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什么叫“国情”？

所谓“国情”，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基本情况。它一方面是指客观的条件，另一方面，这些条件也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着的。

什么是19世纪中后期中国的基本国情？

那就是一千多年的士大夫政治的解体，与西方列强的入侵与宰割，是这两个基本条件，一起摆在了中国和中国人民面前。

大变局之前夜的中国基本国情

实际上，传统中国的衰落是逐渐的，是各种条件长期发展变化的结果。

1820年——即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夜，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峰。即使今天美国的经济总量，也只是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还不到。

明清之交，中国的人口也翻了一番，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清末达到4.5亿人，是当时欧洲的数倍。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如此狭小、贫瘠的土地，养活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这就要归功于中国高度领先世界的农业技术。

中国长期农业发展的最突出成就，就是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这是一个从秦汉就开始的持续过程。其中最大的水利工程，无疑就是大运河。历史上的大运河有两条，即隋唐大运河和元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前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是人字型的，后者被取直，不再经过河南。

黄河的问题是泥沙，而运河最大的麻烦，在于需要穿越黄河，这就带来了泥沙淤积、阻塞河道的问题。元代为了保证运河畅通，便在山东境内尽断漯川河道，强引黄河经泗水入淮河，以一淮受全河，让黄河改道，为运河让路，人为地使黄河向南爬坡入海，从而使“修河”成为年复一年的浩大工程，成为中华帝国一项巨大的财政负担。

如果从环境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的变化，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并在山东阳谷斩断京杭大运河。由于此时恰逢西方列强入侵、太平天国运动，清王朝财政极为困难，无力修河。从此，北方运河断流，连接中华帝国的南北大动脉中断，中原、鲁西这些人口高度密集的主要粮食产区沦为了黄泛区，这对中国农业的破坏极为巨大。捻军和义和团均在此区域兴起，这可谓是中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标志。

人们长期以来把中国衰落的原因归结为闭关自守，但实际上，自汉代丝绸之路开辟以来，直到清中叶，中国一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

中国的传统经济固然以农业为基础，但衡量中国经济繁荣的尺度向来是包括手工业、制造业发展的“百业兴旺”；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就是高度商品化的。中国经济史的发展证明：农业的稳定发展与大规模的贸易并不矛盾，而是互相补充的。

1492年，当欧洲人开始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活动时，这已经比明代开创的世界史上第一次大航海落后了80年。

19世纪中叶，英国对于印度的殖民统治，沙俄在中亚地区的扩张，造成了丝绸之路的再次中断。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以恰克图为中介的北方陆上贸易和以广州为核心的海洋贸易。对清王朝而言，贸易不仅是经济手段，而且是维护周边安全的政治手段，不仅是获利的手段，也是对周边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的手段，这是清朝的“朝贡贸易”与英国所标榜的“自由贸易”的根本区别。如果接受了西方的“自由贸易”，就可能摧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政治联系，这就是乾隆拒绝马噶尔尼“自由贸易”要求的真正原因。

鸦片战争和晚清王朝的财政危机

长期以来，西方仅通过澳门和广州粤海关与中华帝国做生意，即使这种生意是在中国的严格管理下，但对西方商人而言极为有利可图，这使广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城市之一。在当时的中国看来，中国应该与全世界做生意，英国只是其中之一；而英国则认为，自己必须独占对华贸易。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造中国的贸易体制，包括改造广东行商制度，掌握中国海关，彻底取消海关管制与关税。

中国海关对于英国商品的管制，就是对于毒品——鸦片的管制。19世纪以降，西方对华贸易主要就是鸦片毒品走私，英国东印度公司，不过就是一个武装毒品走私集团。

长期以来最为研究者忽视的问题，就是中华帝国财政的基础与来源，对帝国命运的决定性影响。中国虽是一个农业国，但帝国的财政岁入却并非一般地取决于土地税收。西汉财政的基础就是盐铁与商业，而不仅取决于土地；宋代以来，由于对分散小农征税的行政成本极大，故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就是商业和对外贸易。清代康乾以来，多有免除钱粮的“仁政”，就是因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以茶叶、木材、瓷器、陶器、纺织品、桐油等为主体的对外贸易，而非完全依赖土地税收。其中粤海关、江海关这两关的对外贸易收入，占了帝国岁入的三分之一。

这一方面表明，有了如此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收入，帝国才有能力对广大小农施行“仁政”，减免钱粮；另一方面，所谓清代“闭关自守”的说法是片面的，只要翻阅一下《清实录》，就可以看到粤海关、江海关在帝国岁入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粤海关对付鸦片走私的办法，起初就是罚款，这种方式导致了沿海的黑社会势力与介入到鸦片走私之中，也加剧了广东地方官员的腐败，但对于海关收入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而当林则徐把罚款升级为全面禁烟、没收赃物、全面销毁之后，鸦片战争爆发了。

鸦片战争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造成清“海关财政”的崩溃。在没有成功管控粤海关危机之后，清政府已没有能力组织力量对英国海盗行为进行有效反击。西方势力长驱直入，继粤海关之后江海关也失守，而这两个海关占清王朝国家税收的三分之一，由此引发了清王朝的财政危机。

随之而来的一切，都是雪上加霜：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发生，暴露出广东、广西是清王朝统治的两个最薄弱环节。1855年，黄河决口，运河中断，清王朝的财政捉襟见肘，无力修河，河北山东，流民遍地。最终，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中国的京畿腹地和东三省也守不住了。

西方掠夺、小农破产和统一帝国的瓦解

自道光以降，清王朝全部国家行政的核心，就是围绕着四个字：筹款、赔款。

所谓“筹款”，就是严令各地方缴纳税款。

筹款、催款的目的，就在于练兵、办洋务、办团练，更主要的，就是为了赔款。

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

《辛丑条约》

这个条约要求：中国需赔偿11个国家白银本息合计9.8亿两，而加上地方赔款，中国总共需要拿出10亿两白银，才能满足列强难填之欲壑。这个数目，相当于清王朝12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在如此天文数字的赔款的压迫下，清王朝的财政政策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即由财政依赖关税，转向全面依靠榨取农民和土地收入。自道光以来，纳租——催缴土地税，就成为各级官员的头等大事，为此，朝廷派员勘察户籍、丈量土地，大肆搜刮。小农的负担空前加大，成为压垮清帝国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历代民众无不浑浑噩疆，乃至全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而如此天文数字的赔款骤至，黎民百姓，千家万户命何以堪？既然被酷吏催款派税是死，造反起义亦是死，又何不揭竿而起，死中求生？

而风雨飘摇中的清廷，所能够想出的唯一筹款办法是把钱款摊派到各省地方，而这自然便使得地方分裂、联省自治为历史之必然。地方大吏为“自强”所练新军，则又必然成为日后国家解体、军阀混战的导火索。

近代中国之命运，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零和博弈。近代中国所陷入的，乃是走投无路的“死循环”：为了赔款、办洋务就对人民竭泽而渔，横征暴敛的前途必然是官逼民反，朝廷自蹈死路；而倘不维新自强，中国就必然落后挨打，继续沦为列强的“提款机”，其结果同样官逼民反，自取灭亡——而这就是包括洋务和立宪的一切中国近代改革注定的结局。

中国没有完成资本积累是因为人口过剩吗

人们往往以为，鸦片战争中清王朝打不过英国，是因为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是英国“代表先进生产力”，而实际上，大规模的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而不是鸦片战争之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鸦片战争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血液”，如果没有在鸦片战争中获得中国的巨额赔款，早期的工业革命会在经济危机中覆灭。

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大量的军事开支压垮了英国的财政。英国的军国体制，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形成的。英国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战争，特别是在海上的战争；所谓主权，就意味着战争的能力与权力。而清王朝在东南海上，遭遇的正是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穷兵黩武的对手。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规模赔款，使英国从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危机中摆脱出来。真正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并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中国的赔款和英国的军国制度。

自明代中期钱粮改银之后，相对于西方而言，中国出现了税收大规模下降的情况。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采用白银为税收工具，而大量的白银来自海外。自明代中期以来，中国通过大规模的手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与出口（丝绸、茶叶、瓷器和陶器等），吸引了世界上大部分白银，支撑起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但明代中期以降，中国始终处于白银短缺状态，这就意味着资本短缺。广东十三洋行，乃是明代建立的对外出口机制，大规模出口的目的，就在于换取白银。从这个角度说，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把中国不能完成资本积累，归结为人口过剩，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由一个生产、贸易大国，沦为西方的债务奴隶；加之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的中国经济产出，不可能与西方工业制造品竞争。就这样，西方以资本的优势和工业化的生产体系，击溃了中国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国不仅是在军事上失败了，而且更是陷入了资本匮乏与产业落后的双重陷阱。

中国文明遭逢西方文明大劫难

欧洲的启蒙和社会革命

从政治发展和制度建设上说，欧洲的制度建设长期落后于中国；直到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其所确立的依然不过是君主与贵族联合执政的体制，而这样的体制，并不比唐代的制度更先进。但随后，在王权与教权的激烈斗争中，欧洲发生了剧烈的社会革命。

宗教改革运动导致了印刷技术的发展，并形成现代印刷产业。由此催生了以报纸为主体的现代传媒业。于是，一大批专门面向社会公众而写作的作者诞生了——这些人被称为“知识分子”、“启蒙者”，他们不再是国王和贵族的奴仆，而是通过直接面向社会写作和发声获得地位和荣誉。启蒙运动时期的作者着力于揭示和塑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我与“公众”之间的关系——这被后来的马克思称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法国，狄德罗、卢梭、伏尔泰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面向“市民社会”发声的畅销作家和思想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信念——最简明的描述就是：“自由、平等、博爱”。

工业的发展、贸易的发展、知识和新观念的传播，推动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终于导致了以法国大革命为先导的社会大革命。大革命摧毁了旧制度，建立起市民社会的政治制度，而这一制度，进一步推动了资本的积累、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后，长期落后于中国的欧洲，一跃而起，走在了世界的前面。

中国传统面对西方“国富论”：千年未有之变局

自唐宋以来，中国的农业长期领先于世界。在农耕社会，发展经济无非就是解决大家吃饭的问题，中国的确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最好。这样一来，对中国而言，似乎发展经济的问题，就已经不是头等大事了。宋以来的中国制度，目的主要是防止财富的过度集中；作为治理者的读书人，对于“吃饭”以外的经济问题，大体上以为是“多事”。中国的读书人可以有许多的知识，唯独对于经济发展的知识，缺乏热情。

马克思指出：国家的目的在于追求财富，财富能力等于国家实力——这种“国富”的观点，是在17世纪的欧洲产生的。所谓“现代国家”，就是以财富为目的的国家，国家只是财富的手段——如此目标狭隘的国家观念，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欧洲观念，这样的“国家”，在此前的世界历史上并不存在。马克思问道：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前提。[1]

中国有宋以来历代王朝均标榜轻徭薄赋，爱惜民力物力，标榜以仁义礼智信治国，它们从来没有公开标榜过“财富”是国家的唯一目的，更没有标榜过国家就是追求财富的暴力手段。特别是，中国的读书人不能接受财富是人生的目的、是人类活动的唯一目的的观点，他们的信条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耻于言利”的观念，被现代价值观视为愚昧。

但马克思却说：因此，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于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2]在现代世界，追求财富是人生唯一的目的，……为了财富这个鄙俗的目的，就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需要、牺牲个人的一切才能、牺牲自然、牺牲生产力。于是，在无节制地追求财富这种鄙俗的欲望面前，生产力、人类社会和人本身都被异化了。

鸦片战争，使中国不但面临着英国这样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而且同时也面临着一个马克思所谓“鄙俗的世界”的降临。马克思说，在鸦片战争中，一个古老的王朝维护的是信义这种共同体的原则，而所谓文明的现代国家英国，维护的却是贱买贵卖的特权。

这就是为什么——鸦片战争对于中国读书人造成的心理、精神和信心的打击，可能比现实武力的打击更为沉重，因为逆转大过突然，所以，它方才被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传统文明的大劫难

1906年，自号“鉴湖女侠”的秋瑾自日本只身仗剑回国，牺牲就义之际，她留下了这样的绝命词：

痛同胞之醇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幕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伦歌！

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风潮取彼头颅”“牺牲尽我责任”。面对着如此走投无路的旷世难局，面对着中国历史的“死循环”，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土，除了以死相抗之外，似乎已经没有了别的出路。

 “秋风秋雨愁煞人”。1927年，带着对文明崩溃的千古遗恨，“旧时代的最后一个天才”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而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如此沉痛地写道：“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依凭，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陈氏所言者，数语道尽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非西方民族，被强行纳入席卷世界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过程中所遭际之共同命运。

它深刻地表明：中国革命非但不是中国传统文明崩溃的原因，而恰恰是传统文明崩溃之结果。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可以这样说——在中华民族的数千年历史上，所遭逢之困厄抑郁、艰辛挫折，可谓难以计数。然而，上下五千年来，却没有一次艰难遭逢，可以与近代中国之命运遭际相比拟。

近代中国所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近代中国的双重困境：非但在“实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而且面对“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面对弱肉强食、但却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古老的中华文明似乎在“道理”上也陷入了理屈词穷，在“道路”上似乎已日暮穷途。

非但“实力”不足，而且“道理”不通，这乃是中国文明周秦奠基成熟以来，从未遭遇过的全面之挑战。这是国家、民族的大劫难，更是文明的大劫难。

历史与国情

国家的职能和社会组织：中西方比较

西方的现代国家，是追求财富的工具，而西方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则是在争夺社会财富中形成的集团。

关于现代国家的性质，有两部作品讲得最为简明扼要：一部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指出现代国家的能力，就在于获取财富的能力；另一部则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指出国家就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自宋以来，中国的治理体系的目标，不是追求财富的无限积累与扩张，军事和武力必须受到治理体系的严密约束与限制。这种发展目标，则进而瓦解了中国社会内部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能力。

梁漱溟总结说：传统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在于，因缺乏“集团”，而缺乏“斗争”。他说：“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联，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

与西方不同，宋以降，传统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一贯注意节制资本，节制财产的集中。唐宋之交，更把大地产贵族、大门第打倒了，既然没有了财富的高度集中，也就难以形成大资本的力量。

明代，中国有“十大商邦”。清粤海关制度下，广东行商也曾富甲天下，但是中国自秦代就不允许商人当官，汉武帝时代虽然有所改变，但不允许大资本家爬到国家和皇帝头上——这一条是亘古不变的，因此，与西方的“资本当权”不同，“节制资本”，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东汉以降的大门第，到了晚唐都没落了，这一方面就是因为上层国家财政集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基层实行均田，这就造成了大地产的衰败，于是，大贵族阶级存在的基础就没有了。

而与中国不同，西方的财产与权利往往是由战争获得，因而是排它性、独占性的。自罗马帝国以来，国家就是获得财富的手段，自十字军东征以来，国家就是劫掠财富的工具，

由于战乱不休，军事封建制——骑士采邑制度一直延续着。欧洲的资本家，恰是从大土地贵族和大贸易商中转化来的，无产阶级又是从农奴里面转化来的，西方财产高度集中，每个历史时期财富都是垄断的。因此，就产生了彼此对立着的庞大的阶级集团：奴隶主与奴隶、封建主与农奴、手工业师傅与帮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于是就有了马克思那句最著名的话：“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国的财产比较平均，遍地是小农。结果，中国就成为一个小农社会，以一种伦理关系，压抑了阶级关系。

马克思把社会看作一个有内在结构的生命有机体，当结构处于不平衡状态时，一个结构的质变，就会引发整个生命有机体整体的变化——这就是社会革命，中国的社会结构庞大而松散，我们看漫长的中国历史，就会发现：通过结构调整达到新的平衡，这就是中国的常态，革命性的质变，比较少发生。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其主体是小农，马克思说，小农如同装在口袋里的马铃薯那样，有着共同的身份，但是，彼此之间却没有社会联系，中国人口虽多，但缺乏社会组织，没有社会组织，就没有力量。

秦以来，中国实行的基本制度，就是郡县与封建的融合，这既表现为中原与边疆的关系，也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甚至外化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长期以来，维系这个制度发展的，是利益的普惠和分享，保持这一制度稳定的，不是武力扩张和资本的积累，而是文明的教化。

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西方治理体系，首先是在欧洲内部旷日持久的封建军阀混战中形成的战争体系，其次，又是在突破奥斯曼帝国长期封锁中建立起来的商业体系，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以军事封建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军商合一”的组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当时的西方制度，称为“资本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由劳动体系、商业体系和资本体系构成，资本的控制，贯穿于这个体系的全过程，换句话说，这个体系的目的，不在于劳动、商业的发展，而在于资本积累。

追求财富的贪婪——资本积累的冲动，即对剩余价值、利润和利息的追求，控制了西方，这种所谓“拜物教”的狂热，丝毫不亚于宗教的狂热，如果说中国的问题是社会关系和制度抑止了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西方则是生产力的发展，则以摧毁一切社会关系为目标，而当一切社会关系瓦解、崩溃后，生产力发展的最终基础就丧失了。

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产生

为什么中国与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为什么只有在西方，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制度呢？

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巨著《儒教与道教》中提出了一种文明论的解释：第一，中国是一个官僚治理的社会，而西方是一个骑士和军人治理的社会；第二，中国文明是立足农村的，而西方近代文明是从武装的城市里发展出来的；第三，中国虽然有发达的商业，但是，中国的行会始终受到官僚体系的压制，没有发展出金融行会，中国没有西方那种高度发达的专业化的借贷-投资体系；第四，西方的基督教是一种斗争的宗教，而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儒教和道教，都主张取消斗争，与西方的基督教相比，都属于“和平的宗教”。

抛开文明优劣的价值判断，韦伯的研究透露出一个事实，即中西文明大反转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西方文明先进，而恰恰是因为西方野蛮，而集中表现就是持续不断的宗教战争。

因为战乱不休，所以就需要有一个力量来筹措军需、特别是筹措战争经费，资产阶级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

历史表明：西方的资产阶级脱胎于投资国际战争的基督教贵族集团，例如在十字军东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圣殿骑士团。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灭亡之后，热那亚丧失了东方贸易的枢纽地位，此后，热那亚的教皇理财人转而投资于新航路的开拓，从而开启了西方世界对于美洲和非洲的暴力殖民运动。

可见，西方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把战争与金融资本结合在一起的阶级，这就是我们在鸦片战争以来所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今天的伊拉克战争中见识的西方资产阶级。如果离开了宗教战争这种暴力形式，如果离开了向暴力和战争投资的金融资本网络，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西方的资产阶级和所谓“大国崛起”。

我们在看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等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时候，就必须抓住资本的暴力本质这个基本线索。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它最深刻的地方，就是揭示了资本和资产阶级的暴力本质，即马克思从工业革命中发掘出机器的暴力，从圈地运动中发掘出农业革命的暴力，从交通革命中发掘出殖民主义的暴力。

《资本论》第一卷主要是从上述这三个方面，揭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资产阶级代表的是资本的暴力。

我们不能把无限制地追求财富积累，与“发展生产力”混为一谈。在追求财富过程中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的同时，也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的无限制的财富积累，是以摧毁一切社会关系，把一切社会关系改造为金钱债务关系的形式来实现的。这是一种毁灭性发展。而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追求人的需求的全面的满足，人的才能的全面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社会公共财富的极大丰富。

中国古代制度的高度文明和过度文明化

从拜神教走向拜物教——与西方文明的狂热相比，中国文明是冷静的，中国文明中既没有宗教的狂热，也没有金钱的狂热，更没有暴力的狂热。中国与西方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没有宗教战争。节制、平和，被视为中国文明的最大美德。

中国文明自11世纪的宋代起，已经走向了高度文明化、乃至“过度文明化”的道路。不必说与学校制度相配合的严密的科举制度、文官体制，更重要的是，宋代形成了一个分工明确、监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论开放的治理体系。宋代制度的顶层设计，由两府、三司、台谏构成，管理军事的枢密院与管理行政的中书省，文武判然分离；管理经济的三司分工明确、独立行事，各级官员都在御史台的严密监督之下。特别是“宋朝立国，元气在台谏”，而宋代的谏官制度，专门为开放言论、批判时政而设置，实现了舆论监督的高度制度化。而当时中国之外的世界，都还没有这样高度文明化的制度。

但是，更加需要看到并加以反思的是：这样的体系，不是为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设计，而是为了因应当时中国生产力的相对发展，而外在空间又急剧缩小的特殊国情而设计，它是以调控、限制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以限制人的能力的发挥为目标的。

这样一个分工明确、监督周密、法治完善、言论开放的治理体系，造成了政府各个部门彼此牵制、互相掣肘，极大地限制了人的才能的全面发挥。

这一治理体系，以从上到下的严密的人身依附关系，以一种“恩赐”的财富分配形式，一方面节制了无限制的财富积累所造成的两极分化（这种作用是有限的），但另一方面，这种高度官僚化的治理体系，反而造成了这些治理者的不会干事、不敢干事、不能干事。随着教育的文明化、政治的官僚化，市场和贸易的发展，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反而不断下降。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有强大的治理能力，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同时，从历史上看，我们也不能说，有了一个完善的治理体系，就一定能转化为强大的治理能力，因为我们必须要看：这种治理体系对于生产力和人的发展，究竟起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反作用”。

这是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对我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经验的最为深刻的总结^[3]。

所谓晚清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指高度僵化、官僚化的中国传统治理体系，与高度暴力化的西方资产阶级和资本集团迎头相撞，在这一历史关头，中国细密僵化的治理体系，非但并没有转变为治理能力，而且抑制了中国的抵抗和反抗本能。

于是，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大背景下，就产生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新的时代主题。

                              （编辑  季节）

编者的话：薛暮桥前辈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在从事经济工作的60多年里，薛老将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在一起，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和经济理论研究作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薛老经历了发展根据地经济、在西柏坡筹划新中国经济建设，参与了建国以来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若干重大宏观调控的决策，并进行了改革开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表了大量精辟的、具有创建性的观点，其中许多重要建议被国家所采纳。2005年初，薛老获得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2005年7月22日，新中国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一代经济学宗师薛暮桥，安详、平静地走完了他的101年人生之旅。

薛老的最后几年是在北京医院度过的。每逢金秋10月，曾在薛老身边工作过的人员都会相约去看望老人家，祝他生日快乐、健康长寿。2004年10月，薛老在北京医院的病榻上越过了百岁之年。

1999年8月，薛老住院不久，朱镕基总理曾到医院看望了薛老；2004年春节，温家宝总理也到医院向薛老致以新春问候。同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召开“薛暮桥经济思想座谈会”，在会上，曾培炎副总理说，薛暮桥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经济战线上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战争年代里，他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他长期在经济领域重要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为开创我国财经、统计、物价工作，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积极贡献。对于这些赞誉，薛老是当之无愧的。但是薛老从来都用“愧不敢当”来回答别人对他的赞誉。他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50年茶话会”上说：“我在过去50年中，写了许多文章，做了许多报告，也干了一些经济工作，这都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做的事。”十年后，他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60年座谈会”上说：“至于我做的经济工作，写的经济著作，在我国当代经济学中只是沧海一粟，就是这一粟也是在党的培育下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取得的。”

薛老一生著作等身，更重要的是他运用经济理论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择其重大者说，20世纪40年代，他运用货币理论在山东解放区对敌货币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这对全国各解放区对敌货币斗争、贸易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50年代，薛老直接参与治理通货膨胀，主持创立了新中国的统计体系，并参与了“一五”、“二五”计划的制定；20世纪60年代，薛老主持建立了我国的物价管理制度，并在“大跃进”后成功地对物价进行了调整，实现了稳定物价的目标；20世纪70年代末，他提出准许待业青年自找就业门路，支持乡镇企业，支持长途贩运等重要改革建议，推进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他深刻论述了我国必须实行商品经济，并系统地提出了财税、金融、价格、外贸以及国有企业等体制改革方案。在长期的经济研究和经济实践中，特别是改革开放过程中，薛暮桥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议和主张，参与了一系列重大的宏观调控事项，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薛老对我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贡献，是一定会载入我国经济史册的。我作为他的秘书，曾经长期在他身边工作、学习和生活，耳闻目睹了薛老的许多生动故事，特将其写成此文。

超脱务实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开始给干部定职定位，对那些对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干部委以重任。有的同志根据自己历史上的功绩，希望得到相应的职务，这是情理之中的事。而当时身负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重任的薛老，此时却做出了与众不同的举动。由于长期工作劳累，薛老在1951年患了神经衰弱症。为此他向中央提出，自己身体不好，要求辞去中财委秘书长等职务，以便集中精力进行经济理论研究。这在当时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政务院任命他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就是在这个岗位上，薛老开创了新中国的统计事业。

薛老在工作中对人事、工资、生活待遇等问题从不过问，也无兴趣，他的注意力始终集中于工作和研究上。在20世纪60年代国家困难时期，他自己主动要求降低了工资，还几次降低粮食定量，以致他每月的定量只有21斤，当时成年人的定量中没有这么低的一档。

　　薛老在人际交往方面的“能力”与他在经济理论上的造诣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在许多场合，比如在散步的路上，薛老碰上一位他认为“很熟的朋友”，两人交谈甚欢，可分手后薛老往往记不起人家的名字，谈话的内容也从不涉及私人事务。他与党内外的许多知名人士都有过很深的交往，但他从来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与领导、同事和下级的关系也仅限于工作。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还被造反派嘲弄过一次：造反派把计委的几个局长叫到薛老面前，问薛老他们都叫什么名字，有的薛老说不上来，但他清楚地说出每个人分别是负责哪方面工作的。在他的潜意识里，与人交往只是为了工作。

薛老总说自己记不住别人的名字是记忆力差，其实薛老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对建国以前部分解放区和建国以来国家各个时期的有关经济统计数据，可以随口道出，如数家珍。在我看来，薛老在人际关系方面的“记忆力差”，恰恰反映出他的学问人品，表现出他的高风亮节。1982年薛老曾赋诗一首：“幽谷飞瀑涤俗尘，林泉深处养劳神。文山会海无已时，不如偷闲理经纶。”诗句贴切地表达出薛老超俗务实的心境。

亲身感受

薛老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是我党第一代经济理论家，他在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长期交往中，对他们的崇高风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8年春节期间，薛老接到通知，要他立即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中央召开的讨论国内形势问题的会议。薛老是个时间观念极强的人，为了准时到会，他连早饭也顾不上吃，便赶到了怀仁堂。因他到得早，空荡荡的怀仁堂里只有一个人坐在会议桌前吃早饭。薛老走上前去，发现是毛主席，而桌上的餐食仅仅是一碗面条。毛主席见薛老来了，便向他打招呼，并问他是否吃饭了。薛老如实道来，主席便让服务员端来一碗面条。主席边吃饭边与薛老闲谈，问薛老的名字“暮桥”二字出自何处。薛老回答说，“暮桥”的名字是陈翰笙在20世纪30年代初因革命工作需要为他起的。主席听后随口吟出了陆游的两句诗：“朝发云根寺，暮宿烟际桥。"然后说：大概是用的这个典。这样一件小事，使薛老对主席的渊博钦佩不已，同时对主席简朴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也感受颇深。

关于“薛暮桥”名字的由来，薛老的夫人罗琼阿姨曾经告诉我：20世纪30年代初，陈翰笙推荐刚出狱不久、处境困难的薛老到广西的一所大学去讲授经济学，当时他自己的政治处境也很困难，不久便出国了。当时陈翰笙说过：“末路穷途，有桥可渡。”暮桥二字应源于此。现将两种说法皆献给读者。

1962年，我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一次，朱德约薛老到玉泉山谈经济计划工作。谈完工作已是中午，朱老总便留薛老一起吃饭。薛老为人极其诚朴，既然挽留，就答应了。这时，朱老总的秘书悄悄过来，催薛老快走。走到门外，秘书告诉薛老，朱老总家一顿饭的细粮只有两碗米饭，如果你留在这里吃饭，康大姐这顿就没的吃了。这件事对薛老的触动很大，他将此事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例子，讲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听，鼓励大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刻苦钻研经济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召开物价工作会议，制定物价政策。周总理对此极为重视，主持了文件的起草工作。按照总理的安排，这个文件至少要讨论和修改五到六次。薛老作为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受中央之托草拟了文件的第一稿，经总理亲自修改后提交给会议讨论。讨论时，总理临时有事不能到场，便委托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代为主持讨论。会议开始后，小平对薛老说，文件已发给大家了，没必要读全文，把文件的要点解说一下就行了。薛老对文件的主要内容作了简要说明后，小平说，暮桥是物价问题专家，文件写得比较全面，在座的哪一位还有修改意见，请提出来。会场静默了片刻，小平说：我看就这样吧，第一，调价规模不要超过×××亿；第二，要稳步推进。这个稿子基本成熟了，没必要再在会议上讨论了。与会者离开后，薛老仍坐在位子上。他想，总理布置要讨论五到六次的文件，才讨论了一次便通过了，这样行吗？于是薛老前往总理办公室，向总理汇报了讨论的情况。总理听后沉吟了一下，对薛老说了一句：“就按小平同志的意见办。”事后看来，这份文件即使再讨论五六次，它的主要精神和基本内容也不会有大的变化。通过这件事，薛老看到了周总理与小平之间的高度信任和理解，更为小平工作中的快节奏、高效率、敢负责的精神和作风所折服。薛老说，小平的这种作风始终如一，正是这种作风，加速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勤奋耕耘

薛老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将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密切结合在一起。他总是针对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主张。薛老在长期的经济工作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提出的若干建议，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薛老对于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从不随风而变。最值得钦佩的是，当时代或实践证明他的一些观点有问题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去修正。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汲取新的知识，更新自己的观念，使薛老的理论观点始终站在我国经济理论界的前列。

严谨是薛老治学的又一个鲜明特点。研究一个问题必求甚解，一丝不苟。在20世纪80年代，薛老和钱学森曾为如何在经济领域运用数学和计算机技术进行过一次讨论。钱老认为，预测经济发展应当运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技术；薛老表示同意，同时指出，在目前的国情下，计算机的数据输入是一个难关，不正确的数据输入会导致错误的结果，因为计算机缺乏“测谎功能”。他强调，数学模型在我国经济实践中的运用一定要稳步推进，讲求实效，不能搞“数字游戏"。对此，钱老也十分赞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两位巨匠之间的对话，体现出老一辈学者对国家的高度责任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薛老研究问题大致有四个步骤：一是选择研究题目。调研对象绝大部分是经济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比如在“大跃进"后研究货币物价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投资过热、物价上涨时研究通货膨胀理论；二是进行深入细致反复的调查研究。薛老在他85岁之前行动方便时，经常深入基层，就说农贸市场，我就陪他不知调查了多少家。印数达1000万册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是在去山东、安徽、江苏三省做了深入调查后才动笔写的；三是“打腹稿”。薛老通常习惯仰卧在躺椅上闭目沉思，也经常在散步或理发时构思文章的框架；四是伏案写作。薛老写作的效率极高，往往是一气呵成。虽然薛老的字一笔一画，几乎没有连笔，但写作的实际速度相当快。他在写作时谁也不能打扰他，不写完一个段落，连饭也不吃。每到吃饭时，家里人为叫他吃饭想尽办法，后来让当时只有几岁的小外孙去叫他，小孩子不懂事，拉着爷爷的手就走，薛老疼爱外孙，只得放下笔来。

薛老的文风极其朴实、简练，他一贯反对各种类型的八股文，反对讲套话和做表面文章。薛老常说，写文章一定要到有话要讲，有理要说，而且非说不可的时候才动笔，这样写出来的文章言之有物，论之有据。在他的文章里，深奥复杂的理论变成了浅显生动、有理有据的白话。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因此，不论经济界的专业人士，还是关心经济问题的普通读者，都愿意看薛老的文章。

薛老做事一贯高度专一。他在专心工作时，无论外界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听不见。在他女儿小的时候，薛老在写作，女儿在他衣服的后面缝了一些小扣子，他一点都不知道，带着这些红红绿绿的扣子就出门了。还有一个例子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文革”时薛老和另一个人被关在一间办公室里，那个人在办公室的卫生间里自杀了，薛老在学习毛选，过了若干小时，他竟浑然不知，直到外面进来人后才发现。事后薛老自己也很后怕，说幸亏不知道，当时办公室被反锁着，又是星期天，一旦知道了怎么办哪！

薛老的工作时间很有规律，日程安排是雷打不动、不容干扰的。一年365天，每天都是8点钟开始工作。在日常生活中，薛老散步、打拳以及吃药等也都极其守时，而且是持之以恒。要知道，长期按时做到这些日常小事，也是需要毅力的。薛老平时脑力工作的强度是很大的，又没有什么爱好，为使自己得到必要的休息，他喜欢采取“游泳休息法”。他常说：除了睡觉，只有游泳时才能暂时中断思考，强迫大脑休息。虽然薛老的游泳技术并不高，只会仰泳，但他在近80岁时还在北戴河的大海里畅游。为保证他的安全，每逢他游泳，我都会在旁边保护他。薛老每天都到附近公园散步，在家里打太极拳，但散步、打拳都挡不住他的思考活动。

言传身教

薛老有三个女儿，她们共同的感觉是，从小家里就像个办公室，她们在家里随时可以看到父母在工作、写作或看书看报，并时常被告知，爸爸妈妈在工作，要小声说话。她们就是在这样的“办公室”中长大的。薛老的生活十分简朴，像样点的衣服就是两三套在正式场合穿的中山装，比较好的家具就是一大排书柜。薛老生活上极其节省，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把自己的稿费都上交中央做了党费，“文革”后一补发了工资，他也立刻上交了。薛老的夫人罗琼，长期担任全国妇联第一书记和副主席等要职，她和薛老一同出差时，住宿饮食都一再要求尽可能节俭，她总是亲自整理好宾馆或火车上的被褥，希望能减轻服务员的工作。两位老人的朴实作风，深深地感染了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

跟随薛老工作的过程，就是当学生的过程，学知识、学做人。薛老在对我们讲述经济学知识和讨论问题时，很少采用老师授课的方式和口吻，他总是和我们一同调研、一同讨论，让大家充分地各抒己见。在讨论中，老人家总是鼓励大家，引导大家不断深化思路。薛老是相当于“院士”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一生的学术著作等身，但他从不提及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曾跟随和帮助薛老工作的杨波、苏星、吴敬琏、余学本、何建章、吴凯泰、李剑阁等，后来都成为出色的经济专家，撰写文章的大手笔。

薛老在87岁时被诊断患有帕金森综合症，在发病的初期，薛老被病情折磨得非常痛苦，可一旦病情稳定，薛老又以非凡的毅力，在助手们的帮助下，完成了《薛暮桥回忆录》一书的写作。这本书记录了薛老为理想和事业鞠躬尽瘁的90年历程。之后，又在薛老的指导下，编辑出版了一本《薛暮桥晚年文稿》。在93岁那年，薛老不慎摔了一跤，虽然后来恢复得不错，但他自己日感衰弱。他曾几次对女儿女婿说，大夫治得了病，治不了老，我不愿意活到100岁，如果那样，第一拖累北京医院，第二拖累国家计委（薛老的工作关系在国家发改委），第三拖累你们。他还说，中国人办丧事过于悲哀，其实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将来的丧事要简简单单。1999年9月，薛老经历了一次病危抢救之后，又对家人表示：不能工作了，住在医院里花国家的钱，麻烦医生，拖累家人，我不愿意这样维持生命。虽然说人类现在还掌握不了自己的生死，但薛老对生命的态度反映出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坦荡胸怀。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薛老是领导、是老师、是一位可敬的长者，跟随薛老工作的收获来自一点一滴的言传身教，实感受益匪浅。薛老一生默默耕耘，为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事业做出了公认的贡献。了解薛老的人，无不对这位非凡的老人充满敬意。

                             （编辑  季节）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全球似乎进入了一个空前焦虑的时代。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国家之间、族群之间、底层大众和统治集团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人类正处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十字路口。

今天，自由主义倡导下的国际秩序似已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俄罗斯总统普京宣称，自由主义已经过时。[1]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冷战后形成的自由主义地缘政治在2019年正走向崩溃。”[2] 那么，国际秩序是否要退回到冷战时充满对抗的单边主义状态？特朗普是一个具有高度现实主义特征的政治家，但是他实施的国际战略的困境，恰恰也体现了现实主义理论在处理21世纪的复杂性时所遭遇的困境。

许多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希望在中国这里寻求关于新世界秩序的答案。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及近年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实践，实际上已经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提出了不同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一种新的范式——共同体主义。

现实主义理论的前提是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特别是大国）在国际舞台对于权力的追逐。然而，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为大家共同接受的理念、规则体系、多边国际机构。我们需要做的是改革和升级，而不是弃之如敝履。如同自由主义理论范式所强调的，全球化已经带来了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国家之间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形成了相互依赖，任何意义的完全“脱钩”都是难以想象的，任何单方的遏制行为，都会遭遇相应的反向作用力。

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种理论，都无法有效地回应21世纪国际政治的两大现实。第一，全球化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出现的不平衡性、不均衡性、不平等性。第二，全球公共场域的持续扩大。这使得现实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日益落后于时代的需求，也使得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国际秩序呈现出不稳定性与脆弱。

共同体主义的主要特征

共同体主义不但回应了21世纪国际政治的挑战，同时也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中国传统、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相比较，共同体主义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共同体主义超越了均势安全观与集体安全观，主张普遍安全观。

现实主义的均势安全观，以及自由主义的集体安全观，都无力解决各国共同的安全问题，战略均势同样解决不了国家权力竞争、军备竞争、不同联盟之间的对立。在权力不对等的条件下，集体安全维护机制，经常成为霸权国家制裁对手的工具，“合则用、不合则弃”，在维护世界秩序的同时，也在不断制造敌人。

共同体主义的普遍安全观，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倡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3]普遍安全观是兼顾各方关切的共同安全观。在一个相互依赖、多元一体的现代世界，不可能存在绝对安全；安全本应是共同的、相互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安全事务的权利，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例如，伊朗核问题的恶化，很大程度上就是霸权国家追求单边绝对安全，执意采取单边主义的做法造成的。

普遍安全观是统筹各种机制的合作安全观。一方面坚定维护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安全机制的权威。同时，要反对动辄采取武力恫吓、单边制裁等手段，因为这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创造新问题。要通过合作求安全，通过协商对话促进共同安全。例如，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进程，通过单边制裁、极限施压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需要通过平等协商、协调并进的方式，照顾各方关切，实现各方协调合作，才有可能迎来光明的前景。

普遍安全观是综合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的发展的可持续的安全观。气候变化等全球共同在持续发展中遇到的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加以应对，而不能像特朗普政府那样从一国私利出发，对气候变化等人类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置之不理。没有发展的安全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总体和平的，但同时我们面临的安全挑战并没有变小，而是更严峻、更复杂了。共同体主义的普遍安全观为人类破解安全困境提供了新路径。

二、共同体主义发展观超越了零和发展观与自由发展观。

对于现实主义而言，发展就是争夺资源、争夺市场、争夺控制权的零和博弈。共同发展观认为发展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共赢发展，发展本质不是争夺“蛋糕”，而是共同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只需维持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竞争，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但是自由主义发展观同样不能破解世界发展不平等、不平衡、不均衡的困境。

共同发展观认为，不能走西方掠夺发展中国家资源和垄断其市场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帮助所在国提升内生发展能力，实现共同发展；要帮助它们弥补投资缺口，这是雪中送炭，而不是什么“债务陷阱”。例如，2017年通车的肯尼亚蒙内铁路，不但帮助肯尼亚人民实现了铁路大通道的梦想，推动铁路联结东非各国的交流与发展，而且通过技术转移、培训等方式初步实现了属地化管理，通过进出口银行低息贷款，弥补了肯尼亚关键的投资缺口，同时由于铁路的修建，拉动了当地经济增长，提高了土地等资产的价值，提升了肯尼亚政府的偿还贷款的能力。[4]

共同发展需要各国更紧密的协作，需要不同国家之间通过战略对接、规划对接、政策对接、项目对接，通过协调财政、金融、投资等政策，实现不同国家的联动发展。

共同发展需要提供全球发展的公共物品，“一带一路”就是全球发展最大的公共物品。例如，不同国家的设施实现联通，就可以大大降低物流成本，原先成本高昂的国际贸易线路变得有利可图。

三、共同体主义主张文明交融，超越了“文明冲突论”。

当前，一些美国政客又在重新鼓吹文明冲突论，例如，今年5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主任斯金纳把中美竞争视作美国首次面对非西方世界对手的文明冲突。[5]

文明交融观认为不同的文明是平等的，并无高下之分、中心边缘之别，谁也不该取代谁。文明的多样性不但应该避免冲突或人为地去强化不同群体界限，而是可以通过文明对话，互相学习和借鉴，寻找文明交融共通之处。今年5月，在中国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就是一个既尊重文明多样性又寻找文明共通交融的文明盛会。文明交融观不鼓吹普世价值，而是倡导共通价值，不输出发展模式，而是贡献各国的方案与智慧。

四、共同体主义超越了地缘政治学，主张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

现实主义地缘政治理论包括海权、陆权、世界岛等理论。“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主义）在地缘上的伟大实践，无论何种地缘政治理论都难以解释中国提出的地缘发展政治经济学。它打破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强调对关键地域的控制，以实现本国或某一国家集团的安全利益最大化。而“一带一路”倡议是地缘发展的政治经济平台，目的在于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一带一路”通过塑造点、线、面来形成发展政治经济大势的平台。“点上集聚”指通过产业布局、园区建设、港口建设等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线上畅通”，推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铁路、公路、水路、空路、管路、信息高速路的互联互通，缩短不同发展节点的经济距离。“面上联通”指通过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降低跨国经济活动的成本，促进货物流、人员流、信息流、资金流跨境流动。“型上成势”指将散落的珍珠串联起来，形成共同发展的厚势，横跨欧亚的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构成“一带一路”的主骨架。[6]

五、共同体主义的国家关系是伙伴关系，超越了结盟关系与不结盟关系。

结盟关系是一种古老的国家行为。在冷战时期，结盟行为达到了高峰，不同国家被划分为东西两个集团。然而，在一个利益高度交融的世界，结盟战略在赢得盟友的同时，也逐渐树敌，在不同结盟集团之间造成对立。始于上世纪的不结盟运动，主张独立、自主、不结盟、非集团的基本原则，本身就是对于冷战时期不同国家集团对抗的不认同。上世纪90年代，中国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并明确提出了“不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7]当然，不结盟运动还只是一种消极的国家关系处理原则，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推进了国与国之间更为积极的伙伴关系的构建。

共同体主义强调结伴而不结盟，不断做大朋友圈，但是不搞排他的小圈子。在双边关系要建立“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伙伴关系。伙伴关系是一种自愿平等的协作关系，中国已经与七十多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协作关系（见表1），而且随着友好程度的加深，不断提升协作水平。例如最近中俄关系提升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表1 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国家和国家集团

资料来源：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02):65-95-157-158.作者做了修改。

在多边关系中，结伴战略是一种自愿加入的“朋友圈”。 “一带一路”是相互沟通、相互协作的多边伙伴关系平台，朋友圈越来越大，伙伴关系越来越密切，合作越来越深入，以高峰论坛、对话平台、合作联盟等多种形式构建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架构正在逐步成型。

共同体主义推动国际秩序升级

如同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8]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是“以邦窥天下”，以小窥大，难免井底之蛙、一叶障目；共同体主义是“以天下观天下”，以大观大，方能举措得宜。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高度尊重成员独立性与平等性的真实共同体，这使得它有别于那种要求让渡主权、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的虚假共同体。同时，共同体成员又通过平等、自由的联合，借助联合形成的共同利益与共同力量，使得共同体的成员更好地成为自己。

表2 国际关系的三种范式比较

共同体主义是针对21世纪全球发展趋势、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提出的一种国际关系的新范式，它吸纳整合了以往国际关系理论的先进成果，并超越了国际关系的两大主导范式——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表2）。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国际秩序的升级，推动其向更公正、更包容、更健全的方向发展。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共同体主义代表着21世纪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试看今日之世界，自由主义秩序急剧衰弱，而以“美国优先”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国际战略，给人类前景蒙上巨大阴影，可能将人类拖入第一次世界经济大战之中；[9]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为代表的世界进步力量却给人类带来了光明的希望，为新型全球化提供了新引擎，将引领人类第一次世界发展大协作。

                                      （编辑  杨利红）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渊源、基本属性、组织形态、经营管理体制，提出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一般的合作经济组织、公司企业组织之间的区别，指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深化改革的方向。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为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工作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立法   社区公有制  双层经营体制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至今仍然是个没有“户籍”登记的“黑孩子”。所以，近年来国家已经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列入立法计划，正在进行相关调研准备。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领域，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认识仍然存在诸多分歧，有两个主张影响较大：一个是将农户的土地承包权股权化，转变为价值形态的股权，并达到能够“顺畅流转”的目标，其实质是要将农地产权私有化；另一个是对农村集体经济产权进行股份合作化改制，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变成建立在个体产权基础上的“个体的集合”，成员成为可以自由进出的“企业法人”。如果赞成这两个主张，那么制定出来的就不可能是真正的集体经济组织法。这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不能割裂历史和违背宪法精神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要反映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沿革。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农村改革，改变了集体经济组织早期的生产经营方式，由单一的集体统一经营转变为以农户承包经营为基础的集体和农户双层经营，是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方式和体制的变革，并不是集体经济组织自身的消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立法，要在全面深刻总结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体制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双层经营体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村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法律规范和正名。现在是把“隐含了几十年”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显在化”，而不是把农户个体的土地股权“显在化”。

从法制建设的角度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更要贯彻宪法精神，特别是要有利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完善农村集体经济双层经营体制的宪法精神的贯彻落实。

中国农业合作化以后建立的以乡村社区为载体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改造的制度性成果。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以及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现行宪法中，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立法要准确体现这一政治属性，贯彻宪法精神，不能淡化、模糊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产权主体的根本属性，不能离开土地集体产权去单纯规范集体经济组织，也不能用股份合作制取代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更不能将宪法规定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理解为均分土地股权的私有化改制。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立法对象只能是社区集体经济组织

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简单地抽象为“集体”或一般的“集体经济”的概念，实质上淡化了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本质特征。在讨论主题之前，我们应该先明确“集体”、“集体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概念的含义，搞清楚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集体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它既可以是多个个体简单的集合、相加，或是建立在分工协作基础上的复杂的组织体系；它既可以建立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之上，也可以建立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用这个概念来概括经济组织的时候，必须要明确指出是建立在私有产权上互助合作的集体，还是建立在土地已经集体化并且内部已经有了分工协作基础上的集体，不能混为一谈。

在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中，集体经济有“城镇集体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之分，这两类有共同点，也有区别，不能简单混为一谈。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原来的农村集体经济，在城镇化过程当中，土地被全部征用了，退出了农业生产，农村社区也进行了城镇化改造。此类地区原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两种情况：一个是集体经济组织解体了，消亡了；另一种是通过改革保留住集体经济组织，使其变成另一种城镇集体经济。仅就“农村集体经济”概念，仍然需要进一步分析。比如说某个村集体办的企业，人们也习惯上称之为是一种集体经济，因为企业是集体的，但是不应将这些企业组织本身与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等同。公司企业是集体经济的一个部分，是集体经济的企业形态，是经营主体，而不是产权主体。虽然我们习惯上把某个村集体所办的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本身都统称为“集体经济”，但这里的区别是不容抹煞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集体经济有两种基本的组织形态，一种是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本身，就是被村民委员会所替代的那个村级集体组织，这是集体经济的组织母体（这里不排除部分地区还存在村民小组一级和极少数的乡镇一级）。另一种形式是集体办的各种生产经营性的公司企业组织，包括承包经营的农户或专业队（组）。这种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体制和组织构架，是 “集体经济组织+公司企业组织”。当然在有些地方、有的村集体经济内部，还会有各类专业合作组织，这些合作组织仍然与集体经济组织存在某种承包关系，隶属于村集体管辖。很显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立法对象是社区集体这个母体，而不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合作组织形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概念是有特定对象的，不能随便泛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的对象，指的是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这个母体，而不是指它所办的公司企业或其他专业生产经营组织。任何集体经济组织，都可以以集体的名义出资兴办公司企业，也可以组织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但这些公司企业或专业合作组织有专门的法律规范，而不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规来规范。

严格地讲，法律意义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三级体制被解散以后遗留下来的组（村民小组）、村（行政村）和乡镇一级的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是被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替代的村社集体经济组织，是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集体经济组织。这种集体经济组织既区别于个体和私营经济形态，也区别于国营和城镇集体经济的组织形态，不能混同于土地私有基础上的合作经济或股份合作经济组织，更不能混同于《公司法》所规范的公司企业的组织形式。也可以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以一定空间地域范围内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的，以村社为边界，以家庭为单位联合起来的农村合作化的高级形态。没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这个基础，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就不能存在。

习近平同志所著《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一书总结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和特殊作用。他指出：“一是作为农村集体土地及集体资产的所有者载体，行使着集体所有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发包、管理以及集体企业经营制度的选择和经营预期的确定等重要职能；二是在目前我国农业不可能获得太多的财政补贴和工业反哺的情况下，承担着保护农业这个弱质产业的重任；三是在广泛领域内帮助政府实施多项农村社会发展计划。”[1] 他的论述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土地和其他集体资产的所有者载体的本质属性，指出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基本功能上区别于其他经济组织的两个重要特征，即保护农业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

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基础

我国土地私有制在上世纪50年代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已经终结，从初级社到高级社是这一历史性变革的标志。所以，包括高级社和后来的人民公社制度，都是建立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之上的。作为区别全民所有制的一种农村土地的公有制形式，是至今我国宪法精神所肯定的。严格地说，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唯一的法律基础。这一条如果动摇了，讨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没有意义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乡村社区性公有制经济组织，不是按份共有基础上的合作制或股份合作制。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依托集体土地所有制关系形成的公有制经济组织，具有鲜明的乡村社区性、公有性和稳定性。社区性指集体经济组织是共同拥有一定地域范围的农村土地的村社组织，而非专业性的合作经济组织；公有性是指一定社区范围内（如行政村、自然村甚至一个乡镇）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是公有制而不是共有制，是在分工分业基础上具有统一经营功能的有机体，而不是像“一篮子土豆”那样的个体的简单集合；稳定性是由于集体经济组织公有的土地资源、资产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内部排斥私有产权，不具有可以由农户个体自由分割转让的流动性，对外也不能随便抵押、入股，以避免陷入破产的危机，所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长期的稳定性。这些特性决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既不同于一般的公司企业组织，也不同于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合作经济组织或股份合作组织，而是一种特殊法人。所以，不能用按份额占有的共有制替代社区集体的公有制。因此，相关立法要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上述基本属性。

陈锡文同志在2018年7月25日接受《瞭望》周刊采访时，曾谈到关于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必须首先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性质，依据法律的规定，集体经济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集体的资产不可分割到个人；二是集体组织的成员享有平等的权力。”“从这两个基本特征不难看出，首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不是共有制经济组织。因为法律规定，共有资产可以分割到人，也可以转让共有人持有的资产份额，因此共有制经济的实质是私有经济。有些同志说，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从‘共同共有’变成了‘按份共有’。这不正确，因为无论‘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都属于共有制经济，而不是我国农村的集体经济。”“其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不是公司、企业性质的经济组织。法律关于公司、企业的发起、设立的规定完全不同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现实生活中，公司、企业的破产、兼并、重组等情形不可避免，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显然不可能发生此类情形。因此，有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法设立公司、企业，并依法从事经营活动和承担市场风险。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本身不能改制为公司企业。”一般意义上的‘股’，代表的是资产，持有者有权依法对自己持有的‘股’进行处置。但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出现的所谓‘股’，其实只是指每个成员在集体资产收益中的具体分配数额，因为集体的资产是不可分割给个人的。对于‘股’，农村基层作为约定俗成的口头表达，问题不大。但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时应当对此有清晰、规范的表述，否则容易混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2]

那种认为必须把产权量化到个人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观点否定了公有制经济形式存在的合理性，就如同在国企改革问题上一些人主张的“国有企业不把资产量化到13亿人民头上，就是产权不清晰”的观点一样，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身不能公司化、企业化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着多项经济和社会功能，比如生产经营功能、保护农业产业功能、管理服务功能、社区社会保障功能和维护生态环境功能等。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同于一般公司企业和合作制组织，不像企业那样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的追求目标。

第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产权主体，具有经营农业和其它产业的生产经营功能，这一点与一般企业等经济组织的功能是一样的。

第二，由于存在农户承包经营土地，集体经济组织又具有对土地承包关系进行管理、调整的功能和对农户的服务功能，这一点类似于合作经济组织。

第三，在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的情况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还具有为本社区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生产保障功能，如成员均等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正是这些功能，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成为农村社会稳定的制度性基础。

第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还承担着很多公益性和基础性的社会功能。如粮食生产本身就带有国家安全基础这一公益性质，农林业本身也具有生态环境保障的功能。还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社区各种社会事业的开支等，都是非经济功能的体现。

上述这些功能说明，我国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相关立法，既不能套用公司企业法的思路，也不能套用国际上合作经济组织制度的一般思路，更不能刻意强调村社分离，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当成完全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来对待。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吸收合作化、集体化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最新实践成果，在村社合一、分工不分家的基础上加以改革和完善，形成适应市场经济条件的新的法规。

按专业分工组织生产必然导致集体经济经营方式和体制的变化

农村集体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对经营方式和经营体制有不同的要求，不能把特定历史阶段的经营方式和体制固化、绝对化。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劳动组织形式、经营方式和体制。当全国粮食供需紧张的时候，必然要靠国家计划和相应的管制措施，甚至政府要对粮田面积下达指标。现在人们可能觉得这很荒谬，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必须那样做。

共和国的70年是一个前后传承的整体。前30年是在组织起来的基础上，通过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三级体制”进行了农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后40年是在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使广大农民融入了现代工业化进程。再往后我们应该探索一个什么样的新体制呢？就是与市场经济条件相适应的“集体经济组织+公司企业”的结构和体制，并且是双层或多层经营，而非单层经营。所以，不管是人民公社的三级体制，还是改革这几十年来的双层经营体制，都是集体所有制的一种实践形式，都有它相对应历史阶段的一定的适应性，也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统一经营也是集体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

以家庭承包制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之所以很容易蜕化为单干的小农经济，就是因为集体经济统一经营的功能被剥夺、被削弱了。需要指出的是，以家庭承包制为基础的双层经营，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较低水平的集体经济经营方式和体制。在较高水平的集体经济发展阶段，即在分工分业和专业化规模经营的基础上，集体统一经营的内容和形式将会发生变化。较高水平的集体化也一定是双层或多层经营的，最高层一定是资产（资本）经营、资本运作，下面才是公司经营、企业经营等不同层次。

农村集体经济这一经营体制上的特征，与国有大型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体制是同样的道理，绝不可能只有分散经营而没有统一经营。所以，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相关立法中，必须强调集体经济组织具有统一经营属性和功能，否则必然造成用简单的农业合作制替代集体经济的严重后果。

集体统一经营、分散承包经营、更高层次复合型体制的多层经营，都可以成为农村集体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营方式和体制。具体采取哪一种方式，取决于集体经济的生产力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复杂程度。三级所有体制、双层经营体制、以及更高级形态的复合型体制，都需要随经济发展做出调整。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管理的自主性、民主性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管理体制有两个基本特性，即自主性和民主性。所谓自主性是针对改革前曾经出现过的政府指令性计划太多，以政代社、剥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倾向。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以后，每一个集体经济组织都是一个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各自承担着市场经营的风险。所以，政府绝不能越俎代庖，干预集体经济组织的自主决策权。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集体经济组织自身的职权，政府不能代替集体做任何经营上的决策。

民主性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管理原则，是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而不是按股权决策的治理结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组织内部是平等的。这就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必须在党的基层组织核心领导下，完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管理结构和机制，而不能立足于靠什么“乡贤”来治理。

在分配方式上，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是按劳分配。而在公司企业层面，特别是和外部资本合作中，是按股、按资分配。集体从公司企业按资分配得到的利润，仍然在集体经济内部按劳分配，当然也有一部分是按需分配，是福利性的；还有一部分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例如，贵州的塘约村在经营方式和体制上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塘约村下面也会有公司等专业组织形式出现。这时会出现在公司企业有一个初次分配，表现为工资收入。而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还会有集体统一分红的二次分配，这些分配基本上属于按劳分配的原则。集体的二次分配、统一分红的部分，实际上就是一种平衡，是由所谓的“劳动力价值”还原为按劳分配。

农村集体经济实际上要从事两种生产，一种是对外交换的商品生产，一种是自给性的产品生产。自给性的产品生产是用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的，当然现在这种生产在广大农村已经很少了，这是经济高度市场化的结果。例如南街村这样坚持集体经济体制的农村，还保留着一定的自给性生产和服务，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等，在集体内部是非商品化的。也可以说，他们对外是商品交换，对内是按劳（按需）分配。其实，这应该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一个常态。这种情况的好处在于，在出现经济动荡或危机的情况下，即使集体经济组织对外的商品生产受到严重冲击，仍然可以通过自给性生产（如粮、菜等）渡过危机。相反，在危机条件下，如果没有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这种户自为战的格局就难免造成农户纷纷破产。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扩张与组织升级形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分化是一种必然的客观趋势，这就需要国家调控、保护和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等多种政策措施，帮助弱势集体经济的发展。当然对于发展较好的集体经济组织，也需要有适时的配套政策，助力其发展。

一般而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扩张有两种形态值得关注。

一是社区集体母体组织和所属公司企业组织双向扩张。如江苏华西村、浙江花园村、烟台南山集团等，一方面是原社区集体对周边农村社区的合并，另一方面是公司企业在产业层面的做大做强。

二是社区集体母体组织不扩张，只在公司企业层面单向扩张。如南街村、刘庄村、腾头村等。湖北的官桥八组，原来只是一个生产队，但公司产业搞得很大，甚至到武汉市去投资，但社区集体母体不扩张。

两种形态中，前者是少数，后者是大多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公社解散后，逐级过渡的体制已不存在，生产队向大队（村级）过渡，村级向社级过渡的机制已经消亡。这就造成一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虽然产业和人口规模都己经集聚得很大，但决不放弃“村集体”这个体制，因为正是这个村集体的体制保障了他们的自主权。如果他们撤村建镇，甚至华西都能撒村建市了，那么就等于村集体经济要变成地方小全民或地方国有了，于是问题就复杂了。目前我们还没有一套成熟的体制机制及政策法规制度去支持这种发展趋势。

从这个角度看，目前的一些农村集体经济的典型，是高度市场化条件下的产物，并不是人民公社制度的简单延伸。或者说，这是由三级体制变为双层经营体制的必然结果。

所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联合组织的发展或升级，就值得格外关注。这是因为，有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身由于资源、区位或干部等条件的限制，很难靠自身的力量发展起来，这就需要建立跨越村级的利益共同体，通过多村抱团发展，建立合作联社，或者以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成立公司企业。如果把农业和农村放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这个大背景下来考虑，那么仅仅由“户自为战”回到“村自为战”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在村级组织之上，仍然需要一种集中配置资源和集聚本土人口的机制，以解决人民公社解散以后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乡镇统筹是工业化中后期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产生这种趋势的客观需求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工业化进程中集体建设用地等资源集中配置的需要。通过破解集体建设用地“村自为战”的分散布局，实现以乡镇为中心的集中配置。

二是在集体经济体制下完善农业产业化体系的需要。依托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乡镇甚至区县级的专业营销公司、加工企业、专业技术协会等多种组织形态的有机结合，建设完善的农业产业化体系。

三是城镇化进程中集中集聚经济和人口的需要。包括解决农民住宅问题、小城镇旧村改造问题、新农村建设问题等。

四是城乡融合的一体发展进程的需要。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拓展，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发展。特别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等方面高质量的覆盖农村，使农村社会服务和生态环境条件好于城市，才能扭转农村人口单向涌入城市的被动趋势，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目标。

要处理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它主体的关系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以农业为基础产业、可以从事多种经营和发展多种产业的一种经济组织。作为一种特殊法人，在立法上不能将其混同于其它市场主体组织。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又必须利用其它市场经营主体的组织形式，如股份合作制、股份制、公司企业等。所以，处理好集体经济组织与其它经济组织形式的关系至关重要。

第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出资办企业、办公司，但不能把集体经济自身公司化、企业化，根本原因是土地产权不能像企业产权那样可任意分割和转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土地集体所有制不被颠覆、避免走上土地私有化流转兼并的老路。但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集体办企业几乎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而企业制度的发展又必然促使集体经济演变为“集体经济组织+公司企业”的基本形式。于是，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出现乡村两级所有、企业多层经营的新格局，出现集体办全资企业，或集体与其它主体合资办企业等多种形式。这是集体办企业，不是集体变企业，是两类不同性质组织形式的有机结合。在这里，乡村两级社区集体经济组织要由未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来规范，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注册和管理；而它们所办的公司企业则由《公司法》来规范，在工商部门注册和管理（现行《公司法》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注册登记公司企业相应的法律条款，造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公司企业注册登记上的困难，需要修订）。

在这样的体制下，集体经济组织这个母体本身的产权封闭性并没有变化，成员边界也是清楚的，所以它仍然是稳定的。但是在企业层面，产权关系具有了开放性、可流转性，完全可以根据市场条件从事投资、转让、兼并、重组等经济活动。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对企业的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降低了集体的风险。所以，不能把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公司化、企业化，应按不同的法律主体来规范。

第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村居民委员会的关系，不宜做统一的硬性规定，应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自主决定。原则上应提倡村社合一，分工不分家，过于强调村社分开是不妥的。但是，在快速城镇化地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社区居民已经不再重叠，可以适当考虑分设。因为将来会有村民委员会转为城镇居民委员会的问题，那时集体经济组织仍可继续保留和发展，成为新的城镇集体经济形态。

第三，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与乡镇一级集体经济联合组织的关系，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立法，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规范村、组两级集体经济组织，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乡镇一级的统筹功能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于是，在乡镇层面发展超越村级的集体经济组织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从理论上讲，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不太可能采取过去曾经设想过的逐级过渡的办法，只能借用股份制联合的办法创新组织形式和体制。如采用多村集体经济组织同办联合社的形式，或者采取各村集体经济组织持股的股份联合公司的形式等，都需要在立法中为未来的改革留有充足的发展空间。

                          （编辑  杨利红）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能源消费强度也在不断提高。传统能源作为能源消费主体，带来的能源安全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能源转型势在必行，发展可再生能源成为保障能源安全、加强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

我国能源转型迫在眉睫

油气供应保障是我国能源安全的首要问题。2018年，石油、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分别为18.9%、7.8%，是仅次于煤炭消费的主体能源。受资源禀赋和体制、技术等因素所限，我国油气产量提升缓慢，难以满足需求量的快速增长。2018年，我国原油产量1.89万吨，同比下降1.3%，进口4.62亿吨，同比增长10.1%；天然气产量为1602.7亿立方米，进口量9039万吨（约1256.8亿立方米）①，同比增长31.9%，油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了71.3%、44.8%②，仍在不断上升，油气资源的稳定供应成为影响我国能源安全的首要问题。

煤炭的主体能源地位在短期内难以改变。我国是“富煤、贫油、少气”的国家，煤炭是我国能源的基石。截止2017年，我国煤炭查明资源储量达到1.67万亿吨，煤炭产量和消费量稳居世界第一。煤炭价格低廉，是支撑经济发展代价较低的能源之一，但煤炭带来的高昂环境成本同样是社会发展所无法承受的。在能源转型战略的大力推动下，2018年我国煤炭消费量为37.7亿吨，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9%，首次降到了60%以下，但仍然超过其它各类能源消费量的总和，现阶段可替代能源的成本和技术等条件尚不具备足够优势，短时间内难以撼动长期以来煤炭在中国能源中的主体地位，未来中国如何将煤炭消费比例逐渐降到世界平均水平（2018年世界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为27.2%），同时寻找如此巨大的可替代清洁能源，任重而道远。

能源转型是能源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以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清洁能源替代高碳排放、高污染的传统能源，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合理应对气候变化、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和保障能源供应的战略性选择。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能源转型息息相关、相互影响，传统的粗放型能源已不适应当前社会对于清洁高效、绿色低碳的发展要求。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从“油气时代”向“可再生能源时代”转型的新时代，我国仍处于“煤炭时代”。借鉴国外能源转型经验，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禀赋情况，在提升能源安全保障力度、推动能源清洁高效发展的前提下，实施符合我国国情的能源转型，是我国能源发展的必然趋势。

可再生能源是能源转型的发展方向

目前，加快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全球共识和一致行动，丰富的资源和新技术的不断创新，以及逐步凸显的经济性使得可再生能源与传统化石能源相比更具优势。

从全球来看，发展可再生能源成为主要发达国家能源转型的普遍共识。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工业技术的提升和社会经济发展结构的转变一直引领着能源的转型。据英国石油公司（简称BP）统计，2018年欧洲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5.5%，超过世界10.8%的平均水平，德、英等传统发达国家非水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已达到14.6%、12.4%。北欧国家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力度最大，瑞典承诺2030年将国内交通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缩减70%，2045年将温室气体排放缩减为零；挪威计划在2030年成为“碳中和”社会，在2050年之前成为低碳社会；丹麦和冰岛提出到2050年完全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2018年，德国净发电量中可再生能源比例超过了40%（高于煤炭的38%），在过去10年推动了“能源、交通、建筑全面零碳化的未来城市”示范项目，并提出2050年将全面实现可再生能源生产和消费覆盖，实现“零碳排放”目标，以此加速推进德国能源转型之路。

从资源禀赋来看，可再生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国幅员辽阔，风能、太阳能可利用资源量十分庞大。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资源中心数据显示，目前我国80米轮毂高度、150W/m²以上的风能理论资源量为120.8亿千瓦，太阳能水平面总辐射1.68万亿千瓦；另外，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约7亿千瓦，生物质年资源总量约4.6亿吨标准煤，地热能年可采资源量约26亿吨标准煤，海洋能技术可利用量约9.8亿千瓦。丰富的资源为我国能源转型和能源供应安全提供了保障。

从技术创新来看，技术进步带动可再生能源成本大幅下降，经济性优势逐步显现。技术创新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根本。近些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尤其是风能和太阳能，无论是产能还是装机总量都是世界第一，取得如此巨大成绩的关键是技术创新的重大突破。以光伏为例，硅料的全面国产化、金刚线切割技术的提升、高效电池技术的推广以及双玻组件的技术创新等，将光伏组件价格从2007年的30元/瓦降到了2019年的1.8元/瓦；我国风电领域也是技术创新的典范，风机制造经历了750千瓦、1.5兆瓦、3兆瓦、5兆瓦、6兆瓦风机甚至未来实现10兆瓦的海上风机，记录在不断刷新。技术创新带动成本不断下降，太阳能和风电电价也大幅降低。据国家能源局统计，2007年至2017年，光伏发电度电成本降低了90%，从2019年全球各地区光伏电价招标情况来看，投标电价普遍处于0.4-0.5元/千瓦时之间，埃及和约旦光伏项目甚至收到了0.17和0.19元/千瓦时的报价。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创新，可再生能源成本还将进一步降低，光伏和风电将全面实现平价上网，与传统能源相比将更具经济性。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现状及主要问题

截止2018年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已占总装机规模的38.4%，其中非水可再生能源占20%。

水电是我国第二大电源，也是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2018年，我国水电总装机3.52亿千瓦，发电量12329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17.6%，发电量和占比均稳居世界第一。但是我国适于开发且易于开发的水资源已基本建设完成，在相关技术和社会问题取得重大突破之前，水电的发展空间已十分有限，可再生能源发展重点将倾向于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新型能源。

风电是我国继火电、水电后的第三大电源。2018年，我国风电新增并网装机2059万千瓦，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势头。到2018年底，全国风电累计装机1.84亿千瓦，居世界第一，年平均利用小时数2095小时，全年风电发电量3660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5.2%，同比增长20%。

2018年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4426万千瓦，全国光伏发电总装机达到1.74亿千瓦，其中，集中式电站12384万千瓦，分布式光伏5061万千瓦，发展布局进一步优化，全年光伏平均利用小时数为1115小时，发电量1775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2.5%，同比增长50%。

 2018年，生物质发电新增装机305万千瓦，累计装机达到1781万千瓦，同比增长20.7%；全年生物质发电量90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势头。

核电作为广义上的清洁能源，是我国第四大电源。截至2018年，中国在运核电机组44台，装机容量4465万千瓦，平均利用小时数为7499小时，全年发电量为2944亿千瓦时，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4.2%。由于涉及安全问题和核废料处理问题，其发展一直备受争议，造成核电产业发展空间受限。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是我国能源转型的目标，但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环境和关键核心技术有待于突破。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核心是技术创新的问题，又与创新环境密不可分，面临最大的挑战来自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到位甚至缺位。过去我们依靠“以市场换技术、以市场换资金”的模式，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方式取得了进步，这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随着人工智能、5G通信和大数据的发展，今天中国要引领科技的发展，就要不断完善创新环境。国家正在力推“中国制造2025”，如何将可再生能源的原创技术和全球人才吸引到中国，如何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原创技术，尊重知识、保护好创造价值的人，创造一个良好守信的创新环境是关键。

中国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但是我们在一些核心技术工艺、核心材料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落后地位，技术创新能力的不足严重阻碍了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而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需要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攻关解决。

        表1  可再生能源产业面临的技术问题举例

其次，可再生能源管理机制缺乏活力。灵活高效的管理机制是推动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现有的能源管理和运行机制是以化石能源为基础建立的，越来越不适应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电力运行机制不适应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电力并网的需求，以及现有的政策体系不能满足可再生能源产业长期持续发展的需求等，最终导致技术创新困难重重，弃水、弃风、弃光现象难以根除，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越来越大、补贴拖欠时间越来越长等现象，严重影响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

第三，战略规划目标不清晰，政策延续性不够。明确发展战略定位，制定符合实际的战略发展规划，是产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虽然我国对可再生能源及各能源品类的“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发展目标，但是目前规划目标已远远落后于实际发展。如不能明确发展规划和目标，实现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和管理，可再生能源产业将会陷入无序发展。

第四，国际合作力度不够。在技术创新、产融结合以及过剩产能“走出去”的大背景下，需要我国拓展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的新思维。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国际合作方面依然缺乏统筹策划，参与对外合作的企业同质化竞争激烈，投融资渠道单一，信息化建设滞后；“走出去”的企业普遍缺乏市场培育的新理念，在所在国可再生能源体系的策划和产业链打造等方面参与深度不够；此外，虽然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规模庞大，但相关标准的国际影响力不足。以中国企业参建的93个水电项目为例，全部采用欧美标准的项目为21项，同时采用两种标准的有55项，全部采用中国标准的只有17项，占18%。

我国能源转型的应对策略及建议

为推动我国能源革命，保障能源安全，加快能源结构转型，推进可再生能源体系的可持续发展，特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推进能源供给革命，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战略。进一步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加大推动化石能源的替代方案，尤其是煤炭的替代方案，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将是我国推动能源转型的主要方向和策略。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要加强油气的替代方案，要加速推进交通工具全面电动化，长期坚持燃油汽车替代战略；同时加大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力度、推动页岩气技术革命，把握和控制好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从而确保我国的能源安全。

第二，推进能源技术革命，统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发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决定着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未来。首先应明确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发展方向，了解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发展动态，加强与技术强国的可再生能源科技合作，结合我国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现状和战略需求，在“中国制造2025”的基础上，加大技术创新力度。针对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技术薄弱环节，有步骤地组织科技攻关，特别是瞄准相关产业链上的瓶颈技术以及我国尚未掌握的核心技术，加大研发投入，创新出一批能够引领未来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前沿新技术。

第三，推进能源体制革命，完善可再生能源定价管理体系。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推动可再生能源产业市场化建设，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完善可再生能源定价机制是关键环节。

同油气改革一样，推进电力体制改革，也应遵循“放开两头、管住中间”的原则，完善电力市场建设，推进输配分离，实行公平公正的电力调度、交易和结算工作机制和监管措施，完善分布式电源的并网规范，破除分布式电源上网体制和政策障碍，加强对可再生能源的统筹规划，减少弃水弃风弃光电量，做到可再生能源优先发展。

有竞争力的价格，是可再生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这需要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定价和费用分摊机制。按照市场化原则，发、售电逐步采取市场定价，输配电环节由政府监管定价；在发电侧根据“合理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原则，综合考虑可再生能源的装机规模、发电成本、技术进步等因素，确定合理的上网电价，并考虑成本变动的实际情况，对电价进行及时调整，同时积极探索建立自愿认购和强制分摊相结合的可再生能源费用分摊机制。

第四，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分布式能源基地建设。

提升市场消纳能力是推动可再生能源产业化和规模化最直接的方式。我国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分布与生产力发展格局不匹配，需要根据能源供应的实际情况调整全国产业布局，打破省际壁垒，从全国均衡、可持续发展角度，实现可再生能源的优化配置。建议加快产业转移，将东中部地区高耗能、低污染、高附加值的产业（如电解铝、多晶硅、锂电池、陶瓷、互联网数据中心等）转移至可再生能源可以就近供应的地区，实现就地生产、就地消纳、均衡发展。

加快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分布式应用，建立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多能互补的分布式能源基地示范区，并因地制宜地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基地，梯级利用，为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提供可靠的保障；统筹各类可再生能源协调发展，加快可再生能源的优化布局、提质增效，在规模化发展中加快产业升级。

第五，加大可再生能源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推动能源国际合作。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在国际市场中的角色正由跟随者、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知识产权是影响国际技术交流合作的最主要原因。在我国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应全力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建议成立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监管委员会，将保护知识产权作为我国国际技术交流的基本理念与规则。

                                  （编辑  宋斌斌）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是一家年轻的民营机床企业。有两大特点使这个企业的成长非常引人注目：一是高举高打进入航空航天制造领域，旗下子公司日发精机自成立以来定位于中高端产品，注重细分市场的开发，在轮毂、轴承等细分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做到了国内第一，也是国内首家将加工中心返销到日本的民营企业。二是浙江日发的海外并购往往是大手笔、稳准狠，如它对意大利MCM股份公司的并购就很成功。

浙江日发原来是做纺织机械的，1998年开始做数控机床，是国内第一家进入数控机床领域的民营企业。2010年公司上市，2014年转到航空领域，做飞机的数字化装配。我们收购了意大利MCM公司，这是一家做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加工设备的企业。

    2015-2016年，由于上市的机床企业业绩波动大，为了平衡效益，我们向下游延伸，做航空零部件加工。我们收购了MCM后，发现它有很多好的技术可为国内服务，所以我们又建了一个样板厂。浙江日发公司现在是三部分业务：通用数控机床，航空装配线和航空零部件加工设备，航空零部件加工。

    浙江日发成立以来，坚持做细分市场。比如通用机床这一块，依托兄弟单位万丰，在轮毂加工和轴承加工设备方面做得不错。我们的轴承磨床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当年新订单）占60%-70%，基本上处于垄断地位，还可以给轴承厂提供冷加工的整体解决方案。浙江日发的规模增长速度并不快，但我们重在技术竞争，不希望价格竞争。

    现在国内的机床企业都在搞竞争压价，这是不能持续的发展模式。原材料涨价、产品价格下降，企业只好降低产品质量和配置，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大厂要引领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而不是参与价格竞争，大家才能合力扭转这一局面。

    “04专项”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应该总结经验。国家支持机床行业的目的，应该是把整个机床行业振兴起来，打破国外的技术封锁，扭转本国产品市场占有率下降的局面。

    中国机床行业收购了很多国外企业，但多数效果并不好。通过海外兼并方式振兴中国企业的思路值得反思。浙江日发收购意大利的MCM是比较成功的案例。我们应当怎样利用我们控股或参股的国外企业？如何把它们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比如“04专项”安排的一些项目，其实MCM都可以满足，应该优先考虑从国外收购的企业所具有的技术优势。

    我们分析了收购国外企业的一些案例，包括我们前期参与竞标中失败的案例。我们始终坚持两点，一是尊重当地企业以及管理层，二是真心实意。国内很多企业把国外企业收购之后，直接把它们的技术、设备转回来，其实这样做影响很不好。我们则向MCM的员工承诺，不仅要保住企业，更要发展企业。当然，有时难免和他们的管理层吵架，但这都很正常。经过一段时间磨合，通过双方共同工作和交流，对方就能认可我们的做法。我们收购时，公司销售收入3000-4000万，今年可以做到1.5亿。

    如果能够把已收购企业的优良技术转移过来，那么比自己从零开始，成功的概率要高得多。我们按对方的要求，不减配置，按收购公司的工艺条件做下来，产品的精度并不比那边差。我们还定期派人到收购公司那边去培训。

我们引进MCM后，已经给国内市场提供了两条柔性生产线，一条给江铃发动机，到现在设备24小时连续运行已经持续两年多；另一条线放在西北，到现在已经运营一年多了，而且与MCM的技术要求基本接近。

                                 （编辑  三友）

大连光洋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与其他传统整机企业相比，公司具有更完整的产业链和自主研发能力。其子公司科德数控，拥有专业的技术研发团队及完善的生产销售体系，其五轴立式加工中心已经出口到德国，开创了国产高档五轴数控机床出口发达国家的先河。大连光洋的高端机床已经批量进入我国航天工业制造领域。

机床是工业的母机。中国必须建立独立完整、基础牢固的工业体系，机床工业对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基础意义。   

以用户工艺为导向

    大连光洋在2000年时是做数控系统的。数控系统要用到主机上进行验证，当时是省市两级政府帮忙，找到大连机床厂进行合作。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国产数控系统还缺乏市场影响力，很难让国内用户接受。

    2005年，大连光洋成立了机床事业部，买来光机，做数控系统的验证和市场推广。最初做三轴立式加工中心和三轴卧式车床。我们的目标是做高档数控系统，寻找国际上能配套的五轴机床的关键功能配件，其中的两轴转台是对中国禁运的产品。而中国台湾地区转台的性能、可靠性、寿命和美欧产品差距比较大。这样我们只好自己做转台。

    为了研发转台内的力矩电机，我们找了国内几个大学和工厂，搞了4年也没有解决问题。后来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电机厂。所需的高精密角度传感器，我们拟从德国海德汉进口29列加减1角秒的编码器，但是买不进来，这就逼着我们成立自己的传感器公司自己生产。现在，我们机床上用的直线传感、角度传感、工件在线测量传感、刀具测量传感，都实现了自主生产。精密直线传感器利用激光干涉原理，完全替代了美国的光动公司和英国的同类产品。

    我们的光传感器还没做出来时，如果购买国外的激光光栅尺要70万元人民币一根，还要中国政府担保不能用于航空航天加工。激光光栅尺的电子元器件和光学元件都是国际采购，实际成本才2.8万元。后来我们自己开发出角度传感器，装在立式五轴加工中心的两个转角的控制台上，在各种精度指标上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我们的机床推向市场以后，数控系统的自主开发进程才真正快起来。我们的系统，最初是模仿消化海德汉、西门子、发那科的。但国外产品的某个功能为什么要这么做？怎么做？当时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之后我们自己研发的各类五轴机床经过用户使用后，用户给我们提出了若干问题和建议，还把多年积累的工艺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当我们对工艺了解透彻，对工艺能做到定量分析之后，对数控系统“为什么、怎么做”也就清楚了。

    任何一件事情想做好，一定要把需求搞清楚，以量化的需求来指导产品的开发。此后的10年，我们数控系统的开发完全以用户工艺为导向，很多功能是和用户、院校一起开发的。开发的原则是一定要紧扣工艺，紧扣市场的需求。

走全产业链发展的路子

    企业要形成全产业链、人才链、技术链，这样制造同类型、同规格的机床，我们的性价比就可以做到最好。

    大连光洋还有一个液压件公司，研制各种液压元件。我们现在所生产的机床的液压泵站就是自主研发、模块化的液压站。数字化、智能化制造，离不开自动化的操作。

我们承担了一个项目，研制飞机结构件加工用的翻板铣。这种设备过去只有美国的两家公司做，后来德国的DDS把美国这两个品牌打垮，DDS的加工效率是美国产品的3-4倍。首先是数控系统的算法要提升，它的一个关键部件是电主轴和电机（功率120kw，转速3万转，功率密度4.7kw/kg）。我们用3年时间把这个关键部件初步研发出来。如果这些基础的关键功能部件不解决，我们的主机就永远是落后的。

建立完整的技术链和产业链，做基础零部件（电机、传感器等）就要分析用户对主机、功能部件的需求。不这样做，在日后竞争越来越残酷的市场条件下，企业将无法立足。当具备了这三条链，就可以把这几层的需求作为产品开发的导向。大连光洋在这方面的受益，有很多例子可讲。

    我们生产的机床的床体材料，不是铸铁，而是全部用人造大理石整体制造。这种材料的温度形变是金属的1/2，阻尼系数是金属的6倍，所以它的吸震功能好，温度变化影响小。我们这类机床在用户那里经过4年的应用，用户非常认可，认为机床的精度保持性不输国外产品。精度保持性涉及的问题非常多，材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们认为，基础零部件决定功能部件的水平，功能部件决定主机的水平。机床主机是用户工艺的“仆人”，机床上用的功能部件是主机的“仆人”，零部件又是功能部件的“仆人”，仆人要无条件地满足主人的要求。企业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技术链、产业链、人才链。要特性化、定制化进行设计，最大程度地满足主机的要求，让机床从精度、加工效率上尽可能满足用户要求。

    大连光洋从尝试做数控系统，发展到现在成为全系统、全产业链，并不是我们主观上想这么做，而是现在的行业和市场的状态决定的，不这样做就达不到高档数控机床的自主化发展。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沈烈初说，由于东北地区的专业化分工不是很发达，“光洋模式”是高档数控机床发展的模式之一。

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在当前美国打压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下，建立完全自主的高档数控机床的产业体系、技术体系、人才体系，就显得更重要了。

    机床产业的发展完全要靠人才来支撑，高档数控机床需要多学科、多专业、多层次的人才队伍，才能把这个产业做好。制造质量的保证，必须要有一支优秀的工匠队伍。机床对人才的要求太高了，不但要有高学历、高素质的设计人员，还要有一批从事制造、装配、检测的优秀工匠。工匠人才需要全社会拥有一个好的文化环境来培养，而不是一个企业做得了的。

    在我们国家，如果单看每一个专业，机械、电子硬软件、数学，都不缺具体专业人才，但缺少能做这个产业的架构设计师。大连光洋的陈虎就是这样的架构设计师，是行业的领军人才，他懂传感器、懂控制系统、懂电机以及各种功能部件，数学又非常好，而且经常跑市场跟用户接触，能使产品开发目标紧扣市场，一切以用户工艺为导向。这种人才不是学校能培养出来的，必须有常年在企业一线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对这个行业的各个专业有广泛的掌握。我国航天能够培养出一批系统架构设计师，因为这个产业，从所有的零部件、功能部件一直到整机系统都是自主研发的。希望能够加强机床产业人才的培养，尤其是系统架构设计师的培养。大连光洋愿意用自己这个平台，为国家提供系统架构设计师的研发工作平台。

加强机床产业基础研究

    日本、韩国政府在本国机床产业发展之初，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任何一个好的产品，不是学校和企业自己闷头研发出来的，研发的成果变成真正好的产品，要靠市场的培育。市场能不能培育出来，还得看这个产业的核心技术是不是自己的。如果这个产业的技术、人才是我们自己的，政府在市场方面应当再加大支持力度。哪怕我国的高档机床存在某些问题，国家政策也应当鼓励市场推行。如今我们已经具备了可以应用的技术基础，那些存在的问题则要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地解决。

建议国家加大对高档数控机床产业基础的支持，如果关键零部件总是依靠进口，那么永远不能形成独立强大的自主产业。一定要加大基础研究，在国家层面对技术链、产业链、人才链很好地进行布局。

                                 （编辑  宋斌斌）

“用中国大脑，装备中国制造”——这是华中数控的企业愿景和使命。数控技术是关系到我国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的高新技术，是先进高端制造装备的“大脑”。华中数控是发端于高校的科技公司（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周济是创始人和学科带头人），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中、低各档次数控装置产品；自主研制的5轴联动高档数控系统已有数百台在汽车、能源、航空等领域成功应用。国家对数控系统产业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支持，华中数控也在为自主可控的目标积累实践经验。

机床是工业母机，数控系统是机床行业的芯片。我们华中科大（原华中理工）历任校长都是数控技术的“爱好者”。早在“八五”攻关时，周济校长就带领我们学生研发出了“华中一型”，为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商品，成立了华中数控公司。近25年来，华中数控一直坚守在数控系统产业，屡败屡战，非常艰辛曲折。

    1999年，华中数控成为“国家队”，2011年，我们在创业版上市。在“04专项”中，我们牵头承担了十几个项目，参加了近百个项目。我们瞄准西门子最高水平的840D，发那科的0i，研发国产的高档数控系统。

    承担专项任务，让我们获得和很多高端用户合作练手的机会。比如我们承担了纳入考核的数控机床配送系统1500台左右，其中龙门、五轴加工中心是常配的。这1000多台机床，哪台哪个地方不好用，马上就会反映到工信部，当然，这样的压力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去年中兴事件以后，我们也主动使用国产芯片。目前数控系统中的CPU、DSP、FPGA、IGBT，基本上都已实现国产化，不再担心国外断供。我们主要在Linux上做数控系统，不会受Windows系统的制约。

    我们所做的高档数控系统，如果从“可用、好用、耐用、巧用、市场占有率”这五维指标来评判，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们系统的功能可以打到75分左右。从使用可靠性来看，经过对比测试评价，我们的产品跟国外可以排在一个数量级上。从跟踪新技术的适用性上，目前新一代信息技术如互联网、智能化等技术，国外数控系统也并没有本质上的进步，这就给我们机会去追赶创新。在今年展览会上，我们展出了自己开发的新一代智能化的数控系统，把人工智能芯片集成到数控系统里，实现了部分智能化的功能。

    在系统性能方面，主要在加工的表面质量和加工效率上，我们和国外的差距比较大，但这跟电主轴、直线电机等功能部件的成套性有关。

    本国企业做的高档数控系统的市场占有率，“04专项”启动之前只有1%-2%，现在有所提高。市场占有率不高的原因，主要是技术成熟度不够，导致市场认同度不够。数控系统生产几台好用，不等于一批数控系统都好用；一两年好用，不等于十年八年都好用；在一个用户那里能用好，也不等于在1000个用户那里都能用好。

    其实，国外产品刚开始在中国使用时，技术成熟度也不够，是在国内客户使用中不断总结、不断指出问题，让它们有机会不断完善，最后被用户认可。这就形成了一个生态圈，现在一说高档数控就是指西门子，成为市场首选。

    我们的产品如果没做出来，外国就进行市场垄断；而我们的产品刚一做出来，外国企业就降价，让我国厂家没有收益。现在要打破这种生态圈很困难。技术的成熟需要有测试、验证的机会和过程，才能不断完善、形成产业化。如果因为本国企业产品技术不成熟，就没有机会测试验证、就无法产业化。我们希望能够从“备胎”转正。但仅凭一家企业不可能打破这个生态圈，需要国家对产业进行政策扶持，改变市场生态环境。

    “04专项”课题只是设计了十几项指标。但用户不会管这些指标，他那里可能有几百上千个指标，哪一个没达到就通不过。有些单位承接专项任务，只是把它当“课题”来做，而没有真正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产品来做。凡是用心去做，能够跟用户深度结合、联合攻关、协同创新，大家共同解决问题，那么项目肯定能做得好。

目前我们机床行业太浮躁，都在追求GDP。我们的资源配置，不足以支撑大部分机床厂做高档机床、实现产业化。而且仅靠研发几个高档机床也不足以支撑一个企业的长远发展。我曾经到中航所属某家工厂参观，那里国产机床还不到10台。我询问厂家国产机床有没有用得好的？对方回答是昆机20多年前做的普通镗床，另一台是大连机床厂的产品，也是20年前做的。总之，把专项任务当产品做，持续地改进提升，是能做出好机床的。

                              （编辑  宋斌斌）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成立于1994年，是一家专注于数控机床研发和制造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在北京、廊坊两地建成了精密数控机床产研基地，为3C提供装备的高速加工中心，雕刻中心，数控系统，高速精密电主轴，高精度直驱转台和软件等。精雕一贯重视科研体系的建设，坚持每年将8%以上的收入用于技术研发，打造了一支800余人的专业研发团队。

北京精雕成立于1994年，主营产品是高速加工中心，应用于三个领域：电子产品的结构件，工具模具和通用机器零件。2018年公司的销售额是29亿元，销量7000多台，三个领域的需求比上年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今年上半年，市场销售同比下降20%-40%，形势非常严峻。

    需求下降，既有市场原因，也可能与产品结构不适合市场有关。市场调研表明，客户买了机床，但开动率不高，一个班次才35%-45%，一天24小时，只有不到20%在工作。这可能是我国制造业人均产值比美日德偏低的原因之一。机床开动率不高的情况，持续了多年。当产品订单旺盛时，用户企业增加人力、采用倒班制，提高机床使用效率。现在情况变了，一方面订单变成小批量、多品种。另一个原因，客户需要使我们提升机床的使用效率。

基于这个判断，精雕从两个方面入手，迎合市场需求。

首先，帮助客户把买到的设备用好，提高设备的开动率。公司组织了1000人的技术服务队伍，把这几年积累的生产管控技术传授给客户。比如在机测量技术，可降低工装夹具对加工精度的影响以及过程检测所耗费时间，这样生产的节拍明显变快，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说明制造业做生产经营的空间非常大。用户企业迫切需要的已不是买新设备，而是如何把现有的装备利用起来。我们要做的，是让买我们机床的用户提高设备利用率，让用户能赚到钱，把用户群的底子打厚。

其次，应对的策略。自动化生产必须把机床关机的时间缩短。客户买来机床后，组织生产的周期很长，投入很大，这是机械行业的传统模式。现在针对客户生产工艺，我们提供成套自动化装备，将人机协同好。做成套装备，企业的硬件和软件两方面都需要有一点功底。硬件方面，要准备给机床增加料仓和上料器，形成一个柔性单元，这样客户能够连续不停机生产。软件方面，要集成CAD/CAM软件、品质检测、过程检测，让整个过程更加透明化。这就是说了多年的工业化、信息化“两化”融合。制造业企业特别需要“两化”融合的产品。

我们自己所有的装备也准备使用柔性单元替代。前不久，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系统，有一个产品，以前一班干6个件，人还累得够呛，现在一班干21个件，人还很轻松。新技术在提高机床使用效率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优势。我们企业准备抓住这个机会，给客户提供成套的工具装备。

在支持客户发展、企业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很多的问题，最大的困难还是和宣传有关。一个是环保问题，一谈到机械制造，就和污染挂上钩，哪天天气不好，就让企业停产。我们好不容易接的订单，哪个环节一断就乱套了。做钣金、做铸件自然会产生一些污染，但在不断改进过程中。宣传不能与发展的客观实际脱节。另一个与人才有关。一谈制造业就是脏乱差，是苦活累活，年轻人宁肯送快递也不愿意干机床操作。实际上，机械制造生产已经进入自动化了，并在向智能化发展。年轻人进入企业，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培养成技术人才。

现在机床行业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时期，是一个困难期，也是一个机遇期。我们要适应市场新的发展需求，一方面做好服务，另一方面要研发新形势下客户所需要的新装备。

                                 （编辑  宋斌斌）

    机床工业是装备制造业的基础部门，其中高技术机床产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保持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提升高端制造业技术能力，尤其重要。当前我国机床行业处于高度开放的市场环境，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与挑战，需要进行深入调研分析、做出正确判断，加速推动我国机床工业的转型升级。为此，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6月25日邀请多位业内专家，召开了“当前我国机床工业面临的形势与问题研讨会”，进行了深入讨论。

机床工具工业是提供加工设备的制造业，是装备制造业的基础与核心部门。现代数控机床则融合了传统工业技术与现代电子信息技术，伴随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用户需求的升级，产品性能在向高速、精密、复合方向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向网络化、智能化、环保性方向发展。

当前，德国、日本、瑞士、意大利等国在高端机床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其中日本发那科公司（FANUC）、德国西门子分别占数控系统50%和25%的世界市场份额。数控机床产品可大体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加工复杂零件的高档精密数控机床为军工生产所必需，属于战略性产品，西方长期对我国实行严格控制或封锁。加快推动机床工业转型升级，尽快缩短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意义重大，任务紧迫。

我国机床工业曲折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工业化奠基时期，国家对机床工业高度重视。在前两个“五年计划”期内，我国已形成了以“十八罗汉”和“七院一所”骨干企业院所为代表的机床工业布局。1960-1970年代，为冲破国外技术封锁，国家协调各部委和全国力量，组织了数次机床技术攻关。比如“二五”时期，为解决国家建设急需，中央决定成立由国家计委、科委、一机部、二机部等领导组成的“精密机床规划（6人）领导小组”，由李富春副总理直接领导，在一机部二局（机床局）设立战役办公室，目标是用10年的时间（1960-1970年），经过自主研发，拿下一批高精度的精密机床、关键零部件及相关的检测仪器。在举国体制下，这一阶段的努力形成了一大批成果，其中上海机床厂（高精度外圆磨床，圆度精度0.5μ）和昆明机床厂（高精度坐标镗床）被评为功勋厂。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西方国家基本实现了机床数控技术的普及。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机床产品基本还停留在传统的手动操作技术水平。面对巨大的技术差距，我国大力引进西方技术，合资合作，力争尽快消化和普及数控技术。但因种种原因，效果不很理想。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原机械部所属企业全部下放地方。90年代初，我国大幅降低机床产品进口关税、放开进口限制，随后放宽外资企业的市场准入。我国机床行业集中度低、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行业管理弱化，大量机床企业被市场竞争所淘汰。原“十八罗汉”或破产重组，或勉强维持。

    1999年，机械部属科研院所全部转制为企业。原有行业科研体系被打散，基础研究被边缘化，有些领域甚至消失，行业共性技术研究和服务行业的功能被严重削弱，科技人员大量流失。很多重点企业的研发能力也不同程度地弱化。

    与此同时，大量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进入机床行业，民营企业逐渐占据主体地位。2008-2015年，国企在全行业产值中的比重从25%减至10%，民企占比从60%增至近80%。[1] 2015年，739家规模以上金切机床企业中，国有（含集体）控股、私营、外资（含港澳台）企业分别为71、533、105家，资产占比为38：49：10；主营业务收入为18：69：11，实现利润为-12：97：13。[2]   

新世纪以来机床工业的走势

    世纪初产能急剧扩张

    2001-2011年，受经济高速增长、投资需求旺盛的刺激，我国机床行业进入大发展期。这10年间总产值增长了10倍，利润增长2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4.8%和33.2%。2011年，国内金属加工机床产值达283亿美元（其中金切机床198亿）。从2002年和2009年起，我国分别成为世界第一机床消费大国和制造大国，目前消费和产出总量分别约占全球的1/3和1/4。

    在机床需求和产能急剧扩张的同时，数控技术也得到了普及。2013年以来，机床工业的产出数控化率和机床消费数控化率均超过70%，2016年更是达到80%左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其中，国家对数控机床产品实行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1999-2008）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业内对市场前景普遍乐观。国内外资本大量投资机床行业，形成庞大产能。但机床工业是为制造业提供“工具”的，自身规模十分有限。各地方政府不考虑这一特性，出于GDP增长业绩的考虑，纷纷鼓动本地机床厂投资扩产，重、大型机床的盲目扩张尤为突出，很多重点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急剧增加，为后来全行业的萧条埋下了伏笔。

    结构性产能过剩 行业经济运行形势严峻

    从2012年起，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逐年下降，2015年降至个位数。我国机床工业进入低迷期，延续至今。尤其是其中批量型的传统中低档机床，产能严重过剩，价格竞争加剧，原材料、人力成本又不断上升，企业税负沉重，多数企业身陷困境。企业亏损面居高不下。2016年，全行业亏损面达45%以上，大批中小企业相继退出市场，历史上曾经辉煌的一批企业相继破产退出。国有企业普遍资本金不足，企业负债率高，负担沉重。

    机床工业产值连年递减，市场萎缩。2018年，全行业产值比2011年下降17%，销售额下降21%。

                       表1  2011以来我国机床生产和销售情况（亿美元）

    数据来源：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2019年第一季度，行业整体情况仍未有好转。企业订单减少，市场预期悲观，行业运行质量下降，企业经营压力大，亏损面有所扩大。行业分化持续且有加剧态势。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1-4月，全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3%（其中金切机床-14.5%，成形机床1%）；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联系的222家重点企业所获取的相应数据，分别是-18%、-33.7%、-2.4%。这222家企业新增订单额同比增长-36.5%，进口增长-25.4%。行业协会预计，2019年行业增长率可能出现全年下滑。

    根据最新统计，全行业共5537家企业（规模以上2257家，整机企业600多家），1-4月亏损面为19.4%；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所联系的222家企业，亏损面达42.3%（同比增加10.6个百分点），其中金切机床亏损面52.9%，成形机床亏损面20.8%。特别是金切领域，很多企业破产退出。

    有专家认为：一些老国有机床企业衰落，体制机制原因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很多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如政府要求企业搬迁，费用让企业自己贷款解决，财务费用动辄上亿，企业利润微薄，经不住这样的折腾。市场景气时，地方政府硬性要求企业扩大产能、为GDP增长做贡献，结果企业背负几十上百亿贷款，造成今天企业资不抵债的局面。地方政府在企业用人、投资方面干预过度，出了问题却找不到责任人。

    沈阳机床和大连机床两个龙头企业先后破产重组，令人痛心。沈机股份（上市公司）2019年一季度报表显示：资产负债率高达200%，当期亏损额超过营业额。集中了优质资产的上市公司尚且如此糟糕，集团公司的情况更是难以想象。      

    与此同时，机床用户需求明显升级。市场对批量化通用型产品的需求下降，对小批量定制型产品的需求增长；对单机需求减少，对自动化成套设备的需求增长。为了适应市场变化，西方国家一些机床企业正在从传统的“产品专业化型”向“市场专业化型”过渡。产品专业化即专注于某类（车铣磨）机床产品的批量化生产；市场专业化指专注于某细分市场（如汽车动力总成、航空发动机、消费电子等），针对用户工艺特点、满足严苛性能要求而提供成套解决方案（如德国GROB公司占中国轿车发动机缸体/缸盖加工70%以上份额、济南二机床占国内轿车整车冲压设备80%市场份额）。面对国际市场转型，我国机床企业转型升级任务迫在眉睫。

    目前，我国机床工业正处在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自身存在不少弱点和问题需要克服。同时，又赶上整体经济下行，投资需求锐减，加工设备需求进入存量时代。目前我国机床工业正处在最艰难的时期。

    行业结构：高端失守、中端争夺、低端内战

    在低端技术领域，经过多年努力，国产机床产品（包括系统和整机）已基本占领国内市场。由于这一部分门槛较低，部件容易买到，前些年大量中小企业进入。现在中低档、通用型、单机类的同质化机床产能严重过剩，陷入降价竞争，企业大批倒闭。

    中档机床市场是目前中外企业竞争的主要领域，主要竞争对手是中国台湾和韩国企业。国产数控系统和进口系统的竞争也集中在这一领域。国产中档系统技术正趋向成熟，目前市场占有率不足50%，国产化趋势不断扩大，可能最终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广州数控是国内最大的中低档系统厂商。

    高档数控机床方面，国内供给能力严重不足，市场长期被欧日企业垄断，进口依赖度超过90%。

    在高档数控系统领域，我国少数产品在精度方面可以和西门子、发那科相比，但产品的使用寿命、性能、稳定性还远不如它们，所配套高档机床的市场占有率不足10%。

    高档机床的核心技术还聚集在功能部件、关键零部件、工具量仪上（伺服驱动单元、主轴单元、测量反馈元件、转台、换刀机构、滚动元件、轴承、液气润滑装置等）。它们的性能和质量，决定了整机的性能和质量。在这一领域，我国技术基础薄弱，其性能、功能、质量、可靠性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自我配套能力很低，国内市场占有率不足5%。如果从欧洲进口高档功能部件，当地法律规定必须加价16%-18%，有些重要产品根本不卖。这方面技术的落后，严重制约了我国机床工业的发展进步。

    高档机床整机的设计和装配技术尚未过关，在性能、加工质量稳定性和使用可靠性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业内专家曾经将沈阳机床和日本马扎克（MAZAK）的技术水平进行比较，认为两者存在40年的静态差距，况且日本企业正在向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升级。

    有资深专家呼吁：我们已有的高精密机床技术能力正在部分丧失。曾经的“行业明珠”上海、昆明两家机床厂，已做不出当年产品的精度，技术人才或老化，或流失，企业趋于衰落甚至面临退市，甚为可惜。

国际竞争压力加大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率先大幅降低机床产品进口关税，放开进口限制。欧美日机床企业依仗技术优势，多年来占据着我国高档机床及配附件进口市场。

    近20年，德日韩及我国台湾地区的100多家厂商在大陆投资设厂和销售点，对国内企业形成包围之势。韩国和中国台湾通用机床与国内主流机型竞争，产品涵盖几乎所有品种。欧日机床企业在国内市场深耕多年，广泛建立人脉关系，国内大型国企的高档机床订单，基本被外企拿走。近10年来，全球经济萧条，外资企业加紧渗透和深耕中国市场。本国机床企业多在中低端技术领域微利经营，处境困难。

    国内高档机床用户也习惯于购买外国产品，一般不考虑购置同类型本国机床。理由是工件成本昂贵，企业要保证正常运行和效益，也不愿意承担质量责任。但是，如果用户不给设备制造企业产品使用、验证、改进、定型的机会，我国机床工业的技术升级就永无希望。

    在大连，原有的行业骨干——大连机床（转制民营）破产，当地机床企业只有大连光洋（民营）在坚持。而马扎克、因代克斯（INDEX）、格劳博（GROB）、THK等外企（均为独资）扎堆在大连高新区建厂，厂区位置、规模均优于大连光洋，还享受政策优惠。大连机床的很多优秀人才都被这些外企挖走，委以技术、管理和营销环节的重任，工资也成倍增加。行业专家感叹：“人才没有了，大连厂要恢复很困难。”

    据业内专家介绍，上海、南京、无锡原来都有很好的机床制造行业基础，但现在这些工厂或垮台，或勉强维持。济南二机床的汽车整车冲压设备已占国内市场的80%，在美国击败德国舒勒拿下了一批订单，于是舒勒等德国企业到太仓建厂，兼并当地金方圆、扬锻等一批企业，扬言要和济二较量。一位民营企业老总慨叹：“之所以出现如此局面，就是因为我们太开放了。”也有专家认为，我们至今尚未掌握国内外资机床企业的完整信息，实际情况可能比已经知道的还严重。

本土企业逆势而上，升级艰难

尽管行业处境困难，仍有一批企业迎难而上，脱颖而出。此次到会参加研讨的优秀企业代表有：大连光洋、广州数控、北京精雕、浙江日发（民营）、济南二机床、秦川、宁江、华中数控（国企）。其中一些企业的高档产品已取得可喜进展。在它们身上，体现了自主创新和振兴产业的爱国情怀。

    有学者总结，这些优秀企业具有如下共同点：长期专注技术研发，紧密配合用户需求，产品质量过硬；在细分领域深耕，为客户提供个性化产品和服务，适时转型升级；所服务领域的成长性好，比如汽车、消费电子、航空航天、能源等。

    与此同时，企业代表们也反映了目前遇到的诸多现实困难：企业税负重、效益低、研发缺经费；企业效益低导致员工薪酬低，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人才难稳定；企业力量微薄，无力搞基础研究和共性应用技术研究。

    尽管如此，很多骨干企业为行业和自身的长远发展，长期坚持研发，但令人困惑的是，稳不住国内大用户，承担国家战略攻关任务没有机会量产，得不到回报，只是起了“敲门砖”的作用。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吉红说：“企业既要保住不亏损，还要稳住技术队伍，数控系统是给国家‘堵枪眼’。我们产品没做出来时人家封锁，产品刚一做出来，国外企业的同类产品就降价，我们最后就是白干了。”

    武重机床集团有限公司科技管理部部长李升说：“我们2003年开始跟华中数控等几家单位联合研究7年，研发七轴五联动机床。那台床子刚做出来，国外就放开卖，我们只做了一台就没市场了。如果不是国企的担当，我们肯定不会做这种事。前年听说这种设备（国外）又不卖给我们了。”

    “我们几十年坚持做基础试验和基础研究、前瞻性技术，坚持改进产品质量。我们产品的定位精度做到2微米，重复定位达1微米，跟瑞士迪克斯水平差不多，不过动态精度差距还比较大。我们的小模数齿轮机床市场占有率达60-70%，小自动车床、非标机床、卧式加工中心等，也在参与制订相应的国家标准。现在企业苦于缺资金，竭尽全力搞研发，利润都谈不上，只是求生存。”四川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总经理姜华介绍说，“基础性、战略性技术研发，仅靠企业自身投资不可能搞成。产业生态环境差，一是人才待遇相比其他行业差距太大，二是体制机制问题。”

为什么产业和科技支持政策的效果不理想

    十几年来，国家出台了多份振兴装备工业的文件。但由于种种原因，已有政策或者未能有效落实，或被其他政策抵消。

    2009年启动的“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简称“04专项”），对机床行业的支持力度是空前的。“04专项”由工信部主持，组织协调全行业科技攻关，聚合了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的科研力量，共安排了数百项课题，至今大部分已完成。专项的实施，显著促进了高档数控机床以及各组成部分的技术研发步伐，解决了一批技术短板问题；许多产品类型实现从无到有，部分科研成果获得应用验证的机会。参与“04专项”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有很大提高，为进一步参与高端领域的市场竞争积蓄了能量。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才能有效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有效推动产业升级？“04专项”是一个重要尝试。不过，“04专项”对推动全行业在高端技术领域进步的效果，仍不如预期。到会专家们反映有以下问题：

    第一，缺少系统的顶层设计，现有行业组织虚化，缺少权威性机构对全过程的有力领导。

    第二，缺少行业级引领型的科研机构。行业技术研发体系弱化、碎片化。不少重点企业被授予科研机构名义（中心、基地、实验室等），但真正形成研发能力的企业并不多；广大中小企业研发能力薄弱；企业创新平台所承担的“04专项”研发成果无法在行业共享；国内机床科研力量分散，政出多门，缺乏统筹，重复投资。“产学研用结合”的效果不明显。

    第三，“04专项”以关键技术和产品为重点，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安排少，且长期无人负责。

    第四，科研项目周期安排偏短，不符合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一些单位把专项任务作为一般“课题”来对待。很多情况下，新研发的产品没有和用户需求密切配合、验证改进的机会。例如，某种加工发动机叶片的机床，用户提出200多个问题，软件搞了8个版本，多次试错才能成功，否则新产品不可能定型。

思考和建议

    首先，关于机床工业的政策思想。人们常常把装备制造业中的高技术部分，混同于一般“传统”制造业或“过剩产能”，把其中的国有骨干企业列入可以放手的“完全竞争”一类，而忽视高技术装备工业的战略意义。就机床工业来说，我们需要明确它在装备制造业和整个工业中的重要地位。

    机床工业是装备制造业的核心和基础。加快机床工业技术升级、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对推进我国装备制造业升级提质，改变“大而不强”的状态，具有决定意义。解决高档机床“卡脖子”环节，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更是加强国防建设所急需。

    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受到西方的防范、限制和围堵。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将高档数控机床及其关键配附件视为战略物资，对我国实行限制或禁运。“巴统”解散后，西方国家于1996年又签署《瓦森纳协定》，对向中国出售的高端设备、数控系统、功能部件实行不同程度的控制。我国一些重要企业都被列入美欧日的“禁售黑名单”。当前我国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西方对我国的限制和封锁必然日趋严厉。我们要下决心，坚持自主创新，奋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必须坚持开放政策，开放引进交流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升级。但是开放的前提应该是“以我为主”，要纠正只引进、不注重吸收消化的倾向，避免造成长期被动依赖引进技术的情况。

    其次，一般地说，后进国家要推进产业升级，“技术差距”和“市场信任”是绕不过去的两大障碍。新进入高技术市场的本国企业，面对长期占据技术、市场两大优势的西方企业，竞争不可能平等。在这个意义上，国家通过产业政策（在WTO有关幼稚工业保护的框架内），对本国企业的成长应给予扶持和政策优惠，这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国家对机床工业（以及装备制造业）的政策，首先应区分其中的一般竞争部分和战略性高技术部分。

    机床产业品种型号繁杂，企业小且分散，又面向广大市场，和单一产品牵头的科研项目（如航天）情况不同。尽管大量的中低档技术问题可以在供需双方互动中解决，但由于机床行业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偏小且收益有限，行业级的协调管理和共性技术研发及技术服务不可缺少。而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领域，少数进入这一领域的企业面临跨国企业的强势竞争，尚未站稳脚跟，国家应该给予关注和支持。

    总之，要根据行业的具体情况，处理好市场竞争和国家政策支持的关系，开放和自主创新的关系。积极探索形成新的举国体制路径。进行全产业链指导，加强产业组织，加强科技创新，加强市场支持。

    针对上述问题，专家提出了几点建议：

    第一，加强行业组织的功能，如行业监督、协调，技术服务（标准、检测），规划和引导推进高端产品的有序发展。

    第二，构建机床行业创新体系。要构建以企业为重点、企业和专业研发机构并行的研发体系，在此基础上更好地推进产学研用结合。科研规划要瞄准“高端”和“基础”两方面的薄弱点。在企业自身能力达不到的科技领域，国家应出手支持：一是抓高端产品，二是抓行业基础研究和应用共性技术的研发，从基础研究、基础零部件到总体设计，形成一个整体布局。

    第三，中低档放开，聚焦高端领域，有重点地扶持重点企业。要把从事高端产品开发的优秀企业及其产品，介绍给用户群体，让用户在购买国产机床时也有选择的余地。

    第四，促进产业生态优化，重视高档数控系统、功能部件/零部件和工具量仪的发展，鼓励“专精特”型企业的发展。

    第五，落实首台/套采购政策，鼓励供需双方密切合作。多位专家指出：多年的经验表明，发展高技术产品，国家在市场环节的支持至关重要。好产品是市场培育出来的，建议加大市场方面的支持力度。多年来，我国市场培育了众多西方机床企业，现在应该依托这一市场培育本国机床产业实现升级。比如，某国企用户购置大连光洋的高档五轴机床样机后，双方密切合作，在使用中发现和解决了百余项问题，使新产品成功实现量产。很多研发的新产品在“最后一公里”夭折，就是因为没有机会得到用户的使用验证。

    某企业代表说：“我们做的数控系统，如果拿去考核都及格，但市场占有率就是不行，原因是稳定性可靠性差。几台产品好用不等于一批产品都好用；一年两年好用不等于十年八年都好用。实际上国外产品刚开始在中国使用时，技术成熟度也不够，是用户在使用中不断指出问题，让产品不断完善，最后被用户认可。……政府采购首台首套政策，往往眼盯着整机，数控系统（配套系统）得不到支持，因为太小。有的政府采购招标书，指明要用西门子、发那科的，功能部件也指定用外国货，这是违反招标法的。”

    “俄罗斯政府2016年出台719号文：政府招标采购机床，必须认证是本地生产的（要求2016年本地化率达30%，2020年达到80%），人家也要加入WTO。美国也有《购买美国货法》。尤其在当前环境下，政府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国产数控系统。”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敏佳表示，“我们每年进口几十亿美金的机床，相当于几百亿人民币，如果拿一半给国内制造业，不至于有这么多企业陷入困境。现在光靠市场无形之手很困难。社会主义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要在机床行业得到体现。”  

    武重机床的李升建议“04专项”应当给机床制造企业一个应用和“练手”的机会。他说，“04专项”凡是做得好的，都是企业跟用户深度结合、联合攻关、协同创新，大家共同解决问题。如北一牵头，联合武重、齐重、齐二和清华、华中科大、哈工大等四五家高校，一起做重型机床的共性基础研究，互相交流，效果很好。

    第六，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对此问题，企业已经反映多年。国家将增值税从16%减到13%，但在机床企业效果并不显著，原因是供大于需，买方乘势压价。另外，很多企业因融资成本过高，严重挤压企业利润，导致企业研发经费不足。1998-2008年，国家对数控机床实行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对数控技术的普及功不可没，目前这一政策是否可行还值得讨论。有专家建议，机床行业可参照财政部、税务总局、发改委、工信部《关于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2018.03.28）所涉的政策，对高精尖、智能型数控机床企业，实行相应鼓励措施。

    第七，金融支持。有专家建议，可考虑设立机床产业发展基金，面向企业、面向产业链，针对新产品新技术研发，进行持续的支持。

    第八，实事求是地进行国企体制改革。专家指出，混合所有制改制的经验教训应该认真研究。不要为混而混或搞“拉郎配”，怎么有利于机床发展，就怎么改革。一事一议，一企一议。宁江机床一度由五粮液控股，永华机械由房地产商投资设立，只要把机床搞好就行。现存国有重点机床企业，一定要把体制机制理顺，发挥好行业骨干作用。机床是资金密集、知识密集、（技能）人才密集型行业，企业需要多年的团队、技术、人才积累，新兴民营企业光靠挖人，短期内也不可能取代老企业。

有专家认为，企业补充资本金，可以是国有资本参股、社会资金控股，或者几个国有资本股东相对参股，作为一致行动人。一些属于高精尖机床业的民企，也可对国有机床厂进行股权投资。但对于国家重型装备因利用率低出现企业亏损的，国家应该给予补贴政策。

                               （编辑  碣石）

　　1906年，钨最早应用于制作白炽灯丝，照亮了一个时代。100多年后的今天，钨拓宽了应用，在非照明领域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将直径17.4mm的3公斤的钨坯条，通过锻打、焊接和反复的拉制，制成高度精密的细钨丝。最细的钨丝8根绞合一起，才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5公斤的粗钨丝拉成一根细钨丝，长度达1600公里，相当于从福州到北京的距离。

    虹鹭是世界三大钨丝制造商之一，也是国内首家实现钨丝出口的企业。在我国节能灯发展巅峰的2012年，中国节能灯产量占世界的80％，而其中80％的钨丝来自虹鹭。2012年虹鹭生产的细钨丝达到132亿米，足以绕地球325圈，可造出150亿个节能灯泡。“有灯的地方，就有虹鹭的光芒”——这就是钨丝行业的领军企业，厦门虹鹭钨钼工业有限公司的力量。　　

1992年，厦门钨品厂（现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成立了虹鹭钨钼。1995年又引入战略投资者——韩国大韩重石超硬株式会社，虹鹭成为国有控股的中外合资公司，董事长是庄志刚。

梦想：让全中国灯火通明

　　1985年，庄志刚毕业于东北工学院，分配到厦门钨品厂。但“到了厦门岛却找不到厦门钨品厂，打听了半天，才得知该厂在偏远的海沧，需要轮渡码头坐船过去。”

    第二天，庄志刚搭乘每天一班的运菜船前往海沧岛，找到钨品厂。当时，厂里只有几栋旧厂房，其余都是荒地，院里还有牛在吃草。

　　钨品厂的前身是厦门氧化铝厂，1982年开始转产钨制品，1984年更名为厦门钨品厂。转产更名当年，盈利12.7万元，结束了20多年亏损的历史。看到中国照明市场的发展前景，厂长刘同高将工厂长期发展定位于钨深加工产品。

    中国是钨矿资源大国，但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还只能出口钨的初级产品，比如仲钨酸铵（APT）、钨精矿，出口钨粉都很难，出口硬质合金或钨丝，更是难上加难。1985年，厂里招了12名大中专毕业生，为建立深加工生产线做准备，庄志刚就是其中之一。

进厂后第二年，庄志刚和和其他两位大学毕业生被派到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学习钨丝加工技术。1989年，庄志刚离开钨品厂，到厦门某中外合资企业就职。3年后，刘同高厂长动员他回厂创业。老领导的鼓励和信任，激励着这位年轻人。“我很敬佩刘厂长：他动员我回厂那段话一直记在心里。让全中国灯火通明，也是我的最大梦想。”庄志刚慨然响应刘厂长的召唤，回到钨品厂筹建虹鹭。1992年9月，厦门虹鹭钨钼工业有限公司成立，投资总额800万元。

引进消化，博采众长

    从后道加工到初步形成生产线

回忆虹鹭的成立，庄志刚感慨万千。

　　虹鹭成立之初，投资大，负债重，原材料紧张，公司连年亏损，连生存都困难。“最困难的时候工资都发不出来，我每个月要去找兄弟公司化缘，借钱发基本工资。总经理太难当了。当时我想，照明产业的前景蛮好，我们也有理想把钨丝产业做大，但是按现在这样做下去，公司就会消亡，不改变就没有出路。”

    庄志刚决定：尽管眼前这么困难，也必须自己把粗丝做起来，保证原材料供应，这才不会受到外界的限制。

    一次偶然的机会，打听到韩国有一家公司——大韩重石超硬株式会社（现名Taegu Tec），想转让部分设备和技术。这家公司是厦门钨品厂的客户。1995年5月，大韩重石超硬株式会社正式投资入股厦门虹鹭。虹鹭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700万美元，总投资1000万美元，建起了粗钨丝生产线。虽然最初的生产能力只有100吨粗钨丝的规模，但从没有初级材料到自己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生产线，这对于公司的发展，确是一个里程碑。

    以我为主，拼盘引进

    虽然建了这条100吨坯条生产线，但因为投资太大，产能太低，所以体现不出投资效益，还是不挣钱。于是庄志刚考虑：如何构建一条能够超越别人的生产线？当时一些企业引进日本东芝、东邦、日本钨的技术装备，几乎都是1.5Kg坯条生产技术。如果延用过去的老方法建生产线，那就永远是跟在人家后面。虹鹭既然已经引进了大韩重石的3Kg垂熔技术，何不借鉴其他国家、其他企业的技术，做个“点菜拼盘”？

　　于是，虹鹭分别引进了日本、韩国、加拿大、英国、美国的设备，再加上公司自己研发的设备，自己消化吸收，开发和这条生产线配套的整个工艺流程。因为是“拼盘”，没有人提供软件，软件是自己开发的。

同样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别的企业都是从国外某企业完整地引进生产线，虹鹭则是立足自主、博采众长，引进、消化、吸收、改建、提高。这种办法比成套引进现成生产线难度大、风险高，但由于吃透了工艺和控制规律，更具优势。

创新为基，质量为王

　　形成配套生产能力，公司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不过，企业当时最大的困境就是“小”，不能形成规模，没有话语权，没有核心竞争能力，企业如何才能走出这个困境？

    庄志刚的结论是：唯一的办法，不仅要引进消化国外技术，还必须自己研发设备。购买外国设备太昂贵，财务负担太重。要想扩大产能，只能自己突破关键技术，自己做设备，才能降低设备投资的费用。

　　引进“拼盘”，改变了虹鹭的产业链；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实现了虹鹭的扩张壮大。

    突破精密模具技术瓶颈

　　虹鹭做设备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把自己研究开发的工艺和技术融合进去，提升设备的性能，开发行业领先的专有设备。庄志刚举了一个模具的例子：

     钨丝制造，模具是核心。金刚石模具的拉孔最小不到10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1/8。当时，超细孔径金刚石模具的制造技术基本由国外企业控制，他们卖给我们的价格，比国内价格高2-3倍。虹鹭要扩产，金刚石模具又是易耗品，模具问题不解决，企业成本就降不下来。于是，庄志刚把国内众多知名模具厂的代表请到厦门，商谈供应超细孔径模具问题，而国内厂商没有一家能做好虹鹭需要的模具。

    “国内买不到，进口价格又太高，而且在供货时间和数量上都受制约。只有把自己的模具做起来，虹鹭才能继续扩张发展，”

    虹鹭找到世界四大著名模具企业，先下订单买他们的高价模具，然后谈条件：第一，我买你的模具，你必须让我的人到你工厂去培训学习；第二，你必须卖给我制修模的关键设备。

    通过派人去学习培训、消化吸收，再买回设备反复磨练体会。技术上有了把握，就开始试做模具，反复摸索改进，最后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模具生产线。有了模具生产能力，公司实现了所需模具的完全自给，还可以外卖。

    钨丝制造行业是一个很小的细分市场，国外模具企业也不是量身定做的。虹鹭进口模具之后，还要经过修磨改造，才能用于钨丝拉制。自己做模具，不仅成本降低，而且更适合拉细钨丝；用自己的模具拉制的细钨丝，品质更好，更具有竞争力。今天，虹鹭制造金刚石拉丝模的实力，已达到国内一流。

    公司领导们总结：高质量精密模具制造能力的形成，是不断地消化吸收和技术创新的成果。如果关键生产设备被外国人垄断，自己辛辛苦苦挣的利润又要用在高价进口外国设备上，企业就无法主导自己的命运，也更难以形成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有了原材料供应，装上了“拼盘”生产线，解决了扩产瓶颈——3Kg垂熔机问题和高质量精密模具供给难题，企业“劲就有地方使了”。

　　庄志刚带领技术团队，系统性地对比研究中国钨丝制造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提出了以钨掺杂、制粉、垂熔、焊接、压力加工等一系列工艺技术创新为突破口，结合装备技术改造和工装模具的技术进步，精心组织、科学攻关，解决了几十项技术难题，成功地开发出高性能单根重3-5Kg细钨丝和单根重8-12Kg粗钨丝。两项新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荣获福建省优秀新产品一等奖，替代了进口产品，填补了国内市场产品空白，结束了中国不能出口细钨丝的历史。

    开发节能灯用高档钨丝

　　20世纪90年代，公司已成为国内行业龙头。从2000年起，公司产品的销量、质量和经济效益连续多年位居同行第一，跻身全球钨钼丝材企业三强之列。公司产品近40%出口到国际高端照明市场，是世界三大照明公司（美国GE照明、荷兰飞利浦照明、德国欧斯朗照明）的中国钨丝唯一供应商。

　　节能灯的兴起成为虹鹭跨入新世纪的第一个挑战。节能灯的灯丝仍由钨丝构成，但是对钨丝直径的均匀性要求更高，这实际上是对钨丝材料稳定性和品质的更高要求。

虹鹭领导层判断：节能灯将是未来市场的热点。公司决定大力开发节能灯用钨丝。现实市场的走势和市场预测完全吻合。如今，全球节能灯用钨丝的60%以上都使用厦门虹鹭的钨丝，厦门钨业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钨丝供应商，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虹鹭借助中国节能灯的发展，创造了一段“有灯的地方就有虹鹭的光芒”的辉煌历史。　

管理为先、品牌致胜

　　2000年，虹鹭受邀参加美国通用电气集团公司的供应商大会。“通用电气是爱迪生创办的，而爱迪生发明了白炽灯泡。通用电气有自己的钨丝产能，但还是选择我们作为唯一外部供应商，我们倍感自豪，这是对虹鹭的认可。虹鹭的品牌终于走向世界。”公司领导至今对此感到骄傲。

    2001年，虹鹭牌钨丝首次打入美国通用电气匈牙利公司，这标志着中国钨丝产品正式走出国门。

　　庄志刚回忆：“从创立开始，我们一直坚持做‘虹鹭牌’，当时非常不容易。刚成立虹鹭时，合资外方是国内产能最大的企业，名气大，粉丝多。他们曾建议我们做他的加工厂，贴他的品牌。当时虹鹭刚起步，而且只是一个小小的改拉厂，由外方带我们走一程，路子当然顺利很多。但是我从心里就不愿意。我们一定要做虹鹭牌，只有通过自己过硬的产品质量，才能创出自己的品牌价值。”

    在市场上让人尊重，必须把质量做好，把服务做好，产品才有竞争优势。仅靠低价竞争是没有出路的。虹鹭的企业经营理念，始终坚持两条原则：一是技术创新，人家教给我的，不仅要学会，还要努力超越；二是品牌塑造，必须创出自己的品牌，通过质量来打造虹鹭的品牌。公司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不求产量最大，但求质量最好”。

　　技术创新，就是不满足于模仿跟随，要不断突破、不断完善。早先国内多数企业传统拉丝工艺是用苏联的单模拉丝技术。但国际上流行的已经是英国、日本的多模技术，放线收线两端，中间要经过四道、六道甚至更多道模具。很明显，多模技术效率高，能耗低。当时这个技术在国内没有推广开，很多企业买的先进设备却在“睡觉”，用不起来，因为对工艺技术的要求更高。比如，通过每一道模具的金属流量如果没算准，就很容易拉断；多模技术对模具精度的要求也非常高。但虹鹭想方设法突破这些难题，掌握先进技术，把它用于生产。

　　需要突破的，不仅是要吃透新设备和新技术，更需要克服管理上的难题，管理就是做人的工作。很多工人不愿意用新设备，因为师傅教的是单模技术，而且老设备用惯了。但是传统的设备和技术效率太低，又占地又耗能。

    质量的提升与把控，核心是人。公司极力在转变机制方面下功夫，打破平均分配制度，建立绩效管理体系，让工人关注质量、关注效率。

    首先在公司内提倡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其次灌输“一切为客户着想，为客户创造更高的价值”的观念，除了保证产品的质量外，还要了解客户的需要，为客户服务；最后是制度建设，特别是分配制度、薪酬制度的改革。

　　虹鹭有句格言：“一丝不苟”。这有两层含义：一是工匠精神的一“丝”不苟，另一层含义是，每根钨“丝”的质量都要精益求精。这是虹鹭的质量方针，也是打造虹鹭品牌的核心。

　　在“为客户创造更高价值”的经营理念指导下，公司坚持“提升经销商知名度，为经销商创造更高价值”、“提升终端客户粘合度，为终端客户创造更高价值”的宗旨。

    在产品质量方面，公司积极了解客户需求，结合自己在钨丝生产中的技术积累，对线切割电火花放电原理深入研究，根据客户的使用特点，对不同切割材料进行研究分类，开发出满足不同切割材料所需的线切割钼丝。

    在产品营销方面，通过线上服务终端客户，线下终端客户与经销商成交的O2O模式，让终端客户与虹鹭在互联网上有良好的互动，建立信任关系，使经销商与终端客户更加顺利地成交，让终端客户不断受益，让经销商更加轻松地经销“虹鹭”品牌。

虹鹭不断完善管理体系、全面推进质量管理、完善薪酬体系。公司领导尽力让广大员工了解自己与公司的鱼水关系，只要公司不断发展，效益不断提高，个人的工资收入也会随之改善；广大员工充分认识到薪酬与自身工作业绩和任职资格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从而激发广大员工努力工作、不断学习、提升技能、丰富自我的积极性。

钨钼材料的革新者

　　从传统的白炽灯，到荧光灯、节能灯、卤素灯、HID，到近几年飞速发展的LED，虹鹭一路走来，一直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不断自我革新，引领行业发展。公司从弱小逐步发展壮大，不仅要虚心学习，更要善于总结提高，很多时候看似“运气”，更重要的是机遇来临之前的准备。

　　面对未来，面对挑战，庄志刚和虹鹭如何面对？

　　“我们要做好我们的主业——细钨丝，抓住‘金色的尾巴’。全世界的同行都停止生产钨丝了，虹鹭仍要做到最后，这是我们坚持的方针。高端汽车灯用钨丝市场是虹鹭在照明领域最后一块阵地了。” 虹鹭副总经理李明琪解释道，“汽车灯用钨丝必须在2000多度的高温下长期稳定工作，同时钨丝还必须承受巨大的无规则振动。”2015年，为了持续稳定的保障高端照明钨丝的生产，虹鹭开始推行零缺陷的质量管理。

    蓝宝石长晶炉热交换器

　　但是，LED的发展终究是照明发展的大趋势，照明用钨丝市场需求量的下滑已不可逆。面对挑战，庄志刚的思路很清晰：利用公司团队优势和技术优势，整合新的资源，拓展新的产业空间。

    虹鹭的工程技术人员经过深入研究，将生产钨杆的工艺成功引入蓝宝石长晶炉发热体用钨杆的制造，开发出长寿命、低变形量的钨发热体。目前这种材料的钨发热体已经成为蓝宝石生产企业的首选材料，综合性价比提高了很多。

    蓝宝石等晶体具有抗腐、高硬、耐磨、熔点高、耐高温等特点，除应用于LED产业以外，还被广泛用于可穿戴设备、手机显示屏、军事、医疗等多个领域。蓝宝石的应用范围将随着成本的降低逐步扩大。

　　蓝宝石生产所用的“热交换法长晶用旋压钼坩埚”和热交换器，一直是国内厂家的弱项。之前蓝宝石企业所使用的旋压钼坩埚和热交换器，基本全是国外产品，价格非常昂贵。前些年，蓝宝石价格经历了30美元到8美元左右的滑坡，降低耗材成本，成为蓝宝石生产厂家的当务之急，但国内能做出高质量旋压钼坩埚的企业却屈指可数，能做热交换器的厂家只有虹鹭一家。

    热交换器是热交换法生长蓝宝石的核心部件，用于控制热场的温度梯度。制作难度大的原因主要在于它有一米多长，而且外管还是盲孔，对于设备精度和操作人员的要求都非常高。

　　目前，厦门的LED产业已形成较齐全的产业链，独缺蓝宝石的设备制造及生产这一环节。虹鹭的钨钼制品为21世纪新材料——各类晶体如蓝宝石、单晶硅、激光晶体等提供核心的热场。同时，高纯钨和钨钛等钨合金靶材，将助推厦门的LED和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和全产业链的形成，摆脱对国外先进材料的依赖。

    钨聚合物新型射线防护材料

　　在产品展示间，记者看到一套非同一般的防护服，这是钨聚合物新型射线防护材料做成的。经国家权威机构检验，新材料达到了防护要求。材料本身无毒无害，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射线防护材料使用铅的污染问题，是一种新型环境友好材料。将钨这种“刚硬”的金属，驯化成“柔软”的材料，做成防辐射的衣服、手套，比铅制的防护制品更为轻便，可广泛应用于医疗、核工业和军事领域。这是虹鹭在钨钼材料领域的一项革新。

　　作为业内最先进的射线防护材料，虹鹭推出的钨聚合物新型射线防护材料，充分利用了以钨为主的新型功能复合粉体材料对射线的屏蔽功能，以高性能聚合物为基体，采用特殊加工工艺打造，既保证了产品优良的射线防护效果，又确保了轻量化及柔软舒适性。以它为原料制作的医用射线防护服，无论从防护效果，还是材料的舒适度以及减重等方面，均优于传统铅橡胶产品。样品的各方面指标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填补了国内在该领域的技术空白。

钨钼材料科技领域的创新型企业

虹鹭是首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国内钨钼加工行业首家企业博士后工作站，与中科院金属研究所联合成立了稀有金属加工实验室。近年来，虹鹭持续不断投入研发力量，致力于与公司主业相契合的新材料、新产品的创新及研发，希望在光源、半导体、高温炉等钨钼传统应用领域以外，开拓出更广阔的市场。

　　在国家“十三五”规划期间，虹鹭公司参与国家科技部的基础材料研究，参与和负责相关课题研究，为国家基础研究贡献光和热；同时，虹鹭公司还参与中科院STS项目一项、福建省科技厅产业引导项目三项、福建省发改委产业化项目一项。虹鹭公司始终致力于成为钨钼材料领域的技术创新型企业，坚持把掌握核心技术当作企业未来发展之本。

从1992年的年产3亿米细钨丝改拉小厂，到如今钨丝产销量世界第一，厦门虹鹭历经风雨，跻身世界三大钨丝制造商之一，实现了“有灯的地方就有虹鹭的光芒”。作为创业者的庄志刚豪气不减当年：“我希望虹鹭有一个新的飞跃，再规划一些新的产品，产业结构做一些调整。我希望助推虹鹭实现高质量增长，攀登上新的台阶。”

（编辑  苏歌）

目前，美国在金融领域的软实力相当强，在全球支付清算体系、在信用评级领域、监管领域以及国际金融的话语权等方面，相比中国都具有优势。美国的金融市场经验和人才优势也相当明显。我们对中美博弈在金融领域的严峻形势，要有足够的预判。

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占三分之二以上，内地对外证券投资资产约5000亿美元，其中27%是美国的证券资产，银行业有1.17万亿美元，对外资产70%是以美元计价的。

美国利用国际市场话语权唱衰中国

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是很深的。美国以其现在的地位，可以在很多方面使中国在国际市场受到影响，比如通过美元清算和SWIFT体系影响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全球的经济活动；我们在美国市场以及从国际机构的融资，也可能会受到限制。

如果发生汇率战，一种可能是美国金融机构唱衰人民币，促使中国的资产外逃；另一种可能是美国政府逼迫人民币升值，由此降低中国的竞争力。还有一个极端的情况，美国可能冻结中国政府和机构在美国的资产，甚至通过“长臂管辖”约束其他国家对中国出口大宗商品，尤其是限制对中国出口石油和紧缺资源。现在美国制裁伊朗或者是其他的国家，都是采用这样一个手段和方式。还有一个领域，就是美国利用话语权方面的优势唱衰中国。它的评级机构可能会降低对中国主权评级和金融机构的评级，从而提高中国的融资成本，并可能直接导致资本外逃。

美国的驻外机构会利用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影响市场定价，这在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在土耳其，美国的摩根唱衰土耳其里拉，导致里拉大幅度贬值。最近，花旗和美林都在降低中资金融机构在香港股市的估值，此事跟目前香港的政治形势以及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关系是很明显的。一旦中美博弈进一步加剧，这种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比方利用它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大幅降低对中资企业的估值，导致大量抛售，或者使我们在国际市场的融资受到重大影响。我们在香港、在美国、在伦敦上市的企业，都要有这方面的准备。

中资机构“走出去”要建立自己的服务体系

现在很多中资企业走出去，在海外所在国家没有自己的服务体系和产品，很大程度是依靠外资机构、特别是美资机构的网络体系、服务和产品。未来如果中美发生金融战的情况下，这些外资机构可能从这些服务中退出来，从而对中国在海外的企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华为的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捕，跟汇丰提供的信息有关。未来是否会有更多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要有所准备。

我们要有应对措施和提前布局

总体上来看，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金融战有三种可能：

第一，有一些摩擦和对抗是可以预防的，或者我们掌握相对的主动权。比如说汇率，美国如果要打汇率仗，我们手里调控的工具比较多，有一定的防范能力。

第二，有一些是我们没办法逃避的，比如说美国使用SWIFT清算体系，或者冻结我们在美国的资产等。

第三，要有底线思维，在一些方面要提前布局。比如说外债的数量、外债的结构，以及外资、尤其是美资在中国金融机构的持股，应该事先做好准备，万一中美经贸关系进一步恶化，我们相应的底牌和保护措施是什么。

为此我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要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争得主动，尽量减轻受到的冲击，首先我们自身的市场不能乱，特别是金融杠杆率不能太高，这非常重要。第二，我们金融市场资产不能有泡沫，泡沫就是金融市场的薄弱环节。另外，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道路和信心非常重要，否则就会因为某些波动的力量导致大量的资本外逃。要建立宏观的安全线，关键是以下几个方面：（1）要控制外债的比重，对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债的比重往往是金融脆弱性很重要的影响因素。（2）外债的结构要注意优化，短期外债在整个外债中的占比要有控制，因为短期外债会导致资本的大进大出。（3）要掌握有效工具控制资本的流动。这都是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应对外部危机和外部冲击很重要的经验。不过，在目前市场发展情况下，我们需要发展什么新的工具，这个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要控制美资对中国金融机构控股的比重。外资在中国的五大银行占比是不断下降的，从2012年资产占比49%逐渐下降到现在的37%，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中，我们银行业的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考虑国家的安全屏障时，我们一定要评估现在在新的市场格局下，我们这些屏障是不是足够的坚固。另外，我们“走出去”的金融机构要有稳健的根基，不能轻易地触碰到美国的核心问题。只有我们自己足够稳健，才能够避免在这方面出现风险。

第四，应对美国挑战，需要争取尽量多的同盟伙伴。同盟一定是要在有制度保证的紧密的经贸关系基础之上才能形成。当然我们跟美国相比，同盟的力量还是有相当的差距。

人民币国际化能够促使中国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是很长的，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也会成为外国的力量冲击中国市场的一个渠道或因素。所以在开放市场条件下，人民币国际化并不是降低外部风险的根本途径。

我们要准备足够的工具箱，一旦美国打击中国的海外资产，我们就要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同时，还要监控国内外市场的动向，尤其是当前，香港市场很可能成为美国对中国发动金融打击措施的一个敏感地域。

                                （编辑  季节）

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深刻变化

最近，我读了大量有关中美关系的文章，得出这样的一个印象，即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它原来是自由主义的，现在变成了保守主义。以前美国是推动一些国际机构去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它是把这个转过来了，对这些国际机构不满意。美国要“退群”了，甚至连联合国它都要退出。

    第一，我们不能再停留在幻想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我们应该有深刻的认识，将来民主党上台后美国外交政策会不会有所变化？不好预判。但是如果特朗普竞选连任以后，起码今后6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我们要认识这个问题，不能抱有幻想。

    最近媒体公布美国100多名学者的信，我们报刊上又出现了乐观情绪，说美国没有形成共识等等，我认为这是基本上没有看透美国。所谓形成共识，是在科技、经贸领域里有高度的共识，而在与中国为敌的战略和军事领域，确实不是大家都一致。现在掌权的强硬派是要在战略和经济领域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

    第二，中美关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你看了莱特海森2010年的国会证词，你就知道现在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全部是按那个论调走的，千万不要盲目乐观，中美关系正在不断变化。

    第三，人民币贬值带来的影响。人民币“破7”，对中国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需要进行评估。汇率主要是经济的表现，现在我们对中国经济表现的数字掌握不全面。我们公布的对美贸易数字是以人民币计价，但是人民币是贬了值的，为什么不以美元计价？以美元计价和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数字是不一样的。到底中美之间贸易发生了多大变化？美元下调、美元贬值对人民币和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效果和影响？我觉得这些基本信息都需要准确把握，同时需要认真研究。如果人民币跟着贬值又是什么样的影响？这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人民币汇率、股市、债市，也需要有准确的数据信息进行研究。外电说中国的债市估计是260万亿，其中公司债约占三分之二，这是他们的估计。我觉得差不多是这个数。就是这个债市，今年1到5月份，债务违约已经出现125起了。汇市、股市、债市都有不确定性。

第四，以美元作为武器的可能性。我认为美国现在不会把美元作为武器和中国打金融战，因为它是严重的双刃剑，比贸易的双刃剑的作用还要大。如果以美元作为武器跟中国干，美国的损失不会小，除非两边真正打起来，那就是热战了。在热战没起来的时候，不至于用美元作为武器。

    我们判断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必须要掌握准确的数字，如果没有掌握准确的数字去判断，这是说不清楚的。但是现在最困难的就是我们不掌握基础数字。

    我们到下面去了解，有的企业出口非常好。我问企业美国订单怎么样，他们说美国订单不少。有的企业就说，前一段美国订单一份没有，大阪会议之后，美国订单来了。但是同时又告诉你，我这订单两年之内必然会转移。

据美国商会统计，美国企业从中国转移出去约三分之一。这些企业主要是把对美出口产品生产部分进行转移，是部分转移，不在中国的生产线都转移。

重点是把中国经济搞上去

中美之间的矛盾要想解决，主要在中国自己，并不在美国。就是中国自己发展得好，科学技术突破的多，中美关系就好。如果你自己发展不好，你经济不行，民营企业都倒台，科技创新没有大量的投入，那中美关系就搞不好，它就会挤压你。

我觉得我们对于制造业的认识有问题。经济的基础是制造业，甭管是低端、中端、高端，刚开始只能是中低端，然后逐步过渡到高端。制造业是经济的基础，现在我们贷款支持制造业的比例，还不到10%。

中国自己把自己的事办好是关键，特别是在目前，把经济发展好是关键。如果我们现在经济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障碍。

                                 （编辑 季节）

我们首先要关注一系列高科技在金融业的发展，比如人工智能在金融界的快速应用，金融互联网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即将面临的金融战，极有可能会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出现。美国的facebook推出了一个Libra（加密数字货币），有人说这是添乱，对特朗普来说也是添乱。但现在这些电子产品随时都可能出现一些难以预料的新品种，这对我们监管部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些事情全是新的，新概念、新思维。我在保监会任职的时候就感到，我们监管部门的领导层，我们的司局长、处长们，对这些日新月异的金融互联网缺乏基本的认识。这是我们在监管方面可能遇到的一大难题。如果你没有搞懂它，那么你的监管政策要不然是处处漏洞，要不然过分监管，但这都是失于监管。

金融战可能的形式

关于金融战的形式，我想可能会有两种：一种是以政治经济手段使他国的金融体系出现难以为继的问题，进而使金融业陷入混乱；还有一种就是主动发起电子攻击，通过黑客入侵等手段，使他国的金融交易系统陷于完全瘫痪状态。

我曾经不止一次讲过这个问题。目前，黑客入侵瘫痪交易系统已经是一个事实了，并不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有的时候对方只是在考虑要不要采取这样的手段。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种防范的能力。防范能力一是要做好防范的预案，二是一定要确保有一支懂技术、懂管理，能够应对突发性事件的技术队伍。

中美贸易战会扩展到金融战吗

中美贸易战是否会向金融领域发展？我认为，这场贸易战可以说已经影响到金融领域了。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以及金融等领域都是交织在一起，而且是趋于一体化的。贸易战本身就是政治与经济密切交织的一种状态。任何国家之间的贸易战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渗透于整个政治和经济领域，包括金融领域。中美这场贸易战，应当说政治色彩非常浓重，似乎处处都和特朗普的选战相关。有人说随着特朗普当选大局趋于稳定，各种相关的战事都会有所平定，这种说法只是从短期目标来判断。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要求我们不断扩大开放金融领域。去年博鳌论坛上，我们国家又宣布要进一步放开金融的准入。对外开放金融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趋势，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包括经常项目和资本项下都可以自由兑换。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金融开放的过程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加以把握。从这两场危机的情况看，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要守住本国货币完全自由兑换这一关口。这可能是老调重弹，但这个老调还是要弹的，特别是在防范外部风险时，心里要有这根弦。

如果说1997年、2008年这两次金融危机，我国人民币是完全放开、可以自由兑换的，那么我们手里真就没有阻断武器了，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就是另外一番天地了。1997年，我当时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一个亚洲金融危机跟踪研究小组，天天写快报，国务院领导也曾做过多次批示；当时我们对于守住人民币自由兑换有直接作战经验，有很深的切身体验。今天围绕人民币自由兑换问题，我们依然面临类似的压力，有许多人以多种理由进行全面开放的游说。我觉得，应对之策就是逐步放开一些领域的金融准入，在达到必要的条件之前，切不可实施完全的人民币自由兑换，必须稳步推进。

中美博弈要关注哪些风险点

中美贸易博弈是否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大家都知道，贸易战可能会影响外汇储备的存量、影响股市、影响汇率，是否能够构成金融风险，要看影响的程度如何。虽然目前多数人都认为，目前状况还称不上明显的风险。但金融风险的特征是传导性很强，金融的这种传导性要比多米诺骨牌快得多，属于瞬间传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有多少百年投资银行瞬间倒闭。因此，对金融风险问题要注意观察。

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们有很大的困惑。目前在政治和经济快速一体化的进程中，一些搞纯学术的经济学家只能做一些学术性的研究。如果你要试图提出有可操作性的一些政策建议，就需要将经济理论和政治态势融合在一起，进行跟踪式的实时研究。

我们感到，在研究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时难度确实很大。比如说很难对一些金融风险点进行判断。我觉得，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三点可以加以关注：一是国际政治因素中人为的影响加大；二是经济局势的不确定性因素激增。三是信息不对称加剧。这种状况使得过去的一些政策性工具的可操作性趋于弱化。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