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是相对弱势的群体，要为有能力的农民提供在城市拼搏成功的机会，同时进城可能失败的农民也需要将农村作为返乡退路，还有大量农民需要在农村获得基本保障。正是农村的保障为城市市场体制的高效运作提供了基础条件。

关键词：市场与社会  农民进城返乡  农村基本保障

一、引论

新中国为实现工业化宏伟目标，在建国之初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城市以国营企业为主，农村从初级社、高级社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城乡体制界限分明，除非通过招工、参军和考学，农民户口不能迁入城市。为了更好地筹集工业化原始资本，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村提取了大量资金用于工业化建设，从而建成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快速工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放松了对农村发展工业的限制，且放松了对农民进城的限制。随着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越来越多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入二、三产业，从农村进入城市，政府适时放松了户籍管理制度。当前，农民进入城市的体制机制障碍基本清除，决定农民能否进入城市体面安居的，主要取决于农民能否在城市就业、获利的机会，以及是否具备在城市安居的经济条件。

同时，国家对城市资本下乡有所约束。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明确“不得通过下指标、定任务等方式推动土地流转”，强调“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这样形成一种城市向农民开放而农村限制城市资本进入的体制。国家之所以采取这一政策体制，显然是要保护农民的利益不受侵害。习近平总书记讲：“农民在城里没有彻底扎根之前，不要急着断了他们在农村的后路，让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 其中原因是，农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无论是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他们都是最少的，而他们的人口规模极为庞大。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在城市中打拼，很可能成功融入城市并在城市体面安居；也可能进城失败退回农村。并且，农民进城并非全家一次性搬到城市，家中年富力强者进城，劳动力较弱成员留村；多数是年轻时进城，年老了可能还要返乡；城市经济繁荣阶段进城，萧条阶段只能返乡。保留进城农民的退路，为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民保留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不只是出于对农民的关爱，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农民才可能是中国现代化的支持者。

一直以来有一种强烈的政策主张，就是要“打破城乡壁垒，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本）在城乡自由流动。 按这样的主张，就是要推动资本下乡，加速农民进城，在城乡之间建立一个没有壁垒（也就是没有保护）的市场体制，从而让所有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优化配置，进一步释放生产力，发展经济。这种主张看起来似乎有道理，因为在更大范围和更有深度的资源配置中，可以释放更大生产力。但这种主张的问题，是对当前中国发展阶段及中国国情缺少理解，现实市场是有边界的。

当前中国实际上已形成了城乡两种有所差异的体制，即作为经济发展极的更加“市场”的城市体制和作为稳定器的更加“社会”的农村体制，而更加社会体制的农村，为更加市场体制的城市提供了稳定运行的基础与保障，城市市场体制也为农村社会体制带来了机会与活力。 从这个现实状况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当前中国保护型二元体制的特征与功能。

二、高度竞争的城市市场体制

城市经济的高度竞争、优胜劣汰具有充分活力，各种生产要素得到优化配置，并在有限地域范围完成了产业聚集，形成了相应的规模效益的城市经济。目前，城市二三产业产值已占全国经济总量的90%以上。城市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完整的产业配套，有大学和科研院所提供的科技服务，以及完善的金融和生产服务体系，城市是过去三十年以及未来若干年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市场经济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会产生社会分化。市场有效是以优胜劣汰为基础的，激烈的市场竞争伴随着大量失败和不平等现象。高效市场体制产生的问题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产业分布越来越向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聚集，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二三产业大量关停；二是企业的优胜劣汰导致产业集中化，大量企业债务严重、倒闭；三是市场往往缺少对劳动力的有效保障，尤其缺少对进城农民工的保障；四是高效市场几乎必然会带来经济周期。

本文重点讨论劳动保障。城市经济为进城农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这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前提。也正是因为中国有大量愿意接受较低工资的高素质劳动力，形成了持久的“人口红利”；依靠这一竞争优势，中国制造几乎天下无敌。

廉价劳动力资源是建立在农民工主要依靠以农村为基地的家庭劳动力再生产基础上的，正是当前这种中国农民普遍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支持了中国高素质廉价劳动力的再生产。但农民工的低收入又导致他们很难在城市体面安居（尤其难以在他们务工的沿海地区或大中城市安居），只具备在家乡县城买房的能力，以及在年老时退回农村养老。

农民工年轻时进城务工，但缺少在城市体面养老的保障条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也缺少为进城农民工提供高水平社会保障的财政能力。

在一定限度内，城市就业机会不足，出现一定社会失序，是可以忍受的。但如果城市出现了大量失业半失业人群，大量进城农民在城市漂泊，甚至身无所居，影响社会安定，社会治理成本将急剧升高。一般的社会治安问题很容易演变为政治问题，甚至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中国现代化事业就可能出现困难挫折。

在所有城市劳动力中，农民工是最为弱势却又最有韧性的人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2000万农民工提前返乡，我当时正在贵州农村调研。按返乡农民工的说法：回到农村家中不就是吃饭时多一双筷子、打麻将打小一点吗？当城市缺少就业机会时，因为有农村退路，农民工就不愿长期在城市漂泊；农民工年龄大了在城市不再好找工作时，随时可以退返农村。这将使留在城市缺少机会群体的数量不会太大，就业竞争也可以相对缓和，国家也有能力为城市中人数有限的困难群体想出缓解困境的办法。

实际上，因为有农村退路，进城农民工大多不愿意缴纳养老保险，因为他们退休后可以拿到的养老金不过是自己之前所缴纳的那部分。而农民有很强的获得现金收入的倾向，关键是，他们有农村退路，在农村就有办法，而即使有养老保障，他们在城市养老也会相当艰难。

这个过程中，利用农村社会体制来平衡和对冲城市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负作用，消化市场竞争中可能带来的社会分化问题，十分关键。

三、保护弱者的农村社会体制

相对于以市场体制为主的城市，农村则是以社会为主的体制，这既与国家制度设计有关，也与中国农村的特性有关。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体制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传统村庄熟人社会

中国是原住民国家，农民祖祖辈辈生活在村庄中，是非亲即邻的熟人社会，是生产、生活、人情三位一体的基本社会单元。村庄是熟人社会，彼此间血缘加地缘关系，成为一个人情单位甚至“自己人”单位。村民之间彼此了解，容易信任，相互帮助，就产生了社会资本。正是村庄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交往，产生出村庄共识与人生意义。

村民祖祖辈辈生活在村庄中，即使农民进入城市在城市安居，也有家乡的乡愁与牵挂。落叶归根和入土为安，是中国农民的“宗教”。只要回到村庄就可以安心，就回到家了，身体和精神上都不再漂泊流浪。

（二）村社集体经济

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所有农户都分配了宅基地和承包地，农户宅基地无偿分配，免费使用，几乎所有农户都在宅基地上修建了住房。农户具有长期且稳定的土地承包权。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他们的父母仍然留守务农。就是说，农户家庭在没有减少土地农业收入的同时可以增加进城务工收入。农户全家进城，他们将土地流转给其他农户，优先流转给亲朋邻里，委托亲朋邻里照看自己留在村庄的房子，照料可能留守农村的老年父母，当他们回村时可以要回承包地自己耕种。只要与土地结合起来，农户家庭就可以衣食无忧。

（三）人与自然的结合

农民世代与土地相伴，只要与土地结合起来就可以自给自足。庭院经济不仅可以种蔬菜养鸡鸭，而且是休闲生活的一部分。

农村四季分明，尤其适合退休养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年轻时在城市打拼，年龄大了退回农村养老过休闲生活，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当前，国家为城乡提供大体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并不比城市差太多，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当大有可为。

以上三个方面都显示出农村与城市市场体制相当不同的社会体制特征。农村体制中有更多自然经济的、传统关系的，更强调公平、公正和基本保障社会主义的成分，而不只是强调效率与竞争。在这样一种农村体制中，保底退路生存是重点，也就是说，当前的中国农村为每个农民提供了最为基本却又基础的保障，为每个农民提供了在农村体面生活的基础，为每个农户奠定了在农村完成家庭再生产的条件。有了这重保障，农民就可以放心大胆进城打拼，在城乡之间往返进出，以最大限度发挥主体性。

越来越多农民在城市安居，他们让渡出之前农村的获利机会；留守的农民也就增加了在农村获利的可能。有能力进城安居的是农民中的强者，在城市打拼成功成为市场经济的受益者，而不应当再享受农村社会体制的额外好处。城市市场体制与农村社会体制形成了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和相互对冲的对立统一体。城市是发展极，农村是稳定器。

四、建设农村社会体制的着力点

我国乡村建设不是高风险、高竞争、高目标、高品质的乡村建设。今后一个时期，少数具备条件的农村（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可以提前实现2050年乡村振兴目标，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农业区的农村，乡村建设还远未达到现在就可以“强富美”的阶段。当前建设农村社会体制的关键，是为缺少市场竞争能力的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保障，而非抽象地、一般地服务于全体农民。

（一）建设“小美”乡村

“小美”乡村是相对于当前一些地方花费巨额财力打造的“大美”乡村而言的。一些省市在一个村庄花费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打造“和美乡村”，将乡村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建设得比城市还要好，而村庄中的很多村民都进城去了，打造的基础设施利用率很低，造成严重浪费。

当前农民追求美好生活的主要途径是进入城市，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已成功融入城市。几乎所有中国农民都有城市梦，农村是农民进城的出发点，农民并不期望农村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比城市更好，他们不是因为农村比城市好而留在农村的。他们的核心关切是可以获得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大美农村实在是太贵了。

（二）发展适老型农业

城市不再需要的低龄老年人，往往身体仍然健康，生产能力很强，且往往具有很强的生产意愿。当前全国农村耕地的70%仍然由农户家庭耕种，而在农村耕种的主要就是这些低龄老年人。他们种自家的承包地、带孙子，农闲时在附近打零工，他们的生活就建立在春种秋收的农时节奏上。

农村不仅低龄老年人种田，中龄的70岁左右老年人也普遍愿意种点田。种田不只因为有收入，而且是证明自己能够生产而不是在“等死”。

当前全国农村老年人种小块承包地十分普遍，所种耕地占到全国农村耕地的大约一半。老人种田，好处是不计劳动投入，管理精细，不利之处是规模太小，集体行动困难，新技术采用和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都可能不足。

因此，针对普遍存在的老人种田现实，应当推动适老型农业的发展，针对老年人种小块田、不利于集体行动和社会化服务不足的问题，提供专门的服务。

（三）发展互助养老

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家庭普遍出现了分离，就是年轻子女进城，老年父母留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大幅下降，农村养老遂成为大问题。

当前农村六十岁左右的低龄老年人普遍种自家承包地，而且往往想方设法在附近寻找务工机会，农村中龄老年人生产能力比较弱，但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强，生活自理能力弱的高龄老年人，需要不同层次的养老服务。

在不离家、不离土、不离村的情况下，村庄有大量劳动能力强、又有很强增收愿望的低龄老年人，如果国家能拿出少量补贴雇请村庄中的低龄老年人为高龄老人提供不同层次养老服务，则可能只需要比较少的花费就可以充分调动村庄资源，建立较高水平的互助养老体系。

（四）注重农村文化建设

农民在乡村只有有限的赚钱机会。一些低龄老年人可以在农闲时间外出打零工，退出生产但仍然具有生活自理能力的中龄老年人，他们大量的闲暇时间如何能够过得充实，让乡村社会生活更有质量，移风易俗和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就十分重要。

农村文化建设，要关注建设老年人组织，发挥“五老”群体的组织领导与带动作用，将农村大量有闲老年人组织起来，因为他们有很强的文化生活需求和社会交往需要。让他们的闲暇时光变得有意义，就是最重要的农村文化建设。

当农村社会体制可以为中国人数最多、资源最少的农民群体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保护时，城市市场体制就有了可以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的更大自由空间，中国市场体制就一定可以更加高效，中国经济成长也就更加强劲。所以，正是高度有效的农村社会体制为城市市场体制高效运转提供了基础，高效运转的市场体制所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又最终会将中国推进到高收入发达国家行列。那个时候，国家就有足够财政能力建设大美乡村，让农民也可以享受更多的福利。

  （编辑  碣石）

价格是市场供需博弈的均衡结果，是判断经济冷暖的风向标。2025年中国经济克服多种困难，取得了较好成绩，为“十五五”开局打下了良好基础。CPI长期在0%左右徘徊、PPI持续为负，房地产价格补跌，价格虽步入“缓冲期”，但筑底未牢，距年初设定的2%的目标仍有差距。展望2026年，需以更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带动价格水平企稳回升，为经济复苏打牢基础。

2025年中国经济“缓冲期”筑底仍不牢固，2026年有向好预期

价格是观察和判断中国经济运行态势的重要指标。价格是市场供求双方在交易中博弈形成的均衡结果，综合反映了居民购买力、企业利润预期、市场信心乃至经济结构的深层变化。因此，推动价格水平回到合理区间，离不开消费、投资、出口、汇率等经济各个变量的协调运行和有效配合。

价格是否进入“缓冲期”是判断当前中国经济能否筑底企稳的关键信号。“价格缓冲期”存在两种演化可能：一是成功筑底反弹，筑牢经济复苏基础；二是局面失控，价格再度陷入持续下行通道。2025年初，我曾预期价格下行将进入“缓冲期”并有望筑底。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2024年第四季度资本市场启动，股市反弹注入了新的市场活力；二是2024年底至2025年初，一批民营创新型高科技企业加速涌现，发展态势令人耳目一新，也让市场对经济复苏充满期待。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CPI涨幅目标设定在2%，但全年运行结果表明，从GDP平减指数到CPI、PPI，均在0%左右徘徊，与2%的水平仍有差距，“价格缓冲期”的底部尚未夯实。

展望2026年，我认为应比2025年略微乐观。一方面，随着对价格问题严重性共识的加深，宏观政策有望从供需两端发力，围绕“稳价格”推出进一步举措；另一方面，房地产投资的拖累效应已明显减弱，其基数经过多年下滑已降至低位，叠加基建、制造业投资可能企稳的态势，2026年整体投资的环比数据预期将出现好转。与此同时，出口的结构性优势和高科技产业的活力，也为2026年经济稳定提供了韧性。但必须清醒认识到，价格不会自发地回归到稳定、上升的通道中来，乐观预期能否转化为现实，完全取决于我们能否采取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要将仍不牢固的“缓冲”状态，切实转化为坚实的复苏起点。

从商品价格与资产价格看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

从结构上看，中国当前的价格体系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商品与服务价格，以CPI和PPI为代表，反映实体经济的供需状况；二是资产价格，主要体现为房价与股价，反映财富效应、风险偏好与市场信心。2025年两类价格水平的波动分化，暴露出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层矛盾仍在化解过程中，这些矛盾既是价格低迷的直接原因，也是2026年政策需要破解的核心问题。

（一）2025年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的“补跌”，成为制约价格稳定的核心变量

在所有资产价格中，房地产价格对宏观运行的影响最为深远。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在于，其价格水平既反映产业发展和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果，又作为重要的财富变量，对经济运行具有重要的反作用。2025年，中国一线城市房价出现较为明显的补跌，对市场预期造成显著冲击。

从经济运行的信号来看，房地产价格下行反映了较为严重的供给过剩。中国房地产市场经过二十余年的高速发展，整体已进入“总量过剩、结构分化”阶段。房屋存量，尤其是部分地区的商品房存量巨大，已远超阶段性有效居住需求，大量的存量土地和待售房源，构成了持续压制房价的“堰塞湖”。然而，在“债务－投资”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下，部分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仍有新增供给的惯性。如若不从供给端进行强有力的约束，仅靠零星的需求刺激政策，房价难以实现自然企稳。

从居民财富的组成部分来看，房地产价格的下跌严重抑制了居民消费。房地产价格的下行，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非主要通过金融危机渠道体现。与部分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房地产市场不存在高度复杂的金融衍生结构，按揭风险总体仍处于可控范围之内。真正的问题在于其对居民财富与消费行为的冲击。房地产是中国居民家庭财富的最主要储存形式，房价下跌意味着家庭资产缩水，特别是对于2014年之后购房且构成当前存量房业主主体的中青年群体而言。这部分人群往往负债率较高，房价持续下跌已使部分房产市值跌破首付，使其陷入“临界资产”或“负资产”状态。财富的蒸发直接打击了消费意愿与能力，尤其影响了那些原本具有较强消费倾向的年轻群体，这对扩大内需形成了严重阻碍。

未来房地产的投资属性将逐渐减弱，消费属性将逐步增强，并驱动行业格局发生根本性重塑。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下跌，房屋作为投资品的吸引力逐渐降低，房地产市场正加速回归其居住消费的本源，需求将主要由真实居住而非投资驱动。随着属性转变，行业运行逻辑也将深刻调整。高杠杆、大规模开发模式难以为继，大型房企持续面临出清压力。未来市场结构将更趋分散化与本地化，企业竞争焦点将从规模扩张转向存量更新、品质提升与精细化运营。

（二）股票价格稳步上升，为经济复苏提供正向支撑，但需维持在合意区间

与房地产市场相比，股票市场在2025年表现相对积极，主要股指从低位反弹并稳定在4000点附近。这一表现源于中央对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视、居民资产配置的转移、相对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以及市场对高科技企业未来成长的积极预期。从其影响来看，一方面，股票市场的稳定对整体价格体系产生了积极的对冲作用。股价稳定形成的“财富正效应”，部分抵消了房地产价格下跌带来的负面冲击。与此同时，股市的融资功能得到有效发挥，为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便捷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股价的上涨亦有其局限性。当前指数水平在经济增长放缓、企业盈利普遍承压的背景下，已经处于一个“不低”的水平。股市上涨具有“双刃剑”效应，过快过高的上涨可能积聚风险，反而不利于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因此，股市价格更倾向于在当前合意的指数下做结构性调整，缓慢上升。

（三）商品与服务价格在低位徘徊，是“供强需弱”矛盾的直接体现

2025年， CPI与PPI持续低位运行，CPI全年未能实现2%的预期目标，PPI更长时间处于负增长区间。CPI的疲软，核心在于终端消费需求不足。其背后是居民部门面临的双重压力：一是经济下行周期中，就业压力增大、收入增速放缓，削弱了消费能力；二是前述房地产价格下跌带来的“财富负效应”，严重抑制了消费意愿。当人们察觉到财富缩水，并对未来收入增长缺乏稳定预期时，会增加预防性储蓄，减少即期消费。这使得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内需的战略面临巨大挑战。

PPI的持续承压，则揭示了供给侧更为严峻的结构性过剩问题。当总需求增长放缓时，过去积累的庞大产能未能及时调整，在诸多行业引发了以压低价格为主要手段的“内卷式”竞争。企业为维持现金流和市场份额，被迫卷入价格战，导致工业品价格被系统性压低，利润空间日益稀薄。这种“低价—低利润”的格局，反过来侵蚀了企业进行资本更新、技术研发和员工激励的能力，形成了一个压制投资与创新的负向循环。与此同时，当前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房地产及相关产业的收缩与新兴产业的成长在速度与规模上尚未实现平稳接续，也加剧了工业领域的价格与盈利压力。

商品价格与资产价格并非孤立运行。房价下跌通过财富效应压制消费，传导至CPI，同时使得地产上下游企业盈利恶化（与PPI低迷相关），影响投资和就业，进而又影响消费（CPI）和资产估值（股价）。这两大类价格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价格困境。

如何推动价格回升至合理区间

（一）价格目标的设定

价格目标的设定是宏观政策的重要锚点。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将CPI涨幅设定为2%，与国际上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政策目标价格一致。2025年的实践表明，实现这一“合意目标”并非易事。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并不是周期性价格波动，而是供需结构、财富分配、预期转弱等多重矛盾交织形成的价格下行惯性。因此，2026年的价格目标设定应更加注重其信号意义与实际可行性的结合，2%仍是需要全力争取的“预期目标”，而1%则是更具可行性的“阶段性目标”。

（二）从需求、供给两端发力来推动价格稳定

当前价格体系仍处于“缓冲期”，且底部尚未筑牢。从历史经验和现实运行看，价格一旦陷入持续下行通道，极易形成“价格下跌—预期转弱—需求收缩—价格再跌”的负向循环，其惯性往往超出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范围，必须通过政策主动干预打破僵局。

1.需求侧：激活消费、优化投资、巩固出口，扩大有效需求

消费端需聚焦财富效应修复与收入预期改善，重点缓解青年群体的债务压力。青年群体是消费市场的“主力军”，资产缩水导致的消费抑制已成为内需扩张的重要障碍。可通过合理债务重组、延长还款期限等方式，释放中低产年轻人的消费潜力。同时，通过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推动医疗、教育、养老等优质消费需求升级。

投资端需摆脱传统路径依赖，实现结构性企稳。2025年基建、制造业、民间投资均出现疲弱态势，这种低基数为2026年环比改善创造了空间。投资政策应聚焦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有效结合，加大5G、人工智能等领域投入；支持制造业高端化转型，通过税收优惠、融资贴息等方式，鼓励企业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打破行业垄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尤其要支持民营创新型高科技企业发展，改变过去依赖债务驱动的投资模式。

出口端需巩固结构性优势，应对全球贸易格局变化。出口在2025年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这得益于中国产业链的韧性与“中国制造”向高技术、高质量方向的升级。2026年应继续巩固这一优势，积极应对“友岸外包”“近岸回流”等挑战，通过深化与新兴市场合作、拓展自贸协定网络、支持跨境电商等方式拓宽出口空间。同时，需持续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强化品牌与技术输出，使出口从“量”的稳定转向“质”的提升，增强其对价格体系的正面拉动。

2.供给侧以房地产为重点，推动结构性调整

房地产供给侧调控是重中之重，核心在于“锁住供给、盘活存量”。必须果断停止新增供地，当前市场中大量的闲置土地、待售房源已成为压制房价的重要因素，继续供地只会加剧供需失衡。政策应将重点转向存量盘活，对已出让未开发土地督促开发或收回重新规划，将存量商品房转化为保障性住房或租赁房源。同时，提高资源配置和市场出清效率，推动大型亏损房企有序退出市场。中国已度过超前超规模建设期，未来应培育专注于城市更新、产品补齐的小型专业化企业，契合“总量过剩、结构分化”的市场现状。

产业端则需聚焦产能优化与结构升级。针对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内卷严重的问题，加快淘汰高耗能、低效率落后产能，推动行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为留存企业创造合理定价空间。同时，加大对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通过政策引导让新供给对接新需求，形成新的价格支撑点，缓解传统产业收缩与新兴产业成长的衔接缺口，推动PPI逐步回升。

（编辑 尚鸣）

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宏观政策需要保持定力，既要加大力度解决制约经济循环的短期问题，也要延续“十四五”时期发展与改革思路，为解决结构性、趋势性、周期性等中长期问题打开良好开端。

一、“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十大判断

“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

外部环境方面，呈现大国竞合新常态与安全发展再平衡。

第一，全球经济将进入低增长、高债务的深度调整期。据IMF预测，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24年3.3%下降到2025年的3.2%和2026年的3.1%，经济增长中枢或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高债务仍然是主要挑战，特别是公共部门债务，截至2024年年底，全球公共债务规模占全球GDP的92%左右，已达到近30年来的峰值水平（除2020年）。

第二，多极化贸易体系逐渐成形，但中国与非美国家的“竞合关系”更加复杂，2025年以来，部分新兴国家出于保护本国产业的目的，均对中国展开较为频繁的反倾销调查，非美贸易摩擦已出现升温迹象。

第三，中美博弈逐渐向常态化、复杂化发展，“十五五”时期中美博弈正从以经贸摩擦为主的局部冲突，演变为覆盖科技、金融、地缘政治及国际规则制定权的长期战略竞争。

第四，大国竞争将进一步向政治化、逆全球化发展，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全球供应链更易受到地缘政治力量影响，以地缘政治和战略安全为导向的供应链布局，将成为“十五五”时期全球供应链格局演变的主线。

第五，中国并非完全被动地承受外部压力，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

内部环境方面，增速换挡期的结构重塑与动能转换成为主线任务。

第一，2035年，我国要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远景目标，官方表述的“4.17%”或为“十五五”最低增长目标，若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作为动态目标考量，要想完成远景目标，“十五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区间将在4.5%—5%左右。

第二，新旧动能转换加速。房地产或处于从底部向新周期过渡的阶段，从国际经验看，多数经济体在经历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其调整周期通常持续5—6年，房价自高点的调整幅度约在40%—60%之间。截至目前我国房地产价格已经调整近4年时间，较2021年高点下降近20%，短期内仍将处于底部调整。近年来，新动能培育不断加速，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23年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出贡献提升至11.8%和7.7%，已超过地产链的贡献（13.1%），但距新质生产力“挑大梁”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第三，人口结构逐渐向深度老龄化过渡，工程师红利的释放有望为人口红利下行提供缓冲，但“未富先老”的压力对养老金体系、医疗资源、养老服务提出更严峻、更紧迫的挑战。但也要看到，人口结构变迁会驱动消费需求结构的调整，为消费在康养、医疗等领域的创新供给提供机遇。

第四，改革步入“深水区”，部分改革任务的落地面临较大阻力。一方面，诸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任务，还面临破除长期形成的地方保护主义、部门壁垒和既得利益格局等深层阻力；另一方面，解决“内卷”、提升生育水平、应对老龄化等问题，需要民生保障、社会政策的深刻变革。

第五，化债取得一定成效，地方政府的流动性和债务压力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也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比如债务结构性问题、“债务－资产”转化仍有提升空间、债务“冰山”问题、拖欠款、城投经营性债务等仍需持续关注。

面对“十五五”时期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把握好五大抓手：一是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核心，聚焦产业提质升级，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跃升；二是以内需尤其是消费为驱动，扭转经济发展预期偏弱的局面；三是以深化民生领域改革为根本，聚焦收入分配，推动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四是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牵引，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为高质量发展扫清制度性障碍；五是重塑激励约束机制与优化发展环境，进一步释放地方干事的动力与民企经营活力。

二、2026年机遇与挑战并存，宏观政策需保持定力

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GDP增速目标大概率仍设定在5%左右。伴随中美关系阶段性缓和、重大项目投资落地、新动能培育加快、“反内卷”持续推进等因素，出口、基建与高技术投资、价格回暖等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但国内经济循环的内生机制仍存在诸多结构性制约：

其一，有效需求不足仍是制约内循环的核心堵点。我国历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基本稳定在3%以上（除2020年特殊时期），2025年投资增速已连续三个月为负，投资疲软的情形更加突出，预计“反内卷”对制造业投资的掣肘、房地产投资承压仍会拖累整体投资。此外，当前商品销售日渐饱和，服务消费尚未回归常态化增长水平，仍有修复空间。

其二，微观主体的行为还未走出“后疫情” 范式。在收入与预期偏弱、谨慎性动机增强的背景下，居民行为函数发生变化；企业行为转向“风险最小化”，投资意愿和能力均不足；地方债务尾部风险有所缓释，但在财政趋缓与债务约束下，地方行为空间受限，仍存在流动性和结构性问题。

其三，我国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依然不足，特别是在居住、交通、通信、文化娱乐等领域，专业化、个性化供给不足尤为显著。供求结构性错位制约了内需释放。

其四，新旧动能转换往往伴随经济下行的阵痛，当前新兴产业在需求适配与财税就业贡献上尚显不足，难以完全对冲房地产深度调整带来的拖累。

其五，对激励约束机制重视不足，制约了地方活力释放和微观主体预期。

对此，2026年宏观政策仍需持续发力，在加强逆周期管理、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堵点的同时，注重政策调控的前瞻性，着力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结构性和深层次问题。

其一，财政与货币政策延续积极基调。财政政策方面，考虑到在需求不足的背景下，财政政策的效果大于货币政策，且起效较快，有必要发挥承托作用。一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项目落地所需资金更多，二是在近年来财政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的背景下，为稳固“十五五”开局，支撑经济增长目标，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积极发力。建议2026年财政赤字率仍将保持在4%以上水平，广义财政支出规模可达15万亿元。此外，还需关注财政政策的支出结构和效率，促进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加快从建设型财政向民生型财政转变。货币政策方面，支持性立场和宽松取向并未改变。考虑到我国实际利率依然偏高，宏观债务持续增长，需保持低利率环境，但由于商业银行净息差等约束，调整幅度不宜过高。此外，结构性工具的使用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其二，要以提振消费为核心，全方位扩大内需。“做大蛋糕”是第一位。只有经济持续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和高报酬的就业岗位。一方面，要多措并举促进服务消费需求的有效释放，除拓展服务消费补贴范围、培育优质服务供给外，还要建立更便捷、高效的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推动相关行业的专业化和标准化发展。另一方面，完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强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的投入，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均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此外，可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完善个税体系，包括下调中低档个税税率、研究建立个人与家庭申报相结合的所得税税制等，以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意愿；加强供需适配性，在满足多样化需求的同时发挥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

其三，坚持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核心，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方面，实施“价值链跃升”战略，推动传统与新兴产业分类升级，根据不同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现有位置和发展潜力，实施差异化的提质升级策略。另一方面，构建“全链条创新”生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其四，债务管理进入新阶段，需更加注重债务效率与可持续性。一方面要加强财政、金融等资源统筹，优化调整化债政策的力度和节奏；另一方面要分类化解债务中的“冰山问题”，尤其加快解决拖欠款问题。可以考虑在现有政策框架下，对2026年化债资金予以适当倾斜；对于城投自身经营产生的债务，在金融机构与平台协商的基础上，借助债务展期、置换等金融化债工具合理开展债务结构优化。此外，在建立完善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同时，加大资产盘活力度、提升资产转化效率，向存量要增量、向存量要空间。

其五，中长期要通过持续改革释放制度红利。重点聚焦经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包括扎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推进零基预算改革、完善地方税制等改革举措，进一步强化内需驱动战略，释放发展潜力。

其六，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产品走出去和企业“走出去”并重，以应对国际环境的复杂变化。

（编辑  季节）

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其创新与国际化进程不仅关乎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更与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息息相关，也是未来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筑基自强：医药创新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

    近年来，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我国医药产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的历史性跨越，部分领域正展现出“领跑”的潜力，国家层面的战略支持也日益清晰，“十五五”规划已将创新药与医疗器械列为重点支持产业。这为技术、产品和资本的“出海”奠定了坚实根基。

    （一）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重点突出产业布局纵深

    国家高新区在我国生物医药产业中形成了明显的梯次分布和战略布局。在178个国家高新区中，以生物医药及其相关产业为主导产业之一的国家高新区有63个，占比超三分之一。其中：上海张江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超6700亿元，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超1500亿元，成都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超1400亿元，构成了生物医药产业千亿级第一梯队，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柱与创新策源地。南京、泰州医药、连云港、济南、昆明等高新区处于500亿至1000亿级的第二梯队，在生物医药产业细分领域或区域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

    此外，石家庄、长春、南宁、中山、乌鲁木齐等高新区形成生物医药产业百亿级第三梯队，而多数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生物医药产业规模仍在百亿以下，发展潜力有待释放。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长三角为绝对核心，环渤海、珠三角、中西部为重要支撑的集群化发展格局，数十个百亿级园区广泛分布，共同构建了从研发、中试到规模化生产的完整生物医药产业梯队。

    与此同时，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的各个龙头企业类型丰富，体现出不同的资源禀赋与战略选择。上海张江、苏州工业园等高新区以跨国企业研发中心和创新型生物科技公司为核心，聚焦原创药与高端医疗器械；泰州医药、连云港、石家庄等高新区则以扬子江药业、恒瑞医药、石药集团等本土大型药企为支柱，强于产业化与规模化生产；昆明、本溪等高新区依托地方生物资源或化工基础，发展特色中药、原料药等细分领域。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布局纵深广阔，重点突出，充分说明了国家高新区不仅是产业规模的主要载体，更是引领中国生物医药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力量。

    （二）创新成果跨越式增长，高新技术企业突破引领

    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在政策支持、资本投入和研发积累的多重推动下，已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技术创新体系，在多个前沿领域实现突破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如今，我国医药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创新药、在研管线数量和上市新药数量均占全球30%以上，标志着中国正稳步迈向生物技术强国。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在高通量抗体筛选，如百英生物的高通量重组抗体表达服务，实现了从基因合成到抗体表达的全流程；连续化生产工艺，如药明生物自主研发的“WuXiUP”，进一步实现中试规模的全自动化原液连续生产；大规模生物反应器，如碧博生物建设了全球首创的单罐3万升不锈钢生物反应器；基因编辑与递送系统，如和元生物拥有大规模、高灵活性的病毒载体生产线等方面积累深厚，具备为全球客户提供高水平医药合同研发生产组织（CDMO）服务的能力。药明生物、金斯瑞、兆维科技等高新技术企业已经构建覆盖欧洲、美洲、亚洲的研发与生产基地，支持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和本地化生产。

    此外，在单抗、双抗、ADC（抗体偶联药物）、细胞与基因治疗（CGT）、核酸药物等前沿领域，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已具备较强的研发和产业化能力，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更催生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原创成果。例如，位于国家高新区内的恒瑞医药、映恩生物、宜联生物等企业的ADC平台技术获默沙东、拜恩泰科（BioNTech）、罗氏制药（Roche）等国际巨头认可，实现高额海外授权（License-out）。广州高新区内康方生物的依沃西（AK112）成为全球首款获批的PD-1/VEGF双抗药物，授权Summit公司，交易总额达50亿美元。以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南京高新区内传奇生物的西达基奥仑赛为代表的一批国产创新药，成功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等国际权威机构的批准上市，标志着我国新药研发的质量体系、临床数据以及审评逻辑，正日益获得国际主流市场的认可。

    （三）生态体系日趋完善，产学研金在国家高新区深度融合

    我国已初步构建起多层次、融合式的医药创新生态，其活跃的要素、密集的网络、具有突破性的成果，正加速向国家高新区核心枢纽汇聚，并向全国辐射。

    首先，体现在“产学研医金”的深度融合上。国家高新区作为“产学研医金”的融合平台，从布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到培育企业技术研发中心，构建了多层次协同创新网络，加速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例如，依托上海张江高新区的创新生态，在高新区全链条服务平台的支持下，君实生物建立了全球一体化的研发体系，其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瑞普利单抗（拓益）是我国首个在美获批上市的自研自产创新生物药，不仅填补了国产抗PD-1单抗的空白，更成为我国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里程碑。‌

    其次，资本市场改革成为关键助推器。国家高新区作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高地，是资本市场改革红利的间接承载地，科创板的设立、港交所“18A”上市新规的实施，为区内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开辟了宝贵的融资通道，使高新区成为社会资本投向早期创新的首选池。依托苏州工业园区前瞻布局的资本对接平台与产业服务生态，基石药业在尚未有产品上市、尚未盈利的情况下，依据港交所“18A章”新规，成功在香港主板上市，融资约24亿港元。

    再者，“人才回流”趋势显著。凭借一流的科研环境、完善的产业配套和开放的发展机遇，各国家高新区成功吸引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顶尖科学家和产业人才归国创新创业，他们带来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全球网络，正驱动高新区成为新一轮创新“引爆点”。依托中关村科技园区极具吸引力的人才政策和与国际接轨的科研生态，著名生物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王晓东毅然归国，在此共同创立了百济神州。中关村不仅提供了包容开放的创新土壤，更通过其连接全球的科研网络与高效的成果转化机制，为王晓东院士团队的前沿探索提供了坚实支撑。在他的引领下，百济神州实现了本土原研新药出海“零的突破”，也标志着中关村成功构建了从顶尖人才引聚到全球级创新成果产出的完整体系。

多层次、融合式的医药创新生态在国家高新区的优化与集成，使得高新区正加速成为我国从全球医药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向“策源地”演进的核心引擎。

二、扬帆出海：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战略抉择与现实考验

    在全球医药创新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我国医药创新成果“出海”的步伐明显加快，通过自主研发、授权合作、设立合资公司等多种模式，将创新成果推向世界。这既是产业发展的必然阶段，也是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重要体现，但其中机遇与挑战交织，需要我们保持战略清醒。

    （一）出海模式日益多样，国际化战略再提速

    中国生物药“出海”已形成多元化路径，一是自主出海，如百济神州的替雷利珠单抗通过自主开展国际临床试验、自建海外生产基地与销售团队，在美洲、欧洲等多国上市。二是授权出海（License-out），现在已经逐步成为企业出海的主流模式，其中ADC、双抗等创新资产备受青睐，2025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对外许可总金额突破1200亿美元。三是合资新公司（NewCo）模式，通过“跨境合资+管线授权+资本联动”的架构，以“许可费+股权”方式与海外资本合作，分散风险、锁定长期收益，正在重塑全球医药创新的协作生态，恒瑞医药、康诺亚、嘉和生物等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借助此模式走向国际市场。仅2025年第一季度，国内药企已达成13项NewCo合作。四是收并购模式。实现技术整合与全球资源对接，亘喜生物、普方生物、信瑞诺和普米斯生物相继被海外MNC和Biotech收购。2025年7月，港股制药龙头中国生物制药以约5亿美元的净代价，收购了上海的生物科技公司礼新医药，有望进一步强化中国生物制药创新研发能力。

    （二）驱动力量日益凸显，构建出海发展新格局

    首先，出海为企业打开了价值实现的“新蓝海”。面对国内医保控费、市场竞争激烈的现实，欧美等支付能力更强的规范市场，能够为创新药带来更合理的商业回报，从而反哺国内长期、高风险的研发投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根据火炬统计年报数据，2024年，国家高新区内医药制造业企业向境外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共计387.59亿元，同比增长283.51%；全国医药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向境外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为425.03亿元，同比增长319.81%；这表明我国医药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得到了国际市场的广泛认可，技术成果的“含金量”和竞争力大幅提升，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实现了质的飞跃。

    其次，“出海”是产业升级的“淬炼场”。要参与全球最高水平的竞争，就必须在研发标准、生产工艺、临床研究质量、国际法规遵从等全链条上与国际最高标准看齐，提高了高新技术产品质量，系统性提升我国医药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据统计，2024年，我国医药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出口总额共计1839.95亿元，同比增长12.17%；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为1501.50亿元，同比增长13.97%；技术服务出口为78.90亿元，同比下降17.8%。这说明我国医药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出口产品的结构正在优化，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和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但在高端研发服务、国际临床合作等高阶环节仍有提升空间，这正是“淬炼”过程中必须直面和补齐的短板。因此，“出海”不仅是市场的延伸，更是推动产业从“制造输出”向“技术输出+服务输出”升级的关键路径，唯有通过国际竞争来倒逼全链条提升，才能真正实现从“跟随”到“并跑”乃至“引领”的跨越。

    再者，“出海”是资源整合的“活水源”。资本与资源是支撑产业国际化的重要基础，但单纯依赖融资扩张已不足以应对全球市场的复杂挑战。火炬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医药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在境外上市融资股本总计96.91亿元，同比下降33.25%；同年获得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的风险投资额为52.41亿元，同比下降27.88%。这充分表明，在全球资本环境波动背景下，企业正从“融资依赖”转向“技术驱动”的资源整合模式。通过技术授权、合作研发等“轻资本”出海方式，企业不仅能有效规避单纯依赖外部融资的不确定性，更能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灵活配置国际研发、临床与注册资源。这种以技术换资源、以合作促升级的路径，推动我国医药产业从“资本输入”走向“能力输出”，逐步增强我国在全球医药治理与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实现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跨越。

    （三）风险挑战不容忽视，冷静应对方可行稳致远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出海”绝非坦途，面临的风险严峻。一是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企业自身“航海能力”存在短板。全球医药市场巨头林立，对产品的首创性（FIC）、临床优越性（BIC）要求极高，而后来者突围难度巨大。且国内企业在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设计、全球知识产权布局、海外商业化拓展及跨文化管理等方面，普遍存在经验与专业人才储备的不足。

    二是地缘政治风险‌。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莫测，各国在药品审评、医保支付、商业流通、数据保护等方面的规则复杂且迥异，合规成本高昂，对企业本地化运营能力是严峻考验，而地缘政治冲突可能导致贸易壁垒和制裁措施的出台，将影响中国生物药企在目标市场的准入和运营。此外，部分地区长久以来存在宗教、政治、民族等矛盾问题，安全形势严峻，可能对市场的稳定性造成影响。近期，部分国家传出的针对生物医药领域的政策动向，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提示我们必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三是核心技术空心化风险。生物医药创新高度依赖关键技术与核心原材料，若长期依赖海外研发平台、专利工具或高端设备，可能导致自身技术根基不牢、迭代能力受限。部分关键工艺、核心辅料或专用设备受制于单一海外供应商，一旦供应中断或技术授权变更，企业研发与生产体系将面临停滞风险。近年来，某些国家在高端生物加工设备、特定细胞培养基等领域的技术管控趋势，凸显出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紧迫性，国家必须将创新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三、合力护航：构建支持产业健康出海的良性发展生态

    引导生物医药产业行稳致远，支持其创新成果健康、有序、高水平“出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各方凝聚智慧，同向发力，共同构建一个层次分明、支撑有力的产业生态。

    （一）强化国家层面战略引导与制度供给

    国家层面要进一步加强医药创新国际化的系统性规划。一是持续优化鼓励源头创新的政策环境。建议稳定政策预期，鼓励国家高新区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结合自身生物医药主导产业和资源禀赋，制定实施一批“接地气、有魄力”的个性化政策，打造各具特色的创新策源地，让企业敢于进行长周期、高风险的投入。

    二是搭建数字化、智能化“出海”国际创新合作平台。鼓励国家高新区在海外积极共同建设火炬创新园，聚焦技术成果转化、科技企业孵化与出海、合作网络搭建三大核心方向，将深度链接国际创新资源，实现“技术、人才、资本、跨境、政策”全要素精准对接。例如，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中心指导下建设的中韩火炬创新园，以“Innomatch全球技术供需对接平台”为核心，进一步拓展中韩在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领域的合作，以推动更多韩国先进技术在中国实现商业化落地与规模化应用，最终助力构建协同更高效、联动更紧密的中韩创新共同体。

    三是积极参与并引领国际规则制定。鼓励国家新区联合共建生物医药产业协同创新网络，大力支持区域内行业机构、龙头企业深度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监管指南的协调与制定，为我国生物医药创新产品融入全球体系创造更为公平有利的制度环境，推动从“与国际接轨”向“为全球贡献”转变。

    四是强化财税支持。国家高新区作为创新驱动示范区、新质生产力引领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应充分发挥“试验田”作用，建议支持在高新区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带动社会资金加速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集聚；建立出海风险补偿池，对因专利诉讼、地缘政治等因素造成的损失提供部分财政兜底；在苏州、上海张江等核心园区推行“白名单制度”，为拥有自主核心专利的企业开通优先审评通道，实现注册检验、通关审批时限压缩。

    （二）完善创新服务体系，赋能产业生态

地方政府应围绕国家战略，结合本地资源，打造特色鲜明、服务精准的产业生态。

一是要因地制宜发展产业生态。充分利用国家高新区集聚的科研优势和产业资源优势，聚焦产业链的特定环节或细分领域（如高端原料药、特定剂型、CXO服务、AI制药等），做深做精，形成错位发展、协同互补的格局，避免同质化竞争。

二是要着力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特别是在企业“出海”的关键阶段，整合法律、金融、知识产权、注册申报、国际认证等专业服务资源，搭建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帮助企业降低国际化进程中的“摩擦力”。

三是必须坚持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完善“引育留用”机制，不仅吸引顶尖科学家，更要注重培养和引进既懂科学技术、又懂国际规则、兼具产业洞察与商业思维的复合型人才。

四是要坚定不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坚持依法行政，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稳定政策预期，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让企业家能安心经营、专注创新、大胆开拓。近期，上海、安徽、江苏等地密集出台的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措施，在跨前服务、审评提速、生态建设等方面推出了许多实招硬招，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三）推动企业苦练内功，提升全球竞争力

企业是“出海”的主体，其内在能力将决定企业能走多远。必须坚守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创新根本，这是国际通行的“硬通货”。

一是强化前瞻布局能力，以全球视野锚定创新与保护。必须加强对目标市场的疾病谱、治疗指南、竞争格局与支付体系的深度研究，同时，全球知识产权战略布局必须与研发同步，或者先行。例如，百济神州为其泽布替尼建立了完善的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体系，2025年10月，其在美国市场被诉专利侵权案中获胜，为泽布替尼的全球扩张奠定了基石。

    二是秉持务实灵活的路径选择，实现从“借船”到“造船”的渐进跨越。出海没有单一模式，关键在于与企业自身发展阶段相匹配。早期可通过授权出海（License-out） 引入国际合作伙伴，快速验证价值并学习规则，如信达生物将肿瘤药物海外权益授权给礼来。具备一定实力后，可转向合作研发与市场共建，分摊风险，深化影响。最终目标是实现自主海外临床、注册与商业化，如百济神州在美国建立完整的临床开发与商业团队。企业需审慎评估各种出海模式的潜在风险与资源投入需求，积极依托国家高新区搭建的国际化平台，高效利用其提供的法律顾问、合规审查、国际商务对接及政策解读等专业化服务，从而降低试错成本，提升创新成果国际化的成功率。

    三是构建与国际接轨的体系化能力，推动从“产品输出”到“生态输出”。 出海的深层次挑战是组织与管理的全球化。企业必须加快构建与国际战略相匹配的组织体系、人才团队和管理能力，推动从“产品出海”到“技术出海”“能力出海”的跨越。

推动我国生物医药创新技术的健康“出海”，是健康中国、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重要途径。这是一条充满希望也布满挑战的航程，需要远见、定力与合力。作为推动创新发展的实践者之一，要营造更具活力、更开放包容的创新生态，支持更多中国医药创新成果惠及全球，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攀登新高、稳健前行贡献应有的力量。

（编辑 碣石）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九大上作出的战略部署。在“十四五”规划建议高度重视乡村振兴的基础上，“十五五”规划建议要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增加了“全面”一词。如何巩固好以往八年多取得的乡村振兴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笔者结合农村调研了解的实际情况，反复研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有以下两点体会。

准确把握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思想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

在党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近一年之际，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的主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时指出：“党中央已经明确了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各地要解决好落地问题，制定出符合自身实际的实施方案”。

然而，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干部仍然凭传统经验抓“三农”工作，凭想当然发号施令，这些领导既没有摆正自己在决策体系中的位置，又暴露其在领悟中央精神方面缺乏真功夫，推动“三农”工作的实际效果往往差强人意，多年存在的老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如何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要点：

第一，乡村振兴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也就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识和分析“三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解决“三农”问题。我们要特别突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制度特征，一些学者有意无意要求中国学习借鉴发达国家所谓的乡村振兴经验，这是极大的认识误区。发达国家固然有发展现代农业的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但他们并不能提供适应中国国情的乡村振兴经验。我国要在“三农”领域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而不是跟着发达国家亦步亦趋，搞鹦鹉学舌那一套。

第二，乡村振兴顶层设计的精髓是城乡融合发展。在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关系。贯彻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方针政策，代之以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通过城乡融合发展，让农民在农村从事农业有自豪感，形成农业农村发展的强劲内生动力。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划时代的理论贡献和实践创新。

第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委、政府的第一要务是抓好乡村组织振兴。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到山东省代表团参加讨论，要求做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方面振兴。如何处理五大振兴之间的关系，是摆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面前的重大课题。对于“三农”工作全局而言，产业振兴是根本，确保中国人的饭碗里装满中国人自己生产的粮食（各类农产品），让老百姓吃得饱吃得好，农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但产业振兴要靠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各类经营主体来实现。对各级党政机关及领导干部而言，最重要的是抓好组织振兴。通过组织振兴，把一盘散沙的小农户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在市场竞争中省事省钱赚钱，做到党委、政府说话有人听、办事有人跟、跟了就能够得到实际利益。唯有这样，才能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必须通过组织动员人民群众才能得以实现。

总结推广基层创新的典型经验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尊重基层干部群众的实践创新，勇于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内容全面，思想深刻，切合实际。面对农村改革以来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新矛盾，基层干部群众一直在积极改革创新，涌现了很多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

比如，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小田并大田”，改变农户手中几亩承包田被分得七零八落的状态，有利于农业机械化作业，提升生产效率，有百利而无一害。广东省清远市叶屋村（村民组）早在2010年就自发改革，没要国家一分钱，就把900多亩农田改造成了高产稳产农田，三十多户农户都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通过户主民主讨论，叶屋村恢复收取承包费，既在村民小组层次上实现了集体积累，又为发展现代农业、改善村民生活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叶屋村的经验在清远全市推广后取得了明确效果，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对确保粮食安全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都有直接推动作用。

像叶屋村这样的典型，全国各地农村都或多或少存在。我们要像当年推广小岗村经验那样，把没有国家特殊扶持、基层干部群众自发改革创新就取得明显发展成果的农村，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总结推广。在总结推广这类典型经验的过程中，必须抓住改革这个牛鼻子。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要解放思想，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让农村资源要素活化起来，让广大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迸发出来，让全社会支农助农兴农力量汇聚起来”。

（编辑  宋斌斌）

地缘政治格局是由不同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影响力”范围叠加地形因素后所构成的全球版图，而支撑“影响力”的最重要因素是军事实力，支撑军事实力的最重要因素是科技实力。

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思在近期演讲中提出，任何对中国军事实力的小觑或漠视都是愚蠢的，甚至会付出历史性代价。当前地缘政治格局最大的变化是美国的“门罗主义的特朗普版本”，而其最大的推手是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中国军事力量崛起的背后是科技力量的崛起。

所以，美国与中国的科技博弈已演变为一场深度交织、覆盖全领域的系统性博弈。这场博弈不仅关乎两国自身的技术主导权与经济增长潜力，更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着全球的权力结构、联盟体系与发展范式。理解这场科技博弈的底层逻辑、核心态势及其外溢效应，是把握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地缘政治走向的关键。

一、科技体系分化催生地缘政治新的“断层线”

当前中美科技博弈最显著的结果，是全球范围内两种技术生态的加速成型，这为地缘政治注入了全新的分裂性元素。

美国的体系：以私营企业主导、闭源模型、追求绝对尖端性能、依赖全球供应链和高成本算力为特征。其优势在于基础研发与前沿突破，如OpenAI、英伟达所代表的路径。然而，其技术壁垒高、商业化成本高昂且存在被“武器化”用于外交胁迫的风险（如《云法案》、出口管制）。    中国的体系：呈现出政府与市场协同、推崇开源共享、注重技术普及与产业应用、依托规模化制造与低成本解决方案等特点。从DeepSeek等开源AI模型，到席卷巴基斯坦的屋顶太阳能革命，再到通过“数字丝绸之路”输出的数字基础设施，中国正在构建一个 “可用、可负担、可定制”的技术生态。其核心优势在于将技术快速、大规模地转化为实体经济生产力与社会治理能力。    这在人工智能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算力建设层面，中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美国选择 “超级工厂” 模式，2025 年单个数据中心园区投资动辄超过百亿美元，微软威斯康星园区仅电力需求就达0.9GW，部署数十万块英伟达高端芯片，追求极致的规模效应。而中国则通过 “东数西算” 工程构建全国智算网络，八大枢纽集聚60%以上的新增算力，以“多点开花”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智能算力规模已达788 EFLOPS。这种差异背后，是两种体系的逻辑分野：美国以“大模型—大算力—大数据” 聚焦通用人工智能，中国则在“开源—小算力—小数据”场景下推动垂直领域突破。?  在成本控制方面，中国依托本土供应链与规模化应用，形成了低成本技术落地能力，华为昇腾芯片与国产液冷技术的组合，使智算中心建设成本较国际方案降低30%以上；而美国受高端芯片垄断与能源成本影响，单个算力节点造价普遍是中国的2-3倍。开源生态上，中国主导的“木兰开源社区”已聚集全球150万开发者，而美国通过出口管制将先进算法纳入“闭源体系”，形成技术传播的天然屏障。应用导向的差异同样明显：中国 AI 在智慧医疗、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商业化案例超8000个，美国则更侧重军事与前沿研发，其“梅文”计划已将 AI 自主武器用于实战目标锁定。?

这种体系分化绝非技术层面的偶然差异，其本质是“技术垄断与商业变现”逻辑和“技术共享与融合发展”逻辑的竞争，也是各自政治经济制度与价值观的外化体现，同时还是约瑟夫?奈所言的“数字空间权力竞争”的具象化。两条技术路线的并行，正在全球地缘政治版图上刻下新的“断层线”。?

二、科技规则重构冲击全球治理与多边秩序

中美科技博弈不仅体现在新兴领域，更会落实到科技规则。而科技规则的重构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发起系统性挑战，并推动其朝向更加碎片化、阵营化和多元化的方向演进。

首先是技术标准与规则的分化。中美科技竞争已从产品市场蔓延至规则制定权。在6G通信、人工智能伦理、数据跨境流动、网络安全等新兴领域，中美正在推动两套不同的技术标准与治理规则。美国力图将其价值观和盟友体系内的规则推广为全球标准，更试图将 “民主价值观” 嵌入 AI 治理标准，而中国则通过在国际电信联盟（ITU）、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等多边平台积极提案，并依托“一带一路”等合作框架推广自身实践，争取规则制定的话语权。特别是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的 AI 标准制定中，中国主导的“场景化安全框架”获得62个国家的支持，打破了西方长期垄断。世界可能面临一个“技术巴别塔”时代，不同区域遵循不同的数字规则。

其次是供应链安全逻辑取代经济效率逻辑。全球化鼎盛时期追求的“效率优先、成本最优”的全球供应链布局，正在被“安全优先、韧性至上”的逻辑取代。无论是美国的“在岸回流”和“友岸外包”，还是中国的“自主可控”产业链建设，都预示着全球产业链将朝着区域化、本土化的方向重组。这虽然可能增强主要大国的经济安全，但也必然推高全球生产成本，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并可能使中小国家沦为大国供应链竞争的夹缝地带。

再次是多边主义的危机与转型。传统上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的美国，其政策内顾倾向（如“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削弱了对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全球多边机构的支持，削弱了全球技术治理的合作与协调。而中国则积极倡导并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推动《全球数据安全倡议》落地，试图塑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多边框架。未来的全球治理，很可能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体系，而是一个由不同大国主导、围绕特定议题或地域形成的“机制复合体”网络，竞争与合作将在不同层面并行。

总之，中美科技博弈导致的科技规则的重构，既是世界地缘政治变化的一部分，同时又加速了地缘政治变化。

三、不同国家在科技体系上的“选择困境”与“押注逻辑”正在重构地缘阵营

科技体系的分化及科技规则的重构，正迫使全球国家尤其是南方国家重新定位自身战略坐标，这种“被迫选边站”的过程，正在引发二战后最深刻的地缘阵营重构。?

对南方国家而言，这种选择的本质是发展路径的战略抉择。一边是性能顶尖但可能附带政治条件、成本高昂的“优等生俱乐部”方案；另一边是性能足够、成本可控、强调实用性和自主性的“普惠发展”方案。这种选择，将深刻影响未来全球数字技术标准、数据治理规则乃至数字主权观念的走向。从现实看，在反复权衡中，越来越多的南方国家选择与中国深化数字合作，肯尼亚在 5G 建设中曾陷入两难：采用美国方案需支付高额专利费与设备成本，年均投入超GDP的 1.2%；而选择华为设备不仅成本降低40%，还能获得技术转移与人才培训支持。最终肯尼亚选择与中国共建“数字丝绸之路”节点，其数字经济增速从5.3%跃升至8.1%。类似案例在东南亚与拉美地区屡见不鲜：印尼接入中国智算网络后，农业 AI 监测系统使水稻亩产提升 15%；巴西采用中国开源算法后，实现雨林保护与矿业开发的智能平衡。这些实践印证了一个事实：南方国家的选择并非意识形态驱动，而是基于“发展收益最大化”的理性判断。这不仅是技术选择，更是一种发展道路和政治姿态的体现，正在悄然重塑国际力量对比的“中间地带”。

欧洲国家的战略摇摆更具风向标意义。2025年德国大众集团宣布与百度文心一言达成深度合作，放弃与 OpenAI 的独家协议，核心原因在于中国 AI 的场景适配能力——能快速响应欧洲汽车工业的智能化改造需求。法国源讯公司的数据显示，欧洲企业使用中国开源技术的比例已从2023年的18%升至2025年的42%，在工业软件领域更是达到57%。这种“押注中国”的倾向，源于欧洲对技术自主性的追求：在美欧“芯片法案”未能达成实质协作的背景下，中国的技术开放度反而形成了比较优势。?

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正试图通过技术联盟固化阵营边界。其主导的“五眼人工智能法案”将 AI 技术纳入情报共享体系，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更是明确将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列为军事合作核心领域。这种“小院相通、高墙相连”的策略，试图构建排斥性的技术圈层。但现实是，全球130多个国家参与的“全球发展倡议” 数字合作项目中，78%的国家选择采用兼容中美技术的混合模式，显示出“非阵营化”的普遍诉求。?

四、中美科技竞争力的此消彼长撬动地缘政治新平衡

与体系分化、规则重构相比较，中美科技博弈中力量的此消彼长，则是撬动地缘政治更关键的动因。

地缘技术理论揭示，技术水平已成为国家力量对比的核心变量。审视中美科技竞争，一个清晰的图景是“两强引领”格局的形成。过去，国际科技领域是五强并存：美国、欧盟、俄罗斯、日韩以及中国。地缘政治呈现围绕“科技五强”进行组合的格局。但2018年以来的中美科技竞争，已使欧盟在新兴领域显得无足轻重，日韩只是在极个别领域如半导体供应链上保留了些许发言权，俄罗斯也逐渐被边缘化，唯因中国在对美博弈中愈战愈强，国际地缘科技形成中美两强引领的格局。美国智库“特别竞争研究项目”（SCSP）的分析显示，两国在12大战略性关键技术领域呈现交错领先的复杂态势。美国凭借其深厚的私营部门创新生态、强大的基础研究能力和全球人才虹吸效应，在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等前沿基础领域仍保持着显著优势。而中国则依托其世界第一的制造业规模、高效的国家动员体系以及庞大的应用市场，在5G通信、先进电池、商用无人机等需要大规模工程化、商业化能力的领域确立了主导地位。正因为中国在科技领域愈来愈强大的力量，使全球地缘政治重心进一步朝向中国。

目前，国际科技界权力转移还在加速。中国在 AI 专利数量上的全球占比从2018年的22%升至2025年的47%，5G 基站数量占全球 60%以上，这种技术增量正在转化为地缘影响力。当埃塞俄比亚通过中国技术实现全国电网智能化调度，当阿根廷借助中国算力完成锂矿资源精准勘探，传统地缘政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正在被打破。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研究承认，“技术扩散的方向已从单向输出变为双向互动”，这种变化直接削弱了传统霸权的技术红利。?    

今年12月10日，《自然》杂志公布了最新的《自然指数》，首次聚焦应用科学领域，该指数显示：中国的总贡献分值为22261，占全部应用科学产出的56%，遥遥领先于排在第二位的美国。美国的总贡献分值为4099，占产出的10%。相关领域排名前十的机构全部来自中国。对此，《自然》杂志评论：这不仅是数量的领先，更折射出东西方迥异的科研战略——一方瞄准产业与工程，一方侧重基础与自由探索。

可以预计，只要中国仍然走在正确的路上，中美科技博弈的终局是有确定性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大趋势也是有确定性的。当然，这个重组的过程将呈现多极化、分层化、碎片化等特点，由此可能带来的是动荡与不确定性。对此，我们要做好准备。

五、结论与展望

中美科技博弈已进入体系竞争与生态竞争的新阶段。其结局很可能不是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而是在全球形成“一个世界，两种体系” 的长期共存与竞争格局。

对中国而言，这场博弈的关键在于：持续巩固“技术—制造—市场—应用”的全链条优势，坚持开源共享的战略以赢得人心，并通过“数字丝绸之路”等倡议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必须在两个庞大且迥异的科技生态之间做出权衡，其选择将深刻影响自身的发展路径与战略自主。

这场由科技驱动的深刻变局，正在重新绘制21世纪的地缘政治地图。其最终走向，将取决于技术路线、治理效能与发展理念的全面较量。历史告诉我们，最终胜出的，往往不是技术最尖端的，而是最能将技术转化为普遍生产力与福祉的体系。

（编辑  尚鸣）

居民消费是实现内需循环与提升民生福祉的重要支点。随着宏观政策持续向扩大内需倾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议题。

美国居民消费长期居于全球需求链顶端，其支出结构对世界经济具有广泛影响。本文从中美居民消费比较出发，在剔除价格因素、区分商品与服务的基础上，深入审视我国消费的真实差距及其结构性特征，并据此探讨在“十五五”时期夯实内需基础的政策路径。

中美居民消费的真实差距

总量上，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 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在总量、人均和占 GDP 比重上均显著低于美国。2024 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为 54万亿元，是美国的 37.2%；我国人均最终消费支出为3.8 万元，是美国的 9.3%；我国居民总体、商品和服务的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分别为 39.9% 、21.5%和 18.4%，较美国分别相差-28.0、+0.1 和-28.1 个百分点。但考虑到这一差距并非全貌。两国居民消费结构和价格相差较大，我们将消费支出金额拆分成消费的“量”和消费的“价”进行分析。

商品消费方面。根据 Numbeo 网站信息，汇率调整后的美国商品价格普遍为我国商品价格的 1 ～3 倍，分类别测算后我国平均实物消费总量可能接近美国的 164%，人均实物消费可能接近美国的 41%（以 2024  年数据进行测算，下同）。 2025 年 7 月 18  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从实际购买力来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超过美国，是美国的 1.6 倍。具体到品类上，我国居民在空调、家用电脑和洗衣机等品类的人均保有量已达到国际最高标准，在热量和蛋白质等营养维度上摄入量达到国际标准，但来源中肉类和奶类等优质蛋白偏低。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商品消费已从普及阶段进入品质提升的阶段，单纯依靠数量扩张来驱动消费增长的路径边际收窄。因此，未来商品消费增长逻辑将从以量扩张转向以质提价。

服务消费方面。根据 Numbeo 网站信息，汇率调整后的美国服务价格普遍为我国2～6 倍，分类别测算后，我国平均服务消费总量或次数约接近美国 的83%，人均可能接近美国的 21%。而且居民在不同服务类型的平均消费量上的方差很大，例如在娱乐和文化等精神性消费领域，中国居民人均服务消费量仅为美国的10%。我们利用不同领域人均服务次数验证服务消费量的体感差距，例如我国的人均观影次数、旅游次数和住房面积基本处于美国的 40%～60%区间。我国在通信和教育等领域的人均消费量指标与美国相当。相比于商品消费，未来服务消费的提升空间可同时依赖于量的扩张和价的提升。

中美消费结构性差距形成的原因

第一，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政策取向更侧重实物投资和商品供给。 中美财政支出和债务使用方向不同，中国通过高资本性支出形成更多公共资本积累与资产形成，占比常年维持在 35%～40%；美国福利性支出占比常年在 60% ～70%，通过消费端拉动增长，但形成资产较少。叠加中国消费习惯、信用体系和社保负担等因素，居民在服务消费方面的支付意愿持续偏弱，当前我国尚未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人 口结构尚未进入以高龄化、家庭小型化为主导的服务消费需求扩张阶段，服务类消费的结构性驱动因素仍待进一步积累与释放。

第二，我国服务供给体系不完善，且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显著，制约了居民服务消费潜力的释放。例如农村地区在公共服务、物流网络和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农村消费基础设施薄弱，导致服务消费意愿难以转化为实际支出。同时，居民消费意愿出现“城乡倒挂”，2024 年农村居民消费倾向 已升至66.9%，并首次超过城镇居民的63.8%。在全国消费动力分布格局中，我们认为，农村地区不仅是当前消费短板，更可能是未来消费的潜力和增量。

第三，收入预期走弱与工作时间上升形成对服务消费的核心挤出机制。具体来说，就是形成中国目前突出的“收入预期走弱－消费空间受限－行业内卷”的微观困境。受经济增速放缓及资产价格调整的影响，居民对收入和财富前景的预期显著走弱，导致消费行为趋于保守。我们测算，房价每上涨 1%可拉动消费增长0.09%，股价上涨 1%可带动约0.02%的消费增长。因此，在收入预期下行时，居民倾向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弥补单位收入不足，在时间资源有限时，将对服务消费形成刚性挤出效应，而商品消费则可借助电商等方式缓解时间约束。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8年以来，我国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长由 45 小时上升至接近 49 小时，已接近按劳动法规定的周工作时长上限。

“十五五”时期扩大内需的政策启示

第一，在 “十五五”时期，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服务消费，关键在于形成“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只有在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空间同步扩展的情况下，服务消费潜力才能持续释放。

所谓“投资于人”，核心在于通过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改善生活节奏，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提升消费意愿。一方面，应围绕促进就业、提高劳动报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向，夯实居民消费的收入基础和预期基础；另一方面，通过优化假期制度、合理引导休息休假安排，释放居民在时间维度上的消费空间，使服务消费不再受到工作时间和生活节奏的系统性挤出。

与“投资于人”相对应，“投资于物”更多体现在服务消费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和供给体系建设上。服务消费不同于商品消费，其实现将高度依赖公共服务设施、生活性服务设施以及数字化服务平台的完善程度。通过加大对文化、旅游、体育、养老、医疗、托育等领域基础设施的投入，提升服务供给的可及性、便利性和质量，有助于将居民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消费。

更为重要的是，“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存在明显的相互促进关系。一方面，居民收入和时间条件的改善，会提升对高质量服务供给的需求，反过来提高服务设施投资的回报率；另一方面，服务基础设施的完善，又会扩大消费场景和消费半径，增强居民消费的获得感和意愿。通过二者的协同推进，有助于在“十五五”时期形成以内需为主导、以服务消费为重要支撑的良性循环。

1. 传统商品消费仍是稳住内需基本盘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早期依赖普及和数量扩张的商品消费阶段，当前商品消费已逐步进入以更新换代和品质提升为主的阶段，其政策重点也应相应调整。

   在这一背景下，“十五五”时期“国补”政策的定位不宜仅理解为短期刺激工具，而更应作为连接消费需求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通过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国补”安排，在稳住商品消费基本盘的同时，要为引导中长期消费结构优化提供政策空间。

   一方面，对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给予适度补贴，有助于平滑需求波动、稳定消费预期，但随着覆盖范围和渗透率提升，商品消费的边际撬动效应已有所减弱。我们测算，2025年前九个月，补贴品的消费撬动系数约为 1.5，较 2024 年约 2.1 的水平有所回落，反映出单纯依靠数量扩张拉动消费的空间正在收敛。值得一提的是，服务消费则具有更加即时性的特征，透支效应不明显，“国补”政策应探索适度向服务消费领域延伸。

   另一方面，适度优化补贴投向，将支持重点更多引向节能、高效、智能等具备产业升级属性、单价较高的产品，有助于在稳需求的同时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促进相关产业加快技术迭代和产能出清。

   （编辑  季节）

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和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智技术，正成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演进的先导力量，同时也在促进新质生产力涌现和数智社会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新”，落脚点在“力”。算力是指设备、集群、平台每秒执行数据运算次数的能力，是承载和推动数智技术走向实际应用的重要底座，更是数智时代衡量国家竞争能力的核心指标。当前，算力竞争持续加剧，已成为全球战略竞争和未来发展主导权争夺的新焦点，在算力革命视域下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成为数智时代生产关系变革亟需破解的重大问题。

算力革命呼唤加快构建新型生产关系

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中蕴含着巨大的革命力量。数智时代算力逐渐成为推动人类生产生活和社会治理方式变革的重要动力。传统生产关系已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的需求，加快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已成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迫切需要。

任何生产方式的进步都离不开动力的革新。斯坦福大学教授IanMorris（2013）提出用能耗来测度不同文明的进化过程，近代以来可用全社会算力作为文明的测度。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马力、热力、电力、算力是不同时代衡量生产力量级的标尺。农业时代生产发展主要依赖畜力，它不仅限于马匹力量，还包括水车、风车等自然力驱动下的机械装置。瓦特改良蒸汽机的问世开启了机器大工业时代。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使机器生产摆脱了对人力和自然力的直接依赖。热力成为推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动力。正如马克思指出，“17世纪到18世纪从事制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制作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会状态发生革命”。进入19世纪末，电能逐渐取代蒸汽动力成为新的能量形式，并由此推动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电力在通信、交通运输、制造业等行业的广泛运用加速了信息传递、物流运输效率，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不过，前三次能源革命主要解决的是物理层面的能量转换问题，算力革命则是关于信息处理能力的突破。当高算力与大数据、强算法融合作用于生产力基本要素，将加速新质生产力涌现。国际数据公司（IDC）与浪潮信息、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联合发布的《全球计算力指数评估报告》测算认为，2024年全球算力总规模约达2.17ZFLOPS，算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拉动效应和倍增效应。当国家算力指数达到40分，计算力每提升1%对GDP的推动力将提高到40分以下的1.3倍；而当国家算力指数达到60分以上，计算力每提升1%对GDP的推动力将提高到40分以下的3.0倍。OpenAI研究团队提出“规模定律（scalinglaw）”，大模型规模、数据集大小和训练数据量与大模型性能之间存在幂律关系。当大模型规模和训练数据量突破一定阈值，将产生知识“涌现能力”。DeepSeek团队对算力—算法进行协同优化，通过稀疏训练、模型压缩等算法改进，减少对算力的绝对依赖，改变了GPT等大模型以“堆算力换性能”的传统路径，探索了“低成本+开源”的新模式。但DeepSeek带来的算法优化并没有减少算力需求，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仍然需要高算力支持。由于AI普惠导致用户规模激增、垂直领域和应用场景的落地进一步推动算力需求增长，但算力结构会由训练算力转为更加偏向推理算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数智时代AI的竞争不仅仅是技术和模型的竞争，更是生态系统、商业模式和价值观的竞争^?。这种竞争是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竞争，更是不同经济制度之间的较量。

在我国，算力革命引发的生产力跃迁正面临传统生产关系的阻滞。当前算力领域存在的成本扭曲、布局失衡、安全失控、合作失序等问题，本质上是传统生产关系与新质生产力矛盾的集中表现。解决这些突出矛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立场，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体系内，持续深化算力领域改革，进一步完善算力成本与定价机制、算力调度协调机制、算力安全与监管机制、算力国际合作机制，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算力革命视域下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逻辑框架

算力革命视域下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是涵盖算力产权、定价、分配、调节、开放等方面的系统工程，要构建和完善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算力资源分配、算力安全监管、开放协作模式等在内的新型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的核心：算力所有权与定价

数智时代算力具有效用性、稀缺性和流转性等民法理论中财产的基本属性。作为数字时代的核心商品，其定价必须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基准，即生产单位有效算力所需的研发投入、设备成本、人力成本和能耗成本的总和，同时受供需波动、技术进步、地区差异等诸多因素影响。算力所有权和定价机制的相互作用，本质上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数字具象。因此需要突破生产资料物质形态论，建立包含算力、数据、算法等在内的数字生产资料体系。借鉴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经验，在公有制框架下探索算力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三权分置的混合所有制算力经济。

罗兰贝格和华为提出以云端算力、边缘算力、终端算力为主要架构测算国家整体算力。以云端算力为例，按照所有制属性可分为公有云、私有云和混合云。公有云算力作为算力平权和算力资源社会化共享的先进形态，通过虚拟化计算将分散的物理算力整合为弹性调度的算力资源池，采用普惠、多租户模式实现算力资源按需分配和高效利用。由政府和公共机构建设的国家超算中心、数据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以普惠性方式向社会开放，进行大气海洋预测、生物医疗健康等公益性科学研究，具备公共产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主要考虑成本导向定价。面向市场用户提供的私有云和边缘、端侧算力服务则要探索市场竞争定价。

分配关系：算力布局与调度

算力布局与调度涉及算力资源的分配问题。算力资源的优化布局和协调调度，既是事关发展数智经济“新基建”算力底座和经济发展主导权的大战略，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下区域协调发展的大布局。目前，我国算力存在区域发展失衡和算力资源错配问题^?。一是算力区域供需结构失衡。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如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算力需求旺盛，占全国算力需求60%以上。但由于电力能源、土地资源限制等问题，算力中心建设成本较高。西部地区能源丰沛、气候适宜，本地算力利用率低。二是算力产业生态区域失衡。东部地区算力供应链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算力中心主要处理高附加值的推理、分析数据以及对延时敏感的实时数据。西部则更多存储计算对延时不敏感的训练数据，算力供应链应用生产不足，更多局限于“东数西存”。三是算力枢纽节点协同不完善。跨区域算力交易平台、数据流通标准、算力调度定价等配套机制不健全。

针对算力区域发展失衡和算力资源错配，算力资源分配要协调好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安全、当前和长远等问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解决当前找算力难、调算力难和用算力难等挑战。首先，解决好算力度量这一基础性问题，促进算力分配机制的数字化转型。其次，解决好一体化算力网络这一关键性问题。需要打破地理空间的物理约束，显著改善算力资源的地理分布与市场需求的空间错配，以算力为纽带推动产业、技术、数据等资源要素区域体系重构和变革，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格局，逐步消解以传统“胡焕庸线”所划分的区域发展梯度差异。最后，解决好调度主体、调度目标、调度手段、调度效能评价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行政指令性调度难以适应算力需求的瞬时波动性，而完全市场化调度又容易导致区域发展失衡。因此要使市场在算力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要激发算力市场主体活力，使他们从技术依赖、行业跟随者向自主研发、生态构建者转变；另一方面，要发挥有为政府作用，使政府从投资主体向战略规划、规则制定者转变。

 上层建筑：算力安全治理

算力安全治理涉及法律、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要从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入手，化解算力安全风险和算力霸权。

一是算力盗用的法律问题。当前，算力盗用现象在国内外都屡见不鲜，非法获取算力现象频频发生。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哈佛大学、伦敦帝国理工学院都曾爆出内部人员利用机构、学校算力资源“挖矿”获利。因此要结合算力的特殊性，构建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在内的相应财产权法律制度。

二是算力安全风险传导具有链式反应效应、放大安全威胁。当前算力网络高度互联，单个算力节点的安全漏洞可能通过算力网络从局部扩散至全局，进而引发系统性风险。这种算力风险传导的链式反应效应使算力安全问题超越了单纯的技术范畴，上升到经济社会层面问题，需要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进行相应变革调整；例如针对新型算力等攻击性手段，需制定相关法律并明确界定惩处标准。

三是及时制定反击美西方国家的算力霸权和长臂管辖等相关法律问题。美西方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和技术积累，构筑起算力霸权，其算力布局具有显著的地缘政治特征。美西方国家倚仗算力霸权实施长臂管辖，对我国算力企业实施制裁和芯片禁运。美国的CLOUD法案（《澄清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案》）赋予美国政府在跨境数据获取方面宽泛权力，作为其所谓“合法”追溯中国算力企业数据传输、存储行为的基础。

四是算力技术标准体系的意识形态内嵌性带来的安全问题。算力技术标准体系在制作过程、内容导向和应用场景等方面往往内嵌特定意识形态，本质是面向“谁的标准”“为谁服务”的问题，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技术规则中的投射。如算力应用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折射的是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歧；算力跨境流动强调“国家主权至上”还是“全球共享”，折射的是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

生产关系的全球拓展：算力跨境流动

算力跨境流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在数智时代全球拓展的具体形态，是算力在突破地域限制、实现要素最优配置中增值自身的产物。它同时也揭示了全球化的矛盾性后果，即一方面是生产社会化在全球的展开，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的扩展。

算力跨境流动深层矛盾源于“中心－外围”的依附体系。发达国家凭借其在芯片领域的技术垄断地位，建立起以自身为中心的全球算力分工体系。它通过合资建厂、服务外包等方式将发达国家纳入其算力产业链的外围环节。如台积电在全球3纳米芯片市场已形成技术和商业垄断，亚马逊云（AWS）有了控制全球33%的云计算市场，微软公司的Azure拥有21%的云计算市场^?，其算力定价权使发展中国家数字服务出口的附加值率被压缩，形成“数据原出口-算力成品进口”的新依附模式。当发展中国家试图自主发展高端算力产业时，便会遭遇技术制裁、市场排挤等压制手段。这种新依附模式下，中心国家通过控制算力核心生产要素，将外围国家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其本质是资本主义扩张逻辑在数字时代的延续，是“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数字殖民和剥削，是剩余价值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分配的当代体现。必须采取措施突破“中心-外围”依附体系，朝着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方向努力。

算力革命视域下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对策建议

构建新型生产关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体系内，持续深化算力领域改革，进一步完善算力定价机制、算力调度协调机制、算力安全与监管机制、算力国际合作机制，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一）完善全国算力定价机制

算力定价机制不仅是市场交易的规则设定，更是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社会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完善全国算力定价机制可从经营活动的市场定价、算力公益应用的成本定价和算力补贴政策调控三个维度展开。

首先，完善经营活动的市场定价机制。要发挥市场在算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全国一体化算力交易市场，探索统一度量、统一计费、统一交易、统一结算的标准体系和算网协同运营机制，使算力价格真实反映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推动算力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算力的同一计算单元在数据训练高峰期与闲置期的价值创造能力存在数量级差异，针对算力市场存在供给弹性低、需求异质性强的特殊性，可探索构建“基准价+浮动价”的复合定价体系，以适应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推动国家枢纽节点开展算力服务模式创新，支持商业用户、产业类用户先免费试用，先服务后付费、分期付费，促进算力服务长租模式向随接随用、按需付费等短租模式转变，提升算力服务普惠易用水平。

其次，发展算力公益应用的成本定价机制。算力公益应用的成本定价应促进算力资源向基础研究、教育医疗等社会效益显著但商业回报低的领域倾斜。这是筑牢新型生产关系的公平基石，也是“共同富裕”原则在数智时代的具体体现，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由政府和公共机构建设的算力基础设施以普惠性方式向社会开放进行大气海洋预测、生物医疗健康等公益性科学研究，具备公共产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应主要考虑成本定价。面向偏远地区的教育算力服务，使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地区能够以低成本获取发展所需的数字生产力，可进一步缩小数字鸿沟，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

最后，完善算力补贴政策。算力补贴目的是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修正市场定价的外部性，补贴机制的设计需要避免扭曲市场定价的基础作用。鼓励面向中小企业发放算力券，补贴降低企业综合算力使用成本。探索建立“靶向补贴+动态退出”机制，补贴对象应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和市场失灵环节，补贴标准应与算力应用的社会效益挂钩，补贴期限需随产业成熟度逐步退出，最终由市场定价主导资源配置。

（二）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

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要持续优化多元异构算力一体化布局，推进跨区域算力一体化协同，强化算力度量、算力调度、算网融合等关键技术攻关。

一是加快多元算力一体化布局。打造“云+边+端”一体化算力网络。云端作为算力中枢承担全局决策与大规模资源调度；边缘节点以低时延特性支持智能化场景本地化快速响应；终端装备通过轻量化算力支持实时感知交互。三者通过动态数据流转机制支撑“全局优化－本地响应－终端执行”的智能场景落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智算算力、超算算力、通用算力一体融合布局，针对不同算力特征优化执行逻辑，在智能计算与通用计算结合的医疗影像诊断、超算算力与智算算力结合的气候预测等复合应用场景中释放乘数效应，解决算力资源供需匹配不足、资源分散建设等问题。

二是加快东中西部跨区域算力一体化协同调度。建立全国算力调度和算力需求对接平台，通过国家协调层的全局调度控制、区域控制器层的区域算力中继站和边缘节点层的分布式计算终端等的跨域协同，构建全国统一算力大市场。加快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和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东部枢纽承担实时性高、时延敏感的算力需求；西部枢纽依托清洁能源和气候优势，承接如AI训练、存储备份等非实时性任务，成为“绿色算力基地”。鼓励以点对点“结对子”方式推动西部国家枢纽节点与东部、中部地区算力需求旺盛城市开展算力协同调度。支持算力枢纽与城市算力中心探索建立跨地区算力调度、网络传输、算电融合、运营服务、交易结算等协同机制。鼓励中西部地区利用绿色清洁能源进行源网荷储一体化建设，推进算电协同深度融合。

三是强化算力度量、算力调度、算网融合等关键技术攻关。全面支持通用算力、智算算力、超算算力多种异构算力的统一接入、统一封装、统一调度；根据算效、碳效、时延、安全等策略，灵活实现算力接入更可信、交易更便捷、调度更高效、服务更普惠。积极开展分布式算力并行调度、异构算力调度等关键技术“揭榜挂帅”，发挥科研机构、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作用，推动算力调度、算力结算等领域标准规范制定及推广，鼓励共建全国、区域弹性算力实验室。

（三）加强算力安全监管法治建设

算力安全监管要完善相关立法，明确算力的新型财产属性和侵权处置措施，明确算力安全监管的责任主体、目标原则、方式手段，反制算力霸权进而化解算力安全风险。

首先，相关法律应明确算力的新型财产属性。算力成为一种商品，算力所有者拥有算力财产权，具体包括对算力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益。针对算力盗用等侵权行为，在民法上构成民事侵权，法律应明确算力侵权的责任形式、算力损失的范围、算力损失的计算评估等问题；在刑法上构成侵犯财产犯罪，主要适用盗窃罪或职务侵占罪，应当调整和完善犯罪数额标准、“多次”“利用职务便利”等具体犯罪认定规则^?。

其次，相关法律应明确对算力安全的监管责任。算力安全风险传导具有链式反应效应放大安全威胁，相关立法要进一步明确算力安全监管的责任主体、目标原则、方式手段。强化国家枢纽节点自主防护能力，并实行统一应急处置、统一安全监测、统一运行监控，推动建设国家算力网基础安全服务保障平台，打造一体化的安全保障服务能力。加强算力服务供应商与用户间的安全协作机制，构建符合当地实际和行业需求的算力安全防护体系。注重对跨境算力服务的风险研判、协同防控和风险化解。

应对美西方国家的算力霸权和长臂管辖等，我国应打出立法、司法和行政组合拳。在立法方面要明确我国民事法、部分社会法的域外适用效力，扩充《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相关内容，制定《国际私法典》^?。需启动制定针对算力霸权的“阻断法”，建立“追回”制度和拒绝执行外国判决或行政决定制度，明确中国算力企业受到美国单边制裁遭受损失时，有权在我国法院起诉对方当事人并请求相关权益。受理反制美国算力霸权和滥用“长臂管辖权”的案例，通过积极司法保护我国算力企业的合法权益。

（四）深化算力国际合作机制

在数智时代，算力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竞争与合作的关键领域。算力领域的国际合作机制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更深入地触及生产关系的全球化拓展与重构。深化国际算力合作机制，使算力资源成为服务全人类共同福祉的公共产品。打破美西方国家算力垄断，突破长久以来形成的中心－外围依附体系，本质是对全球数字生产关系的变革与重构。推动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算力平权，构建“技术－制度－话语”三位一体的协同合作机制，逐步构建一个包容、公正、合理的全球算力治理体系，使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平等的发展权。

首先，技术层面以开源生态为突破口，依托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形成轻量化、差异化、场景化的开源路径。主动参与主导国际算力标准与规则的制定，在算力调度协议、安全认证体系等领域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技术方案，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诉求转化为标准选项，改变长期以来“发达国家投票、发展中国家围观”的失衡局面。

其次，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算力领域的深度合作。积极推动建立“数字丝绸之路算力同盟”，充分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共同规划和建设数据中心、5G基站算力配置和工业互联网算力接口等算力基础设施，实现算力资源的共享与优化配置。积极主导制定跨境算力结算规则，为算力资源的跨国流动和交易提供清晰、公正的规则指引，为全球算力合作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加强在国际算力教育领域的合作，推动算力教育与人才培养国际化。将“算力发展权”纳入国际发展话语体系。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用“算力垄断是对发展权的剥夺”“数字鸿沟的代际传递”等现实议题，打破美西方所谓“技术中立”的话语迷思，构建以获得包容、公正、合理的算力权为核心的新话语范式。

（编辑  尚鸣）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为我们指明了下一个时期的奋斗方向。《建议》明确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导向，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工作列为重点任务进行部署，特别强调“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明确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对实业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提供了根本遵循。

兴澄特钢：特钢行业“灯塔工厂”的行业标杆

“灯塔工厂”作为全球制造业转型的标杆，已成为企业追求的重要目标。这一概念由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公司在2018年联合提出，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其评选需经严格申请、多轮审核与专家评议，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全球认可度。其核心评判标准聚焦三大维度：一是以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支撑的智能化生产体系，实现设备协同与效率提升；二是依托云计算、区块链构建的数据驱动决策机制，优化供应链与生产流程；三是兼顾“小批量、多品种”需求与绿色低碳责任的柔性制造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入选“灯塔工厂”的企业，不仅是整体制造水平的行业标杆，更成为全球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向指引”，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作为我国特钢行业标杆与领军者，中信泰富特钢旗下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简称兴澄特钢）自成立以来聚焦高端特钢材料研发生产，深耕轴承钢、齿轮钢、弹簧钢等关键品种，产品广泛应用于高端装备制造、重大基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国家制造业升级提供关键材料支撑。经过数十年积淀，兴澄特钢已构建从炼钢、轧钢到热处理的全流程精密制造体系，凭借稳定的产品质量与领先的技术水平，跻身全球高端装备企业战略供应商行列，奠定了行业领军地位。其“灯塔工厂”的打造，是中信泰富特钢核心依托技术、绿色、数字化三大维度的具象化实践：

（一）以“高端材料国产化”为核心的技术攻坚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紧扣“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求，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组建企业主体、产学研融合的创新联合体，重点攻坚高端材料国产化难题。“十四五”期间，中信泰富特钢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建立国家级技术中心与博士后工作站，聚焦高端特钢品种性能优化与工艺创新，多项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齿轮钢、弹簧钢等重点品种产量年均增长超10%，为智能化转型筑牢技术支撑。

（二）贯穿全流程的绿色制造实践

中信泰富特钢深度践行“双碳”目标与绿色制造理念，将绿色发展贯穿生产全流程。通过引入智能电网、绿色能源替代与废弃物回收系统，结合实时数据监测与智能调控技术，实现能源消耗与碳排放显著降低。中信泰富特钢“十四五”期间累计投入数十亿元用于环保改造，建成高效除尘、污水处理与余热回收系统，吨钢综合能耗持续下降，污染物排放远优于国家标准，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协同发展，为“灯塔工厂”的绿色属性奠定基础。

（三）生产和管理双管齐下推动数字化转型

中信泰富特钢推进工业互联网与生产制造深度融合，搭建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平台，引入MES（制造执行系统）、数字孪生等技术，实现从原料采购到成品出库的全链条数据可视化。大规模部署工业机器人与智能检测设备，实现无人化、智能化管理，提升生产精度与稳定性，破解重型零部件加工效率瓶颈；利用大数据开展设备预测性维护，减少停机时间，生产效率较转型前提升30%以上；构建“数字研发、敏捷研发、精准检测、质量控制”的数智化闭环研发体系，推动企业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的根本转变。

兴澄特钢成为特钢行业首个“灯塔工厂”，是中信泰富“十四五”期间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关键成果。

中信泰富高韧性实业战略：“灯塔工厂”的顶层支撑

作为中信集团旗下最大的实业投资平台，中信泰富立足香港国际金融与航运枢纽，深耕内地市场、放眼全球机遇，历经三十余年稳健发展，构建起多元化、协同化实业布局。依托香港区位优势与国际化资源整合能力，公司深度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在服务国家战略与集团部署的同时，形成兼具跨境协同优势与市场化运营活力的发展格局，成为连接资本与实业、贯通境内外资源的关键枢纽。

中信泰富的实业发展战略始终紧扣国家大局，锚定“成为具备持久生命力的优秀综合实业平台”愿景，历经多轮迭代升级：2019年确立“聚焦主业、深耕实业”核心方向，强化总部管控与资源配置；2023年紧扣行业整合趋势，通过并购与板块整合构建“主业引领、多元协同”格局；2024年提出“资本赋能、跨境协同、创新驱动”进阶路径，升级总部“投资管控中心、产业培育中心、海外投资中心”定位，深度契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十五五”战略落地筑牢顶层架构。

中信泰富钢铁板块核心子公司兴澄特钢的成功转型，离不开公司的战略引领与资源支撑。中信泰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得益于三大支撑：一是战略锚定国家需求，精准把握香港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机遇，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共同提升；二是市场化机制与治理优势双轮驱动，构建“强总部+穿透式”管控体系，完善公司治理与经营机制，兼顾战略统一性与经营灵活性；三是强化跨境协同与资源整合，依托香港优势打通境内外资本、技术、市场通道，推动业务板块协同发力，将跨境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

中信泰富特钢将企业战略与国家制造强国大局深度绑定，通过科技、绿色、数字化三维发力，兴澄特钢实现制造模式变革，成为特钢行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首个标杆，为中信泰富“十五五”深化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孵化新质生产力集群推动高质量发展战略

（一）发扬兴澄经验，推动特钢板块集群化升级

以兴澄特钢经验为蓝本，推进大冶、利港等基地智能化转型，打造特钢行业“灯塔工厂”集群；深化ESG战略落地，将绿色低碳贯穿生产全流程，通过技术创新优化能源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聚焦科技研发核心，加大高端材料、智能制造等领域攻关，强化数智技术融合应用，搭建全流程数字平台，以技术迭代与模式创新筑牢产业优势。

（二）链接全球资源，推动“产业出海”与标准输出

加速港澳及国际化布局，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依托香港优势，将港澳打造为公司跨境投资运营、资源整合核心枢纽，辐射亚太及全球市场；参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拓展海外优质客户与合作伙伴，在全球优化资源配置与市场布局，提升国际产业链话语权，对冲单一区域风险；以技术实力、产品品质、合规运营为支撑，树立中国实业品牌全球形象，推动从“产品出海”向“产业出海”“标准出海”进阶。

（三）强化战略聚焦，推动战略布局服务国家大局

战略聚焦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保障。“十五五”期间，中信泰富将坚守两大核心定位：一方面，立足香港发挥“一国两制”优势，深化与内地联动协同，链接全球资源与内地市场，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另一方面，扎根实业根基，聚焦核心主业，拒绝脱实向虚，赋能国家制造业升级。同时，持续强化“强总部”管控能力，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业务板块协同高效运转，以市场化机制激发组织活力，构建“战略清晰、布局合理、协同高效、韧性强劲”的实业发展生态，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自身持续健康发展。

中信泰富将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传承深耕实业传统，发挥跨境协同优势，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绿色转型为底色、以市场化机制为保障，持续深化高质量发展战略，在推动实体经济升级、服务双循环格局、助力制造强国建设中贡献中信力量、展现国企担当，为民族复兴和强国建设伟业添砖加瓦。

（编辑  宋斌斌）

《“十五五”规划建议》将“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任务，其政策逻辑延续并深化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2023年）提出的“2522”框架，即夯实两大基础、推进五大任务、强化两大能力、优化两大环境。

数字中国建设的战略背景

1.当前，数字中国建设已形成坚实基础。截至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占GDP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8.3%；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网络（基站数量占全球60%以上）、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设备超8000万台（套），培育出15家“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覆盖45个国民经济大类；数据总量达8.1ZB，占全球数据总量的18%，算力总规模达197EFLOPS，位居全球第二。

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2024年6月，全国已设立24个数据交易所，累计交易额突破1200亿元；《数据要素×典型案例汇编》（2024年）收录了40个行业的数据创新应用案例，涵盖金融、医疗、交通等领域。但数据孤岛、标准不统一、安全风险等问题仍制约着数据要素价值的释放，亟须通过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破题。

2.全球数字竞争格局与数据主权博弈。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占比已突破45%，数据要素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欧美国家通过《数据法案》《联邦数据战略》等政策加速全球数据规则重构，我国需通过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打破数据壁垒，应对全球产业链数字化竞争。工业互联网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其产业规模已达1.3万亿元，但数据流通率不足30%，亟须通过制度创新激活数据价值。

3.产业升级。《“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传统产业面临效率瓶颈，需通过数字化转型突破增长天花板。《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2023年工作计划》等政策为数据流通、工业互联网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比例仅为14.7%，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仍需深化 。通过数据市场化配置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86.8%，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大，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新型服务消费加快培育壮大。数字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能够显著提升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核心内容解读

《“十五五”规划建议》关于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目标，就是要把整个中国社会从“动力时代”全面升级到“算力时代”。紧扣数字化的“计算”本质，让数据、算力和人工智能像水和电一样，成为驱动所有行业发展的新基础，并与物质、能量要素融合，形成社会发展的“信息、物质、能量”三类基础动力要素的均衡融合发展。

（一）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把“数据”变成新的“石油”，其目标是要让数据成为可以交易和创造财富的生产要素。数据市场建设强调“开放共享安全”，是在保障国家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前提下的有序流通与开发利用。其前提是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包括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

一是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立保障权益、合规使用的数据产权制度，完善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的制度框架。完善数据要素流通交易制度和收益分配制度，界定不同参与方在数据流通过程中的权利和责任，进一步激发经营主体的参与活力。二是优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规范数据流通交易行为，降低流通交易成本，提高流通交易效率。探索建立数据市场治理体系，构建涵盖数据供给、产权登记、评估定价、流通交易、合规治理等环节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形成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收益的分配机制。三是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围绕重点领域，建设一批国家级的基础数据库和主题数据库，为科学研究、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提供数据支撑。加强公共数据资源的汇聚和治理，深入推进“数据要素×”行动，推动建立企业行业数据共享平台，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数据流通。

建立健全数字治理法律制度，探索数据资产化、数字信用等制度创新。深化数字化标准规范体系建设，促进数字领域标准统一，完善基础通用标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规范标准、数据开放利用标准、数字化融合应用标准等标准体系。

根据OECD测算，数据自由流动可使全球GDP增长1.1%—1.5%，我国若实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预计可带动GDP增长2.4个百分点，年新增经济价值2.5万亿元。

目前，各地的政务数据、企业的经营数据就像一个个孤立的“油井”，无法连通。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就好比建设一个“国家数据交易所”。比如，从组织上成立国家数据局，实体上成立上海数据交易所，企业可以在这里像买卖商品一样，在保障安全和隐私的前提下，合法地购买“脱敏后”的交通数据来分析物流路线，或购买消费数据来洞察市场趋势。这能把沉睡的数据激活，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

（二）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发展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防止“脱实向虚”，其目标是让数字技术（特别是工业互联网和AI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结合。工业互联网是产业生态级的创新发展工程，应逐步实现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全面连接。

一是深入实施产业数字化转型。推进重点产业链“链式”转型，推动上下游企业的数字化协同改造。培育推广规模化定制、网络化协同新模式，加快推进农业、工业、服务业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和提质增效。二是培育国际一流数字产业集群。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重点培育国际一流数字标杆企业，促进相关企业“串珠成链”，形成全方位协同的利益共同体，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集群品牌。推动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建设数字技术产业创新平台，构建高效链接、多方协同、竞合共生的产业生态。三是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面向重点行业领域，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应用，扩大工业感知网络覆盖，打造海量物联接入能力。推动工业互联网与5G—A、确定性网络、区块链、边缘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创新，加快实现工业数据的汇聚、分析和应用。推动工业互联网标识体系建设和标准规范制定，加快对典型应用场景的推广，提升工业互联网的行业赋能能力。四是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平台业务的融合，促进商业模式、服务形态和价值创造方式的创新发展。支持平台企业依托市场、数据优势，赋能生产制造环节，加强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完善平台经济监管体系，创新监管方式，加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监管，营造鼓励创新、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海尔集团的“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了大量工厂，可以获取生产数据。当一个工厂的某台设备出现故障征兆时，平台能提前预警，并远程调度工程师维修，避免了停产损失。这就像是给整个制造业装上了“预警系统和神经中枢”。

让AI渗透到每个角落，实现AI+产业、AI+民生、AI+治理。宁德时代的电池工厂利用AI视觉检测系统，替代人眼在微秒级别内检测电池产品的极微小缺陷，质量和效率远超人工。北京许多医院开始引入AI辅助诊断系统，通过分析CT影像，可以快速、精准地帮助医生发现早期肺癌的迹象。杭州的城市大脑通过AI实时分析全城交通流量，自动调整红绿灯时长，有效缓解了高峰期交通拥堵。

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必须确保数字技术安全、可信、向善。当前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诸如隐私泄露、算法歧视（如大数据杀熟）、虚假信息（AI换脸）等风险。必须同步完善监管，强化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治理，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三）加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创新，强化算力算法数据供给

一是构建系统完备的数智技术创新体系；二是突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三是强化人工智能算力、算法、数据等高效供给。抢占大模型产业应用制高点，针对不同行业的特定需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专用大模型典型示范。围绕重点行业，分批构建高质量训练数据集，提升数据质量。

（四）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

一是强化示范引领，支持人工智能落地；二是推进人工智能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三是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推动工业全要素智能联动，加快农业数智化转型升级，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智能化水平，丰富文化产品供给。发展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养老等，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运用人工智能提升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加快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向乡村延伸，推动城乡智能普惠。

（五）统筹发展和安全，构筑数字中国建设安全屏障

一是提升安全防护能力。二是强化数据安全保障。三是加强安全技术供给。培育壮大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产业，鼓励企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产品和服务。

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相关思考

（一）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框架，整合行业、区域、企业数据资源，形成“基础数据+行业数据+区域数据”三级市场体系，实现“数据要素跨层级、跨地域、跨行业流动”。破解“数据孤岛”（我国企业数据共享率不足20%），提升数据要素配置效率。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框架，整合行业、区域、企业数据资源，形成“基础数据+行业数据+区域数据”三级市场体系，实现“数据要素跨层级、跨地域、跨行业流动”。

空间一体：建立“国家－区域－城市”三级数据中心体系；

行业一体：打通制造业、金融业、医疗业数据壁垒；

规则一体：统一数据交易标准（如数据质量评估指标、交易合同范本），实现“一次认证、全国通用”。

这种一体化要求对数据平台要求极高，一是要具备国家级算力底座；二是要具有包含重点行业工业数据在内的国家级数据平台；三是跨行业整合的中立性定位。

（二）强化工业对象数字定义数据源头的建设

从数据要素生命周期和管理角度看，包含了数据产生、收集、存储、交易、分析加工、应用等环节，工业互联网在数据收集、交易、应用等环节发挥重要作用。在数据产生环节，主要的路径包括工业机器设备数据（IoT物联网）、用户行为数据、基于工业软件与工业APP的工业对象定义数据。当前的状况是在数据产生与获取环节中，设备数据和用户行为数据的产生与获取相对容易，数据量也大。但是在基于工业软件与工业APP的工业对象定义数据方面的产生与获取都存在比较大的差距，而工业对象定义数据通常是高质量机器设备数据的基础。目前这类数据通常离散在不同行业、不同组织、不同数据系统、不同工具中，打通难度大，一体化整合和获取困难。这就要求构建一种跨行业组织、跨工具、异构形态、能够根据不同权限和权属特性、贯通生命周期的工业对象定义数字底座。

（三）设计并优化与特定领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效路径

工业领域应用范围极为广泛。在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早期，必须选择合适的领域，同时针对特定领域设计并优化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与模式。一是在融合领域对象选择上，由浅入深，首先从相对容易的典型垂直行业和区域特色产业集群入手，与行业头部企业合作开展纵向“链式”应用，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展区域特色产业集群横向“面”应用；二是在路径与模式设计上，必须充分考虑参与各方的获利路径、短期价值或变现能力，获利周期与频率，以及持续获利模式。针对不同参与方设计不同的收益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有形和无形的收益），用“真实收益驱动”代替“钱景驱动”。三是强化“多维体系性应用”，不管何种路径和模式，都必须进行多维体系性设计与应用。一方面要确保工业软件（含工业APP和领域知识）、硬件、存储、算力成体系；另一方面，确保工业软件应用（含工业APP）的成体系完整性，用户在工业设计、生产、维修保障等过程中需要用到或者可以用到的工业软件（含工业APP）能够一键式获取与应用；第三，确保价值链的完整闭环，围绕工业领域的数据产生（含设备、用户行为、对象定义三类数据）、交易（数据买入卖出）、数据加工服务，以及应用等全周期衍生应用的闭环应用。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要“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比重，推进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源强国”。2025年11月25日，习近平主席向第七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强调要“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为世界能源安全与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更多稳定性”。能源作为现代社会的“工业血液”，不仅维系着经济运转，更与全球安全、政治、外交、军事等息息相关，在全球治理格局中发挥着核心纽带和关键变量作用。“十五五”及未来一个更长时期，我国发展环境将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需要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通过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加快推进能源强国建设。

一、能源治理是全球治理中的核心枢纽和关键变量

全球治理的本质是对全球性公共事务的协同管理，而能源治理因其覆盖领域的广泛性、影响范围的全局性，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中枢神经”。

从理论层面看，能源治理遵循“公共产品理论”，其稳定供应（即资源可获取性）、价格调控（即价格可承受性）、低碳转型（即环境可持续性）等议题具有典型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需要各国超越单边主义实现协同共治。从实践维度看，能源治理的影响力早已突破能源领域本身，深度渗透到安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环境等核心领域，使各领域的治理体系相互交织、盘根错节。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能源治理陆续形成了以传统产销方协调机制和多边专业机构为主的治理网络。

1960年成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简称OPEC）。据2024年的数据，OPEC有13个成员国，其石油剩余储量、年产量、出口量分别占到全球的约70%、33%、50%，在全球能源市场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2019年，我国开始建立与OPEC的定期双边对话机制，旨在深化能源政策协调与市场稳定合作。截至2024年，共举办了七届对话会，主要聚焦全球石油市场动态、OPEC机制运行、能源安全保障、消除“亚洲溢价”以及油气产业转型等核心议题。双方在数据共享、技术交流、原油贸易合作等方面达成共识，并探讨能源转型挑战应对方案。

1974年成立的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简称IEA）。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辅助机构，拥有31个成员国，覆盖了全球75%的能源需求，主要任务是协调成员国能源政策、降低石油进口依赖度、实施紧急石油分享机制、推动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对话合作及能源技术发展，成员国需履行保持不低于90天石油进口量的战略储备义务等，已成为世界消费国阵营的核心协调机构。根据2015年11月的部长级会议决定，中国正式与IEA建立了‌联盟关系‌（Alliance Relationship），以加强双方在能源安全、能源数据统计、能源政策分析等领域的合作，主要采取定期举行双边高级别会议、中方派专家参与IEA工作、开展联合研究和成果发布等方式。

再者是2009年成立的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简称IRENA）。属于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的主要平台，现有约170个成员国及欧盟。主要是支持各国推进能源转型，提供涵盖技术、创新、政策、金融和投资领域的尖端数据与分析，并推动各类可再生能源的广泛采用与可持续利用，通过发布《全球地图集》《可再生能源容量统计》等报告，提供技术支撑平台、项目导航仪、可再生能源就业年度审查及成本研究等工具，支持成员国制定可再生能源政策。2013年1月，中国宣布加入IRENA。2023年4月，成立中国—IRENA合作办公室并建立“1+1+N”合作框架。2025年10月，双方签署《中国国家能源局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关于加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次月在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上与宁德时代联合发布首份储能领域专项研究报告《光伏与储能助力能源转型》。

另外，还有一些有影响的国际能源组织，比如，世界能源理事会（WEC）、世界石油理事会（WPC）、世界煤炭协会（WCA）、国际燃气联盟（IGU）等。特别是国际能源论坛（International Energy Forum，简称IEF），作为政府间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为促进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对话，提升油气市场透明度，维护能源市场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IEF拥有70个成员国，覆盖全球90%的石油和天然气供需，其中既有IEA成员国，又有OPEC成员国，还有阿根廷、中国、印度、墨西哥、俄罗斯、南非等新兴经济体。

除此之外，一些新兴多边平台也在全球能源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GEIDCO），是由中国发起成立的非政府、非营利性国际组织，于2016年3月29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宗旨是“推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即构建清洁主导、电为中心、互联互通、智慧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促进能源生产清洁化、消费电气化、配置广域化和业态数智化，为实现能源与气候、环境协同治理提供方案。GEIDCO拥有会员1346家，覆盖142个国家，涵盖能源、电力、交通、信息、金融、科技、气象、环保等多个领域。“一带一路” 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也已扩展至 34 个国家，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载体。上海合作组织（SCO）在中亚推动油气管道和可再生能源项目，强化区域能源互联互通。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能源合作平台正式成立。

透过现有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分析，世界各国深刻认识到携手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性。近年来，俄乌冲突、中东乱局等地缘政治事件频发，地区性、阶段性能源供应中断风险陡增，能源安全依然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支柱。因此，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始终是大国博弈的“筹码”和多边外交的重要纽带。可以说，全球能源治理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连锁反应。谁能主导能源治理规则的制定，谁就能在全球发展中占据主动地位。

我国在全球能源格局中具有的“三重身份”（最大生产国、最大消费国、最大进口国），决定了必须从“被动适应者”转变为“主动塑造者”。2024年数据显示，当年我国进口原油5.5亿吨、天然气1.3亿吨，煤炭进口量达5.4亿吨，分别占到全球原油、天然气、煤炭贸易量的约25%、15%和33%，庞大的能源贸易规模使我国对全球能源市场波动高度敏感，同时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二、建设能源强国需要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

实践证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能源安全保障。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成为能源孤岛，建设能源强国离不开全球能源治理的支持和保障。对我国来说，建设能源强国与成为全球能源治理的中坚力量，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关于能源强国的理解和认识

能源强国是指在能源供应保障、能源技术创新、能源产业竞争力、能源治理能力、能源绿色转型等核心维度均达到全球领先水平，能够通过能源领域的优势支撑本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对全球能源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其核心定义可以拆解为以下几个关键特征：

1.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拥有多元化、韧性强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既能保障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需求，又能有效应对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地缘政治冲突等外部冲击。

2.领先的能源技术创新与装备制造能力。在能源勘探开发、清洁高效利用、新能源发电、储能、氢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智能电网等关键技术领域掌握核心知识产权，具备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转化能力。

3. 高水平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成效。率先实现能源结构的清洁化、低碳化升级，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和发电装机比重持续提升，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合理控制并逐步下降，碳排放强度和总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能源生产、消费、运输全链条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形成与“双碳”目标相适配的能源发展模式。

4. 强大的能源产业国际竞争力与话语权。能源产品、技术、服务能够深度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在国际能源贸易、能源技术合作、能源标准制定等方面拥有重要话语权。可以通过能源投资、技术输出等方式影响全球能源发展方向，同时具备参与和引领全球能源治理的能力。

5. 完善的能源治理与安全保障体系。构建起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能源治理机制，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市场监管体系成熟完善，能源安全预警与应急响应能力突出。能够统筹传统能源安全与新能源发展安全，兼顾能源供应安全、生态安全与经济安全。

（二）建设能源强国是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核心前提

能源强国不仅是“能源大国”，更要实现从规模优势向技术优势、质量优势、治理优势的跨越，既是本国发展的“能源压舱石”，也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引领者”。

建设能源强国，首先要具备雄厚的能源产业硬实力，要在能源的生产、消费、技术、装备、储运等全产业链环节具备领先优势。其次要拥有稳定的能源安全保障能力，能够实现自身能源供应的多元化、韧性化，既能保障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需求，也能在全球能源供需波动时发挥“稳定器”作用。

最后，具备践行绿色低碳转型的示范引领力。在“双碳”目标推进、能源结构优化上走在前列，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转型模式。比如在可再生能源消纳、储能技术应用、氢能产业发展、碳市场建设等领域积累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参考，这种示范效应能提升在全球能源转型治理中的影响力。

（三）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是建设能源强国的必然要求

1. 争取更公平合理的国际能源规则话语权。当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仍存在规则失衡、话语权分配不均等问题。作为中坚力量参与治理，能够推动构建多元共治、公平公正的全球能源治理新秩序。比如，在能源贸易定价机制、碳边境调节机制、可再生能源补贴规则等方面，发出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全球共同利益的声音，避免被既有规则“卡脖子”，为我国能源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2. 拓展能源技术与产业的国际合作空间。全球能源转型是共同目标，技术创新和产业协作是核心路径。发挥中坚作用，可牵头或参与国际能源技术研发合作（如新能源并网、先进核电、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共建跨境能源基础设施（如跨国输电通道、油气管道）、推动能源装备与服务的出口，带动国内能源产业向高端化、国际化迈进。

3. 塑造能源强国的国际形象与软实力。以中坚力量身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通过落实能源援助、分享减贫与能源普及经验、推动南南合作等举措，展现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提升能源领域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这种软实力也是能源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正视全球化退潮下的能源治理困境与风险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全球能源治理也遭遇到“去全球化、阵营化、政治化、工具化”的多重冲击，治理体系的碎片化风险不断加剧，导致相互交织的复杂治理困境。特别是，部分国家出现能源气候政策“回摆”，美国政府退出《巴黎协定》，使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受阻。

   第一，能源地缘政治深度渗透。俄乌冲突引发能源供应链重构，欧盟对俄液化天然气（LNG）进口依赖度从 2022 年的 45% 降至 2024 年的 19%，转而加大与美国的能源贸易。能源基础设施成为地缘博弈焦点。能源出口国分化加剧，中东国家在维持石油收入的同时，加速布局氢能等新兴领域；俄罗斯则通过 “向东转” 战略深化与中国、印度的能源合作。

   第二，能源“政治化”趋势增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能源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推动下，能源输出国和消费国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增强，逆全球化的出现和大国竞争的加剧，使国际能源的“政治化”趋向越来越明显。乌克兰危机后，随着美欧对俄能源制裁的升级，近半个世纪的能源自由贸易面临“终结”，全球石油市场和国际能源秩序日趋割裂。

   第三，能源“工具化、武器化”现象频发。一些国家将能源作为施压手段，动辄实施能源禁运、技术封锁，导致能源安全从“市场风险”转化为“政治风险”。美国在亚太地区通过渲染“能源安全威胁”重塑区域能源合作格局，严重阻碍了全球协同治理的推进。同时，全球气候治理还面临“公共产品赤字”和“融资赤字”，各国对绿色能源的投入意愿下降，进一步延缓了转型进程。

   第四，能源“阵营化”格局凸显。“阵营化”撕裂了多边治理框架，个别国家试图构建“小圈子”式的能源联盟，将能源合作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破坏了全球能源治理的包容性，导致全球能源治理出现一定程度倒退，传统治理机构的协调效能被削弱。

   第五，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带来新的冲击。2025年12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呈现出向本土及西半球收缩、侧重能源主导与资源控制等特征，其能源相关的战略导向将从市场、规则、技术等多维度冲击全球能源治理。一是强调美国能源主导，此前美国能源部已调整架构重点扶持石油等传统能源，还计划扩大联邦煤炭开采用地、削减油气开采特许权使用费。二是清洁能源市场将出现分化。美国政府大幅削减对太阳能、风能等领域的支持，撤销清洁能源示范办公室等，会导致美国4500个清洁能源项目停滞。三是能源治理规则将进一步呈现阵营化。美国试图构建“价值观导向”的能源治理体系，将能源贸易与相关议题绑定。四是单边规则冲击国际共识。美国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为由放松油气监管，还通过次级制裁等手段，迫使企业在市场准入和特定商业利益之间抉择。五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严重受阻。美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其战略转向对全球减排影响重大。

   四、统筹推动能源强国和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建设

   （一）筑牢国内能源安全保障根基

   1. 强化国内能源生产供应能力，夯实自给基础。要稳定煤炭的兜底保障作用，持续推动油气增储上产。进一步壮大非化石能源的规模实力，有序推进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有效替代，加快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2. 完善能源储运和互联互通网络，提升调配韧性。要建设多元化、智能化的能源储运设施，增强能源的调峰、应急和缓冲能力。推进全国能源管网互联互通，打破区域壁垒，提升能源在不同区域、不同季节的灵活调配能力。

   3. 推动能源技术创新，突破关键核心瓶颈。要攻关能源勘探开发技术，提高资源开发效率和利用率。突破能源转化与储能技术，解决新能源消纳和能源系统低碳转型的技术难题。发展智慧能源技术，实现源网荷储一体化协调运行，提升能源系统的智能化水平。

   4. 深化能源国际合作，拓展多元供应渠道。构建多元化的海外能源供应体系，拓展油气进口来源地，避免对单一地区的过度依赖，同时推进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备的国际合作。建设安全畅通的能源运输通道，保障能源进口通道的安全稳定。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积极推动能源贸易、技术、标准等领域的国际协作，参与国际能源规则制定，提升我国在全球能源市场的话语权。

   5. 健全能源安全保障机制，强化政策制度支撑。完善能源安全预警与应急体系，建立能源供应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制定应急预案，提升应对极端天气、地缘冲突等突发事件的能力。健全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发挥市场在能源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监管职能。完善能源生产、储运、消费等环节的法律法规，健全能源安全保障的制度保障。

   （二）以能源治理为突破口，提升全球安全与发展影响力

   为保障全球经济增长和低碳转型稳步推进，国际社会需要加强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战略对话与合作，积极推动国际能源“去政治化”，反对能源“武器化”，深化全球能源治理改革。针对现有治理机构的不足，应采取“深耕多边机制+拓展新兴平台”的双线策略，共同促进能源全球化，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

   首先，在传统能源领域，发挥最大进口国的规模优势，构建多元化供应体系和价格话语权。加强与OPEC+核心成员国的战略沟通，通过与主要能源出口国签订长期供货协议，优化进口结构；依托上海原油期货市场，提升人民币在能源定价中的影响力。在新能源领域，放大出口国的产业优势，推动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等优质产能出海。同时，借助与IEA、IRENA的技术合作，提升在国际能源标准、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其次，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坚守负责任大国定位，在落实“双碳”目标的同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特别是帮助OPEC成员国等传统产油国实现能源转型，扩大治理共识，彰显引领力。依托我国在光伏、电动汽车等领域的产业优势，填补美国清洁能源退潮留下的缺口，同时指导企业多元拓展国际市场，规避单一市场风险。推动多边合作与规则共建，依托《巴黎协定》框架，联合欧盟、东盟等推进气候治理效能提升。

   再者，在传统机构层面，深化与IEA的务实合作，推动其规则制定更多兼顾新兴市场需求；与OPEC及OPEC+保持常态化沟通，建立“产消对话”机制，将我国进口需求预测、储备调整等信息及时共享，参与产量协调的前期磋商，避免单边政策冲击市场。在新兴平台层面，完善“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推动金砖国家能源合作机制升级，依托上海合作组织设立能源转型工作组，形成传统机构与新兴平台相互补充的治理格局。

   （三）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从 “西方主导” 向 “多元共治” 转型

   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扮演着多元角色，既是新兴市场的引领者，也是技术创新的推动者和国际规则的重塑者。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我们需要努力成为技术标准与产业输出的主导者、国际合作网络的构建者、国内转型与全球责任的平衡者、地缘博弈与供应链安全的应对者、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者。为此，我国需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提出更多 “中国方案”，比如推动建立全球碳市场互认机制。在氢能、储能、碳捕集等领域的技术标准争夺中，我们需加强基础研究投入，突破 “卡脖子” 技术（如高端储氢材料），并通过国际合作避免技术孤岛。

   发展中国家是全球能源治理的重要力量，也是我国天然的合作伙伴。要深化与中亚、非洲等地区的能源合作，通过 “南南合作 + 商业投资” 模式，建立南南能源合作基金、开展技术培训，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可及性与低碳转型的双重目标，形成推动全球能源治理变革的合力。

   中美欧在能源领域既有竞争更有共同利益，特别是气候变化议题仍是合作的重要抓手，而IEA正是这一合作的关键平台。我们应坚持“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原则，以IEA的能源技术合作计划为切入点，在碳减排技术研发、新能源标准对接等领域深化合作。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等贸易壁垒，既要通过双边谈判积极沟通，也要加快国内碳市场建设和产业绿色转型，提升应对能力。同时，利用中欧绿色合作平台，推动将我国新能源技术标准与IEA的技术指南对接，参与制定公平合理的碳核算规则，避免形成“阵营化”的治理格局。对美国，可在页岩油技术减排、储能技术研发等领域寻找合作点，推动治理规则更具包容性。

   （四）推进制度型开放，打造国际能源治理人才队伍

   推进制度型开放将为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提供制度保障，核心是要进一步深化能源领域市场化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要推动电网、油气管网设施向各类主体公平开放，通过推进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加强自然垄断环节监管、健全完善监管制度等措施，优化能源领域管理体制，提升治理效能，为推进制度型开放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健全市场准入制度、推动完善生产要素获取机制、规范能源市场秩序，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能源市场公平竞争。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实现电力资源全国优化配置。加强与国际规则对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比如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绿电绿证体系，推动绿证国际互认，参与国际电力标准制定等，更好地融入全球能源市场，实现能源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

   人才是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面对全球能源格局经历的深刻变革，以及围绕规则制定、技术标准、气候治理等问题的激烈竞争，强化国际治理人才培养已成为一项紧迫任务，需要加快构建系统化、长效化的人才支撑体系。要在高等教育中深化跨学科建设，培养复合型人才；要完善选拔机制，主动发现并推荐具有潜力的优秀人才到国际治理机构实习任职，积累实战经验；要完善派驻保障、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建立智库网络、提供智力支持；鼓励能源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人员参与国际谈判和规则制定，并将我国在能源转型、低碳发展等方面的成功实践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最终为全球能源治理的完善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编辑 尚鸣）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将“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十五五”时期核心任务。“十五五”是我国迈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亦是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战略窗口期。当前，人工智能已从技术热点上升为重塑国际格局的战略性力量，竞争维度正由单点技术能力比拼转向体系化、生态化竞争。在此趋势下，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结构完备、可持续演进的基础软件体系，已成为维护国家科技主权、保障数字经济安全的战略必然。

一、人工智能时代的竞争焦点正从算力转向数据与基础软件

算法、算力、数据构成AI时代的三大支柱。当前，中美算力差距正在逐步缩小，算法路线趋于收敛，真正决定智能能力上限的，正从算力规模转向数据和基础软件体系这一AI价值链的“底座能力”。

随着《“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等政策落地，我国“举国数据”战略加速推进，形成全球独有的全产业链场景数据资源，为大模型训练和行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然而，数据要素价值能否充分释放，取决于是否具备强大的数据承载、治理、流通与安全能力，尤其是以数据库系统为代表的基础软件体系。麦肯锡2025年报告指出：88%的企业已部署AI，但能真正实现价值提升的仅占6%。问题根源不在模型本身，而在于数据底座薄弱、系统能力不足，导致数据无法形成可用、可控、可持续的技术供给体系。如果说大模型是国家智能化发展的“发动机”，数据库等基础软件则是托举AI的“地基”与“命脉”，没有安全、自主、先进的基础软件体系，将对我国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形成长期性限制。

二、我国基础软件短板突出，亟须通过“十五五”战略工程实现跨越式突破

长期以来，我国基础软件产业总体规模偏小、企业竞争力不足，与微软、甲骨文等国际巨头在体量上存在数量级差距，根本原因在于底层核心技术掌握不足、自主内核缺失、原创能力薄弱。尤其在数据库系统领域，基于国外开源套壳的“国产替代”缺乏核心突破，难以实现金融级场景的1:1平替，更无法支撑AI时代数据规模、智能推理与多模态场景的高并发、低延迟、高可靠需求。也应看到，少数真正坚持自主研发的系统已展现能力，例如深圳计算科学研究院的崖山数据库系统，已在金融核心业务场景实现对 Oracle 的 1:1 平替，但在推广落地过程中，仍受到市场结构和机制性因素制约。若不能从基础软件层面实现从“跟跑模仿”向“自主原生”转型，我国在未来智能时代的竞争中将继续受到基础设施能力的掣肘。

因此，“十五五”时期，必须依托国家战略资源与超大规模应用场景优势，推动基础软件体系实现原生创新、结构性突破、系统化升级与生态级跃迁。

三、全面推进基础软件创新的六大关键实施路径

（一）坚持原创驱动，构建自主可控的核心内核体系

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拿来主义”和“开源套壳式创新”，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原生基础软件体系。以数据库系统为例，“十五五”期间应重点推动：

• 攻坚自主的数据处理架构与核心机制，突破数据库关键内核技术，形成能够支撑智能时代的新型底层架构；

• 组建国产数据库关键技术攻关联合体，建立贯通科研院所、龙头企业与行业应用的“国家队+生态链”联合创新模式；

• 构建以性能、安全、可验证性为核心指标的评测体系，推动原创新技术在关键行业率先验证与规模化部署。

  自主原创能力将在未来智能基础设施体系中决定我国技术主动性的高度，并深刻影响我国在标准体系、生态构建和产业链安全方面的战略地位。

  （二）抢占前沿赛道，推动基础软件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

  国际科技巨头正加速构建面向AI的下一代基础软件体系。例如，Oracle全速推进DB4AI（数据库为AI服务）与AI4DB（AI优化数据库）的双循环架构，通过数据库内核与智能算法的深度融合，重塑大模型训练、推理与数据管理的底层范式。面对这一全球性技术跃迁，中国必须抢抓战略窗口期，率先布局面向AI的自主基础软件体系。建议启动国家级“DB4AI重大专项”，聚焦突破制约我国AI和数据库产业长期发展的关键瓶颈，锚定未来10年的技术主航道，重点在以下方面形成突破：

• 面向大模型训练与推理的数据库内核适配技术，解决参数规模爆炸下的数据存取与一致性瓶颈；

• 面向多模态数据的统一管理与查询引擎，实现多源异构数据的一体化治理；

• 具备自优化、自诊断、可解释能力的新一代智能数据库系统，构建与模型协同演化的“智能基础设施”；

• 行业模型数据基础平台建设，推动数据库能力与行业知识、行业模型深度融合，为金融、制造、能源、医疗等领域提供安全、可控、可扩展的数据底座。

  通过上述布局，实现从“补短板”向“建优势”、从“点突破”向“体系引领”的战略跃迁。

（三）打破“重硬轻软”结构性壁垒，以关键场景推动基础软件成熟

脱离真实场景验证的软件永远走不出实验室。建议在“十五五”时期，以国家重大行业为牵引，推动基础软件在以下领域率先验证：

• 金融核心交易系统；

• 能源与工业互联网；

• 医疗健康与民生服务；

• 智慧城市与政务数据融合共享。

  通过场景反哺技术，推动国产基础软件从“能用”迈向“好用”与“强用”。

  （四）优化金融支持体系，构建支撑基础软件发展的长期保障体系

  基础软件具有投资周期长、风险高但国家战略价值突出的特性，要推动原创基础软件形成持续竞争力，“十五五”时期需进一步完善科技金融协同机制，为其工程化与产业化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撑：

• 完善国家层面的长期投入机制，保障关键研发持续推进。将基础软件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支持目录，形成稳定、可预期的资金支持；

• 强化科技金融协同，引导长期性资本参与基础软件创新。通过政策性资金、产业基金和长期资本的共同参与，支持基础软件的中试验证、生态构建和规模化部署，缓解“好技术难落地”的普遍瓶颈；

• 健全验证与首用机制，加速原创软件的工程化应用。在金融、电信、能源等关键行业建立权威的测试验证和首版次应用机制，降低早期采用风险。

  引导资本精准赋能基础软件赛道，将为国产基础软件跨越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五）夯实数据底座，打通AI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真正制约AI产业化的瓶颈不是“缺乏模型”，而是“数据无法用、场景难落地”，亟需面向国家重点行业构建AI就绪的数据底座。建议重点推进：

• 建立统一的数据治理标准体系，规范数据全流程管理；

• 构建多模融合数据管理技术体系，实现不同形态数据的统一查询，打破数据融合壁垒，为大模型迭代与AI深度应用提供坚实支撑；

• 构建多模态数据安全防护架构，深化隐私计算与数据加密等技术研发与应用，护航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

  只有当数据可管理、可共享、可安全流通，AI才可能规模化落地并创造价值。

  （六）加强底层理论攻关，构筑未来十年战略科技储备

  基础软件与AI深度融合最终要回到底层基础原理创新。目前我国存在“重应用、轻理论”的结构性短板，“十五五”时期应前瞻布局面向未来的基础理论研究，形成支撑国家中长期竞争力的战略科技储备。建议重点加强以下方向的系统性探索：

• AI计算与数据库系统内核融合理论体系；

• 大模型语义与数据一致性理论体系；

• 智能计算体系结构与范式演进；

• 复杂智能软件系统的可靠性与可验证性理论。

  这些研究虽难以快速转化为产业效益，却将决定10—20年后我国在全球智能基础软件领域的“底层话语权”，实现从“体系追赶”向“范式引领”的跨越。

四、结语：以“十五五”为战略窗口期，推动国产基础软件体系化跃迁

“十五五”是我国AI产业跨越式发展与基础软件突围的关键五年。唯有锚定自主创新核心路线，聚焦前沿赛道突破，夯实数据与软件协同底座，构建长效稳定的资本支持与科研攻关机制，才能真正实现从“补短板”到“建优势”、从“点突破”到“体系领先”的战略跃迁。

基础软件绝非产业链上的普通环节，而是支撑大模型时代国家竞争力的“数字底座”“技术命脉”与“国家安全屏障”。抓住“十五五”战略窗口期，中国完全有机会在全球AI竞争格局中实现由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奠定坚实技术基础。

（编辑  季节）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我们要充分认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人工智能：引领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在《建议》中被多次提及，成为“十五五”时期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数字中国的关键支撑。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于人工智能的讲话精神以及《建议》内容，我国人工智能呈现出更加清晰的战略布局和发展路径。要筑牢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基础，全力布局抢占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以“人工智能+”行动深入推进数智化、智能化，推进科技创新范式变革、生产生活方式变革，构筑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新质生产力。

每一次生产力变革的背后都是科技革命。在“十四五”期间，我国科技创新实力显著提升，全球科技创新指标排名从第35位跃升至第10位，展现了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而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深蓝”“AlphaGO”，到ChatGPT、Deepseek的现象级突破背后，都有超级算力能力创新跃升的基础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超级计算创新发展，先后多次视察和批示银河天河团队，2013年视察时提出“要坚持以我为主，勇于自主创新”，2019年视察现场时把研制新一代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的任务交给了天河团队。2021年“天河”新一代超级计算机系统研制成功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批示指出，“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正是总书记的关心和指导，中国超算从千万亿次迈向亿亿次、十亿亿次再到百亿亿次的突破，不断挑战世界速度的极限，连续12次登顶国际Graph500大数据图计算能效榜单。同时正在通过算力赋能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支撑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科技创新。

人工智能正成为塑造新质生产力的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将深刻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我们要深刻领会和清醒认识：“人工智能+”不仅是技术应用，更是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生成式智能、自然语言大模型等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标志着智能化真正开启。我们刚经历互联网阶段，代表信息化广泛普及和深度应用的关键阶段，互联网的突破消除了信息不对称的鸿沟，迎来社交网络、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等新业态。而AI智能化开启的则弥合了专业知识与能力的鸿沟，使专业岗位的能力转移到智能工具上，也就是学习记忆知识、加工处理知识、反馈运用知识的这种人类才具有的知行能力，正在变成智力能力的生产工具，一种机器智能的全新生产力正在形成。

数智化：构筑新质生产力的三层面驱动

数智化的核心在于构筑新质生产力三个层面驱动。一是对存量产业的千行百业赋能，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金融、医疗、文化、治理等领域深度融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引领科研范式变革，以语义大模型、智能计算等重构科技与工程研发新范式，由此催生出全新的产业场景与数智化产业链；三是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医疗健康、教育就业、城市全域管理等场景中提升公共服务精准性与效能。

具体来说，全要素生产率、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将体现在各个行业和领域。在制造业中，智能化的生产线将实现更高效的生产流程，减少人力成本和生产时间，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在服务业中，智能客服、智能推荐等应用将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满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存量产业的全面重塑则意味着传统产业将借助AI技术实现转型升级，焕发新的生机。例如，医疗行业可以通过AI辅助诊断提高诊断准确性和效率，教育行业可以利用智能教学系统实现个性化教学，金融行业可以借助大数据和AI技术进行风险评估和投资决策。同时，AI智能化还将广泛性引育新兴产业，如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智能家居等，这些新兴产业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构建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为应对机器智能带来的生产力变革以及大国博弈中的科技竞争，我们要主动作为，构建自主技术体系，强化算力、算法、数据协同，提升技术链自主可控能力。

作为科技工作者，肩负着党和国家赋予科技工作者的重要历史使命，更需深刻领会“十五五”时期党中央关于中美战略博弈、人工智能科技革命、人口结构变化等国内外形势判断，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同时，也要积极在五个方面谋篇布局：一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克AI领域芯片、算法、多模态大模型、具身智能等关键技术，支持研制新一代世界领先的超算智算融合计算机；二是营造激励创新的政策环境，大力支持AI领域通过开源开放构建协同生态，未来基础大模型有望成为类似操作系统级的核心平台和关键交互入口，必须将自主可控作为其发展的核心要义；三是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算力－数据－算法－模型－智能体－具身智能－场景的产业链；四是加速推进人工智能+行动，相比AI领域的快速迭代，AI应用与“行业+AI”的发展还刚刚起步；五是推进AI领域科教人一体化发展，加强交叉学科创新人才培养和安全伦理教育。

国家超算践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始终坚持创新驱动，以国家级创新平台、国家级卓越工程师团队为支撑，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超“千亿亿级”超算智算数据能力，突破工业软件、生成式智能、生物医药与新材料等重大领域关键技术。通过“创新+创业”双轮驱动，加速算力、数据、智能等创新成果转化，“以十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与顽强意志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保障国家算力主权、数据主权、模型主权。

一是，争取国家新一代超算智算融合计算系统研制任务，开展世界领先超智融合计算芯片设计研发及支撑生态建设，保持中国算力的国际竞争力。

二是，联合布局天地协同太空算力设施，形成全球算力投送能力，构筑算力数据主权国地位。

三是，持续开展量超融合的关键技术探索与工程化实践，加快量超融合布局，研发量子和超算资源“智能调度台”系统，推动量子计算应用“落地见效”。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与“十五五”规划建议，要求超算领域以“自主可控”为根、以“融合创新”为翼、以“安全治理”为盾，构建“算力—数据—智能”网状协同生态，构筑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编辑 杨利红）

在讨论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创新能力时，人们往往聚焦于制度设计、资本规模或技术水平，却很少正面讨论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市场是否具备足够的空间结构，使原创能够在时间中存活并演化。

主流经济模型通常默认市场是同质的，增长与衰退同步发生，创新必须在有限窗口内完成验证。但这一假设，只适用于少数高度成熟、空间被压缩的经济体，并不能解释那些真正完成工业跃升与技术积累的社会。

市场梯度的本质

所谓市场梯度，并不是简单的发展不平衡，而是指在统一政治、货币与制度框架下，多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市场层级长期并存，并且这些层级之间能够通过人口流动、产业迁移与基础设施网络形成接力关系。在这种结构中，不同的市场梯度承担不同的功能。高复杂度的市场承担了验证功能，中复杂度市场承担了放大功能，低复杂度市场承担了普及与长期运行功能。市场梯度的本质是，在一定时间段内为增长提供可腾挪空间。增长不再被迫在同一时间尺度内完成，风险也不再集中于单一节点爆发。

这一结构对原创动力的影响，远比通常讨论的“研发投入”或“人才数量”更为根本。围绕“原创不足”的一些争论，往往混淆了两个不同层级的问题：一个是原创的第一性问题，即谁第一个发明或发现；原创的第二性问题是，谁能让此类发明或发现在现实场景中长期存活。前者决定知识史的起源，后者决定文明史的归属。

在同质化、成熟且高度金融化的市场中，原创往往被迫承担“一次性证明价值”的压力。新思想、新技术要在最严苛的环境中迅速成功，否则就会被资本、组织与制度同时放弃。但这种结构并不会最大化原创产出，反而会系统性压缩技术周期，使创新活动向少数高风险性的前沿集中冲刺，而大量需要时间沉淀的原创则可能在尚未成熟之前便被淘汰。所谓“原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能力问题，而是生存条件问题。

市场梯度改变的正是原创的生存逻辑。它并不要求原创一开始就达到“终极形态”，而是允许原创在不同的复杂度层级中逐步演化。比如在高梯度区域承受应力测试，在中梯度区域完成工程成熟，在更广阔的基础市场中获得长期运行与真实价值反馈。因此原创不再是一场单点豪赌，而是成为一条可以被修正、被延续的时间曲线。梯度市场解决的不是“有没有原创”，而是“原创能不能落地生存”的问题。

从历史经验看，这一机制并非抽象推演。19 世纪至 20 世纪中期的美国，曾在相当长时间内具备类似的内部梯度结构：东北部率先完成工业化与金融化，中西部承接制造扩散，西部作为人口吸纳与基础设施扩展的增量空间。正是这种结构，使技术能够在美国国内完成从概念到工程、再到普及的完整路径，从而使美国在1895年前后超越了英国。然而，当美国将制造体系外移、区域产业空心化、金融资本主导一切之后，这种梯度结构迅速坍缩，美国市场重新变得高度同质，原创也越来越集中于少数高风险、短周期的前沿领域。

日本的经验则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战后至泡沫破裂前，日本通过高度集中的产业政策与企业体系，在有限国土内强行压缩时间，完成工业升级。日本并不缺乏技术能力，缺乏的是一个能让原创在不成熟状态下继续生存的合理空间。由于缺乏足够的内部梯度来承接产业与需求的再配置，一旦资产泡沫破裂，经济只能进入长期停滞。

而欧洲无论是在单一国家还是整体层面，其市场要么规模有限、要么制度碎片化，即便在统一框架下，也难以形成真正连续承接的产业梯度。由此，高端原创难以放大，原创更多停留在概念与实验阶段，而非长期在工程实践中实现运行，产业升级高度依赖外部市场。

这些对照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市场梯度并不是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就能简单复制的制度工具，而是一种由人口规模、空间纵深、产业完整度与制度统一性长期叠加形成的综合效果。缺少其中任何一项，梯度要么无法形成，要么只能停留在割裂状态。

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真正的梯度市场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足够大的人口规模，使需求自然分层；足够广阔的国土纵深，使产业与城市能够在空间上迁移与接续；足够完整的产业体系，使技术不依赖外部即可完成从研发到放大的闭环体系。以及高度统一的制度、货币与基础设施网络，使这些差异被整合进同一个可调度系统。正是这些条件的叠加，使时间可以被“存入空间”，原创得以在社会实践中长期存在。

原创动力呈现出的新形态

在这样的结构中，原创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叙事的形态。它不一定以“世界第一”的标签出现，却通过长期运行和随机调整不断累积优势；它不追求一次性颠覆，而更擅长通过连续演化完成系统替代。这并不是对原创性的削弱，而是一种更接近真实世界的原创观。在这里，原创不属于瞬间的灵感，而是能够为不成熟思想提供时间与空间的社会结构。

资本市场之所以频繁误判这种经济体，并非因为其分析能力不足，而是因为它的估值语言天然偏好单峰、同步与快速兑现的增长路径。梯度市场呈现出的却是多段接力、节奏错位与风险分散。这些特征在短期报表中显得“不够纯粹”，但在长期竞争与外部冲击中却展现出了罕见的韧性。原创的第二性价值，往往无法被即时定价，却决定最终胜负。

从一般意义上看，市场梯度并不是效率的对立面，而是复杂社会避免走向“高风险创新+高泡沫依赖”的关键空间机制。它决定了一个经济体能否在不持续透支未来的情况下，完成技术升级、产业迁移与原创积累。缺乏梯度的社会，只能依赖少数窗口期完成跃升；而拥有梯度的社会，则能够把创新转化为一场被拉长的演进过程。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经济的真正独特性，并不体现在某个行业、某项技术或某次突破上，而体现在一种当代世界极为罕见的结构条件之中：一个仍然允许原创在时间中慢慢生长、不必一次性证明自己的市场体系。这不是短期优势，而是一种深层、长期且难以复制的文明现象。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