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区域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但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完善，人才资源丰富，在工业发展和科技创新上处于领先地位。中西部地区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居民收入的提高，都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在当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地方园区的转型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重要的政策意义。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增速放缓、注重质量的新常态，这就要求各地园区进行创新和变革。新的技术革命与产业转型正在兴起，比如苏州工业园区的大数据物流，通过精确的资源配置，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合肥高科技园区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家电制造的自动化，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常州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园依托新能源技术，吸引众多企业聚集，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国家提倡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武汉的东湖科技开发区就是长三角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转移基地，对地方的工业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深圳高新区在南山建立了孵化器，对创业企业实行减税、补贴等优惠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创业热情。推动地方科技园区立足于区域经济的大框架下，密切关注政策导向，在产业规划和创新机制上进行全方位的创新，推动区域内资源的合理流动，从而达到自身的持续发展和区域间的协同增效。

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区域经济是一定地域内的生产要素与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条件相结合所形成的复合体。德国韦伯提出的产业区位理论认为，在运输、劳动力和聚集经济的共同作用下，企业的生产成本是最小的，增长极理论强调的是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某一特定区域内的优势产业和创新企业将在一定程度上聚集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增长极，并通过辐射效应对周围的区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先后建立了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等经济特区和国家新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作用，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

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非常重要。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不均衡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东部地区由于政策、区位等方面的优势，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自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国家对西部地区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经过多年的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区域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也加快步伐，通过建设交通枢纽，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促进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显著的成绩。2023年上半年，中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增幅达到8.5%，比全国同期增幅高出1.5%。

区域园区的作用

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各地的园区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主要有高科技园区、工业园区和农业园区三种类型。例如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聚集了一批著名的高科技企业，2023年，园区内企业营业收入已达8.3万亿元。工业园区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制造业，例如苏州工业园区主要集中在机械、电子、信息等行业按照经营方式，园区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园区、企业主导型园区、政府与企业合作型园区。政府主导型园区以政府为主导，以政策为导向；企业主导型园区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导，以政府与企业相结合的方式来优化资源配置。

地方工业园区

地方工业园区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特点是产业集中。以浙江大唐袜业工业园为例，该园区已形成完整的袜子产业链，袜子年产量超过250亿双，占据国内70%的市场份额，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当地的园区也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关键。到2023年底，重庆西永微电子工业园有15万名员工，其中60%以上是当地员工，并在各个领域提供就业机会。创新驱动是地方大学园区的一个重要职能。合肥高科技园区积极与大学合作，构建科技创新平台，促进前沿科技的研发。

地方工业园与地区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地方产业园区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十分明显。园区内的企业对本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有直接的贡献。到2023年，天津滨海新区GDP将达到876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天津市GDP的30.5%。园区内的众多企业以自身的发展带动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形成一条产业链。工业园区的开发带来了直接投资效益。上海漕河泾开发区已有30余个国家和地区前来投资，利用外资总额达160亿美元以上，不仅对园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吸引外资作用，而且还能带动相关产业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园区发展也促进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建设。为适应园区的发展，当地政府在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以改善园区的投资条件，吸引更多的人口向园区和周边地区聚集，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

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园区的空间布局和调整。在地区经济发展的初期，地方政府为加快经济的发展，往往会在交通便利和资源优势较好的地区建立开发区，吸引企业来此投资建厂。但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对工业园区的功能与产业布局提出更高的要求，园区的规划与建设应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对高科技产业的需求不断增大，当地政府就会通过建立高科技园区将资源集中在高科技产业上。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对园区的空间布局和调整影响较大。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将推动各地区对园区进行合理的布局，促进产业有序地跨地区转移。例如河北省在北京和天津毗邻地区建立了京津冀产业园区，积极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实现了京津冀区域产业的协调发展。

地方园区转型路径

资源配置的优化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地方经济园区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产业竞争力。从资源配置来看，目前许多园区都存在着资源分散、利用效率不高的现象。各地一批传统的工业园区，有不低于20%～30%的土地资源处于闲置状态，水、电等配套能源使用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浪费。为此，国家颁布《关于推进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的实施方案》，通过对园区土地资源和能源资源的整合，让资源集中、高效利用，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通过搭建资源共享平台，整合、调配园区企业闲置的厂房设备等资源，使园区用地利用率提高35%以上，年节约成本5亿多元。

在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方面，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产业竞争，我国园区产业正面临着高端产业流失，低端产业缺乏竞争力的问题。东莞松山湖高科技园区，原先主要从事电子资讯制造业的低增值加工及组装。在政策的引导下，园区加大了研发力度，以华为为代表的一批高科技企业纷纷落户，带动了周边产业向高端转移。到2023年，园区内高科技产业产值比重由改制前的40%提高到70%以上，园区的产业竞争力得到明显提升。

工业园区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

产业升级和园区改造是我国地方工业园区发展的两条重要途径。过去很多地方经济园区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但随着人工成本的上升，这些园区的竞争力越来越弱。例如，在珠三角的一些制衣厂，在2010到2020年间人工成本上升了150%，使得制衣厂的利润率越来越低。为了实现这一转变，国家制定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鼓励园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深圳南山高科技园区对此做出了反应，积极发展和引入高科技企业。园区内的龙头企业——腾讯公司持续加大研发力度，研发人员的比例达到60%以上，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大量的科技创新成果，引领园区由传统工业向科技创新工业转型。到2023年，高科技产业占南山高科技园区经济总量达到90%，成功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园区到科技创新型园区的转型。

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化导向型转变

政策创新和机制改革的目的是促进高新区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过去，很多开发区在项目的审批和企业的管理上都受到政府的过度干预，造成园区的低效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园区采取了一些创新的政策措施。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港区为例，为进一步降低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程度，采取了“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在项目审批方面，将审批周期从200天降到60天，将企业开业时间降到1天。同时引进市场机制，建立工业投资基金，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如张江火炬风险投资公司在张江高新技术园区成立，目前管理着50亿多元的资金，将社会资本引导到生物医药和集成电路等重点领域，对园区的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有效地完成了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转型。

提高园区可持续经营能力

地方产业园区的改革方向是增强产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从绿色发展的角度来看，园区内企业在节能减排等方面受到《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的鼓励。例如苏州工业园区对企业的环保要求非常严格，符合要求的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不符合要求的企业要求整改或淘汰。园区企业优化生产流程，近5年来单位 GDP能耗降低25%，园区绿化覆盖率达45%。

在建设智能园区的过程中，随着IT技术的发展，许多园区都在积极推动园区的数字化改造。未来人科技城将利用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打造杭州城市智能运营平台。园区内的企业运营状况、交通状况、能耗状况等数据均可通过该平台进行实时监控，从而达到精确管理的目的。园区利用智能控制系统减少15%的能量消耗，智慧园区的建设不仅可以提高园区的管理效率、企业的运作效率，而且可以促进园区的持续成长。

一些传统的工业园区内，产业结构混乱，各种类型的企业混杂在一起，上下游产业链缺乏有效的连接，企业之间的交易费用较高。同时，污水处理、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存在着严重的重复建设，许多企业都在各自的地盘上建设，但利用率还不到50%，造成资源极大浪费。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关于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以建立循环产业链为核心，促进资源的梯级利用和共享，促进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通过对园区内的工业空间进行重新规划，形成了化工、汽车等工业集群，同时建立了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和智能化仓储物流中心。改造后，园区企业之间的物流成本下降30%，污水处理厂等公用设施利用率达到85%，实现了有效的资源整合。

在产业竞争力提升方面，面对日益激烈的产业国际竞争，迫切需要优化提升地方经济园区的产业结构。许多园区的产业结构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产品的附加值较低，缺少核心的技术和品牌。因此，为推进园区内制造业的高端化，国家制定了《关于促进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的实施意见》。对此，宁波的杭州湾新区着力发展汽车及其零部件和高端装备制造业。以吉利汽车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入驻新区，以汽车研究院为代表的创新平台建设，使新区汽车工业的 R& D支出从改制前的3%提高到了8%。到2023年，新区汽车工业产值达到1500亿元以上，新能源、智能、网络汽车等附加值较高的产品比重达到40%以上，实现产业竞争力的跨越式提升，在世界汽车工业舞台上站稳脚跟。

科技园区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以北京大兴区科技园的发展与改革为例：

北京市大兴区近年来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积极推进园区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例如，《大兴区促进高精尖产业发展若干措施》从资金、税收等方面对符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予以扶持，鼓励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数据显示，在2018—2022年间，传统工业在大兴区园区的比重逐渐降低，高科技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

大兴区通过《大兴区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每年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建立研发中心和产学研合作项目，加快转变经济增长动力。园区内企业在政策的推动下，创新动力日益增强，实现了由传统的生产要素推动型经济增长向创新主导型经济增长的转变。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R&D投入强度在2018—2022年间不断提高，分别为2.15%、3.08%。新产品营收占比也在逐年上升，从2018年的18.34%上升到2022年的25.67%。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创新投入与GDP增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大兴区以土地资源、人才资源、资金资源的合理配置为手段，提高了园区的发展效率。在配置土地资源方面，以重点产业项目用地为优先保障，提高用地效益，落实《大兴区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对园区内的重点产业进行社会资本引导。到2022年，工业发展基金总规模达到15.68亿元，带动社会投资56.32亿元。

虽然大兴区的园区产业结构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产业间的协同和联动还很薄弱。高科技产业内部各细分市场之间缺乏深层次的交流和合作，高科技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联系。例如，根据2022年园区内企业交易数据统计，高科技企业中只有30%左右的企业与园区内同类型上下游企业形成稳定的供货协作关系，绝大多数企业仍然是“单打独斗”。这就造成了产业资源分布的分散化，不利于产业集群的形成，影响了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与此同时，高科技与传统工业的互动与融合方式还不够成熟，产业间的跨界融合进展缓慢，不能充分挖掘高科技与传统工业相结合所产生的新的经济增长点，采用先进IT技术的传统制造业企业不到10%，这既阻碍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又制约了高科技产业应用场景的扩展。

尽管大兴区积极推进以创新为导向的发展战略，企业的R&D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但创新成果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效率不高。一方面，科研院所与企业的联系渠道不畅：调查显示，40%以上的园区企业认为，在与研究机构合作研发或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合作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比如，到2022年，园区内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共获得了800多项专利，但是真正能够转化为产业的还不到30%。另一方面，我国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还不够健全，无法有效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科技产业发展基金，但是对于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风险较大的项目，创投公司的介入程度并不高。从资金流向上看，2022年度产业发展基金中用于创新成果前期转化的资金只占15%，这就使很多具有潜在价值的创新项目因为资金不足而难以迈过“死亡之谷”，不能顺利进入产业化阶段，从而影响到园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虽然大兴区对重点工业项目的用地实行了优先供应政策，但园区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用地紧张问题日益突出，要素资源分配中的瓶颈问题已成为制约园区发展的“瓶颈”。根据2022年土地储备情况，目前可供新建大型项目使用的集中用地有限，而且比较分散，部分对用地规模、完整性有较高要求的重点产业项目难以实现落地。同时，园区内部分土地的使用效率较低，部分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或发展战略调整等原因，导致园区部分土地处于闲置状态，存在较大的土地浪费现象。

大兴区园区虽然通过引进人才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优秀人才的聚集，但是人才结构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园区产业的发展需要。高端创新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严重不足，尤其是对算法研究和应用场景都有一定了解的复合型人才，更是供不应求。

虽然产业发展基金的规模不断扩大，并发挥了巨大的社会资本杠杆作用，但有些项目的投资并不能带来预期的收益，产生投资的风险。根据项目绩效考核数据，2022年度基金资助项目中有20%左右的项目没有达到预期的产值和税收增长指标，导致基金的浪费。同时，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存在一定的风险控制要求，导致2022年园区内中小企业平均贷款额度只有大型企业贷款额度的30%，制约了园区内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发展。

地方园区改革对策建议

建立行业协作沟通平台

以政府为主导，强化产业间的协同联系，建立集技术、产品、产能、需求于一体的综合产业协作信息平台。建立网上信息发布和对接平台，实现企业间的合作意向和技术问题的实时发布；线下建立产业合作服务中心和专业服务队伍，按月、按季组织企业进行产业对接、技术交流等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联动，在一年内将园区内高科技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形成40%以上的稳定供货合作关系，在三年内将此比例提高到60%以上，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深化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促进产业一体化发展

设立“产业融合专项资助基金”，每年资助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融合项目。对采用信息技术的传统制造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给予实际投资30%的补助；对高科技企业向传统产业拓展应用场景的项目，按照新增税收20%～50%的比例给予税收优惠。推进30%以上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实现智能化升级，培育出20个具有示范效应、可复制推广、引领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示范企业。

提高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

建立科技成果转化专业服务组织，拓宽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渠道，建立定期交流机制。定期对园区内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进行调研，了解科研成果和企业的技术要求，为双方的准确对接搭建桥梁。建立标准化的科研合作程序和合同范本，精简程序，降低费用。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对于成功促成技术合作、实现技术产业化的科技服务企业，按照技术合作项目实施后2年内新增利润5%的比例，对科技服务企业进行激励。

健全科技融资服务制度

鼓励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科技成果转化前期项目，对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的科技成果转化前期项目，财政给予投资总额10%的补助，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对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的科技成果转化前期项目，减免20%的企业所得税；政府产业开发基金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前期投入，同时构建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承担技术创新转化风险的科技金融风险共担机制，减少金融风险的压力，促进更多的技术创新成果顺利转化为商品。

加强国土资源监督管理

利用卫星遥感和GIS技术，建立土地资源动态监测体系，对土地利用情况进行实时监测。严格按规定收取土地闲置费；闲置2年以上的依法收回再出让。鼓励企业盘活存量土地，采取土地流转和合作开发等方式，通过减免土地使用税等方式，促进闲置土地利用的盘活。优化供地方式，优先采用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先让后租等灵活方式供应高投资、高科技项目用地，提高园区土地使用效率，力争1年内将园区闲置用地比例控制在3%以内，2年内控制在1%以内。

提高经费使用的准确性和监督水平

建立产业基金投资项目评审专家库，引进第三方专业评审机构对项目进行严格可行性分析和风险评价，确保基金投资的准确性。加强对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实施全过程监督，开展绩效考核，对不能实现预期目标的专项资金要及时调整用途，并采取止损措施。鼓励金融机构根据中小企业的特点进行产品创新，开展知识产权、应收账款等质押融资，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门槛，以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推动中小企业自主创新。

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加快地方产业园区的改革，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推动地方产业园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地区经济的和谐发展。地方产业园区的改革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与政策导向相吻合，必将对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而深远的作用。

（编辑  季节）

2003年，中央印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东北振兴由此拉开序幕。2007年，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等五盟市被纳入国家东北振兴战略实施范围。至此，东北振兴战略包括了东北地区三省一区的共同振兴。2016年，中央印发《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提出争取再用10年左右时间，东北地区实现全面振兴，走进全国现代化建设前列，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支撑带。

近年来，东北全面振兴战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当时确定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分析近10年的经济数据可以发现，在煤炭保供东北的需求牵引下，蒙东地区经济发展态势逐年向好，无论发展速度还是经济总量都已成功“破圈”，成为牵引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动力。

东北辽吉黑三省与蒙东地区经济发展的消长

东北三省一区在全国GDP排名的变化

东北振兴开启的2003年，东北三省GDP在全国占比为8.36%，到2024年，其占比仅为4.70%，几乎下降了一半；同期，辽宁省GDP的全国排名由第8名下降到第16名，吉林省则由第15名下降到第25名，黑龙江省也由第24名下降到第26名。耐人寻味的是，东北地区主要城市的GDP排名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前10名当中，除了有4个副省级城市外，蒙东的3个城市进入其中，蒙东地区经济也进入了东北地区先进行列。

三省一区工业增长趋势各异

东北三省、蒙东地区工业增加值的全国占比与发展趋势，以及东北内部的工业增加值占比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2003年，东北三省工业增加值的全国占比为8.94%，2024年则下降到4.11%，降了一半还多；同期，蒙东地区工业增加值占比则由0.40%提高到0.50%，绝对值增长了近10倍。值得一提的是，蒙东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在东北地区的占比逐年提高，从4.46%提升到12.10%，体现出蒙东工业化进程明显加速。

主要城市发展变化值得深思

2003-2024年间，在东北地区主要地区（市）中，赤峰的GDP排名由16位上升到第6位，并从2021年起一直保持在第6位，呼伦贝尔由21位上升到第8位，通辽由13位上升到第9位，锡林郭勒盟由33位上升到第16位，兴安盟由38位上升到第26位。目前东北城市GDP前10名依次是：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大庆、赤峰、鞍山、呼伦贝尔、通辽、吉林。纵观这10个城市，前4名是计划单列城市和副省级省会城市，大庆、鞍山、吉林是国家重点工业基地，拥有多家大型央企，而蒙东地区的赤峰、呼伦贝尔、通辽则依靠市场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

东北振兴的差异化发展道路

强调优化供给

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地区就是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支柱，经济发展领跑全国。在其后的改革进程中，人们希望通过改革供给水平与供给结构，重新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提供有效的供给。但问题在于：一方面，用大量投资支持国有企业，同质化发展严重；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陷入“低端锁定”和“高端不足”的双重困境，导致产能过剩和供给不足并存。东北地区的绝大多数产能没能为国家的工业化继续提供有效的供给。比如，笔者在某地调研时，当地领导曾经自豪地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的电子器件就是他们生产的，而今，该地的电子产业市场竞争力，已经今非昔比，更不用说为人造卫星做配套了。

国有企业负重前行

在计划经济年代，东北三省GDP在全国占比一度接近20%，辽宁曾经排名全国第1，并多年保持前3名；黑龙江在很长时间内保持全国第6的水平；吉林经济发展也达到中游水平。这样辉煌的历史成绩，主要支撑基础是国有企业，可以说，国有企业铸就了东北三省计划经济时代的辉煌。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人们头脑中的传统思维依然存在，大多数人对计划经济年代东北三省形成的大型国有企业心有寄托，希望它们能够重振雄风、再度辉煌，反映在振兴政策当中，就是希望于盘活存量的国有企业，然而，承担大量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竞争力日渐式微，这可能也是新时代东北振兴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

蒙东工业化发端于东北煤炭保供的需求引领

进入21世纪，东北地区在改革中没有适时调整结构支柱，地位不保，作为发展“血液”的能源储量面临枯竭的风险，为了保持工业的持续发展和东北三省人民群众的冬季取暖，国家要求储量相对丰富的蒙东地区为东北提供煤炭资源，保证东北三省的工业和民生用煤，这一政策开启了蒙东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为了满足东北三省保供用煤的需求，蒙东地区发展起了煤炭工业；由于保供煤需求存在季节性特征，为了保证淡季煤炭企业的正常产出，蒙东在煤炭产业的基础上，发展了坑口火电产业，通过远程传输，满足了长三角、京津冀、东北的用电需求，电力产业得到了发展。不仅如此，蒙东地区还利用自身的风光优势，发展绿色电力产业，持续满足了发达地区的电力需求。目前，蒙东地区以能源电力为代表的工业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并在东北振兴中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确立了需求引领经济发展的样板，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东北振兴的蒙东路径借鉴

进入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东北三省一区应形成合力，构建协同联动机制，在更高水平和更高层次上实现一体化发展。

以需求为导向的东北振兴路径调整

笔者在调研时发现，锡林郭勒盟在蒙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最具代表性。2024年，锡林郭勒盟地区生产总值1235.96亿元，增速4.6%，位居蒙东地区首位。全年原煤产量14357.2万吨，其中60%供给东北地区；发电量1139.2亿千瓦时，其中，火力发电量697.7亿千瓦时，增长9.3%；风力发电417.8亿千瓦时，增长16.3%；光伏发电23.7亿千瓦时，增长17.8%。发电外输华北、华东、东北等地900亿度，外输占比达79%。可以说，煤炭保供东北牵引出的需求是决定和影响锡林郭勒盟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的重要因素。锡林郭勒盟初步建立了现代能源产业集群，在保障东北地区煤炭供应和周边地区优质电力使用的同时，助力绿电“出圈”。

蒙东地区依托煤炭保供启动了工业化进程，初步建立了以能源工业为引领的产业体系，走出了一条以需求为引领的东北振兴之路。未来东北振兴也可尝试需求引领路径，积极融入国内外统一大市场之中，以国内外需求为导向，实现结构优化和质效提升。

东北三省制造业为蒙东产业发展服务

因煤炭保供起步的蒙东工业化进程，带有明显的能源主导色彩，其中新能源产业是最耀眼的环节。目前锡林郭勒盟新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达2288万千瓦，凭借资源优势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笔者调研发现，因为设备超长、超宽、超大，部件运输存在困难，风力发电设备的就地加工组装就显得尤为重要。为顺应这一发展潮流，锡林郭勒盟初步形成以风机整装为主，以叶片、塔筒、机舱罩、风机基座等零部件为辅的风机装备产业链，规模效应逐步显现。同时，瞄准第三代光伏组建新赛道，引进了钙钛矿光伏组件制备项目，正在培育新型光伏装备制造产业链，并规划由“加工组装”逐步向“制造”转变。

然而，蒙东风电产业发展水平依然存在“短板”，有待升级优化。以风电设备制造业为例，虽然已有中船风电、上海电气、中材科技等知名企业进入，但由于地区工业基础薄弱，技术含量高且不便利组装的发电机、齿轮箱、变压器等环节还有待技术环境成熟后才能落地达产。在此背景下，东北三省的成熟企业要转变发展方式，从供给推动转换到需求引领，以蒙东产业发展和技术需求为导向，通过深化改革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并逐步走向振兴。

打造东北三省+蒙东+蒙俄产业链

过去20多年间，东北全面振兴未能达到目标，同时区域内没有形成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产业，政策取向一直是以供给侧改革为手段，因此未来应以市场为导向，以需求为引领，整合国内外经济主体，形成需求牵引的完整产业链。就目前来看，应该以已经发展的蒙东能源产业为龙头，以东北三省科学技术和专业人才为支撑，吸引蒙俄能源原材料产业加入其中，形成完整的跨国次区域产业链，拉动东北振兴进程。例如，锡林郭勒盟利用地缘、亲缘优势，充分挖掘与蒙方在产业结构、市场结构上的差异性和技术互补性，组织民营企业组团出境、在当地建厂，拓展与蒙方在煤炭、冶金、有色金属等领域的贸易往来；另一方面，优化营商环境，面向东北地区招商引资，与吉电、铁盛等大型国企联手，深化与天津港、锦州港、曹妃甸港的合作，积极参与东北陆海新通道协作联盟，口岸带动、腹地支撑、边腹互动的格局初步显现。锡林郭勒盟珠恩嘎达布其口岸，2024年从蒙古国进口煤炭400万吨，预计2025年可达1000万吨，未来有望达到5000万吨。可以预见，依托蒙东地区经济加速发展的契机，蒙古国将投入更多的能源资源，嵌入我国东北产业链。在此背景下，蒙东地区可以大幅扩大以电力为代表的能源产业规模，吸引东北三省相关技术和人才的流入，形成以能源产业为引领的跨国产业链，增加东北地区GDP的全国占比，逐步实现东北振兴。

（编辑 宋斌斌）

今年５月１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将正式生效。这是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做出的法律规范，是继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之后，关于“三农”问题的又一部重要法律。

颁布该法的两个重大意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指出：“为了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利益，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运行管理，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促进共同富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其中颁布该法的两个重大意义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巩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宪法》规定我国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自我国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分”的要求落实了，但怎样实行“统”尚须探索。一些地方“分而不统”的状态已阻碍了农业生产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推进。其表现为：

1、在人均耕地面积少的丘陵地带，农民主要收入靠外出打工，不少农田基础设施废弛。家庭承包权的延长，使不少农民把承包地看作是自己的“祖业”，流行着“宁可抛荒，不可释业”的观念，抛荒现象严重。

2、在北纬45°玉米黄金带，美国采取了上百公顷大规模种植的方式，每公顷成本可低至300元人民币。同纬度的吉林省黑土地带，家庭承包种植规模仅几公顷，每公顷种植成本高达6000元-7000元。但有些地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把耕地连片规模化，进行统一种植，当规模化程度接近美国时，成本最低可降至3300元，单产增加了15%～20％。大豆种植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3、根据内蒙古大学对内蒙古与蒙古国放牧式畜牧业的研究，按照相同的载畜量，蒙古国不同季节的草场平均面积为9.2平方公里，但内蒙古因为实行家庭承包制，草场面积仅为2.6平方公里。由于草场面积大小悬殊，在内蒙古，一只羊想吃饱走的路是蒙古国羊的1.6倍，羊放牧多消耗的能量相当于要多喂100斤玉米。内蒙古的放牧式畜牧业由农区的玉米、秸秆作为补充饲料，按价值链分析，喂补充饲料的纯收益大多为工业资本所得，牧民所得却很少。因而内蒙古牧民的纯收益相比要低于蒙古国。

4、粮食主产区虽连年增产，但“化肥农药除草剂，种的都是卫生地”。农业造成的面源污染、农畜产品中的药物残留、土地有机质下降、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等问题都非常严重，对农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和人民健康带来极大的隐患。

以上这些问题需要在“统”的条件下，在持续深化乡村振兴的改革中得到解决。在长期实行家庭承包制基础上，能否实现“统分结合”已成为提高农业生产力、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是我国农业发展中的战略性问题。

第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根据宪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由于长期“分”强“统”弱，导致“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中的农村集体经济薄弱，传统的“集体观念”基本解体。综合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截至2022年底，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总收入超过8400亿元，村均收入达到143万元。全国村集体收益超过5万元的村占比为65.4%，其中收益在5万-10万元的村占17.4%，10万-50万元的村占33.1%。

由于多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十分薄弱，在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中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村级组织的运行基本依赖财政转移支付，而财政能力的不足决定了村级组织运行能力的薄弱。这种状况不利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也不利于乡村全面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

虽然我国鼓励农民发展专业生产合作社，目前全国在册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约为222.2万个。但绝大部分并没有真正运行。真正运行的也并不具备“统”的功能。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积极探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地区近年来为了突破“分而不统”的状态，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收益，提高集体积累和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促进乡村振兴的开展，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对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像云南省、山东烟台、贵州毕节、安徽芜湖、宁夏中卫、吉林松原等地级市和河南项城叶县都在市（县）委和组织部门的推动下，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通过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实现了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合作社积累增加，为合作社成员提供了许多公共服务，包括缴纳新农合的个人缴费、给老年村民提供福利、建设并维护农业基础设施、开展健康的文体活动等。这极大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有利于巩固农村集体经济，有力地支持了乡村振兴，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带头人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典型。其中，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历经三年的探索，已有139个村成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覆盖率达90％，累计为集体增收9441万元，带动4.62万群众增收7426.3万元，奖励152名村干部44.38万元，实现了合作社、村民、干部三增收。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力地推动着乡村全面振兴。

现阶段，许多地方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样一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形式，是应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要求而生。首先，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的分散经营在农业生产中的局限性，和“统”起来发展的优越性已明显表现出来。特别是在脱贫攻坚中，贫困户被党支部组织在合作社中，能够稳定地增收脱贫。其次，只有基层党组织才能够将群众组织起来，按照集体经济的组织方式实行统一经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虽没有相应的规范，“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却基于其优越性而发展起来。这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民自愿把承包地的经营权让渡（一般是以土地流转的方式入股）给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经营，实行按劳和按股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它的规模或大于或小于行政村（组），取决于合作社的经营规模和农民的自愿。这是落实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实行“统分结合”的产物，它成为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发展形式之一。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阻力和困难

2014年以贵州安顺塘约村为代表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一经产生，很快在全国被学习、复制、推广，这反映了这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生命力。但是，发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样一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阻力和困难依然很大，主要原因是：

首先，对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关部门之间缺乏共识，立场与态度各不相同。党的组织部门把这项工作看作是加强基层党的组织建设，促使农村基层党组织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积极推动。农业农村部门一些人认为已经有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再搞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既没有必要，也不合适。

其次，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的管理中有些规定脱离实际，不利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例如，对于农村集体经济流动资金的管理规定，凡卖出的产品超过5万元，必须走招拍挂程序；而完成一道程序，前后就需要20天。我们在调研中遇到这样的例子：集体合作社要出售大量玉米，但不能随行就市抓住价格高点，结果就容易给集体经济造成损失。东北玉米收得晚，还要脱粒烘干，往往要到来年１月才能卖完年度玉米，实现资金回收。但财金管理上这被视为资金跨年，入账不及时，违反财金纪律。合作社凡超过2000元的支出，必须走招拍挂的程序。对党组织领办的合作社在财务上按最严标准来管理，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作为经济主体在市场中的自主性。

再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样一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形式，没有现成的规范可循，只能在实践中探索。由于合作社是由党支部领办，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各种政策支持、社会捐赠、集体的机动地及零星的生产资源，容易让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近水楼台先得月”而获益。在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三资清查中，发现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有侵占国有和集体资源现象。这虽然是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但并未明确是纠偏还是按“正风反腐”的要求查处，对集体经济带头人造成很大压力。要鼓励农村基层党支部的干部担当有为，使他们保持带领群众走“统分结合”道路的积极性，否则很难达到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建成农业强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目标。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生效后，怎样通过落实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所要求的“统分结合”来壮大集体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需要努力探索。可以预计的是，只要引导得当，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把家庭承包与统一经营结合起来，在我国农业发展中有巨大的潜力，能够使我国农业、农民收入和农村面貌上一个大的台阶，建议有关部门予以重视。

由于党支部领办合作已有好几个地级市及县（区）在全面推进，几乎全国各省（区）自治州，包括西藏、青海的畜牧业中都出现了这样的案例，建议相关部门联合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成功的经验，分析遇到的问题，在条件成熟时出台相关指导性意见。如果经过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一条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途径，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进行相应修正，确保这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编辑 季节）

当前对新质生产力的认知存在缺憾，科学驱动的创新才是新质生产力的源头。

现阶段关于新质生产力认知的缺憾

怎样认识新质生产力

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国家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面对新阶段的新问题，需要探寻新的经济发展动力。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是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通过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来培育新质生产力。但在这两类创新的前端，是科学驱动的创新过程。若无这一创新过程，即很难有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这样的创新成果，进而即难以有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此外，对新质生产力的认识要有层次性。国家层面、地区层面与企业层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有所不同；不同区域要因地制宜。现在学界所谈的多是指要注重培育国家层面的新质生产力。2006年国家就提出科技领域要致力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2023年国家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强调加快培育新动能，开辟新赛道，加快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使经济发展的效率更高、质量更好。

当前认知的缺憾

现在谈到培育新质生产力，多数人更重“中”重“尾”，但轻“源头”。“中”是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尾”是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源头”是科学驱动的创新过程。现在是大科学及复杂技术创新时代，仅仅对现有技术进行“边际性改进”，或者是“组合集成”，都很难形成原始创新或颠覆性创新。典型性的案例是，若无华为设在俄罗斯的数学研究所的一位年轻人的研究工作，就不可能有前若干年华为造出的基站即能同时传递2G、3G信号；若无与土耳其一位科学家的合作，可能也很难有后来华为5G技术的研制成功。

屠呦呦研制了治疗疟疾的青蒿素系列药品，但搞清青蒿素的分子结构（这属于基础研究），是她的团队所做的重要工作，这才有了后来的人工合成青蒿素。中南大学黄伯云院士研制成功在国际上领先的“飞机刹车装置”，每每达不到预期效果时，他们即开展相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所以，我们说，科学驱动的创新过程或称活动，才可能产生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这样的“中间成果”，进而才能培育出新质生产力。现阶段，我国的超高压智能电网技术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为研制这一技术，国家电网集团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建立联合科学基金，资助了高校、院所一大批与电力传输相关的科学研究课题，其中不少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课题成果在超高压智能电网技术研制中得到了应用。进一步扩大视野，从全球产业发展历史考察，世界上第二、三次产业革命中，新兴技术的出现、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都源于科学驱动的创新活动。现在我们强调培育新质生产力，更应该高度重视科学驱动的创新。

科学驱动的创新生成新质生产力的底层逻辑

科学驱动的创新发展过程及活动如何形成新质生产力？其中有三层次逻辑：

最表层：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主要体现为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的新兴技术的涌现，随后这些新兴技术被用于改造既有企业或建立全新企业，最终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及新产业体系的形成。末端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体系形成新质生产力。

中间层：科学驱动的创新过程

即基础科学实现新发现，应用科学进行新探索（探索新的科学发现可能的应用方向、应用领域、应用方式及方法），通过概念验证与工程试验，研制领域为根技术与行业共性技术，研制行业主导产品，进而开发适用于特定场景的商业级产品。

最底层：有利于科学驱动的创新的体制机制

围绕科学研究，应将自由探索的科学研究与有组织的科学研究相结合；要重视培育容错、容败、容失误的创新文化；需要在创新链条上各环节恰当配置创新资源；要构建“满意均衡”的体制机制环境。

现阶段我们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在大的思路上，应坚决改变以往“在发达国家研制的‘领域根技术或行业共性技术’基础上创新”的方法论，摒弃传统奔跑在早期发达国家缔造的产业技术轨道上的方式，同时有效活跃科学驱动的创新。这才可能使我们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步伐走得更稳更快些。

亟待关注并搞清的四个管理实践问题

以科学驱动的创新过程出发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深化研究并解决好以下问题：

有效促使企业真正做好创新主体

自 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我国企业即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创新主体。现在的问题是，不少企业还没有做好做强创新主体。不少企业的产品创新仍停留在模仿整合阶段，在利用性创新和探索性创新之间更倾向于前者。究其成因，主观上是企业盈利水平低，缺乏研发再投入能力和意愿，技术能力积累不足。客观上是全社会的大部分研发力量仍然分布在企业之外；政策上，对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新产品研制的激励不足；市场中，国内还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国际市场商品出口环境不佳；学界未能为企业提供更为有效的创新管理工具和方法。现阶段培育新质生产力，企业应充分重视沿“科学驱动的创新链”推进具体创新活动，国家范围内四级六类研发机构应致力于做好接力研发。特别是，应明确研发机构的基本职能是研发，“产品”是新技术成果或产品原型，不能有点有竞争力的技术成果，就想着自己办一家企业，转化技术、直接生产销售产品，因为这无助于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实质性优化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

培育及发展新质生产力，还需要解决好“人们乐于创新、敢于创新、创新者能够得到高于平均收益率的收益的体制机制”问题，即有效构建“满意均衡”的体制机制环境。“满意均衡”的体制机制环境至少有三个特征：一是相关制度的决定者和承受者都难以通过“寻租”而获得额外的好处，二是容错、容败、公平竞争、创新者的收益率高于社会平均收益率，三是创新者无须为做事而过多“扯皮”。在“满意均衡”的体制机制环境下，整个社会的创新才会活跃起来。地方政府需要注意到，如果当地的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没有调整到“满意均衡”程度，当地真正要创新的企业和创业者，就可能“逃逸”原本所在的地域。大型企业同样需要注意这个问题。2015年国有企业改革“1+N”文件实施以来，不少大型国企很多三级以下的企业，至今还没有探索出“合法合理”的模式，这对进一步优化企业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十分不利。

放开手脚发挥民营企业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主力军作用

发挥民营企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要求。民营企业对我国经济总量、经济运行、进出口、就业、创新都有巨大贡献。特别是，民营中的行业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不少是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的策源地。民营企业有诸多创新优势：民营企业对市场变化、新兴科技、国际趋势等较为敏感；创新的决策链条短、决策效率高；技术获取灵活多源；体制机制灵活，易聘杰出专家；民营的法律身份有助于规避某些国际制约。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中，特别是在“十二·五”以来发展战新产业的进程中，诸多创新驱动发展的典型实践发生在民营企业。在当前经济发展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剧增、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发展战略新兴及未来产业筑墙围堵的复杂背景下，我们更应重视发挥民营企业在培育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主力军作用。

聚焦发挥中央企业在产业基础构建、大国重器研制创新上的作用

中央企业同样应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但这一“主力军”作用的发挥，更多地宜聚焦在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欠缺的领域，即产业基础构建和大国重器研制两类创新领域。在现代大科学和复杂技术时代，产业基础构建和大国重器研制，同样需要采取科学驱动的创新范式。前文提到的国家电网集团的超高压智能电网的构建，即产业基础构建创新离不开科学驱动的创新的典例。某军工央企预警机的研制，其间技术开发与应用基础研究的互动，反映科学研究进展是技术研制的思路源泉，也离不开科学驱动。特别是在全球新兴科技领域，现阶段发达国家仍在多数领域保持领先态势，且发达国家又与我们玩“科技脱钩”。在此背景下，有效发挥中央企业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中的主力军作用，其着力点应相对聚焦于“干大事”。同时鉴于我国的研发力量呈四级六类结构，中央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努力，在创新链的前端，应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科学院及双一流高校的合作。

（编辑 尚鸣）

今年年初，深度求索（DeepSeek）公司发布现象级大模型DeepSeek-V3和R1，立刻引起全球重点关注和广泛讨论。分析认为，前沿科技领域的战略性突破并非简单依赖资源优势的线性累积，而是需要在基础能力储备、创新路径选择和市场战略布局等方面形成系统性突破的协同效应，从而实现产业创新发展的跨越式进步。深度求索公司的创新突破，为我国面临外部约束的前沿科技领域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参考框架，对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DeepSeek开启“小而美”的第二创新路径

DeepSeek R1基于V3模型实现关键技术突破。R1与V3并非孤立两大模型，R1作为基于V3 6710亿参数的混合专家模型，较为均衡高效，每个Token激活了约370亿参数。模型采用多头潜注意力（MLA）机制和DeepSeek MoE架构的双重创新，其中MLA通过低秩键值联合压缩技术显著降低KV缓存大小，配合改进的RoPE编码实现2-4倍计算效率提升；MoE架构采用细粒度专家与通才专家结合的设计，通过无辅助损失的负载均衡策略，使训练计算量较同类模型减少约90%。创新性的架构设计不仅解决了传统MoE模型训练难以收敛的问题，并通过将知识空间进行离散细化，更加逼近连续多维知识空间。

训练体系创新带来显著成本优势。基于自研框架，R1采用16路流水线并行与64路专家并行的混合架构，在2048卡H800集群上仅用57天完成14.8万亿Token数据集训练，总成本控制在558万美元，较GPT-4业界估算数亿美元节省显著。FP8混合精度训练框架首次在超大规模模型上得到验证，DualPipe算法实现计算与通信深度重叠，有效提升训练效率。在具体实施层面，DeepSeek采用两层胖树拓扑结构配合英伟达InfiniBand技术作为集群架构，其创新设计相比英伟达DGX-A100标准万卡集群的三层胖树架构，将所需交换机数量从1320台降至122台，节省约40%的互连成本。此外，通过研发针对硬件架构优化技术，实现了训练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引入强化学习赋能通用大模型迭代演进。R1-Zero首次验证纯强化学习训练的可行性，展现自我验证、反思等高级认知能力。在训练过程中，DeepSeek创新性地采用了Group Relative Policy Optimization（GRPO）策略代替传统的PPO方法，通过组内奖励对比来优化策略，避免了复杂价值模型的依赖。奖励机制的设计同时考虑了准确性奖励和格式奖励，要求模型将推理过程封装在特定标签内，确保输出的规范性和可读性。应当注意到，在R1-Zero的训练过程中，模型也出现“顿悟时刻”，可以在解题过程中主动纠正早期的错误步骤，初步展现出部分自主学习能力。

技术突破推动产业落地普及。通过蒸馏技术将R1的能力迁移至Llama和Qwen等开源架构，发布从1.5B到70B的系列轻量模型。以7B参数规模为例，在AIME 2024测试中达到55.5%的通过率，超越同级别小尺寸模型性能，14B蒸馏模型仅需普通计算卡即可本地部署，为边缘计算等资源受限场景提供解决方案。在通用对齐方面，融入了人类偏好奖励模型，在确保开放域任务安全性与实用性的同时，也为低成本商用部署提供了可靠保障。普惠化的技术设计充分考虑了实际应用场景的需求，通过高效的能力迁移确保小型模型也能获得强大的推理能力，展现出“小而美”的应用独特优势。

DeepSeek开启第二创新路径的四大核心着力点

推理模型正重塑大模型发展格局。新一批推理模型近期集中发布，OpenAI的O3以其卓越的数学推理能力，在MATH基准测试和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刷新了此前纪录；Google的Gemini 2.0 flash thinking展现出超越传统对话模型的复杂推理链；Kimi 1.5通过基于长上下文窗口扩展的强化学习框架形成推理能力；特斯拉的Grok-3的思考模式也在代码推理及工程问题上显示出独特优势。以DeepSeek R1为代表的推理模型集中展示了大模型推理范式的新发展方向，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思维链模板，而是展现出更接近人类的推理过程。其中，DeepSeek团队创新性地采用纯强化学习方法训练R1-Zero，完全摒弃了预设思维模板和复杂的奖励模型，为行业开启了一条全新技术路线。

全新RL Scaling Law展现了大模型能力提升的第二范式。传统“暴力美学”Scaling Law主导的“唯算力论”发展范式，虽然在近几年极大程度推动了大模型参数规模扩张和能力提升，但粗放式增长模式已面临显著瓶颈。预训练阶段的Scaling Law曲线趋于平缓，投入产出比持续下降，而基于强化学习的推理训练展现出更为优异的增长态势。通过奖惩机制，模型能够快速建立起逻辑推理能力，学习效率提升远超传统方法。从DeepSeek R1的实践来看，强化学习训练产生的原生推理能力，能够有效带动模型在语言理解、知识表征等多个维度的协同进步。重推理而非重规模的提升方式有望为通用人工智能的实现提供关键突破口。

模型架构创新和计算基座优化并重成为高价值学习方案。在模型算法架构层面，DeepSeek团队引入了多头潜注意力机制，配合改进的RoPE编码技术，有效压缩了KV缓存容量并显著提升了整体计算效率，辅以DeepSeekMoE架构中细粒度专家与通才专家结合的负载均衡策略，不仅解决了传统MoE模型训练收敛困难的问题，而且实现了知识空间的离散细化和高效表达。在硬件底层优化方面，团队在计算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突破性改造，通过采用两层胖树拓扑结构和深度通信重叠策略，多路流水线并行及专家并行相结合的混合架构设计，使得整体训练效率和系统稳定性大幅提升。协同并重保证了模型在有限资源下实现高效运算和精准推理的目标，也为我国大模型自主研发提供了可持续、低成本的技术支撑，展现出“中国方案”独树一帜的发展优势，为未来大模型训练模式的演进和智能能力升级提供了重要学习方向。

DeepSeek 已成引领全球开源大模型发展的新典范

第一次使国产AI大模型真正进入国际民众视野而非局限专业领域。2025年1 月26日，DeepSeek应用程序首次登顶苹果App Store下载排行，1 月28日起，稳居美国Google Play榜首，发布前18天内实现1600万次下载，约为ChatGPT 同期下载量的2 倍。QuestMobile 数据显示，2月1日DeepSeek日活突破3000 万，成为史上最快突破3000万日活的APP。DeepSeek的爆火引发各界热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DeepSeek的模型高效且经济，其出现是一种积极的发展，同时也给美国相关产业敲响了警钟。OpenAI创始人奥特曼也表示，其闭源策略站在历史错误一边，需认真思考开源策略。微软CTO科特承认，DeepSeek用1/5的成本实现了微软90%的性能。英伟达发言人称DeepSeek是AI 领域的一项卓越进步。同时，海外企业也积极跟进。OpenAI受DeepSeek竞争压力影响，快速发布o3-mini和GPT4.5，并宣布GPT-5将尽快发布并给予免费用户一定使用额度。谷歌紧急重启已搁置的“太极计划”，要求AI团队“像DeepSeek一样思考”，甚至允许工程师使用竞争对手的框架。

第一次使国产AI大模型发展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安卓时刻”。此次，DeepSeek凭借远大于过往开源AI大模型的开放力度，成功吸引了国内外主流软、硬件厂商纷纷开展适配，正加速演进为新一轮全球AI创新的技术底座，并有望借此广泛凝聚全球开发者智慧共建一个全新的开放、共享、协同的AI大模型发展生态。正如过去Google公司开源的Android项目开启了全球移动互联网发展的黄金时代，本次开源的DeepSeek模型或将开启AI 2.0时代，打通“模型—芯片—系统”一体化生态，并推动其高速发展。芯片领域，不仅十余家国产芯片厂商均已与DeepSeek开展适配，连美AMD公司也将DeepSeek-V3集成到其GPU产品，并针对AI推理进行了优化。云计算领域，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巨头积极宣布已接入DeepSeek-R1，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阿里云、百度云、华为云等多家国产云厂商也已完成接入。终端领域，华为、荣耀、OPPO等国产手机厂商官宣接入DeepSeek-R1，美国Apple公司也宣布在自家Apple Intelligence（苹果智能）中测试了DeepSeek，大朋VR、星纪魅族等厂商的AR/VR 眼镜也将搭载DeepSeek产品，近20家车企宣布与DeepSeek达成深度合作。金融资本领域，美国红杉资本已率先设立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投资DeepSeek技术生态项目。

第一次有效推动了全球AI普惠平权发展。此前，大模型创新路径较大程度上陷入了美国“唯资源论”思维定势，发展、使用都集中在算力、数据资源的富集方。例如，美国政府与OpenAI等企业联合发起的人工智能基建“星际之门”项目投资高达5000亿美元，法国版“星际之门”计划投资高达1090亿欧元。此前Meta也计划2025年在AI领域投资600亿-650亿美元，用于AI基础建设。DeepSeek开源，成功证明了纯强化学习（RL）训练方法在提升大模型推理能力方面的可行性，开辟了大模型能力提升不依赖“Scaling Law”的“第二路径”，为在有限算力条件下实现大模型“小而美”发展提供了案例支撑。由于其模型推理成本及定价远低于国际主流模型，对于资源相对匮乏的“全球南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缩小全球“智能鸿沟”。

DeepSeek取得成功的实践启示

基础能力方面，前瞻性战略布局体现了关键价值。DeepSeek基础设施前瞻部署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其早在2012年便开始系统性布局算力资源储备，累计投入数十亿元构建深度学习训练平台体系，为后续技术创新奠定了坚实硬件基础架构。同时，DeepSeek通过量化交易领域长期沉淀的数据处理方法论与机器学习技术应用实践，成功实现了向人工智能前沿领域的战略跨越。在人才梯队构建方面，通过建立以年轻化、专业化研发团队为核心的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富有创新活力与技术突破动力的人才生态。

创新路径方面，开创了软硬协同的系统化创新体系。DeepSeek系统性创新方法对前沿科技领域的突破具有普遍性启示意义：应当突破单一技术路径依赖的思维定势，通过多维度工程技术创新的有机整合与协同演进，形成具备一定引领优势的系统解决方案。在技术共享机制设计上，DeepSeek采取开源战略促进技术进步路径，与全球开发者社区的互动协作推动技术快速迭代与优化，通过开源合作战略汇聚全球创新资源，加速核心技术突破与创新生态构建。在研发效率上，DeepSeek通过创新性训练方法将模型训练成本降至行业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以下，实现了低资源投入与高创新产出的卓越研发效能。在迭代优化响应机制方面，通过敏捷开发方法与持续优化流程，确保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的紧密衔接与动态协同。

市场布局方面，DeepSeek的差异化定位与开源普惠路线构建了独特的战略发展思路。DeepSeek差异化竞争策略的精准把握，体现为战略性避开与具备资源优势的头部企业直接竞争，而在开源领域建立独特优势。在商业模式设计上，采取低成本普惠路线的战略选择，通过显著降低服务价格扩大市场影响力，推动行业生态的良性发展。在生态系统构建方面，通过开源开放吸引全球开发者广泛参与，形成良性循环的创新生态网络。

DeepSeek助力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生态

深化行业融合应用，释放智能转型生产力。DeepSeek的崛起正以其独特优势为各行业智能化转型注入新动能。在智能终端领域，其显著的成本优势和开放技术架构推动了多场景应用创新。智能手机方面，华为、荣耀、OPPO等国内六家头部厂商已宣布接入DeepSeek，并积极探索端侧部署方案以增强用户隐私保护。智能网联汽车方面，比亚迪、吉利、东风等主流车企密集接入DeepSeek并开展深度融合，优化智能座舱的交互体验，通过低成本的训练方案推动自动驾驶技术普及，加速汽车产业从电动化竞争向智能化竞争跃迁。在金融领域，DeepSeek高效的模型架构带来了业务质量的显著提升。如江苏银行率先本地化部署微调 DeepSeek-VL2多模态模型和DeepSeek R1推理模型，DeepSeek-VL2在合同质检场景的准确率达到 96%，较通用版本提升12%。

开创了“行业知识+基础模型”的混合智能模式。对中小银行而言，DeepSeek 低算力要求的特点更是为突破技术门槛、缩小与大行差距提供了新机遇。在内容创作领域，DeepSeek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带来了创作模式的革新。通过贴近人类思维的文本生成和灵活的风格定制，可为创作者提供更智能、更个性化的创作支持。国脉文化“AIGC+生态合作”平台已成功接入DeepSeek大模型，可进一步提升短剧制作、文旅内容生成等方面的创作效率。这种基于高性能与低成本优势的产业赋能实践，为我国各行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

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创造产业发展新机遇。DeepSeek的崛起对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带来全方位影响。在硬件支撑方面，其高效架构显著降低了模型训练对高端计算设施的依赖，为我国人工智能芯片产业带来重要发展机遇，提供了技术验证和商业化机会。华为昇腾、沐曦、天数智芯等多家企业已完成与DeepSeek 的深度融合和适配，加速推动“国产芯片+国产大模型”的闭环生态建设。在算力服务方面，DeepSeek的火热为算力服务商带来巨大商业价值，阿里云、华为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云服务商已完成接入，三大运营商也通过各自平台提供专属部署和算力支持，其中，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相继宣布推出DeepSeek智算一体机。DeepSeek与云服务商及智算企业的深度合作，有利于通过生态整合扩大用户覆盖，并为算力服务市场注入新的增长动能。在促进应用发展方面，DeepSeek的API定价远低于市场主流水平。作为基础服务层显著降低了人工智能应用的集成门槛，加速释放市场需求。多层次的产业带动效应，加速推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从应用跟随迈向技术引领的战略跃升。

下一步建议

加强AI创新体系的系统化部署。DeepSeek通过优化架构、提高资源效率等方式取得突破，证明了中国AI企业有能力在外部限制下实现自主发展，极大提振了我国AI产业的信心。与此同时，我国在AI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尚未有里程碑式的框架创新，目前大模型能力还无法掌握人类的长期记忆和长期学习能力，仍需加强AI创新体系的系统化部署。建议：一是鼓励高校聚力人工智能领域基础理论研究，加强人工智能与脑认知、神经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聚焦人工智能领域重大基础性科学问题，推动实现原创性理论体系创新突破。二是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揭榜挂帅”活动，聚焦大模型架构创新、算法优化、软硬件协同等方向，增设揭榜挂帅和高质量专项相关攻关项目。

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布局。DeepSeek在模型算法架构方面的创新虽然显著降低了训练算力需求，但因成本优势激发下游AI应用爆发，庞大用户基数下，未来推理算力市场需求将显著增加，需要国家在算力布局方面加强统筹。建议：一是科学评估我国智算资源供需情况，在算力建设适度超前布局的大前提下，结合大模型市场应用需求，做好智算建设“十五五”规划，建设一批高性能、低能耗、绿色化的智算中心。二是统筹推进国产算力平台建设布局，优化国产算力软硬协同生态建设，鼓励算力产业上下游基于主流开源大模型进行行业适配，加速构建“国产模型-国产系统-国产芯片”AI产业闭环。

打造大模型场景化落地标杆示范。DeepSeek带动大模型的商业运营模式由付费使用进入“免费普惠”阶段，倒逼大模型产业链寻求可持续的商业闭环。无论在硬件上的国产芯片适配方面，还是软件上的模型云化部署方面均存在规模效应，亟需推动大模型加速场景化落地和规模化推广。一是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行业应用基地建设，在条件合适的区域打造一批赋能模式突出、应用效益较好的有示范带动效应的行业应用基地。二是加快建设大模型赋能典型应用场景，在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政务等领域选树一批成效较好的标杆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三是加快推动制定人工智能大模型行业应用标准规范，在模型选型、应用开发、效果评测等方面提供统一规范，降低企业试错成本和资源重复投入。

完善大模型行业应用服务生态。DeepSeek开源显著降低了大模型应用门槛，但由于大模型技术迭代速度快、应用场景复杂以及大中小企业缺乏专业团队等问题，其落地还需要专业的第三方服务机构支持，打通模型到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一是完善各行业、各区域大模型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运营，聚焦工具支持、算力服务、公共云服务、数据共享开放、应用场景测试验证等提升平台服务效能。二是培育孵化一批第三方服务机构，完善基于领先开源大模型的场景化部署和服务业务链条，打造大模型行业应用创新生态。

（编辑  杨利红）

在参展企业突破500家，展品数量超1500项的“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的数字人“小信”闪亮登场、卓尔不群。

会展现场，“小信”不仅自如地与中信金控时任总经理曹国强密切互动，还以自然、清晰、有节奏感和颇为感染力的音色，向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投融资主题论坛观众介绍“中信股权投资联盟方案”。

相较于两年前首次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经过实战淬炼，“小信”的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形象更加靓丽。通过大模型训练，“小信”已应用于财富投教等九大场景。

“小信”背后，是中信金控数字化的不断实践和探索：聚合内外部科技力量，反复打磨“小信”每一个细节，通过数字人将金融服务普惠性触达到每一个人……

中信金控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前沿技术运用，创建中信财富广场，践行“一个中信，一个客户”服务理念，打通各子公司App，实现了“一点接入、全面触达”的线上服务。

正如曹国强在“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投融资主题论坛上所言，科技为金融提供了强大推动力，人工智能更是开创了无限可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从国家数据局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3年）》看，2023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估计超过12万亿元，占GDP比重10%左右。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兴业务收入逐年攀升。

作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数字金融一直承担着助力变革、深化服务、支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使命任务。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这“五篇大文章”，明确了金融今后支持实体的大方向，数字金融强调金融要支持数字经济发展，为数据的治理、生产、交易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为实现数字金融能够有效支持数字经济，金融机构自身的数字化转型亦显得颇为重要。

2024年7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提出了三个重点方向：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坚持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促进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政策加持之下，数字金融被赋予更高的使命，既是做好其他四篇大文章的重要支撑，同时又能以一种独立的业务形态发挥作用。

在新使命的时代潮流中，作为首批获准成立的持牌金融控股公司，中信金控正携手子公司描绘数字金融新篇章。

转型布局：数字金融新使命

数字金融行业已经深度渗透到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数字银行、数字货币、数字支付、数字供应链金融、数字普惠金融、数字保险、数字证券发行等多个领域……

中国数字金融用户规模达到9.6亿人，占总人口的68.6%。各类数字金融产品，如第三方支付、网络借贷、网络保险、网络基金、网络信托等，都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方法和效率无疑提出了更高要求，发展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数字金融业态变得尤为迫切且极为必要。

2024年1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有关领导在金融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持续加强监管引领，多措并举做好数字金融这篇大文章，引导金融机构提升服务质效，全面加强风险管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持续推动银行业保险业的数字化转型，开展数字化转型评估工作并纳入银行保险机构信息科技监管评级。

事实上，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已早早布局数字化转型。2023年年报数据显示，六大行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2023年金融科技投入共计1228.22亿元，较2022年的1165.49亿元增长5.38%。

深化数字金融转型，加强运用数据和数字技术对客户与产业进行深刻洞察，完善数据和科技成果运用的制度与机制，建立数据驱动敏捷、高效、协同的运营管理体系，构建开放、创新、合作共赢的数字金融业态。探索建设前瞻性的数字金融安全平台体系，必须以安全为界限，在安全基础上实现业务创新。现实中，数字金融被众多业内人士视为金融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当中不仅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更涉及金融模式、组织形态的系统性变革。

为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中信银行按照中信集团算力网络总体布局，适度超前建设可信可控的数字化基础设施。2024年，中信银行建设灵活供给的云基础设施，深化“多云多芯”能力建设，完成了云资源池扩容以及B栈云建设。

与此同时，全面接入集团网络安全运营中心，提升整体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和预警通报能力。为落实中信集团信创国产化工作指导意见，稳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产化，中信银行还采用自主国产的软硬件，构建提升自主可控能力，从底层和源头上防范金融风险，构筑金融业的发展安全的底线。

在数字金融战略方面，中信银行专门成立数字金融专项工作小组，由中信银行信息技术管理部牵头，各部门广泛参与，百信银行、信银理财、中信金租等子公司共同配合。根据宏观导向和全行新三年发展规划，紧密围绕“五篇大文章”总方案，制定数字金融专项行动方案。

不仅是银行机构，证券公司也在发力。中信证券加强数字技术研发和应用，丰富数字金融业务模式和业态，支持数字金融相关产业，为客户提供定制化、智能化金融服务，同时强化数字风险管理，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保险企业亦如此。中信保诚人寿持续发力数字金融建设，不断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为基础，深耕以客户为中心的保险数字场景，通过充分发挥保险稳定器功能，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

提质增效：中信释放引领价值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融入数字金融发展的必要条件。作为首批获准成立的持牌金融控股公司，中信金控在探索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亦为做好数字金融提供平台支持。

中信集团董事长、中信金控董事长奚国华强调，要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打造符合监管要求、具有中信特色的金融控股集团，统筹推进金融“强核”工程，以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实体经济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综合金融支持。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强调，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体系化推进金融“五篇大文章”，提升数字金融服务水平。

中信金控时任总经理曹国强强调，发挥金控牵引作用，制定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实施方案，加强跟踪督导，完善“五篇大文章”重点工作指标体系；推动子公司成立专项领导小组，形成“金控-子公司-区域”三级联动机制。

在数字金融子文章方面，中信各子公司已经快步向前，加速布局。

中信银行优化组织架构，加快数字化转型，全行科技人员占比近10%，总行端科技人员近五年的年均增幅38%；2023年，科技投入超过百亿元，营收占比达到5.9%（近五年平均投入增幅超20%），是唯一一家三年内两次荣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奖”一等奖的股份制银行，数字化经营能力正在快速变现成为业务优势，在零售、对公以及数据治理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成果显现。在零售业务方面，该行初步打造数据驱动的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深度洞察体系，成功落地全行代发客户经营试点；对公业务方面，以银河项目为切入点，完成对公授信领域业务建模、应用分析设计及工艺工具支撑建设；数据治理方面，2024年上半年新增数据项1.29万个，企业级字典数据项总量达4.35万个，完成300多个主要业务系统数据资产盘点。

中信证券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完善数据中心布局和网络布局，不断推进公司级云平台建设及应用推广；加快数据治理体系构建，提高数据资产价值和使用效率，不断提升数据服务的业务支持能力；全面推进AI+赋能数智化转型，加速人工智能+场景落地，不断扩大在投资、投行、研究、营销、运营、合规风控等方面的应用深度。

数据显示，中信证券推动对81个信息系统的信创改造，进一步发挥金融科技对公司发展的支撑作用，推动数字中信建设，应用成效显现。中信证券将大模型的准确率提升至98.5%，远超市场平均水平。这一成果不仅为业务人员提供了可靠的智能助手，也实现了从生成式大模型到可信大模型的转变。目前，中信证券已推出股权激励助手EIA GPT和债券助手Bond Copilot等应用，集成法规、业务流程、市场与行业数据，为业务人员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中信建投证券紧跟数字金融科技发展路径，组建专业团队，坚持以投资者为中心，积极研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如：北极星账户诊断产品、AI智能策略平台、智能化交易系统等，以培养投资者良好投资逻辑、提高投资者风险管理能力、优化投资者投资交易行为、提升投资者投资获得感为目标，践行资本市场的政治性、人民性。

为帮助投资者提升对市场、交易行为的认知水平及风险管理能力，2024年，中信建投证券推出业内首个针对信用账户的智能投研产品——北极星账户诊断产品。这一产品对市场基本情况、投资者自己所持股票的基本面信息以及自己的交易操作进行了分块呈现，可以清楚直观地了解市场基本信息和证券异动信息，从投资风险把控维度，为提升投资交易能力、降低非理性交易行为提供了参考。

中信信托则致力于通过财富管理服务信托生态协同平台，实现与渠道合作机构的深度协同，打造一个全面的服务体系。该平台以客户体验为核心，致力于深入理解并满足每位客户的个性化财富管理需求。通过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平台不仅提升了服务的智能化水平，更推动了整个财富管理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借助于财富管理服务信托生态协同平台，中信信托在经济效益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系统受理了5428笔申请，审核通过4242笔，与外部机构系统交互达19919次，完成8596次与公司内部系统TCMP、OA、WMS间自动化推送流程。合作机构包括保险公司、银行、券商、养老机构近40余家，连接一线客户经理4000余名，通过系统完成项目数量4500余个，涉及资金规模近700亿元。

中信保诚人寿AI智能核保项目，基于保单营运中台，利用人工智能等先进IT技术，搭建“在线智能医务核保”“在线智能财务核保”和“医疗核保机器人”，分别赋能投保过程的医务健康核保、财务核保和人工核保过程的医疗核保，以自动化流程代替人工作业，大幅提高了承保时效和客户体验。

AI智能核保项目投产后，中信保诚人寿高额保单财务核保平均时效由10天-20天缩减至2天-5天，自动核保通过率提升至88%，部分非标准体核保出单时效由3天提升到实时。截至2024年12月，中信保诚人寿微回访使用率89.07%，保单运营电子投保率99.65%，个险微理赔使用率99.66%。

赋能财富：打造开放平台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0月底，中国A股市场的投资者总户数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65亿。其中，个人投资者的账户数占据了压倒性多数，高达3.64亿。

《中国财富管理能力评价报告（2023上）》显示，2023上半年，中国机构整体财富管理能力有所提升，银行依然在财富管理行业中处于中流砥柱地位，券商、公募基金以及第三方机构等作为有益补充。

业内人士认为，数字化转型浪潮之下，中国的财富管理正呈现出从单纯金融产品和服务数字化，进一步向平台化、生态化方向演变的特征。

作为首批获准成立的持牌金融控股公司，中信金控因旗下拥有多家子公司牌照，在生态与平台建设上无疑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搭建上下贯通、内外协作、合作共赢的联动平台，中信金控创设财富管理委员会，下设投行业务、零售体系建设、资产配置三个子委员会，着力提升“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综合融资”三大核心能力。为此，中信创建中信财富广场，践行“一个中信，一个客户”服务理念，打通各子公司App，实现了“一点接入、全面触达”的线上服务。

作为综合性的开放平台，中信财富广场通过底层技术，将中信各家公司App全部连接起来，对外则连接多家合作伙伴，旨在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和资讯服务。主要拥有四大功能。

第一，一次登录。中信客户可以通过中信子公司任一App登录财富广场。无论是中信银行客户，还是中信证券、中信建投，抑或中信旗下其他子公司的客户，只要使用或下载其App并登录，就可以通过页面导航栏进入中信财富广场。同时，客户在财富广场自主完成账户授权后，就可以查看个人在中信集团各个金融子公司资产的全景视图。

第二，一键跳转。中信财富广场建立了统一的用户识别体系，客户登录财富广场，只需要一个身份，一次登录，就可以无缝衔接、一键跳转访问各子公司的App，体验中信全业务领域产品服务，而无需重复登录验证。

第三，一张视图。中信财富广场提供全景资产视图，为客户进行财富体检，提供资产配置方案。客户在财富广场完成各子公司账户授权之后，可以看到自己在中信各金融子公司的全景资产视图，整体财富状况一览无余，掌控自己的财富轻松便捷。同时，根据客户财富管理需求，按照“存活钱、要保值、做投资、求保障”四个财富象限，中信财富广场智能化给出资产配置建议，并推荐分类产品。

第四，一方权威。中信财富广场汇集金融资讯，通过中信智库团队进行深度解读。通过“财富资讯社区”，汇聚金控旗下各金融子公司以及第三方机构的财富观点。财富资讯社区设置“宏观要闻、理财投资、产业经商、独家观点、国际外汇、保险康养、基金股票、债券期货”八大类版块内容，为投资者提供专业的财富管理资讯。财富资讯社区中还推出了“中信智库”特色专栏，中信集团整合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投研专家，组成中信智库，整合中信集团投研团队能力，围绕宏观形势、行业板块、热门概念进行深度解读，并在智库专栏中发布。

截至2024年12月，中信财富广场累计注册用户达2718万户，月活峰值221万户，累计访问量1.3亿次。

在平台搭建过程中，中信各子公司亦有颇多贡献，尤其是中信银行依托对客端综合金融服务门户。

中信财富广场，链接内外部个人养老、出国金融、中信智库、中信优品、消费金融、信用卡等特色业务场景，实现跨公司协同“获客—活客—价值创造”，实现集团内部金融场景与生态伙伴全覆盖。

尽管获得了较为亮眼的数据，但对于中信财富广场而言才刚刚起步，在中信金控和各子公司的加持、助力下，该平台无疑拥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

截至2024年12月末，中信金控累计服务企业超139万户，服务个人客户近2亿，提供综合融资规模超14.86万亿元，财富管理规模超26万亿元，在IPO、再融资、债券承销、REITs等领域业务份额全市场第一。

正如曹国强所言，中信金控持续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以创投力量点亮数字金融之路。

（编辑  杨林）

“中国红利”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红利”？未来“中国红利”对中国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将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近期，笔者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习期间，围绕上述问题在与哈佛商学院、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者们交流中发现，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对中国的理解仍停几十年前的认知框架中。无法与时俱进去准确、全面、完整地理解今天的中国，因而不仅造成严重的误解和误判，更无助于以今日的产业经济实力来对比在中美之间形成新的良性互动。

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红利”？从中国当前国民经济运行和产业科技实践出发，“中国红利”早已不是单纯的人口红利，而是至少涵盖四个层面：肇始世界工厂的“普工红利”，完成全球供应链整合的“技工红利”，推动世界创新潮流的“工程师红利”，以及参与引领下一轮科技革命的“科学家红利”。正是这四种红利交织叠加，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底色，也是中国面对纷繁复杂国际局势的最大底气。

       普通工人红利：世界工厂的崛起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展现出的是“普通工人红利”。在短时间内，中国凭借庞大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迅速形成全球最庞大的加工制造业体系。这种红利是建立在低成本、高强度的劳动基础之上，以“两头在外”（原材料进口、产品出口）模式，支撑了中国制造业的腾飞。深圳、东莞、昆山等沿海城市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大量外资企业涌入，苹果、耐克、宜家等品牌的生产线纷纷转移至中国。

除了沿海地区的制造加工经济，由于劳动力价格上调，人口红利减弱，沿海地区加工制造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在中西部建立新的产业基地。例如，重庆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继沿海地区之后，苹果手机组装又在郑州建立新的生产基地；河南郑州的富士康工厂成为全球iPhone制造的核心基地。这些地区凭借稳定的人力资源供给和政策支持，逐步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业集群。

然而，笔者接触的大部分西方人仍然固守这样一种陈旧的认知，认为中国只是一个“世界工厂”，仍然严重依赖廉价劳动力。如果西方资本与技术撤离，中国的制造业就会崩溃。看不到中国并不是依靠低价劳动力红利生存发展，已经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

       技工红利：全球供应链的整合者

随着制造业升级，中国逐步展现出“技术工人红利”，推动产业从低端加工向高端制造的跃迁。中国已形成全球最庞大的工业体系，不仅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体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还形成了若干完善的产业集群。

以家电和消费电子行业为例，中国家电企业格力、美的、海尔进行全球化的布局，华为、小米、OPPO、vivo在智能手机领域的崛起，都体现了“中国制造”的综合竞争力，正在不断增强。中国的产业链不仅完整，而且协作紧密，企业间的信息流通效率极高，能够迅速响应市场需求，实现高效迭代。

除了电子产业，中国的汽车工业也迎来爆发式成长。比亚迪、吉利、蔚来等品牌不仅占领国内市场，还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目前，比亚迪已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电动车生产商。中国的汽车产业链完整，涵盖动力电池、智能驾驶系统等核心环节，使得全球车企更多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体系。

这一优势，使得中国能够在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电子产品、家电、汽车等产业的全球竞争力。例如，特斯拉在中国上海设立超级工厂，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建成投产，生产效率和成本控制远超其美国本土工厂，这正是中国制造业深厚底蕴的体现。

     工程师红利：从制造大国迈向创新强国

目前，中国正在迈向“工程师红利”时代，催生全球最大的新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并在多个前沿科技领域占据领先地位。

新能源产业是最直观的例子。中国在光伏产业链上已经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宁德时代与比亚迪更是在全球动力电池市场占据半壁江山。电动车领域，中国品牌如比亚迪、蔚来、小鹏等快速崛起，并逐步挑战特斯拉的市场份额。

此外，无人机、工业机器人、动力电池等产业，中国同样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大疆已成为无人机行业的领跑者，安川、库卡等西方老牌机器人公司也不得不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以应对市场竞争。

华为在5G技术上的突破更是工程师红利的典型案例。在美国封锁下，华为依靠自身工程团队自主研发芯片和通信设备，确保了全球5G网络的稳定运行。工程师红利不仅帮助中国企业突破技术封锁，也推动了整个产业链的自主可控。

此外，中国还在突破长期被“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比如芯片制造、大飞机、精密仪器等。C919国产大飞机已完成首航，中国光刻机企业也在快速追赶，未来5～10年内，这些短板有望被补齐。

       科学家红利：引领全球科技革命

未来，中国必然迎来“科学家红利”，进入全球科技创新的核心领域。最新的自然指数（Nature Index）排名显示，全球科研机构前十名中，中国机构已占据八席。这背后是中国庞大的科研人口基数与巨额研发投入的结合。

在基础科研领域，中国已在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多个学科取得重大突破。量子计算、核聚变、脑机接口等“0到1”的原创性科技创新，正在中国加速落地。中国的“人造太阳”EAST装置已经创造了1.2亿摄氏度的高温稳定运行记录，意味着在核聚变能源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协同促进的中国红利

最令人惊叹的是，中国的四重红利——普通工人红利、技术工人红利、工程师红利、科学家红利——并非彼此割裂或相互竞争的，而是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技与产业生态。

基础科研突破可以迅速转化为工程应用，再通过成熟的制造业体系完成规模化生产，并迅速推向全球市场。以华为的麒麟芯片为例，从底层架构设计、硬件制造到应用优化，中国企业已经构建了从芯片设计到终端设备的全产业链能力，赶上国际前沿水平已只是时间问题。十几亿人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智能工业化，注定将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更高的文明阶段。

未来，中国不仅能为全球提供高性价比的工业品，更能在科技创新、基础研究、未来产业等方面引领全球潮流。这不仅是中国自身的红利，更是全人类共享的红利。这，才是“中国红利”的真正含义。

（编辑  杨利红）

2025年2月18日至27日，我参加了中国新疆文化交流团，对埃及、阿曼和阿联酋进行了访问，并与一些国际组织和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政党领导人、媒体、研究机构人员和高校师生进行广泛交流。我们全面介绍了新疆人权保障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同时也了解了当地人文社会环境。

参加中国新疆文化交流团是令我振奋的事情。近年来，西方反华势力在国际上炮制了所谓“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等一系列谬论，攻击抹黑我国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企图实施他们策划的“以疆制华”战略，并离间我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遏制“一带一路”倡议顺利推进。

作为一名在党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在访问中向国际社会澄清事实和展示真实的新疆，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2025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新疆70年来的发展历程必将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关注。此次访问有利于推动外界更好地了解全疆各族群众70年携手奋进的历程和中国式现代化在新疆的实践成就，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中东各国的发展活力与对华友好往来

2月18日凌晨，我们乘坐埃及航空公司的班机前往开罗。对我来说，中东和埃及是一个神秘又充满魅力的地方。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曾读过《一千零一夜》和纪伯伦、爱德华·萨义德等阿拉伯裔文学家的著作。巍峨耸立的金字塔和蜿蜒流淌的尼罗河始终让我产生无限遐想。经过10个小时追逐太阳的飞行，我们顺利抵达开罗，开始了为期10天的访问。

我们前往埃及中国商会，准备当天的交流工作。商会办公场所朴实又具有浓厚的中国风情，大厅摆放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画像，以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的中文和阿拉伯文版。据悉，随着中埃关系日益密切和在埃投资的中国企业增加，埃及政府对中国人在入境居住、办理企业营业执照、投资方面给予较大支持，通过维护中国企业营商的合法权益，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商来埃投资。近年来，到埃及投资的中国企业和定居的华人日益增加，目前埃及的华人华侨约有5万人，中国企业有2066家，投资额达80亿美元。随着我国经济影响力的提升，埃及掀起了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当地很多商人见到我们时，都会亲切地用汉语打招呼。

我们交流团的驻地在尼罗河畔。每天天未亮，我便坐在阳台聆听河水流淌的声音，静候黎明的第一缕阳光照耀在尼罗河上。晨曦中的尼罗河温暖柔美，仿佛诉说着千年的故事。两岸的高楼大厦和古朴的民宅似在奏响古典与现代交织的交响曲，展现了开罗的多重面貌和活力。

在交流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埃及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迅猛的发展速度给社会各界带来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们提到，中埃两国都是文明古国并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诚然，中埃文明具有众多共同点，尤其是具有相近的自然观和国家统一观。中华文化崇尚“天人合一”，提倡人类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并尊重自然规律。在古埃及文明中，相当部分神明都是人身动物头，体现了对大自然的崇拜，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始终追求国家统一，而“大一统”已经成为中国历代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并对推动国家统一的历史人物给予高度赞赏，载入史册。同样，统一古埃及的美尼斯国王在埃及人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中埃两国在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相近性，促使埃及社会各界对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高度认同，并高度肯定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

阿曼是阿拉伯半岛最古老的国家之一，拥有丰富的港口资源。《一千零一夜》故事里辛巴达七次航海均由阿曼出发。我们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时天色已黑，办理入境手续后即前往驻地。途中，整洁宽广的路面和闪烁的霓虹灯显示着这座城市较高的现代化水平。虽然在这里几乎看不到摩天大楼，但整个城市让人感受到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显得朴素而又优雅。

中国和阿曼有着千年的传统友谊。明代航海家郑和率领的船队在航海中曾4次停靠在阿曼港口，与阿曼及沿线国家进行贸易往来。2003年，阿曼政府在佐法尔省萨拉拉市修建了“郑和纪念碑”，以纪念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此次新疆文化交流团的访问活动中，如何传承和发扬前人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精神，发挥新疆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优势，推动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双方交流的重点。

交流活动期间，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部分阿曼人士佩戴腰刀与我们会见。按照当地的习俗，这是接待尊贵客人的较高礼仪。可见，阿曼社会各界格外重视中阿两国友好关系。在交流过程中，他们表示，一些西方国家采用双重标准进行虚假宣传，利用民族和教派问题制造事端和人权危机。中阿两国要进一步加强在人权、媒体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共同参与全球和区域事务。

阿联酋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也是此次访问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家。它是我国在中东地区的最大出口市场和主要投资目的地。目前，两国非石油贸易额近810亿美元，预计2030年将达到2000亿美元。中东地区最大的华人社区在阿联酋，约有40万华人华侨在此生活。阿联酋的现代化模式更具独特性，同时，种族和宗教文化更为多元。

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阿联酋政府对各重要城市赋予了不同的定位和功能，其首都阿布扎比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并采取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迪拜更重视国际和现代因素在城市空间的运用和呈现，其国际大都市的定位和开放包容的政策吸引了众多国家前来投资、贸易，也吸引众多外国人在此工作、生活。在迪拜的街上随处可见各种肤色和文化背景的行人。

阿联酋中国新疆商会暨同乡会是全球为数不多的以新疆少数民族侨胞为主体的爱国侨团，并长期在迪拜开展活动。我们在与当地新疆籍侨胞进行座谈时，他们强烈的爱国热情让我深受感动。其中，部分人士在迪拜工作生活已有20余年，见证了迪拜从小渔村变成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历程。中国新疆商会在当地积极开展各类文艺和慈善活动，推动当地社会各界客观认识新疆，并引导海外企业在新疆投资。同时，国家也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注和荣誉，邀请商会和侨胞列席全国和自治区“两会”，定期开展回国访问活动，使他们对家乡的发展有更全面的了解。

阿拉伯国家治理中传统与现代的交响曲

2019年，我第一次参加中国新疆文化交流团访问沙特、科威特和卡塔尔。此次是我第二次在阿拉伯国家进行访问。两次中东之行让我感触颇深、收获颇多，对世界的多元化发展和阿拉伯国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阿拉伯国家的核心治国理念可归为以下几点：

首先，通过选择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推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所不同，它们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存在差异。比如，埃及采取共和制的国家体制，通过推动现代市场制度和工业体系的建立完善，普及教育和法律的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阿曼采取君主立宪制，通过发展旅游业、渔业、港口贸易和国际物流，实现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并推动现代性和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阿联酋采取邦联贵族共和国制，各地采取因地制宜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拓展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这些国家的治理经验和所取得的成就再次证明，现代化并非只有一种模式，社会的发展应是多元化的。只有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才能推动国家的发展并造福公民。阿拉伯国家在经济社会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选择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凝聚民心共同推进。

其次，开放包容已成为阿拉伯国家的治国理念和社会共识。阿拉伯国家多种宗教和文化并存，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宏伟的清真寺和富丽堂皇的教堂，穿着时尚的各种肤色的人群。在交流过程中，阿拉伯国家社会各界始终强调，开放包容的政策和社会环境对促进种族和宗教和谐具有积极作用。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阿拉伯国家政府制定了详细的政策和法律，充分保障各种族和宗教文化群体的合法权利，并通过学校和社会教育推动开放包容的理念，这已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

此外，通过塑造公民意识构建现代国家认同。维护人民团结和宗教和谐是阿拉伯国家政府一直以来关注的重点，各国政府以构建民族国家为核心，通过建立专门的国家机构和制定战略计划，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在社会各领域进行系统的公民意识教育，推动构建国民国家认同，避免部落和教派冲突。同时，从法律层面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为公民国家意识的建构提供法律保障。

最后，加强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阿拉伯国家政府通过建立负责宗教事务的专门机构，统编宗教读物和宣讲教材，定期对宗教教职人员进行培训，开展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等方式规范宗教活动，加强宗教事务的管理并促进各宗教之间的和谐相处。

千里之外看新疆

实际上，我国和阿拉伯国家都是多宗教文化并存的国家，在社会治理和民族宗教管理层面存在众多相似之处。例如，2019年1月，埃及实施“体面生活”倡议，大力推动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就业，以此提高人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这与我国的小康社会建设和脱贫攻坚战略具有相同目标和理念。可见，两国政府都以促进经济发展和增进人民福祉为己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各族群众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谱写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实践”。2020年，全疆306.4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666个贫困村全部退出，35个贫困县全部摘帽，新疆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2023年，新疆全区的GDP、投资、消费、进出口、财政、居民收入等6项主要指标增速均位居全国前5位。2024年，全疆具有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达174.3万人以上，GDP达2.05万亿元，企业总数达57.97万家，城镇化率达59.24%，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0899元；当年新建的企业为9.2万家，新就业的城镇居民为48.32万人。新疆通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幸福指数。

此外，新疆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欣赏，充分尊重和保护各民族文化，实现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目前，新疆有56个民族4种主要宗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已制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两部促进民族团结的地方性法规。新疆在14所高校建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与实践基地，编写出版教材和读物并将其纳入学校教学课程和干部教育体系。当下，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维护民族团结已成为新疆各族群众的共识，形成了和谐的民族关系。

同时，新疆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培养各族群众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的重要途径和目标，并将其贯穿于各项工作全过程。通过不断健全完善制度机制，系牢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纽带，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拓宽各族群众全方位嵌入的多元化路径，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保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通过中华民族大团结构建巩固各族群众的国家认同，使其认识到自己是中国公民，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此外，新疆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采取系列措施防范宗教极端主义的渗透。这与阿拉伯国家的宗教治理措施和理念具有一致性。目前，新疆宗教活动场所、伊斯兰教协会、伊斯兰教院校通过开展培训、文化和学术交流等多种方式，密切联系宗教场所和信教群众并为他们提供服务。新疆已翻译出版发行多种文字版的《古兰经》和其他宗教经典书籍。新疆伊斯兰教协会成立《新疆穆斯林》杂志社，创办多种文字版杂志。1436名宗教界人士担任新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履行参政议政权利。

我国有9个陆地边疆省份，其中唯独新疆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通过此行，我对新疆的战略地位有了更深的认识。随着我国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边疆已成为一个动态的概念。新疆在祖国的版图上位于最西部。但是，若将其置于欧亚大陆板块进行审视，它处于中心位置，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在此背景下，新疆将成为链接我国和阿拉伯国家的纽带、进一步密切中阿关系的桥梁、增进互信的窗口。在访问期间，阿拉伯国家社会各界反复提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具有千年友谊的古老文明，中国政府的涉疆政策推动了新疆经济社会迅速发展。”诚然，在历史上中阿文明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众多奇迹，就像两颗璀璨的明星照耀世界。如今，我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拉伯国家通过探寻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两个文明正为人类的发展共同贡献力量和智慧。

（编辑 杨利红）

促进经济要素在国际间自由流动，是世贸组织的使命所在，而其确立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两大核心原则明确了公平贸易的意涵，随着近年来国际竞争的加剧和贸易结构的失衡，这两大原则被进一步深化到可规范、可裁量、可操作的层面，集中体现为竞争中性、非歧视性、透明度等具体的市场治理规范。于是，双多边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从强调边境端关税减让的幅度，转向边境后营商环境的公平性。

补贴、反补贴是国际经贸协定关注焦点

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强调补贴政策不得扭曲市场竞争，必须确保跨国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传统上，政府补贴往往采用财政支付、税收优惠、低息贷款或授予垄断权等方式直接对本国产业进行扶持，助力其降低成本，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然而，根据公平贸易原则，这种做法一方面助长本国企业的惰性，使之丧失进取动力；另一方面将对其他企业造成歧视，形成贸易和投资壁垒，进而降低由市场竞争进行资源配置的效率。另外，由补贴导致的产能急速扩张，将刺激经营主体在国际市场上的倾销冲动，以致扰乱贸易伙伴的市场秩序而触发反制措施。

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简称《SCM协议》），对补贴的定义与规范构成了双多边经贸规则的基础依规。《SCM协议》将补贴定义为：在某一成员国境内，由政府或公共机构提供的财政资助，以及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十六条所定义的任何形式的收入或价格支持，并由此给予某种利益。针对财政资助，《SCM协议》明确了四种类别：（1）涉及资金直接转移的政府行为（如赠予、贷款、投股）、潜在的资金或债务直接转移（如贷款担保）；（2）政府本应征收收入的减让或豁免（如税额减免之类的财政鼓励）；（3）提供一般基础设施以外的商品或服务，或直接收购产品的政府行为；（4）政府通过向基金机构支付或向私人机构担保，或指示后者行使上述所列举的一种或多种通常应由政府执行的功能，这种行为与政府通常从事的行为没有实质性差别。

《SCM协议》中的专向性（Specificity）是规范补贴的核心要件，即补贴是否仅针对特定的企业、产业、企业群或产业集群（简称“特定企业”）。判断补贴是否具备专向性，协议适用以下原则：（1）若政府或适用的法规将补贴明确限于特定企业，则该类补贴具备专向性；（2）若政府或适用的法规对获得补贴的资格作出客观、中性的规定，明确补贴的金额并严格予以执行，则该类补贴不具备专向性。对资格的规定应以经济指标为主（如员工数量或企业规模），不应有排他性的指标，且应在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中明确、完整地予以公布，确保可追溯、可核查；（3）如果适用上述原则，某种补贴形似非专向，但仍有理由质疑是否存在专向，则应考量其他因素，包括：补贴是否给予一定数量的特定企业，是否向特定企业倾斜，补贴规定的实际操作是否存在倾向性，同时综合考量经济活动的多样性以及补贴计划的持续时间。《SCM协议》同时规定：在成员国境内，针对特定地区范围内特定企业的补贴具备专向性；通过法定程序设定或调整普遍适用的税率的政府行为，并不属于专向性补贴类别。

在此基础上，各类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在不同框架下强化对补贴的认定与监管，包括：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将补贴监管范围从货物贸易扩大至包含跨境投资、并购和参与公共采购等商业活动，并建立单边审查机制；《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与《美墨加自贸协议》（USMCA）将在更严格的承诺、边境后规则、对数字/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方面简化专向性认定，并强化监管力度。

竞争中性原则

在公平贸易价值驱动下，竞争中性成为约束政府补贴、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重要原则。该原则要求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和补贴措施时，不得给予国有企业或政府特定企业非市场化支持和优势，应确保所有市场主体，无论其所有制形式如何，都能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下平等运营。

竞争中性原则在补贴规范中的核心要求包括，公平市场准入、非歧视性待遇和透明监管。例如，CPTPP明确规定，国有企业在商业运营中不得享受政府给予的非市场化支持，如低息贷款、政府担保、税收减免或低价获取关键资源；同时，政府在制定补贴政策时，不能仅针对特定国有企业或行业，而应确保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平等获得支持。USMCA进一步强化了竞争中性的实施，例如对汽车产业的补贴进行了严格限制，要求补贴不能成为歧视性政策，确保由市场决定企业的竞争力。

非歧视性原则

在国际经贸规则日益强调公平贸易的背景下，非歧视性原则成为规范补贴的重要基石，旨在确保各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享有平等的竞争环境。非歧视性原则主要体现在“最惠国待遇”（MFN）和“国民待遇”（NT）两大核心规则上，即成员国不得给予某一贸易伙伴比其他国家更优惠的待遇，也不得对外资企业或进口产品施加不公平限制。该原则对政府补贴的实施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旨在防止补贴成为变相的贸易壁垒或歧视性政策工具。例如，CPTPP和USMCA等高标准贸易协定明确规定，成员国不能向本国企业提供专属补贴，除非符合透明、可追溯并且不损害国际竞争环境的标准。若一国的补贴仅针对本国企业，而未对外资企业提供同等待遇，则可能构成违反国民待遇原则的行为。此外，在最惠国待遇原则下，一国若对某一贸易伙伴提供特殊补贴政策，也必须向其他成员国提供相同的待遇，以防止差别性贸易歧视。

市场透明原则

这一原则的核心目标是确保所有贸易参与方能够在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下竞争，防止政府通过不透明的补贴政策影响国际贸易秩序。

市场透明原则日益成为防止不公平竞争和补贴滥用的重要规范，其要求各国政府在提供补贴时必须公开相关信息，确保国际贸易体系的公平性和可预测性。市场透明原则在补贴规范中的核心要求包括：信息披露、定期通报和可核查性。过去，许多国家的补贴政策并不透明，尤其是在国有企业、高科技行业和农业等领域，政府往往通过隐性财政支持或间接补贴，影响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例如，一些政府可能以“产业发展基金”或“特殊经济区激励计划”的形式向特定行业提供资金支持，而不公开这些补贴具体受益对象和金额的信息。这种缺乏透明度的补贴使得贸易伙伴难以判断其影响，导致跨国企业面临竞争劣势。为了改善这一状况，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强化了有关补贴信息的披露要求，例如，《SCM协议》要求各成员国向WTO通报所有具有“专向性”的补贴，避免通过隐性补贴影响国际市场公平竞争；CPTPP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必须定期向其他成员报告本国的补贴政策，包括补贴的类型、金额、受益企业以及适用条件；欧盟的贸易政策要求所有成员国在向企业提供补贴前，需向欧盟委员会申报，并接受公开审核。

在涉及国有企业补贴方面，市场透明原则强调防止“隐形补贴”的关键性，包括通过政府资金注入、低息贷款、税收减免或资源低价等方式获得政府补贴。若这些补贴未能正式披露，则构成不公平竞争的要件。为此，CPTPP明确要求成员国必须提供国有企业的财务信息，并确保其运营符合市场原则。此外，欧盟《外国补贴条例》中设立了针对外资企业的透明度审查机制，外国企业若接受政府的补贴，必须在收购欧盟企业或竞标欧盟项目时公开披露其资金来源，否则会面临市场准入限制或惩罚措施。

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补贴政策必须符合环保、社会责任和长期经济稳定的目标，避免对生态环境和社会公平造成负面影响。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加剧，许多国家开始关注补贴对气候变化、资源消耗和社会福祉产生的影响。例如，长期以来，传统的化石燃料补贴被认为是造成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而这种补贴往往导致市场减少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因此，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逐步加强对导致环境破坏的补贴限制，如CPTPP鼓励成员国减少对高碳产业的财政支持，但允许符合环保目标的补贴，如可再生能源项目补贴和低碳技术研发激励。欧盟的“绿色新政”也明确提出，产业补贴必须符合碳中和目标，否则将面临贸易限制或关税壁垒。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环境领域，也涉及社会责任，如促进公平就业、保障劳动权益等。例如，USMCA规定，如果某成员国企业因劳工权益不足导致低生产成本，该企业可能会面临惩罚性关税。总体而言，可持续发展原则旨在确保补贴政策不仅服务于短期经济利益，同时也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和环境的长期平衡发展。

WTO关于补贴的制度规范

WTO对补贴的认定规范和反制措施

  WTO对补贴的认定与规范主要体现在《SCM协议》《农业协定》和《渔业补贴协定》中。《SCM协议》将补贴划分为禁止性补贴（Prohibited Subsidies）、可诉补贴（Actionable Subsidies）和非可诉补贴（Non-Actionable Subsidies，现已废除）三大类，并进行分类管理。

（1）禁止性补贴：主要包括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这种补贴会对外国产品造成歧视，属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被WTO严格禁止。

（2）可诉补贴：指虽未被明令禁止，但可能对贸易伙伴造成不利影响的补贴，需通过争端解决机制处理。主要包括：仅针对某个企业、行业或地区的特定性补贴；

对其他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的补贴，包括：对进口国产品造成损害和对他国企业造成损害，对他国出口造成影响。如果一国认为他国的补贴造成了贸易损害，可以向WTO提出申诉，并要求对方取消补贴，否则可采取反补贴措施，如加征反补贴税。

（3）不可诉补贴： WTO曾短暂允许某些对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有利的补贴，如对科研、环境保护或经济落后地区的补贴，但该类别已于1999年底被废除，原属于该类别的补贴（如研发支持）被归入可诉补贴，需接受反补贴调查或WTO争端解决机制约束。

在反补贴措施方面，WTO规定，若一国认定另一国的补贴对本国产业造成损害，可以采取反补贴措施。通过启动调查程序，在受影响国家可展开调查，确定补贴是否造成损害。若调查结果证明补贴对国内企业构成实质性损害，进口国可对相关产品征收反补贴税，以抵消补贴带来的价格优势。受影响国家可向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提起诉讼，要求违规国家取消补贴或赔偿损失，并通过磋商、专家组审理、上诉机制、执行与报复程序予以解决。

近年来，WTO争端解决机制面临诸多挑战，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如CPTPP、USMCA、欧盟贸易规则）正在进一步加强补贴管理，推动国际贸易规则从自由贸易向公平竞争的方向发展。

WTO《农业协定》（Agreement on Agriculture）

《农业协定》对农业补贴进行了详细规定，旨在促进公平竞争，同时允许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以补贴的形式保护本国农业。该协议将农业补贴分为黄箱（Amber Box）、蓝箱（Blue Box）和绿箱（Green Box）三类，并设定了补贴削减义务，以确保农业贸易更加公平透明。

（1）黄箱补贴（Amber Box）：需削减的贸易扭曲性补贴。指对农业生产和贸易具有显著扭曲作用的补贴，例如政府对特定作物或畜牧业提供直接财政支持，导致农产品价格偏离市场均衡水平，影响国际贸易。主要形式包括价格支持、生产者直接补贴以及过度的输入补贴。针对黄箱补贴，《农业协定》制定了针对发达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差异化的削减义务。

WTO设定了最低门槛（de minimis rule），如果某国的黄箱补贴总额低于农业产值的5%（发达国家）或10%（发展中国家），则该补贴不适用削减限制。

（2）蓝箱补贴（Blue Box）：可豁免削减的生产限制性补贴。指对农业生产者提供的补贴，但前提是受补贴的农业生产必须受到限制，例如政府为农民退耕或减产提供补偿，以减少市场扭曲。主要形式包括生产者补贴与特定生产限制相结合，例如欧盟的农业政策要求农民减少耕地面积以获得补贴。

由于这类补贴被认为不会造成严重的市场扭曲，因此WTO成员方不需要削减蓝箱补贴。例如，欧盟和美国都曾利用蓝箱补贴调整农业结构，同时避免削减补贴的义务。

（3）绿箱补贴（Green Box）：不受限制的非贸易扭曲性补贴。指不会直接影响生产和贸易的农业支持措施，主要形式包括科研与推广、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以及直接收入补贴（如提高社会保障，但不得与生产挂钩）。WTO不限制其使用，各成员国可以自由实施。例如，美国《农业法案》中包含大量绿箱补贴，以支持农业研究和农村发展。

针对农业相关的出口补贴，《农业协定》并不完全禁止，但对发达和发展中成员国作出差异化的削减要求，以防止其通过政府资助降低出口农产品价格，削弱公平的国际竞争。2015年内罗毕部长会议决定彻底取消农业出口补贴，要求发达国家立即取消，发展中国家最迟在2023年取消。

WTO《农业协定》对发展中国家给予一定的灵活性，允许其在粮食安全、农村发展和扶贫方面实施补贴。具体包括：

发展中国家可以保留较高的黄箱补贴门槛（10%），而发达国家仅为5%；

允许发展中国家对小农、贫困农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补贴，不受严格限制；

对“公共储粮计划”（Public Stockholding for Food Security Purposes）给予更大政策空间，允许政府收购农产品维持粮食安全（如印度的粮食储备计划）。

WTO《渔业补贴协定》（Agreement on Fisheries Subsidies）

2022年6月，WTO《渔业补贴协定》达成，该协定是WTO继《农业协定》之后，首个专门针对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贸易协议，补充了《SCM协议》对渔业补贴的监管。其核心目标包括：（1）禁止对IUU捕捞提供补贴。防止非法（Illegal）、未报告（Unreported）和不受监管（Unregulated）的非法捕捞（IUU）。这是全球渔业资源枯竭的主要原因之一。WTO《渔业补贴协定》规定，任何成员国不得对被认定为此种捕捞的渔船或渔业运营商提供补贴，一旦某国政府确认本国渔业企业涉及此种捕捞，该企业不得再获得政府补贴，以遏制全球渔业资源枯竭。（2）禁止对过度开发或枯竭渔业资源的捕捞提供补贴。减少对过度捕捞和导致渔业资源枯竭的财政支持，保护海洋生态系统。（3）禁止对公海上的无管辖权捕捞活动提供补贴。WTO成员方不得对在公海上未经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监管的渔业活动提供补贴，目的是防止成员国企业在无管辖海域实施竞争性过度捕捞，确保国际合作监管渔业资源。限制某些特定形式的政府补贴，确保渔业的公平竞争。（4）补贴透明度要求。为了加强监管，《渔业补贴协定》要求WTO成员方每两年向WTO通报渔业补贴的详细信息，包括补贴种类、规模、政策目标等，提高渔业补贴的透明度，加强国际监督和信息共享。

尽管WTO《渔业补贴协定》已经达成并生效，但仍有部分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包括对燃油补贴的监管、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可持续捕捞”的界定。相较之下，CPTPP对渔业补贴的监管更严格，尤其是在透明度要求和争端解决机制方面更加高效。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在继承《SCM协议》等经贸规则核心原则的基础上，CPTPP构建了覆盖更广、约束更严格的补贴监管体系，在补贴覆盖范围以及认定门槛方面进行了规则效力的强化（表1），特别是在国有企业补贴、产业补贴、渔业补贴和透明度等方面制定了更高的标准。并针对出口补贴、进口替代补贴和某些产业补贴设立了更严格的约束。

表1  CPTPP与《SCM协议》补贴规范的主要异同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1）国有企业补贴

CPTPP比WTO更加严格地规范国有企业（包括国家企业，即受国家控制且不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企业）的补贴，防止政府通过对其提供非市场化的“非商业援助”（Non-Commercial Assistance）来影响公平竞争。例如，CPTPP和USMCA规范下，加拿大对航空、能源等领域的国企补贴受到了严格监管，政府不得以财政手段维持低效国企的竞争力。主要规定包括：

n禁止政府向国有企业提供财政支持，如政府贷款、担保、税收优惠等，除非该支持符合商业原则。

n国有企业必须以商业考虑为主导，其经营行为不得因政府补贴而损害公平竞争。

n对国有企业的补贴，透明度要求更高，成员国必须定期向其他CPTPP成员报告国企补贴信息，避免隐性支持。

CPTPP针对国有企业的条款，简化了《SCM协定》对补贴专向性认定的复杂性，以对补贴授予主体的认定取代利益授予过程和结果的判断，规避“公共机构”的争议，达到快速反应的效果。

（2）产业补贴与竞争政策

CPTPP限制了可能影响国际市场竞争的产业补贴，这些规则比WTO更严格，特别是在补贴导致市场扭曲的情况下，CPTPP允许更快速的争端解决程序。主要包括：

n禁止出口补贴：成员国不得向企业提供财政支持，鼓励其增加出口，否则将被视为扭曲正当竞争。

n限制进口替代补贴：政府不得向国内企业提供补贴，以取代进口产品。

n防止补贴对国际竞争造成损害：若某一成员国的补贴损害其他成员国企业的竞争力，受影响国家可提出磋商，甚至采取补救措施。

（3）渔业补贴

CPTPP对渔业补贴做出了明确限制，以防止过度捕捞和非法、未报告、不受监管（IUU）的渔业活动。这比WTO的《渔业补贴协定》更加严格，特别是在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日本和加拿大在CPTPP框架下承诺减少对远洋捕捞的补贴，以保护海洋资源。主要规定包括：

n禁止对非法、未报告和不受监管（IUU）捕捞活动提供补贴。

n禁止对濒危渔业资源提供补贴，以防止过度捕捞。

n限制燃油补贴：某些类型的燃油补贴可能被视为扭曲竞争，成员国需逐步减少。

（4）透明度要求

CPTPP在补贴透明度方面做出了严格规定，要求各国定期披露补贴信息，以提高贸易规则的透明度，相比之下，WTO的补贴透明度要求较弱，部分国家未能及时报告补贴信息，CPTPP则通过定期审查确保各国遵守义务，主要包括：

n每两年向CPTPP成员通报补贴情况，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补贴数

据。

n任何成员国可以要求另一国提供补贴详情，若不符合规定，可能会面临贸易争端。

n补贴信息需向公众开放，确保市场主体可以获取相关信息，以作出公平的商业决策。

（5）CPTPP补贴争端解决机制

CPTPP允许成员国对不公平补贴行为提起贸易争端，设立了比WTO更快的争端解决程序，补贴争端解决机制更加高效，避免了WTO争端解决机制可能出现的长期拖延问题，主要机制包括：

n快速磋商机制：若某国认为他国的补贴政策影响市场公平竞争，可立即要求磋商。

n更快的仲裁程序：CPTPP成员国可以采取仲裁程序，强制违规国家调整补贴政策。

n反制措施：若成员国未能纠正违规补贴，受影响国可采取补偿性关税等反制措施。

总体来看，自由贸易仍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基础，但公平贸易正成为未来国际贸易规则的大势所趋。（1）监管范围扩大。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如CPTPP）将补贴监管范围从传统贸易规则（如WTO）对制造业的关注扩展到服务业、数字经济以及绿色产业等领域，并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强化监管；（2）高透明度。在提高透明度与信息披露要求方面，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要求各国定期披露补贴信息，从“事后补救”到“事前预防”，防止隐性补贴和不公平竞争；（3）绿色补贴主导。从贸易保护到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鼓励绿色补贴，限制高碳排放产业的补贴，推动补贴政策向绿色经济倾斜；（4）强化区域监管协同：在争端解决机制方面，从单边贸易制裁到区域化协调，补贴争端的处理更快、更严格，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成员国可以迅速采取反补贴措施。

应当看到，面对国内外经济复苏压力以及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我国在补贴规划、实施和监管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然而，顺应国际贸易新格局，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题中之义，也是我国作为世界经济和全球价值链中举足轻重的大国进一步融入和夯实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举措。

（编辑 季节）

创新经济学创始人熊彼特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破坏式创新以及由此引发的一波波创新浪潮，是经济发展的动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以里斯托弗·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等人的研究成果以及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 Nelson）发表的《国家创新体系：一个比较研究》等著作为标志，创新经济学由熊彼特的企业创新研究转向以国家为主体的研究；1996年，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发表了《报酬递增和商业新世纪》论文，被认为是《哈佛商业评论》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文章之一，代表了信息时代创新经济学的先声。2000年，以威廉·米勒（William F.Miller）等发表《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倡导创新生态概念；2018年，迈克尔·G·雅各比德斯（Michael G.Jacobides）等合作发表《走向生态系统理论》，进一步推动了创新经济学中的创新生态研究；同年，索菲亚·卢纳·罗德里格斯（Sofía Alejandra Luna Rodríguez）等人发表《生态系统思维的洞察力生成：以人为本设计过程中的场景驱动创新》，在生态系统理论框架下提出“场景驱动的创新”概念，再次推动创新研究范式的变革。本文试图以创新经济学上述理论成果为框架，分析中美在高科技竞争，尤其是智能与量子领域竞争态势，未来又将呈现怎样的走向。

报酬递增理论与高科技领域的竞争

信息与智能化时代的高科技领域竞争，与工业化时代的竞争相比，越来越激烈，甚至成为你死我活的竞争态势。究其原因，是高科技条件下经济规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创新可能会发源于某个企业发明了一项新产品，获得了市场上的超额利润。但这个新产品很快就会被其他同类企业争相效仿，由此引发全社会因应用新产品产生一波创新浪潮，带动经济一轮发展。但随着这项新产品生产越来越多，各企业为争市场竞相压价，致使这项新产品的边际报酬越来越低，但企业家对超额利润的追求，使另外的新发明与新产品又在酝酿之中。

所以，布莱恩·阿瑟指出，工业化时代思考经济的方式是，“嗯，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如果我们关注我们的成本，并且我们能够很好地执行，我们将获得15%的市场份额。”这种思考对于啤酒厂、加油站和理发店甚至汽车制造厂来说都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工业化时代，容得下同质或同型异质产品同时在同一个市场上存在，尽管各自拥有的市场份额有差异。但是到了信息化与智能化时代，一种与工业化时代不同的机制变得至关重要，这个机制就是报酬递增。也就是说，如果一种产品、一家公司或一项技术因为偶然或巧妙的策略领先，该产品、公司或技术可以继续锁定市场，而且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其后续每一份投入产生的边际报酬会进一步增加。因为这些高科技产品（比如软件开发）的投入基本是前期的，后期几乎只需要极低成本复制。但这些产品同时拥有用户粘性，用户要想使用其他产品，要付出高昂的学习成本。因此在竞争中先行者的领先地位会进一步强化，处于劣势的主体会进一步失去优势。这是一种正反馈机制（positive feedback），其在市场、企业和行业中都在发挥作用，强化成功者成功，加剧失败者失败。

报酬递增的典型例子，是微软成功地将Windows变成了全球超过90%的个人电脑的标准操作系统。在微软之外，其实原本存在多个公司研发的不同操作系统，有的甚至比微软更先进好用。但是，就因为微软率先实现与个人电脑最大供应商IBM的电脑绑定，同时免费或廉价鼓励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并且不断更新升级，由此吸引并“粘住”了日益庞大的用户群，实现了对整个PC架构的控制权，让其他操作系统几无任何市场存在的空间。

事实证明，报酬递增的确是“信息第一概念”。一个接一个的公司通过创造报酬递增，然后尽一切可能充分利用这些报酬递增而获得成功。包括脸书、亚马逊、优步等都做到了这一点：通过不断更新的产品迅速赢得客户，这些产品随着用户的增加而变得更有价值，然后利用这一基础优势向客户提供新的关联服务，进一步加强与客户的关系，实现对市场的独占或垄断。进入智能时代，报酬递增规律更显优势，光刻机荷兰ASML独占，高端芯片流片加工台积电垄断，人工智能高端算力芯片英伟达一家独大。等等。DeepSeek一问世，以其开源免费和好用能用横扫市场，此前中国市场上存在的百多种通用大模型，甚至包括此前已被看好的几家，一夜之间进入严冬。

总之，报酬递增这一规律意味着，在高科技领域，尤其是信息与智能领域，无论最初有多少家初创公司，最终可能只会剩下一家或至多两家公司能活下来、并成为行业霸主。也就是说，工业化时代，一个大国可以容纳十余家汽车制造厂，但信息与智能化时代，如果没有人为设置的壁垒，全世界最终可能都难以容得下三家智能操作系统，难以容得下两家通用大模型。信息与智能化领域的竞争，不是简单的谁占有多少市场份额的竞争，而是谁生谁死的竞争。这就表明为何中美两国当下人工智能与量子领域的竞争如此之激烈。

中美在高科技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大多数时间，美国在大多数领域是先行者。如果双方是和平竞争，遵循报酬递增规律，有可能仍然如计算机时代“Windows+Intel”或移动通信时代的要么是IOs要么是安卓（Android）一样，由美国公司独步天下，中国至多是其应用市场或“辅料”提供国。但是，由于美国越来越不自信，视中国为对手，对中国设置技术壁垒，打压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进步，推进与中国脱钩，这不仅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而且也是违背了“报酬递增规律”。其结果也是适得其反。

因此，美国如果真要保持高科技领域对华优势，最好的办法是利用报酬递增规律，与中国进行和平竞争，向中国市场出口其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而目前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从长远看，是美国给了中国高科技领域独立发展的机会。迫使中国自主研发先进光刻机及高性能智能芯片，最终，使得中国发展成为一个与美国平行的高科技行业与市场。中国航天领域就是在美国封锁背景下独立发展起来的，其技术水平已堪与美国比肩。

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早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就这样指出：“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美国当下的精英们却鲜有人懂这一历史辩证法。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与政府在高科技发展中的定位

在当下信息与智能化领域，企业是在前台竞争，而背后都赫然站着国家。比如，去年3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出访菲律宾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每天醒来，我们都要问一遍自己：我们在应对中国挑战上做得够多吗？”“我的职责是确保我们有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AI）等在内的尖端技术，而中国没有。”“因此，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包括扩大管制”。“为了赢得竞争，一部《芯片法案》还不够”。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高级顾问吉米·古德里奇则坦言：“毫无疑问，在与中国的技术竞争方面，特别是在半导体方面，我们已经破釜沉舟。美国把在半导体领域打败中国作为首要国家战略目标之一。”

回顾历史，工业化时代的竞争，比如为支持本国汽车工业，各国政府可能会出台关税与补贴等财政政策，但这至多是经济手段与局部政策，而在当下人工智能与量子等领域，美国采取的是“全政府竞争”策略。

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企业是创新主体，而企业家是唯一的创新管理者。但到了信息与智能化时代，企业是创新主体，国家却成为最重要创新管理者。其背后的理论支撑，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尼尔森等人提出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按《创新研究：演化与未来挑战》（Innovation studies: Evolution and Future Challenges，P178）一书的说法，“国家创新体系这个概念是创新研究领域过去30年发展的最重要概念之一。尽管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并非所有的创新活动都是国家范围的，这个观点初期较为合理是因为大部分研发是在国家内部进行的，而且国家在其中发挥了企业家的作用，这不仅是作为市场失灵的协调者或调停者，而且是作为战略家、主要投资者和风险承担者参与其中”。

这表明国家创新体系中各国政府在高科技发展中的定位。而中美两国在此方面的运作亦有差异。

一是推动竞争前（precompetitive）合作，即政府要充当竞争协调者。由于报酬递增规律起了作用，为避免国内公司或机构之间的无序竞争造成内卷及浪费资源，真正推动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国家作为国内竞争协调者角色非常重要。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芯片产业面对日本的后来居上，进行了一系列专家会诊。参与美日半导体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一边指责日本人的做法“违背自由贸易原则”，一边为避免国内相关企业的无序竞争，在国内推动成立半导体战略联盟（SEMATECH），联盟内的成员企业将提供研发资源，进行合理分工，共享人力资源与研发成果、减少重复投资。最后，半导体战略联盟发展成为一个全球领先的全行业网络——包括代工厂、IDM、晶圆厂、测试、封装和组装公司、材料和设备供应商，确保了美国在全球半导体技术领域的领头羊地位。

当前，为了赢得对中国的竞争优势，在高科技领域，美国政府延续其“竞争协调者”角色。比如，2017年6月，DARPA启动“电子复兴计划”（ERI），旨在整合全美电子行业创新力量，以保持美国电子技术全球领先优势；2020年年初至2024年年中，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启动“国家人工智能研究所计划”，分三批领导成立了25个国家人工智能研究所，研究主题各有侧重，却又涵盖了人工智能，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以及到成果转化全链条；2023年10月，由美国国家超算中心牵头，集结了众多国家实验室、顶尖高校、研究机构和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以及工业界的众多科学家，共同组建了万亿参数联盟（Trillion Parameter Consortium，简称TPC），该联盟涵盖了从大模型开发到改进到应用各环节。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政府如何充当好市场有序竞争协调者角色，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国内企业之间山头林立，从智能应用、开发框架、系统软件、智能芯片，相互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协调的格局没有形成。致使低水平项目争相重复上马，资源浪费严重。又比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的技术已经领先于世界，但因为竞争导致的极致化内卷，中国出口的新能源汽车利润极低，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价值。相较而言，华为作为中国信息领域巨型企业，反而通过“有组织科研”，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很大进展。2021年年初，华为牵头联合国内90余家半导体企业，组建了“中国芯片联盟”，推进改变国内相关企业低水平内卷式竞争局面，形成一致对外态势。中国亟待实行新型举国体制，在高科技领域借鉴“联盟模式”，以战略科技力量之间有序分工与有效协作为基础，贯通创新链与产业链。

二是支撑市场扩张到能够实现规模化。政府要充当战略家与安全风险承担者。高科技领域前期投入非常大，必须在产品阶段依托规模庞大的市场，慢慢消化前期投入，因此对市场的争夺远超过工业化时代。而规模化大市场是极其昂贵的“公共品”，只有国家力量才能创造和维护。工业时代早期，市场分割依靠的是战争与殖民，即依靠国家力量，获胜者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信息化与智能化时代新一轮市场分割，甚至是市场全覆盖，更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参与其中作为后盾。在信息与智能化时代，现代化治理更是依靠大数据，谁掌握大数据实际上就掌握了治理的主权。而数据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会进一步冲击国家主权。因此，必须以强大的国家力量为依托，才能对冲大数据流动带来的治理问题。

美国采取“全政府竞争”策略，不仅有经济手段，还动用立法、司法与国家安全、外交甚至军事等各种措施。一方面是对外打压竞争对手，另一方面汇聚与整合资源支持国内主体。其《芯片法案》主要针对中国，一方面在拉拢欧盟及日韩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伙伴”一起针对中国时，另一方面又防止后者形成独立于美国控制之外的半导体领域发展体系。其中，滥用“国家安全”条款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和封锁禁运，并滥用“长臂管辖”对科研人员和企业家滥捕滥诉，手段尤为恐怖。美国还通过《关于防止关注国家访问美国人的大量敏感个人数据和美国政府相关数据的行政命令》，限制乃至禁止中国（含香港和澳门）及符合条件的实体获取美国所谓“敏感个人数据及政府相关数据”。

中国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市场，虽然足够容纳下自身高科技领域发展成果的市场转化。但不断发展开拓这一市场，必须通过坚定不移的开放政策，通过与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共创高科技领域发展成果，既扩大更适合南方国家市场的高科技成果市场，同时让南方国家在这其中获得发展机会与利益。中国亦根据国家利益包括高科技市场边界的扩展，建立以积极防御为导向的安全防线，尤其是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赛博空间安全与数据安全。

针对美国对我国滥用制裁、干涉与长臂管辖，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三反”机制。2020年9月商务部出台了《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2021年1月商务部公布了《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在这两部行政性法令生效之后，2022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标志着正在构建“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的法治保障。未来要继续丰富“三反”工具箱，细化执行主体，明确协调机制的建立。

三是政府必须是基础网络构造者。产业革命离不开基础设施。工业时代基础设施，主要是为了便捷资本的扩张与商品流动，而建设地理空间上的交通网络及通信网络主要是国家的责任。美国的铁路公路网，以及油气管网、通信网和互联网建设，借助了私营公司完成局部工作或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第三方，但政府仍是建设或推动建设的主角。信息与智能时代的基础设施，无论是建立在赛博空间上的畅通的国家信息高速公路，一体化的算力中心，还是强大的数据枢纽。同样只有国家才能承担建设任务。

目前，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各有长处。在算法方面，美国掌握核心算法和开源框架（如TensorFlow、PyTorch），主导大模型研发（如GPT系列、AlphaFold），我国在原创性、理论深度以及底层算法设计方面，仍然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在算力基础方面，美国算力总规模为全球第一，2024年，美国新增智能算力占全球90%的市场份额；中国算力总规模居全球第二，次于美国，但智能算力增速显著，2025年预计同比增长43%。不过，目前中国面临高端算力产品禁售的困境，美国垄断了A100、H100、B200等高端智算芯片并且对华禁售。在数据基础方面，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份研究，目前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模型使用的数据集有50%是由12家顶级机构提供，其中10家为美国机构，1家为德国机构，只有1家机构来自中国。我国数据资源极为丰富，但是由于数据挖掘不足及流动性不强，数据孤岛问题依然严峻，阻碍了人工智能发展。当然，中国的优势是公共部门强大，数据量和数据结构良好，这是我们的产业优势，也是我们的制度强项。未来中国可利用好这一优势，并推动企事业单位的数据与其他各类数据汇聚融通，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关键要素。

中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正探索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新路径。例如DeepSeek R1模型单位算力产出较OpenAI提升37%，这大大降低了人工智能基础建设的成本。同时，中国充分发挥体制优势，通过“东数西算”工程建成8个算力枢纽，算力复合增长率达62%。

并且，中国在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供应上远超过美国。2023年，中国发电量是美国的两倍。也就是说，相较于美国，中国具备支撑AI按目前方向迅速发展的能源基础。而根据AI的第一性原理，最重要的就是能源和智能的转化率的问题。因此，中国在人工智能基础建设方面，将走出一条超越美国的新路。

（编辑 尚鸣）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体现出党中央对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关怀和重视，释放了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信号。在支持服务民营企业方面，中信集团坚持积极探索，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模式和实践成果。

中信集团成立于改革开放之初，现已发展成为一家金融与实业并举的国有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具有显著的综合优势和品牌影响力。截至2024年末，中信集团总资产超12万亿元；2024年营业收入超8000亿元，净利润超千亿元，预计业绩保持增长态势。近年来，我们立足产融并举综合优势，不断健全金融服务民企长效机制、拓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持续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增添新活力。

一是发挥综合金融优势，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统筹旗下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资源，构建了以股权投资为主、“股贷债保”联动的科技金融支撑体系。成立中信股权投资联盟，汇聚旗下20多家股权投资机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形成涵盖“募投管退”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截至2024年末，中信集团服务前五批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超1.1万家，覆盖率达96%，其中民营企业超80%；中信股权投资联盟在管基金规模超3,000亿元，直接投资孵化民营科创企业超800家。中信银行去年发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繁星计划”，持续完善小微企业贷款产品体系，优先配置先进制造业信贷资源，积极培育覆盖各类企业及主要供应链场景的金融生态，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精准性、有效性；2024年，中信银行承销的公司信用类债券中，民营企业债券承销位列市场第一；截至2024年末，中信银行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近9000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66万亿元。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服务民营企业规模全市场占比39%，客户包括华为、抖音、复星、宇树科技、宁德时代、新希望等一批优秀民营企业；2024年战略性新兴股权融资、科技创新债承销规模位居市场第一，在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IPO项目数量和规模领跑同业。

二是发挥实业多元优势，开展多领域务实合作。中信集团在实业领域布局广泛、基础扎实，打造了从轮毂和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到一体化压铸产品、从特种高端机器人到全套矿山设备的制造产品体系，发展了涵盖铁矿石、铜、锂、铌等多品种材料的投资、生产和贸易业务，具备房地产开发和工程设计、建造、运维全链条能力，同时布局通用航空、环保运营、医疗服务等行业，与多个领域民营企业开展广泛合作。中信戴卡为吉利、长城、比亚迪等知名车企提供国际标准汽车零部件；中信重工为建龙集团、洛钼集团等提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成套矿山装备；中信特钢以领先的特钢产品，助力三一重工、江苏兴达等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推动合作伙伴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发挥丰富场景优势，推动前沿技术落地应用。中信集团积极运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赋能业务发展，在铝车轮行业、特钢行业和非洲大陆率先打造了代表全球数字化最高水平的三座“灯塔工厂”，在金融服务、先进智造、生物育种等领域为合作的民营企业落地了一大批深度应用场景。智慧金融方面，我们在智能投顾、数智投研、风险管控等场景实现创新应用，大幅提升了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适配性。工业智能方面，中信戴卡打造了工业互联网智造协同平台，实现了铸件质量检测、压铸工艺调优、生产数据分析等多环节智能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中信方案”。

四是发挥全球布局优势，助力拓展海外市场。中信集团应改革开放而生，也是中国最早“走出去”的企业之一，在国际贸易、国际工程、跨境投资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并与众多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建立了良好关系。中信银行、中信证券等围绕民营企业跨境场景及金融服务需求，开展跨境投资、贸易金融、海外上市等业务，提供本外币、离在岸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中信建设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带动了一大批民营建筑、机械、设备、劳务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我们正在全力打造“要出国、找中信”“来中国、找中信”服务品牌，提供咨询规划、综合金融、数智升级、协同合作、转型发展、生态赋能等六大类服务，将有力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实现全球发展。

此外，中信集团在实践中还形成了一系列创新业务模式，通过链接内外部优势资源，实现各方共赢发展。比如我们聚合在金融、银行、信托、地产、咨询等领域的专业优势，形成处置合力，打造了房企纾困的产融协同化解风险模式；上海董家渡、深圳佳兆业等多个项目“破圈解链”、实现盘活，经济和社会效益充分显现。我们创设“中信企业家办公室”服务模式，围绕企业及企业家需求，提供涵盖“人—家—企—社”四个维度的综合解决方案：在个人层面，提供股权融资、员工个贷和理财等服务；在家庭层面，向企业高管及员工提供家族信托、出国金融、子女教育及家庭保险等服务；在企业层面，提供上市保荐、引入战略投资者、综合授信等服务，并协同中信旗下实业机构在绿色发展、慈善公益等领域开展合作，提升企业社会价值。

在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信集团始终坚持与民营企业伙伴协同发展、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中信集团将持续发挥产融并举综合优势，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着力从三个方面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

一是加大民营企业投融资支持力度。中信集团将进一步立足综合金融优势，有效发挥资本市场对民营企业投融资支撑作用，加大股权投资和企业上市服务力度，提升“股贷债保”服务体系的供给效率和覆盖面，精准支持各类“专精特新”“隐形冠军”、小微企业发展，推动民营企业融资持续增量、扩面、降价，助力改善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

二是加强科技创新研发合作与成果应用。依托多元业务格局和自主研发能力，与民营企业加强在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新能源、生物育种、智慧城市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形成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三是助力提升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当前，中国经济的韧性、大市场的潜力、产业链和人才优势，正源源不断释放磁吸效应。我们将持续推动“要出国、找中信”“来中国、找中信”品牌落地，努力打造开放包容的合作生态圈，服务民营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共同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探寻新的增长点。

（编辑  杨林）

区域协调发展关系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的繁荣稳定，应高度重视、持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内联庞大而复杂的经济社会运行系统，外涉具体而务实的工作路径与操作方式。要不断开拓新局面，推向新高度，必须把握其本质要求和逻辑联系，从战略和策略上正确认识和科学处理好九个方面的重要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质含义包括两个方面：市场在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实施有效的宏观管理和经济调节。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看，市场和政府都具有不完善性，即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当”缺陷。实践表明，完全的政府行政指令主导容易割断区域、产业及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抑制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这就是“政府失当”问题。而纯粹的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调节容易导致“外部不经济”的情况，如造成环境污染加剧、空间开发混乱、产业无序布局等现象。这就是“市场失灵” 问题。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言，仅靠市场机制作用，很难缩小地区两极差距；仅靠政府作用，又很难实现区域发展效率的持续提升。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结合起来。政府与市场可以在区域发展的不同领域发挥作用，以实现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最大化。政府可以在“市场失灵”的方面发挥作用，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组织和实现公共物品及时且公平地供给，并对其进行监管，还可提供社会保障援助等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从宏观上把握和指导区域经济发展。市场则能在“政府失灵”的地方发挥作用，通过“看不见的手”对区域经济活动进行调节，使资源流向经济效益更高的地方，提高区域发展效率。

立足于区域协调发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关键是要对两者进行科学定位与合理搭配。一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打破地区封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和产业转移。二是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管理、协调、服务职能，发挥政府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体作用，不断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保护好生态环境，促进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基本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同时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中央与地方相对一致的步调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因此，需要在各级政府之间确定科学得当的制度安排，以保证既能赋予地方政府引导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又能保证中央政府有能力平衡全局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遵循着分权轨迹展开的。地方政府改变了上传下达的中转机构地位，逐渐成为本地区经济利益的代表、独立的投资主体和地域范围内从事社会经济管理的公共权力机构。由于发展经济的自主性提高，各地方发展经济的热情空前高涨，我国区域发展的总体实力明显增强。但与此同时，一些有悖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现象亦随之出现，如区域间无序竞争、重复建设、产业同构，区际经济、 社会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以及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等。从国际经验看，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通过科学的制度安排、适时的制度调整，引导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趋于一致，这是解决区域问题的重要手段。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国家的统筹和支持，中央政府应健全法治、确定发展战略、编制发展规划、制定区域政策，进一步发挥主导性作用。同时，要通过国家层面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公共投资，平衡地区间的社会发展差距和重大基础设施布局，改善地方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使不同地区的居民能够共享基本社会服务，增强各地经济发展的后劲。

然而，国家通过转移支付，仅仅有可能缩小地区间在公共服务供给和个人收入水平方面的差距，而难以直接触及“地区差距”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所有内容。换句话说，尽管财政转移支付、公共投资手段具有缩小地区差别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仍只是局部的、间接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凭借这一办法促进各地区完全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协调发展。当前区域问题的解决，更多地取决于地方政府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执行国家相关规划、响应国家有关政策的执行意志和能力。因此，各地区政府应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框架指导下，从本地实际出发，落实好区域发展相关政策，借助外部市场资源和国家政策的支持，着力发挥比较优势，深化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推进自主创新，增强参与区域竞争的能力和高质量发展动力。

行政区与经济区的关系

行政区是相对固定的，合理的行政区域范围能够防止有限财力、物力和政府精力使用的分散化，从而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明晰的行政隶属关系和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追求，又很容易导致行政区的自我封闭和垄断。

经济区是由经济内在联系以及自然与人文地理等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具有一定市场容量和空间分工的地域范围，是客观存在的区域化经济活动的结果。既不是单纯的自然地理区域，也不是单纯的行政区域，其形成和扩大决定于经济增长极或经济增长点的形成和扩大。经济区是可以交错的，一个经济区往往包含若干个不同层次的行政区。经济区范围的拓展不会损害各个行政区的独立性和自我发展能动性，同时也有利于各行政区的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它不仅使各个行政区域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而且能够有效地解决产业同构、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相应解决从各自利益出发导致的地区封锁、市场分割和恶性竞争等问题。

行政区的发展是经济区发展的基础，经济区发展是实现行政区更快、更好发展的条件。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行政区和经济区承担着各自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职能。行政区是促进区域发展的基础单元，是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操作主体，行政区的经济发展重点和方式将在不同层次上影响着区域协调发展的方向。经济区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形成的，是推进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主导力量，经济区的发展规模和质量将直接影响区域发展的总体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

要正确处理好行政区和经济区的关系，必须明确两者之间有机协调的目标，在保持行政区良性发展的前提下，着力消除制约经济区发展的体制机制束缚。一是建立行政区与经济区动态协调机制。通过相对稳定的协调机构，在发展战略、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要产业政策等方面，进行区域间高层次的衔接，围绕经济区发展目标形成协同配合的良好机制。二是在经济区内大力推进区域联合与合作，促进区域一体化，充分发挥经济区内资源、产业、市场优势，加快发展自己，实现各地区的共同发展。三是各行政区要勇于开放市场，打破各种形式的垄断和封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着力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加快实现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不断推进，从行政区经济开始向经济区经济拓展。在行政区经济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地方政府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激活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带来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行政区经济的弊端日渐显现，导致了地区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造成了地方重复建设和产业同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动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加强的同时，促使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区域间开放合作持续走向深入。特别是中心城市引领都市圈同城化、都市圈带动城市群一体化，城市群辐射经济区的区域发展格局加快形成，各地结合实际探索具有特色的发展道路和运行模式，显著提升了区域的竞争力。面向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妥善处理好行政区和经济区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必须按照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进一步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健全市场机制，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以行政区与经济区的高水平动态协调推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关系

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较大，近年来南北分化问题又日趋明显。区域问题日趋复杂化，增加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这不仅成为国内各界思考的焦点，也引起了一些重要国际组织的关注。世界银行在其发表的有关报告中认为，改善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条件应作为我国改革政策措施需注意的问题之一。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需要清醒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发达起来，仅是一个实现整体协调发展过程中的手段和第一个步骤；带动落后地区发展，实现第二个大局的战略安排，才是“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最终目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应立足于更好处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关系。发达地区能够实现率先发展，得益于“第一个大局”战略设计的顺利推进，得益于国家的政策倾斜，得益于欠发达地区能源、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支持。发达地区的率先发展，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当前，在一些地区实现率先发展的背景下，带动落后地区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按照“两个大局”战略设计的整体构想，发达地区应进一步加大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力度。这是一种义务和责任，也是一种回馈与反哺。事实上，发达地区的进一步发展也要以欠发达地区自身状况的改进为前置条件。如果欠发达地区长期停留在贫穷落后的状态，发达地区再上新高阶段的国内市场基础就会弱化，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也会受到影响。从这个意义讲，带动、促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是盘活全局的关键举措，是实现国家繁荣稳定的现实选择。欠发达地区要实现快速发展，必须有自己的产业体系作支撑。从国家政策引导的层面考虑，应为欠发达地区自身工业体系的培育创设路径。当前，我国一些发达地区已进入转型阶段，某些传统的低端、中端产业已不适于在这类地区发展布局，国家应适时出台优惠财税政策，引导其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推动东部发达地区产业有序向欠发达的中西部转移，既是促进欠发达地区工业做大做强的重要环节，也是均衡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的重要环节。

要处理好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关系。一方面，要强调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促进和带动作用，应以共同发展、互惠共赢为主线，而不是以削弱发达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为代价。发达地区是从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上支撑国民经济全局极为重要的力量。国家在促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进程中，要积极加快发达地区的优势产业升级进程，保护好发达地区的发展活力。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也要明确，指望发达地区的“行政指令性帮扶”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完全依赖国家的资金支持并不现实，更重要的是坚持不懈地走制度创新之路，通过深入挖掘自身的比较优势，加强与发达地区互利共赢的“交融式”合作，积极培育内生发展动能。

城市与乡村的关系

城市和乡村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两大空间载体，以各自的功能和作用共同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与繁荣。它们之间既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共同提高的一面，也有相互排斥、相互摩擦和相互矛盾的一面。因此，只有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才能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总体上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一直居于城乡关系的主导地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围绕着如何有利于工业资本积累而进行的，通过“剪刀差”使广大农村为新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后，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不断深入，城市的发展优势更加明显，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尽管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城镇化仍然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城市发展带来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仍有较大潜力空间，农村要素更多向城市流动仍是主流。在这种背景下，单靠市场的作用和农村自身的力量，很难实现农村的发展和进步。城乡差距已成为制约我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关键结构性矛盾之一。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方针，为各级政府部门处理新时期的城乡关系提供了总纲。在实践中，应注意把握如下几个问题。一是树立城乡并举意识。不能因为城乡差距存在就人为压制城市发展，而将城乡发展对立起来；也不能片面强调城镇化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忽视农村发展滞后、农业基础不牢这一发展短板，对城乡差距视而不见。二是政府各职能部门要确立构建良性城乡关系的工作原则。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角度考虑城市和农村的利益分配与再分配，在国民待遇上根本改变城市和农村的不平等状况。三是在城乡发生互动作用的领域引入公平交易、利益共享，尤其是责任共担的机制。四是积极探索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机制。重点是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体制等，建立统筹城乡的文化教育事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新机制。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目标。长期以来，各地区在发展中比较重视和强调经济实力的提高，而对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以及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导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之间的失衡。比如，社会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等。从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要求看，经济发展是手段，社会进步是目的。因此，在全面推进区域发展的进程中，要把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作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鼓励社会积极参与，继续以加强农村、基层社会事业为重点，加快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制度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是要把经济发展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结合起来。在坚持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切实解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和民生问题，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增加公共财政投入，切实加强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社会救助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二是把经济发展与坚持公平公正结合起来。在坚持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重点加强农村和基层社会事业建设。切实维护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扩大公共财政和各种社会资源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倾斜，努力缩小城乡和地区之间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把经济发展与坚持社会事业统筹规划结合起来。坚持规划先行，重视推进社会事业专项规划的实施，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和最薄弱环节优先发展，发挥规划在优化资源配置、统筹社会事业发展中的科学、规范、导向作用。四是把推动经济发展与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坚持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则，努力推进社会事业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强化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坚持基本公共服务由政府主导，强化公益性质，逐步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关系，进一步明确相应的责权。同时，积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大力发展社会服务产业，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积极探索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促进公共服务可持续长效机制的建立。

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不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也必然会使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越积越多。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否成功。实践充分证明，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才能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统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兼顾“双碳”目标和保障民生。通过城镇“点”上的高质量发展带动区域“面”上的高水平保护，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点”上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就是要集聚集约发展，引导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合理配置。经济发展客观规律表明，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有利于提升经济总体效率，以点带面促进高质量发展。同时，通过集约高效地开发利用城镇空间，有利于为农业和生态功能区腾挪保障空间，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要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保护好森林、草原、湿地、湖泊、海洋等生态空间。生态优势地区，特别是承担生态功能的欠发达地区，要树立绿色财富观，积极挖掘生态产品潜力，多途径促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发展与改革的关系

处理好发展与改革的关系，是推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主题。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迈出推进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步伐，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提升开放水平积累了宝贵经验。而我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相对缓慢，与区位资源禀赋有一定联系，但更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体制包袱相对沉重密切相关。同时，当前我国的财税、行政管理等领域的体制机制，还存在较多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因素。因此，要解决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关键是要通过深化改革，不断消除体制性机制性障碍。要改革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又必须通过加快发展增强经济实力，为改革创造基础条件。

当前，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做到两手抓。即一方面要靠有效的区域政策促进经济社会的更快发展。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深化改革赢得更多的回旋余地和宽松环境。另一方面要靠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一个稳定发展的制度基础。要不失时机地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形成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要增强改革措施的科学性和协调性，为经济社会和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注入新动力，保持全国又好又快发展的良好局面。要加快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财税金融改革，加快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同时，要针对不同区域确立各自的改革重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东部地区要继续发挥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的示范作用，在推进发展和深化改革两个方面创造出新的发展模式。中部地区要加快推进城市管理、行政管理等改革，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高发展的动力。西部地区要全面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着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东北地区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对外开放，加快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推进资源税费等改革，细化制定与国土空间体系相配套的政策体系。各地可以从自身实际出发，开展多层次、多类型的改革试点，积极探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机制。

发展与开放的关系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由路径，也是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我国的经济发展既要有效利用国际资本、技术和市场，又要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和全球资源配置格局的变化，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协调问题。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继续毫不动摇地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用全球战略眼光观察和谋划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适应全球化发展新态势和我国改革发展新形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在充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同时，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产品和服务出口，扩大附加值高的产品出口，提高加工贸易的产业层次并增强国内配套能力。要把引进外资同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通过利用外部资源促进国内技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要把积极推进国际区域合作与国内区域合作结合起来，积极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加强对话与协商，深化双边、多边经贸合作关系。与此同时，要不断优化区域开放格局，提高各区域整体对外竞争力和发展活力。

引导西南地区充分利用中国—东盟合作平台，将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打造成我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合作的核心区。支持西北地区加强与中亚、西亚国家合作，建设好新疆丝绸之路核心区，将西北地区的发展与向西开放紧密结合起来。支持东北地区加强面向东北亚区域合作。支持东部沿海地区继续率先开放发展和创新转型，加快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建设好福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走出一条更多依靠创新和转型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

（编辑  尚鸣）

中国式现代化是百年大战略，从新中国成立到2050年，中国将用一百年时间，将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个漫长的世纪征途中，经历了许多坎坷和波折，但是现代化努力方向没有变，用一百年时间来共同完成一个伟大的梦想，这种百年国家战略目标是举世罕见的。

从整个历史纵深来看，这个百年战略目标又分为三大战略步骤。第一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用30年时间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到1980年我国顺利完成了这一战略步骤；第二步用40年时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我们已大幅度超过预期目标完成了这一战略步骤。未来再用30年时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这又分为两小步：到2035年，我们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将邓小平同志当年设想的到2050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前15年实现，到2050年，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我国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对于什么是现代化、如何建成现代化，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探索。

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

我国在1954年9月第一届人大会议上就提出了“四个现代化”， 并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目标，197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这个目标，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实现现代化目标分两步走：到1980年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如期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式四个现代化”（简述为“中国式现代化”），他的主要考虑是原先的目标放低一些：“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 他认为到2000年只能实现“小康之家”“小康的国家”“小康社会”，而要到21世纪中叶才能实现现代化。

1987年4月，邓小平同志正式提出改革开放后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翻一番；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第三步是在21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当然，后来中国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了邓小平同志当年的设想。此后，我们又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到今天我们正式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我们2050年的目标，就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布局

在我国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命题，并将其上升到现代化道路的高度，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5项特征和9项本质要求，并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作为中国共产党新30年的中心任务。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已经是我国最高时代主题和最大国家战略。

今天我们说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比“四个现代化”涵盖的范围更宽，可以概括为“六个现代化”，我们说现代化分为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及人的现代化三个层面，而物质现代化又包括经济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与生态系统现代化。这样共有六方面内容，也可说“六个现代化”。这六个方面现代化，使得中国成为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同时也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整战略布局。

经济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属于经济范畴，当然经济现代化范畴更宽，不但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现代化，还包括基础设施、生产要素、产业链、供应链、消费流通环节等经济体系各方面的现代化。

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是技术革命，它不但推动产业技术变革，提高各生产部门生产率，同时也推动产业结构变革、形成新产业。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推进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现代服务业规模不断扩大，非农产业成为现代经济的主导。伴随着生产要素投入的变化，随着工业化推进，我国从以土地等资源要素和劳动力、资本投入为主，再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了经济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体系活动越来越复杂，呈现多领域交叉，经济产品增加值中科技和知识贡献部分不断提高，并推动产业从价值链的低端、中端、再到高端的升级。

当然，中国经济现代化最大成就在于工业化。除了那些老牌工业化国家之外，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很少能够跻身工业化国家高端行列，而中国却成功实现了人类最大规模的工业化，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强国。与此同时，中国也建设起现代农业体系和现代服务业体系，并建设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基础设施网络。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持续推进经济现代化关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推进经济数智化转型。在数智化革命浪潮下，所有产业都面临着改造转型，不仅是新的数智产业发展，同时是用数智技术赋能千行百业，这将改变整个经济体系的生产、流通、消费方式，并改变传统的三次产业划分，形成数智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共生的现代产业体系。二是要继续推进制造业强国建设。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要保持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基本稳定，占世界制造业比重进一步提升，推动制造业的高端化、数智化、绿色化，建设高端的强大制造业体系。三是推进新质生产力的成长，进一步推动向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经济体系转型。力争到2035年将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科技现代化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在之前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人们的生产水平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十分缓慢，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科学发展的缓慢。到了18世纪以后，人类步入科技革命时代，重大科技发明爆发性增长，人类进入了现代经济增长起飞期。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中就包括科技现代化，改革开放后，我国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驱动力。我国主要实施五大战略途径推进科技现代化：第一是举国体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技现代化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利用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对重大科技研发制造进行攻关。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不但聚集了国家的力量，同时更是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对于重大科技项目，组织多个团队、通过不同科研路线开展全力攻关。这些年来面对美国的打压遏制，我国不断取得新的科技突破，很重要的就是依靠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第二是科技创新大循环。中国科技创新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与经济建设，是国家战略推进的重要环节，与国民经济建设构成了发现-发明-产品-应用的科技创新大循环，从而为科技创新注入了资源和动能。第三是自主赶超。发展科技不能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同样也不能仅仅依赖引进，而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实现后发赶超。1959年我国就提出“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科技发展方针，2006年中央提出了科技工作自主创新这一基本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之后进一步提出科技自立自强，科技自主赶超的战略思路，这是一脉相承的。第四是开放协作。自主赶超并不意味着封闭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强调利用国际科技成就，利用一切机会推进国际合作，尤其是学习苏联的经验；改革开放后，我国更是通过技术引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等方式学习国际先进科学技术，通过引进吸收再创新，大大促进了本国科技发展。第五是集成创新。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链，使得其能够扮演全球创新集成者的角色。

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继续推进科学技术进步，引领科技革命浪潮，在世界科学技术方面达到领先水平，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不但是物质现代化，也是人的现代化。从西方现代化历程来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对于人的观念再造的过程推动了现代化，而韦伯将现代化看成人的理性化过程。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社会人的工具化、人的异化；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关键。近代中国曾经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人均预期寿命极低，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传染病横行，人民普遍营养不良、健康水平低，有80%人口是文盲。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开展卫生革命、“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不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提高医疗保障、建设全民健身社会等措施，大大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今天的中国人不但寿命更长，同时也更健康，身体素质更好。通过扫除文盲、普及基础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大大提高了人民受教育水平。中国由一个普遍“文盲”国家，成为一个普遍受到良好教育的国家。未来需要进一步推进健康中国、教育现代化，实现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建设全人口、全过程、全生命周期覆盖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新中国打破了数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压迫，无数普通劳动者翻身得解放，打破了数千年男尊女卑的禁锢，妇女能顶半边天，占人口一半的女性得到了解放，人的现代化是造就社会主义新人，这是一场席卷整个国家的人的现代化革命，使得所有人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平等的、有尊严的个体加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之中。

同时，与西方现代社会的个体化与原子化不同，中国现代社会更具有有机团结群体社会的特征。中国传统是群体本位文化，强调家国天下一体、群体优先。这一传统又与社会主义强调集体、强调共同体的精神内在契合，同时，党的领导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领导核心与社会团结黏合剂的作用，使得中国社会呈现出既个体自主又有机团结的新型现代社会。

生态系统现代化

一些人认为，生态建设与保护就是传统优美的田园牧歌式社会的回归，因此，不认可生态系统现代化的命题，认为生态保护是反现代化的，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

传统生态系统是人类-自然之间的小循环，经济社会对自然干预强度相对较小，事实上人类的垦殖活动对于生态环境也构成了破坏，学界估计中国在上古时代森林覆盖率曾超过60%，每个朝代森林覆盖率都有不同程度下降，新中国成立之前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8.6%， 是新中国之后持续70多年的植树造林，才使得国土森林覆盖率恢复到23%。

现代社会人类-自然之间的大循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已经是生物圈最主要变量，大部分生物质都是人类所控制与干预的， 地质学家已经在探讨将现代社会称为“人类世”，人类的经济社会系统属于整个生物圈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生态系统保护本身必然是和人类社会经济与科技的演进相互融合的过程，随着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生态系统也发生了现代化过程。

生态系统现代化就是要形成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良性大循环，不但要保护自然，还要反哺自然，建设生态，将现代生活、现代科技与生态自然更好地融合起来，构建新型现代绿色生态系统。中国在传统农业社会时代就建立了不能竭泽而渔的理念，“斧斤以时入山林”按照自然恢复能力有节制索取。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对于土地、水、矿产、能源等资源，中国主要是通过集约式发展，逐步由根据国民经济需要确定供给量的以需定供，转向了根据资源承载力进行以供定需，实现了对于资源供给的总量控制，未来将进一步推动实现经济增长与主要资源消耗的脱钩。

生态系统现代化要求减少经济社会系统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就开始有意识减少污染物排放，到“十一五”期间，主要污染物开始下降，到“十三五”期间，污染物下降总体达到环境容量的范围内，能够对于污染物自净，实现了生态环境质量改善，随着现代化水平提高，我国还将努力推进建设近于零排放的城市、社区和社会。

生态现代化不但是“天人合一”，很重要的就是“天人互益”，中国对于改善生态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投资，现代化中技术和建设能力持续发展，使得我们能够建设全新的生态系统，并和社会绿色发展有机融合。例如，我国在沙漠地区建设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太阳能发电场，不但产生巨量的绿色能源，同时还将沙漠畜牧和固沙植物种植结合起来，将经济和生态有机融合。同时，在城市建设绿芯公园，建设新的绿色生态建筑，建成“两屏三带”生态安全大战略格局，建成世界最大的森林盈余之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

制度与治理现代化

自19世纪末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人对国家命运的反思就从器物层面进入制度层面，开始了探索制度现代化的漫长历程，先后尝试了维新变法、“议会制”“总统制”“五权宪法”等方案，都未能成功。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才走上了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国家结束了长期以来一盘散沙、军阀混战、任人宰割的局面，为中国式国家制度与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前提政治条件和政治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我国建立了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政党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一整套社会主义制度大厦的四梁八柱，为共和国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最大的制度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制度体系进行全面改革，建立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对外开放体制，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焕发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总目标。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首次专门用一个全会研究制度问题与治理现代化，对制度进行根本性、全面性、系统性的建构。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制度与治理现代化，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能，推进中国式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文化，进一步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上层建筑。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中国历史上曾经创造领先世界的军事科技，但是在19世纪以来，西方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通过新的军事技术应用，以及军事体制变革、“军事-商业”复合体建立，迈入了军事现代化进程，中国却远远落伍了。

近代以来，落后就要挨打的最直接表现就是由于军事落后、接连战败，使得国家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之中。正是通过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国不但永远告别了“西方人在海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的时代，更是建成了世界上具有最强大国防实力的国家之一，牢牢将发展、安全、统一的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里。

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就提出了国防现代化，将其作为“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国防现代化主要是从以下三个维度推进：一是国防技术与装备现代化， 这先后经历了机械化、信息化与数智化三个阶段，机械化阶段，我国建立了基础国防工业体系，发展各种武器装备，特别是“两弹一星”工程的成功，极大提升了战略威慑力。海湾战争之后，我国加快了国防信息化建设，取得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重要突破。第三阶段是数智化阶段，智能化与尖端技术不断突破，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战斗机、高超声速武器等前沿领域领跑，而无人机、机器狗等改变战场态势的新型作战装备全球领先。第二个维度是军事体制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按照“大兵团”机械化战争思想，建立了包括陆军、海军、空军等军种，陆军主导的国防体系。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军队进行了现代化推进，初步形成了联合作战体制。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大破大立，推进了军事体制系统性重塑，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调整了战区编制，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对部队编成进行了优化，由陆军主导体制转变成为统一领导、军种主建、战区主战、联合作战、全域制胜的新型现代军事体制。第三个维度是军民复合体现代化。战争从来不是纯粹军事力量的比拼，西方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就在于“军事-商业”复合体，“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建立。新中国成立之后，将军事工业的发展纳入整个工业化体系总体布局之中，我国选择重工业优先路线，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国防需要，推进的工业布局中大量是军民两用设施。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塑军民关系，推动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军民双向技术转化，并明确提出了“军民一体化”战略。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提出了军民融合战略，加强军地协同、产业、科技和教育资源的统筹，进一步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融合。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通过不断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推进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素养、武器装备、军事管理现代化，全面建成世界一流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和中国特色现代化作战体系，形成强大的陆域、海域、空域、太空域、网络空间域的综合制权能力和混合战、超限战作战能力，有效遏制战争、打赢战争。

（编辑  季节）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的75年路程，在人类历史长河里只是瞬间，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却是浓墨重彩的伟大历史篇章。

史无前例的发展成就

回顾新中国75年的经济发展，可以说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我国从一个积贫积弱、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的落后的农业大国，通过75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40多年的努力奋斗，经济腾飞，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制造业大国及对外贸易大国，正满怀信心快马加鞭向现代化强国进军。我国不仅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正在迈进世界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四个自信”，也是建立在新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系统学习和了解新中国75年的经济发展历史，显得尤其重要和不可或缺。

学习经济史，首先要把握历史脉络，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形成大历史观，这样才能真正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武力、贺耀敏等中国经济史专家最新力作《新中国经济简史（1949-2024）》，对新中国75年的经济史，作出颇有新意的概括和系统论述，不仅史料丰富、思路清晰，而且言之有理、启发性强。我认为，通过研究新中国75年经济发展历史，概括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为我们提供借鉴。

新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新中国75年的历史，从经济视角看，就是两大主线或者说两大任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探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机制。以此观察，75年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每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内部条件和任务都有所不同，也由此形成了我们常说的三个历史时期特点：“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还是一个经历了百年战乱、满目疮痍的落后农业国。作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又接连遭遇朝鲜战争等局部热战影响，保障国家国防安全问题十分突出和紧迫。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实行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改革开放前，虽然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能够做到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和“集中力量办大事”，保障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基本上解决了国家国防安全问题，但是这样的体制却不利于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不能有效利用资源，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因此，当国际环境改善、国家国防安全问题基本解决后，经过总结“文化大革命”惨痛教训，快速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成为最紧迫、放在第一位的中心任务。改革开放就是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的。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从1978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前，是中国经济史的第二个历史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映了这个时期经济发展的方向和体制变革的原则。在实事求是、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指导下，通过改革开放调动了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政府和市场共同发力，充分发挥了中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和利用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期，创造了国民经济连续30多年高达9%以上的年均增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到2012年，从多个指标看，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物质财富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可以说，这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本前提。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经济发展视角看，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科技创新为主要动力，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主要任务。而与之相应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共同富裕，则成为与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社会发展目标。继党的二十大确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安排之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于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政府作用、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详尽具体的部署。这次全会也将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一样，在新中国经济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12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克服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生态环境恶化、国际环境逆转等不利因素，踔厉奋发，打赢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指日可待。

深入总结认识新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必要性

回顾三个经济发展历史时期，深深感到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有太多的历史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和认识。这里谈谈几点看法。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中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使命、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强大的领导能力和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不仅被历史证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共同富裕的政治保障。

第二，中国是一个人口多、人均资源匮乏的社会主义大国，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并不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脆弱，还有国际环境的干扰因素，都使得中国必须走出一条以科技创新和改革开放为主要动力、调动和发挥各种积极因素、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经济现代化新路。75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已经探索出一条符合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但是这个探索并没有终结，还需要继续深化。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仍面临三大世界性难题：一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如何实现发展成果共享，即共同富裕；三是如何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中国在解决上述三个难题的75年历史中，有很多历史经验，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有很多创新，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入总结。

第四，经济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和国际地位提高的基础。随着中国经济持续腾飞，中国的政治（含法治）建设、科技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快车道，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高，这些又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增长质量与效益的提高。今后需要继续研究和落实好如何使这两方面更好地进入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武力、贺耀敏同志率领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团队，继2022年撰写出版《中国经济这十年（2012-2022）》和2023年撰写出版《中国经济改革简史（1978-2023）》之后，今年又在有关领导和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下了很大功夫编写了这本《新中国经济简史（1949-2024）》，令人欣慰。这本专著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采取历史主义态度，将经济发展和体制变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评价，哪些是发展的问题，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哪些是体制的问题，可以通过改革来解决；哪些是政策的问题，要通过调整政策来解决。

新中国75年经济发展和体制变迁的经验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按照75年开创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制度和理论继续走下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一定可以实现。

回顾新中国75年经济发展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很有意义、很有价值。本书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新中国75年的经济发展历史及其辉煌业绩，发挥了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