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美国大选牵动了世界神经。特朗普再次当选，凸显美国政治生态的光谱变换和社会撕裂的严重程度。在特朗普2.0时代，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走向如何？中美关系将如何演变？无疑是当前国内外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为此，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24年11月12日在北京举行“美国大选后形势及新政府对华政策”研讨会，由孔丹理事长主持。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在特朗普2.0时代，中国将进一步面临来自战略层面和经济科技层面的双重压力。中方应坚持对美既定方针和与美缠斗的策略为主轴，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以活跃国内经济和货币金融手段对冲美高额关税对我国的影响，强化与亚太和欧洲及“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和科技关系，利用好RCEP及美欧经贸关系可能变化所提供的机遇，应对特朗普对华政策调整带来的变化。

特朗普再次当选的时代背景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原秘书长丁奎松指出，2024年美国大选是近年来最复杂、选民群体最分裂的一次选举。民主、共和两党起初是拜登与特朗普之间的竞争，之后变成哈里斯与特朗普之间的对决。哈里斯在保持拜登主要的内外政策基础上，在政治光谱上趋于中间偏左的激进自由主义路线，更加注重价值观、法制等社会议题；提出“机会经济”口号，强调关注黑人、拉丁裔等中下层百姓利益，承诺不对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下的百姓加税；维护《平价医疗法案》，承诺提高制药公司定价透明度，免除低收入人群医疗债务；承诺促进环境友好型产业发展，走清洁经济道路；继承拜登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联盟战略，在对华政策上坚持“战略对手”的定位，在地缘战略和经贸科技等领域强调强化对华打压。

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研究员吕祥指出，从大选结果看，美国选民显然对哈里斯激进自由主义的一套主张不买账，反而对特朗普以民粹主义、重商主义为特征的内外政策主张更感兴趣，能够接受特朗普改革政府机构、打击腐败的主张。因此，特朗普不仅在选举人票上获得大胜（312：226），而且选民票也领先（50.4%：48%）；共和党重新夺回参议院多数席位（53:46），维持众议院多数席位（目前214：203），赢得全美27个州的州长选举，并使最高法院落入了保守派法官的掌控。特朗普及共和党已将美国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里，这为特朗普当政后即将推进激进的政府改革奠定了基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刘宝成指出，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实施的产业振兴计划成效明显。美国在先进制造业领域形成了具有综合性、立体化、连续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战略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任务分解清晰，机构分工合理，实施部门和人员具有较高专业性，政策和项目具有较高透明度，政府部门不得插手各类实体的具体决策。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救助措施保护了隐形冠军，为制造业回流维护了产业生态。自2022年以来，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的实施对芯片和新能源行业回流在短期内发挥了显著的刺激作用。总体来看，美国产业回流集中在电器设备、电子产品、化工、交通设备、医疗设备和器材等五大行业。

特朗普2.0时代美国内政外交政策走向

美国内政将受制于国内社会的“四重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魏南枝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将面临四重结构性矛盾的挑战。一是中心区坍塌趋势与边缘区供血不足的矛盾。美国领导的霸权体系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中心——边缘”圈层结构。冷战结束以来，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冲击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民族国家的主权能力，美国对其边缘区的剥削掠夺已不足以实现对中心区的有效供血，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正在加剧美国霸权中心区的坍塌趋势。二是国内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之间的矛盾。冷战结束后，美国社会阶级矛盾激化问题越来越突出，统治精英则用身份政治话语横向撕裂美国社会，用身份标签把人们分割为不同群体，并刺激美国各群体对立争斗，使得阶级矛盾和社会撕裂日益严重，削弱社会共识。三是党派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美国是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国家，各州和地方保有广泛的自主权，两党分别主政的州和地方很难贯彻统一的国家战略。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曾多次出现联邦和州的权力博弈。身份政治、政治极化和两党争斗不断升级，导致特朗普的施政前景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四是共和党内部三股力量之间的矛盾。目前共和党内有归顺特朗普的部分建制派、特朗普领导的“MAGA”运动、以马斯克为代表的新兴势力三股力量并存，这意味着即使在共和党内部，特朗普也需要和传统建制派进行一定的交易和妥协，以推动其施政计划落地。共和党内部围绕政治分肥的各种斗争在加剧，特朗普放言，清理共和党内反对派的做法已经点燃共和党传统建制派的愤怒。

美国对外政策将有进有退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李若谷认为，特朗普将用提高关税的方式弥补国内减税造成的政府收入减少，但并未充分考虑贸易对象对其进行反制和报复的可能性及后果。加之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权力掣肘因素大大减少，估计其推行极端贸易和关税政策的可能性会极大提升。

丁奎松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会更加义无反顾推行其各项内外政策。对内，他将突出和强化“内顾化”思维，摆脱“深层政府”掣肘，依托保守派亲信推进对行政当局、军队、情治部门等的结构性改革，推进驱逐非法移民和开发化石能源进程。对外，则以“美国优先”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理念确立美国未来战略重点、策略手段和利益交换机制，回归“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倾向于以推动主要大国双边关系为主的外交战略，要求美欧亚盟国更多负担美驻军费用，谋求重建“美国优先”的霸权世界格局。具体而言，特朗普将积极调整大国关系，以结束俄乌冲突为突破口谋求稳定美俄关系，甚至不惜以放松金融制裁或解冻俄资产等方式换取俄罗斯松动谈判立场，并尽可能在中俄关系中打入楔子；在中东维护以色列既得利益，进而推进阿以和谈；继续把能源作为“武器”，加大对伊朗、委内瑞拉等国的经济制裁和石油出口限制，掀起更多经济战、贸易战、科技战等。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任意认为，特朗普有意放弃美国对乌克兰的承诺和支持，减少对北约的承诺，将疏远和欧洲的关系。欧洲需要开始考虑建立自己的产业体系和防务体系，而不能再指望依靠美国。美欧关系出现的间隙，将给中国的地缘政治腾挪提供空间。特朗普意在减少对北约的投入，可能停止对日本、韩国的无条件国防支持，因而将大大减少中国所面临的美西方与日韩两国横纵联盟带来的压力。特朗普将更加聚焦本国的产业振兴，减少对南亚、拉美、中亚、东欧等地区的投入，将在战略上放低乃至“放弃”其中一些国家。这将伤害拜登政府过去四年为重修美国与这些国家双边或多边关系付出的努力，这种战略转移将给中国在上述地区创造更多活动空间，降低区域冲突风险，并总体改善中国的外部环境。

正思（香港）顾问有限公司总裁、香港特区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陈少波指出，美国在1992年通过的香港政策法案中，专门把香港澳门作为独立区域实施“富布莱特计划”，历年来安排大批香港学者专家、青年精英前往美国交流，并在香港成立了类似同学会的机构，对香港社会形成了潜在的持续影响。不过，在特朗普1.0时代，他终结了“富布莱特计划”。在特朗普2.0时代，他仍然不会有兴趣与意愿去继续推动类似的民间交流计划，不像民主党政府那样维系美国在香港的影响力。因此，美国对香港在这方面的交流渗透可能会告一段落。在意识形态较量和认知战层面，特朗普2.0时代会减少对自由亚洲电台、开放技术基金、国际媒体署等的投入，甚至可能削减人员。这将减弱美国对香港的认知战攻击，减少通过其认知战工具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香港的危害和压力。

美国将更加强调能源主权和产供独立

中国石油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原专职副主任吕建中认为，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十分强调能源独立。特朗普第二任期将进一步推进化石能源开发，维护美国能源主权和独立；提升能源出口能力，实现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目标；调整乃至放弃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相关政策。具体而言，特朗普将进一步支持传统能源发展，放松对国内油气开发的限制，鼓励增加国内油气产量，支持扩大天然气出口，把能源特别是石油的价格降下来；限制新能源发展，不认可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及ESG，反对过多投资新能源和实施价格补贴，但并不反对清洁能源、提高能效、发展能源技术，而是要追求一种务实、稳健的能源政策。

特朗普2.0时代的中美关系走向

中美两国可以实现“博弈式共存”

中信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穗指出，中美关系发展对于国际格局演变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中美关系是由两国的力量对比、战略目标、双方关系导致彼此的收益与损失、领导集团对局势的看法及政策偏好、社会舆论等因素共同作用而决定的，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要受到中国反制的影响，不是由美国一家说了算。中国只有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在各方面真正具备体系塑造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政策方针可以概括为：冷静研判、沉着应对、准备对抗、欢迎合作。冷静研判，是从美国国家生态的现状、发展、变化进行研判，既不要被美国政客的话语激怒，也不可被舆情摆布；沉着应对，是对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要沉住气，不能过度反应，自乱阵脚；准备对抗，是要把局面想得坏一些、严重一些，做好对抗的准备，我们虽然不愿打，但也不怕打；欢迎合作，是指解决中美关系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加强对话、促进了解、争取互有让步的中美合作。应该看到，中美两国谁也不应当把吃掉对方作为战略目标，两国间的对抗、斗争、博弈归根到底都是手段与过程，两国最终还是要在世界上共存，这其中蕴含着不同文明大国的关系哲学与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实现“博弈式共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任晶晶认为，特朗普再次当选将对俄乌冲突走向可能产生直接影响。特朗普2.0时代，欧美关系将面临新的动荡和重塑，俄罗斯坚持“转向东方”的势头将得以延续。中国应毫不动摇地坚持在国际斗争中的战略自主性，积极主动运筹谋划，争取和维护长期于中国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美两国在经济科技领域的博弈将进一步升级

国家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卢周来、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梅永红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将持续强化科技领域“关键十年”战略，重点推动半导体和微电子、人工智能、太空技术、网络与电信基础设施等领域技术发展；推出对华科技战2.0版，进一步加大对我国极限施压力度。美国对华科技战2.0版将具有烈度更高、打压更甚、领域更集中的特点。具体而言，美国对华科技脱钩将直接从“小院高墙”走向“大院高墙”，包括生物医药、农业科技等在内的更多科技行业将被美国政府纳入对华出口和投融资限制清单，且打压范围将从单个企业沿产业链、供应链拓展，管控层次逐步向远端渠道、迂回路径深入，“智能+新兴技术应用”将成为中美科技竞争博弈的最前沿和交锋面。

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将在科技、资金流入方面加大对华限制，将对我国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负面冲击，尤其是在创新氛围、高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将造成较为直接的影响。美国是全球第一大对外投资输出国，对全球FDI流向具有重要影响。拜登政府时期，美国FDI的流入规模明显增大，这同近年来美国大力推行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密切相关。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对一些企业产生了吸引力，这在特朗普任期有可能发生改变，他可能减少补贴，采取关税等“大棒”政策，从而对我国扩大开放、招商引资等工作造成压力，影响我国吸引FDI。与此同时，美国创投资金对市场的引导作用非常明显，美资下降对我国创投市场活跃度将造成重大影响。我国创投募资结构较为单一，一直以来都是以政府资金和企业投资者为主。而我国养老金、保险金规模实力强大，但囿于创投风险高、回报率不稳定，对股权投资和创投基金支持较为谨慎，耐心资本不足，创投行业“投早投小投创新”的氛围和生态还未形成。美国对科技人员的限制、对进入美国融资的限制以及对美国资金进入中国行业的限制对我国创新经济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入的。   

美国对华脱钩断链对双方都将造成伤害

魏南枝认为，集中资源对中国进行遏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必然选项。首先，美国在短期内没有对华开启全面热战的意愿与能力，大概率将采用代理人战争或制造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冲突，对中国进行消耗。其次，美国将深度与中国进行经济脱钩，将更加关注摆脱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依赖”，包括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阻止中国购买美国的企业，阻止进口中国汽车，强调“将关键供应链带回家”、“购买美国货”和“雇用美国人”等。尽管美国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中国产能的国家与地区，但可以此对中国进行讹诈，迫使中国进行让步。再次，以“中美脱钩”将中国推入“产业空心化”陷阱。自2018年中美双方爆发贸易战以来，美国推动“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政策，诱使或迫使中国进行产业向外转移，使中国陷入“产业空心化”陷阱，造成中国就业压力空前加大，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中年人收入降级，老年人缺乏安全感。。

丁奎松认为，美国将战略重点针对中国推进印太战略布局，以“美国优先”原则重构对印太两洋双边为主的战略经贸关系，重提“在公平对等基础上推进双边贸易协议”，致力于自由市场经济，与盟国加强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届时，中美关系可能在新的双边建构中寻求某种新的平衡。上任之初，特朗普将加重对华经贸施压，最大限度获取经济利益。特朗普宣称要对进口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这将严重冲击中美经贸关系。但大幅提高关税也将提升美通胀率。据美相关智库研究测算，特朗普对华加征60%关税将使美通胀率上升0.4%，如中国对美相应回击，则美通账率将上升0.9%。

面对中美关系新变局的中国对策

破除幻想，自立自强

卢周来认为，中美在新兴战略领域竞速，不仅是科技之争，更是国运之争。半导体产业立足以弱抗强，打持久战、整体战，在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下建立统一战线，坚定不移走自主可控发展之路，在智能时代，差异化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人工智能核心算法、高端芯片等方面，重视发挥我国庞大规模应用市场优势，将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先进材料、高端制造、新能源等领域，使千行百业形成快研发、快应用、快迭代的叠加增效效应，把握技术突袭与反突袭主动权。统筹运用科学手段开展技术预测，精准遴选技术方向、迭代优化重大项目攻关方向和技术路线，在我国技术领先领域和美国短板领域发起技术突袭，建立不对称优势；在落后领域着力塑造后发优势，回避研发探索风险，在工业体系优势实现追赶赶超。

吕建中指出，在中美能源和气候领域博弈中，中方应以底线思维出发，要应对美方能源武器化挑战；推动回到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恢复和扩大从美进口LNG；以传统能源企业之间的合作为抓手，向多能源领域延伸；坚持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领域进行合作交流；在应对重大油气地缘政治风险上保持沟通合作。

坚持扭抱缠斗、自主开放的竞争策略

陈卫东认为，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高质量开放体系取得良性效应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与全球市场的接轨，一些有利于创新的价值理念、投资管理规则将对我国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业态及以此为发端的数字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卢周来指出，应坚持以“两手对两手”策略，限制、弱化对手的打压，避免陷入与美西方全面脱钩和对抗。一是加快建立科技风险预警监测体系。完善风险监测预警协同工作机制，构建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开展常态化风险监测与研判预警，制定断供、制裁的应急应对预案，推动实现科技安全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研判、早应对。二是加紧开展反制裁专项行动。出台反制国外制裁的规章制度，储备多样化政策工具；梳理美西方严重依赖我国的原材料清单，以缠斗“互卡”方式迫使对方让步。三是协同推进破美盟与拓“南方”。充分挖掘与西方联盟“互利共赢”的空间，与“重要大国”“关键小国”形成国际创新合作布局。充分发挥我国规模化市场优势，形成基于创新链共享、供应链协同、数据链联动、产业链协作的一体化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深化与“南方国家”的新型南南合作，以技术合作“朋友圈”突破美西方脱钩的“包围圈”。

以效率和目标为导向推进国内科技体制改革

卢周来、梅永红认为，美国科技发展将进一步以效率与目标为导向，实行更灵活的决策方式、更高的运转效率、更优的质量水平。而我国科技领域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科研管理把程序与规则看得过重，而把效率与目标放在其次。为了应对特朗普发起的对华科技战2.0，我们应发扬我们党管理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以信任科学家为前提，强调目标管理，提供必需条件，构建能够真正调动科学家积极性的创新生态体系。与此同时，要加强中美民间交流，加强中美工商和文化界交流，发挥好智库及非政府机构作用，加大对美底层工作和以商促政工作的力度，推动中美两国建立多层次合作关系。

在营商环境和投资产业方面建立比较优势

陈卫东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应认真研究美国切断创新资金联系对我国可能造成的缺口和影响，在国内资金循环上围绕创新经济发展形成突破，真正推动新质生产力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要利用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夯实成熟产业链及配套，不断巩固、提升比较优势。要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规模效应为各产业发展创造足够市场空间，避免产业发展在低赛道中过度竞争与“内卷”。要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政策环境、税收环境，打通创投资金的循环体系，既给国内投资者带来确定性，也对外资产生吸引力，特别是要不断提高对美国以外的国际资本的吸引力。

魏南枝指出，我们应警惕我们被美政策诟病推入“产业空心化”陷阱。为此，亟待加强国内大循环，改善产业工人培养机制。一是改善制造业中小企业工作环境；二是提高劳动要素话语权，目前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收入分配要素中，劳动要素较低；三是提升产业工人收入待遇福利水平，推动产业工人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四是限制对一线产业工人和工程师的“减员增效”，强化政府有关部门和工会对产业新的发展形态下劳动者和劳动技能培养的主体责任。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问题根源在于资本全球扩张获取超额利润，拒绝反哺本国工人阶级。他们在对华舆论战中炒作“中国产能过剩论”，炒作“中国抢走全世界工作机会论”，将全球经济低迷、多国劳动者生活困苦等问题归咎于中国，我们对此应进行全面深入揭批。

在涉港台问题上健全法制、坚持斗争

陈少波认为，美国政府交接期内可能炒作香港议题，对此我方应有所防备。香港要尽快推动经济转型，从过去主要依赖欧美市场，转向东南亚、中东和全球南方。香港要尽快加入RECP，进一步拓展东南亚市场，通过商会、企业、同乡社团、NGO等拓展影响力，争取将东南亚打造成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缓冲区。这需要有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需要形成系统集成和工作机制。香港新范式基金会总裁邵善波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势必会抛弃过去的经济自由主义，转而推动产业政策、反思劳工政策和环保主义等。这为香港清理内部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问题创造了一个窗口期。香港应该在中央推动下，尽早系统启动去除“西方中心主义”工作。

关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台湾问题，丁奎松认为，在台湾问题上应坚持原则，对美售台武器、在台驻军等助推“台独”分裂活动的行径绝不让步，积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以美进我进、后发制人原则处理和应对台海局势。

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认为，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反对战争。拜登政府支持台湾民进党踩红线，但不允许过红线。特朗普则可能连踩红线也不允许。

推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进程，支持欧盟追求战略自主

任晶晶认为，当前俄乌战场的胶着态势为中国开展对美欧俄工作提供了难得机遇。中方应支持俄乌双方重启政治谈判解决进程，推动双方回归《新明斯克协议》设定的“诺曼底模式”。在俄乌及美欧各方之间更好发挥调停作用。同时，中方应积极鼓励和支持欧盟追求战略自主。一方面，中国应适应中欧“制度性竞争”环境，积极运筹中欧关系，防止“被脱钩”或“被阵营化”。另一方面，要防范欧美深度勾连，形成共同遏制中国的跨大西洋联合，防范欧盟被美国“政治正确”话语绑架，与美国共同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抹黑和攻击。

（编辑  季节）

2024年1至10月份，我国货物进出口总值为3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2%；按美元计进出口总值50676亿美元，同比增长3.7%；国际市场份额基本保持稳定，外贸表现亮眼。通常10月份是外贸备货高峰之后的低谷期，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是，今年10月份的进出口额按美元计增长了12.7%，这被解读为是应对美国下一届政府将对自中国进口货物征收高额关税的提前行动。短期的提前集中备货毕竟是杯水车薪，之后的中国外贸怎么走？

对华政策将成为美国新政府的一个重点

胜选后的特朗普正在配置其行政班子，对华政策走势将成为美国未来政府的一个重点。从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批准的《2024年纲领》中可以观察特朗普2.0时代对华事务的基调。

《纲领》提出了20项承诺，其中一些与中国有关，主要集中在经济贸易和国防实力两个方面。在经济贸易方面，《纲领》主张“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承诺“重新平衡贸易，确保战略上独立于中国，振兴制造业超级大国地位”，并提出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逐步停止进口必需品，并阻止中国人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工业企业”。美国未来政府对华政策将是中国外贸发展的最大干扰因素，中国的对策在于采取积极措施稳住产业链供应链，着力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双循环发展，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来对冲“小院高墙”，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全球南方现代化发展，引领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

美国新政府将出台强硬的对华经贸政策

　　一是继续执行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强硬的贸易政策包括对几乎所有进入美国的商品征收10%的全面关税，以及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将征收高达60%的统一关税。虽然具体的实施范围和节奏会有所调整，但大打关税牌来挑战中国无疑已是确定的，这必然会进一步破坏中美贸易关系，进一步降低双边的进出口占各自出口的比重。从中美贸易摩擦第一阶段的实际效果来看，加征的关税绝大部分是进口方承担消纳的，这就严重损害了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影响美国经济并威胁其就业，导致通货膨胀急剧上升，同时疏远美国贸易伙伴、打击全球贸易体系、引发全球贸易争端。

　　二是进一步限制中国对美投资和获取美国高科技。美国新政府将会进一步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安全审查，确保有效审查并阻止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中国投资。美国新政府还可能会出台新的法规，明确禁止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5G网络、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对美投资。还可能禁止中国企业参与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项目，如电网、交通和通信网络等。

　　三是抵制中国企业的全球投资活动。美国将联合盟友对抗中国投资和中国出海计划，即通过多种方式的国际合作增强对中国投资的全球监管。特朗普政府会拉拢甚至胁迫其盟友共同制定和实施严格且相互协同的投资审查标准，建立跨国信息共享机制，及时交流和应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活动，从而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的出海步伐。

　　四是扩大针对中国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制裁范围和力度。利用经济制裁手段，特别是将“长臂管辖”国内法律国际化应用，打击中国企业的国际运营。美国新政府会将更多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列入实体清单和制裁名单，冻结其在美资产，限制其与美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交易，并重点制裁涉嫌参与“盗取”美国尖端科技、所谓“侵犯人权”的中国企业。

　　五是加强对在美国华人学者的管控。重启或重新命名类似于“对华行动计划”的措施，加强对中国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审查和限制他们在美国的活动，从而为在美华人与中国的正常交流设置更多障碍，通过阻碍人员交流达到科技脱钩的目的。

中国的应对之道

　　特朗普未来的四年任期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挑战在于对中国极限施压和对全球贸易体制的肆意破坏，甚至不惜取消相互给予的最惠国待遇（其本质是正常贸易条件），这将导致中美贸易关系严重倒退。然而挑战并不是不可预见的，总体来说我方的机遇大于挑战。

　　美国新政府将继续对中国实行高科技特别是芯片领域的封锁，中国需要继续采取综合性策略来应对这一挑战，解决“卡脖子”问题。过去8年的战略相持结果显示，我们的综合性策略是有效的。在特朗普2.0时代，中国需要扩大国际合作以分散风险，需要加大拓展技术和市场来源空间的力度，需要根据环境变化主动调整布局，发展以我为主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美国新政府将重回“美国优先”和“孤立主义”路径，为孤立中国争取欧盟、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友，我国应为开拓新兴市场国家创造条件。在与欧盟的经济合作方面，可大力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的落实，进一步开放市场，吸引欧盟企业投资中国；同时，加大对欧盟市场的出口力度，推动中欧在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医疗健康等领域的联合研发，尝试建立中欧创新联盟，促进技术交流和转移；与日本的经济合作方面，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进一步落实，加强与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往来。促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署，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一带一路”“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推动全球南方的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推动联合国、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国际规则制定和改革，与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应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规则歧视和规则霸凌。

我国要增强中国市场和中国产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能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高反“脱钩断链”的能力；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建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冲“小院高墙”，畅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相互促进的循环体系，推动全球南方的现代化，为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动能，为真正的多边主义提供体制性支持，维护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的权威性，引领经济全球化向普惠、包容、绿色、创新的方向发展。

（编辑  季节）

尽管受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冲突外溢等因素的不利影响，全球贸易出现波动，但是2024年全球贸易仍然明显复苏。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贸易展望和统计》预测，2024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2.7%。与2023年下降4.6%相比，贸易增速可圈可点。

展望2025年，全球贸易复苏道路并不平坦，既充满挑战，也面临许多新机遇，全球贸易将表现为持续的结构性调整，贸易增速放缓。

制约2025年全球贸易增长的主要因素

2025年，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仍然广泛存在，但在不确定的全球经济中，制约全球贸易增长的一些因素却是确定性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将成为贸易回升的主要障碍。

一是关税战阴云密布，贸易保护主义有增无减。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特朗普再次执政。在美国总统竞选中，特朗普提出对中国等国全面加征进口关税，这将成为大概率事件。美国关税和贸易政策已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各国对美国将加征高额关税均表示担忧。在美国的干扰下，作为管理全球贸易的多边机构，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制约能力日渐式微；美国新政府加征关税的政策，难免引发全球贸易摩擦，一些国家之间相互设置贸易壁垒，加剧已经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竞争，也将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带来更加严重的冲击，打击全球经济和贸易复苏的势头。美国货物进口额将近4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的16%～17%，美国加征进口关税幅度与全球贸易额收缩程度具有相关性，如果被加征关税的国家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关税贸易摩擦对全球贸易的冲击将产生更大影响。

二是各国经济的非同期性犹存，产业政策竞争加剧。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状况以及面临的经济问题存在较大差异，有些国家面临通货膨胀压力，有些国家则面临通货紧缩；有些国家经济处于恢复上升期，有些国家经济则处于下行期。由此，全球性的供求错配，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突出，制约全球贸易增长。全球经济作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经济贸易持续复苏离不开各国经济政策的协同、共同应对复杂的经济形势的挑战。但是美国奉行本国优先战略、强化产业政策，由此各国间产业政策的竞争将被强化，而国家间经济政策的协同性进一步弱化，增加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损害全球贸易的稳定性和经济复苏的势头。

三是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被打断，冲突与对立给全球经贸蒙上阴影。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经济分裂，缓解冲突的努力充满变数。在地缘政治冲突中，一些国家将商品、投资、科技、金融等武器化，正常的国际贸易活动遭受冲击，制裁与反制裁的较量扰动全球贸易，地缘冲突影响全球能源成本和航运路线、抬高贸易成本，所引发的世界性忧虑难以消退，各国纷纷寻求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这样的贸易政策调整在2025年仍将持续，导致世界陷入贸易全球化回潮的漩涡，加剧全球贸易扩张的压力，全球贸易难以持续较快增长。

四是安全概念泛化，国际贸易联系趋于脆弱。在大国竞争加剧、新冠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社会制度、价值观的对立有增无减，安全概念泛化在短期之内难有逆转。在维护国家安全、“去风险化”的名义下，全球经济贸易合作受到严重干扰，企业在一些国家“去风险”政策的扰动下，被迫调整投资贸易的流向和区域布局，无端增加国际贸易成本，降低贸易效率，影响贸易的稳定增长，“去风险”仍然是2025年全球贸易的巨大风险。

五是逆全球化暗流涌动，推升贸易成本。全球化逆流一经形成，在短期之内难以退潮。2025年，全球化逆流仍然是笼罩在国际贸易头上的阴霾，甚至存在变本加厉的风险。一些国家构筑“小院高墙”，建立排他性的经济集团，散布别国威胁论，推动制造业回流和“友岸外包”，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禁止高技术产品和服务贸易，全球经济技术合作被人为中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构与收缩，不仅导致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匹配度降低，增加企业成本、抬高出口产品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压力，而且降低消费者、投资者的需求能力，制约全球贸易的增长。

六是美国货币政策走向扑朔迷离，冲击全球贸易的稳定性。美国为遏制通货膨胀而持续加息后，近期选择降低利率。不过，对于“美国是否进入到降息周期”之问，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不仅是因为其降低通胀率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想目标，而且是因为谋求加征关税，必然推高美国物价。尽管美国社会降息的呼声增强，但是在通胀压力下，降息的难度正在加大。美国货币政策的变数不仅扰动着全球资本流向，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而且关乎全球经济复苏的持续性和全球贸易的增长。在金融市场动荡中，全球经济增长将受到抑制，全球贸易也将遭受冲击。

2025年全球贸易发展的主要动力

2025年，尽管全球贸易挑战和不利因素众多，贸易增速将放缓，但是支撑贸易增长的动力在积聚，抵抗和削减着保护主义对全球贸易的冲击，贸易结构变迁将持续。

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成为支撑全球贸易增长的物质基础。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时代到来，大数据、算力模型开发出层出不穷的应用场景，已成为重组要素资源、重塑经济结构、改变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化、智能化代表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数字赋能传统产业和各生产要素，智能制造、智能服务异军突起，边际收益递增取代边际收益递减，生产效率急剧提升，既是推动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根本动力，也是2025年在保护主义盛行期全球贸易不至于大幅衰退的根本保障。

二是数字贸易异军突起，成为全球贸易的新增长点和结构变迁的新趋势。在数字革命中，各国加大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改善数字贸易物质条件；数字应用场景和模式不断创新，拓展跨境数字交付渠道；数字产业不断涌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提速，推动数字产品贸易和数字服务贸易蓬勃发展；数字技术不断创新迭代，助力数字技术贸易规模扩张；数字平台和数字贸易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增加，跨境电商成为新型的国际贸易业态，削减了国际贸易中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改变着传统贸易方式；数据成为商品、技术、资本之外大规模的交易对象。数字贸易有望继续成为改变全球贸易格局、驱动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

三是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绿色贸易将保持快速发展。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巨大的环境赤字，追求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绿色贸易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近年来，绿色原料和清洁生产、绿色消费和废弃处理、绿色包装和绿色设计、绿色服务、绿色营销已经构成绿色贸易的核心要素，环境友好型产品贸易、资源集约型产品贸易和安全健康型产品贸易等绿色贸易在全球贸易中更快增长。2025年，在寻求化解贸易与环境的冲突中，绿色贸易将继续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增长点。

四是企业寻求突破，成为制约贸易保护主义的微观基础。各国企业，包括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国家的企业，在贸易保护与市场开放、安全泛化与效率优先、脱钩断链与经济合作、短链化与全球化的矛盾纠葛中，艰难地寻找着全球生存和发展的契机，在“脱钩断链”折磨下的企业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反感情绪呈上升状态，不断突破贸易保护主义的桎梏，让人们看到全球化逆流阴霾下的一道亮光，企业积极寻求新的全球贸易布局，拓展国际贸易合作空间，成为支撑国际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

五是区域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亚洲有望继续充当全球贸易的引擎。尽管受经济低迷、汽车和化工等主要产品出口下滑的影响，欧洲地区的出口额可能难以逆转下滑趋势，美国祭出加征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贸易增长将降速，拖累全球贸易增长脚步，但是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还在发展，RCEP持续释放贸易创造效应，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3.0版）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提高，将进一步夯实亚洲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基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亚洲地区有望延续外贸增长势头，充当全球贸易增长的引擎。

六是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呼声强烈，中国在支持经济全球化中扮演关键角色。中国践行开放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国际经济秩序，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全球贸易的稳定性，携手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化逆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为世界贡献国际公共产品，持续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经济合作平台和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功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国际贸易能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贸易持续高于全球贸易增速。中国将致力于推进与非洲以及“全球南方”的经贸合作，将自主开放与协议开放相结合，持续扩大进口，释放大市场的贸易红利，为更多国家带来贸易机会，有助于缓解经济全球化中各国利益不平衡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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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股市的基本认识

（1）新中国股票市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我国股市初期发展主要是承担解决国有企业融资的特殊功能；二十年后在“股权分置改革”的大牛市中，最后一批大型央企完成了（如几大银行、中石油和中石化）上市，股市进入了以民企融资为主的时代。国民经济在连续30多年高速发展之后，经济增速逐步回落，房地产引擎作用弱化，中国经济需要“启动股市，接力房市”。从短期来看，提振股市可以有效提振亿万股民的信心，从中期来看，可以刺激和推动经济复苏与发展，从中长期来看，可以打造房地产之后的资源配置枢纽平台，助力中国进入现代经济。（2）股市是筹资与投资的矛盾统一体。股市发展初期，筹资是股市功能的主要方面，而今，投资已取而代之成为功能主要方面，未来股市能否健康发展，取决于股市能否成为中国老百姓投资和财富管理的平台。因而“始于筹资，成于投资”，这应是股市投资者对中国股市功能定位以及成败的基本判断。

（3）股市进入“成于投资”阶段之后，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股市中，一级市场的筹资规模和筹资便利程度成为二级市场行情发展的结果。相对于一级市场，二级市场是“牛鼻子”：二级市场好，一级市场才能好。只有投资者在股市赚了钱，他们才会愿意冒风险向风险很大的初创高新科技公司投资；反之，二级市场不好，一级市场就不可能好，在高度不确定性投资环境中，没人愿意购买连能否上市都不确定的初次发行的股票，即使硬撑着发行也不可持续。因而，所谓“股票市场的风险是涨出来”的说法是错误的，如果监管部门依此作为对市场的判断和监管的标准，其结果是非常有害的。

（4）中国股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才有了今天的成就。最近几年，中国股市到了需要“全身体检，系统调理”的时候了，有必要对过去注重个案和局部应对的各种方式和措施进行梳理，减少其相互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增强其整体协调性。

（5）股票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公开、公平和公正。各类投资者应当平等，对处于弱势的中小投资者要有相应的弥补性保护，这样才能维护股市的公正性。公平与公正的前提是市场的透明和信息公开。“三公原则”体现在筹资者与投资者，投资者与投资者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上。遵循三公原则，是股市健康运行的基本原理，也是股市监管的应有之义，不能不遵循。但另一方面，股市的一般性原理和监管规则是我国股市开放初期被引进的，而这些原理和规则又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有所选择，有所强化或弱化。“遵循原理，立足国情”，应是中国股市健康发展，实现其未来期许的基本方法。

（6）股市的“三公原则”就是要避免部分参与者利用其在信息、资金和持股等方面的优势，甚至借助各种欺诈和造假谋取非法利益（甚至经济犯罪），损害其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股市各方参与者的逐利性体现在其行为上，表现在各项业务操作中。因此，“预期行为，着眼业务，针对操作”，应是中国股市制度和政策措施制定和执行的基本操作要求。世界各国资本市场无一不严禁并严处股市行为、业务和操作中的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虚假披露和各类金融欺诈等行为、业务和操作，中国股市决不能例外。

（7）经济形势和上市公司基本面欠佳，不能作为股市持续低迷的理由。过去17年，虽然中国经济名义增长率从10%以上降到了最近的5%左右，但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仍然遥遥领先。与此同时，中国股市却在3000点上下徘徊了17年，而其他国家的股市却是高歌猛进，屡创历史新高。从市盈率来看，中国股市在历史上多年维持在30倍以上，远远高于美日欧；今日，中国股市的平均市盈率约15倍，而美日欧达20-25倍。估值过低的症结在于投资者信心，而信心左右着投资者看什么、如何看；如果只是悲观地盯着负面因素，估值只能是低了又低。投资者对市场缺乏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市场运行的不满，感觉市场不透明，不公平，自己被别人当做韭菜割。如果能及时堵住现今股市中明显的诸多大“漏洞”，给市场以清明，给股民以公平，保守估计，中国股市的市盈率至少有50%的提升空间。这是我对中国股市价格的基本判断。

关于提振中国股市的建议

首先需要说明，股市制度政策规则和措施可以有不同的系统，世界上不同国家的股市制度没有两家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任何一个有效的系统都必须是自洽的，整体看内部是协调和统一的，这是我一直强调系统观念、系统性认识和设计的原因。许多制度性的政策措施和规则，孤立看都是合理有效的，但如果放在整个系统中就有可能是无效甚至有害的，因此要避免只取其一，不顾其余。

我对中国股市制度规则的建设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调节股市资金流出（调流）；堵住股市重大漏洞（堵漏）；开辟股市资金来源（开源），加强股市监管（严管）。

调节股市资金流出

股市的资金流出，是指投资者投入股市的资金从股市上流出，不再直接回到股市成为股市交易资金。具体地说，这是指股票初次发行募集的资金，上市公司再融资募集的资金，“大小非”股东减持所得资金的大部分，以及从股市上赚取巨额利润后都离开股市甚至离开中国的资金。

筹集资金是股市最基本的功能之一，绝不可偏废。在股市低迷阶段，控制IPO和上市公司再融资是不得已的应急“控流”措施。从理论上讲，大小非减持是大小非股东的应有权利，但从中国国情出发，应当说大小非减持的合理权利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小原始股东是有区别的，不能简单照搬。这方面的制度和政策规则应当与中国国情相适应。

至于从股市上获利后流出股市不复返的巨额利润，尤其是“润”到国外去的那部分，应当视其获利的合法合规性（这里涉及股市监管问题），制订出相应的对策。

股票发行时，不时采取临时性行政强制管控的状况不能成为常态，但一直还没有找到适当的替代方式。股市行情恢复之后，发行要回归正常，如果不能找到一种新的发行机制，新股发行不可能规避过去的困境。我们需要设计出一套机制，其中包括一部分明确而相对稳定的强制要求。

另一部分是上市公司及其控制人根据自身状况对于市场自愿作出的一揽子承诺，这些承诺涉及的内容，如公司上市后的治理和运营、投资者关系以及大小非减持等等。同时还应将股票发行和上市的主要操作者（如券商等）的利益与股民投资者的利益进行适当绑定，以促使其行为合理化。这一建议的基本前提是，在股票发行敞开大门前，愿意进并敢进的会进来，想进而不敢进的会望而却步，敢进但犹豫的会等待适当的条件和时机。

股票初次发行和上市的制度安排，应当考虑到当事人的合法合理诉求：一是要允许乃至鼓励企业创始团队在IPO时出售部分股权，解决公司创始人在创业期形成的债务负担以及公司上市后合理的资金需求和体面的生活水准，从而解决他们个人及家庭的后顾之忧，促使其在公司上市后不再有很大的欲望获取违法违规的不当利益，或者千方百计减持原始股变现走人，而是尽可能地投入上市公司继续发展的事业中去。二是要从退出机制和税收政策上鼓励财务投资者加快其投资周转，更快更多地将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因公司上市所得的利润再次投入实体经济中去，推动科技和经济的发展。

上市公司再融资时，应当充分保护老股东的利益，坚决避免借着再融资的机会进行定向的利益输送，如“定向增发+融券卖出配套操作”等重大“漏洞”。我曾多次呼吁，不适当的再融资，不仅会毁掉一家伟大的公司，而且会毁掉整个市场。从股民对于上市公司圈钱的极大不满，以及上市公司再融资对于整个市场的负面影响来看，这并不是“杞人忧天”。我认为应尽可能避免定向增发，尽可能采取老股东优先的方式，如对老股东配股并发行自动上市交易的配股权证，同时，要对权证交易监管到位。

鼓励上市公司为收购兼并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收购兼并是提高已有上市公司质量，使其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做大做强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减少IPO申请数量和弱小差上市公司的有效途径，更是借助上市公司的筹资能力助力创业企业生存和发展、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举措。有些靠自身无法发展甚至无法生存的创新企业，被上市公司收购后，其成功的可能性会更高，其成就可能会更大。但另一方面，上市公司收购兼并也存在借收购兼并之名，行虚构题材操纵股价或者进行利益输送之实的可能，其中的各种“漏洞”不得不防。防范的要点是对收购兼并所涉公司运作、股价变动、主要投资者交易行为及其获利情况以及利润去向等的监管。

大小非减持，应当在不断完善和优化减持规则的同时，严格执行生效的相关规则。在要求大小非遵守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鼓励他们在上市时候自愿就减持时间、条件、方式、规模等做出进一步的承诺并严格履行，由市场对其减持行为做出鼓励或者否定的回应；并且，让他们日后的减持行为对于市场来说是透明可预期的，股民们可以在他们减持实施前做出继续持有并鼓励，或者用脚投票，再或者导致股价下跌使得其减持行为无法按承诺得以实施。

堵住股市各项重大漏洞

在通常情况下，股市部分参与者多得的利益就是其他投资者少得的利益，甚至是直接的损失。股市上不合法的“漏洞”和合法的“漏洞”为股市少数参与者损害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为自己谋取非法利益提供了机会。如果这些“漏洞”不堵上，广大股民会成为“韭菜”被少数人收割。尽管他们可能不清楚这些“漏洞”所在，也不清楚这些“漏洞”是如何被利用的，但日积月累，他们会承受实实在在的损失，会对市场失去信心。在政府救市的时候，政府资金也会从这些“漏洞”漏入少数人的腰包，这种情况下，政府也成为少数人割韭菜的对象，救市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

这些“漏洞”中，一部分是“无底洞”，危害巨大，对于股市规范健康发展十分重要，甚至会决定重大政策措施的成败。但“堵漏”涉及利益巨大，涉及的少数人和机构都是重量级的，因此阻力很大，且充满风险。下面介绍在股票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中几个亟待堵上的大“漏洞”。

（1）股票发行方面。必须制止和惩处股票初次发行（IPO）的“伪IPO”。这是指取得上市公司身份以便上市后在股市上高价套现，或者，大股东在IPO前夕，以掏空式分红获取巨额红利并通过股市筹资弥补资金窟窿。在IPO发行认购和新股上市的过程中，对于券商为首的中介服务机构、公募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的上市前投资（pre-IPO）、新股交易、特别是转融通交易活动的规范和监管亟待加强和完善。涉及公司造假上市、用基民资金操纵新股价格并谋取私利、违法改变限售股的法定属性进入流通市场等各种“漏洞”和问题。

公司上市后，要制止并惩处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者关系户输送利益甚至行贿的再融资。尤其是，在现行制度规则下，可以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进行“定向增发+融券卖出”的组合操作，通常还配以市场操纵、内幕交易以及虚假披露等违法犯罪行为，让有些人实现“无成本、无风险”的利益输送甚至行贿，单个定向增发项目的金额可以高达数亿甚至数十亿之巨。根据我对2019年以来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情况的了解，差价10%以上的盈利总额近万亿元，30%以上的超过7000亿，超过50%以上的近6000亿。

（2）股票市场交易方面的“漏洞”更是比比皆是。而被查处和披露的案例却寥寥无几。在貌似平常的股市交易中的“漏洞”，绝大多数归类到“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虚假披露”和“造假欺诈”这几大类中。

A．内幕交易。有关股市和上市公司的所有重大措施和重大消息，都会对股价产生实质性的重大影响。必然存在内幕交易的风险。对于内幕信息的管控和对于内幕交易的查处是股市监管的常规和日常内容，不能松懈。以最近救市过程中的各项主要措施来说，特定控股机构和国有基金入市，上市公司回购、大股东增持、收购兼并、鼓励分红、上市公司市值管理、退市制度等等，都是提振股市的重要举措，构成重大内幕信息并存在内幕交易的可能性。在这些措施出台时，到处可以看到对这些措施的正面分析和宣传，但很少能够看到对这些措施的适用条件、无法避免的内幕信息和内幕交易以及借机进行股价操纵等风险点的关注和提醒。以内幕交易为例，对内幕信息性质和具体内容、内幕信息产生的业务过程和各个环节、内幕信息传播和扩散的渠道和范围、内幕信息涉及的人和机构，以及可能被利用来进行内幕交易的方式和场景、针对性监管的关键点、关键信息和关键证据以及重点人群等等，都需要做好事前分析、预判和预防，事中管理和监控以及事后调查和处理。然而，重大消息出台之后，这些提醒和防范很可能会被市场和主推部门忽视甚至禁止，成为重大措施出台和实施过程中的重大“漏洞”。

在救市过程中，某些国有资金买了股票之后公布相应消息，第二天广大股民争先恐后涌入，股价高开。殊不知在这之前抢先入市的“聪明资金”乘机兑现获利，股价在当天就持续下跌，救市措施反而套牢大量股民。这种救市的“一天行情”严重打击了股民的信任和信心。

B．市场操纵是股市的另一类重大“漏洞”。有些机构因其固有的市场地位，拥有信息优势、资金优势和持股优势，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对股市和特定股票价格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他们利用这些优势，影响股价，谋取不法利益，就形成了操纵市场的行为。这种操纵行为往往会结合内幕信息，并利用虚假信息披露放大操纵的效果。根据我的观察和判断，中国股市上存在市场操纵嫌疑的股票不在少数，往往都有上市公司主动配合和积极参与。很多股票甚或股市指数的价格、数量、时间和波动空间，都是被市场操纵者画出来的，这样形成的K线图欺骗众多的投资者，成为市场操纵者的割韭菜对象。

C．虚假信息披露和各种造假也是中国股市的顽疾和重大漏洞。其始作俑者和主要责任人是证券发行者（主要是上市公司），而审计机构、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甚至有些官方认证机构都有可能听任甚至纵容其造假，一些证券公司、投资分析机构和媒体有可能既听任纵容又是重要的传播者。

D．不少常见的市场制度和机制充满了争议。如融券融资、量化交易、T+1、衍生品市场等等。其实，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利弊得失，所得到的结论是不同的，对这些制度和机制以及产品，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股市面临的市场状况来权衡取舍。有些在国际市场是好的，但在中国股市上就有可能成为有些人利用来谋取不法利益的“漏洞”，其结果是损害广大股民利益，伤害整个股市。

开辟股市资金来源

从股市的需求方来说，进入股市的资金量直接决定了股票价格的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社会储蓄总额中，通过股市配置的直接融资和通过银行中介配置的间接融资在一定的情况下是有冲突的，进入股市的资金成为证券公司在银行的保证金，减少了银行赖以获利的贷款规模。比如，在过去历次股价上涨到较高水平时，就出现了储蓄大搬家，紧接着就有“查处信贷资金违规入市”的说法，股价应声而落。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之间的矛盾，还体现在银行与股市风险的不同。最近有专家指出，在现实中支持上市公司回购和大股东增持的措施难以落地，是因为银行不愿意也无法承受以购买股票为目的的贷款风险。我认为，解决股市资金的来源问题，不应该通过在银行和股市之间直接的资金流动和消长变化来实现，而应当在社会储蓄的分配上形成新的机制，由社会公众决定其资金配置。股价与入市资金规模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股市涨跌直接决定了进入股市资金的增减。在股市过于低迷的时候，很难自动引发资金流入股市，需要借助外力引发股市上涨，进一步带动公众储蓄进入股市，形成良性循环。

基于以上判断，建议在金融稳定基金的大旗下，设立“股市稳定与发展基金”。这是一个体现国家意志的、长期的、使命明确的、专业的战略性机构，类似于养老方面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这个基金封闭运行，实现的利润留在基金内，不离开市场，在需要的时候履行其“维护股市稳定，支持股市发展”的使命，避免股市暴跌和股灾，真正做到“取之于市场，用之于市场，利之于市场”。这样的机构和机制，在股市暴涨时出货，不会被市场认为是获利走人、割股民韭菜、借救市发财。在目前这样股市低迷需要支持的时候，果断出手。这将是中国股票市场的压舱石和定海神针，能够显著减缓股市的暴涨暴跌。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不需要真正大规模的市场交易动作，而是运行态度，就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

这一基金运行过程中的各种信息，大多构成重大内幕信息，具有很高的内幕交易风险，同时，天量资金加上灵通的信息来源，也不排除市场操纵的可能性，因此，其管理机构必须具有很高的法律意识、职业操守和专业能力，要精简高效，接受“严谨审查、严格监管、严肃追责”。事实上，“股市稳定与发展基金”就是金融战场上的重武器，其管理机构就是特殊的战斗部队，可以让市场更加相信政府支持股市的决心和力量，能够极大地提高整个市场的信心，营造更加有利的市场氛围。随着股市回暖，会带动更多的社会储蓄进入股市，形成股市行情与进入股市资金的良性循环。

作为对比，如果救市资金和救市活动分散在各个机构，这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承担任何责任。这种模式的救市，涉及的主体多而分散，信息扩散得广，在这中间很难避免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和老鼠仓。从长远来看，这些救市机构是靠不住的，这样的救市方式“漏洞”（甚至不乏“无底洞”）百出，是危险的。这是我一直反对用行政指令调动机构和人员进行救市的原因。

建议在发起设立“股市稳定与发展基金”的同时，引入独立的“基金发起人”。在为股市“开源”方面，如各类公募私募基金、保险资金、养老基金等长期机构投资者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公募基金行业引入“基金发起人”这一法定角色是很有必要的。

从另一方面看，在股市低迷，投资者亏损严重，信任和信心受到巨大打击的背景下，基金业无法独善其身，广大基民对于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的诟病也日见增多。鉴于此，在发起设立基金的同时引入独立的“基金发起人”，它们有权发起基金并代表基金投资者选择、评价和变更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等相关服务提供方，并为维护其发起设立的基金的投资者的利益采取诉讼等法律行动。在收费方面，增加的“基金发起人”这个角色不应增加基金投资者的成本负担，他们收取的费用加上管理费、托管费等费用总额不得超过现行监管部门规定的费用总额，并鼓励他们降低各项费用。基金发起人的费用可以来自其选择更好的管理人产生的业绩提升以及打破基金管理人垄断而降低的管理费用。

 严格股市监管

股市是巨大利益场所，只有在严格监管之下才有可能规范运行。严监管应当积极预防和减少各类证券违法违规活动，必须严厉查处前面所说的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虚假披露和各类证券欺诈等犯罪活动。

严监管要在两个方面的配套下才有可能实现。第一，要有监管可实施的好的制度和规则。如果监管依据的制度和规则过于理想化，过于严苛，脱离市场实际，监管是无法实施的。应当避免“立法过严，违法普遍，执法必松，法外特权”的情况。但是，如果制度和规则过于宽松，那么监管没有实际意义，市场难以规范。再者，如果制度和规则相互矛盾，或者多个单独看合法合理的制度和规则，在配套运用时却达到“最终不合法或不合理”的“合成谬误”或“整合谬误”、使监管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第二，要有适度的管制力度。管制与监管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监管是要保证现行制度规则的落实，而管制是在制度和规则内，限制或约束股市参与者的行动和业务。举例来说，是否允许转融通是管制的范围，而转融通是否按照生效的规则进行，则是监管的问题。再如，（机构）投资者是否遵守法律法规和交易规则进行交易是监管的问题，而监管部门以窗口指导的方式不许其买或卖，或者要求其保持净卖出或者净买入则是管制的问题。

对监管者要进行监管，这是股市监管中不能或缺的内容。从中国股市股票发行的历史事实来看，监管部门中主管发行的监管者出现的这么多触目惊心的违法犯罪案例，就是对监管者管理缺失的严重后果。自律监管主体也一样，如果对监管者没有有效的监管，对股票市场就不可能有效的监管。监管者对监管的可能“漏洞”了如指掌，他们在监管系统内有各种各样的联络和人际关系。整体监管的松懈，首先就是监管者违法犯罪的重要诱因，在一定的程度，他们违法犯罪也是充满各种“漏洞”的制度规则和整体监管不严的受害者。

制定监管规则和实施监管的过程中，要能够预期到拥有各种“权力”的人们的行为，要能够预期到他们出于自身利益有可能会在制度规则中留下“漏洞”，要了解他们面对这些“漏洞”会如何加以利用，如何设计各项业务，进行怎样的操作。对监管者的监管同样需要“预期行为，着眼业务，针对操作”的操作要求。只要了解各类股市操作的业务过程，熟悉其中的关键节点和要素，懂得各类调查取证的逻辑和程序，识别和查证形形色色的股市“漏洞”和犯罪事实并不难，难的是对于这些事实的定性和处理。更关键的是如何查，查后如何处理，并非仅为监管的专业问题。要真心搞好中国股市的规范发展，就必须在敢不敢查、懂不懂查和让不让查这几个问题上做出理性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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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续）

2002年5月，国家经贸委等6部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的意见》（国家经贸委〔2002〕267号）。在总结前一段地方实践的基础上，明确了企业办普通中小学、医院、后勤服务机构的分离方式；对分离工作涉及的职工福利性补贴、社会保险、富余人员等问题做出了政策安排；对分离后的费用承担问题，提出了三至五年过渡期的规定，过渡期内由企业负担为主逐步转为地方政府为主，过渡期结束后全部由地方政府承担。

267号文件为各地推进分离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加上福建省成功经验的示范，这项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到2003年底，全国共有4000多所企业办中小学校、400多个公检法机构、2000多家医疗机构与企业实现了分离。

但是，各省市，包括之前福建省的工作推进，都不包含中央企业。由于财政“分灶吃饭”的大体制，地方政府不可能为中央企业支付改革成本；另一方面，中央企业是办社会职能的大户，办社会机构数量多、规模大，分离移交所涉及的费用也是地方政府难以承受的。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的工作因此而形成僵局。以后的操作实际表明，对于中央企业来说，“分担”“过渡期”的办法都不好使，费用补偿需要“全额”，而且必须“永远”。

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破解分离中央企业办社会职能工作的僵局成为一项责无旁贷的任务。现实情况是，如果没有人承担分离的成本，中央企业的办社会职能确实交不出去。2004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4〕22号），文件明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东风汽车公司三家中央企业为试点单位。

试点工作分离的范围限定在企业办全日制普通中小学和公检法机构；企业办医院、市政、消防、社区机构等，由企业和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移交机构的资产无偿划转，但移交前已经发生的债务仍由原企业承担；移交人员符合有关职业资格条件的，其编制按有关规定办理；移交涉及的经费，按2003年企业实际补助金额由中央财政给予补助，补助资金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划转地方财政补助基数。

这次试点由于对政策制定考虑比较周全，中央财政的经费补偿又是足额、长期的，地方政府普遍反应积极，工作进展相当顺利。到2004年底，三家试点企业已分别和27个省区市签署了移交协议，移交资产、财务关系、财务补助基数核定及划转手续全部办理完毕，企业办全日制普通中小学、公检法机构实现了平稳分离。

2005年，在三家试点企业分离工作顺利完成的基础上，国务院决定启动第二批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2005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第二批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5〕4号）。第二批中央企业共74家，基本涵盖了有办社会问题的全部中央企业。具体政策与三家试点企业基本一致，主要的变化是中央财政和企业之间设置了一个三年的过渡期。企业在过渡期内要根据企业利润的多少承担不超过40%的费用，过渡期后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国办发4号文件下发后，各有关政府部门又根据操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政策完善。如财政部、国资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中央企业先期移交办社会职能机构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政部〔2005〕116号）。

到2007年底，中央企业总共分离办社会机构3593个，占中央企业办社会机构总数的41%；其中分离企业办中小学和公检法机构2445个，移交在职人员16万人、离退休教师7.4万人，中央财政为此每年补助经费92.8亿元。至此，中央企业所办普通中小学和公检法机构基本分离完毕。

企业办全日制普通中小学和公检法机构都属于“标准的”企业办社会职能机构，可以进行统一的分离移交，而其他企业办社会机构的情况更加复杂。

一是企业自办的其他教育机构，如技工学校、幼儿园等。这类教育机构政府已经不再举办，因而无法移交，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个案处理。二是企业自办的医疗机构。这些机构的状况差异很大，有规模很大、运作非常规范的职工医院，也有很小的企业卫生室，难于进行统一处理。三是企业自办的供水、供电、供暖、物业等生产生活服务系统。这类机构在一些老工业基地数量很多、企业负担很重，但这类服务各地已经是企业化运作，政府也无法接收。四是企业退休人员的管理服务机构。这类机构从方向上讲应该分离，因为涉及国有企业退休职工的社会化管理，但操作中遇到非常复杂的费用和编制问题，还与当地社区的承接能力有关。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工作最困难的当数独立工矿区企业和森工企业，这些地方一直是“大企业、小政府、小社会”的格局，办社会机构的服务对象以企业内部职工为主，机构分离难、分离后的生存也难。

2011年，国务院国资委总结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分离国有企业“三供一业”的经验。“三供一业”是指企业的供水、供电、供暖和物业管理系统。企业自办“三供一业”的情况在一些老工业基地的大型国有企业中相当普遍，当年建厂时这些大企业都是完整的独立体系，生产和生活服务系统、职工宿舍都是自有的，宿舍区与厂区隔一条马路是当时标准的布局模式。

从2008年开始，哈尔滨市在全国率先启动了企业“三供一业”的分离移交工作，其动因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现实需要。

分离“三供一业”比以往的分离工作更加复杂。由于是企业对企业的移交，其中有一个双方的经济责任问题。 为把这项异常复杂的工作组织好，哈尔滨市组织了专门的工作班子，明确了不同类型设施、业务和机构的对口接收企业，制定了非常详细的政策和标准。哈尔滨市分离国有企业“三供一业”的成功实践，使全国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又实现了一个新的突破。

国务院国资委高度肯定了哈尔滨市的做法， 2012年6月，国资委在哈尔滨市召开了驻黑龙江省中央企业分离移交“三供一业”工作会议，标志着这项工作正式启动。

中央企业“三供一业”的分离移交一直是个很大的难题，主要是体量太大。如航天科技一个集团要移交的供水、供电、供热、供气、物业管理项目就有221个，涉及的居民达到40万户。国务院国资委给予当地中央企业的支持政策是：分离移交费用由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补助50%，中央企业的集团公司承担不低于30%，其余部分由移交企业自行承担。这些政策日后都成为各地中央企业分离“三供一业”工作的基础。国务院国资委将这项工作在全国推开，国有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推进。

对于国有企业自办的各种医疗机构，国资委采取了逐步分类处理的办法。一些规模较小、企业无意再办的机构，可以进行关闭处理；一些具备条件、有一定专业基础的机构，可以改制成为面向社会、能够独立生存的专科医院；一些比较规范的大型职工医院，可以移交转入地方医疗体系，也可以进入大型医疗产业集团。还要解决的是退休人员管理机构问题。

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是国有企业改革中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企业办社会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竞争加剧，这些社会负担使国有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步履艰难，因为其他所有制企业并没有类似的职能任务。这项工作从1995年正式开始，其复杂程度和难度远远超出了大家事先的预料。

由于这项工作涉及大量职工，而各个区域社会观念的差异很大，具体工作中妥协、变通也是不得已的办法。例如，东北地区一家大型中央企业在分离“三供一业”时，涉及的2000名职工成为难点，接收方不需要这么多人，这些职工也坚决不愿离开中央企业。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保留这些职工的中央企业员工身份，由企业把他们组织起来为接收方搞劳务输出。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是一层社会组织，因而承担了众多的社会职能。要把这些企业由社会组织改造成为经济组织，还真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

主辅分离、辅业改制

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是国有大企业改革中一项针对性很强的专项工作，目的是解决国有企业中大量存在的辅业问题，以及部分企业富余人员的再就业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国有大企业普遍是“大而全”的模式，企业的辅业系统都很庞大，一般包括生产服务系统、生活服务系统、零部件系统等；众多辅业单位是为主业服务的，也是靠主业生存的。这种主辅不分、自我循环的模式，很大程度上使企业失去了到市场上择优选购产品和服务的机会；在国有大企业逐渐明晰了主业，并开始围绕主业发展之后，辅业单位如何处置就成为一个普遍性的棘手问题。

在国有企业改革之初，结合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行，很多国有企业开始探索搞活辅业的途径。

但这一时期的辅业改革基本上属于独立核算、分灶吃饭的性质，辅业单位仍是由原企业主办，员工也是原企业的在册职工。由于没有触及产权和劳动关系问题，分离很难彻底。如此反反复复，依附关系总是难以了断，真正解决问题需要更大力度的改革。另一方面，国有大企业内部都有大量从主业分流下来的富余人员，不能简单地推到社会上去，企业需要自己想办法安排他们再就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推进的。

2002年11月，国家经贸委等8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印发〈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国家经贸委〔2002〕859号，以下简称“859号文件”）。859号文件是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性文件，制定过程中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反复的修改。

859号文件把国有大企业的改革、结构调整、内部重组和富余人员再就业工作结合起来，把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政策引入国有大企业的辅业改革之中。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以往，这两类国有企业的改革政策是相互独立的。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是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大企业改革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针不同、政策也不能跨界使用。859号文件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结构调整、重组改制和主辅分离中，利用企业的非主业资产、闲置资产和关闭破产企业的有效资产（简称企业的“三类资产”），改制创办面向市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法人经济实体，多渠道分流安置企业富余人员和关闭破产企业职工，以减轻社会的就业压力。具体工作要求主要是：

第一，辅业单位必须进行股权多元化的改革。859号文件规定，对改制的辅业单位应按照《公司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合资、合作、出售等方式，逐步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具备一定市场生存能力的改制企业，可直接改制为非国有法人控股的法人实体；暂时不具备条件，或职工在观念上还难以接受的改制企业，可阶段性保持国有法人的控股地位，待以后条件成熟时再进一步改制。

第二，改制企业与职工的劳动关系必须进行调整。原主体企业和改制企业要按照国家规定与职工变更劳动合同，用工主体由原主体企业变更为改制企业；原主体企业要依法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对经济补偿金等改制成本，改制企业可用国有净资产支付，由此减少的国有资产，按程序报批后冲减国有资本金。可以用国有净资产支付改革成本，是中央政府的文件中第一次明确认定，这是一个很大的政策突破。

第三，改制企业要与原主体企业理顺隶属关系。859号文件明确，改制企业与原主体企业除产权关系外，不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改制企业要建立以产权关系为基础的法人治理结构，制定各项管理制度，完善监督约束机制。

第四，对符合要求的改制企业，政府给予税收优惠。859号文件明确要求是：利用原企业的“三类资产”，独立核算、产权清晰并逐步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吸纳原企业富余人员达到30%（含）以上，与安置的员工变更或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凡符合上述条件的改制企业，可享受三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政策。

辅业改制企业的产权要动、职工的劳动关系要变、企业的管理关系要调整，这几条都是以往国有企业改革中最为核心的难点问题。落实859号文件的要求，无异于在国有大企业内部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改革，把辅业单位及其职工从主体企业中切出来，送到市场上去。这又是一项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工作。

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涉及资产处置、职工安置、劳动关系、债权债务处理等一系列非常具体的问题，在实际操作中非常复杂，仅有一个原则性的总体文件是不够的，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政策细化。

2003年3月，国家经贸委等3部门下发了《关于中央企业报送主辅分离改制分流总体方案基本内容和有关要求的通知》，明确了中央企业总体方案的报送内容和备案内容；2003年7月，国资委等4部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明确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国有控股企业的界定标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划分标准、辅业资产的界定范围等问题；2003年7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3部门下发了《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劳动关系处理办法》，规范了辅业改制中劳动关系处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事项；2004年1月，国资委印发《关于中央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资产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三类资产”的认定和处置作出规定；2004年3月，国资委等3部门下发了《关于中央企业报送主辅分离改制分流第二批实施方案有关事项的通知》，对中央企业第二批及以后批次实施方案的报送内容作出规定；2005年9月，国资委等3部门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通知》，对辅业资产进场交易、内部退养人员等预留费用标准等问题给予明确。

这一系列配套文件与859号文件一起，构成了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完整的政策体系，为规范、有序推进这项改革奠定了比较扎实的政策基础。要使大量的辅业单位及职工离开主体企业进入市场，推进的难度很大。但国有大企业的领导人普遍认为，这是国有企业做强做精主业、解决好辅业和存续企业问题难得的政策机遇，因而都积极行动，采用了力度很大的改革措施。

企业层面比较普遍的做法是：重新梳理企业的发展战略和内部资产，更清晰地界定主业，规范地划定和处置“三类资产”；积极推进开放式改制，通过产权交易市场等方式引入外部投资者，尽量减少由原主办企业控股、职工持股的改制形式；帮助改制企业选好经营者、做好发展规划，对拟改制企业的资产适当进行调整改造、填平补齐，以提高企业进入市场后的生存能力和竞争力；将改制企业扶上马、送一程。国家经贸委、国务院国资委于2003年、2004年、2006年三次召开全国性的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介绍和推广企业创造出来的成功经验。

中央企业主辅分离实施的最大项目，是攀钢集团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攀钢集团）下属钢城企业总公司整体移交攀枝花市政府管理。钢城企业总公司是攀钢集团主办的辅业企业，职工人数超过1万人，年营业收入近60亿元，注册为厂办集体企业。钢城企业总公司的顺利移交使攀钢集团的辅业负担大大减轻，也有利于钢城企业总公司自身的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同时对攀枝花市的经济发展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是一个典型的多赢的结果。

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是有期限的，最终的审批截止时间是2008年。截至2008年底的统计，全国有1365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了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分离改制单位10765个，分流安置了富余人员263.8万人。其中，77家中央企业经审核批复的改制单位共有5283个，分流安置了富余人员88.2万人；在这些改制单位中，非国有法人控股的企业有4917个，占中央企业改制单位总数的93.1%。

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是一项阶段性的专项改革，前后大约进行了6年时间，但工作成效明显，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

第一，这项工作加快了国有大企业的改革和结构调整。为推进辅业的改制分离，各企业都对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内部资产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重新梳理，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和组织结构得到了优化，发展方向和主业更加清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普遍得到提升。

第二，这项工作使中央企业减少了40%的富余人员。这是很大的一个进展。辅业改制分离盘活了原先利用效率很低的企业“三类资产”，同时减少了对社会稳定和就业的冲击。在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的推进过程中，相关企业基本没有出现不稳定事件。

第三，这项工作为长期困扰国有大企业的辅业问题、存续企业问题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解决途径。

从总体上看，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工作给单位和职工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和一个新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发展的效应都比较明显。根据2008年国务院国资委对中央企业1519个辅业改制单位的统计，其用工人数比改制时增加了35%左右，职工的收入比改制前增加了20%左右。

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提出，“改进和规范复式预算制度，建立政府公共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

2003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开始后，各级国资委相继成立，这项工作开始具备了实施的条件。最初的探索是由一些中心城市进行的，如北京、上海、深圳、武汉等。

2004年5月，北京市政府批准了市国资委提出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方案及配套的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办法。之后，北京市国资委向所出资企业下发了《关于建立北京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体系的通知》。

从2005年开始，北京市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工作全面覆盖所出资企业，按税后利润20%的比例收取国有独资企业利润。市国资委负责编制国有资本收支预算，报市政府审核批准后，由市国资委负责预算的执行、调整和决算工作。预算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列收列支，但不与市财政的公共预算相互平衡。

深圳市政府于2005年初印发了《深圳市属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收益管理暂行规定》。文件明确，市国资委负责国有资产收益的收取、使用和管理，国有资产预算和公共预算分开。对国有资产收益的征收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当年企业净利润的30%。相比较而言，深圳市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独立性较强，与公共预算完全分离，各自独立运作。上海市的模式与深圳市大体相似。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由一些中心城市率先进行探索，有很强的合理性。城市政府直接面对着大量的国有企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布局结构调整非常频繁。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需要进行结构的调整和改造，困难企业的问题需要解决，历史包袱、社会负担需要消化，企业的破产退出需要很大的成本，新产业的发展需要资本金注入。所有这些任务都要有相应的资金投入，这些中心城市对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有着非常急迫的现实需求。

2007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国发〔2007〕26号，以下简称“26号文件”），要求在全国范围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中央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从2008年开始实施。

26号文件是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最重要的基础性文件。文件明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是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国有资本收益的合理分配及使用，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完善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国有资本的合理配置，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文件提出了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三项重要原则：一是统筹兼顾、适度集中，适度集中国有资本收益；二是相对独立、相互衔接，既保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完整性和相对独立性，又保持与政府公共预算的相互衔接；三是分级编制、逐步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行分级管理、分级编制，根据条件逐步实施。

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支范围，26号文件给予了明确界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入主要包括：国有独资企业按规定上交国家的利润；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获得的股利、股息；企业国有产权或股权转让的收入；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国有股权（股份）分享的公司清算收入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方向主要包括：资本性支出，根据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以及国家战略和安全等需要，安排的资本性支出；费用性支出，用于弥补国有企业改革成本等方面的支出；必要时可部分用于社会保障等项支出。

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26号文件规定：各级财政部门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主管部门，各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单位。

（编辑 季节）

中美之间的冲突是结构性矛盾

    中美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结构性矛盾导致的，我在此引用一些数据和案例加以说明。中国这30年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少有的。30年前德国、日本人均GDP是中国的80倍，韩国是30倍，香港将近40倍。马来西亚当时是中国的10倍，泰国是中国的7倍，菲律宾和缅甸是中国的3倍，印度也比中国略高一点。

    今天形势已经完全逆转了。德国从当年的80倍变成了4倍，日本、韩国大约都是3倍，其他国家都已被中国超越。印度今天人均GDP只有0.26万美元，是中国的五分之一。中美对比也发生较大变化，1981年我国GDP是美国的6%，1991年是6.2%， 2001年达到12.7%，2021年达到74%。这种对比实在太强烈了，毫无疑问，这将带来中美双方结构性的一些冲突和矛盾。

科技方面同样如此。我曾长期在科技部工作，也长期研究科技战略和政策，可以说是这几十年中国科技变迁的亲历者、见证者。2003年，国家启动中长期科技规划论证和编制，当时我们在高科技领域没有几个拿得出手的东西，连跟踪都非常吃力。现在呢，可以说已经发生了格局性改变。比如，我国航天领域的载人航天、空间站、登月都已变成现实。当年卫星定位导航是“卡脖子”工程，今天北斗已经实现了超越，我们不再受制于人。

    大飞机是我20年前在科技部期间曾经深入研究的一个领域。我国20世纪80年代启动了运10，后来无疾而终。我介入大飞机战略研究的时候，大多数部门都认为做不了，做出来也无法商用。今天我们的C919已经飞上了天空，而且已经批量投入商用。

    新能源汽车也是如此。20年前论证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曾有新能源汽车的方案，曾经被否定了。通过十年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今天打了一个翻身仗，奇瑞、吉利、比亚迪等后来居上，为中国汽车正名，让中国汽车大批量走出国门。

    5G更是如此。当年我们做3G都勉为其难，所以当时中国发布 3G移动通信标准时是世界上唯一使用三个标准的国家，相当于为一个电信服务付出三倍的成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我们的通信技术有较大差距，不敢肯定TD到底能不能正常商用，只能选择妥协。今天，中国5G已经全球领先，这也是华为被美西方围剿的根本原因。

还有载人深潜器。全球现在拥有能够到达海底万米深渊，而且能够正常开展工作的深潜器的国家，只有中国。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深潜器，而是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表明我们在控制、材料、通讯、照明、动力和系统集成等诸多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深海这个只有极少数国家才能到达的极地，中国人也来了。

基因测序仪过去百分之百依赖于美国，不仅完全受制于人，而且意味着我们的生物数据随时可以被别人拿走。今天我们已经实现了超越，华大智造自主研制的测序仪，在性能、成本和安全性方面都已领先于世界。前年华大智造与世界最领先的美国illumina公司在美国打了一场知识产权官司，法院判定对方是恶意侵权，赔偿3.34亿美元，这是到目前为止，中美知识产权纠纷中最大的对华赔偿额，也表明我们已经开始从技术学习者走到了技术引领者。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特高压输变电、煤制油、煤制氢、盾构机、核磁、三代核电、核聚变、高温气冷堆、核磁共振、量子通信、基因工程等等。中国科技井喷式的突破，完全打破了西方长期以来居高临下的“躺赢”。这些变化基本上都是在这20年内发生的，毫无疑问，给中美关系乃至中国与整个西方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新的变数。

中国与美西方关系的新变数

    国际关系的背后是利益，今天中美、中西关系的逆转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美国强迫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通过市场准入、关税和汇率等政策压制日本，给日本造成了30年的发展停滞。1995年，日本GDP是德国的两倍，是中国的8倍，是英国的4倍，是韩国的10倍，占到了美国GDP的73%。日本在半导体领域完全超越美国，这是令人震惊的奇迹！30年后一切都发生了反转，现在中国GDP是日本的4.5倍，美国是日本的6倍，德国已经超越日本了。20世纪90年代曾经在中国称雄的日本家电企业索尼、松下、东芝、夏普、三洋，都已成为明日黄花。美国强加的一个广场协议加上一个半导体协议，基本上把日本打趴下了。

高科技领域之争并不是意识形态问题，本质上是利益之争。美国对发达国家日本尚且如此，更何况中国呢？新加坡前驻美大使陈庆珠说，美国对高科技产业的态度，就是“是我们的”，特别强调这是他们的领地，是不可以自动让渡的。2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与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有一个对话，那时中国还只能做服装鞋帽和加工贸易，就是所谓“7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而当时一件衬衫赚一块钱，这样的交易模式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周教授问：假设有一天当中国也决定制造大飞机的时候，美国人会怎么看？一生高扬自由主义旗帜的萨缪尔森当即不假思索地说，那将是美国永远的痛。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是《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最近他有一段话：“如果中国一直专注于制造和销售低端产品，到底实行什么样的主义，社会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甚至素食主义也好，我们根本不感兴趣，也不会去关心。我们只关心能否购买中国的低端产品而已”。这是他的原话，他的全球化其实只是希望中国作为西方的“奶牛”而已。

让他们感到失望和震惊的是，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变化太多太大了。2002年《人民日报》有一则关于十六大报告的报道，提出到2050年中国经济有望达到世界第二的愿景。而仅仅10年后，中国超越了日本，现在已经是日本的4.5倍。从1990年到2023年，中国GDP增长38倍，印度增长5倍多，其他国家增速都低于4倍，意大利、日本是负增长。全球热议的百年未有之变局，主要就是指中国崛起。

美国对中国科技的打压不断加剧

    因此，美国对中国科技的打压毫不奇怪，而且只会不断加剧。以华大基因为例，从2018年开始遭受“301调查”，进入美国制裁名单，其4家下属机构被美国列入负面清单，可以说打压力度一轮超过一轮。他们运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禁止向中国传输人类数据，目标直指华大。他们的《生物安全法案》直接点名的四家公司中，有三家是华大的（华大基因、华大智造和华大CG）。美国有一家CSET的国家智库，最近专门出台了一个报告《中国，生物技术和华大基因——中国混合经济如何扭曲竞争》，长达111页的报告对华大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其中特别强调“华大基因已经成长为一个国际竞争对手，在生物技术领域承担着与华为在电信领域相同的角色”，这是他们打压华大的全部理由。

    目前美国对华大基因的打压是用举国之力，我将此概括为“四全”：第一是全政府，包括商务部，国防部、国务院；第二是全社会，不仅仅是企业竞争对手，连NGO、大学和科学共同体也都跟进；第三是全方位，不仅仅是贸易，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学术交流、人员往来都受到限制；第四是全西方，不仅仅限于美国，许多西方盟友也行动起来了。过去长期与华大密切合作的一些欧洲国家，比如德国、丹麦、瑞典、英国等，也都纷纷与华大科技脱钩。甚至中东一些长期合作伙伴也明确表示，美国正在向他们施压，要求切断与华大的合作。

2023年德国政府制定了一个专门针对华大的内部政策，即华大的设备再好不许买；华大的服务再好不许用；用华大的设备测出来的数据废掉，换上美国的设备重做；跟华大合作完成的论文不许发表；华大主导的技术联盟不许参加。由此可见，美国不仅硬实力很强，软实力也非常强大，可以调动全球的力量来对付中国的一家企业。

中美之争的关键是科技战

    面对日益复杂和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我们如何应对？我认为关键是做好自己。中美之争的关键是科技战，上甘岭战役就是科技战。很多人谈到金融战、贸易战，但是最较劲的夺命之战是科技战，决定双方最终命运的也一定是科技战。在美国的打压下，中国能不能向死而生，也一定是在科技战上。科技战不是遭遇战，而是持久战，我们并非束手待毙，而是面临许多历史性机遇。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研发投入全球第二，如果按平价购买力计算是全球第一。全时研发人员为全球第一，PCT专利为全球第一。全球投入研发最多的50家企业中，中国占了12家。我们不能自以为是，也决不应当妄自菲薄，而是要全力做好战略布局。

第一，科技发展正面临着深刻的变革。今天很多人谈到了人工智能，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同样的，生命科学领域也在酝酿着重大变革，由此带来的影响丝毫不比AI更小。尤其是AI和BT的结合，也许能够超过我们今天所有人的想象。变革就是机遇，变革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有所作为。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把科技战作为核心之战，全力做好科技发展的战略布局。

第二，引导资本、人才等资源加速流入民企。中国科技创新的希望在民营企业。目前民企新技术发明占到70%，企业研发投入的绝大部分也来自民企。华为每年投入研发1600亿元，华大基因年投入也高达27亿元。这种长期稳定地专注于一个方向和巨量投入强度，而且是高度开放和市场导向的研发模式，决定了企业已经走到科研前台，形成了经院式科研无法达到的技术创新能力。如何让民企在中美科技战中担当起应有的角色，甚至是主力角色，需要在国家战略层面上抓紧研究部署。

    第三，新型举国体制的最大变量是市场化。我们经常谈到我国的体制优势，谈到我们发展历程中举国体制起到的作用，其实美国也存在举国体制，而且其效率并不在我们之下。仅仅一个阿波罗登月计划就有11万人、3000多家机构参与，长达14年，这难道不是举国体制吗？今天马斯克能够一飞冲天，其背后依托的不仅是单纯的市场力量，而是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高度融合。SpaceX的核心技术平台基本上都在NASA，第一笔研发经费是NASA给的，第一个60多亿美元订单也来自NASA，这是NASA有史以来最大的单笔订单。当马斯克处于巨额亏损的时候，美国的创业资本仍然蜂拥而至，不断推高其市值。正是这种全社会汇聚起来的技术、资本、人才和市场力量，成就了一个传奇的马斯克。新型举国体制不应该是不惜代价、不讲成本，新型举国体制应与市场力量融合，其最大的变量就在于市场化。市场化程度越高，举国体制就越有生命力。

    第四，调整创新体系建设中的政府角色。我在政府部门工作多年，对政府在科技发展中的角色定位深有体会。过去我们在传统体制下确实做了太多不该做，也做不好的事情，而在营造创新生态方面又往往使的是反劲，以致再多的投入可能都是事倍功半。比如评价机制，论文导向、数量导向是谁引导的？学术行政化、学阀化日益突出，背后力量是谁？科研力量分散重复、恶性竞争，与政府科技资源配置有没有关系？面对日益严峻的科技战，我们迫切需要深化体制改革，科学确立政府在市场体制中的作用和定位，在创新体系建设中吸引和推动市场力量参与，促进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高度融合。

第五，对重点领军型科技型企业提供特别救济。现在有1300多家企业被美国列入负面清单，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的高科技领军企业。在美国的国家治理模式下，只要列入负面清单，几乎所有的机构都将选择后退和脱钩，这是真正的举国之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形成对相关企业的有效救济机制，许多被打压的企业处于孤家寡人之境。当企业正在冲锋陷阵的时候，如何得到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支持配合，这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编辑  季节）

新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可能在科技、资金流入方面加大对我国的限制，对我国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负面冲击，尤其是在创新氛围、高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较为直接的影响。

美国有关政策对我国吸引外商投资的影响

美国仍为全球第一大对外投资输出国，对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具有重要影响。美国将不断加大产业回流政策的力度，产业回流政策对其本土产业供给能力的形成还有待时日的检验，但在影响FDI的流动方面将会有直接的反应。

近几年美国FDI流入规模明显增加。2024年上半年，流入美国的FDI达1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4%；① 其中制造业的投资规模将近500亿美元，同比增长82.4%，制造业一跃成为美国吸引外资的第一大产业。在制造业细类中，电气设备投资增长200.8%，交通设备投资增长1403.1%，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投资增长超过30%。这些增长较快的行业，均与拜登政府推动的产业回流政策直接相关。

从资金来源地看，对美国投资前五大国家为英国、爱尔兰、荷兰、德国、加拿大，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也是全球推动产业链重构的重要力量。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审查依然严苛，2024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FDI规模为42.3亿美元，同比下降22.6%。美国对全球资金所具有的虹吸效应还体现在舆论导向上，力求在全球范围形成新的投资热点，虽然这些热点地区从长期看未必有足够的吸引力，但其短期影响是明显的。

拜登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对一些行业产生了较大吸引力。未来特朗普任期，在吸引企业回流的方式上可能有所改变，比如减少补贴、转而采取关税等“大棒”政策。由于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其执政期间对外来投资的吸引效应也许会下降，但对地缘政治的影响程度会加深。由此，我国吸引FDI的环境将更加复杂，招商引资的措施应根据新形势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优化。

美国对我人才和投资限制可能带来的负面经济效应

美国对中国人才入境限制政策。2020年5月，美国白宫发布《关于暂停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以非移民身份入境的公告》，当年6月1日生效。据估计，这项总统令每年可能阻止多达5000名学生赴美留学，相当于每年赴美留学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学科中国学生的1/4。

2020年7月，美国国务院引用《移民和国籍法》（INA）第212(a)(3)(C)条规定，拒绝“中国科技公司的某些雇员”入境。特朗普政府还规定，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只能获得有效期为一个月的一次入境签证。

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人才的入境限制，并进一步收紧限制。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都提出禁止联邦科学机构的人员参加外国人才招聘项目。《美国政府支持国家研究安全政策》使用指南则要求相关研究人员披露其外国机构隶属情况等信息，限制中国及其他国外科学家在美从事科研工作。

美国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限制措施。2018年，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扩大了CFIUS对涉及“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个人数据”交易的管辖权，CFIUS权限扩大到可以阻止非控股权交易。2022年9月，拜登签署行政令，要求CFIUS加强审查某些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特定交易，尤其是来自“竞争或敌对国家”的资金，并新列出五项未来审议外资时要重点考虑的国家安全因素。虽未直接点名中国，但从资金来源表述看，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措施。特朗普政府并未对美企境外投资进行系统性审查，但拜登政府改变了这一情况。2022年7月，拜登政府对美国议员提出的“国家关键能力防御法案”表态，称支持国会采取行动，要求美国企业在中国“关键领域”投资前通知美国政府。法案要求美国公司披露在中国新兴领域的投资计划，如半导体、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2023年8月，拜登签署《关于解决美国对有关国家的某些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的投资问题的行政令》，授权美国财政部部长禁止或限制美国对中国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三个领域的某些投资。

2024年9月26日，美国众议院提出《爱国投资法案》，拟取消对中国资本市场投资的资本利得税优惠，将税率提高至上限。此举旨在限制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从而减少对中国的资本流动。一旦该法案通过，会促使一些投资者从中国撤资。

可以看到，美国以上这些政策是具有连续性、且不断被强化的。以特朗普和他的组阁团队成员对中国的态度看，他不会放松在第一任期及拜登任期内推出的针对我国科技的打压政策。

美国的人才限制和投资限制政策直接影响到美国企业对我国的投资，尤其影响到对我国创新型企业的投资和企业的发展。据日经中文网资料，2014-2023年间，美国对中国投资持续减少，特别是2023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同比减少约四成。特别是在IT等专业领域的投资，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23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中，汽车等“运输设备”同比下降99%，而“机械”也大幅下降了九成，整个制造业的投资减少了三成。

另外，从美国向中国流入的风险投资大幅下降：2018年为近500亿美元、投资次数近1000次；2019年300亿美元、600次；2020年350亿美元、700次；2021年450亿美元、900次；2022年断崖式下降到150亿美元、240次左右。一些著名的创投基金活跃度明显下降，如红杉中国对华投资项目数量，从2022年的204次减少至2023年的63次。

美国创投资金对市场的引导作用非常明显。美国此类投资下降，对我国创投市场的活跃程度造成重大影响。据第一新声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我国创投市场的出资总额同比下降30%左右，投资次数和金额也下滑了近四成。新成立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数量减少，认缴规模同比下降28.3%，市场的活跃度和信心下滑。

美国对中美间科技人员交流的限制、对中国企业进入美国融资的限制，以及对美国资金进入中国科技类行业的限制，对我国创新经济的影响是直接的、深入的，需要高度关注。

全球的开放政策是我国高质量开放体系取得良性效应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与全球市场的一些创新做法接轨，一些有利于企业创新的价值理念、投资管理规则，对我国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业态及以此为发端的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美国PE/VC等股权投资市场资金来源丰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家族理财办公室、主权财富基金以及非营利捐赠基金等长期资金实力雄厚，主体多元，偏好多样，风险承受力强。这些投资资金支持高科技企业创业的模式及生态，已经成为推动全球新企业、新产业发展的重要策源动力。

美国对创投资金的投资限制以及对美国融资市场的限制，不仅直接影响科创企业的融资，也影响资金的退出。美国风险投资主导的对创投企业的兼并收购，以及在美国NASDAQ市场的上市，都极大拓宽了创投的退出渠道，形成了资金投入到退出的完整链条。美国限制中国公司在美国的融资也会影响美国创投资金来源。

美国在投资方面限制中国，使创投资本来源受限只是影响之一，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创投资本循环的体系受到影响。美国在科技方面的活力及创新机制对全球资金的形成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加之对中国人才培养、交流的负面限制，将会对我们的整体创业生态造成影响。中国初期创新业态，尤其是互联网创新人员大多有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经历，创投企业大多有美国创投资本的身影。21世纪初中美两国间的人员和资金交流，丰富、活跃了两国创新氛围，中美业界相互启发、相互激发，助推了互联网业态从美国到中国的波浪式推进，引领了全球创新浪潮。美国的这些限制措施，对我国科技创新及科技成果转化将带来不利影响。

对策建议

国际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干扰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但反观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衰落，以及印度、越南等发展中经济体在引资方面出现的波动，说明自身政策的制定和环境的完善是根本。在当前形势下，我国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应对：

第一，重视研究美国切断对中国的资金联系、特别是切断创新资金的联系后，对我国可能造成的缺口和影响；研究在国内循环尤其是资金循环上围绕创新经济发展形成体制机制的突破，推动助力新质生产力的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我国原创性科技研发投入更加重要，高科技人才的自我培养体系建设更加重要，企业家精神的培养更为迫切。我国需要更多高素质的企业家具备突破科技瓶颈和形成新业态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模仿跟随。

第二，利用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夯实成熟产业链及配套，不断巩固和提升我国已经具有的产业竞争优势。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规模效应，为各产业发展创造足够的市场空间。我国国内大循环要推动高质量发展，避免产业发展在低赛道过度竞争与“内卷”。

第三，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政策环境、税收环境，要避免政策的反复，更不能走回头路；既给国内投资者带来确定性，也对外资产生更大吸引力。今年11月4日的《FINANCIAL TIMES》炒作所谓“中国的税收政策打击投资者信心”，该文提出，近期中国税务部门要求高收入个人和企业自查纳税情况，补交纳税欠款，以增加地方政府收入。这一政策导致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富裕人群的不安甚至“担忧”。这类信息真假难辨，但在市场上的传播会产生不好的导向，对我国招商引资产生不好的影响。

第四，围绕创业投资，需要梳理现有的循环体系。在美国加大对中国的投资限制及市场准入限制后，我国需要建立新的机制体系，打通创投资金的循环体系。激活更多的中国耐心资本，形成创新资本的活跃的供求市场，并不断提高对美国之外的国际资本的吸引力。

（编辑 季节）

近年来最复杂、选民最分裂的美国大选

2024年美国大选分两个阶段。8月初，美国民主党大会之前是拜登总统与前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竞争；民主党大会之后是副总统哈里斯与特朗普的对决。第一阶段，特朗普占尽上风，他在与拜登辩论中咄咄逼人，使拜登身心俱疲，难以招架，不得不将总统大选重任交给副总统哈里斯。第二阶段，8月，副总统哈里斯在民主党代表大会决议下仓促上阵，在保持拜登主要内外政策基础上，政治光谱上趋于中间偏左的激进自由主义倾向，在性别、堕胎、控枪、气候变化上比拜登更激进，更加注重价值观、法制等社会议题；提出“机会经济”口号，强调关注黑人、拉丁裔等中下层百姓利益，让企业和富人承担更多的责任，并承诺不对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下的百姓加税，提高制药公司定价透明度，免除低收入人群医疗债务，维护拜登的《平价医疗法案》；促进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走清洁经济道路；在对外政策上继承拜登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联盟战略；在对华政策上坚持“战略对手”定位，继续在地缘战略和经贸科技上对华施压和打击。

    但从此次大选结果看，美国选民显然对哈里斯激进自由主义的一套不买账，反而对特朗普以美国利益优先考量“再工业化”进程，使美国再次伟大，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大力开发化石能源的主张，以及对全球征高额关税以对冲美国高债务和高通胀率，以美国优先强基壮体，以全球战略收缩突出制华重心，退出对美国不利的国际义务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为特征的主张更感兴趣，特别是接受特朗普要求“排干沼泽”为政府瘦身，打击腐败的主张。尽管目前美经济指标不错，9月年通胀率2.4%，年核心通胀率3.3%，失业率4.1%，但这些数据显然与选民感觉错位。特朗普不仅在选举人票上大胜（312:226），而且选民票也居于领先（50.4%:48%），且共和党重新夺回参议院多数席位，维持众议院多数席位，共和党赢得27个州的州长。特朗普已将行政和立法权均掌握在自己手里，且高法由保守派法官掌控，为特朗普下一步推进激进的政府结构改革与政策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特朗普当选对美国对外战略及对华政策的影响

特朗普再次当选，使其“美国优先”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可以继续实施：对内强化美战备思维“内顾化”倾向，无需顾虑“深层政府”掣肘，行政、立法、司法大权在握，将依托一批保守派亲信推进对行政当局、军队、情治部门等的结构性改革；推进驱逐非法移民和开发化石能源日程。对外则以“美国优先”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理念确立美国未来战略重点、经济利益、策略手段和利益交换机制，回归“有原则的现实主义”风格，打破二战后形成的美领导的联盟体系主导国际秩序的掣肘，倾向于以推动主要大国双边关系为主的外交战略，企图对美欧亚盟国征税或要求其更多负担美驻军费用，谋求重建“美国优先”的霸权世界格局。

在对华战略上，特朗普谋求在欧洲平缓俄乌冲突，寻求在维护以色列利益基础上推进阿以和谈方案，进而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落实印太战略。

一是特朗普政府将优先考虑对中国经贸施压，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特朗普上任初期可能对我国抬高要价，以高额关税为抓手为美攫取经济利益。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宣称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的关税，由此，将严重冲击中美经贸关系，将使中国对美出口造成重大损失。目前我国仍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1-9月，中美贸易额为5044亿美元，其中我国对美出口3811亿美元，从美进口1233亿美元，我国顺差2578亿美元，且经过多年贸易战，中美货物贸易种类大体固定，我国在对美国出口上将会承受相当大的冲击，有人估计可能对我GDP增长造成一个百分点以上的影响。但大幅提高关税也将提升美国的通胀率，据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算，此举将使美通胀率上升0.4%，如中国对美国实行报复，则美通胀率将上升0.9%。

二是特朗普将在全球战略上实施重新洗牌。除增加关税外，将要求欧亚盟国为美驻军增加支持经费，提高美对其安全的“保护费”；谋求调整大国关系，以结束俄乌冲突为突破口，谋求稳定美俄关系，甚至以放松金融制裁或解冻俄资产，换取俄松动谈判立场，在中俄之间“吹逆风”，尽可能在中俄关系中打入楔子；在中东维护以色列既得利益，推进阿以和谈。美国企图在全球战略内固化的同时，重点针对中国，推进印太战略新布局，重新布局对印太两洋双边为主的战略经贸关系，可能废除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重拾“在公平对等基础上推进双边贸易协议”，致力于自由市场经济，与盟国加强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随着美新政府全球战略调整，以及重塑印太战略，中美关系可能在新的双边建构中寻求某种平衡。

三是特朗普政府不会抛弃台湾这个战略棋子，但将要求台湾当局和企业对美多交“保护费”，对我国打台湾牌仍是特朗普对华政策应有之意。毕竟特朗普只有4年时间，其变革内部、谋求振兴美国经济是重点。

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几点思考

1.特朗普重新上台是美国国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必将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在特朗普第二任初期，我国可能面临战略与经济、科技的巨大压力，中美博弈的频度和烈度都可能“走边缘”。我国应坚持对美既定方针和与美缠斗的主轴，以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应对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新变化，扎实做好在台海军事斗争准备，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

2.准备应对美对我国施加巨大关税压力，以活跃国内经济和货币金融手段对冲高额关税带来的影响。我国科技界宜做好美对我国在科技创新产业进行多方面施压封锁准备，坚定树立自主创新精神。利用好特朗普对盟友征税可能提供的机遇，强化与亚太和欧洲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和科技关系，对冲美压力，利用好RCEP及美欧经贸关系可能变化提供的机遇。

3.对特朗普处理中美关系趋向要冷静观察，特别要注意其周边对华强硬保守派人物动向。这些人反华意识浓厚，主张以战略、安全、经济、科技高压削弱中国发展基础。他们入阁必将对中美关系产生负面冲击，我们仍需在斗争中寻求各种发展机遇。

4.深入做友华人士和民主党官员工作，做好马斯克等企业家工作，加强中美商界和文化交流，加大以商促政的力度。

5.在台湾问题上坚持原则，对美售台武器等利于“台独”分裂活动的企图绝不让步，在对美开展涉台外交同时，积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以美进我进、后发制人原则处理台海局势。

（编辑  尚鸣）

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7任总统，共和党全面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和最高法院。初步预测：美新一届政府将持续强化科技领域“关键十年”战略，推出对华科技战2.0版，进一步加大对我极限施压烈度；美国对华科技遏制、极限施压，将会是和平时期最强的一波。我国需要高度关注、积极应对。

为何做这样的预判

一是看其过去行径。特朗普在其第一个执政期挑起了中美科技战，并制造了一系列事件。2017年1月，特朗普就职后不久发起针对所谓 “中国知识产权侵权和强制技术转移”的“301调查”，又逐步升级为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贸易管制与技术禁运。

2018年年初美国制裁中兴公司、使该公司先后支付超过20亿美元罚金、并改组董事会。2018年8月，美国出台《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将国家安全审查全面完善升级，并在外国投资委员会成立了专门工作组，负责审查过去数年交割完成但未做申报的中资在美收购案件；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以“外国安全和技术威胁”为理由，出台“中国行动计划”，针对大量学术界的华裔科学家展开调查，对一些对象进行刑事指控；2018年12月，应美国政府要求，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被捕，美国向加拿大要求引渡。

2019年1月29日，美国以涉嫌盗窃商业秘密和欺诈为由，对华为提起23件诉讼，开始了对华为越来越严厉的制裁；2019年年中，美国频繁将中国相关高科技企业列入各种黑名单；到今年4月份，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共发布了37次涉华清单，将617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其中近298家是特朗普执政后两年列入，几乎相当于拜登执政四年列入的总数；2020年5月29日，美国签署“10043号总统令”，“暂停和限制”与中国军方有关的学生和研究人员进入美国学习或开展研究。

二是看台前幕后的人物。特朗普第二个执政期即将开始。当年主导对中国进行科技战的幕后人物再度复出。一是主要经济顾问、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人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在特朗普执政第一任期，他对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创新等领域发起“301调查”，并声称中国诸多贸易行为存在所谓“窃取知识产权”“强制美国公司向中国公司转让技术”“对外资企业设置歧视性限制”等情况，为发起贸易战提供了所谓的依据；他推动美国对中国出口到美国2/3的商品征收类似的关税。

二是卢比奥（Marco Antonio Rubio）。此人几乎是美国所有遏华政策的推动者，可谓年轻版的麦卡锡，他对中国公司做过有极大恶意的两件事：一是操纵出台报告抹抺黑中国“正在盗取美国科技创新皇冠上的明珠”，二是提案废除华为及中国高科技公司在美国申请的所有专利；他已获提名出任特朗普第二任期国务卿。

三是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曾担任特朗普政府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影响国防科技政策，主张美国彻底接受“中国威胁论”，而不是继续关注欧洲、北约和俄罗斯；在他任职一年多期间，实质性地推动“亚太再平衡”（Pivot to Asia）战略；此后，他创办了“马拉松倡议”（Marathon Initiative）智库，专注于大国竞争，所出台的报告充满了对华敌意。

四是第一任期时的两位总统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一位是曾任特朗普政府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代理负责人的克拉齐奥斯（Michael Kratsios），另一位是曾任特朗普科学顾问兼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的德勒格迈尔（Kelvin Droegemeier），两人均是特朗普第一任开启科技战的建言者与操刀手。

马斯克将担任美国效率部部长和特别科技顾问但并非入阁，其走向有待观察；国内有学者著文说这些人是“应激性反华，而而不是“理念性”或“战略性反华”，还劝说“不要被误导了”，其实这种观点才是误导。

三是看表态及动向。特朗普在竞选中直接提及对我国科技战的不多。但多次强调要维持美国在全球技术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将延续第一任期执政理念，视科技优势为霸权根基，同时将我国科技发展视为对美国家安全的根本性威胁；称中国台湾地区偷走了美国百分之百的芯片生意，要向美国交保护费，将从台湾拿走芯片制造产业，同时将对中国的商品加征60%-100%的关税，并加强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制裁。万斯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尤其在经济、技术和军事方面对美国造成了重大挑战，应该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莱特希泽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了对华八项手段：不再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额外关税；减少美国企业发起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诉讼的障碍；减少对中国的战略依赖；加大对中美关键领域投资的审查与监管；强化对华出口管制，扩大管制范围；停止中美在安全与技术领域的合作；坚持市场准入全面对等原则；打击所谓的“中国影响美国政治与社会”的行为。今年11月初，台积电电邮通知大陆客户，将断供7纳米及以下制程的芯片，被视为向美国新政府表忠心。

美国对华科技战2.0版的若干特点

（一）烈度将更高。不同于前任的缓慢有节奏的步步紧逼，特朗普2.0版节奏将会大大加快，强度直接升级，从“小院高墙”走向“大院高墙”，从收紧合作到直接中断合作。更多科技行业如生物医药、农业科技将纳入对华出口和投融资限制领域。

1979年签署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已于2023年8月到期，续签谈判仍在艰难进行，特朗普的幕后咨政者认为，该协定不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所以如果今年年底前达不成协议，明年新政府上台达成协议更难。克拉齐奥斯曾声称：该协议来自一个“乐观的时代”，当时华盛顿政府希望与中国进行科技合作；如今有必要通过让该协议失效，向中国发出强烈信号。其言论可能代表了特朗普政府的态度。

（二）打压将更甚。打压范围将可能从单个企业持续沿产业链、供应链拓展，管控层次逐步向远端渠道、迂回路径深入，华为、中芯国际等头部企业的所有子公司可能被纳入实体清单甚至《军事最终用户清单》。

“马拉松倡议”曾经出台一份关于如何“穿透式”地甄别更多中国涉MCF企业的报告，建议“各参与部门从各自决策到联合出击”。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资深主任伊莱妮·德津斯基（Elaine Dezenski） 说，此前美国政府部门之间的确缺乏沟通，存在“孤岛效应”“使制裁和管制措施无法充分地发挥效用”“这一现象限制了美国的政策威力”；建议增加部门之间协调一致性。

国际围堵策略从“盟友联合”扩展到“全球管制”。为防止中国从第三国获得渠道，特朗普团队建议引入“全球管制”的新概念，动用1959年《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R）》立法。根据这一规则，其他国家的设备哪怕只有少量美国技术，美国也有权阻止这种产品的销售。

（三）领域将更加集中。在扩大对华技术脱钩禁运与限制范围时，将突出重点领域。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明确阐述了上台后将支持几个关键科技行业发展，声称将通过对外征收高额关税、强化本国企业支持政策、要求外商在美国设厂等方式，推动本土这些行业的发展。具体包括四大领域：一是半导体和微电子。二是人工智能，解除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任何风险与伦理限制。三是太空技术，上一任期特朗普曾下令重建搁置25年的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正式宣布美国将重返月球，“不仅要在月球上插旗并留下脚印，还要为将来的美国载人火星任务奠定基础”。四是网络与电信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也是特朗普重视的重要领域，打压中兴华为就是以此为借口。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第一年，他把美军网络司令部正式升级为美军第十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地位与美国中央司令部等主要作战司令部持平。总体上，“智能+新兴技术应用”可能成为中美科技竞争博弈的最前沿和交锋面。

（四）可留意是否具有可交易性、不确定性与不可持久性。商人思维决定其可交易性。跨国投资银行杰富瑞（Jefferies）的克里斯托弗·伍德（Christopher Wood）认为，特朗普的过往记录表明他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反华，他所说的一切都可能成为与中国谈判的筹码。“人们已经忘记了唐纳德·特朗普在2020年1月与中国达成了重大贸易协议……他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与中国谈判能够达成最佳贸易协议的人”。伍德甚至认为，如果中国能接受更高关税，特朗普甚至能够放松对美国先进半导体技术的限制。我行我素的风格决定了特朗普的不确定性，在其上一任期，最让人们不放心的就是突然袭击。

另一个不确定性来源于马斯克的角色。马斯克对特朗普竞选胜利及后续执政意义非常大，此次特朗普竞选过程经历了不被看好、焦灼拉锯和大获全胜的历程，其重要拐点是马斯克高调下场支持。据报道，马斯克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了至少1.18亿美元，这还带动了扎克伯格、库克、皮查伊等硅谷科技精英与特朗普接触。后者对华科技政策能否有所纠正？有待观察。

（五）不可持久性。耶鲁大学华人教授张泰苏有一个判断：民主共和两党对比，特朗普的手段可能会更激烈一些，但从长期效果上看，他的手段的持久性不如民主党。对中国而言，虽然共和党目前的手段更激烈，但是民主党更有能力利用美国传统外交体系，长期贯彻对华竞争政策。

关于对策建议的几点思考

打破一切幻想，从最坏情况出发，更加立足自立自强

中美两国在新兴战略领域的竞速，不仅是科技之争，更是国运之争。我们不要对美国新政府抱任何幻想，要“料敌从宽、预己从严”，把发展的基点牢牢放在“自立自强”之上。

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要以我为主，练好内功，立足以弱抗强打持久战、整体战，靠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建立统一战线，统生态标准、攻先进制程，坚定不移走自主可控发展之路，打赢智能时代的“硅幕”战争。

差异化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人工智能核心算法、高端芯片等方面受制于人的情况下，我国应重视发挥庞大规模应用市场的优势，将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先进材料、高端制造、新能源等领域，使千行百业形成快研发、快应用、快迭代的叠加增效效应，牵引整个人工智能技术链条发展。

把握技术突袭与反突袭主动权。统筹运用科学手段开展技术预测，精准遴选技术方向、迭代优化重大项目攻关方向和技术路线，在技术领先领域和美国短板领域，实现技术突袭和不对称优势；在落后领域可着力塑造后发优势，回避研发探索风险，用好全工业体系优势，实现追赶和赶超。

坚持扭抱缠斗、错位反制、自主开放的竞争策略

坚持以“两手对两手”的策略，限制、弱化、破坏对手打压，避免与美西方陷入全面脱钩和对抗。

一是加快建立科技风险预警监测体系。完善风险监测预警协同工作机制，构建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开展常态化风险监测与研判预警，针对对方断供、制裁等手段，制定专门应急应对预案，推动实现科技安全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研判、早应对。

二是加紧开展反制裁专项行动。出台完善反制国外制裁的规章制度，设计丰富的政策工具；梳理美西方严重依赖我国的原材料清单，禁止美国在我国市场销售低端技术产品等反制手段，以缠斗式的战略“互卡”换取对方让步。

三是协同推进突破美盟与开拓“南方”。充分挖掘与西方联盟“互利共赢”的空间，与“重要大国”“关键小国”形成国际创新合作布局。充分发挥我国规模化市场优势，形成基于创新链共享、供应链协同、数据链联动、产业链协作的一体化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深化与“南方国家”之间的新型南南合作，以技术合作“朋友圈”突破美西方的“包围圈”。

坚持以效率与目标为导向的国内科技治理方向

马斯克将担任美国效率部部长和特别科技顾问的用意在于：改造政府部门僵化低效的积弊，力求通过建立政府内更好生态，加快美国高科技发展速度。特朗普班底对中国竞争的定调是“时间，时间，还是时间！”而马斯克经常强调的是“速度，速度，还是速度！”初步判断，在科技领域“特马合作”模式下，未来，美国科技发展更加坚持以效率与目标为导向，可能获得更灵活的决策方式、更高的运转效率、更优的质量水平，我国面临高科技发展差距被进一步拉大的风险。

当下中国科技发展领域的治理所面临的一个极大问题，是把程序与规则看得过高。这当然是为了应对日益繁密的监管，以“不出事”为先，所以事事强调程序与规则，而把效率与目标放在其次。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把过程管理看得太重，甚至超过目标管理。其结果必然是：上级几乎天天向下级发指示、发文件、要材料，必然要事事留痕，必然是大量的统计报表、数据，必然是没完没了的检查与应付检查，必然是把避免程序性失误看得比出成果要重。

特朗普执政第一期时，科尔比曾提醒美国国防界注意不要陷入当年为纳粹德国设定的低效率陷阱。 

二次大战时，为了更好打击纳粹德国，美军战略服务办公室（CIA前身）刊发了《简单破坏手册》，其中就有推销与渗透用以诱导德国统治当局陷入低效率陷阱的一套理念。比如：（1）“制造不必要的官僚化：在可能的情况下，把所有的事项都提交给上层委员会去讨论，不轻易做决策，尽量要求‘进一步分析分析研究研究’。然后努力让负责决策委员会尽可能地机构庞大人多且官僚化，降低决策效率。当有关键工作要做时，马上召开更多会议，来消磨时间。”（2）“严格要求按程序、按渠道来、走流程、走审批，不允许走任何捷径，不许特事特办。可能的话，尽可能让这个流程更加复杂繁琐，尤其是制造一些‘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转圈子或相互抵触的程序。”（3）“在相对不重要的工作中坚持完美，以占用更多宝贵工作时间和资源。比如一些好看的简报。”（4）“将可以合并的事项分开逐项办理，比如发布文件、财务报销、行政许可等，这样可以让人跑很多遍。”（5）“更多地提倡‘谨慎’‘合理’，强调快速决策后可能会有尴尬或者风险。”（6）“担心任何决定的适当性。比如‘这个事项是否属于我们的管辖范畴’或者‘这个决定是否与高层的某个政策或决定相冲突’”这些理念被渗透给德国决策与行政系统。后经过评估，降低了其32%的效率，为盟军赢得胜利做出了贡献。

我们党当年管理“两弹一星”以及“863”“973”“995”等重大工程，都是以效率与目标为导向。张爱萍管理“两弹一星”只提出“四问”：“（1）你们原定的计划是什么？（2）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按计划还差多少？（3）完成原定进度的困难是什么？要讲得具体。（4）如果我给你解决了困难，你多长时间能完成？”为了应对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对华科技战2.0，需要我们学习我们党管理科技发展的经验，以信任科学家为前提，以效率与目标为导向，构建能够真正调动科学家积极性的创新生态。

（编辑  季节）

美国先进制造业振兴的初步效果迅速

在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和推动下，美国基本遏制了制造业下滑的趋势。

美国制造业行业回流分析

制造业回流聚焦增加值与科技含量较高的行业。这些行业是现阶段美国制造业回流的主力军。根据美国专注推动制造业回流的“回岸倡议”的统计，以新增就业岗位为衡量指标，美国制造业回流前五大行业包括；（1）电气设备与零部件；（2）计算机及电子产品；（3）交通工具；（4）化工产品；（5）机械设备。医疗设备是制造业回流的重点关注领域。计算机、电子和电气行业增幅最大，是美国制造业回流的主要领域。

1.电动汽车电池与战略性关键矿产。美国正在逐渐减少对中国电车电池进口依赖。高能电池驱动的电气设备是2023年重点回流或投资的产品，其创造的工作岗位居于所有回流行业首位。美国电动汽车电池的投资发展迅速，中部地区已形成新式的“电池带”，这对于长距离、零排放的制造计划至关重要，对于美国经济、国家安全和能源独立也至关重要。电气设备与零部件产业的回流企业和FDI创造的就业份额，自2019年的3%增加至2023年的37%。2023年在“关键产品”的回流和FDI中，电车电池占比高达52%。与回流紧密相关的战略性关键矿产企业的回流逐年增加。

目前中国仍主导着全球锂电子电池供应链，2021年占全球供应量的79%。电动汽车电池化学成分依赖的锂、钴、锰、镍和石墨五种关键矿物中，我国控制着61%的储能和电动汽车锂的精炼，以及100%的电池阳极石墨加工。

中国是30种关键矿产的全球最大生产地，以及美国稀土矿产和十余种关键矿产的主要进口依赖国。2010年，因钓鱼岛危机，中国切断对日本出口稀土矿产两个月。作为应对，日本推动其稀土矿产供应“去中国化”，并加大对中国以外地区投资的力度。日本从中国进口的稀土矿产品从2010年占比88%，降低到2020年的25%。2023年8月1日，中国商务部宣布管控镓和锗两种关键矿产。关键矿产供应链在中长期的韧性与安全性成为美国政府及相关企业投入重点，美国正在与储量巨大的蒙古国达成战略开发协定。

为确保中长期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性，拜登政府加速调整其关键矿产供应格局，推动各矿产企业在美国境内的关键矿产开采及生产投入，并联合友岸国家拓展其供应链，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挪威等。

2.计算机及电子产品。先进芯片（特别是先进逻辑计算芯片）是电脑及电子产品制造业回流美国以及全球产业链重整的最主要领域。

2024年5月，波士顿咨询集团（BCG）与半导体工业协会（SIA）发布《半导体供应链韧性报告》指出，未来芯片制造全球产业链将加速调整，美国及其友岸国家（欧洲、日本、韩国）对芯片产业链的控制将进一步加强，各国政府和企业将采取一致行动以提高产业韧性。2022年8月，美国《CHIPS法案》承诺，为半导体制造业提供390亿美元的补助激励和25%的投资税收抵免（ITC）。

晶圆加工全球供应链将更具韧性。预计到2032年，领先的晶圆加工产能将从中国台湾和韩国扩展到美国、欧洲和日本，美国晶圆加工产能增幅将会居世界首位。在全球晶圆加工总产能中，美国的份额将从目前的10%提高到2032年的14%。美国新建立了80个晶圆加工项目，将创造5万个新就业岗位，将加大半导体业务成熟地区的投资，用于新建项目和新地区产能扩张。

新市场和创新技术将提升芯片制造过程中组装、测试和封装（ATP）的韧性。在ATP领域，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将继续占据全球产能的最大份额，但在各国政府和外国投资者的支持下，预计东南亚、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将扩大ATP产能。美国国务院通过《CHIPS法案》下的国际技术安全与创新 （ITSI） 资金进行支持。先进封装技术研发以及相关芯片创新（chiplets）也推动了领先企业在美国和欧洲建立ATP产能，以支持新的晶圆加工产能。

供应链的其他部分正在进一步平衡。半导体制造设备方面行业领导者在不同地区建立了研发和培训中心。集中在东亚的材料生产，将跟随未来的晶圆加工厂产能转移到美国和欧洲，以实现更优的研发效益。

3.机械制造。3D打印技术、工业自动化、智能工厂领域的持续投入，促进了美国机械制造相关产业（包括：汽车制造、航空航天、国防工业、铁路设备等）回流，以及高端CNC数控机床、各类加工机床、自动化生产线等。

2023年，国别数据显示，亚洲主要机床产销国/地区出现产量下降趋势，德国取代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床出口国，出口额达到82亿美元，美国取代中国成为全球机床最大进口国，进口额达到65亿美元。

  美国制造业回流和全球产业链调整动因

根据《回岸倡议》2023年的统计报告，“政府的激励措施、市场距离、熟练劳动力、良好的本地供应链、（海外）供应链中断”，是2023年美国制造业回流和外国直接投资动因的前五名。

全球产业链重构是跨国公司调整其全球产业链战略布局，获得新竞争优势的过程。重构的基础是转向“最优成本”战略。跨国企业将分离薄弱环节，突出发展优势环节，分解和重组内部生产结构。各国的变化以及政策调整都有可能推动全球产业链的空间重构。

政策激励短期有效

美国政策多方面尝试激励海外企业回流本土。在高科技领域，控制生产能力被视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全球领导力的一部分。政府不断出台控制风险与增强产业链韧性政策，驱动制造业回流。

2022年以来，《CHIPS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对芯片和新能源行业回流在短期内发挥了显著的刺激作用。总体来看，回流突出表现在电器设备、电子产品、化工、交通设备和医疗设备和器材等五大行业。

企业层面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企业回流决策

中国美国商会《2024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2020-2024年在华的美国企业面临劳动力成本、美中关系、法律法规执行不一致等问题，分别代表了企业生产要素成本、税收成本、营商环境三大因素，这也是美国企业回流决策中主要考虑的因素。

美国推动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制造业产业向美国友岸和近岸流动，如越南、印度、柬埔寨、墨西哥等。与此同时，美国大力推动了部分需要中高端技术工人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回流本土。这样形成了中低端制造业流向友岸和近岸，中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的分流现象。

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启了两国以关税为主要手段的博弈。近年来受影响最大的是电动汽车（EV）领域。2023年中国电动汽车出口量比上年增长70%，而关税税率由25%增加到100%，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电动汽车的国际竞争力。相应地，电池、电池组件及零件和关键矿产的关税税率也在增加。2024年，锂离子电动汽车电池和电池零部件的关税税率从原来的7.5%增加到25%；天然石墨和永磁体、某些其他关键矿产的关税税率也从零增加至25%。到2025年，半导体关税税率将从25%增加到50%，这一举措成为配合《CHIPS法案》，促进企业回流和半导体制造能力的第一步。此外，钢铁和铝、太阳能电池、起重机以及医疗产品等关税税率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上调。

2018年中国在美国制造业进口中的份额大幅下降。2023年4月，中国美国商会对在华美国企业的调查显示，23%的受访企业正在迁移部分业务或评估迁移选项。此时，东南亚国家加紧吸引外资，与多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大幅削减了对外出口关税。泰国出台了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符合条件的企业在泰国享受的税收优惠最多可减免13次。柬埔寨和缅甸也对外商投资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不实行外汇管制，允许外汇资金自由进出，以及对欧盟、美国、日本等30多个西方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免关税和免市场配额准入的普惠制制度等。2020年，墨西哥签订了《美墨加三国协议》，达成了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免税协定，让墨西哥成为众多外资企业借道进入美国市场的“跳板”。

在国家和企业层面，供应链优化都是回流动因中的主要因素。而企业优化供应链的重点在于降低地缘政治冲突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收益损失的高昂风险。凸显了企业亟须将回流和近岸外包作为应对灾难性中断的重要保障措施。

  特朗普将“让美国再次伟大2.0”

将于2025年初二度入主白宫的特朗普，其与产业相关的主要经济主张包括：（1）对内通过政府简政放权，减税降费，减少政府补贴等措施，推行市场自由化，旨在鼓励产业回流和提升竞争活力；（2）对外通过加征关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保护国内制造业；（3）降低贷款利率，鼓励产业投资；（4）支持传统能源开发和利用，降低动力成本；（5）驱逐非法移民，保护本地人就业。但业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政策组合很难在短期内落实，而且其保护主义措施，尤其是针对中国的高关税政策，必然会推高企业的运营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反移民措施也会加高企业用工成本的负担。

在产业振兴方面，除了削减政府对绿色技术支持外，特朗普将在继续鼓励制造业回流的同时，将推行其第一任期间制定的《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以保持美国在领先技术和先进制造领域的竞争优势。

对中国发展带来的冲击

根据美国近年来发布的关键与新兴技术相关政策文件和法案分析，美国将在先进制造业领域加大投入，加大对中国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制裁力度，并与其盟友联合切断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的渠道，例如荷兰ASML对中国停售DUV和拒售EUV光刻机，就是美国与欧盟联合政治施压的产物，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形成直接冲击。我国在新兴技术发展上将遇到更大的障碍、在国际市场将遇到更大的准入壁垒，尤其是在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高科技领域。我国需要在全球供应链中寻找替代伙伴，并加快国内供应链的重建。

美国制造业回流和全球产业链调整对我国的影响

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处于中低端位置的状态仍未根本改变。而原有的产业链分工将会从互补关系发展为全面竞争与局部合作关系。

（一）中低端制造业迁至美国“近岸”或“友岸”

中低端、多元化制造的特点，是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流定位。

在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下，美西方制造业大举快速外迁，降低了我国的出口竞争力。美国通过推行《印太经济框架》《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以及《全球供应链合作协议》等政策布局，实施“近岸外包”或“友岸外包”，将更多的生产线和配套企业外迁，削弱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削弱了中国低端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

近年来，我国面临着劳动力、工业能源和原材料等多重成本上升压力，制造业有效劳动力供给规模日益减少，行业价格竞争优势下降。从全球产业链分工低端向高端转型，需要一定的要素支撑，若传统生产要素优势丧失，而高端生产要素供给不足，中国产业链转型升级将产生巨大压力。

  （二）高端制造业回流倒逼我国产业升级

美国推进中高端制造业产业链本土化、多元化的发展对我国产业升级产生倒逼作用。短期来看，核心技术和零部件可能面临断供的风险，部分产业链会出现“断链”、脱节。我国工业长期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一直较为突出，制造业优势更多地体现在规模和布局上，但在核心零部件和产品质量上短板明显，我国企业的相当部分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美国、欧盟和日本提供资金、专利、设计和技术，零部件在中国、东亚或东南亚地区生产，加工组装在中国，最终产品销往美国、欧盟和日本。目前我国依托科技型跨国公司带来的技术外溢红利正不断弱化，我国已经从学欧仿美的初级阶段，进入深化改革的高级阶段。我们在诸多领域面临的不仅是深水区，甚至是无人区；但在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原始创新的能力较弱。

此外，我国尚未形成一批拥有较强国际竞争力、体系化的供应商。我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基本上是附加值较低的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等类产品，进口品类则多为高附加值的电子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光电技术以及生物技术。一些高精尖产品和关键零部件，不同程度地处于短板状态。中高端制造业中间投入品供给的限制，使得我国难以控制相应产业链的关键生产环节，对于中高端制造业领域是一个较大的冲击。

（三）制造业“空心化”风险

在低端制造业转移、高端制造业回流的双重夹击下，我国东部低端产业向中西部产业转移的速度放缓，同时由于中西部地区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难以承接东部制造业（包括外资和民营企业）的规模转移，从而造成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制造业向西部转移的布局需要解决现实困局。

我国有超1/3制造业出口总值来自服务附加值，而这些生产性服务是直接依附于制造业的；^[1] 一些新兴服务业也要依附制造业，如互联网金融、电信产业和软件服务业等都要制造业为其提供设备保障。在制造业上下游产业同时出现“外流”和“缩水”时，我国需要高度警惕产业“空心化”的风险。

  （四）智能化风险

新一代的智能技术需要依托海量的信息源进行深度学习，而中文承载的信息仅占全球份额的1.5%左右，与越南语相当，英语占据54%的份额，在科技文献中更占据94%的份额。严格的信息管制和僵化的教育模式将制约我国在全球智能领域的竞争能力。

（五）地缘政治风险

俄乌战争将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美西方将加强对全球产业链的操控，加大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和经贸脱钩，扶持那些具有一定产业基础且便于美西方操控的经济体。

我国的应对策略

中美博弈不仅是经济、科技领域的竞争和超越，实际上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竞争和超越，这是严峻的挑战。超越的关键在于改革和发展。我们应知己知彼，深入研究美国在构筑全球产业链和振兴制造业战略的系统性、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塑造长期有利发展的外部环境。采取正确的方针和策略，保持在国际风云变幻之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深化改革创新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关键途径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推动力。改革是解决发展难题的关键途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着力抓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问题，聚焦七个方面，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的举措，涉及体制、机制、制度等多个层面，要通过改革发展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加大研发投入，产学研深度融合，形成创新生态圈

要加大政府对基础科学持续不断的投入，加快建设以企业为主体，打通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堵点，打造兼具科学家和企业家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成长环境。改革现有的科研体制和政策体系，提高科技研发体系的国际化水平。

对关键技术领域进行研发投入，减少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领域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积极引进海外高端人才，打造全球领先的技术人才队伍。加强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形成创新生态圈，推动技术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三）推进供应链本土化、多元化发展

优化供应链布局。一方面，在关键技术和产业链环节，我国要推动供应链本土化。特别是在芯片、电子元器件、新材料等领域；另一方面，通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整合“全球南方”力量，联合东盟、非洲、拉美等力量，加强与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扩大我国企业的全球供应链布局，多元化发展，避免对单一国家或地区的过度依赖，降低供应链断裂的风险，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合作，构建更加安全、稳定、灵活的全球供应链网络。

（四）以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发展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

   2023年，我国人工智能市场、数据规模和企业、人才数量虽然仅次于美国，但是在算法、算力、硬件、软件开发和云服务能力方面与美国仍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将在“十五五”期间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发展绿色制造技术，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增强我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中的可持续竞争力，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制造业转型，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五）优化国内营商环境，加强政策支持与激励

通过实行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简化行政审批程序，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通过税收优惠、补贴、融资支持等政策，鼓励企业在关键领域的技术创新和投资，吸引全球先进制造业项目落户中国。

（六）促进国际科技与经济合作，积极应对国际贸易环境变化

美西方一方面不断推动“去中国化”削弱中国外循环，另一方面不断壮大自身内循环，我国应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仍须尽力推动与美西方经济挂钩，从而为发展强大自身内循环赢得时间。

我们应深化与欧洲、亚太地区、非洲等主要经济体的科技和经济合作，推动中外企业在特定领域的合作，加强国际贸易谈判能力，利用世贸组织（WTO）等多边贸易机制，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欧投资协定等多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实施，积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确保我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稳定地位。

（七）提升国际话语权与标准制定能力

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在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领域，提升中国在全球标准体系中的话语权。通过多边外交、区域合作、国际组织等渠道，扩大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确保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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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55年的韩国人李哲禧，按照中国的生肖来算属羊。不少韩国人都会一点中文，但像李哲禧这样能用中文接受采访的，应该不太多。

李哲禧曾是三星集团前会长李健熙的机要秘书，后任三星中国常务副总裁、上海三星半导体公司董事长、CJ（希捷）集团中国本社总裁。如今他在首尔管理着一家名为“益善斋”（ICAS）的民间智库，这是一个亚洲文化经贸交流的平台。

采访中李哲禧说，当他看到当地时间11月15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智利首都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韩国领导人的消息，他感到很高兴，“就双方会谈内容来看，中韩双方的企业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共同发展”。

李哲禧的个人经历与中韩两国30多年的经贸合作往来紧密相连，他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点。

“父亲让我学中文”

李哲禧的父亲，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律师，很早就意识到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早在20世纪70年代，当中国正努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时，李哲禧父亲就鼓励他学习中文，并预见到中国与韩国之间将来会有“难以想象的紧密关系”。

“我父亲当时坚持认为，韩国的发展需要和邻国进行交流，学习中国语言仅仅是第一步，于是我在大学里学习了中文和中国文化。在当时看来，我父亲的这个观念是难以想象的，因为那时，中国和韩国还没建立外交关系，真正建交要到20多年后。”李哲禧说。

父亲的这种预见性，使得李哲禧在后来的中韩经贸交流中获得先机，特别是在他于1982年加入三星集团后，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中韩商务合作，“中日建交，要远早于中韩建交。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松下等日本企业开始进入中国市场进行发展布局，这给韩国企业带来了紧迫感，但因为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韩国企业能做的动作非常有限”。

李哲禧的职业生涯是从参与贸易起步的，随后在三星总部的战略部门负责重点关注中国、越南等市场。1986年，他被派遣至香港，开始了四年的“港漂”生活。彼时的香港，成为中韩尚未正式建交时双方之间的贸易桥梁。

他回忆在港工作期间，他非常关注内地的变化。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是当时全国最高的建筑，曾经创下了“三天一层楼”的奇迹，成了“深圳速度”的代表，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包括三星在内的韩国企业，当时对中国内地的兴趣就非常高。”

亲眼看见中国内地的快速发展，韩国商界对开拓这片热土的愿望变得更加迫切起来——三星集团，这家韩国最大的跨国企业之一，彼时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尝试与中国企业建立商业联系。身在香港的李哲禧则在这个过程中频繁地为韩中企业合作穿针引线。

“三星在中国讲出一个好故事”

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中韩经济合作迎来了春天。此时的三星集团迅速调整发展战略，加大了对中国的投资力度，在中国落地多项电子及其他行业的合作项目。李哲禧说他自己“有幸参与其中”：不仅参与了三星集团在中国的多个重大投资项目，还协助建立了与中国合资合作企业、与中国政府高层的沟通渠道。而多位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出访韩国时，都曾对三星集团进行了考察。

三星集团当时的“掌舵人”李健熙多次到中国考察访问。李哲禧回忆说，李健熙有一次到北京拜访中信集团当时的董事长王军，后者是非常出名的高尔夫球“发烧友”，但那会儿可能是刚刚练习不久，动作还不是那么协调。于是在球场上，李健熙就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王军，还亲自为王军示范动作。

因为工作关系，使得李哲禧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三星集团的决策。他讲述三星集团如何从本土最大的企业之一转变为全球著名的跨国公司，在三星集团的转型期，时任会长的李健熙深感韩国本土市场的局限，决定将三星集团转变为一个全球性的跨国企业。在这一战略指导下，三星集团加大了在中国的布局，并建立“中国三星”，以期将企业深深根植于中国市场，“使之成为中国人心中喜爱的品牌”。

很快，三星集团旗下多个业务板块落子在中国多地，并取得较好的投资效益。如在天津、苏州等地建设工厂，不仅促进了当地就业，还带动了供应链的发展。在李哲禧看来，三星集团在中国的成功并非偶然，它是建立在对中国市场的深刻理解、对本土化策略的精准执行，以及与中国政府的积极沟通紧密合作之上，“三星在华策略的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公司愿意将在中国投资的企业视为‘本地企业’，而非外国企业，这种观念转变促使三星更深入地参与到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之中”。

“建立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与韩国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日益紧密，双方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互补优势显著，尤其是在产业层次、结构布局以及经贸互动方面。两国的贸易结构共同经历了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单一化向近年来的多元化转变，产品生产的多样化已成为主导趋势。中国已连续20多年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经贸合作基础扎实、潜力无限。

在刚刚落幕的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举行了专场“中韩企业合作交流会”，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相关负责人在发言中表示：“中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完整，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韩国贸易协会作为韩国规模最大的商协会，已连续7年参加进博会并开设韩国商品馆，组织了74家韩国企业参加本届进博会。韩国作为发达的对外经济体，与其在美国压力下忙于寻找对华替代选择，不如主动拥抱中国庞大市场内需。中国企业也将韩国视为出海第一站，希望韩国企业继续看好中国、选择中国、深耕中国，把握中国市场商机，共同探索合作共赢的新机遇。”

近年来，中国对韩国重点以高附加值的电子产品、机械类产品、船舶等作为输出方向，韩国对华出口的商品也以高科技产品为主，双方出现了进出口产品同质化的新趋势，这也使中韩双方在产品出口领域的竞争日渐激烈。

“竞争是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各国在发展贸易阶段不可避免的问题，更是跨国企业在国际乃至地区合作里必不可少的一环。”李哲禧认为，中韩两国产业结构中重叠领域增多，需要在两国制造业中寻找出分工协作新的平衡点，以期在长期竞争过程中寻求合作互补、实现合作共赢。

中韩两国合作的深度与广度都在不断拓展，在多个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从高科技产业到新能源，再到文化娱乐，李哲禧深刻理解到，中韩合作不仅仅是经贸往来，更是文化和理念的交流。

“两国企业都知晓转型升级的重要性，需要更加注重技术创新和市场多元化。韩国企业需要与中国建立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在讨论中韩两国企业未来合作前景时，李哲禧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两国应该在解决老龄化、新能源产业开发等共同问题上形成合力，“两国在老龄化、出生率下降等共同挑战面前，拥有广泛的合作空间。例如，韩国企业在医疗健康、养老服务领域的技术与产品创新，可以与中国的市场需求相结合，共同开发解决方案”。

李哲禧认为，中韩合作不应仅局限于政府和大型企业，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同样重要，“应鼓励中韩两国的中小企业在新能源、金融等领域探索合作机会。面对国际新形势、新挑战，中韩企业都在为寻求国际新兴市场、复苏国内经济和实现贸易多元化而努力，合力保持两国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媒体助力的方式，中韩合作不仅能够在传统领域深化，还能在新兴领域开拓，为两国乃至东北亚地区的繁荣稳定贡献力量”。

（编辑  季节）

科技进步不仅打开了未来人类生活的想象空间，也为当下的经济金融增长带来新的动能。

在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连续多年被写进顶层设计，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指出，要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

《决定》所提出的这一任务，与2023年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一脉相承。这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等，并提出要做好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等金融“五篇大文章”。

“在‘五篇大文章’中，科技金融居于首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此，央行将聚焦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中小科技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挥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作用，会同相关部门培育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市场生态。

中信集团董事长奚国华多次强调，中信集团在科技金融领域要迎难而上、聚焦重点。旗下各金融机构要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统筹运用好股权、债权、保险等手段，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支持做强制造业。[1] [1]

新质生产力：科技金融新机遇

2024年7月，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汇聚中信集团股权投资机构专业力量，联动外部投资机构，发起构建“中信股权投资联盟”生态圈，旨在探索科技金融新路径。

图：在2024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投融资主题论坛上，中信股权投资生态圈正式启动

“要发挥‘中信股权投资联盟’作用，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通过股权和债权对接机制，带动子公司业务联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张文武表示。

中信金控总经理曹国强谈到，中信金控发挥综合金融平台优势，构建了以股权投资为主、“股贷债保”联动的科技金融服务支撑体系。后续，“中信股权投资联盟”将聚焦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创投力量点亮科技创新之路。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家名为宇树科技的高科技公司作为“中信股权投资联盟”参投企业，受邀在中信集团展台展示，成为大会瞩目焦点。大会唯一可动态展示的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H1，身高1.8米，在展台中央灵动起舞，配合四足机器人Go2向观众尽情展示前沿科技带来的感官冲击。

宇树科技成立于2016年，经过八年的高速发展，其四足机器人在全球市场销量份额高达60%-70%。快速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支持，“中信股权投资联盟”为其提供股权投资，助力企业技术不断升级迭代。

图：2024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展示的宇树科技产品

宇树科技2023年发布面向大众消费市场的四足机器人Go2，定价9997元，首次将机器人零售价格定到万元以下，让更多消费者能够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和乐趣。

作为首批获准成立的金融控股公司，中信金控旗下拥有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期货、投资、消费金融等金融全牌照，同时背靠中信集团，能够撬动先进智造、先进材料等实体产业资源。

秉持“一个中信，一个客户”服务理念，中信金控依托中信集团“金融全牌照+实业广覆盖”优势，创新构建了中信企业家办公室“人-家-企-社”服务体系。“人”着眼于个人财富管理、保障规划、股东融资；“家”着眼于财富传承、子女成长；“企”着眼于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经营管理及环球投融资；“社”着眼于慈善公益及社会责任投资，为企业家构建开放的融资+融智平台，助力企业家行稳致远。

与宇树科技的合作，就是中信支持科技创新的一个缩影。

专营体系：银行信贷创新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上，潘功胜表示，金融机构对科技型企业法人风险评估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要增强金融机构对科技型企业的风险评估能力，丰富和适应高新技术领域特点的金融产品。

6月28日，央行、证监会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下称《工作方案》），其中提到，全面加强金融服务专业能力建设，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构建科技金融专属组织架构和风控机制，完善绩效考核、尽职免责等内部制度。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法规司司长王胜邦认为，科技型企业的特点是轻资产，研发周期长，不确定性比较大。过去银行在授信的时候，对传统企业的信用评价是看它的资产和信用记录，这是以物的评价为基础的，这对科技型企业不再适用。

“怎样进一步健全对于科技企业的信用评价体系？就要从过去的看财务报表、看押品，转向看能力、看产品、看前景。过去我们的信用评级是向后看，科技企业的信用评级是向前看，我们鼓励银行构建差异化的信用评价体系，更加符合科技创新型企业的经营特点。”

以中信金控子公司为例，中信银行已在12个重点地区成立了科技金融中心，建立200家科技金融先锋军支行。为解决科技企业融资痛点，该行优化授信逻辑，摆脱只看“财务三张表”审批逻辑，更多关注企业专利、科研成果、业绩成长等前瞻性指标，创新推出“积分卡审批”模式，为企业高管、知识产权、科技资质等进行授信赋分，累计为1700家企业提供融资。推出全线上、无抵押的“科创e贷”，基于科技型企业创新积分制的“火炬贷”，面向科研院所和高校孵化企业的“成果转化贷”，针对拟上市科创企业的“上市接力贷”等。

图：中信银行苏州分行为科技金融先锋军支行授牌

在众多科技企业中，获得官方认证的专精特新企业通常创新水平高、科研能力强，在特定领域或技术方面具备深度的专业知识及技术专长，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主体，亦是各大金融机构争相服务的对象。

今年以来，中信金控各子公司持续优化专精特新企业业务风控体系，建立科技金融授信业务尽职免责机制，推动“敢贷、愿贷、能贷、会贷”。

截至2024年11月末，工信部前五批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中，中信服务覆盖率达到91.51%，较2023年初提升44个百分点。

模式变革：“股贷债保”联动

科技型企业一般会经历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不同阶段，企业成长周期的不同阶段，对金融需求有不同特点。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说，“科技创新企业通常具有高投入、长周期、经营不确定性大等特征，与坚持‘长期主义’的耐心资本在本质上高度契合。”他表示，“我们将和有关方面一道，积极创造条件吸引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围绕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募投管退’全链条优化支持政策，引导更好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在央行、证监会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工作方案》中，这些举措在股权融资、债券融资、信贷和保险等方面被进一步细化。

与此同时，中信已率先探索落地“股贷债保”金融服务支撑模式。

以股权融资为例，“中信股权投资联盟”根据企业需求，量身定制“募投管退”股权投资全链条服务。同时发挥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在资本市场的专业优势，为客户提供境内外IPO、并购重组、再融资、市值管理等服务。截至目前，“中信股权投资联盟”旗下基金管理规模超过3000亿元，已投资超过1000家科创企业，其中有170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通过股权投资深度绑定客户，后续将联动协同单位，实现“股权投资为主，股贷债保联动”的全场景业务合作。2024年1-10月，共有4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完成IPO，中信系券商保荐9家，占比21%，排名市场第一。

在债券融资方面，中信系券商科技创新债券承销规模持续保持市场领先地位，发行深交所首单集成电路专项科技创新公司债券，助力工业转型升级；服务多家央企首次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助力拓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行全市场首单“科技创新 + 乡村振兴”公司债，支持区域经济发展。

保险方面，通过科技创新专项担保计划，中信银行无锡分行与无锡市属国联担保共同创设特色信贷产品“明珠贷”，实行“见贷即保”。中信银行长沙分行与湖南省工信厅共同创设“工信e贷”，专门面向专精特新企业。

此外，作为长期资金，保险资金入市也获得监管支持。近年来，中信保诚人寿积极通过股权投资等多种金融工具为科技创新等实体经济领域提供资金或资本支持。据介绍，该公司通过间接股权投资具有“科技金融”属性的项目共计24个，投资金额约10亿元。

“下一步，中信集团将从加大股权投资、优化信贷供给、放大债券势能、构筑保障防线、健全协同生态等方面，以更务实举措努力打造科技金融‘中信样板’。”中信集团副总经理王国权在2024年人工智能大会投融资论坛上强调。

破除壁垒：构建中信金融新生态

公开资料显示，伴随科技金融发展，近年来地方政府园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学术机构等各类主体纷纷开始探索构建科技金融生态圈。

以商业银行为例，在传统信贷业务展业过程中，商业银行通常对于科创企业具体特征及需求缺乏了解。科创企业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成长性和行业细分度。商业银行由于对科技赛道了解不深，与科创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难以全面识别客户需求或准确预测其成长路径。

在此情况下，与优秀的创投机构合作，往往成为商业银行打破壁垒的关键。

正如七部门《工作方案》中所提出的，“打造科技金融生态圈，鼓励各地组建科技金融联盟，支持各类金融机构、科技中介服务组织等交流合作，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的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

2024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投融资主题论坛上，在中信金控的倡议和统筹推动下，“中信股权投资联盟”生态圈正式启动。“中信股权投资联盟”成员单位包括中信银行、中信信托、中信保诚人寿、中信金融资产、中信投资控股、金石投资、中信建投资本等中信旗下金融及实业公司。“中信股权投资联盟”强化内部协同，同时积极拓展创投行业朋友圈，引入外部投资机构，打造科技金融生态圈。

中信集团总经理张文武在论坛现场表示，在金融服务科技发展方面，中信将进一步强化股权融资功能、信贷服务功能、跨境服务能力与智能驱动，利用综合化优势，落实好“股贷债保”，支持科技发展。

    （编辑  杨林）

2024年10月，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迎来成立30周年。30年来，杭州分行始终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寻“新”求“质”，展现出中信银行“让财富有温度”的品牌主张，书写了金融创新发展的“中信答卷”。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作为首批进驻浙江省的股份制银行省级分行，不断拓宽服务边界，深化服务内涵，在综合金融服务能力、资产质量、监管评级等方面持续创优，以自身出色的服务能力，成为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区金融版图上的领跑者。目前杭州分行已经实现超12000亿元的综合融资规模和均超5000亿元的存、贷款规模，奋力助推浙江“两个先行”（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中信金融范式”初见成效。

中信协同新模式激活民营经济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存贷款规模均列浙江省内股份制银行首位，且在中信银行系统内始终保持“优秀分行”荣誉，并先后13次被浙江省政府授予“金融支持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一等奖”。自银行业监管评级实施以来，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连续17年保持全省最高监管评级，连续13年保持人民银行综合评价最高等级A级。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单国民表示，杭州分行始终牢记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使命，运用中信集团金融“全牌照”优势，以大协同、大创新打好特色“组合拳”；集团协同、产品创新、专业服务等差异化优势是该行独具的核心竞争力。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联合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信托等中信集团核心子公司组建“中信联合舰队”，发挥协同效应，在资本市场、政府金融、企业综合经营上形成了特色优势和口碑。截至2023年末，联合融资规模达2100亿元，较上年增长200亿元，名列中信银行系第二位，联合融资规模连续五年超千亿元。

依托中信集团综合平台，目前“中信系”企业已在浙江省内落地35只基金，规模合计470亿元，其中中信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基金目前规模达80亿元，助力各地区招商引资成效明显。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持续创新优化金融服务产品，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和服务质效，以金融之力激活民营经济的“一池春水”。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民营企业贷款总量在中信银行系统内和股份制可比同业中居首；对省域表内外信贷增量投入在中信银行系统内持续名列第一；民营企业客户数保持中信银行系统内第一，服务客户总数超8万户、每年递增5000户以上，成为浙江省民营企业的主流服务银行。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充分发挥“金融+实业”“投行+商行”“境内+境外”的综合金融优势，千方百计在增加融资总量上下功夫，多渠道加大资金投入。目前，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每年对民企新发放贷款达到1000亿元以上，通过债券、股权等提供综合融资投放超2000亿元。尤其是以“中信系”协同创新为抓手，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向优质民企提供资本市场融资支持，近三年“中信系”券商助推浙江民企上市超30家、融资351亿元；定向增发12家、融资258亿元。

“中信范式”做实做优金融“五篇大文章”

做强科技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浙江海昶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核酸创新药和高端复杂注射剂开发及商业化为核心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面对医药领域的投入大、周期长、风险不确定以及专业性强等难题，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协同中信证券及中信“朋友圈”资源反复调研认证，最终为企业提供3亿元信贷方案。2024年，这家企业不仅获得了数亿元股权融资守住了估值，而且还入选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生物制造重点产品创新和应用示范工程2024年第一批项目”，并获得数千万元补助。

海昶生物案例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强化科技金融优势，为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的一个生动缩影。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围绕人才、科技、资本、产业等核心要素，打造了属地化积分贷、人才贷、投联贷等一系列创新金融产品，精准服务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企业。通过“商行+投行+股权”的综合金融服务模式，构建了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护航企业成长。

2023年初，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在中信银行系统内率先设立科技金融中心，成立12家科技金融先锋军机构，全新布局科技金融。截至2024年6月末，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已达523亿元，在中信银行系统内稳居榜首。

筑牢国策之基，绿色金融加速跑。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聚焦浙江湖州、衢州两大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精准布局，构建起高效运转的绿色金融服务专营体系——“一行一部两网点”。2023年7月，湖州分行挂牌中信银行系统内首家“绿色金融示范行”，并专设绿色金融部，安吉支行升级为湖州安吉绿色支行……

同时，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在生态建设、产业升级等多个领域持续发力，创新推出了“节水贷”“ESG绿色能效贷”等20余款产品，实现绿色信贷业务省域覆盖。

截至2024年6月末，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发放绿色信贷余额715.4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量为160亿元，年均增速高达58%，绿色信贷余额实现3.75倍增长，成为该行信贷增长最强劲的领域，在中信银行系统排名第一。

助力小微之兴，普惠金融大有空间。中信银行杭州分行精准对接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创新推出“商票e贷”增信方授信方案，一举打破传统融资模式局限，通过“给大企业授信，给小企业贷款”的方式，将大企业的信用优势转化为小微企业的融资便利，实现了普惠金融服务的“去抵押化”。这一模式不仅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的资金压力，更促进了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发展。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还不断提升业务场景化、流程线上化等“五化”能力，构建了涵盖多个场景的20余项专属产品普惠金融服务体系，让小微企业能便捷高效获贷。截至2024年6月末，杭州分行服务普惠型小微企业超3万户，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728亿元，在中信银行系统内居首位。

深耕“银发经济”，守护夕阳红。自2009年首推“幸福年华卡”以来，杭州分行深耕养老金融领域，现已构建起覆盖客户全生命周期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在中信银行系统内首创“中信银行浙江信e通”微信服务平台，将养老金融服务延伸至客户的指尖，让用户能轻松享受便捷的金融服务。该平台不仅直链电子社保、个人养老金账户等核心功能，还外接多平台，扩展服务半径，以专业运营团队和丰富增值服务，实现对全省600万名核心客户的全量养老金融服务触达。

数字金融提升“数智质效”。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创新中心的先行优势，主动融入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浪潮，积极参与数智金融运行体系建设，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金融服务全链条。通过搭建实时通路系统与浙江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金融主题数据库互通桥梁，实现了数据的实时共享，进一步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在服务数字民生方面，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依托“中信银行浙江信e通”微信公众号，为超250万个人客户提供医保社保查询、日常生活缴费、新市民政策咨询、普惠贷款申请等一系列便民增值服务。同时，经过多年发展，该行推出了智慧校园云平台、智慧医院、案款综合管理、教培监管平台等20多项数字政务产品，提升用户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积极助力浙企“走出去”

浙江是名副其实的外贸大省，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自成立以来，高度重视发展外汇金融服务，在省内率先推出“出国金融服务中心”“管家式”汇率管理等特色外汇金融服务。近三年累计服务省内外向型企业近万家、办理国际结算超2000亿美元、外汇交易1000亿美元，居省内股份制银行领先地位。

为满足浙企“走出去”日益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发挥中信金融优势，为客户提供“境内+境外”“表内+表外”“银行+非银”的综合跨境金融服务，不断加大对浙企“出海”支持力度。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在全力打造全球结算，大力发展跨境融资的同时，跨境资本业务风生水起。比如，协同信银投资，设立温州首只QFLP基金，为瑞浦兰钧等省内优秀科创企业成长提供股权融资支持；2023年中信证券成功保荐瑞浦兰钧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是当年香港最大规模新能源行业IPO项目，体现了中信银行对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跨境金融服务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一直以来，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始终扎根浙江市场，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专业为引领，深耕债券领域，承销额连续七年名列全国性银行第一，持续用直接融资力量赋能浙江经济稳中向好。

不断创新突破，做深做透细分市场。在传统债券融资的基础上，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为客户提供差异化服务，满足企业融资需求。在超长期限债、永续债、资产证券化等多个细分市场领跑全省同业，近年来分别落地省内首单20年中期票据、省内首单民企永续债、全国首单疫情防控资产证券化等标杆项目，发行利率更是创当期新低，产生广泛的市场影响力，充分彰显中信金融力量。

 对于未来发展，单国民表示，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将扎实做好“五篇大文章”，紧紧围绕中信银行实现“五个领先”和浙江奋力推进“两个先行”重大使命，强化价值银行导向，以浙江之实干与中信之作为共赴一场充满希望和梦想的时代征程，为谱写中国特色金融强国中信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编辑 杨利红）

  构成资本市场有三大核心要素：产品、参与者、规则。市场的改善和发展，无一例外是从这三方面入手。以发挥A股市场的财富效益（即投资者挣钱）为目标，从中观视角对路线的选择进行研究，可以得出一个相对简捷的实现路径。

  对A股市场的技术特征解读有很多视角，我们作为世界第二大市场，与世界第一的美股市场做一个简单的技术对标。更多以沪深300为样本，抽取截至2023年几个技术指标，对A股市场的技术特征做一描绘。

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技术特征解读

（一）中国资本市的一些重要核心技术特征

（1）高波动。以沪深300为研究标的，2004年沪深300发布至今，波动率在25%～27%，与美国市场标普500的波动率15%～16%相比，A股市场呈现明显的高波动性。

（2）低回报。沪深300指数从2004年至今累计总回报约270%，与此同期，美股纳斯达克累计回报约900%，标普500回报为500%，道琼斯回报为400%+。

（3）高风险。以夏普率（Sharp Ratio）[2] 作为核心指标，沪深300公布至今，平均夏普率为0.2-0.25（以3%作为无风险收益率，做平均分布）。其间不同阶段，沪深300的夏普率呈现较大的差异：2004-2007年繁荣期为1.2左右；2008-2009年下跌期为负值；2010-2015年在0.4附近；2016-2020年为0.15左右；2020年后为0.2左右。

相比之下，美国标普500平均夏普率约为0.5，道琼斯夏普率约为0.65左右，纳斯达克夏普率超过1，长期比较稳定。很明显，调整风险后的收益特征，我国A股市场呈现明显的高风险特征。

（4）Long only（只能做多）。由于制度设计、资产特征以及价值观等综合原因，A股市场对做空的限制，明显多于传统做多业务。此外是衍生市场发展整体不足，在对2015、2024等几次比较重要的市场波动的应对上，衍生品以及做空业务受到较大的限制，典型如融券业务以及场外衍生品业务相对落后。以2024年峰值90万亿总市值计算，今天A股全市场的融券占比不足1%，融券成本平均4%～5%。其间市场呼吁多年的指数基金股票出借业务始终无法实现规模化发展，导致券源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限制了衍生品业务发展。其结果，导致各种交易策略最终基本是通过暴露敞口实现盈利，即Long only，而这会导致在经济下行周期，没有牛市的基础。

美股市场的融券业务以指数基金/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为主力，其特征比较清晰：一是融券规模和渗透率较高，美国ETF融券规模约占总市值的2%～3%，部分主流指数ETF融券比例可达20%～30%。二是市场机制相对完善，美国股市广泛存在证券借贷市场和做市商，监管政策较为宽松，基金公司与券商合作模式成熟。三是操作流程标准化，其基金公司有专门的证券借贷团队，有标准化的风险管理流程和系统，融券成本相对较低（一般为1%～2%）。四是融券业务应用广泛，融券广泛应用于指数型基金策略，可以实现做多做空的套利交易，融券业务被基金广泛作为风险对冲、流动性管理的工具。就融券工具对指数基金的投资策略的影响看，它有利于实现市场中性策略，有利于提升基金经理的策略灵活性，有利于提高指数基金的超额收益能力。总的来说，美国融券市场发展较为成熟，为指数基金提供了更多的策略应用。监管也注重风险防范（包括对做市商的监管和维护市场秩序），在促进金融创新与稳定之间保持平衡，最终令市场在不同的波动中，不同策略有更丰富的选择，更有利于平抑波动。

（5）散户特征。我国A股市场个人投资人占比65%，机构投资人占比35%。而美股市场机构投资人占70%，个人投资人占30%。

（二）周期特征的经典理论严重挑战今天的A股市场的财富效应
。

周期是投资的首要前提，每个周期阶段都对应不同的经典投资选择。经典经济学和金融市场理论告诉我们，投资人在绝大多数时间要做顺周期的选择，政府和监管当局则主要负责逆周期调节。我国宏观经济目前处于下行周期，目前尚未明确触底。

股票市场不属于经典的顺周期选择。今天A股市场的挑战有很多，其中最大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在宏观经济下行周期，企业基本面没有系统性改善的大背景下，在一个只能做多赚钱的A股市场，实现一个可持续的牛市/长牛，进而让A市场实现财富效应？

（三）A股技术特征及其财富效应的限制。

如上述，以沪深300作为代表性样本，我国A股市场在收益、风险和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指标，呈现较高的波动性和相对较低的投资回报，且系统性风险较高；Long only以及市场以散户为主的特征，也给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带来巨大挑战。    A股市场的财富效应的产生，很大程度受限于自身市场的技术特征和目前所处的经济周期。两者叠加，决定了靠A股市场自身的5300多只股票，在未来进入下一个经济周期之前，难以持续提供牛市所需要的基本面支撑，即A股市场最需要的优质资产，短期内无法靠自己解决。

从市场的产品入手进行调整，是发展A股市场最简捷的技术路线

如前所述，中国宏观经济正处于经济下行周期，A股市场的5300家上市公司就其总体素质而言不属于顺周期资产，短期到中期还不具备支持长期牛市的基本面。因此，必须跳出中国市场寻找顺周期资产，解决A股市场财富效需要的资源。

不同经济体的市场所处的经济周期各有不同，技术特征同样存在很大差异，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资产选择。从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到2023年，美国道琼斯涨幅大约4倍，标普500涨幅超5倍，纳斯达克涨幅约12倍；日本日经225指数涨幅4.5倍；比特币从2023年至今涨幅已经近6倍。而我国沪深300指数2009年为3100点，2024年约3800点。

  本轮AI新技术革命，以美股科技资产为核心代表已形成巨大的增长引擎。过去三年美股大型优质资产实现了可观增长且在持续扩展新科技生态，例如公共设施、核能、智能电网等。世界各主要市场都在以不同形式参与本轮科技产业革命实现增长，分享全新的科技红利。本轮美国大选结束，大量新兴的周期性资产在进一步被市场确认。

汇总华尔街主要大行观点，本届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令市场形成如下共识：a.促进经济增长的宏观环境，利好周期性股票；b.放宽监管，利好小型企业和银行；c.潜在减税措施，利好美国国内的盈利企业；d.利用关税政策，利好总部位于美国的企业，利于制造业回流；e.其他政策利好加密货币和医疗保险，不利于电动汽车等。

与此同时，各种围绕新技术资产而形成的投资策略和金融产品也在全球快速发展，今年以来，BTC、ETH的ETF已经多达几十种，相继登陆交易所。所有这些，毫无疑问都将是我们解决前述A股资产状况的重要关注对象。这些资产过去五年的大幅度增长，在美国为主的成熟市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效应。

全面扩大跨境产品投资，可解决A股市场结构，扩大A股市场增量资产规模和品类，充分引入其他市场的增长红利，是解决目前A股市场自身结构性问题的有效路径。

大力发展跨境策略产品，提升A股市场的财富效应

   A股市场的跨境产品，主要集中在ETF产品以及跨境衍生品。

（1）中国ETF市场发展概况。

这些年中国ETF市场的发展总体上有较好的增长速度，但市场占比还是处于次要位置。截至2024年3月，我国ETF市场的总规模约为3.5万亿元（占A股总市值90万亿元的4%），上市ETF数量约997只，相比2018年的6000亿元、150只，6年间增长近6倍，特别是主题ETF和行业ETF增长显著。不过比起美国ETF/总市值比的30%，还有较大成长空间。

中国ETF的主要类型是：宽基指数ETF约40%，行业主题ETF约35%，债券ETF约3.9%，商品、跨境等其他ETF约11%。

表1 代表性ETF的业绩表现分析（2019-2023）：

        年化收益率（IRR）   Sharp比率对比    

沪深300ETF    8%～9%            0.45-0.50 /  nasdaq：1

中证500ETF   10%～11%           0.48-0.53 / 0.6+：道琼斯

创业板ETF    12%～13%           0.40-0.45 / 0.5: 标普500

科创50ETF  成立较晚数据不全

（需要说明，与沪深300指数对比EFT各类型的跟踪误差偏大，主流宽基ETF的年化跟踪误差普遍控制在0.2%～0.5%之间，行业主题ETF跟踪误差可达1%～2%）

（2）观察中国A股ETF的发展趋势。一是规模增长较快，其市值年均增长率保持在25%～30%，机构投资者参与度持续提升，零售投资者认知度不断提高。二是产品不断创新，Smart Beta ETF[3]快速发展，ESG（环境社会治理）主题ETF逐渐增多，跨境ETF品种不断丰富（规模尚有限）。三是流动性改善，EFT日均成交额显著提升，做市商制度在不断完善，但明显落后于成熟市场；二级市场流动性持续改善。

（3）总体看我国ETF市场的特点。

从优势方面看，一是ETF品种费率较低，多数产品费率在0.5%以下；二是透明度高，投资门槛低；三是交易便利，变现能力强。从短处看，一是产品同质化现象明显，二是部分新产品流动性不足，三是投资者教育仍需加强。

更好提升A股市场财富效应

现阶段，提升A股市场的财富效应，应是提升投资人信心的基本努力方向；增量是解决问题的高效路径，大力发展跨境ETF是最好的突破口。建议：

（1）丰富产品线，大力发展跨境ETF，针对性加快审批，避免同质化竞争；

（2）加强投资者教育，提高跨境市场认知度；

（3）完善做市商制度，积极借鉴美股和日本国债市场等先进制度，提升市场流动性；

（4）改进目前A股不适应的交易制度，例如跨境产品全面实行T+0，放松融券规模，降低融券成本。

为此，需要全面建立配套服务，鼓励机构走特色产品的道路。

香港金融中心的定位是跨境投资业务的重要阵地

尽管香港市场在过去呈现巨大下滑，但仍然是我们和世界链接最有效的桥梁。202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容动摇。但中资金融机构在香港市场的业务能力和工作状态是跨境业务发展的巨大瓶颈。

（1）过去五年，美国出台了各种法规，限制美国金融机构参与香港证券市场。不过在外资大举撤离香港的背景下，香港市场的主要业务量依然是由外资绝对主导。过去五年，香港前十大证券经纪商外资行还是占据统治地位，除了中资背景的富途证券。

港股市场无论是经纪业务还是投行业务，均有向头部机构集中的趋势。港股日成交额数据显示，2023年港股综合成交排名前十位的经纪商与2020年相似，头部机构经纪业务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2）中资金融机构在香港的业务发展，近些年呈现同质化、A股化、去独立化的趋势，越来越多中资背景的机构全面照搬国内的监管和业务管理模式、干部管理模式，令香港的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受到很大损害。

  （3）跨境投资业务的发展，有很具体的技术条件限制，即在保证资本不外流的情况下，能够参与、分享海外市场的增长，实现A股市场的财富效应提升，进而扩大A股市场的存量资产边界，为投资人提供穿越周期提供全新的顺周期资产选择。这里的核心桥梁作用将通过以跨境收益互换为特征的跨境金融服务来实现。

  跨境收益互换对服务商提出了较高的业务能力要求，是强有力的资本中介业务，即金融机构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服务客户、服务市场。作为交易对手、做市商的两重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资产负债表规模之外，衍生产品交易能力、风控能力、多层次市场开发能力以及配套的金融科技水平是四大核心业务能力。

  经历了今年初的A股市场动荡，监管机构大幅度压缩了跨境收益互换业务的规模，这令原来就比较薄弱的跨境业务能力再次被削弱。这些年中资金融机构在海外资本金补充的滞后都进一步放大了我们的不足，或者说这些根本不在我们资本市场建设的整体战略考虑之下，当然这也极大影响了未来的跨境投资业务的发展。

  此外，QD业务这些年持续火爆，但杯水车薪，充分显示了境内投资人对跨境投资的饥渴。QD额度的审批总体上还是更多体现了控制的监管思路。

技术特征和经济周期的叠加，决定了A股市场财富效应的提升必须解决资产的问题。因此，在国内市场大力发展跨境ETF业务，是目前重要的发展方向。而充分发展跨境投资业务，分享成熟市场的增长，是解决A股市场财富效应提升的高效途径，这是我们必须重视研究的方向。

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香港的中资机构要重新梳理业务定位，主动对标国际一流机构，从机构、业务层面统筹推进服务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构建相应的业务能力。主要包括资本金的持续补充和以跨境收益互换业务、做市商、QD和跨境ETF业务的重点发展。香港市场的衍生品业务以及机构的国际化发展，为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服务。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