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指标体系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工具，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导向与实践路径具有深远影响。科学构建评价机制，不仅是衡量发展成效的标尺，更是推动国家决策部署向省域、市域纵深传导的核心抓手。2020年作为高质量发展深化转型的关键节点，国家密集出台了《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办法》等文件，各地积极响应，立足自身发展定位和使命要求，以新发展理念为导向，积极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部署综合绩效评价与考核工作，切实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标志着评价体系从“增速”向“质量”的转变。

通过观察2020年以来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我们发现，既有研究普遍聚焦区域层面的指标体系构建和综合得分测算，大多以熵权法、层次分析法等成熟算法为基础，在指标选取上大同小异，存在研究视角、指标设置及计算方法同质化的问题，较少关注如何提升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践应用价值，尤其是如何加强指标体系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态化、差异化、系统性引导。

本研究旨在弥补以往研究理论性较强而应用性不足的问题，以地方政府为研究视角，选取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具有代表性、示范性的重点省市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典型案例分析方法，从单一指标体系构建及计算转向评价体系的运行全过程，研究内容涵盖指标设计、评分标准、协同机制及结果应用等环节，系统分析其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的实践应用效能及演进特征，总结提炼共性经验与特色化评价方法，并针对部分省市评价指标体系现存的问题，提出兼具前瞻性与可操作性的优化建议。

重点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概况

（一）指标设置

各省市充分按照国家要求，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包含“综合质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六个一级指标，同时联系自身实际，建立了“共性指标+个性指标”，动态完善关键性、特色性、过程性、加分类指标。

上海市：指标体系采用“综合绩效评价（即得分项）+减分项”的双轮驱动结构。创新引入复合型指标设计理念，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复合指数”，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规模增量与质量提升。为强化区域特色化发展，指标体系专门设置差异化优势指标，由全市16个区各自提报两项专属指标构成，着力锻长板、强优势、显特色，构建精准化发展引导机制。

广东省：根据珠三角核心区、沿海经济带（东西两翼）和北部生态发展区三类核心区域的特色和发展定位，按“1+5”的框架设置“共性指标+个性指标”。在后续动态优化中，精简调整已完成的指标、优化替换更加直观科学的指标，注重提高指标的直观、易懂、可操作性，如删减了“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等阶段性任务已完成的指标，将科技创新部分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替换为“高价值发明专利”“数字经济产业增速”等直接反映科技创新产出的指标。

江苏省：分别针对设区市、县（市、区）和城区三类核心区域设置了三套“共性指标+个性指标”的评价体系。在后续动态优化中，围绕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要求，结合江苏战略定位，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制造业转型升级、防范化解风险等工作要求，动态优选关键性、支撑性、特色性指标，如引入“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个数”“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比”等指标。

浙江省：将评价指标设置为结果性评估指标和工作性评估指标两大类。其中，结果性评估指标沿用以往指标，工作性评估指标围绕重大平台抓手进行设置，如后续动态优化时新增加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数字化改革成效”等相关重要指标。

安徽省：为强化正向激励效应，考核评价体系创新设立分级表彰加分机制，如对获得党中央、国务院通报表扬的事项，每项予以0.3分激励，对获得省委、省政府通报表扬的事项，每项给予0.1分激励。该设计通过差异化赋分引导，有效激发各地区争先进位的发展积极性。

（二）评分方法

为更好反映区域高质量发展总体水平和努力进步程度，各省市根据发展规划、发展阶段及功能定位，设置差异化区域分类及权重体系，加强静态与动态、当期与多期、自我评估与独立评估相结合的全方位考核，优化完善更具激励效果的特色化评分方法。

上海市：基于各区域经济结构、发展定位及阶段特征，建立分类分区评价体系，并通过差异化权重适配各区域发展需求。在区域分类方面，与现行政绩考核体系保持协同，主要划分为四类区域：Ⅰ类区域侧重创新动能与开放能级评估，Ⅱ类区域侧重综合质效与协调水平发展，Ⅲ类区域侧重创新转化与区域协调，Ⅳ类区域侧重绿色转型与共享发展。在多维评价方面，创新引入进步指数评价维度，重点监测评价指数相对基期的提升幅度，反映各区域努力程度与改善情况，实现高质量发展进程的动态评估。在计分方法方面，水平指数与进步指数通过科学权重配置形成评价合力，既保障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衡量，又体现各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力度、进步速度。

江苏省：采用“共性+个性”指标多维赋权机制，基础共性指标实行标准化权重配置，特色个性指标则依据各市主导产业布局、战略发展重心及区域禀赋特征实施差异化赋权。引入“水平基准+动态进步”的双重评价方式，前者侧重发展基础质量，后者关注改善效能，通过差异化赋权实现对后发地区的公平性补偿。在后续动态优化中，局部提高反映高质量发展内核的关键领域及年度重点任务指标权重，形成“核心导向优先、质效底线并重”的约束激励模式。

浙江省：优化构建“部门、市自查评估+省委独立评估”模式，首先由省级职能部门及市级单位开展自我诊断评估，随后由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基于自查报告进行合规性审查，并依据标准化评估框架实施独立验证。该过程通过系统分析巡视督查材料、专项问题清单等多源监管数据，实现评估结论的科学校准与问题整改的闭环管理。

安徽省：在原有指标体系基础上，对单个指标采取“静态+动态”双维度评价方法。具体计算中，每个指标的最终得分由两部分构成：30%权重基于静态水平值，70%权重基于动态变化值。各指标按此规则计算得分后，再通过预设权重加权汇总为综合指数。以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比为例，其静态值采用年末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率，动态值则使用当年新增贷款与新增存款的比率进行测算。

广东省：3个评价区域设置各有侧重的权重体系。其中，珠三角区域在“综合、创新”两项一级指标上赋权较高，重点考核创新驱动、开放水平。北部生态发展区的“协调、绿色、共享”三项指标赋权较高，重点考核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沿海经济带重点考核城镇化水平提升、协调发展的成效。

（三）调度机制

为进一步增强高质量监测分析及调度考评工作的预见性、针对性、有效性，各省市还通过建立指标体系高频监测调度工作机制、优化目标设置区分度、扩大奖励范围、创新优化统计指标工作体制，破解高质量发展调度难题，确保精准推进高质量调度工作。

江苏省：在考核频率方面，建立季度动态监测与半年度阶段评估相结合的过程考核机制，评估结果纳入年度综合评价体系并形成综合绩效报告。在目标设定方面，按阈值赋分，即达到基准工作量（80%）获得基础分，在基准值与目标值区间（80%～100%）按比例赋分，引导各指标牵头部门“跳起来摘桃子”。在激励制度方面，以正向激励制度强化表彰奖励，以试错容错制度保障改革探索空间，以岗位动态适配优化人才流动效能。

湖南省：实施“季度调度+半年评价+年度考核”，构建季度动态追踪、半年度阶段性诊断与年度综合绩效评估三阶段闭环评价，分别计算各指标的当期实际完成情况，并对每期得分进行综合加权评分计算综合得分，实现发展进程的全程监控。

杭州市：通过数字化监测分析平台构建多频次协同的监测调度体系以及日/周/月三级报表体系，实现从日度高频数据追踪、周度异动指标预警、月度短板诊断分析到季度贡献度评估、年度目标对标管理的全周期管理闭环，形成对经济运行新动向的实时响应能力。基于经济高频数据与经济运行趋势关联分析，借助机器学习等智能化算法建立指标预测模型、构建风险预警模型，加强研究重点指标异动，分析经济运行中的薄弱指标。

青海省：构建“日度监测—月度协商—季度研判”的多频次协同工作机制，通过动态跟踪关键高频指标提升调度的精准性。在日调度方面，实时追踪发电量等13项核心数据流，运用ARIMA时序模型与混频数据分析技术（MIDAS）预判重点行业及企业风险趋势；在月会商方面，建立重点工业企业、服务业主体及建筑地产企业的直联响应通道，前置化制定指标调控预案；在季分析方面，组织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进度预评估与发展态势预判，针对性生成时效性强、操作性强的工作方案，实现调控举措的动态优化。

深圳市：推进统计标准体系与新指标体系协同重构，着重强化指标数据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采集能力。针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经济领域缺乏国家统计标准的情况，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在新经济新产业统计监测等方面先行先试，创新构建统计工作体制，破解高质量发展难题。

（四）结果应用

各地通过优化奖惩制度、完善考评结果媒体发布体系、形成量化闭环抓落实机制，确保评价结果运用到位。注重评价结果的融合应用与专项应用，打造更具重要引导作用的成果应用场景。

上海市：将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深度嵌入党政领导干部考核体系，强化实干实绩导向。评价结果作为领导班子政绩考核的核心依据，直接影响干部选拔任用与年度考评。在市级绩效考核框架中，基础履职部分整合绩效评价指标，重点专项部分赋予评价结果独立权重，增强考核体系的导向功能。

安徽省：建立与考核结果联动的分级激励机制，将绩效评价与干部考核深度绑定。基于县区考核结果分层分类，对各类别排名前列的区域实施财政专项奖励与荣誉表彰，强化正向激励导向。如对A、B、C、D类考核结果位列前8、10、13、12名的县（市、区）进行通报表扬，并由省财政专项安排资金奖励。

浙江省：构建多维媒体发布机制，总结推广特色经验、加快督促问题整改。建立系统性分析框架对重大战略实施成效进行全景式评估，包括总体评估、分领域评估、分区域评估三大板块，对全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情况进行横向、纵向对比分析，构成反映“八八战略”年度实施情况的全景图，对年度评估发现的重大问题持续跟踪督查整改，对评估中发现的特色做法及时总结推广。

广州市：基于可视化评价平台构建结果发布机制，综合反映全市总体发展、各区（街镇）发展及各领域、企业的发展水平，精准研判各区、各部门、各行业和企业优势短板，引导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积极改进，不断优化高质量发展推进机制。

江苏省：依据综合考核结果构建典型案例宣传发放机制，以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的百分制得分作为基础项，将党建考核、满意度评价得分加总与80分的比值作为乘数，相乘得出年度综合考核总分，“点对点”向各地各单位领导发送综合考核结果反馈意见书，编发结果运用的典型案例。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核心设计原则

基于对先发省市实践经验的系统梳理，本研究认为，构建科学有效的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评分机制，是引导和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制度保障。其核心设计原则应着重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导向性与特色化相结合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评价方法设计，应当聚焦提升政策衔接性与区域适配性，确保指标体系战略导向与国家宏观政策要求、上位决策部署高度契合。与此同时，指标体系构建也要立足被评价单元的特点特色，深度融入区域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功能定位等差异化特征。可通过共性与个性指标设置相结合、创新构建复合指标、调整各指标权重、分区域设置指标体系、引入特色指标、额外加减计分等方式，做到综合系统全面评价和差异化区域评价相结合，使评价体系既能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能精准衡量不同区域的独特发展路径、优势特色以及可能存在的短板领域，从而实现国家战略导向与地方发展实际的有机统一。

（二）系统性与动态性相结合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性、长期性的工作，既要找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也要明确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以及具体路径、措施，还要确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各个阶段性目标，才能有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开展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应体现系统性，在指标选取上要系统反映高质量发展的各个方面，厘清各维度之间以及维度之内指标的逻辑关系，做到总体把控、有所侧重、重点实施，使整个指标体系结构一目了然，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统一体，使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够成为一个系统性工程，评价结果不仅要反映某一时点的静态发展水平，更要动态捕捉发展进程中的努力程度、进步幅度与可持续性。为此，应在传统水平评价基础上，引入“进步指数”“纵向发展指数”等多维动态评价工具。通过复合评价模式更全面地引导和激励不同类型的优秀实践，既表彰综合实力持续领先的区域，又充分肯定在特定领域取得显著突破或发展速度与效率提升显著的区域，从而有效激发各区域“各展所长、比学赶超”的内在动力。

（三）科学性与激励性相结合

从科学性来看，指标体系设置要全面体现贯彻新发展理念，准确反映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现实成效，全面刻画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要涵盖总量、增量、结构、人均、亩均、居民满意度等多类指标，权重设置以及评价方法要客观科学，突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重视人民的实际感受。同时，指标设置应充分考虑统计工作实际，立足于国家统计方法制度，尽量选择数据来源可靠、计算方法明确、认可度较高的指标，实现指标可采集、可量化、可比较，充分反映各地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努力程度和工作实效。此外，指标体系还要体现对被评价区域的激励性、引导性，指标设置上加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的持续跟踪、监测和修正，在评价和考核方法上加强对进步水平、努力程度等纵向发展情况的考核，在评价和考核结果运用方式上加强对干部、干事的实际激励，将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考核区域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的核心依据之一，并实质性纳入年度综合绩效考核体系的基础履职评价部分，推动形成“评价—反馈—改进—提升”的良性循环机制。

优化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议

上述实证研究表明，当前尽管部分省市在特定领域开展了实践探索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整体上看，多数省市在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优化动态性、评分系统性、结果精准性以及调度协同性等方面仍存在优化空间。为进一步提升指标体系评估效能，建议围绕指标架构的科学性、权重配置的合理性以及应用机制的完善性等方面，构建动态演进的理论框架，创新实践应用范式。

（一）对标对表继续动态优化指标体系

适度增减重点任务类指标，依据中央至地方的最新高质量发展战略导向和决策部署，动态调整当地核心任务表征的指标集，提升指标体系的政策响应灵敏度。替换更改无法分解类指标，针对无法分解到季度和各市区的部分指标，引入能够反映工作实效的过程类指标或工作类指标进行替代，提升月度、季度可采集的高频指标覆盖率，强化评分精准性、调度可操作性。差异化设置特色指标，为各评价单元定制特色指标模块，驱动基层治理与区域发展战略精准对接。

（二）提升评分方法灵敏度和有效性

优化区域权重设置，统筹各评价单元及各项指标得分权重，破除路径依赖，推动实现优势区域持续创新与后发区域追赶激励相均衡。调整指标标准化方式，选取“t—3”至“t—1”年季度数据构建动态基期，通过移动Z—score标准化消除时序波动噪声，进一步增强标准化得分的横向可比性和纵向平稳性。完善综合得分计算方法，根据实操情况，动态优化调整进步指数和水平指数权重，提升对各季度间得分变化情况的反应能力。同时，对各季度的得分情况进行加权加总形成全年总分，通过对连续进步设置加分项等方式，提高对区域进步情况的反应能力。

（三）完善多部门参与的调度机制

统筹好目标任务分解，建立行业部门牵头的运行框架，对有关高质量发展指标工作要求、上级下达的目标任务进行科学统筹、合理分配、有序实施。抓实行业月调度内容，根据月度指标态势，适时总结相关经验，做好典型案例宣传；提升月调度工作智慧化水平，增强月调度对季度目标达成情况的预见性，强化过程控制对结果评估的支撑作用。做好行业（领域）季分析，基于指标数据，持续做好高质量发展指标的系统分析，找准问题症结，提出对策措施；发挥评价单元自评的主动积极性，引导区域充分参考通报结果和自评结果制定改进计划，充分发挥以评促改的积极作用。

（四）优化评价结果通报内容与应用方式

丰富评价结果通报内容，在结果通报中创新采用“评价单元个体值—区域均值—最优值”的三重参照体系，既通报每项指标得分，也通报区域指标的具体数值和区域平均数值、同区域平均数值和最高数值，既通报区域得分，也通报同类型其他区域每项指标的得分，便于被评价区域掌握工作进展，找准自身在同类区域中的位势，进一步提升工作针对性、实效性。探索“标兵”经验推广模式方法，加强典型案例推广，评选各季度进步“标兵”，鼓励支持进步最大的区域总结梳理其经验做法，在下一季度通报中同步进行推广发布。进一步丰富评价结果应用场景，与考核办、督查室等部门协同联动，探索高质量发展专项考评与年度绩效管理的嵌入整合，开发多维考核贡献度分解算法，实现评估结果向组织激励的制度化转化。

（编辑  宋斌斌）

自工业革命以来，商业环境与企业生态经历了多重的结构性变迁。中信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新书《21世纪的公司——现代企业商业运作原理与模式》（作者约翰·凯），在回顾发展脉络和动因的基础上，以翔实的资料和生动的例证揭示了21世纪公司的制度属性、治理特征和运营模式。与20世纪主要依赖规模制造、重资本投入和科层化管理的商业模式相比，当代企业运作的核心逻辑已由“资本密集—规模制胜”转向“智慧密集—能力制胜”，呈现出平台化、网络化、社区化的新生态。

现代企业运作的价值转向

首先，生产资料日趋非物质化。现代企业的价值不再依赖厂房、机器等重资产，而取决于知识、技术、品牌与组织能力等无形资本。例如，苹果、谷歌等公司提供的产品，本质上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非原材料的堆砌。产品价值的创造过程，已从“物的生产”转向了“智的整合”。

其次，企业运营日趋空心化。爱彼迎、优步等企业既是网络平台，也是准特许经营者，通过数字网络广泛连接供需双方，但自身并不拥有大量实物资产。这种“空心公司”模式，将企业活动收缩，集中于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关键环节，而将非核心环节外包出去，从而形成了更灵活的商业生态。

第三，劳资关系日趋零散化。自由职业众包平台，如“任务兔子”和“亚马逊机械蛮族”的兴起，使个体劳动者作为“幽灵工人”直接接入市场，从而动摇了20世纪以来传统的以稳定雇佣关系为基础的劳资结构。劳动力逐渐成为企业最能动的生产要素，企业必须围绕人才配置和能力整合重塑管理模式。

第四，企业价值定位日趋社区化。约翰·凯指出，企业本身就是一个成员之间平等互助的社区，并与更广大的社会紧密相连。其发展目标不再局限于股东价值最大化，而是在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平衡中追求和谐共荣。企业不仅要盈利，还要为员工、客户、社区乃至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这一价值理念的转变，标志着商业话语及其指导思想从以契约为纽带的商业关系，开始转向以责任为轴心的社会逻辑。

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型

面对商业生态环境的变迁，企业的经营模式也必须进行适应性的转型，进而呈现出以下动态特征：

第一，从规模导向转至能力导向。20世纪的企业强调规模生产和工序效率，但21世纪的公司依靠差异化能力的增长来打造全球竞争力，如品牌、技术、供应链整合和用户网络。这意味着“利润”已从资本回报转变为“经济租金”，即企业凭借其独特能力获取超额收益。苹果、亚马逊等典型案例表明，垄断优势源于持续的创新和组织能力，而非资产规模。

第二，从纵向一体化转至网络协同化。过去的大公司往往追求“大而全”，突出自主可控，如今则强调聚焦核心环节，将非核心业务外包，重在价值网络的搭建，实现多元合作共赢。这种模式不仅降低了管理和试错成本，也使企业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保持灵活性。

第三，从科层管理转至平台化治理。传统的层级式结构在数字时代日益低效，企业着手搭建社区化、合作型的组织架构，通过赋权发挥员工和合作伙伴的自主性，强调多元智慧和能力的聚合。远程办公、跨界团队与项目制合作，正在成为企业管理的新常态。

第四，从交易逻辑转至关系逻辑。作者批评了过于“交易化”的商业叙事和文化，强调企业运行必须依赖于营造积极友好的内外部环境与人际关系。现代企业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合同和激励机制，更依赖于信任、声誉和社会资本的积累。

第五，从单一目标转至多元平衡。企业家精神被重新诠释为“协调功能”，强调将客户、员工、投资人、供应商等多方整合在一个社区之中。因此，企业不再是纯粹的利润机器，而是社会福祉和创新生态的关键节点。

21世纪现代公司的这些转变表明，企业经营模式的适应性在于对“能力集合”的重构，对“社会关系”的再定义，以及对“组织灵活性”的持续探索。

对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的转型

在“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引领之下，这本书对中国企业的业务转型与管理革新提供了诸多启示：

第一，从规模扩张转向能力建设。过去一些中国企业依赖基于规模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但随着全球产业链调整和内外环境变化，仅靠产能扩张已不可持续。企业必须以数字化为先导，在品牌、技术、价值链重构等领域加强能力建设。这样的能力并非局限于企业内部，更体现于建立适当的机制面向外部的能力整合。

第二，从重资产转型轻资产的平台化。中国传统企业存在对重资产的路径依赖，但未来应更多借鉴平台型企业模式，强化资源整合与生态合作。例如，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发展经验表明，数字平台能够成为资源聚合器和创新孵化器，提升整个产业链的效率。

第三，从劳资二元转向构建人才中心。在知识经济时代，员工不再只是指令的执行者，而是最能动的生产要素和重大决策的参与者。“以人为本”的核心在于尊重和发掘员工的创造力，切实激发其归属感和责任感。现代管理不再依靠自上而下的控制与激励，更应体现出平等关系中的信任与合作。

第四，从股东至上转向多元共赢。高质量发展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无论是“双碳”目标、共同富裕，还是国际化过程中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都意味着中国企业要摆脱单纯利润导向，转向价值共创。这不仅有利于提升企业声誉和软实力，也有助于在国际市场化解潜在的政治和社会风险。

第五，从封闭科层转向开放网络。在快速变化的全球格局下，中国企业需要提高组织的适应性，尤其是跨文化的沟通和协调能力。借助数字化手段，推动跨界和跨国合作与开放式创新，构建灵活多元的治理模式，将是未来制胜的关键。

最后，从跟随模仿转向自主创新。企业能否在技术迭代与市场演进中保持竞争优势，取决于能否率先整合和转化集体智慧。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这意味着要走出依赖模仿的路径，真正成为知识创造者和规则制定者。

一部21世纪公司的战略指南

《21世纪的公司》不仅是一部商业简史和企业理论的总结，也是一部指向未来的战略指南。它揭示了21世纪企业生态的演进逻辑：以轻资产、平台化和能力集合为核心，以多元关系与社会责任为导向，以灵活组织与集体智慧为支撑。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这部著作提供了重要的镜鉴。在高质量发展大潮中，中国企业要完成从量的积累到质的跨越，需要把握住书中所总结的三个关键词：能力、关系、责任。能力是核心竞争力，关系是组织韧性，责任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换言之，21世纪的中国企业，唯有既立足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又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并在企业社会责任与治理体系上走在前列，方能在新的国际竞争格局中行稳致远。  

（编辑  季节）

有不少走在发展道路上的企业家，他们的业务规模已经达到数十亿元，但依然战战兢兢：一方面担心企业有一天会倒闭，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思考企业如何实现跨越式成长。

一个能够实现跨越式成长的企业，不仅代表企业能够达到的规模与成就，更代表着持续跨越的可能性。跨越式成长的路应该怎么走？从可行的路径和决策的时间点考虑，企业需要如何把握机会？

当然，有些企业领导会以深度求索（DeepSeek）为例，认为企业只要找到某种“杀手锏”，便会井喷式腾飞。一些企业的确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在众多企业发展道路上，这类企业应该还是占少数。

事实上，从早期成长到实现期望的临界规模，企业需要时间和经历不同阶段。哪些因素会影响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节奏，以及企业的最终成败呢？

企业战略理论的发展历程

首先，我们梳理企业竞争战略理论和框架的历史背景。

公司在发展各个阶段都会思考如何进行业务规划布局，以及建立何种能力以支撑下一步的扩张。这些问题的答案，贯穿了企业战略理论发展各个阶段。

过去数十年间，西方企业战略理论主要围绕两种发展路径展开，第一是“集团式多元化战略”，即先做大再做强；第二是“以核心竞争力为本的聚焦战略”，即最大化发挥核心竞争力，企业将聚焦于自身最有优势的业务。因此，走第二条路的企业多在自我定义的业务边界里进行竞争。

多元化战略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充满着许多机会。在此环境下，企业纷纷拓展新业务，即便业务间关联性不强，那些能快速抢占更多机会的企业，成功概率相对更高。

然而，到了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西方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多元化战略难以为继。企业开始意识到，“企业必须按照自身的最强优势进行聚焦经营”。学者和管理咨询顾问们将这种“最强优势”称之为“核心竞争力”（Corecompetence）或“能力”（Capability）。该理论的核心在于：无论外界的机会多或少，企业都应以自身的条件（“核心竞争力”）定义自身业务的边界。一些知名企业基本上都遵循了这种战略运营，如苹果、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不过，这些公司能够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赛道具有比较优势，容许他们创造足够大的价值；同时，他们也建立了强而有力的竞争优势和商业模式，在他们选择的赛道上做出了优异的成绩。

不过，并非所有企业在发展初期便能建立强劲的竞争优势。绝大多数企业必须经历从小到大、从一条赛道转到另一赛道的“多级跳”过程，才能达到一定规模的临界点。事实上，上述成功践行聚焦战略的企业，在进入当前赛道前，同样经历了不同阶段的转型发展。

这种发展战略，我们称其为“战略第三条路——适时、连续跳跃”。

“适时、连续跳跃战略”强调在市场新机遇（新赛道）出现时，企业需要迅速且果断地抓住机遇并跳跃至新业务，即便当前还未具备全部所需能力，也能够在行动中学习，快速弥补短板。面对这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机遇，企业家需做出判断：在企业尚未完全掌握新业务所需核心竞争力的情况下，是否要从现有业务向新机遇跳跃？

任何企业的发展都不是线性的，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中，企业家观察到机遇，评估分析这些机会是否真实，并决定要不要争取这些机会。因此，判断机会的真实性、规模和出现的形式非常重要。每当真正的新机遇出现之时，往往标志着一个“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或“拐点（Inflectionpoint）”的到来。今天我们看到规模千亿级的大企业，在各自的历史上都经历过不少拐点，在现有赛道和新兴赛道之间果断跳跃，从而实现跨越式成长。在这些关键节点上，迅速构建新的竞争能力是成功的关键。这一过程，我们将其定义为“适时、连续跳跃”的战略第三条路。

在中国市场环境下，许多成功的本土企业通过“适时、连续跳跃战略”，在多元化扩张与聚焦核心业务之间找到平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当市场涌现新机遇时，即便企业在该领域尚未积累足够的核心能力，企业家们依然果断选择进入新赛道，通过快速整合资源和后续能力建设，在新兴领域逐步缩小差距并建立竞争优势。这种“先跳跃、后补课”的策略，已成为推动许多中国企业快速成长并跻身行业前列的重要手段。

企业创立之初，既要锚定契合自身发展的业务方向，也要着力构建与之适配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一个机会和能力的组合。

然而，市场往往在同时孕育新的机会，这些机会通常是以非线性、S形曲线的方式呈现。新的机会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幻的；可能是庞大的，也可能是微小的；可能是现在的，也可能是过一段时间才会成熟的。面对这些新的机会，企业家要做出判断：在企业未具备所有新业务需要的核心竞争力的情况下，要不要从现在的业务跳跃到新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会面临三种场景：

（1）跳过去，并成功地跳跃，在跳过去的同时，尽快建立新能力和弥补能力的空缺；（2）尝试跳过去，却跳不成功，并跌下来；（3）不跳，停留在原位。

回顾过去20余年的市场发展历程，这三种场景屡见不鲜。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企业成功跳跃的概率相对较高，通过多次适时跳跃实现了从小到大、再到规模巨大的发展跨越。这些成功的企业并非被动等待机会，而是在主动探索机遇，同时推动市场和行业的变革。换句话说，企业在跳跃的过程中，同时在驱动机会的发展。这是企业的主动行为，而不是被动的。

在跳跃的过程中，企业在弥补能力空缺时一般会采取两种方法：

1.通过内部创新或资源整合，企业自建所需的能力；

2.透过构建生态系统来建立所需的能力，这亦是“战略第三条路”与“核心竞争力”理论最大的差异。

“核心竞争力”理论指出企业必须具有足够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去经营某种业务，“适时、连续跳跃”理论却认为，企业在比较新的机会和风险之后，就算没有足够的能力也可以跳过去，但必须在跳跃的同时建立所需的能力，可部分自建，可部分通过与合作伙伴合作发展新的能力（见图2）。

与“多元化”理论相比，“适时、连续跳跃”理论也有显著不同：多元化的集团往往缺乏业务之间的协同性，而适时、连续跳跃的企业不管跳得多远，都具有其原始的根基。

在企业实施“适时、连续跳跃战略”过程中，需要关注以下三个核心要素，以确保战略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1.“适时、连续跳跃”并不意味着企业不需要将业务做到极致和聚焦，也不代表企业不需要建立核心竞争力。尽管战略第三条路强调灵活性和机遇把握，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对现有业务的持续精耕细作和卓越化。成功的跃迁必须以稳固的核心业务作为支撑，企业在核心领域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是其跳跃至新领域的底气和保障。

2.在适时、连续跳跃过程中，企业的业务边界也会动态变化，原有的边缘业务可能成为核心，核心业务也可能退至边缘。在连续跳跃的过程中，企业会经历数次这样的动态调整——原有的边缘业务可能逐步发展为新的核心业务，曾经的核心业务也可能因市场变化或资源转移而退居次要地位。这种边界的重塑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在多次跳跃中不断调整和迭代。企业需要在跳跃过程中敏锐洞察市场趋势，灵活配置资源，逐步将潜在的边缘业务发展为新的增长引擎。

3.战略的第三条路并非对现有业务的完全割裂，而是企业在第一条路（现有业务）与第二条路（核心能力扩展）之间动态平衡、逐步探索新机会的过程。适时、连续跳跃战略强调在稳固现有业务的同时，通过外延式扩张和跨赛道布局，逐步探索新市场、新业务。它是现有业务和未来机遇之间的动态平衡，而非“一刀切”式的彻底割裂。企业通过在“当前业务”和“未来机会”之间不断调整，逐步构建新的能力体系，并在夯实核心竞争力的同时，稳步迈向新的增长点。

明晰机会与能力，剖析企业发展的关键要素

市场机会，如今通常被大家称为赛道。显而易见，赛道大小是决定企业未来成长空间和规模的最重要因素。大的赛道可以给予企业较大的发展空间（当然，竞争往往会比较激烈），而规模有限的赛道，发展空间通常相对受限。因此，期望实现快速成长到较大规模的企业，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继续寻找新的赛道。对某些企业而言，这一探索和跳跃过程可能需要多次发生。

在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赛道机会具有极强的动态特征，其定义与边界始终处于不断演变之中。因此，“赛道”并不等同于统计局或其他官方机构制定的行业细分标准。即使在传统行业中，随着新技术的应用与商业模式的创新，依然存在孕育全新赛道的机会。这种变革为企业带来了突破固有市场格局的契机，推动产业焕发新的生命力。

通过长年的战略实践，我们看到，技术创新、宏观政策与需求变化是推动赛道机会发展的真正核心因素。这些因素往往以“非线性”的方式对市场产生巨大影响，为企业创造突破性增长的机会：例如，在过去二十年间，移动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的普及重塑了传统行业格局；脱碳减排政策推动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新一代消费者对国货品牌的青睐等，无不在推动新赛道机会的发展。

那么，企业家应该如何识别、评估赛道的机会？国内企业家往往更重视赛道规模、需求增长和现有利润空间，但对未来竞争格局的演变及其带来的影响，普遍缺乏更深层次的系统思考；反之，西方传统的波特五力等理论主要针对稳定成熟的赛道，分析竞争格局对赛道吸引力的影响。这些方法都存在片面、静态的问题，不足以评估未来机会的动态演变。即使传统行业（如服装制造、汽车修理等），也可能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如互联网供应链平台）带来新的赛道机会（如Shein、途虎养车等）；而快速发展的赛道（如新能源、半导体、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等）也会在一定时间内出现过度竞争，成为红海赛道。以生成式AI为例，AI行业既可能因为DeepSeek带来的低成本部署以及技术的不断突破而持续繁荣，也可能因为大量企业涌入开发而在短时间内成为红海；同时，生成式AI与传统行业的深度结合，不仅为应用AI的企业带来竞争优势，而且可能带来形成全新商业模式的机会。

企业的海外发展——透过地理市场的拓展亦是“新赛道”的一种选项。今天，许多中国企业正在进行不同程度的国际化，其中一些企业其实已经成为跨国公司。

当然，地缘政治往往会人为地干扰机会或赛道的大小和可行性，在海外发展的企业家们在考虑战略的时候，必须将这些相关因素加入规划之内。

在技术、政策、需求等要素非线性快速变化的时代，赛道是否具备较高的发展机会，取决于驱动要素是否会造成“非线性”需求增长，并导致现有产业链供给能力不足之间的“断层”出现。因此，企业家在思考赛道机会时，需重点关注两个问题：

n 未来赛道发展的驱动因素是否会孕育新的、非线性的巨大潜在需求？

n 这些新的需求是否难以被现有的产业链（自身或其他企业）所满足？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源自企业在所处赛道中为实现战略目标所积累的关键资源与技能。核心竞争力是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唯一决定要素。它是基于所在赛道的发展趋势而动态变化的，其关键在于与赛道需求高度契合。

核心竞争力绝非静态一劳永逸的存在，即使在同一赛道，随着赛道的发展阶段、需求和竞争的变化，核心竞争力要求也会发生变化：

1.快速增长期的核心竞争力：捕捉赛道驱动力。

核心竞争力首先是企业对赛道驱动要素的精准把握，如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就如21世纪初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期，能够捕捉技术风口的企业往往能够获得爆发式增长。

2.进入成熟期的核心竞争力：构建系统化竞争优势。

随着驱动要素趋于稳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更多体现在如何将竞争优势从个人经验和实践沉淀为系统化的流程与规则。此时，企业需要在精细化运营中精准满足下游需求，同时通过强化成本控制和效率提升来优化竞争力。这种特征在化工、材料和大宗生物产品等传统赛道表现得尤为明显，企业比拼的不再是单点突破，而是全面的运营能力与成本优势。

企业如何打造核心竞争力？传统来看，核心竞争力更多指企业自身所掌握的能力，似乎一定要企业修炼“内功”，才可被称为核心竞争力。但在快速发展的非线性时期，核心竞争力并不只是企业自身的能力，还包含企业自建、并购或组成生态系统等隐性的能力。这一点，我们在中美科技企业、国内新能源汽车等赛道都可以看到大量案例，小米、吉利、阿里等企业更是通过自建、并购以及与第三方生态圈结合，成为快速打造核心竞争力的代表。

为了快速打造核心竞争力，企业对综合生态圈的高效应用必不可少，这种应用既包括引入外部人才/体系补齐目标赛道能力缺口，也包括识别选择关键合作伙伴与供应商，更包括资本运作。不少公司通过企业自主/创始人设立企业风投机构，小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实现前沿布局的同时让企业家与核心团队加深对行业的理解，并为后续应用生态圈资源打下基础。

如何把握边界延伸的跨度，平衡风险与机遇

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每家企业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如何找到突破点？如何抓住那些转瞬即逝的机会？企业只有准确评估赛道机会与核心能力的匹配度，才能把握关键发展结点。

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千亿级大企业，通过深入洞察机遇与能力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实现跨越式成长。不同企业在跳跃时会选择不同的跳跃跨度，如果企业的跳跃跨度较小，跳跃的难度相对较低，但新的发展空间也会相对较小。有人将这种跳跃称为“相关多元化”；反之，选择较大跳跃跨度虽更具挑战性，但可能为企业开拓全新的广阔市场（赛道）。

决定（或影响）跳跃成功概率的是企业的能力。能力的建设一部分是预设的，即在跳跃之前已经建立和累积的，例如药明康德利用其药物研发能力创新服务模式；而另一部分则是在跳跃的过程中和之后快速建立的，如小米通过自建和利用与生态系统的合作。成功实现连续跳跃的企业并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善于通过与其他企业合作弥补自身能力的短板，并在原有能力基础上不断创新拓展，逐步构建全新的能力体系与生态圈。这一过程推动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实现从“抓住机会”到“提升能力”，再从“能力提升”反哺“新机遇”的多轮迭代与跨越。

小米便是通过“机会—能力”模式实现跃迁的经典案例。通过敏锐洞察市场赛道趋势，小米在每个阶段都能借助生态系统资源迅速切入市场，并在此过程中积累核心能力，实现多次跃迁。如今，小米市值已突破万亿元：

第一次跳跃：从“零基础”跨入智能手机领域，通过生态链整合快速完成产品开发与市场切入；

第二次跳跃：从智能手机拓展至IoT（物联网）与新零售，打造以“硬件+软件+互联网”服务为核心的生态系统；

第三次跳跃：切入智能电动汽车赛道，将手机与IoT积累的智能硬件和软件能力延伸至汽车制造领域；

第四次跳跃：布局生成式AI领域，搭建大模型。

在每一次跳跃中，小米都基于其研判的赛道趋势，依托自身的核心能力（如消费者洞察与软件开发），结合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生态圈打造核心竞争力，在看似红海的赛道上形成颠覆式增长创新。以小米切入智能电动汽车赛道为例，除了在小米已有经验的管理、营销、车载软件方面以自建能力为主之外，小米创始人雷军通过小米内部投资机构（小米长江、小米智造等）及雷军自有投资机构（顺为资本）围绕汽车产业链上下游进行了全链路投资。这些投资有的以并购形式将关键技术/能力吸收至内部体系（如深动科技创始团队成为智驾主要负责人），有的作为战略供应商提供核心零部件（如禾赛科技供应车载雷达），更多的则作为合作伙伴与小米进行技术交流与资源协同，使小米接触到生态圈更多的潜在合作对象与人才（如小鹏汽车、蔚来汽车等）。这些布局不仅直接帮助小米快速搭建了切入新赛道所需的能力，更在投资过程以及与被投企业的交流中帮助雷军锤炼了对汽车产业以及其所需能力的深刻理解，并认识到小米在汽车行业的能力缺口以及所需的人才，从而完成成功的跳跃。

在企业考虑跳跃的时候，从2B跳到2C往往是一道鸿沟。在本质上，2B和2C的业务可以非常不一样。许多长时期习惯了在2B经营的经理人们不一定很容易接受2C。反过来，从2C到2B亦是如此。

有没有成功跨越这两大类别的例子呢？

以华为从2B成功跳跃至2C市场为例，这种跳跃的高难度让大量企业望而却步。华为从2B到2C的跳跃，首先突破的是“心态的障碍”。尽管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称“华为不做手机”，但市场的变化与公司营收增长受阻使其开始认真考虑新的跳跃。苹果的成功让任正非洞察到了巨大的2C市场机会，而华为在手机的硬技术以及成本方面已有积累，且2B体系成熟，若能对标顶尖厂商，在用户洞察、营销、渠道等方面补齐能力短板，并推进团队从成本、效率及服务质量的2B逻辑，转化到以消费者为中心并通过产品的质量、技术、文化传递价值的2C逻辑，变革就能成功。其核心高管团队作为“战略共创者”，与任正非进行大量沟通后共同突破了“心态的障碍”。

任正非与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复盘了华为当时的优势与能力缺口，即在硬技术与成本上是强项，但在消费者需求洞察与满足、市场营销与渠道开拓等方面存在较大不足，于是从对标企业进行针对性的外部人才引入，并充分授权搭建能力。这一能力建设过程伴随着大量的试错，如外部直接导入的框架（如诺基亚的GTM）在华为体系内水土不服，华为内部仍以2B逻辑推进业务等，但最终在不断地结合实际运营成果进行迭代后，形成由面向2B的IPD（集成产品开发）演化而来的面向2C的IPMS（集成产品营销与销售）体系，实现了外部领先经验与华为体系的有机结合。华为高管充分发挥自身“企业价值观传递者”的作用，推进华为内部人才转化为“如何向消费者传递价值满足需求”的消费者思维，将华为的价值观与文化传递给外部引入的人才，形成强大凝聚力。

华为的案例表明，高难度的跳跃不仅需要企业家推动针对性的能力补齐与变革，而且需要与核心团队共同突破心态上的障碍。

当然，并非所有企业都能够在每一个阶段实现连续的成功跳跃，然而，通过系统性的战略思考和团队协作，企业依然有机会实现跨越式的进步。成功的跳跃并非仅仅依赖于领导者对未来赛道的预见，更多的是要在跳跃之前，精准识别自身的能力缺口，并及时做好能力补充与思维转化的准备。此时，战略的精准认识和团队执行力的高度协同变得尤为重要，它们帮助企业在动态变化的市场中抓住关键的机会，将潜力转化为切实的竞争优势。

企业领导者只有系统地思考未来非线性的赛道机会，准确判断所需匹配的能力，结合机会与能力，明确未来可能的跳跃发展路径，并建立相关机制开展跳跃所需的能力建设，才能有效将“千亿级”愿景落地为现实。

塑造战略家思维，引领企业行稳致远

对企业家而言，思考企业如何实现快速、稳健的发展之道，关键在于深入剖析业务边界、机会和能力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企业家必须对这三个变量进行深刻地理解和分析，这不仅需要足够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而且需要具备可行性与实操性。企业战略的考量往往不仅需要研究过去的经验、数据和宏观环境，更需要对未来的特定时间段作出精辟且见解独到的预测。这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必须由企业家和核心团队执行，既需要大胆的假设，更需要严密的推敲。

（编辑  宋斌斌）

今年4月2日，特朗普宣布对全球贸易伙伴征收所谓“对等关税”，4月9日，宣布暂缓对部分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90天，7月7日，继续延长暂缓期至8月1日。综合分析加征关税对美国霸权的影响，长期来看，加征关税势必将削弱美经济、金融、军事等霸权根基，加剧其国内滞胀风险与社会矛盾，破坏盟友关系，动摇美元霸权；但短期来看，也可通过减少贸易逆差、平衡财政赤字、实现产业发展目标等为其带来有限利益。这表明，美关税政策的本质是其对于自身衰落的担忧高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因此不惜以远期代价换取即期利益。我们将客观看待美关税影响及其霸权前景，以自身稳定发展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揭露美关税政策本质，塑造对我国有利的舆论环境。

长期看关税将削弱美霸权根基

（一）加剧国内滞胀风险，激化社会矛盾。

一是加剧国内通胀压力。美劳工统计局7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6月CPI同比增长2.7%，核心CPI同比增长2.9%，均高于前月值。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家居用品价格环比上涨1%，创下自2022年初以来的最大月度涨幅，服装价格也环比上涨0.4%，表明关税对美通胀的拉动效应已初步显现。

二是美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同时面临压力。投资方面，企业面临成本上升和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的双重压力，投资意愿大幅下降，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关税情况看，企业投资短期内受冲击最大。2018年7月至9月三轮301关税落地后，美制造业PMI随之大幅回落；消费方面，物价上涨降低消费者购买能力与意愿；出口方面，若美贸易伙伴采取反制措施，则将严重影响美农产品、高科技等产品出口。

三是可能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升级。由于关税最终大部分将由美消费者与企业承担，低收入群体受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影响尤为显著，生活负担明显加重，企业也可能因成本上升裁员或减少招聘，同时，民粹主义势力可能借机扩大影响，进一步造成社会撕裂与内部矛盾加剧。

（二）破坏传统盟友关系，加速全球贸易体系多元化发展。

一方面，关税严重破坏美与其盟友关系，削弱其霸权根基。特朗普名义上根据贸易失衡设定关税税率，并以此制造外交筹码，在加征关税的过程中不区分“敌友”，严重削弱了美以盟友体系为基础的霸权根基。例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指出，“对等关税”的本质是注重相对收益的零和博弈，但美军事霸权的逻辑在于巩固北约等盟友网络，二者的根本分歧将加剧联盟内部摩擦，削弱集体威慑力，最终将损害美自身国家安全。

另一方面，美关税促使全球贸易体系加速向多元方向发展。多数国家以深化与他国贸易联系应对特朗普贸易战，如英国与印度近期签署贸易协议，欧盟与印尼、加拿大与东盟等也在积极推进贸易协定。此外，特朗普政府引发的关税乱象与中国积极扩大市场准入，深化同各国贸易联系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可能加速受美关税冲击较大的国家向中国战略贴靠。

（三）严重动摇美元霸权根基，加速“去美元化”趋势。

尽管特朗普关税战目的在于实现削减贸易赤字、维护美元霸权的双重目标，但长期来看，高关税将削弱美元作为支付和储备货币的属性，动摇美主权信用，并加速各国“去美元化”进程，与其维护美元霸权的初衷背道而驰。今年以来，市场对美元资产的信心明显下降，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后，美股、债、汇市场一度呈现罕见的“三杀”局面，一定程度上使投资者对美元“安全港”地位产生怀疑，同时，欧洲财政扩张、中国科技进步预期等因素也推动了资金再平衡，增加美元贬值压力。若特朗普持续推进极端贸易政策，美元信任危机可能持续发酵，甚至引发类似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系统性风险。

短期看关税或将为美国带来有限利益

（一）借助关税谈判扩大出口，减少贸易逆差。

自4月宣布征收关税以来，特朗普政府通过“极限施压”的策略取得了部分成果。例如，在与欧盟的贸易协议中，美方争取到6000亿美元的增量投资、7500亿美元的能源产品订单，以及军事装备订单等；在与日本贸易协议中，日本承诺推出55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与贷款计划。预计特朗普在后续谈判中将继续寻求贸易伙伴购买其出口产品，缩减贸易逆差，同时要求对方降低贸易壁垒，以扩大美商品和服务市场准入。对于对美顺差更大且高度依赖美市场的国家，美国或将要求其在市场准入等方面做出更大妥协，以攫取更多利益。

（二）通过征收关税提振财政收入，平衡财政赤字。

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大而美法案》将新增巨额赤字，面对不断膨胀的债务，关税成为特朗普少数可操作的创收工具之一。据美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大而美法案》在2025至2034年间将使联邦赤字增加约4.1万亿美元，预计关税可在未来十年带来约2.8万亿美元的潜在收入，使未来十年赤字率维持在6%左右的水平。自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启对华贸易战以来，美关税总收入实现较高增长，从2018年的410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800亿美元，几乎翻番。在特朗普极端关税政策影响下，未来关税收入可能继续实现较大增长，占比不断上升，成为平衡财政赤字的重要途径。

（三）实现产业发展与“去中国化”目标。

此前，美已大幅上调钢铁和铝、汽车等关键行业的保护性关税，旨在促进制造业回流，回应国内基本盘选民需求。未来美或将扩展特定行业关税至半导体、医药等关键领域，并联合贸易伙伴利用协议机制围堵我国产业发展。例如，美英贸易协议中包含针对第三国的条款，要求利用原产地规则防止第三国规避关税、协调应对第三国的非市场政策等，被认为是美限制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政策升级，可能成为美迫使其他盟友将中国排除在关键供应链之外的“样板”，以实现“去中国化”目标。

对策建议

（一）客观看待美关税影响及其霸权前景，密切跟踪及时研判应对措施。

我们需认识到，美关税政策的实质是其对于自身衰落的担忧高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且我国当前经济企稳向好，对于贸易战已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政策工具，整体局势于我国有利，我们既不应高看也不宜低估美关税涉我国影响以及美霸权前景。建议：一是密切追踪、实时掌握美关税政策及贸易协议动向，及时分析研判美涉华表态，为应对美下一步可能采取的贸易政策争取战略主动，必要时采取有力反制措施。二是持续关注欧盟、日韩等美重要盟友对美加征关税的立场看法，合理利用美与盟友之间分歧，有效降低贸易限制措施对我国冲击。

（二）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稳定发展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关键在于办好自己的事，将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应将应对美关税冲击视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以自身稳定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更多动能。建议：一是推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持续发力、适时发力，充分释放政策效应。二是通过扩大内需弥补外需下降带来的缺口，有效释放内需潜力，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三）揭露美关税政策本质，塑造对我国有利的舆论环境。

美加征关税不仅冲击国际经济格局，更暴露了美贸易政策在国际法及美国内法框架下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缺陷。建议：一是积极组织国内外专家和媒体平台，揭批美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的本质，占据法律和道义高地。二是积极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进行上诉，利用国际组织及其争端解决机制向美施压。

（编辑 杨利红）

近期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国发〔2025〕11号，以下简称《意见》），是一份指导我国步入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发展的引领性文件，勾勒了人工智能的发展蓝图。若我们仅将《意见》视为“互联网+”行动的延续，按图索骥式地布局算力、算法、数据等传统要素，则极有可能错失其背后蕴含的更宏大、更深刻的发展机遇。《意见》作为一份高屋建瓴的行动总纲，其字里行间揭示了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的根本性逻辑嬗变，以及由此引发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系统性重构。深刻领会文件的战略意图，是我国在新一轮竞争中赢得主动、实现赶超的关键。

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生”：深刻理解从“互联网+”时代到“人工智能+”时代转变的内在逻辑

“人工智能+”行动的根本逻辑起点，在于从解决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连接”问题，全面转向激发和培育数字世界的“原生智能”问题。 “互联网+”的核心功绩是利用数字技术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人、物、数据、服务的高效连接与海量汇聚，本质是对现有生产关系的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催生了平台经济核心业态。然而，“人工智能+”在以生成式大模型为代表的技术驱动下，赋予数字系统前所未有的“主动思考、主动执行、主动创造”的能力，其本质是生产力的革命性跃迁。如果说过去十年，我们致力于构建四通八达的信息高速公路；那么未来十年，核心任务则是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运行无数具备自主决策与协同能力的“智能体”车队。

从“建平台、汇数据”的连接思维，彻底转向“育智能、创价值”的主动思维。我们的工作重心应当发生根本性转变：从关注数据资源的“量”，转向关注模型能力的“质”与智能应用的“效”；从热衷于建设物理性的数据中心，转向致力于构建能够催生智能体、孵化“智能原生”新物种的创新雨林生态。过去的政绩或许体现在接入平台的企业数量、汇聚数据的TB量级；未来的政绩将更多地体现在区域内涌现了多少能够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智能体，培育了多少商业模式完全构建于人工智能之上的“智能原生企业”，以及人工智能为实体经济带来了多大的价值增量。地方决策者必须摆脱对物理基建的路径依赖，将更多资源和精力投向规则制定、场景开放、生态培育、人才吸引等“软环境”的建设。

范式转变将重塑区域经济的组织形态和价值创造方式，从“平台为中心”走向“智能为网络”的新格局。 在“互联网+”模式下，价值高度集中于少数头部平台企业。而在“人工智能+”驱动下，随着“模型即服务”和开源生态的繁荣，创新的门槛被大幅降低，大量中小企业甚至个人开发者，都能基于强大的基础模型，开发出面向特定场景、高度定制化的智能体。无数智能体将形成一个庞大的、去中心化的协作网络，重塑产业分工。地方政府的机遇在于：通过精准的政策引导和场景开放，可以吸引和培育一批专注于本地优势产业（如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的智能体开发者和服务商，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根植于本地的智能产业集群，从而改变过去在平台经济中本地产业往往沦为外部平台“流量入口”或“数据供应方”的被动局面。

超越“三要素”同质化竞争：构建以用促研促产的新范式

《意见》的章节编排和政策导向，蕴含着高超的战略智慧，其核心在于巧妙地引导地方避免陷入算力、算法、数据“三要素”的同质化、高成本“军备竞赛”，转而倡导一条因地制宜、以丰富应用场景为核心牵引的差异化、非对称创新路径。文件将“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消费提质”等应用层面的行动置于“强化基础支撑能力”之前，看似不合常规的结构安排，实则传递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需求牵引、应用为王”是本轮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方法论。对于绝大多数地区而言，与京、粤、沪等头部地区竞争超大规模智算中心的建设规模，或是在通用大模型的研发上投入巨资，既不现实，也非最优策略。“正面战场”的竞争，极易导致资源错配和重复建设。

深度挖掘并系统性地开放自身独特的产业场景与社会治理需求，将自身打造为不可替代的人工智能技术“首试区”“验证场”和“价值创造地”。各个区域应进行一次全面的“场景资产”盘点，立足于自身的比较优势——无论是长三角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西南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东北的老工业基地改造需求，还是西北的现代农业与能源基地，都蕴藏着独一无二、数据丰富、亟待AI赋能的“富矿”。核心任务不再是“我们能建多大的算力中心”，而是“我们能开放哪些高质量的场景，提出哪些有价值的真问题”。通过设立“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发布“场景机会清单”等方式，将“真问题”打包成具有吸引力的项目，向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企业和技术团队“发榜”，吸引他们前来“解题”。

“以用促研”的模式，能够在解决本地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自然实现技术、数据、人才和产业的内生性集聚，形成一个“场景定义需求—需求驱动创新—创新回馈场景—场景沉淀数据—数据优化模型”的良性闭环。 在闭环中，为解决本地制造业的良品率问题而训练出的行业模型，其价值远超一个通用模型；为本地复杂城市交通治理而积累的动态数据集，是任何实验室都无法模拟的宝贵资产。通过此种方式，地方不仅可以解决自身的发展痛点，更重要的是在过程中培育了本地的AI服务商，吸引了AI人才落地，沉淀了具有产权的行业数据和专用模型，最终构筑起他人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此为一种更高维度的“筑巢引凤”，是从单纯的政策洼地、成本洼地，升级为价值创造高地和创新策源地。

激活“新消费”与“新治理”双引擎：找准地方政府的破局之道与行动抓手

面对“人工智能+”，区域最直接、最有效、最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切入点，在于紧紧抓住“消费提质”和“治理能力”两大板块，将其作为撬动全局、体现作为的战略支点。这两大领域不仅直接关系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是政府最能发挥主导作用、进行前瞻性布局的领域。《意见》将消费和治理置于突出位置，其背后是对以内需特别是高阶智能驱动的新兴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动能的战略考量，以及对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迫切需求。

在激活“新消费”引擎方面，核心在于推动消费模式从“人适应物”向“物理解人”的根本性转变，核心载体为“智能体”。人工智能驱动的“新消费”，其想象力远不止于现有智能手机、智能家居的渐进式升级，其关键在于创造全新的、以智能体为入口的服务形态与消费体验。一个能够深度理解用户个性化需求、主动完成全网比价、优惠券使用、下单支付、物流跟踪乃至售后服务的个人购物智能助理，将彻底颠覆现有电商模式，将人们从繁琐的决策和操作中解放出来。地方政府应勇于担当“首席体验官”和“场景开放官”，主动规划建设一批智能消费先行示范区，在智慧商圈、智慧文旅、智慧康养等领域，支持培育一批专注于服务本地市民的本土化智能体服务企业。目标是从“卖产品”转向“卖服务”“卖体验”，将潜在的、被压抑的消费需求，通过更智能、更便捷的方式充分释放出来，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

在激活“新治理”引擎方面，关键在于将“人工智能+治理”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区域核心吸引力的“关键一招”，推动政府职能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深刻转型。《意见》所倡导的人机共生社会治理新图景，绝非简单的“一网通办”智能化升级，而是指向一种预测性、主动性、个性化的服务型政府新形态。人工智能可以赋能城市管理，通过对交通、人流、气象等多源数据的实时分析，实现从“拥堵后疏导”到“拥堵前预警”的转变；可以赋能政务服务，通过对企业经营数据的合规分析，为企业精准推送“免申即享”的政策红利，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企业”的飞跃。地方政府应以更大的魄力，大胆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在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前提下，分级分类、有序开放交通、气象、市政、医疗等高价值的公共数据资源，打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公共服务标杆应用。这不仅能极大提升社会运行效率和民众满意度，更能向外界释放出开放、创新、高效的强烈信号，成为比土地、税收优惠更具吸引力的、吸引高端人才和前沿产业的“梧桐树”。

（编辑 宋斌斌）

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我们正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的历史交汇期，世界格局“南升北降”的趋势更加明显。中国本身就是世界大变局的最大变量，既是自变量，又是因变量，根本改变了长期以来以北方国家（OECD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工业化格局、贸易格局、科学技术格局、全球化格局以及世界现代化格局。

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OECD国家GDP（2021年国际元）占世界的比重从2000年的61.5%下降至2024年的43.0%，其中美国从19.8%下降到14.8%。而南方国家（非OECD国家）GDP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35.5%上升至2024年的57.0%，其中中国从6.6%上升至19.4%，从南北“四六开”演变为新的“五五开”，未来将演变为“六四开”新格局，从而改变北方国家长期垄断世界经济的局面。

世界工业化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OECD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现价美元）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77.7%下降至2024年的50.0%，而南方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则从22.3%上升至50.0%，中国则从2004年的8.6%上升至2024年的27.7%。这表明南方国家工业化在加速发展，中国成为最大的推动力。未来时期，南北国家制造业将形成“六四开”制造业新格局，其中中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将达到1/4以上，加速改变和重塑世界工业化格局。

世界贸易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OECD国家货物和服务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72.3%，到2024年已下降至59.1%。同期南方国家货物和服务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从27.4%提高至40.9%，其中中国货物和服务出口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3.2%提高至2024年的11.6%。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利益相关者，是其余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2023年底，中国已与2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2个自贸协定。当前我国与自贸伙伴贸易额（不含港澳台）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升至1/3左右。 2012—2023年，以美元统计，中国服务贸易年均增速6.2%，高于全球平均增速和中国同期货物贸易增速。2024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7.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4%，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中国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

世界现代化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本文采用发电量指标，该指标比各种价值量指标更好地体现了世界现代化格局的大变迁。南方国家发电量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36.3%上升至2023年的62.6%，超过了OECD国家的比重（37.4%），从南北“一二开”格局形成了新的“六四开”格局。其中中国发电量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8.7%上升至2023年的31.6%，相当于美国的2.11倍（美国占15.0%）。 这反映了南方国家现代化发展趋势正在加速，已经改变由北方国家长期垄断世界现代化格局，其中中国是最大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必然被美国视为最大的挑战。

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的时代主题。中国始终倡导走和平共处共赢之路，进而促进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均衡，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如全球气候变化、全球疫情防控、全球与地区和平共处，积极推动2030年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目标的实现，促进南方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世界进入前所未有的科技创新密集活跃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全球经济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新兴产业快速兴起，世界科技创新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按本国专利申请数计算， 中国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2.9%上升至2021年的59.8%，而北方九国（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83.1%下降至2021年的31.6%[1]。按科技期刊文章发表数，南方国家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17.4%上升至2022年的51.8%，其中中国占世界比重从5.0%上升至27.0%；而北方国家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82.6%下降至2022年的48.2%，美国占世界比重从28.6%下降至13.7%；而中国相对于美国从2000年的0.15倍上升至2022年的1.97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为此，必须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

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综合国力迅速崛起，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格局。从综合国力视角来看（见表1），21世纪头二十多年，中国加速从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特别是实现了对美国经济、产业、科技、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全面加速赶超。在中国的21个主要经济科技总量指标中，2000年中国居世界第一的指标有4项，到2010年居世界第一的指标有5项，到2024年中国居世界第一的指标有15项， 居世界第二的指标有6项（汇率法GDP、商品进口、服务进口、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航空运输客运量、军事支出）。中国的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更加巩固。这就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表1 中国主要指标总量位居世界第三、第二、第一的年份

注：上述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数据库。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是硬道理，在国际战略博弈竞争中，综合国力更是硬道理。从2025年到2035年仍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更需要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中国越发展、越强大就越安全；越安全就越有利于发展，从而形成发展与安全的良性循环。

中国：“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在世界百年大变局中，全球政治经济更加动荡不安。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回答了时代之问、世界之问，及时提出了对全球发展、安全、文明之三大“中国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6月23日，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上再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再出发，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对外援助。2013—2018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累计2702亿元人民币（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其中无偿援助占47.30%。 2022年6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上郑重承诺：中国将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把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整合升级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并在30亿美元基础上增资1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24年，中国对外全行业（18个大类）直接投资1627.8亿美元。 中国还是世界第一大对外承包工程国，“十三五”时期，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达到8259亿美元， 2023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2645亿美元，较2012年增长69%。 截至2023年底，我国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与共建国家贸易总指数由2013年基期的100提高至2022年的165.4。2023年，我国对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241亿元，与共建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1.6万亿元，完成营业额9305亿元。 “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提供给全球的公共产品，是对全球发展合作的再动员、再出发。

“全球安全倡议”。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并讲话，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倡导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立足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全球文明倡议”。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主旨讲话，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要弘扬立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要保持奋发有为的姿态，确保现代化领导的坚定性的四项主张。

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共赢主义。中国支持联合国等多边政治体制，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反对排他性的“小圈子”“小集团”，反对把经济科技贸易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反对各种形式的代理人战争和军事干涉。

历史与未来都将证明，在2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全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命运与共、相互联系得如此紧密。没有全球安全就不会有全球发展，没有全球发展也不会有持续的安全。只有全球共同发展，各国才能发展。

未来中国发展仍有极其难得的“天时地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判断：“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中国更有综合实力发展能力应对各种外部挑战——特别是来自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挑战。我们要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主动创造有利国际环境，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确保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大目标。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科学发展必须遵循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大规律和三大发展内涵，也是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依据，包括战略目标依据、理论依据和发展阶段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依据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战略部署，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新时代中国实现现代化“两步走”战略的宏伟蓝图。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进一步提出到2035年发展远景目标的总体战略构想和总体设计。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八个方面明确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目标任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依据和发展阶段依据

1.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基于长期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逐步形成了系统性、创新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以及实践道路。

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设想。他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渊源。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中国式现代化“三步走”战略设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无限延长的，从低水平阶段到中水平阶段，从较高水平阶段再到高水平的阶段，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进步性与渐进性。关键是客观全面地认识这个“边”。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设想，其理论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当时设想：“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指2030年）到五十年（指2050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建党100周年的目标，就是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理论基础。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这一阶段的具体表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文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为中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指明了方向。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在建党一百周年全面建成惠及十四亿人口的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至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首次将1987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到2050年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提前了15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了这一“两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强国目标，并强调：今天我们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这里“更高阶段”为社会主义中级阶段。这不仅比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的战略设想（2050年）提前了15年时间，也比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更加宏大。

到2024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已经从1985年的62.4%降至22.2%，非农业就业比重从37.6%上升至77.8%，城镇人口比重从25.7%提高至64.5%，农村人口比重从74.3%降至35.5%，社会商品零售额从4305亿元上升至483345亿元，名义增长112倍；货物进出口总额从696亿美元上升至61623亿美元，名义增长88.5倍，中国已成为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和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阶段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和总体战略目标的基本依据，不仅具有理论的继承性，也是与时俱进的。

1987年邓小平同志设想：从1981年开始到本世纪末（2000年），经济总量实现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年人均800-1000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再用50年（2050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就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他预期用70年的时间，即从1981—2050年，人均GDP增长16倍，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

中国经济增长纪录超过了邓小平提出的设想，按1980年人民币不变价格计算，到2024年就达到了1980年的30.0倍，年均增速为8.0%。这标志着中国将在2035年左右将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比预想时间要早得多，届时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中国人均GDP相当于1980年的50倍左右，即75年GDP均增速高达7.4%，仍是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增速最高的国家。

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的理论基础，就是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理论。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过渡的发展过程设想：一是从2021年起实施三个五年国家发展规划，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向中等发达阶段的过渡时期；二是从2036年起再实施三个五年国家发展规划，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国逐步向全面建成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渡，这就是今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战略目标和基本依据。不变中有变，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总方向、总目标不变，但是实施战略指标是变中有变的。

2.中国式现代化新趋势新特征。

在这一过渡时期，中国将出现八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具有不同以往的新趋势和新特征。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它客观反映了我国基本国情重大变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建设的重大飞跃，也是科技、教育、民生、文化、生态建设的巨大飞跃。

第一，这一时期，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突出表现为：一是发展不平衡。主要是指各区域间、城乡间等多方面的发展不平衡；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难度大；基本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已基本覆盖全体人口，但真正实现均等化难度较大。二是发展不充分，存在多方面短板。如我国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劳动生产力相对低下、人均主要资源占有量少、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大等等。

第二，我国基本国情已发生重大变化。我国人口多与资源禀赋有限的矛盾突出，但是经济上“底子薄、人均收入居世界后列”的国情已根本改变。按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人均GDP（2021年国际元）数据，1990年中国人均GDP在世界234个国家和地区倒数第15位，2024年上升至第82位。“十四五”时期我国已经迈入高收入阶段[2]，未来时期将进入中等发达阶段。

第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变化。2020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国正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较高阶段过渡，2035年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我国将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21世纪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基础。

第四，实现以全体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主线，但不是以某种先验的模式和道路去实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少数人、特别是少数垄断资本集团受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他们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经济危机、国际政治危机与国内社会矛盾，特别是近期国际金融危机、军事干涉与武装冲突等。中国式现代化从来就不是西方式现代化的模仿版，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2017年，习近平强调：“2020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 到2035年，“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学习并借鉴了苏联和西方现代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式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以全体人民为中心，十几亿人民既是共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也是共同分享中国式现代化成果的主体。

第五，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从党的十八大正式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中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党的十九大、二十大将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纳入中国式现代化总体布局，从而形成“六位一体”总体布局。即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国防建设是安全保障。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支撑，是一个有机整体，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推动中国全面发展进步，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的集成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依据。

第六，明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居于引领地位的核心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和稳定系统，两者如同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推动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全面从严治党则处于领导核心地位。随着我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将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纳入战略布局，统筹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全面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现代化总体布局相互促进、统筹联动，是关系党和国家长远发展、中国与世界互动发展的总战略。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总体战略。

第七，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新时代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强盛期。我国经济实力、产业实力、科技实力、贸易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更高的台阶，进入世界前列。

决定并长期影响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核心动因在于国家能否持续地创新。创新不只是技术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文化创新、观念创新和理论创新。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一个大规模创新、加速创新、全党全民全军创新的时代。由此，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中国创新集成”得以形成，决定了现代中国发展生命周期的演变及进程：从世界人口最大国到世界农业增加值最大国（1997年），从世界制造业最大国（2010年）到世界进出口贸易最大国（2015年），进而到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最大国（按2021年国际元，2016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集成创新及发展轨迹。

第八，从“先富”阶段到“共同富裕”阶段。改革开放之初，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先是解决了11亿人的温饱问题，并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宏大目标，由此标志着从“先富”主题开始转为“共同富裕”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举全国之力消除了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首次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标志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新时代的主题。这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全体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持续成功的根本原因和目的。这就是中国式共同富裕现代化。（未完待续）

（编辑  季节）

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重大现实问题。认识消费及其提振，应秉持系统集成思维框架，具备“跳出消费看消费”的站位。

在社会经济循环中，消费是基础，而主导性地供给民众就业岗位和形成消费能力的有效投资是关键，需基于系统集成的思维框架，思考和认识提振消费层次的要点，以及现阶段我国政府发力“有效投资”层次的基本认识。

提振消费应秉持系统集成思维框架

在扩大内需中大力提振消费，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当前在各方面高度关注之下，以严谨学术态度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深化研讨，系统化地认识其思路与要领，很有必要。

中央指导精神的表述是很清晰的：“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我认为，这正是现阶段实施逆周期的超常规宏观调控与跨周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的统筹结合，这是经济工作发力的一个总体方针。由此有必要强调经济工作的“总基调”——“稳中求进”，而且中央又新加了特别有意义的四个字——“以进促稳”。从逻辑上认识，在我国整体经济运行中遇到了对于现代化进程“行稳致远”的风险因素、不利因素的威胁，必须化解这种因素。将“以进促稳”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具体落实，需要我们正确理解“全方位扩大内需”。其中，中央现在更强调“全方位”，是对接到“系统集成”这个中央反复强调的思维框架上。把“系统论”的系统集成要义，具体化到认识扩大内需，首先应从消费、投资两大方面形成一个通盘的、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系统化理解。

以系统集成思维讨论消费，要具备“跳出消费看消费”的站位。如果从学理到实践和实务相互联系来分析，首先要援引中央明确表述的一个基本判断，即“消费是基础”，“有效投资是关键”。

消费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一点非常清楚，因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必然要落实在所有的经济活动中，都要归结于满足人民群众的最终消费，消费作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归宿，当然就具有其“基础”意义。满足消费需求也正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原生动力（贾康 、苏京春，2016）。只要人类存在就必然有对自身消费需要的满足。当然，随着实际生活中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种物质消费还要上升到物质和精神的结合层面，将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加入进来（即形成一种综合消费——对于满足人民群众文化、艺术生活等方面的需求，便可作这样的理解）。为使作为“基础”的民众需求得到可持续地满足，就要研究确定供给对于需求的响应机制与双方的供需互动。新供给经济学在其研究成果中有专门的表述：需求作为原生动力所引出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是发生在供给侧由生产经营主体尽力来提供可以使“用户体验”得到提升的产品和服务，形成有效供给（贾康、苏京春，2016）。需要进一步明确：供给侧的源头是什么？在人类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供给的初始环节是投资，而且投资的内在逻辑是由于其存在有效（细分包括高效或低效）与无效的区分，在主观意旨上，一定是要追求有效和尽可能的高效。以投资的有效性带出的，首先是经济活动中表现出所提供的可持续的就业岗位，而比较充分的就业是整个社会和谐稳定最根本的支柱，我国政策方针中强调的“就业优先”这个原则，正是这一认知的实际映照与体现。如果老百姓有了相对充分的就业，就有了从社会层面上能看到的可预期的民众收入，即有了依托就业支撑的、不断形成货币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能力，这成为以“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提供“满足需求的消费活动”的源头活水。经济学原理所阐述的“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以数学语言来说，即收入是自变量，消费是因变量，消费随收入而变化。

由此可知，民众收入主要的源头活水，是有效投资，这表明，把消费与投资联结在一起来认识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投资的关键应当是“有效”的。我们应当千方百计提高投资有效性，尽可能避免无效与低效。加强对投资与消费关系的认识，对于进一步把握好提振消费的思路与要领，是很有帮助的。总之，“跳出消费看消费”，要落到中央强调的“系统集成”的系统论思维框架上。对这一思维框架引出的全面认识和应把握好的要 领 ，可以引申到：对于当下很有现实意义的“大力 提振消费的基本思路和要领”方面的探讨，有其可条理化的若干层次，可以逐一进行考察和分析。

系统化思考和认识提振消费问题的八个层次的要点

第一，在战略思维上，首先应强调“做大蛋糕才能分好和吃好蛋糕”。在实现消费和提振的前面，一定要有经济焕发活力、做大蛋糕的措施，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大前提。没有这样一个前提，不管怎么努力，对消费的提振都会捉襟见肘。发展是硬道理，是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一言以蔽之，要依靠作为市场主体的这些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他们能够调动潜力，焕发活力；主导的企业行为倾向，应对接到“耐心资本”的长期主义行为模式。

在这方面，作为引导的“预期管理”非常重要，中央对此作出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强调。因为现在我国为数不少的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存在困难。经济学的理论联系实际形成了一种对预期的高度重视，这个“预期”，其实是心理学与经济学对接起来后特别强调的一个因果关系实现机制：预期具有“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特点。所以，一定要特别重视中央现在反复强调的“预期管理”，而当下预期管理就不能回避很多企业存在的困难，就“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而言，信心从何而来？当然是需要综合的手段，关键要做好实事。

前一段时间，我国一些中心城市统计指标所反映的消费低迷，我认为主要还是与企业活力不足、社会上对经济基本面的信心不足形成拖累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大众感受到一些企业生产经营有明显困难的运行境况，就会产生预期的弱化及其“传染 ”。这个层次的认识，需要从战略高度重视“做大蛋糕”和“做好预期管理”，把握住基本面的支撑。在许多讨论如何解决大力提振消费问题时，基本面的支撑往往被忽略。

第二，要务实地考虑消费的源头活水，主要是以有效投资带出尽可能充分的就业，进而对有效投资高度重视、真抓实干。现阶段，应该特别鲜明地对此加以强调和做好相关工作。有学者说：消费不是刺激出来的，如果老百姓有收入、手里有钱，他就会有由消费能力带出来的消费行为。我们凭借中国特大规模经济体的客观条件抓住刺激消费 、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的观点，落入了认识误区。当然这并不否定应在特定的阶段上，注意发力对消费作出刺激、引导、鼓励，但还是要强调，在始发环节上的有效投资形成消费能力的源头活水，这是一个十分必要的做大蛋糕的要领，尤其是在经济低速阶段，企业投资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政府应做的有效投资必须发力，尽可能拉动非政府投资提高其活跃度。

第三，政府必须对社会给出明确信号。政府是非常注重扶助弱势群体的，即为“社会政策托底”。在努力做大蛋糕、增加就业的同时，要关注社会上的一些弱势群体，他们的消费更多需要依靠的是低保、抚恤、救济。在提振消费时，低保标准是不是可以适时提高？应该做的抚恤、救济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加及时到位？还要注意合理提供能够使社会成员感到政府带来“温度”的那种案例，以提升低收入阶层、弱势群体等社会成员的安全感。同时，也应提升社会的和谐稳定感。

第四，解除消费大众的“后顾之忧”，匹配好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升。我国社保体系涉及基本养老、基本住房、基本医疗的保障，子女就学接受义务教育的保障，还有高校里对以寒门子弟为主的助学金政策，等等，这些是与公共服务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提高这方面的标准和水平，可以解除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从而可使人们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获得当期收入后，会以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用于当期消费，显然这也是提振消费十分重要的配套条件。

怎样才能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做得更好。目前在我国实际生活中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已经在城市区域稳定地工作、居住、生活的，新近统计结果为接近三亿从农村迁徙而来的“常住人口”，仍然被称为“农民工及其家属”，这些社会成员早已经脱开“三农”，在北京等地甚至三十多年在城里拖儿带女过日子，只是因为户籍进不了城，才被这样称呼。为什么户籍进不了北京？我国发展中的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水平，还没有达到那个所需支撑力的水平。我国从消除“二元经济”“城乡分治”特征的城乡一体化、中国式现代化等取向考察，要进一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升，与提振消费的政策取向相互配套。一方面，准备接纳未来还会有几亿中国人要从农村逐步迁徙到大大小小的城镇中心区域，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一视同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另一方面，要积极考虑怎样尽快补上原来已经进城的这些“农民工及其家属”的欠账。显然这与我国消费潜力的挖掘和消费的提振，具有密切关系。

第五，一些商业性定位的消费信贷和保险机制方面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这与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中提升金融与保险产品多样化水平有直接的关联。另外，也要积极推进政策性的农贷、巨灾保险——这与我国巨量的农村人口和“三农”相关人口的消费潜力的释放有显著的相关性。

第六，可以酌情使用辅助性的消费券。2020 年新冠病毒感染冲击发生后，一些地方政府曾把消费券用作政策工具，支持本地的消费提振与经济景气指数的抬升。前一段时间，有些中心城市又有发放消费券的安排，这是当地政府在意识到消费方面支撑力不足后采取的对应举措。这种消费券的运用，观察下来可称为政府和商家的合作促销，政府方面是把以财力补贴促销以后的经济景气提升所可能收到的增值税等的增量作提前预支。就此而言，这可以说是一个合理的机制。这种消费券在各个地区怎样合理运用，要有定制化设计，而不是到处去套用的方案，主要解决的是年轻白领、中产阶层消费潜力的引导和释放，因为真正的最低收入阶层，依靠消费券不能完全解决调动消费行为，那是需要依靠前述的“托底”政策措施使他们能保证基本消费的。毕竟年轻白领、 中产阶层方面的消费潜力，值得以这种方式来调动。总体来说，这是属于辅助性的举措，不能指望依靠这种消费券，能够带来那么巨大的全局性支撑作用。

第七，阶段性的“以旧换新”等政府价格补贴政策应当继续运用。过去，我国曾有“家电下乡”这类可总结的经验，近年又有“以旧换新”的实践经验 。2025 年，国家在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安排了3000亿元资金用于“以旧换新”补贴，是在 2024年下半年已有1500亿元投入此项机制的基础上，继续发力来做支持的。这项措施发挥的仍属于辅助性作用，—虽然并不是主导作用，但是将其纳入政 策“组合拳”，是应当积极地运用起来。

第八，现在很多人考虑的仍是政府对所有社会成员的“直升机撒钱”方式，我在此做一些案例分析。据查询，美国的“量化宽松”概念伴随的所谓“直升飞机撒钱”，从2020年3月之后，在一年多时间里，先后进行了三轮，受益对象包括年收入不高于7.5万美元的成人和受他们抚养的儿童（制定了适应人群的细节规定，并非社会上流传的“人人有份”），合计约3200美元的“直接发钱”，受益面达到约1.47亿—1.65亿人，约占美国总人口数的一半。美国有特定的“底气”，即美元在全球的硬通货币地位，可以把这种以货币符号方式给本国人撒钱带来的“美元掺水”风险因素，转由全球持有美元资产的人共同承担和消化，并不在乎美元实际币值摊薄的因素对于其国内经济运行有多大影响。所以，美国的“撒钱”举措没有带来明显的对风险因素上升的担心，但是其国内受到了好处，老百姓当然会得到消费能力的提高。

这个模式如果套用到中国，按照不少人建议的简化为“按每个人头发一份钱”来考虑，可简单算一下账：一个人发一千元全中国需发约1.43 万亿元。在中国国情下，这是面对全局统筹必须考虑的制约。由此要画一条线，人均可支配收入什么水平以下的人，可以得到补助，即有所区别之后，对低收入者发钱——美国实际上正是这种模式，只不过其“低收入者界线”划在大体中位的量值上，可使约一半国民被覆盖。那么在中国特定国情、民情的约束条件下，需要考虑选择标准。有技术性计算问题。

综合考虑，政府的资助如何安排可使更多的人形成消费能力？我认为，首先还是看能不能发放配给券——不当现金使用，但是可在政府指定的有资质的商业网点去领购基本的食品或者扩大到一些基本生活用品，这样副作用更小。但是要严格监管，当然也要警惕：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国有这种券式票证，一定会出现一个“黄牛市场”（形成收购券证后的倒卖交易）。要有严格的管理措施。

关于消费和投资四个层次的基本认识

在“跳出消费看消费”的开阔视野与系统集成思维框架下，以及加上“问题导向”下的可行性考虑等维度的综合性认识之下，应将其规划为一个系统工程：从消费能力形成的源头活水——以有效投资形成就业和较稳定收入预期开始，联结“社会政策托底”“社保体系完善”以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制度与政策配套，再匹配户籍制度改革、消费信贷    和保险供给、消费券的因时因地制宜使用和阶段性“以旧换新”引导激励措施等。这一系统工程，在政策与改革的形式上，形成“组合拳”式解决方案。因此，需避免忽视其中任何应选“组合部分”的认识，突出重点与主线，统筹兼顾，协调好制度机制创新和政策体系优化，以及组织、管理、实施工作中“各个局部纳入全局”的系统集成操作。

与这个系统工程相关，要从大力提振消费的视角，进一步引申与有效投资相关的认识。毋庸讳言，关于我国现阶段投资的潜力空间和“有效性”的问题，在学界、实务部门、地方政府层面，都存在明显不同的认识。我认为，经常听到“我国投资已近饱和 ”“地方政府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这类看法，是陷入了明显的认识误区。而一味抨击“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已大为超前”“政府投资必定低效”等一些见解，也有其表面化、片面性的须商榷之处。澄清这些相关认识，不仅与追求消费提振有不解之缘，更与全面扩大内需、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大政方针的贯彻有紧密联系。在此简要讨论如下四个层次的基本认识：

1. 我国超常规扩张性政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双松搭配”）助力扩大内需阶段，正是政府牵头以“两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投资实施扩大内需而提升经济景气，同时增加就业、提振消费、优化结构、增强发展后劲的宝贵机遇期。能够安排启动上马的有效投资项目仍有空间，比如，地方政府辖区从各中心城市开始，将过去想建而为天文数字资金需要所限不能大张旗鼓地展开具体项目建设可能性的海绵城市建设（在近年各地雨季洪涝灾害事件冲击下已更显紧迫），海绵城市建设必然在物理空间内要求规划先行、多规合一施工的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还有把地铁和轻轨通盘设计施工的密度、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网建设，以及相关水系治理（城外对接基本农田灌溉体系优化，城内对接园 林景观、生态保护与城市美化等），以及这些项目衍生出的多种应配套的公共设施，等等。至于各中心区域急需增建的停车场与停车位、充电桩系统和大量待展开的“老旧小区改造”等，又可以形成一份可选项目清单。过去政府牵头做这些投资，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当下在超常规发力扩大内需阶段，以地方专项债（还本付息顶格安排可长达 30 年）、特别国债（还本付息为期 30年）以及超长期特别国债（还本付息为期 50 年）筹集资金，可以大办而特办。我国社会中需配套的各种相关供给要素（钢材、水泥、设备、劳动力、技术力量、管理力量等），以通盘规划加可用资金投入项目建设，此其时矣！

   第二，在政府规划下，政府牵头、发力启动和 推进的“两重”及其配套建设项目的有效性，首先表现为在经济低迷期，以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建设扩大内需，将立即产生为数可观的就业岗位，以及原材料和设备等投入品的订单，在近期，这正是在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在中长期，这又正是生成优化结构、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后劲、增强国家减灾防灾安全保障等一系列正面效应。

   第三，上述政府推动的以基础设施、公共工程为主的投资之有效性，还将紧密联系虽准确量化很难（属于世界性难题）、但确实存在一种值得看重的“正的外部性”（正面效应外溢，属于“准公共产品”的特定属性），可称其为“国民经济综合绩效”。比如“要想富，先修路”（体现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应下“先手棋 ”“适当超前”的规律性）的安排，可拉动未来长时期内欠发达地区得以更好地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促进“共同富裕”和国家长治久安，如青藏铁路这样的 建设项目，虽其直接成本—效益分析的财务表现不符合微观常规标准，但从超越微观直接经济效益眼界的宏观的、社会的、政治的、国家战略的层次上看，却有不可忽视、必须充分肯定的综合绩效。

   第四，政府投资的有效性，面临关于项目建设一系列现实影响因素的挑战。为尽可能提高其综合绩效，必须从政策大方向、政策力度、项目群顶层规划与资金配置和可行性方案研究、项目的具体资金管理和建设质量管理，以及项目竣工使用后的运营保养维护等多层次、多环节，尽可能实现合理化而避免失误，减少瑕疵。

    现实生活中，政府有可能发生无效投资。对可能发生的种种“无效”之成因，要有针对性地形成防范与化解方案，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常 抓不懈、及时纠偏 。但是，政府投资可能出现的失误、偏差、瑕疵及副作用等，不能成为完全否定政府投资必要性及其有效性的理由。有实质意义的作为，就在于通过现代治理、科学管理、创新发展，在 政府投资领域兴利除弊、努力防患未然，追求尽可能高水平的综合绩效，而这也正是“提高投资效益”与“大力提振消费”有机联系的体现，以及相关优化配套机制的应有取向。

   （编辑  季节）

我国国内大循环不畅的主要问题

我国内循环不畅的根本问题在于供需结构不平衡，并表现为产品供给质量不优、消费能力提升不足、消费需求有待激发、市场效率不足等。

（一）供给质量有待提升。

我国产业链供给端的产品存在明显质量不足，对中高端消费需求的供给存在一定空白。当前国内消费市场对高品质商品的需求逐渐觉醒，且很多领域需求不断扩大，但国内有效供应并不充足。2024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产品质量不合格率约为6.1%，这一比率乘以我国庞大的制造业总量，绝对值非常可观，不利于我国自有品牌知名度提升。艾瑞咨询最新发布的《2025年奢侈品行业网络营销监测报告》预计，到2030年我国奢侈品消费将占据全球市场25%的份额，而这部分商品的供应，多依靠国外品牌满足。

（二）供给过剩依然突出

我国产业链在供给端长期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大量社会财富投入到标准化、技术含量低的生产中，商品多样化长期拓展供应不足，真正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传统产品大量滞销。目前过度投资和出口需求萎缩。我国长期以投资驱动为主的经济，导致较为顽固的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重，且近几年有所强化。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21年以来，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呈明显下降趋势。2021年一季度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7.2%，2025年一季度这一比率则降为74.2%，降幅约达3%。特别是由于政策性驱动，2025年一季度工业生产能力持续增加，导致大多数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出现更为明显的下滑，且普遍低于疫情前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当前美国78.4%和德国81%的水平。同时，我国出口需求增速下滑、外贸依存度同时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从2006年67%的历史最高点，降至2023年的38%左右，出口需求大幅萎缩。

我国制造业作为供应链体系的核心支撑领域，目前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我国制造业对GDP增长贡献率为50%，此后十几年波动式下降，到2023年这一比率降为33.9%。

（三）消费需求有待激发

从需求结构来看，我国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暂无更大拓展空间。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包括个人及家庭消费支出）以及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社会消费支出），均未能显示出强劲动力。我国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但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根据世行最新统计数据，2012到2024年间，我国个人和家庭消费占GDP比重基本保持在38%左右，而2024年全球平均水平为56%左右，日本和欧盟均在50%以上，美国则高达68%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及社会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除个别年份波动较大外，基本在40%～60%区间波动；2024年为45.37%、2025年1季度为51.7%。按照国际经验，当一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后，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一般会达到70%以上。

（四）供需市场出清不足

从市场供需现状来看，我国市场供给与消费增长仍存在较大差距，供需市场出清不足，流通效率有待提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及政府公开数据，2012年至今，我国商品零售额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从2012年的14.3%降为2024年的3.5%。同时，我国工业增长率从2012年的0.7%，波动增长为2024年的5.8%。2017年以来，工业增长率总体上高于零售额增长率，说明我国社会消费需求增速持续低于供给增速。此外，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2年6月至今，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多数处于50%以下， PMI的分类指标中， 2025年年初的产成品库存指数为46.5%，经历微弱上升波动后，在5月又回落到46.5%，说明我国经济仍呈收缩态势，市场出清压力始终未得到缓解。

我国畅通循环的对策建议

借鉴国际经验，我国畅通国内大循环可从促进消费入手，从确保消费能力、提高消费效力、强化消费质量、提升精准消费、扩大消费空间、活跃消费市场入手。

1.持续增加居民转移性收入，提升消费能力。

多渠道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保障基本消费能力。当前国内消费市场仍有拓展空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可明显促进消费增长。应努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特别是增加居民的转移性收入。通过发放消费券和现金补贴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低收入居民消费弹性对收入增加敏感度最高，可直接向低收入家庭发放消费券，发挥其乘数效应，稳定基本消费需求。持续推动以旧换新消费，适度扩大消费范围，如考虑汽车以旧换新从乘用车拓展到商用车等。

2.不断创新供给方式，提升消费效力

持续推动定制化供给模式，激发潜在消费能力。创新产品供给模式，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供给选择。通过采集消费者的消费喜好、消费目的、消费所要实现的功能等信息，形成精准的供给方案，并采用定制化方式，为消费者生产个性化、差别化的商品。创新服务消费提供方式，针对健康、养老、托幼等特定人群，打造专门消费场景，提供个性化、定制化、多样化的服务，形成基于场景的新型消费供给。

3.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提升消费质量。

推动外贸商品国内推广，稳定制造业高质量供给的基础。加强营销渠道开放拓展，发挥好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消博会等展会作用，促进我国外贸商品在国内市场的供采对接，持续完善外贸商品国内营销网络、稳定外贸制造业体系。持续实施外贸商品质量展示行动，鼓励外贸代工企业与国内品牌商合作，并支持外贸代工企业培育自主品牌。鼓励国内电商平台，与跨境电商、海外仓加强合作，给予外贸企业更多国内渠道和市场支持等。

加快探索内外贸“同线同标同质”，提升中小企业供给质量。着力推动内外贸标准、检验认证及监管体系的有机衔接，特别是针对欧标、美标等传统海外市场的质量要求、检验标准、产品规格等，制定涵盖生产工艺、质量管控、检测认证等方面一致化的对照指南，填补内外贸标准差异空白，促进企业（尤其中小型企业）实现生产流程、市场采买等方面内外贸同线同标同质，提升高质量供给能力。

4.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强化精准消费。

持续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加快消除“地区封锁”“行政分割”“行政垄断”导致的国内市场分割的弊端，除了自贸区、自贸港等特殊经济区外，统一市场准入标准，实现全国各地“一张清单”，并推动税收等一般性经济政策全国统一。在产业政策方面，必要的补贴要提高透明度，确保公平竞争。持续推进规范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改革，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造假、欺诈等行为，维护公平市场秩序。

5.探索大流通模式，扩大消费空间。

探索“大型电商平台+大型线下商业体”模式，带动线上线下大流通体系建设。鼓励大型电商流通平台，探索发展兼具“线上线下”业务的流通体系，带动实体商业转型发展。推动京东、淘宝等大型电商平台领军企业，结合对线下商品展示及体验等方面的需求，试点“线上电商平台+线下大型商业体”共建模式，将线上购物与线下体验结合在一起，带动中小型流通企业植入内容丰富的产品，并推动特色突出的中高端商品日常展销，并促进相关商品有效消费的提升。

6.鼓励中小商贸主体发展，活跃消费市场。

拓展中小商贸企业发展空间，持续提升消费市场活跃度。持续搭建商贸集群发展平台，构建特色经济街区建设，以租金补贴或减免，吸引中小商贸企业集聚经营。加大街区业态完善调整力度，鼓励大量餐饮、娱乐型商贸企业在街区内开店经营。提供智慧营销公共平台服务，支持商贸集聚区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推动中小商贸流通企业利用互联网扩大商品销售。

（编辑  尚鸣）

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时，发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即在中亚地区创新区域合作模式，加强与欧亚国家的合作，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东南亚地区加强同东盟国家的海上合作，用好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10多年来，中国联手共建国家，“创造性地传承弘扬古丝绸之路这一人类历史文明发展成果，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人文内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践平台。”本文通过梳理三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果及其影响，展望中国紧跟人类发展大势，顺应时代变革大潮，推动互联互通，引领文明互鉴的路径和前景。

第一届峰会：彰显中国在国际上不断增强的感召力、动员力和协调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的孤立主义、保守主义和排外风潮逆势来袭，世界经济进程出现合作意愿下降、贸易壁垒增多、增长动力不足、全球治理混乱等问题。周边地区和整个“全球南方”，对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翘首以待，希望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为世界经济复苏开辟新的局面。

201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明确提出：“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从这时起，共建“一带一路”成了中华民族与外部世界互利发展、联动发展、融合发展、共赢发展的历史性选择。

2015年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白皮书，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环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明确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任务，描绘了建设中国—蒙古—俄罗斯 、中国—巴基斯坦、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孟加拉国—中国—印度—缅甸、新亚欧大陆桥六大“经济走廊”的愿景目标。

为全面落实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决策，中国政府成立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领导机构和协调机制，制订了一系列文件。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务实举措不断出台。2016年2月，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要求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中国制造、中国装备、中国标准加速走出国门，产能转移与产业合作纳入“一带一路”共建进程。2017年5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颁布实施。

与此同时，有关“一带一路”的诠释与解读，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最重要内容之一。2016年11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将“一带一路”倡议写入大会决议。2017年3月，安理会通过决议，呼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等纷纷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17年5月，中国成功举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有29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另有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代表参加，总共1600多人，其中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等国际要人。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的特使或代表也应邀到会。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指出，中国倡导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就是要弘扬两千年来历史积淀的丝路精神，而丝路精神最宝贵的核心价值就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他把共建“一带一路”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的初步成果，概括为“政策沟通不断深化”“设施联通不断加强”“贸易畅通不断提升”“资金融通不断扩大”“民心相通不断促进”五个方面。

在中国和与会各方共同努力下，此次峰会形成5大类、76大项、270余项具体合作成果。峰会联合公报反映了国际社会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寻求建立开放的和多边的贸易体制的意愿和决心。中国联手国际社会，以大投入和大手笔书写命运与共大文章，得到广泛赞同和支持。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首届峰会期间隆重揭牌。阿拉伯国家联盟外长理事会通过决议，集体表达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政治意愿，都是鲜明例证。

第二届峰会：提出互利合作行稳致远的高标准和新要求

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高度评价共建“一带一路”的初期成果。他指出：“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连同其他一系列重大多边外交举措，使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他重申：中国要“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

2018年，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首次提出了“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构想。这就是：“描绘共建‘一带一路’新蓝图，打造一条跨越太平洋的合作之桥，把中国和拉美两块富饶的土地更加紧密地联通起来，开启中拉关系崭新时代。”当年8月，中国与阿盟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主席在开幕致辞中提出了中阿双方“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一带一路’成为中阿关系重要内容”的新理念。根据他所提出的“增进战略互信”“实现复兴梦想”“实现互利共赢”“促进包容合作”四项原则，发表了《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行动宣言》，中阿合作迈上新台阶。

当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 周年座谈会。他站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论述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他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他要求“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交流互鉴，同沿线国家谋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推动各国加强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出成果”。同时期，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物贸易额已逾5万亿美元，直接投资超过600亿美元，为参与共建的国家创造了20多万个就业岗位。共建“一带一路”的巨大成功，大幅度提升了中国自身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中国进一步成长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截至2019年3月，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总数已达150多个。中方提出的“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架构基本成型。许多涉及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的合作项目，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为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可持续发展，中方又出台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和《“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等文件，构建了“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和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启动了“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实施了“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连续在上海举办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进口商品博览会。

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峰会包括开幕式、圆桌峰会和高级别会议三大部分。另有企业家大会和10多个分论坛。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成为本届峰会主题。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提出的“三个顺应”，即“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顺应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愿望”，为峰会圆满成功提供了政治引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多边主义；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成为“一带一路”合作行稳致远的行动指南。

面向未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聚焦重点，深耕细作，共同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的新思路。与会各方就推进互联互通、加强政策对接、推动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达成新共识。峰会最终形成283项务实成果，签署640多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从“大写意”迈向“工笔画”的进程中，这次峰会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本届高峰论坛发表联合公报，突出地表达了与会各方的新认知和新理念：共建“一带一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之路，建设可持续、抗风险、价格合理、包容可及的基础设施，同时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实施更多民生项目，最终目标是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峰会对外传递的重要信号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好伙伴越来越多，合作质量越来越高，发展前景越来越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

这一年，配合第二届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方与有关国家、国际组织及工商学界代表联袂发出《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呼吁各方携手共商、共建、共享的廉洁丝绸之路。基于这一倡议，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中国企业，努力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和国际合作通行原则，自觉坚持合规守法经营，不断提升风险防范能力，积极打造良心工程、干净工程、精品工程。

第三届峰会：再现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崇高意志和信心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各国的正常交往与联系被打乱。再加上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变本加厉，“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遭遇始料未及的困难和挑战。一方面，“全球南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性持续高涨，互利合作领域愈加宽广；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疑惧增大，舆论围攻和外交干扰明显加剧。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布：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2020年春，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吹响中国广泛参与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进军号。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签署了《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详解备忘录》，与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卫生合作协议，发起和参与了中国—非洲国家等9个国际和区域卫生合作机制。在坚持向非洲50多国派遣医疗队、坚持在周边地区开展跨境医疗合作的同时，中方为共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卫生领域专业人才，与14个共建国家签署了传统医药合作文件。

在绿色低碳环保领域，中国与共建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先后发布《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和《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意见》两份文件。中国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署了《关于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2017-2022）》，与3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了环保合作协议，与31个国家共同发起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与40多个国家的150多个合作伙伴建立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与32个国家建立了“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

在“数字丝绸之路”领域，中国积极推动数字领域标准联通和区域性数字政策协调，与共建国家携手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截至2022年底，中国与17个国家签署了“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30个国家签署了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与1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关于加强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总之，在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数字交通走廊建设、构建跨境光缆系统、实现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建设“网上丝绸之路”和“数据丝路地球大数据平台”、建设空间信息走廊和连接亚非欧美的卫星电信港等方面，共建活动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在共建“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廉洁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等新领域国际合作展现广阔前景之际，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9月召开的第七十六届联大上，提出了以“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为核心内容的全球发展倡议，主张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2022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他提出了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安全倡议，深刻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的全球安全观。2023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他提出了以“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基本内容的全球文明倡议。 这“三大倡议”以中国特有的发展观、安全观与文明观，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更高水平上持续推进注入了新动能。

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仍在持续，但是中国与共建国家的货物贸易额达到13.8万亿元，同比增长19.4%。中方对共建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1410.5亿元，同比增长7.7%。与相关国家签署的多领域投资合作备忘录达31份，另外新建了12个贸易投资和服务贸易合作机制。截至2023年6月，中国与65个国家和国际区域组织签署了107份标准化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标准化信息平台运行良好，标准化概况信息覆盖149国。中国还与一些国家开展了跨境会计审计监管合作。

2023年10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除元首峰会外，此届论坛还包括深化互联互通、共建绿色丝路、发展数字经济三个高级别论坛和贸易畅通、海洋经济、廉洁丝路、智库合作、民心相通及地方合作六个专题论坛。另有一场企业家大会。来自140多个国家、4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总共上万人参与了此次盛会。

在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中方继续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其中包括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继续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立高峰论坛秘书处等，再次展示了中方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进行到底的意志和决心。峰会发布了《“一带一路”廉洁建设成效与展望》《“一带一路”廉洁建设高级原则》《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文件，形成了458项合作成果。各方共同确认，“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期待加强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加速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更大贡献，共同开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

峰会闭幕后，中方发布了未来10年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白皮书。根据新的规划，更高水平、更高标准、更高质量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依然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实践绿色发展新理念、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打造科技创新新高地、拓展国际卫生合作，则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新领域。

2023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落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作为2024年的重要任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10个主要方面之一。2024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加强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能源、税收、金融、减灾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完善陆海天网一体化布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

当前，变革与动荡相互交织的世界大变局还在向纵深发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挑战和机遇仍同时并存。今年7月15日，巴西一家网站发文指出，由于中国和拉美国家共同努力，“拉美踏上充满希望的‘数字丝路’”。7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研究报告称，“今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参与国的企业投资与建设合同金额创下历史新高”。这些都说明，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不同国家互利合作的新范式、不同发展理念相互对接的新路径、人类文明互学互鉴的新通道，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将激流勇进，走向更加广阔的美好未来。

（编辑  季节）

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商贸物流业在规模、形态、流通区域格局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以电商、新零售等为代表的新业态不断涌现，推动传统商业贸易调整转型，线上线下结合，以物流为载体把生产、交易、消费联结起来，极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商贸物流跨越式发展

IT革命推动传统商贸转型

传统商业贸易也就是从批发商、中间商或制造商购买商品、实体店销售的商业形态，其坐等顾客上门的经营方式，存在着信息不畅和运行效率不高等问题。

图1 2012-2021年中国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额（万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www.stats.gov.cn）

随着ICT革命的兴起，借助互联网开展线上商贸和零售业务迅速发展，传统商业贸易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见图2），各大城市的老牌百货大楼经营额下降乃至歇业倒闭，传统老字号举步维艰，个体零售店惨淡经营。由此在传统商贸领域掀起了一个业态转型创新的浪潮。

图2 2012-2021年零售业法人企业个数及连锁零售企业门店总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一是传统商贸企业将线下业务逐步延伸到线上。2013年苏宁开始进行线下-线上业务的融合与价格一体化，拉开了O2O快速发展的序幕。传统商贸企业首先利用线上平台进行单向的促销与团购，之后利用不断完善的IT技术，把商品展示、下单、支付等流程提升到场景之中，实现线上与用户之间的融合，打造成服务型电商模式，比如滴滴、上门送餐、上门海鲜等。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传统商贸企业受严重冲击，促使其加快转型步伐。百货企业积极拥抱社交电商和直播带货，利用各类平台搭建私域流量，推进实体商贸线上业务的开发，以及向垂直细分或横向细分方向发展。

二是传统商贸联手电商平台，将电商平台作为业务转型的“互联网+”平台。2015年之前，服务、餐饮、家电、时装等传统商贸行业都开始与淘宝、京东商城等电商巨头进行业务合作，2015年开始通过入股加强合作关系，传统商贸得以利用电商平台积累的巨量数据对不同消费者群体进行深入分析，提高销售准确度。商贸企业进一步倒逼供应商由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向定制化、个性化转换，B2C模式走向C2B模式。

空前活跃的新业态

（一）电子商务（电商）。

互联网的广泛使用，推动纯线上模式的电商平台迅速崛起。电商支持消费者网上购物、商户间网上交易以及在线电子支付。电商使消费者不用离开家或办公场所就能在更大的范围内购物，从而缩短了购物时间、减少了流通环节。

这一商贸新业态一推出，就赢得了大量客户（尤其是中青年）。自2014年起，借助电商平台购物的消费者群体迅速增加，2021年已超过8.12亿户，成为驱动中国商贸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电商行业的崛起，涌现造就了淘宝、京东商城等一大批知名电商平台。1999年，8848和易趣网的成立拉开了中国C2C的序幕。2003年京东关闭实体店转营线上商城（后更名为京东商城），阿里巴巴推出淘宝商城（后来的天猫）。它们借助每年的“双十一”等促销活动，引客量从千万发展到千亿。在激烈竞争中，一批电商平台逐渐退出市场。

随着人民收入的增加，消费需求更重视商品品质，顺应这一变化，电子商务逐步由B2C向O2O转型，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

餐饮、出租车等服务业也纷纷采取O2O模式，如“饿了么”、美团、滴滴等，电子商务几乎覆盖到所有的商贸服务业领域。

2015年以来，电商逐步由O2O向P2C转型和发展，把人们日常生活所需服务信息，如房产、餐饮、交友、家政服务、文化艺术教育、票务、健康、医疗、保健等聚合在平台上，实现服务业的电子商务化。

电商服务区域的拓展：如苏宁等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加快在农村的布局，有力促进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事业。

电商网络范畴的扩大：利用社交网站、微信、微博、SNS、网络媒介、社交媒介等的传播途径，以及社交电商（社会化电子商务）通过网红带货、用户自生内容等方式，辅助商品的销售。

由于社交电商进入门槛低，既促成了拼多多、云集、蘑菇街、快手等大型社交电商的兴起，也引致暴力刷屏、假货泛滥、洗脑传销、质量安全等不良行为的出现。为此，2021年2月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发布《社交电商企业经营服务规范》，以整顿和规范社交电商的带货等行为。

电商发展瓶颈凸显，纯电商面临消失。电商崛起之初因导客速度快的优势，网上销售迅速上升。但电商与传统商贸相比，一个明显的缺点是消费者无法对物品现场体验。又因电商素质参差不齐，减弱了快捷便宜的优势，网上销售额增速逐步趋缓。

故此，2015年马云等人提出“新零售、新制造、新技术、新能源、新金融”概念。此后纯电商模式逐步向新零售转换。

（二）新零售。

新零售是在数据驱动的基础上，以客户为核心，重新组建企业的供应链和管理结构，利用大数据和互联网实现对人、物、场等要素进行重构而形成的一个新商业业态。

新零售凭借供应链效率的提升、渠道的下沉和优化、消费者购买体验的优化、场景延伸到“最后一公里”配送、线上预约门店自提等四种模式，实现线上与线下资源的有效融合，形成新的商业贸易形态。

一是电商平台利用技术优势，与传统商贸实体店、知名品牌企业合作，把它们的线下资源导入线上平台，形成新的零售系统。如阿里巴巴旗下有天猫、银泰、饿了么、口碑、菜鸟等系统，以数据为媒介实现供给、销售、消费的链接。比如天猫商城上线的“天字号”计划，吸引了大量“老字号”入驻，帮助他们对不同人群的需求偏好进行个性化改造，促进其业务发展。北冰洋（北京）饮料食品接受商城建议将瓶装改为PVC包装，上线后销量直线上升。

二是电商创设新零售平台。比如阿里巴巴创建的“盒马鲜生”，其营运综合了线下数据收集、场景改造、渠道打通、体验店的广泛创立等；虽争议不断但业务快速拓展，2021年覆盖了全国一、二线城市，门店突破300家。它的优势在于：运用IT技术，实现“人、货、场”要素优化匹配，从供应链、仓储到配送，构建起完整的物流体系。

人：借助现场体验，增强消费者对商品品质的信赖，通过创建APP与线下门店的推广迅速扩大客户群；订单不设配送起订金额、增加消费者的使用频率和好感。

物：以优质低价吸引顾客，以关联销售等拉动客单溢价，统一采购降成本并提升商品周转率，按不同地区或季节特点定制商品，采用当天直供确保新鲜，根据小家庭趋势缩小规格按份售卖实现标准化。

场：专人编辑购物体验在线上分享，对不同商品制作视频指导消费，3公里内半小时内送达；实体店与仓库一体化以降低每单配送变动成本，退换货灵活并直接上门取换货，针对不同人群、不同区域的促销方式，大数据分析以促进搭配销售等。

这一榜样促进了传统商贸与电商的合作，吸引更多电商平台筹建线下实体店。

三是原有电商平台通过投资商贸实体店、品牌店，开展新零售。如京东2017年收购英国的时尚购物平台Farfetch的股权（该平台有700个全球知名品牌），开展奢侈品领域的合作，吸引高品质消费群体。阿里巴巴更强调利用海外参股构建全球物流体系。

面对新零售给国内商贸行业带来的机遇，2021年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鼓励商贸流通业态与模式创新，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跨界融合，线上线下全渠道满足消费需求”。

随着以物流为载体、打造线上线下资源融合的新零售商业模式的兴起，通过盘活存量与优化增量，业态雷同、市场饱和度较高的购物中心、百货商店等逐步退出各城市核心商业圈，具备条件的商贸行业由传统的销售场所向社交体验、家庭消费、时尚消费、文化休闲消费中心等转变，在各城市形成了新的商贸生活圈。

商贸实力稳步增强

（一）商贸实力快速提升。

传统商贸持续的业态创新，与电商、新零售等共同推动了中国商贸行业的快速发展。

一是批发零售商品销售总额持续上升，批发零售商品10年间增长了一倍以上，中国商贸市场规模为全球第一。虽然传统商贸企业在电商等冲击下艰难运行，但大电商加快了在新零售实体店的布局，使得批发零售企业呈持续增加趋势。

近年来中国出现一批实力强劲的贸易公司。2021年全球前10名的贸易公司中，有4家是中国企业：中国中化集团（4）、中粮集团（5）、物产中大集团（9）和厦门建发集团（10）。不过，中国商贸行业还是以中小零售企业为主，大型和连锁企业占比不高。

二是国内物流行业实力大幅提升，尽管比国际大型物流公司还有较大差距。中国的快递物流业起步较晚，据中物联发布的2021年度中国物流企业50强数据，其中23家企业营收已超过100亿元，其中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厦门象屿、顺丰控股的营业收入已超千亿。排名前10的物流企业收入累计达到9733亿元，占全国总物流业务收入的71.63%，具有较高的集中度。

2021年中国物流企业进入全球最有价值的物流品牌榜前10名的，只有顺丰和中国邮政两家，分别排在第8和第9位。

表1 2021年全球最有价值的物流品牌榜前10家

资料来源：系根据公开资料整理所得。

（二）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增强。

2012年以来的1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6.5%，10年间GDP增长了一倍多（52万亿元-114万亿元）；人均GDP从2012年6100美元上升到2021年的1.26万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GDP总量的比例保持在39%左右。

图3 2012-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变化（万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stats.gov.cn）

伴随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升，人们对消费品的追求，从更重视价格转向兼顾品质和性价比。这就促成大型电商平台加快与国际著名品牌公司和国内厂商合作，以顺应人们消费结构的转变，提升了消费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图4 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系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stats.gov.cn）上的公开资料整理所得

2016年以来，除2020年因疫情导致消费对经济贡献率降低（46.3%）外，其他年份都保持在60%以上。在消费部分的贡献构成中，商贸行业的占比在2/3以上，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压舱石。

近年来，线上购物越来越成为人民日常购物的主要方式，电商等商贸业态成为批发零售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网络消费，有效衔接了电商扶贫和乡村振兴，推进了国内大循环提质增效。

（三）商贸发展渐趋规范。

电商的起步阶段，在带动商贸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大量销售假货、欺诈、网上传销等问题，造成许多负面影响。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鼓励和引导“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创新”，同时对模式创新中暴露出的问题，颁布了一系列规范治理的措施，以保障消费者权益、维护守法经营者的权利。

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首次明确了电商的概念、电商经营者的范围、承担的法律责任、促进发展的措施、争议解决等问题，以国家行业大法的形式规范电商行业，促进电商业态的健康、安全、平稳发展。

表2 2015-2021年电商等发展的相关政策

资料来源：系根据公开资料整理所得

商贸物流服务业的创新

互联网的崛起，同时也推动了物流业的创新。2021年“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物流体系”，助推中国由“物流大国”走向“物流强国”。

供应链物流

传统物流行业是B2B模式，生产商-销售商各自独立完成相应的物流渠道服务。

自电商兴起，面对货物种类多、订单数量大、包裹规模小、拣选难度大、客户端运送分散等情况，传统的整车或零担运输模式已无法适应，现代物流应运而生，也就是利用IT技术延伸到物流的前后两端。供应链物流，就是在融合前后两端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新业态。

供应链物流是以物流活动为中心，协调供应领域的生产和进货计划、销售领域的客户服务和订货处理业务、金融领域的资金融通、财务领域的库存控制等全产业链活动。

2014年以来，我国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推进供应链物流全方位、全渠道发展。

2014年，国务院颁布《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年）。

2020年5月，国务院批转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的实施意见》。

2020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4部门制定《推动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从企业主体、设施设备、业务流程、标准规范、信息资源等五个方面推进“深度融合”。

2021年全国人大通过《“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愿景目标纲要》，专列“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一节，要求“构建基于5G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深入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培育众包设计、智慧物流、新零售等新增长点”。

在政策的推动下，物流业加强了整合，形成顺丰等大型综合型物流公司。快递行业要求标准化、规模化程度很高，行业集中度提升是必然趋势。供应链物流加强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而且与区域发展高度融合，形成一个全方位、全产业链相互融合的现代物流体系。

智慧物流

自2009年IBM提出通过感应器、RFID标签、制动器、GPS和其他设备及系统生成实时信息的“智慧供应链”概念之后，智慧物流由此衍生，并为人们所接受。智慧物流更强调将物联网、传感网与现有的互联网融合，以精细、动态、科学管理的方式，实现物流的自动化、可视化、可控化、智能化、网络化，进而实现对资源的更有效利用，满足消费者的全新体验效果。

新零售的兴起、给物流行业带来了巨大挑战。盒马鲜生、京东、苏宁云商等新零售都规定了配送时间，给物流业带来如何覆盖配送成本、准确配送时间的严格要求。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定制化、小众化、迅捷化及其扁平化商业体系和海量订单，需要更为强大的储运能力、更优化的调配协同能力和强大的数据收集分析能力。

智慧物流通过IT技术驱动物流科技应用场景的落地，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需求。在物流配送线路、消费者的时效节点顺序、不同消费终端对最终单品的加工需求、区域分布以及整个POI的推演下，智能物流体系通过集合某一时段内的订单后，再通过智能调度并匹配给门店终端，以及负责配送的骑手终端，从而保证筛选、串联出最佳的配货批次和流向，进而实现多单配送，达成最优的订单履约成本与消费者的良好体验间的结合。

流通是国民经济的血脉，现代物流则是支撑流通业发展的核心基础。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在智慧物流系统中的应用，实现了物流供应链从上游供应商-下游销售商-消费者之间的全流程信息共享，推动了物流行业的质变。

新型服务业的繁荣

伴随商贸物流新业态的涌现，与此相关的新型服务业也呈现繁荣景象。

（1）自2013年起，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线上零售市场。2015-2021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例从10.7%上升到24.9%；2014-2021年网上零售额年均增速在20%以上，累计增长4.69倍（2.79万亿元-13.09万亿元）。 

网上用户从2016年的4.67亿户，增加到2021年6月的8.12亿户；社交电商上人均网上消费数额，从2016年的863元上升到2021年的3370元，增速远超传统商贸，成为拉动商业贸易的强大驱动力。

（2）新型服务业不断涌现。以IT技术为载体，生产性服务与生活性服务业全方位发展。如计算机和软件服务、移动通信服务、信息咨询服务、健康产业、生态产业、教育培训、会议展览、国际商务、现代物流业等，大大拓展了服务业范畴。此外在IT技术支持下，从传统服务业衍生的服务业新形态如现代金融业、中介服务业等，将生产、分配、消费各环节有机联系，从而提升了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权重。

图5 2012-2021年服务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stats.gov.cn）

商贸物流新态势

商贸物流区域

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在商贸物流新业态的支撑下，区域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推动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一）支持并促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一是推进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2013年，国务院批准在上海成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此后国内其他符合条件的地区也纷纷开展自贸区建设，到2021年，全国各地建立了21个自贸区，实现了对沿海省份的全覆盖，为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商贸物流融合以及与海外的联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颁布多项商贸物流发展的鼓励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多次会议文件都提出，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

2016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推动实体零售创新转型的意见》，提出“支持商业设施富余地区的企业利用资本、品牌和技术优势，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支持商务、供销、邮政、新闻出版等领域龙头企业向农村延伸服务网络，鼓励发展……乡镇商贸中心，统筹城乡商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以城带乡、城乡协同发展。”

快速发展的新零售和智慧物流等新业态，有力推进了全国各个地区间的经济联系。

（二）新零售之都的建设。

随着区域之间营商环境的改进，在各地区的中心城市展开了一场以新零售和智慧物流等为载体的商贸中心之争。在智慧物流等支撑下的新零售，增强了所在城市和地区的经济实力，显著缩小了与领先城市之间的经济差距。

伴随着北上广深杭等城市在新零售之都建设上的激励竞争，西安、武汉、苏州、成都、南京、福州等城市的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有争取建设新零售之都的目标。到2021年，新零售之都的建设，已经由一、二线城市拓展到三、四线城市。

（三）商贸物流与区域发展的融合。

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一个重要动力是借助IT技术赋能的商贸物流，推动国内不同层次之间的区域融合。

一是按照不同城市群的需求特点，推动商贸物流设施网络协调发展，“实现设施共建共享、网络互联互通、行业共管共治。统筹布局物流枢纽节点，优化配置物流资源，加快构建区域分拨、城市配送服务体系，提升城市群、都市圈物流一体化组织服务效能，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

二是联通区域发展战略地域。重点围绕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区域，强化物流布局，构建区域商贸网络，缩小彼此间隔阂。进而推进各区域的发展与振兴。

三是加快完善县乡村商贸物流配送的网络，逐步建立一批县域物流园区、公共配送中心、镇村级配送站和公共服务网点。完善县-乡-村间工业品与农副产品双向交流的商贸服务网。

商贸物流联天下

2012年以来，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有所减弱，但IT技术支持下的商贸业转型升级，为对外贸易增添了动力。2017年起外贸额恢复增长，尽管受到中美贸易战和疫情的冲击，到2021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已突破6万亿美元。 

（1）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沿线各国和地区的认同，中国应沿线国家的需求，推进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物流大通道的联通建设，加强政策、交通、贸易、资金、民心“五通”，逐步形成大的区域合作格局。到2021年，以物流为载体、商贸新业态联通沿线国家地区的网络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2）物流链的全球整合，助推商业贸易在全球各国和地区之间的更快流通。

传统跨国商贸通关较慢，中国商品邮递到俄罗斯、欧洲、美洲平均需要60天。2013年阿里巴巴“速卖通”首次在俄罗斯搞促销活动，一天产生17万个包裹，而俄罗斯邮政系统只能日处理3万个。由此促成中国物流借“互联网+”打通各国物流系统的机遇。

2013年5月，“菜鸟”网络科技公司（阿里持股）以俄罗斯为起点开展对海外物流业的改造。通过数据对接，菜鸟系统为俄罗斯开发了定制化快递面单匹配俄罗斯分拣识别系统，并选择定点航空服务商。由此中俄间的物流配送周期减到15天。

之后，菜鸟系统与西班牙、英国、芬兰、新加坡等国邮政开展合作，加快了相互间数据化处理进程；圆通速递与先达国际物流达成战略收购协议并成立“全球包裹联盟”；UPS与顺丰在香港成立合资公司，等等。中国物流系统借助互联网与全球各国物流对接，极大缩短了中国商品走向全球的速度。

同时，国内物流系统还与海外物流公司合作，或者在海外设立自提点等方式，初步形成了以中国物流系统为核心的全球物流网络的整合，并打造出全新供应链系统，推动了中国与各国商品的双向流通，缩短了各国间商品流通的时间。2020年全球疫情以来，中国物流系统再次以IT技术的发展为先导，加快打造72小时全球物流网。

（3）以物流系统为载体，推动实现线上线下资源优化配置，推动构建联通全球的商贸网络。中国商贸物流企业借助海外仓储物流资产的投入、海外落地服务团队搭建、海外物流服务延伸等方式，逐步形成和完善全球供应链和物流基础网络，实现供应链、物流全球融合创新的发展目标。 

（编辑 碣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