月4日，欧委会公布关税新政后，我国多数电动汽车企业、欧洲汽车企业及利益相关方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2024年9月，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访问欧洲，与相关机构协商中欧电动汽车贸易争端问题，加强沟通协调。多方积极的举措初显成效，10月4日公布的关税方案均有所下调，包括比亚迪（下调0.4%）、吉利（下调1.1%）以及上汽（下调1.3%），进一步证明双方加强沟通协同的可行性与重要性。

针对欧盟27国在10月4日的关税新政投票结果，中欧技术团队在10月7日继续就双方关切进行谈判。我方采取以守为攻、以退为进的策略，以中欧经贸合作的大前提为准绳，积极沟通、灵活应对。

（一）积极沟通和谈判，慎用反制措施

欧盟是我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不同于美国的攻击性，欧盟对华政策长期以来均以稳妥、渐进为特征，并以中欧合作为前提，我国对美欧政策应区别对待。即使欧委会已于10月4日作出决定，但仍可谈判磋商，下一阶段的目标不是促使其取消反补贴税，而是通过沟通协商并匹配相应国内政策，尽可能使其将加征幅度降低（例如7.8%～15%），可借鉴中欧光伏二轮谈判的成功经验，包括求同存异、以合作及解决分歧为主。

中欧经贸合作涉及面广，欧盟企业在华投资是我国引进外资的重要来源，中欧在多个产业的技术合作是我国产业能力提升的重要基础，欧盟对华稳健的经贸政策是我国打破现有国际困境的有利突破口。过激的反制措施不仅无益于解决现有的电动汽车贸易争端，反而会引发欧盟及其盟友将初级阶段的反补贴关税提高到反倾销关税以及更加严厉的贸易保障措施。

匈牙利已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且对华态度友好，但其在欧盟各成员国间话语权很弱，依靠匈牙利推进在欧政策突破反而容易招致其他成员国的反感。即便10月4日的投票中仍有不少欧盟成员国表示反对和弃权，但寄希望于通过各种手段分化并促成15个成员国反对几乎没有可能。

在谈判和协商过程中，我国应积极与欧盟沟通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情况与政策的调整进展，包括补贴政策对产业在初始阶段的保护及促进目的、补贴政策的调整及退出、国内产业参与全球产业链合作及国际市场竞争的积极贡献等。与此同时，与中欧商会积极且诚恳交流，了解欧盟在华车企出口欧洲的需求与痛点，作为与欧盟谈判协商的突破口。

（二）回归就事论事，以退为进，争取彼此互惠关税减让

欧洲是我国电动车及配件重要来源地，2023年我国进口电动车2.3万辆和21.7亿美元，汽车配件125亿美元，合计146.5亿美元，分别占我国进口的15.4%、26.8%、58%和49.5%。考虑到欧盟电动车产业发展需要，也为配合磋商，可考虑将欧进口电动车及汽车配件进口税由15%降至10%，以换取其对我国BEV加征反补贴税的下调。

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绿色转型，中欧虽然存在竞争，但在包括BEV在内的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可谓志同道合，前景广阔。对欧盟而言，此次加征反补贴关税源于保护国内产业、就业的动因，同时，欧盟也急需依赖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以实现其碳中和目标。因此，扩大市场开放，从全产业链角度加强中欧电动汽车在多个环节的合作，仍然是维护和促进该产业健康发展的主流方向。

（三）主动提出自愿出口和最低价格限制

2024年9月12日，欧委会将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联合提交的最低出口价格提案驳回，认为仅此不能消除其顾虑和担忧。我方应主动提出实施自愿出口限制，调节对欧出口量（以2023年出口量为基数），并要求给予一定增量（如5%～10%），同时承诺最低价格。同时，应以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和各汽车行业商会牵头，协同国内各电动汽车企业形成行业自律，促进出口主动限价和数量限制，避免恶性竞争。

（四）充分调动外资汽车企业的游说能力

据欧洲运输与环境协会统计，在中国向欧洲出口的电动汽车中，特斯拉占比28%、雷诺达契亚占比20%，连同大众、保时捷等，西方品牌合计占比过半，而我国自主电动汽车品牌从年初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因此，这些外资汽车企业属于欧盟政策的最大受害者，同时其母公司也在本国以及欧盟具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外商投资协会或欧盟商会等机构出面组织座谈与协调，以调动其游说能力，形成更强的舆论压力。

（五）推进产业整合，助力做大做强

欧方认为我国电动车产业产能过剩严重。其调查发现，我国电动车总产量580万辆，总产能918万辆，闲置产能338万辆，是欧洲电动车消费量152万辆的2.2倍。截至2022年底，我国乘用车总产能为4300万辆，工厂利用率只有54.5%，闲置产能2340万辆，可用于为欧盟市场生产BEV。虽然我方已意识到产能过剩，并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审批制度，但仍有新BEV生产商设厂增加产能。

目前我国200家企业获得电动车生产许可，159家投产，25家有出口资质。应吸取光伏等产业政策无序竞争导致的产能严重过剩及企业大量倒闭的惨重教训，鼓励新能源车企业通过并购做大做强，将重心从产能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以防范欧美对我国出口进一步采取更严厉的反倾销或特殊保障等制裁措施。

（六）鼓励对欧投资，促进共赢发展

增加对欧盟成员国新能源车投资，以投资换市场，实现共赢发展。目前比亚迪宣布投资匈牙利，吉利计划投资西班牙，德法意等国均欢迎我国企业前去投资。同时，鼓励企业加强与欧洲企业的技术合作，包括联合研发、产业链协同等，以此推动中欧电动汽车产业的合作深化、产业链融合，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现共赢发展。

（七）规范补贴

全面审查现有补贴政策和制度，提高透明度，尽快将补贴纳入WTO允许类，确保补贴措施符合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国有、民营及外商投资企业共享国民待遇。通过规范乃至逐步取消补贴，我国可获得更加公平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促进电动车产业的健康发展。

（八）加强中欧在拓展发展中市场的合作

欧盟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影响深远，其“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计划对绿色发展极为重视。鉴于欧盟大型汽车企业均驻足于中国市场，我国有条件和理由发挥协调作用，使之与本土企业形成协同机制，共同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我国电动汽车现已出口到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举有望将“分蛋糕”的压力转化为“做大蛋糕”的动力，降低因特定市场政策变动带来的风险。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受乌克兰危机等事件的影响，俄罗斯对德国天然气输送大幅减少，德国能源价格高企，制造业成本急剧上升，面临长期性系统性风险。对此，德国政府以稳定能源供给安全、推动能源转型为目标，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危机。

关键词：德国；制造业；能源转型

引言

作为欧洲第一大、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德国是全球制造业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长期保持在20％以上，高于美国、英国和欧元区国家。德国的汽车制造业、机械制造业、电气工业、化工业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这些领域注册的专利数量更多，创新能力更强。国际化程度高的大型企业、专业化技术水平突出的中小企业，构成了德国制造业的核心。此外，德国隐形冠军数量世界排名第一，全球占比近50％，其中80％从事制造业，平均存在时间超过70年。^[]

能源是工业的粮食，供稳价廉的俄罗斯天然气是德国制造业生产的有力支撑。早在1973年，苏联就开始向联邦德国输送价格优惠的天然气。俄罗斯作为德国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约占德国天然气进口总量的三分之一，排在挪威（约25％）与荷兰（约20％）之前。^[]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大幅削减对德国的管道天然气供应，加之德国关闭国内最后三座核电站，以及“北溪-1”和“北溪-2”管道遭破坏等因素，使德国天然气和电力价格激增。2022年德国通货膨胀率达7.9％，创该国统一以来最高纪录；其中能源价格同比增幅最大，达34.7％。^[] 能源价格飙升严重打击了德国制造业：PMI指数自2022年3月以来总体呈下降趋势，同年7月降至荣枯线下（49.3），2023年7月降至38.3，系2014年以来的次低值；^[] 制造业生产指数自2023年3月以来总体也呈下滑趋势；^[] 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也降至德国统一以来次低。^[]

能源价格高企对德国制造业的影响

（一）能源供给创历史新低

天然气和电力是德国制造业前两大消耗能源，分别占制造业能源消耗总量的30％和21％。

工业天然气价格方面，德国天然气2015—2021年供应平稳，价格震荡下跌，从3.46欧分/千瓦时降至2.95欧分/千瓦时。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大幅削减对德天然气供应，加之同年9月26日“北溪-1”和“北溪-2”管道遭破坏，价格突破7欧分/千瓦时，并上扬至2023年的7.75欧分/千瓦时。

工业电价方面。德国工业电价在乌克兰危机前总体保持在20欧分/千瓦时以下。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德国工业电价飙升至43.2欧分/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能源价格高企，导致德国2023年一次能源消耗量创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0791兆焦），同比减少7.9％，其中天然气消耗量减少4.3％。加之2023年4月15日德国最后三座核电站关停，核能发电量减少80％，本土总发电量减少10％，导致电力进口量增加，自2002年以来再度超过出口量（+92亿千瓦时）。

（二）产业安全遭受风险

能源价格高企对德国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打击远超制造业整体。2023年，能源密集型产业产值下降17.7％，高于制造业产值的平均降幅（1.5％）。作为德国能源密集型产业中专利注册数最多、最具创新能力的产业，化工业产值下降近18％，冶金业产值下降11％，均高于能源密集型产业产值下降的平均水平。^[] 就业人数方面，2023年，德国制造业从业人数同比增长0.5％，但能源密集型产业从业人数出现下降，化工业下降1.8％、冶金业下降1％、橡胶和塑料制品下降2.1％^[]。

有研究认为，虽然能源价格和盈利能力呈负相关，但对于制造业的整体影响并不显著。^[] 一项对德国制造业的1600种产品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产品不具备天然气消耗密集型的特征，只有300种产品消耗了90％的天然气。据估算，假设完全停止生产能源密集型工业品，与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相比，德国制造业产值仅下降2％，远远不及工业危机的程度。结果还显示，这300种产品绝大多数为中间产品，且进口可替代性高，可以防止供应链中断。该观点的问题在于：单纯从经济逻辑出发，片面认为能源密集型产品供给不足可通过进口解决，但忽视了安全逻辑和竞争逻辑。因为保障能源安全、提升本土产能、推动绿色转型，才是维护产业安全、稳定国内就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由路径，而非依赖进口。

宏观经济指标方面，能源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0.7％，从业人数占德国劳动人口的23.19％（见表1），人均增加值为12万欧元，高于制造业的9.5万欧元/人和全国平均水平7.7万欧元/人；能源密集型产业人均收入为6.73万欧元，高于制造业的6.08万欧元/人、德国全国水平4.86万欧元/人。^[]

表1 德国主要能源密集型产业部分经济指标  （％）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数据整理

从产业链视角看，德国能源密集型产业普遍占据上游位置，为下游产业提供重要中间产品。在德国非出口的工业品中，55％作为中间品供给制造业其他部门，而在能源密集型产业中，这一比例达到87％。^[] 这意味着，一旦有能源密集型企业迁出，相关下游企业也会不同程度地迁出，长此以往将对德国制造业产生长期性系统性的风险。以钢铁、铝、氨气和烯烃为例，这四种能源密集型产品是德国制造业中重要的中间产品。一是用途范围广。对制造业支柱产业贡献高，如车辆机器零部件制造、机械制造、电气工业、电动装备等。二是战略价值高。这些原材料是德国核心产品的生产基础。钢铁用于光伏组件、风力涡轮机、汽车电池安全外壳、汽轮机；铝用于生产汽车车轮的轮辐、轮毂罩、轮外饰罩、制动器总成的保护罩等；氨气是现代化肥的重要原料；烯烃用于生产塑料、合成橡胶、纤维、医药品原料、农药、涂料等产品。

鉴于德国能源密集型产业在供应链中的重要位置，能源危机造成的影响可在整个产业链蔓延，导致产能削减和进口依赖加剧的风险。经测算，如果能源价格翻番，能源密集型产业承受的成本压力将远高于非能源密集型产业，一旦能源密集型企业停产或迁出，将会导致产业链下游部分产能停产或迁出。员工数超过250人的大型能源密集型企业倾向于削减其德国本土产能，通过扩大海外产能弥补产能缩减。但测算显示，仅14％的企业通过海外生产弥补了本土产能至多一半的缩减，剩余的缩减产能则必须通过进口弥补。^[] 导致产业链进口依赖加剧。而只能在本土完成生产的中小型企业，只能面临减产甚至关停的风险。

（三）资本净流出创新高       

能源危机已经成为德国制造业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德勤在2023年9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投资他国原因”中，能源成本上升的得票率最高（59％）；德国经济研究所在2023年8月进行的一项网上问卷调查显示，^[] 受访的148家能源密集型企业中，约四分之三的企业表示，鉴于能源价格高企已经减少或正在考虑减产，仅四分之一的企业表示不会减产。德国工商总会的调查显示，能源价格高企对德国区位竞争力的危害程度排名第二。在“具备竞争优势”（分值为1）至“不具备竞争优势”（分值为6）的档位划分中，能源价格高企2020年得分为4，2023年得分降低至5。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德国资本净流出已呈现上升趋势，并且迭创历史新高。2022年，德国资本净流出达1250亿欧元，超过2021年的1000.31亿欧元，系1971年实行FDI统计以来最高值，在经合组织国家排名第一。2023年，德国资本净流出940亿欧元，虽然趋势有所缓解，但这仍然是历史第三高资本净流出值，在经合组织国家排名第二。^[] 2022-2023年，德国对我国的投资额连续两年创历史新高，而制造业为最大注资领域，且投资结构表现出明显的“能源密集型产业—下游产业”特征：汽车制造业、化工业、机械制造业位列前三名。

德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及成效分析

（一）完善法规体系，做好顶层设计

德国能源危机爆发后，联邦政府整体协同推动能源政策改革，于2022年7月第七次修订《可再生能源法》，同时修订《海上风能法》《能源效率法》等法律，并制定“海上风能区域扩展计划”“陆上风能战略”等政策。这套法规体系围绕供应安全、价格稳定、提高能效、保护环境四个方面开展改革，其亮点是突出科技研发的重要性，借助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趋势推动能源转型。

第一，发掘海、陆风能发电的创新科技潜力。德国政府于2023年1月和5月相继公布了扩展海上风能和陆上风能发电区域的计划，均强调了创新研发的重要性。海上发电方面，德国政府在波罗的海沿岸水域建立国家近海试验区域，测试创新科技的可行性，发掘能源转型的近海潜力。陆上发电方面，政府牵头设计土地规划标准原则与可行性方案，成立专家咨询组，起草为期3年的电网与风能兼容拓展的论证报告。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分析风力涡轮机和电缆卷筒等设备的水运网络和港口信息，模拟并对比运输路线，找到最优解，提升运输能力。

第二，提高数据中心余热的回收效率。数据中心是电力密集型的基础设施，随着德国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德国的数据中心数量大幅增长，2012—2022年间增幅约90％。目前德国数据中心年消耗量约16太瓦时，且呈增长趋势，其产生的余热可以作为制热或制冷的有效补充。德国目前约有3000家数据中心（连接功率超过500千瓦的约有300至500家），每年可产生130亿千瓦时以上的电能，^[] 热能转化潜力巨大。针对数据中心余热排放增长的趋势，德国大力发展余热回收及相关技术的创新研发，并加强对能源利用效率的监管。技术方面，一是开发升级浸入式冷却系统，较气体冷却法大幅提升了吸热效率，降低了经营成本；二是升级热泵技术，减少输入区域供热网络过程中的能量损失；三是通过芯片冷却技术为数据中心提供废冷，尤其在高性能计算领域的数据中心，芯片冷却技术已经开始作为标准配置使用，可在小空间冷却高密度分布的服务器。监管方面，德国政府于2023年通过《能源效率法》，系德国第一部提高能效的综合性法律，且首次将数据中心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并分阶段制定了监管内容，升级能效标准。

（二）多维度提供财政支持，稳固实施路径

为应对能源危机，德国政府围绕能源转型的关键环节，分别在国家和地方层面推出了不同的补贴计划，呈现出多主体多维度的特点。与此同时，相关审核部门对提出补贴申请执行一道或多道审核，进行事前评估，择优选取享有补贴资质的企业或项目，并在事中和事后定期监测运行进程和成果转化质量。

技术创新是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因素。2023年10月德国政府发布第八版能源研究指导性纲领，将创新研发列为核心内容之一。研发政策以跨领域合作为基础、以快速实现市场化为目标导向、以阶段性评估为监管手段，围绕能源安全、供电和供热转型、可持续氢能经济、科研成果落地转换为任务开展技术创新研发，并配以多个层面的资金支持。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方面，短期着重应对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电价和天然气价格高企，允许企业至2022年底最多获得5000万欧元的天然气和电力补助。中长期注重促进能源转型，优化生产方式，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主要围绕一次能源消耗在2030年和2050年分别降低30％和50％的目标展开（以2008年为基期）。

基础设施方面，同样围绕推动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展开，具体的路径措施包括楼体和厂房的节能翻新、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的数字化。同时注重解决地区之间发展水平不平衡的问题（见表2）。

表2 德国对创新研发的主要补贴

资料来源：根据德国联邦政府相关部门网站资料整理

（三）推动家庭光伏发电，夯实大众基础

德国是世界上推广分布式光伏发电最成功的国家之一。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家庭光伏发电更受青睐。2022年，德国新增家庭光伏发电装置数量超过6.5万套，2023年近28万套，2024年上半年已超过15万套，同比增幅达50％。^[] 家庭光伏发电装置可使一口之家年均获得550千瓦时的电量，节省约218欧元。为推广家庭光伏发电装置，德国政府做出了以下举措：一是联邦政府取消产品增值税，多数地方政府也会在购置时提供数额不等的补助，可分3～5年还款。二是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优化光伏政策，取消配置双向电表的要求，允许继续使用原有电表，且电表在光伏供电时为倒转状态，以减少电费。此外，将逆变器功率从600瓦提升至800瓦、装机容量提升至2000瓦。

（四）可再生能源发挥引领作用，余热供暖形成规模

2023年，德国可再生能源消耗量同比增长2.3％，系唯一实现正增长的能源，^[] 也成为德国最重要的电力来源。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较上一年增长8.3个百分点，首次超过50％，达到52.5％，其中陆上风能发电增长15％，光伏发电增长1％。^[] 2024年第一季度，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继续增长，达到56％。科技创新是德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推手，2023年，德国风能发电技术专利数同比增长2.9％，全球占比达19.5％，居世界第二。^[] 光伏技术专利数同比增长32.7％，全球占比达19.5％，与我国并列第一。可再生能源发电推动了电力价格的降低与环境的改善，2023年，德国工业电价同比下降43.3％，2024年同比下降27％，制造业和能源部门排碳量同比分别下降13％、20％，^[] 此外，数据中心回收余热可用于35万户家庭的供暖，相当于不来梅市的家庭数量，供热量相当于法兰克福市（莱茵河畔）总体供热需求的20％。^[]

对我国的启示

（一）优化顶层设计，筑牢改革基础

德国能源危机爆发以后，根据实际情况对现有法规体系进行了近几十年来最大力度的改革，多部法律的修订与制定有序推进，突出了提升监管效能与促进科技创新并举的特点，同时推动了社会公众参与能源转型的进程。我国可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第一，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充分发挥科技领军企业龙头作用，鼓励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密切合作，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协同培养科技人才。同时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促进自主攻关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

第二，增强立法的系统性、协同性，从多方面、多层次予以推进和实现，妥善解决《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之间的潜在冲突，协调陆上发电装置安装与民用土地使用之间的矛盾，以民生保障为基础推进环境可持续发展。

第三，试点推广家用光伏发电，科学制定让利补偿措施，让推动节能环保的意识根植于大众社会。

（二）依托数字化发展，推动能源转型技术创新

推动能源转型，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根本路径是科技创新，德国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依托产业数字化的趋势为能源转型赋能，在海、陆风能发电以及数据中心余热回收上取得了显著成果。我国风力资源丰富，服务器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在挖掘有效需求、提升储能技术方面大有可为。

一是推动智能感知、大数据模型、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手段，将风力资源与大数据相结合，探索场端—终端—云端的大数据分布式监测的有效途径，将灵活的需求来源，如电动汽车充电和区域供热，转移至能源供给充足的时段。

二是依托“东数西算”的新型算力产业格局，联动规划数据中心集群与供热网络整体性分布，提升数据中心余热向供热网络的输送效率，优化分布式供热网络，满足高耗能地区的能源需求。

三是推动浸入式冷却技术、余热回收存储技术、跨季节储热技术等的创新研发，提升将能源转换为电力、燃料或热能的水平。

（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完善补贴监管制度

德国能源补贴体系的特点是，自上而下多方牵头，从推动能源转型整体入手，分领域和重点采取补贴措施，执行事前审查、事中监督和事后评估制度。我国对能源转型的补贴种类繁多，申请者数量庞大。对此，一是持续深入优化事前审查、事中监督和事后评估制度，确保项目遴选的公平性、补贴使用的精准性与合法性，防范圈钱之风和烂尾项目。

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等相关法律确立的框架基础上，结合我国的产业发展规划，从保障能源安全、推动能源转型的全局角度出发，优化补贴结构、突出重点领域，推动补贴政策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四）深化中德绿色合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更大贡献

作为全球两大绿色贸易国家，中德两国在多个绿色领域具有强大的互补性，如能源绿色转型、绿色低碳产业发展以及低碳零碳技术等方面。为了更深入地推动合作，中德两国应当进一步提升在能效和循环经济、气候变化适应、工业创新和能源转型等重要领域的合作水平，增加清洁能源和绿色技术的产品与服务供给，同时在绿色低碳技术等新兴领域扩展合作空间。构建有利于碳减排的产业布局，对促进世界经济绿色复苏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形成中欧合作的典范，为全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智慧。

（编辑 宋斌斌）

伴随碳达峰碳中和“30·60”战略目标的提出，百万亿元投融资需求之下，绿色金融再次被赋予强大的使命。

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下发以来，八年间，绿色信贷余额从7.5万亿元增长至35.75万亿元。

2024年3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行长潘功胜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时表示，在宏观层面，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筹划，持续完善绿色和转型金融的标准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市场，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强化以信息披露为基础的市场约束机制。

2024年10月12日，央行与生态环境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从加大重点领域支持力度、提升绿色金融专业服务能力、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强化实施保障四个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

可持续发展潮流下，全球金融体系进行新一轮迭代，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正在积极融入全球化发展。2024年10月16日，上海迎来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盛会——由中信集团与新浪集团联合主办的“2024 ESG全球领导者大会”。以“推动全球ESG合作、发展与共赢”为主题，探讨可持续发展的融合之道和全球变革的驱动力，共同谱写全球ESG合作的新篇章，共谋发展与共赢的未来。

中信集团董事长奚国华在开幕式上致辞时指出，ESG正加速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倡议支持更多国家建立符合国情、接轨国际的ESG政策体系、披露标准和评价方法，倡议中国企业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助力增强中国ESG体系影响力。中信集团正积极构建绿色金融综合服务体系，搭建对接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ESG服务机制，以“融资+融智”助力更多企业“减碳增绿”。

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在主旨演讲中表示，中信集团成立45年来，坚持开放合作，在主动融入全球化和绿色低碳发展浪潮中，实现了发展质效的不断提升。中信将模范践行ESG理念，加强ESG国际合作，聚焦绿色金融、绿色产业、社会公益等领域，落地更多标志性项目，为全球绿色可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

政策助推绿色金融

2016年七部门颁发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将绿色金融定义为“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绿色基建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

除严格标准的绿色金融工具外，广义的绿色金融体系还包含转型金融、碳金融、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等领域。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2020年12月12日的气候雄心峰会，在“30·60”碳目标的基础上，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几项总量指标进一步细化：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2024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扎实开展“碳达峰十大行动”，提升碳排放统计核算核查能力，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扩大全国碳市场行业覆盖范围。

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依托中信集团碳技术及碳咨询能力，制定了《中信绿色金融综合服务方案》，助力“2024ESG全球领导者大会”达成“碳中和”目标，成为国内首个金融机构支持的“零碳大会”，助力子公司落地市场首单或最大单等标杆性项目21项，形成典型案例8个，并整合至《中信绿色金融综合服务方案》。

与绿色金融相比，转型金融涵盖范围更广，它不只支持在转型中受益的主体，也支持在转型中处于困境的主体。在中国现实的产业结构与能源禀赋下，转型金融被认为对绿色金融发展具有独特作用。

在2024年初，上证所、深交所和北交所分别发布《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征求意见稿）》，鼓励A股上市公司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或ESG报告。

在顶层政策不断驱动下，中信证券研究部从2021年起聚焦可持续发展的投资研究，从相关ESG理念基础研究出发，遵循“国际视野、中国智慧”原则，相继完成股票与债券通用评级体系建设、多行业评级体系建设、ESG权益投资策略应用研究工作等。

通用评级体系建设方面，中信证券已经从1.0版本迭代升级至3.0版本，A股覆盖范围从中证800提升至全A股覆盖，并覆盖478家H股。

行业评级体系建设方面，中信证券研究部参考国际评级体系的经验与全球ESG实践的行业优秀公司，相继实现了11个细分行业的本土专精ESG指标“解码”，为每个行业都打造了符合现阶段国情、特别是与双碳目标高度相关的ESG特征指标。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全面深化，债券与固收领域的ESG评价研究也逐步获得市场关注。2023年，中信证券研究部推出针对一般发债主体和城投债的ESG评价体系，大大扩展了ESG评价涉及的标的范围，在丰富ESG研究领域的同时，实现了股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完整体系建设。

显然，绿色资金的持续支持将至关重要，未来绿色金融政策有望与财政、税收、产业、环保等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释放推动生态环保建设的政策组合效应。

资金需求与商机显现

双碳目标是中国基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对于促进经济结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离不开庞大的资金支持。多项研究认为，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需要的投资规模在100万亿元以上。

2021年，央行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工具，采用“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向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

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中国金融机构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形成了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等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

市场资金也纷纷投向绿色低碳领域，如碳中和债、蓝色债券、转型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绿色乡村振兴债券等先后获得发行。在各项政策支持引导下，绿色金融快速发展，成效卓著。

绿色信贷最为明显。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绿色贷款余额超35万亿元。央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35.75万亿元，同比增长25.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7.5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增加5.67万亿元。其中，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减排效益项目的贷款分别为11.86万亿元和12.04万亿元，合计占绿色贷款的66.8%。

从用途看，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贷款余额分别为15.42万亿元、9.38万亿元和5.0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9%、29%和21.2%，前三季度分别增加2.34万亿元、1.51万亿元和8010亿元。

从行业看，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绿色贷款余额8.35万亿元，同比增长22.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绿色贷款余额5.78万亿元，同比增长13.4%。

中信金控旗下各金融子公司在绿色金融方面的业绩也非常亮眼。截至2024年11月底，中信银行绿色信贷余额5903亿元，年增29%，三年增逾三倍，“中信碳账户”用户突破2000万户；两家券商承销绿色债券规模突破850亿元，位列市场第一；中信银行完成全国首单碳排放权质押自由贸易（FT）跨境融资，中信证券发行全球首单蓝色可交换债券，完成全国碳市场规模最大碳资产回购交易，中信建投证券发行全国首笔“碳中和绿色可续期债”，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成功落地湖北碳市场首批借碳交易业务，成为市场新标杆；中信信托绿色金融信托业务规模159亿元，年增21%；中信保诚人寿绿色金融投资规模达到175亿元，年增81%。

中信证券研究部分析认为，着眼未来，资本市场在支持碳达峰、碳中和实现以及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中大有可为，具体可从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完善资本市场各类绿色融资工具，引导资金投向绿色项目；二是弘扬绿色投资理念，奠定ESG投资体系发展的基础；三是依托碳市场建设，发展碳金融工具，并引导资本市场金融机构参与。

中信践行与产品创新

绿色信贷余额超过5900亿元，多年保持双位数增长；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超3500亿元，绿色股权融资服务规模超1000亿元；完成全国首笔组合碳资产回购交易、全国首例碳资产质押贷款风险缓释工具，落地全国首单可持续发展挂钩熊猫债券，打造行业首个贯通企业和个人碳账户的平台……

这些都是中信集团在“双碳”目标引领下，依托中信金控平台，围绕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动中信银行、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信托、中信保诚人寿等金融子公司在绿色金融领域取得的新进展。中信金控总经理曹国强表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要加快产品和服务创新，加大对五大重点领域的资金投入和支持。

中信金控作为中信集团综合金融服务板块发展平台和主体，是首批获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牌照的金融控股公司。秉持“一个中信、一个客户”服务理念，中信金控整合金融全牌照资源，构建起“绿色融资、绿色投资、绿色咨询、绿色生活、碳管理”五位一体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探索绿色业务模式创新，加大对低碳经济、循环经济、节能环保企业转型升级和技术改造，以及绿色生态领域的支持力度，提高绿色金融业务占比，通过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最大限度激发金融生态建设倍增效应。

在绿色融资方面，中信金控旗下子公司组合运用各类融资手段，持续加大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产品推广，推进碳资产及CCER（核证自愿减排）质押融资、气候投融资试点，扩展绿色租赁服务外延，在基础设施绿色升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能源等重点绿色领域持续加大融资支持。中信金租绿色租赁业务占比连续七年超五成，获评2023年度最佳绿色金融租赁公司。

在绿色投资方面，创新碳排放权收益结构性存款等财富管理产品，中信金控将绿色金融相关理财产品、基金纳入“中信优品”“中信创品”体系。中信银行累计发行挂钩绿色金融债券的结构性存款产品191只，募集金额超千亿元；华夏基金作为内地最早开展ESG投资的基金公司，已设立15只ESG主题和绿色主题投资产品，总规模超过300亿元。

在绿色咨询方面，各金融子公司依托中信智库研究机制，与外部科研院所、国际绿色金融合作平台等组织开展合作，面向绿色产业输出投研能力，并开展ESG评价咨询服务。目前，旗下证券公司的ESG评价体系实现A股全覆盖，并覆盖近500家H股公司，搭建了对接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ESG服务机制。

在绿色生活方面，中信银行推出国内首个银行个人碳账户——“中信碳账户”，不仅科学核算用户在日常生活中的碳减排行为，在行业内率先实现企业和个人碳账户的贯通，还围绕衣食住行等18个生活场景，让绿色行为数字化、可视化、资产化、价值化。目前该平台注册用户已超2000万人，累计碳减排量超16万吨，在同业中排名第一。

在碳管理方面，中信集团在三大财务报表之外，创新编制“第四张表”——碳损益表，以收入成本来度量碳排放产生的企业效益，用货币化方式来解决碳的外部性问题。旗下公司协同作业，聚焦大型集团、重点行业绿色管理需要，为客户提供全景式碳管理服务，涵盖碳核算、碳足迹、碳资产开发、碳交易全链条，已协同服务多家行业龙头企业。

2024年，中信金控制定了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实施方案，持续推动各子公司的绿色金融产品与实体经济需求相匹配。

在协同引领下，中信银行联动相关金融机构，通过提供“一站式”综合融资服务，满足不同行业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例如，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依托中信金控投行业务子委员会盘活资产工作组，发挥“中信联合舰队”的金融协同优势，联合中信建投证券、中信建投基金管理等，推动绿色金融资源与河北丰富的绿色能源和产业承接空间进行优势互补，落地首个以河北地区风电新能源为底层资产的公募REITs项目、全国首单陆地风电公募REITs及首单民营企业风电REITs——明阳智能新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为风电行业创新资本市场融资和资产交易模式探索了新路径。

中信证券通过提供资本市场解决方案，创设全国首例碳资产质押贷款风险缓释工具，填补碳市场空白。中信建投资本联动中信银行、中信投资控股等公司，设立绿色创新股权投资基金，获得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支持，基金规模30亿元，正在以“股债投保”联动模式，服务更多绿色创新企业，为绿色发展底色“提纯增绿”。

自然有绿，生命永远在更新；金融助力，经济持续有活力。中信集团将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发挥各子公司的特色能力与资源，整合打造绿色金融服务体系，为实体经济绿色发展积极贡献“中信力量”。

（编辑  杨林）

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理论武装，每逢重大历史关头，都要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全党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抓好理论武装，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机关党建为什么抓、抓什么、怎么抓、谁来抓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突出强调要在学习理论上有更强自觉、在学懂弄通做实上有更高要求，这些重要论述，构成了党的创新理论的“机关党建篇”。近年来，中信集团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不断深化对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规律性认识，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准确把握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的时代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新时代新征程，党的理论创新要继续及时科学解答时代新课题，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为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2023年以来，中信集团党委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注重总结经验、提炼规律，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中深刻领悟党的创新理论的时代要求。

（一）从以学铸魂中把握践行“两个维护”的时代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学铸魂，就是要做好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化、内化、转化工作，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以学铸魂，就是要锚定凝心铸魂筑牢根本、锤炼品格、强化忠诚的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准时代脉搏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要求我们必须把“学思想”作为主题主线，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理解和把握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对策。主题教育期间，中信集团党委紧扣“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入行。集团党委成员带头在读书班或分管领域作领学、讲党课，党委中心组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等，开展16次集体学习研讨、2次专题研讨推进会，在深学细悟中把握遵循。集团层面举办三期读书班，组织集团党委成员、集团管理干部和直属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340人坐下来读、静下心悟；中信股份层面举办一期驻港澳分支机构读书班，把56名党员干部集中到境内，认真读书、扎实学习。全系统举办78期次读书班、1785次专题研讨、1869次专题党课。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更加深刻认识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从“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和“十三个方面成就”正确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髓要义，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从以学增智中把握增强过硬本领的时代要求

主题教育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以学增智”具体内涵，对党员干部进一步提升政治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担负使命责任中强化政治能力。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干好工作所需的各种能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政治能力相较于其他能力，有着主导性、决定性作用，就是数字中打头的“1”和后面的“0”的关系。政治能力这个“1”立得牢，其他能力才有了“根”和“魂”。要善于从政治上认识与把握，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自身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当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干家、行动派。必须在把握科学方法中强化思维能力。推进新时代伟大实践，离不开科学思维的有力支撑。中信集团党委把深化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研究提出“一个深入、三个推动、五个突破”的深化改革总体思路，开启了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新征程。要秉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理念，坚持把党的创新理论作为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总钥匙”，将其转化为推动深化改革的科学思想方法，不断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必须在推进改革发展中强化实践能力。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学思想必须见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国有企业“六个力量”的定位，强调国有企业要做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排头兵、做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做实施国家重大战略的排头兵。中信集团党委始终心怀“国之大者”、扛起政治责任，发挥产融并举优势，做实做细“五篇大文章”，首批成立金融控股公司，以更全面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服务覆盖率达73%，推出“中信财富广场”和中信优品、中信创品，服务近2亿个人客户，财富管理规模超23万亿元，以实际行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全力支持国家战略，做精特殊钢、高端装备等拳头产品，广泛布局智能制造、资源能源、种业科技等领域，全力保障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下一步，要进一步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遵循、找思路、找方法，把所学所悟转化为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以“中信所能”服务“国家所需”。

（三）从以学正风中把握弘扬新风正气的时代要求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风建设是永恒课题，要标本兼治，经常抓、见常态，深入抓、见实效，持久抓，见长效。”以学正风，就是要聚焦廉洁奉公树立新风，在学思践悟中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作风过硬，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关键要把握好三个方面：一是处理好“三种关系”。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是党内同志交往必须遵守的原则。要珍惜党和国家赋予的平台，坚决摒弃“择权、择利、择钱”而交的庸俗观，坚决做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杜绝“一言堂”、圈子文化，同企业家打交道一定要掌握分寸，公私分明。二是用好手中权力。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为人民用好权。要公正用权，把公平正义作为权力使用的重要标准，坦荡做人、谨慎用权。要依法用权，严格按规则、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为民用权，时刻谨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为民谋福祉。要廉洁用权，始终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严守做人、为官、处事、交友的底线。三是抓好作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抓作风建设是一以贯之的，在正定工作期间，主持制定了《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六项规定》；在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强调凡利禄名誉“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主政浙江期间，要求领导干部“要拎着乌纱帽干事，不要捂着乌纱帽做官”；担任党的总书记后，以“八项规定”作为小切口推动作风大转变。中信集团党委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集团党委带头示范端正学风，采取“集中学习+领学辅导+集体研讨+个人自学”方式举办读书班，两次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党委书记讲党纪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各级党组织通过“三会一课”开展学习1.9万余次、主题党日活动1万余次，在强党性、正风气、促发展上取得实效。下一步，要持续强化作风建设，自觉纠“四风”树新风，认真践行“由我来办、马上就办、办就办好”责任文化，在弘扬清风正气中激发干事创业激情。

（四）从以学促干中把握坚持担当作为的时代要求

学为干之基，干为学之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匡正干的导向，增强干的动力，形成干的合力”。以学促干，就是要以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践行为民造福的宗旨，引导党员干部胸怀“国之大者”，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匡正干的导向，关键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政绩观是干部对待事业的根本态度，政绩观正确与否，不仅影响干部个人成长，更关系事业发展。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高质量发展，不搞贪大求洋、盲目蛮干、哗众取宠；坚持出实招求实效，不搞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数据造假；坚持打基础利长远，不搞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劳民伤财。增强干的动力，关键要提振精气神。在改革攻坚的关键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全体干部职工勇担新使命、新任务，面对困难不退缩、遇到矛盾不躲闪，越是艰险越向前。要深刻把握大局，主动融入大局，完整、准确、全面把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实质，把聚焦企业改革发展的问题想明白、想透彻，一步一个脚印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形成干的合力，关键要聚力抓落实。中信集团坚持“五五三”发展战略，锚定“十百千万”发展目标，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做好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世界一流企业建设、集团“十四五”评估总结和“十五五”前期谋划等改革任务有效衔接，2024年世界500强排名提升至第71位，综合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下一步，要深刻把握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统筹把握好工作的时效，抢抓瞬息万变的市场机遇，优化业务布局和投资选择，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对改革攻坚中遇到的困境与难题，敢想敢干、敢打敢拼，拿出“亮剑”精神攻坚克难。

提升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质效的实践探索

中信集团党委注重发挥党委中心组示范作用，聚焦发展难题、思想困惑明确学习重点，深化课题式研讨、对策式交流、互动式发言，持之以恒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中找到破解难题的“金钥匙”，推动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集团改革发展的实际举措。

（一）主题上坚持“三个紧跟”，增强理论学习的时代感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中信集团党委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修订党委中心组学习实施意见，提升党委中心组学习质效。各级党组织坚持把突出主题作为理清方向、把准重点的基本前提，紧跟理论热点、战略重点和形势焦点抓学习。一是紧跟理论创新步伐。各级党委中心组坚持突出主线学，做到重要讲话必学、重要会议必学、重要部署必学、重要时机必学，在学习中提升政治意识和政治站位；感悟成就学，邀请专家宣讲新成就、解读新思想，增进对创新理论的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延伸拓展学，组织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等；结合实际学，系统梳理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的重要论述，在学思践悟中汲取推进改革发展的奋进力量。二是紧跟国家战略布局。中信集团党委中心组注重在深化学习中向党和国家战略对标，围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专题组织集中学习，引导领导干部领会战略意图、把握战略前沿。各子公司党委中心组把学习把握国家战略作为重要内容，深刻理解国家战略是“风向标”，企业领导班子不能只拉车不看路，必须与国家战略“对表”，才能避开“雷区”、少走弯路，自觉做到国家战略拓展到哪里、具体业务就布局在哪里。三是紧跟形势发展变化。中信集团各级党组织坚持把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通过党委会组织专题传达、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宣讲、分层分类开展学习培训等方式，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重大原则、重大举措、根本保证，聚焦推动金融做优做强、推动实业转型升级等14个方面、40项重点改革任务作出系统安排，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二）方法上坚持“三个并重”，增强理论学习的创新性

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中信集团党委中心组坚守政治定位、突出理论底色、强化问题导向，不断增强理论学习的创新性。一是领导带学与专家讲学并重。发挥集团党委中心组示范带头作用，聚焦改革发展深层次问题、党的建设突出问题等组织集体研讨。注重带头学，抓“关键少数”，党委领导班子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带头领悟，层层立标杆、逐级做示范。注重专家讲，2023年以来，邀请中央财经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清华大学等单位专家举办8场高层次辅导报告会。二是内部研学与开放联学并重。坚持内外整合、研学并举，以学促研提升学习质量。内部研学方面，集团党委中心组成员坚持联系基层的优良传统，注重运用“深、实、细、准、效”五字诀，围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等专题开展领题调研，提出务实可行的对策建议。指导全系统8000多个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深化理论学习，突出“一竿子插到底”的鲜明导向，明确学习主题、开展抽点检验、定期列席旁听，带动集团约10万名青年职工规范学习形式、拓展研学方法、提升学习成效。开放联学方面，引导党员干部深入研读原著原文、深悟原理，不断提高理论修养。2023年以来，先后配发《习近平著作选读》等配套书籍作为自学资料，强化理论辅导、形成学习自觉。三是线上教学与实地见学并重。线上教学注重拓面提质、丰富形式、喜闻乐见，在集团内联网“先锋在线”开设中心组学习专栏，刊载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等系列论述学习资料，打造“指尖上的党校”。各子公司党委依托网络平台打造线上线下全覆盖的学习课堂，形成勤学善学的良好导向。实体见学注重学思践悟、参观见学、知行合一。举办劳模工匠、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先进事迹报告会，宣讲集团援藏干部王军强在4700米高原真情援藏，中信重工杨金安37年如一日为国家炼好钢，中信农业杨远柱扎根育种一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中信楷模故事，以有形的正能量、鲜活的价值观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利用中信井冈山培训基地等党建示范教育基地、中信特钢等党建学习示范基地，创新学习体验场景。

（三）机制上坚持“三个从严”，增强理论学习的约束力

坚持把建立健全学习机制作为管理学习、规范学习的重要保障，着力打造责任明晰、协调规范、考评严格的制度体系。一是从严制定计划。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中央金融工委要求，结合实际修订中信集团党委中心组学习实施细则，每年在党的工作要点和党建工作会议上对党委中心组学习作出专门部署。坚持改进方式方法，统筹好质量和数量、形式和内容，提升学习质效。提升自学质量，党委中心组成员通过列出清单、明确重点、研读相关资料，做到自己学、主动讲。抓好集体学习，把重点发言和交流互动结合，党委书记对发言进行点评和总结。拓宽学习渠道，组织专题读书班、报告会、党课等学习活动，利用红色资源开展现场学习。二是从严落实责任。把党委中心组学习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纳入巡视巡察内容。党委书记担任本单位党委中心组学习第一责任人，党委负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成员承担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党委成员按照职责分工形成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搭建理论学习交流平台，推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进决策、进战略、进实践。压实学习责任，健全学习制度，强化学习管理，提高学习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三是从严督促考评。坚持抓本级与带下级相结合，党委中心组成员带头把参加集体研讨、开展调查研究等情况，作为述职述廉和民主生活会的重要内容，对学习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剖析；结合党建考核、列席旁听等形式，重点了解分管子公司党委中心组学习主题是否突出、安排是否合理、流程是否规范，推进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化规范化。

（四）效果上坚持“三个转化”，增强理论学习的含金量

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推动学习成果转化，把党委中心组学习成果转化为领导干部引领企业发展的实际能力。一是转化为领导力。坚持把“学思想”与谋划企业发展融合起来，在学深悟透党和国家战略中校正改革发展方向。在复杂困难的内外部经济形势下，中信集团党委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认真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会议精神，全面推进改革攻坚，积极优化业务布局，稳妥化解重大风险，有序开展管理创新，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二是转化为创新力。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行业领域的前沿问题、防范风险的紧要问题，加强研讨交流、深化思想认识。探索业务一线学习机制，以典型指导和分类指导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深入推动党建指导、研学辅导、责任督导，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对分布点多线长面广的金融类子公司，加强穿透指导。对管理层级多、链条长的子公司，强化层级管理，传导责任压力，以点带面加强针对性指导。对组织规模小、党员人数少的子公司，直插一线，及时了解情况、督导解决问题。对生产制造类子公司，将理论武装与业务发展融合互促，营造真学真用的浓厚氛围。三是转化为凝聚力。中信集团党委发挥表率作用，召开年度民主生活会，严肃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委成员严格落实双重组织生活制度，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支部组织生活，自觉接受党员群众监督。督导基层党组织落实好“三会一课”、谈心谈话等组织生活制度，增强基层支部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防线。从2023年职工思想问卷调查看，99.82%的问卷调查对象对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充满信心，体现出中信集团在凝聚上下共识上成效明显。

强化理论武装的针对性实效性

从调研情况看，部分基层党组织理论学习不深不实、浮于表面。有的学习流于形式，完成规定动作；有的“不真懂”，满足于学几个概念、背几条“金句”，知其言不知其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的“不真用”，学归学、做归做，学习和业务“两张皮”。究其原因，没有意识到理论学习本身就是工作，而且是更重要的工作；没有意识到理论学习是推动工作破局、保持战略清醒的动力源泉。为深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深走实，结合中信集团实践探索，要以“学研讲转”为主要形式，提升学习质效，强化学用转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一）原原本本“学”，在对标对表中真学真信

党委中心组成员根据学习计划，列出年度自学清单，把个人自学作为集体学习研讨的前置环节，研讨主题确定后，党委中心组成员安排一定时间认真自学。党委中心组成员强化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意识，经常性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著作、理论辅助读物，邀请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先进模范人物等作专题辅导或事迹报告，开拓视野、提升格局。常态化举办读书班，组织领导干部坐下来静下心，认认真真读、逐段逐句悟并进行交流发言，营造浓厚研讨氛围。利用企业自身红色资源、科创资源、文化资源，以及其他党员教育培训基地等，组织开展情景式、沉浸式、体验式、案例式学习。用好“学习强国”等教育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网上学习。加强对青年党员、流动党员、年老体弱党员理论学习，引导他们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涵养道德操守、严守纪法规矩，从原文原著汲取理论智慧和实践力量。

（二）聚焦问题“研”，在调查研究中见行见效

强化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加大研讨力度和交流深度。坚持以专题化研讨为主，采用学习会、读书班等形式，围绕明确的主题、安排充足时间开展研讨式学习，集体研讨在安排重点发言的同时，倡导随机式、互动式发言，确保研讨有深度、有质量、有收获。探索主题联学机制，倡导开展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的主题联学、上下联学、内外联学、政企联学等方式，共享学习资源，深化研讨交流。落实中央金融工委等上级单位关于党委中心组学习的有关要求，组织党委中心组集体学习研讨一般安排不少于2名中心组成员作重点发言，每季度不少于1次、在每年学习总次数中的比重应当超过50%。把调查研究作为重要环节贯穿始终，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党委中心组每年至少开展1次专题调研，党委中心组成员每年至少撰写1篇高质量调研报告。

（三）创新方式“讲”，在宣讲辅导中落地落实

发挥自身优势，搭建培训、交流、协作平台和宣传教育矩阵，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宣讲工作同各领域工作联系起来，推动从“单兵”作战向“兵团”作战转变。注重发挥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引领作用，层层立标杆、逐级作示范，打造线上线下全覆盖的学习课堂，在全系统形成勤学善学的良好导向。党委中心组成员每年至少开展1次宣讲，采取党课辅导、主旨发言、体会交流等形式作辅导，示范带动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学习，充分发挥凝聚共识、集聚人心作用。基层党支部书记和支委成员结合实际工作讲好专题党课，把理论学习转化为带动广大党员学习党的理论、锤炼党性修养、提高能力素质的具体实践。通过组织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等形式，做好先进典型选树工作，用身边人、身边事，用群众的语言、接地气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讲深讲透讲活。

（四）结合实际“转”，在学用转化中笃信笃行

注重围绕中心抓学习，学以致用、以用促学，推动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引领企业发展的实际本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个一以贯之”的重要论断、“六个力量”新的历史定位与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十六字”标准等重要论述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谋划进一步深化改革任务书，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鼓励各级党员干部聚焦企业战略和业务发展撰写学习心得和理论文章，提出推动发展的战略、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常态长效的机制，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建立重要成果转化落实督办机制，完善交办、督查、反馈、总结闭环，把学用转化。紧密结合企业改革发展实际，推动理论学习与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建章立制等重点措施有机融合，通过学习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站稳人民立场，不断提升政治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把理论学习成效持续转化为发展实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编辑  杨林）

2024年的美国大选牵动了世界神经。特朗普再次当选，凸显美国政治生态的光谱变换和社会撕裂的严重程度。在特朗普2.0时代，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走向如何？中美关系将如何演变？无疑是当前国内外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为此，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24年11月12日在北京举行“美国大选后形势及新政府对华政策”研讨会，由孔丹理事长主持。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在特朗普2.0时代，中国将进一步面临来自战略层面和经济科技层面的双重压力。中方应坚持对美既定方针和与美缠斗的策略为主轴，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以活跃国内经济和货币金融手段对冲美高额关税对我国的影响，强化与亚太和欧洲及“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和科技关系，利用好RCEP及美欧经贸关系可能变化所提供的机遇，应对特朗普对华政策调整带来的变化。

特朗普再次当选的时代背景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原秘书长丁奎松指出，2024年美国大选是近年来最复杂、选民群体最分裂的一次选举。民主、共和两党起初是拜登与特朗普之间的竞争，之后变成哈里斯与特朗普之间的对决。哈里斯在保持拜登主要的内外政策基础上，在政治光谱上趋于中间偏左的激进自由主义路线，更加注重价值观、法制等社会议题；提出“机会经济”口号，强调关注黑人、拉丁裔等中下层百姓利益，承诺不对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下的百姓加税；维护《平价医疗法案》，承诺提高制药公司定价透明度，免除低收入人群医疗债务；承诺促进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走清洁经济道路；继承拜登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联盟战略，在对华政策上坚持“战略对手”的定位，在地缘战略和经贸科技等领域强调强化对华打压。

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研究员吕祥指出，从大选结果看，美国选民显然对哈里斯激进自由主义的一套主张不买账，反而对特朗普以民粹主义、重商主义为特征的内外政策主张更感兴趣，能够接受特朗普改革政府机构、打击腐败的主张。因此，特朗普不仅在选举人票上获得大胜（312：226），而且选民票也领先（50.4%：48%）；共和党重新夺回参议院多数席位（53:46），维持众议院多数席位（目前214：203），赢得全美27个州的州长选举，并使最高法院落入了保守派法官的掌控。特朗普及共和党已将美国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里，这为特朗普当政后即将推进激进的政府改革奠定了基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刘宝成指出，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实施的产业振兴计划成效明显。美国在先进制造业领域形成了具有综合性、立体化、连续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战略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任务分解清晰，机构分工合理，实施部门和人员具有较高专业性，政策和项目具有较高透明度，政府部门不得插手各类实体的具体决策。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救助措施保护了隐形冠军，为制造业回流维护了产业生态。自2022年以来，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的实施对芯片和新能源行业回流在短期内发挥了显著的刺激作用。总体来看，美国产业回流集中在电器设备、电子产品、化工、交通设备、医疗设备和器材等五大行业。

特朗普2.0时代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走向

美国内政将受制于国内社会的“四重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魏南枝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将面临四重结构性矛盾的挑战。一是中心区坍塌趋势与边缘区供血不足的矛盾。美国领导的霸权体系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中心——边缘”圈层结构。冷战结束以来，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冲击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民族国家的主权能力，美国对其边缘区的剥削掠夺已不足以实现对中心区的有效供血，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正在加剧美国霸权中心区的坍塌趋势。二是国内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之间的矛盾。冷战结束后，美国社会阶级矛盾激化问题越来越突出，统治精英则用身份政治话语横向撕裂美国社会，用身份标签把人们分割为不同群体，并刺激美国各群体对立争斗，使得阶级矛盾和社会撕裂日益严重，削弱社会共识。三是党派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美国是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国家，各州和地方保有广泛的自主权，两党分别主政的州和地方很难贯彻统一的国家战略。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曾多次出现联邦和州的权力博弈。身份政治、政治极化和两党争斗不断升级，导致特朗普的施政前景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四是共和党内部三股力量之间的矛盾。目前共和党内有归顺特朗普的部分建制派、特朗普领导的“MAGA”运动、以马斯克为代表的新兴势力三股力量并存，这意味着即使在共和党内部，特朗普也需要和传统建制派进行一定的交易和妥协，以推动其施政计划落地。共和党内部围绕政治分肥的各种斗争在加剧，特朗普放言，清理共和党内反对派的做法已经点燃共和党传统建制派的愤怒。

美国对外政策将有进有退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李若谷认为，特朗普将用提高关税的方式弥补国内减税造成的政府收入减少，但并未充分考虑贸易对象对其进行反制和报复的可能性及后果。加之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权力掣肘因素大大减少，估计其推行极端贸易和关税政策的可能性会极大提升。

丁奎松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会更加义无反顾推行其各项内外政策。对内，他将突出和强化“内顾化”思维，摆脱“深层政府”掣肘，依托保守派亲信推进对行政当局、军队、情治部门等的结构性改革，推进驱逐非法移民和开发化石能源进程。对外，则以“美国优先”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理念确立美国未来战略重点、策略手段和利益交换机制，回归“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倾向于以推动主要大国双边关系为主的外交战略，要求美欧亚盟国更多负担美驻军费用，谋求重建“美国优先”的霸权世界格局。具体而言，特朗普将积极调整大国关系，以结束俄乌冲突为突破口谋求稳定美俄关系，甚至不惜以放松金融制裁或解冻俄资产等方式换取俄罗斯松动谈判立场，并尽可能在中俄关系中打入楔子；在中东维护以色列既得利益，进而推进阿以和谈；继续把能源作为“武器”，加大对伊朗、委内瑞拉等国的经济制裁和石油出口限制，掀起更多经济战、贸易战、科技战等。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任意认为，特朗普有意放弃美国对乌克兰的承诺和支持，减少对北约的承诺，将疏远和欧洲的关系。欧洲需要开始考虑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和防务体系，而不能再指望依靠美国。美欧关系出现的间隙，将给中国的地缘政治腾挪提供空间。特朗普意在减少对北约的投入，可能停止对日本、韩国的无条件国防支持，因而将大大减少中国所面临的美西方与日韩两国横纵联盟带来的压力。特朗普将更加聚焦本国的产业振兴，减少对南亚、拉美、中亚、东欧等地区的投入，将在战略上放低乃至“放弃”其中一些国家。这将伤害拜登政府过去四年为重修美国与这些国家双边或多边关系付出的努力，这种战略转移将给中国在上述地区创造更多活动空间，降低区域冲突风险，并总体改善中国的外部环境。

正思（香港）顾问有限公司总裁、香港特区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陈少波指出，美国在1992年通过的香港政策法案中，专门把香港澳门作为独立区域实施“富布莱特计划”，历年来安排大批香港学者专家、青年精英前往美国交流，并在香港成立了类似同学会的机构，对香港社会形成了潜在的持续影响。不过，在特朗普1.0时代，他终结了“富布莱特计划”。在特朗普2.0时代，他仍然不会有兴趣与意愿去继续推动类似的民间交流计划，不像民主党政府那样维系美国在香港的影响力。因此，美国对香港在这方面的交流渗透可能会告一段落。在意识形态较量和认知战层面，特朗普2.0时代会减少对自由亚洲电台、开放技术基金、国际媒体署等的投入，甚至可能削减人员。这将减弱美国对香港的认知战攻击，减少通过其认知战工具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香港的危害和压力。

美国将更加强调能源主权和产供独立

中国石油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原专职副主任吕建中认为，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十分强调能源独立。特朗普第二任期将进一步推进化石能源开发，维护美国能源主权和独立；提升能源出口能力，实现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目标；调整乃至放弃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相关政策。具体而言，特朗普将进一步支持传统能源发展，放松对国内油气开发的限制，鼓励增加国内油气产量，支持扩大天然气出口，把能源特别是石油的价格降下来；限制新能源发展，不认可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及ESG，反对过多投资新能源和实施价格补贴，但并不反对清洁能源、提高能效、发展能源技术，而是要追求一种务实、稳健的能源政策。

特朗普2.0时代的中美关系走向

中美两国可以实现“博弈式共存”

中信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穗指出，中美关系发展对于国际格局演变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中美关系是由两国的力量对比、战略目标、双方关系导致彼此的收益与损失、领导集团对局势的看法及政策偏好、社会舆论等因素共同作用而决定的，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要受到中国反制的影响，不是由美国一家说了算。中国只有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在各方面真正具备体系塑造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政策方针可以概括为：冷静研判、沉着应对、准备对抗、欢迎合作。冷静研判，是从美国国家生态的现状、发展、变化进行研判，既不要被美国政客的话语激怒，也不可被舆情摆布；沉着应对，是对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要沉住气，不能过度反应，自乱阵脚；准备对抗，是要把局面想得坏一些、严重一些，做好对抗的准备，我们虽然不愿打，但也不怕打；欢迎合作，是指解决中美关系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加强对话、促进了解、争取互有让步的中美合作。应该看到，中美两国谁也不应当把吃掉对方作为战略目标，两国间的对抗、斗争、博弈归根到底都是手段与过程，两国最终还是要在世界上共存，这其中蕴含着不同文明大国的关系哲学与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实现“博弈式共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任晶晶认为，特朗普再次当选将对俄乌冲突走向可能产生直接影响。特朗普2.0时代，欧美关系将面临新的动荡和重塑，俄罗斯坚持“转向东方”的势头将得以延续。中国应毫不动摇地坚持在国际斗争中的战略自主性，积极主动运筹谋划，争取和维护长期于中国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美两国在经济科技领域的博弈将进一步升级

国家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卢周来、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梅永红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将持续强化科技领域“关键十年”战略，重点推动半导体和微电子、人工智能、太空技术、网络与电信基础设施等领域技术发展；推出对华科技战2.0版，进一步加大对我国极限施压力度。美国对华科技战2.0版将具有烈度更高、打压更甚、领域更集中的特点。具体而言，美国对华科技脱钩将直接从“小院高墙”走向“大院高墙”，包括生物医药、农业科技等在内的更多科技行业将被美国政府纳入对华出口和投融资限制清单，且打压范围将从单个企业沿产业链、供应链拓展，管控层次逐步向远端渠道、迂回路径深入，“智能+新兴技术应用”将成为中美科技竞争博弈的最前沿和交锋面。

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将在科技、资金流入方面加大对华限制，将对我国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负面冲击，尤其是在创新氛围、高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将造成较为直接的影响。美国是全球第一大对外投资输出国，对全球FDI流向具有重要影响。拜登政府时期，美国FDI的流入规模明显增大，这同近年来美国大力推行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密切相关。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对一些企业产生了吸引力，这在特朗普任期有可能发生改变，他可能减少补贴，采取关税等“大棒”政策，从而对我国扩大开放、招商引资等工作造成压力，影响我国吸引FDI。与此同时，美国创投资金对市场的引导作用非常明显，美资下降对我国创投市场活跃度将造成重大影响。我国创投募资结构较为单一，一直以来都是以政府资金和企业投资者为主。而我国养老金、保险金规模实力强大，但囿于创投风险高、回报率不稳定，对股权投资和创投基金支持较为谨慎，耐心资本不足，创投行业“投早投小投创新”的氛围和生态还未形成。美国对科技人员的限制、对进入美国融资的限制以及对美国资金进入中国行业的限制对我国创新经济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入的。   

美国对华脱钩断链对双方都将造成伤害

魏南枝认为，集中资源对中国进行遏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必然选项。首先，美国在短期内没有对华开启全面热战的意愿与能力，大概率将采用代理人战争或制造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冲突，对中国进行消耗。其次，美国将深度与中国进行经济脱钩，将更加关注摆脱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依赖”，包括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阻止中国购买美国的企业，阻止进口中国汽车，强调“将关键供应链带回家”、“购买美国货”和“雇用美国人”等。尽管美国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中国产能的国家与地区，但可以此对中国进行讹诈，迫使中国进行让步。再次，以“中美脱钩”将中国推入“产业空心化”陷阱。自2018年中美双方爆发贸易战以来，美国推动“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政策，诱使或迫使中国进行产业向外转移，使中国陷入“产业空心化”陷阱，造成中国就业压力空前加大，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中年人收入降级，老年人缺乏安全感。。

丁奎松认为，美国将战略重点针对中国推进印太战略布局，以“美国优先”原则重构对印太两洋双边为主的战略经贸关系，重提“在公平对等基础上推进双边贸易协议”，致力于自由市场经济，与盟国加强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届时，中美关系可能在新的双边建构中寻求某种新的平衡。上任之初，特朗普将加重对华经贸施压，最大限度获取经济利益。特朗普宣称要对进口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这将严重冲击中美经贸关系。但大幅提高关税也将提升美通胀率。据美相关智库研究测算，特朗普对华加征60%关税将使美通胀率上升0.4%，如中国对美相应回击，则美通账率将上升0.9%。

面对中美关系新变局的中国对策

破除幻想，自立自强

卢周来认为，中美在新兴战略领域竞速，不仅是科技之争，更是国运之争。半导体产业立足以弱抗强，打持久战、整体战，在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下建立统一战线，坚定不移走自主可控发展之路，在智能时代，差异化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人工智能核心算法、高端芯片等方面，重视发挥我国庞大规模应用市场优势，将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先进材料、高端制造、新能源等领域，使千行百业形成快研发、快应用、快迭代的叠加增效效应，把握技术突袭与反突袭主动权。统筹运用科学手段开展技术预测，精准遴选技术方向、迭代优化重大项目攻关方向和技术路线，在我国技术领先领域和美国短板领域发起技术突袭，建立不对称优势；在落后领域着力塑造后发优势，回避研发探索风险，在工业体系优势实现追赶赶超。

吕建中指出，在中美能源和气候领域博弈中，中方应以底线思维出发，要应对美方能源武器化挑战；推动回到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恢复和扩大从美进口LNG；以传统能源企业之间的合作为抓手，向多能源领域延伸；坚持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领域进行合作交流；在应对重大油气地缘政治风险上保持沟通合作。

坚持扭抱缠斗、自主开放的竞争策略

陈卫东认为，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高质量开放体系取得良性效应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与全球市场的接轨，一些有利于创新的价值理念、投资管理规则将对我国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业态及以此为发端的数字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卢周来指出，应坚持以“两手对两手”策略，限制、弱化对手的打压，避免陷入与美西方全面脱钩和对抗。一是加快建立科技风险预警监测体系。完善风险监测预警协同工作机制，构建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开展常态化风险监测与研判预警，制定断供、制裁的应急应对预案，推动实现科技安全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研判、早应对。二是加紧开展反制裁专项行动。出台反制国外制裁的规章制度，储备多样化政策工具；梳理美西方严重依赖我国的原材料清单，以缠斗“互卡”方式迫使对方让步。三是协同推进破美盟与拓“南方”。充分挖掘与西方联盟“互利共赢”的空间，与“重要大国”“关键小国”形成国际创新合作布局。充分发挥我国规模化市场优势，形成基于创新链共享、供应链协同、数据链联动、产业链协作的一体化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深化与“南方国家”的新型南南合作，以技术合作“朋友圈”突破美西方脱钩的“包围圈”。

以效率和目标为导向推进国内科技体制改革

卢周来、梅永红认为，美国科技发展将进一步以效率与目标为导向，实行更灵活的决策方式、更高的运转效率、更优的质量水平。而我国科技领域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科研管理把程序与规则看得过重，而把效率与目标放在其次。为了应对特朗普发起的对华科技战2.0，我们应发扬我们党管理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以信任科学家为前提，强调目标管理，提供必需条件，构建能够真正调动科学家积极性的创新生态体系。与此同时，要加强中美民间交流，加强中美工商和文化界交流，发挥好智库及非政府机构作用，加大对美底层工作和以商促政工作的力度，推动中美两国建立多层次合作关系。

在营商环境和投资产业方面建立比较优势

陈卫东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应认真研究美国切断创新资金联系对我国可能造成的缺口和影响，在国内资金循环上围绕创新经济发展形成突破，真正推动新质生产力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要利用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夯实成熟产业链及配套，不断巩固、提升比较优势。要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规模效应为各产业发展创造足够市场空间，避免产业发展在低赛道中过度竞争与“内卷”。要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政策环境、税收环境，打通创投资金的循环体系，既给国内投资者带来确定性，也对外资产生吸引力，特别是要不断提高对美国以外的国际资本的吸引力。

魏南枝指出，我们应警惕我们被美政策诟病推入“产业空心化”陷阱。为此，亟待加强国内大循环，改善产业工人培养机制。一是改善制造业中小企业工作环境；二是提高劳动要素话语权，目前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收入分配要素中，劳动要素较低；三是提升产业工人收入待遇福利水平，推动产业工人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四是限制对一线产业工人和工程师的“减员增效”，强化政府有关部门和工会对产业新的发展形态下劳动者和劳动技能培养的主体责任。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问题根源在于资本全球扩张获取超额利润，拒绝反哺本国工人阶级。他们在对华舆论战中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炒作“中国抢走全世界工作机会论”，将全球经济低迷、多国劳动者生活困苦等问题归咎于中国，我们对此应进行全面深入揭批。

在涉港台问题上健全法制、坚持斗争

陈少波认为，美国政府交接期内可能炒作香港议题，对此我方应有所防备。香港要尽快推动经济转型，从过去主要依赖欧美市场，转向东南亚、中东和全球南方。香港要尽快加入RECP，进一步拓展东南亚市场，通过商会、企业、同乡社团、NGO等拓展影响力，争取将东南亚打造成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缓冲区。这需要有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需要形成系统集成和工作机制。香港新范式基金会总裁邵善波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势必会抛弃过去的经济自由主义，转而推动产业政策、反思劳工政策和环保主义等。这为香港清理内部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问题创造了一个窗口期。香港应该在中央推动下，尽早系统启动去除“西方中心主义”工作。

关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台湾问题，丁奎松认为，在台湾问题上应坚持原则，对美售台武器、在台驻军等助推“台独”分裂活动的行径绝不让步，积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以美进我进、后发制人原则处理和应对台海局势。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认为，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反对战争。拜登政府支持台湾民进党踩红线，但不允许过红线。特朗普则可能连踩红线也不允许。

推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进程，支持欧盟追求战略自主

任晶晶认为，当前俄乌战场的胶着态势为中国开展对美欧俄工作提供了难得机遇。中方应支持俄乌双方重启政治谈判解决进程，推动双方回归《新明斯克协议》设定的“诺曼底模式”。在俄乌及美欧各方之间更好发挥调停作用。同时，中方应积极鼓励和支持欧盟追求战略自主。一方面，中国应适应中欧“制度性竞争”环境，积极运筹中欧关系，防止“被脱钩”或“被阵营化”。另一方面，要防范欧美深度勾连，形成共同遏制中国的跨大西洋联合，防范欧盟被美国“政治正确”话语绑架，与美国共同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抹黑和攻击。

（编辑  季节）

2024年1至10月份，我国货物进出口总值为3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2%；按美元计进出口总值50676亿美元，同比增长3.7%；国际市场份额基本保持稳定，外贸表现亮眼。通常10月份是外贸备货高峰之后的低谷期，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是，今年10月份的进出口额按美元计增长了12.7%，这被解读为是应对美国下一届政府将对自中国进口货物征收高额关税的提前行动。短期的提前集中备货毕竟是杯水车薪，之后的中国外贸怎么走？

对华政策将成为美国新政府的一个重点

胜选后的特朗普正在配置其行政班子，对华政策走势将成为美国未来政府的一个重点。从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批准的《2024年纲领》中可以观察特朗普2.0时代对华事务的基调。

《纲领》提出了20项承诺，其中一些与中国有关，主要集中在经济贸易和国防实力两个方面。在经济贸易方面，《纲领》主张“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承诺“重新平衡贸易，确保战略上独立于中国，振兴制造业超级大国地位”，并提出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逐步停止进口必需品，并阻止中国人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工业企业”。美国未来政府对华政策将是中国外贸发展的最大干扰因素，中国的对策在于采取积极措施稳住产业链供应链，着力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双循环发展，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来对冲“小院高墙”，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全球南方现代化发展，引领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

美国新政府将出台强硬的对华经贸政策

　　一是继续执行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强硬的贸易政策包括对几乎所有进入美国的商品征收10%的全面关税，以及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将征收高达60%的统一关税。虽然具体的实施范围和节奏会有所调整，但大打关税牌来挑战中国无疑已是确定的，这必然会进一步破坏中美贸易关系，进一步降低双边的进出口占各自出口的比重。从中美贸易摩擦第一阶段的实际效果来看，加征的关税绝大部分是进口方承担消纳的，这就严重损害了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影响美国经济并威胁其就业，导致通货膨胀急剧上升，同时疏远美国贸易伙伴、打击全球贸易体系、引发全球贸易争端。

　　二是进一步限制中国对美投资和获取美国高科技。美国新政府将会进一步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安全审查，确保有效审查并阻止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中国投资。美国新政府还可能会出台新的法规，明确禁止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5G网络、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对美投资。还可能禁止中国企业参与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项目，如电网、交通和通信网络等。

　　三是抵制中国企业的全球投资活动。美国将联合盟友对抗中国投资和中国出海计划，即通过多种方式的国际合作增强对中国投资的全球监管。特朗普政府会拉拢甚至胁迫其盟友共同制定和实施严格且相互协同的投资审查标准，建立跨国信息共享机制，及时交流和应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活动，从而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的出海步伐。

　　四是扩大针对中国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制裁范围和力度。利用经济制裁手段，特别是将“长臂管辖”国内法律国际化应用，打击中国企业的国际运营。美国新政府会将更多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列入实体清单和制裁名单，冻结其在美资产，限制其与美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交易，并重点制裁涉嫌参与“盗取”美国尖端科技、所谓“侵犯人权”的中国企业。

　　五是加强对在美国华人学者的管控。重启或重新命名类似于“对华行动计划”的措施，加强对中国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审查和限制他们在美国的活动，从而为在美华人与中国的正常交流设置更多障碍，通过阻碍人员交流达到科技脱钩的目的。

中国的应对之道

　　特朗普未来的四年任期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挑战在于对中国极限施压和对全球贸易体制的肆意破坏，甚至不惜取消相互给予的最惠国待遇（其本质是正常贸易条件），这将导致中美贸易关系严重倒退。然而挑战并不是不可预见的，总体来说我方的机遇大于挑战。

　　美国新政府将继续对中国实行高科技特别是芯片领域的封锁，中国需要继续采取综合性策略来应对这一挑战，解决“卡脖子”问题。过去8年的战略相持结果显示，我们的综合性策略是有效的。在特朗普2.0时代，中国需要扩大国际合作以分散风险，需要加大拓展技术和市场来源空间的力度，需要根据环境变化主动调整布局，发展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美国新政府将重回“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路径，为孤立中国争取欧盟、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友，我国应为开拓新兴市场国家创造条件。在与欧盟的经济合作方面，可大力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的落实，进一步开放市场，吸引欧盟企业投资中国；同时，加大对欧盟市场的出口力度，推动中欧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医疗健康等领域的联合研发，尝试建立中欧创新联盟，促进技术交流和转移；与日本的经济合作方面，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进一步落实，加强与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往来。促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署，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一带一路”“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推动全球南方的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推动联合国、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国际规则制定和改革，与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应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规则歧视和规则霸凌。

我国要增强中国市场和中国产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能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高反“脱钩断链”的能力；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建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冲“小院高墙”，畅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相互促进的循环体系，推动全球南方的现代化，为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动能，为真正的多边主义提供体制性支持，维护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的权威性，引领经济全球化向普惠、包容、绿色、创新的方向发展。

（编辑  季节）

尽管受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冲突外溢等因素的不利影响，全球贸易出现波动，但是2024年全球贸易仍然明显复苏。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贸易展望和统计》预测，2024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2.7%。与2023年下降4.6%相比，贸易增速可圈可点。

展望2025年，全球贸易复苏道路并不平坦，既充满挑战，也面临许多新机遇，全球贸易将表现为持续的结构性调整，贸易增速放缓。

制约2025年全球贸易增长的主要因素

2025年，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仍然广泛存在，但在不确定的全球经济中，制约全球贸易增长的一些因素却是确定性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将成为贸易回升的主要障碍。

一是关税战阴云密布，贸易保护主义有增无减。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特朗普再次执政。在美国总统竞选中，特朗普提出对中国等国全面加征进口关税，这将成为大概率事件。美国关税和贸易政策已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各国对美国将加征高额关税均表示担忧。在美国的干扰下，作为管理全球贸易的多边机构，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制约能力日渐式微；美国新政府加征关税的政策，难免引发全球贸易摩擦，一些国家之间相互设置贸易壁垒，加剧已经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竞争，也将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带来更加严重的冲击，打击全球经济和贸易复苏的势头。美国货物进口额将近4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的16%～17%，美国加征进口关税幅度与全球贸易额收缩程度具有相关性，如果被加征关税的国家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关税贸易摩擦对全球贸易的冲击将产生更大影响。

二是各国经济的非同期性犹存，产业政策竞争加剧。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状况以及面临的经济问题存在较大差异，有些国家面临通货膨胀压力，有些国家则面临通货紧缩；有些国家经济处于恢复上升期，有些国家经济则处于下行期。由此，全球性的供求错配，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突出，制约全球贸易增长。全球经济作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经济贸易持续复苏离不开各国经济政策的协同、共同应对复杂的经济形势的挑战。但是美国奉行本国优先战略、强化产业政策，由此各国间产业政策的竞争将被强化，而国家间经济政策的协同性进一步弱化，增加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损害全球贸易的稳定性和经济复苏的势头。

三是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被打断，冲突与对立给全球经贸蒙上阴影。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经济分裂，缓解冲突的努力充满变数。在地缘政治冲突中，一些国家将商品、投资、科技、金融等武器化，正常的国际贸易活动遭受冲击，制裁与反制裁的较量扰动全球贸易，地缘冲突影响全球能源成本和航运路线、抬高贸易成本，所引发的世界性忧虑难以消退，各国纷纷寻求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这样的贸易政策调整在2025年仍将持续，导致世界陷入贸易全球化回潮的漩涡，加剧全球贸易扩张的压力，全球贸易难以持续较快增长。

四是安全概念泛化，国际贸易联系趋于脆弱。在大国竞争加剧、新冠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社会制度、价值观的对立有增无减，安全概念泛化在短期之内难有逆转。在维护国家安全、“去风险化”的名义下，全球经济贸易合作受到严重干扰，企业在一些国家“去风险”政策的扰动下，被迫调整投资贸易的流向和区域布局，无端增加国际贸易成本，降低贸易效率，影响贸易的稳定增长，“去风险”仍然是2025年全球贸易的巨大风险。

五是逆全球化暗流涌动，推升贸易成本。全球化逆流一经形成，在短期之内难以退潮。2025年，全球化逆流仍然是笼罩在国际贸易头上的阴霾，甚至存在变本加厉的风险。一些国家构筑“小院高墙”，建立排他性的经济集团，散布别国威胁论，推动制造业回流和“友岸外包”，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禁止高技术产品和服务贸易，全球经济技术合作被人为中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构与收缩，不仅导致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匹配度降低，增加企业成本、抬高出口产品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压力，而且降低消费者、投资者的需求能力，制约全球贸易的增长。

六是美国货币政策走向扑朔迷离，冲击全球贸易的稳定性。美国为遏制通货膨胀而持续加息后，近期选择降低利率。不过，对于“美国是否进入到降息周期”之问，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不仅是因为其降低通胀率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想目标，而且是因为谋求加征关税，必然推高美国物价。尽管美国社会降息的呼声增强，但是在通胀压力下，降息的难度正在加大。美国货币政策的变数不仅扰动着全球资本流向，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而且关乎全球经济复苏的持续性和全球贸易的增长。在金融市场动荡中，全球经济增长将受到抑制，全球贸易也将遭受冲击。

2025年全球贸易发展的主要动力

2025年，尽管全球贸易挑战和不利因素众多，贸易增速将放缓，但是支撑贸易增长的动力在积聚，抵抗和削减着保护主义对全球贸易的冲击，贸易结构变迁将持续。

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成为支撑全球贸易增长的物质基础。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时代到来，大数据、算力模型开发出层出不穷的应用场景，已成为重组要素资源、重塑经济结构、改变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化、智能化代表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数字赋能传统产业和各生产要素，智能制造、智能服务异军突起，边际收益递增取代边际收益递减，生产效率急剧提升，既是推动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根本动力，也是2025年在保护主义盛行期全球贸易不至于大幅衰退的根本保障。

二是数字贸易异军突起，成为全球贸易的新增长点和结构变迁的新趋势。在数字革命中，各国加大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改善数字贸易物质条件；数字应用场景和模式不断创新，拓展跨境数字交付渠道；数字产业不断涌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提速，推动数字产品贸易和数字服务贸易蓬勃发展；数字技术不断创新迭代，助力数字技术贸易规模扩张；数字平台和数字贸易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增加，跨境电商成为新型的国际贸易业态，削减了国际贸易中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改变着传统贸易方式；数据成为商品、技术、资本之外大规模的交易对象。数字贸易有望继续成为改变全球贸易格局、驱动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

三是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绿色贸易将保持快速发展。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巨大的环境赤字，追求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绿色贸易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近年来，绿色原料和清洁生产、绿色消费和废弃处理、绿色包装和绿色设计、绿色服务、绿色营销已经构成绿色贸易的核心要素，环境友好型产品贸易、资源集约型产品贸易和安全健康型产品贸易等绿色贸易在全球贸易中更快增长。2025年，在寻求化解贸易与环境的冲突中，绿色贸易将继续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增长点。

四是企业寻求突破，成为制约贸易保护主义的微观基础。各国企业，包括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国家的企业，在贸易保护与市场开放、安全泛化与效率优先、脱钩断链与经济合作、短链化与全球化的矛盾纠葛中，艰难地寻找着全球生存和发展的契机，在“脱钩断链”折磨下的企业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反感情绪呈上升状态，不断突破贸易保护主义的桎梏，让人们看到全球化逆流阴霾下的一道亮光，企业积极寻求新的全球贸易布局，拓展国际贸易合作空间，成为支撑国际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

五是区域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亚洲有望继续充当全球贸易的引擎。尽管受经济低迷、汽车和化工等主要产品出口下滑的影响，欧洲地区的出口额可能难以逆转下滑趋势，美国祭出加征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贸易增长将降速，拖累全球贸易增长脚步，但是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还在发展，RCEP持续释放贸易创造效应，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3.0版）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提高，将进一步夯实亚洲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基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亚洲地区有望延续外贸增长势头，充当全球贸易增长的引擎。

六是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呼声强烈，中国在支持经济全球化中扮演关键角色。中国践行开放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国际经济秩序，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全球贸易的稳定性，携手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化逆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为世界贡献国际公共产品，持续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经济合作平台和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功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国际贸易能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贸易持续高于全球贸易增速。中国将致力于推进与非洲以及“全球南方”的经贸合作，将自主开放与协议开放相结合，持续扩大进口，释放大市场的贸易红利，为更多国家带来贸易机会，有助于缓解经济全球化中各国利益不平衡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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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股市的基本认识

（1）新中国股票市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我国股市初期发展主要是承担解决国有企业融资的特殊功能；二十年后在“股权分置改革”的大牛市中，最后一批大型央企完成了（如几大银行、中石油和中石化）上市，股市进入了以民企融资为主的时代。国民经济在连续30多年高速发展之后，经济增速逐步回落，房地产引擎作用弱化，中国经济需要“启动股市，接力房市”。从短期来看，提振股市可以有效提振亿万股民的信心，从中期来看，可以刺激和推动经济复苏与发展，从中长期来看，可以打造房地产之后的资源配置枢纽平台，助力中国进入现代经济。（2）股市是筹资与投资的矛盾统一体。股市发展初期，筹资是股市功能的主要方面，而今，投资已取而代之成为功能主要方面，未来股市能否健康发展，取决于股市能否成为中国老百姓投资和财富管理的平台。因而“始于筹资，成于投资”，这应是股市投资者对中国股市功能定位以及成败的基本判断。

（3）股市进入“成于投资”阶段之后，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股市中，一级市场的筹资规模和筹资便利程度成为二级市场行情发展的结果。相对于一级市场，二级市场是“牛鼻子”：二级市场好，一级市场才能好。只有投资者在股市赚了钱，他们才会愿意冒风险向风险很大的初创高新科技公司投资；反之，二级市场不好，一级市场就不可能好，在高度不确定性投资环境中，没人愿意购买连能否上市都不确定的初次发行的股票，即使硬撑着发行也不可持续。因而，所谓“股票市场的风险是涨出来”的说法是错误的，如果监管部门依此作为对市场的判断和监管的标准，其结果是非常有害的。

（4）中国股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才有了今天的成就。最近几年，中国股市到了需要“全身体检，系统调理”的时候了，有必要对过去注重个案和局部应对的各种方式和措施进行梳理，减少其相互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增强其整体协调性。

（5）股票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公开、公平和公正。各类投资者应当平等，对处于弱势的中小投资者要有相应的弥补性保护，这样才能维护股市的公正性。公平与公正的前提是市场的透明和信息公开。“三公原则”体现在筹资者与投资者，投资者与投资者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上。遵循三公原则，是股市健康运行的基本原理，也是股市监管的应有之义，不能不遵循。但另一方面，股市的一般性原理和监管规则是我国股市开放初期被引进的，而这些原理和规则又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有所选择，有所强化或弱化。“遵循原理，立足国情”，应是中国股市健康发展，实现其未来期许的基本方法。

（6）股市的“三公原则”就是要避免部分参与者利用其在信息、资金和持股等方面的优势，甚至借助各种欺诈和造假谋取非法利益（甚至经济犯罪），损害其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股市各方参与者的逐利性体现在其行为上，表现在各项业务操作中。因此，“预期行为，着眼业务，针对操作”，应是中国股市制度和政策措施制定和执行的基本操作要求。世界各国资本市场无一不严禁并严处股市行为、业务和操作中的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虚假披露和各类金融欺诈等行为、业务和操作，中国股市决不能例外。

（7）经济形势和上市公司基本面欠佳，不能作为股市持续低迷的理由。过去17年，虽然中国经济名义增长率从10%以上降到了最近的5%左右，但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仍然遥遥领先。与此同时，中国股市却在3000点上下徘徊了17年，而其他国家的股市却是高歌猛进，屡创历史新高。从市盈率来看，中国股市在历史上多年维持在30倍以上，远远高于美日欧；今日，中国股市的平均市盈率约15倍，而美日欧达20-25倍。估值过低的症结在于投资者信心，而信心左右着投资者看什么、如何看；如果只是悲观地盯着负面因素，估值只能是低了又低。投资者对市场缺乏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市场运行的不满，感觉市场不透明，不公平，自己被别人当做韭菜割。如果能及时堵住现今股市中明显的诸多大“漏洞”，给市场以清明，给股民以公平，保守估计，中国股市的市盈率至少有50%的提升空间。这是我对中国股市价格的基本判断。

关于提振中国股市的建议

首先需要说明，股市制度政策规则和措施可以有不同的系统，世界上不同国家的股市制度没有两家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任何一个有效的系统都必须是自洽的，整体看内部是协调和统一的，这是我一直强调系统观念、系统性认识和设计的原因。许多制度性的政策措施和规则，孤立看都是合理有效的，但如果放在整个系统中就有可能是无效甚至有害的，因此要避免只取其一，不顾其余。

我对中国股市制度规则的建设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调节股市资金流出（调流）；堵住股市重大漏洞（堵漏）；开辟股市资金来源（开源），加强股市监管（严管）。

调节股市资金流出

股市的资金流出，是指投资者投入股市的资金从股市上流出，不再直接回到股市成为股市交易资金。具体地说，这是指股票初次发行募集的资金，上市公司再融资募集的资金，“大小非”股东减持所得资金的大部分，以及从股市上赚取巨额利润后都离开股市甚至离开中国的资金。

筹集资金是股市最基本的功能之一，绝不可偏废。在股市低迷阶段，控制IPO和上市公司再融资是不得已的应急“控流”措施。从理论上讲，大小非减持是大小非股东的应有权利，但从中国国情出发，应当说大小非减持的合理权利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小原始股东是有区别的，不能简单照搬。这方面的制度和政策规则应当与中国国情相适应。

至于从股市上获利后流出股市不复返的巨额利润，尤其是“润”到国外去的那部分，应当视其获利的合法合规性（这里涉及股市监管问题），制订出相应的对策。

股票发行时，不时采取临时性行政强制管控的状况不能成为常态，但一直还没有找到适当的替代方式。股市行情恢复之后，发行要回归正常，如果不能找到一种新的发行机制，新股发行不可能规避过去的困境。我们需要设计出一套机制，其中包括一部分明确而相对稳定的强制要求。

另一部分是上市公司及其控制人根据自身状况对于市场自愿作出的一揽子承诺，这些承诺涉及的内容，如公司上市后的治理和运营、投资者关系以及大小非减持等等。同时还应将股票发行和上市的主要操作者（如券商等）的利益与股民投资者的利益进行适当绑定，以促使其行为合理化。这一建议的基本前提是，在股票发行敞开大门前，愿意进并敢进的会进来，想进而不敢进的会望而却步，敢进但犹豫的会等待适当的条件和时机。

股票初次发行和上市的制度安排，应当考虑到当事人的合法合理诉求：一是要允许乃至鼓励企业创始团队在IPO时出售部分股权，解决公司创始人在创业期形成的债务负担以及公司上市后合理的资金需求和体面的生活水准，从而解决他们个人及家庭的后顾之忧，促使其在公司上市后不再有很大的欲望获取违法违规的不当利益，或者千方百计减持原始股变现走人，而是尽可能地投入上市公司继续发展的事业中去。二是要从退出机制和税收政策上鼓励财务投资者加快其投资周转，更快更多地将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因公司上市所得的利润再次投入实体经济中去，推动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上市公司再融资时，应当充分保护老股东的利益，坚决避免借着再融资的机会进行定向的利益输送，如“定向增发+融券卖出配套操作”等重大“漏洞”。我曾多次呼吁，不适当的再融资，不仅会毁掉一家伟大的公司，而且会毁掉整个市场。从股民对于上市公司圈钱的极大不满，以及上市公司再融资对于整个市场的负面影响来看，这并不是“杞人忧天”。我认为应尽可能避免定向增发，尽可能采取老股东优先的方式，如对老股东配股并发行自动上市交易的配股权证，同时，要对权证交易监管到位。

鼓励上市公司为收购兼并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收购兼并是提高已有上市公司质量，使其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做大做强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减少IPO申请数量和弱小差上市公司的有效途径，更是借助上市公司的筹资能力助力创业企业生存和发展、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举措。有些靠自身无法发展甚至无法生存的创新企业，被上市公司收购后，其成功的可能性会更高，其成就可能会更大。但另一方面，上市公司收购兼并也存在借收购兼并之名，行虚构题材操纵股价或者进行利益输送之实的可能，其中的各种“漏洞”不得不防。防范的要点是对收购兼并所涉公司运作、股价变动、主要投资者交易行为及其获利情况以及利润去向等的监管。

大小非减持，应当在不断完善和优化减持规则的同时，严格执行生效的相关规则。在要求大小非遵守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鼓励他们在上市时候自愿就减持时间、条件、方式、规模等做出进一步的承诺并严格履行，由市场对其减持行为做出鼓励或者否定的回应；并且，让他们日后的减持行为对于市场来说是透明可预期的，股民们可以在他们减持实施前做出继续持有并鼓励，或者用脚投票，再或者导致股价下跌使得其减持行为无法按承诺得以实施。

堵住股市各项重大漏洞

在通常情况下，股市部分参与者多得的利益就是其他投资者少得的利益，甚至是直接的损失。股市上不合法的“漏洞”和合法的“漏洞”为股市少数参与者损害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为自己谋取非法利益提供了机会。如果这些“漏洞”不堵上，广大股民会成为“韭菜”被少数人收割。尽管他们可能不清楚这些“漏洞”所在，也不清楚这些“漏洞”是如何被利用的，但日积月累，他们会承受实实在在的损失，会对市场失去信心。在政府救市的时候，政府资金也会从这些“漏洞”漏入少数人的腰包，这种情况下，政府也成为少数人割韭菜的对象，救市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

这些“漏洞”中，一部分是“无底洞”，危害巨大，对于股市规范健康发展十分重要，甚至会决定重大政策措施的成败。但“堵漏”涉及利益巨大，涉及的少数人和机构都是重量级的，因此阻力很大，且充满风险。下面介绍在股票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中几个亟待堵上的大“漏洞”。

（1）股票发行方面。必须制止和惩处股票初次发行（IPO）的“伪IPO”。这是指取得上市公司身份以便上市后在股市上高价套现，或者，大股东在IPO前夕，以掏空式分红获取巨额红利并通过股市筹资弥补资金窟窿。在IPO发行认购和新股上市的过程中，对于券商为首的中介服务机构、公募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的上市前投资（pre-IPO）、新股交易、特别是转融通交易活动的规范和监管亟待加强和完善。涉及公司造假上市、用基民资金操纵新股价格并谋取私利、违法改变限售股的法定属性进入流通市场等各种“漏洞”和问题。

公司上市后，要制止并惩处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者关系户输送利益甚至行贿的再融资。尤其是，在现行制度规则下，可以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进行“定向增发+融券卖出”的组合操作，通常还配以市场操纵、内幕交易以及虚假披露等违法犯罪行为，让有些人实现“无成本、无风险”的利益输送甚至行贿，单个定向增发项目的金额可以高达数亿甚至数十亿之巨。根据我对2019年以来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情况的了解，差价10%以上的盈利总额近万亿元，30%以上的超过7000亿，超过50%以上的近6000亿。

（2）股票市场交易方面的“漏洞”更是比比皆是。而被查处和披露的案例却寥寥无几。在貌似平常的股市交易中的“漏洞”，绝大多数归类到“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虚假披露”和“造假欺诈”这几大类中。

A．内幕交易。有关股市和上市公司的所有重大措施和重大消息，都会对股价产生实质性的重大影响。必然存在内幕交易的风险。对于内幕信息的管控和对于内幕交易的查处是股市监管的常规和日常内容，不能松懈。以最近救市过程中的各项主要措施来说，特定控股机构和国有基金入市，上市公司回购、大股东增持、收购兼并、鼓励分红、上市公司市值管理、退市制度等等，都是提振股市的重要举措，构成重大内幕信息并存在内幕交易的可能性。在这些措施出台时，到处可以看到对这些措施的正面分析和宣传，但很少能够看到对这些措施的适用条件、无法避免的内幕信息和内幕交易以及借机进行股价操纵等风险点的关注和提醒。以内幕交易为例，对内幕信息性质和具体内容、内幕信息产生的业务过程和各个环节、内幕信息传播和扩散的渠道和范围、内幕信息涉及的人和机构，以及可能被利用来进行内幕交易的方式和场景、针对性监管的关键点、关键信息和关键证据以及重点人群等等，都需要做好事前分析、预判和预防，事中管理和监控以及事后调查和处理。然而，重大消息出台之后，这些提醒和防范很可能会被市场和主推部门忽视甚至禁止，成为重大措施出台和实施过程中的重大“漏洞”。

在救市过程中，某些国有资金买了股票之后公布相应消息，第二天广大股民争先恐后涌入，股价高开。殊不知在这之前抢先入市的“聪明资金”乘机兑现获利，股价在当天就持续下跌，救市措施反而套牢大量股民。这种救市的“一天行情”严重打击了股民的信任和信心。

B．市场操纵是股市的另一类重大“漏洞”。有些机构因其固有的市场地位，拥有信息优势、资金优势和持股优势，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对股市和特定股票价格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他们利用这些优势，影响股价，谋取不法利益，就形成了操纵市场的行为。这种操纵行为往往会结合内幕信息，并利用虚假信息披露放大操纵的效果。根据我的观察和判断，中国股市上存在市场操纵嫌疑的股票不在少数，往往都有上市公司主动配合和积极参与。很多股票甚或股市指数的价格、数量、时间和波动空间，都是被市场操纵者画出来的，这样形成的K线图欺骗众多的投资者，成为市场操纵者的割韭菜对象。

C．虚假信息披露和各种造假也是中国股市的顽疾和重大漏洞。其始作俑者和主要责任人是证券发行者（主要是上市公司），而审计机构、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甚至有些官方认证机构都有可能听任甚至纵容其造假，一些证券公司、投资分析机构和媒体有可能既听任纵容又是重要的传播者。

D．不少常见的市场制度和机制充满了争议。如融券融资、量化交易、T+1、衍生品市场等等。其实，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利弊得失，所得到的结论是不同的，对这些制度和机制以及产品，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股市面临的市场状况来权衡取舍。有些在国际市场是好的，但在中国股市上就有可能成为有些人利用来谋取不法利益的“漏洞”，其结果是损害广大股民利益，伤害整个股市。

开辟股市资金来源

从股市的需求方来说，进入股市的资金量直接决定了股票价格的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社会储蓄总额中，通过股市配置的直接融资和通过银行中介配置的间接融资在一定的情况下是有冲突的，进入股市的资金成为证券公司在银行的保证金，减少了银行赖以获利的贷款规模。比如，在过去历次股价上涨到较高水平时，就出现了储蓄大搬家，紧接着就有“查处信贷资金违规入市”的说法，股价应声而落。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之间的矛盾，还体现在银行与股市风险的不同。最近有专家指出，在现实中支持上市公司回购和大股东增持的措施难以落地，是因为银行不愿意也无法承受以购买股票为目的的贷款风险。我认为，解决股市资金的来源问题，不应该通过在银行和股市之间直接的资金流动和消长变化来实现，而应当在社会储蓄的分配上形成新的机制，由社会公众决定其资金配置。股价与入市资金规模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股市涨跌直接决定了进入股市资金的增减。在股市过于低迷的时候，很难自动引发资金流入股市，需要借助外力引发股市上涨，进一步带动公众储蓄进入股市，形成良性循环。

基于以上判断，建议在金融稳定基金的大旗下，设立“股市稳定与发展基金”。这是一个体现国家意志的、长期的、使命明确的、专业的战略性机构，类似于养老方面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这个基金封闭运行，实现的利润留在基金内，不离开市场，在需要的时候履行其“维护股市稳定，支持股市发展”的使命，避免股市暴跌和股灾，真正做到“取之于市场，用之于市场，利之于市场”。这样的机构和机制，在股市暴涨时出货，不会被市场认为是获利走人、割股民韭菜、借救市发财。在目前这样股市低迷需要支持的时候，果断出手。这将是中国股票市场的压舱石和定海神针，能够显著减缓股市的暴涨暴跌。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不需要真正大规模的市场交易动作，而是运行态度，就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

这一基金运行过程中的各种信息，大多构成重大内幕信息，具有很高的内幕交易风险，同时，天量资金加上灵通的信息来源，也不排除市场操纵的可能性，因此，其管理机构必须具有很高的法律意识、职业操守和专业能力，要精简高效，接受“严谨审查、严格监管、严肃追责”。事实上，“股市稳定与发展基金”就是金融战场上的重武器，其管理机构就是特殊的战斗部队，可以让市场更加相信政府支持股市的决心和力量，能够极大地提高整个市场的信心，营造更加有利的市场氛围。随着股市回暖，会带动更多的社会储蓄进入股市，形成股市行情与进入股市资金的良性循环。

作为对比，如果救市资金和救市活动分散在各个机构，这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承担任何责任。这种模式的救市，涉及的主体多而分散，信息扩散得广，在这中间很难避免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和老鼠仓。从长远来看，这些救市机构是靠不住的，这样的救市方式“漏洞”（甚至不乏“无底洞”）百出，是危险的。这是我一直反对用行政指令调动机构和人员进行救市的原因。

建议在发起设立“股市稳定与发展基金”的同时，引入独立的“基金发起人”。在为股市“开源”方面，如各类公募私募基金、保险资金、养老基金等长期机构投资者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公募基金行业引入“基金发起人”这一法定角色是很有必要的。

从另一方面看，在股市低迷，投资者亏损严重，信任和信心受到巨大打击的背景下，基金业无法独善其身，广大基民对于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的诟病也日见增多。鉴于此，在发起设立基金的同时引入独立的“基金发起人”，它们有权发起基金并代表基金投资者选择、评价和变更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等相关服务提供方，并为维护其发起设立的基金的投资者的利益采取诉讼等法律行动。在收费方面，增加的“基金发起人”这个角色不应增加基金投资者的成本负担，他们收取的费用加上管理费、托管费等费用总额不得超过现行监管部门规定的费用总额，并鼓励他们降低各项费用。基金发起人的费用可以来自其选择更好的管理人产生的业绩提升以及打破基金管理人垄断而降低的管理费用。

 严格股市监管

股市是巨大利益场所，只有在严格监管之下才有可能规范运行。严监管应当积极预防和减少各类证券违法违规活动，必须严厉查处前面所说的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虚假披露和各类证券欺诈等犯罪活动。

严监管要在两个方面的配套下才有可能实现。第一，要有监管可实施的好的制度和规则。如果监管依据的制度和规则过于理想化，过于严苛，脱离市场实际，监管是无法实施的。应当避免“立法过严，违法普遍，执法必松，法外特权”的情况。但是，如果制度和规则过于宽松，那么监管没有实际意义，市场难以规范。再者，如果制度和规则相互矛盾，或者多个单独看合法合理的制度和规则，在配套运用时却达到“最终不合法或不合理”的“合成谬误”或“整合谬误”、使监管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第二，要有适度的管制力度。管制与监管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监管是要保证现行制度规则的落实，而管制是在制度和规则内，限制或约束股市参与者的行动和业务。举例来说，是否允许转融通是管制的范围，而转融通是否按照生效的规则进行，则是监管的问题。再如，（机构）投资者是否遵守法律法规和交易规则进行交易是监管的问题，而监管部门以窗口指导的方式不许其买或卖，或者要求其保持净卖出或者净买入则是管制的问题。

对监管者要进行监管，这是股市监管中不能或缺的内容。从中国股市股票发行的历史事实来看，监管部门中主管发行的监管者出现的这么多触目惊心的违法犯罪案例，就是对监管者管理缺失的严重后果。自律监管主体也一样，如果对监管者没有有效的监管，对股票市场就不可能有效的监管。监管者对监管的可能“漏洞”了如指掌，他们在监管系统内有各种各样的联络和人际关系。整体监管的松懈，首先就是监管者违法犯罪的重要诱因，在一定的程度，他们违法犯罪也是充满各种“漏洞”的制度规则和整体监管不严的受害者。

制定监管规则和实施监管的过程中，要能够预期到拥有各种“权力”的人们的行为，要能够预期到他们出于自身利益有可能会在制度规则中留下“漏洞”，要了解他们面对这些“漏洞”会如何加以利用，如何设计各项业务，进行怎样的操作。对监管者的监管同样需要“预期行为，着眼业务，针对操作”的操作要求。只要了解各类股市操作的业务过程，熟悉其中的关键节点和要素，懂得各类调查取证的逻辑和程序，识别和查证形形色色的股市“漏洞”和犯罪事实并不难，难的是对于这些事实的定性和处理。更关键的是如何查，查后如何处理，并非仅为监管的专业问题。要真心搞好中国股市的规范发展，就必须在敢不敢查、懂不懂查和让不让查这几个问题上做出理性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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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续）

2002年5月，国家经贸委等6部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的意见》（国家经贸委〔2002〕267号）。在总结前一段地方实践的基础上，明确了企业办普通中小学、医院、后勤服务机构的分离方式；对分离工作涉及的职工福利性补贴、社会保险、富余人员等问题做出了政策安排；对分离后的费用承担问题，提出了三至五年过渡期的规定，过渡期内由企业负担为主逐步转为地方政府为主，过渡期结束后全部由地方政府承担。

267号文件为各地推进分离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加上福建省成功经验的示范，这项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到2003年底，全国共有4000多所企业办中小学校、400多个公检法机构、2000多家医疗机构与企业实现了分离。

但是，各省市，包括之前福建省的工作推进，都不包含中央企业。由于财政“分灶吃饭”的大体制，地方政府不可能为中央企业支付改革成本；另一方面，中央企业是办社会职能的大户，办社会机构数量多、规模大，分离移交所涉及的费用也是地方政府难以承受的。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的工作因此而形成僵局。以后的操作实际表明，对于中央企业来说，“分担”“过渡期”的办法都不好使，费用补偿需要“全额”，而且必须“永远”。

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破解分离中央企业办社会职能工作的僵局成为一项责无旁贷的任务。现实情况是，如果没有人承担分离的成本，中央企业的办社会职能确实交不出去。2004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4〕22号），文件明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东风汽车公司三家中央企业为试点单位。

试点工作分离的范围限定在企业办全日制普通中小学和公检法机构；企业办医院、市政、消防、社区机构等，由企业和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移交机构的资产无偿划转，但移交前已经发生的债务仍由原企业承担；移交人员符合有关职业资格条件的，其编制按有关规定办理；移交涉及的经费，按2003年企业实际补助金额由中央财政给予补助，补助资金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划转地方财政补助基数。

这次试点由于对政策制定考虑比较周全，中央财政的经费补偿又是足额、长期的，地方政府普遍反应积极，工作进展相当顺利。到2004年底，三家试点企业已分别和27个省区市签署了移交协议，移交资产、财务关系、财务补助基数核定及划转手续全部办理完毕，企业办全日制普通中小学、公检法机构实现了平稳分离。

2005年，在三家试点企业分离工作顺利完成的基础上，国务院决定启动第二批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2005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第二批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5〕4号）。第二批中央企业共74家，基本涵盖了有办社会问题的全部中央企业。具体政策与三家试点企业基本一致，主要的变化是中央财政和企业之间设置了一个三年的过渡期。企业在过渡期内要根据企业利润的多少承担不超过40%的费用，过渡期后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国办发4号文件下发后，各有关政府部门又根据操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政策完善。如财政部、国资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中央企业先期移交办社会职能机构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政部〔2005〕116号）。

到2007年底，中央企业总共分离办社会机构3593个，占中央企业办社会机构总数的41%；其中分离企业办中小学和公检法机构2445个，移交在职人员16万人、离退休教师7.4万人，中央财政为此每年补助经费92.8亿元。至此，中央企业所办普通中小学和公检法机构基本分离完毕。

企业办全日制普通中小学和公检法机构都属于“标准的”企业办社会职能机构，可以进行统一的分离移交，而其他企业办社会机构的情况更加复杂。

一是企业自办的其他教育机构，如技工学校、幼儿园等。这类教育机构政府已经不再举办，因而无法移交，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个案处理。二是企业自办的医疗机构。这些机构的状况差异很大，有规模很大、运作非常规范的职工医院，也有很小的企业卫生室，难于进行统一处理。三是企业自办的供水、供电、供暖、物业等生产生活服务系统。这类机构在一些老工业基地数量很多、企业负担很重，但这类服务各地已经是企业化运作，政府也无法接收。四是企业退休人员的管理服务机构。这类机构从方向上讲应该分离，因为涉及国有企业退休职工的社会化管理，但操作中遇到非常复杂的费用和编制问题，还与当地社区的承接能力有关。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工作最困难的当数独立工矿区企业和森工企业，这些地方一直是“大企业、小政府、小社会”的格局，办社会机构的服务对象以企业内部职工为主，机构分离难、分离后的生存也难。

2011年，国务院国资委总结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分离国有企业“三供一业”的经验。“三供一业”是指企业的供水、供电、供暖和物业管理系统。企业自办“三供一业”的情况在一些老工业基地的大型国有企业中相当普遍，当年建厂时这些大企业都是完整的独立体系，生产和生活服务系统、职工宿舍都是自有的，宿舍区与厂区隔一条马路是当时标准的布局模式。

从2008年开始，哈尔滨市在全国率先启动了企业“三供一业”的分离移交工作，其动因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现实需要。

分离“三供一业”比以往的分离工作更加复杂。由于是企业对企业的移交，其中有一个双方的经济责任问题。 为把这项异常复杂的工作组织好，哈尔滨市组织了专门的工作班子，明确了不同类型设施、业务和机构的对口接收企业，制定了非常详细的政策和标准。哈尔滨市分离国有企业“三供一业”的成功实践，使全国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又实现了一个新的突破。

国务院国资委高度肯定了哈尔滨市的做法， 2012年6月，国资委在哈尔滨市召开了驻黑龙江省中央企业分离移交“三供一业”工作会议，标志着这项工作正式启动。

中央企业“三供一业”的分离移交一直是个很大的难题，主要是体量太大。如航天科技一个集团要移交的供水、供电、供热、供气、物业管理项目就有221个，涉及的居民达到40万户。国务院国资委给予当地中央企业的支持政策是：分离移交费用由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补助50%，中央企业的集团公司承担不低于30%，其余部分由移交企业自行承担。这些政策日后都成为各地中央企业分离“三供一业”工作的基础。国务院国资委将这项工作在全国推开，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推进。

对于国有企业自办的各种医疗机构，国资委采取了逐步分类处理的办法。一些规模较小、企业无意再办的机构，可以进行关闭处理；一些具备条件、有一定专业基础的机构，可以改制成为面向社会、能够独立生存的专科医院；一些比较规范的大型职工医院，可以移交转入地方医疗体系，也可以进入大型医疗产业集团。还要解决的是退休人员管理机构问题。

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是国有企业改革中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企业办社会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竞争加剧，这些社会负担使国有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步履艰难，因为其他所有制企业并没有类似的职能任务。这项工作从1995年正式开始，其复杂程度和难度远远超出了大家事先的预料。

由于这项工作涉及大量职工，而各个区域社会观念的差异很大，具体工作中妥协、变通也是不得已的办法。例如，东北地区一家大型中央企业在分离“三供一业”时，涉及的2000名职工成为难点，接收方不需要这么多人，这些职工也坚决不愿离开中央企业。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保留这些职工的中央企业员工身份，由企业把他们组织起来为接收方搞劳务输出。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是一层社会组织，因而承担了众多的社会职能。要把这些企业由社会组织改造成为经济组织，还真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

主辅分离、辅业改制

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是国有大企业改革中一项针对性很强的专项工作，目的是解决国有企业中大量存在的辅业问题，以及部分企业富余人员的再就业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国有大企业普遍是“大而全”的模式，企业的辅业系统都很庞大，一般包括生产服务系统、生活服务系统、零部件系统等；众多辅业单位是为主业服务的，也是靠主业生存的。这种主辅不分、自我循环的模式，很大程度上使企业失去了到市场上择优选购产品和服务的机会；在国有大企业逐渐明晰了主业，并开始围绕主业发展之后，辅业单位如何处置就成为一个普遍性的棘手问题。

在国有企业改革之初，结合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行，很多国有企业开始探索搞活辅业的途径。

但这一时期的辅业改革基本上属于独立核算、分灶吃饭的性质，辅业单位仍是由原企业主办，员工也是原企业的在册职工。由于没有触及产权和劳动关系问题，分离很难彻底。如此反反复复，依附关系总是难以了断，真正解决问题需要更大力度的改革。另一方面，国有大企业内部都有大量从主业分流下来的富余人员，不能简单地推到社会上去，企业需要自己想办法安排他们再就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推进的。

2002年11月，国家经贸委等8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印发〈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国家经贸委〔2002〕859号，以下简称“859号文件”）。859号文件是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性文件，制定过程中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反复的修改。

859号文件把国有大企业的改革、结构调整、内部重组和富余人员再就业工作结合起来，把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政策引入国有大企业的辅业改革之中。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以往，这两类国有企业的改革政策是相互独立的。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是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大企业改革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针不同、政策也不能跨界使用。859号文件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结构调整、重组改制和主辅分离中，利用企业的非主业资产、闲置资产和关闭破产企业的有效资产（简称企业的“三类资产”），改制创办面向市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法人经济实体，多渠道分流安置企业富余人员和关闭破产企业职工，以减轻社会的就业压力。具体工作要求主要是：

第一，辅业单位必须进行股权多元化的改革。859号文件规定，对改制的辅业单位应按照《公司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合资、合作、出售等方式，逐步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具备一定市场生存能力的改制企业，可直接改制为非国有法人控股的法人实体；暂时不具备条件，或职工在观念上还难以接受的改制企业，可阶段性保持国有法人的控股地位，待以后条件成熟时再进一步改制。

第二，改制企业与职工的劳动关系必须进行调整。原主体企业和改制企业要按照国家规定与职工变更劳动合同，用工主体由原主体企业变更为改制企业；原主体企业要依法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对经济补偿金等改制成本，改制企业可用国有净资产支付，由此减少的国有资产，按程序报批后冲减国有资本金。可以用国有净资产支付改革成本，是中央政府的文件中第一次明确认定，这是一个很大的政策突破。

第三，改制企业要与原主体企业理顺隶属关系。859号文件明确，改制企业与原主体企业除产权关系外，不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改制企业要建立以产权关系为基础的法人治理结构，制定各项管理制度，完善监督约束机制。

第四，对符合要求的改制企业，政府给予税收优惠。859号文件明确要求是：利用原企业的“三类资产”，独立核算、产权清晰并逐步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吸纳原企业富余人员达到30%（含）以上，与安置的员工变更或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凡符合上述条件的改制企业，可享受三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政策。

辅业改制企业的产权要动、职工的劳动关系要变、企业的管理关系要调整，这几条都是以往国有企业改革中最为核心的难点问题。落实859号文件的要求，无异于在国有大企业内部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改革，把辅业单位及其职工从主体企业中切出来，送到市场上去。这又是一项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工作。

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涉及资产处置、职工安置、劳动关系、债权债务处理等一系列非常具体的问题，在实际操作中非常复杂，仅有一个原则性的总体文件是不够的，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政策细化。

2003年3月，国家经贸委等3部门下发了《关于中央企业报送主辅分离改制分流总体方案基本内容和有关要求的通知》，明确了中央企业总体方案的报送内容和备案内容；2003年7月，国资委等4部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明确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国有控股企业的界定标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划分标准、辅业资产的界定范围等问题；2003年7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3部门下发了《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劳动关系处理办法》，规范了辅业改制中劳动关系处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事项；2004年1月，国资委印发《关于中央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资产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三类资产”的认定和处置作出规定；2004年3月，国资委等3部门下发了《关于中央企业报送主辅分离改制分流第二批实施方案有关事项的通知》，对中央企业第二批及以后批次实施方案的报送内容作出规定；2005年9月，国资委等3部门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通知》，对辅业资产进场交易、内部退养人员等预留费用标准等问题给予明确。

这一系列配套文件与859号文件一起，构成了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完整的政策体系，为规范、有序推进这项改革奠定了比较扎实的政策基础。要使大量的辅业单位及职工离开主体企业进入市场，推进的难度很大。但国有大企业的领导人普遍认为，这是国有企业做强做精主业、解决好辅业和存续企业问题难得的政策机遇，因而都积极行动，采用了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

企业层面比较普遍的做法是：重新梳理企业的发展战略和内部资产，更清晰地界定主业，规范地划定和处置“三类资产”；积极推进开放式改制，通过产权交易市场等方式引入外部投资者，尽量减少由原主办企业控股、职工持股的改制形式；帮助改制企业选好经营者、做好发展规划，对拟改制企业的资产适当进行调整改造、填平补齐，以提高企业进入市场后的生存能力和竞争力；将改制企业扶上马、送一程。国家经贸委、国务院国资委于2003年、2004年、2006年三次召开全国性的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介绍和推广企业创造出来的成功经验。

中央企业主辅分离实施的最大项目，是攀钢集团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攀钢集团）下属钢城企业总公司整体移交攀枝花市政府管理。钢城企业总公司是攀钢集团主办的辅业企业，职工人数超过1万人，年营业收入近60亿元，注册为厂办集体企业。钢城企业总公司的顺利移交使攀钢集团的辅业负担大大减轻，也有利于钢城企业总公司自身的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同时对攀枝花市的经济发展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是一个典型的多赢的结果。

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是有期限的，最终的审批截止时间是2008年。截至2008年底的统计，全国有1365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了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分离改制单位10765个，分流安置了富余人员263.8万人。其中，77家中央企业经审核批复的改制单位共有5283个，分流安置了富余人员88.2万人；在这些改制单位中，非国有法人控股的企业有4917个，占中央企业改制单位总数的93.1%。

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是一项阶段性的专项改革，前后大约进行了6年时间，但工作成效明显，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

第一，这项工作加快了国有大企业的改革和结构调整。为推进辅业的改制分离，各企业都对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内部资产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重新梳理，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和组织结构得到了优化，发展方向和主业更加清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普遍得到提升。

第二，这项工作使中央企业减少了40%的富余人员。这是很大的一个进展。辅业改制分离盘活了原先利用效率很低的企业“三类资产”，同时减少了对社会稳定和就业的冲击。在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的推进过程中，相关企业基本没有出现不稳定事件。

第三，这项工作为长期困扰国有大企业的辅业问题、存续企业问题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解决途径。

从总体上看，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给单位和职工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和一个新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发展的效应都比较明显。根据2008年国务院国资委对中央企业1519个辅业改制单位的统计，其用工人数比改制时增加了35%左右，职工的收入比改制前增加了20%左右。

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提出，“改进和规范复式预算制度，建立政府公共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

2003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开始后，各级国资委相继成立，这项工作开始具备了实施的条件。最初的探索是由一些中心城市进行的，如北京、上海、深圳、武汉等。

2004年5月，北京市政府批准了市国资委提出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方案及配套的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办法。之后，北京市国资委向所出资企业下发了《关于建立北京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体系的通知》。

从2005年开始，北京市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工作全面覆盖所出资企业，按税后利润20%的比例收取国有独资企业利润。市国资委负责编制国有资本收支预算，报市政府审核批准后，由市国资委负责预算的执行、调整和决算工作。预算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列收列支，但不与市财政的公共预算相互平衡。

深圳市政府于2005年初印发了《深圳市属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收益管理暂行规定》。文件明确，市国资委负责国有资产收益的收取、使用和管理，国有资产预算和公共预算分开。对国有资产收益的征收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当年企业净利润的30%。相比较而言，深圳市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独立性较强，与公共预算完全分离，各自独立运作。上海市的模式与深圳市大体相似。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由一些中心城市率先进行探索，有很强的合理性。城市政府直接面对着大量的国有企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布局结构调整非常频繁。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需要进行结构的调整和改造，困难企业的问题需要解决，历史包袱、社会负担需要消化，企业的破产退出需要很大的成本，新产业的发展需要资本金注入。所有这些任务都要有相应的资金投入，这些中心城市对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有着非常急迫的现实需求。

2007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国发〔2007〕26号，以下简称“26号文件”），要求在全国范围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中央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从2008年开始实施。

26号文件是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最重要的基础性文件。文件明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是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国有资本收益的合理分配及使用，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完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国有资本的合理配置，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文件提出了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三项重要原则：一是统筹兼顾、适度集中，适度集中国有资本收益；二是相对独立、相互衔接，既保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完整性和相对独立性，又保持与政府公共预算的相互衔接；三是分级编制、逐步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行分级管理、分级编制，根据条件逐步实施。

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支范围，26号文件给予了明确界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入主要包括：国有独资企业按规定上交国家的利润；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获得的股利、股息；企业国有产权或股权转让的收入；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国有股权（股份）分享的公司清算收入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方向主要包括：资本性支出，根据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以及国家战略和安全等需要，安排的资本性支出；费用性支出，用于弥补国有企业改革成本等方面的支出；必要时可部分用于社会保障等项支出。

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26号文件规定：各级财政部门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主管部门，各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单位。

（编辑 季节）

中美之间的冲突是结构性矛盾

    中美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结构性矛盾导致的，我在此引用一些数据和案例加以说明。中国这30年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少有的。30年前德国、日本人均GDP是中国的80倍，韩国是30倍，香港将近40倍。马来西亚当时是中国的10倍，泰国是中国的7倍，菲律宾和缅甸是中国的3倍，印度也比中国略高一点。

    今天形势已经完全逆转了。德国从当年的80倍变成了4倍，日本、韩国大约都是3倍，其他国家都已被中国超越。印度今天人均GDP只有0.26万美元，是中国的五分之一。中美对比也发生较大变化，1981年我国GDP是美国的6%，1991年是6.2%， 2001年达到12.7%，2021年达到74%。这种对比实在太强烈了，毫无疑问，这将带来中美双方结构性的一些冲突和矛盾。

科技方面同样如此。我曾长期在科技部工作，也长期研究科技战略和政策，可以说是这几十年中国科技变迁的亲历者、见证者。2003年，国家启动中长期科技规划论证和编制，当时我们在高科技领域没有几个拿得出手的东西，连跟踪都非常吃力。现在呢，可以说已经发生了格局性改变。比如，我国航天领域的载人航天、空间站、登月都已变成现实。当年卫星定位导航是“卡脖子”工程，今天北斗已经实现了超越，我们不再受制于人。

    大飞机是我20年前在科技部期间曾经深入研究的一个领域。我国20世纪80年代启动了运10，后来无疾而终。我介入大飞机战略研究的时候，大多数部门都认为做不了，做出来也无法商用。今天我们的C919已经飞上了天空，而且已经批量投入商用。

    新能源汽车也是如此。20年前论证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曾有新能源汽车的方案，曾经被否定了。通过十年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今天打了一个翻身仗，奇瑞、吉利、比亚迪等后来居上，为中国汽车正名，让中国汽车大批量走出国门。

    5G更是如此。当年我们做3G都勉为其难，所以当时中国发布 3G移动通信标准时是世界上唯一使用三个标准的国家，相当于为一个电信服务付出三倍的成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我们的通信技术有较大差距，不敢肯定TD到底能不能正常商用，只能选择妥协。今天，中国5G已经全球领先，这也是华为被美西方围剿的根本原因。

还有载人深潜器。全球现在拥有能够到达海底万米深渊，而且能够正常开展工作的深潜器的国家，只有中国。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深潜器，而是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表明我们在控制、材料、通讯、照明、动力和系统集成等诸多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深海这个只有极少数国家才能到达的极地，中国人也来了。

基因测序仪过去百分之百依赖于美国，不仅完全受制于人，而且意味着我们的生物数据随时可以被别人拿走。今天我们已经实现了超越，华大智造自主研制的测序仪，在性能、成本和安全性方面都已领先于世界。前年华大智造与世界最领先的美国illumina公司在美国打了一场知识产权官司，法院判定对方是恶意侵权，赔偿3.34亿美元，这是到目前为止，中美知识产权纠纷中最大的对华赔偿额，也表明我们已经开始从技术学习者走到了技术引领者。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特高压输变电、煤制油、煤制氢、盾构机、核磁、三代核电、核聚变、高温气冷堆、核磁共振、量子通信、基因工程等等。中国科技井喷式的突破，完全打破了西方长期以来居高临下的“躺赢”。这些变化基本上都是在这20年内发生的，毫无疑问，给中美关系乃至中国与整个西方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新的变数。

中国与美西方关系的新变数

    国际关系的背后是利益，今天中美、中西关系的逆转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美国强迫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通过市场准入、关税和汇率等政策压制日本，给日本造成了30年的发展停滞。1995年，日本GDP是德国的两倍，是中国的8倍，是英国的4倍，是韩国的10倍，占到了美国GDP的73%。日本在半导体领域完全超越美国，这是令人震惊的奇迹！30年后一切都发生了反转，现在中国GDP是日本的4.5倍，美国是日本的6倍，德国已经超越日本了。20世纪90年代曾经在中国称雄的日本家电企业索尼、松下、东芝、夏普、三洋，都已成为明日黄花。美国强加的一个广场协议加上一个半导体协议，基本上把日本打趴下了。

高科技领域之争并不是意识形态问题，本质上是利益之争。美国对发达国家日本尚且如此，更何况中国呢？新加坡前驻美大使陈庆珠说，美国对高科技产业的态度，就是“是我们的”，特别强调这是他们的领地，是不可以自动让渡的。2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与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有一个对话，那时中国还只能做服装鞋帽和加工贸易，就是所谓“7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而当时一件衬衫赚一块钱，这样的交易模式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周教授问：假设有一天当中国也决定制造大飞机的时候，美国人会怎么看？一生高扬自由主义旗帜的萨缪尔森当即不假思索地说，那将是美国永远的痛。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是《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最近他有一段话：“如果中国一直专注于制造和销售低端产品，到底实行什么样的主义，社会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甚至素食主义也好，我们根本不感兴趣，也不会去关心。我们只关心能否购买中国的低端产品而已”。这是他的原话，他的全球化其实只是希望中国作为西方的“奶牛”而已。

让他们感到失望和震惊的是，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变化太多太大了。2002年《人民日报》有一则关于十六大报告的报道，提出到2050年中国经济有望达到世界第二的愿景。而仅仅10年后，中国超越了日本，现在已经是日本的4.5倍。从1990年到2023年，中国GDP增长38倍，印度增长5倍多，其他国家增速都低于4倍，意大利、日本是负增长。全球热议的百年未有之变局，主要就是指中国崛起。

美国对中国科技的打压不断加剧

    因此，美国对中国科技的打压毫不奇怪，而且只会不断加剧。以华大基因为例，从2018年开始遭受“301调查”，进入美国制裁名单，其4家下属机构被美国列入负面清单，可以说打压力度一轮超过一轮。他们运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禁止向中国传输人类数据，目标直指华大。他们的《生物安全法案》直接点名的四家公司中，有三家是华大的（华大基因、华大智造和华大CG）。美国有一家CSET的国家智库，最近专门出台了一个报告《中国，生物技术和华大基因——中国混合经济如何扭曲竞争》，长达111页的报告对华大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其中特别强调“华大基因已经成长为一个国际竞争对手，在生物技术领域承担着与华为在电信领域相同的角色”，这是他们打压华大的全部理由。

    目前美国对华大基因的打压是用举国之力，我将此概括为“四全”：第一是全政府，包括商务部，国防部、国务院；第二是全社会，不仅仅是企业竞争对手，连NGO、大学和科学共同体也都跟进；第三是全方位，不仅仅是贸易，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学术交流、人员往来都受到限制；第四是全西方，不仅仅限于美国，许多西方盟友也行动起来了。过去长期与华大密切合作的一些欧洲国家，比如德国、丹麦、瑞典、英国等，也都纷纷与华大科技脱钩。甚至中东一些长期合作伙伴也明确表示，美国正在向他们施压，要求切断与华大的合作。

2023年德国政府制定了一个专门针对华大的内部政策，即华大的设备再好不许买；华大的服务再好不许用；用华大的设备测出来的数据废掉，换上美国的设备重做；跟华大合作完成的论文不许发表；华大主导的技术联盟不许参加。由此可见，美国不仅硬实力很强，软实力也非常强大，可以调动全球的力量来对付中国的一家企业。

中美之争的关键是科技战

    面对日益复杂和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我们如何应对？我认为关键是做好自己。中美之争的关键是科技战，上甘岭战役就是科技战。很多人谈到金融战、贸易战，但是最较劲的夺命之战是科技战，决定双方最终命运的也一定是科技战。在美国的打压下，中国能不能向死而生，也一定是在科技战上。科技战不是遭遇战，而是持久战，我们并非束手待毙，而是面临许多历史性机遇。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研发投入全球第二，如果按平价购买力计算是全球第一。全时研发人员为全球第一，PCT专利为全球第一。全球投入研发最多的50家企业中，中国占了12家。我们不能自以为是，也决不应当妄自菲薄，而是要全力做好战略布局。

第一，科技发展正面临着深刻的变革。今天很多人谈到了人工智能，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同样的，生命科学领域也在酝酿着重大变革，由此带来的影响丝毫不比AI更小。尤其是AI和BT的结合，也许能够超过我们今天所有人的想象。变革就是机遇，变革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有所作为。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把科技战作为核心之战，全力做好科技发展的战略布局。

第二，引导资本、人才等资源加速流入民企。中国科技创新的希望在民营企业。目前民企新技术发明占到70%，企业研发投入的绝大部分也来自民企。华为每年投入研发1600亿元，华大基因年投入也高达27亿元。这种长期稳定地专注于一个方向和巨量投入强度，而且是高度开放和市场导向的研发模式，决定了企业已经走到科研前台，形成了经院式科研无法达到的技术创新能力。如何让民企在中美科技战中担当起应有的角色，甚至是主力角色，需要在国家战略层面上抓紧研究部署。

    第三，新型举国体制的最大变量是市场化。我们经常谈到我国的体制优势，谈到我们发展历程中举国体制起到的作用，其实美国也存在举国体制，而且其效率并不在我们之下。仅仅一个阿波罗登月计划就有11万人、3000多家机构参与，长达14年，这难道不是举国体制吗？今天马斯克能够一飞冲天，其背后依托的不仅是单纯的市场力量，而是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高度融合。SpaceX的核心技术平台基本上都在NASA，第一笔研发经费是NASA给的，第一个60多亿美元订单也来自NASA，这是NASA有史以来最大的单笔订单。当马斯克处于巨额亏损的时候，美国的创业资本仍然蜂拥而至，不断推高其市值。正是这种全社会汇聚起来的技术、资本、人才和市场力量，成就了一个传奇的马斯克。新型举国体制不应该是不惜代价、不讲成本，新型举国体制应与市场力量融合，其最大的变量就在于市场化。市场化程度越高，举国体制就越有生命力。

    第四，调整创新体系建设中的政府角色。我在政府部门工作多年，对政府在科技发展中的角色定位深有体会。过去我们在传统体制下确实做了太多不该做，也做不好的事情，而在营造创新生态方面又往往使的是反劲，以致再多的投入可能都是事倍功半。比如评价机制，论文导向、数量导向是谁引导的？学术行政化、学阀化日益突出，背后力量是谁？科研力量分散重复、恶性竞争，与政府科技资源配置有没有关系？面对日益严峻的科技战，我们迫切需要深化体制改革，科学确立政府在市场体制中的作用和定位，在创新体系建设中吸引和推动市场力量参与，促进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高度融合。

第五，对重点领军型科技型企业提供特别救济。现在有1300多家企业被美国列入负面清单，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的高科技领军企业。在美国的国家治理模式下，只要列入负面清单，几乎所有的机构都将选择后退和脱钩，这是真正的举国之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形成对相关企业的有效救济机制，许多被打压的企业处于孤家寡人之境。当企业正在冲锋陷阵的时候，如何得到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支持配合，这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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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可能在科技、资金流入方面加大对我国的限制，对我国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负面冲击，尤其是在创新氛围、高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较为直接的影响。

美国有关政策对我国吸引外商投资的影响

美国仍为全球第一大对外投资输出国，对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具有重要影响。美国将不断加大产业回流政策的力度，产业回流政策对其本土产业供给能力的形成还有待时日的检验，但在影响FDI的流动方面将会有直接的反应。

近几年美国FDI流入规模明显增加。2024年上半年，流入美国的FDI达1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4%；① 其中制造业的投资规模将近500亿美元，同比增长82.4%，制造业一跃成为美国吸引外资的第一大产业。在制造业细类中，电气设备投资增长200.8%，交通设备投资增长1403.1%，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投资增长超过30%。这些增长较快的行业，均与拜登政府推动的产业回流政策直接相关。

从资金来源地看，对美国投资前五大国家为英国、爱尔兰、荷兰、德国、加拿大，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也是全球推动产业链重构的重要力量。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审查依然严苛，2024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FDI规模为42.3亿美元，同比下降22.6%。美国对全球资金所具有的虹吸效应还体现在舆论导向上，力求在全球范围形成新的投资热点，虽然这些热点地区从长期看未必有足够的吸引力，但其短期影响是明显的。

拜登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对一些行业产生了较大吸引力。未来特朗普任期，在吸引企业回流的方式上可能有所改变，比如减少补贴、转而采取关税等“大棒”政策。由于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其执政期间对外来投资的吸引效应也许会下降，但对地缘政治的影响程度会加深。由此，我国吸引FDI的环境将更加复杂，招商引资的措施应根据新形势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优化。

美国对我人才和投资限制可能带来的负面经济效应

美国对中国人才入境限制政策。2020年5月，美国白宫发布《关于暂停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以非移民身份入境的公告》，当年6月1日生效。据估计，这项总统令每年可能阻止多达5000名学生赴美留学，相当于每年赴美留学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学科中国学生的1/4。

2020年7月，美国国务院引用《移民和国籍法》（INA）第212(a)(3)(C)条规定，拒绝“中国科技公司的某些雇员”入境。特朗普政府还规定，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只能获得有效期为一个月的一次入境签证。

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人才的入境限制，并进一步收紧限制。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都提出禁止联邦科学机构的人员参加外国人才招聘项目。《美国政府支持国家研究安全政策》使用指南则要求相关研究人员披露其外国机构隶属情况等信息，限制中国及其他国外科学家在美从事科研工作。

美国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限制措施。2018年，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扩大了CFIUS对涉及“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个人数据”交易的管辖权，CFIUS权限扩大到可以阻止非控股权交易。2022年9月，拜登签署行政令，要求CFIUS加强审查某些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特定交易，尤其是来自“竞争或敌对国家”的资金，并新列出五项未来审议外资时要重点考虑的国家安全因素。虽未直接点名中国，但从资金来源表述看，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措施。特朗普政府并未对美企境外投资进行系统性审查，但拜登政府改变了这一情况。2022年7月，拜登政府对美国议员提出的“国家关键能力防御法案”表态，称支持国会采取行动，要求美国企业在中国“关键领域”投资前通知美国政府。法案要求美国公司披露在中国新兴领域的投资计划，如半导体、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2023年8月，拜登签署《关于解决美国对有关国家的某些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的投资问题的行政令》，授权美国财政部部长禁止或限制美国对中国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三个领域的某些投资。

2024年9月26日，美国众议院提出《爱国投资法案》，拟取消对中国资本市场投资的资本利得税优惠，将税率提高至上限。此举旨在限制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从而减少对中国的资本流动。一旦该法案通过，会促使一些投资者从中国撤资。

可以看到，美国以上这些政策是具有连续性、且不断被强化的。以特朗普和他的组阁团队成员对中国的态度看，他不会放松在第一任期及拜登任期内推出的针对我国科技的打压政策。

美国的人才限制和投资限制政策直接影响到美国企业对我国的投资，尤其影响到对我国创新型企业的投资和企业的发展。据日经中文网资料，2014-2023年间，美国对中国投资持续减少，特别是2023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同比减少约四成。特别是在IT等专业领域的投资，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23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中，汽车等“运输设备”同比下降99%，而“机械”也大幅下降了九成，整个制造业的投资减少了三成。

另外，从美国向中国流入的风险投资大幅下降：2018年为近500亿美元、投资次数近1000次；2019年300亿美元、600次；2020年350亿美元、700次；2021年450亿美元、900次；2022年断崖式下降到150亿美元、240次左右。一些著名的创投基金活跃度明显下降，如红杉中国对华投资项目数量，从2022年的204次减少至2023年的63次。

美国创投资金对市场的引导作用非常明显。美国此类投资下降，对我国创投市场的活跃程度造成重大影响。据第一新声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我国创投市场的出资总额同比下降30%左右，投资次数和金额也下滑了近四成。新成立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数量减少，认缴规模同比下降28.3%，市场的活跃度和信心下滑。

美国对中美间科技人员交流的限制、对中国企业进入美国融资的限制，以及对美国资金进入中国科技类行业的限制，对我国创新经济的影响是直接的、深入的，需要高度关注。

全球的开放政策是我国高质量开放体系取得良性效应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与全球市场的一些创新做法接轨，一些有利于企业创新的价值理念、投资管理规则，对我国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业态及以此为发端的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美国PE/VC等股权投资市场资金来源丰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家族理财办公室、主权财富基金以及非营利捐赠基金等长期资金实力雄厚，主体多元，偏好多样，风险承受力强。这些投资资金支持高科技企业创业的模式及生态，已经成为推动全球新企业、新产业发展的重要策源动力。

美国对创投资金的投资限制以及对美国融资市场的限制，不仅直接影响科创企业的融资，也影响资金的退出。美国风险投资主导的对创投企业的兼并收购，以及在美国NASDAQ市场的上市，都极大拓宽了创投的退出渠道，形成了资金投入到退出的完整链条。美国限制中国公司在美国的融资也会影响美国创投资金来源。

美国在投资方面限制中国，使创投资本来源受限只是影响之一，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创投资本循环的体系受到影响。美国在科技方面的活力及创新机制对全球资金的形成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加之对中国人才培养、交流的负面限制，将会对我们的整体创业生态造成影响。中国初期创新业态，尤其是互联网创新人员大多有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经历，创投企业大多有美国创投资本的身影。21世纪初中美两国间的人员和资金交流，丰富、活跃了两国创新氛围，中美业界相互启发、相互激发，助推了互联网业态从美国到中国的波浪式推进，引领了全球创新浪潮。美国的这些限制措施，对我国科技创新及科技成果转化将带来不利影响。

对策建议

国际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干扰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但反观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衰落，以及印度、越南等发展中经济体在引资方面出现的波动，说明自身政策的制定和环境的完善是根本。在当前形势下，我国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应对：

第一，重视研究美国切断对中国的资金联系、特别是切断创新资金的联系后，对我国可能造成的缺口和影响；研究在国内循环尤其是资金循环上围绕创新经济发展形成体制机制的突破，推动助力新质生产力的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我国原创性科技研发投入更加重要，高科技人才的自我培养体系建设更加重要，企业家精神的培养更为迫切。我国需要更多高素质的企业家具备突破科技瓶颈和形成新业态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模仿跟随。

第二，利用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夯实成熟产业链及配套，不断巩固和提升我国已经具有的产业竞争优势。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规模效应，为各产业发展创造足够的市场空间。我国国内大循环要推动高质量发展，避免产业发展在低赛道过度竞争与“内卷”。

第三，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政策环境、税收环境，要避免政策的反复，更不能走回头路；既给国内投资者带来确定性，也对外资产生更大吸引力。今年11月4日的《FINANCIAL TIMES》炒作所谓“中国的税收政策打击投资者信心”，该文提出，近期中国税务部门要求高收入个人和企业自查纳税情况，补交纳税欠款，以增加地方政府收入。这一政策导致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富裕人群的不安甚至“担忧”。这类信息真假难辨，但在市场上的传播会产生不好的导向，对我国招商引资产生不好的影响。

第四，围绕创业投资，需要梳理现有的循环体系。在美国加大对中国的投资限制及市场准入限制后，我国需要建立新的机制体系，打通创投资金的循环体系。激活更多的中国耐心资本，形成创新资本的活跃的供求市场，并不断提高对美国之外的国际资本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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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最复杂、选民最分裂的美国大选

2024年美国大选分两个阶段。8月初，美国民主党大会之前是拜登总统与前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竞争；民主党大会之后是副总统哈里斯与特朗普的对决。第一阶段，特朗普占尽上风，他在与拜登辩论中咄咄逼人，使拜登身心俱疲，难以招架，不得不将总统大选重任交给副总统哈里斯。第二阶段，8月，副总统哈里斯在民主党代表大会决议下仓促上阵，在保持拜登主要内外政策基础上，政治光谱上趋于中间偏左的激进自由主义倾向，在性别、堕胎、控枪、气候变化上比拜登更激进，更加注重价值观、法制等社会议题；提出“机会经济”口号，强调关注黑人、拉丁裔等中下层百姓利益，让企业和富人承担更多的责任，并承诺不对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下的百姓加税，提高制药公司定价透明度，免除低收入人群医疗债务，维护拜登的《平价医疗法案》；促进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走清洁经济道路；在对外政策上继承拜登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联盟战略；在对华政策上坚持“战略对手”定位，继续在地缘战略和经贸科技上对华施压和打击。

    但从此次大选结果看，美国选民显然对哈里斯激进自由主义的一套不买账，反而对特朗普以美国利益优先考量“再工业化”进程，使美国再次伟大，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大力开发化石能源的主张，以及对全球征高额关税以对冲美国高债务和高通胀率，以美国优先强基壮体，以全球战略收缩突出制华重心，退出对美国不利的国际义务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为特征的主张更感兴趣，特别是接受特朗普要求“排干沼泽”为政府瘦身，打击腐败的主张。尽管目前美经济指标不错，9月年通胀率2.4%，年核心通胀率3.3%，失业率4.1%，但这些数据显然与选民感觉错位。特朗普不仅在选举人票上大胜（312:226），而且选民票也居于领先（50.4%:48%），且共和党重新夺回参议院多数席位，维持众议院多数席位，共和党赢得27个州的州长。特朗普已将行政和立法权均掌握在自己手里，且高法由保守派法官掌控，为特朗普下一步推进激进的政府结构改革与政策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特朗普当选对美国对外战略及对华政策的影响

特朗普再次当选，使其“美国优先”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可以继续实施：对内强化美战备思维“内顾化”倾向，无需顾虑“深层政府”掣肘，行政、立法、司法大权在握，将依托一批保守派亲信推进对行政当局、军队、情治部门等的结构性改革；推进驱逐非法移民和开发化石能源日程。对外则以“美国优先”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理念确立美国未来战略重点、经济利益、策略手段和利益交换机制，回归“有原则的现实主义”风格，打破二战后形成的美领导的联盟体系主导国际秩序的掣肘，倾向于以推动主要大国双边关系为主的外交战略，企图对美欧亚盟国征税或要求其更多负担美驻军费用，谋求重建“美国优先”的霸权世界格局。

在对华战略上，特朗普谋求在欧洲平缓俄乌冲突，寻求在维护以色列利益基础上推进阿以和谈方案，进而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落实印太战略。

一是特朗普政府将优先考虑对中国经贸施压，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特朗普上任初期可能对我国抬高要价，以高额关税为抓手为美攫取经济利益。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宣称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的关税，由此，将严重冲击中美经贸关系，将使中国对美出口造成重大损失。目前我国仍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1-9月，中美贸易额为5044亿美元，其中我国对美出口3811亿美元，从美进口1233亿美元，我国顺差2578亿美元，且经过多年贸易战，中美货物贸易种类大体固定，我国在对美国出口上将会承受相当大的冲击，有人估计可能对我GDP增长造成一个百分点以上的影响。但大幅提高关税也将提升美国的通胀率，据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算，此举将使美通胀率上升0.4%，如中国对美国实行报复，则美通胀率将上升0.9%。

二是特朗普将在全球战略上实施重新洗牌。除增加关税外，将要求欧亚盟国为美驻军增加支持经费，提高美对其安全的“保护费”；谋求调整大国关系，以结束俄乌冲突为突破口，谋求稳定美俄关系，甚至以放松金融制裁或解冻俄资产，换取俄松动谈判立场，在中俄之间“吹逆风”，尽可能在中俄关系中打入楔子；在中东维护以色列既得利益，推进阿以和谈。美国企图在全球战略内固化的同时，重点针对中国，推进印太战略新布局，重新布局对印太两洋双边为主的战略经贸关系，可能废除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重拾“在公平对等基础上推进双边贸易协议”，致力于自由市场经济，与盟国加强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随着美新政府全球战略调整，以及重塑印太战略，中美关系可能在新的双边建构中寻求某种平衡。

三是特朗普政府不会抛弃台湾这个战略棋子，但将要求台湾当局和企业对美多交“保护费”，对我国打台湾牌仍是特朗普对华政策应有之意。毕竟特朗普只有4年时间，其变革内部、谋求振兴美国经济是重点。

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几点思考

1.特朗普重新上台是美国国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必将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在特朗普第二任初期，我国可能面临战略与经济、科技的巨大压力，中美博弈的频度和烈度都可能“走边缘”。我国应坚持对美既定方针和与美缠斗的主轴，以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应对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新变化，扎实做好在台海军事斗争准备，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

2.准备应对美对我国施加巨大关税压力，以活跃国内经济和货币金融手段对冲高额关税带来的影响。我国科技界宜做好美对我国在科技创新产业进行多方面施压封锁准备，坚定树立自主创新精神。利用好特朗普对盟友征税可能提供的机遇，强化与亚太和欧洲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和科技关系，对冲美压力，利用好RCEP及美欧经贸关系可能变化提供的机遇。

3.对特朗普处理中美关系趋向要冷静观察，特别要注意其周边对华强硬保守派人物动向。这些人反华意识浓厚，主张以战略、安全、经济、科技高压削弱中国发展基础。他们入阁必将对中美关系产生负面冲击，我们仍需在斗争中寻求各种发展机遇。

4.深入做友华人士和民主党官员工作，做好马斯克等企业家工作，加强中美商界和文化交流，加大以商促政的力度。

5.在台湾问题上坚持原则，对美售台武器等利于“台独”分裂活动的企图绝不让步，在对美开展涉台外交同时，积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以美进我进、后发制人原则处理台海局势。

（编辑  尚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