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为期8天的中共二大通过了9个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首部党章，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是本次党代会最突出的贡献。党的二大第一次公开发表了宣言，第一次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通过了第一个党章和关于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专门文件，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提出要求，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二大延续了一大的工作，共同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过程。

一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南成都路625号李达住所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他们是中央局成员陈独秀（安徽怀宁人）、张国焘（江西萍乡人）、李达（湖南零陵人），上海的杨明斋（山东平度人）、北京的罗章龙（湖南浏阳人）、山东的王尽美（山东莒县人）、湖北的许白昊（湖北应城人）、湖南的蔡和森（湖南湘乡人）、广州的谭平山（广东高明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直隶天津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浙江金华人）等12人（一人姓名不详），代表全国党员195人。

中共二大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分析了国际形势、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及动力，讨论通过了《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等9个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其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名单不详）。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二

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陈独秀代表中央局向大会报告一年来党的工作概况，介绍党组织的发展和京、汉、湘、粤等地工人运动的情况。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其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走共产主义的道路。但是根据中国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经济现状，当前还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双重压迫下的中国，现在只能进行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要先帮助资产阶级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1]

张国焘在会上介绍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并简要报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2]

陈独秀再次发言说：产业工人不能单独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现时的中国革命，必须联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才能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军阀，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工人和农民才能得到选举的权利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工人阶级有了这些权利和自由，就能更有力地组织斗争，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准备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报告了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3]党的二大共进行了8天，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

三

中共二大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经杨明斋提议，代表们推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起草委员会，陈独秀全面分析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花了约两天的时间起草了初稿，随后的几次讨论中，蔡和森又提出不少补充、修正的意见。当近万字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呈现在代表面前时，大家不禁惊呼起来。因为该宣言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都做了论断，并且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这在民主革命历史上堪称破天荒的创举。[4]

《宣言》写道：“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联合的同时不忘独立性，《宣言》明示，“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预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5]

第一次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二大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策略，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党的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此乃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最低纲领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党章。根本大法——党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最根本的法规，是中共党内的普遍行为规范，是中共整体意志的集中体现，是立党、治党和管党的总章程。[6]中共一大没有制定单独的党的章程，首部党章是从二大发轫的；二大党章的诞生，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完成。[7]此后，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和自身经验的积累，对章程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

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完整意义的章程共6章（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及附则）29条，分别对党员的条件和审批程序、党的组织系统及其构成、党的会议和活动方式、党的组织纪律、党的经费来源及使用等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初步构建了党的组织体系。应该讲，首次规定了纪律处分、特别突出组织纪律建设和更加强调政治纪律的中共首部党章，是比较完备的章程。以后的几次党代会，大多都是在二大党章的基础上做“小改”。到1927年中共五大闭幕后不久，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五大党章，其内容才作了较多的变动。[8]

中共二大还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其中的两条精要如下：一、我们共产党“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二、我们要“到群众中去”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9]

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是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专门文件。为了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系党关于统一战线的首个专门文件。[10]

该议决案阐明了民主联合战线的任务，说明了党在民主联合战线中的策略原则，提出了实现民主联合战线的具体步骤，构想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有全国各革命团体和民主人士参加的广泛的联合战线。在这个联合战线中，国共两党是一种平行的关系。[11]

“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在本党旗帜之下去加入此种战争。”《议决案》同时写道：“无产阶级加入此种战争，不是为了民主派的利益，做他们的牺牲，乃是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眼前所必须的自由而加入此种战争，所以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12]

中国共产党从一大主张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到二大提出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此倡议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具有开创性意义。

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青少年运动和妇女运动提出了要求。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强调，“只有共产党是工人的先锋，是工人的政党”，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发展工人运动做出的第一个议决案，为全国的工会运动明确了发展方向。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以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掀起第一次高潮。其间，爆发罢工斗争100多次，参加人数逾30万。当年9月14日至18日，安源路矿1.7万多名工人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组织领导下举行罢工斗争，取得胜利。[13]

“凡是受掠夺的少年们所在的地方，都是共产主义少年要去活动的地方；要在这些地方组织他们引导他们做种种经济的奋斗；这是吸引他们归依共产主义革命队伍旗帜最有救的道路。”《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中国少年运动的先锋，他不但要在共产主义与少年国际领导之下为了少年劳动者经济和文化利益而奋斗，将他们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少年军旅，他同时要联络中国一切被压迫的少年们的革命势力在一条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上，引导他们做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奋斗。”[14]

大会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之下妇女是得不到解放的。妇女解放要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才得完全实现。“中国共产党除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而奋斗——如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等之外，并应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中国共产党认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15]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二大公开发表的《宣言》中特别强调了农民问题。“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宣言》认为：“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16]

党的二大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最高中央领导和监督机关。根据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规定在党员人数超过500人，或已成立5个以上地方执行委员会时，应选择一适当地方，由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一大没有正式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开展工作，一大选举产生了中央局。[17]

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章第十七条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18]中共二大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5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3名，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管宣传、组织工作。

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到1922年，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党的二大终于专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决议案》强调：“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19]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与特殊的决议案，文字非常简短，但该决议对以后几十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就明确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照共产国际的21个条件行事，必须定期或不定期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必须严格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和指示，重要的组织人事安排等务必得到共产国际批准。[20]

概而言之，党的二大第一次公开发表了宣言，第一次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通过了第一个党章和关于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专门文件，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青少年运动及妇女运动提出要求，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这些“第一”，说明中共二大的成果令人鼓舞。在大会结束的7月23日，陈独秀已然忘记此乃秘密会议，他直接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如同演讲般高声地宣读大会文件。[21]中共二大乃国共合作的重要拐点，大会通过之各项决议案，几乎将国民革命运动的主要问题囊括其中，注定要开启统战大门。随着国共合作的形成，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风暴很快席卷全国，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为期8天的中共二大出色完成了中共一大在特定情境下未尽的党的创建伟业，续写了党的创建历史篇章。

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乃是中共二大最突出的贡献，党初步找到了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路径。党的二大另一主要功绩，是为了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提出了两大重要原则：一是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中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严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并要求“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群众党”的含义包括中国共产党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不能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必须到群众中去，中国共产党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等方面。所以说，我党的群众工作，从中共二大开始翻开了新的、更为厚重的一页。[22]而中共二大的不足，是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尚缺乏深刻认识。

（编辑  杨利红）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影响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加快以国内市场的内生动力带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有利于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自主性和总体可控性。  

加快形成内生驱动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今后可能会不断强化。在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的遏制影响下，我国对外贸易环境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从而对我国外贸增长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前所未有，世界经济因此受到巨大冲击，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受到严重影响。我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疫情防控工作依然不能放松。面对复杂多变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客观上有必要对我国以往依靠外部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做出适当调整，加快以国内市场的内生动力带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进而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可控性。

我国国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建设的有序推进以及企业发展水平的持续提升，都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潜力。现阶段正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重要起步时期，加快内生驱动经济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必要的战略选择。经过多年来的高速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实力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生产力发展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如期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和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伟大成就。一个拥有14亿人口规模和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国内市场初步形成，覆盖全国范围的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空间仍然十分广阔。这些有利的内部因素使得我国已经具备了依靠内生发展动力带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健增长的基础条件。

内生驱动经济增长的实现途径

我国国内市场存在巨大的增长空间，为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发展潜能。我国经济内生驱动增长方式的实现途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以改善民生、保障民生为基本途径，进一步提升国内消费总体规模，使国内消费成为带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市场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居民消费信心不足的限制，我国国内消费需求与供给能力之间一直存在着供需不平衡问题，进而出现了部分产能过剩、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就需要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提升国内居民的消费水平。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国内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提高国内居民的购买力；另一方面，要建立起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人们有足够的消费信心，敢于消费、愿意消费，这样才能使增加的收入被用于消费，形成更大的消费购买力。因此，促进消费和扩大内需的根本途径是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建立覆盖全民的、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在医疗、教育、养老和保障房建设等公共服务领域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和扶持力度，减少居民进行消费的后顾之忧，具有提高消费信心、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作用，有利于形成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消费水平不断提升的国内消费需求，使不断扩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第二，以扎实推进城市化建设和乡村振兴工程为基本途径，不断提高城市化建设的水平和质量，使城乡现代化建设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城市化是推动工业化的一种有效方式，而工业化又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化建设的水平和质量决定着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条件。城市化建设不仅能够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而且对形成规模化的消费聚集区和产业聚集区具有带动作用。在城市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能单纯强调建设规模和速度，而应高度重视相关建设的宏观外溢效应和长远综合效益，坚决杜绝为了短期政绩搞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从全局性、战略性的角度，通过统筹规划、科学设计和严格论证，精心做好城市化建设与乡村振兴工程的整体规划和合理布局，并且扎实稳妥地逐步实施，不断提高城市化建设、乡村建设的水平和质量。城市建设的基本布局不仅要满足当时、当地经济发展的短期要求，而且要符合未来更长时期、更大范围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长远要求，在全国形成具有不同核心功能、不同产业特色的大型区域经济带和现代产业聚集区，进一步提升我国区域经济的规模体量和现代产业的整体实力。此外，城市化建设还要统筹兼顾城市和农村的协调发展，不仅要惠及城市人口，也要惠及农村人口；不仅要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也要改善农村基础设施。通过扎实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小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工程，全面改善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大力促进现代农业、现代农产品加工业、现代服务业在农村地区深入发展，从而提升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现代化水平，扩大我国农村市场的消费需求，使农村地区和农村人口成为国家全面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受益者和参与者。

第三，以科技进步、自主创新为基本途径进一步推动企业创新发展，不断提高企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使企业创新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内生动力。科技水平的提高、创新能力的增强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过去由于我国工业技术基础较为薄弱，科技研发投入大、周期长，企业自主研发、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提高，市场环境和外部力量的倒逼压力，迫使企业必须转向依靠提高产品品质的创新型发展方式。科技进步、自主创新成为我国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从市场需求方面看，随着国内市场规模和消费水平的提升，市场需求对企业产品的质量、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促使企业更加注重对技术研发和创新的持续投入。在企业竞争和市场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国内逐渐形成以企业自身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手段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态势，促进企业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进而带动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国内消费市场的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而国内消费市场规模的扩大，又会进一步拉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推动国民经济保持长期高质量发展。

实施内生驱动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意义

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最好方式，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好促进国内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各项工作，持续不断地提升我国科技水平和整体实力。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经济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基础条件，强大的自身经济实力是抵御各种外部风险与挑战的根本保障。实施内生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减少我国经济发展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能够增强我国在大国竞争中的战略主动性和灵活性，对于我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长远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内生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排斥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密切联系，更不是闭关锁国，而是在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基础上，使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建立起更加平衡、稳定的相互关系。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基础上，以更强实力的中国企业、中国产品，乃至中国资金、中国基建，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深度与广度。随着我国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在高端产品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将得到提升。这有助于形成平等包容、合作共赢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条件。

（编辑 宋斌斌）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不少城市都经历过严格的疫情防控，一些跨国企业开始考虑把供应链移出中国，或采取“中国+1”战略。当前，我国高端产业链集中于沿海少数大城市。4月份，全球汽车芯片大厂安森美关闭了位于上海的全球配送中心，迁往新加坡。苹果公司旗下产品iPad，决定将部分生产线迁移到越南。目前，绝大多数外企仍然看好中国市场。但是，部分跨国企业的外迁和供应链的相应调整，仍然会给我国产业安全稳定带来隐忧。

产业转移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

2010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指出产业转移是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的有效途径，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2022年1月，工信部发布了《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提出要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中心城市等创新要素丰富、产业基础雄厚地区转移，支持符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和环保、能效、安全生产等标准要求的高载能行业向西部清洁能源优势地区集聚。

西部一些地区具备承接高端产业生产的能力。近年来，重庆按照“整机＋配套”的垂直整合发展模式，相继引进了跨国公司惠普、宏碁、富士康等电脑巨头。英特尔在四川成都建成全球最大的芯片封装测试中心。在西部地区，一个从芯片最上游硅材到芯片最下游封装测试的高科技产业集群正在形成。甘肃的集成电路产量排名全国第二，西安三星半导体工厂是全球最大的闪存芯片制造基地，宁夏银川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单晶硅制造基地。近年来，西部基础设施和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拥有众多国家级开发区、高新区，又有大规模新能源开发利用和充足的水资源供应，具备承接高技术产业能力。

在大国竞争和乌克兰危机等背景下，将主要产业链过度集中于少数超大城市，具有不可持续性。应对复杂国际形势需要产业布局调整。2021年，北、上、广、深以及杭州、苏州6个城市，高新技术企业均超过10000家，中高端人才流入率最高的5座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和杭州，合计占全国的37.4%。要尽快调整全国产业布局，形成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这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经济循环过程中出现堵点、断点，循环就会受阻。”“我们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努力炼就百毒不侵、金刚不坏之身，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没有任何人能打倒我们、卡死我们。”

当前，东南亚、南亚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正在崛起，而西方国家正在推进产业链“去中国化”。要畅通产业链“内循环”，必须加快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合作，实现产业体系的新一轮重构，推动西部地区成为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阀和稳定器。

将推动产业布局调整上升为国家战略

由于物流成本高、人才要素聚集难、产业配套能力弱等因素的影响，推动高端产业以及集群调整布局或向西部转移存在一定难度。面临复杂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反复无常的疫情影响，只是从成本和市场的角度考虑产业布局调整显然是不够的，要从安全、多元、平衡的角度重新审视，巩固国内产业链，防止产业链规模化外迁，努力形成全国产业链的有益补充，加速推动西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是建立高层推动机制。在中央层面建立产业转移承接领导小组，负责产业链转移的发展规划编制、重大布局调整和重点政策制定。在西部地区选择一批发展潜力较大的二三线城市，以这些城市的国家级经开区、高新区和自创区为载体，同时，赋予这些城市经济特区的功能定位，探索构建高端产业链的备份生产线和生产基地。

二是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建立中央政府层面产业转移扶持基金，增加中央财政安排贴息资金规模，通过竞标的方式推动产业转移项目落地实施。大幅度降低承接地企业增值税、所得税税率，有效降低关键科技行业的个人所得边际税率。发挥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作用，引导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参与产业转移项目。

三是完善利益分享机制。建立协调发展的投资合作机制，对于可能产生较大收益的高端产业转移项目，应不受项目所在地的限制，实行联合投资；对于跨区域的产业转移项目，应采取联合共建、股份化运作等方式，进行利益分成和收益共享。重新核定承接地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适宜建设区域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四是创新区域合作机制。支持城市间发展“飞地经济”，鼓励沿海和西部城市通过委托管理、投资合作、共同组建公司管理园区等形式合作共建园区。鼓励引导西部地区与发达地区加强创新要素对接流动，合作共建技术转移中心、成果转化基金，加快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区域合作重点项目。

五是健全“双碳”考核目标。研究制定发达地区产业转移项目的能耗总量指标部分转入承接地的政策。可以将承接的发达地区产业转移项目能耗指标按照双方各自的存量基础和未来排放趋势拟定一定的比例（例如30%—50%）转入承接地；或对承接的重大产业项目能耗指标且对全国减污降碳整体有利的指标纳入全国单列，即国家掌握一定指标，对西部产业承接地进行扶持。

（编辑  季节）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承受较大下行压力。二季度GDP同比增长0.4%，上半年同比增长2.5%。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这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要实现全年经济增速预期目标，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当前，财政运行中一些隐忧需要引起重视。一方面要贯彻落实党中央稳经济一揽子措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发挥财政政策支撑和兜底作用。另一方面，要兼顾改革，针对诸如财政收支矛盾、债务风险等问题，需要多措并举，不断提升财政政策的运行效能和可持续性。

当前财政运行主要特征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筑底回升，但总体依然较弱

2022年1-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4981亿元，在扣除留抵退税情况下增长3.2%，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9.2%。分阶段看，一季度累计同比增长8.6%。受到疫情反弹和留抵退税影响，4、5月连续出现较大降幅。进入6月份以来，财政收入触底回升，首次由负转正。7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速为-4.1%，扣除留抵退税后，同比增速为2.6%，连续两个月正增长。但当前财政收入仅完成全年预算收入的59.5%，明显慢于过去5年平均值，总体依然较弱。

受多重不利因素影响，部分省市财政收入下降明显

受疫情反复、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供应链冲击、留抵退税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部分省市财政收入下降明显。在扣除留抵退税影响后，一些地区财政收入也出现了大幅下滑，如吉林、天津、上海上半年同比分别下降了28.6%、17.7%和12.9%。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成为受影响最集中的区域，区域内城市财政收入状况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土地市场持续低迷，政府基金收入大幅下降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7月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分别同比下降23.1%和28.8%。受房地产市场下行、资金链收紧等因素影响，各地区土地出让收入延续深度下跌。土地出让收入是财政“第二本账”的主要来源，并在其中占比较高，一些地方甚至超过了85%。受此影响，1-7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3384亿元，同比下降28.9%，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31227亿元，同比下降30%。土地出让收入的下降，进一步加剧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矛盾。

专项债发行提速，对投资支撑作用不断显现

2021年年底至2022年年初，地方专项债发行政策密集出台，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要求及财政部的部署，2022年新增专项债要在9月底之前发行完毕。据统计，截至6月末，各地发行新增专项债券3.41万亿元，2022年用于项目建设的新增专项债券额度基本发行完毕，已发行的新增专项债券共支持超过2.38万个项目，带动市场化配套融资超过5300亿元。专项债在扩大投资、促就业、稳增长方面的作用逐渐显现。

财政支出突出重民生和稳增长双目标

今年前7个月，财政支出重点突出民生保障和稳增长领域。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三项民生支出同比分别增长4.7%、5.5%和8.6%；农林水、交通运输支出分别增长8.7%和13.1%。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财政支出不断发力，为保障民生和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增强发展后劲提供支撑。

现阶段财政运行面临的几点隐忧

1.基层财政困境问题不容忽视。近年来，我国基层财源压力不断增加。2017年至2021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同比增长分别为7.7%、7%、3.2%、-0.9%和10.9%（2020年低基数效应），总体不断下降。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市县基层财政收入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大，特别是政府性基金收入下降明显。另一方面，减税降费、留抵退税以及保民生、保工资、保运行等刚性支出占比不断增加，疫情负面冲击进一步放大了财政收支矛盾，对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这集中体现为财政自给率降低。2021年，全国财政自给率约为47%，除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省份财政自给度较高外，超过三分之二的地区财政自给率不足50%，特别是西南、西北及东北等省份财政自给率均在35%以下。

2.事权和支出责任层层下移，基层治理压力加大。近年来，地方财政支出占比一直较高，2021年这一占比为85%，今年上半年达到88%，这客观上反映出国家治理重心下沉的趋势，总体上符合激励相容的原则。2016年以来，我国已经陆续出台医疗卫生、科技、教育、交通运输、生态环境、公共文化、自然资源、应急救援等领域事权及支出责任改革方案，明确了央地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但是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尚未真正落地。对基层政府而言，经济发展、抗疫、维稳、生态及其他公共事务方面的工作十分繁重和艰巨。地方政府承担了太多无法完成的任务，导致一些地方治理失灵的问题。

3.地方政府债务偿还压力增大，隐性债务风险仍在。付息支出快速增长与地方债发行增长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也反映出债务偿还压力的快速增加。2022年上半年，债务付息支出5119亿元，同比增长19.8%。上半年，地方债发行提速，发行额同比增长56.9%，债务余额同比增长26%，均呈现快速增加的趋势。从各省偿债能力看，2021年各地区财政两本账（一般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是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与当年债务余额对比，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山东等经济强省一般预算收入与政府性基金收入之和大于当年债务余额，说明总体债务偿还能力较强。北京和西藏大体持平。其余多数省份一般预算收入与政府性基金收入之和小于当年债务余额，其中宁夏、青海、甘肃、吉林、天津、黑龙江、内蒙古、贵州、云南等区域仅为当年债务余额的三分之一左右，偿债压力更大。

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偿还压力不断增加，也带来了隐性债务上升的风险。面对促稳定、保安全、谋发展等多重任务目标，一些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的情况仍时有发生。2022年5月和7月，财政部两次通报了16起隐性债务问责案例，安徽、贵州、甘肃、黑龙江、江西等个别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新增隐性债务，导致新的风险累积。据统计，2021年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主要是城投有息负债）增加6.1万亿元，余额为53.4万亿，增速仍在10%以上。

相关建议

1.发挥财政稳增长的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良性循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今年上半年经济同比增长2.5%，在疫情扰动、国际宏观政策收缩、乌克兰危机等不确定因素下，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面对增速放缓局面，一方面应充分发挥财政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和托底作用，保障重大战略及重点任务实施，适度超前推进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上半年新增的基建项目地方专项债，要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另一方面，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能，在支农支小、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方面增加投入，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同时要增加公共卫生、教育、社保、就业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发挥财政的托底作用。此外，财政政策的运用应注重激发市场和企业的内在动力和活力，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和企业可持续发展创造空间，培育税源，为财政持续增长创造条件。

2.加快完善省以下事权和支出责任。2022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明确了划分省以下各级事权的总体思路，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支出责任的承担原则和要求，为今后改革指明了方向。对于当前突出的基层财政困境，下一步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应关注以下方面：一是省级政府的统筹和协调作用要充分发挥。对于省一级来说，除了按照《意见》要求履行相应事权和支出责任外，还应更多担负起保持区域内经济社会稳定、促进协调发展等职能，比如基层财力均衡、疫情防控、应对突发事件等，增强省级统筹全局的协调和应对能力。二是梳理省、市县级政府职能和事权，按照全覆盖的原则，加快制定省、市县级政府事权清单和支出责任明细，并动态调整，同时应考虑将市县部分事权和支出责任上移，由省级直接履行，减少市县基层过多的执行事项，降低地方治理失灵风险。三是在清晰划分事权与支出责任并形成相对固定制度的基础上，适时推进省以下财政关系立法工作，以法律或地方法规的形式将省以下事权和支出责任总体框架和原则固定下来，稳定地方预期。

3.充实地方财源，提升地方财力。财源不足是导致财政增收乏力、收支矛盾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综合考虑税种属性、外溢性等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地方税体系，充实地方收入。2011年，我国在上海、重庆试点房产税，2021年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可进一步总结试点经验，统筹考虑房地产保有及流转各环节的总体税负水平，简化优化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开征规范的房地产税，收入划归各级地方政府。资源税方面，加快水资源税改革步伐，在前期10个试点省份基础上扩大试点地区范围，并考虑将资源税征收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森林、草地等。消费税领域，2019年国务院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的通知》提出，要将部分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拓展地方收入来源。烟、酒、成品油及乘用车四类产品在我国消费税收入中比重较高，可率先在这四类产品中落地实施。同时，应结合当前正在推进的消费税立法工作，做好衔接并为后续改革预留空间。

4.完善债务治理机制，防范风险累积，提升财政可持续性。2015年，新预算法对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进行了约束。当前地方债快速增长，有应对经济下行和疫情冲击的合理因素。对于快速增加的债务偿还压力，一方面应严格地方债审批程序和准入门槛，根据地方经济发展、财政收支等因素合理确定政府债务规模上限。为防范违约风险，应允许地方合理发债借新还旧，平滑集中偿债压力，同时借新还旧的比例应保持合理水平并逐年降低。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强化债务风险管理，建立监测预警、风险评估、应急处置、信息公开、考核问责等一系列债务风险管理机制。

相对显性债务，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危害性更大。解决隐性债务问题需要多措并举，消减存量，遏制增量，不断完善化债长效机制。当前阶段，对于存量债务，应尽快明确剥离、置换等安排，开展分析和甄别，分类制定偿还计划。对于有一定收益和稳定现金流、具备一定市场化运作条件的项目，可以通过资产划转、债转股等方式由政府债务转化为企业债务。对于没有收益或经营困难无以为继的项目，可通过兼并重组或破产清算的方式转化或核销。结合正在试点的建制县隐性债务化解工作，可增加隐性债务风险较高地区的特殊再融资债券的发行力度。同时深入推进城投公司市场化转型，明确企业经营模式和转型定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化决策机制，推动管理模式创新。对于确无实际业务、转型困难的平台公司可尝试有序破产。通过改革，使地方融资平台由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变成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

（编辑  宋斌斌）

中国IPO制度从审核制、核准制，到开始注册制，体现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在完善市场化机制。注册制相较于前两者上市条件更低，在注册制下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和监管主体会由于本身的特性，不可避免地出现金融伦理道德问题。

资本市场注册制中不同主体层面的金融伦理问题

上市公司主体层面的金融伦理

1.逆向选择风险与道德风险。上市公司的逆向选择风险和道德风险可以表现为：仅仅由于为了实现圈钱套现的目的进行IPO注册制上市，或公司上市后，将筹资的资金用于不当之处。

首先，管理层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可能与股东的管理目标矛盾。一旦时机成熟，管理层手中所持股票可以自由流通时，为了套现而大量卖出手中股票，导致股价变动明显。

其次，有些公司为上市而过度“包装”。现科创板和创业板由于实行注册制，上市门槛较低，给有些公司带来对自身业务和产品进行打包修饰、过度包装的机会。注册制的核心是证券发行人提供的材料，不存在虚假或者遗漏，需要发行人对公司信息的真实性做出一系列公开承诺，如果这些承诺没有兑现，则将损害该上市公司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已上市的公司为了继续获得融资和稳定股价，也可能进行财务造假。这种不诚信行为如果不能及时遏止，必然形成“逆向选择”。

这类金融伦理道德问题在我国资本市场时有发生。譬如蚂蚁金服在上市科创板途中被叫停一例。蚂蚁集团消费信贷业务一度占到公司收入的四成，且年贷款利率平均为15%左右。蚂蚁集团提供的匹配借贷双方的业务模式实质是金融服务，但蚂蚁集团一直强调自己是“科技公司”而非“金融公司”，为什么没有将核心业务作为公司性质？其原因主要是科技公司IPO估值大，在科创板上市可以筹得更多资金。它所谓的金融科技创新是利用大数据进行个人信息挖掘、精准匹配，找到愿意接受高利率的小额贷客户，掩饰其金融业务本质，把公司包装成科技公司以便在科创板上市。

2.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在注册制下，资本市场大量普通投资者较核准制下更为弱势，由于没有证监会对公司业务信息的严格审核，信息不对称更加明显，首次上市公司更有可能因此发生机会主义的行为。譬如：欣泰电气于2014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2015年发现该公司的上市相关申请材料和披露报告弄虚作假，于2016年被暂停上市，并被处以“市场禁入”处罚。欣泰电气通过虚增收入和减少原材料实际成本虚增利润。欣泰电气由于融资需求、管理层薪酬较低、中介机构推波助澜、违法处罚力度低等原因造成了机会主义。在核准制下仍出现了欣泰电气这样的欺诈行为，在上市条件更为宽松的注册制下，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概率可能更大。

3.信息披露问题。由于创业板的注册制改革是在总结科创板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对于上市企业信息披露的要求基本延续了之前的有关规定。科创板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定了相关管理办法：要求上市企业是信息披露的第一负责人，企业披露的信息真实及时、公开公正、准确完整，让投资者能获得该公司最基本信息和与投资相关的重要信息。但是，在相关准则中没有给出信息披露的详细规定，公司公开披露有关投资决策信息的自觉性不高。譬如：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中就隐瞒了与关联方交易的相关信息。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大多以配合监管为目的，投资者的需求关注不足。上市公司的年报篇幅冗长，但内容与格式相差不大，无法有效及时阅读到重要的信息，往往需要单独询问后才知道，加大获取有效信息的难度。若公司经营情况好、财务情况良好，企业则会倾向更好的信息披露。因此也可以从公司业绩入手解决信息披露问题。公司应该根据不同投资者特点发布多种信息披露，提高公司的透明度。

投资者主体层面的金融伦理

1.投机风险日益凸显。到2019年年末，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达到1.59亿，其中自然人占比高达99.7%，机构投资者占比仅为0.3%。至2020年年末，投资者数量合计1.78亿，同比增长11.28%，其中自然人投资者1.77亿，机构投资者数量为41.72万。可见当前个人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中占大头。一般情况下，多数个人投资者带有盲目性和投机性，缺乏必要的金融理财知识，有的甚至对公司基本财务情况和经营情况不了解，导致股票市场非理性波动明显。有些公司与机构投资者相互配合，前期将股价抬高，诱导个人投资者盲目跟风接盘。实行注册制后，对股市实行幅度为10%和20%的涨跌停限制，具有赌性的投资者自然会被20%涨跌空间所吸引。在注册制改革初期，市场炒作不断创新高，一个极端案例是，C康泰一度达到2300%左右的涨幅。可见投机风险也会给实行注册制的股市带来严重金融伦理和道德问题。

2.信用评价体系不完善。当前我国的信用环境还不成熟，体系制度尚未健全。在信用评价体系中暂未包含有关机构投资者。由于缺乏信用评价体系的管制，使得机构投资者也有发生机会主义的可能：例如频繁操纵股票市场、与上市企业等相关利益者进行利益输送、搞暗箱操作建老鼠仓等行为，造成信用大量流失。加之当前我国有关信用方面的法律法规震慑力度不够，使得机构投资者也往往存在侥幸心理，进一步导致失信行为。所以，机构投资者在注册制中的科创板和创业板中比以往更容易发生信用问题。

监管主体层面的金融伦理问题

1.证监会的监管工作。科创板和创业板实行注册制后，证监会不再像核准制那样对股票发行进行实质性审核，而是侧重关注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让市场淘汰机制发挥作用。与核准制相比，证监会工作看似轻松简单，条件宽松了，但对中介机构要求更高，需要证监会进一步自律。一方面，由于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调整证监会的配套措施，市场风险可能暂时较大。另一方面，若只有证监会对市场进行监督管理，则无法做到全面管理，市场仍存在许多漏洞，在监管方面仍然存在着不足。

2.证券交易所监管风险。证券交易所主要职责是对股票的交易进行观察和监测，如发生异常交易时应向证监会报告，但证监会没有实质决定权，会因处理不及时导致市场风险。加之政府对证券交易所进行一定的干预，交易所自主选择范围较小，对会员的处罚措施、手段主要为通报批评或者公开谴责，措施较为单一，效果不太明显。

3.保荐机构的监管风险。在注册制下，保荐机构所负责任也相应地增加，要求保荐人工作认真谨慎、态度诚实并且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有责任督促上市公司符合注册制股票发行的规则。但由于保荐人可能在自身利益和尽职尽责两者平衡上会有所顾虑，从而出现保荐机构法人为了让企业尽快IPO注册制上市，与上市公司一起造假隐瞒，欺骗市场。譬如：2012年发现万福生科于2008-2010年涉嫌财务造假（虚报营业收入和利润）发行股票。万福生科的保荐机构、审计机构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义务，负责的相关文件存在不真实内容。其保荐机构——平安证券公司未进行谨慎核查，使得中介机构所做有问题的报告意见和各报告期的财务数据得以蒙混过关，同时也没有对万福生科实行持续监督核查，导致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存在内容不真实问题。前述欣泰电气2014年上市的保荐机构——兴业证券公司对欣泰电气的弄虚作假行为未履行审核职责，甚至没有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底稿进行单独函证。目前，监管部门对保荐人采取了更为严格的保荐制度，但在起步不久的科创板和创业板市场中，是否会杜绝此类似事件的发生，尚难以定论。

资本市场注册制中不同交易市场的金融伦理问题

中国一些优秀企业不在国内的证交所和深交所上市，而是选择国外的市场或者香港地区的市场，这大部分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核准制原因。但是即使在注册制下，科创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仍会有一些金融伦理问题。

科创板市场的金融伦理

1.IPO定价制度。我国IPO定价为询价制，由于发行人、投资者和承销商会考虑自身的利益因素，发行人希望可以获得尽可能高的发行价格；而投资者则希望以较低的价格获得IPO股票。对投资银行而言，希望起初价格升高以获得更多的承销收入，企业也可获得更多的收益，但又担心因发行价格太高、后期调整回落，会在询价过程中压低IPO发行价格。因此，常出现新上市股票头几天不断涨停的情况。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政策调整后，又出现因询价对象的不断竞价导致发行价格偏高的情况。此外，监管部门出台了相关规定，要求发行价格上浮幅度须小于或等于同行业平均市盈率的25%。这实际上是对市场化原则不得已的限制。对于科创板来说，如果不对发行人和承销商的行为进行约束，那么科创板市场IPO定价也会有偏低或者偏高的可能性。加之科创企业经营特点，不可根据市盈率进行IPO定价。

2.相关交易制度。目前我国股市实行“T+1”交易制、“单边做多”交易制，并规定了每日涨跌停幅度。T+1制度由于规定当天卖出股票只能于第二日获得资金，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交易量。资金流转的不及时则会影响到投资者的新一轮投资和调整所持有仓位量，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投资者风险，尤其在暴涨暴跌的情况下加重投资者的损失。20%的涨跌幅限制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股价大幅度波动的风险，但是也给主力机构提供了操纵市场的机会，特别是一些中小盘股票。单边做多交易，容易在投资者非理性大量买入股票时导致市场泡沫。科创板沿用当前的交易制度，则可能出现金融伦理问题。[1]

3.退市制度。上市公司可以因自身原因自主退市，也可以因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被强制性退市。注册制中的退市制度有利于股市的纠错和进一步完善注册制市场化。不过，相较于美国和欧洲资本市场，我国的主动退市机制如同虚设，退市量远小于上市量，2001年以来退市公司尚未超过100家。一方面，由于退市机制较为滞后，虽然科创板正在努力完善相关制度，但是许多关于退市条件的指标是由国外股票市场引进，尚未能因地制宜进行调整。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将当地企业上市数量看作“政绩”，往往尽力防止企业的退市。此外，某些核心数据指标容易被人操控，特别是以财务指标进行量化标准的人为修改，导致退市效率低和难的现象。

创业板市场的金融伦理

目前在创业板注册制中，出现了一些不合规现象。某些在审项目中，所提交申报文件出现了种种错误描述。如：错误地描述事实情况；统计方法和数据的错误、书写笔误，甚至出现大量无意义的复制粘贴且内容文不对题，等等。不仅在提交申报文件中有问题，在保荐代表人和独立财务顾问方面，为了帮助企业上市，也出现了上述种种低级错误。虽然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发行上市的审核专区进行了改进，但是保荐代表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依然不按规则填写申请文件，或者不仔细对照关注要点填写，敷衍了事，导致申报文件反复修改，降低工作效率。

相关的对策建议

上市企业层面

1.建立和完善对高管层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代理人同时追求自身利益和公司利益的最大化无可厚非，但是不得突破职业道德底线。对准备在科创板上市的公司来说，可以考虑设计出一套对管理层具有激励作用的制度，譬如：定期的内外部审计、管理层的报酬、按业绩确定职位等。具有信息优势的管理层会使用信息不对称获得意外利益即权利租金，因此股东要对管理层进行定时验核，并对不当行为实施惩罚，使管理层站在公司利益的角度审慎行事，有效降低道德风险。

2.完善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法规。注册制的核心在于信息披露，有效的信息披露只能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严格规范。目前我国的《证券法》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主要问题是范围不够全面，处罚力度较小，无法起到真正的震慑作用，让有关公司造成侥幸心理，导致它们更加不愿披露信息，即使违规被处罚，获利结果仍很有诱惑力。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相应法律法规应做到内容清晰、通俗易懂，尽量减少繁文缛节，进而减少注册制中金融伦理道德问题的发生。

投资者层面

1.进行投资教育和风险教育。对中小投资者要进行金融知识的普及。当投资者在股市开户时，证券公司应认真履行职责，除了检查投资者是否满足购买股票的硬性条件，也要对缺少经验的投资者介绍股市及投资注意事项，减少盲目跟风买卖；或可考虑开展培训、进行风险测评和建立投资者数据库，让中小投资者学会自主分析，明白收益与风险是同向相关，尽可能地培养理性投资者和有效的证券市场。

2.着力强化机构投资者队伍。有战略眼光的机构投资者是注册制改革中的主要力量。机构投资者资金较雄厚，对股市走势有较大影响力，理性的机构投资者可以承担社会责任。我国的机构投资者相对于散户来说数量少，并且现有的机构投资者参差不齐，投机性较大。需要增加机构投资者队伍，进行一定程度的散户优化，消除市场短线投机行为，对进入科创板和注册制创业板的机构投资者制定规范合理的准入制度。

3.建立和完善机构投资者的信用评价体系。由于我国对机构投资者的信用评价体系仍是空白，建议根据我国信用环境，建立基于国内股市实际的信用评价体系，对机构投资者的市场行为进行约束，抑制市场操纵行为、与相关方进行利益输送和建老鼠仓等行为，让诚实守信成为机构投资者的信念，并且使委托人和投资者对机构投资者的信用情况一目了然，减少注册制中因机构投资者产生的金融伦理问题。

监管主体层面

1.强化证监会的执行力。证监会的自律，可以让注册制下的科创板和创业板市场更加有效率和安全。证监会要忠实履行职业使命，除了实行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管，也需要遵守相应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必依，保证执法力度和可行性。

2.加强证券交易所的自主性。证券交易所并不只是简单地对证券公司上市前的上市条件进行监管，也包括公司上市后的一系列监管。在注册制下，证券交易所的持续性监管应注重监督市场交易行为的合法性。为了让证券交易所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有必要加强证券交易所的自主性，对会员的处罚手段要多样化，尽可能消除金融伦理问题的发生。

3.加大保荐机构的管理力度。保荐人和上市公司私自联合隐瞒社会公众的事件偶有发生，会给各类投资者带来利益损失。不仅要对保荐人进行严格监管，建立更高违法成本的制度约束，也要对保荐机构进行监管，对其法律责任进一步强化，强调社会责任，对惩罚力度也相应提高。目前我国的保荐制度只在保荐当时发挥作用，不能确保上市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对公司监督,因此要加强保荐机构的执行力度，保证上市公司的股票质量，维护股市秩序，保证公司的信誉。

科创板市场和注册制创业板市场

1.完善IPO定价机制。注册制下的科创板设立是为了让资本市场更好地实现市场化规则。在科创板IPO定价应进一步改善询价制度，摒弃原来实行的非完全累计投标询价制度，采取更为合理的发行方式——累计投标询价制度。让承销商根据一系列综合情况制定出股价区间并路演，投资者依据承销商的价格区间确认购买数量，最后承销商统计投资者购买数量并按一定的规则向投资者配售。

2.完善退市制度。在注册制下大量企业涌入股市，其中也包含了质量较差、经营存在问题的企业，若让这些企业一直在股市里活跃，则会降低股市的效率，影响注册制本身应有的优势。因此在宽进的同时，也应该做到严出，将那些不合格的企业严格剔除在股市外，不仅促进股市的运行质量，也让投资者提高风险意识和保护意识。应完善和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对退市指标进行调整，防止核心数据指标被人为篡改，但也不能单单依靠修改指标条件，有时候可以选择动态调整，消除行政色彩过于浓厚的现象，确保高速度高效率退市。

3.严格整顿市场不良现象。创业板注册制刚实行不久，就出现了一些不合规现象，其中不少错误是因为相关负责人敷衍了事、不认真仔细，降低了上市效率。必须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一定的严管措施，确保上市过程井然有序，不浪费公共资源，减少因注册制中人为因素导致的金融伦理问题。

我国实施注册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优化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为主板和中小板实现注册制打下坚实基础，也为完善注册制中的IPO定价制度、交易制度、退市制度和整顿不良现象，解决金融伦理问题进一步积累了经验。

（编辑 尚鸣）

【主题词】高新业态 条块合力 积分贷工程 数字金融产品设计

江苏省昆山市连续17年被排列为全国市县经济第一位，处在我国高科技创新企业聚类萌生的第一方阵。昆山市高新区是高科微微实体萌生，幼微实体分蘖，小微及中小潜力企业盈利模式的凝练，并在业态整体上成为厂商行为信用相互质证的一片沃土。科技部火炬中心实施高科企业创新“积分贷”试点工程，昆山是最佳的候选地。

工商抵押金融助推数字企业成长遇到瓶颈

轻资产小微企业的贷款需求遇到抵押困境

长期以来，工商企业信贷金融是抵押金融：在提供给厂商信贷资金时，银行需要贷方提供一份大于贷出资金的不动产，比如土地、厂房、设施等作为抵押物。原因是，在企业提出申请、银行前端尽职调查、中台核对流程和发放贷款后，银行面临贷后监管高成本和企业挪用资金的可能。一旦风险出现，藉由抵押资产大于贷出资产的前置条件，银行可用折扣的方式在拍卖市场上补偿自己的损失。不管信贷产品如何复杂多样，银行数百年来的经营历史大体上是这样的逻辑。

但是，目前在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经济出现以后，厂商沿着“工业2.0-3.0-4.0”的技术进步路线迭代演进，轻资产企业实体，尤其是创意空间、创客工坊的数字服务中介，迈出工坊苗圃步入孵化器时，婴幼实体在“孵化器-加速器”之间的小微成长实体，个体资金需求量不大，但由于数量众多，资金总需求量并不小。新生实体企业希望得到贷款，一线银行愿意放贷，但由于婴幼时期的小微-微微实体，多数是由专利技术资源以及轻资产构成，抵押金融所需要的实物资产基本为零。银行金融机构为了放贷的安全，拘泥于抵押金融形式，数字中介难以成长集聚为产业生态。工商抵押金融助推数字企业的成长遇到了技术瓶颈。

一线实体创新、科技部门支持及可能的理论探索方向

不过，科技进步为化解上述难题提供了新的手段。40年来“工业2.0-3.0-4.0”技术进步及多种数字商务平台的发展，不少数字企业与数字平台累积了多种抓取对手有价值信息的画像工具及技术，慢慢累积成了企业实体的行为过程机理，比存量可视资产类的会计稽核信息更能反映企业还款意愿及还款能力。在某些条件下，一组这样的关键显性行为信息，通过某种第三方技术平台加权计量，转换为厂商最大化行为的逻辑特征向量，捕捉的厂商行为不仅信息真实，而且成本低廉。

基于上述技术进步，科技部火炬中心号召各地积极探索企业创新积分应用场景，以便为商业银行提供对应企业更加真实的信息。结合商业银行科技金融探索资源，火炬中心希望“积分贷工程”可以构建一种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互匹配的科技金融体系，促进创新要素向区内科技企业集聚。

经济学家早就观察到了抓取厂商行为的动态信息机理（Barry，2000；Hermalin，2004）。其可以叙述为：一组关键的显性行为特征变量，内在地反映了厂商显示的真实价值信息。其中，全阶信息捕获行为（一级定价理论）：显阶信息捕获行为——信息披露与信息屏蔽耦合机理（二级定价理论）和具阶信息披露行为——一种分类别信息捕获行为（三级定价理论）是特征向量画像机理的经济学理论核心。

公共部门与金融机构协同启动创新工程建设

公共部门引导金融机构协同调研、选点与示范

为响应科技部火炬中心号召，积极探索企业创新积分应用场景，昆山市高新区、昆山市发改委与建设银行苏州分行等商议，决定聘请国内重点高校参与调查研究。顶层设计讨论的内容包括：（1）探索建立企业积分信息系统架构；（2）搜集对服务对象精准画像的经验和工具手段；（3）比较对照创新场景厂商实体行为集聚与聚类差别；（4）讨论新出生高成长婴幼实体的信用资源质证序列；（5）出台高效组织优质信用资源的分类政策工具；（6）实现信贷资源与优质科技企业配置的关联逻辑。

在基本框架完善的同时，试点工程对创新科技对应的高新厂商行为、市场行为及所需金融产品的内在机理作出细节梳理。先是破解厂商创新场景动员资源类别的辨识，银行系、非银系金融机构功能的排序，财税类非银系和园区类非银类金融机构集聚的内在动力机制，比如多层次创投基金、配套评估、授信、增级、回购、担保类算法的科技金融，低成本高回报但提供“定贷”类金融产品的工作原理及机制等细节和流程研究和开发设计。

在顶层架构、大流程梳理基础上，创新团队还在专有方向上进一步细节化。借用张家港市永联村案例，建设银行发现其积分制模式在集体资产收益分配领域，具有追溯村民自然人、经济人实体的“一日工作行为”对集体收益贡献的真实映照关系，一种“经济人行为-分数积累-村队收益-分配权重-总体权衡”五位一体性质的逻辑关联。如果将这种关联做适当特征行为变量修正，平移到信贷价值评估过程当中，将会为建设银行在永联村的存量信贷规模，提供来源于建设银行内部信贷信息之外的另外一个维度的映照关系，这对提高甄别过滤建设银行内部信贷信息的真实程度很有价值。另外，积分制在资源配置上的村镇权衡机制，也启发了当地政府把它运用到类似高科技创新企业的遴选、培训、及激励授信的过程中。

基层发明、创新案例调研、行为逻辑辨识、理论优化及项目导向设计，使得联合工作小组发现，积分贷工程在社区管理、金融机构信息甄别成本降低、金融产品设计以及算法模型再造等领域，具有广普性质的使用性。经过推荐演示，得到昆山市政府重视，建议在高新区试行工程改进推广试用。

公共部门与市场部门协商攻关：中国的发展优势

基层社区发明，银行机构流程“平移”，条条机构优化提炼，块块政府支持实施，这是一个多环节传导机制，很难从基层一线上升到国家示范层面；在高科技创新领域难度更大。但昆山市似乎在不经意间走完了“全程”：一种中国独有的，国家条条机构和地方块块政府合力，发现散点式实例，根据产业面上展开的实际，形成一种不断矫正提高的体制机制模式。这是中国经济过去40年快速增长的珍贵经验。国内外学者也逐渐发现了中国这样的一个特点：“举国之力”办大事，娴熟地运用国家公共品资源、中央条条公共品和地方公共品资源，尤其是三者的结合，形成基础公共品序列，为发展提供最基础的分享性制度支持。

在经济建设实践中，将资源、人力、技术、金融等要素资源整合，转化为多期连续的发展规划、目标、路径，并阶段性展开和进行任务分解实施等，需要一个“前置”的基础支撑机制：一种极为稀缺的领导性组织形态的公共品组合。如果没有新中国70多年来的举国体制与各方协同、为共同目标努力的传统，中国的增长就不可能保持高速、稳定和长期可持续。

具体到积分贷工程，一线实体创新引起了政府各部门关注，为这一工程给予了多方面支持——政策引导示范，地方综合部门与金融机构配合形成创新工程项目敷设——地方公共品跟进。经济学家也给出相应研究成果——既成为上述工程和示范的启示，也是后续创新的指引。三大类公共品结合起来，这也是中国人启用“举国之力办大事”的写照。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三个阶段的举国体制安排。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可称其为举国体制1.0版，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举国体制。1978年以后，举国体制进入了2.0版，其特点是探索在改革开放中如何发挥举国体制的作用。举国体制2.0版本的出现，表明它是一个动态的演化机制。从十八大开始，举国体制上升到了3.0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性。但“举国体制”在演化中也可能出现偏差，比如单项重大工程的合理性，在复杂的单项传导机制，以组合的方式构成网络网格制度复合体的时候，就可能出现整体效果上的“合成谬误”，这就好像每个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并不是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一加一大于二或者一加一小于二的机制都可能存在。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后的历次重大实践中体验到了这种“合成谬误”的内在生成机理。正所谓“理解了的东西才能够更好地感知它”。

公共品前置下“积分机制”萌生、创新内涵及阶段性成长

张家港市村社集体内生“信用积分”的案例

2020年前后，建设银行苏州分行发现张家港市永联村有一种分配村内年度收益的积分制度——“永联分”。由于村民联合体每年的收益分布在多个领域，有的是资产性收益，比如租金，门票等，有的是商业服务性收益，如商店、酒店收入；还有村属加工生产单元（如印刷），及守护、物流等服务。这些收益为村内的年中分配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平衡资产性收益比较简单，按人头分配就行了，但是数个人同时出工的同一类别服务，会出现出工不出力、按时出工和迟到早退之区别等等，按人头分配必然带来负激励。在此情况下，村民们将自己出勤、诚信、奉献与爱心等的特征行为化约为一组变量积分做为考核依据，在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收录累积下，解决了年终收益分配的问题。

建设银行发现“永联分”在揭示行为人工作努力和社区诚信方面的积分，也是一种商业诚信。将这种描述诚信的积分设计成授信指数，可以替代信贷员走乡串户收集经济人资产负债信息。通过客户授权，建设银行以永联分为基础，接通行内数据，联系政府激励制度信息，为村民生产生活提供增信+金融信用评分及相关权益。“永联村联名卡”融合原先由多张实体卡承载的不同福利权益，并新增资金结算等金融服务功能，比尽职调查带来的抵押信贷所需核准信息还要更加可靠。

“永联分”通过商业银行维度向“信用积分体系”升级过渡

在这一机制安排下，是不是同样一份信贷资金发放出去，村社居民的还款效率更高，不良信贷比率更低呢？建设银行采用“1+3+N”的架构。“1”是指1个永联信用评价体系。“3”是指3套应用系统，村民“永联一点通APP”用户端，商户“数字人民币管理系统”以及面向后台管理人员的“数字永联”管理端。“N”是指打造多个权益场景。

系统化的“大数据+信用体系+数字货币”等新技术，不但把张家港永联村实施多年的“文明家庭考评体系”通过数字“永联分”升级，对域内26880名村民（居民、职工）信用评级，评级授权，授权增级为“文明贷”信贷额度，利率优惠激励，在农耕文化园、文体俱乐部、天天鲜超市等商点折扣，实现场景互联式的信用互动质押机制。

2022年8月30日，张家港市信用平台试点在永联村启动，中国建设银行试点发放了第一笔永联文明贷30万元，对2.6万村民形成巨大的行为激励带来福利的价值激励效应。

从商业信用积分走向数字“高科创新积分”制试点

永联村案例启发了苏州市政府，一个稳定的“行为人生态聚类群落”也同样具有类似的行为信用及信用质押激励。昆山市政府决定在高新区的高科创新企业聚类实行信用积分体系。这一次，积分信用的对象不是村民而是轻资产的科创企业实体，特别是早中期科技型企业，关联小微制造企业，以及其他潜力微微企业等。

1.创新四位“1”体的评价方式：以积分促贷。

昆山高新区将企业综合评价的最后积分按高到低进行排名，按照不同的分档（例如按不同积分分布分为A/B/C/D四档，可根据积分实践应用的试算情况进行修改），由建行配置差别化的信贷支持政策。

2.创新“1+9”专属信贷服务模式。“l”指以积分促贷；“9”指结合企业生命周期定制化形成九大定贷模式。

另外，积分贷更具科创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通过九大定贷模式适配相应定贷方案：

在初创期（年营收小于500万元），根据初创期企业人员工资、研发投入、经营周转、订单、备货等情况，测算资金需求，不包括采购设备、固定资产投资及股权类投资。具体的积分贷产品有：开户即贷——开户后成立满一年即可申请最高10万元的备用金（信用贷款）；以机构增信定贷——落实地方政府风险基金风险补偿，最高授信额度300万元；以投定贷——对企业已签署认股协议，最高授信额度500万元；以房地产抵押增信定贷——以企业主或股东的个人名下房产抵押，最高授信额度500万元。

在成长期（年营收在500万元-2000万元），客户需求可参照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测算公式，测算流动资金贷款需求，具体按以下分类分项确定，择高定贷。具体的产品有：以投定贷，以税定贷，以工资定贷，以订单定贷，以专利价值质押定贷，以应收账款质押定贷。

在发展期（营收在2000万元-10000万元），继续参照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测算公式，测算流动资金贷款需求。具体的产品有：以房地产抵押增信定贷——最高授信额度3000万元；以机构增信定贷——纳入地方政府设立的各类风险补偿资金池，最高授信额度1500万元。

在成熟期（营收在10000万元以上），客户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可参照大中型客户的授信条件，一户一策，成立专项服务团队跟进。

地方国民经济体系及社会综合收益

地方国民经济体系收益

积分制是动员企业行为信用资源的累进性激励工具。在一个给定的物理半径范围内，当一组实体类微微中介、小微企业、中小企业等围绕核心企业形成供应链关联，厂商上下道工艺顺序形成集聚，两两集聚越过门槛线阈值形成聚类，聚类集聚出现创新业态场景时，积分制制度可以使创新企业分蘖，产业加速成长。

积分制可使地方长链金融产业形成。在助推昆山高新区创新实体萌生、婴幼主体快速越过死亡谷，增加瞪羚类厂商出现概率，实现“独角兽”厂商领衔多个创生创新行业示范成长的对应科技金融产品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积分贷助推高科企业创新场景聚类成长为地方国民经济体系的发动机力量。企业创新积分制提供金融政策公共品，其助推金融科技与科技金融融合，形成配套市场长链的金融长链。长链金融、长链市场配套长链产业共成长，在高新区内生国民经济体系成长所需的增长动力机制。积分制是金融政策公共品，金融公共品助推金融科技与科技金融融合，形成配套市场长链市场的金融长链。长链金融、长链市场配套长链产业共成长，在高新区内生国民经济体系成长所需的增长动力机制。

社会综合收益

积分制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人群的正规军支持力量，也是金融队伍打硬仗、打胜仗和制度创新的沃土。企业创新积分制的沃土是中小微和微微实体聚类场景。创新聚类出现的时候，集聚区内的企业行为信用资源变得丰裕，动员此类新生资源，为欠缺传统工商企业抵押信贷资源的高科技企业所用，不仅中小微企业容易越过“死亡谷”，而且金融性机构资产运营效率高，经济增长速度快，税收收益可持续。

积分制立足区域特色，探索创新客户积分体系与权益体系的有机结合，建立集企业创新积分体系与金融权益体系为一体的合作共赢体系。伴随着企业在高新区内的范壮成长，其创新积分逐步累积，可以探索给予企业积分等级对应的专属权益。比如，进一步的积分支持，可使创新创业人才获得人才礼遇（房贷、信用卡相关定向优惠）；财富管理方案设计，一对一“自然人银行”等财富自由服务；财税、法务咨询等社会安全保障服务等。

（编辑  季节）

近年来，美西方反华势力无视中国政府在新疆扶贫脱贫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中国的民族分裂势力撑腰打气，不断出台所谓报告、法案，污名化新疆治理，炒作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强迫同化”，企图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

美西方反华势力为何频繁炒作新疆存在所谓“强迫劳动”

2019年11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所谓“涉疆强迫劳动问题报告”，题为《连接散布新疆的点——强迫劳动、强迫同化与西方供应链》。2020年3月1日，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发布题为《出售维吾尔人》的报告，诬称中国把新疆“教育培训中心”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众转移到全国各地，让他们在一些世界知名品牌的工厂中“强迫劳动”。

2020年3月11日，美国跨党派议员提出“预防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案”，该法案（草案）要求美国政府严格限制从新疆进口商品。2021年2月18日该法案通过。2022年6月21日，“预防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案”正式实施，对全疆企业实施出口制裁。

2022年8月19日，“当代形式奴隶制包括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小保方智也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提交《影响族裔、宗教和语言少数群体的当代形式奴隶制》报告，恶意诬蔑攻击“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直存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农业和制造业等部门遭受强迫劳动的情况”。

上述系列报告是强盗的语言、强盗的逻辑、强盗的行径。他们炮制中国新疆存在所谓“种族灭绝”“文化灭绝”“宗教迫害”及“当代形式奴隶制”等谬论，罔顾事实，指鹿为马，从特朗普政府开始接续到拜登政府，喋喋不休地鼓噪这类弥天大谎，妄图以此抹黑、污损中国的国际形象。

这是美国极右翼势力企图运用“混合战”、对华“脱钩”战略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产物。首先，它是美国“以疆制华”战略的舆论工具。这些报告用“似乎”“可能”“也许”等捕风捉影的材料，追随反华政客的步调，为美国极右翼反华势力提供歪曲事实的“学术”支撑，为他们攻击中国的治疆方略提供“炮弹”。其次，它为美国“长臂管辖权”提供靶向。报告“列出可能涉嫌强迫劳动的机构和行为”，建议“美各界向中国施压制止新疆强迫劳动”，“找出参与强迫劳动的中国公司，并在名誉和经济上摧毁它们是重要的影响手段，这些公司可能反过来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强迫劳动。美国政府应该鼓励其盟国采取同样措施”。美西方的一系列操作显示，美国欲通过立法做出进一步反华涉疆战略部署，重新洗牌全球产业链，通过“脱钩中国”“追溯源头”等方式，打击中国传统出口产业，并对中国高科技企业造成伤害，在世界范围发动对中国国家责任追究的诉讼风暴。第三，试图从根本上动摇新疆稳定的基石。报告与法案是对新疆“污名化”的系列组成部分。美国反华舆论制造商将教培中心污名为“集中营”，把受宗教极端思想感染者混同于普通穆斯林信教民众，污蔑对宗教极端思想的改造是侵犯人权与自由，攻击使宗教极端思想感染者尽快融入社会成为正常公民的举措是“强迫劳动”“强迫同化”，其根本目的是全面否定新疆去极端化、反对恐怖主义活动已经取得的成果，从根本上干预我们反分裂斗争，阻断我们去极端化进程，从根本上动摇新疆稳定的基石。第四，对边疆少数民族扶贫脱贫成就进行否定。报告和法案罔顾中国政府正在致力解决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尤其是帮助边疆少数民族摆脱千百年来贫困的羁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让他们通过培训，成为能融入历史发展潮流的产业工人、现代农民，不仅分享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红利，而且成为靠自己双手劳动产生价值的创业者，民族进步、国家富强的参与者。

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一度成为南疆四地州脱贫致富的拦路虎

新疆南疆四地州，即喀什、和田、阿克苏地区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这里的维吾尔族居民占当地居民总人口的90%以上，贫困人口占新疆贫困总人口的近一半。四地州贫困人口的聚居区，一度成为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泛滥、恐怖主义活动高发区域，是反恐、去极端化的前沿阵地。扶贫脱贫不仅仅关乎民生问题，更与反恐、去极端化互为依存，成为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筑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

   消除宗教极端思想病灶是脱贫致富的前提和基础

1.宗教极端思想和恐怖主义活动是南疆四地州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的最大障碍。自1870年始，以瓦哈比教义为主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开始传入南疆，并迅速落地生根，与本地早已经存在的激进的纳格什班迪教法为基础的依禅派，成为民族分裂势力的思想源头和非法宗教基础，以分裂政治目标为牵引蜕变为宗教极端思想。其本质是“泛伊斯兰政治化”，鼓吹“圣战殉教进天堂”，主张一切依据《古兰经》和《先知圣训录》，以“神”的治理取代“人”的治理，以恐怖手段建立哈里发政权取代世俗政权，用伊斯兰教法取代世俗法律，用原教旨主义的风俗取代新疆多元文化下的民族风俗习惯。

2.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穆斯林群众幻想“圣战殉教上天堂”，放弃了勤劳致富的本世吉庆。南疆四地州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受宗教极端思想蛊惑，相信“野阿訇”仇视政府的非法讲经及隐含其中的反动政治宣传，幻想通过“圣战”上天堂。这些被感染者生活在极端、狭隘和愚昧的个人世界中，敌视世俗生活，好逸恶劳、自我封闭，禁锢家庭成员融入社会和融入现代生活，成为个体和家庭脱贫致富的最大障碍。

3.恐怖主义活动严重破坏了南疆四地州的经济发展与营商环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疆四地州“伊斯兰解放党”活动猖獗，他们以“迁徙圣战”和“判定异教徒”的宗教极端思想为工具，大力发展激进的“穆斯林兄弟会”，诱使受蛊惑信教群众变卖家产，叛逃出境，频繁制造暴恐事件，并将“迁徙圣战”活动蔓延到内地及其他边疆省份。一系列恐怖事件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严重恶化了南疆乃至全疆的经济发展与营商环境。

4.宗教极端思想的落后观念制约了少数民族穆斯林群众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宗教极端势力依据“建立教法神权”理论，否定一切世俗观念和现代文明成果，煽动信教群众抵制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排斥现代科学知识，蛊惑信教群众拒绝学习掌握就业技能、改善经济条件、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受“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思潮影响的组织和个人不断从境外向境内渗透，推波助澜，严重干扰新疆社会治理的政策与措施的落实。很多受蛊惑的少数民族群众认为“一切都是安拉”给的，多生的孩子是安拉给的，政府的扶贫资金财物、牛羊也是安拉给的，本来用于生产发展的资金财物和牛羊等生产材料很快被吃掉用掉，甚至被一些受极端思想深度感染的人恶意毁掉。反动“宿命论”在南疆四地州一度甚嚣尘上，成了阻碍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的根本症结。

5.如何消除孳生恐怖活动的宗教极端主义土壤，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新疆是中国去极端化、反对恐怖活动的主战场，也是中国消除贫困的主要区域。借鉴国际惯例及西方主要国家、伊斯兰国家去极端化方面的经验做法，新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在系统的国家反恐战略指导下，通过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改造某些学员所受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在实践中，多措并举根除他们内心的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思想病灶，有组织地对他们进行法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就业技能培训，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文盲或只掌握少量农垦技术的农民转变为现代产业工人，社会地位和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改善；培养学员自觉融入社会的公民意识，成为尊重法律、人格健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社会主义新公民。

6.中国政府始终致力于消除贫困，在扶贫道路上不丢下任何一个人。新疆的贫困人口占中国“三区三州”贫困总人口的近一半，在脱贫致富进程中，对普通老百姓，鼓励引导帮扶；对受宗教极端思想感染的群体，教育挽救，为他们学成后务工就业创造机会。脱贫致富，天经地义，这是中国政府负责任的表现，是新疆各族贫困群众的迫切愿望，何来强迫？劳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是人类的基本谋生手段。不劳动，难道要张口等着天上掉馅饼吗？世界上哪个国家会养懒汉？美国政府难道鼓励国民当懒汉吗？美国政府难道没有强制改造那些反人类、反社会的群体吗？

7.教培中心主要针对受到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感染成员，为扶贫脱贫扫清了障碍。扶贫脱贫事业有效遏制了宗教极端主义的进一步蔓延，从根本上铲除宗教极端思想生存的土壤，培养了一批具有初级产业工人素质与能力的少数民族群众，使他们有了摆脱贫困及改善自己生活的一技之长；另一方面，曾经蔓延到近乎失控的局势得到控制，宗教极端主义得到有效遏制，恐怖主义事件高发的浪潮应声回落。新疆所取得的扶贫脱贫成就是史无前例的，这是对世界各国去极端化工作的开创性贡献，是新疆各族人民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依法促进公民劳动就业是去极端化工作的巩固与深化

上述美国西方的报告和法案，无视新疆少数民族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新疆对广大少数民族贫困人口的扶贫就业，视为“强迫劳动”“民族同化”；把曾经受到宗教极端思想感染的在教培中心学习的群体，混同为普通公民；把约束改造他们的思想污名为“人权”问题，极力为宗教极端主义背书。而事实是：

1.新疆扶贫减贫进程走的是法治化道路。作为“国际劳工组织”创始国之一，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促进充分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促进劳资合作、改善劳动条件、扩大社会保障、保证劳动者的职业安全与卫生，并积极与国际社会开展劳动领域沟通与合作。为了保护劳动权，中国政府通过了系列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最近中国还加入了预防强迫劳动的两项国际公约。

2.新疆扶贫减贫进程充分保障了劳动者权益。新疆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劳动就业领域依法管理监督力度，持续加强劳动就业保护，健全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全面加强劳动监察执法、劳动仲裁执法力度；依法加强对妇女的就业保护，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实施特殊的劳动保护措施，实现女性与男性同工同酬，彻底改变了宗教极端思想禁锢妇女抛头露面、使妇女沦为男人依附品的愚昧落后现象，提高了妇女社会地位。各级政府及企业还有效发挥工会和职工维权机构的作用。

3.新疆设立教培中心的政策方向是去除极端化土壤，为脱贫致富根除病灶。教培中心依法设立，最大限度地挽救企图实施恐怖活动的人员，最大限度地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反动政治和非法宗教土壤和条件，最大限度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免受民族分裂主义的侵害。一大批受宗教极端思想蛊惑、感染的群众，通过培训，提高了劳动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如今，教培中心完成了它的阶段性历史使命，教培中心毕业的学员开始了对美好新生活的追求。这是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千方百计污名丑化它的根本原因所在。

    4.教培中心学员结业后依法务工就业。学员经过思想矫治和职业技能培训后即结业，分别进入工厂企业就业、自主创业，或到中、高职院校继续深造学习，提升劳动就业技能。民以食为天，所有的贫困群众包括教培中心结业人员，就业脱贫的积极心态都是一致的，脱离愚昧向往美好生活的渴望都是强烈的，感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心态都是发自内心的。在新疆稳定团结的大环境下，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的愿望，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强烈。

    南疆少数民族脱贫致富为世界提供了“去极端化”中国经验

事实说明，南疆四地州基层普通脱贫农户、教培中心结业学员，以及大规模的普通农民进工厂的产业工人，他们的脱贫致富都是政府扶持和内生动力的结晶。

新疆坚决贯彻落实中国政府脱贫攻坚战略，在南疆四地州走出了脱贫致富与去极端化相结合的有效路径，通过发展产业、转移就业、自主创业、生态建设、扶贫搬迁等多种途径，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物质帮助与技能培训相结合，鼓励贫困群众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积极投身到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

发展产业是实现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

在南疆四地州，首先致力于巩固第一产业基础。不断优化一产结构，发挥市场能力强、技术水平高、带动意愿足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引领作用，积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深入实施特色产业提升工程，推进良种推广、林果业提质增效和畜禽规模养殖，走出特色优质高效的发展路子。发展第二产业，吸纳大量富余劳动力，优先发展纺织服装、鞋帽、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引导发展林果、肉类等农副产品优势加工业，大力推动消费电子等产业，有效带动贫困人口就业增收；第三产业拓宽就业增收途径，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产业，扎实推进旅游扶贫、电商扶贫，加强农产品批发、集贸市场的建设。

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解决贫困代际传递

近年来，南疆四地州各级政府不断优化就业扶贫工作流程，不断提升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组织化程度，实现了转移就业、稳定就业、长期就业。2019年，南疆四地州累计对贫困劳动力开展技能培训14.27万人次，实现贫困劳动力有组织转移就业7.47万人。目前，南疆四地州3年10万人转移就业规划，已实现转移人口14万余人。

充分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是脱贫的必经之路。四地州许多贫困劳动力长期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观念保守，汉语水平低，职业技能缺乏，乡土意识重，不愿意离开农村。教培中心的培训教育扭转了他们“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的观念。近几年，南疆四地州各类园区、小微企业、卫星工厂（扶贫车间）、农民合作社蓬勃兴起。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外出务工、积极主动脱贫的意愿十分强烈。不等不靠、劳动光荣、勤劳致富、靠奋斗改变命运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

易地扶贫从根本上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

2016年至2019年，新疆完成了40125户、15.91万人易地搬迁任务，南疆四地州完成易地搬迁4.9万人。当地政府将搬迁安置区与现代农业开发、产业园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后续扶持，已建成棚圈1010座、设施大棚507座、卫星工厂14个，实现搬迁对象在安置区企业就地就近务工。四地州政府还积极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修建了学校、幼儿园、卫生室、文化活动室等。如今的南疆四地州，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景象。

自主创业走上脱贫致富道路

阿克陶县的夏提江·买买提通过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思想观念彻底转变，他说：“思想不解放，一辈子都穷。”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夏提江在阿克陶县工业园区开办了8个店铺，涉及餐饮、水果、理发、食品加工等，带动38名结业人员到园区就业，其中20多名是贫困人口，他们的工资每月达到1500元左右，实现了稳定脱贫。

护边守林增收致富

新疆不断完善普惠边民政策，将生活在边境地区的贫困群众优先选聘为护边员，全面落实护边员补助政策，使护边员个人和家庭走上了脱贫道路。2019年，新疆明确补助护边员每人每月2000元到2600元不等。同时，不断提升边境一线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有效改善了边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目前南疆四地州共有7个边境深度贫困县，基本实现了边境一线未脱贫户1户1个护边员的目标。

新疆贫困地区生态脆弱，建立保障贫困地区经济收益与生态补偿机制，既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加快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途径。2019年以来，南疆四地州认真落实国家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通过购买服务、专项补助等方式，选聘生态护林员、草原管护员，每人每年补助1万元。大力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保护与恢复工程，完成退耕还林83.3万亩，惠及贫困户12298户。

扶志扶智激发内生动力

新疆扶贫脱贫最大的特点，是通过扶志扶智引导广大群众改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

抓好教育，培养好下一代，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新疆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据统计，“十二五”期间，全疆财政性教育经费年投入均超过500亿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教育优先发展使新疆双语教育质量显著提升，老百姓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果。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意识到教育与技能培训的重要性，意识到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重要性，意识到脱愚才能脱贫，才是鸟儿有了翅膀。

近年来，南疆四地州结合当地需求和就业条件，组织开展服装和鞋帽加工、食品加工、电子产品组装、美容美发、汽车维修、畜牧养殖、蔬菜种植、果树栽培、农机技术、家政服务、地毯编织、建筑装饰、电子商务、手工艺品制作等技能培训，帮助贫困群众掌握实用技术，增强他们脱贫和自我发展能力。人有一技饿不死，技能培训变输血为造血，破除了“等、靠、要”的懒人思维。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是开发式扶贫的根本途径。

（编辑  季节）

美国劳工部最新发布的月度CPI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通胀虽仍居高位，但同比涨幅比6月份有所回落。应该指出的是，在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通胀数据仍在持续上升。

全球市场正在密切关注美国的通胀数据，尤其关心7月份通胀回落是技术性回调还是趋势性拐点、通胀回落后美联储是否坚持激进加息、美国是否会陷入全面衰退。

美国高通胀势头是否开始向下

美国此轮通胀的原因，一定离不开美联储多年量化宽松政策的助力；货币“海量放水”后，虽刺激了经济增长，但也带来高通胀。美联储在治理通胀问题上不可谓不卖力，今年以来强力打压高通胀，而美国通胀水平却一路扶摇直上，从2021年6月份的6%直至今年6月份的9.1%。该做的都做了，为何迟迟不能压服这只通胀猛虎？

在美国国内需求改善的情况下，多种因素导致供给出现缺口，这是美国通胀高企的一个诱因。加之地缘政治冲突，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进一步推动美国通胀加速上行。隐含其中的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美联储在去年通胀抬头时迟疑的态度和迟滞的行动，也促成美国通胀一路高歌猛进。

世界正在进入极端不确定性，全球经济面临深刻变化，国际政治面临全面重构，这些变化和重构肇始于美国，也会首先作用于美国。因而，对于通胀等经济领域的常识性问题，以往的线性思维就很难做出趋势性判断。

美国收缩性货币政策能坚持多久

在今年短短半年时间内，美联储正式实施了一连串收缩性政策。从6月份开始，在约3个月的时间里，每月缩减950亿美元资产；今年已加息四次，加息幅度一次比一次高，从25个基点到50个基点，再到连续两次75个基点。而多数预测认为，美联储后续还将会有两到三次的激进加息。这些收缩性政策无疑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美国连续两个季度经济出现环比负增长，也就是出现技术性衰退。

美联储收缩性货币政策按照之前的预期执行，这是其预见的最好结果。如果美国经济今年之内可以承受更快的缩表和多达七次的加息，那么美国经济将成功实现软着陆。如果美国高通胀势头减缓，肯定会增加美联储的政策腾挪空间。若如此，美联储削减加息幅度，乃至在2023年停止加息以便加大力度促进经济增长，均有想象空间。

美联储的收缩性货币政策更加谨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有所调整，美国经济下行信号渐强，如果此时加息幅度过大，经济持续衰退的预期可能过快升温，加息将对需求端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美联储此后的收缩性货币政策就会左右为难。

美联储收缩性货币政策难以为继。美国经济在货币政策紧缩后持续下滑，与此同时，美国国内通胀又居高不下，美国将可能面临滞胀的最坏局面。届时，市场和投资者对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必定增加，这也是引发全球衰退的主要风险点。

美国经济是否会陷入全面衰退

为了应对高通胀，美联储不得不开始缩表、加息甚至激进加息，势必对经济增长带来持续压力。只要美国高通胀不消退，美联储“高压”的收缩性货币政策就不能隐退，高通胀、收缩性货币政策就会一直抑制美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治理高通胀和保持经济增长形成了政策悖论，美联储只能将压制高通胀作为当前阶段性政策目标——高通胀让美国各阶层产生强烈不满情绪，尤其在美国中期选举这个节骨眼儿上。

美国经济是进入持续性衰退，还是止步于技术性衰退？按照美联储之前的预测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预测，都没有着重提及美国经济将会发生衰退。美联储在今年6月份的议息会议上，将美国2022年经济增长率从2.8%下调至1.7%。换句话讲，美联储并不认为美国经济会出现硬着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表示，再次下调今明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预计今年增速为3.2%，比4月份的预测降低0.4个百分点，而2021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为6.1%。其中，预测美国今年经济增速为2.3%，较4月份的预测下调1.4个百分点。但无论如何，美联储半年时间加息225个基点，美国经济确实疲态显现。

高额负债下叠加高利率，各主体将难以承受其重。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突破30万亿美元，且规模还在扩大。美联储曾在2021年三季度末发布一项数据，美国企业债务余额达10.5万亿美元，债务水平创最近十几年来新高。根据美国纽约地区联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年底，美国消费者债务总额为15.6万亿美元，全年增加约1万亿美元，涨幅是200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些不完全统计的债务余额高得吓人，利息支出就是一笔不菲的开支。高利率增加了政府财政赤字、提高了企业运营成本、抑制了居民消费，进而影响宏观经济增长。

美元回流不明显，也不利于美国经济增长。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美元流动性泛滥→全球资本市场泡沫→美国逆转货币政策→美元回流美国→全球资本市场下跌→美国完成国际资本收割。在这个闭环中，美国每次都赚得盆满钵满。此轮行进至此，美元回流不明显，至少目前的数据未显示国际资本大规模回流美国，这也不利于目前的美国经济。

简言之，美国经济虽然面临结构性问题，但美国仰仗超强的美元霸权和强大的危机转嫁能力，加之经济在科技创新的驱动下，不能小觑其平抑自身经济波动的技术手段，因而不能轻言美国经济将进入全面衰退。

我们反复回溯论证美国通胀和货币政策走向以及美国经济基本面是否健康，全因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其经济状况、政策实施等具有强大的外溢性和经济指引作用，其“一招一式”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

我们既要保持“以我为主”的政策定力，又要审慎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还要一以贯之地呼吁和践行加强全球宏观政策协调、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这关乎国内政策因应、关涉国内经济增长，不可不察。

（编辑  季节）

其他国家会如何抉择（续）

俄罗斯是与中国有着最长共同边界的国家。1979年，前苏联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数倍。后来，俄罗斯和中国在经济与政治上的相对权重发生了急剧变化。201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12.2万亿美元）是俄罗斯（1.6万亿美元）的近八倍。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变得更大。

如果美国人希望重启与俄罗斯的关系，那么他们就要面对一个更根本性的事实。冷战结束后，美国领导人违背了他们对俄罗斯领导人做出的明确或含蓄的承诺。美国曾向俄罗斯承诺，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后，美国不会将北约东扩以威胁俄罗斯。

当美国人做出扩大北约这一致命的决定时，他们的地缘政治盘算是什么？美国人是否认为，在俄罗斯于20世纪90年代虚弱挣扎时（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美国可以一举消灭俄罗斯这个潜在竞争对手？即便有理由认为这不是美国事先设计的阴谋，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对俄罗斯利益的漠视，也似乎出自一项前后一贯的计划。

不管冷战结束后美国是否存在“有意识”地削弱俄罗斯的计划，美俄两国面对面坦诚地交流一下各自对所发生之事的看法仍是很有帮助的。它们应该面对所有困扰两国关系的艰难插曲：北约扩张，美国支持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入侵伊拉克、干预利比亚和叙利亚。

美国如果坦诚地重新评估对俄政策，可能会给美国的长期地缘政治思考带来一些益处。过去的已成事实，但如果美国人更多地意识到本国政策给俄罗斯人带来的耻辱，他们就可以逐步消除一些横亘在双方之间的关键心理障碍——这些阻碍了美俄联盟的早日达成。

东盟

冷战刚一结束，越南就开始适应苏联解体造成的新的地缘政治环境。它的许多昔日对手也迅速调整了策略。例如，东盟的五个创始成员国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与越南处于敌对关系。然而到了1995年，越南被接纳为东盟成员国。

东盟成员国都是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它们没有华盛顿特区战略智库产业的精明老练，却也能够通过接纳一个前对手加入东盟来迅速适应新的地缘政治环境。好在美国与东盟保持同步，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解除了对越南的贸易禁运，并在1995年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美国

理论上，对地缘政治现状进行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评估可以驱动良好的地缘政治思考。在地缘政治分析和行为中，理性应该永远战胜情绪。但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拥有压倒性的权力，在部分程度上也使它享有让情绪——而非理性——指导地缘政治行为的特权（或为此付出了代价）。对于一个比任何潜在竞争对手都强大得多的世界头号强国来说，这种行为可以出现，或许也可以接受，但当这个强国下滑至世界第二的地位时，在地缘政治的思考和行为中，允许情绪战胜理性则可能是致命的。

随着美国不可避免地滑向世界第二强国的地位，它将不再享有由情绪来驱动地缘政治政策的特权。为了理解冷战结束后美国与几个国家（包括俄罗斯）的关系究竟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出现问题，美国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这将使美国社会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地缘政治反应和冲动，而地缘政治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知己”。

如果美国能对自己在与其他国家关系中所采取的积极行动和犯下的错误有良好的认识，那么它在未来的对华地缘政治政策中就不太可能犯下严重错误。但美国确实犯下了一些不必要的、令人痛苦的错误，尤其是在与伊斯兰世界和俄罗斯的关系上。

如果中国和美国都想赢得其他国家的支持，就必须学会进行一种更复杂的博弈。

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

美国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防部都将中国视为敌人，国会议员正竞相比拼谁是最好战的对华鹰派。没有人逆风而行做出平衡的思考，问问自己能够切合实际地做些什么，以便有机会取得不会损害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的长期成果。在这种不良的氛围下，如果有任何美国政治家或公共知识分子倡导更理性地对待中国，都将是不明智的。科恩写道：“就如何塑造21世纪的世界格局问题，美国现在正与中国展开一场直接的意识形态战争。”

一个关键信息是，虽然中国领导人想复兴中华文明，但他们并没有试图去接管世界。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影响力，必然伴随着其经济规模的增长而壮大。然而，中国不会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来改变其他社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实践。关于当今世界的一个巨大悖论是，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但与美国领导人相比，中国领导人更容易与一个多样化的世界打交道，因为他们不认为其他社会应该变得像中国一样。中国人明白其他社会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美国人则不然。

遗憾的是，这种说法对美国几乎无甚影响，因为美国已坚信今天的中国成了一个威胁。因此，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一场重大的地缘政治竞争不可避免。

更糟糕的是，关键决策是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做出的。2018年8月27日，当一名纽约法官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发出逮捕令时，表面上看，他做出这一决定好像是基于法律依据。然而，中国人看到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夫·萨克斯指出的双重标准：当美国公司违犯法律时，美国惩罚的是这些公司，而不是高管。但是，当中国公司违犯法律时，美国会惩罚公司里的高管。检察官并非有意要传达美国持有双重标准，但这却是中国接收到的信息，因为检察官跟司法部的行动都没有考虑到这一决定会产生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影响。

地缘政治决策同所有政治决策一样，是由风云人物推动的，而这些人在不断变化——在中国和美国皆是如此。中美合作的黄金时代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四位地缘政治的重量级人物——尼克松、基辛格、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同寻常地走到一起，结成了一种非凡的伙伴关系。若没有这四位领导人处理地缘政治的高超技巧，两个强大对手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突破。

理论上，推动国际关系进程的是国家利益而非个人利益。但在实践中，个人确实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9年10月24日，彭斯发表了他的第二次全方位攻击中国的演讲，指控“中国政府制定了许多伤害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政策，从中国的债务外交和军事扩张主义、镇压有信仰者、建设全国监控网络，再到一系列违背公平自由贸易的政策，包括关税、配额、汇率操纵、强制技术转让和工业补贴等”。

在国际关系中，情绪与理性同等重要。如果中国同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同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么美国将更容易接受这个大国的崛起。相形之下，中国代表着一种被西方人认为的截然不同的文化。

更糟糕的是，在西方人的潜意识深处，埋藏着一种对“黄祸”的本能却真实的恐惧（尽管很少明确表露）。就像人类个体很难挖掘出驱使其行为的无意识动机一样，国家和文明也难以挖掘出它们的无意识冲动。“黄祸论”已经在西方文明中被埋藏了数个世纪，这是事实。拿破仑有一句暗指这一点的名言：“让中国沉睡吧，一旦它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震动。”

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如果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强国合作应对这些共同挑战，我们就更有可能找到解决方案。两国中的任何一方采取行动，都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人们普遍认为，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是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然而，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告诉邓小平，如果中国继续支持这些国家（主要指东盟几个国家）的共产党，非社会主义的东南亚国家就不可能与中国建立和平关系。

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本身就对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了威胁。如果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国家是固有威胁，那么它应该被许多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视作一种威胁。

美国的战略思想家在盯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时，同样是在犯一个类似的错误。实际上，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会对美国造成威胁。相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成功与竞争力才是真正的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美国思想家应该把焦点放在确保美国经济和社会的成功与竞争力上。

尽管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就发出中美间“文明冲突”的警告，但西方和中国之间没有迫在眉睫的文明冲突的危险。而如果理性成为国家之间关系的驱动力，那么我们就不必担心文明差异的影响。正如伟大的哲学家告诉我们的，理性和逻辑的论据在所有文化和文明中都具有普适性。不同文明之间没有理由不能理性地互动。

人类不仅在个人决策中会受到情绪的严重影响，在地缘政治的判断上也会受到情绪的影响。这些情绪往往隐藏在潜意识里，虽然不会暴露在表面，但仍然非常活跃。美国民众需要自问，他们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有多少是出于冷静的理性分析，又有多少是对非白种人文明的成功深感不安。理性和情绪的斗争在潜意识中上演。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应该惧怕文明的冲突，而应该庆幸我们观察到的一个事实：“启蒙运动在西方引发的理性思潮正在全球蔓延，使每个地区都出现了务实的解决问题的文化，并使人们能够设想依据规则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秩序。”

尽管中国社会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现代性，但它并没有抛弃中国文化的根源。中国人关注现代中华文明，也重视传统中国特性，这两者似乎毫无矛盾。的确，在新财富的推动下，中国现在正经历着自己的文化复兴。

中国领导人还强调，尽管中国与西方存在着文化差异，但不应该出现文明之间的冲突。2019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说：“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简言之，过去富有远见的美国领导人已经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那就是：尽管人类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中，但文明之间并不一定会发生冲突。如果我们听从他们的建议，那么即使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可能存在有危险分歧的文明维度，也不会产生矛盾。

美国和中国之间似乎存在根本性矛盾的一个领域就是价值观，尤其是政治价值观。美国人认为个人言论、出版、集会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相信每个人都有权享有同样的基本权利。中国人认为社会需求与社会和谐比个人需求和权利更重要，防止混乱和动荡是治理的主要目标。简言之，美国和中国显然信奉两套不同的政治价值观。

然而，只有当中国试图向美国输出价值观、美国也试图向中国输出价值观时，这个领域才会产生根本性矛盾。一些美国人沉溺在“中国威胁论”里，开始暗示自己，中国正试图破坏美国社会的价值观。

中国领导人是政治现实主义者。他们不会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上浪费时间和资源。遗憾的是，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情况却并非如此。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有责任去帮助中国人民摆脱“政治压迫”。既然美国成功地将许多人从“苏联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它就有能力也应该对中国这么做。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美国应该努力帮助中国走向历史正确的一边。他们还认为，既然美国是“山巅闪光之城”，就有义务去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美国人虽然在理论上同意这些观点，但现实生活中，究竟哪个国家对待穆斯林平民更好，是美国还是中国？如果报道属实，那么自2011年9月9日以来，美国政府已经折磨或杀害了数千名无辜的穆斯林平民。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向伊斯兰国家投掷了成千上万枚炸弹，杀死了许多无辜的平民。

历代的道德哲学家和宗教圣人都提醒我们，试图创造完美永远是徒劳的，我们也不会有非黑即白的简单选项。到头来，我们总是必须做出取舍，包括道德上的取舍。所以我们要厘清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并学会关注它们。归根结底，世界上其他50多亿人期望美国和中国能做到：致力于拯救地球并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尤其是本国人民的生活条件。因此，最终的问题将不再是美国赢了还是中国赢了，而是人类是否会赢得胜利。

“美国例外论”的神话

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德，这种想法也许会安慰美国人，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斯蒂芬·沃尔特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杰出的美国人把美国描述为“自由帝国”“山巅闪光之城”“地球上最后的、最好的希望”“自由世界的领袖”“不可或缺的国家”。这些经久不衰的比喻解释了，为什么所有的总统候选人都觉得必须因循惯例赞颂美国的伟大，以及为什么当贝拉克·奥巴马总统说出下面这番话时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奥巴马说，虽然他信奉“美国例外论”，但觉得它与“希腊例外论”或任何其他国家的爱国式自吹自擂没有什么不同。“美国例外论”的大部分说法都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历史是独一无二的，值得全世界钦佩。它们还暗示，美国注定有资格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一种独特而积极的作用。

这种对美国全球角色沾沾自喜的描述的错误在于，它基本上是个神话。尽管美国拥有某些独特的品质，诸如从高度的宗教虔诚到重视个人自由的政治文化，但美国外交政策的实施一直主要取决于美国的相对实力和国际政治的内在竞争性质。美国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的所谓非凡品质上，结果却看不到自己和其他人的许多相似之处。

美国人坚定地信奉“美国例外论”，从而更难理解为何其他人没有那般热衷于美国的主导地位，经常对美国的政策感到震惊，并频繁地被美国的虚伪所激怒。美国的虚伪表现在拥有核武器、对遵守“国际法律”的双重标准、倾向于谴责他人行为而忽略自身缺点等诸多议题上。讽刺的是，如果美国人不那么确信自己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德，也不那么急于宣扬它们，美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会更有效。

简言之，我们需要对美国真正的性格和贡献进行更现实和批判性的评估。本着这种精神，我在此处解析“美国例外论”的五大神话。

神话1：“美国例外论”自有非凡之处

每当美国领导人提到美国的“独特”责任时，他们都在说，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这些不同之处要求美国人承担独特的责任。

然而，这种崇高的宣言并没有什么非比寻常之处，发表这番宣言的人实际上也是老调重弹。大多数大国都认为自己比对手优越，并相信当自己把偏好强加给其他国家时，是为了实现人类“更大的利益”。英国人认为自己肩负着“白人的使命”，法国殖民者则援引“文明使命”来为自己的殖民帝国辩护。葡萄牙的殖民扩张也不光彩，但它相信自己是在促进某种“文明使命”。

因此，当美国人宣称他们与众不同、不可或缺时，只不过是老调重弹。在大国中，认为自己与众不同是一种常态，而不是例外。

神话2：美国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好

“美国例外论”的宣言基于这样一种信念：美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品德高尚的国家，一个热爱和平、培育自由、尊重人权、拥抱法治的国家。美国人喜欢认为自己的国家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好，当然也比其他大国表现得更好。但如果冷静、客观地看待历史，就会推翻关于美国道德优越感的说法。

首先，美国是现代历史上最具扩张主义的国家之一。它最初由东部海岸的13个小殖民地组成，最后向北美洲扩张，并于1846年从墨西哥手中夺取了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在扩张的过程中，美国消灭了大部分原住民，并将幸存者限制在贫困的保留地内。到了19世纪中期，美国已经将英国逐出太平洋西北地区，巩固了它在西半球的霸权。从那以后，美国打了许多场战争，其中几场战争还是由它发起的，所以其行为很难给别国做一个克制的好榜样。如果某些国家对美国这样做，他们会毫无疑问地认定其行为毫无辩护余地，然而，几乎没有美国政治家质疑美国发动或参与战争的决策。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任由美国政府支配大权，它肯定会做得更糟糕。历史记录已清楚地表明，美国领导人做了他们认为在面对外部危险时必须做的事情，并且在过程中很少关注道德原则。“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美德”这种想法也许会安慰美国人，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神话3：美国的成功源于自身的独特优势

美国人倾向于把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直接归因于开国元勋的政治远见、美国宪法的优点、个人自由被优先考虑、创造力以及美国人民的辛勤工作。按照这种说法，美国今天享有特殊的全球地位，正是源于其自身的独特优势。

除了上述原因，美国的成功还有其他客观因素：移民成群结队地来到美国寻找经济机会并非偶然，“大熔炉”式的飞速发展也促使一拨拨“新美国人”加速融入美国社会；美国的科技成就完全值得称赞。

然而，美国的昔日成功不仅源于自身的独特优势，还归功于运气。这个诞生较晚的国家确实很幸运：它坐拥美洲大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可通航的河流，幸运地建立在远离其他强国之处。更幸运的是，在建国初期的大部分岁月里，欧洲列强忙于交战，美国可充分投身于美洲大陆扩张；当其他列强经历了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得以确立。

神话4：美国为世界发展做出的贡献

美国人喜欢把世界的良性发展归功于自己。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认为，“美国在促进世界各国建立稳定的政治关系中是不可或缺的”。已故的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美国的主导地位乃是“未来世界自由、民主、开放经济和国际秩序”的核心。美国《外交政策》高级通信员迈克尔·赫什在著作《与我们自己作战》中更进一步写道，美国的全球角色是“世界在许许多多个世纪——乃至有史以来收到的最大礼物”。一些学术著作也强调了美国对传播民主和促进自由世界秩序的贡献。

普及一下，虽然观看过《拯救大兵瑞恩》或《巴顿将军》的美国人可能会得出“美国在击败纳粹德国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的结论，但其实大多数战斗发生在东欧，苏联才是击溃希特勒军队的主力。

美国对全球进步做出了一定贡献，但独揽了太多功劳。对于自身政策起到反作用的领域，美国受到的指责太少。美国人如果对自身的弱点视而不见，就会在现实世界中造成一些后果。

神话5：上帝与美国同在

“美国例外论”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美国相信自己肩负着领导世界其他国家的神圣使命。罗纳德·里根曾告诉公众，是“某种神圣的计划”缔造出美国的。2004年，小布什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我们受到星辰之外的召唤来捍卫自由。”

对任何国家来说，信心都具有宝贵的价值。但是，当一个国家开始自认为享有天命，立于不败之地，它在现实中可能很快就会遭到打击。古代的雅典、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日本帝国以及无数其他国家都曾经抵挡不住这种狂妄，而且几乎总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美国虽然取得了许多成功，但很难面对挫折、荒唐和愚蠢的错误免疫。一场主要由贪婪和腐败引发的金融崩溃，毁掉了美国在20世纪末享有的特权地位。美国人与其假设上帝站在他们一边，倒不如听从亚伯拉罕·林肯的告诫，即我们最关心的应该是“我们是否与上帝同在”。

同所有国家一样，美国有自己的特质，但它依然是一个包含在竞争性全球体系中的国家。美国比大多数国家都要强大和富裕，拥有非常有利的地缘政治地位。在处理外交事务时，这些优势赋予美国更广泛的选择，但并不能确保其选择都是对的。美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首先追求自身利益，寻求改善自己的地位，它自认为与众不同，还自认为它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好。

国际政治需要互相妥协，为了安全与繁荣，即使是强国也必须在其政治原则上有所妥协。如果美国想真正做到与众不同，就需要用一种更加怀疑的目光来审视“美国例外论”这一概念。

（编辑  季节）

浙江省的县域块状经济特色鲜明，产业集群发展较好，工业中小企业众多、面广量大。因此，浙江省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浙智专委”）从2017年起，将探索加快县域工业细分行业中小企业智能制造的路径与方法作为主要任务。从2019年开始，浙智专委明确提出了抓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开展“学样仿样推广法”试验。经过多个县（市、区）的实践探索，初步形成了“学样仿样推广法”。

“学样仿样推广法”经受了实践的检验

所谓“学样仿样推广法”，是指在工业细分行业中，发现并总结企业认可的初级数字工厂示范样本之后，工业中小企业自愿开展仿照样本企业进行决策并由工业数字工程牵头总包商、仿照样本企业签订标准合同、仿照标准合同进行工程监管与验收结算的推广方法。

工业企业的信息化或数字化转型已经历过三种推广模式：一是一个企业一次推广一个软件项目的信息化“蚕食式”推广法；二是由著名大公司分包+自己系统集成的供需两方IT团队合作式的推广法；三是一次试点示范只能完成一个试点企业的单个式的推广法。

经过实践发现，上述三种推广模式都不适合细分行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而实行找准公约数、试成一批样本、带动一片企业的学样仿样推广方法，受到众多中小企业的欢迎，并经受住了实践检验，赢得了一些县（市）区域工业的中小企业认可，同时也受到中小型工业数字工程牵头总包商与服务商的欢迎。这种推广法也获得了各级党委政府和经信等部门的肯定与推广。

赢得了一些县（市）等区域工业中小企业的认可

“学样仿样推广法”简洁明了、便利可信。它把眼花缭乱的概念变换为数字化工厂的组件，把难以清晰表达的任务转换成中小企业能理解的合同“标的”，把数字工厂建设与运营的复杂神秘表述转换为便于实施的操作方法，为中小企业学习和推行数字化转型带来了一系列的便利。便利了数字工程牵头总包商，只找一家牵头总包商就能解决问题；便利签订合同；便利预测投入产出；便利进行监理验收结算，保障工程质量，发挥工程效能，保证工程寿命。

在试点探索中，“学样仿样推广法”赢得了各县（市）等区域的工业中小企业认可。

在浙江东、西、南、北、中部各个区域中的一些县域开展做初级数字工厂样本的试点，这些试点都赢得了试点区域细分行业中小企业的认可，因为赢得工业企业的认可才是第一位重要的。

仅三年左右的试点，通过“学样仿样”，已将初级数字工厂的样本推广到数十家企业，在各细分行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初期，这个推广速度与绩效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过去的企业信息化推广模式，都是以一个企业一个软件项目分次进行，而一个排产软件与生产管理软件的引入，一般都要经过半年到一年的反复学习训练，企业才能完成理解消化并投入使用；一个ERP软件的引入，工业企业的员工一般要经过一到两年的学习、培训与实训，才能顺利使用，能掌握并用好60%左右ERP软件的功能就不错了。

与过去的各种推广模式相比，工业企业“学样仿样推广法”虽然在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与示范要有一年，但它是将五、六个相关联的、具有细分行业业务与数字化技术相融合改造的公约数的项目一起捆绑实施的，并且通过“学样仿样推广法”，一次可以推广到数家乃至十家以上的工业中小企业，其推广效率与绩效是过去的推广模式所难以相比的。

为中小型工业数字工程牵头总包商与服务商创造机会

“学样仿样推广法”为中小型工业数字工程承包商与服务商获得了“接单”与活下去的机会，并且为他们今后的成长与做强做大创造了条件。

目前我国已形成两类截然不同的工业数字化工程与服务市场：

第一类是制造业大公司、大集团企业的市场。这类市场的特点是“三有”：一是大型企业有钱投资，每家企业的每次数字化改造可承受几千万咨询分包服务，以及上亿或几个亿的数字工程分包投资；二是大企业拥有信息技术集成能力和技术团队，不必担心数字工程分包会产生数据孤岛；三是大型工业企业对数字信息供应商有特定的要求，他们一般找国内外著名咨询服务公司（如麦肯锡、埃森哲等）与数字工程大企业（如西门子、SAP、达索等）为他们做分包与服务。

第二类是工业中小微企业的市场。这类市场的特点：一是每家企业每次购买咨询服务只能支付几千或万余元；二是每次数字化工程改造只能支付几十万最多几百万元；三是要求由数字工程总包商牵头总包。他们自己没有信息技术团队，无法承受因多次分包带来的数据孤岛与推倒重来、再度集成改造的投资风险。能够承接他们业务的，只有国内中小型工业数字工程规划设计及咨询服务公司、中小型的数字化工程牵头总包公司与细分行业云平台服务公司。这些承接任务的设计咨询类公司一旦失去客户的信任，就会陷入没有业务可接的状况，甚至失去今后成长的机会。

预计今后10-15年，在我国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这两类不同的市场都会继续延续“大对大、小对小”的供需匹配模式；中小工业企业的数字化工程与服务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延续这种供需关系不确定的状态。

调研中发现，在做好初级数字工厂的样本、加快推广“学样仿样推广法”过程中，中小型工业数字工程牵头承包企业、工业数字工程规划设计及咨询服务企业以及细分行业的云平台服务企业，已经开始找到市场供需对接的途径以及让自身生产发展的出路。例如南京金鹊公司从事木工企业自动化及数字化改造已有20多年，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目前公司调整发展路径，向工业数字工程牵头总包商转型。它创造了“（由金鹊公司）一家牵头总包、各家参与联合分包”的模式，主动联合跃通、舒平、豪德等木工数控设备制造厂商，联合集鱼科技、自胜软件等工业软件分包商，还有新易咨询服务商、智程公司等数字化岗位技能培训与实训服务商，解决了这些数字咨询服务商因各自给客户做分包项目、造成数据孤岛的风险，为工业企业提供了“只找金鹊一家牵头总包商打交道”的方便；更重要的是为自己找到了“总包商+分包商联合接单”模式，实现了可持续的订单共享、可持续的共同成长。

金鹊公司在衢州江山市成立了分公司，2021年至2022年8月，连续承接了江山木门企业26个工业数字工程牵头承包单，总金额达1512万元（不包含联合分包商的合同金额），每人年均接单50万元左右，高于2021年全国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4.6万元/人）。同时，外地企业也慕名而来邀请金鹊公司牵头总包他们的工程，打开了市场渠道。另外，由于在同行业推行“学样仿样推广法”，金鹊公司木门行业软件的复制成本大幅度下降，工程实施人员的熟练程度不断提高，中高端人才团队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在金鹊等公司的带动下，浙江的一批企业纷纷牵头总包做初级数字工厂的样本，通过“学样仿样推广法”扩展接单规模，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绩效。

获得各级党委政府及经信等部门的肯定与推广

浙江省在区域工业各细分行业的中小企业推行“学样仿样推广法”，首先得到了江山、兰溪、长兴、北仑、永康、新昌等县（市、区）党委政府及经信等部门的肯定支持与推广。继木门行业之后，江山市已经向化工、塑胶行业推广，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2020年，宁波市政府在北仑区召开现场会，推广北仑区与创元信息公司联合创造的做好样本、学样仿样推广的经验。

去年，浙智专委总结提炼浙江省工业细分行业中小企业“学样仿样推广法”之后，省委领导对推广这一方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现在，浙江省各地都在积极认真地贯彻落实。

从浙江的初步实践经验看，“学样仿样推广法”是一个很好的起步，它肯定不会止步于本省部分地区，也不会停留在当前的水平。只要坚持推广、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有可能摸索出一条适应广大中小微工业企业、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数字化转型的道路。

在今后的实践中，我们要发挥以下优势：

一、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对“学样仿样推广法”的共识，可以发挥“思路决定出路”的优势。

二、通过更广泛地实行“学样仿样推广法”，将能发挥工业中小企业数字化工程与服务超大市场的规模优势，目前中小型工业企业占我国企业的90%以上。

三、充分发挥“学样仿样推广法”优势，将可以大批培育并促进工业细分行业的数字工程牵头总包商、细分行业云服务牵头集成商、工业数字工程规划设计及咨询服务商的高水平发展，并形成工业数字工程产业供给生态体系的新优势。

四、充分发挥“学样仿样推广法”的优势，就能够抢占工业数字工程科技与工业人工智能应用创新的制高点，并实现应用模式、组织管理模式、新型商业模式、新型治理模式等一系列的创新，引领数字化制造产业链、数字化制造供应链及数字化制造服务链的全面创新。

中国传统优势工业的数字化转型将会获得更多经验和成果，将会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做好初级数字工厂样本是实行“学样仿样推广法”的前提

推行“学样仿样推广法”，要有让工业中小企业自觉自愿学习的“样本”。因此要把做好样本摆在首要的位置。

一是要明确目标要求。做初级数字工厂样本，要以工业中小企业自觉自愿学习为原则，让典型样本企业做到可学样、可模仿、可推广，试成一批、带动一片。

二是要让不同产值规模的企业都有可学的样本。江山木门行业在样本试点示范中，有意识地选择了年产值2000万元的纳成家居、年产值5000万元的亿美达门业、年产值1亿元以上齐嘉公司作为样本，为不同产值规模的企业都提供了可以学、能仿照的样本。

三是要让刚起步的企业有可供学习仿照的样本。这个样本就是初级数字工厂的样本。

四是要有运营稳定安全、可放心的样本。这个样本不仅是实现数字化建设（含改造）的初级数字工厂样本，而且是能经受稳定、安全运营检验的初级数字工厂样本。

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是有标准的

经过近三年的实践探索，我们体会到，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可看作“中小企业经济类需求的公约数”，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投得起。工业中小企业要把数字化改造放在优先的地位，像青岛红领服饰工厂那样可以先数字化后自动化。一般一个初级数字工厂的数字化改造投资（不包括装备投资）大约在几十万元，最多只有一两百万元。

2、起步好。初级数字工厂样本改造的起步要好，要能打通产品生产、产品销售、破解制约行业利润增长及环保等共性难题的数字化、完成工厂数据体系主架构的建设，并能实现数据驱动生产、销售、减排减碳、促进行业利润增长等业务的一体化协同运营。其中，破解制约行业利润增长及环保等共性难题的数字化是细分行业业务与技术需求类的公约数。

3、回报高。初级数字工厂建设完成后，要有较明显的利润增长；数字化改造投资的性价比高，一般在一年内可收回投资。

4、工期短。能兼顾工业企业日常生产经营与企业数字化改造，要求数字化改造工期较少影响企业日常生产经营。在实践中，数字化改造工程的工期一般控制在三个月左右。

5、用得好。初级数字工厂建设完成后，要避免那种“老年人用不好智能手机”的状况发生。要强化员工的数字化适岗操作技能的培训与实训，让已改造的工厂数据体系主架构——即初级数字工厂，发挥出正常运营的效能。

6、有保障。“工厂数据体系主架构”即初级数字工厂能够稳定、安全、可靠地运营，不发生或极少发生停机、停线、停运维修的情况。对策是建立工业数字工程总包商至少一年的免费维保制度。

满足“中小企业经济类需求公约数+细分行业业务技术类需求公约数”，是体现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标准的必然要求。为此创建了“标准合同+附件（N+X清单）”模式，把反映上述两类需求公约数的标准纳入N个“标的清单项”与标准合同“要约承诺保障规定项”，通过合同法来加以保障。

好样本的标准是能够实施、可实现、可让企业放心。标准的实施分强制性、指导性、引领性等类型。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的标准，是既包括强制性又包括指导性的标准。

另外，对打通产品生产、产品销售、破解制约行业利润增长与环保等共性难题的数据，并实现数据驱动生产、销售、减碳减排、促进行业利润明显增长等业务的一体化运营作三点补充说明。

（1）关于构建生产领域的数据生态系统。

如上图，构建生产领域的数据生态系统，一般是指建设两个数字化制造单元（单机、多机制造单元）、两种类型数字化产线（制造产线与生产物流线）和一个从物料→半成品→成品的扫码数采系统。

（2）关于破解制约行业利润增长及环保等共性难题。

这里的制约行业利润增长及环保等共性难题，是指必须要在细分行业中，完成破解影响企业生存与制约利润增长等共性难题的数据生态系统的建设任务。因不同行业的共性难题不同，数据生态系统建设的任务有所不同。如下表：

（3）关于创建数据驱动的生产、销售、减排减碳、破除制约行业利润增长与环保等业务的一体化运营方式。

能否实现数据驱动生产、销售、环保、促进行业利润增长等业务一体化运营，是对初级数字工厂建设水平、建设质量的全面检验，亦是能否实现数字化转型提质、降本、增效的考验。只有经过数据驱动生产与经营等业务一体化运营考验的初级数字工厂，才是“学样仿样推广法”的好样本。

“学样仿样推广法”只适用于工业细分行业中的中小企业。这是因为，在同一个工业细分行业，数字工厂内含的工艺生产技术、设备运维与操作规程、企业经营管理知识、工厂业务数据运作机理是有共性的，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对员工的“作业指导+指令”数据集、“外观质量检测+执行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等工业APP，才会具有共同的适用性，才会有相同的中小企业经济类需求的公约数与细分行业业务与技术类的公约数。

做好样本要用好一套市场化改革的举措

方法对头，事半功倍。做好样本也要讲方法、讲技巧。这就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方法与技巧，要推行市场化的招投标制、牵头总承包商公选制、“标准合同+附件（N+X清单）”模式、工程监理制、工程验收制。

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建设方案要实行公开招标，牵头总包商要进行公选

长期以来，数字工厂建设涉及工业自动化工程公司、工业软件公司、企业管理软件公司、工业装备安装工程公司以及工业云平台服务公司等供应商，它们各自分包工业中小企业数字工厂建设中的一部分工程业务，导致了“九龙治水”格局，使缺乏技术集成能力的工业中小企业内部数据孤岛丛生、数据体系分割，数据只能局部运行，企业苦不堪言。

因此，江山市在木门工业初级数字工厂示范样本的建设中，一是进行了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方案的公开招标；二是对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的牵头总包商进行了公选。这两项举措，是保证样本建设能消灭数据孤岛的重要举措。

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建设要推广“标准合同+附件（N+X清单）”模式

我们在实际调研中发现，过去相当数量的数字工厂建设工程的承包合同存在着如下瑕疵：一是合同标的表述含混。对显性(硬件)工程、尤其是隐性(软件)工程及技术难度大的复杂工程描述不明确、界限不明晰。二是工程造价预算编制依据不足、不透明，存在乱报滥报价款、合同标的与工程实际标的不相对应的情况。三是对企业内部数据体系建设与工程质量要求表述不清。大多数合同回避消除数据孤岛、打通数据体系、满足用好数据要求等问题，对“软件”类等隐性工程，缺乏质量达标与稳定、安全、适用等规范。四是缺乏对员工应知应会能操作的技术培训与实训等相应内容。五是缺乏对数字工厂建设工程免费维保期的承诺。

为了切实解决中小企业数字工厂建设普遍存在的任务标的不清晰、造价不透明、工期较随意、培训与实训不落实、免费维保没承诺等合同不规范问题，我们一是编制了初级数字工厂建设工程项目、工期及工程款价格的“6+X”清单，作为标准合同的附件。二是编制了江山木门工业中小企业初级数字工厂建设标准合同(亦称样本合同)。实践证明，“N+X”清单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公开公平透明交易“点菜式”服务的便利，规范的标准合同与附件则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可放心的法律保障。“标准合同+附件（N+X清单）”模式成为标的清晰、造价透明、工期明确、保障运营充分、免费维保落实、工程质量放心的“标配”，受到了工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市场供需双方的欢迎。

推行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标准合同+附件（N+X清单）”模式，能依法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有效杜绝数字工厂建设的模糊合同、杜绝数据孤岛的“半拉子”工程，以及在隐性工程中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实现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的达标，从法治的角度为工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市场保驾护航。这一举措降低了市场风险，降低了供需双方在工程承包协商谈判、合同履行监督中所耗精力，极大提升了市场交易效率，调动了供需双方的积极性，较好地保障了工业中小企业“学样仿样推广法”的推行。

在初级数字工厂好样本建设中要推行监理制

1、对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实行监理制是确保样本质量的必要措施。保证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的达标，必须实行建设过程的监理制。监理任务可委托第三方监理公司进行，亦可委托具有监理能力并能履责的第三方组织机构进行。

2、对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与实行“学样仿样推广法”中的监理，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鉴于目前工业数字工程监理公司十分稀缺的实际情况，监理工作既要坚持为业主把关，又要从实际出发。一是把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建设的监理作为公共服务的内容；二是在实施“学样仿样推广法”中，对企业规模小、数字工厂建设等相对简单的工程项目，可以在工程验收中兼顾监理工作。

对政府主导的初级数字工厂样本示范，必须把好验收关

1、坚持验收制是确保初级数字工厂样本合格的前提。政府及工信部门主导的初级数字工厂的样本，一定要秉持为同行业面广量大的工业中小企业认真负好责、把好关的精神，切实为广大企业做好“学样仿样推广法”的示范样本，否则负面作用很大。示范样本做不好的危害，其一是无意中推广了含有虚假绩效的样本，造成对同行业同规模企业的误导，损害企业的利益；其二是政府为低水平的数字工厂建设的工程总包公司做“背书”，造成政府“不公不廉”的负面影响，损伤政府的公信力；其三是败坏了“学样仿样推广法”的名声。着力推广初级数字工厂示范样本验收制，这是政府负责任的体现。

2、在初级数字工厂样本示范验收中要坚持以下三条。首先，必须贯彻先验收、再择优确定示范样本的原则，不可把试点企业统统树为示范样本。其次，要在科学评价验收上下功夫，确保实现好样本的标准。第三，要把住验收的时间节点，克服急于求成的想法。初级数字工厂建设完成投入运营后，是否达到预期效果？数据运行体系与应用软件及工厂硬件系统能否安全可靠运转、适用、好用？全体员工是否已具备熟练使用本岗位的适用软件、数字化指令及其操作规范等素养？都需要经受试运行的实际检验。因此，验收期最好在初级数字工厂投入运营的一年以上，不能少于半年，必须接受数字工程建设前后业绩对比，初级数字工厂的软硬件工程必须接受系统性、适用性、稳定性、安全性等实际运行的考验，示范样本的推广工作必须用客观翔实的数据、良好的绩效、安全可信赖的数智化系统来证明。

对政府主导的初级数字工厂样本的验收与推广，要用绩效数据说话

初级数字工厂样本的数据运营体系的稳定性、安全性、可靠性，要接受一定时间的实践检验。政府主导的初级数字工厂样本，要在获得一年（至少半年）对比数据之后，才能用绩效数据说话。实行“学样仿样推广法”要坚持以理服人、以绩效数据服人。

（编辑  季节）

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稳经济、稳增长刻不容缓，而持续发展数字经济特别是推进工业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是稳增长的重要措施之一。

工业互联网的显著特征

工业互联网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和发展，也是造就数字工业的基础工具，是继消费互联网后覆盖更广、渗透更深、成效更大、前景更好的创新体系，被业内称为“互联网的下半场”。

工业互联网具有一系列显著特征：

第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综合集成，并与工业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衍生出一系列实用技术，如CAD、CAE、MES、ERP等。

第二，制造并应用了各类电信产品，构筑了服务于工业制造业的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新基建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三，工业互联网支撑的数字工业与数字经济同族，内核相容，基因相同。对数字经济要点的理解同样适用于数字工业：一是数据本身必须经过开发利用才能成为资源，二是电信产业为数字工业提供了工具和保障，三是两类技术的融合形成了发展的动力，四是数字化提升了生产力，同时变革了生产关系。

数字工业也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数字产业化”是把通信技术（CT）、信息技术（IT）、数字技术（DT）产业化，是工业互联网产业的核心先导产业；“产业数字化”——工业各垂直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根本目的在于降低成本、增加产出、提升效率，进而提高产业附加值。

目前，一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初步实施了数字化转型，具有七种形态：

一是数字化研发设计。最典型的数据指标就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设计数字化工具的使用率目前已经达到55.7%，未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二是大数据市场细分。用市场化的观念，对所属行业和具体的用户以及产品的质量、品牌和市场占有率等等，通过大数据进行市场细分。

三是个性化规模定制，目前正在示范推广。

四是智能化的精准制造。《中国制造2025》规划明确智能制造是主攻方向，这是工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目前我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率已达75.1%。

五是网络化的协同运作，这是我们发展共享经济、完善产业链的具体途径，目前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占比为39.2%。

六是信息化运营管理，也称数字化管理。目前这一形态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所占比例为68.1%。

七是制造业服务化延伸。目前这种形态已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29.9%。

聚焦痛点难点加快数字化转型

目前，工业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只有补齐短板才能加速成长。工业数字化要从解决企业转型过程中的痛点和难点出发，重视行业属性和技术融合，聚焦每个环节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

第一，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迅速，但总量还不够大，处于成长期。

从2017年到2020年，无论是产业的经济总量增加值，还是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增幅都在两位数以上。2020年工业核心产业增加值6520亿元，只占全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的8.3%；当年工业互联网产业的增加值3.14万亿元，只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10%，2021年提升到4万亿元，占比达11%。说明我们工业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虽然进入了快车道，但是还处于成长初期，潜力仍然很大。

第二，当前发展数字工业还存在一些问题，要引起重视。

在核心产业的建设方面，工业互联网还没有形成全国的构架。碎片化发展，工业互联网有行业的、有地区的、有企业的，还没有真正联接起来。企业、行业和区域还没有完全互联互通，一些标准和规范缺失，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半导体设备材料的自给率只有10%，90%还需要进口；95%的高端芯片需要依赖进口。集成电路的制造仍然薄弱，多数依赖代加工，我们已经拥有了12吋硅晶圆片的生产线，但该产品仍然大量依赖进口。

在工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工业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尚缺乏跨界融合的广度和深度，应用场景不够多。一些大中型骨干工业企业有自己的内网、外网，但是应用水平仍需提高。目前很多工业企业对信息安全和“机器换人”存在忧虑，影响了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

第三，要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

企业是市场主体、创新主体，也是数字化转型的主体。所谓赋能，是指信息技术和工业技术的深度融合，合作双方的跨界融合，从而释放出新的动能。赋能不存在“赋方”和“被赋方”的主宾关系，也不存在居高临下的赋予，而是企业的自我变革。互联网企业和工业企业发展的基点是跨界融合、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不是零和博弈，不是“你衰我兴”。信息技术不能代替工业技术，但对行业先进技术可以起到助力和引导的作用。两种技术都在创新、前进，同时融合聚变，进而迸发出新的能量。

第四，目前数字经济的统计监测尚处于发展阶段。数字产业化的增加值可以精准计量，但产业数字化的评价监测统计模型和公式还不成熟，同时要防止避免估值过高而产生盲目性。“十四五”规划提出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20年的7.8%提高到2025年的10%，同时提出要“健全数字经济统计监测”。2021年6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提供了数字经济的分类、统计标准、口径和范围，相关研究机构中据此研究改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定量测算。

大变局下数字化转型的新任务

近三年来，国家和相关部门陆续发布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十四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等一系列指导文件。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经济面临“三重压力”的大背景下，发展数字经济特别是工业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是重要措施之一。

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要抓好三件事

1.核心关键技术攻关，提升自主可控能力。加快网络、标识解析、平台、安全的技术与产品研发，推动新技术在工业互联网的融合应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快成果转化。

2.提升半导体设备、材料和芯片的制造能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集成电路制造”（IDM）。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结构不尽合理，上游设计水平不低，下游封装测试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但是中间的制造能力比较薄弱，要按照集成电路设计制造的完整产业链进行调整。

3.积极有序、适度超前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除网络基站数据中心、计算中心等项目外，还要格外重视“网络体系强基”和“标识解析体系增强”行动项目，促进各层次工业互联网的互联互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延伸到行业和企业，企业没有自己的数据中心、内外网，数字化转型就是一句空话。

工业数字化要走深向实

其一，工业数字化要分地区分行业从企业抓起，各地区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相互学习而不互相攀比；离散式、流程式制造要因业施策；不同企业因企而异，分层次分阶段开展。注重夯实基础能力再造。

其二，要抓住智能制造这个主攻方向。5G的突出优势与智能制造的要求相契合，物理单元应联尽联、无限泛在数据图像应采尽采、畅通传输。企业提升内网、外网水平，打造5G连接工厂。提升算法算力，逐级提升数据应用功能。工业知识、技术软件化，开发应用工业APP，要做到软硬兼施。

其三，数字化转型要由企业拓展到产业链。充分发挥产业链龙头企业作为链主的领军和生态整合作用，结合自身的数字化经验，为产业链服务，推动同行企业加快数字化改造，带动专精特新企业及中小微企业融入产业链。助推服务商与企业合作，创新优质应用场景，加快示范推广。培育一批数字化示范园区，带动区域经济和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升级。

有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数字化助推经济复苏

健康码、行程卡、“数字哨兵”保证员工健康出勤；了解市场信息，获取订单，签订合同，往来资金；电子商务、智慧物流，优选运输方式，畅通购销；柔性生产方案，内网下达，外网协同，自动控制、无人操作；倒逼数字化应用，巩固成果。

助力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做到“五通”。“规则通”是指信息联通，及时了解各地各行业市场规则、财税政策，消除隔阂。“信息通”是指通过公网、专网及时掌握供求、价格、质量、数量等市场要素。“物流通”是指优化原料和产品库存及流向，合理选择运输路线，降低物流成本。“商务通”旨在通过数字化提高商务效率，简化出入省和进出口通关手续，提高物流、资金流转效率。“监管通”要反不正当竞争，建立信用档案，信用信息互通，及时发现惩戒违法违规行为。

（编辑  宋斌斌）

推动乡村振兴，必须重振集体意识

我们在农村调研中有一个深切的感觉：尽管乡村振兴已成为全社会的热词，但在农民那里却热不起来。尽管“农民为主体”已出现在文件报刊上，农民这个主体出现的集体无意识是乡村振兴最大的阻碍。

有乡村调查数据表明，当下中国小农户的分散和弱化情况很严重，维系农户之间互助互信、情感连接的社会纽带在一些地方正在消散。这个现象是几十年来多种因素所造成（包括农村人口结构剧烈变迁、家庭规模缩小与分化、农业式微与乡村空心化等等）。现代化的新事物新观念很难植入乡村，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村公共意识的缺失。没有相应的公共意识，任何集体行动或合作行动都会事倍功半。

造成农村中公共意识缺失的原因非常复杂。上世纪80年代初开展土地承包制，多数农民是欢迎的，而后国家政策倡导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却一直很难统起来。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统”的困难比那时更多，情况更复杂了。

乡村振兴和乡村产业发展并非单一的经济性问题，必须要发挥好它不可替代的功能，确保国家粮食、生态、文化的持久安全。就此而言，乡村振兴堪称中国规模最大的公共事业。

发展集体经济和重振集体经济相辅相成

在农业农村问题上的公共意识与对农村集体的公共认知直接相关。40多年来，从土地个人承包开始的改革在一段时期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很快就出现了“只分不统”的现象。公共事务管理缺失，集体意识的丧失，不仅利益纽带断裂，连情感纽带都断裂了。没有集体意识、集体行动，乡村经济就变成个体的天下，结果是导致了乡村内部明显的贫富差距。

尽管党中央的乡村振兴号召已经昭示了国家政策的调整，但是，那种滥用或拘泥于经济理性人假设、唯经济论的思维方式，仍然制约着人们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深化，拖了政策的后腿。我们的调研中，四川战旗村是一个突出案例。它最与众不同的就是保持和发扬了历史传承的村民互助互信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该村在历任党支部书记带领下，村民们继承了艰苦奋斗与集体主义精神，为全村整体致富的目标不懈努力。战旗村也曾一度因集体企业资产的个人股份化而陷入发展困局，是党支部自我警醒，将企业资产收归集体、土地重新集中，以集体规划和运营的方式让全体村民长久获益。

山东烟台市的衣家村、田家村，都曾经是落后村。他们以村党支部领办集体合作社的方式，在环境改造、社会治理、乡村产业发展等方面治乱、治穷，将情感纽带和利益纽带有机衔接，重建村民对集体的信任。河北的南峪村、内蒙的常善村，也都是依靠集体的力量摆脱贫困的。

这些村的共性，就是把缺失的集体意识、集体组织、集体行动找了回来，重建集体经济，并以集体经济为平台，搞活个体经济。这说明，挽救乡村公共性缺失的力量，就在乡村自身。只要聚集起乡村的集体力量，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集体兴则农户旺，集体衰则农户散。农民有积极性了，乡村才能振兴。

通过艰苦细致生动的教育，逐步恢复农村公共意识

削弱的公共性意识怎么才能找回来？党的基层组织要发挥作用，加强农民教育、干部教育或者说社会教育。

烟台市委组织部之所以能够在全地区推动村党支部领办集体性合作社，首先是依靠对各级干部普遍深入的教育。仪陇乡村发展协会总结了一整套教育农民的方法，形成体系化、常态化的系统，在全县范围孵化培育了一批村级农民合作社骨干和返乡青年创业大户。经过教育，农民和干部转换了思想，加强公共意识，人的精神面貌为之一变。在教育当中，经验传递很关键。结合实践讲案例，实践者之间互动交流，专家学者参与研究总结，都是有效办法。战旗村的成功，村庄民主治理的形成，就是在几十年实践中自我教育、互相教育积累的成果。

我们正处于制度创新的时代。基层农民正在不懈地探索适合乡村产业发展的新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意识的重建是最艰难的部分，也是传统小农通过组织化而扬长避短、变弱为强，踏上乡村产业现代化道路上不可回避的一环。 

乡村产业是有公共性的产业

目前乡村产业的业态散，而且多为小规模经营，但是它根植于县域、有乡村特色和人文背景，与自然资源紧密相关，所以天然具有连接小农户的能量，能提供就业机会、创造新的收入来源、遏制贫富分化。特别是搭上多种类型农民合作组织这个载体，乡土产业就能在促进农村产业融合、推动农民共同富裕上，发挥规模化的作用。

我们不能仅以单纯的经济视角看待乡村产业的价值，仅仅以对GDP、税收的贡献要求和评价它。近年来，人们对社会发展平衡和谐、对生态环境越来越重视，乡村产业的发展要符合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要求。

乡村产业连接小农与市场的作用值得重视。例如，内蒙克什克腾旗经棚镇联合会通过镇村一体的服务网络，将小农最需要的生产、经营、购销、消费、信用等综合服务直接送到千家万户，通过互助合作的分配原则，让所有参与主体获得相应的劳动所得。这种服务组织化、规模化的方式比较奏效，2020年年底经棚镇就实现了脱贫摘帽。经棚镇联合会专职工作团队全心全意下乡入户为农民服务；他们自办超市，将消费品送下乡，支持乡村新业态，将小农户生产的农产品拿到超市售卖，以城乡大流通网络满足乡村大多数小农户最迫切最普遍的生计需要。这是货真价实的公共服务。它表明，农村公共服务并非局限在扶贫济困、安老助孤等方面，乡村产业的融合行动背后有着强大的公共意涵；农民共富、城乡融合并非是单纯的经济政策，而是嵌入了经济意涵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

公共品的有效提供并不是只依靠市场机制。善用政府补贴，发挥乡村治理和乡村环境文化方面的功能，为农户提供公共服务，都是公共机制在发挥作用。它增强了农民和村集体的主体性，促进了乡村产业更有效地发挥经营效率。

在发展农村产业的问题上，人们往往忽视其公益性或公共性的存在，甚至将它与商业对立起来。我们常常会面临如下的“双重尴尬”：论公益性、公共性和农民组织化，只能在乡村治理和社区服务方面讨论，而在乡村产业方面就不能提，因为后者是经济性的；论经济性，则要与“现代化企业”对比，比较利润率等指标。这样的观念妨碍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认识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发展乡村产业的实践中，提供与维护整体性公共利益的机制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机制缺一不可。两者良性互动与平衡互补，才能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而不是将公共利益机制撂在一旁。在乡村产业事业中，公共性或非营利性往往与经营性同时并存，它们之间实际上是互相关联、互相循环和互相促进的互嵌关系。

乡村集体组织应该定位为具有公共性的组织形式，乡村集体经济应该定位为具有公共性的经济形态。

乡村休闲旅游业开发应该体现村庄资源整体性

乡村休闲旅游业可以拓展农业农村功能价值，也能够创造较高价值，所以在国家关于乡村产业发展规划中，将它专列为一个大类。国家要求乡村休闲旅游业要突出特色化、差异化、多样化，“推进主体多样，引导农户、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文旅企业及社会资本等建设乡村休闲旅游项目”。

实际情况是，这类项目受到下乡资本的青睐（能通过谈判获得较大面积的土地），又是有显示度的大规模项目，遂成为各地产业振兴的首选。这导致：（1）类似新一轮圈地，农民土地被买断，难以分享产业增值的收益；（2）项目建设耗费大笔资金，建成后往往人流稀疏，参与各方须承担亏损；（3）下乡资本将绿水青山从村庄切割出来搞“大观园”卖票独享，与村庄和村民发生利益冲突或对立。总之，目前下乡资本建的休闲旅游基地，并非按照国家要求的乡村产业去建设，而是走“高大上”路子，成为与乡村脱离的“飞地”。

我们所调研的案例却不一样。同样是休闲旅游、同样是企业进村建景区，四川成都汪家村的“拾里庭院”，是受村集体委托，对闲置资源进行统一经营管理的驻村企业，和村庄融合为一体。村民还在原地生活，不需要让农民与土地房产分离，不以生产与生活间彻底分离作为旅游业经营的前提条件。前来经营的商户成为新村民，他们将部分营利通过驻村企业交给村集体，按照村集体受托统管的资源份额进行分配；村民由驻地企业统一组织成“帮帮团”服务商户。住商融合，利益一体，关系融洽，而不是“飞地”。历经3年的运营后，目前企业实现损益平衡。可见，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和利益分享制度安排，是休闲旅游业健康发展的根基。

邻近北京野三坡景区的南峪村，过去一直是贫困村。中国扶贫基金会“百美村宿”项目进村后，投入1200万元资金，将村民的闲置房屋建成高标准村宿，还帮助村集体成立了全体村民参加的农宅旅游合作社，引入专业企业，发展村宿休闲旅游。外部投入的公益资金转为村宿资产，由全体村民共同持有，村民每年从村宿经营利润中得到分成。这样带动了村民自办民宿的热潮，很快实现了脱贫致富。

战旗村的村集体，拿出土地经营收益中的一部分部分建立了公共设施，包括“乡村十八坊”“壹里老街”“豆瓣馆”等多个平台，为身怀技艺的村民提供展示乡土特色工艺的舞台，叫响了“唐庄布鞋”“战旗酱油”“先锋豆瓣”等多个乡土特色品牌。村集体与多方主体合作建设了农耕博物馆、乡村振兴学院、游客中心、生态田园等设备设施。它将休闲旅游与生态环境、农业体验、文化教育、健康养生等要素相结合，形成了有鲜明地域特征和乡土气息的村庄景区，具有很强的辐射力。

目前，乡村文旅正在趋于饱和。人们认识到脱离农业的“单边”旅游业模式有风险。消费者前来购买的是综合的消费体验，其中文化消费含量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有前途且能抗风险的农村文旅项目，需要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融合、自然禀赋与更多文化元素和人工创造的结合，需要整体营造。

以上三个案例，尽管投入方主体不同，经营模式也有差别，但它们具有以下共性：一是兴办的主体与村集体密切相关（或就是村集体主办）；二是都以发掘乡村自主性价值、为村民和集体带来更多的收益为目标；三是注重乡村多元素整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一二三产融合、以服务型为主体的产业经济体。最值得注意的是，外部力量如何与乡村集体、与村民与结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协同合作、共商共建的治理体系。

农民合作组织应当贯彻为农服务的公共意识

国家发布的政策文件，将在农村副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业态化的乡村产业，规范解释为“根植于县域，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地域特色鲜明、创新创业活跃、业态类型丰富、利益联结紧密”。只是现实中“产业链条较短、融合层次较浅、要素活力不足”的现象普遍存在。乡村产业缺乏规模化效益，被相当多的人认为是需要解决的普遍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要因产业制宜地建设农民合作组织，并将为农服务的公共意识贯彻于工作的始终。能做到这一点，无论是村域、镇域和县域范围，就都能通过发挥农民合作组织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上的潜在优势，实现乡村产业的规模化效益。

例如，战旗村在村域范围内建设农文商工旅的乡村产业联合体，实现了丰富多彩的多业融合的聚集性规模化发展。这种做法一是适应该村的自然地理条件，二是战旗村有几十年积累的集体组织的领导能力和在村民中的威信。他们的乡村产业联合体以村庄为载体，不断吸引外来资本和城市人才加入，形成具有区域辐射力的规模化的效益经济。产业链条短、融合层次浅、规模不足方面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健全的村庄集体经济为载体，以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综合推进的方式加以解决。

内蒙经棚镇的乡村产业，主要是涉及大田耕种的生产服务和小农户销售土特农产品的多业态经济活动。一种方式是土地集中经营，用农业机械实现代耕代收的规模化托管服务；另一种方式是分散经营，农户家庭生产的各色农产品各自进行销售。集体和个体两种经营方式同时存在，这在农村本是很难融合的。经棚镇的做法是，镇农业发展合作联合会组建镇村一体化的组织网络，将农户、村民小组网格点、村网格点无一遗漏地纳入网络，实现全覆盖，镇联合会组织系统与各村委共建村级服务站，作为中间层运营网格点，形成了乡镇领衔直达农户家庭的服务信息流直通车，各项服务都能搭上这班车。集中经营的关键是小农户同意将土地委托给镇联合会作保障，分散经营的关键是小农户不惜售，愿意将土特产交给镇联合会送到超市售卖。可见，无论集中经营还是分散经营，主体都是农户，关键是做好小农户的工作。回应他们最迫切的需求，帮他们争取最大价值，他们才会真心参与。

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在几十年的乡村服务中，在县乡村三级都进行了探索。在村级合作社，用产业基金贷款等方式支持小农户养母牛，帮助村域合作社取得金融贷款的规模效益。在乡镇和片区做分站和网络，主推技术服务和合作互助的理念教育，支持大农户以一户带几十小户的方式传授养牛技术，让技术的推广传播规模化。在县一级则设立养牛大户与合作社共建的联合社，养牛业各环节——饲料生产、配种、饲养、犊牛交易等，都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小户养母牛生下犊牛，卖给大户要比到外地市场买卖更合算。县联合社搭建内部交易市场，逐渐形成产业规模。在县乡村各层级不同的环节，坚持选择适合的经营方式，不强求规模，不要求统一，以效率最优为原则，实现了差异化的最优产业规模。

农村基层党建工作要呼应农民需求

农村基层党建很容易走向形式化。活动搞得很热闹，标语上墙符号进村，但是党员活动走不到村民心里，党建和乡村振兴始终两张皮。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第一是思想上认为发展农村经济要靠个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乡村治理则靠财政资金和项目，乡镇尤其是村一级党组织最多只是保障这些事按部就班做好。二是上级党委对基层党组织的检查，重在对具体工作任务的考核，追求留痕、获奖，而非实质效果。

农民购买农资贵，所需生产性服务没人管，产品卖不出好价钱，农民缺少本地就业机会，村里公共服务没有集体经济支撑……这些都是农民需要解决的真实问题。烟台市委组织部把发展集体经济、推动共同富裕作为农村基层党建核心内容，创造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崭新形式。党支部通过组织农产品销售，组织对村域各类资源的整体利用，在专业合作社设置集体股，实现集体收入稳定增加，实现村民入股资金和劳务的分红，推动村民共富、村庄和谐。

内蒙古经棚镇党委作为融合党建的组织者，组织各涉农部门党组织一起在镇农民合作发展协会设立产业和服务党组织，把村集体经济组织纳入服务体系，一起为农户提供质优价低的生产性服务，服务公司利润在合作制构架下，分给农户、村集体，协会仅拿一定比例的服务收益。

经棚镇和烟台市善于创造农民集体行动的机制，设定基层党建的核心内容，改变基层党建的考核监督方式，推动农村基层党建向实向深发展。基层党建搞好了，村民和基层党组织心连心，村庄发展和国家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就衔接在一起了，村庄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国家发展的根基。

农民需求不只是物质层面的。我们农村基层党建如果蜕化为仅是给钱给物的活动，那就不是党建工作的拓展，而是将党建工作窄化和矮化。党建工作要给农民求富求发展的活动“塑魂”，要给乡村经济发展以宽阔的思路，需要结合实际，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来和农民的需求呼应，让乡村党组织成为引领农民共同致富的带头人和乡村振兴的主心骨。

 乡村振兴核心在人

带头人非常重要

乡村振兴核心在人。没有产业留不住人，没有人发展不了产业。

一些村庄闯出了新路，走在了前面，那些有思想有作为的村支书就是乡村振兴探路的富矿，需要探路者们认真地通过挖掘和思索来凝练。

2018年战旗村高德敏书记给习总书记汇报时，总书记夸奖：“战旗飘飘、名副其实。”高书记的突出优点，一是政策学习能力强、抓政策机遇抓得准。2007年，他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本村实现土地出让收益1.3亿元，带领村党支部启动对以土地资源为主的整村资源的系统化运营，后来又引进了一个商业服务综合体。二是自信不盲从。战旗村名声在外，来自各方面的要求与建议很多，高德敏始终坚持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立足本村实际和既定发展蓝图，坚持实事求是，每一步都融入总体规划，让资源发挥最大限度效益。

汪家村书记刘华杰，2017年选上村委会主任时，全村基本只有普通农业，没有集体经济收入。他善于学习，不耻下问，硬是用学习精神和合作诚意，打动了有意下乡的某旅游公司与村庄签订长期合作协议，使汪家村在短短三年一跃成为成都市乡村振兴的十大成功案例之一。

青年是乡村振兴的希望

青年最具朝气与活力，他们在乡村的前途事关乡村振兴的成败。在振兴农村探路者中，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乡村振兴的带头人，例如领办集体经济合作社的村党支部书记杨春华，镇级联合会的专职总干事刘从威，还有从村支书进入地方国企当老总负责经营的王志伟。第二类是深度参与村庄发展担任部门经理的青年，例如战旗村杨明学、汪家村李中丽、内蒙克旗经棚镇蒋秋月。第三类是返乡青年，例如兴办养牛场或民宿，发展家庭经济的年轻人，有四川仪陇县的袁兆明、河北涞水县南峪村的李金华。第四类是城市青年入乡创业，如四川源素轻旅公司董事长李彪。

烟台田家村的杨春华是莱州地区商会的会长、企业家。前些年他被镇书记动员回村，被选为村委会主任，以“治穷先治乱、致富靠打算”的思路整体谋划，从抓村民组织工作入手，动员青年、乡贤、妇女成立志愿团队，聚拢人心，扭转村民内斗、各行其是的顽疾，逐步打开局面，再进一步发展乡村产业，走上了良性循环。

四川源素轻旅公司董事长李彪是一个有天分的城市青年企业家，他设计规划的汪家村试验，将乡村闲置资源连上大数据和智慧系统，以城市支援乡村文旅产业的方式，为衰败的乡村找到一条新路。李中丽得知自己的家乡汪家村由李彪带队并有一整套乡建试验方案，就抱着学习的想法投资加入合伙人团队，并任中级职务。她积极组织本村村民加入“帮帮团”，推动农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

镇级联合会的专职总干事刘从威回乡多年，干过几乎所有门类的工作，他最后给自己定位在镇联合会的开拓创新者，正在为乡村的土地和项目托管忙碌着。

他们的故事，可能会对今天返乡入乡在乡的青年带来很多新的启发。第一，是个人创业还是集体创业，是本地创业还是异地创业。李中丽的例子说明，参与一个共同创业的集体可以解决很多个人解决不了的难题，如知识、项目、资金、政策、信息等方面的欠缺，获得快速成长。本乡创业优于异地创业，返乡创业能利用本乡本土人脉关系和乡情温暖，如果参与创业集体还可搭建组织农民对接市场的第一层阶梯。

第二，创业所需的各种资源哪里来，谁来帮助青年解决困难。在这些案例中，资源的来源和获得的支持帮助，几乎无一例外地首先来自集体性的农民组织。其次是外来力量的支持。汪家村案例中，支持李中丽的外来力量是本地驻村企业，他们需要本地人去和农民打交道，所以很愿意培养李中丽这样的返乡青年。南峪村李金华和坪阳村王志伟的支持力量，则来自扶贫基金会这个外来的社会公益组织。仪陇袁兆明的支持力量来自本地公益组织——仪陇乡村发展协会。三是来自党和政府的政策支持。这种支持大部分会先进入农民合作组织或者公益组织，再通过它们的渠道给予返乡青年创业支持。养牛大户袁兆明所得到的养牛贷款，一部分来自仪陇协会的扶贫小贷，一部分来自经仪陇协会的过桥贷款，即协会帮他获得农业银行的征信，从而得到政府贴息的大笔贷款。

第三，如何提升青年的创业能力。袁兆明参加仪陇协会组织的农民教育学习平台已经5年多，现在担任县养牛联合社的技术部负责人，不仅给小农户的母牛配种，还走村串户给60多家小农户传授饲养技术，全是义务服务。他说要感恩协会和免费教他技术的师傅。对农民的教育不能用资本思维，而要用公共思维、公益理念来培养返乡青年。

要解决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就需要带头人和组织体系。乡村内部如果产生不出来，就要外力支持。外力要能撬动内生动力，相互结为一体。

（编辑  杨利红 宋斌斌）

    或许谁都没有预测到，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至今已三年之久；在2020年成功抗疫之后，今年我们又面临更大的挑战。百年未有之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新冠疫情、经济疫情、社会疫情、政治疫情，以及地缘政治疫情交织叠加，让我们看到一个正在飞速变化的世界，并且这种变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抗疫是世界各国的制度竞争。新冠肺炎疫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的抗疫实践证明，我们为世界多个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疫情下美西方均受重创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持续近3年。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目前已超过6亿，死亡达600多万人。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累计感染人数超过9600万人，相当于每4个人就有一个人感染；死亡人数超过107万。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在一次疫情中死亡人数如此之多。再看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也都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新冠肺炎疫情重创。

    中国在抗击疫情中已然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超过24万人；累计死亡5226人。中国每百万人的死亡人数是4人，而美国超过3000人。我们的成就与他们相比，是近千倍的差异。

中国和美国的差异在哪里

    中国的表现令世界吃惊，为什么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与中国之间出现这么大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美西方国家对新冠疫情大都采取开放的态度，好像是风平浪静了。实际上，从2020年以来的疫情数据看，美国是“躺不平”的：2020年上半年美国确诊人数是26万多人，下半年1700多万人，2021年下半年为2000多万人，而2022年上半年感染人数竟达到3200多万人（虽然死亡率有所下降）。而且到2022年上半年发病人数最高达3200多万人，这真是触目惊心。

   从美国的数据看，到现在还无法有效控制新冠疫情，当然中国是例外。从最初的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到后来的德尔塔毒株，再到现在的奥密克戎变异株，全球已经历了5波疫情的冲击，其中第三波死亡人数最多，而第五波疫情中美国确诊病例超过4000万人，占累计确诊病例的近一半。所以，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放开”的程度、如今的奥密克戎依然会对人类社会造成重大的伤害。

    从以上情况看，西方国家是“躺不平”的。疫情一来，他们也要尽力设法控制住疫情，但又无法像中国这样做到动态清零，结果就是一遍遍地被疫情肆虐，毫无招架之力。这种表现与他们发达国家的地位极不相称。

中国抗疫交出完美答卷

今年以来，中国遭受了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最严峻的考验。2020年武汉保卫战期间，全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是8万左右；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内地累计确诊人数已达到24万左右，病例人数的增加主要发生在今年。另外还有60万无症状感染者。

今年6月1日，上海市宣布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标志着持续了176天的大上海保卫战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在这期间，上海累计确诊6万例（平均每天300多例），累计死亡588例。当然，北京、深圳也做得很好。再对比韩国，韩国累计新冠病毒感染者超19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37%，死亡人数也很多。中国的抗疫确实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由于动态清零的政策，我们让发病人数极大地下降了，持续的时间也极大地缩短了。因为严格的防控措施，我们挽救了无数的生命。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为14亿人口提供无差别的疫情防护网，老百姓的安全感、幸福感、凝聚力和信心由此倍增。

    动态清零的总方针正确有效

    不可否认，控制疫情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在抗疫已经成为持久战。不少人提问，如此高昂的抗疫成本，我们的抗疫行动还能持续吗？毕竟抗疫成本大头是由政府出，各个国家都一样。2019年美国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是22.7%；2022年就上升到33%（其中抗疫投入超过7万亿美元）。因为抗疫，美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一下跃升10个百分点。法国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19年的46.3%跳到2020年的52%。相对来说，我们的成本是最低的，因为我们有能力迅速控制疫情。

    美国在抗疫中既没有免费检测、免费疫苗，也没有免费救治，而这些中国从一开始都是免费的。我们通过实施动态清零方针，迅速地控制住疫情、恢复经济社会的正常秩序。

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中国是全球抗疫的中流砥柱，源源不断地给全世界提供抗疫物资，包括口罩、检测剂、呼吸机、疫苗等等。世界抗疫实践证明，动态清零的方针是正确的、有效的。在这样的大灾面前，我们得病和死亡人数少，保护了亿万人民的健康，而且保持了较低的财政赤字，从而有条件采取有效措施提振经济，维护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

在未来的抗疫道路中，我们仍将不断地调整优化抗疫的方式方法，但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是不变的。  

         抗疫是现代化成果的一次大考  

实现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而这次抗疫是一次公平检验国家现代化成效的大考。这次疫情也让我们思考：如果最发达的现代化国家都不能保护人民生命健康，那么现代化的意义何在？在这一次现代化的大考中，我们答的是闭卷，成绩优异。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目前现代化并没有准确的定义，大家通用的是西方化。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现代化”目前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只是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之后，现代化就成了“美国化”的代名词。

中国式的现代化跟西方的现代化是不一样的。我理解，所谓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之后，随之重构的与新的生产力相匹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大国，中国的现代化只能革故鼎新，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才更有意义，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不同于西方的借鉴样本。

    中国的现代化是系统的重构、制度的再造。我们找到了人间正道，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在应对新冠疫情中，西方现代化国家做不成的事情，中国却可以不断地取得抗疫的阶段性胜利，它充分阐释了中国所拥有的超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中国式现代化的三个维度

 中国式的现代化意义是非凡的。它与西方现代化的不同之处体现在从三个维度上实现了现代化：政党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

    政党的现代化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百年光辉历程，其间经过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和奉献、一代代中国人的不懈奋斗，今天它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根深叶茂。中国共产党扎根中华大地，继承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带领中国人民在百年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让当代的中国焕发出蓬勃生机。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在于：它有先进的理论、先进的组织、先进的人和先进的文化。同时坚持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认识再指导实践再认识，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法宝。

中国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中国的抗疫行动，就是一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疫人民战争。在疫情刚开始发生时，中央就迅速决策、抓住疫情防控的先机，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这就是我们抗疫中党的指挥部，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开展系统的、全方位的抗疫斗争。这场抗疫的人民战争一直保持了战时的状态，仅在2020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了20次会议，疫情不断变化，它就不断调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当今全世界最睿智、最有力量的领导集体，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形成强大合力，党带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解决世界难题，编织了最为绵密坚强的疫情防控网，迅速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跑赢病毒，同时无论病毒怎么变异，我们都能以不变应万变。这是中国抗疫的秘诀，也是历史证明行之有效的抗疫方法。

党中央拥有卓越的执政能力、领导力、组织力、规划力、行动力，抗疫是这样，脱贫攻坚是这样，我们现代化的建设亦是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真正地把我们传统制度中好的一面发扬光大，把中央统一领导和鼓励地方探索更好地联系在一起，中央把握好方向和政策，又让地方因地制宜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就是党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思想方法在制度层面的体现。

制度的现代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彻底颠覆了人类历史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制度，建立了人民政权，让工人、农民成为新中国的主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完成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新中国发展奠定了现代化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弱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当然，一个新制度从诞生到逐步成熟，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在实现现代化的艰难探索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完善，把远大的目标和近期要解决的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统筹谋划总体战略和具体战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每一代领导人带领全国人民在干中学、学中干，无论是经济发展、脱贫攻坚、医改还是目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世界难题，我们都解决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强大的能力。

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有它的独特之处。西方国家基本上是先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富裕之后再完善社会建设，如教育、医疗、养老、社会福利等。而新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革命与经济建设同时进行，在社会革命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建设，通过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为实现现代化扫清了障碍，我们得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办大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了独立自主的财政体系。

（1）新中国成立后向全世界宣布，废除旧中国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我们把原来那些丧权辱国的债务全部废除，轻装上阵。

（2）新中国刚成立时，基本是一个农业国，现代工业非常薄弱。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伟大目标，我们建国初期在主要工业部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搞工业化建设，同时在农村推广实现集体化，1958年在全国农村实行了人民公社体制。通过这种方式把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从而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以较低的管理成本，尽可能提取经济剩余用于工业建设。工业化实现后再给农民以反哺性回报。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的干部队伍基本保持了艰苦朴素、廉洁高效的作风。

到1978年，中国已经基本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国防能力也初具规模。改革开放后着手调整经济结构，让人民生活水平得以逐步提高。

（3）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财政收入逐年下降，这就影响到医疗、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1994年，我国启动了分税制改革，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得到大幅上升。与此同时，地方财政因税源减少，难以承担教育医疗等事业的基本运行费用，由此各地出现了“土地财政”。我国土地财政的前提是土地公有制（国家所有和农民集体所有），这是中国革命成果；正是由于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土地得以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才支持了我国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美西方就没有我们这样的制度红利。当然，土地财政是以大规模建设的需求为前提，所以其作用是有时限的。

中国的现代化，第一是政党的现代化，第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在每一个时期都有完成任务的规划，这个制度具备很强的包容性、灵活性和开创性，而且在不断进步；虽然在前进中不断遇见新的问题，但也在不断地解决问题。美西方的制度曾经是最先进的制度，但缺乏与时俱进。我们虽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很多问题，但办法总比问题多，我们可以不断地发展，不断地优化。

人的现代化

在这次抗疫中，中国人展现出一流的国民素质：科学理性、遵纪守规、无私奉献、团结互助、积极乐观、不屈不挠等。这是非常可贵的精神气质，给全世界留下深刻印象。2020年武汉封城76天，解封后我去那里调研，就为市民们良好的精神状态所打动。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国民应有的素质。它与西方社会自私自利、反智、反科学、“躺平”的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贫穷的中国人被西方视为愚昧保守、民智未开、一盘散沙的“东亚病夫”。那时全国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人均寿命只有35岁，婴儿的死亡率超过20%。

人的现代化——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人力资本，是现代化的核心；教育和医疗发展要不断投资，而投资教育和医疗都需要巨额的资金和专业人才。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想提升人力资本。中国现代化探索出人力资本跨越式提升的新路子，并不是靠巨额政府资金，而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动员组织群众，大家的事大家办。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医疗卫生系统的建立就是一个创新——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参与相结合。这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先进、最独特的医疗系统。它符合医疗卫生的规律：全国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发动爱国卫生运动人民战争，中国迅速地控制住了恶性传染病，在全国建立了三级预防保健网，每个县都有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防疫站，形成一个医防融合的体系。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解决农民基本的医疗需求。“六二六”指示直到今天都具有世界意义。为什么新中国能用很少的资源就解决老百姓的基本医疗卫生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泽东读后欣然赋诗：“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同样可以形容我们今天的抗疫斗争，每一个中国人都为抗疫作出了贡献。只要真的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就没有什么困难战胜不了。

如果只是医疗部门在那里治病，那是“下医”，“上医”是治人治国，不是治病的。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是把国家的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的一个奇迹，用最少的资源创造最大的健康绩效。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政府颁发了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表彰中国爱国卫生运动开展65年所取得的辉煌成效。中国的卫生医疗体系不仅保护了中国人民的健康，也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再看教育体系。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人口80%以上都是文盲。政府提出了12年扫盲计划，开展扫盲的群众运动。到1979年，10亿中国人入学率和发达国家达到同一水准，1979年人均预期寿命达68岁，教育得到普及，拥有10亿人的人力资本跟发达国家水平相当。这里特别要强调，中国妇女受教育水平大幅提升，妇女地位也因此大大提高。所以完全可以说，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奇迹。

中国的社会革命和建设，极大地推动了妇女的解放事业，妇女的地位由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男女平等”写进了宪法。男女同工同酬，“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标志性的大众口号。毛泽东主席在总结农村合作社经验时指出：“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根据2019年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几乎是最高的。

教育、健康、生育率、妇女的解放，这些环节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推动着中国的人力资本不断地提升。我们现在已经接近普及高等教育了。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和制度优势，想方设法提升人力资本，发展教育和医疗，实现女性的解放、人的解放，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人力资本的上升，既为中国发展奇迹作出了贡献，也是一切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它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新中国成立70多年，人口从5.4亿增加到14.12亿，人均预期寿命从建国时的35岁升至今天的77.9岁。

在抗击新冠疫情中，中国的制度优势与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91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美国一超独大，傲视全球，它的制度越来越为少数人服务，它的价值理念和制度均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美国过去依靠在全世界薅羊毛、割韭菜来满足国内的需求，但现在外化无力、内化无能，没有办法改革自己，出现严重的锈化与僵化，进而导致负向循环。美国疫情的完全失控就充分反映出这一点。

中国的制度优势与西方恰成鲜明的对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萃取了人类文明的先进思想、先进理念，顺应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是对大多数人利益高度负责任的制度。尽管中国还没有完全摆脱发展中国家的状态，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不断地吸取国外先进的东西，不断地发展壮大。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中国和西方的发展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上。从“道”上，我们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术”上，我们追赶上了工业和商业文明，就是当今现代化潮流。

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超级国家，拥有最强大的领导，不断实现政党的现代化，拥有先进的社会制度和现代化的人，所以中国实现超越是必然的。当代中国所创造的新的文明，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借鉴了近代人类文明所有先进的内容，百年奋斗又让中华文明升级换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创造了人类文明新的形态，是新世界的希望。

（编辑 杨利红 宋斌斌）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之历史，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史。其理论结晶之一，是放射真理光芒的经典文献。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1925年12月，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1927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回答了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提出广大贫农群众是革命的先锋。这两篇文章将农民视作革命的中坚，从理论上回答了中国革命道路至关重要的主力军问题。

1930年5月，毛泽东为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撰文《调查工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讲，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堪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立足中国革命实践举起的“新民主主义”旗帜，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毛泽东于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阐释了通过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光辉前途这一思想。

1956年4月25日，为党的八大召开做思想理论准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此乃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该报告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适合中国的路线。

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讲话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篇讲话被誉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1979年的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解决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高高飘扬的伟大旗帜。

1989年政治风波、1991年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主义阵营遭遇严峻挑战和考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面临巨大困难。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南方谈话。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发展才是硬道理”，“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他强调：“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中国道路的历史突破和与时俱进

在中国道路的探索历程中，党的十四大报告具有里程碑意义。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江泽民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199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作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作出新阐述，是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200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作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这是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文献。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0月14日，在全会的第二次会议上，胡锦涛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这个讲话标志着，我们党对长期不懈探索的发展问题在认识上的重大飞跃。2007年10月，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报告对改革开放的经验作了“十个结合”的概括，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并作了概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自党的十八大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万山磅礴看主峰。习近平同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其回应现实关切、时代困惑具有原创性理论贡献，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定盘星”与“指南针”，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充满生机活力。2012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1]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都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意义。“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3]“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4]“我们的国权，我们的国格，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我们的民族独立，关键是道路、理论、制度的独立。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5]“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前进。”[6]“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7]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8]“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9]“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10]“要深刻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发展中国的必由之路，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始终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2]“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3]“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4]“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会面临许多激流险滩，要勇于迎接各种风险挑战。”[15]

船重千钧，掌舵一人。2022年7月26日至27日，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指出：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走自己的路，中国人民矢志不渝、步伐坚定。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世所罕见地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百年不懈探索追寻，鲜血和汗水伴着光荣与梦想、责任与担当，一代代共产党人肩扛使命、立足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拓出中华民族壮阔的复兴大道。新时代的中国，写下“此卷长留天地间”的不朽诗篇。中国共产党领导14亿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坦途，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选择新路径。

“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6]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之共性，更具中国特色。14亿中国人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量，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解决地区、城乡、收入分配差距，防止两极分化。中国式现代化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物的全面丰富、人的全面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基于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立足本国国情，把准时代脉搏，既切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亦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期不断为和谐世界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走好自己的路，团结全国人民在新的征程努力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一方面理论上创新求突破，坚定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在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提炼、丰富我们的现代化理论，应对并解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新问题新挑战。另一方面实践上创新求突破，坚定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鼓起敢为天下先、勇立潮头的朝气锐气，从宏大处着眼，于细微处落笔，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踔厉奋发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朝着既定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勇毅前行，将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