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久战”
国有经济改革的最初尝试
新中国几亿农民的发展目标是要搞饭吃、搞钱花，要“富起来”，而工业的发展目标则有所不同：一是在生产资料领域巩固公有制地位；二是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增强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竞争力。简而言之，一是维护国家的政治制度安全，二是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新中国工业发展的目标首先是“强国”，不是简单的“赢利”。
在农村社队企业产生之前，中国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国家对于国有企业实行“统收统支”，就是企业利润上缴，企业亏损由国家财政弥补，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由财政部门审核拨付。
1953-1984年，国家财政收入中的43%用于扩大再生产投资，完全是“先生产后生活”，用当年的话来说，这是“勒紧裤腰带搞建设”。
1952年，国有企业利润和税金为30亿元，而1984年则突破千亿元大关，增长34倍。国家投资主要投向了国有企业，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国有企业。
1979年起，国家分步骤对“统收统支”制度进行了改革，推行“拨改贷”和“利改税”，即企业发展资金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企业利润按一定比例以税收形式上缴，其余留在企业作为自主发展资金。同时进行了国营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自主权的试点，包括企业的生产、购销、人事、财务、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试点范围逐步扩大。
1984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20世纪80年代，中国工业企业快速发展，从经济增长率、经济结构、就业结构、收入水平等方面看，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一个时期。
改革初期的思想碰撞
虽然党的工作重心在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但80年代，是意识形态领域高度活跃的时期。中国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主要是来自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3月7日，周扬在中央党校做了报告，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为题发表于《哲学研究》。这个报告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周扬的文章从辩证法出发，讲解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事物发展到了极端，就会走向其反面；阶级斗争、群众运动讲到了极端，当然也会走向反面，这可以说是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的反思。这篇文章引起争议的原因，在于它尖锐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异化”的说法，其要义在于提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都发生了“异化”。具体来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由打击“敌人”的武器变成了打击“朋友”和革命者自己的武器。这篇文章呼吁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以代替“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学说。这篇文章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容易被理解为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思与批判（甚至是否定），这可以说触及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
邓小平对此深感震惊。他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没想到党内会有人用抽象的人道主义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随后，胡乔木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从马克思的原著和基本原理出发，对周扬的观点进行批评。
1979年，部队作家白桦发表了小说《苦恋》，小说描写了一名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1980年，这篇小说被拍成电影《太阳和人》。有人将电影的主题概括为“我爱祖国，祖国不爱我”。邓小平看完该片的感受是：这部电影宣传的是中国不好，爱国主义不对。
广大人民群众对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反复进行的运动是厌恶的，因此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高度拥护的。平心而论，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迫害，很多干部群众有怨气，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怨气在20世纪80年代愈演愈烈，恶性膨胀，演变成为对于中国革命的否定、对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否定、对于社会主义的否定，乃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否定，这就说明事情正在起变化，变得不简单了。
“新启蒙”思潮因此而起。一批学者要求重估历史，“告别革命”，回归“启蒙”，并将20 世纪的中国历史概括为“救亡压倒启蒙”。
国际大气候：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
从世界范围内看，当时意识形态领域中占主流地位的则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都采用了向资本集团让利和压制工会、削减社会保障等政策。
中国第一轮改革的成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改革的进程证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靠两只手的结合：一只手是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只手是建立与之配套的市场体系，以价值规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完全不同，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学说则认为，世界上只有一条现代化道路，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第一，“完全的市场化”。即资源配置完全有市场竞争决定，由市场价格引导资本的走向，因为供不应求的商品价格就抬高，资本就会涌入，自动达到供需平衡。政府只需起“守夜人”的作用，发展只需靠“招商引资”（实际上，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的市场反映的只是资本家的赢利需求，而非社会真实需求，因此，供需平衡的假定毫无意义）。
第二，“私有化”。由于国有企业的赢利都要上缴，所以企业和企业家没有积极性。要真正确立市场价格导向，就要完全取消国有企业，使企业私有化。
第三，“利率稳定化”，即反通货膨胀。从表面看，这是为了使货币政策维护正常的市场供需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出现通货膨胀，就会扭曲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消费者抢购，生产者囤积居奇）。而实质上，这是要使货币政策符合资本家的利益，即维持高额利润率。
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中国、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美国、日本和西欧（中国为6.2%，苏联4.8%，东欧4.4%，而美国为3.2%，日本3.8%，西欧3.1%）。中国独立研制原子弹的成本只有美国的1%。怎么能说社会主义经济不如资本主义经济，国有经济不如私有经济呢？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机械照搬马克思的结论，苏联的社会主义者显然过低估计了市场在满足人民需求、在促进技术创新中所起到的作用，这导致苏联在技术创新和发展多样消费品方面不如西方反应灵敏。
20世纪80年代，尽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错，但在意识形态领域，一整套系统的反社会主义的“改革方案”已经形成，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的呼应。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这套改革方案的目标并不是发展中国经济，甚至也不是解放思想、冲破“左”的束缚，而是以此为旗号，全面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全面否定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私有化和全盘西化的道路。这就触及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正是针对这种意识形态乱局，邓小平才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是怎样统一起来的呢？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指上层建筑，“改革开放”是指经济基础。毛泽东说过，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有保护作用。这就是说，如果没有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经济的发展就没有目标，就没有合法性；假如连起码的社会稳定都没有，就谈不上经济发展。因此，邓小平指出，如果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社会就没有统一，就是一盘散沙。而正是毛泽东告诉我们，如果不能保护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生产力。
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不如资本主义。而在另一些人那里，维护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并不是使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推动生产力更好地发展，而是维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陈旧落后的东西。上述这两种观点都没有从“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的一致性上看问题。针对这两种倾向，邓小平简要地说，不能保护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生产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改革开放。
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他在晚年反复强调，中国是一个资源和资本贫乏的大国，经济和技术落后，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多，我们始终必须从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出发，思考我们的制度选择。
他说：“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51%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49%，也就是6亿多人仍然处于贫困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
他还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11亿人口，如果1/10富裕，就是1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9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9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如果没有战略性企业的发展，如果没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优势，中国就不可能追赶上发达国家，中国的持续发展就没有真正的动力。如果没有国家对于教育和人民健康的持续投入，中国就将丧失劳动力这个最大优势，而这些都是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保证的。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作为中国社会发展基础的“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然而，当时的人们一度不能理解：何以讲人道主义，就会威胁到社会主义制度，威胁到人民民主专政了呢？何以思想混乱，就会导致社会动乱呢？邓小平是否把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了呢？
无论周扬、白桦还是大多数新启蒙的知识分子，其本意和出发点当然不是要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希望中国社会发生混乱，他们的思考仅是从自身的切肤之痛出发的，这无可厚非。但是，他们的心胸与视野都不够开阔，对中国和世界的观察不够冷静。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变局，中国的知识分子还缺乏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邓小平判断局势是从“国际大气候”出发的。他敏锐地看到，由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出现了长期停滞，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期即将到来。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资本主义阵营会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运动发起全面攻击。从这个角度说，邓小平认为，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乱象，不是偶然发生的。
西方封锁和中国短缺时代的结束
1991年苏联剧变，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强大的苏联为什么垮台？
真正击溃苏联的，是美国和西方世界输出的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西方不遗余力地向对手输出“民主”。在20世纪90年代，向西方世界学习“民主”而付出了最大代价的国家，就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正如霍布斯所指出的那样，在那些国家，民主造成的就是暴乱、政权更迭和血流成河。
以推行民主为政治武器，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发起攻击的同时，美国和西方世界更不遗余力地向中国输出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方案和“自由民主”，其真正的目标就是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20世纪8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结合在了一起，1989年，中国首都北京发生了严重社会动乱。这为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理论做了深刻的注脚。
邓小平坚决制止了动乱。
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看，1989年的问题在于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邓小平看来，这种反作用就表现为对于经济发展的干扰和破坏。动乱的根源，就在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在教育，特别是对青年人的教育。
在邓小平无情地戳穿了西方“以民主输出动乱”的战略之后，中国与西方的蜜月期结束了，从那时起，中国遭遇了西方的全面封锁。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重要拐点——中国第一次出现了“经济过剩”。
千百年来，中国经济一直是短缺经济，生产资料与消费品乃至日常生活用品一直处于短缺状态。自新中国建立工业体系以来，中国能够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多，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成功调整，继中国农村经济大发展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工业产品第一次出现了过剩。这里的过剩，一方面是指实际上的过剩，另一方面是指“有效需求”不足，在生产发展的同时，社会上相应的购买力跟不上，过度竞争导致企业的利润率下降。
自1982年实行企业放权让利改革以来，企业就把利润作为基本的目标，利润率的下降就表现为产品的过剩。
1990年12月11日，何新在与日本经济学者的谈话中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一种重大历史转折——中国出现经济过剩，这对世界经济将产生重要影响。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就需要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仅仅靠国内市场，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走经济开放的道路。
中国高层及时采取以下三种手段应对：一是压缩生产资料生产，“甩包袱”；二是尝试建立资本市场，采用债务工具；三是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世界不太平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有人把“和平发展是当代主题”这一重要判断片面解读为“天下已经太平”，这个认识一度成为主流。按照这样的判断，经济活动的重心应放在消费品的生产上，先进设备只需从外国进口；那种认为国有企业必须承担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使命的观点则被判定为陈旧过时的，甚至愚蠢的。198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对七个机械工业部进行改组，其中六个从事国防工业的专业部要按照“军民结合”方针，走“军转民”道路。在当时，为集中资源搞经济建设，国防科研生产任务不能不缩减。但一个时期内国防现代化建设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也是事实。
随后历史的发展证明，这个世界并不太平。
20世纪90年代是从一场残酷的争夺地区霸权的战争开始的。1991年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仅用40天的时间就彻底击溃了伊拉克强大的军事力量，迫使伊拉克退出科威特。首先，这是一场以“正义”为名的“圣战”，它使战争的意义回到了罗马和基督教的时代。其次，这是人类第一场以信息化为主导的高科技战争，在信息技术支配的西方战争机器面前，伊拉克所谓先进的机械化军队完全不堪一击，整个作战系统成了聋人和盲人。
海湾战争不仅显示了西方在电子信息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而且也是西方借助现代传媒手段向世界进行的一次全面的武力示威，它向世界昭示：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和武力相抗衡。
“历史终结论”和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
20世纪90年代，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巨大灾难与挫折的时代，以至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20 世纪90 年代，是残酷的资本主义“19 世纪的回归”。
1991年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的诞辰日，就是在这一天，苏联宣告解体——“红旗落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消失在历史中，“卷旗缴枪”，毛泽东的预言被残酷地证实了。
苏联从改革伊始就走上了歧路。与中国的“渐进式”的兼顾经济发展的改革路线不同，苏联、东欧和拉丁美洲国家则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教条和“华盛顿共识”的规划，采取了“休克疗法”。随着国有企业短期内被私有化、被西方收购，苏联的国民经济一时陷入崩溃和混乱，工业体系被瓦解。苏联的领导集团就是这样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和国家安全拍卖了。与改革初期的中国不同，苏联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希望通过改革成为“资本家”，社会主义就是被这些人出卖的。
培育并放任资本家的改革，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大规模的企业私有化造成了严重的失业和腐败，混乱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导致了货币崩盘。最终，国家的大量财富被西方财团轻而易举地收购。前苏联时代强大的工业体系变得支离破碎。乌克兰继承了前苏联生产航空母舰和大型运输机的科研制造基地，在把航空母舰当作废钢铁处理掉之后，乌克兰沦为一个无安全可言的三流国家。
1992年，乃是资本主义的“千禧年、狂欢年”。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即人类历史以资本主义的完全胜利宣告结束。
面对严峻的形势，1992年春天，邓小平视察南方，在深圳发表重要谈话，他说：“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也就是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再过30年，我们会形成一个比较“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宣布，我们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好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
邓小平意识到，面对经济调整带来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双过剩的现状，说明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世界市场。在西方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别无选择，只能通过“亚洲四小龙”这些“西方盟友”所掌握的市场，“转道”或“借道”进入世界市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迅速传遍世界。这次谈话吸引了包括“亚洲四小龙”在内的资金和产业进入中国，而它所换取的就是借助“亚洲四小龙”的出口渠道，中国产品得以进入世界市场。
与“亚洲四小龙”接轨，这是在西方严密封锁市场下所做出的选择，它必然使中国经济社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以科技研发和装备制造业为龙头的中国工业体系，面临着低端加工组装业的“替代”。
从注重生产资料生产的独立自主到注重商品生产与出口，这是经济发展方式的一次重大转变。
邓小平的设想是：开放的目的，在于引进先进设备，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根本目标还是壮大中国自己的工业。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其中就包括：随着“亚洲四小龙”将低端加工业转移到了中国，在“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中，中国付出的是“劳动租”和“资源环境租”。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加工业被引进中国的，是大量不同技术含量的外国设备涌入国内市场。中国前30年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国有装备制造业体系，一时受到严重的冲击。在国企改革中，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其中最沉重的经济代价是40万中小国有企业破产或出售，4500万职工下岗失业。至于政治代价，则是企业“把赢利作为唯一目标”和社会上“向钱看”的价值取向，导致了社会风气败坏，乃至官员的大面积腐败。
如何推进经济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推进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
一种观点认为，既然企业的唯一使命就是赢利，国有企业就必须从利润率低的生产资料领域退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有企业不但承担着政治使命、安全使命，而且国有企业也能赢利，说国有企业不能赢利是一种流行思维的误导。有人甚至认为，国有企业本来没有病，由于工业生产资料领域是牢靠的，所以中国经济的基础是好的。中国经济的毛病，国有企业的一切毛病，就是按照新自由主义改革药方“治出来的病”。不过，这两种观点都存在问题，失之偏颇。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是国家安全的基石——这是毫无疑问的。公有制的基础首先在于工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作为现代工业的上游，必须掌握在国家和人民的手中，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但这件事做起来非常不容易。
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向生产资料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这是打破市场经济条件下“报酬递减”的根本出路。正是对生产资料部门强有力的投资，才有工业装备技术的进步，人类经济才完成了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跨越。
从这个意义上说，谁掌握了生产资料生产，谁就处于现代化生产的上游，就掌握了制造现代劳动工具的能力。产业竞争不仅是下游加工业的竞争，更是上游生产资料生产的竞争。
我们说国有企业涉及国家安全、制度安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马克思也指出，向生产资料的投资风险巨大，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得到回报。不少发达国家由工业为主的经济转向服务业为主、甚至转向金融业和虚拟经济，就证明了这一点。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生产资料部门的发展，需要持续的大规模研发投资作为支撑，需要相应的市场销售体系的支持。离开了这两条，生产资料部门的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
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分别论述了生产劳动体系、商业交换体系和货币金融体系。马克思指出，现代经济体系是由这三个体系之间的配合与循环运动组成的。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基本上是以生产体系为中心、以国家计划调配全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的相对封闭的体系，商业交换和货币金融体系要服从计划调配。企业的产品销售与投资是国家的事，企业不过就是一个制造产品的工厂。对大多数人而言，市场销售和融资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企业应该考虑的事情。
马克思指出，现代企业的任务不仅是生产，只有把产品卖出去，才能实现产品的价值；企业为保证生产销售活动和扩大再生产，经常需要融资。如果仅靠“统收统支”，企业发展将始终受到资金的限制。对于马克思的这些论断，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少去思考。
改革所遭遇的难题，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真正深化了。我们必须重新定义什么是“企业”，特别是重新定义国有企业的功能，要把功能单一的工厂改造为“现代企业”，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养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以现代金融制度为核心的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从而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对于现代经济制度的理论，落实为行之有效的制度。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通过改革把企业由单纯的生产部门发展成为融生产、销售、融资为一体的现代经济体。在这场变革中，国有企业由“工厂”变为公司和企业集团。
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形成了门类齐全的生产企业。为什么这些国有企业中的很大一部分效率不高？根源就在于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简单化的隶属关系，靠行政指令进行经济调控，就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打破企业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垂直隶属关系，赋予企业以销售和融资的功能，从而充分发挥企业生产经营的内在动力。所以从根本上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不是抛弃原来已经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体系，而是解决国民经济体系各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不是简单地私有化或市场化，更不能打乱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而是通过兼并、重组、上市扩大企业功能，使生产与销售和融资结合在一起。这样中国经济的优势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启动了包括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市场改革、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在内的综合改革。这一改革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同时建立了一个初步的社会保障体系，使改革与调整不至于危及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通过改革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的自主权扩大了，企业的短板补齐了，企业变成了具有生产、销售、融资功能的公司和集团。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但没有在封锁中被解体、被私有化，而且空前地做大做强了。
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国有企业的功能明确为：积累国有资本，确保中国制度安全和经济安全。国有企业的职责在于确保制度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这是一个重大的判断，这个判断建立在对国际形势清醒判断的基础上。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和相关国家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谈判，用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话来说，就是“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2001 年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于中国的长期封锁，只是到了2001年“9.11”事件后才算告一段落。自1989年西方开始制裁中国到2001 年，对中国的全面封锁与打压持续了10 年以上。在这艰难的10 年中，我们发扬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阐发的战略思想，在牵制对手的同时，通过改革壮大了中国的经济力量，保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业体系和战略性科技和产业力量，为随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创造了基本条件。最终，中美关系在临界点上峰回路转，中国再次赢来了一次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的面貌已经今非昔比了。
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恰与美国的“去工业化”趋势相伴随，在金融资本家的操纵下，美国变成了一个金融国家。按照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统计数据，美国1%的富人占有了80%的财富，而这1%的富人拥有的巨额财富主要来自资本投资，而非劳动和工作。这充分表明，美国这个历史上一贯标榜平等的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
正是美国的统治阶级搞垮了美国。
以税收壮大公共财政，抑制内部贫富分化，以公共财政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的发展，以公共财政推动美国健全的产业体系，这一切原本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是《联邦党人文集》中所反复申明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美国梦”的基石。但是，在21世纪，这一切写入美国宪法的信条，都被美国的垄断金融集团抛弃了。由于大规模地、持续地为金融集团免税，鼓励拉大贫富差距，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在公共财政上全面破产的国家。公共财政的破产与美国的教育、医疗全面实现市场化相伴随。美国企业背上了沉重的财务负担，企业利润的相当一部分被私有化的医疗保险机构剥夺和挤占了，美国的企业因此丧失了竞争力。占美国人口1% 的财富集团搞垮了美国。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运动打出了以“99% 反对1%”的社会主义口号。
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轮产业调整之后，走投无路的美国企业只有一条生路——到中国去。因为那里有良好的投资政策环境，有配套的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只要和中国合作，企业就会获得丰厚的收益，反过来促进技术研发和扩大生产。
历史证明，正是美国的打压给了中国以力量，正是美国的错误、贪婪和愚蠢给了中国发展以巨大机遇。中国推动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的大规模建设。中国经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从那时起，中国经济出现了两位数增长的奇迹，经济总量极其迅速地超越了一系列发达国家。
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制造国，同时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这是自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最大经济成就。
找回中国现代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
但是，“杀敌三千，自损八百”——这里是有沉重的代价的。今天看来，我们付出的最为惨重的是文化的代价、人的代价——由于在文化建设方面的长期无所作为，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接轨的倾向，在经济结构的痛苦转型期，支撑中华民族从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站起来的现代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被广泛抛弃，并遭到知识界的耻笑。
1993年，中国知识界发生了“人文精神讨论”。中国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归根结底就是西方封锁的结果。讨论的一方竟然把中国出现的问题归结为西方式的“人文精神”失落的结果。可悲的是，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所普遍认同的“精神价值”就是西方的所谓“人文精神”。在面临西方残酷的封锁与打压时，中国的一部分读书人却幻想用一种温和的、人道的、空想的资本主义来抚慰在封锁中求生的中国。这场讨论深刻地暴露出在20世纪90年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误区。在他们的头脑中，只有西方才有“人文精神”，而中华民族5000 年，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文精神；更有甚者，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形成的现代中国的人文精神，包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已经不被他们认为是什么“人文精神”。上层建筑领域“全盘西化”导致的结果是：在中国的硬实力遭到打击和封锁的时候，中国的软实力，特别是操纵这种软实力的中国知识分子，率先“卷旗缴枪”。毛泽东当年的担忧被证实了。
在这场讨论中，张承志发出了独特的声音。他诉诸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人文精神，他痛感：面对西方的围剿与封锁，中国知识界丧失了鲁迅那样的硬骨头精神。他更站在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的立场上，批判西方文明的强盗逻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声音被彻底污名化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乱象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甚至中国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也并没有明确答案。
（编辑 季节）
在改革开放的同龄人中，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研究员、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韩蕃璠是比较特殊的一位。
说她特殊，源于她是一个典型的“红三代”。对于“红三代”的成长经历，社会难免有着好奇和偏见，并冠以各种符号。她的特殊，还因为她丰富而有挑战性的人生阅历：美国名校海归，进入北京市政府机构，后转入国家部委所属单位后，作为中组部第14、15批博士服务团成员，近6年扎根宁夏基层，不同地域、多种角色的历练，使韩蕃璠磨练出务实拼搏、善作善成的开拓精神。
韩蕃璠说：“为祖国建功立业，是我的初心，也是我一生所愿。”
三代人的家国情怀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韩蕃璠从小在祖父身边长大，良好的家风涵养品格，浸润心灵。人生理想的种子在长辈的耳濡目染中悄然发芽，人生的选择，常常在亲人的言传身教中坚定方向。韩蕃璠对事业的坚持与守望源自其三代人的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
祖父的传奇人生
韩蕃璠的祖父韩练成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中都曾任过高级将领。他曾经为共产党立下奇功，铸就了中共谍战史上一段神秘的传奇。
韩练成1909年出生于宁夏固原贫困山区的一个小村子，为了吃饱肚子而投军。1925 年进入黄埔系，他的体能和组织能力使他在众多学员中崭露头角。
1926年9月，韩练成被编入国民联军第四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将军，还有杨虎城将军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他们与旧军阀不同，韩练成对他们所带来的新思想、新作风，尤其是他们宣传的“救国救民，吾辈天职”的理念接受得很快。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和政治处长刘志丹都是共产党人，韩练成深受他们“救国、革命”的精神影响。他们启发他要有清楚的政治头脑，要搞清楚为谁带兵、为谁打仗，做一个明白人。刘志丹等革命志士的启发，奠定了他的信仰基础。
韩练成曾经相信国共合作可以救中国。“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另立中央。他一度陷入彷徨，苦苦寻求，谁能救中国！刘志丹在离开北伐军时，告诉韩练成，共产主义不会完，干革命需要坚定的政治信念。他鼓励韩练成要永远做革命的人，永远做革命的事。这是韩练成最后一次接受刘志丹的教导，若干年后，他得知刘志丹牺牲了，他错失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机，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断了联系。1935年，韩练成晋升为少将，但他不赞成蒋介石“剿共”政策，希望有一个用武之地可以报效国家。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韩练成陪同白崇禧会晤到南京参加会议的周恩来，从此他认定中国共产党是真抗日救国的革命政党。1942年，刚刚晋升国民党中将的韩练成进入国防研究院，筹划秘密联络共产党，寻找到秘见周恩来的机会。他向周恩来表明心迹，表示赞成共产党的立场，提出要归队，到延安去。周恩来告诉他：生存就是胜利，他已经在国民党身居要职，就要争取“在战役和战略的层面上为党起作用”。并告诉他，“谋成与密，败于泻”。要完全独立去做。从此，韩练成开始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工作。他严格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从整体战略高度，以人民解放事业的大战略为目标，直接参与制定或影响国民党的军事战略。除了周恩来或由他指定的王若飞、董必武、李克农、潘汉年之外，绝不接受党的地下组织及党领导下的各种武装力量，成为真正的“隐形将军”。
1943年5月，韩练成被蒋介石调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担任高级参谋。由于1930年中原大战救蒋有功，他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将领。1945年，韩练成担任第四十六军军长，此时，日军把华南部队向北集中，韩率第四十六军攻克柳州。他预感到，当年周恩来在蒋介石身边布下他这颗棋子要派上大作用了。果然，蒋介石派他去海南接受日军投降，布置他的任务，一是受降，收复海南；二是“剿共”，用狮子博兔的力量，在一夜之间把共产党琼崖游击队消灭在此孤岛上。此时，周恩来给他亲笔信，要他运用手中的权力，尽可能保护琼崖党组织。韩练成向蒋介石汇报说，海南没几个共产党，建议不用大部队围剿，用收编方式解决，得到蒋的默许。他中止了国民党的进剿，机智地保护了共产党的琼崖纵队。
在中国战场的八年抗战中，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歼灭日军53万人，在敌后战场歼灭日军52.6万人。而中国则在战争中付出2100万军民死亡的惨痛代价！贫弱的中国再也经不起绵绵不断的战争，人民期盼和平，反对内战。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进行和谈。韩练成心底希望双方谈出一个和平的结局，但他内心预感，内战不可避免。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方向，自己要尽一切可能，减少或降低内战给人民造成的损害。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向中原解放军发起进攻。韩练成被蒋介石调到南京，他了解到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战略计划以及西北、山东两战场的战略部署。他立即设法向中共董必武汇报了这个最机要的情况。韩练成知道，他已经被推向了内战的战场，不可能再长期隐蔽了。
同年11月底，韩练成率四十六军进入山东。山东是国军全面进攻的主战场。陈毅与韩练成取得秘密联系，希望他设法让四十六军不主动进攻解放军，并请韩练成及时提供情报。韩练成以智谋拖住国军主力李仙洲集团，为解放军争取了宝贵的进攻时间，而他自己的四十六军从“钢军”变成“豆腐渣”。他在战火硝烟中藏起来，一直没出现在指挥员的位置上，直到解放军大部队到来。陈毅感叹，韩练成为莱芜战役立了大功。国民党两个军在莱芜战役中全军覆没后，韩练成将要冒风险回南京，做好接受军法处置的准备。韩练成说，只要能为人民有所贡献，个人安危非所计也。他说：“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大谍之极，亦可无形”。莱芜战役取胜之快，歼敌之多，在解放军史上是空前的，而韩练成“大谍之极”的奇功被多部文学著作和电视剧所传播。
1947年3月，蒋介石调韩练成到国民政府参军处任职，这是蒋介石第二次调他到身边参与机要，而这次可谓最高的参与程度。送蒋的战报最后经过韩的手，蒋批出的命令最先经韩过目，他已经坐上周恩来布局的“高谋”——在战役、战略的层面上为党起作用的最佳位置。这枚棋子配合解放军打赢莱芜战役，打乱了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全面进攻的节奏。直到 1996 年，蒋介石之子蒋纬国还说：“韩练成是潜伏在‘老总统’身边时间最长、最危险的‘共谍’”。
1947年4月，蒋介石向山东解放区再次发起重点进攻，企图聚歼华东野战军于沂蒙山区。韩练成给蒋介石策划，让全美械武装的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择地固守。蒋忽视了地形的不利，让张灵甫固守孟良崮，包括张灵甫在内的七十四师全部被解放军歼灭。韩练成又给蒋介石帮了一个大大的倒忙。韩练成身处国民党军事中枢部门，克服和化解了重重危机。他依靠总统府参军处接触最高机密的便利，直接进行战况分析，将情报送出去。周总理说，他的一支铅笔大过两个兵团。此时，国民党部队已兵败如山倒。
1948年底，韩练成归队，穿上解放军军装。他去西柏坡参见朱德、周恩来。一见周恩来，韩马上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1949年1月，他去参见毛泽东，毛主席对他说了一句话：“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哪！”在谈话中，韩练成说，他认为毛泽东是新时代的创造者。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做历史的创造者。”
1950年，韩练成在履行入党手续时，周恩来作为韩练成的历史证明人，向他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交了底：“这么多年以来，韩练成一直是一个没有办理过正式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他的行动是对党的最忠诚的誓言。”作为蒋介石身边的红人，为什么放着高官厚禄不要，跟着共产党走，执意要加入共产党？周恩来说，这正是信仰的力量。
1955年，解放军进行授衔，韩练成的条件可以授上将，但他说，我干革命本来就不是为了功名利禄，他坚持按入党时的职务、级别，接受中将军衔。周恩来十分赞赏他的举动，经常向身边的同志讲“韩练成要党员不要上将”的故事。
精神传承
硝烟尽散、精神不朽。韩练成将军一生爱党、爱国，他的高尚品质、大家风范在后辈身上得到传承和发扬。
韩将军唯一的儿子韩兢，从父亲去世就开始遍访群贤、多方求证、追寻父亲隐秘的历史足迹，历经20多年写就《隐形将军》一书，还原了周恩来领导下中共隐蔽战线的特殊侧面。目前他已年过7旬，仍在一些地区干部学院以及一些党政机关、部队、高校参与有关党性、理想信念的讲课。
韩练成将军在世时嘱咐家人：“年轻人要有大格局，成为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才。”这句话指引孙女韩蕃璠直接选择了“海归”。回国14年以来，她坚持做一件事：将所看到的、所经历的鲜活经验与改革创新思考相结合，研究并实践如何提高管理与治理能力，这都发源于“为祖国建功立业是我的初心”。如今，从专业机构到党政机关，从首都到西北县级市，她在点线面体这四个维度的岗位上锻炼了政治能力和综合素质，切身体会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治制”。
不变的信仰 不一样的修炼
韩练成是一个在国共两党史册上都绝无仅有的传奇人物，他的孙女韩蕃璠也是一名新时代的巾帼女将。本刊近期对她进行了专访。
守望家风 薪火相传
经济导刊：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看到专题片《守望家风》，介绍了深入龙潭虎穴的四大传奇将军之一韩练成是如何留下“家风资产”的，对你和你的父亲进行了访问，对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你能否有更详细的介绍？
韩蕃璠:祖父1984年去世时，我才5岁，最深的记忆是他很爱家人，也很爱孩子，他经常和我父亲一起种花、一起聊天。他喜欢教我背唐诗，还假装被我从电影里学的“少林拳”打败坐在沙发上，然后一起大笑。
祖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我影响都很大。他的革命斗争精神，对我们的家庭教育，对我如影随形，让我心灵上有了一种归宿和精神底色。他和我的父母都是我心中的楷模，也是我一路成长的精神导师。
经济导刊：家风传承更多的是从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上体现，对你有哪些影响？
韩蕃璠：理想信念不是与生俱来的。祖父从军是因为家贫，能够挣钱养家是一个16岁的穷孩子走出大山时最朴素的梦想。在北伐进程中，他接受了共产党人刘伯坚、刘志丹的革命启蒙，“救国革命”成为他的奋斗目标，那年他18岁。
从祖父成长过程的初期，我看到并懂得如何寻找和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虽然时代不同，但都是“受信仰所使然。”
经济导刊：韩将军在仕途上升阶段主动联系周恩来、要求参加当时还处于劣势的中国共产党；您可以留在美国发展却主动回国，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韩蕃璠：有相似也有不同之处。父亲告诉我，祖父常和他说一句话：“军人的天职是为国作战，不是满足小集团的私利。”
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蒋介石的国策是“安内攘外”，实行“一面抗战、一面剿共”。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包括地方游击队也不过只有50万人，却在沦陷区开辟了15个抗日民主根据地（1亿人口），对日军21个师团和62万伪军作战，这是侵华日军的60%和伪军的90%。他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只有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抗战、救国这一个方向。虽然他在国民党处于上升时期，但他冒险秘密联络共产党，他要跟那个坚决抗战、把中国未来引向光明的共产党走。
与前辈不同，改革开放给我带来了到海外留学的机会。“年轻人要关心国家大事，珍惜时间多学习，学以致用，成为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才。”这是祖父对后代的教诲，它直接影响我“海归”选择。2005年，我在美国塔夫茨大学获得跨学科硕士学位（融合食品政策、MBA和项目管理），我一直想将所学与国家所需结合起来为祖国服务。此时，北京市政府正为2008年北京奥运筹备招募海外人才，参与北京奥运，就是践行“知行合一”。虽然在美国发展也许会有更好的条件，但我决定放弃在美国的选择，直接回国参加这项工作。
时代不同 信仰相通
经济导刊：从你的简历我们看到你的工作经历跨度非常大，这是你有意识进行的选择吗？
韩蕃璠：我回国工作了15年，在北京市政府机构事业单位7年，包含北京奥运行动计划3年；国家部委直属机关4年，包含中组部博士服务团挂职宁夏2年；宁夏党政机关6年（自治区商务厅、灵武市）。
经济导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般人对职业转换是选择条件更好，薪酬更高的机会，而你却走了“逆潮流路线”，从北京到地方，工资越来越低，为什么这样设计职业生涯呢？
韩蕃璠：祖父当年确立了“救国、革命”的人生目标，看淡一切功名利禄，坚守责任和道义取向，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称他“要党员不要上将”。他教育我们后代“年轻人要有大格局，成为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才。”这种影响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首先就会反映在我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同时，到基层去锻炼、去实践，是我们青年干部成长过程中，了解国情、了解社会、磨练自己，必不可少的历程。
我在波士顿一家公司工作时，客户是联合国机构，我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宏观经济与发展报告整理成摘要，其中，中国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做法很有特色，我去调研中国西部扶贫和儿童健康改善情况，由此有了更多比较，让我感到，实践是学术的基础。很多人都是从抽象的模型数字出发，从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理论出发来解释中国实践，这种做法是脱离实际的。中国的发展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现代化发展的模版。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下的中国道路。留在美国，我只能做中国发展的“观察员”，做不了“建设者”。
在人生目标的选择上，77年前的祖父、15年前的我，都不是因为感情冲动或者利益取向，都有家国情怀，都是责任的选择取向。祖父是在民族危亡时义无反顾“救国革命”。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走在新的长征路上，我向往为国家谋复兴的事业，放弃一些个人利益很正常。
经济导刊：如果说祖父是你的人生导师，你们祖孙是怎样隔空对话的？对你现在的工作有指导意义吗？
韩蕃璠：十三岁那年，我看到1970年祖父和与兰州军区皮定钧司令员谈“军官养成”、“合成军队的编成与作战”的录音记录，我很好奇，就专门作了一份笔记，经常翻看，直到这几年的军改，才意识到祖父的前瞻思想。在我办公室墙上挂着几幅书法，是祖父留下的墨迹。他曾经7次负伤，后来用练习书法恢复身体机能，当时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给他的任务是休养生息，准备参与解放台湾的战役。
看到他的题词、墨迹，读到他的论著，体会他多年前的预言，好像他并没有离开我多远。新中国是他们用青春和生命铸就的。作为“两个一百年”前进道路上的新一代共产党员，我们的使命是建设好国家。遇到新困难、新挑战时，我会从各方得到启发和激励，包括祖父的思想和经验。
在北京市工商局，我主要参加组建新机构——技术中心，日常承担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任务，当时发现如果什么都想干，就什么都做不好，到底应该怎么做？祖父在战争年代，在军中担任过从低到高的各级主官，解放后在军事科学院担任战史部部长，熟知毛主席战略战术思想体系。我刚入职就学习这套思想体系，再运用现代项目管理方法，在执行两项重要任务中，取得了不错效果。一项任务是填补北京市工商系统长期缺乏科技力量的空白，我在获得北京市委组织部留学人才科技项目支持后，牵头建立了商品食品风险管理技术体系，这关乎长远建设能力。2008年6月12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实地考察，强调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确保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我们这些年轻的参与者听到后非常激动。另一项是全程参与《北京奥运食品安全保障行动计划》的制订与实施，参与从政策设计到横跨10个部门的组织协调，我们确保了奥运期间没有发生一例食物中毒事件，先后得到北京市市长王岐山、郭金龙的认可和集体表彰。2008年，北京市政府发布了由我牵头策划实施的国际项目“北京奥运版-健康三要素”。我组织了多国专家开发出一系列中英文健康传播公共产品并代表北京市政府在日内瓦世界卫生大会向各国部长作介绍。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和我交流后决定，将项目作为WHO的品牌产品全球推广，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赛得到再次应用。
经济导刊：你是否认为这也有助于推动制度体系建设和加强治理能力建设的制度创新？
韩蕃璠：祖父带兵用兵、行政，都重视建立体系、建章立制，依靠制度管人理事。20世纪60年代，他在甘肃省担任副省长时期，建立了很多新的工作条例，不仅强调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还引用古代兵法典籍指导同事，组织学习《尉缭子•制谈》中的“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事过多年，当时的厅领导对我父亲说起他建章立制的做法，依然记忆犹新。
我在工作中接触到国家风险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改革治理体制机制，新行业工作体系建设。北京市工商局推荐我完成博士训练，作为工程院院士陈君石老师的助手，我参与了多项宏观政策研究。在中央办公厅委托陈院士提交的建议中，我们提出：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解决突发事件信息混乱的难点问题，国家亟需成立独立科技机构并建立风险预警与交流机制（危机沟通）。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成立，它承担我国“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风险管理科技支撑任务，成为国家级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在全国较早采用党委领导下的理事会决策监督管理模式。经过竞聘，我成为评估中心新闻办公室兼风险交流部首任副主任，迅速建立新的跨领域工作体系。我重新研究了祖父建立制度的做法，那几年电脑桌面都是他的笔记要点。
经济导刊：你的祖籍是宁夏，父亲也在宁夏工作过，这是你去宁夏任职的主要原因吗？
韩蕃璠：宁夏是我祖父出生的地方，也是老少边穷地区。从2013年底，由卫生部选派，我参加中组部第14批、15批博士服务团，挂职宁夏商务厅厅长助理。2016年2月，我主动要求调任宁夏工作，先后任灵武市委常委、副市长，宣传部长。
经济导刊：在宁夏6年以来，你有什么工作体会？
韩蕃璠：祖父生前强调打基础，提倡多练。他认为，无论从事哪一行，都要先从最基础的层面做起，否则就是纸上谈兵。我坚信，只有在地方基层多探索，才能在实践中不断磨练和提升自己。
我的岗位涉及地方经济发展、县域社会治理、宣传工作，其中很多是我之前不熟悉的领域。毛主席说过河要解决桥或船的问题。我理解“过河”即工作目标，而“桥或船的问题”属于工作方法，加上精神传承，都是可以借鉴学习的。20世纪60年代，祖父任甘肃省副省长，一个从战场走出来的将领，在建设时期分管他不熟悉的科委、卫生厅、文化厅、轻工等部门，他靠什么当好领导？他有几个做法：1.善于在最短时间内摸清行业规律，家里有一套纺织品样板色卡，是他分管轻工期间研究各种毛和料子留下的；2.实地调查研究，经常一个人去分管单位和群众干部交谈。他和什么人都谈得来，在文人中间他会用文人的语言，和农民在一起他懂得农民说的话，大家愿意告诉他真实的情况；3. 不做全知全能，调动各方面力量处置棘手复杂的新问题。1964年甘肃省爆发了口蹄疫，他集中了专家意见，做出正确决策，组织军民联合行动，迅速控制了疫情。调研、民主、群众路线是我党的优良作风和工作方法，而快速适应陌生环境、理性判断与决策是战火淬炼出的素质。
挂职期间，受祖父的启发，我结合新的工作实际打开了局面：完成全自治区电子商务和服务业发展调研，为长远规划提供依据；依托欧美同学会理事身份了解国内外情况，推动高质量发展：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牵头的物联网制造项目，落地西北地区最大物联网实训基地；实现首个食品领域院士工作站落地，推进一家大企业成为全国排名第二。
时代在发展，我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当我得知宁夏贫困听障人口中有很多是儿童，我主持引进了中国市长协会“世界从此欢声笑语”项目。陶斯亮会长带领50多位中外人士在一周内为3456名群众免费订做高级助听器，总价值6000多万元。宁夏残联理事长说：如果没有这个项目，常规途径要花10年才能解决同等数量群众的普通助听器问题。
在灵武市任职期间，我切身感受到县域治理是更复杂的体系。灵武市是银川市的县级市，属于宁夏沿黄（黄河）城市经济带核心区，总面积4010平方公里，有31万人口（回族约占50%）。我天天看见灵武市领导对党的建设、产业转型、乡村振兴和脱贫富民各方面竭尽全力、夜以继日，造福一方群众。前不久，灵武市位列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第83位，比2018年上升了一位，这当中凝聚着我身边领导和干部大量的心血。
县一级干部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我有很多机会参与产业规划和战略落地，体会到毛主席所说“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分管商务期间，我组织规划互联网+产业计划，并以全宁夏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县项目资金2000万元，为县域电商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如今，包括灵武长枣在内的优势产品电商交易额达到2.4亿元，实现网络零售额1.17亿元。
分管文化旅游事业期间，我带领干部主攻未来增长点，例如，热气球集时尚、旅游和视觉冲击力为一体。起初大家没有经历过，缺乏经验，我组织干部对运营团队经验、操作规律和安全保障各方面做细致研究和体验，举办了我国首个热气球自由飞行活动，实现了群众乘坐热气球“观绿色长城、学治沙劳模精神”，央视5次报道，既传播了生态文明建设，也建立了城市品牌。
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努力落实上级关于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各项要求：靠完善和落实制度守土尽责，维护意识形态和网络信息安全；靠激发干部和记者多挖掘当地人民的奋斗和火热生活，开创灵武市被央视正面报道次数最多的历史记录；靠发挥“红色资源”在基层思想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邀请周恩来总理侄女周秉建同志为广大干部讲述周总理的家风故事；靠坚定文化自信，从文化积淀中打造城市品牌，凝聚精神力量，获得国家千年古县称号、联合国亚洲都市景观奖。
经济导刊：你说过，在基层工作可以从先进人物身上“挖矿”？
韩蕃璠：宁夏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但有很多先进集体和人物。离我最近的是治沙英雄王有德。2008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与王有德共同种下的灵武长枣树，现已果实累累。他的很多做法是系统治理、综合施策生动具体的实例，累计治沙面积62万亩，为国际上贡献了生态治理的中国方案。2019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为他颁发了“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勋章，是治沙防沙事业中唯一的代表。我把治沙英雄群体的事迹推荐给央视等媒体。如今，灵武防沙治沙展览馆已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经济导刊：你对未来有哪些期待？
韩蕃璠：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了实现这个战略命题，需要我们这一代党员干部在治理体系中提高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和治理能力。未来无论我在哪里、从事什么工作，都会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对未来”的态度，巩固并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推进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编辑 季节）
乔治• 华盛顿大学的学者亨利• 法瑞尔（Henry Farrell）和乔治城大学的亚伯拉罕• 纽曼（Abraham L. Newman）在2020 年1/2 月的《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杂志上刊发了文章《全球化的链条：为何此时脱钩为时已晚》（Chainedto Globalization: Why It’s Too Late toDecouple），阐述了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各国面临的新挑战。
“连锁全球化”的新挑战
1999 年，《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托马斯• 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宣称，冷战地缘政治体系已消亡，和谐时代即将到来，各国将主要担忧如何管理市场力量，而不是彼此压制。他认为这个世界“已经从以墙壁为核心的系统变成了以网络为核心的系统”。尽管弗里德曼成功预言了全球化时代的全面到来，但对世界未来的预言并不准确。各国政府和企业并没有因为全球化而得到解放，反而被纠缠其中。
随着数字网络、资金流和供应链遍及全球，各国（尤其是美国）开始将它们作为相互羁绊的一张大网。如今，美国国家安全局潜伏在互联网的联结中心，进行各种监听活动。美国财政部使用国际金融系统惩罚那些所谓的“流氓国家”和不听指挥的金融机构。为了与中国进行贸易战，华盛顿针对全球供应链中的薄弱环节，将其大型企业和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手脚都捆住。简而言之，全球化不再是解放的力量，而是脆弱性、竞争力和控制力的新来源。网络已经成为新型的枷锁，而不再是通往自由的路径。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的一切证明了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产生的风险，各国都已认识到、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中国和美国这样体量的国家已经深陷其中，无法做到在不造成混乱的前提下实现相互分离或“脱钩”，也不能将世界分裂成各自与世隔绝的个体。尽管相互之间的联系会带来风险，但是各国还将维系这种联系，从而开创所谓的“连锁全球化”（chainedglobalization）的新时代。在这个背景下，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同时也将产生相互束缚的作用。冷战期间，西方和前苏联阵营两个经济体系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点，因此也几乎没有任何可供发生经济胁迫的机会。然而，今时不同往日，如今的大国已经陷入了难以预测的金融、贸易和信息网络中，从而增加了引发危险冲突的可能和发生高风险事件的几率。
接受和理解“连锁全球化”的现实是减少这些风险的第一步。政策制定者不能执着于自我隔离、或对良性整合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各国之间相互联系和制约的纽带无法打破，那么就必须学会如何掌控它们。
如何与全球化形成的网络共生
几十年来，舆论一直将全球化理解为是市场自由的自然延伸。但事实证明，即使全球化本身也将引发新的冲突。随着世界经济和信息网络的扩展，这些网络在单一控制点上形成枢纽，一些国家试图将这些枢纽作为武器来对付竞争对手。最早进行这种功能转换的网络之一是支持国际金融交易的系统。在1970 年代，“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简称SWIFT）网络使全球各国银行之间进行交易的路径变得更加容易，而美元清算系统让这些银行能够应对以美元计价的大量资金流。而一旦银行和个人用户都接受了这种新的传递系统，国际间的交易就更加依赖美元，从而使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获得更多的杠杆作用。接下来是国际供应链。在20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苹果等专利企业开始将生产外包给富士康这样的制造企业，从而建立了承载着数十甚至数百家供应商的供应链。然后，在本世纪的前十年，云计算开始将互联网的关键功能都集中在由亚马逊和微软等少数大公司运营的系统当中。就这样，资金、商品和信息都通过某些重要的经济枢纽进行传递。一些特权大国则掌控着这些枢纽中心，从而有机会排斥或监控其他经济体。
“9 • 11 事件”之后，美国财政部利用全球对美元的依赖性，将全球金融体系转变为一种长臂控制机制，冻结对手的账户，并利用制裁威胁银行以实现其目标。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利用某些电信提供商的网络，通过秘密程序来将互联网转变为监视全球的工具。自2018年以来，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时就一直在利用美元清算系统，以限制伊朗获得全球金融资源的机会，并威胁要制裁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欧洲公司。欧洲各国政府普遍担心，这些措施是美国进行更广泛胁迫的序幕。一些欧洲决策者正在考虑如何对此进行防御。一种选择是，如果某些美国公司要遵循美国政府的制裁措施，从而损害欧盟成员国的利益，那么欧盟将会撤回这些美国公司在欧盟的经营权，使美国与欧洲的经济关系受到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错误决策可能会引发升级螺旋式上升，相互猜疑可能会引发敌对情绪。因此，各国采取措施规避这种风险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中国正在向本土半导体产业投入资源，以保护其免受美国的威胁。韩国试图建立自己的化学产业，以减轻该环节对日本的依赖。同时，俄罗斯已着手创建所谓的“主权互联网”，防止外国力量通过互联网对俄罗斯进行干预。实际上，只有在少数地区或者个别领域，可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绝缘”效果。各国政府都会意识到，重蹈全球化出现之前那样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是不可能的。毕竟，今天各国不仅仅是在利用全球的金融系统、制造供应链和信息网络，并且高度依赖它们。
文章指出，美国必须学会与全球网络共生，而不是退出全球网络。美国政府必须意识到，强势将其竞争对手困在美国主导的金融和信息系统中可能会引起反弹，从而鼓励其他国家将美国与自身的联系切断，以摆脱美国的控制。而世界各国都应当努力让自己的决策更加透明，更具可预测性。
（编辑 宋斌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是与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政治文明不同的一种新的政治文明。它源自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国国情，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形成和完善，并为新中国以来的伟大成功所充分证明。
孙中山对近代革命的反思
近代以来，许多怀抱“振兴中华”理想的仁人志士，都在不断学习、借鉴本质上来自于欧美的西方政治文明。但到了孙中山先生那里，出现了重大转折。
首先，中国革命为什么屡屡难以成功？经过反思，中山先生认为原因不在于敌人的武力强大，不在于官僚的阴谋，也不在于中国的旧思想，而在于“欧美的新思想”。
他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大多启蒙于欧美的自由、平等思想。一些仁人志士为传播这一思想而结党、而革命。然而，要使革命成功，争取自由与平等首先应该是团体的、国家的，而不是个人的。但实际上，人们更热衷的是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于是，为革命而组结的党，常常是多则一两年，短则几个月，就在谋求各自的自由平等中消失于无形。所以，要求得中国革命成功，必须弃欧美而学习俄国的“革命圣人”列宁，只有“结成一个大团体，牺牲个人的平等、自由，才能达到目的”。中山先生的这种反思，是中国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推动国共合作政策的重要原因。
其次，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孙中山先生强调，革命的目的在于“造成一个好政府”。以往西方出现种种敌视政府的学说，根本的原因在于旧政府太专制，为万恶之源，人民痛苦难堪。革命就是要通过推翻“坏政府”，“造成一个好政府”，让公共权力能够“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这种“好政府”的思想，也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那种把政府当作必不可少的“恶”的政治传统。因此，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逻辑，就不能成立。政府与社会之间，也不应是博弈的关系。于是，中国的政治逻辑也因此获得了不同于西方的新向度和新起点。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和实践
中山先生的这两点思考，中国共产党人都认真地继承，并加以改造和创新。
第一，革命必须反对极端个人主义，但不能没有个人自由与平等。孙中山先生完全否定个人自由、平等，有导向专制主义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不能走这条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主要体现在：发扬党内民主、军队民主、经济民主，倡行群众路线等；探索使民主与集中能够有机统一的“民主集中制”的协商、决策机制；倡行以“鞍钢宪法”为代表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作机制，甚至在历来被专业精英所垄断的技术革新领域，也力倡多元参与、多方协同，结束精英垄断甚至技术专制主义。虽然不能说所有这些创新性内容都在实践中解决得很完美，但它是朝着“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政治局面而努力的。其有效性，也由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而得到证明。
第二，努力把“好政府”变成可能。主要的创新是：（1）建立一个永远与人民在一起，永远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并坚持这个党的领导权，以遏制各种反人民的政治集团对于公共权力的染指，也努力防止这个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出现意志消退，甚至蜕化变质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危险。所以，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掌握领导权，另一方面坚持以立党为公，以没有任何自己私利的要求来塑造自身。努力确保公共权力不被变为任何党派、任何个人所得而私的东西。（2）“好政府”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它使千百年来备受压迫的妇女这个占人口一半的群体得到极大的解放。新中国第一个重大的经济制度变革是以实现“耕者有其田”为目的的土地制度改革，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亿万农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它努力改变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推动全民识字运动，领导全国性的移风易俗。更为根本的是，它带领全国人民，顶住国内外各种压力，艰苦奋斗，打造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国家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坚实基础。新中国七十年的辉煌历史，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一道，创造出无愧于人民的“好政府”。（3）“好政府”必须是民主的，但民主有“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分，社会主义民主必须避免资本主义民主导致“金权政治”，即“金权结盟”的政治的祸害，否则必定无法避免公共权力为“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结局。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也不应该被理解为人民在少数人管理下，去享受各种福利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要义是人民应该参与上层建筑部门、经济过程，以及社会生活等领域的管理。这是从毛泽东开创的、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反复重申，并用力至大至深的伟大政治实践。虽然，这种实践还在不断展开、丰富和完善，但它真实无疑地开启了一条既不同于“个人专权”，也不同于“代议政权”的“现实的第三条出路”的政治过程。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概念表达的准确性问题。新的政治文明，要求合体贴身的概念表达。
新的政治文明要求概念表达准确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流行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说法。它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狭隘地理解为是以夺取政权为最终目的，同时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简单地理解为“革除旧制”。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最直接的目标是结束中国在世界上任人宰割，人民备受压迫的悲惨历史，夺取政权只不过是这场革命的“万里长征第一步”。它不仅要以新的政权去取代旧的政权，更要以这一新政权去领导人民创造新的制度，并进行社会、经济、文化等建设。因此，这种革命不仅仅有“革制”的功能，更有繁重而伟大的“革新”的使命。
对于“执政”的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确实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但严格说来，它不是也不应该是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执政党”。因为新中国开启的政治，严格说来不是竞争式“政党政治”，而是“人民政治”，执政不是也不应该是政党之间的事情，更不是任何“一党之私”的事务。所以，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革命党”使命而成为“执政党”的说法，存在着双重的不准确性。习近平明确指出：“有人说，我们党现在已经从‘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党’。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如何准确标定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以来的政治文明，有过很认真的探讨。毛泽东对于把中国共产党标定为“执政党”的说法向来谨慎。他本人几乎没有用过“执政党”的概念去标定中国共产党。1955年3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此前一天邓小平所做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时，有一处值得关注的修改。原报告稿有一个提法：“我们的党已经成为执政党。”毛泽东把它修改为“我们的党已经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显然，这个修改不能简单地从修辞方面去理解，要从政治思维方面，把它看作毛泽东对于以“执政党”去标定中国共产党的谨慎态度。
“执政党”的概念来自于西方政治谱系。就其本来意义而言，它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化为依据，并以“在野党”的存在和政党轮替为预设前提，而且“执政”主要指执持公共权力。依据这种政治思维，实际上“执政党”无权领导社会团体，更不能把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显然，这是反映西方以多党竞争为特征的“政党政治”的概念，难以被新中国的“人民政治”体系所借用。或者说，“执政党”这一概念，并非社会主义新中国“人民政治”的贴身合体的概念。我认为，这正是毛泽东谨慎于“执政党”这一概念的深层原因。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如何概括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呢？毛泽东曾经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大家耳熟能详的提法是：“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等等。
1956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时，增加和改写了一段文字：“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的领导，在过去为了执行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斗争中，在各革命根据地的政权机关中，早已建立起来。……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国家机关工作的不只是有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而且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和他们的团体都宣告他们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1] 显然，这里贯穿其中的政治逻辑，不是“执政党”的逻辑，而是“领导党”的逻辑。遵循这一逻辑，周恩来在1962年4月18日对全国政协委员做报告时，就直接提出了“领导党”这一概念。他说，“大家都承认共产党是领导党，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党的中央和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省、市、县委员会）的领导”。“领导党”既是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党，也是领导人民进行执政的党。这一提法，鲜明地揭示了一条与西方多党政治不同的“人民政治”的新路。在这里，党是领导中国社会的核心力量，是“领导党”，但不是垄断政治权力的“执政党”。执政新中国，是中国人民所共有的事务。这个“领导党”既是领导人民执政的党，也是保证人民执政得以实现的党。因此，对于这种政治体，唯有“人民政府”才是对它最准确的标定。“人民”既是这个政治体合法性的最大依据，也是校准这个政治体的最高价值标准，更是参与这个政治体和监督这个政治体的最主要主体力量。“人民主体”也因此而成为党在实现领导权的实践中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根本原因所在。
习近平同志说：“我们党经历革命、建设、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对于中国共产党之于中国社会而言，“领导党”的标定，比“执政党”的概念更贴身合体。
（编辑 季节）
新中国走过70年的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伟大成果，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开启强起来的征程，现在人均GDP已接近1万美元，2021年全国完成脱贫攻坚目标后，即将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但因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特点，国家仍定位在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行列。
从2018年开始，为打压中国的崛起势头，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对高技术产品实行禁运（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也在跟进），打压中国有成就有实力的企业；把数十家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我们再次看到，我国经济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有很多软肋受制于人。往往反面教育比正面教育更使人清醒，其中装备制造业中的“短板”也暴露无遗，突出的体现为核心技术的载体，“三基（核心）”即基础（核心）零部件，基础（核心)工艺，基础（核心）材料。
在国际比较中找“短板”
近来，日本与韩国之间发生贸易争端，日本仅从三种生产半导体材料：高纯度氟化氢、光刻胶、氟聚酰亚胺进行出口管制，就使韩国半导体公司几乎停产，凸显日本在半导体材料上的科技优势。据不久之前的《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华为手机1631种零部件中，来自日本的零部件多达869种，2018年，华为从日本进口零部件价值460亿人民币，占中日贸易额的5%；又如日本工业品出口中，耐用消费品比例不到20%，而成为主要出口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机械设备、零组件、原材料及中间产品的“世界供应基地”，连美国很多（包括军用）高端零组件、高端材料也要从日本进口。不能只看到美日贸易斗争的“广场协议”，使日本经济发展停滞20年，而在这20年中，日本制造业不断“转型升级”、“修炼内功”、向高技术、高端产品及高端零组件蜕变。尽管机电产品在新技术革命中迭代新产品出现的时间越来越短，但其内部的零部件、组件如高精度轴承、高端高压液压件，电子元器件等产品是不变或变化很慢的。笔者去年参观中铁工业某郑州企业，这家企业生产世界上最大的直径超过16米的TBM（全端面岩石掘进机，重达一、两千吨），我爬上巨大的产品体内观察，如西门子变频伺服马达驱动系统、奥地利双水内冷发电系统（我国上世纪50年代已生产出来，现已停产）、德国力士乐高压液压系统、德国的离心机系统及瑞典SKF或德国FAG的高精度轴承等，其进口件约占成本60%左右。笔者还考察了南京某机床厂研制的五坐标联动的珩齿机床，水平较高，但其数控系统、功能组件（如滚珠丝杠、滚动导轨）、珩轮（瑞士进口）、液压气动元器件、轴承等都是进口的，其成本约占到60%以上。
众多“隐形冠军”为何出现在德、日及一些西欧国家
目前中国议论作为“隐形冠军”的中小型制造企业非常热闹，也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如工信部每年评定“单项冠军”企业，并公布之，所谓“隐形者”都处在产业链的上游，即“三基（核心）”，用户仅注意整机产品的性能优劣与品牌，因为机械产品是由千百种零部件组成的，如果其中一种关键零部件的关键工序出了毛病，就可能使整机受到极大影响，甚至酿成机毁人亡的惨剧。因此，产品的竞争实际上是产业链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基（核心）”竞争。
“三基（核心）”企业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很多是从家族或合伙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发展起来的，其特点为有稳定的接班人、有稳定的技术团队、有一批稳定的、高技能的工匠、有严格的学徒制度的中小型企业，这些机械产品与大多数消费类电子产品是不一样的，需要长期经验，特别是Know-how的积累，而很多Know-how在人们的脑子里与手艺上，其特点是：务实+传承+创新。
根据日本2015年统计，超过150年寿命的企业有21666家，再根据“智慧中国”2019年2、3期合刊登载王洛高先生撰写的《在德国有837家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说明这些企业经过了工业1.0、工业2.0、工业3.0的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生存下来的企业一定有独特的经营观念与体制机制，有独特的技术上的“杀手锏”与Know-how，有独特的比较优势，因此这些企业在迎接工业4.0时代的到来，大多能适应全球技术经济的变化而雄居产业链的高端。这些企业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盲目做大，在新技术革命到来之时，更加慎重地从技术经济层面及比较优势层面来思考，有目的选择性地应用。其中，德国不少家族式企业转变为由基金会领导的民营企业，如生产光栅及数控系统的Dr.Heidenheim，又如生产分析仪器的Sick。
笔者在十多年以前曾爬上大连旅顺口黄渤海交界处的灯塔上端，见到1892年西门子生产的电机（经过了多次大修）还在运行（据说德国西门子企业还可以找到这个工程的档案）。所以西门子能活到现在，成为大型的电力、电子企业就不足为奇。另外，笔者在德国学习时曾听到很多故事，其中之一是，1929年世界金融危机时，著名光学仪器生产厂蔡司公司，与其他企业一样大量裁员，但一些著名的技师与工匠，很多是几代传承手艺的传承人，都保留下来了，这就是蔡司Know-how的传承者。反思我们是否充分重视和尊重那些拥有精湛技能的人员呢？
笔者已是86岁耄耋之年，感触更深，“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技不压身，不要做“井底之蛙”只看见眼前利益，忘了人是第一生产力要素。
中国有没有“明白”人
搞“三基（核心）”，原一机部（后改为机械部）就有很多明白人，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援建156个项目，其中相当多的项目与机械工业有关，如一汽、哈量、一重、哈尔滨三大动力、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风动工具、洛拖、洛轴、洛矿等；还有东德援建的二砂，西安仪表厂等骨干厂。当时集中了全国力量，奠定了机械工业较为完整的体系；而且各行业都成立了一批骨干研究所（一类所）及企业中的研发中心（二类所）构成了完整的研发体系。有了这样的较为完整的制造体系，才有后来沈鸿老前辈率领重型行业的同仁们，研发成功万吨水压机，以及机械工业为国防行业提供的九大设备、马鞍山轮箍轧机、攀枝花成套冶金设备；电工行业研发成功的200MW及300MW火电发电机组、125MW及170MW葛洲坝水电站成套水力发电机组；机床工具行业通过“精密机床会战”研发成功高精度机床50～60种，“二汽会战”提供一大批自动生产线及多种专用机床等。
在这些建设实践中，深感“三基”（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之重要，同时也深感“三基”不强，便是阻碍机械装备工业发展与创新和提高质量的软肋，“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文革中的1972年，周建南出任机械科学研究院院长，他组织了一个团队，从事机械工业“三基”研究，编制规划并策划如何部署攻关，为加强领导，把“三基”团队合并到一机部的科技司。改革开放后，一机部和合并的机械部都把“三基”攻关作为重大项目，并得到当时国家计委及国家经委的支持，要求各省市机械厅局及各专业局有组织、有分工，上下联动组织攻关。当时选择了重要的“三基”100种，300个大项，1000多个小项进行攻关。攻关要经“三关”，第一关为样品测试攻关（验证结构及性能），第二关为小批量试制攻关（验证生产工艺），第三关为成批及大批生产（验证生产组织及上下游的供应链）并给予技改支持。这次攻关长达15年，是由周建南部长倡导和组织的。到机械部机构改革变为机械委时，攻关项目停止了，半途而废，甚为可惜。
此后，因对外开放后外国品牌产品及外资进入国内，国内市场经济竞争等，原来“三基”企业大部分转型、破产或被兼并了，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新的民营及三资企业。1986年，笔者在天津听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倪志福同志（倪志福钻头发明者）讲：天津要搞机械工业，必须把“三基”搞好，这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功德之举，成绩不在于我。这是多么可贵的品德啊。这是不是一种举国体制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没有可借鉴的意义呢？新形势下，举国体制+市场机制的新模式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
怎样克服“短板”
我们与德、日差距在哪里
1.首先是思想认识上。我们受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很深，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也要两分法，有精华部分，也有糟粕部分，要取精弃糟。有一些人在“大国”理念影响下，似乎是什么都想“大”，这是一种掺杂着“虚荣性”的表现，什么大马路、大市场、大楼、大厂房、大开发区、大企业……，“摊大饼”式占据着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瑞士是风景优美的多山国家，土地十分珍贵，平地、半山地利用率极高，很多精密机械仪器等居世界之最，照样可以建成风景秀丽的小国，人均GDP达到5万美元左右，工厂都是四、五层的楼房。而搞大规模标准，“唯大论英雄”，便发展变为“虚胖子”。
2.民营企业家的富二代很多不愿接班。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涌现了一批民营企业家，很多是通过艰苦创业，几经优胜劣汰并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中站住了脚，企业有了一定的规模。在知识改变命运，学而优则仕等一些观念的感召下，民营企业家第二代，大多有了高学历，甚至很多有留学背景，他们目睹上一辈在制造业的创业艰辛，在目前激烈的竞争下，发展也实属不易，这些富二代选择了“不接班”，而从事更易获得财富的金融，证券，银行等虚拟经济领域去就业，导致一些制造业被出卖或解体。
3.政策引导不同。政策上鼓励企业“做大做强”，提倡所谓“多元化”，仅仅以营业额大小排序，衡量一个企业家的成就，而不是鼓励做专、做精、做强。企业不一定都要做大，只要能保持位于产业链的中高端就很好。最近中央提出企业要做强做精再做大的口号，其实就是在扭转这种错误的看法、做法。
4.媒体宣传急功近利，对青年影响太大。德、日的老百姓很少炒股，炒汇，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事业上，而中国呢？网上有一个段子，全世界最豪华的高档汽车中国最多！愿这是一则讽刺吧！
5.从中德两国对比，分析我们的短板。
一是教育制度。笔者早年在德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对此深有体会。他们采用双轨制的教育模式，普通学校与职业学校同等重要，因为职业教育是工匠精神的基石。德国年轻人从初中毕业后就分流，一部分进入职业院校，培养有理论，能动手，具有实践能力的技工技师，有的可授予工程师称号。另一部分学生进入普通高中，然后进入大学，毕业时可获得文凭工程师称号，两者在工业企业拿的工资相差不多（因同样年龄的青年，职业学校毕业早，工龄长），笔者在国外研究生毕业回国后，在工厂工作时，工资不如当时厂里八级钳工及技师，我认为这是合理的，而现在的薪酬体系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高技术与高技能人员是制造业长兴不衰的基础。
二是年轻人的价值观差异。德国青年18岁以后就要自立，而中国年轻人还要啃老，德国青年愿意接班的较多，父亲也有意培养自己子女接班，一个“隐形冠军”的企业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站住脚，屹立于世界之林，这不是指规模，而是指在产业链的位置。
三是德国经济制度造就了具有高级技能的工匠环境。德日的经济制度（薪金、社保、税收等）、社会环境，能造就一批隐形冠军，长盛不衰，还需要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来研究社会环境对企业的影响。目前中国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使不少企业有一种不稳定甚至不安全的感觉。
短期内能解决“短板”吗
不从观念及体制、机制上转变，就比较困难。“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是“创新”补“短板”的关键。现在很多人讲对装备制造业“投入不够”，这也有道理，上世纪80年代机械部15年“三基（核心）”攻关，半途而废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创新”不仅仅是研发一台样品、做一台样机，而要实现产业化，要变成商品，产生经济效益，为用户及社会创造价值。“产业化”比研发更困难，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二八定律”或“一九定律”：即研发的成果，只有10%到20%能产业化，有的甚至更少，其他就丢弃了，希望有关部门总结：近20年来，863、973、01、02、03、04等十余个重大专项的产业化成果有多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是要把制度优势变为治理能力优势，这样才能解决目前装备工业中存在的创新问题，解决短板问题，望业界专家、企业家们指教。
（编辑 碣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走过一条不断摸索前行之路。这期间，对国有企业实施公司制改造，引入多元化股权资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对其优质资产进行重组上市，成为国企改革的重要举措和方向，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已成为国有企业中管理最规范、资产效益最优、竞争力最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全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今天，关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深化改革，对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水平，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放大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推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应该是当前全面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一环。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仍需着力推进机制转换
上世纪80年代初，国有企业就开启了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核心的改革探索，期望使国有企业逐步摆脱计划体制的束缚，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进入新世纪，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放在公司治理方面，建设规范董事会要求建立以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助推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当前，国企正处于全面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阶段，在产权结构上实现多元化，使国有企业从根本上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国企改革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标”到“本”逐步深化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发展，国有企业经营活力、市场竞争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国有经济控制力、影响力得到不断加强。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更为突出，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目前，国有企业约半数以上的资产在资本市场上市，其中作为主体的中央企业，其总资产的65%、营业收入的61%、利润的88%在上市公司。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成为上市公司虽然是国企改革的重要举措和方向，但绝不是一上市就灵，仍有部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僵化，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变化不大，市场竞争力不强，一些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甚至成为“僵尸企业”，濒临退市，年年需要国有大股东输血“保壳”。还有许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行业发展前景好，经营效益也不错，但发展质量不高，大而不强不优、强而不优不大的情况普遍存在，改革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机制的转换还远没有到位。
建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激励机制的探索
以薪酬激励为主，受到工资总额制度的制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断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贯穿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约束机制更加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由于腐败问题而产生的国有企业竞争力不强，经营绩效低下的现象。但同时，正向激励措施改革相对滞后，国有企业经营动力不足、企业活力弱的问题也同样摆在我们面前。
目前，国有企业基本实现了市场化用工及市场化薪酬，普通员工一般以岗位+技能为主的薪酬结构，业务人员一般采取以岗位+业绩为主的结构，高管人员则是以业绩考核为前提的年薪为主的薪酬结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要受到监管部门对企业工资总额的限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也不例外。2018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国发〔2018〕16号），规定工资总额的确定要按照国家政策要求，根据企业发展战略和薪酬策略、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和经济效益，综合考虑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人工成本投入产出率、职工工资水平市场对标等情况，结合政府职能部门发布的工资指导线，合理确定年度工资总额。文件坚持企业工资总额的增长仍以效益为中心的原则，强调在追求质量发展的前提下实现增长、兼顾公平。实践表明：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制度，规范了国企工资增长机制，从宏观上调节了分配不公的问题，但在微观层面则一定程度限制了优秀人才、业务骨干等高效人才的稳定性及优秀人才向国有企业的聚集和效能的发挥，这对于当前国有企业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型升级提高发展质量十分不利。
试行股权激励成效显著
这些年来，国资监管部门也在不断尝试试点薪酬以外的其他激励方式来推进改革，先后有150余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试点。这些相关制度的建立和试点工作为国有企业健全正向激励作出了有效探索。通过实施股权激励的国有上市公司，将激励制度与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和个人绩效考核相结合，兼顾了公司、员工及股东利益，而且侧重于中长期激励，弥补了薪酬激励的不足，激发了员工创新创业活力，核心骨干人才得以保持稳定，经济效益和质量明显高于国有上市公司整体水平。如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筑）在2009年实现A股整体上市，在面临竞争对手高薪挖抢其骨干人才的形势下，自2013年中国建筑实施了3期股权激励计划，第1期激励686人，第2期激励1575人，第3期激励2081人，有效保持了骨干人才的稳定性，激发起广大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热情。5年以来，中国建筑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16%，人均产值和人均利润分别是5年前的1.3倍和1.4倍，股票市值由660亿元增长到2300亿元。
大多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未实施股权激励
实施股权激励制度的上市公司群体中，仍以民营企业为主。截止2019年10月，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接近1100家，已实施股权激励的约150家，仅占不到15%；而在400多家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中，仅有90多家实施股权激励制度，也仅占全部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约20%。据荣正咨询发布的《2018年度A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统计与分析报告》，2018年上市公司公告实施股权激励计划410个，其中民营上市公司公告372个，占比90.71%；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仅公告38个，占比不到10%。而在境外资本市场，股权激励计划普遍运用，股权激励已经成为上市公司最基本的激励方式之一。一些民营上市公司还将多期激励计划重叠进行，使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均有相应的激励措施，促使符合条件的员工均有机会参与激励计划。例如，汉得信息从2011年创业板A股上市以来，平均每年推出一期激励计划。其公司市值也从首期公告日(2011年4月29日）时的27亿元增长至八期公告日（2018年12月20日）时的80.8亿元，增长3.25倍。
股权激励是上市公司中长期激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其制度化、长期化，已经成为大多数上市公司的普遍共识，而大多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没有实施股权激励也是不争的事实。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制度障碍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股权激励方面普遍性不强、积极性不高，制度性障碍是主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申报审核环节较为繁琐。相关制度规定，股权激励计划及分期方案的申报等除需要国有控股股东审核同意外，还要报承担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或部门进行事前审核或备案；股权激励计划出现变更事项，又需要重新进行履行申报审核程序。其二是相关制度设计偏重于防范国有资产流失，偏重于技术层面的审批把控，因而对企业业绩考核指标的要求也相对较高。比如，相关文件明确规定：业绩考核指标应包含反映股东回报和公司价值创造等综合性指标，如净资产收益率（ROE）、经济增加值（EVA）、每股收益等；反映公司赢利能力及市场价值等成长性指标，如净利润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公司总市值增长率等；反映企业收益质量的指标，如主营业务利润占利润总额比重、现金营运指数等。上述三类业绩考核指标原则上至少各选一个。同时要求各指标应不低于公司近3年平均业绩水平及同行业平均业绩水平，实际实施中考核条件刚性十足。而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对业绩考核指标没有硬性规定，仅要求相关指标应当客观公开、清晰透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于促进公司竞争力的提升。其三是相关制度中对股权激励收益水平的限制弱化了激励效果。相关制度明确规定股权激励实际收益不能超过激励对象股权授予时薪酬总水平的40%（境外红筹股为50%），超出部分则不得行权或上交公司。
应该说，国资监管部门高度重视股权激励在调动核心骨干人才积极性，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作用。有关领导多次强调，国有企业应全面系统学习现行中长期激励政策，综合运用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等相关工具。但是，现行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相关制度的制定时间都在十年以上。实践表明，现有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已不适应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市场变化和形势需要。
今年以来，国资监管部门发布了新的政策和实施方案。2019年初，国务院国资委就提出放权和授权中央企业对所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审批分期实施方案；支持中央企业在符合条件的所属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股权激励，股权激励的实际收益水平，不与员工个人薪酬总水平挂钩，不纳入本单位工资总额基数。2019年10月，国务院国资委又正式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考分规[2019]102号），对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工作进行了进一步完善。这些新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将一定程度上激发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利用证券市场开展股权激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深化改革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建议
尽管新的政策规定体现出放权和授权精神，部分条件也有较大放宽。但纵观已出台的相关制度体系，仍有进一步改革完善空间。
一是在制度设计思想上要坚定不移走政企分开之路。毫无疑问，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需要政企分开，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强调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前提下，国资监管部门作为政府所属部门不应该也不宜介入微观企业的个别经营管理事项，并直接审批把关。另外，作为上市公司国有控股股东的国有企业在这些年的改革进程中，企业运作越来越规范，市场化程度和应对市场的能力也在大幅度提升，他们相较于政府部门更有能力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对所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做出相应决策。况且，在资本市场还有众多非国有股东的监督，以及证券监管部门按照“三公”原则实施的外部监管都在发挥着作用。
二是应着眼于国资监管部门管资本的角度来修订完善相关制度。现有制度仍然过多纠结于股权激励计划中权益数量、权益授予价值等具体比例金额的大小、业绩考核条件实现难易程度等，其实这些技术问题完全可以遵照《公司法》，以及《证券法》等证券监管相关法规执行。在改革完善相应制度时，应摈弃放权或授权思维，要将股权激励制度看作是适合全体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用于强化激励约束机制，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的普遍性制度工具。国资监管重点关注的应是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增强企业竞争力、增强国有资本控制力和影响力，并对此进行考核评价，以考核评价为依据进行相应奖励或责任追究。这样也有利于促使国有控股股东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使股权激励计划切实发挥出应有功效。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加快，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资产已经占国有企业资产总量的多数，未来上市资产数量还会继续增加，抓好这个大多数，是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需要，也将使国企改革的成效事半功倍。当前，国企改革“双百行动”的重要目标在于通过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来改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内部机制。从纳入双百行动方案的企业名单上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似乎不是重点，但确是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将改革进行到底的主战场。加快实施股权激励将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特别是能够让企业骨干人才在资本层面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共担企业经营风险，有利于企业形成更加良性的激励约束机制，也能够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法人治理质量进一步提升。因此，在当前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道路上，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重点方向之一，把改革进行到底，使股权激励这一资本市场的常规激励制度成为深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改革的重要利器。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快修订完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彻底扫除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双轨制”约束。
（编辑 三友）
日前，2019“全球重大挑战峰会”在伦敦举办，由中、英、美工程院各派3名代表参会。峰会主题正好是当前世界上最时髦的词语——“不可预测”，如何在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预测我们的明天？
世界发展规律可以预测吗
世界的发展有规律吗？有规律。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是世界上最早的工程院，作为该院院士，我参加了2019年举办的100周年庆祝大典。与会人士认为，从1800年至1900年，随着工业革命技术的现代化发展，人类寿命从25岁提高到45岁；然后又用了一百年，到2000年，人类寿命达到75岁；到2100年，人类寿命仍然是可以预测的。
从1800年开始，全世界使用的能源全部来自于煤炭，而今天煤炭的使用量只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8%。可以预测，到2060年，人类将要消耗的能源是现在的五倍，能源主要增长部分是可持续能源、清洁能源。未来我们将主要使用自然能源、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以及一部分核能。伴随着人类能源消耗量迅速增长，煤炭将从现在28%的占比降到最小比例，今后人类基本不会再用煤、石油作为能源原料。
图1 世界能源使用趋势
从1800年到今天，共有7波技术浪潮带动了传统工业变革，第一波是出现机器，第二波是出现钢铁，第三波是出现电气，第四波是计算机，第五波是生态技术，第六波是可持续、绿色，第七波是刚刚开始的人工智能AI技术。现在我们正处于第7波技术革命中。
自1960年以来，世界各个国家的城镇化率都在不断上升，但人均产值的发展趋势与此不同。全世界90%的国家和地区、80%的人口人均产值不超过1.8万美元，中国人均产值现在超过了1万美元。当城镇化率达到66%的时候开始分裂，20%的国家变成“创造型”国家，人均产值可达6万～7万美元，但仅占人类总数的20%，其余80%人口的人均产值达到2万美元需要多长时间？留给一个国家的时间是15年。中国现在城镇化率是60%，如果从2025年开始转型，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6%的准备时间只有6年，而中国的转型期需要15年。不要以为我们这个世界不可预测，只要有大数据样本，世界的发展规律将呈现出来。
全世界所有国家城镇化的年增长率，各个国家的人口进城多少、出去多少，是有规律的，并且相关曲线每年都会波动。1970年，全世界的城镇化率突然波动了一次，1981年、1990年、1992年、2000年，每间隔11年所有人拥入城市或者跑出城市一次，曲线摆动一次。下一次人口流动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是每隔11年人口流动一次，这个周期的原因是什么？经研究发现，这个周期和粮食有关系。每11年人类粮食产量将波动一次，城市化被粮食产量控制，而粮食产量被太阳黑子活动控制。在1970年、1981年、1990年、1991年、2000年发生太阳黑子活动，粮食产量随之波动，从而影响人口流动。俗话说“小灾进城，大灾逃出城”。我们可以预测，2023～2025年或将出现一个大波动。
城市与建筑未来超级技术预测，是国家科技预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56年第一次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以来，我国已持续开展了5次国家技术预测。1956以来每一次科技发展预测工作，对制定历次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国家五年科研立项，都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2002~2003年，我有幸跟随邹德慈院士开展了城市技术领域的技术调研，预测 2020年世界城市技术的重点在哪里？我们提出了2020年城市与建筑的5个优先主题，并通过确立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增列了第九领域（城镇化与城市发展领域）。我们认为，2020年的城市，不再像前苏联那样是一片居住区、一片工业区的划分，将成为交融复合，类似中国传统的小街小巷，相互交叉粘合。2020年将会是绿色城市、生态城市，会出现城市信息平台。现在来看，当时的预测是正确的。
2018年，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来到中国，了解到我在2003年做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时，组织全体学院教师主攻的四大方向是城市生态、绿色建筑、遗产保护、数字设计。他说道，“今天在哈佛大学研究这些方向也是最前卫的，没想到同济大学早在2002年已经开始进攻这四大方向。”在3年中，我们在国际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翻了3倍，再过3年又翻了三倍，现在在全世界排到第18位，这就是我们长期坚持技术预测的结果。因此，做好技术预测，理清未来发展方向，责任重大！
中国未来城市的六大趋势
在今天这样的世界格局下，试问，2035年中国城市的技术是什么？世界城市的技术由谁制定？主流地位的技术是什么？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生态文明将融入未来发展建设中，成为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基本理念，到2035年，绿色生态文明是未来发展的基本共识。
第二，城镇化建设将从“量的增长”转变成“质的提高”，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三，未来经济发展将拉动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我的团队每周收集人工智能在全世界城市发展的应用数据，近期报告显示，对于基础层，美国人比我国做得更好，但是对于应用层，中国已经开始大规模发展。
第四，人类在2060年将加速向大都市圈快速集聚。世界只有十大城市群，中国的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第一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北京京津冀城市群；美国东海岸城市群、西海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区城市群；印度有两大群，一个在恒河流域，另一个在西部海岸；日本大阪-东京城市群；欧洲大伦敦和南欧“金香蕉”城市群。经济、文化、创新、财富会快速向这十大群集聚，不在群里的城市将出现衰落。中国有600多个城市，衰落的城市将有170多个，这些城市人口数量在不断下降。可以说，是否在城市群内，会影响世界城市未来50年的发展趋势。
第五，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变革。在中国，过去老人没有财富。但是在欧洲，老人却是有财富的，而青年人必须从头开始拼搏。
第六，6G技术一定会在2035年对城市领域带来颠覆性的变革，“大智移云”技术、区块链技术，将对整个城市建设和城市运行管理模式发生重大影响。
新一代城市与建筑超级技术
目前, 国家有关“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的前期研究工作正加快推进，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正开展第6次国家技术预测,《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21-2035年)也在酝酿。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与建筑将会出现什么超级技术？我们认为主要有六个判断。
第一，国家被数字库覆盖，将诞生大规模、全覆盖的国域数据库。我在2012年研发的世博会整体控制系统中，覆盖了1000万人的数据量，可以即时看到所有数据。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目前的技术已实现把100平方公里以上的世界城市全部纳入统计，结果发现有937个城市。近来，我们缩小了世界城市的统计标准，将城市面积从50平方公里逐渐缩小到1平方公里，到2018年1月18日，已将世界上所有大于一平方公里的城市进行统计。2019年，数据统计发现，世界上又增长了42个比较精确的城市，到现在为止，全世界共计13852个城市。
图2 世界人口汇聚圈层图
如图2，这是第一张全世界所有城市的图片，每一个都可以点击进去，一层层点击进去，过去看到黑底黄图的一张照片，从卫星上拍地球的灯光，而我们显示的是数据，印度的两条城市带可以从图中非常清晰地看到，恒河流域城市带是印度人最多、最集聚的城市群，中国、日本、欧洲、美国的城市群都清晰可见。
第二，2035年，城市发展理论规律、模型与方法将会大规模涌现。届时就像经济学，从凭感觉到突然之间变成显科学，每个人似乎都懂一点。2023年一定会出现大量的城市规律分析热议，用数据说话就像经济学一样普及，从古典经济学之前朦胧的愿望状态变成可以清楚地表述城市规划、建筑都按照城市规律完成。在实际规划中，我们已经开始运转。例如，在做北京副中心水岸边规划设计中，我和团队用一周时间收集分析了世界上所有大都会的河流岸线数据，包括商业办公、休闲、娱乐、生活、设施、价格、停留时间、集聚人数、租金等。分析发现，凹岸的价值是凸岸的三倍，外滩凸岸几乎没有人走过，但是在凹岸，人流多、商业发达。
第三，城市精准诊断、更新和智慧运营管理。2016年，我们研发了北京副中心城市信息模拟平台，所有建筑构建、甚至每一根管道管线建筑内部都有清楚的数据，只要在平台上点击任一地块，可即时获取包括人口、15分钟距离内的教育和服务设施等信息。只有这样做，每一个建筑、每一个设施、每一块土地才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虚设。上海世博会同时可容纳103万人入园参观，每平方米聚集达9万人之多，却没有发生任何突发事情，如果没有精准诊断和智慧运营管理，就可能出现类似2014年上海外滩人员聚集拥挤踩踏事件。今天，我们已经实现了对大规模数据的精准预测，这方面的探索成果还有青岛世园会的未来城市中枢，目前数据已经全部可以即时获取。
第四，建筑设计进入精密部件修正修复阶段。比如，今后对破旧的建筑进行修建改造时，每一块都是3D打印的，像镶牙工程技术，建筑里每一个部件都可以抽出来、移植进去，可以实现精密移植、精密测算。
第五，绿色建筑和健康社区。节能、无碳建筑大量出现，将会出现无碳社区，最重要的是将出现健康社区。在这样规划设计的社区生活，可以增加人们的寿命。
第六，智能创作与人工智能的推演。未来15年我们会经历规划设计的重大变化。
一是设计对象变得智化和情感化。我们过去设计完成以后作品要交付给别人，就像自己的姑娘出嫁一样。今后完全不一样，建筑交付那一天就像是孩子刚刚诞生的那一天，可以感知人群、感知活动、感知人的情感，然后不断学习迭代，拥有学习能力，智慧迭代能力使得建筑从过去的句号变成生命的开始。这种建筑天天会从中学习，判断什么样的灯光舒服，我们设计的对象将变得智化和情感化。
二是工作支撑的智化。人工智能技术参与设计，有大量的辅助工具在支撑我们做建筑设计，人工智能3.0提供自我创新创作的技术可能。如下十项时空智能推演技术是世界上全自主产品，可以实现人工智能推演。
1.人口推演。可以推演老、中、青、少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在不同时间段在城市哪里出现。
2.城市用地推演。推演不同的用地有不同的人工智能，同样一块土地，不同人工智能的推演结果是不一样的。我们为雄安新区做的推演，什么时候投什么，投在哪里，什么规模，什么时候建设，不再是过去一张蓝图。可按15分钟步行范围配置日常生活中的六大要素，职、住、学、商、医、休，使其符合不同类型居民的宜居要求。
3.城市密度推演。低层、中层、高层，配置建筑高度和密度。
4.产业空间推演，包括空间布局、产城融合。
5.城市资源推演。不同的人工智能推演，比较哪一种模式更好，消耗能源资源最少，对地球环境更环保。
6.城市交通推演。老中青少在不同的时间点出行，最后按键归结到空间上，道路资源投入正好的时候是最好的。
7.城市形象推演。不同风格的建筑如何相互融合，如何在不同的高度、不同的视野里进行人工智能。
8.城镇群落推演。不同的城市、多个项目之间如何配合。
9.建设时序推演。城市的建筑，不再是终极蓝图，而是过程。城市是天天生活的地方，每个阶段都是好的。
10.方案比较推演。推演比较不同方案的效果，为方案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三是工作环境的智化。相信未来15年里，工作对象智化、工作主体智化、工作环境智化这三大智化是革命性的。谁在这三方面领先，谁就能在建筑、规划、园林、环境设计领域领衔世界最前沿。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技术领域，美国信息技术变成AI技术，中国变成AI领域的领头羊。中国城镇化发展，中国城市实现智能化，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大量人类第一代人工智能组合的城市。2017年11月15日，科技部召开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暨重大科技项目启动会，标志着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重大科技项目进入全面启动实施阶段，会上宣布了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名单。
目前我们正在全国各地做大量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研究，研究把人放在首位，人的需求是什么，人的渴望是什么，把城市生产、生活、生态共享，把城市规划、设计、建设过程进行不同的智化。我们正在做人类第一批人工智能小城，预计将在2020年初推出，架构了城市大脑系统、小脑系统、神经系统、自组织系统，这是这两年攻关的主要内容。人工智能广场，过去广场建成后，你知道这个广场但广场不可能知道你，现在通过智能化广场可以感知，老人来了有老人的音乐和老人的画面，孩子上来有孩子的音乐，谈恋爱有谈恋爱的音乐，广场在不断进行感知。
智能公园正在大规模向前推进，人工智能大师湾、人工智能创业街、人工智能孵化器增值服务、人工智能餐饮街，这些内容都可以集成放到网站上，目前中国工程院正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计全世界的智慧城市网站，这个网站由我们团队进行架构。这个网站包含世界上所有得奖的1500多个作品，课程全部可以共享，城市数据一部分可以共享，这个网站2020年将开放三千个城市数据，最优的状态是将13500个城市数据全部开放，包含每个城市的即时数据，如PM2.5、人流数据、财富数据等等。网站还包含3000多门课程，无论英文中文，可通过人工智能即时翻译。网站同时提供最佳推荐，只要输入海边最好的城市，可以全部推荐出来。网站全部利用人工智能排版，每周自动读取和分析10万篇文献，对世界上所有的重大城市活动进行人工智能排名，并包含城市的相关性分析，对设计师、规划师、教授之间的分析，每周都会更新内容。
我们的城市正在走向伟大时代，过去城市是建筑师、规划师的终端产品，以后城市是生命的开始，城市会变得越来越智慧、越来越聪明。
（编辑 宋斌斌）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象征和标志。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除了高楼大厦、霓虹灯、车水马龙，还必须有文化内涵和底蕴。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的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打造人文城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建设人文城市必须治疗“城市病”
人文城市不是海市蜃楼，不能搭建在沙滩上，它首先是建立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因此要通过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来实现。首要任务就是必须治理“城市病”。
“城市病”有哪些呢？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物价过高等等都是典型“症状”。具体来讲，诸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地面沉降、噪音污染；基础设施薄弱、水资源短缺、能源紧张；交通拥堵、住宅紧张、土地紧张；入托难、上学难、就医难、就业难；以及色情、毒品、偷盗、抢窃等社会治安和犯罪问题等。这些都是使城市建设与发展处于失衡和无序状态的因素，阻碍了“城市，使生活更美好”所应有功能的正常发挥，给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身心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和经济发展成本提高，阻碍了现代化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建设人文城市，无法避开现代化治理。治疗阻碍人文城市建设的“城市病”，必须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治理的基础是什么？集中起来，可概括为八个字：改革、开放、创新、共享。
改革——推动人文城市建设发生“化学反应”
2019年11月26日召开的中央深改委第十一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轴”和“主线”。强调推动各项改革向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靠拢，让各项改革相得益彰、发生化学反应。抓住“守正”与“革新”两个“牛鼻子”，深入推动城市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实现规划、建设、运行、管理一体化的全流程治理。所谓“化学反应”就是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守正”即坚持与巩固，不动并加固四梁八柱、“承重墙”。“革新”即完善发展，不破坏、不影响主体结构的革旧鼎新。能破则破、能改则改、能“加建”则建。打造人文城市建设必须要注重效率、协调、集约。
人文城市必须是效率之城。效率城市就是充满创造力、竞争力、推动力的城市。集中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效率上，包括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科技发明和成果利用效率、资本利用效率、土地利用效率、交通通勤效率、公共服务提供效率、社区管理效率和历史文化品牌开发与保护效率等。效率城市才是有活力的、有利于人文城市建设的高质量发展的城市。
人文城市必须是协调之城。人文城市建设无疑要以城市经济、环境与社会协同发展、可持续发展为基础。城市治理要理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对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的发展，合理设置可为与不可为的边界，使这几方面能够实现相互协调。让城市有规则、按规则运行，对违规行为依法处置。要厘清人文城市建设的规则、职责边界，力求实现管理方式科学，执法行为文明，服务意识浓厚等，使人文城市建设所涉及的各环节、各方面有条不紊运行。
人文城市必须是集约之城。城市治理十分棘手的难题，是解决城市扩张“摊大饼”、无序蔓延问题。必须科学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使城市成为“肌肉型”紧凑城市，而不是“虚胖型”粗放城市。
开放——增强人文城市建设“联动效应”
人文城市必须是开放的城市。开放，是对内对外的全面开放。要通过城市治理现代化，促进人文城市建设所必须的各项开放举措产生“联动效应”，即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通过“联动效应”使人文城市成为包容、国际、畅通的城市。
人文城市必须是包容之城。人文城市必然是包容的城市。城市的外来人口不仅可获得经济物质条件的满足感，还能迅速融入当地文化，融入当地生活圈子，安居立业，获得深层次的满足感。城市的包容性，既反映了城市对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的人群的接纳程度，也反映了城市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生存和发展的要求，更反映了不同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能够分享城市发展成果的程度。
人文城市必须是国际之城。国际化是人文城市建设的必然要求。城市的历史文化要面向国际社会开放，互相交流，互学互鉴。国际化不仅是指那些有国际化因素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或特大城市，而且还包括建设有国际视野，与国际接轨，面向国际开放的中小城市。要强化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运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金、信息、技术、人才、数据、物流等要素资源，以积极参与、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加快提高国际化程度。
人文城市必须是畅通之城。人文城市必然是“畅通”的城市。所谓“畅通”不仅是指交通畅通，更是指体制机制运行的畅通，文化艺术交流及人员交往的畅通，信息、物流传输的畅通等等。要大刀阔斧破除影响畅通的体制机制障碍，消除阻碍各类生产要素畅通流动的行政壁垒。
创新——激发人文城市建设“传导呼应”
“创新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大命题。”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1月22日在北京会见2019年“创新经济论坛”外方代表时指出的。他还强调，创新成果应惠及全球，而不应成为埋在山洞里的宝藏。
党的十九大之后，我们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中首要的就是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对人文城市建设也是如此。所谓“传导呼应”，就是城市治理的各项要素通过创新相互呼应、传导互动，从而实现创新驱动。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城市发展和人文城市建设的科技含量，推动城市发展为数字、智慧、低碳城市。
人文城市应该是数字之城。建设数字城市，不仅会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发展水平，也会大大增强人文城市建设的质量。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文城市建设离不开信息技术、不能没有数字技术。因此，人文城市必然也是数字城市。
数字城市的基础是信息化建设，包括大力发展信息基础设施，提高全民的信息化水平，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力度，推进企业信息化及电子商务，发展信息产业等。通过信息化，提高“数字覆盖率”、“数字分辨率”、“数字传输速率”，降低“数字鸿沟差异率”。数字城市需要加强基础数据库建设，充分采集城市发展包括历史文化艺术、自然山川地貌等各类信息。发挥电子政府、数字政府的主导作用。建设全方位、多等级和虚拟化的电子人文系统。数字城市会使人文城市建设的各类资源得到更加优化配置。
人文城市应该是智慧之城。智慧城市包括通过物联网基础设施、云计算基础设施、地理空间基础设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社交网络、综合集成法、网动全媒体融合通信终端等工具和方法的应用。在人文城市建设方面，实现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以及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可持续创新。通过价值创造，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实现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度融合。
人文城市应该是低碳之城。建设低碳城市已成为当代城市发展和治理现代化的先进理念之一，也成为体现城市品质的文化内涵，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追求目标，很多国际大都市都以建设发展低碳城市为荣。低碳城市已开始成为人文城市建设的新高标，包括开发低碳新能源，清洁生产，绿色规划，绿色建筑，循环利用等等，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共享——形成人文城市建设成效“连锁感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改造，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所谓“连锁感应”就是综合的、整体的、相互之间有感应的治理成果的有机共享。通过“连锁感应”形成城市治理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成果共享的平安、绿色、和谐城市。
人文城市应该是平安城市。人文城市建设必须解决好城市社会治安和社会公共安全问题。解决的办法是通过城市治理形成一个特大型、综合性非常强的管理系统，涉及治安管理、城市管理、交通管理、应急指挥等需求，而且还应涉及灾难事故预警处置、安全生产监控处置等诸多方面。概括来讲，就是通过“三防系统”（技防系统、物防系统、人防系统）建设，保障城市居民的安全。
人文城市应该是绿色城市。绿色发展是一种城市文化，更是城市文明程度的具体体现。绿色城市主要包括生态城市和健康城市两方面内容。
从生态城市角度看，城市应该是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关系协调的生态系统。这里的“结构合理”是指适度的人口密度，合理的土地利用，良好的人文环境，充足的绿地配置，完善的基础设施，有效的自然保护；“功能高效”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物力的经济投入、人力的充分发挥、物流的畅通有序、信息流的快速便捷；“关系协调”是指人与自然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协调、物质丰富与文化建设协调、资源利用和资源更新协调、环境胁迫和环境承载力协调。
从健康城市角度看，充分满足居民对健康的基本需求，保障广大居民在生理和心理两方面都能够健康地生活和工作，包括饮水安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垃圾分类处理、空气质量、疾病预防诊疗等。建设健康城市的主要任务有：创建有利于健康的支持性环境，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满足居民基本的卫生需求，提高卫生服务的可及性等。
人文城市应该是和谐城市。人文城市必定是和谐的城市。构建和谐城市，就是解决城市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突出问题：一是推动空间或区域和谐，在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建设、社区治理和服务等方面体现和谐。二是推动社会经济和谐，要解决城市内部不平等的问题，如居民的收入不平等、就业不平等、教育不平等、医疗不平等以及其他本应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衡；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公开透明，依法办事，廉洁奉公。三是推动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解决居民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与自然环境不协调等问题。让城市居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总之，人文城市建设事关城市治理现代化乃至整个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局。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教育就业、医疗养老、文化旅游、卫生体育、生活环境、社会秩序等诸多方面，无不体现着人文城市建设的水平和城市治理的质量。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治理机制现代化、治理手段智慧化、治理方式法治化，实现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营造有利于人文城市建设的营商环境、法治环境、政务环境、文化环境。不但要实现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形成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品牌，更好地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编辑 杨利红）
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有一座山叫崂山。它之所以闻名，大半缘于“崂山道士”的传说。崂山诚然是道教圣地，但崂山的身份不止于此。崂山是中国漫长的海岸线的最高峰。站在峰顶，人们可以远眺大海，也可以俯瞰整个青岛城。
在崂山身侧的这座城市当中，一家不那么星光熠熠的公司——海信，十数年来，竟然始终身居产业巅峰。它所俯瞰之处不止电视机产业，在画质芯片、医疗显示、智慧交通、光通信……在很多人们所不熟知的领域，它几乎都是低调的“霸主”。
历史最终选择了海信
人们熟知海信是从电视机开始的。1989年，四川长虹发动了第一次价格战，开启了中国家电业价格战的先河。价格战让长虹尝到了甜头，坐上了电视机企业的“头把交椅”。1996年，长虹重施故伎，再次发动价格战。这是最惨烈的一次价格战，战事结束后，长江以北的老牌子除了海信几乎都没有了，长江以南的康佳、TCL等基本上都是20世纪90年代新崛起的企业。这场价格战改变了中国的电视机版图，无数曾经的知名品牌因被迫跟随长虹降价而从市场中消失。
1996年7月12日，周厚健在人民大会堂高声宣布：海信不参与价格竞争，要以“高科技、高质量、高水平服务，创国际名牌”的竞争策略应对长虹的降价。某种程度上，那场价格战是海信的“成人礼”。从那连番的鏖战中幸存下来后，海信开始大踏步前行。
目前，海信已拥有海信电器和海信家电两家上市公司，拥有海信、科龙、容声、Gorenje、东芝电视等多个品牌，已形成了以数字多媒体技术、智能信息系统技术、现代通信技术、绿色节能制冷技术、城市智能交通技术、光通讯技术、医疗电子技术、激光显示技术为支撑，涵盖多媒体、家电、IT智能信息系统和现代地产的产业格局。
海信的成人礼
海信诞生于1969年9月。一个动荡的时代。
那个秋天，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决定，将青岛市“革命职工总司令部”所属的“国营青岛五七工厂”[1] 更名为“国营青岛无线电二厂”，作为收音机专业厂。1970年2月24日，更名的正式文件下发，“国营青岛无线电二厂”就这样诞生了。
1979年，国营青岛无线电二厂更名为青岛电视机总厂。在此之前，“青岛无线电二厂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电视机的年产量才达到2500台”。
在这一年，中国正在进入重大的历史变革中。上一年冬天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刚迈出第一步，国家的经济腾飞蓄势待发。
1982年夏天，一位叫周厚健的大学生来到了青岛电视机总厂。他是1978届大学生，毕业于山东大学电子系。当时厂里像他这样的大学毕业生有十来个。“他对前途并未有太多的奢望，只是想回到青岛陪伴父亲。多年后，当命运把他推上了中国家电业的风口浪尖，他也不能不感慨造化的弄人。”
1984年，海信引进了日本的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当时的彩电引进领导小组中，组长是副厂长李德珍。彩电生产线的引进，使海信第一次有机会站进现代家电企业的序列之中。在引进当年，工厂就生产了10万台电视机（其中9.3万台是黑白电视机），完成了3748万元的销售收入，实现了700.15万元的利税，主要经济指标跃居山东电子行业和全国电视行业的第一位。“青岛”牌彩电一举成为全国的知名品牌。
1985年2月12日，青岛市经济委员会下文，将“青岛电视机总厂”改名为“青岛电视机厂”。其后不久，李德珍担任了厂长。李德珍带领青岛电视机厂创造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年代的奇迹，她也拔擢了对技术痴迷的周厚健。1989年，周厚健进入了青岛电视机厂权力的中枢，成为副厂长、党委委员。
1990年10月，李德珍被任命为青岛市电子仪表工业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兼青岛电视机厂厂长、党委书记，到电子仪表工业总公司办公。周厚健开始代理她在电视机厂的职权。
周厚健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新手，同严厉专断、雷厉风行并擅长演讲的李德珍毫不相同。一如他的名字，周厚健厚道、稳健，不会口若悬河，除了年轻、喜欢冲刺的感觉外，并没有什么过人的地方。
1991年底，李德珍离开了青岛电视机厂。1992年1月，市经委正式任命周厚健为青岛电视机厂厂长，那年他35岁。命运给予他创造奇迹的机遇，而他也毫不犹豫地接受，开始领导这家日后会掀动风云的企业。
上任前的1991年12月17日，时任青岛市长俞正声和周厚健谈话：“在新厂长任命文件下来前，厂里工作暂由你主持。”一周后，周厚健和老厂长李德珍握手，说了一些送别的话。多年后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她那天的最后一句话——
“在世界地图上点一个点，这个愿望我没有实现，愿你们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做出努力，在世界地图上点一个点。”这送别的一句话，看似不经心，却决定了海信日后的跨国路线。也正是从此刻开始，这家偏居山东半岛一隅的电视机厂，开始了自己在中国地图、在世界地图上“点一个点”的长征。
在世界地图上点一个点
海信从1994年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并购。1994年，海信以投资控股51%的方式并购了淄博电视机厂，净增了25万台的产量规模，而投资只花了常规投资的10%-20%。1994年，淄博海信在一年便扭亏为盈，获利238万元，第二年利润便增至800万元。
至1999年，周厚健和他的海信用不超过3亿元的投资，盘活了30亿国有存量资产。
1993年到1996年，海信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低成本的快速扩张，其净资产从不足1亿增加至14亿，拥有7个全资子公司、8个控股公司和若干参股公司，成长为跨地区、跨行业的集团公司。毋庸置疑，火箭式的蹿升，必然与资本运营的后果不可分割。多年后，不少媒体和学术界对海信资本运营的模式颇感兴趣，便有了海信资本运营“八大模式”。1999年，海信30周年的内部刊物《聚焦海信》，解释了“一个新国企的成长奥秘”。它说到了这“八种模式”：
1.投资控股。海信以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与合作方存量资产重新组合，累计投入资本6500万元，其中现金、设备等有形资产4800万元，技术等无形资产1700万元，先后于1994年、1997年成立了淄博海信、贵阳海信、辽宁海信3个青岛以外的彩电基地，净增单班90万台彩电生产能力，并形成华北、东北、西南“三足鼎立”的市场战略体系。
2.债权转股权。将确已无法追回的债权与对方存量资产合作，将债权转为股权，输出技术、管理、品牌，将死债变成“下蛋的母鸡”。1993年和1995年，先后建成临沂海信和肥城海信两个出口机生产基地，净增30万台的出口机生产能力。
3.国有资产异地划拨。依靠政府间的协调，异地划拨国有资产，1994年成立青州海信，形成地区间国有资产的优势互补。
4.集团内企业相互持股。集团内部企业相互持股，优势和资源互补，使资金与技术、行业经验、市场等各自的优势资本融合，由此孵化出新的增长点。
5.内部资产重整。将系统内部零散的无规模竞争力的三产存量资产集中整合，统一管理，统一品牌，使存量资产由量变到质变，形成海信有规模化竞争能力的第三产业。
6.非主业优良资产出售变现。将与主业不相关的优良资产出售变现，实现资本形态的转变和流动，向主业聚焦。
7．海外融资和股份制改造。利用国际资本市场，拓展海外融资渠道，实行中外合资，大规模进军新产业。
8.充分利用股份制改造，支柱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开放资本市场，为海信高科技产业发展募集资金。
依靠这“八种模式”，海信不断地在中国地图上点下一个又一个点。而这一个又一个点的背后，是海信对未来的布局。
1994年，周厚健就开始谋划进入空调产业。1996年，海信率先引进日本的变频空调技术，在1997年就推出了中国的第一台变频空调，从此海信开始进入白色家电产业。2002年，海信并购了北京的雪花冰箱，将业务拓展到冰箱领域。
周厚健的“白电冒险”，在2006年为举国瞩目。那一年，海信成功地并购了中国白色家电巨头科龙。雪花与科龙为国产品牌企业，在空调与冰箱市场上都曾经是“巨人”一般的存在，然而顾雏军将科龙导入歧途，不得已选择出售。
海信并购科龙曾经被描述为“蛇吞象”的故事，而这一并购案被很多海信人描述为“血泪故事”。在并购完成后的前几年，科龙几乎是海信干部的“绞肉机”，很多前程光明的干部被派往科龙，最终却带着失意与落寞回到青岛。
在中国家电业波澜壮阔的戏剧里，海信并购与整合科龙成为一桩经典的并购案例。那场并购使海信在黑色家电与白色家电两个领域，同时赢得了全国性的影响力。
从2004年开始，海信电视已经连续15年排名全国第一，其“霸主”地位已不可撼动。然而人们对于海信电视却丝毫没有“霸主”的印象，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低调的海信好像没有那么霸气。
2015年，海信成功跻身世界彩电三强，成为与三星、LG近身肉搏的中国彩电企业。
与此同时，海信在全球的并购也在展开。夏普墨西哥工厂、东芝电视机业务、斯洛文尼亚白色家电制造商Gorenje……一个个曾经无限耀眼的名字被海信收入囊中。
2018年，海信集团实现销售收入1263.42亿元，同比增长13.76%，海外收入378.29亿元，同比增长29.9%。这意味着，在全球家电市场中，海信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海信集团“大头在海外”的国际化战略，不断加速。
在美洲、欧洲和南非等重点海外市场，海信2018年自主品牌销量均出现较大幅度增长。按照海信国际营销口径，2018年，海信在美国的自主品牌销售量同比增长57.5%，在加拿大市场同比增长106.1%，在欧洲市场同比增长14.1%，在海信最先开拓的南非市场，海信自主品牌销量同比增长41.7%。
1991年冬天，李德珍女士希望周厚健能够带领海信在世界地图上“点一个点”，二十多年过后，周厚健将密布“海信”的世界地图描成了画图。
在挫折与失败中砥砺前行
海信的故事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的故事，它的成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被各种困难、挫折与失败鞭策、推动着，“砥砺前行”。
2002年8月，海信以一场隆重的庆典，宣告海信的“三园一厦”落成，正在按照“3C”的步伐前进。所谓3C，就是计算机（Computer）、通信（Communication）、消费电子（Consumer Electronics）。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与美好预期的布局，它代表了海信对未来的期许。
最早从3C布局中出局的是计算机。曾经异军突起的海信计算机最终变成了一个“鸡肋”，周厚健最终不得不放弃。在那个年代，大部分做电视机的厂商都选择做电脑，但没有一家获得成功，海信、TCL、长虹、海尔……失败者的名单足以覆盖一整页纸。
十几年来，手机业务一直被海信和周厚健寄予厚望。
2001年11月21日，海信第一部C2101手机下线的时候，周厚健和他的工人看到了新生的希望。那一刻，他们不会想到，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因为联通的网络问题，以及手机市场格局的变幻，他们要面对怎样的苦涩。
那一年11月21日，周厚健在黄岛斥资4亿元的CDMA厂房前剪彩。此时，来自上海蜂星、清华科睿、北京普天太力和长远联合4家经销商的意向销售量达到了120万部，超过了海信通信公司第一年100万部的计划产量。
更令周厚健开心的是，“联通老总用的CDMA手机都是海信的，中国国产销售的第一台CDMA手机，也是海信的”。
在2001年12月，联通的老总到青岛，他们一路上不停地用海信生产的CDMA手机打电话——其目的是测试网络信号。
周厚健的判断没错，移动通信会成为时代潮流。海信与日立技术合作的海信通信公司，几乎复制了1984年引进松下彩电生产线“当年谈判、当年投产、当年盈利”的奇迹，一切都看起来很美。
海信手机也的确在市场上异军突起了，高光时刻，它曾经排名全国第五，喧嚣一时的“中华酷联”，后来有了新的称呼，“中华酷联海”。然后，当移动互联到来之后，华为的手机业务崛起为全球第二；中兴虽然受到重创，依旧维持生机；酷派卖身给了乐视，郭德英退场后没多久，乐视与酷派同时陷入死局，联想的移动业务，在经过买来、卖掉、买来、卖去之后，如今只剩下了联想……
对于海信集团、对于周厚健，对于所有的海信通信公司管理者和员工来说，只要不离开牌桌，就有机会。
在追寻光通信中踏进无人区
海信一直在寻求一个新的契机，他们把这个契机叫作5G。他们相信，5G不单纯是一种更好的通信技术，而是一个系统，一个平台。
以此判断，在真正的通信领域，海信似乎并没有落伍，反而因为光通信的崛起而颇为惊艳。
早在2003年，海信就成立了光通信公司，那时候宽带刚刚开始普及。十几年过去了，中国已经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4G似乎将要离场，5G技术即将商用，海信的光通信业务面对的是饥渴的需求。
作为国内少数能够生产高端光通信芯片的厂商，海信的光模块产品在全球位居前列，国内位居第一，其中接入网光模块产品已经连续8年位居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海信率先推出的5G无线光模块产品集成100G业务传输，可以使手机用户达到每秒1G乃至几个G的下载速度。目前，海信的5G无线光模块产品已经开始应用于5G信号基站的建设。
当年海信要做光通信，周厚健与任正非交流。任正非说，千万别碰光，碰光必死。海信碰了光，活成了全球领先，而任正非率领的华为，在手机、通信设备与5G技术方面，都建立了全球影响力。这是他们各自的选择，他们各辟蹊径，终于殊途同归，走进了“无人区”。
2016年5月30日，任正非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做了汇报发言。他说：“从科技的角度来看，未来二、三十年，人类社会将演变成一个智能社会，其深度和广度我们还想象不到。越是前途不确定，越需要创造，这也给千百万家企业公司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公司如何去努力前进，面对困难重重，机会危险也重重、不进则退。如果不能扛起重大的社会责任，坚持创新，迟早会被颠覆。”
任正非坚信，在大机会时代，一定要有战略耐性——华为在它自己的领域走进了无人区。而海信在激光电视、智能交通、智能医疗、画质芯片领域，同样也走进了无人区。十几年来，它默默地在这些领域投入、耕耘，收获，在喧嚣中寂寞，在寂寞中成长，在成长中壮大，成为巨人。
很多人无法理解，青岛市江西路11号的一个小电视机厂，在这50年里是如何成为显示领域的最知名的国际品牌之一？海信的基因是什么？是什么推动了海信不断出海？海信的未来在哪儿？
周厚健说，是一代代海信人对技术的执念，对未来的信念。他相信，某种程度上，海信就是中国。
芯片商用：追逐的长梦
2016年7月，欧洲杯决赛即将到来的时刻，赛场上是铺天盖地的海信绿和洗脑般的大标语“海信电视，中国第一”。欧洲杯即将落幕，按照计划，周厚健作为海信集团董事长的故事也应该在一年后的2017年8月落幕。这是他一直在等待的时刻，退休意味着他可以告别高强度的工作，专心致志地与病痛斗争，享受高质量的生活。然而，他的计划突然被叫停了。青岛市吹了“加时赛”的哨子，他 “被延期”退休。欧洲杯决赛前的海信集团高管内部会上，传达了上级的这一决定：“周董不能60岁退休，延长其退休年龄，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和财富的延续，也有利于海信的持续发展”。在青岛市看来，创始人企业家是社会的宝贵财富。这是青岛的开明之处，对周厚健却是一场身心的考验。他还将继续高强度工作，同时继续忍受顽疾的折磨。
周厚健在会上表示：几十年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令其身体疲惫，早生退意。但他服从市里的决定。这一决定也是对海信经营团队的充分肯定。“延长退休，我会利用这些时间坚定地把激光电视做起来，首先，使其成为海信传统旗舰产业的新生力量，这是海信难得的领先世界的机会。其次，把智慧城市产业的梦画圆。海信的智能交通产业已经全国第一，且达到了30亿元的规模，我相信海信智慧城市未来的产业规模会在200亿元左右。其三，把医疗电子产业做出态势。海信医疗利用精准医疗和显示技术的叠加优势，在计算机辅助手术方向上已经取得了国际领先的产品机会。而加快技术投入，做大产业规模是完全有条件的。其四是金融服务产业化。我将和大家一起全力以赴把这几部分业务真正做出态势来！”
周厚健是技术员出身，多年来，他一直渴望并努力在技术上实现突破，以成为行业的领导者。十多年前，周厚健多次参加海外的电子产品展览会，他发现在平板产品的外观设计上，与日本、韩国企业之间的差距正在缩短，“也为国人挣回了点面子”，但是内在技术上的距离却依旧没有改变。他感慨：“我曾经讲过，我们最大的危机在技术上。我们与国外同行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大，大到已不是时间上的概念，而是‘空间’上的，这是中国消费电子产业这个行业的集体‘软肋’”。
本世纪初，海信集团选择数字视频处理芯片作为开发方向。那是所有电视机芯片中开发难度最大的一款，“信芯”项目便诞生了。2005年，当装有“信芯”的海信电视下线后，中国自主芯片设计从此成为国际舞台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信芯”的不断升级，使海信赢得了尊重。但2015年11月，周厚健在内部邮件中再提芯片：如果没有自己的芯片，我们永远是二流厂家，所以一定要站在海信生死存亡的角度来看待和行动。周厚健的道理很简单：没有自己的芯片，就没有自己定义产品、实现差异的主动权。而“差异化”是摆脱“跟随”国外技术的唯一出路。
“芯片帝国”，成为了周厚健追逐的长梦。他想退休前看到结局。
海信集团从2014年8月份开始业绩出现下滑，到2015年7月，利润下滑的幅度超过了18%。“18%意味着什么？”周厚健说：“崩溃。”海信集团没有崩溃。
“到了2015年9月份就开始增长了。我记忆当月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几，11月份利润增长了四倍多，增长的幅度很大。到年末实现全年增长，利润、收入、出口、纳税都是增长的。”周厚健说。
海信集团成功地度过了危机。
在青岛市委决定要周厚健打一场“加时赛”后，周厚健心想，他正好可以培育那些“我应该做好却没做好”的产业，给海信奠定一个更好“态势”。这个更好“态势”，就是他在高管会上所说的“四个梦”。这“四个梦”也是周厚健的野心。他一直希望海信变成通用电气（GE）那样的公司。今天的海信拥有海信电器（600060）和海信家电（000921）两家在沪、深、港三地的上市公司，同时成为国内唯一一家持有海信（Hisense）、科龙（Kelon）和容声（Ronshen）三个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集团。
2015年，海信集团实现销售收入990亿元，在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名列第五。按照很多企业的“做法”，海信原本2年前就可以销售收入过“千亿”。但周厚健一直压着“不让”。他需要的不是数字，而是海信的未来。
尽管如此，周厚健还是想让海信“快”起来。几十年来，他一直倡导“稳健”的风格。但变化却在加剧。他希望海信除了拥有突破性技术，还能尽快适应移动互联网场景，在动态竞争中建立自己的地位。对于“加时赛”，组织上没有给出期限，这得看他的身体。“从健康情况看，周董早就想退休。”医生说，常年的投入和压力，病痛的折磨，若非周厚健的毅力太强，则很难坚持下去。
既然已经接受了“加时赛”的裁决，周厚健就希望梦想成真。
欧洲杯赛场上“海信电视，中国第一”的醒目汉字，也是海信人给自己信心和产业定位。周厚健说：我一点不夸张的讲，没有海信的话，中国的彩电制造业“就剩机壳了”。 将海信定义为中国“彩电之王”，已不会再有争议。他的同事说，周厚健就是中国彩电业的“堂吉诃德”——一个理想主义者，带领海信在原本没有任何技术优势的产业里孤独战斗。
转折点是从芯片开始的，“信芯”使海信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显示芯片。
接下来的战争演变到了模组。周厚健说，模组就是电视的屏，这个屏由玻璃（面板）、驱动和背光灯综合而成。以前模组都是面板企业来做，它们因为相互竞争激烈，就拼命把模组功能完善成一个整体，将信号处理、图像处理功能都捆绑进去，留给彩电制造商的机会只剩下了机壳。
有一次周厚健参加一个电子展，跟一位面板企业负责人谈，说：“你们这么做的话，我们干什么呢？”对方说：“周董，机壳也大有可为啊。”周厚健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下令海信必须做模组。做模组就需要面板，周厚健就跟所有面板供应商谈：“我要做模组，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供面板？”“全世界所有的企业都不供，斩钉截铁的不供，他不供面板我怎么做模组？如果我们做模组的话，不就把他们向整机延伸阻断了吗？”
周厚健天生犟脾气，他坚定地要做模组。在寻找面板配套商上，经过一次次碰壁后，也终于获得了突破。台湾奇美电子同意了，日本日立公司也同意了……周厚健跑去找信息产业部领导，前后汇报了五次。“做模组是唯一可以阻断国外来侵蚀我们电视制造业的办法”。海信做成了模组之后，信产部召集7家企业来谈共同做模组的事。“最后在部里推动下，全国都开始做模组。现在国内大量使用的模组是由整机企业来做。整个彩电的创新就在面板之外了，主动权又回来了。”周厚健说。“如果没有这个阻断，那就根本不可能有我们的ULED。ULED就是用每小块面积的图像来调制其对应的背光亮度。制造业是要伴随研发的，加工业不需要搞研发。如果任‘他人’延伸到电视全部，而不做上述‘阻断’，何谈中国电视制造业？”
周厚健是个技术狂。海信集团一直崇尚技术，这与周厚健密切相关。一家技术驱动的公司，如果最高领导者没有技术背景，就很难在技术创新方面出现重大突破。
作为企业家，周厚健也正在进行他的决赛。这是一场鏖战。残酷的是，他提前知道了这是他个人的“加时赛”。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与未来的竞技，也是一位企业家与时间的赛跑。
中国海信成为主角
2016年7月10日，葡萄牙1：0战胜了东道主法国队，夺得了欧洲杯冠军。除了葡萄牙人之外，最大的赢家非海信莫属，它创造了体育营销的奇迹。
两年之后的夏天，俄罗斯世界杯，海信又成了大赢家。
海信官方微信公众号在一篇文章中说：海信是“欧洲杯56年历史上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全球顶级赞助商，2017年4月，海信又成为2018年FIFA世界杯官方赞助商，是世界杯设立近百年以来首个中国消费电子品牌赞助商”。“相关数据显示，仅仅在2016年欧洲杯期间，海信的全球知名度就提升了6个百分点，二季度欧洲市场销量提高了65%，而且，体育营销带来的品牌溢价和长远影响依然在持续。
2017年，海信在欧洲、南非、澳洲、北美、日本等主要市场均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态势，即便在以挑剔著称被视作最难进入的日本家电市场上，海信也已经成为日本本土品牌之外市场份额最大的品牌，2017年销量同比增长79.3%。进入2018年，海信品牌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继续稳步增长，不断刷新外界对‘中国制造’的认知。”
德国《经理人》杂志甚至称：“本届欧洲杯最大的赢家是海信。
俄罗斯世界杯说来就来了。2018年夏天，杨祥玺在《历史转折中的世界杯》一文中写道：
2015年，日本企业夏普由于在欧洲市场节节败退，退出了欧洲杯顶级赞助商的家电品类，有丰富的体育赛事赞助经验的海信，被欧足联看中并主动邀约。
与此同时，在夏普退出欧洲杯赞助商的同一年，海信还收购了夏普美洲业务。
2017年4月，海信成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官方赞助商，取代的正是全球市场竞争对手“索尼”的位置。
7个月之后，海信宣布以129亿日元的价格收购东芝电视（最终交割价格为59.85亿日元，约人民币3.55亿元），后者曾是两届界杯的官方赞助商。
这不由让人想到，1997年三星顶替摩托罗拉成为奥运会赞助商，7年之后的2004年，三星即进入全球最有价值品牌榜排名前20位，成为全球顶尖消费电子品牌。
海信在欧洲杯上接棒夏普，在世界杯上取代索尼，与当年三星顶替并超过摩托罗拉一样，接棒背后隐含着世界显示行业霸主地位的更替。
从技术进步尤其是显示技术更迭的历史维度而言，海信成为俄罗斯世界杯官方赞助商，并受国际足联委托专项开发赛事直播显示产品和技术，其实也意味着，全球显示技术进步的“主阵地”，已经从日韩转移到了中国。
近些年来，世界杯历史上的两次转播权，都推动了电视技术的发展。2002年韩日世界杯引入超高速摄像，让球迷体验到精细瞬间的震撼。2014年巴西世界杯首次引入了4K转播，索尼一时风头无两。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尝试以UHD超高清和HDR高动态技术信号进行赛事转播。这一次，中国海信，成了主角。
很快，海信完成了国际足联委托的世界杯定制产品的开发，自动体育模式、球星识别和图搜交互技术等AI黑科技，直接改变了今年世界观众观看世界杯的方式。
海信何以成为海信？
海信，1994年确立的名字代表了他们的理想与寄托，代表了海洋的壮阔与诚信、信任、信心以及信仰。他们试图为这个世界制造能够与其相匹配的产品，使之变得更加美好。他们也试图寄予这个时代足够的尊重——“言之所以为信者，信也。言而无信，何以为言？”
海是海信的胸怀，信是海信的基石。
在海信，干部业务上出现过失，被定义为能力问题；但诚信上出现过失，则被定义为最基本的原则问题，是不可原谅、不可宽恕的问题。
周厚健始终相信，诚信是海信的基石。
他曾经说过：管理是一个“附着物”，它附着在文化上，文化才是根基，也就是我们常讲的风气。无法想象没落的文化上能附着健康、有效的管理。因此只要文化不健康，再好的管理规定是无法落地的。
海信之所以成为海信，首先是因为信。
（编辑 季节）
南庄村，位于福山区门楼镇，紧邻门楼水库，共有村民270户、753人，村“两委”成员4人，党员28人，全村共有耕地400亩，其中村集体耕地100亩。2016年，南庄村党支部领办福山区魅力南庄合作社，不仅种上了樱桃、苹果、桑葚等经济作物，还打造集山上观光休闲和山下民宿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2018年实现集体收入200余万元，社员分红120万元，每户年均增收4500元。原本落后的小山村迈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近年来，南庄村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载体，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政治引领作用，凝聚人心、整合资源，带领党群干群合力发展，谱写了齐心协力、富民强村的创业篇章。
党群同心打赢“翻身仗”
南庄村是由两个自然村合并而成的行政村，过去村党组织长期软弱涣散，内斗不断，根本没有心思搞发展，就连村党支部办公用房都是租借的村民瓦房。
2009年是南庄村蜕变的起点。当时，“在外能人”彭利民准备回村竞选村党支部书记的消息“轰动”全村。大家十分疑惑，纷纷询问，“听说你在外面发展不错，为什么还要回来趟这潭浑水呢？”彭利民当时并未回答。当选后，他用了3天时间挨家挨户拜访了全部党员，听取他们的想法和意见，初步了解了村里的大体情况。第4天晚上，他召开了第一次党员大会。他用铿锵的语调对大家说：“大家斗了这么多年，教训是什么？就是越斗越穷！再不团结起来搞发展，还会继续受穷，将来我们就是南庄村的罪人！我回来的目的，就是和大家一起拔掉穷根、共同致富，让老百姓都以身为南庄村民为荣。”
正是这番话，令南庄村党员群众陷入了反思。
“当时彭书记的话戳到了心坎上，村里斗来斗去乱成一团，每个人都要负责的。”10年后的今天，老党员张树本对当年那次会议记忆犹新，那次会议让大家认清了现实、坚定了信念，要稳定，要团结，要齐心协力抓发展，彻底改变南庄村的落后面貌。”
有了发展共识，但从哪里突破呢？面对村内无启动资金、无集体资产、无优势资源的“三无”现状，村党支部经过反复论证，确定了盘活土地资源、集约发展的思路，村党支部发出“动员令”，号召向荒山要土地。
没有钱，党支部成员自掏腰包！没有人，党员带头领着干！在村党支部的示范带动下，村民们纷纷义务出工，加入到垦荒拓田的队伍中来。挖掘机等重型设备无法作业的险陡区域，村民们就用铁锹一铲一铲地挖，在党员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仅用半年时间，就开辟荒地60亩，外运渣土20余万方，栽种大樱桃2000多棵，把荒山荒地变成了致富宝地。
为扩大生产规模，村党支部决定对村内散葬坟实行统一集中管理，由村“两委”成员带头，党员包干，分片联系群众上门做思想工作，仅用2个多月时间便将全村362口散葬坟全部迁至村西公墓，又腾出集体土地80亩。就是利用这140亩地，南庄村于2010年正式启动了“魅力南庄”项目，成功迈出了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一步。项目启动后，南庄村又陆续流转了近300亩土地，2016年，村党支部领办成立了“魅力南庄”农民专业合作社，进一步规范之前的合作经营模式，迈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村庄富不富，关键看支部。党员干部要领着群众干、干给群众看。我们也没有致富法宝，有的就是一帮干事的党员、一帮信任我们的群众。”彭利民这样总结南庄村10年发展历程的宝贵经验。
目前，南庄村“魅力南庄”合作社入社率达100%，村集体占股78%，累计投入1000余万元，种植樱桃、苹果、桑葚等各类经济作物1万多棵。
转型升级拓宽“致富路”
南庄村的突破发展，是在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促进了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但以种植业为主导产业的经营模式也使合作社遇到了瓶颈。
“虽然大樱桃是高附加值经济作物，但依然属于初级农产品，如果不主动与深加工、服务业等二三产业对接，就只能通过简单贩卖盈利，受市场波动影响大，议价能力低，盈收渠道窄。”一位农业种植专家来村指导大樱桃种植时说道。
南庄村何尝不想延长产业链条、做大发展蛋糕？但如何与二产、三产对接，南庄村党支部还没有思路。从那时起，村党支部开始慢慢酝酿产业转型升级，找准时机推动农业走“三产融合”的发展道路。
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兴起，萦绕在南庄村心头的发展难题逐渐被破解。南庄村地理位置优越，紧邻门楼水库，也是城区通往千年古刹国露寺和革命圣地狮子山的主干路，交通便利。依托良好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村合作社开辟了大樱桃采摘园，搞起了周末短途“微旅游”，承办了2016年烟台大樱桃节，进一步提高了南庄村游览景观的知名度。
尽管大樱桃采摘让合作社尝到了“体验经济•休闲农业”的甜头，但由于采摘周期只有1个多月，它对合作社整体收益的提升还没有实现质的飞跃。为实现集体经济长远发展，村党支部把村庄的发展重心转移到生态观光旅游上，决定将“魅力南庄”项目拓宽升级，打造田园综合体。
但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部分党员和村民的反对。
“搞田园综合体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大额资金的持续投入。大家觉得，虽然村里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了钱，但要搞田园综合体，就得把多年的积蓄全部投进去，甚至还要面临举债发展的风险。”彭利民说，但我们支部成员坚信，这条发展道路是正确的！不管多大压力，我们都要迎难而上！
通过多次召开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反复讨论，终于研究出一套大家认可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抱粗腿、靠大树”，积极向上级争取、向社会融资，撬动发展杠杆。
2017年，南庄村凭借较为完善的产业基础和配套设施，被确定为福山区乡村振兴示范村，得到了区镇两级的大力支持，聘请上海圣博华康创意公司对全村进行了总体规划，确定了“五福”功能板块和19个文娱项目，不断提升“魅力南庄”田园综合体的层次和规模。
惠及民生共享“发展果”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通过发挥党支部的引领作用，带领党员群众干事创业、共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南庄村党支部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村民生活的持续改善，经讨论研究，村党支部决定每年拿出合作社30%的集体收益专项用于村居改造，截至目前已累计投入资金200多万元，硬化村内道路8000平方米，安装路灯85盏，高标准修建集党员活动、学习阅读、文体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村级活动场所。
“以前一到晚上外面黑咕隆咚，老百姓都在家打牌打麻将。下雨下雪，路上全是泥坑，都出不去门。现在好了，灯亮了、路硬了，老百姓白天去文化大院拉琴唱歌，晚上在广场跳舞锻炼，心里美啊！”南庄村李大妈穿着村里发的舞蹈服，乐得合不拢嘴。
“我们的发展成果是支部带领群众一步一步干出来的，现在村里有钱了，应该让群众享受到发展红利。”彭利民说。如今，南庄村已经构建起集“吃、住、行、游、娱、购”为一体的全方位旅游体系，多个经济增长支点带动实现了村强民富。
如今虽然村集体富了，村民生活好了，但村庄依然沿袭着“遇事多商量”的传统，村里的小事按照村规民约村民商量着办，大事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合作社的账目定期公开，接受社员监督，让一切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共建共享，真正让群众享受到合作社带来的效益，是南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成功的关键。”门楼镇党委书记张海涛说。
南庄村10年间励精图治、成功蝶变，从一个乱村、穷村蜕变为乡村振兴示范村，关键在于党支部的核心引领作用。尤其是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后，带领党员群众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实现了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书写了一幅支部引领、党员带头、共建共享的壮丽画卷！
启示：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从领办合作社发展樱桃、苹果、桑葚等种植业，到升级打造“魅力南庄”田园综合体；从一个贫村、弱村、乱村，到实现村集体收入达到200万元，关键在于有一个号召力强的支部带头人，有一个凝聚力强的支部好班子。实践再次证明，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基层政权振兴，关键在于基层组织振兴，只要党群一心、群众抱团，就能激发出一往无前的战斗力。
（编辑 宋斌斌）
衣家村，是一个“袖珍村”，位于栖霞市亭口镇驻地以西11公里的大山腹地。它很小，只有57户、126人；它很穷，村集体仅有几间办公室，全村有灌溉条件的耕地不到30亩；它缺路，上山的土路不足半米宽，苹果、樱桃收获季，只能靠肩挑手抬；它更缺少希望，30多人常年在外打工，季节性外出打工的人数占到全村劳动力的80%，留守的大多年老体弱……2016年，村集体经济收入不足1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0.8万元，是一个典型的积贫积弱的穷山村。
就是这样一个小山村，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仅用两年时间，打通了长5.5公里、宽5.5 米的环山路；修起了蓄水池，56公里的输水管网通到每家果园；荒废几十年的土地平整出来种上了苹果、大樱桃；建起了藏香猪养猪场，10个玉木耳大棚拔地而起……
如今的衣家村，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全村展现出不一样的“精气神”。预计到2019年年底，可实现村集体收入20万元，人均收入1.4万元。而这些变化都与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壮大集体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忘初心 把老百姓重新聚在党旗下
“变压器装好了，为我们玉木耳大棚解决了用水用电的大问题，明年春上，就能挂袋养木耳了。一棚木耳一年可实现收益10多万元！”2019年10月2日上午，在衣家村西南的玉木耳种植区，村党支部书记衣元良正和国网栖霞市供电公司总经理刘炳言商量着电网改造的事儿。
“这里是新硬化的山路，这里是正在建的蓄水池……”衣元良对沿途的建设成果如数家珍，沿着他们用大锤和镐头开出的山路来到山顶最高处，一面鲜红的党旗迎风飘扬，格外引人注目。
在山下的村史馆里，另一面边缘破损的旧党旗被庄重地悬挂在玻璃橱窗里，上边15位党员的签名诉说着它不平凡的经历。
2009年，当过14年兵的衣元良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时，面对的是这样一种现状：班子软弱涣散，办公室因年久失修而坍塌，村集体长年没有一分钱收入；村民人均纯收入始终没超过5000元，贫穷似乎在这个小山村扎下了根……
衣元良心里憋屈：不能再穷下去了！宁可干穷了，也不能等穷了。可是怎么干？他一直在苦苦思索。
2017年初，烟台市委号召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多年的苦闷，仿佛一下子有了答案。必须走‘党支部引领’之路，必须把老百姓重新聚在党旗下！”衣元良连续三天三夜拉着村委会主任和会计合计，然后入户走访，说服村民加入合作社。从2017年5月开始运作，7月8日全村绝大多数村民同意并加入合作社，9月6日，“一点园”果蔬专业合作社正式取得营业执照。
面对缺钱、缺劳力的困局，一种带有鲜明“衣家色彩”的模式被创造出来：合作社由村党支部领办、村民自愿参加，每名户口在村里的村民都拥有一股“原始股”。合作社运行后，实行“工票制”，社员（群众）参加集体劳动后，合作社按男劳力120元/天、女劳力80元/天的标准发放工票，满2000元可折合一股“创业股”，“创业股”可以按股分红，同时可以用于购买灌溉用水、果树苗和水利管线。
衣元良拿出一面党旗，和十几个党员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插在了开山的工地上。
践行初心 石头硬，锤头硬，不如咱的意志硬
“这把大炮锤，蜡木杆震断了五次，锤头两边都砸开花了，当时要修路，村里啥都没有，衣忠海就把自己家的炮锤拿出来了。”村委会主任衣忠省说起村史馆这把大锤，仍然无限感慨。
合作社成立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进山的路修通、把水通到果园地头。但据工程专家估算，至少需要400万元的投入，这对衣家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党员干部带头干，凝聚起全村人的力量，任何困难就不再是困难。”不服输的衣元良常说，看看是石头硬、锤头硬，还是咱的意志硬！
没有资金，请不了修路队，那就自己干。2017年9月，衣元良带领村民在山脚下砸下了修路的第一锤。
谁真心实干，谁和群众同坐一条板凳，群众就会和他同一条心。衣家村全村劳动力不过三四十人，为了修路，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成了修路工。“共产党员带头干，我也使劲干，我活一天干一天！”2017年9月，当时已81岁高龄的杨淑兰扛起铁锹上了山。
上午7点到11点半，下午1点到5点半，一整天的时间村民们都在山上，冬天天黑得早，村民们拿着手电筒砸石头运沙子，下大雪也不停工，就这么一镐头一铁锨，衣家村人在这座莽莽大山中生生劈开了一条路。
衣元良很是愧疚：“虽然记了‘工票’，可至今没有兑现，但没有一个人提钱的事，就是干！”
村民衣忠波并不在意：“这不单是村里修路，更是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党支部真心实意为老百姓着想，我们不干谁干！”修路的那段历程也让村民王秀芳很自豪：“以后和孩子说起来，这条路是我们自己修的，多好！”
山路通了，衣家村发展的路也通了。有了车，生产物料几分钟就能上山，樱桃苹果熟了，能快速运到市场。围绕着这条路，衣家村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建了起来：打了2眼深水井，整修了3处废弃的坪塘，新建了1处800立方米的高位蓄水池，全村近350亩果园架设滴灌设备。尽管2019年胶东大旱，但衣家村的樱桃都浇上了水，村民衣进争家的樱桃还比前年多卖了8000多元。
永葆初心 带着老少爷们富起来，腰杆挺起来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一个村级党组织，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就是带着老少爷们富起来，腰杆挺起来！”对于“初心和使命，衣元良有着自己朴素的理解。
如今，看着一张张“工票”，衣元良还是睡不好觉，“成立合作社，发动群众的时候，我们对老百姓有着庄严的承诺，绝不能让老百姓失望，这些‘工票’，要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
在开山路的同时，路两边一块块荒废已久的撂荒地也被平整出来。村党支部经过深入考察后，决定在环山路沿线栽种“晚红脆”桃树2500棵，相当于增加集体果园40亩，预计每年可增收20万元。同时，针对社员现有300多亩土地种植樱桃多、苹果少，品种老、树龄长的实际情况，由合作社统一负责，逐步减少老品种，种植新品种，保障合作社和群众收益最大化。
“农历八月十五，我们的藏香猪正式出栏啦，猪肉价格是普通白毛猪的5倍以上。20多头猪卖了63000多元。”衣元良说道，2018年他们第一批购买藏香猪102头，发展藏香猪生态立体养殖，让藏香猪与山上的果树和谐共生，仅此一项年可增收30万元。
烟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于涛表示，衣家村从一个一无区位优势、二无自然资源、三无年轻劳力、四无外来帮助的小山村，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把群众组织起来共同奋斗，短短两年时间，实现了集体增收、群众致富，提升了党组织的组织力，改变了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这样的精神着实让人感动。。
“若是以后村里的孙辈儿们问起前辈艰苦奋斗的故事，带他们来到这里就能找到我们当初发展村子的‘初心’。”衣元良指着新建成不久的衣家村史馆说道。现如今，衣家村同步打造了党员干部“三同”教育基地，发展集生态养殖、采摘体验、休闲观光、党性教育等为一体的特色乡村旅游；建立了衣家村电子商务平台，实现旅游信息线上发布、庞家果品线上销售。在收益分配上，收益的70%面向社员进行二次分红，30%作为集体收入，预计社员年人均增收7000元，集体可收入40多万元。站在衣家村的山顶向下望，两年前用大锤和镐头开出的上山路，串起了满眼的希望：苹果树、樱桃树、桃树，漫山遍野；坪塘、水库、蓄水池如颗颗玉石点缀其间；养殖场里藏香猪在撒欢奔跑；10个玉木耳大棚如片片风帆……
启示：崇尚奋斗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基因。衣家村党支部以不等不靠的奋斗精神引领村庄发展，采用“工票”折价入股，干群一心通路、打井、修蓄水池，主动谋划发展樱桃种植和藏香猪养殖，在无资源、区位、人力等优势的情况下，激活内生动力，脱贫脱弱，以实际行动践行“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是新时代艰苦创业的典型，是新时代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典型。在衣家村“奋斗兴村”的过程中，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体现在集体增收、群众共富上，更重要的是把党组织和群众拧在了一起，改变了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夯实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编辑 宋斌斌）
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主要做法
基本形式
把党支部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合作社的经济优势，以及群众的能动性结合在一起，由党支部书记或者是党支部成员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以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入股，群众以土地、资金、劳动力入股，建立起村集体和群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用类似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进行管理和监督。
具体的发展模式
各地各村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产业基础各不相同，我们要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因村制宜，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因村而异。目前各县市区探索了合作社经营管理三种基本模式：
第一种是村集体独立经营。
第二种是村企联营。企业一般以资金入股合作社，并提供技术指导、统一标准管理、产品统一收购，借助企业的经济、技术、管理和市场营销优势，解决合作社发展资金、管理经验不足等问题。例如栖霞市某村合作社搞苹果换代，企业负责前期投资，前4年无果期按每亩1000元付给群众作保底收入，第5年有收益后，除去生产成本的纯收益，村集体收取5%管理费，其余按4：3：3的比例分别给投资企业、第三方管理企业和入社群众分红。待企业收回投资成本后，再适当降低企业分成比例。又如招远市某村通过“确权确股不确地”实现全村土地流转，组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聘请专业人员负责经营管理，村集体、全体村民和农业开发公司三方组建合作社，村集体和村民占股51%，公司占股49%。
第三种是对外承包经营。党支部成立服务型合作社，统一流转土地形成规模，配套基础设施、新上项目后，再将土地分片承包，解决村集体管不过来的问题。
此外，我们还建立了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联合社。
这些做法都是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今后还会涌现出更多样化的管理模式。但不管哪一种形式，牵头主导的都是党支部，一切工作必须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党支部拥有话语权、决策权和分红权。
现行法规的制约和变通
一些现行的政策滞后于我们的实践。比如，受法律制约，目前村党支部不能直接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我们如何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采取的办法是：由党支部成员代表村集体，以个人的名义联合5个以上村民，注册成立有法人资格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然后，村集体以土地、资金或其他固定资产入股，组织群众以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入股。
支部成员虽然是以个人名义注册合作社，但他代表的是村集体。所以我们还设置了两个“约法三章”：
一是与党支部成员约法三章。我们在章程中明确规定，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理事长应该由党支部成员（主要是支部书记）担任，支部成员职务如果终止（如在村“两委”选举中落选），就应该主动辞去理事长职务，因为其代表的是集体，不是个人行为。
二是与合作社群众约法三章。合作社的基本原则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但退社必须以不损害集体和其他社员的利益为前提。没有进行土地流转的服务型合作社，社员可以随时退社，但是已经流转的土地，合作社已经对这片地进行了土壤改良、品种更新，新建了水肥一体化设施，这时要退社就不能自由了。这要提前和群众约定清楚、签好协议。
因为实践在先，一些新的情况还没有法律法规可鉴，我们只能在现有法律下进行部分变通。我们建议针对上述情况，国家相关法规应进行相应的调整。
合作社的检验标准
习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振兴，同样是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方式的一种新的道路。中国特色的本质特征在于：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的本质特征。我们抓乡村振兴，第一位的工作就是抓党组织的建设，党组织工作不仅聚焦于产业发展，同时要巩固党在农村的基础，不能丢掉农村的阵地。所以，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必须依靠党的领导来实现，在工作中也必然要加强党的领导。
第二，坚持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是我们和西方发展道路的重要区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农场主收入可以非常高，但贫富差距的问题无法解决。我们的乡村振兴，不管是能人还是老弱病残，都要过上幸福生活，都要全面发展，一个也不能掉队，这在今天我们推进农村脱贫攻坚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要提高党员和村民的入社比例，让尽可能多的贫困群众入社，让更多的农民提高收益，防止大户控制或大户垄断，防止形成“精英社”。比如栖霞市提出：合作社中单个社员股权不能超过20%，农民二次分红的比例不能少于40%，这就比较好地保障了群众的权益。
第三，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习总书记强调，农村改革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现在有些人主张土地私有化，这是十分错误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和根本特征，是实现最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如果我们把私有化作为改革方向，那岂不是又会分化出地主和贫农，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如何体现，只要我们是共产党，只要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也是我们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的本质特征。
我们在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过程中，具体方法可能各种各样，但这些基本原则不能突破，不管什么类型的合作社都要拿这三个标准衡量，符合这几个标准才可以创新。
2019年3月，我们编印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操作实务30问》小册子，针对关于如何确定合理的入股办法和利益连接机制，如何选择合适的产业，如何获得启动资金等等具体的做法，其中有方法有实例，市、县、乡、村四级全覆盖，给基层推进指点迷津、提供借鉴。我们依托烟台党建微信公众号，开通了网上服务平台，其中开辟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栏目，对相关问题答疑释惑。
目前的成效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经呈现出全域勃发、星火燎原的发展态势，给烟台市乡村带来了明显的变化。可以说一招破题、全盘皆活。
第一，农村干部的精神面貌大大改观。
我们做基层组织工作的同志都有体会，农村书记一般都不太会讲，问一句说一句，甚至经常是乡镇书记替他回答。现在我们领办合作社的书记个个劲头十足，自信满满，到村里去调研拉着你，看项目时详细介绍，这种局面在两年之前是没有的，通过组织带领群众致富增收，极大地提高了党支部威信。
蓬莱市槐树庄村书记李军，是80后的青年。他带领党员干部和群众，采取出义务工的方式，仅用2个多月时间，就开发荒山近200亩，去年冬天又开发100亩，规划了生态种植区、有机养殖区，还计划种植金银花等中药材及桑椹、樱桃等经济作物。为了吸引群众，他带头把自家经营的农资店和10亩地无偿地捐给合作社。他在山上干活摔断了腿，腿上打着石膏，拄着拐，仍在山上带领群众干活。
莱阳市西石河头村本是个贫困村，合作社流转的土地从第一年的60亩扩大到第二年的330亩，目前村里90%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在合作社用地的对面，是两个大户的土地，他们看到合作社发展的势头很好，也想流转群众的土地，但不论价格提到多么高，都没有群众愿意加入。因为群众从党支部的行动中看到了他们为民办事的决心。
很多村党支部书记的情怀和境界让我们非常感动，蓬莱市三里沟村党支部书记，本来经营一家物流公司，年收入一百多万元，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后，他把时间和精力全部放在村里，只能把企业交给别人经营，每年收取承包费5万元，个人在经济上的损失是很大的，但是他痴心不改。栖霞市黄口村党支部书记，为流转土地成方连片经营，带头把自家27亩果园砍掉，其中有一半以上是5-8年的盛果期果树，砍树的时候家属直哭，但是他自己义无反顾。栖霞市下门楼村党支部书记，面对有的群众不愿意把流转区域内土地入社的问题，将自家4亩盛果期果树与群众置换，把利益让给群众，但是他心甘情愿。
有不少干了几届的老书记，之前籍籍无名，为什么到这两年才崭露头角？有两点至关重要：第一，在上级的引导指导下，他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强村富民之路；第二，在带领党员群众战天斗地、干事创业的过程中，他得到了历练，得到了群众的认可，真正成为群众的主心骨。任何一个好的带头人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数事实证明，不是有了一个好书记才能办起一个合作社，有了党组织的教育培养、有了火热的实践，完全可以锻造出好的带头人。现在这样的书记越来越多，真是“遍地英雄下夕烟”。
第二，党组织的组织力大大增强。
领办合作社之后，党支部和群众通过股份紧紧地扭在一起，以股连心、连责、连利，党支部开展工作有了抓手，群众对集体有了依靠。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最大的优势是组织群众。群众入社之后，不仅有了经济的收益，更有了组织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促使大家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奋斗。有些村出现了群众自发投资投劳、参加集体劳动的火热场面，有的村干成了几代人不敢干、干不成的大工程，这些现象都是组织起来的群众创造的成就。
栖霞市衣家村地处深山，一无区位优势、二无自然资源、三无年轻劳力、四无外来帮助，山路崎岖，是典型的穷村弱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后，衣家人真正成了“一家人”。村党支部书记衣元良创造性地发明了“工票”制度，以工代股，把群众组织起来自力更生、战天斗地。党支部一吆喝，全村男女老少早出晚归齐上阵，工地天天热火朝天，老人们都说几十年没有这种气氛了。仅仅7个月的时间，5.5米宽、5.5公里长的环山路直达山顶，2处海拔300多米的蓄水池拔地而起，350亩果园架设了滴灌设备。过去在外面工作的衣家人都不愿意回家，现在被村里的氛围所感染，纷纷捐款捐物，支援家乡建设。衣元良书记感叹：“老百姓还是那些老百姓，但组织起来以后就大不一样了，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力量难以想象！”
莱州市田家村，过去曾经为了修一条水渠，花了7年时间动员4户村民拆掉自己的违建房，就是拆不动。成立合作社之后，村里群众看到了党支部带领大家干事的决心，三天就拆除了违建。有个老党员看到村集体没钱，就把自己分的口粮地无偿地捐给合作社，不要钱也不要股，只是为了表达对支部的信任和支持。槐树庄村一个贫困户主动要把自家院内几百年的金丝槐捐给合作社，因为他看到组织的力量和发展的希望，希望为村里贡献一点力量。这样感人的事例比比皆是，再现了当年胶东群众为支援革命“最后一粒米送军粮”的热情。
过去我们的“三会一课”内容缺乏吸引力，甚至开会还要发误工补贴。现在大家参会的积极性非常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支部的事、村里的事就是自己的事。我们感到，没有合作社这个平台，农村基层党建就很容易流于形式，党建和乡村发展就会成为“两张皮”。现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党建和发展相结合搭建了平台，党支部站在乡村振兴的第一线，在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组织群众中，党建做实了，党的执政基础也做实了。
第三，强村富民实现双赢。
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组织起来为什么就能增收？
从集体收入看：分田到户后各家承包田之间都有间隔，浪费了大量耕地。土地联片后，1000亩地一般会多出150亩。
从群众收入看：一是土地流转增加了收入。乡村老人多没有劳动能力，承包地荒废在那儿，加入了合作社，土地流转费每亩在500-2000元之间，脱贫就没有问题。二是节约生产成本。合作社有规模效应，买化肥农具可以按批发价格算，比一家一户采购节省很多。三是抱团取暖增加收入。一家一户农户卖苹果没有定价权，甚至各家对收购商竞相压价，而合作社统一销售有品牌效应，可以保持售价基本稳定。小农户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抗击市场风浪。四是农业转型升级增加收入。如栖霞市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与农业产业园联合，大面积种植改良品种，每亩产值至少增加一万元。五是分红增加收入。一般合作社都规定，每年从生产收入中提取5%公积金用于发展，提取3%公益金用于社员培训、公益事业、困难救助等，剩下的92%按股分红。六是社员可以到合作社打工增加收入。
第四，乡村振兴的人气更旺了。合作社遍地开花、各类产业蓬勃发展，为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创造了机会，吸引了人才回流，缓解了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业后继乏人等问题。栖霞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在全国招募39名优秀青年作为项目经理从事果园管理，10年内年薪将达到30万元。同时，集体收入的增加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村党支部有了资金，既可以改善民生，又可以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莱州市田家村的小米美食节、蓬莱市三里沟村的古槐文化节等等，都吸引了大批游客，使村庄焕发出勃勃生机。
第五，农村的人居环境更美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激发了群众主动建设美好家园的内生动力。同时，合作社对流转后的土地进行规模经营。栖霞市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苹果革命”，应用新品种、推广新技术，目前已改造老旧果园3.5万亩，促进了苹果产业的转型升级，既有了绿水青山，又有了金山银山。
随着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越来越多，越办越好，过去没有入社的群众也纷纷要求加入合作社，原来没有办合作社的村也坐不住了，希望镇里前来指导建合作社。现在，全市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开始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同，也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
重要的是解决“道”的问题
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经蓬勃发展。在推行工作中，“术”的问题好解决，重要的是解决“道”的问题。
只有理论清醒，才有道路坚定
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读了《胶东解放区边境的农村如何组织起来》、《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直到习总书记的《摆脱贫困》等几十本书，总书记一再强调，农村要走组织化和市场化结合的道路。我们坚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条道路虽然艰难，但符合总书记的思想。只有理论上清醒，才会有政治上的坚定、行动上的自觉和道路上的自信。实践中增强前瞻性和坚定性，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
我们在推行这件事的过程中，始终有人质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有什么不同？是不是走回头路？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并给大家讲清楚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50年代开始的合作化运动，这是对延续几千年的小农经济进行的一场伟大变革，是走向合作化、集体化的伟大探索，对此不能否定。第二次是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要实行这个政策，是因为在人民公社后期，统得过死的问题日益显现，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生产力发展受到制约。实行“分”的改革后，短时间内激发了农村的活力。这两次变革都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做出的必然选择，都在当时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现在我们处于新的时代，应该发扬集体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开创一条新路，结合两种生产方式的优点，既能把群众凝聚起来，又能激励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这正是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优势所在。我们现在办的合作社绝不是“大锅饭”，它既是按劳分配的，也是股权清晰的。它符合邓小平同志“二次飞跃”的思想，符合习总书记组织化、市场化道路的要求。它对过去的人民公社是“螺旋式的上升”，而不是简单的回归，更不是走回头路。
有人问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和资本大户领办合作社有什么不同，为什么非得党支部来领办？显然是宗旨不同，性质不同。资本下乡、参与乡村振兴，我们肯定欢迎，因为农村确实缺乏资金。但我们的基本态度是，资本要为村集体所用，村集体不能被资本绑架或控制。正如总书记所说：要给资本设置“防火墙”。至于大户发起兴办的合作社，一般都是强强联合的“精英社”，不会联合老弱病残扯后腿的农户，他们不是扶贫济困。且不说其中还不乏为套取国家补助成立的“空壳社”，靠他们实现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靠他们凝聚群众、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更是不可能。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姓公不姓私，由党组织掌握分红的主动权，就能让群众得到最大的收益，能够让老弱病残都有保障。
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林贤书记领导的东院头村合作社，这个村每亩地投资1万元，每亩收益1.1万元，给社员分红的比例是每亩5050元，两年就能回本，从第三年起净赚。合作社能给群众这么多的分红实在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是资本来领办这个合作社，群众能够得到的顶多是每亩500元的土地流转费，中间的差价都会让资本拿走。有的企业家可能会说：我投了几百万，你们村里一分钱不出，这个合作社就得由我说了算。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你的投资有价值，但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不可再生的生产资料，它的价值更不可估量，所以这事必须是党组织说了算。事实上我们把这个账算清楚了，企业也知道投资到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收益也很可观，往往也能接受。
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稳步推进
推动任何一项工作，不仅要道路正确，还要方法正确，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一个村好办，打造一个点好办，但是如何在一个区域内复制推广，要讲究方式方法。
坚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推行这项工作是渐进式的，最初在11个村试点，一年之后是百村示范，到今年是千村覆盖。具体的组建方法、入股方式和经营模式，各有各的探索，各有各的长处，只要是坚持党支部领办，只要是坚持合作社性质，我们就鼓励基层立足本地实际、积极探索，保障这项工作快速地推开。要坚持质量优先，不搞“一窝蜂”。
坚持示范带动，不搞“大呼隆”。我们不定指标，不搞突击，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不做夹生饭。主要精力放在解开思想疙瘩，培育典型上，让事实说话，让更多的群众看到好处、尝到甜头，然后他就会主动学习，自主发展。通过这样的工作方式，保证稳步推进。
坚持群众自愿，不搞强制硬推。是否入社群众自己说了算，在推进工作中，我们采取多种方式，帮群众算对比账、长远账，但是决不设定百分比等数量指标，让每一个入社群众都是自觉自愿的。
坚持从严管理，避免“萝卜快了不洗泥”。对成立的每一个合作社审核把关，起步时就从章程、民主管理、股金管理、财务管理、收益分配等方面进行规范，指导村党支部依章办社、依章办事，确保村党支部干成事、不出事。基层也创造了一些很好的做法，如建立议事决策、财务管理、重大事项决策审核把关机制。坚持公开办社，加强内部监督的同时强化外部监督，包括合作社负责人任期和离任审计。
坚持全面统筹，不搞单兵突进。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凝聚资源，保障这项工作后劲充足。
只有不畏艰险，才能勇于担当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新生事物。现在全国有不少坚持集体经济的明星村，但自上而下地在全市推进办合作社，其他地方没有先例。这个工作上级没有要求我们做，不做肯定没毛病，因为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工作也是省内先进。现在自己没事找事，捅这个有争议的马蜂窝，当然有风险。在这个过程中，市里的有关领导给予我们坚定的支持，全市组织系统积极工作，把最初的构想变成具体可行的做法，体现了很强的执行力。
我们基层的党支部书记和群众，给予我毫无保留的拥护和鼓励。莱州市田家村合作社理事长杨春华写的一段话表明了群众对走集体经济道路的肯定和支持：“有一条路人烟稀少、孤独难行，却是不得不坚持前行，因为在它的尽头种着的是期待和梦想。这条路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路，是以组织力促进乡村振兴的路，虽然现在这路上走得人还不够多，还有阻碍，也有困难，但是我们烟台的实践已经初步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路。今天我们的同路人越来越多，相信总有一天中国农村一定能一起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康庄大路。”
（编辑 季红）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目标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学习邓小平关于农村发展“两个飞跃”思想，积极实施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在运用市场机制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城市带动农村，党支部带领合作社发展，走集体化、集约化发展道路，是加快乡村振兴步伐的必由之路。
“两个飞跃”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40年前的改革发展从农村开始，当时对“怎么改”的意见很不一致。1980年5月31日，针对有人担心实行包产到户会影响集体经济，邓小平在和有关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1]
由于小平同志的支持，小岗村土地承包到户的改革迅速形成燎原之势，一举解决了困扰我们几十年的温饱问题。
小平同志对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思想是深思熟虑、高瞻远瞩的。10年之后的1990年3月3日，他在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2]
1992年7月，在审阅十四大报告时，邓小平又重申了“两个飞跃”思想，指出：“关于农业问题，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3]
在“两个飞跃”思想的指引下，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持了稳定，为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农村稳定发展了，我们才有条件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乡镇企业崛起，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压力、动力和条件。小平同志关于农村“两个飞跃”的思想为中国的改革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现第二次飞跃的条件已经具备
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已经取得巨大进步，在沿海地区、平原和浅丘陵地区，开始着手推进小平同志所说的农业的“第二次飞跃”，条件逐步具备。
首先，城市经济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帮助农村发展。十九大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和农村发展的不充分是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城乡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而改变以家庭小规模经营为主的农村经济，走集体化道路，才能为发展规模化、集约化农业创造前提条件。
其次，工业已拥有为农业提供现代技术装备的能力。我们工业增加值居世界第一位，工业生产能力总体上处于过剩状态。发展现代农业需要的绝大部分机械装备和化学材料，国内都能生产，少量不能生产的可通过进口来解决，只要农业提出需求，就能满足供给。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第三，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短缺需要发展规模化经营。农村现在虽然还有2.2亿劳动力，但绝大部分是老人和妇女，精壮劳动力都已进城打工，许多地方出现土地撂荒现象。发展集体化、集约化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水平，才能吸引高素质的劳动力从事农业，逐步培养职业农民队伍。
第四，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需要发展社会化大农业。2018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逆差达574亿美元。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一些进口是必要的，问题在于优势农产品出口竞争力亟待提高，靠小规模经营的农户，不可能保证农产品质量，更不可能创造品牌信誉，无法提高出口竞争力。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出口，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农业合作社，形成集体合力。
农业合作社应当有多种形式
发展农业合作社，应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欧洲一些国家的经验，采取多种形式。
——种养加销一体化的综合性合作社。以一种或几种农产品的种植、养殖、加工、销售为纽带，组建全产业链的合作社。如果把供应链金融、冷链物流等也纳入进来，并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之上，就能建成区块链形式的合作社，其生产和营销网络可以覆盖全球市场。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可以以土地、牧场承包权入股，与其他拥有资本、技术、管理资源的社员共同组建股份合作制的公司。社员既可以被聘请为合作社的职工，直接参与合作社的生产经营，也可以只做合作社的股东，通过社员大会参与合作社的经营决策和监管。主要管理人员应当采取聘任制，可以从社员中产生，也可以向全球招聘，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这类产权明晰、责权明确、利益联接、经营灵活的合作社，应当作为我国目前合作社发展的主要形式。
——提供各类专业服务的合作社。围绕农业和农产品的加工、销售、机耕、灌溉、施肥、灭虫、除草、良种推广、果树修剪、设施建设、产品保鲜等专业化服务，拥有服务能力的人员组建专业服务公司，或由相关农户参与组建专业服务合作社。一个农户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参加一个或几个合作社，社员与合作社订立协议，享受合作社的服务，确保交售给合作社的农产品符合质量标准要求，参与合作社的利润分配，形成利益共同体。
——以“合作社＋公司”代替“农户＋公司”。多年来，我们推广“龙头企业＋农户”的组织形式，实践证明这种形式并不成功，原因在于以农产品加工销售为主的龙头公司与农户之间没有建立起利益联接机制，在农户交售农产品给公司时，常常产生价格、数量、质量上的博弈，特别是在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时，公司与农户的合同很难履行，产品质量更难以保证。龙头公司应当通过合作社与农户打交道，并通过吸收合作社入股等形式，建立起公司、合作社、农户之间的利益联接机制，这是三者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取胜之道。
——农户之间资金互助类合作社。这是金融类的专业合作社，由农户按村或者乡自由组合而成。农户将自己平时闲置的资金交给资金合作社经营，并作为社员享受合作社的低利借贷服务。国家对这类资金合作社的借贷服务应给予税收减免等鼓励政策。资金合作社也可与综合性合作社和专业服务类合作社结合起来。在“合作社＋公司”模式中，公司也可对合作社的社员提供低息或者无息资金支持。
所有新建立的各类合作社，都要执行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按照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的不同等级，用不同颜色的标签和二维码醒目地显示出来，便于消费者在市场上自主选择。这是增强我国食品公信力和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同时也只有普遍建立起合作社，才能建立农产品品牌，创建更多的质量信得过的名牌产品，我国的农产品才有可能打入国际市场。
发展合作社需要统一思想认识
通过集体化推进农业现代化，为农业的第二次飞跃创造体制条件，目前面临的困难不是实践上是否可行，而是首先要解决好思想认识问题。
（一）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否需要再等上百年？发达国家完成从小农户到规模化过渡，经历了一二百年的时间，我们发挥后发优势，这个时间可以大大缩短。改革以来，我们仅用40年就取得了西方国家200多年工业化的成就，这个奇迹在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上完全可以复制。最大的担心是，农业规模化经营后剩余的劳动力到哪里去。我认为，出路有三：一是合作社促进农业分工发展，农民从主要从事种植养殖业转移到从事与农业有关的二、三产业，将扩大农村的就业容量；推进城镇化特别是重视发展第三产业，将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新成长劳动力受教育时间的延长，将缓解就业压力。近10年来，城镇化的速度并没有随着工业化增速的下降而减缓，普遍存在招工难现象，特别是技术工种、社区服务、环境清洁等工作招不到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转移的任务仍未完成。通过采取综合性措施，用10年左右的时间，在适宜机械耕作的地区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解决城乡差距拉大的矛盾，是完全有条件的。
（二）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的合作社与以前的“穷过渡”有着本质区别。不少人认为现在搞集体化时机仍不成熟，与对人民公社化所带来的灾难记忆有关。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殊不知，今天我们要鼓励发展的合作社，是建立在现代产权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对耕地的“三权分置”，使农户对承包地拥有承包权即用益物权。以承包权入股，取得合作社的分红，可以把承包者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收入更高的工作，也可以被合作社聘任，成为合作社的股东加职工。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印发的关于保护各类产权的文件，应能消除对于“左”的政策的担忧。
（三）合作社要坚持进出自由、民主决策的原则。合作社与股份制的区别就在于，合作社实行一人一票，股份制实行一股一票。农户参加合作社，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合作社的章程应规定社员进退自由。合作社的重大经营决策，包括投资方向、利润分配、管理者的任免等，都应经过民主讨论后由社员投票决定。合作社的财务必须透明，聘请有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审计。
（四）财政对农业的补贴要直接补给合作社。现在，各级财政对三农的补贴很多，但是监督管理不严，使用过于分散，降低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有些补贴对象需要调整，如把农产品加工的补贴补给了龙头企业，把种粮的补贴补给了承包人而不是实际的种地人。应借鉴法国的经验，把财政给农业的补贴直接补给合作社，用于鼓励合作社采用先进技术，购置农业机械，培训技术人才等。用财政资金支持合作社发展。
（五）发展农村基层党支部对合作社的领导作用。办好合作社，离不开基层党支部的领导。目前，各地都有一些坚持集体经营致富的先进典型，其共同特点就是有一个战斗力较强的党支部。党支部的成员可以在合作社兼任领导职务，一些规模较大的合作社，还应单独设立党支部。重视培养和发展年轻党员，重视把致富能人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人。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以党支部带领合作社，以合作社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编辑 杨利红）
2018年我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讲过，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后来又在《经济导刊》2018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不只是贸易战》。当时我就指出，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不过是导火索，是手段；我们还会在文化、教育、体育、外交等多个领域面对美国和发达国家的打击。
我们发现，从上个世纪末，也就是1995年以后，美国国内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我们研究美国问题时，对这些变化没注意到，或注意不够。
美国国内政策的变化
美国国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国改革开放40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美国这40年，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从三分之二下降到50%（统计数据略有不同，有的是50%以下，有的是51%、52%左右），大概下降十几个百分点。美国中产阶级年收入的中位数下降了14000美元。
美国最富有的人口，在40年前统计是540人，这些人拥有资产4800亿美元。最近这两年，最富有的人数已经上升到5800人左右，所拥有的财富达到2.4万亿美元，增长了数倍。
美国国内一个较大的变化就是蓝领阶层对华盛顿的政治、对建制派产生了严重的不满。美国国内社会的巨大变化，导致民粹主义盛行。
再看移民问题。据美国人说，墨西哥有一项政策，就是多生人口，然后都往美国跑，因为墨西哥国内解决不了这些人的就业机会，所以鼓励墨西哥人向美国跑，把新墨西哥州重新占回来，因为这里原来就是他们的地盘。
现在美国的拉美裔人口已经达到大约6000万。我去过美国的南部地区，到那里的小店去买东西，你说英语他们不懂，他们只说西班牙语。那些小店就是为当地的西班牙语系的人服务的。这些拉丁人大体都信奉罗马天主教，而美国主流宗教是新教。虽然两者都源于基督教，但是两种不同的宗教派系。信仰不一样，又不说英语，所以美国人有深切的担忧，担心将来他们要分裂成两个美国，一个说英语的美国，一个说西班牙语的美国。这种担忧从上世纪末到这个世纪初正在形成。
其实美国早就要对付中国。如果没有2001年的9·11事件，如果没有2008年金融危机，20年前从小布什总统开始就将矛头针对中国。由于9·11和金融危机，它延缓了20年。现在，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与美国期望的不符，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倒退。它认为中国已经发展成一个“非市场经济的竞争体”，原来说支持中国发展，希望中国变成一个“可以公平竞争的体制”，但是中国并没有按照他们的设想演变；如果再不扼制中国，中国就要彻底挑战美国的权威了。
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伸。由于我们没有特别清晰地注意到美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因此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变化，对其中出现的一些迹象，我们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
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两国进行了双边投资谈判BIT（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当时这个谈判有达成协议的机会，但是我们没有抓住，例如负面清单等问题，我们还希望保护的时间长一点。奥巴马政府的一些官员当时就强调Last chance，而我们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他们的新政府上台后我们还可以继续谈，认为中美关系是一个打打谈谈的过程，斗而不破嘛。
2014年11月奥巴马访华，然后就开展双边谈判。经过100天的谈判没有形成实际成果，美国立刻将六个谈判的渠道全部停掉。
美国的国内政策发生了变化，因而它的外交政策必然发生变化。美国过去支持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它支持自己主导的国际多边机构来发挥作用。现在变成美国优先政策，把多边主义变成单边主义。所以它的表现是退群，要重构国际关系体制，变成以美国利益为主的体制。引用美国一些外交人士的评论，特朗普想回到19世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式的国际关系。是不是这样，还要观察。
是不是特朗普下台以后，美国的政策会发生逆转？不太可能。美国国内无论什么派、什么阶层，白领还是蓝领，他们都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尽管他们目的不同。
我们的报纸上总是讲，美国应该理解中国，但是很少讲中国应该理解美国。就是说，我们应当了解美国国内的这些变化，了解它的中产阶级的要求、老百姓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关系的改善是极为困难的。
邓小平同志讲，美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外部因素。他说这个话不是没有原因的。比如香港，香港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环境的大问题。香港动乱的背后是有组织的、有外部支持的，有人就是要让中国政府采取极端措施。只要采取了，美国马上可以把特殊关税区、美国对香港的一些现有政策全部取消。
现在中美之间的争端已经从经贸领域上升到政治、外交、军事、战略、意识形态等方面。贸易战是切入口，未来肯定要扩大战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讲话非常清楚，他没有讲中国，而是直指中国共产党，这还不清楚吗？还蒙在鼓里？还说这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这已经是主导权之争，道路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我们是否想好了怎么去进行长期的斗争打算！
我们现在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过去40年的成功经验是我们和西方合作，西方支持我们改革开放，包括技术方面的合作。现在美国就是要脱钩，科学技术方面肯定要脱钩，经贸脱钩有些困难，但是它也在努力地去做。
我们要把握解决问题的时机
对中国来说，关键是掌握解决问题的时机。香港问题，如果我们早点采取措施，问题的严重性会轻许多，他们的借口会少许多。
中美之间第一阶段谈判，大家都希望能达成协议，但是我们请来的人大多数是不赞成特朗普政策的人，所以我们对特朗普想法的了解还是有限的。基辛格已经说到有可能发生热战，处理不好就要发生武装冲突。我觉得不能对此掉以轻心，这就是所谓底线思维，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对策方面，毛主席早就讲过，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那么我们用什么办法对外开放？2019年4月份的博鳌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要继续对外开放，对像德国这些不打贸易战的国家，我可以对你开放，让出一部分利益。金融开放我们早就承诺了，虽然没有写在文字上，但是口头上是承诺了的。每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美方都提这个问题，金融开放、互联网黑客问题等等，希望进一步开放。
我们要跳到外线去作战。外线就是现在的“一带一路”倡议，我们怎么做好这些事情，怎么能够和欧洲搞好关系。美国现在力量有限，它掌控不了欧洲、日本这些国家，后者不一定跟它一条心，所以怎么做好欧洲、日本和其它地区的国家的工作，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工作，非常重要。这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不跟你对着干。
过去我们的统战工作是怎么做的？是做敌人和中间派的工作，是化敌为友。在香港重点拉住几个大资本家、大商人做统战工作，有什么用？不是说不要去做，但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广东话都不会说，你怎么进入居民社区？怎么去了解基层老百姓的想法和意见？天天关在办公大楼里不出来，你怎么了解情况？怎么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
我们要做当地人的工作。现在我们的干部有多少人有周总理那种人格魅力？1955年，韩素音跟周总理谈过一次话，从此以后支持中国，支持中国共产党，那才叫初心不改，我们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如果去做统战工作，去争取中间派，拉过来一些敌对派，这样我们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
（编辑 季节）
高梁
原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