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9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与“中国公司治理50人论坛”联合举办“公司治理与金融监管研讨会”，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出席会议并做了《努力实现金融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讲话，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苏宁、中国证监会原纪委书记李小雪、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李克穆及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教授科研团队发布《中国金融业上市公司治理指数报告（2020）》。围绕如何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加强金融企业公司治理、防范中小金融机构大股东操纵，把握金融创新与审慎监管关系、防止垄断和防范资本过度扩张等问题，与会同志畅所欲言，建言献策。

完善国有金融机构法人治理，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我国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与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距离权利责任对等、激励约束相容、风险控制严格的现代金融企业还有不小差距。部分金融企业党的建设薄弱，董事会形式化突出、实质性作用弱、未能起到有效制衡作用，监事会监督功能发挥不足。《金融业上市公司治理指数报告（2020）》数据显示，2019年审计委员会全部由独立董事构成的公司比例仅为8%；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达到50%的公司分别只有58%和57%，绝大多数公司董事会中，这三个重要委员会构成不合格。复杂叠加的问题导致部分金融公司制衡失效、内部人控制、内幕交易、风险控制、贪污腐败等风险加大。与会领导和专家建议：

一是坚持党对金融企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层层压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党章党纪得到贯彻，现代企业制度落实落细，着力构建作风建设长效机制，坚决杜绝徇私舞弊、设租寻租、利益输送等违纪违法行为。建立规范的董事会和专业委员会，形成股东会、董事会、管理层、监事会有效制衡、各就其位、各自承担，防止公司治理内卷化、形式化，使国有金融企业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真正成为守法合规的模范、服务客户的模范、落实民主管理和履行社会责任的模范。

二是完善程序法，提高法律威慑力。目前企业的监管偏重于行政监管，法律的威慑力不够。我国规范主体权利义务和职权责任的实体法相对健全，而保证行使权利职权、履行义务责任的程序法不足。英国公司法有1300条和16个附件，而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只有218条，监管“牛栏关猫”漏洞多。建议尽快修订《公司法》，研究出台《内幕交易处罚法》、《反欺诈法》等“中国版萨班斯法”，加大对违规欺诈处罚力度，高度重视完善程序法，确保法律有效实施执行。

三是发挥股东会作用，完善法人治理。目前的金融国有资本管理体制下，财政部门主要通过董事会履行出资人权利。在金融企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架构中，往往过分强调董事会的作用，对股东会缺乏足够重视。建议高度重视发挥股东会作用，由财政部等出资人机构委派若干名独立、专职的股东代表，组建所出资金融机构的股东会，由股东会对所出资金融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进行个性化管理。股东代表制度要彰显国有资本股东代表人格化特色，淡化级别意识，独立履行股东职责，允许股东代表提出相反意见，强化股东代表的责任意识。要构建完整的责任体系，形成可以向股东代表个人追责的责任体系，落实权责匹配、权责对等、权责统一原则。

加强中小金融机构穿透式监管，维护中小股东权益

目前，我国中小金融机构发展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部分中小金融机构股权关系不透明，有些股东身份难以穿透，有的通过一致行动人成为隐形大股东，有的互联网金融公司通过协议控制或AB股方式实施内部人控制。普遍存在比较严重的大股东操纵问题，中小投资者决策权、监督权、信息知晓权未能落实。《金融公司治理指数报告》显示，2019年，中小股东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司比例仅有1%，中小股东提案的公司比例仅有5%，中小股东累积投票的公司比例仅有25%，而99%的公司并不披露高管薪酬结构及金额。许多中小金融机构股东行为不合规不审慎，有的银行股权质押比例过高，有的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中小股东权益。与会领导和专家建议：

一是高度重视对股东的“穿透”式监管。要按照穿透原则整治虚假注资、循环注资、隐形股东、违规代持、违规一致行动人，坚决治理大股东不当干预、向大股东输送利益等问题。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机构投资人股权管理不良记录，向社会公开一批严重违法违规股东，依法严厉查处。

二是解决维护中小股东权益“最后一公里”难题。目前，维护中小股东权益还存在“镜中花”“水中月”，有法不依落实难问题。建议完善程序法律，把中小股东的提案权、累积投票权、集体诉讼权落到实处。开展落实中小股东权益执法检查，完善程序规定，强化累积投票法律的执行，保障分散的中小股东提名的董事、监事人选有可能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和监督，实现董事会、监事会内部监督。2019年，金融业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仅为30%左右的门槛股利，而美国上市公司一般为50%~70%。要制定法律，刚性规制金融上市企业分红制度，通过规制分红真金白银回报中小股东，引导价值投资。

三是严厉约束大股东行为。大股东滥用对公司的控制权意味着公司的不独立，这与独立法人理念严重冲突。要避免大股东或最终控制人对公司过度干预，维护中小股东行使法定权利。要建立大股东交易公允价格说明制度，防止大股东预埋后手，严厉处罚关联交易。要强化自愿性信息披露，树立“能说都要说”的意识，加强对信息欺瞒责任的处罚。

建立党管独立董事制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独立董事是公司治理、资本市场的高层次管理人才，是上市公司良好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载体，肩负着在董事会监督大股东和经理人、维护中小股东权益的重要责任。但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长期被称为“花瓶”，存在制度性缺陷。从产生方式看，尚未形成成熟的独立董事市场，独立董事一般都是大股东和管理层的朋友，由董事会、大股东和公司管理层推荐、聘用，独立董事难以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监督作用先天不足。从激励约束看，独立董事领取固定津贴，其收入和公司绩效无关，也和其付出程度和风险分担无关，激励显著不足。从履职条件和环境看，许多独董无法获得所需足够的决策信息，难以实质性参与上市公司重要经营决策。研究表明，近年来，上市公司独董每年对董事会决策事项投否决票的只占独董总人数的1%左右，99%的独立董事没有投过反对票，且投过否定票的独董在未来一年内离职的可能性成倍增加，出现独立董事逆淘汰。与会领导和专家建议：

一是要建立党管独立董事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强调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独立董事目前还处于党组织领导的空白地带。建议落实党管人才原则，形成独立董事工作整体合力，授权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或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等机构，或成立中国独立董事公会，承担落实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管独立董事工作职责，承担独立董事的选聘任免，代表上市公司支付独立董事薪酬。授权机构制定独立董事人才发展战略、落实独立董事重大政策，开展独立董事教育培训，管理独立董事从业资质，建立独立董事人才库，制定独立董事薪酬政策，负责独立董事的业绩考核，进行独立董事的行业监督。

二是要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履职环境。建议制定董事行为准则，突出董事会决策一人一票制，股权董事不能强制董事会采纳其意志。按照国际惯例修订董事会制度，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应当占半数以上，并依法保证审计委员会全部由独立董事担任，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等关键委员会独立董事占50%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委员会主席。要避免片面强调董事会的集体责任，清晰明确董事承担个人投票权力和责任，落实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决策前的信息获取、信息核实、调研查证权利。

三是要建立和培育独立董事人才市场。建议构建高水平的独立董事市场，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汇聚优秀独立董事人才。要拓宽独立董事人才范围，将律师、会计师、审计师等专业人才以及国企、民企和政府部门退休人才等，纳入独立董事系统，发挥他们的专业能力和作用。制定有关独立董事的政策和法律，探索建立市场化的高层次独立董事人才发现机制、评价机制、信用机制、监督机制，构建公平有序的市场平台，保护独立董事合法的经济利益，发挥好人才市场的纽带作用。

加强信息经济时代反垄断，坚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速壮大，在搞活金融的同时，市场垄断、无序扩张、野蛮生长问题日益凸显，限制竞争、赢者通吃、价格歧视、泄露个人隐私、损害消费者权益、风险隐患积累等问题日益严重。资本无序扩张必然会遏制技术创新，形成垄断攫取超额收益，损害消费者利益。据央视2020年3.15晚会公布，金融类APP违规采集个人信息已是一个现象级的问题。监管滞后甚至监管空白问题凸显。与会领导和专家建议：

一是要制定法律把资本“关进笼子里”。事实说明，资本逐利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如果放任资本为追求最大利益而无序发展，其负面作用就会超过正面作用，因此对其进行严密的监督和管控是十分必要的。建议要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防止资本肆无忌惮，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更好发挥金融企业动员社会资源和配置社会资源功能，更好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二是要立法维护数据安全、数据确权、隐私安全。十九届五中全会已经将数据列为与劳动、资本、技术并列的生产要素，数据确权是数据市场化配置及报酬定价的基础性问题，各国法律都还没有准确界定数据财产权益的归属，还是法律空白。建议尽快开展数据权益立法，明确各方数据权益归属，公平合理地利用数据价值。要通过法律防止大型互联网企业非法获取、过度采集、使用企业和个人数据，反对滥用数据垄断优势，健全数字规则，坚守伦理底线，保护公民隐私和信息安全，确保金融创新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

三是要防止资本大鳄掌控舆论。深入研究社交平台和自媒体时代传播特点和规律，制定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防止一些互联网平台企业和资本大鳄掌控舆论控制权，建议在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探索实施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享有一票否决权，在企业内部治理和运营机制中嵌入体现国家意志的机制。要防止资本干预政治，防止一些平台公司巨头凌驾于法律之上，防止数字寡头干预公民个人生活和社会组织。  

（编辑  高梁）

我国目前金融开放的主要政策和特点

    2018年以来，我国金融双向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各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措施持续出台，跨境资金双向流动的政策环境不断优化。

金融机构开放取得显著成效

    1、2020年6月发布的《外国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正式清零。

    2、银行业方面。取消了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币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限制，放宽中外合资银行中方股东限制，取消中方唯一或主要股东必须是金融机构的要求，设立外资法人银行的100亿美元总资产要求、外国银行来华设立分行的200亿美元总资产要求、外资金融机构入股信托公司的10亿美元总资产要求等；取消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审批，允许外资银行开业时即可经营人民币业务；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同时放宽中资和外资机构投资设立消费金融公司的准入要求等。

    3、证券业方面。提前一年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设置综合类证券公司控股股东的净资产要求；放宽外资银行在华从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准入限制；允许外资机构获得银行间债券市场A 类主承销牌照；扩大期货市场开放品种；放开外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私募产品参与港股通交易的限制；研究扩大交易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研究制定交易所熊猫债管理办法等。

    4、保险业方面。提前一年取消人身险外资股比限制，将取消境内保险公司合计持有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份不得低于75%的规定；取消外资保险公司准入条件中30年经营年限的要求，取消外国保险经纪公司在华保险经纪业务需满足30年经营年限、总资产不少于2亿美元的要求；允许外国保险集团公司投资设立保险类机构；允许境内外资保险集团公司参照中资保险集团公司资质要求发起设立保险类机构；允许境外金融机构设立、参股养老管理公司等。

    据银保监会统计，2018年以来，共批准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来华设立近100家各类机构，包括外资独资或控股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理财公司等。

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取得显著进展

    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既有“引进来”也有“走出去”。“引进来”主要的制度安排有：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债券通、港股通/深股通、沪伦通、银行间债券市场（CIBM Direct）、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RQFLP（持有离岸人民币的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等等。“走出去”的主要制度安排有：QDII（从事境外有价证券投资基金）/RQDII、QDIE（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和QDLP等等。

    2020年11月1日起，《合格境外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管理办法》正式施行，QFII和RQFII于2020年5月取消投资额度限制，可自行选择投资币种，再次降低了投资准入门槛，进一步扩大投资范围，增加了包括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证券、私募投资基金、金融期货、商品期货、期权等品种，并允许参与债券回购、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转融通证券出借等交易。

    现在QFII和RQFII基本上拥有了与境内投资者相同的在沪深交易所、股转系统、期货公司等的交易品种，能够全方位地参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投资，逐步对其开放的指数期货和期权交易，还赋予了更多的对冲工具。加上2014年开通的陆港通、沪港通、深港通，2017年开通的债券通，2019年开通的沪伦通，至此，境内的证券市场可以说是全方位开放了。

    银行间债券市场。自2016年允许外国投资者参与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以来，2020年1月，外汇局下发《关于完善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5月，人行、外汇局发布《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资金管理规定》，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参与我国证券市场。近期人行又推出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债券市场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拓宽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资本市场的渠道。

    2016年，人民币纳入SDR以来，各国央行需要储备人民币资产。2019年4月，人民币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指数。9月，中国政府债券纳入摩根大通旗舰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使得全球被动追踪型资产管理产品对中国债券的投资需求爆发。2019年3月，明晟公司将A股纳入MSCI全球指数中的权重由5%提高到20%。11月，又将A股的增发股纳入MSCI指数。6月，富时罗素将A股纳入其全球指数体系，9月，标普道琼斯将A股纳入其新兴市场全球基准指数。至此，全球三大国际股票指数均已纳入A股。

    目前已有386家境外资产管理公司进入中国债券市场，2019年，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市场交易量同比增长65.6%。截至2020年9月末，参与境内资本市场的境外机构已经达到3360家，占全部机构投资者16%。2019年末，境外主体使用境内人民币的资产共计6.4万亿元（同比增长30.3%），其中持有境内债券规模2.26万亿元（占比2.3%，同比增长26.7%），持有境内股票市值2.1万亿元（占比3.5%，同比增长82%），存款余额1.2万亿元，贷款8332亿元。

    据人行和外汇局统计，2020年前三季度，外资累计增持境内债券和股票1321亿美元（同比增长47%），其中增持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7191亿元。

自贸区金融业实施了更加开放的政策

    在经常项下已基本可兑换的基础上，重点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可兑换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

上海的金融开放政策：

（1）6月举办的12届陆家嘴论坛会上，央行副行长潘功胜提出“以人民币金融资产为基础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与人民币国际化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FT（自由贸易)账户就是从上海启动的。上海的金融开放将体现在：向全球人民币持有者提供充足的人民币金融资产，除了现有的证券等直接融资产品，还将金融信贷资产转化为可交易金融产品；支持人民币作为可自由使用货币，并提供全天候的人民币交易；拥有开放的人民币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即开放的各类要素市场，形成人民币资产的定价机制。

    （2）5月发布的《全面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临港新片区金融开放与创新的若干措施》（50条），主要内容：积极吸引外资设立各类金融机构，实施资金便利收付的跨境金融管理制度，实施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措施，提升跨境金融供给能力，依托产业优势促进跨境业务和离岸业务发展等。首家外资控股的资产管理公司已在临港新片区审批通过。

    （3）基于自由FT账户的上海自贸区版的全功能双向本外币跨境资金池，是目前国内政策最开放的跨境资金池，企业入市的门槛最低，境内外资金划转政策最便利。

    （4）上海人行、上海市商委9月发布《关于明确自由贸易账户支持上海发展离岸经贸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实行白名单制，允许银行为名单内企业通过FT账户开展的离岸经贸业务提供国际结算、贸易融资等跨境金融服务，包括货物转手买卖、离岸加工贸易、服务转手买卖等。

    大湾区的金融开放政策：

    （1）2020年5月，人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的意见》（30条），在传统贸易、贸易新业态、保险业务、资本项目下跨境收支等方面简化外汇兑换、资金划转、外债登记等政策，大力提升自由化便利化程度。

    （2）深圳的金融开放措施主要有：全面推广资本项目和贸易收支便利化试点、跨境人民币结算高水平便利化试点，并将便利化措施从货物贸易推广到服务贸易；推进资本项目改革创新，提升企业跨境投融资便利性；试点个人外汇便利化；加强跨境金融支付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移动支付和跨境个人见证开户，开展跨境理财通试点。

    （3）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管局2020年11月初发布《深圳市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办法（征求意见稿）》，在2017年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了QFLP的门槛，促进引进外资，扩大投资范围。主要内容：境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GP，净资产门槛由5亿元降到5000万元，管理资产门槛由10亿元降到5亿元；外商GP 注册资金门坎仍为200万美元，但认缴由3个月到位20%、两年内全部到位，放松到6 个月到位25%、3年内全部到位；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QFLP注册资本门坎由1500万美元降到600万美元；原来OFLP的投向一直仅限于非上市股权，2020年4月放开允许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投资企业（基金），此次进一步放开为允许QFLP参与A股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非公开发行和交易的普通股，并且可以作为上市公司原股东参与配股；增设了禁止投资负面清单；新增了外资GP的高管人员可以作为自然人投资者，但合计出资比例不超过20%；将境外投资者LP的范围扩大到在境外定居的中国公民。

    海南自贸港：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具有不可复制性、独特性和唯一性，包括六方面的自由便利安排：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利、运输往来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其金融政策主要有4个方面：（1）高水平开放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便利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资金流动。具体来说，一是在现有本外币账户和FT账户基础上，构建一套全新的本外币一体化的离岸账户体系，并在离岸账户之间建立资金“电子围栏”；二是在跨境直接投资方面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在推广QFLP的基础上试行QDLP；三是建立新的外债管理体制，实施统一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四是扩大海南居民个人用汇自主权。（2）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加快金融市场的培育。具体来说，一是大幅度降低乃至取消外资金融机构设立的门坎；二是建设允许非居民参与，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国际能源、航运、产权、股权等交易市场；（3）强化金融改革与创新，支持重点产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对外开放方面，拓宽多种形式的产业融资渠道，允许港内企业境外发行股票和债券、开展跨境资产管理、跨境资产转让，放宽外资企业资本金使用范围，鼓励资本金用于境内股权投资。（4）构筑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具体来说，一是采取金融模式；二是加强对自贸港跨境资本流动的统计监测和风险预警；三是坚持既积极鼓励又合理规范和监管的原则。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

    据人民银行统计，2020年1-9月，人民币跨境支付总额达到20.83万亿元（2019年全年是19.67万亿元，同比增长35.2%），其中约25%是经常项下，75%是资本项下，包括直接投资、证券市场和跨境融资。证券市场的跨境支付增长很快。

    据SWIFT统计，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在全球支付占比1.97%），全球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占比1.91%），全球第五大储备货币。截至2020年二季度，各国持有人民币储备约折合2300亿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2.05%。到2020年9月末，境外主体持有各类人民币金融资产已达7.9万亿元，同比增长38.8%。

    截至2019年年末，人民银行和39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超过3.7万亿美元。

外汇市场开放稳步推进

    到2020年9月末，已经有47家境外央行类机构、22家境外人民币业务清算行、45家人民币购销业务境外参与行加入和参与了（境内）银行间外汇市场。

    2019年，国内外汇市场上的人民币对外交易量达到29.1万亿美元，国际清算机构统计，人民币已成为全球外汇市场的第八大交易货币。

    境外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境内人民币外汇衍生品对冲的外汇风险敞口，配合债券通、QFII等资本市场开放政策，满足跨境双向投融资项下产生的外汇风险对冲需求，便利境外交易主体汇率风险管理，实现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

我国扩大金融开放的必要性

    1.是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业走向世界的需要。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国际化进入关键阶段，随着“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稳步推进，开放中国金融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金融业走出去，外资金融业走进来双赢局面的必要前提。

    2.是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分散金融风险的需要。一方面，扩大开放可以使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有助于促进良性竞争，拓展金融服务渠道，提升金融稳定性；另一方面，国际上历次金融危机的经验均表明，金融风险越集中则杀伤力越大，越分散则越容易化解，而扩大开放是分散金融风险的一种重要方式。

    3.是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需要。外资金融机构在治理结构、信贷管理、风险定价等方面的优势可对中资机构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促进国内金融机构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促进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

    4.是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需要。外资金融结构现代化的管理以及优良的服务手段和高效的经营方式都有利于国内银行借鉴，既有利于形成统一规范、客观公正的金融业监管体系，改善金融机构经营环境，也可以进一步坚定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

我国金融开放中面临的主要风险和冲击

    目前的金融对外开放尚未对国内金融市场形成明显冲击，前三季度我国跨境资金流动保持平稳运行，外汇市场供求延续了基本平衡态势，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稳中有升。

    但是国际经验表明，金融跨境业务涉及不同的市场环境、不同的法律政策，扩大金融开放也会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冲击，带来新的金融风险。

    1.外资规模和在国内金融业占比的迅速提升，会加剧行业竞争压力，包括对于中小微金融机构的业务和客户层面的竞争、对中小金融机构的收购与兼并等，这些都可能会给我国本土金融机构与现有金融体系造成冲击。

    2.跨境投资资金进出量将大幅度增加，可能给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带来一定的冲击。

    3.造成金融人才的流失。外资金融机构凭借其先进的经营规模、优越的工作条件、优厚的待遇以及诱人的出国培训机会等，吸引大量国内金融界的优秀人才，进而导致本土机构人才流失，甚至影响中资金融机构的相对竞争地位。

    4.国内金融机构面临金融制裁（包括初级制裁和次级制裁）的风险加大。一是直接面临制裁，在美、涉美元资产账户被冻结，限制美国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被禁止使用美元清算系统，被禁止参与美国政府债券交易，迫使SWIFT组织停止提供报文服务，对高管实施制裁等。二是面临巨额罚款。

    5.商业银行更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市场要素变动（特别是利率波动）的影响，可能对银行外汇业务流动性管理、利率风险管理、信用风险管理等方面形成冲击，对银行和外汇业务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和盈利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要求银行加强外汇业务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外汇业务经营能力，加强前瞻性分析，提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拓展新的业务领域。

    6.对我国的金融监管与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一国汇率和利率变化所产生的效应，可能会被相应的资本流动效应所抵消，这便加大了金融调控的难度，从而对监管机构与政策制定机构提出新的要求。

防范风险和冲击的宏观监管对策

   1.不断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二位一体的管理框架。要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加强金融风险监测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预警，严防跨境资本异动对中国经济金融稳定带来的冲击，要加快构建可查询、可预警、可追踪的跨境流动监测预警和评估体系，以及构建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注意防控短期投机资金大进大出，建立本外币一体化的跨境资金流动的宏观审慎评估机制；在放开市场准入的同时，要注意提升审慎监管和外资安全审查机制在维护金融安全和国家安全中的重要作用；完善信心共享机制和监管协调机制；支持公平开放的全球金融市场建设；主动参与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发挥全球及区域金融治理机制的积极影响。

    2.探索建立数据安全自由有序流动的规则。一是对于跨境数据传输制定专门的管理细则；二是明确金融业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范围，并探索改善监管方式；三是参考全球金融市场协会的相关标准，探索建立我国的网络安全检查和渗透测试标准。

    3.加强外汇市场的风险防控体系建设：一是优化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外汇市场运行效率；二是完善市场监管，加强交易、清算等基础设施监管；三是强化行业自律机制建设，约束市场不当行为；四是加强预期管理，建立预警机制，抑制市场主体的顺周期行为。

    4.深入推进金融开放创新，以深化改革来防控风险。很多金融风险的产生，客观上有监管不足的因素，也有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市场交易规则不健全、对内对外开放不充分等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因素。因此，应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对外开放和金融创新，进一步完善细则。

    5.依托人民币国际化推进金融开放。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的历史来看，基本上都是基于美元等外币的金融开放，其结果基本没有成功的，因为货币兑换的汇率波动会对该国的金融体系形成巨大冲击。而以本币（人民币）为基础的金融开放可以避免这种冲击，风险小于依托外币的金融开放。

    6.尽快建立和完善“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我国在积极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和中国企业的遏制和打压的同时，通过我国的黑名单制度，反制外国单边制裁，维护中国企业、个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公平自由的国际经贸秩序。2020年9月19日，商务部公布了《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并于公布之日起实施。同时《出口管制法》也于12月1日开始实施。下一步，应该尽快完善这些制度和法规的可操作性，并完善相关立法，完善该制度和其他规则的协同作用。

       （编辑  季节）

金融开放包括三个方面的进程：一是金融机构的开放，即一国对他国或地区金融机构以合资、独资或并购等方式从事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服务的准入及行为活动的管制程度，以及对该国金融机构在境外从事相关金融服务的开放程度 ；二是金融市场开放，即一国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互融互通，境外资金进入国内金融市场、境内资金在国际市场配置状况；三是货币的开放与国际化，即本币与外币之间的自由兑换与流通程度。

我国金融开放历程

对照观察我国金融开放的历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1978年-1992年的探索期，开始探索允许外资在中国设立相关金融机构，尚未涉及金融市场和外汇制度。

主要的标志性事件包括：一是1979年12月，日本输出入银行在北京设立试点性的代表处；二是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为吸引外资提供了一个前沿性的实验平台；三是1983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侨资、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管理办法》，解决了外资金融机构入市无据可依及权益保护问题；四是1988年4月，《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通过；五是1992年，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在上海成立分公司，为第一家在我国获准从事保险业务的外资金融机构。

2.1992年-2001年的持续期，除了金融机构准入方面之外，开始触及金融市场开放和汇率制度改革

1993年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以下思想：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实行全方位开放；积极引进外来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同年通过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上述两个决定在经过前期探索之后，为我国金融开放定调并进行顶层设计和安排。

在政策的指引下，该阶段有以下标志性事件：一是1992年为吸引外汇资金，上交所设立B股市场；二是1994年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价格正式并轨，我国开始实行以单一、浮动管理、以市场供求为导向的汇率制度；三是1996年7月，我国人民币经常项目实现完全兑换；四是2000年至2001年，先后对《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进行修订，取消了境内优先采购、外汇收支平衡、出口实绩等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特殊要求。

3.2001年-2017年的加速期，金融机构在股权比例管制下加速开放，金融市场开放深化，人民币国际化启动并加速。

200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协议，我国在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都有明确的开放承诺。我国金融开放也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银行业领域中，2006年国务院出台《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并在2014年进行了修订；证券业方面，2002年证监会出台了《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并在2007、2012年做了两次修订；保险业方面，国务院于2001年出台了《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并在2013、2016年进行了修订。与此同时，海外资本也加速以投资入股的形式进入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外资在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基金领域控股（或者参股）的企业数量分别为48家、15家、44家和8家，大多数都是在此期间设立的。

该阶段的主要标志性事件还包括：一是2004年-2006年，中国银行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现了股份制与国内外上市，并先后引进了海外战略投资者；二是2009年7月，六部门发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正式启动；三是2015年取消存款利率的上限管制，利率市场化；四是外汇治理成效显著，以2015年“8.11汇改”为基础，以2016年2月引入“货币篮子”为参照，以2017年引入“逆周期因子”为调节，我国形成了时下“收盘价+篮子货币汇率波动+逆周期因子”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调控机制；五是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被纳入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六是资本市场进一步互联互通，以2002年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2006年QDII（合格境内投资者）及2013年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为基础，2014年11月、2016年12月沪港通与深港通正式上线。

4.2018年以来的新一轮金融开放。

2018年以来，我国在金融开放上步子迈得更大，外资国民待遇得到进一步的保障。相关举措陆续落地 ：一是放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取消外资入股中资银行、金融资产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等的股权比例限制，其中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将于 3 年后不再设限 ；二是放宽设立机构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 ；三是扩大外资金融机构经营范围，允许外资银行从事政府债券承销业务，取消外资银行申请人民币业务前需有开业满 1年的条件，将外国银行分行可以吸收的中国境内公民的单笔存款门槛由 100 万元降至 50 万元，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 ；四是简化外资审批流程，取消外资银行在开办政府债券承销、财务顾问、代客境外理财及托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被清算后提取生息资产等业务审批要求，简化支行审批、发行资本补充工具、高管资格审核等审批流程。

此阶段的主要标志性事件还包括：一是2018年3月中国原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正式挂牌上市，这表明中国石油人民币计价体系的确立及中国原油价格基准的国际参考性；二是2018年4月通过《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支持海南岛建设自由贸易实验区；三是2019年3月《外商投资法》通过，原《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及《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完成其使命退出历史舞台；四是2020年5月央行、外管局发布《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境内证券投资额度管理要求。

我国金融开放的深度和开放效果

有关国际组织2017年对我国金融开放的总体评价一般。其评价有些部分不一定公允，依照我国2018年以来的金融开放举措和情况，其中衡量内容中相当一部分已经予以解决。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货币开放与国际化方面，基本上是按照“以我为主”的方式，稳健推进开放的进程。

我们从金融机构准入、金融市场开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来分析我国金融开放的程度，同时从双向开放的角度，对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大型跨国金融集团已完成在中国布局，但资产和业务规模均较小

从金融机构准入方面来看，我国金融业已达到比较高的开放程度，金融机构准入全面放开，2019年，国务院修订《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以及证监会2020年修订《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设立的主要条件基本已和内资银行保持一致。在业务方面，目前外资银行仅在吸收单笔50万元以下的定期存款仍有限制（2019年修订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规定其可吸收单笔50万元以上的定期存款），其他主要业务已经放开。在证券业方面，目前外资持股的证券公司大部分都已获得证券业务的主要资格。从保险业来看，此前财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及经营范围已完全放开。

尽管各项准入政策在逐步放开，但截至目前，外资金融机构业务占比并不大。从能够获得的统计数据看：

银行业方面，2007年外资银行在我国银行业总资产的占比达到最高值2.36%，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该占比逐年下降，到2017年仅有1.29%。2020年6月4日，银保监会表示，2018年以来,银保监会共批准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来华设立80多家各类机构，应该与2017年的数据相差不大。以债券托管业务为例，截至2020年一季度，外资银行的中国债券托管量为69.6亿元，同期商业银行总托管量为16593.01亿元，占比极低。

保险业中，外资保险公司的资产占保险行业总资产的比例逐年提升，但提升缓慢，截至2019年，该比例仅为6.61%；从保费数据看，合资及外资保险公司寿险保费与中资保险公司寿险保费收入相比，只有中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的1/10，而财产保险的该数据仅有不到2.5%。

证券业中，2018年之前，外资券商不到10家，都是和境内券商合资，主要限于通过投行牌照开展投行业务，如高盛高华、瑞信方正、中德证券等；2018年以来，已有8家外资控股证券公司获批，但基本均处于起步阶段，其在证券行业中占比非常小。投资银行业务是外资机构跨境业务中较有优势的业务，但在境内股权及债权承销金额占比均较低；截至2020年上半年，62家券商股权承销金额合计6585.02亿元，而摩根士丹利华鑫、东亚前海证券等外资控股券商，2020年上半年股权承销数据为零。

尽管数量和资产规模占比仍较小，但截至目前，随着2020年最新的渣打银行向证监会申请设立券商牌照，国外大型跨国金融集团成在境内银行、证券、保险等主要金融业务的布局已基本完成。

我国大多数金融资产已向海外投资者开放

从资本市场的情况来看，目前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QFII、RQFII、沪股通、深股通以及设立的相关外资私募基金投资我国沪深交易所股票。截至2020年10月底，外资持有A股股票市值达到2.3万亿元，占同期A股总市值的比重为3.75%，占自由流通市值的比例为7.32%。其中最主要的是陆股通的持股，持股金额超过2万亿元，QFII和RQFII持股也超过2000亿元。从银行间市场看，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市场共成交33.2万亿元，同比增长88%。

人民币国际化进展

根据央行2020年8月公布的《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9 年，人民币跨境使用逆势快速增长，全年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 19.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1%，在2018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收付金额创历史新高。人民币跨境收支总体平衡，净流入 3 606 亿元。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持有储备资产的币种构成中排名第五，市场份额为 1.95%， 较 2016 年人民币刚加入SDR 篮子时提升了 0.88 个百分点；人民币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市场份额为 4.3%，较 2016 年提高了 0.3 个百分点。

但人民币的地位并不稳固，根据2020年的统计，人民币在主要国际支付货币中的排名在第五、六名之间徘徊，市场份额也在1.65%-2.11%之间波动，截至2020年10月，人民币市场份额从9月份的1.97%下降到1.66%（推测可能和10月份人民币加速升值有关）。

关于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情况

相对而言，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情况和效果要弱于“引进来”，进展相对缓慢。

从境外机构设立情况看，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 2019年末覆盖的国家和地区数量分别是 61、48、30和 10个，远低于国际领先同业的全球布局。近年来，全球金融监管环境趋严，监管新规不断出台，为中资银行海外经营带来较大的监管压力。尤其是在反洗钱方面，中资银行的海外合规成本大幅提高，近年来，一些机构因反洗钱问题在海外市场受到当地监管部门的调查及巨额罚款。

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发展水平更低。以证券业为例，目前大部分中资证券公司主要依赖其香港子公司开展海外业务，对香港以外的海外地区业务尚处于开发阶段，且主要通过与国外机构合作方式。目前大部分中资证券公司的海外业务收入以通道业务为主，经纪、融资、自营业务收入占比超过75%，而承销、保荐、再融资、并购重组、资产管理等业务占比较低。我国证券公司香港子公司经营情况整体较差，且面对香港复杂的环境以及2020年海外疫情的冲击，暴露出风险管理和合规管理能力的弱点，如兴业、方正、东海、广发、国信等证券公司香港公司都出现了巨额亏损或者其他风险事件。

金融开放可能对我国产生的冲击

放开金融机构准入对境内金融机构的短期冲击相对有限

从目前情况看，本轮开放涉及外资金融进入中国证券行业的力度较大，但根据目前的申请和审批情况，涉及的资金规模有限，短期对金融市场存量结构方面冲击有限，力度相对可控。目前开放管理措施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外资和中国金融市场的协同性，使得外资从单纯地享受中国金融领域发展的财务红利，转为分享中国金融市场的行业发展红利，提升行业整体综合服务能力。

总体来看，银行业、保险业对本轮金融开放的影响相对比较乐观，认为基于此前银行、保险行业开放程度以及目前的整体竞争格局，本轮金融开放对国内银行、保险金融机构的影响比较有限。

但基于目前分业经营的情况，我国证券公司整体规模较小，整个证券行业的资产规模、盈利水平合计也就相当于一家中大型商业银行的水平，整体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相对较弱。在本轮开放中，境外大型跨国金融机构纷纷设立证券公司，基于其先进的业务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可能对证券行业的冲击较大。但目前申请设立的证券公司整体资产规模有限，整体可控但不能盲目乐观，不能轻视国际金融力量对我国金融市场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

外资进入导致跨境资本流动频繁和加剧，要防范流动性风险

在金融对外开放中，资本账户过快开放会导致短期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动，人民币汇率未完全市场化，金融监管仍不成熟，市场抗风险能力较弱，从而加剧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增加国内经济的不确定性，造成资产价格扭曲和资本市场的不稳定。

以股票市场为例，我国股票市场成熟度不高，以散户投资者为主，在此背景下，陆股通开通之后境外资金的快进快出，已经对沪深交易所股票市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尽管目前陆股通持有A股上市公司的比重仅占3.36%，目前A股每日的沪股通、深股通资金额度使用比例也很有限，2020年8月以来，最大的使用比例不到25%，绝大多数的交易日使用比例低于5%。但由于其导向性作用，对A股市场的走势产生的影响远超过其额度比例。尤其是，后续如果境外机构交易额度不断加大，其额度尚有很大的空间可以使用，假如有快进快出的“热钱”大量参与，将对我国A股市场造成不稳定因素。尤其是目前A股股票质押接近4.5万亿的规模（两融的规模尽管更大，基于其资金主要留在股票市场内，加之股票可变现性好，导致系统性风险以及波及实体经济的风险相对可控，但要注意预防热钱快进快出引发的“踩踏效应”），A股市场的大幅下跌很有可能传导至实体经济。房地产市场、债券市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几点初步的意见和建议

1. 充分利用目前的窗口期，不断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重点关注证券行业的竞争力提升。这一轮的金融开放，更加关注的是证券行业及资本市场。我国证券行业尽管在2003年综合治理之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整体发展水平、资产实力、业务能力以及风险管理，与商业银行、大型保险机构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处于分业经营背景下，我国证券公司与混业经营背景下大型跨国金融机构在资本补充能力方面具有明显的劣势。为此，建议通过鼓励并购重组、自我提升、创新发展等方式，尽快提升证券行业的竞争力。

2. 通过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提高资本市场机构化水平、尽快推动注册制全面铺开增加优质上市公司供给等，增强资本市场的成熟度和应对冲击的能力。自2019年至今已经不断出台了相关政策，政策执行效果尚有待观察。

3. 从国家金融安全角度建立相关安全审查机制。我国《国家安全法》第二十条已经将金融安全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规定：“国家健全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风险防范、处置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和基础能力建设，防范和化解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抵御外部金融风险的冲击。”建议从多角度考虑建立涉及金融安全的审查机制，一是建立反垄断审查机制。我国对除银行外的证券、保险业及其他金融行业实行全面开放，取消了股权及开设资金的限制。要达到保障金融安全的目的，要充分运用《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针对外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启动反垄断审查，审查范围包括进入环节和并购环节。二是建立对外资并购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专门的安全审查机制。

4. 强化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我国金融业开放后，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境内从事金融业务，外资全资、控股的金融机构将直接面对我国的金融消费者，并合法获取客户信息。建议要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理念和要求，将目前分散于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要求，提高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法律高度；二是对于国家及个人相关信息进一步加强保护，可参考国外特别是美国金融安全审查的做法，建立用户信息安全的“防护墙”，保障国家及个人有关信息不为外资机构获取、使用及保存。

5. 培养和储备国际化的金融人才，尤其是合规管理与风险管理方面的人才。金融开放本身能够让境内的金融风险外溢，缓释境内的金融风险，金融机构应当配合国家战略，为相关企业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考虑到近期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去”面临的各种风险和问题，建议加大跨境金融人才尤其是风险管理、合规管理人才方面的培养和储备。

   （编辑  季节）

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现状

    近几年我国金融业的开放程度不断提升，股权控制、机构准入、业务范围都不断扩大，对外资基本上实现了国民待遇。

    银行保险业：2020年一季度末，外资银行在华共设立了41家外资法人银行、115家外国银行分行和149家代表处，营业性机构总数975家。外资银行总资产3.58万亿元，增速较2018年末增长7.2%，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为1.18%。境外保险机构在我国设立了64家外资保险机构、124家代表处和18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外资保险公司总资产1.46万亿元，较2018末增长25.9%。

    证券机构：摩根大通（中国）、高盛高华、大和证券、星展证券等8家外资控股券商获批。

    股票市场：2020年6月末，外资持有境内股票市值2.46万亿元，外资持股占A股流通市值的比例达4.72%，创历史新高。北上资金持股金额合计1.71万亿元，较去年末增长约20%；QFII机构持有A股市值约7500亿元，较去年末增长约14%。

    债券市场：2020年6月末，中国债券市场存量规模为112万亿元，外资机构持有的债券规模占比3.14%（外资持有国债比例为8.9%）。2020年9月，境外机构连续22个月增持中国债券，持有规模持续攀升。

    对外开放是我国基本国策，金融业开放是对外开放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推动高质量开放已成为金融业高质量发展、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一环。金融业高质量开放有哪些要素、如何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开放，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金融业高质量开放需要考虑的因素

    下一步该怎么样进一步推动金融开放，应从几个角度看。

    1.开放的目的是补我国金融短板。

2019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例达7.8%。同期，美国为7.4%、英国为7.3%、日本为4.1%、德国为3.7%。从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并不低。同期，我国银行业资产/GDP达303%，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引入外资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大幅提升金融总量和外资机构占比，而是补足金融短板。

    金融开放不一定能实现效率的提升，反而可能造成风险。从全球范围看，外资银行占比较高地区的金融运作效率并不高；相反，在一些外资银行占比相对不高且稳定的地区，金融业的整体功能发挥稳定、运作效率较高。美国和德国银行体系就是典型案例。

主要发达国家的外资金融占本国资产比重，在20%以内比较合适（美、德都是这个水平）。发展中国家占比高。

德国和美国外资金融占本国资产比重

案例1：德国。德国的外资银行以法人机构为主，拥有全能银行牌照。在银行体系充分竞争环境下，外资银行聚焦批发资金和高端业务领域：一方面，向德国外资企业提供传统一体化金融服务，主要由外资分行完成；另一方面，重点挖掘资本市场、投资银行、咨询顾问、资产管理等高端业务，主要由外资法人机构完成。外资银行功能发挥平稳，对德国银行业形成了重要功能补充。

案例2：美国。美国的外资分行大多分布在纽约，主要服务本国和全球跨国公司客户，部分分行承担美元清算职能，贸易融资、美元清算和结算规模较大。外资子行大多通过并购发展壮大，业务覆盖范围较广，服务对象既包括本国在美客户，也有大量美国本土客户。美国大型外资子行大多成立了金融控股或间接控股公司，综合化程度较高。外资银行对美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为本国与美国双边贸易提供融资、结算和清算服务，拉动双边贸易；为跨国大型企业、美国本土企业和个人提供一体化金融服务。但外资银行无法取代美国本土银行，其在美国银行体系一直发挥着重要补充作用。

外资银行在特定业务领域具有较强竞争力。现金管理是外资银行优势业务，花旗银行（中国）的现金管理能力很强。跨境业务是外资银行重要优势，汇丰、花旗、摩根在跨境购贷款业务上占有绝对优势；在高端客户财富管理方面，汇丰银行（中国）实现了全球单一账户管理，极大提升了向高端客户提供全球金融服务的能力。在海外投资方面，外资银行投向限制较少，产品设计丰富，如星展银行提供了权益类或期权类定制产品，花旗和汇丰的外币产品品种更加多元化。在金融产品交易方面，外资银行在衍生品交易报价上具有明显优势。

    高质量金融开放的目的在于，结合外资银行机构的优势和偏好，补足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短板，而不是盲目扩大金融机构数量，继续加剧日益严峻的金融业竞争形势。同时，需要金融机构具备调动全球资金的能力，和外资金融机构之间形成互补，支持我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我国金融机构对跨国客户、复杂产品、绿色金融，全球资金的动员能力存在不足，与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形成互补关系。

2.遵循对等原则。

（1）“引进来”与“走出去” 对等。对外开放最终要实现双向开放，中外双方是协调的开放关系。高质量金融开放要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 对等。既要外资机构“引进来”，也要中资机构“走出去”。“走出去”要考虑资金及竞争实力；“引进来”也要考虑市场竞争及结构状况。

德国银行业遵循“走出去”和“引进来”平衡

    德国银行体系以本土机构为主，银行业务重点围绕本国经济。本世纪以来，商业银行和州立储蓄银行“疯狂”扩张海外资产，业务重心由国内移至海外市场，德国海外资产占比与外资银行资产占比差值在危机前达到历史最高值。受次贷危机影响，商业银行和州立储蓄银行已不能支撑海外业务扩张的步伐，业务重心回归本土，德国银行业“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步伐趋于平衡。

英国银行业遵循“走出去”和“引进来”平衡

    英国银行体系国际化程度较高，外资银行在当地市场占据重要份额。伦敦是全球金融中心，长期以来吸引了大量金融机构入驻，英国银行体系外资银行占比高达50%。与较高外资银行占比相对应的是，英国银行业海外资产占比较高，汇丰、渣打、苏格兰皇家、巴克莱都是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银行，这些机构海外资产占比也达到50%。

这些年，外资银行在中国取得了稳步发展， “引进来”不足的原因，主要归因于外资银行战略选择。一方面，外资银行大多历经百年沉淀，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风险文化，对特定行业的授信政策非常审慎，如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产能过剩行业。另一方面，外资银行认为业务的可持续性是决定做与否的重要因素，曾经盛行的同业、理财和表外业务虽然能带来可观的短期收益，但这些业务的合规风险较大，长期不可持续，对这些业务均未涉足。而以上业务恰恰是危机以来中国银行业大量布局的资产类型。

    （2）监管规则对等。监管规则对开放的效果将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发达经济体在金融开放过程中都遵循监管规则对等原则，即根据本国金融机构在东道国面临的监管环境给予东道国金融机构相应的监管要求：对于给予本国金融机构相对优厚的监管环境的东道国金融机构实施相对友好的监管环境；而对于给予本国金融机构相对苛刻监管环境的东道国机构实行相对苛刻的法律监管规则。

    我国对外国的机构开放，理应有权享受在外国市场上同样的开放条件（规则），但目前不是这样的情况。

    目前外资银行资产在中国银行业资产值占1.3%，我国海外资产占整个银行业资产7%-8%，但其中很大部分在香港、澳门，把港澳排除，约占2%-3%。中国银行机构的海外业务，基本是服务中国的客户，机构的扩张是以设点为主（而不是控股），除自身的经营收益外，财务投资占比数很少。

外资银行的海外全球资产占其母国资产的比例是7%-8%。原因：

它重视风险管控，对特定行业的授信非常审慎，基本不做中国的房地产贷款、不做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外资很少参与同业业务-理财/表外业务。

    美欧日等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资产占比和盈利的情况：

    外资机构多涉及中国客户的业务，但其盈利不反映在中国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表面看它的利润不太高；很多外资机构持有中国中小银行股权，考察外资机构在中国的资产占比，应该把控股权、这部分投资所获收益，都要算进去，才能真实看待外资银行机构在中国的实际发展状况。

欧盟针对美国EPS监管采取IPU政策

    2014年，美联储针对外资银行提出强化审慎监管标准（EPS）, 对在美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外资法人机构要求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或间接持股公司（从分行转为控股子公司会提高资本要求。欧盟2016年也拿出对等措施，提出要设立IPO，要实现监管措施的对等调整。日本、中国没有对美国设立同样的监管要求。欧盟要求中资、日资机构也要设立IPO的控股机构）。  FHC或IHC在资本、流动性、接受监管检查的频次、恢复与处置计划设计更新时间、压力测试要求等方面都面临更为严格的要求。欧洲银行体系是受EPS监管政策影响最大的，多家机构监管成本显著提高。

    EPS推出不久后，2016年欧盟在修改CRR4过程中，提出针对EPS中IHC监管要求的IPU监管要求。IPU是指中间控股母公司。IPU设立的资产准入要求要明显低于IHC,意味着监管要求更为严格。EPS的设立给欧洲大型银行造成了较大的监管压力。可以预见的是，IPU如果设立其将对欧洲地区的美资银行带来一定的监管成本。

    日本和中国监管机构对于实施IPU政策的反馈。IPU政策不仅美资银行要满足，日资和中资银行也要满足。两国监管机构认为，本国并未对欧盟外资银行实施类似的监管政策，欧盟采取类似的监管措施违背了对等原则，并以该理由向EBA去函。目前，EBA尚未对两国监管机构的诉求进行反馈。

部分国家金融对外开放度不高

印度对外资银行监管较严，印度央行要求外资银行“一行一址”，开设新网点审批难，银行贷款构成中，40%必须发放在钢铁、农业等印度的“优先产业”中；单一贷款风险敞口不得超过注册资本金的15%；集团客户不得超过40%。

在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不断提速的同时，我国金融机构在海外市场并没有享受到同等待遇。推动金融开放不仅仅是我国对世界的承诺，更是为中资机构争取相应便利监管环境的重要筹码。

    2008-2017年，中资银行机构在美国市场的规模得到快速发展，规模由26亿美元升至1500亿美元。

美国以安全审查为由，强化对中国金融机构业务发展的限制：

设网点难度大。中国银行在美国经营近30年时间，现只有4家分行，申请在休斯敦设银行3年还没批下来；中资机构在美分支机构数量不超过30家（主要是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更少），数量远低于美国机构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数。

开设子行审批严格。中资机构目前还没有一家银行通过自设方式在美国设立子行，仅工商银行和招商银行通过收购东亚银行和永隆银行获得子行牌照。

混业经营难度较大。没有子行牌照就更不用说金融控股公司和综合化经营了，中资机构在美国的业务结构整体单一，多数银行不能在美从事零售业务，非息收入占比很低。美国不给中国金融机构国债承销的资格，而美国机构在要求中国市场开放时，特别要求中国对外资银行开放贷款承销的资格，中国对美国开放了此资格，但是中国进入美国市场时他们却不给我们。美国金融机构如提出在中国设分支机构，中国都给它提供了便利。

    在中美角力不断升级背景下，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罚款和制裁成为美方重要“抓手”，美国监管机构把握中国“合规性”把柄可随时发难。中资机构在美面临的监管压力显著高于其他海外地区，从合规建设耗费的人力和物力方面也可清晰看出。   

    3.防控金融风险。金融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一定要防控金融风险。历史上金融开放环境下由于监管处理不当导致产生的危机事件很多，资本项目开放如果不进行有效监管就会造成资金的大进大出，危及一国金融乃至经济稳定。而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是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的。

   过去一段时期，国际上发生的24次较大危机，大部分和这个国家的资本项目账户开放、短期资本流动有密切关系。在外资机构占比较高的金融体系中，金融风险会以外资机构为纽带向本国经济体传导；实行一定程度的管制、较低的开放程度，风险会降低很多。

    东欧一些国家在次贷危机之前，对欧美银行业完全开放，很多银行由欧美银行控制，次贷危机时，这些外资银行马上收缩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韩国金融业于1999年、2000年大规模引进外资，外资银行资产占韩国银行业资产的70%以上。外资银行注重对居民信贷，很少给企业提供贷款，所以居民的负债增加得很快。2003年爆发信用卡危机，制造业企业的资金融通面临很大的困难和障碍。

金融风险以外资机构为纽带向本国经济体传导案例

东欧：本世纪初，东欧国家银行体系相继完成市场化改造，绝大部分国家外资银行资产在银行业资产占比都达到50%以上。外资银行进入东欧市场后，通过跨境融资及母行拆借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东欧地区存款来源不足的问题。在外资银行推动下，匈牙利、波兰和捷克三国的信贷/GDP由1999年末的平均93.6%升至2007年末的124.1%，东欧也成为危机前全球经济增速较快的地区。

    外资银行进入东欧市场后，市场发生了两方面变化：一是零售贷款大规模上升，外资银行在零售贷款评分技术上具有优势，更倾向开展零售和中小企业业务，而对当地盈利状况欠佳的国有企业贷款的意愿较低；二是外币资产和负债规模显著提升，外资银行更倾向于利用国际主流货币在东欧市场开展业务，2008年，东欧部分国家50%以上的信贷余额都是外币计价。

    案例1：东欧外资银行的危机传染效应。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东欧国家外资银行总部受到重创，东欧地区外资银行资金筹措的能力显著下降，当地市场明显感觉到由外部市场环境紧张而造成的信贷紧缩。国际金融危机是以外资银行为载体不断向东欧国家传递风险，并对当地经济产生了较为明显的负面冲击。另外，东欧国家的外资银行主要以分行为主，主要受母行所在国监管规则约束，容易在东欧市场形成监管套利；由于主要业务都是外币计价的，外资银行对于当地央行货币政策调整并不敏感，这些都加大了东欧国家监管机构和货币当局对当地外资银行的管理难度。

    案例2：韩国外资银行扭曲资源配置流向；外资机构短期内快速的进入，会使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发生大幅变化，引致金融风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为更好应对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韩国银行业加大了吸引外资力度，取消对外资银行单一持股7%、合计持股26%的限制，允许外国投资者收购韩国国内银行。政策出台后，大量外资涌入并主导韩国银行业。1999年12月，美国新桥资本收购韩国第一银行，并于2005年将其转手给渣打银行，渣打韩国第一银行成立。2000年11月，美国投资基金Carlyle购买韩美银行，并于2004年卖给花旗集团，花旗银行（韩国）正式成立。2003年9月，美国Lone Star投资基金收购了韩国外汇银行。2005年末，韩国7家全国性银行中，有6家银行外资持股比例超过50%，外资控制银行业资产已占韩国银行业总资产的70%以上。

    外资银行短期大规模进入使信贷资源过度倾斜至个人消费领域，对韩国制造业支持力度显著下降。2000-2004年，韩国外资银行企业贷款占比由56.7%降至41.6%，家庭零售贷款占比由32.8%上升至56.6%。结构切换的主要原因在于外资机构主体偏好的变化：外资银行在零售贷款领域能充分发挥风险管理模型的优势，而韩国传统制造业企业贷款多依托银企关系，外资银行不愿意过多从事。由于资金支持不足，韩国电讯、半导体等行业重要企业经营状况无法得到及时改善，拖累经济复苏。

    与此同时，外资银行大量进入的个人消费贷款领域出现了过度竞争态势，机构间通过放低贷款标准进行恶性竞争，使风险不断累积。2003年，韩国爆发信用卡危机，拖欠债务超过90天的持卡人高达劳动人口的16%，给银行业和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

    4.充分利用海外资源。高质量对外开放背景下，机构要具有较强的利用海外资源能力。

    观察1：在华外资机构并没有财务报表显示的那么不赚钱。外资银行在中国的重要策略是通过在华机构寻找“走出去”客户，借助在全球网点、产品和服务能力上的优势，为这些“走出去”客户提供一体化金融服务。在该运作机制下，“走出去”客户所产生的利润并不全在境内机构的财务报表中体现，而是反映在其他机构报表上。国内外资银行创造的利润要远高于财务报表中公布的数据。

    如果把2017年外资机构持股按比例乘以资产进行计算，外资银行通过持股控制的中资银行资产规模约有4.5万亿元，大于3.5万亿元自设机构规模。如果再考虑自设和持股收益率间的差距，外资银行持股产生的收益是自设网点产生收益的2.3倍。

    观察2：外资银行持股收益远大于设点收益。外资持股银行的盈利水平要高于外资自设银行。2016年，我国共有9家外资机构既持股中资银行又在中国自设法人机构。这9家外资持股银行平均ROA为0.76%，而9家外资银行中国法人机构平均ROA为0.45%。

    与外资机构相比，中资海外机构的盈利则较为单一：

    （1）中资银行服务东道国以及非中资500强客户“走出去”的能力不高。目前，中资机构海外业务的主要服务对象还是国内“走出去” 企业。利用全球一体化网点和产品体系服务客户的能力有待提升。

    （2）中资机构海外扩张仍主要以设点为主。财务和战略投资的比例依然不高。

建议

    利用外资补足金融业“短板”。我国需要利用外资机构在全球的能力，支持我国引进高质量资金，动员国际资金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利用外资机构经验完善相关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机制和管理效率。

   中资金融机构与外资机构合作，更好地支持跨境客户服务。在复杂金融设计与交易（比如现金管理、项目融资、并购贷款、套期保值产品等）、绿色金融产品（符合国际标准绿色金融产品）等方面加强合作。

    遵循对等原则。（1）实现“走出去”与“引进来”协调发展。提升金融机构跨境业务的协同能力。增强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的竞争力，引导中资金融机构在海外市场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提高国际化业务竞争力和风险管理水平，提升综合化金融服务水平。（2）通过对外开放为中资机构海外发展赢得更大空间。我国应根据中资机构在外资银行母国面临的监管环境，确定相应的对外开放标准。

    防控金融风险。（1）防范对外开放过程中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加强外资银行跨境资金运作的管理，防止跨境资金频繁运作造成的金融风险。不断完善反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的监管制度建设，加大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2）正确评估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的运作情况。 要防止外资短期过度涌入，通过建立中长期规划的方式整体把控。

（编辑  季节）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一项长期复杂的任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推进金融双向开放，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维护金融安全。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健全金融机构治理，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关于金融开放的讨论

金融开放是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坚持开放促改革，推动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才能形成新的发展格局。金融开放又事关我国金融生态、战略资源配置、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考验着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康和金融监管的健全。要坚持实事求是，积极谨慎推进，严守风险底线，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

目前金融开放情况

1.金融机构的开放。2018年以来，监管部门先后出台了银行保险业开放34条措施，外资金融机构的股权控制、机构准入、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基本实现了国民待遇。2020年6月发布《外国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对金融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已经全部清零。

银行业：取消了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按照内外资一致的要求，放宽了中外资金融机构投资设立消费金融公司的总要求。

证券业：提前一年取消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外资股权比例限制。业务范围也部分放开。

保险业：提前一年取消了人身险外资股比限制，一些业务范围放开。

外资金融机构投资踊跃。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统计，截至2019年末，共有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华设立机构，包括外商独资银行41家、外资银行经营性机构总数975家、在华资产总额3.48万亿元（占比1.2%）。还有15家中外合资证券公司、2家合资期货公司、59家外资保险法人机构。2018年以来新增外资控股证券公司8家、外资控股基金管理公司2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20家。2020年国际评级机构惠誉进入中国市场。

2019年末，我国共有银行业金融机构4607家、证券公司133家、基金公司140家、期货公司149家、保险公司205家，金融总资产318.7万亿元。

2.资本项开放加快。按照IMF标准，7大类40个资本项目中，我国已有37项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开放，开放度走在世界前列。

3.人民币国际化进程。2015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上线；2018年，CIPS二期上线，成为人民币跨境结算主渠道；2016年，人民币加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

2018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明显加快。据人行统计，2020年1-9月，人民币跨境支付总额20.8万亿元（2019年为19.67万亿），其中25%是经常项下，75%是资本项下。证券市场跨境支付增长很快。

2018年末，人民银行和39个国家（地区）央行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超过3.7万亿元。据SWIFT统计，至2020年二季度，人民币已成为第五大支付货币（占全球支付金额1.97%）、全球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占比1.91%），全球第五大储备货币（占比2.05%），第七大外汇交易货币（占比4.3%），70多个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

4.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开放。引进来主要的制度安排包括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债券通、港股通、深股通、沪伦通，以及银行间债券市场（CIBM Direct）、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RQFLP（持有离岸人民币的投资机构在沪设QFLP）等等。

走出去制度安排：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RQDII（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E（合格境内投资企业）、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等等。

QFII和RQFII：2020年在取消额度、币种限制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了投资门槛，扩大了投资范围，境外投资者在沪深交易所拥有与境内投资者相同的股种、期货交易品种，可全方位参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投资。加上之前开通的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境内证券市场已全方位开放。同年监管部门出台政策，进一步拓宽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渠道。

2019年，人民币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指数、摩根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中国A股被纳入全球三大主流股票指数之一。

至2020年9月，参与境内资本市场的境外机构已达3360家，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债券资产30119亿元、人民币股票资产27509亿元（2019年末分别为2.26万亿元和2.1万亿元）。

5.上海、大湾区、海南自贸区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上海启动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建立面向国际的人民币金融资产交易市场。大湾区推进贸易、保险、资本项下开放政策，进一步降低QFLP门槛。海南自贸港将进一步开放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降低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门坎和股权投资，允许港内企业境外发行股票债券和跨境资产管理，等等。

有关金融开放的思考和讨论

1.关于金融开放的目的。

（1）金融开放将提高外资和中国金融市场的协同性，通过规则、标准方面的开放，提升行业的综合服务能力。（刘勇，国家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2）补我国金融短板。利用外资机构的经验，完善我国金融治理及管理；方便利用外资机构在全球的能力，支持我们引进国际资金；可在复杂产品的设计与交易（如企业跨境运作的现金管理，项目融资、绿色金融）和外资机构合作，支持“一带一路”建设。（陈卫东，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

（3）引进外资金融机构要为我所用，服务实体经济。相关的政策应该围绕这一目标展开，把外资导入产业服务模式，兴利抑弊。

西方金融创新模式不应成为我国的模板。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方金融由产业服务模式异化为金融交易模式，热衷“金融创新”，借助衍生品和高杠杆率，在金融市场投机套利、自我服务，导致经济金融化、产业空心化，扩大贫富分化，不断引发金融危机。

对美国等西方金融资本进入中国，要保持清醒和自觉，坚持以我为主、政策引导。让外资金融机构为我们的实体产业提供融资服务，限制其在二级市场投机套利，防止其对我国金融生态产生消极影响。要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定好规则，用制度把金融引导到正道。（张云东，深圳证监局原局长）

2.开放要讲对等。

引进来的同时要能走出去，否则是不协调的开放关系。首先是监管规则应该对等。我们对外国金融机构开放，我们就应在外国市场上享受同样的开放条件（规则），但目前情况不是这样的，我国海外资产占整个银行业资产7%-8%，排除在港澳部分，海外资产占2%-3%。现外资银行资产在中国银行业资产中占1.3%。因为外资重视风险管控，在中国不做房地产和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因此外资银行很少参与同业业务或理财/表外业务。

其实美国市场没有想象的那样开放。中国金融机构在美国要拓展银行业务很不容易，如中国银行在美国经营30年，现只有4家分行（申请在休斯敦设银行3年没批）。中资机构目前在美国所有的分支机构数不超过30家，主要是商业银行，数量远低于美国在中国设立的分支机构。美国对开设子行的审批非常严格，前几年美国压我国开放金融市场时，要求给外资银行国债承销资格，我们答应了，但他们不给我国同等权利，并抓我们金融机构“合规性”漏洞，随意监管处罚制裁，这是其对我们开展金融战的重要抓手。

与此相反，如果放开美国金融机构在中国设分支机构，其所设数量将会远远超过现在的数量。

3.金融开放对我国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能力要求。

金融制度：外资机构投资中国债券市场，需使用中国会计准则和中国审计机构。

税收制度：外资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利息税收问题，缺乏长期稳定的政策和实施细则。

法律法规透明度与国际标准仍有一定差距。如大湾区，内地与港澳法律不同，金融市场法制基本制度设立仍需与国际进一步接轨。

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建好各类“防火墙”，提高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使监管能力与开放水平相适应。（刘勇）

4.金融开放和安全要攻守兼备。

对外投资和人民币国际化可以更加积极主动一些，如很多非洲国家提出和我们用人民币结算，因为我们是他们的主要投资国和贸易伙伴；我们也可以考虑和经济联系紧密国家合作建立以人民币为中心的支付结算系统，参照SWIFT方式，商业化运行。要鼓励商业银行、证券公司跨区域发展。（曹文炼，莫干山研究院理事长）

5.对金融战有备方能无患。

中美战略竞争，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利用自己金融方面的长处打压遏制中国是大概率事件。问题是金融战什么时候爆发，以什么形式爆发。

金融战是国家间以货币为工具、争夺经济主导权的对抗。它不仅是牟利大小的问题，更是控制全球经济主导权的竞争。判断金融战要用战争的逻辑，而不能仅用市场的逻辑。战场是讲生死存亡的。金融战是以谋财形式出现，以害命结果收官。现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暴涨，这是金融势力在操纵。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一些东南亚国家20年的发展成果被一扫而空。

我们需要有总体的谋划和设置，现在就要有所布局。比方说，SWIFT被卡住以后有什么办法？如果加快部署，可以让我们在金融战中处在比较有利的地位。

美国内部做过总体金融战的演习。参加推演的300多位专家中有150多个军人、50多个金融专家，非常认真。而我们对金融战估计不足，准备工作也不够，有备才能无患。（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关于金融开放的政策建议

1.从中长期规划看，在顶层设计上，要对我国金融开放形成一个清晰的规划和路径。走出去、引进来要协调发展，大规模引进时，要考虑到我们走向海外的实力和竞争力，要具备足够的风险管理水平，提高综合服务能力。（陈卫东）

2.开放要分步骤、分区域、分层次。建议海南自贸港可作为开放最前沿，资金、人员、货物自由流动；大湾区毗邻港澳可作为二线；内地金融开放的步子稍微稳一点。

3.重视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如区块链技术即将被用于交易所，美欧都在做这方面准备。我们要在东亚起到金融中心的作用，也要考虑引进区块链技术。（李小雪，中国证监会原纪委书记）

4.充分利用目前的窗口期，加强规则制定，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重点关注证券行业竞争力的提升；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提高资本市场的机构化水平。

5.建立金融安全审查机制。根据《国安法》第20条（关于国家健全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风险防范处置机制），应包括如下各方面：

（1）建立反垄断审查机制，运用反垄断法的有关规定，针对外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集中启动反垄断审查，将反垄断审查延伸到金融领域，如并购环节。

（2）对外资并购我国重要金融机构行为，建立专门的安全审查机制。

（3）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如个人数据信息的获取；强化消费者保护理念和要求。目前金融消费者保护分散于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的文件规定中，要提高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高度，即上位法。

（4）国家和个人的敏感信息要进一步加强保护，参考美国金融安全审查的做法，建立用户信息安全的防护墙，保障国家和个人敏感信息不为外资机构所获取、使用和保存。

（5）培养和储备全球化金融人才，尤其是合规管理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人才。（刘育梅，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总经理特别助理）

6.鼓励在华外资金融机构为实体产业提供直接和间接融资服务，限制其在各类金融市场自营交易。

境外金融机构可参与我国股票、债券现货交易，限制金融衍生品投机套利交易，其衍生品的持仓量不得超过所对冲的股票、债券现货总量。

禁止境外对冲基金参与我国金融市场交易。对冲基金与实体经济无关，在市场助涨助跌，是制造历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力量，不能引狼入室。

7.开征资本利得税。我国资本市场建立30年来，为呵护市场一直免税。在今天开放条件下，为减小贫富差距，维护市场秩序，保障金融安全，应该开征资本利得税，以鼓励长期投资，抑制短期跨境资金流动。开征初期，可提高起征点，对投资周期一年以上的资本利得按不同时间周期设置递减税率，对跨境汇出资本利得低于一定年限的征收离境税（不适用于资本盈余）。

8.建立跨境资本流动实时监控系统；做好实战化的风险处置预案；培养一批具有实战能力的反金融狙击专业队伍；在金融稳定委员会之下设立一个能够快速反应、专业精干的反金融狙击专门指挥机构。（张云东）

（编辑  高梁）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化，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美国为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并在下一次科技变革中占得先机，加紧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封锁华为，制裁中兴，打压抖音、微信，不断扩充“实体名单”，持续加大对中国的制裁力度。推行美国优先、不断“退群”、增加关税、鼓励制造业回流等一系列逆全球化措施，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加大了经济对外交流的风险与阻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作为战略抉择，我们要在新发展格局中有所担当和作为，就要明晰相关逻辑与意义，了解面临的挑战并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

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符合我国“三长两短”国情现实的战略部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创新性。

一是拥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长板”。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有效调动和组织各类要素资源，保证新发展格局更加稳定推进；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运用市场手段聚集资源和力量，通过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利用市场力量推动国内大循环长久、良好运行；利用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为市场机制的良好运行提供政策与制度保障，引导国内国际双循环按照既定目标有序推进。另一方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新发展格局具备创新动力。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有助于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是保证国内大循环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保障各经济主体的利益，有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国内大循环注入强大动力。

二是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市场“长板”。我国广阔的市场空间为建立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多发展潜力。从经济总量看， 2019年，我国GDP总值达99.09万亿元，相当于美国的67%，约为日本的2.82倍；从消费潜力看，我国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4亿多人口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同时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将为打造国内大循环提供强劲动能。合理的区域经济格局使新发展格局具备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持续向纵深推进，形成“北有京津冀，东有长三角，南有粤港澳，西有成渝”的区域发展格局，呈现多点开花、多头并进的发展趋势，成为我国重要增长极和动力源，为构建高质量内循环体系和拓展外循环空间提供了有效动力。

三是拥有完备工业生产体系的供给“长板”。我国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使新发展格局更加稳定，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能够自主生产所有产品；疫情期间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能力，为口罩产能的迅速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证明制造业对国家特别是大国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意义，表明我国具备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坚实产业基础。我国已经形成了层级多样、结构复杂、功能完备的经济社会形态，表现为各地区发展阶段与支柱产业各不相同，工业体系相对完整、基本覆盖高中低端产业的各个环节，城乡社会结构相互补充等；这些层级结构是完整经济形态的必备要素，有助于我国构建体系更完备、结构更合理、分工更细化的循环体系，从而促进国内大循环的顺畅运转。

四是存在核心技术亟待发展的科技“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当前，我国存在科技创新顶层设计有待完善、创新生态培育滞后、部分产业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或附加值较低、关键核心技术存在被外国“卡脖子”等问题。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更要让经济在循环发展中持续增长。推进科技创新、加强技术攻关则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正在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大力发展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未来核心技术的突破将重构国际合作新形式，实现数字全球化为代表的新型全球化，这也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考量。我国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制造业增加值率和制造业乘数效应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仍处于全球制造业第三梯队，主要是中低端制造。而美国则处于第一梯队，主导全球制造业创新中心，是现有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的主导者和主要利益获得者。欧盟和日本是第二梯队，主要在高端制造领域占有优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要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要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打牢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产业基础。要加强顶层设计、应用牵引、整机带动，强化共性技术供给，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

五是存在资源能源缺口较大的 “短板”。区域内资源能源的稳步循环和充足保证是促进区域性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资源能源安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资源方面，在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我国有25种矿产资源存在对外依存度较高(50%以上)的问题，如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为83%，2020年可能进口11.5亿吨，价格波动剧烈；铜消费量达到1000万吨，占世界总消费量40%左右，自产矿山铜仅有154万吨。粮食进口相当于9亿亩耕地，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有效解决“低水平、高难度、紧平衡、弱安全”的 粮食供给局面。我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但不是资源大国，能源结构总体呈现多煤少油缺气的特点，存在碳排放压力大、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资源地和运输通道风险等问题。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80%，50%靠中东，80%以上靠海上运输，难以摆脱原油产地和运输通道双重风险。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近50%。形成国内大循环，资源能源独立是必要条件之一。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正在加快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实行多元化的进口战略，加强战略储备能力；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减少汇率波动影响等一系列举措。这些都契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

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变革，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会存在一些目前难以准确预知和把控的变数，给我国带来潜在的压力和挑战。一是我国的对外开放变数加大。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正处于我国谋划“十四五”发展规划，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并进行战略性布局的关键时期。由于疫情蔓延后西方国家“去中国化”力量更加凸显，产业链外迁压力进一步增大，对我国技术和投资限制不断增强，挤压我国全面开放和发展的空间，影响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二是我国的创新发展压力剧增。构建国内大循环需要提升产业水平、技术水平，找到面临的瓶颈和短板问题并全面突破，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保证关键时刻“不掉链子”。我国已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庞大的市场空间，但仍存在科技创新能力与内循环要求不匹配、科研投入不足、创新型人才缺乏等问题，创新驱动发展面临一定挑战。三是我国的变革任务更加艰巨。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简单的“出口转内销”或“新时期的闭关锁国”，而是未来发展的新模式和新格局，要扩大内需，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加快产业重构速度，加大区域布局力度。要求政府适应形势变化，积极自我调整和主动变革探索，尽快建立健全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完善宏观调控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施路径

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和发达国家经验，未来出口在我国GDP中的占比会逐步降低，中国经济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是发展的必然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有利于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当前，我们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要更加注重以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一些关键点上发力见效，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一是要探索建立举国体制3.0版。举国体制1.0版是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举国体制2.0版是改革开放40年，我国通过宏观调控度过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构建新发展格局，探索建立举国体制3.0版，必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包括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让市场机制和举国体制不断融合；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为市场主体、科研主体发挥主动创新能力创造条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能丢失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新环境下积极探索集中力量的方式方法。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作用，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要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要加快国内人才培养，使更多青年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要完善激励机制和科技评价机制，落实好攻关任务“揭榜挂帅”等机制。要规范科技伦理，树立良好学风和作风，引导科研人员专心致志、扎实进取。坚持改革开放的国策，加强对开放创新的重视和对国际规则的遵循，进一步提高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二是要突出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加快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牢牢把握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做好顶层设计，完善体制机制，在资金、资源等方面给予针对性支持，更好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尽快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持续加强前沿探索和前瞻布局，守正创新、开拓创新，补齐短板、锻造长板，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破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藩篱，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探索更有实效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选拔模式，激发主观能动性，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和激励机制。

三是要深刻认识未来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错综复杂。我国及时将前期具有很强外部依赖性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调整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共进的内生战略，而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要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底线意识和风险意识，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建立系统思维，发扬斗争精神，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四是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必须着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要加强顶层设计、应用牵引、整机带动，强化共性技术供给，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从制度、组织和机制上做好总体安排，把增强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补链、强链、延链”的过程中，要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类施策地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持续巩固提升我国拥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优势，进一步优化全产业链发展布局，更好挖掘产业结构梯次转移的空间潜力，科学制定区域空间布局规划，健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优化生产力布局；鼓励、支持企业优先使用国产设备和国产零部件，推动我国全产业链和供应链协调、有序、健康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可控性；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充分利用好相关政府投资基金作用，聚焦高端芯片、工业软件、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领域，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投入，推动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加强国际产业合作，运用互联网思维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形成更具创造力、更高附加值、更先进的产业链供应链，从而助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五是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并重的关系。发展和安全互为条件、彼此支撑，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又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将发展建立在安全基础上的战略考量。进入新发展阶段，统筹发展和安全同构建新发展格局彼此呼应、相互支撑。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高度重视统筹发展和安全。只有在发展和安全两个方面同时发力，才能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编辑 尚鸣）

    中国已经大踏步走进世界，但是世界并未完全了解中国。新冠疫情以来，全球舆论场和国际传播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国际舆情与中国国家发展实情相脱离，中外话语体系沟通存在较大障碍，中国的对外传播面临严峻挑战，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与对外传播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对外传播的特征与背景

 “话语体系”再定义：语言—媒介—文明体系

在当下对外传播格局中，“话语体系”需要从语言、媒介、文明体系三个维度进行重新界定，即从微观的翻译文本到中观的媒体报道再到宏观的中外社会权力关系与文化生活差异来阐释话语体系的内涵。

从语言视角来看，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拥有不同的语言，汉语与英语的释义存在较大差异。以“party（政党）”一词为例，中西方具有不同的释义方式。在西方，“政党”一词，英语为“party”，其词根是拉丁文“pars”，意思是“一部分”，另外还有同伴、部分、集合、聚会等意思。从词源上分析，“政党”的原意是社会的一部分，而后逐渐转意为社会的政治组织。17至18世纪初，西方各国开始使用“政党”一词，意指社会中一部分政治观点和利益相同的人所组成的政治集团。这一时期，“政党”与“派别”的意思非常接近，可以混用。但是对于中国语境而言，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西方政党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具有本质差别。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利益代表的整体性在西方话语体系下受到了诸多质疑与攻击。

从媒介视角来看，当下世界信息传播秩序极不平等。多个国际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受到西方势力影响，超半数国际新闻来源为西方通讯社，很大程度上使得国际舆论被西方舆论“牵着鼻子走”。尤其是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新闻机构习惯于在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环境保护、军事发展等方面发表对于中国的负面意见，构建关于中国的报道框架。而中国媒介难以深度融入，发挥引导力量，中外话语体系融通显得更加困难，这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国际舆论斗争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无论中国的抗疫实情如何，西方舆论中对中国的评价特别是政治评价总是负面的。

从文明体系视角来看，中外话语体系包括两组关系：一是中国与西方，二是中国与东方的其他国家。五千年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等东方文明不尽相同，与西方文明更是相去甚远。不同的文明拥有多个民族，且分别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面对如此纷繁多样的世界民族文化和与之相伴的多元舆论环境，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不可避免地面临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因而需要建构文明间沟通的桥梁，融通话语空间。

“传播能力”待升级：主体、媒介、内容与制度

分析我国对外传播现状，对外传播的意识与数量是肯定需要的，但是质量更加有待提高，当前亟需解决传播主体单一、传播舆论场割裂、传播内容局限、传播制度刚性等能力建设问题。

（1）对外传播主体单一。我国当前外宣模式是“1+6+N”形式，即1个旗舰媒体（CGTN），6家主流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广播，中央电视台，中新社）和N种其他新闻媒体。整体而言，我国能够出海传播的媒体数量较少且性质单一，社会力量、民间力量未充分、有效调动起来。

（2）对外传播舆论场割裂。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新媒体成为新的舆论场，弥补了传统媒体不够多样性的短板，但在对外传播中也逐渐形成了舆论场的割裂。一方面，中国与国外媒体仍旧存在两个舆论场的隔阂，国内舆论场的声音难以及时传递出去，国外舆论场的内容也很少为国人所知。另一方面，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也形成了割裂。传统媒体依旧坚持严肃正统的主旋律风格，新兴媒体则更多样化地表达，更有意识地吸引眼球与流量，虽然主流媒体在形式上不断向新兴媒体靠近，但在传播内容的选择和表达方面，二者仍存在较大差异。

（3）对外传播内容局限。目前我国媒体对外传播总体还是“传者导向”，对国外受众的多样需求考虑较少，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传播内容发掘与阐释较少。在主动设置国际议题方面明显偏弱。一般性的宣传内容难以适应带有竞争性的国际舆论环境。

（4）对外传播形式单一。在科层化机制下，如何有效地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即时有效的舆论引导是难点，这也是许多对外传播机构普遍提出的问题。当下我国对外传播制度偏刚性，各类对外传播主体发声受到一定制约，难免带来同质化、低效化问题。

“融通中外”强要求：加大开放与打造形象

随着中国加大开放力度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世界对了解中国价值观、中国理念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国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成为实现中外话语体系融通、建设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观念基石。这对打造国家软实力与国家形象，融通中外话语体系是重要保障。

软实力是一个国家通过其价值观、国家治理、文化交流、对外传播等方面体现出的吸引力。国家形象是大众对以国家为评判对象的总体印象，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是发挥经济、政治、外交职能并实现国家发展的重要工具。但国家形象不是“自以为是”的形象，而是“他以为是”的形象。如果没有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则无法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无法有效塑造软实力与国家形象。

当代中国对外传播面临的主要挑战

文明差异带来的挑战

东西方文化具有较大差异，需要充分发掘文明交流的潜在机遇，把自己的文化价值扩展到至少是对于整个东方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范围中。中国文化以人文为中心，以生命为本位。中国人在观察、分析事物时，是一种人本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在文艺复兴前重视“神本”，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重视对自然的观察、研究，并通过科学技术进行改造。当我们说反对“西方中心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时，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金矿，要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价值观体系。

不同国家基于其所在文明，对于不同的事实具有不同的释义角度与方法，这给开展东西方话语沟通造成了天然屏障。首先，公众基于可接触范围内的媒介提供的信息议程，在个体经验、文化差异的影响下，产生对他国的主观理解。而所在国媒体选择性报道他国新闻，影响公众认知，分裂社会态度。中西方的文明差异造成了一定的交流障碍，西方媒体的印象与抹黑更造成了中国对外传播的被动局面，对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带来挑战。

意识形态差异带来的挑战

新冠疫情中，中国政府全力组织各级政府和人民抗疫，人民满意，这使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实践在中外对比中体现出优势。但是中西方意识形态差异较大，西方在面对中国的抗疫成效时往往惯性无视，反而纠结于疫情早期的一些不足大做文章。在此现实条件下，如何讲述好中国道路与中国实践中的故事，将“四个自信”以更好的形态展现出来，这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必需。总的看，中国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日益增强，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还有待增强。

东西方意识形态具有较大差异，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常被西方媒体冠以“极权专制主义”之名。在东西方话语体系未有效融通的情况下，在对我国“一带一路”没有有效理解的情况下，西方媒体为“一带一路”预设了“新霸权主义”色彩，并掺杂对中国的错误认知。中国在进行东西方话语体系融合建设时，前有美国挖下的极权专制主义话语陷阱，后有意识形态差异造成的复杂舆论环境，避之不得。

代际差异带来的挑战

不可忽视的是，代际差异也带来了去历史、去政治的偏见，在历史与政治上践行虚无主义。历史与政治的虚无主义者惯于打着揭露历史与政治真相的旗号，虚构历史与政治事实，“忽悠”公众，用各种方法对其观点进行包装，进而产生对中国的偏见。青年一代对于部分历史、政治不具有兴趣与好感，排斥接触相关信息，在狭隘的理解空间中自我解释，产生不可避免的偏见。一方面只看问题，不看成绩；另一方面，极易受煽动性言论影响。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场中，青年往往容易受到煽动性言论及谣言的蛊惑。

构建融通中外传播话语体系的着力点

话语体系的基础要素是语言，从基本的语言层面实现融通，才能进一步建立融通的话语体系。

把握语言的准确度

“一带一路”自2013年提出以来，其英文翻译经历了多次修改，最初的“One Belt, One Road”属于最早对中文字面意思的直译，随后在2017年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官方的翻译改为“Belt and Road”，删除了原有的“One”。虽然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但是很多学者认为最初的“One”易被误读为集权统一的意思，希望弱化此倾向。实际上，在2017年的官方翻译最终确定前，关于“一带一路”的翻译曾引发多方面的讨论。新华社在2015年曾发表一篇题为“Will poor translation mislead China's Silk Road initiative?”的文章，指出了在此期间，相关译法的混乱和模糊。

这种情况说明，我国在进行融通话语体系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对语言的把握。这种把握包含三个层次：首先是基于文明差异、意识形态差异、代际差异的背景调研与审慎考量，而非简单的直译；其次是需要确定一个官方的、权威的话语标准，并且从第一次对外发布开始就一以贯之，避免在传播进行中反复更改；最后是对政治话语传播的思考，在中外语言沟通中，仅懂得“以我为主”是不够的，也需要关照受众的感受与理解。中国特色和中国立场并不意味着是“以我为中心”单向灌输，而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基础上的双向沟通。

主动提升媒介的话语力

媒介话语在传播过程中发挥着议程设置作用，尤其是在关注度较高的公共事件中，中外媒体报道的差异往往带来国家间的冲突，这在全球新冠疫情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虽然中国全力抗疫在国际社会得到肯定，但西方主流媒体基于偏见和“双标”，发出大量歪曲和否定的声音。这体现西方媒体沿袭意识形态之偏，政治化中国抗疫。美国政客和西方部分媒体一方面妄称中国分享抗疫经验、呼吁全球携手抗疫是搞“形象宣传”；另一方面，西方媒体指责中国借对外援助抗疫是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并夸大疫情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随着美欧国家在疫情中相继沦陷并逐渐失控，西方政客及媒体公然向中国“甩锅”，利用疫情污名化中国，企图使中国成为其施政不力的替罪羊、国内矛盾的输出地和国际舆论的活靶子，凸显了西方媒体的议题设置之手。

西方媒体通过报道进行议程设置，攻击中国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情况一直存在。国际舆论场对“后疫情时代”的国家间交往及全球化走向态度相对悲观，针对中国的污名化言行及错误观点或将长期存在。基于此，我国以公开透明的姿态及时发布信息，加强媒介的形象建构，提升国际话语权，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才显得更为必要和重要。

积极建构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

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成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中新的组成部分，然而中国企业也面对诸多挑战和打压。2020年7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在美国禁用抖音海外版软件TikTok，美国政府以所谓“涉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对TikTok采取了一系列打压措施。即便抖音创始人张一鸣认为抖音已经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全球公司，美国政府仍对其“中国血统”不能容忍，严格限制其市场准入与商业活动。

随着中国科技实力提升，“世界工厂”逐步向中高端产业发力，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愈发激烈，如何更积极地树立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成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的新内容。在这方面，所在国媒体可能进一步诠释企业的正面形象，也可能会对企业形象进行负面曲解，公众受到所在国媒体的报道倾向影响很大。

提升对外传播能力的有利条件和路径

提升我国对外传播能力的有利条件

（1）中外对比中的理论自信。新冠疫情和美国大选期间，美国新闻界暴露的种种弊端进一步反映出西方新闻理论和实践的混乱状态。西方媒体无视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抗疫经验的肯定，要求中国道歉等系列事件有违西方一直以来标榜的专业主义和客观性。

（2）技术创新中的媒介优势。不少中国企业凭借创新技术在国际市场上迅速成长，获取了大量海外用户，以TikTok（抖音海外版），Kwai（快手海外版）、Wechat（微信海外版）为代表的中国社交媒体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海外传播打开了新局面，中国社交媒体的海外发展正在成为热点议题。这种情况一方面改变了此前“中国制造”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故事的传播路径更加多样化，有助于增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3）国家发展中的青年力量。以Z世代为代表的当代青年普遍成长于中国迅速发展的新时代，由此带来的是青年与生俱来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形成了新生力量。网络民族主义的诞生和在中国的发展，虽然存在自发性、非理性等潜在问题，但通过引导和帮助青年理性爱国，有助于中外话语的传播与交流。

提升我国对外传播能力的路径

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媒介自主化，传播内容丰富化，传播制度弹性化，是中国加快构建融通中外话语体系的四条路径。

（1）从传播主体来看，让智库、高校和青年更多发声。提升对外传播能力首先要突破原有传播主体的边界，充分发挥非官方主体的作用。转变原有的传播者视角为受众视角，发挥智库、高校、青年等主体的传播功能，用具体的、有针对性传播取代部分原有官方主体的泛化、抽象的传播。

充分发挥智库的桥梁作用：积极搭建决策者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桥梁，让非官方的、具有创新性的群众传播经验能够传递给决策者，丰富对外传播话语和媒介的多样性，同时也让有关对外传播的政策意见及时触及公众，让公众能够有机会参与到中外话语体系的融通。让智库成为中国与外国平等交流的桥梁，就公共议题展开对话与合作，通过学术的、专业的交流实现中外话语体系融通，往往阻力更小。

充分发挥高校的交流平台：既要使高校成为对外传播的“名片”，即高校所有对外宣传网页、社交媒体展现精神风貌；也要使之成为对外交流的“窗口”，让学术研究和师生交流在中外话语体系融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充分发挥青年的传播热情，引导青年群体不断建立正确的价值倾向，有效运用新媒体手段进行表达。在对外传播中，既要让青年群体在思想与情感上更加确定，这种确定需要建立在让他们了解真实的中国语境与外国语境的基础上；同时也要让他们更加理智，善于用多样媒介传递有效的信息，而不是传播虚实夹杂、情绪化的信息。

（2）从传播媒介来看，建设好中国自己的、抗风险能力强的社交媒体。要建设好中国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关键在于核心技术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要提高这类社交媒体平台的国际影响力与国际抗风险能力，就要对国际法律法规、政治风险等进行深入研判。企业在海外发展时要尊重当地法律和文化，尤其是数字隐私安全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同时要提前准备风险防范，评估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潜在不确定因素，做好应对方案。

增强中国高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的抗风险能力，需要政府和民众共同参与。以中美相互制裁为例，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特朗普政府制裁中国互联网企业缺乏足够的证据，有效声援了中国企业。但如何进一步明确企业在海外的合法利益，是政府层面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而公众在面对中国企业有关海外业务的决策时，也要避免极端情绪的牵引和道德绑架，唯有国内外都创造健全、平等的环境，中国的社交媒体才能在中外话语体系融通中发挥更大作用。

（3）从传播内容来看，需要大力度加强非政治内容，允许适度的批评性内容，避免强烈的情绪对抗。非政治内容的对外传播往往可以推动中外话语体系更快速地融合，从抖音的海外实践中不难发现，在文化传播中，有选择性地隐去政治、宗教、民族类题材，能够有效地减少平台中的冲突、无序和攻击，从而减少中外话语对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远离时事，而是借助文化艺术类的热点来激发中外话语的讨论空间，实现深度融合。从当下中外传播环境来看，越是日常的、生活化的内容越能够超越种族、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成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话的素材，同时也能够保留和彰显差异化的文化特色。

在对外传播中，可以增加兼具真实性和批评性的内容，不仅力求呈现真实的中国，也要呈现真实的他国，不仅对他国的不当做法提出批评，也应对中国的错误做法进行反思。单一的自我表扬或贬低对方，都会导致中外话语体系交流中的冲突和对抗，平等的交流和融入是建立在坦诚与真实的基础上。

（4）从传播制度来看，弹性的制度和容错的文化更有利于提升对外传播能力。弹性的制度意味着在对外传播中允许社会化、个体化的力量，允许商业利益的并存，发挥市场化的力量。容错的文化意味着在对外传播中允许在大方向正确的情况下说错话，允许在不违背规则的情况下积极尝试。

（编辑  杨林）

“十四五”时期发展基本思路

“十四五”规划是我国迈向强国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开局起步阶段。发展是规划的永恒主题，而全面高质量发展则是“十四五”规划的主题。

以两个百年大局为发展阶段特征

“十四五”正面临“两个百年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从第一个百年目标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百年大局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突出短板和发展的关键重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所对应的是“美好生活需要”。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涉及很多重要方面，这些方面相互影响、彼此牵连，解决起来难度大、风险大、影响大。

从历史方位转变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1）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逐步实现从速度到质量、从规模到效益的转变。

（2）迈向极高人类发展阶段。2018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达到0.758，在世界18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位为第85位，其中预期寿命为76.7岁，预期受教育年限为13.9年，平均受教育年限7.9年，2019年，我国人均GDP（PPP）为16117国际元（2017不变价格），[1]到2025年预计达到2.14万国际元，HDI将达到0.8左右，进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HDI≥0.8)。

（3）服务业占重要地位阶段。服务业占重要地位的现代经济体，其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8%，就业比重达到55%左右，服务贸易迅速增长，全球竞争力从要素成本优势向创新为核心的综合优势转变。

（4）新型城市化阶段。到2025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2/3左右，城镇总人口规模在9.5亿左右，占世界比重达到1/5，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社会，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的最大动力。

（5）深度老龄化和少子化阶段。根据全国老龄办的预测，2020年老年人将达到2.43亿，其中失能老年人将达到4200万，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将达到2900万，预计到202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从目前的2.4亿人将突破3亿。伴随“老龄化、少子化”现象出现，总抚养比不断增大。

（6）创新强国阶段。我国已经从“富起来”阶段迈向“强起来”阶段，从追赶强国时代到开启创新强国时代，从走向世界舞台到走进世界舞台中心，从世界大国转变为全球性大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创新强国方面取得重大进步，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以“新五化”为发展动能

预计“十四五”时期，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长率仍在6%左右，属于中高速增长，按2019年不变价格，到2025年，我国GDP总量将达到136万亿元；人均GDP年均增速在5.4%，人均GDP将达到9. 6万元，进入世界高收入水平；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在6%左右[2]，达到17.57万元，仍具有较高的追赶效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6%，与经济增长同步。

中国经济动力来源越来越多，除了继续依靠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推动之外，又形成了“新五化”的主引擎，将为中国经济巨轮源源不断地注入蓬勃的新动能。

1.数字化与智能化。以数字化与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将取代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工业浪潮，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发动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带来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深刻巨变，其深度与广度超过了之前的工业革命，这将释放前所未有的动能，推动生产力发展跃上新的台阶。历史上世界大国崛起的关键因素在于掌握了新兴工业革命的领导权，与前几次工业革命边缘化、跟随者的角色不同，中国已经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领导者之一。

2.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已经取代工业化成为中国产业发展新趋势，为中国发展注入产业新动能。中国将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向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高增加值的现代产业体系转型，不断完善全国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构建三次产业结构协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实物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共生的现代产业体系。

3.城市群化与城乡一体化。城市群化与城乡一体化将逐步取代城市化成为中国城乡结构转型的新趋势，为中国发展注入转型新动能。中国将建设城市定位优势互补、产业分工协作、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通勤同城化的现代化都市圈。推动现代化城市与现代化乡村比翼齐飞，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要素自由双向流动，形成城乡互补、全面融合的新态势。

4.新型经济全球化。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体，又作为新型经济全球化最大的推动者、最重要的构建者，为全球经济贸易科技产业注入新活力、新动能、新市场。通过“一带一路”，全面布局国内国际两个制造、两个服务、两个市场，推动国内国际、区域全球经济大循环，为中国产业发展提供巨大空间，也为全球提供巨大的中国机遇，实现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共赢。

5.基础设施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先行官，更是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根据十九大提出的现代化布局，全面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覆盖全国全民现代绿色能源电力服务网、通讯互联网、数字光纤网等。

基础设施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以及“新五化”发展动能一同形成中国特有的九大动力体系，它们之间相互支撑、相互需求、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使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为发展落脚点

以人民福祉为中心的发展观，即发展是为了全体人民的福祉，这是包容性的发展观。财富分配的扭曲导致人类总福祉大大下降。对于不同群体，同等财富带来的边际福祉效应各不相同。一袋粮食，对于富人而言无足轻重；对于穷人而言则意味着基本生存条件。通过减少贫困，调节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推进共同富裕，能够显著提升国民总福祉。人民不仅是作为个体的加总，也是作为个体集合体的整体。个体所处的社会共同体、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氛围都显著影响其福祉水平，这些公共产品为所有人共享，对于所有人都是公平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很重要的体现，就是能够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福祉。任何个体、局部离开整体都无法独善其身。以人民真实福祉为中心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且要求用综合的视角来看待发展，要计算综合成本与综合效益，要算大账，算经济账、社会账、生态账、文化账，而不只是算经济增长的小账；不但要算短期的账，还要算长远的账。

以“六大发展”为发展理念

牢固树立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的发展理念，科学设置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切实推进落实各项重大举措，才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规划的主观能动性，更有力地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引领经济新常态。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安全发展就是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人的安全是安全发展的出发点，又是安全发展的落脚点。安全发展其实就是要求在发展过程中，内在地蕴含安全性的价值，它要求任何发展都不能够以牺牲系统性安全和人的基本安全为代价，去追求无质量的增长与扩张。

安全发展也是五大发展理念的必然需求和自然延伸。五大发展理念是系统论与发展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造，五大发展理念彼此紧密结合，有着严密的逻辑意义。每一种发展的扩展都应当促进另一种发展。安全发展是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的目的与前提。创新和开放是系统动力的来源，只有创新才能推动发展，只有开放系统才有活力，而有效的创新和有序的开放能够促进系统的整体安全，另一方面稳定与安全则是创新与开放的基础，创新与开放也必须以不损害安全发展为前提。安全发展、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都是系统稳定性的重要推动力，协调发展是解决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问题，绿色发展是解决发展与自然系统关系的问题，有效的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都将极大促进系统的安全，而安全发展的扩展也将进一步推动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三者既有重叠也有区别。安全发展是共享发展的结果，也是共享发展的共通路径，安全发展与共享发展都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其目的都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而安全恰恰是人民共享的最大的最普遍的发展成果。总之，无论是经济、社会和自然系统，任何系统都有稳定、健康和可持续的需求，从这一点上看，安全是系统理论的本质要求，也是其他五大发展理念的必要保障。从科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安全发展既不同于其他五种发展，但安全发展的增长，又必然将大大促进其他五大发展。因此，习近平同志所提出的安全发展理念是系统理论在发展领域的必然反映，也是五大发展理论科学性进一步完善和提升的必然要求。

六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共产党党情和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执政理念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共识、政治纲领，成为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重大战略思想。

以全面高质量发展为发展主题，发展布局是“六位一体”高质量发展

（1）高质量经济发展。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有序释放优质先进产能，不断增强优质资源供给能力引导实现新的供给能力，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

（2）高质量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精细化发展。准确把握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呈现出多样化、分众化的特点，深入群众，把准需求，促进服务群众精准化。精准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就近办事难、服务资源分散、服务不落地等问题。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需要尽快补齐基层群众所需服务比较缺乏这块民生短板。^[3]

（3）高质量文化发展。大力推动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4）高质量生态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培育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清洁化改造。以生态促发展，加快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转型。

（5）高质量国家治理体系。全方位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将包括并取代市场化，为中国的发展注入新的制度红利。通过“四梁八柱”改革的全面展开，形成更具静态效率与适应性效率的中国制度体系。

（编辑  季节）

2016年2月，我从国家部委直属单位调往宁夏灵武市任职，离开了熟悉的北京到西部“体制内创业”。对我来讲，那一年充满了新变化和新期待，也有不适应。我发现在新环境下“不紧张、不焦虑”的办法，是尽快熟悉地域政情、社情、文化历史，把工作推起来。到岗后，我的所有业余时间都在看县志、去档案馆、去博物馆，以及和当地“活地图”式的人物交朋友。  

因“解谜”而相识的缘分

　　灵武市博物馆刘宏安馆长是一张“活地图”。他说，县委首任班子都是解放军十九兵团的部队领导。我知道：共和国建政初期的许多地方党委、政府，都是部队干部参与组建的。刘馆长指着名单说：“你看这里有魏巍，不知道是不是参加抗美援朝的著名军旅作家魏巍？”对这个疑惑，他一直没有得到证实。

　　《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文章是我小时候就熟读的，难道我现在就站在魏巍前辈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我迫不及待地想破解这个“谜”，于是把那张名单用手机拍下来到处打听，可是问了一圈人，都没有结果。谁知答案就在身边！家人告诉我，二姑韩英曾经说：她在北京八一学校念书时有一位同班同学叫魏欣，是作家魏巍的大女儿，得到这个信息的当天我就向魏欣阿姨求证，魏欣对我讲述了那段历史：“我父亲1949年4月被任命为解放军十九兵团骑兵团政委，十九兵团进军大西北，骑兵团干部参加组建灵武县委、县政府，县委书记李健和其他几位常委都是军队领导。”一句话，名单上的魏巍正是参加抗美援朝的军旅作家——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

　　魏巍的二女儿魏平阿姨出生在银川，她一见到我就激动地说：“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我发现一本剪报，是《沈阳日报》连载你爸爸写你爷爷的纪实文学《隐形将军》，我父亲是你爸爸的读者。太巧了，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牵引我们两家的几代人，谁会想到60多年后，你会继承我父亲当年的岗位！”我和魏巍前辈一家人以前从未见过面，因为“解谜”而相识相知，我们的缘分是那么深，心理距离是如此地近。

谁是灵武最可爱的人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为你负重前行！”

　　在《谁是最可爱的人》文章中，魏巍前辈曾经憧憬未来有这样一副画面：“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到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很多人曾经问：魏巍笔下“最可爱的人”到底为了什么而流血牺牲？我看到现在的灵武：在宽阔的灵州大道上，阳光洒在耀眼的金叶榆上，孩子们放学回家；足球少年奔驰在草坪上；白土岗乡万头奶牛牧场正在成为全产业链乳品加工亿级产业；90后们正成为生态建设大军的新主力，用无人机测绘地貌、用打坑机代替人工造林治沙。一代代干部群众砥砺奋进，把灵武市建设成全国工业百强县第59位。

　　眼前这一切和中国大地上亿万人民的现实生活画面，不就是“最可爱的人”用自己的生命“保家卫国”所换来的吗？魏平阿姨说：“我们全家都对灵武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那里是我们的父亲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我们感动于我们的父辈艰苦创业的地方，一代代人的艰苦奋斗，矗立起如此美丽的城市。感动于有着你们这样满怀理想和热血的年轻人，在父辈创业的地方坚定前行，继承着他们的理想，实现着他们未竟的事业。明年清明我要告诉我父亲，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军人后代，热血难凉，干事创业我很想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灵武任职期间，除了提高政治能力，我花精力最多的领域是：互联网+文旅产业发展、宣传思想工作和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推进旅游产业期间，我们将发展体育旅游作为新的增长方向。体育总局领导说：“如果灵武市能发展航空小镇，就有潜力成为国内热气球旅行目的地，今后国人不必都去国外体验热气球了。”经过集体决策，我们用一系列合作项目为产业发展打下基础，而在活动经营和宣传上，我们尽最大努力控制政府投入成本，有的项目第一年就收回了成本。比如：我们以“乘热气球，观大漠星空，学劳模精神”为主题举办了我国首届热气球自由飞行活动。在白芨滩国家沙漠公园上空，30多只动漫热气球飞越一条“绿色长城”，“长城”外是苍茫而无生气的毛乌素沙漠，“长城”内有翡翠湖、金叶绿树的美丽家园，两相对比给人带来了极强的冲击力。在北上广的很多朋友看到这个画面后，他们问我是不是在灵武工作？我说：“你能想到这里曾经是沙漠腹地么？当年‘天上无飞鸟，地上无寸草。黄沙漫天舞，沙丘比房高。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朋友问：“看到了沙漠和绿洲，可是，劳模是谁？”

画面中的“绿色长城”是几代白芨滩人建设出来的，其中离不开治沙英雄王有德的贡献。走进灵武特别是林场，当地干部群众都称他“王劳模”或者“老局长”。我和央视多次策划白芨滩人沙漠变绿洲的故事，经常去林场看“王劳模”。有位中央媒体记者笑着对我说，王劳模真是“宝藏大叔”！我是搞管理工作的，和他交流多了，感觉自己也真是“捡”到了一块“宝”。“王劳模”的组织领导经验、改革创业经历让我获益良多：

　　首先，但凡能做出一番大事业，都离不开团结好、使用好人才。“王劳模”能力突出，但他不是靠单打独斗，在他的带领下，林场还涌现出一大批劳模和先进人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但如果在沙区生活和工作几年，你会更现实地感到，治沙极其枯燥、寂寞和辛苦。当年，治沙是个缺人手的事业，“王劳模”说，人都留不住，还谈什么治沙。为了能留住人、用好人，他激励干部群众，其总结的经验对组织部门和人力资源管理者也有启发。

其次，改革要让群众得实惠。只有真心维护群众利益，让职工早日脱贫，才能更好地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年全国大部分林场濒临破产，职工吃苦咸水、住土坯房、没电，孩子上不了学，仅仅鼓励职工发扬吃苦精神治沙，很难成功，也不现实。“王劳模”通过承包制和多种经营让职工先富起来，林场富了，才有资金搞治沙。

第三，改革需要讲科学。对领导干部来讲，不仅要懂林业技术，而且要掌握系统思维和系统治理方法，这属于宏观规划能力。在“王劳模”的带领下，白芨滩林场逐渐摸索出了“五位一体”模式，把生态治理（治沙）和经营效益（治穷）结合起来，简单来讲，就是造防风固沙林+大型骨干林带+引水造田+种苗圃果园+田间空地搞养殖业，从建设一个固沙防沙小环境，到形成更大的沙区经济循环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被推广到全国林场借鉴应用。作为全国治沙代表，“王劳模”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白芨滩三代人创造了“人进沙退”的奇迹：防风固沙60多万亩，控制流沙近百万亩，阻止了毛乌素沙漠向南移动和向西扩张。 　 

           争做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我在工作中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在中国成就事业，一旦组织上了规模，就不能仅靠业务强，而要更多地依靠创造组织文化、激发组织活力、凝聚人心、善用人才，与时俱进地改革经营管理方法。现在的年轻人长期坐在教室里很容易水土不服，不如让他们来白芨滩看看，如何在自然条件和生存条件极端恶劣的沙漠里建造一座林场。

革命战争年代，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献身的先烈先辈，是我们永远不能忘却的最可爱的人。和平年代，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和无数百折不挠的创业者、爱岗敬业的建设者，是我们新长征路上的好同志、好战友，也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也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需要更多的建设者和优秀集体成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回望来时路，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先辈。感受着身边年轻干部们干事创业的激情，我想对先辈和先烈们的在天之灵说：年轻一代正继承着你们的事业，努力创建更美好的未来，迎接建党百年的盛世，慰您所愿！

（编辑  宋斌斌）

2018年11月8日晚，一条消息在中信人的朋友圈里迅速被刷屏——签了！中缅皎漂深水港项目合作协议就在刚刚签署了。

当天下午，皎漂深水港项目框架协议在缅甸首都内比都正式签署。在缅甸商务部长丹敏和中国驻缅甸大使洪亮见证下，缅甸计划与财政部副部长兼皎漂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席吴塞昂与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代表双方签约。

作为中国通向印度洋的最近出海口和“一带一路”建设最重要的节点项目，中信从零起步，从准备方案到竞标中标、从项目中断到项目重启、从缅甸军政府到吴登盛政府再到民盟政府，终于在历经艰难坎坷后迈出了实质性的关键一步。

欢悦的气氛中，中信缅甸公司执行总经理袁绍斌已是热泪盈眶。为了今天这样的结果，中信人已经努力了10年，他们遍尝酸甜苦辣，如果不是那样一种家国情怀在胸，断乎不会有 10年乃至未来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长征。

缅甸归来，常振明的内心并不平静，因为等待中信的依然是完全不确定的未来。

“建设皎漂港，首先将港口全部建成，大概需要六七十亿美元；将缅甸的伊洛瓦底江河道打通，需要十几亿美元；从招标修公路铁路到中国至少需要160亿到170亿美元，这样所有的项目建成大概需要200多亿美元。如果将皎漂至中国的通道变成经济走廊，还将带动周边土地开发、港口周边工业区建设等，这将产生250亿至300亿美元的项目。建设皎漂港需要很长时间，港口建设至少需要6年，港口区全部建成需要十几年，如果将公路铁路全部建成，河道全部打通，需要15年至20年的时间，等到大量船只进港并让项目盈利，大概得要30年到40年时间……”

中信今天的投入乃至未来更大的投入需要30年到40年才可能产生回报！

但对此，中信从来没有犹豫。

“我们对皎漂港的未来充满信心，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希望自己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缅甸也一定是。我们作为一个商业机构去帮助缅甸发展，坚持自己的义利观，我们相信能够帮助他们建设，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就业，能够帮助他们的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常振明说。

与此同时，常振明也告诫他的下属：“这里面会有许多的困难需要克服，我们要有长期打算，要把困难想得多一些。”

打通断头港

2006年中信建设在缅甸完成了柴油机厂项目，接下来该做些什么呢？

那时候中信建设的战略布局多在石油国家，直到有一天，陈健提醒中信建设董事长洪波说：“咱们周边国家也有石油，缅甸就有富足的油气田，还有铜矿。而且缅甸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那时候陈健刚刚就任商务部副部长一职，中国在海外的建设工程正是他所管辖的范围。而在海外工程之外，陈健思考更多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大通道。

中国从1993年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此后每年石油的对外依存度早已超过了50%。更有甚者，我们这样一个煤炭生产大国每年还要大量进口煤炭，此外还有铁、铜、铝等资源都不得不严重倚赖海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建立在单一的经济通道之上，显然远远不够。

彼时，有关中缅铁路建设的谈判正在进行，这是一条从中国云南瑞丽口岸出境连接缅甸木姐、南抵印度洋兰里岛至皎漂的铁路大通道，但是谈判并不顺利。

大约在七八年之后，中信建设组织中铁工、云南省以及相关规划设计部门系统地考察了缅甸的经济社会环境，却真真切切地意识到了这条铁路规划的不足之处——远离城镇人群，忽略了经济与发展的课题。

“铁路几乎是沿着中缅油气管道走的，管道当然要取直，可是铁路不该啊！我们到了那儿看到的就是一个个磕头机，连人都见不到……”洪波无奈地摇头。

从云南以及中国大西南的角度看，依托中缅铁路，直通印度洋，以皎漂作为中国西南的出海口。如此设想仅仅看世界地图就能发现其中不容忽视的价值。

但是，2008年的皎漂却是缅甸最落后、最偏僻的渔村，人口仅数万人，完全看不到未来经济发展的亮色。就算高铁修通了，满载物资的火车从昆明出发，三四个小时到了皎漂，然后呢？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仓储，没有加工区、保税区……一句话，如果没有容量纵深足够的腹地，物流到此呈断头状，出不去进不来，铁路的意义何在呢？

再从缅甸的角度看，如前所述，一条远离城镇、远离人群、孤寂地穿越沙漠丘陵的铁路，太容易引发各种攻讦了。修铁路的本意是为了发展缅甸经济，造福当地百姓，可单看铁路线路规划，就已经棋输一着。

再次见到陈健，洪波兴奋地说：“陈部长，我知道中信建设要做什么了！要为缅甸再造一个深圳、造一个裕廊岛！皎漂港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环……”

于是中信建设初步制定一个名为《皎漂经济特区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的方案文本，它包含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若干工业园区、皎漂深水港、铁路，以及铁路沿线呈放射形的经济带，它将成为缅甸对外开放的特区和试点。

时任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看了方案之后说，100万人口规模，太小了，至少是200万吧！

缅甸政府迅即接受了这样一个宏大的计划。

2009年12月20日，在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当时的缅甸联邦国家和平和发展委员会副主席貌埃的共同见证下，时任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常振明与缅甸国家计划和经济发展部官员签署了《关于皎漂经济技术开发区、深水港、铁路项目合作备忘录》。

那时候中缅关系炽热而友好，在西方长达40多年的制裁下，艰难喘息的缅甸日益加大了与中国的经贸往来。

但是，缅甸政局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吴登盛率巩发党2010年在大选中赢得了胜利，并于次年当选总统。吴登盛将中缅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中国签署了17个有关能源、基础设施和采矿业协议的备忘录。此前数日，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与缅甸铁路运输部签订了中缅铁路缅甸境内木姐—皎漂铁路项目谅解备忘录。按照这一计划，铁路经缅甸北部掸邦、曼德勒省、马圭省和若开邦到达皎漂，工程建设将在3年内启动。中方负责筹措大部分资金，并拥有50年的运营权，然后将铁路无偿交给缅甸。

但是，形势随即急转直下。当年9月30日，中国电力集团主导的密松电站项目开工不到一年即被缅方宣布无限期搁置。随后，中国投资的莱比塘铜矿也告停工。

中标

皎漂位于缅甸西部兰里岛北端，属若开邦，150年前曾是英殖民地的英国皇家海军军港。这里西邻印度洋，岛西北端至东部航道是优良的天然避风避浪港，自然水深24米左右，可航行、停泊25万吨-30万吨级远洋客货轮船。

距离皎漂约400公里远的仰光港此刻却已是不堪重负，水位下降，航道和泊位雍塞，且无力扩容，更无力负载这个国家的未来。缅甸太需要一个深水港来应对其发展历程中必不可少的海内外大通道、大物流、大中转。皎漂港应天时地利，此时正当登台亮相。

袁绍斌在他提交的有关报告中写道：“皎漂自然条件优越，战略位置显著，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缅“人字形”经济走廊的重要支点，也是我国西南地区面向印度洋开放的门户，建设皎漂项目是打通我国印度洋通道的必然选择，对促进中国西南部地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中信通向皎漂的道路依然坎坷，制约因素并不仅仅来自外部。

2011年，中国一家企业在签署了中缅铁路的合作备忘录之后，遂请求中信放手原定的皎漂经济特区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将皎漂港列入中缅铁路项目中，从此不再插手这一项目。于是，中信建设封存了此前所有的调研考察报告。

但是，在中缅铁路备忘录所规定的最后期限到来的时候，坏消息也随之而来。2014年3月，缅甸铁道运输部发布通告，中缅皎漂—昆明铁路工程计划搁浅。这意味着皎漂深水港项目也同样虚掷半空。

不曾想到的是，仅仅半年后，皎漂项目出现了一个重大契机。

2014年9月，缅甸政府依据5年前中信所提交的皎漂项目规划，将一个整体项目分拆为皎漂深水港、皎漂工业园和城市住宅3个项目面向全球公开招标。

信息刚一发布，全球即有30多家企业向发标方购买标书。缅方没有想到潜在的投标者竟那么踊跃，显然许多双眼睛始终都在盯着皎漂。

此时，在云南，一位满是焦虑与担忧的全国政协委员致信北京，称中信曾经完美地协调了皎漂特区的建设一事，为何中途放手？现在缅甸方面在全球招标，在他看来，唯有中信才有资格有能力应标。此时，亚洲其他大国正不断加大在缅甸的投资，印度的东向战略也早已将目光盯住了若开邦的实兑港，实兑距离皎漂仅仅200公里。

中信必须应标，无论是从中信集团未来的发展，从“一带一路”未来的经济走廊建设，还是从中国大西南面向印度洋的出海通道，中信此时已别无选择。董事长常振明和总经理王炯亲自挂帅，联合泰国正大集团、中国港湾集团、招商局集团、天津泰达、云南建工等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组建了投标联合体。

“这时候我们中信就必须得冲到前边去，”袁绍斌说，“此次招标是中国企业参与海外投标有史以来编标时间最紧、内容最多、要求最苛刻、范围最广、工作量最大、不确定性最多的一次。”

此时的北京，国庆节的鲜花已经将天安门广场和各个大街小巷装点一新，人们期待着缤纷多彩的7天长假。但是梁杰接到的通知是：中信建设凡是英语好的人一律取消国庆节休假。他立刻把去马累的机票退了，退票的中信人还有不少。

中信迅速组建了近200人的投标筹备团队，连同21家国际知名咨询顾问公司，北京、仰光、新加坡三地联动，最终于2014年11月24日正式向缅甸政府递交了深水港和工业园两个项目的标书文件。

2015年1月13日，中信收到缅方通知，中信联合体被定为深水港及工业园两个项目的首选竞标人。

接下来，他们在内比都述标。梁杰说：“当我们的述标结束的时候，全场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这么漂亮的工业园，这么诱人的前景。缅甸人非常激动。”

这一年的夏天，缅方最高决策层表示，皎漂深水港和工业园项目将于2015年底前授标予中信联合体。

然而，进入12月，缅方却又突然改变态度，称缅甸政府计划仅授标工业园项目，暂缓授标深水港项目。

数日前，由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赢得议会过半议席，将在2016年初组成新政府和新议会。吴登盛政府此时处境微妙，选择了退却。

那一年，因为中央巡视组正在中信集团开展巡视工作，整个中信集团的领导层全部在北京。但是因为皎漂港项目中途遇挫，经过批准，常振明只身前往内比都。

12月22日到25日，常振明在内比都高密度地拜会了缅甸时任总统吴登盛、副总统吴年吞、总统府部首席部长吴梭登以及全国民主联盟中央执委兼经济委员会主席吴汉达敏。仅仅5天后，缅甸政府正式宣布中信联合体中标皎漂深水港和工业园项目。可以想见，如果常振明此行空手而归，转过年去，新组阁的政府和议会很可能会成为皎漂港项目的又一变数。

皎漂深水港项目包括马德岛和延白岛两个港区，还包含连接港区与工业园之间的道路和桥梁。深水港项目建成后，港口年吞吐量将达到180万吨散杂货，490万个标准集装箱，或升级为年吞吐量700万个标准集装箱的纯集装箱码头。这相当于科伦坡港现在的规模。如此，皎漂港将成为该区域最经济高效的多用途集装箱港口之一。

工业园项目占地面积约1000公顷。园区将逐渐引入高附加值、高投资的机械制造、制药、电子电气、信息、研发等产业，建成电子、汽车、装备为支柱的多元化产业体系，形成合理的产业梯度和完整的产业链。

当港口和工业园全部投入运营，将为当地百姓提供就业岗位超 10万个。

当皎漂从一个偏远渔港成为中缅油气管道的起点，当皎漂港未来将成为缅甸最大的深水良港，以及前景广阔的临港开发区的时候，这里的百姓将因此改变自己的命运。

其实，这样的改变早已开始。

小额扶贫行动

30多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走入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处，其实都面临着重新学习的问题。

学什么？

一言以蔽之——待人处事之道。

不同的法律，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价值观……随时都有可能将刚刚走出去、尚立足未稳的中国企业打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长期以来，缅甸一些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不断做着这样的宣传——“中国企业来缅甸做生意，而缅甸的资源却并没有给缅甸人带来发展”。如此宣传为中国企业进入缅甸设置了巨大的障碍。这样的障碍终于挡住了密松电站的继续施工，挡住了中缅铁路继续向缅甸的延伸，挡住了莱比塘铜矿的继续开发。

面对此情此景，更早一步“走出去”的中信又该做些什么？

2014年11月，中信集团在皎漂地区启动了“中信缅甸乡村公益基金项目”，中信向皎漂县管辖的50个村庄提供了150万美元，折合15亿缅币的贷款，每个村庄分别获得了3万美元。

中信希望以国际上已经成熟的小额贷款方式，助皎漂百姓早日脱贫。

20世纪70年代，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孟加拉创立小额贷款，1983年，正式成立了孟加拉乡村银行，这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效益最好、运作最成功的小额贷款金融机构，在国际上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模仿或借鉴。2006年10月，尤努斯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可贵的是，中信作为一家企业，以一己之力，在缅甸皎漂那样一个偏僻而荒凉的边疆海岛，开始了广泛的小额贷款扶贫行动。他们先是组织了50个村庄的基金管理代表分批进行培训，继而这批人再赴泰国正大集团进行实地考察学习，回村后分别成立了基金管理委员会，监督每一笔贷款的使用及还款。

接下来，中信建设从总经理到他们的员工，连同他们组织的中国村官以及泰国正大的专家们多次深入这50个村庄，宣讲基金的性质、作用及流程。一年半之后，中信对这批村庄的数千户贫困人群进行了认真的回访和总结。

那是2016年的潮湿闷热的雨季，回访工作组用了整整40天的时间走村串户，进行深入调查。他们见到了把贷款直接上交到寺庙的农民，也遇到了情绪激烈的NGO成员。他们每天深陷泥泞的小路，每天看到路边大量堆积的垃圾和令人难以下咽的饮用水源。但是他们更多地得知了贫苦的农民渔民有钱购买猪苗鸡苗，有钱购买肥料渔网，从而让自己的生活有了改善，他们中间有2/3的农户连本带息归还了贷款，并重新获得了新的贷款。他们对中信的戒心渐渐放下，他们说：“感谢中信，支持中信！”

“你们的项目什么时候能开工啊？”当地村民每次看见中信来人了就不停地问这问那。

2015年，热带气旋“科曼”导致的暴雨和洪水袭击了缅甸，这是缅甸40年来最大的一次洪涝灾害，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缅甸罕见地向国际社会发出求救呼吁。

中信迅速派出中信海直的直升机搭载蓝天救援队的队员和救援物资飞抵伊洛瓦底省，参与当地水灾救援行动。这是第一架在缅甸执行水灾救援任务的外国直升机，也是中国首次派直升机在海外执行救灾任务。缅甸国家电视台迅速播报了此事，缅甸的政府和人民通过中信直升机上传回的画面了解到了灾情的严峻，也了解到了中信的付出。

中信的努力在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缅甸民众对于中国的偏见。

这种改变往往可以直接决定一个事件进程的方向。

皎漂港项目在继续艰难地往前推进着。2016年，最大的变数亦未能改变它的方向。这一年的3月，缅甸民盟新政府上台，昂山素季顶着光环站在了全世界的聚光灯下。

一年中，对于皎漂港一事，中信依然在做着不懈的努力。

“菩提树计划”

2016年早春，一支由中信建设牵头的20多人的考察团从云南畹町进入缅甸，他们将在这个国家进行系统考察，考察缅甸的经济、社会与自然资源。

中信联合考察组对缅甸系统考察的成果是一本印刷精美的厚厚的文案，封面上的主标题是——“缅甸的独特优势和机遇”，副标题——“缅甸经济与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建议”；落款是中信集团，时间为 2016年 4月。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次考察？

袁绍斌说，皎漂港建设实施难度大，若要实现预期战略目标还面临两大挑战：皎漂港若没有铁路、公路连接，经济腹地受限，单纯依靠工业区货运量有限，难以形成良性循环，却极易变成死港；而如果没有通道支持，那么就只能在皎漂地区开展“两头朝外”的业务，不能参与缅甸更大区域经济发展收益，势必会造成投资收益低、发展不可持续的结果，也无法借此扩大缅甸在印度洋区域的影响力。

要改变这一短板，就必须打通内陆与皎漂的通道与走廊。

这样的通道或者走廊该如何建设？如何布局？

鉴于当时中缅通道的推进几乎成为僵局、许多工作基本搁置的形势，中信集团指示中信建设“主动作为，积极推进”。于是，洪波组织了由 7个单位组成的调研团队，赴缅甸和中国云南省考察与调研。

此行的目的在于——

调查中缅经济走廊沿途政治、经济、社会、投资环境、发展情况；

调研了解缅甸基础设施规划，了解缅甸政府及民众对经济走廊建设的需求；访谈缅甸各界，听取他们对于中缅经济走廊的建议。

历时22天，他们走过的路程多达25000公里，他们乘坐飞机、火车、汽车、轮船，在泥泞而狭窄的山间村路上，只能靠双脚步行。他们分别考察了缅甸，以及云南省的26个城镇和口岸，分别与中国驻缅机构、缅甸政府官员以及中国、缅甸、泰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国的企业与非政府组织召开了20多个研讨会。他们还调研了位于仰光附近的迪洛瓦开发区，与泰国接壤的土瓦经济特区，走访中石油马德岛原油码头、伊洛瓦底江航运、密松电站，当然还包括皎漂镇。

伊洛瓦底江和缅甸国家铁路都从马圭经过，这里的土地价格上涨的速度几乎是缅甸之最，但是考察团失望地看到，伊洛瓦底江在马圭竟然没有护岸、没有码头，没有装卸机械，岸边略略高起的小土坡就是临时的码头。问及地方水务管理人员，有没有伊洛瓦底江历年的水文资料？对方诧异地回答说从来就没有。

他们看到从土瓦市区到土瓦经济特区竟然只是一条窄窄的土路；

他们看到皎漂的乡民坐在自家的草棚子前无所事事；

他们看到仰光市居民家中但凡有条件的，大都自备发电机；

他们看到仰光河南岸的达拉镇民众守着大河却从2010年起饮用水就极度匮乏。因为地势低洼，海水倒灌，只有在每年的雨季才能存续一些淡水。

在皎漂镇，他们偶遇从前线回撤的军人，那片橄榄绿和反射着阳光的头盔时刻在提醒着他们，战火和硝烟始终没有远离这个国家。

考察中，他们听到的最有代表性的反馈是——

“这是中国人的通道，是你们的事。”

——那么，缅甸民众需要什么？

“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

考察团深刻检讨了以往工作中的问题和各种“想当然”，得出了如下结论——

“要高度重视缅甸的社会和政治需求，把当地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基于本位主义的通道思维要不得！”

“未来，缅甸经济发展将沿仰曼（仰光—曼德勒）走廊和伊洛瓦底江流域发展。”“皎漂应开辟与缅甸经济发展中心区的联系，以对接未来引领缅甸经济发展的、以仰光为核心的伊三角地区，从而形成‘仰内曼走廊’、‘伊洛瓦底江流域经济带’和‘中缅经济走廊’的‘两纵一横’总体格局。”

“皎漂将可更好地发挥其优越的水深优势，成为缅甸乃至周边西北部孟加拉、印度的转运港，获得更为优质庞大的腹地支持。”

“未来中信的工作重心必须从皎漂的‘点’扩展到通道的‘线’，带动经济走廊的‘面’，沿经济发展轴辐射，形成区域经济的‘网’；

“必须立足深水港、工业区这个‘点’，建设配套铁路、公路，提升港口的重要性和经济价值，实现港口可持续发展；

“必须依托交通基础设施的‘线’，带动缅甸内陆区域发展，实现经济走廊的‘面’状开发；

“连通缅甸的南北经济发展轴，辐射带动区域经济的‘网’状发展。如此，既惠及了缅甸民众，也让中国尤其是中国大西南享受缅甸经济发展的收益，实现共赢。”

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计划逐渐形成。

看着墙上的缅甸地图，看着从北至南穿越大半个国土面积的缅甸母亲河伊洛瓦底江，看着那条时断时续、几乎与伊江并行的缅甸米轨，一个极富创造性的思路喷涌而出——这不正像是一株菩提树吗！

“菩提”一词为古印度语Bodhi的音译，意思是觉悟、智慧、顿悟真理。

南北走向的伊洛瓦底江与从仰光至曼德勒的铁路好比菩提树的树干，那一个个定位独特的城市和产业园区正是一片片菩提树的绿叶，连接绿叶与树干的树枝则是构成缅甸整个交通基础设施的树枝。

2016年4月，这部全面而系统，且颇具操作性的宏大方案终于完成，它被形象地称为“菩提树计划”。这或许能够成为一把钥匙，或许能够有助于打开缅甸经济发展的困局，打开中信走向皎漂路上闭锁的大门。

“菩提树计划”吸取了泰国、越南、新加坡、美国、德国及中国在不同时期类似的发展模式，以及各自的教训、经验和结果。纵览整个方案计划，其中未有一字提及中信及中标的皎漂项目。此时的皎漂是缅甸的皎漂，但只有在经济走廊这一大概念中，皎漂才能如明灯一般熠熠生辉，否则一定是“线”断“灯”熄。

这个计划从现实情况出发，提出了针对中缅两国的“经济走廊”概念，更为日后两国政府积极推进的“中缅经济走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菩提树计划”后来辗转交到昂山素季的经济顾问手中，对方看到落款的名字和时间，一下子就激动了，2016年4月你们就完成了这个报告，真是不可思议！

2016年3月底，民盟政府才刚刚宣誓就职。不到1个月的时间，中信想缅甸民众所想，急缅甸民众所急，无偿地向新政府贡献了这个后来被认为是“花最少的钱，干最大的事”的宏大计划。

十年磨剑

缅甸归来，中信再次检视了自己的方案，他们强调——

坚决贯彻中信的“义利观”，必要时舍“利”取“义”；

不仅考虑我方要什么，更需考虑对方要什么；

一定要立足当地发展，变“通道”为“经济走廊”综合开发。

中信缅甸公司还提出了新的“PPP”开发原则：People——以人为本，Prosperity——经济繁荣，Planet——生态环保。

如前所述，皎漂项目最终将创造超过10万个就业机会，在深水港和工业园项目全部投入运营10年后，90%的管理岗位将由缅甸本土员工担任。

中信将立即着手建立“中信（缅甸）百年职业学校”，为贫穷家庭的青年提供为期1年的免费职业技术培训。

一个大型边远地区发展计划将在50个村庄实施，包括设立50个诊所和50所学校。

中信联合体将为皎漂的传统渔业和农业的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持，坚持“缅甸制造”为先的理念。

中信联合体在建设和运营工业园和深水港的过程中，将充分借鉴国际上其他类似项目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确保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平衡。

2017年春天，缅甸时任总统吴廷觉访华，常振明抓住时机，主动拜会了随访的3位缅甸联邦部长，再次就皎漂项目对缅甸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潜在的经济效益与缅甸客人进行了沟通。

客人们热情地邀请常振明再访内比都。

数日后，常振明来到了内比都，拜会了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他是民盟执政以来昂山素季会见的第一位中国企业领导人。

从那一天开始，搁置已久的皎漂项目谈判终于再次启动。

2017年4月10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缅甸时任总统吴廷觉的共同见证下，常振明与缅方签署了《关于开发实施皎漂特别经济区深水港和工业园项目》的换文，换文以缅甸新政府的名义确认了中信联合体的中标结果。

一个月后，“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昂山素季在会上做主旨发言。仅仅在昂山动身来京前一周，缅甸总统府宣布成立实施“一带一路”指导委员会。新华社的通稿最后说：“该委员会由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任主席。”

国际舆论立刻注意到了这条消息最后的这句话，显然昂山素季的态度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这一年的深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来到了缅甸，郑重向昂山素季提出了建设“人字形”中缅经济走廊的话题。

所谓“人字形”，即“北起中国云南，经中缅边境南下至曼德勒，再分别向东西延伸到仰光和若开邦皎漂经济特区”，形成三端支撑的大合作格局。这一倡议得到昂山素季的赞赏。

这无疑是皎漂项目的一次重大利好，但是若要使项目有实质性的推进，中信还面临着许多的沟沟坎坎。

“自从中信被选为首选竞标人后，经过二十多轮商务谈判和一百多次非正式会谈，2018年10月，我们终于与缅甸政府达成了一致，深水港项目框架协议文本通过了缅甸内阁审批，最终促成了框架协议的签署。”袁绍斌感慨万端。

皎漂被赋予了重大的使命，中信之所以如此重视皎漂项目，是因为皎漂港的开发将产生一个双赢的局面。在以往中信40年的开拓中，中信人早已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唯有双赢，才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共商、共建、共享，若非如此，中信一定会面临百般困扰、千般险阻。

袁绍斌难掩思绪，写下了内心复杂的感动：“我们有多少个十年可以陪伴一个项目风雨兼程、披荆斩棘；又有多少人可以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初心、执着前行；皎漂项目是中信集团敢于挑战和突破、勇于承担国家之重任、切实履行国企责任、坚持共生共享造福一方发展理念的现实体现；皎漂项目的持续推进，得益于作为中信人的那份担当和责任，那份忠诚和坚守。”

2020年1月18日，缅甸再次传来佳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缅期间与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共同见证了皎漂特别经济区（“皎漂特区”）深水港项目协议交换仪式。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代表中信联合体与缅甸商务部副部长吴昂图交换了深水港项目的《股东协议》和《特许协议》文本。

这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缅经济走廊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标志。

（编辑  杨利红）

2020年全球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带来了空前危机，其规模已与上世纪大萧条规模相当。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经常会听到有关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末日危机的预言。鉴于此，为了能够在当前危机中清醒地评估我们的未来，应该看看大萧条以来近百年的经济转型过程。毕竟，尽管世界经济经历了世界大战、地缘政治冲突和经济危机，却依然呈现出人民富裕程度和技术发展的高增长率。此外，世界经济发展的蓝图，在很大程度上被危机时期的重要经济学家凯恩斯所预见。这位经济学家被认为是世界经济摆脱大萧条和建立战后新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战略思想家。

凯恩斯在他的《子孙后代的经济机遇》（1930年）一书中，描述了后代消费者经济正向为大幅提高居民福利的这一命题转型。凯恩斯这部著作有价值之处，首先是作为长期预测的一个典范，表现在上世纪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中实现发达国家人口福利的增长。尽管处于高失业率和生活水平下降的经济形势中的同代人都已感到绝望，但凯恩斯还是勇于提出，目前我们只是在“经受经济悲观主义的攻击”，而那些急于认为生活水平快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的想法是错误的。

凯恩斯在书中写道：“假设我们还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即现今悲观主义所表现出的两种现象已成为明显谬误的时期：革命者的悲观主义认为一切都很糟糕，只有利用暴力手段才能拯救我们，而反对派的悲观主义者则认为社会经济的平衡已经很脆弱，无法承受冒险的实验行为。”

凯恩斯的乐观主义是基于劳动技术设备增多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论点，正如他所说：“为了实现农业、采矿及加工产业所有部门的正常运作，我们需要减少四倍的人力。”

结果，根据凯恩斯的说法，“再过100年，发达国家的居民生活水平将比现在（1930年）的水平提高4-8倍。”按照我们的当前数据，可以说凯恩斯的预测是正确的。根据经济发展合作组织的统计，从1930年到2020年，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的人均GDP增长了约5倍。在这100年中，有关预测准确性的追踪调查都没能改变凯恩斯的结论：在最有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形中，发达国家的居民福利增长幅度都应该在凯恩斯给定的区间内。但凯恩斯的另一个论点或许更为重要。如果在发达国家，达到了能够保障所有人口实际需求的水平，那么伴随这样的发展进程会发生什么？凯恩斯认为，由于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居民每天只需工作3个小时，或者每周工作15个小时，空余出大部分的时间用于休闲。很多现代经济学家开始批评这种“闲暇时代”。 最终事实表明，发达国家人们正常工作的多数情况是，收入越多，而本就相对少于高收入人群的空闲时间也就越少。

相对于凯恩斯这种有失偏颇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对既会工作又可休闲的现代世界的选择。然而，很多当代经济学家错过了凯恩斯更深层次的结论，这也是凯恩斯在自己另一本著作中所写到并为之捍卫的理念，即随着居民福祉的增长，经济本质、经济发展和经济科学都将会随之发生变化。

所有这些领域的发展规划都将越来越注重确保人类的生活质量。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有一些人，不会为了生存而变卖那些使生活变得更美好的艺术品，并且当这种能丰富我们生活的艺术品出现在面前时，能够将它们留在我们身边。”凯恩斯认为，这种“经济人文”也将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富裕的增长将导致道德和社会生活准则的转化。“当财富的积累不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时，大量的道德规范都会转变……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宗教和传统美德的最为清晰和明确的原则上：贪婪-罪恶，等同于把金钱直接献给了罪恶的增长，而迷恋金钱的行为则更是令人作呕。我们的目标是获得更多的钱，但一定是正当合理的收入。”

可以与凯恩斯进行理论比较，对近一百年来发达国家的变化进行对比，不过，需要注意凯恩斯结论的切实意义：对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全部经济机器来说，凯恩斯关于人类生活质量和准则的问题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成为人类生活方向的参照。随着国家繁荣水平和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领域的份额越来越大，因此，在刚过去的十多年中人力资源的发展相当活跃。

或许，当前的危机会有助于世界经济转向“人力资本”的优先发展——首先便是医疗保健和教育。凯恩斯的乐观主义和精神遗产给我们带来希望，理由不仅在于战胜危机和消费者福利的增长，还在于世界经济发展中“道德密码”的转化。

（编辑  季节）

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不论贫富，只要有可能，总是要让孩子接受教育。“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历史的真实，它的缺陷是将读书出路狭隘地铆定于做官，但重视读书本身不是坏事。中国古代以“耕读世家”为荣，读书人既有离开家乡的，也有留在家乡的。离开家乡后，很多人还渴望衣锦还乡、落叶归根。这一农业社会的传统在工业经济时代发生了改变。

工业经济时代，如果一个靠读书走出农村的学子，绝大多数都会永远离开农村，即便农村还有家人或亲戚，一般只是偶尔回故乡探亲或者将家人接到城市。在一些极度贫困地区，这一现象相当普遍。因为当下农业与工业的经济收益差别太大，农村与城市的生活条件也很悬殊，从城市回到农村在物质条件上要克服较大的落差。

贫困地区教育因何片面追求升学率

我曾经到一些偏远的贫困地区调研扶贫情况，教育扶贫是其中的一项内容。以就业导向、生产转型与市场结合的扶贫比较容易短期见效。至于基础教育，虽没有立竿见影的成效，但对于扶贫减贫有长期的功效。如果因贫穷而忽视教育，下一代依然可能落入贫穷。虽然国家推广了义务教育，孩子上学不需要贫困户花太多钱，但贫困地区学校的硬件设施一般比较差，教师待遇不高，师资也成问题。目前，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问题正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然而，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即便获得了较好的帮扶，某些现象仍然值得探讨。贫困地区的一些校长或教师在介绍教育扶贫的成绩时，最喜欢将高校录取率作为硬指标，考入985、211高校的学生数量可以做横向和纵向比较，甚至每一个“鲤鱼跃龙门”的学生的名字都会被老师牢牢记住。如果有考上北大、清华的，老师、校长都脸上有光，这一光荣“成绩”会被念叨多年，并用来鞭策一届届学生。

另一方面，贫困地区学校的好学生则表示，如果考不上好大学，他们简直不知该怎么办。高中青春期的学生，面对择校、择业的人生大事，几乎得不到任何有益的咨询和建议：他们的父母大都对外面的世界没多少了解，他们的校长和老师更多关心的是升学率、大学录取率。如果考不上好大学，似乎人生就没有了其他选择。当校长、教师听到学生这样的困惑，便对我们这些外来的调研者说：我们这个地方穷，好生源大都去了相对富裕地区。如果生源好，我们的高校录取率还会更高；因为生源差，学生有这种困惑很正常。听了这话，我按捺不住地说：教师怪学生差，这不对啊！美国有《春风化雨》这样的电影，法国有《放牛班的春天》，印度有《嘎嘎老师》、《地球上的星星》等电影，这些电影的主题都是老师将别人眼里无用的“废柴”学生培养成才的故事。而我们多年的教育改革不正是要摆脱一切围着高考指挥棒转的误区吗？真正的好教师应该是发现每个学生的特长，找到适合每个学生的人生方向，而不是只用高考来衡量一切。

农村发展停滞，故乡成“苦海”

我没有责怪当地校长和老师的意思。必须指出的是，贫困地区校长和老师乃至于学生家长的这种心态，自有其客观的原因。除了前文说的城乡、工农间的巨大差异外，近代中国还因为户口等特殊原因造成城乡差异在一段时期内被固定化，农村成为工业化初期积累的承担者，付出多，回报少，农村经济和农村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因此，生活在农村的人要改变人生的途径非常有限，大致只有当兵、招工、上学这三种方式。由于农村生活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变，一旦离开农村，绝大多数人都不愿再回去。升学率、高考录取率因此成为学生转变命运、摆脱农村的重要指标。

无望的农村使得很多成功的学子一去不返，他们仿佛与一个停滞不前的世界彻底告别。连学生家长也把孩子因好成绩而进入城市，当作孩子“脱离苦海”的象征。再加上改革开放之后，读书好的学生还能出国。想象一下，上世纪80年代一个读书优秀的农村高中生，18岁以前都在落后贫穷的农村，突然之间进入了中国繁华城市的大学，其中有些人三、四年间又出了国，去西方发达国家读书。短短几年间，一个年轻人从当时年收入仅150元的中国贫困线，突然跃入了收入相差百倍千倍的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经历对于这样的年轻人会产生什么影响？好一点的就是永远不再回农村故乡，甚至不再回国。糟一点的就是把故乡的社会状态视为地狱，把经济上领先贫困家乡的西方发达国家视为天堂。后者不论在国外还是回中国，很容易导致一个结果——“恨国”。如果我们对当今崇洋媚外的公知群体做一个统计，就会发现“恨国党”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贫困农村的苦孩子出身。对一个农村苦孩子因读书好而“恨国”，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在某个时期的最大失败。

这类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伊朗巴列维政权非常亲美，那时候，很多伊朗青年赴美读书，向美国学习以改变伊朗的落后面貌。但是，巴列维时代赴美深造的大批伊朗青年，大多数都没有回国。而且不管回不回国，赴美读书的伊朗青年大多数都反伊朗、反巴列维，以至于巴列维访美时，大批伊朗留学生到白宫前表示抗议。不仅伊朗如此，很多欠发达国家这一现象都比较突出：一个穷国从牙缝里省出了钱办教育，培养了一批人才，结果被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割了韭菜，要么不再回国，要么对祖国缺乏感情。西方发达国家以这种方式，接受了穷国的人才输血，把穷国辛辛苦苦培养的人才无偿地掐了尖，无偿享用。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是穷国改变无望，发展绝望，因而使得按西方模式培养的人才觉得留在穷国毫无前途。穷国教育倒贴富国，穷国人才流入富国的现象，导致穷国、富国的差距长期无法改变，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贫困地区教育思路应该调整

中国贫困地区的好学生即便都去了大城市，毕竟还是在国内，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扶贫减贫等政策，在国内发达与不发达地区间不断进行平衡与调节，但这毕竟是间接的。我在一些贫困地区发现，不少公务员或县级多个部门的领导都曾经是中小学教师。这一现象说明两个问题。首先，贫困地区的公务员和干部队伍需要有文化的人，中小学优秀教师经常成为当地唯一的人才库；其次，由于优质教师经常变身公务员，使得贫困地区学校的师资更为紧张。归根结底，还是贫困地区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紧缺。因此，从中央到地方，为了实现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目标，选派了近300万干部驻村帮扶，从另一个侧面说，就是暂时弥补了贫困地区人才紧缺的短板。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近几十年来持续的中国人才向西方发达国家单向流动现象正在逐步减少。有些曾经怀抱美国梦的人，毅然决定回到中国；有些曾经的“恨国者”到了美国大失所望，很快变成了爱国者，这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但这种理性回归不等于说不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方面，尤其是科学技术。只是现在的中国人日益清晰地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之后，最终发挥的舞台还是在自己的国家。与之类似，我认为东西方之间教育不平衡的理性回归也应该尽快体现到国内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

由于中国几年来持续地、大规模地扶助贫困地区，将脱贫攻坚作为阶段性的硬指标，使得曾经为中国现代化原始积累做出巨大牺牲的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终于能够实实在在地分享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红利。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不遗余力地向偏远地区延伸。精准扶贫的大力实施使得昔日的贫困地区再也不是毫无希望的绝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概念，使得生态环境成为工业经济时代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贫困地区曾经苦守的“美丽的贫穷”，如今日益成为“美丽的财富”。

在这一大背景下，我们再来看贫困地区昔日的教育目标。一方面，大量本地人才流出，一去不返；另一方面，大量驻村干部流入，帮助群众脱贫。我认为，随着精准扶贫、绿水青山政策效果的不断体现，贫困地区的教育思路有必要做出重大调整。首先，考上好大学不应该否定，但应改变以此为唯一目标的做法，而且还应鼓励考上好大学的人才今后回乡或为家乡多做贡献。其次，能够考上好大学的学生毕竟是少数，贫困地区的教育宗旨不应该使那些没有考上好大学的大部分学生对人生感到失望，而应该鼓励他们、提供条件，让他们学到能够帮助家乡发展的实用技术。虽然我遇到的驻村干部，有的干了一届又一届，自愿留下，不愿离开，但绝大多数驻村干部迟早要走，即便还有新来的，至少还要有学习适应的过程。因此，本地人才实际上更为重要，他们应该成为既熟悉本地情况又热爱家乡的有用人才。如果贫困地区的教育使得本地人才因为没有考上好大学而失去人生的激励，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和损失。

近年来由于农村处境改善，发展前景看好，也出现了一些昔日外出打工者回乡创业的现象。贫困农村的外出打工者一般分为在本县、本省和外省三种情形。最后一种常常是在沿海地区打工，他们从沿海地区回到农村创业，基本都是在外面接受了新观念、新技术再返乡，事实上等于给贫困农村输入了新知识。虽然在城市化大背景下，农村地区人口流出是一个大趋势，但毕竟农村经济仍将长期存在。如果仅留下老弱妇孺，对于美丽乡村建设以及根本性地摆脱贫困是不利的。然而，打工者返乡对于贫困地区的知识文化输入作用有限，如果将他们与驻村干部、农村本地教育培养结合起来，便能从较大程度上化解贫困乡村人才稀缺的问题。

此外，随着中国老龄社会的到来，很多有知识、有能力、有资源的城市退休人员，对于贫困地区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库。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医疗保障能够跟上，这些城市闲置的退休人才完全可以同贫困地区的人才需求结合起来。很多老年人退休之后，其实也愿意在青山绿水之间享受城市里得不到的生态福利。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开发城市闲置的老年人才资源，成本也比较低。

总之，贫困农村要真正有效地摆脱贫困，教育扶贫是“慢工出细活”的长远之计，关键就是要提高贫困农村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避免贫穷与无知相伴的恶性循环。2016年7月，在“东西部协作扶贫座谈会”上习总书记指示：“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贫穷并不可怕，怕的是智力不足、头脑空空，怕的是知识匮乏、精神委顿。脱贫致富不仅要注意‘富口袋’，更要注意‘富脑袋’。”2017年2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总书记强调：“选好配强村‘两委’班子，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促进乡村本土人才回流，打造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

习总书记关于教育与扶贫关系的精辟论述要落到实处，需要多种渠道长期不懈地共同努力。其中，贫困农村自身的教育是关键一环。目前我国已经完成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农村呈现出一片希望。但扶贫还要巩固和继续，为此，农村教育理念和手段应该与时俱进地做出调整，以适应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