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国经济如何顶住下行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了非常积极的信号。当前顶住经济下行压力要从资本抓起。
提振信心的核心问题是抓住资本
从资本抓起，也是当前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精神的重要方面。要给民营经济鼓气，顶住社会上那些要动摇民营经济的声音。从提振信心这个角度看，核心问题是抓住资本。资本问题解决了，对推动劳动问题、就业问题，包括经济下行、财政收入下滑等问题都会有帮助。
要给资本正名。这个问题既关系到国有企业，也关系到民营企业。第一个问题是产权的清晰化，第二个问题是解决产权的流动性。资本市场就是我们推行积极资本政策的第二个重要环节，现在我们的财政压力大，而资本市场只要能够上涨1000点，我们的信心就回来了，资金回来了，财富回来了，我们大国博弈的战略制高点也就守住了。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里，到底该不该有资本？严格地说，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一直没有清晰化。从2004年起草《国资法》到2007年出台，历经三四年。坦率地讲，我们当时到底是立一个什么法，肯定是给净资产立法，企业的净资产是企业的自有资本，又叫所有者权益。
我们说要像尊重国有资本一样尊重民营资本，还有外资资本。
因为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已经是世界上拥有资本、管理资本、领导资本规模最为庞大的政党。美国的马斯克无非是2400亿美金就是首富，我们的上市公司按市值算那就很庞大了。我觉得对资本的问题不要再回避，应该给资本正名，这样才能名正言顺。我们对资本新的定义就是，能够为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创造利润的生产要素，要把它提到这个高度来，就不至于一到关键时刻就出现民营资本外逃等一系列问题。
同样保护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
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护民营企业的产权，并且提出法治化、国际化问题。我认为，我们对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要同样保护，一视同仁。
不能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对立起来，我觉得这些误区不澄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积极信号就会被抵消，人们就不会相信。从收入来看，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我们的收入有劳动性收入，有经营性收入还有财产性收入。恩格尔系数谈的是支出，人们的食品支出占的比例越高，你就越穷。在这三种收入中，劳动收入占的比例越高你就越贫穷。国家也好，企业也好，个人也好，今天的中国不能仅仅强调高科技这个产业链，还要强调资本市场上的资本价值链。我们搞的是市场经济，是商品，而不是产品。不能不谈价值链，否则就会受人欺负，凭什么中国老是“价值洼地”？
所以我们谈顶住下行压力，就是紧紧扣住资本，资本是能够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要当资本的主人，特别是共同富裕当中，要解决好工人阶级和农民兄弟的问题，让农民“顶天立地”。“顶天”，农民有光伏屋顶，就能够增加收入；“立地”，就要把土地的经营权、承包权的流转真正落实起来。
国家重大社科项目《我国自然资源资本化及对应市场研究》中，土地是很重要的一块。课题明确提出，农业的产业化、农村的公司化、农民的股东化、土地的资本化，我们可以设计一种特别的股份。优先股也行，农民特别股份也好，这部分完全可以做到不流失，让农民能安心。技术下乡，资本下乡，存量资本结合，是不能动摇农民的根本的，这完全可以解决。
积极的资本政策客观上是存在的。我们不能老受西方的金融政策左右，他们动不动就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但现实中存在资本政策，资本是直接融资。可是我们的资本市场从来登不上大雅之堂。我们一定要把资本市场的积极政策推出来，扩大直接融资，采取积极的资本政策、宽松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一举多得。
（编辑 季节）
2023年2月5日，传来了我们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罹患癌症的台湾著名学者朱云汉教授离我们而去。云汉家国情怀厚重，视野广博，学识深厚，虚怀若谷，为人谦和真诚，深得两岸和国际学界及各界人士的敬重。多年来，云汉为两岸关系的发展交流与国家统一奔走，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去世令人十分痛惜！细想与云汉交往已有30多个年头。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都已从青壮年进入暮年。如今虽然天人永隔，但和云汉交往过程仍历历在目。
这个朋友值得交
我最早认识的是云汉的哥哥朱云鹏教授。1990年，我和朱云鹏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记得有一次问云鹏一个有关台湾的问题，云鹏说，这方面我老弟比我厉害，我发个电子邮件问问他。我才知道了台大政治系的朱云汉教授。1991年云汉来上海，我们见面认识。
当时台湾当局成立了“国家统一委员会”，颁布了《国家统一纲领》，明确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和通过近程、中程、远程三个阶段实现统一的目标。两岸似有在政治上开始积极互动的迹象。在南怀瑾先生协助下，汪道涵与台湾当局派出的代表在香港进行了沟通。随即，两岸分别成立了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简称“海协会”）和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作为政府授权处理两岸事务性问题的机构。通过两会的多次沟通，最后达成了“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惟鉴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加以妥善解决”，并建议“用各自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这就是著名的“九二共识”，它奠定了两会交往和两岸各项往来的基础，也为两岸关系开辟一个新局面提供了政治基础。从此，两会正式开展工作，解决两岸在民间、商务往来中的各种问题，并开始酝酿两会会长汪道涵（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辜振甫（海峡交流基金会会长）会谈，以正式签订所达成的协议。
但是，两岸关系的发展并不像表面上那样一派乐观，底下仍然阴风不断。台湾领导人私下派来的人，今天来大陆做的承诺，明天回去后就可以推翻。记得汪老曾气愤地引用《论语》中的一句话对台湾的“传话人”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它反映了当时李登辉口头喊统一，却真心谋分裂的两面性，也反映了当时两岸关系发展的复杂性。
在这个阶段，台湾来的学者、政治人物、台商如过江之鲫，朱云汉能进入汪老的法眼，是因为他在给《中国时报》写的一篇时评中，对正在酝酿的“汪辜会谈”讲了这样一句话：“台湾在这个时候虽难有大动作，但也绝不能搞小动作。”汪老觉得此话十分中肯，说：“这个朋友值得交！”知道我与云汉相识，即让我请云汉来上海，要当面交谈。我清楚地记得汪老与云汉第一次见面时说：“云汉教授，你还不到40岁，我快80了，让我们做个忘年交吧！”汪老之所以对云汉如此器重，是体会到云汉对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真诚愿望，也看到云汉在台湾复杂的政治局面下能够抓住要害，敢于提出诤言。从此以后，云汉每来上海，必去拜会汪老，甚至有时汪老在外地参加活动，也让我陪同云汉前去交换意见。
从历史的纵深了解台湾问题
在认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上，云汉给予了我们很大帮助。
过去，人们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关注点，主要在国民党执政当局上，“寄希望于当局，寄希望于台湾民众”的对台工作思路正是这种认识的写照，但对于台湾历史的、内部的因素知之甚少。1994年，李登辉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谈话一经公开，几乎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才知道李登辉并不认同国民党政权，也不认同他作为“总统”的“中华民国”。他认为到目前为止，掌握台湾权力的全部都是外来政权，并称之为“身为台湾人的悲哀”。然而，李登辉并未就此止步。
1995年6月，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交涉和坚决反对，允许李登辉到母校康奈尔大学参加毕业典礼。李登辉在康奈尔大学演讲时，一次不提“一个中国”，却多次使用“中华民国在台湾”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说法，为“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制造舆论。同时，他很直白地说，“中华民国未能获得国际社会应有的承认”，“不满意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地位”，力求为“台湾”拓展体现主权性质的“国际生存空间”。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时，又公然声称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是“国家与国家”，或“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内部关系。
从1979年北京正式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期待“国共实现第三次合作”起，到针对台湾当局所颁布的“国家统一纲领”，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主席在《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中提出关于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所针对的都是一个被认为是坚持“一个中国”认同，能接受国家统一的“台湾当局”和台湾社会，所以才有“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寄希望于台湾民众”的对台工作方针。然而当李登辉逐渐暴露出其主张“两国论”的真面目时，重新认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重新考虑对台工作方针，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云汉比较早地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台湾存在像李登辉那样一代人反对“一个中国”认同。一次，云汉来上海详细介绍了日本占领台湾后，从1938年开始改变殖民政策，从残酷镇压变为企图为永久领有台湾而实行的“皇民化”运动。所谓“皇民化”，就是在台湾要铲除中华文化，强行移植日本“皇民文化”的社会和文化改造运动。日本统治者强迫台湾民众烧掉自己的祖宗牌位，在家里只准供奉天皇牌位；关闭所有用中文教学的学校，包括私塾，全部推行日语教育；要求台湾居民用日本名字登记户口。这也是李登辉在23岁之前叫“岩里正男”的原因。日本统治者一方面在台湾掠夺战争资源，征召兵源参加日本军队，一方面也在台湾进行了建设，比如建设铁路运输系统，普及电力系统，对台湾居民住家开窗改厕，推广卫生运动，由此当时台湾的现代化程度要快于祖国大陆。正是这个“皇民化”运动在台湾奠定了深厚的亲日文化基础。日本战败投降后，赴台湾负责接收的国民党要员曾有这样的感慨：“幸好‘皇民化’只搞了8年，如果再搞8年，台湾就可能收不回来了！”所以蒋介石政府到台湾后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废止日语教育，强制推行国语。因为有过这样一段“皇民化”的历史，台湾形成了滋生分离和分裂倾向的土壤，这对实现国家统一带来更复杂的挑战。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长期以来一直是台湾社会中“本省人”污名化和反对“外省人”情节的源头，并深远地影响着台湾的政治进程。20世纪80年代，台湾开放“党禁”，90年代台湾开始“民主化”以后，这个事件终于成为国民党当局的历史“原罪”，也成为民进党等反对势力攻击国民党以及国民党失去执政“正当性”的重大因素。无论国民党如何道歉，都无法洗脱这一历史“原罪”。大陆史学界对“二二八事件”的定性是：“台湾省人民反专制、反独裁，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1] 从当时国内正处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当局的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运动的大背景，以及谢雪红、杨克煌等台湾共产党员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先行者们组织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残暴镇压，领导人民起义的英勇斗争来看，这样的判断并没有错。但是，它没有完全反映出这个事件的复杂性，更没有看到“皇民化”运动所隐埋在台湾社会中，最后滋生分裂倾向的因素。
云汉提供了对“二二八事件”认识的另一个视角：客观上，当时的台湾与大陆在现代化程度上存在着较大差距。台湾城市中电灯、自来水、抽水马桶普及程度很高，去台湾接收的国民党军队士兵绝大部分来自农村，根本就没见过这些设施。台湾民众过去见惯的是军容整洁、军纪较严的日本军队，而国民党军队在这方面要比日本军队差很多，欺压百姓的情况也不鲜见。因此，在欢庆“光复”的同时，一些台湾百姓对所接触到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产生了反感。
在太平洋战争和侵华战争中，台湾是日本的一个重要兵源基地。日本战败投降以后，十多万台籍士兵被遣返台湾。当时的台湾百业凋敝，失业率很高，百姓生活十分艰难。接管台湾的国民政府根本无力妥善安置这些被遣返的台籍士兵，他们的不满成为散布在整个台湾社会中的干柴。“二二八事件”的爆发，等于提供了火星，迅速酿成熊熊大火。这些从日本军队遣返的台籍士兵都接受过军事训练，很容易就集结为一支准军事力量。他们在台南抢夺了军火库，准备暴动。但一个偶然的因素阻碍了他们形成战斗力。国民政府在台湾受降时，把日本军队交出的枪支与弹药分台北与台南两个军火库存放。台南军火库虽被抢了，但里面只有枪支，没有弹药，无法形成作战能力。正是这个偶然的因素，给国民政府争取了从大陆调动军队的时间，对这场暴动进行了镇压。虽然这个因素并不能改变“二二八事件”的整个性质，但确实为认识“皇民化”运动的后果和台湾光复后社会的复杂性，也为认识以后和今天的台湾提供了更多的注脚。
作为曾经占领台湾的日本，从来就没有放弃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企图。20世纪60年代，日本以民间基金会的形式，在台湾鼓励资助台湾史的研究，每年支持开台湾史研究的研讨会，以高出数倍月薪的稿费，吸引台湾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撰写有关台湾史的论文，使台湾史的研究在台湾成为一门显学，逐渐从中国历史中分离出来，并从中选拔研究骨干，凝炼将台湾作为独立主体的话语。正是以这样水滴石穿的方式，为建构“台湾认同”和为瓦解中国的国家认同打下了基础。
在与云汉的交流中，我们从国家认同的高度，对在台湾反分裂和实现国家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所需要做工作的认识在不断地加深。
是“民主化”，还是“国家建构”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东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福山发表的《历史的终结》，标志着西方的话语、制度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西方的政治学者都在鼓吹“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台湾的许多学者更是憧憬着要做“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的优等生”。可随着李登辉不断推动“修宪”、修改教科书，台湾的“民主化”中翻滚着“本土化”的浊流，特别是当李登辉一步一步暴露出其“台独”的面目时，引起了台湾一些坚持中国认同学者的警惕。
1996年台湾所谓第一次选民直选“总统”，弥漫着“人民是头家”的喧嚣，云汉的恩师胡佛教授敏锐地指出：台湾正在进行的不是民主化。所谓民主，是在国家认同确定的条件下，选民通过对政党和候选人的投票，来决定公共政策的取舍。然而台湾进行的是一个借“民主”之名，要改变“一个中国”的国家认同，试图建立新的“以台湾为主体”的“国家建构运动”。云汉与胡老师一起，开始对西方的民主理论、对台湾的“民主化”进行深入的反思。
1997年6月30日到7月1日，胡佛教授和云汉都受到国务院台办的邀请，赴香港出席香港回归盛典。他们亲眼见证了英国米字旗从香港降下，同时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的区旗升起；亲眼见证了驻港部队进驻香港；亲眼见证了江泽民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也亲眼见证了首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和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临时立法会议员、法官的宣誓就职；亲眼见证了香港居民对回归祖国的欢欣鼓舞。我相信能亲身见证香港回归，是云汉人生中极为重要的时刻。云汉再来上海时，对我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他参加这个盛典时的所见、所闻、所思。
随着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一国两制”正式进入了实践，它的生命力开始绽放。香港回归以后，云汉多次受香港特区政府邀请对香港的发展建言献策。云汉告诉我，特区政府曾请他坐直升机在香港转了一圈，以了解香港的区情。云汉发现，香港毗邻深圳还有大片土地没有开发，他对香港特区政府建议：大力开发与深圳毗邻地区，借助于深圳的活力，发挥港深两地的优势，再造香港的辉煌。但是，受香港内部各种条件限制，这个建议一直无法得到实施。直到中央政府推行香港国家安全立法，提出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以李家超为特首的新一届特区政府上任后，云汉这个建言的实现才具备了必要的条件。如有朝一日能够实现，相信云汉的在天之灵也会含笑。
努力了解中国，重新认识世界
云汉和他的恩师胡佛一样，对于推动两岸之间的交流，了解祖国大陆的发展明显有一种紧迫感。有一次访台，云汉带我去胡老师家中拜访，墙上一首陆游的《示儿》十分醒目：“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想，这首诗不正是胡佛与云汉师生二人对国家早日统一的盼望和不见统一死不瞑目的写照吗？
胡佛教授四处募集资金，带领云汉和曹俊汉等有着共同理念的学者成立了“中流文教基金会”，用以资助两岸的学术交流，资助大陆学者有价值的项目研究，资助和奖励大陆优秀的大学生，并与我们上海社会科学院合作，从2004年起创办了《世界中国学论坛》。借助于这个论坛，胡佛教授特别强调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出发来推动对中国的研讨，其中有两届论坛的主题都是按照胡佛教授的建议确定的，一是“和衷共济”，一是“和合共生”，体现了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来认识中国、认识世界的精神。
云汉除日常教学、负责“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的大型项目研究外，还承担台湾“蒋经国基金会”执行长一职，时常需要满世界飞，并主持筹建工程浩大的“蒋经国纪念图书馆”，十分忙碌，倾心付出。也正是这段时间的过度劳累，对云汉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透支。可以说，云汉是一位少有的既对世界有关怀、又有多方面了解的学者，也在对西方和整个世界的重新认识中不断反思着自己过去所学所教的西方政治理论。同时，他一有机会，就花力气认真了解祖国大陆，了解日新月异的发展，也了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我记得他曾提到过参观在青岛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了解中国海洋研究的前沿，并在那里了解了超级计算机在科研中是如何实际应用的。
2000年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出版，作者在河南多地走乡入户，引领读者走进20世纪90年代的中原大地：中国农村从衣食饱暖的变化到乡情习俗的凝滞，从住房交通的渐变到干群关系的走冷，从行政指令集资贷款到乡村企业破产的历程，从农户收支的明细账目到农民负担日重的情况，从宗族家族观念的演变到乡村民主建设的困惑……《黄河边的中国》是一本十分难得的农村现实情况的真实记录与对“三农”问题的思考。此书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云汉立即通过朋友联系到曹锦清教授，请他赴台湾讲学。
2017年8月，云汉通过中流基金会组织21名台湾学者，在国台办帮助安排下访问了新疆，畅走天山南北，一直走到中哈边境的新疆最大口岸城市霍尔果斯，实地考察了这个被西方用“人权”严重污名化的中国最大民族自治区。这次参访使所有参加的台湾学者都大开眼界。云汉曾感慨地对我说了两点：一是没想到新疆的发展这么快！二是新疆已实现了由乱到治，对当时自治区党委的工作予以高度肯定，对于西方对新疆“制裁”的虚伪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厦门开会，云汉通过与厦门市领导的交谈，实际了解厦门的发展，以及从厦门始发的中欧班列的运行情况。在海南开会，云汉参观访问了省台办在脱贫攻坚中帮扶的村，对我们国家到2020年消灭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战略和基层实施扶贫政策的情况、效果进行了具体的了解。这些走访与调研，使云汉的家国情怀中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容。
着力推动两岸交流发展，为国家统一创造条件
21世纪初，陈水扁在台湾的执政倒行逆施，不断冲击两岸关系的红线；全国人大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对“台独”亮出利剑。美国人也担心陈水扁的肆意妄为而称其为“麻烦制造者”，台湾人民更是对陈水扁家族贪得无厌的贪腐行为忍无可忍，“红衫军”冲上台北街头，最终把陈水扁和民进党赶下了台。
2008年，以马英九为首的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给台湾主张在“九二共识”下实现两岸和平发展的人们带来了希望。云汉也高度期待两岸的和平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两岸关系的突破首先是在经贸关系上。台湾方面提出希望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简称ECFA）。2008年年底，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海峡两岸可以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从此，海峡两岸通过各种渠道为签订这个协议进行了密切的协商与沟通。2010年6月，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与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于重庆签订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之后在一次见面时，云汉没头没脑地对我说了两句话：“建明，谢谢你这些年来引荐我多次拜会汪老，这些经验使我在与北京高层沟通时非常受益！”“这次ECFA的谈判，北京不仅有诚意，而且准备得非常充分！”我不方便多问什么，但不免使人猜测：两岸在这次ECFA的商谈过程中，云汉是否扮演了某种重要的角色？
云汉去世之后，2月8日在国务院台办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问对朱云汉教授去世有何评论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朱云汉先生民族情怀深厚，致力推动民族复兴，在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研究等方面多有建树，长期以来身体力行推动两岸交流合作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贡献良多。我们对朱云汉先生因病逝世深感痛惜，并向其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朱凤莲发言人所说的“身体力行”，使我确信云汉一定做了许多这样的贡献。
遗憾的是，在马英九执政第二个任期的政策，即停滞于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而无意推动两岸在政治上的商谈，“不统，不独，不武”成了当局两岸政策的基调。在台湾“本土意识”高涨、“民主”成为“国家建构”有力工具的背景下，两岸关系必然不进则退。果然，2016年台湾又一次“政党轮替”，民进党再次上台，两岸关系又回到反分裂、反台独的主轴上去。蔡英文上台后，否定“九二共识”，美国对台的干预进一步强化，两岸关系进入“准危机”状态。对此，云汉深为焦虑。2018年9月10日，胡佛教授去世，而云汉那年也罹患癌症，这进一步加强了云汉对早日实现国家统一的紧迫感。
一次见面时，云汉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陪包道格（Douglas Paal，曾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去日月潭游览，路边一个摆摊的老头叫住包道格，说：“喂！我认识你，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你。你是AIT（美国对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简称）的。你们美国人不要管我们的事，只要大陆愿意人民币兑台币1：1，我们就过去啦！”云汉说：“你看，台湾老百姓也希望统一。”我对云汉说：“台湾的选举、政党制度都已经与‘国家建构运动’结合在一起。两岸要统一，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彻底打碎这种政治制度，是无法实现统一的。你是政治学的学者，这点应该比我清楚。”云汉说：“孙文总理早就讲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也是这样，该破的总要破，该立的也总要立起来！”正是在这一点上，与台湾一些主张两岸和平发展，又死抱着原有的“法统”、制度不放，一直在“不统，不独，不武”的“小确幸”中滚来滚去，还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人不同，云汉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具有透彻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能从历史的潮流来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海峡两岸必然的走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台湾岛内也有人对云汉竭尽排斥之能事，云汉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遴选过程中就曾遭到过这样的经历。但这些始终未改云汉的立场。
三年疫情，一直无法再和云汉见面。只是从直接和间接的讯息中，知道他在台湾找到一位有经验的中医，通过吃中药，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也一直希望等疫情结束，能有与云汉再见面的那一天。2022年11月27日晚，忽然接到云汉的微信通话，问我一些内地的情况，当问到云汉病情时，他的口气还是比较乐观。可是，没想到一个月后云汉就出现严重心衰，再一个多月后就永远地告别了我们。
生前，云汉的生命是如此多彩，贡献也如此多面。一旦失去这样一位朋友，才感到其损失难以弥补，真是“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编辑 季节）
2月5日，著名学者、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朱云汉在家中离世，享年67岁。
作为朱云汉的多年好友、学涯伙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震惊挚友的“悄然离开”，直言“悲痛之余，一夕千念”。
郑永年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回忆了他们这一批于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求学、90年代回到华人社会继续从事中国研究的同代学者，在东西方之间穿梭的共同经验及学术思想的形成。他强调了朱云汉在台湾研究东亚及中国政治的独到视野，如果不是这么早离去，“他还会有更宏大的东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朱云汉教授长期研究中国模式，是东亚地区对中国政治研究具世界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您与他保持密切学术交流多年，如何评价他的学术贡献？
郑永年：我跟云汉交往几十年了，他不是一开始就研究中国的，他首先是对西方的研究，然后是东亚。他做比较研究，是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国的发展。
中国模式，一定要跟其他模式相比较，才可以了解西方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想了解什么，有一个世界的观察视角。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版图上，中国模式的研究才能传播出去，只看中国或只看美国都是看不清（世界）的。朱云汉为什么不仅在中国，还在世界有影响力？他就是基于全球视角，这一点我们学者应当学习。
中新社记者：您曾提到朱云汉的学术生涯经过三个阶段，先是研究和比较西方政治和亚洲政治，再是批评性地反思西方民主和内部转型，最后是在反思西方基础之上呼吁构建亚洲的社会科学体系。这是如何转变的？
郑永年：在早期，朱云汉对“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研究还是受西方价值观影响，对中国台湾、对亚洲民主化的理解还没脱离西方的思路，就是从西方看东亚、看台湾地区。那时他研究中国大陆是不多的。
第二阶段，对西方式民主的反思。他慢慢地观察到，西方式民主在台湾发生了什么。他的很多政界学界同学也都开始反思台湾的西方式民主，以及对东亚的反思。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迅速崛起，这是学者必须正视的问题。我觉得，云汉教授在西方学术界也是主流人物，他看台湾的政治解构，看中国大陆的崛起，实际上这也是海外学者在思考的问题。所以我将他学术生涯的三个阶段归类为：从西方看东亚，然后反思东亚，再看中国大陆、思考中国大陆如何崛起。
中新社记者：在您这一代研究东亚、研究中国的学者中，类似的阶段转变是朱教授一人所特有，还是一代学者都会有？
郑永年：我们这一代差不多都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留学西方，所以有一个比较。我们对学术的思考是离不开环境的，例如在美国，可能会受美国的意识形态影响，现在美国大学里留下来的（华人学者）也是从西方的观点看中国大陆、看中国台湾、看东亚。无论是意识形态、文化影响，还是学术范式，你在纽约、伦敦，还是会站在纽约、伦敦的角度来看东亚、看中国。所以为什么反思西方，很多人都是回到自己的故土以后，例如云汉回到台湾，我们回到中国大陆，回到东亚社会，就会有比较的新视角。
以前为什么我们说fieldwork（实地研究）很重要，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平衡原来的观点。受的是西方的教育，为什么能从西方的命题里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的命题，这跟我们的亲身经历有关系。任何一个学者，背后所产生的知识体系跟他所处的环境分不开。我想这一点云汉教授也是同意的。
中新社记者：您刚才谈到观察视角一词，也谈到社会环境。我们看到朱教授回到台湾后，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路径和观点，同台湾社会当前情况有较大区隔，您怎么看？
郑永年：像云汉这样的学者，有时候所追求的知识可能两边不讨好。他当年做“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研究时，在台湾非常受欢迎。当他要反思台湾时，人家已经把西方式的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你去批评、反思，就有压力。就像在西方的课堂上，你要批评西方的民主也是很难，就变成了政治不正确。
中国大陆知识界对云汉教授也有不同的看法，有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他的研究本身是在研究中国大陆到底是怎样崛起的，有什么发展规律。对他喜欢与否，这都不是他的本意，他还是在客观地探讨东亚模式、中国模式。云汉教授是一个非常实事求是的人，作为社会科学家，他是从经验出发、从实践出发，而不是从意识形态、价值观出发。我对他比较了解，基本是同时代的同行。
中新社记者：您刚才提到朱教授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自主道路的研究。您觉得他最重要的归纳和发现是什么？对学术界的中国研究有何启发？
郑永年：最重要的就是他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第二个是，他把东亚经验、中国经验概念化、理论化。西方的逻辑我们这些中国学者都懂，东亚、中国的逻辑我们也懂，我们知道怎么去接轨，我们常扮演桥梁的角色。你看现在，为什么中国很多老百姓不相信西方的学者，是两边有时候在自说自话。中国和西方之间、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需要一个桥梁，大家互相了解才能有共识。
中新社记者：朱云汉先生近年为外界熟知的《高思在云》一书，当时在大陆出版意外受到欢迎，现在看属于“出圈”，您觉得为什么这本书在中国大陆会被广泛接受？
郑永年：他在这方面是领先了一步。因为中国崛起后，我们缺乏自己的理论、概念来解释这个现象，而云汉教授通过我刚才所说的比较方法，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但这本书在我看来还是有遗憾的，其中对中国发展的实践经验阐释还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其实据我了解，云汉教授不太希望大家只强调他书中的观点，他希望他研究、思考的方法为更多人所接受。他并不是为了写畅销书而出版《高思在云》，他是在追求学术上的价值观。
中新社记者：从《高思在云》到最新出版的《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一书，在朱教授的学术生涯里，您觉得他的学术思想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郑永年：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倒不是说他要刻意去改变。云汉的学术生涯第三阶段是基于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而形成的。当西方学者发现他们的方法论无法完全解释“亚洲四小龙”的腾飞，而中国大陆崛起的形态与“亚洲四小龙”还不一样时，云汉的研究自然而然会朝着帮助西方读懂中国、理解中国的方向而去。
因为中国是大国，西方看待中国就更加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甚至认为中国是威胁。西方一直主导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他们花了很多年才接受所谓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s）的概念，怎么样才能让他们理解和接受中国模式呢？我想包括我和云汉所做的，就是这一步。当然我们所研究的、看到的还不太一样。
中新社记者：您跟他在交流中有没有过思想的碰撞，甚至是相悖的时候？
郑永年：当然有了。就像云汉在书中所说的“王道思想”，这些还是以前海外新儒家的思路。新儒家主要是在哲学领域，云汉把这些东西移到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上来解释，是新儒家的思路在社会科学的延伸，当然这种思考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是直接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现实来思考问题，“王道”对我来说太抽象。我觉得还是要用实践逻辑把它搞清楚。
当然我们也有相同的地方，因为新儒家也承认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我是从一些机制、制度层面来看问题。所以，（我们之间）有争论，但在很多地方都是互补、互相启发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走得比较近，共同写过很多东西，包括“一带一路”的相关文章，一起召集开会，很多时候一起做事都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大家的方向是一样的，就是怎么构建以亚洲实践经验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东方主义”以前只是走了一步，西方的理论也解释不了东方实践、不符合我们的实际，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我想云汉最后走到这一步，是最重要的。
中新社记者：您是何时与朱云汉教授相识的？
郑永年：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就认识了，90年代中期开始了学术交往，一直走下来。本来有个设想，把基于亚洲经验的知识体系构建起来，他们的团队要搞个政治经济学院，我们在香港地区或新加坡也搞个政治经济学院，大家的共同目标是一样的，是同一个思路。我们是“道相同”嘛。
我们一直在说，“亚洲四小龙”过去的成功、中国大陆现在的成功，提供了那么丰富的实践经验。作为亚洲学者，我们有没有对世界的社会科学作贡献呢？
我跟云汉也说过，讨论日本、中国台湾，其实很难用西方的理论完全解释。如果说，“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过程的整个知识体系已被西方知识界“消化”，那么中国大陆、印度这些更大经济体的崛起是西方知识界“消化”不了的。因此，我们希望做出自己的知识体系，要在“东方主义”批判的基础上，不光是解构，还要建构，这个最重要。
所以我觉得很遗憾，如果云汉不是那么早走了的话，他后面还会有更宏大的东西。
（编辑 季节）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于2023年2月5日辞世于台北，享年67岁。朱云汉教授是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老朋友，多次应邀出席国情研究院举办的学术活动，为促进当代中国研究、增进两岸学人思想交流贡献良多。
朱云汉先生在他的书中写道，张佛千先生为他撰写了一副对联“高思在云时空俱远，青光有汉星斗皆文”，联中藏云汉二字，他将其视为十六字箴言，“一直把这幅珍贵的楹联挂在台北北投寒舍的玄关壁上，作为对自己的期许鞭策。”
哲人其萎，云汉其邈。这十六字也堪称朱云汉先生学术生涯写照。
2008年12月23日，他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做了题为“从金融危机谈人类历史的四重转折”的讲座，提出了人类历史趋势将出现四重大反转：其一，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式微；其二，第三波民主化的退潮；其三，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其四，西方中心世界的没落。
这个判断成为他的学术生涯最后阶段的大框架，也是《高思在云》一书中的开篇，这无疑是他从长期学术研究与观察提炼出来。2016年，《高思在云》一书出版的时候，我曾经评价说，自从2008年听朱云汉说第三波民主化退潮之后，不久就发生了“阿拉伯之春”事件，后来一直关注他是否改变了看法，他的这个观点一直没有变化。他回应说，学者的判断是基于长期研究做出的，并不会因一时一事的变化而改变。
高思在云：对“民主”与“市场”的反思
在朱云汉宏大学术版图中，他对民主研究无疑是最有力的，而对于第三波民主化批判也是最深刻的。在《高思在云》中，他提出了被视为“民主标杆”与“民主灯塔”的美国民主劣质化的几个观察指标。第一，高度分权的体制已经无法表达多数人的利益，美国各级政府因为“否决政治”而效率低下，政治僵局反复出现。第二，财政赤字问题陷入无解。第三，酬庸政治与裙带政治大行其道。第四，美国宣扬的“人权”“自由”在“9·11”后大幅度后退。美国这种劣质民主在全球的传播，成为全球民主质量退化的最大感染源。在《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一书中，他更是将特朗普上台看成美国民主衰败的标志，发出了西方国家出现民主体制解体迹象的红色警报。
这些例子也许我们还可以列出更多，但是朱云汉的深刻之处在于，不仅观察局部现象，而且是在比较政治经济整体框架中进行分析，他将美国民主劣质化，看成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取得意识形态霸权地位的产物，是新自由主义革命对于美国民主社会基础长期侵蚀的结果。“选举式民主”是非常狭隘的、表象的民主，够不上“自由民主”或“宪政民主”。过去30多年，“民主化”和“市场化”结成一个连体婴儿，第三波民主化出乎意料的平顺，原因在于民主内涵被掏空，成为徒有其表的空壳，资本根本不在乎“民主”带来的约束，资本家已经获得了“最大的跨国行动自由和在设定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游戏规则上取得绝对的优势，以‘国家’为范畴的民主体制，根本威胁不了也奈何不了他们”。
时空俱远：全球化的裂解
朱云汉先生关注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全球化，在《高思在云》一书中分析了美国单极霸权式微和中国兴起对全球秩序产生的影响，而在《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一书中对全球化裂解这个主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在他看来，人类正处于全球化裂解的困境之中，而这是过去30多年超级全球化失去动力的结果，新自由主义革命推动了超级全球化，新技术革命和中国加入全球化则成为超级全球化的动力，超级全球化带来了全球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状态。超级全球化的危机同样也在于新自由主义革命对于“镶嵌自由主义”的抛弃，使得全球资本主义成为失去约束的洪水猛兽，经济虚拟化、滥用金融手段收割财富、寻租资本主义、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与社会对立，这最终导致了全球化的裂解。而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国际政治双陷阱危机，一是可能导致双方直接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另一个是可能导致全球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金德伯格陷阱”。
青光有汉：中国模式这部“天书”
朱云汉先生关注的第三个主题是中国模式这部“天书”，而且他将之视为动荡的人类世界的希望所在。
在《高思在云》一书中，他概括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三个条件：第一是特殊的政治体制；第二是充分发挥“大”的优势；第三是在全球化时代发挥了“后发优势”。这是他理解中国发展奇迹的视角，也是他认为人类可以超越西方模式的地方，中国的独特政治体制可以与“西方代议民主维持良性竞争关系”，同时中国的兴起是人类的伟大历史事件，将推动全球秩序的重组。
在《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一书中，他更是将中国道路看成影响人类未来的最重要力量。中国道路开拓了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思路，“一带一路”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融合工程，上合组织是地球上最大的安全合作组织，在驾驭科技革命、维护全球生态和公共产品、缩小人类贫富差距上都体现了中国的全球担当。当美国成为全球化裂解的破坏力量，中国则成为全球再融合的推动力量。
他在《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一书结尾部分提出的结论是：所谓百年不遇的大变局的轮廓日益清晰，全球秩序进入剧烈重组阶段，有四重历史趋势同步转折：
第一，冷战后单极霸权体系开始式微，美国的权力基础全面动摇，在各领域的支配能力下降，国际领导威信大幅度衰落。
第二，曾经被誉为“历史终结”的自由民主体制陷入治理失灵困境，合法性基础动摇，历史回归政治文明多元并举的常态。
第三，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超级全球化”失去动力，全球社会裂解与再融合交替涌现，一种追求包容性增长的、以南南合作为增长动力的新型全球化蓄势待发。
第四，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开始式微，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人类历史进入后西方中心时代，世界经济重心快速移向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始全面参与国际规则与标准制定。
这是朱云汉先生对他自己十多年前提出的四重历史转折螺旋式上升所做的具体化抽象的回答。
星斗皆文：初心不灭，薪尽而火传
就如同人类历史上所有学术探索一样，朱云汉先生的学术探索也是进行时，而他的英年辞世也使得这个充满挑战的宏伟思想旅途戛然而止。在他所批判的选举式民主、新自由主义、超级全球化、全球化裂解、贫富差距、新技术革命等概念背后隐藏着一个终极大BOSS就是资本主义，他在书中写道：“资本主义的吊诡之处在于其效率犹如双刃利剑，一方面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股东，追求最大的物质欲望满足的消费者，以及追求激励技术创新与生产力增长的社会而言，资本主义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另一方面对加速破坏地球环境，掠夺第三世界资源，以及剥削经济弱势团体而言，资本主义也是最有效率的制度。”
但是他没有再做继续的发挥，事实上超级全球化等一系列现象背后，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后的又一个新阶段——超级资本主义阶段，而新自由主义革命、民主的劣质化恰恰是为超级资本主义巨兽松绑创造了条件。超级资本主义是一种服务于资本更快增殖的新政治经济技术结构，资本主义与美国单极霸权秩序、经济虚拟化、超级全球化、数智化革命相结合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形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威力，同时也使得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化程度。
因此，这一轮的全球秩序重组，历史的创造性毁灭程度，可能要比朱云汉先生所设想得更为剧烈，超级资本主义巨兽是无法被重新装回“镶嵌自由主义”的笼子里的，所发生的变革将是革命式的裂变。而中国所代表的和中华传统文化结合，吸纳了资本、市场经济和新技术革命融合的21世纪社会主义将代表着人类另一种命运和另一种前途的选择。
朱云汉先生在《高思在云》中写了他的学术初心：“我在1990年的11月，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我的祖籍在浙江，成长在台湾，大陆对我而言是一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这次破冰之旅在我脑海中留下的烙印永难磨灭，也对我日后的学术研究方向产生了根本性影响。这25年来神州大地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给中国的是一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带给世界的是历史坐标开始翻转。”
朱云汉先生是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同时他是一个具有大历史观的学者，他是在人类大历史纵深中，观察这个大变局时代的历史性事件，把握历史性变量，并用以构建自身思想体系。最后一次看到朱先生是在他《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新书发布的视频会议上，他说疫情两年多，没办法出去交流，但是他时刻在接收着来自全球的信息，在关注着大时代的变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坐在一个三面都是书的小房间里，语音温和而坚定，就如同一个思想城堡里孤独的国王。
大道不孤，朱云汉先生不是只身挑战哥利亚巨人的孤胆英雄，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加入对于旧世界的反思和批判之中，而越来越多的人会确信，中国兴起的世界意义在于为人类创造新世界提供了可能。
（编辑 季节）
畅通国内大循环，关键靠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内国际双循环是以市场作为衔接点，市场建设是引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关键要素。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能不能完善落实好市场法治，直接关系到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能否满足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要求。
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在市场顶层设计和法治完善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市场经济是实施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的前提。我国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的实施不断取得成就，并形成许多宝贵经验。
我国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的成绩和经验
竞争政策是市场经济体制中最为核心的基础政策，反垄断法则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宪法”。过去二十多年，我国经历了市场立宪、竞争立法，并且随着发展的深入，推动竞争政策从幕后走向前台，开始进入国家顶层设计的视野。竞争政策是强调市场和竞争优先原则，凡是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和地区，竞争性政策都是一个基础性的政策。我国市场机制、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从无到有，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1.我国对市场竞争机制的鼓励和竞争立法。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主要通过行政指令性计划决定资源的配置和产出分配。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前，我国仅实行有限竞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0年，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首次提出了反垄断特别是反对行政垄断的任务，对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必要性、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采取合法手段进行竞争等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自此之后，我国的竞争政策与法律开始受到重视。
1993年，我国修订《宪法》，确立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竞争政策开始有了扎根的土壤，但没有一部统一的反垄断法，更没有形成一个专门和完整的反垄断法体系。199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并决定将制定反垄断法和相应法规体系等问题，留待以后专门立法解决。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推动了《反垄断法》的立法进程。与此同时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若干重点。
《反垄断法》的制定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就是要有“竞争政策”的表述。其原因在于：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竞争政策是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并驾齐驱的经济政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而与此同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经济国家，政府的文件更重视产业政策，很少提到甚至完全没有提到过竞争政策。基于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截然不同的经济、社会、历史和国际背景，中国需要的是一部与西方国家“形似而神不似”的《反垄断法》。产业政策是政府主导的政策，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前，是以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为主体。在立法之初，对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关系的认识尚不统一，因此必须将竞争政策规定列入《反垄断法》，以期达到与产业政策协调的目的。《反垄断法》于2007年8月30日通过，我国反垄断立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部法律中一系列的规定，明确我国坚定不移继续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也使我国拥有了一部中国特色的反垄断法律。
2.反垄断法实施与竞争政策强化。2008年是《反垄断法》实施的开局之年，也是全球陷入金融危机，各国纷纷开展救市措施、动用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的一年。我国《反垄断法》在实施之初便面临巨大挑战。
2013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关系”的研究项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的专题报告，从竞争法的角度比较了日本和韩国的产业政策经验，并建议在我国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以及建立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的体制机制。2015年开始，一系列中央文件采纳了报告中的表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先后提出“
促进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有效协调”“探索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加快出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同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研究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议题，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出台实施和竞争政策培育了优渥的政治土壤。2016年6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正式建立，成为落实竞争政策的关键举措。2017年，原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采纳了“实行竞争中立制度”的表述；2019年，“竞争中性原则”的表述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2021年“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已经形成了单独的一节表述；2022年6月24日，经修订的新《反垄断法》第4条明确规定“国家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自此，竞争政策的法治化实施框架日益完善，为今后的竞争政策法治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我国竞争政策与反垄断法面临的挑战
1.国内发展阶段和经济形势。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供给冲击、需求收缩、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面临诸多风险隐患和不确定性。2022年3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要求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再次要求“建立公平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保障机制”。对我国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义重大。
2.严峻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从竞争政策和反垄断的角度来看，目前在这两个领域内，尚不存在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区域性协议或双边条约。一方面，竞争政策所代表的市场价值观、理念和相应的经济制度，具有广泛的国际共识；另一方面，反垄断法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域内法，但各法域的反垄断法几乎都规定了域外适用制度，如果发生在境外的垄断行为排除、限制境内的市场竞争，就应适用境内的反垄断法。这一制度时常会引起不同法域之间的矛盾或冲突，由此反垄断的冲突协调与国际合作非常关键。
经济全球化带来广泛的市场共识，也使得各法域的反垄断法律制度在目标宗旨、制度框架、基本原则、分析方法、救济路径、正当程序等方面凝聚了大量共识，并最终推动了反垄断法在制度和实践方面的趋同。
综合以上两点，如果一个反垄断法域在国际冲突协调的过程中过于“标新立异”，突破反垄断的国际基础共识，就可能使国内市场的反垄断法适用问题，升级为贸易摩擦甚至是争端和冲突。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时，国际市场正朝新型全球化的方向演进。部分国家和地区基于保护本土市场国际竞争力的目的，围绕价值倡导、贸易投资协定和国内法律制度等方面，正在酝酿或形成竞争政策的新工具，使竞争政策呈现出域外适用扩大化、拘束力强化和法治政策化与政策法制化的特点。例如，RCEP和CPTPP中已包含不具备强制力的竞争政策专章，但关于国有企业和补贴的章节条款则适用争端解决机制，对参与方在市场和竞争政策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拘束力越来越强；美欧关于数字经济反垄断和管制新规正在重塑数字经济发展的价值观，一些国家和地区将进行借鉴；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已经就《关于扭曲内部市场的外国补贴条例》达成政治协议，准备通过的条例旨在规制在欧盟境内经营同时领取外国补贴达一定规模的企业；取代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项目的将是“宜商环境”评价体系，等等。在国际规划中，这几个重要政策工具进行协调都是由竞争政策统领。
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可能受到的影响将尤为明显，在国际格局演进的背景下，要构建中国竞争政策的法治蓝图，为进一步深度参与国际竞争治理和适应全球化的新局面，需要进行理论、思维、制度及实施等方面的法治准备。
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的国际规律和我国经验
数字经济是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市场发展的大趋势，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了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锚定了正确的发展目标。
数字经济拥有复杂的商业模式和较长的产业和价值链条。完整的数字经济包含三层结构，分别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智能技术和数字应用场景。三者之间形成闭环——基础设施服务于高新智能技术开发，数字技术满足应用场景的需求，而应用场景的需求也反过来塑造着基础设施和智能技术的发展方向。能够使数字经济闭环有效循环起来的关键，在于市场应用场景不断推动创新，因此发展数字经济需要依靠各种各样的市场化的平台。
我国是数字经济强国，得益于宽松的监管环境、充实的国际资本、数以十亿计的海量用户，过去20多年中我国平台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成为全球唯一能够在数字产业紧紧跟随美国的国家，在全球排名第二位。2020年，美国数字经济体量约为13.6万亿美元，排名全球首位，我国以5.4万亿美元紧随其后，远超排在第3-5位的德国、日本和英国。
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是好的，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平台经济发展不充分、存在短板，一些平台企业发展不规范、存在风险，监管体制不适应的问题也较为突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为平台资本设置好“红绿灯”，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要对平台经济实施常态化监管。
我国平台经济的监管方面有着“多法共治、多部门共管”的体制特点，《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价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和规章都能够适用于平台领域的行为，同时有多个部门各自享有监管或执法的权力。把握这样的监管体制特点，就要进一步厘清不同法律之间的边界，并做好监管或执法之间的协调工作。
走过二十年“跑马圈地”的快速发展后，互联网流量红利褪去，互联网企业回归理性，更多地从虚拟经济走下神坛，不断地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促进。
平台经济的监管特别是反垄断执法，是目前全球各个法域高度关注的议题，既是热点，也是难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欧盟和美国。
1.欧洲以壮大本土企业为目标，实施“主动打击型”国际数字战略。欧盟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和立法产生了全球影响力。其处罚对象基本上是谷歌、亚马逊等美国的平台企业、互联网公司。同时，欧盟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也正在全球掀起追随模仿立法的浪潮，但必须要看到的是，欧洲本土的数字企业的用户数据有限。因此，欧盟的最新立法将发挥的作用是使欧盟更便捷地在反垄断法的框架之外，监管美国的大型科技平台，并促进美国数字巨头掌握的数据流向欧洲本土的平台公司和智能制造业。背后原因即是，欧盟在欧洲统一大市场战略的指导下，实施了“单一数字市场”建设目标，因此欧盟追求能够在自己本土拥有较为强大的平台经济企业，同时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大型科技平台产生了较明显的抵触。
2.美国以鼓励创新、防止产业被赶超为主线，注重平衡内部矛盾。美国近年来也开始关注谷歌、脸书等平台企业或互联网公司的垄断问题。2021年，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正式批准了平台经济领域的一份反垄断报告——《数字化市场竞争调查报告》，该报告指控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亚马逊（Amazon）、苹果（Apple）四大互联网平台企业（即“GAFA”）实施了垄断行为，损害了市场竞争和创新，应当从恢复市场竞争、强化反垄断法、激活反垄断执行三方面进行变革。该《调查报告》直接或间接推动了8部平台反垄断法案的酝酿。通过追溯美国反垄断执法历史可以发现，美国在实现最大程度的竞争救济同时，避免大幅度改变既有的商业模式或行业惯例。
我国如何借鉴国际经验
首先是从欧盟经验来看，借鉴欧盟经验开展防守反击和主动打击型的立法执法，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欧盟的立法和执法直指美国大型平台企业，这是由于欧盟本土数字企业和相关中下游企业面对美国企业缺乏相应竞争力、自主权，而打压美国企业的目标则是尽可能地使欧洲本土数字企业在面对美国平台公司时有更大的竞争力。对我国而言，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数字企业，主要业务并未在中国境内开展，因此对我国平台企业和实体制造业及商户并未造成竞争压力和损害。
美国则需要考虑两党博弈、冲突协调、妥协共识等种种因素。但美国有两条非常明显的倾向，一是国家利益优先，二是充满法治约束。虽然美国一部分政客提出了不少内容激进的法案，但这些内容影响巨大并可能损害美国企业竞争力，使美国在数字经济时代失去全球主导地位的立法，很难产生共识和获得通过。而美国的反垄断执法要执法机构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向法院起诉，由法院做出判决来最终决定。综上，虽然美国监管平台经济总是存在“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但这种模式却无形间促进了美国平台企业的发展。
具体来看，美国和欧盟的立法都缺乏足够的可借鉴性，但是这些立法背后反映出的规律，则可以借鉴。
我国是数字经济强国和平台经济大国，平台企业主要业务开展在国内，但资本来自全球，在开展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保护和增强我国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要使整体法治环境，与我国平台经济背后的资本市场的价值取向相一致，这也是落实中央相关要求，推动平台经济依法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应然之举。
反垄断法是各个国家和地区为保护本区域内的市场竞争而制定和实施的法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法域的反垄断法普遍具备域外适用的效力，这就会使反垄断问题与贸易问题相互交织。由于不同法域间在发展阶段、利益诉求等方面均有所不同，这就引发了反垄断法适用中的国际冲突，并由此产生协调的必要性。反垄断领域尚不存在也难以形成具有拘束力的国际公约和多边、双边条约。国际协调的主要方式是国际执法合作、国际组织凝聚共识、推广最佳实践等等。如果不能有效协调好执法冲突，内部市场的反垄断法问题，就有可能变为国际层面国家之间的贸易问题。
1.知识产权等重点领域的反垄断立法执法司法。知识产权的定价问题是反垄断领域的难点，特别是在通信标准当中，实施相应的通信标准（如4G、5G等），必须使用标准必要专利（SEP），这些SEP普遍掌握在高通、诺基亚、爱立信和我国华为等领先通信技术企业以及非实体专利权人的手中。专利向下游许可和交叉许可的过程中，可能引发定价方面的冲突。关键在于如何定价，以及执法、司法机关能否决定一个通信企业相关专利的全球费率。
首先，法院和执法机构不应给出一个确定的价格或相对确定的价格范围，这会产生公权力代替市场形成价格的问题，破坏市场的价格机制。
其次，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对专利价格的诉求存在差异，但国际上一般接受的对合理价格的理解，就是尊重市场、尊重消费者的判断，因为最终为这些技术定价买单的是消费者。如果消费者的购买意愿降低，那么专利厂商投入的大量研发成本和市场营销成本就无法回收、形成亏损。
最后，我国作为信息终端设备的制造和出口大国，正在形成赶超的态势，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执法案件和司法裁判中，应当保持慎重。一方面，作为终端设备制造和出口大国，低价的知识产权是我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所在；但如果一味致力于压低知识产权价格，那么当我国逐渐从产业的中下游走向上游，就会受到以往定价规则的反噬，不利于我国的长远发展和创新。
2.反垄断国际组织和执法正当程序框架。国际上近期正在持续关注反垄断的正当执法程序，并通过反垄断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竞争网络（ICN），达成了正当执法程序框架协议（CAP）。
（1）关于国际竞争网络（ICN）。ICN是竞争法领域全球性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它是全球唯一致力于竞争执法的全球性机构。ICN为各竞争机构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保持常态化交流的场合，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ICN成员通过动态对话，在全球反垄断界建立共识，并逐渐趋向健康的竞争政策原则。
ICN成立20年来，通过实践指导等方式，在竞争执法的程序和专业技术方面给予相关竞争机构以帮助，受到了全球竞争执法机构的普遍认同和广泛采纳。对竞争机构之间的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2）关于ICN竞争机构程序框架。竞争机构程序框架（Framework for Competition Agency
Procedures，CAP）是在ICN框架下实施的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由多边共识凝聚而成的反垄断正当程序执法框架， CAP正式生效并开始运行，目前全球已有近百个竞争机构签署。
成为CAP加入方，有利于完善反垄断执法的体制机制建设，也有利于提高执法效率。参与方能够通过CAP和ICN平台得到许多对执法有益的、实体规则方面的工具性、技术性的成果，并且在国际执法合作方面获得更强的时效性。我国成为CAP成员最大的阻碍是台湾地区竞争机构已经签署加入该组织。
环境
环境方面应重点关注营商环境（Doing Business，DB）到宜商环境（Business Enabling Environment，BEE）的转变。
1.从“营商环境”到“宜商环境”。营商环境是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世界银行2003年至2020年连续17年发布《营商环境报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以来，2019年我国营商环境排名升至全球第31位。
2021年，世界银行决定停止发布营商报告，2022年发布新项目宜商环境评估体系说明。至此开始宜商环境项目，标志着世行对全球商业环境的评估进入了新阶段，我国应当对新的情况和变化有所认识。
宜商环境评估体系，既有对营商环境相当程度的继承与延续，更有很大程度的创新、发展和提升：
一是新的指标范围更广、且更注重实效。如营商环境的“电力接入”指标升级为水、电、互联网接入等所有公用设施服务，不仅考察接入的效率，还将评价相关的监管法律法规、质量和监管实践。
二是更加关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及可能的行政性垄断问题，重点体现在“税收”“促进市场竞争”等指标中。如“税收”指标将评价企业的总税收和税负率，“促进市场竞争”将评价竞争法规的质量、公平竞争的法律保障和执法质量等。
三是对政府公共服务的透明度、法治化、数字化要求贯穿始终。“透明度”的关键词在评价指标多次出现，包括开办企业所需信息的透明度、公共服务质量和信息透明度、公用事业收费和介入信息的透明度、税收法规的透明度、司法机构的透明度、政府采购的透明度，等等。
2.关于适应新指标的思考。为适应宜商环境的新指标，要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更为全面深入推进改革工作。
一要更全面深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将市场能解决的交给市场解决，政府做好相应环境建设工作。增强政府补贴领域的法治建设。
二是落实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法治保障，明确竞争政策和产业、财政等政策的协调关系和协调机制，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刚性约束，强化行政垄断执法衔接和责任追究。
三是依托我国数字经济、数字政务平台的优势，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运行，增强政府信息平台统一性，切实增强信息和信息渠道的透明度。
（编辑 季节）
从1992年到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历经30年，由零到一，从小到大，从弱变强。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有工程技术人员发明创造和科研攻关，有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和强烈的事业心，有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持续不断地优化市场环境，更有消费者环保意识不断提高的社会责任担当。
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历程分析
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2-2006年）：以科研攻关项目为主进行探索，实现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培育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着力探索一条摆脱燃油汽车技术，减少环境污染，实现世界汽车大国的跨越式发展道路。从1992年钱学森院士建议国家层面制定蓄电池能源发展计划，到2000年在德国奥迪汽车公司任职的万钢同志向国务院提出开发洁净能源轿车建议，政府积极支持，我国科技界、产业界与政府高效互动交流，形成发展共识，共同推动汽车产业进入发展快车道。“八五”期间，国家计委在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中安排了“电动汽车关键技术研究”项目，投资1500万元，首开电动汽车研制项目先河。“九五”期间，科技部开展“电动汽车重大科技产业工程项目”，完成了电动轿车概念车设计、电动改装车试制，并开展试运行，样车实现了110公里时速、130公里续驶里程、8.5秒的加速度，达到国外同类型改装车的先进水平。
“十五”期间，国家实施了“电动汽车重大科技专项”（863计划），形成我国新能源总体技术路线，即“三纵三横”（“三纵”为燃料电池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三横”为多能源动力总成系统、驱动电机、动力电池）的研发布局，并相继研制出电动汽车功能样车、性能样车和产品样车。在整车技术开发方面，混合动力汽车性能样车可节油30%以上、排放减少30%。在关键零部件研发方面，突破了大功率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组制备关键技术，大功率镍氢、锂离子动力电池的功率密度等性能指标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十一五”期间，通过“863计划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项目”，开展了一大批以整车集成为载体、动力系统为核心，突破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瓶颈技术的研究项目，初步构建了电动汽车产学研联合技术创新体系。建成15个国家重点试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形成电动汽车研发平台48个，目录公告了各类新能源汽车350余款。
在2008北京奥运会等大型活动期间，新能源汽车成功开展了集中化、高强度、大规模的电动汽车示范运行，初步形成了15万辆电动汽车整车和关键零部件生产能力，成功培育了电动汽车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我国汽车工业实现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机遇。在这一时期，万钢同志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从零起步到成长壮大的重要领导者和推动者。
第二阶段（2007-2017年）：示范运营，产业进入导入期
产业扶持政策有力推动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2007年我国发布了《新能源汽车生产准入管理规则》，拉开了产业规范化管理的序幕。2009年发布了《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首次提出形成50万辆新能源汽车产能，新能源汽车销量占乘用车销售总量5%左右的发展目标。2012年发布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确立了以纯电驱动为主的技术路线，提出到2020年，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量超过500万辆，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零部件技术整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企业。
示范运营成效显著。2009-2012年，开展了以对公领域为主的小规模示范推广应用。截至2012年年底，累计推广2.7万辆新能源汽车，其中对公领域推广2.3万辆。2013-2017年进入大规模示范推广应用时期，2015年示范城市增加到88个，新能源汽车销量突破33万辆，占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近60%的份额，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新能源乘用车产品增至58款，技术迭代速度明显加快，例如产品续航里程达400公里的北汽EU400，电池成本下降到1900元/千瓦时。
产业链企业蓬勃发展。在整车方面有突破性发展，比亚迪汽车2006年研制成功首款纯电动轿车F3e，2008年首款插电混动轿车F3DM面世，此后开启了纯电和插电混动双技术路线，逐渐形成“王朝”和“海洋”两大产品序列；先后发布领先行业的刀片电池和超级混动DMi技术，2022年，比亚迪以186.8万辆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冠绝全球，同年年底成为全球第三大市值车企。2009年北汽集团成立北汽新能源公司，成为国内首家新能源汽车股份制公司和首家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并在2013-2019年连续七年位居我国纯电动汽车销量第一。2014-2016年，以李斌、李想、何小鹏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负责人加入造车大军，北汽、上汽等传统企业也开始筹划高端纯电品牌，以大众为代表的外资品牌陆续发布新能源汽车投放计划。
充电服务市场快速兴起。2007年成立的“精进电动”等零部件企业，已成长为电驱动领域的领先企业。2011年成立的宁德时代，以磷酸铁锂、三元锂电池为主，陆续开发了CTP无模组电池、钠离子电池、CTP 3.0麒麟电池，布局固态电池研发，自2017年起，连续六年保持动力电池装机量全球第一。充电服务市场也快速兴起，国家电网、特来电等企业开始布局充电设备生产商及上游配套领域，以充电桩为龙头的充电产业链正在形成。
第三阶段（2017-2020年）：市场化发展和对外开放阶段，产业进入快速成长期
《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合资政策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等政策陆续出台，新能源汽车产业加速向市场驱动转型，产业对外开放力度加大，产业竞争格局逐步形成。
产销目标基本实现。2018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首次突破100万辆，2020年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92万辆，接近当初500万辆规划目标。2020年年底，私人消费占比提升至71%，市场逐步向非限购区域渗透，2020年非限购城市销量占比提升至62%，市场化驱动特征更加明显。
自主品牌高端化。以智能化为优势，造车新的发展集群带动自主品牌高端化。造车新的产品以智能化为主要特征，产品造型设计、科技配置、用户服务与运营各具特色。2017年12月，蔚来汽车推出首款量产车型ES8，2020年交付新车突破4万辆，是首个在豪华车领域实现突破的自主企业；2018年10月，理想汽车发布首款车型理想ONE，2020年全年销量超过3万辆，由此带动我国增程式混动汽车发展。新型产品以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科技属性非常明显，产品造型设计、科技配置、用户服务与运营各具特色，成为我国汽车产业冲击高端市场的代表。
特斯拉国产化促进产业加速。2018年7月，特斯拉与上海市政府签署了投资建厂协议，2019年1月开工，2020年1月国产Model 3交付，当年实现销量近15万辆，开启高速发展阶段。
产业竞争格局形成新的阵营。2020年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渐形成传统自主、造车新的集群、合资及豪华品牌四大阵营为主的竞争格局。以上汽通用五菱、比亚迪、广汽埃安为代表的传统自主品牌向高低两端发力，上汽通用五菱MINI EV单车累计销量超过110万辆；广汽埃安2022年销量增至27万辆；造车新的头部企业表现强势，尾部企业加速退出；合资品牌电动化布局全面提速，大众成为合资品牌电动化战略的领头羊；特斯拉全面领先传统豪华品牌，传统豪华品牌奋起直追，加速转型进程。
第四阶段（2021年至今）：“双碳战略”推动新能源汽车行业高速发展，行业进入普及期
新能源汽车爆发性增长。在“双碳战略”引领下，2021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实现了爆发性增长，销量分别达到352.1万辆、688.7万辆，渗透率达到13.4%、25.6%，新能源汽车已进入普及期。2022年，自主品牌新能源乘用车销售占比达到79.9%，其中比亚迪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冠军，新型自主品牌蔚来、理想、小鹏当年交付均突破10万辆大关，自主品牌竞争力大幅提升。
“双碳”目标牵引商用车新能源化跨越式发展。受益于对公领域示范运营政策，我国商用车电动化进程明显加速。2015年以来销量逐年攀升，2022年达到30.7万辆，实现同比增长65%，渗透率达到9.4%，同比提升5.5%。新能源商用车以纯电动车型为主，2022年纯电动车型销量占比达到97.8%。北汽福田作为我国商用车领军企业，持续进行新能源领域的投入，已形成了涵盖车辆研发、制造、燃料供给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关键零部件及核心技术基本自主可控，同时也是我国氢燃料电池整车领域的排头兵。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上，北汽福田提供了515辆氢燃料客车，为绿色奥运做出了贡献。宇通客车在新能源客车方面也居行业前列。
国际化迅速扩张，产业开启全球竞争。2021年始，比亚迪、蔚来等企业组团出海；宁德时代、国轩高科、蜂巢能源等企业也在北美等地建设生产基地，宁德时代首个海外工厂已经实现锂离子电池电芯的量产，产业走出国门开始参与全球竞争。2022年，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排名前10位的企业中占了3席，在动力电池装机量前10位的企业中占据6席。2022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67.9万辆，同比增长1.2倍。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汽集团考察时提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为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培育出了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与消费市场，新能源汽车产业亮点纷呈。
完善顶层设计和行业规划、政策，为引领行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2007年，我国选择新能源汽车作为振兴汽车产业的国家战略，并入列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制定了产业规划并持续更新。早期阶段，通过逐步扩大示范运营范围以及配套相应补贴政策，带动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化；随着市场形成一定规模，逐步完善政策法规标准体系，有力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由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快速过渡。自2009年起至2022年年底，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持续予以补助，加快了产业转型进程。据《经济观察报》统计，截至2022年年底，仅中央财政补贴金额就高达1668亿元（不包括2022年及之前已实现销售尚未清算补贴的金额），以及数额巨大的地方补贴资金。我国提供了全球最大规模的财政补贴资金，有力推动了新能源汽车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奠定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发展基础。
“政产学研用”一体化推进，助力产业健康发展
政府注重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战略发展规划，持续完善产业政策、消费政策，制定技术路线图、产品强制性安全要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政策；企业作为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主体，不论是传统燃油车企业还是造车新能源车企，以市场为中心，在技术创新、产品升级、产业链培育等方面提前谋划、主动作为，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市场竞争力实现了质的飞跃。高校和科研机构瞄准国际先进技术水平对标对表，基于我国国情立足实际持续科研攻关，攻克了一系列核心技术，使我国新能源汽车技术基本实现自主可控。政府和企业以满足消费者核心诉求为出发点，出台了一系列消费支持政策，加快充电桩、换电站、停车位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大智能道路及设施建设，方便消费者实现车路协同。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累计建成充电桩521万台、换电站1973座，构建了十纵十横两环的高速公路快充网络，充换电网络全球规模最大。
销量实现跨越式增长，自主品牌企业占据主导
我国连续8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消费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从2011年不足6000辆到2022年688.7万辆，增长了1000倍以上，渗透率由2016年的1%提高到2022年25.6%。2022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前十名企业中，我国自主品牌占据九席，销量占比达79.9%。与燃油车领域相比，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在各细分市场都取得了巨大的渗透率优势，在大型与中大型电动车市场，以蔚来ET7、理想L9、比亚迪汉为代表的自主车型占据了80%份额；在中型电动车市场以比亚迪海豹、深蓝SL03为代表的自主车型占据了45%以上的份额。
稳步提升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供应链体系本土化
我国已基本建成本土化的新能源汽车供应体系，关键原材料与技术基本实现自主可控。三电核心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2022年，我国动力电池企业在全球市场份额超过60.4%，宁德时代CTP无模组技术、比亚迪刀片电池技术有效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与安全性能，2022年底量产动力电池单体能量密度由2012年的120瓦时/公斤提升到300瓦时/公斤，成本由5元/瓦时下降到0.9元/瓦时左右。动力电池行业进一步向上游布局，基本形成自主可控、全球领先的发展格局。电机电控领域，已形成精进电动、上海电驱动、弗迪动力等一批优秀企业，电驱动向集成化、高效化发展，部分企业实现碳化硅功率器件自研自产，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新能源汽车发展带动了智能网联技术的快速发展，产业已由电动化为主的1.0阶段迈向与智能网联融合发展的2.0阶段，搭载先进电子电气架构、高算力芯片、车载操作系统、激光雷达等相关核心技术的新能源汽车已成为产业竞争的重点。2021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市场中具备L2级智能驾驶功能的车型销售476.6万辆，渗透率达到23.5%，同比增长57.2%。车企加强智能化技术应用，在L2级辅助驾驶基础上不断拓展功能配置和应用场景，覆盖高速、快速路、城市道路等场景的自动驾驶功能开始在量产车上集中搭载，吸引了更多客户。
示范运营和各地市场梯次推进，形成一批全球领先的新能源汽车应用城市
发展初期，由央地两级财政补贴政策支持购买新能源汽车，示范城市由最初的十城千辆扩展到25个城市，进而推广至88个城市；进入市场驱动阶段后，近些年各地市场全面启动。在此期间，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发布的针对燃油车的限行限购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促进了新能源汽车的销售。社会资本同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持续投资新能源汽车产业，推进商业模式不断创新。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已经形成一批全球领先的新能源汽车应用城市。2022年的数据显示，全国有33个城市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10万辆，其中上海、深圳、北京、杭州、广州超50万辆。2022年，上海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94.5万辆，占汽车保有总量的19.8%，保有量排名全球城市首位。
产业人才不断聚集，形成较为完整的人才体系
新能源汽车行业人才伴随产业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满足当前发展需求。人才涵盖产业全生命周期的各领域，形成由院士专家领衔，研发人才、技能人才为核心的人才梯队。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从业总数突破150万人，其中新能源研发人才约21.6万人，智能网联研发人才约7.2万人左右，生产制造技能人员约70.5万人。雄厚的人才队伍储备是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新能源汽车产业带动相关产业共同发展,综合效益明显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长、覆盖面广，上下游关联产业超过100个，通过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重塑了汽车产业及汽车高端零部件产品的生态环境，改变了原有垂直封闭的格局，带动整个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与资源、能源、环境、人工智能、未来城市等的融合发展。截至2021年年底，新能源汽车整车累计消费约1.6万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产值约4.8万亿元，仅使用环节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1亿吨，为工业和交通领域碳减排做出了积极贡献。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问题和建议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取得突破性发展的同时，仍存在着几个主要问题：一是在电池原材料和车规级芯片等卡脖子领域要有新突破；二是成本高于售价及产能利用率不足，整车企业减亏扭亏压力巨大；三是部分城市对新能源汽车实行总量限购或对纯电动、插电混动实行差异化政策，不利于市场规模扩张；四是商用车的新能源渗透率比较低，大城市新能源商用车通行权问题没很好解决；五是如何把在电动汽车上智能网联化的优势向燃油车和商用车上嫁接，需要加快推进转移共享。
坚定不移地推动电动化向纵深发展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新能源汽车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和华北、中原地区市场，市场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东北与西北市场发展还远远不足。需继续加强新能源汽车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进一步提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效率与功率，以及电动汽车环境适应性、安全性和稳定性，提高充电效率，满足全气候、全场景使用需求。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资源禀赋不同、能源优势不同、基础设施提供能力不同、消费习惯不同、使用场景不同，应结合各地优势，因地制宜，宜电则电、宜混则混、宜氢则氢。
新能源混合动力车开始发力，成为新的增长点
得益于相对较低的购置成本、无里程焦虑、更好的环境适应性等优点，我国插电混动（含增程）汽车近几年开始发力，市场增速加快，2021年销量60.3万辆，2022年更是达到了151.8万辆，销量同比分别增长140%、152%，远高于纯电动汽车增速，插电混动（含增程）已成为新的增长点。从近两年的销量增长可以看出，传统汽车企业在燃油车方面通过长期积累形成了一定优势，企业具备条件加快发展增程式车和插电混动车，可以有效利用燃油车的存量资源，推动企业实现新能源化发展。
智能网联技术要由新能源车向外嫁接，实现资源共享
当前，以新能源汽车为主搭载的智能网联技术取得较快发展，使汽车变得越来越“聪明”，同时加强了与智慧能源、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的协同，推动了产业跨界融合发展。未来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没有L2级别的智能网联化技术搭载，产品将很难取得良好销售业绩，因此智能网联技术要加快向燃油车和商用车嫁接，实现资源共享。
持续推进整车电子电气架构从分布式向跨域集中式转变
整车电子电气架构演进过程分为三大步骤，由分布式架构向跨域集中架构演进，进而向车载电脑集中架构演进，从而实现ECU从分布到集中。当前的主要工作就是落实好从分布式架构向跨域集中式转变，完成功能整合，多个独立网络内整合，中央网关协调通信，跨域功能整合，并通过中央域控制器实现降本。
同时考虑到OTA升级等需求，汽车让消费者更好地享受驾乘体验，整车企业除了提升自主研发能力外，还要主动整合国内外软件、硬件相关系统供应商，共同推进整车电子电气架构不断优化升级，更好地满足消费升级和整车自动驾驶水平的持续进步。
汽车企业要全产业链转型，走并轨发展道路
传统汽车企业在发动机、变速箱、整车设计、制造工艺、质量控制、销售网络等方面有长期积累，面对新能源汽车蓬勃发展的时代，一是要积极拥抱行业变化，助力传统内燃机与电驱动技术结合，向高效率、电气化升级，推动新旧动能平稳转换；二是利用好油车时代的积累，在发展新能源的同时充分利用现有燃油车资源与成果，走并轨发展的道路。同时企业要加快电子电气架构、“大三电”（电池、电机、电控）和“小三电”（空调、制动、转向系统）等核心技术的升级开发，包括通过合作合资推进。
不断研发推广新技术、新模式，推进电池资源回收利用水平
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目前存在回收渠道不畅通、回收电池缺乏标准和数据信息、梯次利用环节成本高企，利用量达不到经济规模、电池梯次利用拆解回收技术存在短板等。因此，应加强产业链协同，持续进行科学技术攻关，提高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水平，规范回收乱象，建立以城市群为中心的区域回收利用基地等。
汽车行业通过节能减排践行“双碳”战略
根据中汽中心估算，汽车行业碳排放约占全国碳排放的7.5%，其中，生产环节的排放约占10%，主要来自电力使用间接排放；使用环节的碳排放约占90%。2021年，按全生命周期计算，一辆电动汽车碳排放量22.4吨，而一辆汽油车则是39.7吨，商用车作为碳排放大户，保有量约占我国汽车保有量的15%，碳排放占比却高达50%左右，因此道路交通为主的绿色转型势在必行。一是要进一步推进新能源汽车持续快速发展，力争2035年新能源汽车（含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及氢燃料汽车）渗透率超过80%；二是加快推进商用车新能源化，目前商用车的新能源渗透率只有10%左右，要加快公交车及物流车电动化和干线物流的氢燃料商用车推广步伐，同时要加大“公转铁”“公转水”占比；三是汽车整车与零部件企业制造环节的节能减排是重中之重，要提升电气化率，减少化石燃料使用，提高清洁电力使用比重，推广回收利用技术等，全面推动汽车全产业链低碳发展。
加快国际化步伐，引领全球智能电动车发展
无论从市场增长还是从企业发展上，我国新能源汽车都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以比亚迪和新势力为代表的新能源整车企业和以宁德时代电池为代表的关键零部企业，以环保理念、电动车优势技术和完善的售后服务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可，产品不仅率先在欧美日发达国家销售,并且已开始投资建厂；远景动力、国轩高科、亿纬锂能等动力电池公司也加快出海建厂步伐。下一步，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要在产品准入标准、电池标准、双碳措施上参与国际合作，同时进军海外资本市场，不断扩大产品、技术、品牌、文化的国际化影响力。
（编辑 尚鸣）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压实省级政府防范化解隐性债务主体责任的重要指示，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坚决遏制增量、化解存量”的战略部署，针对近期一些地方城投平台债券违约、债务风险紧绷等问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形势与应对”专题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地方债务风险现状、财税体制机制、债务使用与管理、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长效机制等方面问题深入探讨，并提出政策建议。
地方债务风险现状
自2014年新《预算法》颁布以来，我国地方债务管理机制逐步成熟。在“开前门、堵后门”的工作方针指导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隐性债务风险亦有缓释。但近几年伴随疫情冲击，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快速增长，隐性债务增速止降回升。部分地区债务状况继续恶化,财政库款见底，收支矛盾较为突出,地方政府债务的结构性及区域性问题持续暴露，风险进一步凸显。
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欠佳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近3年来，中国政府财政杠杆率上升幅度超预期，财政预算收入增速下降，预算支出增速总体高于财政收入。值得警示的是，财政预算内收入与GDP之比明显下滑，预示着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下降。2022年，以土地出让金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断崖式下跌，使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收支压力，体现出房地产市场涨落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密切联系。虽然地方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对于一般预算影响有限，但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地方主要收入，其变化将影响到地方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财力，也影响到地方债务的可持续性。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董事长闫衍指出，截至2022年年底，中央政府的国债余额达到25.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到 35.1 万亿元（其中一般债务14.4万亿元，专项债务20.7万亿元），政府显性债务余额合计达到60.7万亿元，超七成省份债务率突破120%警戒线。财政部发布《2022年12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显示，2022年地方政府债券付息支出首超万亿，呈现出总量大、增速快、付息激增、期限拉长的特点。
城投债务风险加剧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华兴资本首席经济学家李宗光指出，分税制改革充盈了中央财政实力，但地方财政预算逐渐吃紧、融资渠道受限，使得城投平台承担部分政府融资职能，成为地方政府财源的重要补充，多年来积累了大量政府相关债务与资产。近年来，交易所和交易商协会间城投债审核与发行延续偏紧态势，借新还旧居多，发行额、融资额均下滑。多地债务负担偏高、土地出让低迷导致的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弱化、非标违约事件等较集中，部分地方信用受损加剧了城投债风险。
罗志恒指出，从全国来看，城投平台带息债务的层级分布较为均匀，省级、地市级和区县三分天下，占比相当。城投短期债务占比较高，债务滚续频繁。从地区分布上看，天津和宁夏面临较高的债务到期压力。从行业分布上看，建筑装饰、交通运输、房地产三个行业年内城投债到期规模较大。城投平台资产负债率缓慢抬升，盈利能力较弱，还本付息能力逐年下降。
专项债增长速度过快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执行所长温来成指出，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达到历史新高、发行期限不断增加，2万亿元的再融资券表明我国地方财政在偿还专项债本金方面已经走向借新还旧的老路。虽然专项债利率下降有利于降低成本，但是专项债的发行市场化程度不高，可能会挤占企业以及社会的融资。
闫衍指出，当前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上扬，结构性及区域性债务风险较为突出。专项债发展中存在五大问题：第一，项目储备是地方债高质量发展、政府“债务-资产”高效转化的核心与前提，但目前仍存在优质项目储备不足、与资金需求错配的问题；第二，地方债尤其是专项债使用效率不高，存在挪用或投向不合理等问题；第三，专项债绩效管理有待进一步完善，激励约束作用仍需强化；第四，专项债项目资本金到位难、市场化资金参与不足，基建投资拉动有限；第五，债务快速扩容下地方政府还本付息压力加大，优质资产转化不足，需重视偿还风险及债务可持续。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和经济学院教授赵燕菁认为，专项债管理过程中存在以下风险：一是专项债增长速度过快，远超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速；二是专项债门类多且杂乱；三是政府专项债对民间投资的拉动作用有待加强；四是与科研、现代信息相关的新基建项目投资较少，传统基建与新基建之间的结构占比需要优化；五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管理有待加强。
局部地区风险突出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主要是分布不均匀，一些地方债务风险较高，还本付息压力较大。当前地方显性债务总体风险可控，局部地区风险突出；隐性债务规模庞大，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集中点,尤其是中西部财政实力较弱的省份。此外还有专项债的潜在风险问题，以及疫后各地经济与财力恢复程度不一、债务滚动压力分化背景下的区域性债务风险演化等。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认为，存在地方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相互溢出的可能性，高企的地方政府债务至少会面临下述风险：第一，未来一段时间内，地方政府还本付息压力巨大；第二，部分中西部省份仅靠自身难以还本付息，未来恐怕将会陷入债务违约的境地；第三，由于银行体系大量持有地方政府债券，一旦地方政府违约，商业银行将会出现大量不良资产。
地方债务风险形成原因分析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之所以迅速膨胀，举借超过了地方经济和财政承受能力,原因在于政府财权与支出责任不匹配,存在地方政府举债项目各环节管理不到位、土地财政下行削弱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经济增长放缓叠加减税降费降低政府收入等诸多问题。
政府财权与支出责任不匹配
李扬指出，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是财政体制矛盾的集中体现。一是地方财政供养人口过多；二是地方政府财政承担的功能过多；三是地方财政可支配财力结构较扭曲，不能给地方政府以稳定的财政支持。此外，地方政府债券多数被商业银行持有，债务的货币化程度较深，导致财政政策金融化，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互溢性增强。
罗志恒指出，从财政整体运行的角度看，财力和支出责任的三大变化快速推升了地方政府债务。一是经济持续下行，加之大规模减税降费，宏观税负持续下行，财政汲取能力下降，出现了“减税降费陷阱”；二是政府职能范围较大、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多元目标考核导致支出责任的范围扩大、刚性程度上升，收支缺口随之扩大；三是经济社会风险财政化，增加政府的潜在支出责任；四是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上升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债务和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推动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债务率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
中航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邓海清指出，从本质上看，地方债务问题由城镇化派生而来。通过乡村振兴代替城镇化道路，可以化解部分问题，但更多还是要依靠中央财政的顶层设计。
财政赤字结构逐步恶化，地方财政入不敷出
张明、邓海清表示，当前中国政府全口径债务规模不大，但存在重大结构性问题，企业和地方的债务负担较重，但金融部门和中央政府的负债比例相对较轻，导致利息偿付压力较高。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伍戈认为，从周期上看，伴随着利率的下降，全球各国政府杠杆率不断攀升。防疫政策优化调整后，各国经济自发性修复能力不一，经济分化明显进一步加剧区域债务风险分化。中国政府、企业、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均严重受损，财政风险逐渐增加。
同时，土地出让作为除财政之外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近些年波动较大：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受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影响较大；另一方面，土地数量的有限性导致“土地财政”难以为继。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副主任朱鹤表示，地方政府积累债务的动机分为两类：主动动机是通过增加基建投资来实现政绩的短期提升，导致银行贷款成为最主要的隐性债务形式。被动动机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后的地方财政收入不足以覆盖其财政支出，面对刚性且逐年稳定增加的吃饭财政和民生财政的支出，地方政府必须想办法为其财政赤字提供融资。在当前社会融资体制下，地方债务的核心问题是作为最核心抵押品的房地产和土地均面临较明显的价值重估压力。因此，短期化解地方债务问题的主要目标并非抑制地方债务规模和增量，而是应重点考虑更合适的地方财政赤字融资模式，避免地方债务风险在短期内集中爆发并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公共风险加剧地方债务扩张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刘尚希认为，公共债务的性质是由公共风险决定的，公共债务会伴随公共风险的扩大而相应扩张，造成财政风险上升。公共债务是否相机抉择调整取决于风险权衡的结果，按照风险优先级顺序来决定债务是否扩张，其扩张的约束在于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的权衡。若是基于财政货币一体化的考虑，在债务扩张有效的条件下，公共债务扩张的限度则取决于货币风险（通胀），风险权衡相应拓展为公共风险与货币风险的权衡。
刘尚希指出，通过模型对公共债务扩张引致的财政风险进行评估显示，地方债变动只有3.7%可以由财政支出扩张所解释，意味着地方债务的扩张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的关联性极小，是中央调控地方化的结果。自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中央宏观调控开始快速地地方化，通过各种融资平台、城投公司来扩张地方政府债务，试图对冲经济风险、失业风险。鉴于对冲公共风险效果有限，且国家财政风险快速上升，中央调控地方化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
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债务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双重效应。为持续推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部门及相关金融机构应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理存量、增量债务，防范并化解系统性风险。
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李扬表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方债务率增减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地方债务问题需要分类解决，综合考虑解决办法。
体制改革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层级以及相应财政层级的设置应实行三级政府体制；二是真正解决政府干预和参与过多的问题；三是明确财政分权（财权）还是财政分财（财力）；四是切实减少财政供养人口。
制度安排方面。解决“央-地”关系问题，一是要实事求是地确认并科学厘定地方政府所应承担的事权；二是要提供稳定、透明、可持续的财力支持；三是将上述安排用法律的形式予以确定。
管理安排方面。要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发、用、管、还”问题：一是建立一套科学衡量地方政府债务缺口和债务风险的指标体系；二是中国政府债务虽多，但资产更多。经妥善安排，可以出售部分经营性国有资产，弥合地方政府债务空缺。
刘尚希指出，基本的解决思路应遵循在财政风险可控约束下公共风险最小化的原则，根据公共风险的特征、强度及结构，对公共支出进行相机调整。同时，要考虑财政风险的约束趋紧，将财政货币一体化纳入宏观视野。积极财政政策的约束条件应进一步放宽至货币风险（通胀）约束。一是调整宏观调控模式。回归本位，推动财政体制改革，提高中央支出占比、中央债务占比、中央对居民转移性支出占比；二是基于人口流动趋势和人口分布、人口老龄化来布局社会基础设施项目。政府投资布局的空间单元应从以县域、市域为主变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三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上移事权、支出责任，避免“小马拉大车”造成的治理效能下降问题；四是财政金融联动。一定条件下一定程度的债务货币化是可以考虑的。
罗志恒认为，长期看，一是要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界定政府职责与规模；二是建立政策出台前评估和实施效果问责机制，避免各领域风险蔓延至财政，避免风险财政化透支财政空间；三是深化社保制度改革，防止社保长期过度依赖一般公共预算补贴；四是尽快稳定宏观税负，减税降费要从追求数量转向效果，对于普通居民影响不大、但有利于推动绿色发展和缩小贫富差距的税种进行结构性加税。
伍戈指出，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方式。短期内要在稳住一般税收收入、基金收入等内生性经济动能的基础上，慢慢调整经济结构。长期要沿着市场化的方向进行改革，一是要肯定地方债务的合理性；二是调整分税制，尊重地方的创业精神，强调地方试错的重要性；三是政府的边界需要相应收缩。
推进城投融资平台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转型
邓海清认为，解决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特别是信用扩张问题，“地方财政”的传统模式已难以为继，通过土地城投平台向国有资本运营平台的转型，分担地方政府压力。在融资模式上，要通过资产证券化、公募REITs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本周转率，减轻对发债或银行贷款的依赖。案例分析表明，通过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投行化模式，围绕高科技、互联网产业链，发挥杠杆撬动作用，顺应智能制造、数字经济趋势，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其中，基础设施公募REITs作为权益投资，不仅以股权转让的方式缓解地方政府在债务端的压力，还可以动员储蓄投资建设规模大、周期长的基础设施。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更有利于管控地方政府债务，缓解“土地财政”压力，破解“后地产时代”地方政府融资困境；对于城投平台而言，如果能够以公募REITs的方式盘活、退出大量不动产的相关负债，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经营负担，转向轻资产运营模式，还可以投资新项目，提高资金运营效率。
着力改善地方政府专项债项目风险管理
闫衍表示，首先，要合理分配地方债务限额，落实绩效管理及评价应用。其次，合理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结构，在保障专项债存量项目资金接续的同时，适当提高国债和一般债比重。未来需统筹考虑各类政府资金和各类项目的搭配关系，合理规划再融资债发行。再次，提升专项债资金使用效率，推动“债务-资产”高效转化。加强“借用管还”全流程管理，用好用足专项债。最后，完善专项债项目投融资机制，加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一方面，拓宽专项债项目资金来源，有效解决资金到位难、不及时的问题。另一方面，需稳健的货币政策配合支持，延续低利率、流动性充裕的金融环境。
温来成提出，一是改革财政管理制度，适当降低专项债券发行比例，增加一般债券的发行；二是规范专项债券分类；三是重视与社会资本合作，拉动民间投资增长；四是增加新基建项目的投资，防范债务风险。
平衡好存量与增量
罗志恒认为，当前地方债务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交织，需要注意处置的力度和节奏，有效处理好存量和增量、系统性风险与道德风险、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分子端债务与分母端产出这四种关系。短期内，一方面出让政府持有的股权、土地使用权以及经营性国有资产权益偿还债务，划转部分流动性较好的国资解决部分存量债务；另一方面存量隐性债务显性化、市场化，部分债务合规转化为企业经营性债务，利用项目结转资金、经营收入进行偿还。
伍戈指出，要区分存量和增量。存量上借鉴遵义、镇江的模式，通过借新还旧、展期、债务置换等方式解决。增量上，应减少贷款、专项债等（转）财政融资，增加一般债。长期上，以财政上开源节流、妥善把握好财政赤字货币化程度和市场化的处理三种方式解决存量债务问题。
张明就防范未来地方债问题反复爆发提出如下方案。首先，对于增量问题，一是对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考虑用国债和省级地方债的融资方式；二是财权下放、事权上收；三是加强常规性的债务审计，落实一把手的领导责任制，降低道德风险；四是推动城市投融资平台向经营性企业转型。其次，对于存量问题，一是将地方政府债务分为三类：经营性债务、提供纯粹公共产品承担的债务和其他债务，并开展全国性的债务审计；二是债务置换，由中央或者省级政府对于举债成本较高的债务进行置换；三是通过注入资产、与金融机构谈判进行债务重组的方式，由地方政府对经营性债务和其他债务进行化解。
完善债务管理长效机制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要根据各地债务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对债务进行分类，建立规范完善的债务规模控制机制，使地方债务控制在适度规模。短期内，要在稳住一般税收收入、基金收入等内生性经济动能的基础上，慢慢调整经济结构。长期看，要沿着市场化的方向进行改革，一是建立一套科学衡量地方政府债务缺口和债务风险指标的预警体系；二是财政金融联动。借鉴日本的经验，地方政府从设立单独的金融机构、市场直接发债和商业银行贷款三种渠道获取债务资金来源。
在增长中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李宗光认为，增长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宏观方面，高强度防疫支出压力缓解，房地产有望企稳，土地出让金或微增；中观层面，中央、地方稳经济的诉求一致，地方债务化解意愿提升；微观方面，经济复苏后，企业现金流好转，融资环境有望改善。为了提高经济增速，短期债务可以稍微放松，但必须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制定系统性举措方案，提振信心、改善预期，避免合成谬误。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强调，中国政府债务的演化路径是地方专项债的一般化，地方一般债的国债化，以及对于重大跨域基础设施项目、公共消费支出等债务的货币化，甚至赤字货币化。由中央政府出面，通过加大宏观政策调整力度等方式释放积极信号，提振需求、改善预期。
积极探索解决债务问题新模式
各地政府按照中央部署，积极开展“化债”行动，目前已取得了一定成效。
朱鹤认为，重新实现信用扩张，一方面，分子端的资产价格重新上涨带动市场预期改善，或者分母端的无风险利率大幅下降；另一方面，诸如地方政府持有的大量国有资产等资源以资本化的方式补充土地造成的抵押品缺口。此外，政策性银行支持地方政府赤字融资的模式是一种较为灵活的新尝试，摆脱了地方政府在间接融资体系下缺乏合格抵押品的限制。在充分评估新模式潜在风险的前提下，如果能够使经济尽快恢复潜在产出水平，其正面意义应该得到肯定。
罗志恒认为，短期内，要拉长周期，压降成本。一是要安排财政资金偿还，通过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为偿还债务留出空间；二是通过债务的置换、展期、重组等方式优化债务结构，减轻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三是通过破产重整、清算等方式减计债务，避免风险传递引发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赵燕菁表示，中央政府防范债务风险的核心是全力以赴保债务。一是让房地产恢复流动性。大量减少新增供地，把去库存作为房地产调控的有限目标，必要时政府需要回购已经进入市场的土地。二是尽量债务展期。可以借鉴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假装与拖延”政策，不仅没有导致信用紧缩或经济下滑，且美国纳税人几乎没有负担任何成本。三是利用中央债置换地方债的方式将债务转变为所有者权益，接手对应资产并恢复收费。四是找准投资方向，将策划大量高收益项目作为各级政府的战略性任务。
将债务管理纳入地方政绩考核内容
张明、罗志恒、温来成均就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监督和评估机制提出建议。他们认为，要调整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机制，规范地方政府举债，在债务和GDP之间进行良好权衡。健全债务监管体系，建立匹配多元目标治理体系下的政绩考核激励约束制度和财政评估制度，加强全生命周期专项债项目绩效管理，将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发、用、管、还”问题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明确落实责任。健全监督问责机制，坚决查处和问责违法违规行为，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编辑 季节）
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叠加了经济、社会、地缘政治、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种种动荡、冲突和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在所有国际问题的背后，根本的问题是21世纪世界的发展将由什么力量来引领。
2022年，党的二十大成功召开，它不仅将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将为世界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
党的二十大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党的二十大的重要性可以看历史上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1945年，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这是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由毛泽东倡导并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大范围实践的一种政治、军事、发展理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出独立自主的理论体系，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论基础。
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也是十年时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了党章。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党的二十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写入了党章，推进了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论指南。
二十大结束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延安，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忘初心，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因此，党的二十大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富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我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注重其普遍性。相对比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强调的是中国特色，是特殊性。这次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内涵定义是一个巨大的跃迁。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工业文明以来，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实际上最后现代化变成了西方化或者美国化，但是西方化、美国化能解决多少人口进入现代化呢？目前进入发达国家的人口不到10亿人，西方现代化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中国拥有14亿人口，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没有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我们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国文化。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是平衡，表现为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协调、人与自然的平衡协调、国与国之间的平衡协调，具有浓厚的中国智慧，有望解决西方现代化无法解决的问题。
现代化的核心是“化”，重构与工业化新型生产力相匹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先发的西方现代化国家都逐步建立了与工业化相匹配的资本主义制度。
近代中国从泱泱农耕文明大国沦为落后挨打的弱国，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也在追求工业化、现代化。但是无数探索都没能改变中国四分五裂、民不聊生、饱受列强欺凌的衰败状态。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苏联建立了人类社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北京大学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敏锐地看到新路：在全球资本主义格局中，欧、美、日本工业化的老路在中国已经走不通了，中国应该走苏俄道路，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从此拥有了先进的政党力量，中国共产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有崇高政治理想、严明组织纪律和优秀分子的新型政党；是中国五千年文明、马列主义、现代文明等所有先进文明的集大成者，它带领人民在百年改天换地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进化，它超强的领导力、组织力、动员力和自我革命能力展示了走在时代前列的现代化政党水平。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先进政党带领下，通过建立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因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制度再造、系统重构，其“化”的原理与中国古代哲人老子所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相同——寻找到人间正道，有了1，后面的0会越来越多。
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力量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先进理念与本国历史、文化、社会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境遇有机融合，创造新思想、新文化、新社会和新人；然后让组织、制度和人民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动态演化、不断升级，不断进“化”……
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断“化”的动态过程，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地“化”的内生动力是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和中国人的现代化的不断迭代升级。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三个支撑力量，第一是政党的现代化，第二是制度的现代化，第三是人的现代化。
政党的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马列主义政党，在带领全国人民改天换地的百年奋斗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今天所拥有的力量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党有近一亿党员，拥有先进的理论和严密的组织。中国共产党还拥有先进的文化，是5000年中华文明和人类先进文明包括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西方的政党是现代化的产物，但是它们和资本结合以后，沦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真正为全体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以及在近几年脱贫攻坚、抗击疫情中，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并且拥有在工作实践中不断修正错误的能力，只要干事就会有错误，没错误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党有修正错误的能力。在这样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就越战越勇，展现出卓越的执政能力、领导力、组织力、规划力、行动力。
我们拥有整体大一统的制度，上下联动，中央可控，我们的改革常常是中央定一个目标方向原则，地方去推动探索实现路径，因为中国太大，发展不平衡，治理能力也不平衡，一刀切的方案不会成功。比如医改。对比2009年奥巴马的医改法案，它是一个法案，而我国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央确定了改革的方向原则，具体怎么干，各地先行尝试，然后再将典型经验推广实施。而奥巴马的医改法案为了能在国会通过，改革力度不断减少，最后通过的方案空洞无力，最后还被下一任特朗普推翻了。美国医改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仍然无法真正改革，充分暴露出美国制度的障碍。在中国，我们医改十多年，取得的进展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各地探索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和路径。这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前追后赶、左右监督，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大一统的中国式的改革发展方式，既保证了中央政府把握方向和目标，又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地制宜探索改革路径，中国一直处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发展过程，虽然会遇到很多新问题，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进步得非常快。
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勇毅前行，展现出卓越的领导力、组织力和行动力，既传承马列主义和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又在实践中不断创新。能够不断自我更新、自我革命、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上最强有力的领导力量。现在我们面临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智能化、大数据是新的生产力，有新的生产力加持，
未来中国共产党的迭代速度、更新能力会更强。
制度的现代化
先进的政党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制度，跃进到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70多年来，我们遇到的种种挑战，主要是落后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的不匹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集成了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主义、天下大同的优秀思想，颠覆了人类历史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制度，建立了人民政权，工人、农民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我们建立了人民的政权、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医院，新中国的一切，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崭新的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先进的制度。
尽管这个先进的制度在当时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仍严重不匹配，但我们依靠先进的制度，解决了现代化发展中的各种挑战，充分利用制度优势发展生产力，走出了新的现代化道路。社会革命先于经济革命，社会建设促进经济建设，在社会革命的基础上启动了经济建设，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把金字塔的社会阶层结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成了一个平等的社会，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一切发展都是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为实现现代化扫清了障碍。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是市场经济的原创国，历史上中国的农耕经济曾经是当时的时代条件下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每个人都是市场的交易者。政府采用轻税薄赋，清代税收占GDP的比例一直在1%和2%之间，远低于同时期实现工业化的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它们的税收占比都是两位数，国家财政占近30%的GDP。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但是中国当时经济总量的90%以上是农业，于是我们创造了新的农村集体生产制度——人民公社制度。通过这样的组织形态，我们把分散的小农集中起来，降低交易成本，以交公粮的方式完成了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积累。中国的税负从原来占GDP的1%-2%，提高到20世纪60年代的30%以上。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全国人民进行几十年艰苦奋斗，是那一代人从牙缝挤出来的税收，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积累。
到改革开放时，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才明显下降。近年来，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基础上，土地财政对中国的发展功不可没，它支撑了我国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的超速发展。土地财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红利”。
人的现代化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中国人民展现了一流的国民素质，科学理性、遵纪守规、无私奉献、团结互助、积极乐观、不屈不挠地与病毒抗争。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人需要提升人力资本，它包含教育和健康。而投资教育和医疗都需要巨额资金和专业人才，这是发展中国家无法提供的。所以容易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依靠制度创新，中国探索出了人力资本跨越式提升的新路。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国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动员群众相结合”卫生方针，这是一个伟大创新，中国共产党动员组织人民改善了贫穷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开创了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和三级医疗保健网等先进医疗制度，迅速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
同样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人和农民中文盲比例极高，提高国民素质和进行经济建设，首先要进行国民普及教育。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以夜校等各种各样的形式开展扫盲运动。知青上山下乡，也是极大地带动了整个农村的教育、医疗水平的改善。像习近平总书记他们那代知识青年，为农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在全国，特别是在广大农村普及了初等教育和基本医疗，极大地提升了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
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世界领先，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像中国这样普及了全民教育和医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口红利。我们最早将男女平等写入《宪法》，大大地提高了女性的地位。现在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了男性，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世界第一，遥遥领先。我们在教育、健康、生育率方面的相互促进，使得我们越过了“马尔萨斯陷阱”，把庞大的人口转成了人力资本、人口红利，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
发展的初心是什么？虽然人力资本的作用很早就被经济学家认识，但都是把人力资本作为一个投入品、作为一个生产要素，而人力资本增长所蕴含的深刻社会变革的含义，并没有被充分认识。人力资本的增长就是发展的实质，我们若仅仅算GDP格局小了，有了GDP不就是为了保障人们的健康、教育和幸福吗？中国式的现代化跳出了西方单纯依赖GDP的模式。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年代能领导和组织人民，将制度优势转化为人民教育和健康的福利，这对发展中国家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新时代的中国在不断探索。2012年中国开始实施健康中国战略。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三明考察的时候说，“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健康是1，其他是后面的0，没有1，再多的0也没有意义”。现阶段，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8.2岁，已经超过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76.1岁），而我们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6，人均医疗费用是美国的1/10。
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70多年来，面对新问题，新挑战，新国际环境和新生产力，中国持续不断地“化”，不断调整和匹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将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国家。
由于政党、制度、人的现代化以及信息化时代带来的发展机遇，未来中国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好。我们的现代化赶上了智能化的新机遇，我们先进的生产关系不断促进新的生产力发展，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目前我们在信息化应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中国拥有最完整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基础设施建设均走在世界前列。我国有最大的手机用户人数，是全球唯一一个拿着手机可以搞定消费和服务的国家。
面对数字革命的新趋势，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是数字中国建设的蓝图。我们将组建国家数据局，由新的领导机构全面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未来数字就是最大的财富，14亿人产生的数据就是无与伦比的财富。目前国际上没有其它国家能快速推出这样的规划，并成立新的机构实施规划。
这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地匹配，不断与时俱进。政党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促进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科学技术发展和进“化”。
传统计划经济的出现，是要解决资本主义解决不了的问题，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过去计划经济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是没有信息技术的落后生产力制约了精准有效的计划经济。
在未来的大数据平台上，我们可以做更精准的计划，既让每个人的需求得到满足，又能够有组织、有计划地生产，从而避免因盲目生产引发的经济危机。在我看来，中国与美国、西方竞争的本质是文明的博弈，即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的竞赛。美国是近代工商业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但是在信息化的时代，资本主义文明落后了，原因在于它的政党制度和社会制度无法匹配信息化、智能化社会所需要的生产关系。
而中国拥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加上西方的工商业文明，再叠加信息化、智能化，中国将创造人类文明新的形态，这是一个与时俱进、面向未来的集大成的新文明形态，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借鉴了近代人类文明的精华，她包罗万象，又气象万千，充满生机和活力，且不断地迭代升级。应用大数据和智能化手段，未来能够全方位地围绕国家发展目标，形成整合力量、综合决策、组织实施、动态调整、全程监管和科学评估的正反馈智能体系；在海量数据的支撑下，不断提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形成系统、综合、协调的全新智慧社会主义。中国将创造出智慧社会主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二十大充满自信地向世界宣告，今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奋斗的最终目标，不仅仅是让14亿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们更大的目标是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探索与世界分享。
进入新时代，中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的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更好地惠及各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愿意同全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也是人类几千年来的共同梦想。
（编辑 宋斌斌）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要求。40余年来，在改革中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2020年达到了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性愿景。但近些年来收入分配、财产配置差距的扩大和一部分群众的抱怨也趋于严重，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2008年高达0.491，后有所回落，2020年为0.468。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中收入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5年为2.9倍，2005年为9.2倍，最近10多年间一度达到20倍之多。
据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2017年研究结果，2015年中国最富10%人群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为41%；最富1%人群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为14%；财产分布情况，2015年中国最富10%人群财产占全部财产的67%，最富1%人群财产占全部财产的30%（世界银行认为最富者财产占41.4%）；最富1.06万人的人均财产为16.23亿元。而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①
从当前情况看，中国财富的集中度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分配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种收入和财富配置的不公平现象，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2021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财经委第10次会议上指出，我国已发展到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要求到“十四五”末，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分配差距问题，在基础理论层面就“公平与效率关系”讨论了多年。“公平”体现在规则和过程上，和“效率”没有矛盾；但分配结果的公平（准确地说是“均平”）程度如何，却需要和效率之间作出合理的权衡——如果过于平均，那就没有激励；如果过于悬殊，会使弱势群体产生不满，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要按照“结果的均平化”这个趋向做适当的调整。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要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规范和优化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三层次分配制度机制建设
初次分配主要体现的是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关系，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创造价值（体现为收入流和社会财富），以要素报酬和生产税的形式分配到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政府以流转税介入而筹集收入，兼有弱调节。在整个社会再生产中的初次分配环节，应该首先注重在分配导向上激励创业创新、“做大蛋糕”，更多地强调保护产权和劳工权益，坚持制度规则和过程的公平正义合理性。在这一领域，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导精神，应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在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种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市场机制和规则在这一阶段发挥核心作用，资源有效配置和保证市场效率是该阶段的基础条件，建立有序、公平、竞争充分的市场，是保证初次分配阶段国民收入分配按要素合理分配的关键性前提条件，政府介入有弱调节。
再分配中的政府主导特点则非常明显，政府须有更多参与以求“分好蛋糕”，主要体现为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居民关系的调整及社会成员所得“蛋糕”份额的变化。财政分配，是非常重要的政府介入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方式，特别是以转移支付和直接税两大手段。在处理政府和企业（市场主体）、中央和地方、公权主体和公民（实际就是政府体系和社会民众）这三大关系上，财政是一个利益调节的交汇点。中国的现代化所要求建立的现代财政制度，要稳定而尽量合理地形成支撑这一分配过程健康可持续的基础。
第三次分配，非政府主体可作积极贡献的公益慈善机制，政府予以鼓励和引导。属于社会治理概念下的“自调节”机制，进一步解决“分好蛋糕”的问题。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系统工程之第一阶梯：初次分配
导致初次分配差距扩大的因素主要表现在：首先，行业与所有制背景下的薪酬差距。其次，不同所有制下“同工不同酬”的差距。
优化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可积极地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第一，依法优化市场秩序，基于保护产权和公平竞争原则，充分发挥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第二，厘清政府主体“权力”和市场主体“权利”的边界，激发市场活力。第三，在深化改革中重新定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的政府部门职能。第四，政府在引导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合理确定政府补贴政策的贯彻机制，明确目标，与市场结合，通过清晰、严格的制度规范，把政府补贴和政策性融资支持，合理地融入要素流动的竞争性市场。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系统工程之第二阶梯：再分配
再分配领域政府调节作用则需要明显加强，以促进“分好蛋糕”。政府介入再分配，最主要的调节手段，是财政税收工作系统的转移支付和直接税。在我国，税收以间接税为主，再分配功能有限，转移支付调节比较乏力，甚至某些再分配政策实施中存在逆向调节问题，不利于有效调节、缩减居民收入差距。
首先，现行财政支出配置对居民收入再分配调节作用有限。其次，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还较弱。
聚焦表现，我国税收调节收入差距力度较弱，社会保障等转移性支出不足：
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应发挥的“抽肥补瘦”再分配功能还远未到位。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在2018年的最新一轮改革主要对工薪等四种劳动所得实行7级超额累进税率的调节，级距设计不够恰当，最高边际税率维持在45%高位，导致税负不够合理，总体而言，中等收入阶层以上的劳动收入成为收入调节的主要对象，负担了较大部分税收。特别是专家型知识分子的薪酬、稿酬、劳务收入与知识产权收入“归堆”综合后，实际税负大幅上升，在形成对劳动收入的税收歧视的同时，也造成高科技企业为防人才团队成员“用脚投票”而不得不在竞争中提高人才用工成本。由于税制设计的问题和缺陷，使得原本是调节高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在我国却主要调节工薪阶层和专家型知识分子，而且覆盖面仅几千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5%左右，年度个税收入仅占税收总收入的6%左右，致使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主体手段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收入差距悬殊的负面影响，导致收入再分配的不力。
财产税
财产税在我国税收收入中的占比很低。房地产税改革试点还只在上海、重庆两地“柔性切入”，多年来迟迟未能启动国家层面有中央决策明确要求的立法程序。我国现行财产税主要包括车船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种。财产税一般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税种，近些年随修订税制和经济社会发展，尽管这项收入增长加快，但总体而言比重仍然较低，尚难以成为收入调节的主要工具。为优化收入再分配，税制改革方向是加大财产税在我国税收收入中的占比。房产税（房地产税）属于财产税，具有支持形成地方税体系取得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和调控房地产市场等多方面的作用。目前我国住房保有环节的房产税只在上海重庆两地进行试点，而且只涉及增量或以增量为主，远未全面铺开。2011年1月28日，国务院批准上海和重庆作为试点进行房产税改革，上海市政府和重庆市政府分别发布了《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行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的暂行办法》，对房产税改革试点的内容作出具体规定。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调节力度有限，但毕竟是敢为天下先的改革试水，取得了弥足珍贵的本土试点经验。2014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此试点基础上要求“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但其后相关立法进程始终未能加快，迟迟不能正式启动一审。2021年8月17日，中央重要会议促进共同富裕指导精神公布后，积极稳妥推进立法和做好改革试点工作，扩大试点覆盖面“双管齐下”的部署已浮出水面，2022年又因故按兵不动，具体进展还需拭目以待。
遗产和赠与税
遗产和赠与税缺失。此税种直接面向的是那些不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巨额存量资产的高收入阶层，它的出台既可以缩小由于代际和偶然原因而造成的个人收入差距，同时也倡导个人要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收入的正确理念。目前我国遗产和赠与税尚未进入议事日程，但相关文件已提出要“研究开征”。作为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条件，需大力健全财产保护制度、财产实名登记制度等相应的管理制度，并积极考虑在配套改革中首先确立官员财产的报告与公示制度，另外作为将来出台时的配套事项，亦应一并设计赠与税，并大力加强公益性基金会的规范化制度建设，以引导富裕阶层在交遗产税和捐赠公益慈善的“二选一”中，更为自觉地考虑多做公益。
消费税
消费税应有的调节居民消费结构的功能有待完善。我国消费税是一种特别消费税，选择了部分消费品征税，其主要目的在于引导消费、保护环境、调节收入分配。近年来，消费税的调整更多从调节消费、保护环境方面出发，而对其收入分配功能的关注相对较少。首先，消费税征收范围较窄。消费税对烟、酒、实木地板等十几个税目进行征税，部分高档消费行为还没有纳入征税范围，例如高档卡拉OK、高档洗浴、高档餐饮、高档会所等。随着“营改增”的全面覆盖，应在增值税的基础上选择部分高档消费行为征收消费税，充分发挥消费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其次，我国消费税部分消费品的消费税税率较低。为发挥消费税应有的调节居民消费结构的功能，可以调整部分消费品的消费税税率，时下的重点是：提高高尔夫球及球具、游艇的消费税税率，使其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考虑资源环境因素和收入分配作用，应对高档实木地板设置更高的消费税税率；调整乘用车消费税税率，发挥其抑制消费、保护环境、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制度仍存在的缺陷使其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受限。社会保障也是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在调节收入分配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存在诸多问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不足，发展不均衡，相关制度设计尚不完善，不利于社会保障功能作用的充分发挥。
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系统工程之第三阶梯：第三次分配
所谓第三次分配，就是个人和企业出于自愿，在习惯、道德、伦理、教化以及机制的驱动与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主要内容是公益慈善，形式可以呈现为满足社会所需的多样化，但最终结果是通过收入阶层中的较富裕人群的资金流向相对贫困人群而实现社会收入转移，以此来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补充。第三次分配是为共同富裕提供“分好蛋糕”的必要补充——它既是辅助性的，又与前两次分配一样，也是不可缺少的。
优化第三次分配的路径：
第一，研究开征遗产和赠与税，为第三次分配奠定持续资金基础。在2021年8月17日中央关于推进共同富裕和优化三次分配的指导精神公之于世之后，中国研究开征遗产和赠与税，已受到各方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关注，亟应纳入全面配套改革，做出积极稳妥的立法与制度建设。
第二，加大个人捐赠的税收抵扣额度，调动个人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积极性。中国现阶段个人捐赠所能够得到的最高优惠扣除额度为30%，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个人捐赠的扣除率都达到了50%，甚至是全额扣除。如果说遗产和赠与税能够通过提高不捐赠的成本来倒逼和引导催化捐赠意愿，推动第三次分配的发展，那么加大个人捐赠扣除额度势必能够有力地引导和提升许多自然人的捐赠意愿，以此来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第三次分配中来。
第三，建立超额捐赠结转制度，为大额捐赠开辟道路。为了管理的便捷和默守相关既成规定，中国现阶段选择一刀切不准予超额结转，制约着大额捐赠进入第三次分配，亟应改变。
第四，合理简化免税退税程序，切实保障捐赠的税收优惠较便捷地落到实处。从已有数据上来看，我国办理退税和免税优惠的第三次分配捐赠主体占比非常低，纷繁复杂的步骤，再加上办理每一个步骤的艰辛，直接导致许多税收优惠实际上形同虚设，并没有能像学理分析中那样切实降低捐赠的成本和提高捐赠积极性。
财税制度中直接税改革是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的重要始发环节
在复合税制组合中，直接税的作用更多体现为筹集政府收入的同时调节收入分配，调节经济和社会生活。直接税的调节作用主要是按照支付能力原则“区别对待”，在社会成员收入必然有高低差异的情况下，直接税使有支付能力的、更为富裕的社会成员，对公共金库作出更多贡献。进入公共金库的资源，再通过规范的预算安排、以财政分配形式转为扶助弱势群体的支出，去倾斜式增进低收入社会成员的福利。直接税这种遏制两极分化趋向的功效，使其在社会分配全流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首先，要改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模式。在2018年改革已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基础上，继续兴利除弊，制定更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和税率。在把工薪所得与其他收入尽可能综合的基础上，下一轮改革须在已把四种劳动收入（薪酬、稿酬、劳务收入、特许权收入）纳入“综合”税基的前提下，适当增加非劳动收入进入“综合”覆盖面而接受超额累进税率的调节，同时要简化超额累进的税率档次，拉大低档间距，降低低档税率。在体现量能负担原则的同时，亟应顺应国际竞争、人才流动的开放局面，运用供给侧理论创新的成果，显著降低最高边际税率（从现在45%的水平，最好能降到与企业所得税率25%拉齐）。坚持实行全国统一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按照年度综合收入，适当考虑纳税人家庭赡养人口、子女教育、住房按揭贷款月供的利息负担等因素，作专项费用扣除。
其次，在国地税务机关合并基础上，明确地将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权限归于中央，在增强国家调控分配能力、配合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需要的同时，经规范程序确定部分地方的特殊政策（如在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区）。
第三，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改善征管手段，建立和优化以个人自行申报为主的申报制度，统一个人纳税编码，建设覆盖全国的税务网络系统，全国共享个人税务信息资料，堵塞征收漏洞。加大对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监管查处力度，增加偷逃税款的成本和风险约束。
房地产税改革双管齐下，试点扩围可在一部分中心城市率先实施
中央早已确立在住房保有环节开征房地产税的改革任务，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迟迟未能推进。2021年8月17日的中央重要会议之后，按照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做好改革试点工作，在上海、重庆两地试点基础上，以五年为期扩大试点范围的“双管齐下”部署，房地产税改革有望加快进程。在全局配套改革和追求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应全面总结房地产调控经验，积极考虑把这一税制改革任务纳入打造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所需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未来试点扩围可在一部分中心城市率先实施，全国性的立法一俟得到全国人大审批通过，住房保有环节的房地产税可率先在一线城市实施。这样既有利于打造地方税主体税种、构建地方税体系，为中央与地方间分税制度框架下的收入划分创造更好条件，进而推动央地财政关系改革的实施与深化。
研究开征赠与税和遗产税
遗产和赠与税属于直接税，是社会财富“抽肥补瘦”式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它直接面对高收入阶层，可以抑止居民通过非个人努力取得继承的财富而暴富，有利于缩小代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共同富裕”导向下，我国应该积极研究如何推出该税种，以求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财产配置的作用，促进公益性基金会等第三次分配主体的形成与成长，并引导个人通过自身努力增加收入。另外，征收遗产税还能从完善税制的角度阻抑“灰色”“黑色”收入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部分收入处于灰色或黑色状态，由于个人所得税只能作用于透明收入，对不透明收入难以发挥调节作用，因而对不透明收入的调节可以更多依靠遗产税在财富继承环节实现。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结合税种特点来看，开征遗产税可以把遗产人生前的不透明收入也纳入其中，从而弥补个人所得税调节功能的不足。
加快推进消费税改革
消费税属于流转税领域带有较特殊“定向调节”动能的税种，也有促进收入分配优化、遏制收入差距过大悬殊的一定调节作用。首先，我国应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征税范围。在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方面，不仅要增加一些奢侈、炫耀性消费项目，如私人飞机、私人游艇、高档娱乐活动（如夜总会）等，还可以包括一些高端消费行为，如桑拿洗浴、高尔夫球等。其次，要调整消费税的征税环节。目前我国消费税主要实行生产环节单环节征收，有些企业通过设立独立核算的销售公司，先以低价把产品销售给销售公司，然后由销售公司按正常价格对外销售来规避消费税，形成偷逃。可通盘考虑把一些消费税推到销售、消费环节征收并于其后交地方，以此助力地方税体系中增加收入来源。
配套改革是财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制度性倚托
主要包括：
1.优化调整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在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轨道上，使各级政府公共服务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2.赋予地方政府与履职相应的财权，加快构建地方税体系；3.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4.以改革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5.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合理提高居民转移性收入；6.深化教育、科研管理体制改革；7.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多元化供给模式；8.积极推进收入分配法律制度体系建设；9.改革现行工会组织；10.探索建立全社会收入分配预警体系。
（编辑 季节）
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持稳定。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发挥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再次强调，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表明，理解贯彻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总体要求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目标。站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重要时间节点，以落实空间布局和近期规划目标为依据，本文从协同增长格局、创新生态建设、产业创新活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区域互联互通等方面进行分析，理清实现远期目标需要进一步攻坚的重点和难点，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022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时间节点
《规划纲要》构建了极具张力的空间结构。《规划纲要》有关空间布局分五个层次展开：一是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为核心。香港与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珠三角九市为整体，形成港深，穗佛与澳珠的三个极点，带动轴带网络化发展的大湾区城市群的经济中心；二是实施中间突破、带动两翼的战略，连通珠江口东西两岸的两个特别行政区和两个经济特区，形成珠江口东西两岸一体化发展；三是构建新的沿海开放带。统筹珠三角九市与粤东西北生产力布局，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峡西岸城市群和北部湾城市群联动发展格局。未来20-30年，东南沿海地区将形成绵延上千公里、跨越三省和两个特别行政区，长达上千公里的东南沿海，十几座城市错落有致、串珠成链的世界级沿海大都市带，战略意义重大；四是沿海大都市带向内带动，深化与中南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合作交流，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腹地，辐射东南亚、南亚重要经济带，加强大湾区对西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从（图1）可以看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会产生的重大的空间布局效应，规划设定了以沿海大都市作为西南三省一市和中南地区的出海口的目标；五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目前，北美与东亚仍然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心和重要的贸易对象。伴随南亚、中东与非洲经济进入持续稳定的发展期，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快速扩张的市场潜力，将使我国对外贸易重心发生转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将对我国及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产生持续深远的影响。
图1 粤港澳大湾区核-圈与沿海开放城市带对西南和中南地区的辐射带动
《规划纲要》要求到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粤港澳合作更加深入广泛，区域内生发展动力进一步提升，发展活力充沛、创新能力突出、产业结构优化、要素流动顺畅、生态环境优美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一是区域发展更加协调，分工合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城市群发展格局基本确立；二是创新要素加快集聚，新兴技术原创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显著提升；三是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和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迅速增长，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四是基础设施支撑保障能力增强，城市发展及运营能力进一步提升；五是绿色智慧节能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初步确立；六是粤港澳市场互联互通水平进一步提升。
整体看，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目标的实现度很高，围绕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战略定位，努力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客观上受三年疫情的影响，目前粤港澳市场互联互通水平还需要加快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形成中心突破带动两翼发展格局
《规划纲要》实施以来，大湾区建设实现中心突破集中表现为：珠江口两岸前海自贸区建设、横琴自贸区建设和南沙自贸区建设，加上正在规划中的深港河套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构成了以珠江口为中心突破的四个重要空间节点的快速推进。不仅如此，香港向北发展的空间规划布局进一步增强了珠江口中心突破的力度。
四年前《规划纲要》发布的同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动了 《香港2030+》城市规划的调整，明确了向北发展的三个主轴与深圳空间衔接的重点区域。规划预留了港珠澳大桥与深圳的联结点，在西部洪水桥经快轨接入深圳前海。2024年，深中通道建成后，珠江口将形成一个全闭环的交通体系。远期，深珠城际跨江大桥建成，三座大桥会构成珠江口两个小时的通勤圈。这一重大系统工程的完成，极大地提升了珠江口城市圈的地位，并为中长期沿海开放带的建设发展奠定强有力的支点（见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