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发展成就，是现代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首次提出：到2001年，我们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本文将用更多的数据进行国际比较，把中国放在当代人类发展的视野来讨论。作为一名中国学者，见证并且总结中国发展的奇迹及动因，是我们这代人必须承担的学术使命。

从“一盘散沙”到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的世界政治大国

从政治的角度看，新中国完成了从“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到国家的高度统一、各民族的空前团结、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同时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的世界政治大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这一天，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的历史，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华民族摆脱了100多年以来受帝国主义侵略、欺负、控制的半殖民地的局面，维护了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从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侵略中国的领土。

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中，首先必须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即必须形成一个中央政府，它有极强的社会整合能力，能够有效地动员和利用全社会资源，在极低的起点，尽快推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一个国家如何能够具备强大的国家能力，特别是落后国家如何发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是二战后纷纷独立的后进国家共同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中国，只有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根本解决中国内部长期分裂、相互争斗的局面，从而实现国家长期的政治稳定、高度统一、各民族一体多元的空前团结。我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一体多元，特别是进入现代国家，这个“一体”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多元”就是由56个民族组成，并且采用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新中国的工业现代化的启动，不能不提的就是1950-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这是我国在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进行的一场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的全面较量。在当时，中央下这样大的决心是十分艰难的，也是伟大的。毛泽东不仅考虑当时中华民族的处境，同时谋划着中华民族的长远与未来。当时有人提出美国人手里有原子弹，毛泽东说“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当然，在这一场战争中，中国和朝鲜在与美国的较量中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是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和平的基础，捍卫了我国的独立安全，树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赢得了长期的和平红利。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1979年和美国正式建交，我国基本上获得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40年没有再发生战争。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和平环境，我们才能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直到今天。一个国家从“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到高度统一、各民族空前团结，这不是所有后发国家都能实现的必要条件，但是我们做到了。 

回望1901年的《辛丑条约》，中国在世界上处于极其悲惨的境地。再看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从这个意义看，中华民族复兴的含义，就是在整个民族多次挨打之后，进行了一次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次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和一次改革（改革开放），成为世界大国。这几个历史发展阶段是紧密衔接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在之前发展基础上的飞跃。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为后来我们打开对外开放的窗口创立了战略机遇期。由此，中国逐渐进入世界舞台中心，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

从世界的“饥荒之国”到世界第一大农业生产国

70年前，美国时任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中预言，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以无法治理国家，只有靠美国人的面包才有出路。毛泽东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批驳了这种历史唯心论。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1]

从1949年的数据，我们就能理解当时中国农业的困难状况。当年中国的粮食和棉花产量分别比历史最高产量下降了24.5%和76%，全国平均每亩粮食单产仅为71公斤，人均占有粮食209公斤，农业总产出比历史最高峰下降了20%，为历史最低点。中国需要解决占全球20%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生产就成为现代化起步的一个重要基础。因此毛泽东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一定会地动山摇。

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之前，中国已经成为粮食净出口国，到60年代以后才变成净进口国，这和“大跃进”失败有一定关系。70年代起，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粮食净出口占国内粮食生产的比重趋于下降，从农村起步的经济改革使最穷的人优先受益，极大地发挥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目前，中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有12种，居第二位的有2种，第三位的有4种。[2]

中国从1949年的起点发展至今，基本依靠自给自足解决了养活自己的问题，这是很不容易的。中国的粮食单产在1961年低于世界水平，而后一路上升，现在已大大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客观地说，中国很大一部分土地的质量并不好，有大量超过25度斜坡甚至更陡的土地开垦为耕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来一步步提高粮食单产。中国的耕地面积在1949-1957年是持续扩大的，在1957年达到高峰，而后就开始下降。从那时起，中国农业产量的提高从两条腿走路即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单产，变成了依靠提高单产一条腿，解决我们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吃饭问题。

表1 中国与世界谷物耕地面积、产量、单产变动趋势（1961年-2016年）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我国在全世界谷物耕地面积的占比在10%～20%，但是我们的谷物产出大体都在20%以上，[3] 我们有效地利用稀缺的耕地资源，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质疑“2030年中国能否养活自己”。我当时写了文章批驳他，告诉他缺少历史知识，他所预测的2030年中国粮食产量相当于中国1973年的产量。在中国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有艾奇逊预言的破产，也有我亲眼见证的布朗预言的破产。

我们从农业增加值的角度来比较中国、美国和OECD三个经济体（当然美国也属于OECD）。图1显示，中国从1997年农业增加值占世界的20%，到2015年达到24%。OECD国家从31.9%下降至大体和我们差不多，但是OECD耕地面积的比例远超过中国，我们是在不利的农业资源条件下取得的农业发展，我们也大大超过美国。[4]

图1 中美OECD与其他国家农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1997-2016，%）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表2 四大经济体农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比重（1997-2016，%）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从四类国家人均谷物的产量（见图2、表3）可以看到，OECD国家不仅耕地面积大，而且单产和农业现代化程度也比较高，始终保持比较高的人均谷物产量；而中国基本处于世界平均水平。通过具体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均谷物产量远高于比我们农业资源更发达的南方国家。很多比我们农业资源条件好得多的国家，比如南非，谷物的单产是很低的。在中国，解决好吃饭问题是一个巨大挑战，70年来我们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我国农业在农业科技等方面的进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图2  中国、OECD、其他国家与世界人均谷物产量（1961-2016年，公斤）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表3 中国、OECD、其他国家与世界人均谷物产量（1961-2016年，公斤）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其他国家指不包括中国的南方国家

从工业落伍国到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大国

发展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必须有一定的资本。从1861年洋务运动到1949年的88年间，中国工业积累的全部固定资产只有100多亿元（1952年价格），当时我们有超过5.4亿人口。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仅是人口多、耕地少，最重要的是底子薄，“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5]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均固定资产只有20多元，工业净产值只有45亿元，人均工业净产值只有8元，占国民收入的12.6%，这就是旧中国留下的极其微薄的工业基础。新中国搞工业化，必须解决建设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国家靠殖民主义、侵略和掠夺，而是靠自己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1949年，毛泽东提了一个“一九开”的说法，把工业的现代化部门、交通运输的现代部门、金融的现代部门、服务业的现代部门加在一起。他在七届二中全会讲到“中国已经有大约10%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中国还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6]，这就是当时的基本国情。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上提出中国工业化的构想：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与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和金融等事业。[7] 到1956年党的八大，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提出这样一个构想：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8]

今天，我们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工业体系。[9]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供的资料，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目前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位，在15个大类中名列前三位，2017年中国有172类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10] 到2018年，我国手机产量达到18亿部，占世界总量的90%，计算机生产量达到3亿台，占世界总量的90%。包括美国人用的计算机、手机，很大部分也是在中国生产的。彩电生产量达到2亿台，占世界生产总量的70%。类似的例子太多了。今天中国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占世界总量比重和在世界上的位次都在不断提高（见表4）。2015年，中国铁矿石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1.6%，煤炭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7.7%，粗钢产量占世界比重为49.5%，只有原油的资源条件较差，占世界比重为4.9%。从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开始向绿色化转型，清洁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持续提高，从2000年9.5%上升至2018年的22.1%，可再生能源（不包括水力发电）占世界总量比重从2000年的1.46%上升至2015年的17.26%，居世界首位。中国需要的不只是工业化，更需要绿色工业化，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巨大挑战，对我们更是巨大机遇。

表4 中国主要资源型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及占世界的比重（1949-2015，%）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按照2010年美元价格计算工业增加值，1997年中国是世界第四大工业生产国，到2011年已经跃居世界第一，2017年中国占世界工业产出的比重为20.8%，2016年相当于美国的1.27倍（见图3、图4）。[11]

图3 五大国工业增加值（1995-20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制造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比重，2000年之前只有5%和6%，2017年已经分别达到24.5%和20.8%（见图4），[12] 还没有达到美国在二战后的最高点，但是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占比已经超过了美国当年的比重。

图4 中国制造业、工业增加值（2011年美元价格）占世界总量比重（2004-2017，%）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中国在2000-2013年期间，制造业增加值保持了16.7%的增速，而美国只有2.0%的增速。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当于美国的赶超系数，从25.0%上升至143.2%（见表5）。制造业的快速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当之无愧的工业大国，进而成为新型工业化大国。2017年，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达到23.8%，也明显高于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比重（13.9%），^[13] 显示了中国在全球高技术产品市场不断增强的国际竞争力。

表5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对美国的赶超（2000-2013）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从基础设施落后国到世界现代化基础设施大国

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就是基础设施现代化。1949年，全国仅有5万公里破破烂烂的公路，没有什么柏油马路，而二次大战时的德国、意大利、美国已经有了高速公路；我国铁路里程为2.18万公里，还不及印度的一半；只有十几架小型飞机，这就是中国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14]

截至2018年年末，我国已基本完成了最大规模的高速铁路网建设（见图5）。这是国家中长期高速铁路网规划到2025年的目标，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提前实现了这些目标。2018年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到了近3万公里，连接80%以上的大城市，基本连接省会城市和其他50万以上人口的大中城市，高铁运营里程居世界第一，占世界总里程的66.3%。这一指标可能是铁路或高速铁路的历史最高纪录，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大、最快的铁路网。

图7  2025年国家中长期高速铁路网规划图

中国的公路网2018年已经达到了486万公里，居世界第二，其中高速公路达14.1万公里，居世界首位，^[15] 2017年占世界总里程（36.5万公里）的35.6%。高速公路的发展，也大大地促进了我国区域一体化进程。1991年我去美国学习，刚下飞机看到纽约肯尼迪机场，让我感觉很震撼，当时北京机场只有T1航站楼。而当时中国的高速公路只有500公里，今天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超过了美国。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要看它的基础设施现代化程度，中国正在构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先进、最高效（例如海关通过时间）的交通基础设施。^[16]

建设长江大桥是当时的一件大事。1956年毛泽东写下这样的诗篇，“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是“一五”计划156个苏联重点援助项目之一，在武汉建一座由苏联设计、施工和监理的长江大桥；1968年我们才有了自己设计和施工的南京长江大桥。今天我们的长江上有多少座桥？根据最新的统计，已建和在建的超过200座，还没有包括江底隧道等。中国南北之间的“天堑变通途”，我们今天已经实现了。

我国目前有多少座公路桥梁？1963年是8.3万座，1978年是12.82万座， 2018年达到83.25万座，中国修建的桥梁达到全世界当年修建桥的60%甚至70%，“要想富先修路”，有了路才能富起来，富起来才可以修更多的路。我们现在又通过“一带一路”让更多国家的人民也像中国人民那样富裕起来。

中国是一个地理不平的国度，地理不平又造成经济发展水平不平。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只有通过基础设施现代化，通过修路修桥实现全国和各地区互联互通，才能重塑中国经济地理。1994年我去贵州，当地最大的问题是“地无三尺平”，除了贵阳到黄果树100多公里的快速公路，既没有公路桥也没有高速公路。但是今天通过基础设施现代化，贵州已经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后来居上。2018年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6453公里，高铁营业里程1127公里。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告诉国人，也可以告诉世界，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是大陆之国，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海洋大国、海运强国。中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已经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其中8个港口进入世界前20强，上海港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洋山港四期7个集装箱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4000万标箱，这是美国全国之总和。2016年开始使用已经超过了3700万箱，还将进一步扩大。第四期是全自动化的无人智能码头，而且还在美国的长滩港口建了一个小规模的智能码头。美国人做不到的我们可以做到。

我们用国际上更专业的指标“班轮运输相关指数”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大国、海运大国。这个指数包含船舶数量、船舶集装箱承载能力、最大船舶规模、服务量、在一国港口部署集装箱船舶的公司数量，共5个指标。计算时取最领先的国家定义为100%，也就是中国2004年的数据，到2018年已经达到了187.8%。同期美国仅提高了13.4个百分点，目前该指数仍滞后于中国2004年的情况(见表6)。这表明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海洋大国，通过“一带”更通过“一路”辐射到全世界七大洲所有的港口，因为海运承担了全国90%以上外贸货物运输量，也占了世界主要港口货物吞吐总量的1/3以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能力、有意愿打造世界最大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世界提供巨大的公共产品，促进各大洲、各国、各地区的互联互通。

表6 班轮运输相关指数国际比较（2004-2018）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在航空运输方面，1975年中国乘坐飞机的只有100万人次，2017年已经达到了5.5亿人次，2018年超过了6亿人次。我国民航客运量相对于世界的比重，从0.23%提高到13.85%，不过相比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中国今后发展民航事业的空间相当之大，作为地级市拥有了机场以后，物流业发展会非常之快。

我国的通信基础设施也实现了快速发展。建国初期，我国通信设备、通信方式和通信手段十分落后，而目前电信业已建成包括光纤、数字微波、卫星、程控交换、移动通信、数据通信等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公用电信网，电话网络规模跃升世界第一，电话、互联网用户数跃居全球之首。目前，我国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信息化社会，是世界最大ICT技术的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2001年时，我们还在思考中国如何应对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成为数字大国。

从“一穷二白”到“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

我们以1952年为基期，按照不变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见表7）进行纵向比较。2018年，我国GDP是1952年的173.5倍，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是1952年的9.46倍；第二产业增加值是1952年的860倍；工业增加值是1952年的972倍；第三产业是1952年的204.3倍；人均GDP是1952年的70.92倍。

1952-2018年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速是8.1%。其中，1952-1978年期间为6.1%。1978年至2018年，GDP年均增速9.4%。以人均GDP来看，1952-2018年的年均增速达到了6.7%，其中1952-1978年期间为4.0%。按照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统计，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速超过3%，就可称之为高增长类型。改革开放之后至今，我国人均GDP增长率更是高达8.4%。^[17]

这些数据都表明，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取得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它最大的受益者是从1949年5.4亿人口变成了今天的14亿人口，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发达国家经过了200多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才发展到今天的水平，OECD国家人口总和是13亿人，比我国少了1亿人。我国后来者居上，为二战之后的发展中国家开辟了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

表7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52-2018）

计算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六十五年》，第681页；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8》，第26-27页。

再看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一是汇率法，按照2010年不变价格的美元来计算（见表8），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60年1.13%提升至2017年的12.69%。^[18] 二是购买力平价，^[19] 按照2011年国际元计算（见表9），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从1990年的3.66%提高到2017年的18.21%，^[20] 尽管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率有所减缓，但这一比重大体是每年增加0.5个百分点左右。这两种计算结果也都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成为提供世界经济增长最大动力的国家。

表8  中国GDP（汇率法，2010年不变价美元）及占世界比重（1960—20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表9  中国GDP（PPP.2011年国际元）及占世界比重（1990-20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从“文盲充斥”“人才匮乏”大国到世界人力资源大国

中国现代化最有意义的还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就是要不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得所有人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1912年到1948年，中国累计大学毕业生只有21万人，[21] 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0年，[22] 大大低于美国8.38年的水平；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累计18.5万人，只占全国5.4亿人的0.034%。文盲充斥、人才匮乏，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一穷二白”的“白”，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23]

今天，中国成人识字率已经超过了96%，15岁以上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0.23年，是1949年10.23倍。2017年，中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生在校生达到了2754万人，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了3700万人。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人力资本的基础。我们估计，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现在已经超过了1.8亿人，我国平均每年进入大学的学生人数约700多万，再加上各类在校生或者非在校的高等教育类型，人数将超过1000万。这样到2020年，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基本上可以达到两亿人。如果有了两亿大专以上人口，那么无论是经济生产力，还是文化生产力、生态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包括国防生产力都将有质的提升。

  从“东亚病夫”到“健康中国”

看人口的健康程度，最重要的指标是人口预期寿命。1949年之前，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35岁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期望寿命（1950年为49岁），更不要说像美国（68岁）、日本（61岁）等国；1950年中国婴儿死亡率为200‰，高于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75‰）；建国初期，全国吸毒者达2000万人左右，占全国总人口的3.7％。新中国成立后几年内，就全部解决了禁毒问题，这就是我们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断地发动卫生革命，尤其是第一次卫生革命，在国家还很穷的时期就有效地控制了传染病。当时毛泽东为江西消灭血吸虫病而欣然写作了一首七律诗《送瘟神》。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将中国列为极低收入或者低收入国家，但198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66.8岁，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61.0岁），这本身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

到2017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6.7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72.2岁），婴儿死亡率降至6.8‰，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2.9‰），已接近美国水平（5.7‰）。中国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2016年召开了全国卫生健康大会，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我国首次提出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显著改善健康公平，明确提出到2030年，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其中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0岁，人均健康预期寿命显著提高。

表10   中国、印度、美国和世界人均预期寿命（1950-2017）

注：中国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6》，第18页；

其他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从世界最大贫穷人口之国到世界最大“全面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什么概念？简要地说，就是上中等收入水平社会。我们通过这些数据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无论是人均收入还是人均GDP，还是城乡恩格尔系数，以及人类发展指数，70年沧桑巨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是世界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1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4元，到2018年城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9251元与14617元，相当于1949年的393倍与332倍。[24]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按汇率法计算，2016年人均GDP约为8123美元，居世界（230个国家或地区）第91位，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比例的79.7%。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上中等收入国家。根据OECD年度报告，一个出生于贫困家庭的人，需要经过四至五代（约150年）才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在中国，仅需要一至两代人就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而且人口规模达到14亿，占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总人口（25.76亿人）比重的53.8%。

建国初，我们估计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70%以上，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80%以上，属于极端贫困类型。到2018年，城市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下降至27.7%，属于富足阶段；农村居民已降至30.1%以下，[25] 即将进入富足阶段。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36.9平方米和46.7平方米。

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从0.225（1950年）的极低水平,提高到1980年的0.456，2017年提高至0.752，进入世界高人类发展组，成为过去40年世界各国中提高幅度最快的国家,1990-2017年平均增长率为1.51%，相当于世界平均增速（为0.73%）的两倍。

再来观察中国和世界减少绝对贫困标准的情况。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国际贫困线标准（每人每日支出不足1.90美元），1981年中国有8.8亿绝对贫困人口，到2013年已经下降至2500万人；而世界上其他国家1981年为10.19亿人，2013年降至7.66亿人，减少了3.6亿人（见表11）。中国减贫对世界贡献率达到了75.5%，这说明中国的成功就是世界的成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成功。

表11 中国与世界减少绝对贫困人口（1981-2013）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贫困线标准为1.90美元：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GAPS?locations=CN

习近平总书记在脱贫方面作出了庄严政治承诺。可以这样讲，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也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敢于作出这样的政治承诺。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全体人口、包括绝对贫困人口彻底脱贫的小康社会。中国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即将告别人类历史中上百年、上千年延续的绝对贫困，这个意义远远超过了中国自身发展的意义。

从科学技术“空白之国”到世界“创新大国”

建国初期，国内仅有30多个专门研究机构，全国科技人员不足5万人，相当于就业总人数的0.028%，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足500人。^[26] 1956年，国家制定了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6-1967），提出要“重点发展、迎头赶上”，迅速壮大我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力求某些重要的、亟需的部门在12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27] 之后又编制过多次科技发展长远规划。

40多年过去了。我们看中国从事研发的人员折合全时人数，2018年已经达到418万人年，相当于美国总数（2014年为135万人年）的3.1倍。我国人口占世界比重已降至19%以下，而2015年我国研发人员数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经达到44.4%。大量的科技人员是我国最宝贵的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

1984年，我国制定了《专利法》。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见图6），1985年，我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数占世界总量比重仅为0.9%，到2017年已经上升至57.6%，相当于美国总数的4.24倍，相当于日本总数的4.79倍，相当于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1.49倍。

           图6 中美日及经合组织居民发明专利申请量（1985-20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IP.PAT.RESD?end=2017&locations=CN-JP-US-OE&start=1985

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知识生产国。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公布的数据，在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方面，我国是第一大国。^[28] 在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等各类知识产权申请量方面，也位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商标。更关键的是高质量的、国际化的数据即专利合作协定（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PCT），2000年至2017年，中国这一指标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8.4%。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WIPO IP Facts and Figures 2018》，2017年中国PCT达到48900件，超过日本（48206件），跃居世界第二位，排在美国（56680件）之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说，中国已经从技术使用者转变为技术生产者。世界技术创新的中心正在从欧美向中日韩等东亚国家转移。

从世界最大的传统农村社会到世界最大的现代城市社会

中国从一个世界最大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世界最大的现代城市社会。1949年，全国仅有城市132个，城市市区人口394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3%。100万人口以上城市仅有10个。[29] 197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国家。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的城镇人口已达到8.3亿人，相当于美国城镇人口数的3.1倍，相当于欧盟城镇人口数的2.1倍，相当于印度城镇人口数的1.84倍（2017年）。[30]中国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人口的进一步扩大，同时也包括两亿多农民工变成市民，使得他们享受到的现代化因素和公共服务因素越来越多。

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2016年，用水普及率为98.4%，燃气普及率为95.8%，城市污水处理率93.44%，这些指标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我国的问题主要还是在农村。[31] 目前中国正在加速城市化战略格局，将环渤海、珠三角、长三角三大城市群逐步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群。

从农村社会到城镇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992年我国农村人口达到最高峰后，开始持续下降，城乡人口比例原来是二八开，现在已经达到并超过了四六开。短短几十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城镇化道路。

1952年，全国城镇就业人数为2486万人，仅占全国总就业人员的12.0%；2017年全国城镇就业人数达到42462万人，相当于1952年的17.1倍，相当于1978年的4.4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91%，占全国总就业人员比重的54.7%。我国城镇规模显著扩大，人口集聚效应更加明显，城市数从1978年末的193个增加至2017年末的667个，其中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从1个提高至16个，300万-500万人口城市数从3个提高至25个，50万-300万人口城市数从60个提高至271个，50万以下人口城市数从129个提高至349个。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力，也是最大的潜力，还有两亿左右的非户籍人口需要成为城镇户籍人口。

从封闭社会到全面开放社会

195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11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为0.9%，只相当于美国的5.5%，相当于德国（西德）的23.4%。1978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211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0.8%，相当于美国的6.4%、德国的8%。^[32] 2017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7.7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15.33万亿元；进口12.46万亿元，我国连续8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我国也将变成世界最大进口国，为世界提供更大的市场。1982年到2017年中国的贸易增长率，无论出口和进口都达到14.2%。同期美国出口增长率是5.9%，进口达到6.7%（见表12）。如何通过进一步对外开放实现出口和进口相对平衡，是下一步的目标。

表12 中国、美国、世界货物进出口（1982-201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世界投资国，2017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48万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尤其是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直接促进了对外投资快速增长，对外承包工程规模迅速扩大，累计签订合同额近2万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34万亿美元。^[33] 这是中国最开放的时代，是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时代，更是中国对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最大的时代。

从封闭落后的文化之国到开放、先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大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已经进入到大发展、大开放、大繁荣的时代。2012年，全国出版图书高达37万种，一年的出版量就大大超过了古代到辛亥革命2000年出版量的总和（20万种）。[34] 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2.15%提高到2017年的4.29%，进入了世界文化产业大国前列。我国公共文化事业迅猛发展，到2017年末，全国广播电视节目综合覆盖城乡14亿人口和3亿多户家庭，[35] 广大人民群众以极低的成本享受各种文化服务和个性消费，进入了历史上中国文化建设的最好时期。在国内，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发扬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也要创作反映时代特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成果。在国际上，坚持“对外开放、以我为主”，积极吸收世界各国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从“一大二弱”之国到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

古代中国曾是世界文明中心之一。到了近代，中国沦为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的落伍者，落后必然挨打。直到新中国成立，现代中国开始崛起，成长为世界政治大国、经济大国。诚如邓小平所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36]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建设飞跃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巨变。到2000年，有两个指标居世界第一位；到2010年，有7项指标居世界第一；到2017年，共有11项指标居世界第一，有5项居世界第二，有1项居世界第三（见表13）。这反映了中国进入21世纪走向世界舞台，到2017年，已经进入世界舞台中心。

表13 中国主要指标位居世界第三、第二、第一的年份

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就是从被挨打、被歧视的世界弱国，[37] 建成世界社会主义大国，进而跃居世界综合国力前列的过程。在近代以来世界性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曾是落伍者，但是后来居上，仅用了70年的时间，就赶上和超过了发达国家200多年达到的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和信息化成就，从“一大二弱”之国到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当然，这个现代化过程还远未结束，按照中央制定的宏伟蓝图，我们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现代化发展之路，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最贫穷、经济最落后的欠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现代化发展转型之路；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继续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创新之路；是由十几亿人民，56个民族，以及港澳台地区，海外侨胞共同推动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是中国走向世界强国的和平发展之路。中国的和平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38] 其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39]

    （编辑  季节）

分析判断经济形势要侧重于“势”

在分析判断“形势”时，很多人讲“形”的多，讲“势”时缺乏基于深刻分析的判断。实际上，“势”是我们力量聚集的方向，也是分析下一步形势发展的方向。《孙子兵法》讲的是“善战者，只求于势”，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如果能察到势，还能驾驭这个势，就能获得胜利。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判断形势。

第一，既要看数字，更要看内涵。现在很多分析中国经济形势的文章，往往引用很多数据，大家也更关注数据。实际上，现在应该更关心数据背后的内涵和实质。

2018年，中国GDP同比增长了6.6%，和以前比有所回落。金融危机以前，中国经济动辄都在10%左右的增长。而最近几年经济增速在6%到7%之间，特别是2019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只有6.4%，比2018年同期下降了0.2个百分点。尽管这个数字在我们的预期范围之内，但大家好像都觉得增长率还是有点低。这个数据所反映的内涵是，我们目前处在一个更高基础、更高体量上的增长，特别是更高质量的增长。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形势，就会比较客观一些。2018年中国GDP总量是13.6万亿美元，新增量为1.36万亿美元，增量约等于2017年澳大利亚全国的经济总量。更为关键的是，我们提出高质量发展之后，整个经济的内涵在发生变化，经济增长具有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含金量。

第二，要看局部，也要看整体。我们现在讲中国特色，一定不要忘了中国是个大国的基本国情，这决定了中国所走的道路不可能和别的国家一样。现在研究发展房地产模式时，一些思路和观点往往是套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情况，比如新加坡、中国香港、瑞典等。中国和它们的情况并不一样，国力也不一样，不能不考虑国情的差异。现在中国有些省份实际上已经和一些中等发达国家的体量差不多了。比如， 2018年广东省GDP总量为9.73万亿元，已经超过西班牙和澳大利亚。广东一省的GDP拿到世界上都可以排到第13位。中国是个典型的大国经济，地区情况不一样，行业情况也不一样，其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局部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大盘总体是稳的。比如我们讲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如果这些地区稳定住了，那么中国经济也基本就稳住了。

    第三，看现状，更要看趋势。目前中国经济的趋势是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增长阶段的转变，这是一个重大判断，就是要以中国的经济符合不符合高质量发展这把尺子来进行判断，而不是只看一个简单的数字。只要方向是明确的，趋势上就是有希望的。以深圳为例，2008年深圳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但是它加快转型，创新驱动增强。2018年深圳的GDP增长了7.6%，在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中增速最快，经济总量突破2.4万亿元，首次超过香港。深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超过了9100亿元，每平方公里税收产出达到4亿元，居全国大中城市之首；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突破了9100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和先进高技术制造业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占比，分别达到72.1%和67.3%。与此同时，有些地方的数字看着很风光，指标也很先进，但如果不重视高质量发展，肯定会在未来的发展中出现矛盾和问题。

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具体分析

第一，总体经济形势是稳定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再看2019年一季度的数据，就会发现这个增长还是比较不错的。GDP同比增速6.4%，符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增长6%-6.5%的目标。后两年只要保持在6.2%左右，就可以完成十八大、十九大提出的战略目标。2019年一季度的调查失业率为5.2%；4月份有所好转，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低于5.5%的预期目标。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8%，4月份这个数字达到2.5%。一季度外汇储备余额保持在3.1万亿美元。总的来看，目前的经济形势还是稳的。

第二，稳的态势在承压，变的因素在增多。

我认为，现在的经济形势更准确的描述，应当是“稳的态势在承压，变的因素在增多”。那么应对的对策，就要更加周全。

今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的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1]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3月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思危方能居安”。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外部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存在下行的压力”，“这其中既有周期因素，但更多的是结构性、体制性的，必须保持定力、增加耐力，勇于攻坚克难”。[2]

国际上看，我们面临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对世界形势做出的重大判定。这既有变，又有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决策，要研究变了什么，机遇在哪里。

首先，中美关系出现了大的变化。特朗普在上台后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美国对中国战略定位的转变，实际上是从2018年的一系列变化而来的。1918年，美国提出了威尔逊主义，除在1929年前后的大萧条时期有一段时间没有采用之外，美国对外战略实际上都是一贯的。明确讲是三个理念：美国责任、自由主义、多边主义。在这些理念的主导下，二战之后形成了现在的联合国，也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是现在美国发生变化了，从“美国责任”变成了“美国优先”，从自由主义转向进攻型的保护主义，从多边主义转向单边主义。实际上，美国这种对外战略的转向也是百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它是国内政治经济结构深刻变化的产物，绝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这种变革不仅是美国自身的变革，这是和中国的崛起相叠加，形成了这种全球治理理念的不同。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18年全球的国内生产总值是84.74万亿美元，总人口接近75亿（74.96亿），全球人均GDP是11305美元。其中美国的GDP是20.49万亿美元，占到全球总量的24.2%，中国已经达到了13.41万亿美元，也就是占全球的15.8%。中美两国已经占到了全球GDP总量的40%。还有欧盟占到18.75%，三者之和基本占到了全球总量的60%。所以，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本身的经济体量，而在于中国的经济体量还要往上走。

    世界上这几百年的变化，欧洲的荷兰、西班牙，这是百万级人口的国家；再后来是英、法，是千万级人口的国家；再后来是美国和日本，它们是上亿人口以上的级别。而中国恰恰是一个超过13亿人口的国家，它的崛起显然和过去这些国家的分量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自然会引起美国的警惕，开始提出“美国优先”的理念。

有些学者说中国的GDP总量差得不远了，但人均还差得很远。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9608美元，这才是我们增长的潜力所在。中国经济要达到全球人均GDP11305美元的水平，需要我们挖掘多大的潜力来发展经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思路一定要清晰。

    现在，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基辛格博士说中美关系“再不会回到从前”，不要认为这只是一句简单的话，这是他的一个战略判断。当然中美之间的博弈不仅限于经贸领域，在政治、军事、外交、科技、人文领域的摩擦必然成为常态化的。中国关键是把自己这篇文章作好，“以内稳来预备外变”。

    美国进攻型的保护主义不可小觑。比如，现在它对我国科技的遏制是轮番登场。美国宣称核心技术是阻止中国崛起的最优堡垒，去年已经把44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控制清单，制裁了中兴、晋华，还在全球范围内打压华为，包括推动出口管制，外资审查等立法改革。美国出台了《国防授权法案》、《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出口管制改革法案》，而且从三位一体的法律制度列举了飞机、计算机、半导体、生物等27个行业的投资前审查要求（CIFIUS）。这是从去年就开始的，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一段时期。

又比如说，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大家知道5G技术实际上是发展物联网的基础，我们从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再到智能化，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代表技术。比如机械化是蒸汽机，自动化应该是数字控制，信息化是计算机和网络，而到了智能化的时代，代表技术很可能就是5G。整个5G技术将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科技，进而改变我们的社会。3G的速率等于4条跑道，4G是40条跑道，5G则相当于400条跑道，时延从300毫秒缩减到1毫秒。这样的速度可以让无人驾驶、远程手术等一系列先进技术都能够更好地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谁占据了5G，谁就占据了信息技术的高峰。看到华为的发展，美国马上联手其他国家启动“五眼联盟”。目前，华为持有36%的5G技术专利，包括高通和英特尔公司在内的美国公司，只有14%的专利。中国的5G基站现在已经有35万个，是美国的2.3倍。而且中国5G技术的价格又远远低于美国，所以特朗普表示“要打一场5G的战争”。

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首先全球经济发展减速，其次，国际规则面临着重构。第三是地缘风险有增无减。

    第二个问题，美方的遏制和打压成为我国最大的外部风险。中美之间不可能再回到那种合作与竞争并存，合作先于竞争的关系。今后中美在经贸方面边打边谈、打打停停，可能会是家常便饭。对此一定要有预判。   

第三个问题，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受到外部的限制。这种限制可能会影响到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我们要不唯书、不唯上、不唯西，也不能唯网，网上有些东西并不是真实情况的反映。实际上，我们还需要客观冷静地来分析中国当前在科技方面存在的问题。

    比如，2018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接近2万亿元，与GDP之比为2.18%。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位了，但实际上 “十三五”规划的目标是要达到2.2%，目前并没有达到目标。况且，这2万亿元里真正用于基础研究的只有5.74%，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17%。华为2018年科研经费为1013亿元，占销售收入的14.1%。阿里巴巴达摩研究院研发经费也达到1000亿元。但是，大部分企业真正投入研发的是少而又少，不但少，还遇到很多部门之间的掣肘。在很多方面，我们人为地把这些可以利用的高效力量，变成了低效力量。

又比如说，计算机行业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软件，在这方面我们下的工夫很不够。我们一年毕业800多万大学生，今年高校毕业生预计是824万。软件工程师现在缺口32万，而每年高校只能毕业3万人。美国在AI产业里的人才达到85万人，而我们只有5万人。而且调查发现，现在的科研经费下发之后分散得很厉害。很多企业都没有利润可以拿出来搞科研。

我在一家汽车企业调研时厂长说，企业的汽车产品可以跟国外比较，但就是匹配性差一点，其中就有一个关键零部件做不了，要用德国公司的产品，这说明我们很多企业在关键的节点上还没有实现突破。

    第四个问题，内需放缓的势头不容忽视。2019年一季度汽车销售同比下降11.3%，4月份又下降了14.2%，石油及其制成品同比回落了2个百分点，而4月份又比上个月下降7个百分点。受需求影响，手机、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分别下降了14.7%，11%和8.7%。

第五个问题，投资也在回落。我们要注意这种变的趋势可能带来的影响。2019年一季度的数据好些，4月份不是太好。

    第六个问题，企业面临经营比较困难的问题。实际上，企业面临的困难无非是这几条：原材料成本的上升，资金成本的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市场需求的下降。在我们调研走访的企业中，很多企业说尽管现在减税了，但是企业感觉不出来，并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企业占比又比上年同期多了1.4个百分点。

第七个问题，就业的情况不容小视。2019年年初的调查失业率，1~2月份是5.3%，1~3月份是5.2%，4月份是5.0%。我们是从去年开始才有调查失业率这个项目的。2018年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4.9%。不要小看这0.1个点，对中国这样一个13.95亿的人口来说，这0.1就是一个大问题。

短期应当关注的对策问题

短期要有短期的政策，长期要有长期的政策。短期内，首先要关注农业问题，它是我们内稳的一个最关键的基础。中国的粮食播种面积如果按18亿亩算，加上复种指数，大约是22亿亩播种面积。

现在来看，不但是粮食，中国的副食大量要用粮食和饲料维持。猪肉、牛肉和鸡肉都要靠饲料维持，而这些饲料很大一部分是从黄豆来的，用豆粕养猪、养鸡。中国每年需要的黄豆是1万多亿吨，国内黄豆的播种面积是1.17亿亩，产量约为1500万吨，居世界第四位。有报道称，目前国内意向种植增加了16.8%，估算增加了2000万亩，增加产量约为250万吨。但这和我们以往从美国进口的3286万吨相比，是远远不够的。

粮食问题一定要引起我们重视，关键在于地不能减少。万物土中生，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无土栽培的时候。如果不保护好耕地，农业就不稳，对中国的经济将产生重大影响。粮食问题还牵扯到棉花、蔬菜、烟叶，又牵扯到油菜籽。2019年我国茶叶产量261万吨，大多都是结构调整的结果，其中包括扶贫措施。除了出口的39万吨，剩下的茶叶存量在国内就出现市场饱和。像这种情况，国家就要加以指导。

    第二个需要关注的是就业问题。我国每年就业都在1300万上下。但是，我国每年出生人口就是1650-1700万。一定要把目前的就业难点人群安排好。对外出口量下来后，原先在出口加工企业的就业者就会失业，对他们一定要作为重点人群来关心。

    另外一个是毕业的大学生。现在每年有七八百万的大学生毕业，就业压力非常大。特别是很多农村的孩子，就业是大问题。这些农村家庭为孩子念书贷了款，到就业的时候却没有工作，怎么办？中央提出“六稳”，第一就是稳就业。我们能不能对企业的用工提供优惠政策？现在很多工厂用机器人代替人工。我们一定要开辟新的路径去解决就业问题。

    第三，需要对遭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出口企业给予充分的关注。2019年4月份，我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下降了2.7%。其中对美国、日本、欧洲、东盟、金砖国家的出口，分别下降16.8%、25.9%、17.3%、24.1%、16.3%。对以往进出口重点地区出现下降的这种趋势值得注意，我们需要对出口制定一些实际的政策。比如贷款的利息对出口企业是不是要适当降低？要有针对性的政策，而不是大水漫灌。

第四，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比如利用外资。我们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计划推出《外商投资法》，现在可考虑以政府条例的东西先出来政策，以稳住外资。多少年来，我们在利用外资方面一直是发展中国家里最高的，排名世界第二。2018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到1310亿美元，但这几年的增长非常缓慢。稳定外资不仅是稳定资金的问题，实际上还会和抗击金融风险联系在一起。当前来看，是不是可以针对美国贸易出现的问题，先从农业、就业、出口、外资等重点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创新一定要成为坚定不移的目标

在创新的问题上，企业不能着急，要有耐心，国家也要有耐心。不要一说创新，就期待在几天之内全都实现创新。一定要有长期的打算，包括暂时还要忍耐一段时间。比如韩国的三星，为了搞芯片付出多大的努力，当时美国、日本都在打压它，而现在它终于把芯片搞出来了。

在能源安全方面，我们也应该加强科技创新。怎么样利用好中国丰富的能源，如何真正地推动能源安全往前走一步。中国原油需求量2018年70%是靠进口，能源安全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在农业、能源、科技方面都要有忧患意识。

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意味着它的回旋余地也会很大。39个工业大类，525个小类，我们国家都是齐全的。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产业不行了，另外的产业还可以顶上来。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也一定要注意那些还没有强大起来的国外市场，否则强大的国内市场也建不起来的。我们不能够再封闭自己，必须走出去才能发展科技，增加出口，利用外资，使我们的经济发展产生一个良好的自我循环。

我们现在有多少个“全球第一”，都是改革开放多少年来中国人民用汗水和资源换来的。但是，现在我们仍有很大一部分的关键东西要依靠国外的进口和合作。这一点就需要我们真正的励精图治，也需要万众一心。我们还要做好过点“紧日子”的准备，以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编辑 杨利红）

我们干事业不能忘本忘祖、忘记初心。一名共产党员不忘初心，很重要的就是时刻不忘自己的党员身份，时刻不忘入党时庄严许下的誓言。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回首过去，1965年7月1日，在建党44周年之际，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我18岁，是北京市第一批中学生党员。在入党大会上的发言，我特别讲了共产党员必须“奋发有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勇于担当”。我的理解是：共产党员必须听党的话，时刻听从党召唤。听党的话，不是“肩膀软”，遇事把责任留给党、留给组织，而是“肩膀硬”，把责任主动担在自己肩上，为了党的事业，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危难时刻能够牺牲自己、保全组织，不惜以身家性命去维护党的事业。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我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仰。此后几十年来，我一直坚守这个信仰，并在实践的磨砺中，更加深切体验到革命者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提到：“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对此我有很深的感悟。文化大革命时，我的家庭与我们的党和国家一起，承受了巨大的灾难，这是我个人的际遇，但这并没有动摇我的信仰。

1969年2月，我到陕西省延安专区延长县安沟公社高家川大队插队落户。大批外地人进入陕北，近代历史上有过两次，第一次是中央红军，第二次便是北京知青。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到陕北，在这片黄土地上演绎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奇迹。数万名知青到延安，在这里经受了艰苦的人生磨砺，承受了严酷的风霜雨雪，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我们的父辈来自人民，为人民打江山，为穷苦人翻身得解放艰苦奋斗几十年。我们到人民中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刻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我们的初心和使命既来自父辈从事革命斗争和建立新中国的理想信仰的传承，也来自我们与劳动人民的紧密接触，这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独特历练，给我们带来精神财富，使我们亲身感受到人民渴求脱贫致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

脚蹬土布鞋，身穿土布衣，头扎白羊肚手巾，腰插旱烟袋，这不是表演，是我们数年陕北农民生活的写照。陕北的土地不仅仅是我劳作过的土地，而且是我灵魂的故乡，那里的老乡不仅仅是陪伴过我的乡亲，而且是我精神的手足，对我的影响深入骨髓。从此，我真正认识了人民，走出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打下了我坚守初心的基础。我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总书记心里时刻装着人民。到陕北插队的经历使他深刻理解了“人民”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回顾与陕北农民在一起的日子，我常想，总书记在陕北的根扎得有多深，他执政为民的初心就有多坚定，率领我们党进行的脱贫攻坚战就能取得多大的胜利。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先后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窗口公司——光大和中信工作。在几十年的奋斗中，我们不仅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还会遇到很多艰难曲折甚至危机。我在这两个央企工作时，经历过多次危机的考验。我在实践中体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体现在我们对实际工作责任的担当上，体现在遇到艰难险阻时绝不退缩、勇往直前的行动上，体现在一以贯之的努力上，体现在永不止步的奋斗中。

市场经济条件下，怎么才能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在改革中既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又要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这就要善于驾驭市场。中国共产党骑在市场经济的马上，面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党会不会背离初心，会不会变质，已成为极大的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的伟大实践，说明我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回顾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我感到个人的奋斗只有融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个人的成功才有真正的社会价值。我们的先贤先辈们孜孜以求、艰难探索，打下了好的基础。我们每一代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都要不辱使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所作为。

编者按：中美贸易谈判风云突变。这场贸易战，使人们自然联想到近七十年前那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这两天，中央电视台正在播出反映近七十年前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英雄儿女》《奇袭白虎团》等，北京电视台也在适时重播2014 年推出的六集电视政论纪录片《伟大的抗美援朝》，引发广大观众的好评。本刊征求该政论纪录片顾问李慎明同意，将他为六集记录片所写的评论特发本期，以飨读者。

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60多年。但是，人们对这场战争不曾忘记，也不会忘记。人们对这场战争关注和研讨的热情，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淡化，反倒有进一步“热烈”之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正是现实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迫切需求与必然结果。

现在，在一些媒体特别是网络上，对抗美援朝战争见仁见智，甚至百论丛生。正当人们渴望在主流媒体上看到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读时，北京电视台《档案》节目在汇集大量翔实的历史文字档案、图片影视资料、当事人当年的日记和事后的回忆等多种资料的基础上，适时摄制并推出了六集电视文献片《伟大的抗美援朝》。感谢北京电视台的领导和相关同志，把《伟大的抗美援朝》这么好的片子送给我们，这说明，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样重要；在一定条件下，文化建设更为重要，因为，这是一定的人的灵魂、信念的凝聚和流淌。

看了这部文献片，深深感受到当年抉择的艰难与伟大、较量的惨烈与顽强、英雄的无畏与慷慨、后盾的坚强与坚实、复兴的自信与蓬勃、和平的珍贵与雄浑。

抗美援朝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之战

对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如何看待，因为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记忆、描述，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一些人常常说起甚至全力“营销”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实，平心而论，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抗美援朝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上，有所谓的“普世价值”吗？

如果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立场，站在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站在亿万中国人民的立场，对发生在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都会毫不犹豫地说，这完全是一场正义之战，不仅出师有名，而且正气干云。片子较充分地揭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1945年在美国本土旧金山诞生的《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这是《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最核心部分，是人类深刻反思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并试图避免类似悲剧再度发生的共同心声，也是防止大国强国对小国弱国寻找借口、滥用武力、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保障。《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项又明文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朝鲜战争本来是一场内战，但朝鲜内战一爆发，美国就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迫不及待地进行武装干涉。1950年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即命令其驻远东的空、海军参战；次日，杜鲁门又发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入侵朝鲜，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美国无论是入侵朝鲜还是霸占我国领土台湾，都是对《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的肆意践踏。1950年6月27日下午，在苏联等常任理事国缺席的情况下，美国肆意歪曲朝鲜内战的性质，以“紧急援助”李承晚集团为名，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为美国拼凑侵朝军队。7月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给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所谓“联合国军”的“合法”外衣。美国政府无论怎么盗用联合国的名义，都无法从根本上掩饰其践踏《联合国宪章》、野蛮干涉别国内政的本质。国际有关公约还明确规定，战争中，严禁使用细菌、化学等武器。而美国侵略军却灭绝人性地在朝鲜北部和我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武器，妄图通过各种毒性病菌，从根本上摧毁朝中人民的抵抗能力。在《联合国宪章》遭到如此践踏，特别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到世界列强重新奴役的生死关头，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代表中国人民经过艰难审慎的反复研究，毅然决然作出了抗美援朝这一伟大正确的抉择。

有的学者得出这样的“新论”：“由于中国出兵朝鲜，所以美国才封锁台湾海峡。抗美援朝错在中国”。甚至还有人据此声称“毛泽东的最大罪恶不是‘文革’，而是抗美援朝。”建议这些人要弄清这样的基本事实：美国在1950年6月27日悍然封锁台湾海峡，而我国在其出兵114天之后的1950年10月19日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中朝军民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强大声援下，同仇敌忾，英勇作战，粉碎了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图谋。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我国立即开始分批从朝鲜撤军。截止1958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与我们山水相依的朝鲜。而直至今天，美国在距其本土有万里之遥的朝鲜半岛却仍驻军数万余名。谁在捍卫和谁在践踏《联合国宪章》，如果不是“色盲”甚至“瞎子”，这本来就是黑白分明的事。另外，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是正式得到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恳切请求的。片子中展示了金日成亲笔疾书的这一“求援信”。对照中美两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无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既是一场抗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保家卫国的正义壮举，又是一场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正义壮举；而美军无论侵占我国台湾海峡，还是入侵朝鲜，都是严重违背《联合国宪章》和相关国际法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非正义的侵略行径。

抗美援朝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保家卫国的正义壮举。这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抗美援朝开始后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现在有一种倾向，即讲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很多，而对《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的具体内容却很少提及。从哲学角度看，从一定意义上讲，《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内容，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是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只讲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这一形式，鲜提《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里面的主要内容，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往往害死人。

抗美援朝捍卫了我国的独立和安全

抗美援朝战争不仅完全是正义之战，而且十分必要和十分迫切。片子也充分地表现了这场战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且要解放台湾，我们决不希望朝鲜半岛发生战事。但美国已经把战争强加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从这一意义上讲，新中国掀起的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完全是被迫的。志愿军渡过鸭绿江的第八天即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与民主党派人士周士钊谈到朝鲜战争时说：“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若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就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片子中引用了毛泽东上述相关论述。毛泽东不仅考虑着中华民族当时的处境，同时谋划着中华民族的长远与未来。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得不佩服毛泽东这一无比宏伟、深邃的战略眼光和英勇无畏、一往无前的超人胆略。毛泽东关于“三把刀”威胁的论述不仅进一步昭示着我国当年所毅然决然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而且依然是我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上所必须继续面对和解决的重大战略课题。

在一定条件下，正义常常会遭受邪恶的蹂躏。当时中美国力军力的异常悬殊，抗美援朝战争能不能打赢，片子充分回答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可行性即必胜性。片中表现了抉择过程的艰辛。我们的对手太强大，几乎武装到核牙齿。195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848亿美元，钢产量8772万吨，而中国的钢产量仅有60万吨，做钉子尚且不够。我们的军队装备落后，训练不充分；况且，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美国，而是由16国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动用了本国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作为侵略战争的主力，并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以大量的军事装备和物资投入战争。但军事装备完全处于劣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却能够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消耗敌人的军事装备和物资，不断取得胜利，其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在第一集《抉择》中分析归纳美国在军事上的“一长三短”：“一长，就是钢多；而三个弱点则是战线太长、运输路线太远和战斗力太弱。”他强调，中国军队是经受了20多年革命战争锻炼的军队，战斗力极强，最重要的是，我们进行的是正义之战。美军的“一长三短”和我军的“一强一正义”，这是唯物辩证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具体运用。实践已经完全证明，毛泽东对抗美援朝战争必胜的分析与把握，如同对抗日战争必胜的分析与把握一样，是十分精辟和完全正确的。这种必胜的信念也直接体现、浸润于第二集《较量》、第三集《英雄》、第四集《后盾》之中。《较量》讲的是战场上敌我双方军力的悬殊与我军战略战术上的先进，《英雄》讲的是志愿军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后盾》则集中表现抗美援朝战争本质上是人民战争这一胜利之本的源泉。贯穿该片的始终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战争史观这一红线。而唯物辩证法必胜，这是事物发展内在的必然规律和不可抗拒的铁则。

抗美援朝奠定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发展基础

如果说，片子前四集讲的是战争，那么第五、第六集则讲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地位与作用，回答了抗美援朝战争值不值得打，即战争的有利性这一重大问题。抗美援朝战争不仅继抗日战争之后，再次结束了外敌深入国土肆虐恣行进而导致我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历史，而且树立了新中国的形象，打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信邪、不怕鬼的强大威势，锻炼了我军的现代化作战能力、提高了军事指挥水平，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国防建设，进而为我国此后的经济建设赢得一个和平良好的周边和国际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场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的军威，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也打乱了美帝国主义扩张势力范围的部署，维护了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也消除了部分人崇美、恐美心理。在抗美援朝中迸发出来的这种宝贵的精神力量，不仅对赢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促进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也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号召，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抗美援朝正值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国民生产总收入1950年为65.19亿元，1951年为133.14亿元，1952年为183.72亿元，1953年为222.86亿元，三年几乎翻了两番。

抗美援朝战争的消息传向世界，西方各国受到极大震慑，他们开始重新审视新中国；广大发展中国家受到极大鼓舞，推动他们纷纷走上争取民族、民主解放之路。从1953年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有30多个国家与中国建交，新中国真正迈开了登上国际舞台的脚步，这也为1971年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访华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把我国抬进联合国开了先河，铺平了道路。新中国的胜利也极大地鼓舞了还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人民的解放运动，敲响了西方殖民统治的丧钟。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同全世界124个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同更多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中国赢得了60年的和平建设环境，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赢来了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使得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一定意义上讲，以上这一切都是由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而奠定的坚实的基础。

通观该片，我们更加感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的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是抵抗侵略、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英明、正义之壮举。2014年3月28日，437位在韩志愿军烈士英灵回到了祖国。张高丽副总理在迎接仪式上代表中国人民致辞：“60多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始终没有忘记谱写了可歌可泣、气壮山河英雄赞歌的志愿军将士，始终没有忘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们。”但就在此时，有的网站竟发出这样的帖子：“60多年前，这些十七八岁的中国孩子为何要跑到韩国去死，并将他们骸骨抛在了那里，而且一抛就长达60多年无人问津呢？我认为可以做如此回答：是毛泽东驱使着他们去白白送死的，而且毛也从来就没有爱惜过这些年轻的生命。”请看看美国华盛顿朝鲜战争纪念馆雕像群前头地面花岗岩上刻写的碑文：“我们的国家以它的儿女为荣，他们响应召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去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美国侵略军不远万里，来到新中国周边，进行围剿新中国和平发展的侵略战争，他们还要受到美国当局的褒奖，而我们那些为保家卫国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年轻英烈直至建立和保卫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反而要受到如此鞭挞，这公道公允吗？说这种话的人及其网站的组织者，不是糊涂，便是别有所图。

总而言之，《伟大的抗美援朝》是部好片子。它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是进行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是进行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好教材。

新时代呼唤更多弘扬爱国主义正能量的文艺作品

看过该片，心绪难平，很想再说几句题外话：

其一，当今文艺题材的表现中，我们既需要“小桥流水”，更需要“大江东去”。在当今社会，不少人都在关注“小写”的人，关注小人生。电影、电视剧、小品、相声、文学作品等，不少生活剧确实也赚得不少人的眼泪。但是，反映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题材和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作品却比较少，其中政治与艺术高度相统一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我国著名的书画家吴冠中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艺术只有两条路：小路，娱己娱人；大路，震撼人心。100个齐白石抵不了一个鲁迅。”你看，齐白石画花鸟鱼虫，发扬光大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国画传统，值得人们尊敬。但在吴冠中先生的眼里，这是人生小路。而鲁迅特行独立，那么多人骂他，仍然坚持为国家、民族呐喊，他走的是人生大路。鲁迅是民族的脊梁，中华民族会世世代代记住鲁迅。真正热爱伟大的中华民族、热爱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关注一些重大题材和“大写的人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出在历史上可以留得下的好作品。

其二，电影电视也是很好的资源。我们不能只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应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北京电视台拍摄出并播放了这么好的片子，就是政府在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唱响“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一主旋律方面，市场不会自动承担起决定性作用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只能是政府，甚至是党本身。这是我们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当然需要文化产业，但是文化不能产业化，文化产业决不能放弃党和政府的领导、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文化产业化，以“收视率”、“票房价值”和“码洋”等为马首是瞻，就会是国内外资本而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我们的价值观念，甚至最终还可能改变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其三，在风乍起，吹皱东海、南海碧波的当今世界，我们的文艺作品不能只表现抗日战争，不反映抗美援朝战争。当年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更多地吸引外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我们少提抗美援朝战争，有其一定道理。但从此也形成了一定的思维定势。现在的电影、电视剧中，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比比皆是，不少作品完全离开当时历史实际和生活实际胡编乱造，甚至有泛滥之势。而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文艺作品却十分鲜见。这样反映的历史是不完全、不完整的。如果是这样，就不能更好地发挥历史这一资政育人的特殊功能和功效。有人担心，反映抗美援朝那段历史，可能会影响中美关系。会不会呢？说到底，不会；说到底，也会有助于构建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对武装到核牙齿的美国，我们当时都敢打，并且打赢了，现在有的人反而不敢表现和反映当年这场战争了，这不利于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不怕鬼、不信邪的光荣传统的教育与培育，这还可能会误导美国，使得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所建立的基础也不牢固、不坚实。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不仅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而且是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正确认识和总结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这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才能建立在一个正确、理智和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而且对于维护世界持久和平，都应该有所裨益。

其四，能否将《伟大的抗美援朝》翻译成英文作为外宣材料，并设法在美国播放。亨利·基辛格是美国战略家中的佼佼者，前两年，他在我国出版其巨著《论中国》，一时洛阳纸贵。基辛格博士在该书后记中指出：“美国有责任维持自己竞争力和世界角色”；“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在美中关系“广泛互动中，人权问题将占有一席之地”；“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决定性竞争更可能是经济竞争、社会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美国力争不与中国搞军事对抗，希望中美两国“双方都很专业地维护”“共同利益”，如“继续采取措施处理朝鲜核扩散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到了呢？”美国和中国应“成为共同事业的组成部分”；“为了两国人民，为了全球福祉”，美国和中国都应“考虑到万一稍有不慎，庞大的机器失去控制迎头相撞会把世界变成什么样子”。细心揣度上述话语，我们不得不感叹：在中美关系上，他是想充分张扬美国经济、社会其中包括金融、科技、文化、外交及其诸方面所谓的国际规制的“软实力”，用西化、分化的办法，牵着中国的鼻子走，使中国成为美国“维持自己竞争力和世界角色”这一事业的组成部分，从而赢得对中国的“不战而胜”，使得中国重蹈苏联亡党亡国之路；他说的也都是心里话。

笔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家不会误判中美关系发展之大势，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并决不搞制度输出，但也会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也正如2014年3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柏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会见记者时所说：“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也真诚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绝不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但中国也再不能重复鸦片战争以后在列强坚船利炮下被奴役被殖民的历史悲剧”，“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人民日报》2014年3月29日）。而美国的政治家有时候则可能会误判形势，对当年中国的抗美援朝的误判就是一例。60多年前，美国的兰德公司把“中国将出兵朝鲜”一句话结论提交给美国政府，并希望以数百万美元的报价出售报告全部内容，但美国当局却误判了形势，误判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结果以该报告“价格太昂贵”而拒绝购买。越南战争是不是其中另外一例呢？笔者深信，美国有不少能够突破历史局限的很有见识的思想家、政治家。该片若能在美国播放，相信会有不少政界与学术界人士对此关注，他们也很希望了解我们的底牌和底线。中国播放了美国很多大片，我们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美国就那么保守吗？（编辑  季节）

这是一个地下经济战的故事。十几年来，美国在反腐败的伪装下，成功地瓦解了欧洲的许多大型跨国公司，包括法国的跨国公司。美国司法部追诉这些跨国公司的高管，甚至会把他们送进监狱，强迫他们认罪，从而迫使他们的公司向美国支付巨额罚款。自2008年以来，被美国罚款超过1亿美元的企业达到26家，其中14家是欧洲企业（5家是法国企业），仅有5家是美国企业。迄今为止，欧洲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即将超过60亿美元，比同期美国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高3倍。法国企业支付的罚款总额达到近20亿美元，并有6名企业高管被美国司法部起诉，我就是其中一员。今天，我不再沉默。

打击

突然，我变成了一只野兽。我穿上了橘色的连体服，身体被链条锁住，手脚被戴上镣铐，我几乎无法行走和呼吸，就像一只被捆绑和掉进陷阱里的困兽。昨晚，他们把我关进一间单人牢房。这简直是一场噩梦。

先来说说那条机上广播。国泰航空的空姐用甜美的嗓音播报了一条消息：“皮耶鲁齐先生，请您下飞机前先到机组人员这里来。”这时，我乘坐的这架波音777刚刚降落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跑道上。我在黎明时分离开新加坡，在中国香港中转后，经过24小时的飞行，因为时差,现在已筋疲力尽。

45岁的我，先后在阿尔及尔、曼彻斯特、香港、北京、温莎（美国康涅狄格州）、巴黎、苏黎世等地任职，现在坐镇新加坡。20年来，我在全球飞来飞去，为我的公司奔波。我听过好几次这种广播，它要么是提醒我官方约会的时间被调整了，要么是帮我找回了在一次中转时丢失的手机。因此，我没多想便来到了机组领班的面前。然而，门口等着我的一群人命令我下飞机，其中一个穿制服的人抓住了我的一条胳膊按到我的后腰上，然后他迅速地把我的另一条胳膊扭到我的背后，给我戴上手铐：“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你被逮捕了。”我非常震惊，只能束手就擒。

我被戴上手铐，我要求他们做出解释。穿便服的两人说，他们是美国FBI的探员：“我们接到命令，在机舱出口逮捕您，把您押送到曼哈顿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那里会有检察官向您说明缘由。”我像个歹徒一样，双手被铐在背后穿过机场。周围乘客的目光让我觉得如芒在背。我身高1.83米，体重将近100千克，这让我看起来非常滑稽。我仿佛穿越到了一部电影中，在扮演IMF前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的角色。两年前，他就像我一样被戴上镣铐，在FBI的押解下，痛苦地走在纽约街头……然而此时，我的惊吓大于忧虑。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误会，他们只是错把我当作了别人。直到坐上一辆没有警用标志的警车，我终于明白了眼前的现实：显然我就是他们等待的人。但是为什么呢？

我在脑海中将公司近期的项目飞快地过了一遍。自从10个月前我担任锅炉部的全球负责人以来，我在新加坡职务范围内的所有业务中，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但我知道，阿尔斯通经常因腐败行为而接受调查，美国当局几年前就开始了一项调查。当时，阿尔斯通因涉嫌为取得多个合同而行贿，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一家发电厂的合同，阿尔斯通确实聘请了中间人确保拿下这个市场。但是，这些事情是在2003年和2004年发生的，合同是2005年签字生效的。往事已经过去10年了！重要的是，我已经在内部审计时澄清了自己。2012年，我升任为现在的锅炉部负责人，该部门在全球有4 000多名雇员，年营业额为14亿欧元。2011年以来，阿尔斯通首席执行官柏珂龙一直打算与中国上海电气集团建立一家50∶50控股的合资企业，将两家公司的锅炉业务合二为一，他选择我来领导这家未来世界级的大企业，总部将设在新加坡。

检察官

我这个全球总裁被带进一辆汽车，忍受着双臂的酸痛。金属手铐逐渐割伤了我的手腕。我们到了曼哈顿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在审讯室里，布卢姆向我透露了抓捕我的理由。“皮耶鲁齐先生，我是大卫·诺维克，康涅狄格州的联邦检察官，负责阿尔斯通，也就是您所在公司的案子。因行贿一事，我们已经向贵公司提起诉讼，而您正是因为此事接受质询。您被指控参与了在塔拉罕发电站项目中向一位印度尼西亚议员行贿。这属于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在美国《反海外腐败法》^b的管辖范围之内。3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调查阿尔斯通在许多国家的行为。自2010年起阿尔斯通拒绝与美国司法部展开合作。阿尔斯通没有遵守任何一条承诺！”我很想回答他：“我既不是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也不是阿尔斯通的法务总监。我既不是董事会成员，也不是执委会成员”。但那位检察官没给我留一点儿时间。“皮耶鲁齐先生，我强烈建议您不要给您的公司打电话。我们希望你为我们效力……”刹那间，我的大脑全乱了。这位司法官员在要求我做什么呢？“我们非常清楚，在和印度尼西亚的交易中，虽然您扮演的不是决策性角色，但是您了解一切。我们想要的，就是起诉阿尔斯通的最高领导层，因此，我们要求您不要告知他们您正在被质询。您要放弃聘用律师。您明白了吗？”我意识到他们正在开条件，正在策划一场交易。诺维克是在暗示我做他安插在我们公司内部的线人……他翻来覆去地命令我：“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但这对我来说根本就不可能。而且我不会掉到那个检察官给我设的陷阱里去——那时我无论如何都坚信这一点。作为一名优秀的“战士”，我丝毫没有考虑这会让我付出怎样的代价。

我向检察官解释：“请您听清楚，我不明白你们想要什么。所以，我要求你们允许我通知我的公司，以及法国领事馆。”检察官神情坚定，朝一位探员打了个手势，此人把黑莓手机还给了我，手机在我被捕的时候就被没收了。我最终联系上了蒂姆·库兰，他是阿尔斯通锅炉分部在美国的主管。我向他简单陈述了一下情况，他非常吃惊：“这事出在你身上，实在不可思议，简直荒唐。我们会立刻把你从那里解救出来的。我马上给总部打电话。”库兰的话让我安心了一些，我依然坚信，这不过是一场几个小时的纠纷，很快我就会恢复自由。阿尔斯通会以最快的速度把我从这场危机中解救出来。

检察官回到了审讯室。“您不想跟我们对话？没关系。这是您的选择。”

“不，我准备澄清一下我在这笔生意中扮演的角色。在这笔生意里，我觉得我没什么可自责的。但是为此我需要一位律师陪在我身边，因为一方面，我不了解美国的司法运作方式；另一方面，我也不清楚我的权利。我相信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会这样做。”我的争辩在检察官诺维克那里不起作用。他毫不动摇，接着说：

“之后我会把您转交到曼哈顿的一所监狱里，您将在那里过夜。明天您将在康涅狄格州法院的一位法官面前出庭。开庭前您有权利面见您的辩护人。他拿过话筒向领事馆方面表明，明天周一纽黑文法院的法官会听取我的辩诉。接着，我们上了一辆汽车，朝曼哈顿的监狱开去。

在入狱手续办理过程中，我感觉仿佛陷入了精神病人一样神志恍惚的“第二状态”。我被带到一间单人牢房。其实，后来我才知道，我当时是“进洞”了，这里是用来隔离最危险的犯人的。当时已经接近凌晨3点，一个狱警把我推进了牢房，我顿时陷入一片昏暗。牢房里充满恶臭的气味，狭窄的空间令人窒息……我什么都看不见，四周围绕着咒骂声和可怕的叫喊声。看来整层楼的人都在互相厮打、自相残杀。

第一次开庭

清晨再次见到那两位FBI探员。我转移到距离纽约两个小时车程的纽黑文法院，和来自戴·皮特尼律师事务所的莉兹·拉蒂夫进行首次会面。交谈几句后，我就被她惊呆了：她在刑法方面的经验一片空白，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新手气息。不仅如此，她对阿尔斯通的业务也一无所知。最致命的是，我被控违犯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而对于这项控罪，她此前根本不了解。根据这部法律，无论任何人，无论国籍，只要涉嫌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只要该罪行和美国有一丝一缕的联系，美国司法部即可将他投入监狱^c莉兹跟我说明了几个情况：

“皮耶鲁齐先生，阿尔斯通的律师今天早上联系了我们律所，要求我们为您辩护，因为他们不能亲自负责。您的辩护费用，阿尔斯通同意支付。您很幸运！”

“我到底为什么被指控，您总该看几眼吧？”“贪污案，外加洗钱。”洗钱？这个罪名一般都是给军火贩子和毒品贩子的！这么荒唐的指控，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莉兹看到我的脸都气白了，赶紧试着安抚我：

“不管怎样，今天这些都不是事情的关键。我只要求他们释放您。我会提议用10万美元保释，这笔钱足够说动检察官。请您记住，大陪审团已经对您提出了指控，但一直到您被逮捕的那一刻，此事都在秘密进行。现在它不再是秘密，今天美国司法部肯定会向媒体通报。另外，您不是阿尔斯通第一位被起诉的高管。之前您在美国工作的同事大卫·罗斯柴尔德已经被起诉，并且经过了庭审。他同意认罪，随即他争取到不超过5年的监禁量刑。”这下，我的脸彻底吓白了。我突然意识到控罪的严重性，但我还没来得及细想这些，就接到了执达官的传唤。

庭审开始，主持庭审的是加芬克尔法官。她按照计划辩护发言，称希望支付10万美元保释金并佩戴电子手铐，以换取我的有条件释放。接着轮到代表美国政府的检察官——诺维克，这位来自FBI总部的人开始陈述。诺维克简直要杀人，他坚决反对把我释放，并狂怒地陈述了理由。他用肯定的语气说：“皮耶鲁齐先生在阿尔斯通的管理层中身居要职。他涉及的这笔行贿交易问题极其严重。该公司向印度尼西亚的一名议员行贿，以求其提供方便。我方已经立案，指控文件确凿有力。大量的证据和证人证实，皮耶鲁齐先生参与了一起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犯罪活动。”

整个过程，我只被问了一个问题，而且只回答了两个字。我被送回法院的那个小房间，双手仍被铐在身后，两个小时之后，狱警把我从那个小房间带了出来，并把我用链子拴起来，我戴着脚镣和手铐，上半身被一条大粗链子捆住。这条大链子与手铐和脚镣一起被一个大锁锁住，大锁垂在我的肚子上。5个小时后，我醒了。我们到了罗得岛州的怀亚特看守所。

怀亚特看守所

怀亚特看守所与世隔绝，它被双层围墙围住，四周布满铁丝网，每10米装有一个监控摄像头。进出的都是装甲车辆。怀亚特不是一般的看守所，而是一座戒备森严的羁押中心。看守所平均收容600名囚犯。这就是美国司法部决定关押我的地方：一个超级“安全”的看守所。但我既不是惯犯，也不是危险的犯人，所以美国司法部的这个选择违背了任何一条收监的逻辑。

2013年4月15日，我进了看守所。刚开始对我而言是度日如年。没有音乐，没有电视，没有本子，没有钢笔，没有书，我唯一能看的资料就是莉兹在法院给我的起诉书摘要。读着读着，我的思绪又回到了21世纪初，那时候，这个可恶的印度尼西亚的项目合同还在谈判之中。就是那一纸合同，给我惹来了这场被囚禁于11平方米房间的牢狱之灾。

2000年初，阿尔斯通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危机，公司濒临破产。1年前，领导层同ABB集团结成联盟，那是一家瑞士与瑞典合资的对手公司。但很快，这场工业界的联合变得后患无穷。阿尔斯通掌握了ABB的燃气汽轮机技术，便以为自己简直是做成了一笔世纪交易，殊不知这笔订单的签署正是公司历史上最为灾难性的一次决策。当时，这个汽轮发电机技术根本没有发展成熟，而且在使用中发生了多起技术性故障。事后阿尔斯通只好向客户赔偿损失，为此付出了超过20亿欧元的赔偿金，公司负债比高得惊人（增加了2 000%）。当时公司宣布其财务赤字创下53亿欧元的纪录，因此失去了银行的信任。也是在这个时期，董事会决定辞退皮埃尔·比尔热，将掌管公司的大权交给了柏珂龙，以期他能力挽狂澜，带领公司走出困境。柏珂龙属于精英阶层，他先在普基集团供职，之后在2001年成为阿尔斯通的董事，2003年成为总经理，最终成为首席执行官。掌权之后的几个月，他为了避免公司被法院宣布破产，甚至亲自站在巴黎的商事法庭上辩护，还亲赴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游说，更要说服法国政府援助阿尔斯通。在这场生死攸关的行动中，柏珂龙得到了一个人的鼎力相助，就是尼古拉·萨科齐，未来的法国总统，当时还是经济财政部长。他知道法国人民有多看重自己的大企业，他可不想像某些人一样袖手旁观，眼看着为数不多的法国跨国公司中的一家被“瓜分”。他成功地使这家公司重新部分国有化——法国政府回购了阿尔斯通略超过20%的资产，从而拯救了阿尔斯通。

在国际组织关于国际反腐败斗争形成协议之前，利用中间人获取国际市场项目曾是一个被容许的惯例。贿赂行为越是在法国本土被禁止，就越是在国外被纵容。法国企业的高管每年都会跑到位于贝尔西的财政部，提交一份公司的“特别费用”清单。直白点说，为了能在国际招标中中标，最常见的方式是经由中间人行贿，按规定这部分费用必须以正规程序列出，以便之后从企业缴税中扣除。这无非就是以一种受政府管控的变通方式，把违法的行为合法化。

2000年9月以后，情况变了。法国与其他采取行动的国家一样，承诺向国际腐败行为发起斗争。因此，阿尔斯通的领导层必须全盘了解ABB与其中间人签署的所有承诺合同，以使公司的行为符合法国最新法律。我很快就拿到了阿尔斯通方面锅炉业务部门的名单和聘用合同。但是，那些前ABB集团（其中就有盖里领导的温莎美国总部）聘用的中间人，情况可就大不相同。虽说两家公司已经合并，但是这些部门并不合作，不愿披露它们的中间人关系网。不仅如此，在每个国家，ABB所属的公司都像地方诸侯，完全独立于公司总部。尽管如此，我还是列出了一个初步名单。我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合同，每份合同条款不同，有些内容甚至非常荒诞可笑。有些中间人经过艰苦的谈判获得了公司的承诺，甚至得到了按月划款条件，而且居然没有合同期限。他们获得了终身行贿的权力！那段时间，为了展现高层加强程序合规性（符合规定和尊重法律道德）的决心，阿尔斯通的领导制定了新的准则。自那以后，公司开始实行严格的中间人审批流程。首先，如果想要保留一位中间人，需要至少13个人签字。其次，每一份聘用合同都必须附有“项目清单”，清单上要强制性地列出中间人的佣金数额，以及付款条件（付款周期和付款进度）。这份清单必须经过3个人审阅和签字：第一位是拟定该项目报价的部门高级副总裁，第二位是负责阿尔斯通国际关系部的高级副总裁，第三位是在项目所在地负责国际关系部的地区高级副总裁。最后，所有超过5000万美元额度的交易都必须直接报告给包括财务经理在内的风险委员会并获得批准，该委员会直接对集团首席执行官负责。对于锅炉业务而言，几乎没有额度低于5000万美元的交易。

真正终止腐败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停止使用中间人。然而公司最终的选择不是如此，相反，从表面上看，“项目清单”“审核流程”严苛无比，但背地里聘用中间人的行为在柏珂龙的领导下仍然照常进行。唯一的改变，就是贿赂行为更加隐蔽。

在这冠冕堂皇的面具下，阿尔斯通继续付给中间人酬劳，以求对相关的实权人物如工程顾问、专家和评标委员会成员施加影响。如果风险看上去过高，与其求助于中间人，集团更愿意购买当地分包商（如土木工程公司、安装公司等）的服务。这样，来自反腐败机构的限制就会小得多。而且阿尔斯通并不是个例：许多同样使用大型国际事务所作为中间人的跨国公司，都采用类似的障眼法。负责监督遵守规章制度的合规部门，自然对这些行为有所耳闻，企业的最高领导层也是如此。

律师对我说，美国司法部还想继续扣留我，检察官会把要价抬高。她问：“您的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我脑海中快速地计算着。“所有钱都加在一起，可能有40万美元左右。”“这些估计不太够。您搞不到更多钱了吗？”“搞不到了。虽然我是高管，但是我不是有钱人。不过，发生这件事可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阿尔斯通呢？我也算是因为它而入狱，我想集团会介入吧？”

我当时想，明天一早，即使需要我抵押房子做保释金，法官也会裁定将我释放。但是因为公司的缘故，我遇到了这么多麻烦，公司应该会通情达理，这是我能期待的最起码的结果吧！但是，对我们全家来说，这将会是一场噩梦。2012年8月，我带着克拉拉和4个孩子到新加坡定居。这次迁居亚洲，对全家人来说都受益。我们夫妻二人克服了很多困难，新加坡的生活象征着新的开始。

阿尔斯通终于给我派来了一位学识渊博、专业而且精干的新律师，一个能够应付挑战的人。斯坦为美国500强中的一些企业做过辩护，还出版过六七本法律专著，这为他赢得了美国“最佳律师”的荣誉。

他说：“您的公司保证支付您的辩护费用。但是如果您被判刑，阿尔斯通则会要求您偿还这笔费用。事实上，您极有可能要偿还这笔费用，前提是您决定应诉但是最后辩护失败，或者您决定终止应诉，同意认罪。”

哦，我听明白了。我愤怒地说：“简直可耻，完全不能接受！我做的一切都是以阿尔斯通的名义进行的，我在工作中一直严格遵守一切内部流程。”“不论您能不能接受，如果需要我们为您辩护，阿尔斯通要求我们必须提前向您说明这些条件！”难以置信，他们居然如此厚颜无耻。

“您清楚您都跟我说了些什么吗？现在公司正在跟美国当局谈判，他们一定会承认罪名并且就罚款讨价还价。那么对我而言，如果我也走他们那条路，按照您的说法，我就会变成孤身一人，阿尔斯通就会把我丢下不管！这无法解释！”“皮耶鲁齐先生，这件事情其实可以这么解释，如果您是在一家美国企业供职，那么您应该早就被开除了！”他居然把我当成罪人一样训斥……不过，斯坦是唯一能把我带出怀亚特看守所的人，所以我放下姿态。

“请您明白，皮耶鲁齐先生。自从您被捕以后，对方的要价一直在上涨。要想把您带出这里，需要支付的数额会非常大。阿尔斯通方面同意支付150万美元，至于您这边，我们认为您提供40万美元保释金就足够了。此外，贵公司还同意租用一套公寓，并且支付两名负责监视您的看守的薪水，防止您逃回法国。”

“看守？24小时不间断地监视我的家人和我？”“没错。这也是强加给IMF前总裁卡恩的释放条件，在对他的犯罪案件进行预审期间，他一直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待在纽约的。也请您不要抱有幻想，即使法官接受我们的出价，我们也需要一些时间筹足保释金，给您租一套公寓，还要雇用看守，因此，两三周之内您是无法离开这里的。”

“斯坦，”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说，“我被指控的罪名，就是知晓阿尔斯通为了拿下合同而利用中间人的行为。但是，决定雇用中间人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阿尔斯通有着严格的内部流程，按照流程，需要更高层下达指令。我在此事中只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我既不是客户，也不是那个找到中间人的人，更不是那个批准去招募中间人的人。想要招募中间人，需要13个人签字，还需要3位最终签署人中的两个人签字，再直接呈交给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柏珂龙。”

我发现他一个字也没记。他只是看着我，表情越来越无奈。我甚至感觉到，他简直把我当成了一个蠢货！最后我闭上了嘴，我们互相凝视着彼此，终于……我恍然大悟，律师把我当作蠢货情有可原。我简直傻透了，竟相信阿尔斯通会冒着这样的风险来营救我！我的处境确实非常危险。而且从今以后，我就是孤军奋战。

我用苍白无力的声音再一次问斯坦：“您查看过起诉书了吗？收到检察官的其他文书了吗？那里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有罪。”

“我也愿意同意您的这种观点。确实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但是检察官会给我们送来150万份文件。他们说，他们手上有两个证人能证实您参与了这场犯罪……”

最后，为了能够获得律师的帮助，我在公司交给律师的那份文件上签了字，我别无选择。

第二次开庭

3年多前，美国司法部就启动了第一轮调查。这时，我也明白了为什么美国司法部要用如此的攻势对待我：他们要我为阿尔斯通两面三刀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事实上，美国人刚启动调查就通知了阿尔斯通，并要求阿尔斯通予以配合。美国司法部的常规做法是，向所有即将接受调查的企业提出建议：签署一份《推迟起诉协议》。为此，企业必须同意自证其罪，披露其所有行动，必要时还要揭发自己的雇员。一般情况下，同意这些要求后不会再有管理人员被捕。在阿尔斯通事发之前，另外两家法国企业——道达尔和德希尼布，正是按照这种方式分别于2013年和2010年支付了3.98亿美元和3.38亿美元的罚款。但是阿尔斯通想奉陪到底，这才是出其不意将我逮捕的真正原因！现在，美国司法部想要向阿尔斯通证明，谁才是更强势的那一方，以此逼迫阿尔斯通认罪。

为了取得指控阿尔斯通的证据，美国司法部运用了多种手段，其中之一就是依靠“卧底”，那是一名安插在公司核心部门、与调查人员全方位合作的眼线。多年来，他一直在上衣里藏着一支录音笔，录下和同事之间的大量对话。他就像一只鼹鼠藏在公司内部，为美国FBI所用。这名年近65岁的职员为何会同意充当这样的角色？美国FBI和司法部给他施加了怎样的压力？我没有时间深思，诺维克检察官现在开始讨论我的案情。他的陈述直截了当，在他看来，阿尔斯通是他职业生涯里遇到的一家最庞大的腐败企业，而我正是其中的主谋之一。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是阿尔斯通的管理人员，级别很高。这些年来，阿尔斯通领导层一直对其委以重任。今日，阿尔斯通向您提议支付150万美元保释金，以求获释。然而，该公司本身就涉嫌参与此次行贿事件。尽管并未被正式起诉，但该公司仍然是该事件的‘共谋者’之一。因此，本检察官产生如下疑问：一位‘共谋者’是否有资格成为保释条例中的担保者，此案与之前的情形截然相反——案情确凿可靠。最后，请法官大人注意，法国不会引渡其公民。倘若将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释放，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再找到他！此人心中十分清楚，留在美国，他将面临重刑——终身监禁。”

终身监禁？我现在才45岁，接下来的三四十年，我可能都要被困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就因为我作为阿尔斯通的一名中层管理人员，10年前曾批准雇用一位不知姓名的中间人，为帮助公司拿下合同而行贿？但是，我既没有欺骗谁，又没有伤害谁，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更何况，这一切都是严格遵守公司内部流程进行的。终身监禁！这绝对是敲诈。检察官想演戏来威胁恐吓我。他双眼直视我，完全不像是虚张声势。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呢？我呆若木鸡。他毫不掩饰：我就是他手里的“人质”，是他和阿尔斯通下的盘棋中的小卒。难道这就是正义？但是诉讼辩论结束了。

除了阿尔斯通支付的150万美元和被告支付的40万美元之外，法庭希望还能有一位美国公民承诺将其房产作为保释金的一部分。很明显，马格里斯法官并不信任阿尔斯通。

我彻底崩溃了。我难以抑制对这两位律师的愤怒。斯坦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本身又是康涅狄格州前总检察长，怎么会看不出我和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带来的巨大风险，又怎么会预料不到主审法官的反应？由此得到的信息很明确：我被钳制在阿尔斯通和美国司法部之间，被一名并非由我挑选的律师控制。

我的妹妹朱丽叶特接受过专业的法律教育，她已经把那份针对我的起诉书详细地分析了一遍（在我被捕的第二天，起诉书的几乎全部内容就被上传到了美国司法部的网站上）。

“亲爱的弗雷德，”朱丽叶特在信中写道，“得知你被美国FBI逮捕的消息，我极为震惊，我用谷歌搜索你的名字，发现你已经成为‘美利坚合众国诉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案的起诉对象。我点击了美国司法部的公开文件，令我感到更加震惊的是，全文居然长达70多页！未等判决结果出来，美国司法部居然就将起诉内容公之于众！当我仔细读过起诉书之后，更是感觉匪夷所思。他们监禁你的证据是什么？他们那种司法运作方式让我极为愤怒。更何况，就算起诉书上写的内容全部无误，按照法国或是欧洲的惯例，如果腐败行为已被证实，首先针对的也应该是企业本身，而非企业的雇员。除非腐败行为是雇员擅自所为，或者是为了中饱私囊。但很明显，你的案子不属于这两种情况。你要坚持下去，我会向法国外交部上报此事，争取请他们前去处理你的危机。”

我被捕的地方是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那里发生的领事保护事宜归法国驻纽约领事馆管辖。我被转送到的怀亚特看守所位于罗得岛州，那里发生的领事保护事宜归法国驻波士顿领事馆管辖。而在朱丽叶特提醒他们之前，法国外交部的办事人员居然对我的行踪一无所知，甚至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人。

监禁125年

从怀亚特看美国司法

在美国电视剧和电影中，美国人为了吹嘘自己的司法体系，往往会拍摄这样的场景：众人瞩目的庭审现场，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作为正义的化身为被告人辩护。我们早已被这种剧情洗脑，误以为即使最弱势者的案件也会有人倾听，会有人为之辩护。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美国90%的案件中，被告人会选择放弃申辩。原因非常简单：高昂的辩护费必须由被告人全额承担。只有那群真的非常有钱的人，才能负担得起律师事务所的费用。事实上，身处美国的司法体系中，被告人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检察官只会朝有罪方向进行调查。而法国的预审法官则不同，他们会同时寻找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查阅卷宗、对案件进行复核鉴定、寻找有利于被告的证词。在美国，这些步骤的费用必须由被告人支付。在财务案件中，要查阅的卷宗往往多达几万份甚至十几万份，因此很少有被告人有能力（在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向专业辩护律师支付高达几十万美元的辩护费，也很少有人会去求助私家侦探开展复核鉴定。而检察官则拥有各种调查手段和人数众多的资深律师，原因在于美国司法机关非常有钱，这和法国完全不同。因此，在调查手段上，被告和原告根本就不对等。另外，如果被告人被羁押入狱，他与律师之间的沟通渠道非常有限，实际上不可能有人听到他的声音。我必须让自己穿上“铠甲”，才能不被美国司法部这台凶险的机器碾碎。

一张精心布置的罗网正在收口。而布局的人无论怎样都会成为赢家。简而言之，如果想被释放，我就得认罪。否则，我就要做好准备，在审判前长时间被羁押在看守所。

决定命运的一天来了。我又一次如同服苦役一样，手脚戴着锁链，被塞进一辆押送车，送往纽黑文法院，检察官正在那里等着给我提出“辩诉交易”。我进入法院，看到了斯坦和莉兹，他们身边站着曾两次严厉拒绝我的保释请求的康涅狄格州检察官诺维克。还有我祈祷永远不要和他打交道的检察官——丹尼尔·卡恩。他是美国司法部反腐办公室的联邦检察官，此次专程从华盛顿赶来。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专攻美国反海外贪腐犯罪的检察官年轻有为、以打击白领犯罪而著称。

在纽黑文法院大厅里，卡恩在投影屏上展示了当前法院掌握的证据。主要有4件——我都是第一次看到的——2005-2009年我们的中间人谢拉菲的一个银行账户的转账记录。里面有一笔是向那位印度尼西亚议员亲信的账户转入28万美元。在他看来，这就是贪腐的铁证，只要我坚持打官司，谢拉菲就会出庭作证。鉴于谢拉菲和那位议员多年来的商务往来（谢拉菲说，他们甚至合伙在印度尼西亚投资了几家企业），这些转账记录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奇怪之处。怎么能说它们与塔拉罕项目的合同一定有关联呢？就算它们和此事真的有关联，我也没有从谢拉菲或者别人那里听说过，更不知道这笔转账的具体金额。但是，我宁愿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卡恩说的每句话都让我感觉到，我像是一只被胶水粘住的可怜苍蝇，无论怎么挣扎，都会不可避免地越粘越紧。在卡恩和诺维克的报告中，我被定义为“链条中的一环”。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要顺藤摸瓜，按照涉罪的不同级别，一直追踪到阿尔斯通首席执行官柏珂龙。“他们刚刚起诉了第三名阿尔斯通高管——彭波尼（退休多年后他的职位由罗斯柴尔德继任），他们在打时间牌。”“他们肯定会向他抛出一个协议。如果彭波尼在您之前认罪，并且向检察官提供一些新的信息，那您对他们就没有利用价值了，您也就不能以这种方式和他们达成认罪协议。您最终会成为他们的弃子，他们会把您‘遗忘’。您就只能在看守所里待到被审判。”律师对我说。

“可是，我做出决定的依据是什么？他们真卑鄙。如果我认罪，阿尔斯通就不再为我支付律师费，将完全抛弃我；如果我不认罪，我可能就要被判蹲125年监狱。”“我们无能为力，弗雷德里克。对有可能被判蹲125年监禁的您来说，不着眼于现在的情况是不切实际的。”

经过3个小时的车程，我被送回了怀亚特看守所，遭到如此的打击，我几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如果我认罪，那么阿尔斯通高层会做何反应？如果企业切断了我的经济来源，我的妻儿要如何生活？他们肯定无法留在新加坡，必须回到法国。至于我，我是自由了，但要以交保释金的方式独自留在美国，无法工作，继续等待判决。

对公司来说，我已经是一枚弃子、一匹害群之马。公司法律部的人甚至不屑跟我通个气，就自行得出了结论。自从我被逮捕后，整个企业就笼罩在恐慌之中。同事们都在绞尽脑汁回忆以前各种会议时的情景。每个人都在想，某天的某个会议，是不是有只“鼹鼠”在场，他是不是带了录音话筒，特别是，自己是否说了什么此后可能会被追责的话。所有人都在担心美国FBI探员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很多人都觉得自此以后总裁柏珂龙的地位岌岌可危，他本人随时有可能被起诉。对我来说，遗憾的是木已成舟。我得挺住。我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开始锻炼。

从5月中旬至6月初，卡恩和诺维克3次传我去纽黑文法院“过堂”。他们进行了一场“环球巡游”。在漫长的数小时之中，他们始终挥舞着2002-2011年阿尔斯通内部的往来邮件提问，内容都是关于公司在印度、沙特阿拉伯和波兰等地签订的或仅是期望签订的合同。每一次被传唤问话，检察官都会用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我进行一番轰炸。

（编辑  季节）

中国为什么能创造出经济奇迹

    玛雅：中国人均GDP 已超过9000美元。按世行最新的划分标准，人均GDP高于4000美元，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这样来看，中国已是“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你长期研究宏观经济，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评价？

余永定：过去4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毋庸置疑，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一个奇迹。

为什么能创造出这个奇迹？在我看来，首先，中国的改革开放赶上了一个有利的机遇期。这里有两层含义：从政治上讲是和平，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的战略调整带来了两国和平相处的局面；从经济上讲，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具有高度的互补性。

        尽管几十年来国际冲突不断，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一直处于和平的环境之中。和平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1840年以后，中国不断遭受列强入侵，国无宁日。20世纪30年代曾有过较平稳的经济发展，日本军国主义者打进来，一切毁于一旦。1949年以后，新中国又长期处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再看看其他国家的历史，奥斯曼帝国的马哈茂德二世从1826年开始大力推行改革，但是时运不济，从1826年到1838年，奥斯曼帝国经历了大小6次对外战争，最终一事无成。所以，外部和平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玛雅：有网友统计，乌克兰由于政治军事动荡，过去几年人均GDP下降非常快，2014年还超过中国约100个城市，2016年只超过中国5个城市。由此可见，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保证。

    余永定：国内的政治稳定是中国奇迹的另一个先决条件。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建设曾受到政治运动干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与实践，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而且在开始转型之时，中国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仍有效运行，保证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良好社会秩序。有了外部和平和内部稳定，大家就可以专心致志发展经济了。

    改革是中国经济奇迹的起点，其效果是惊人的。农村改革首先起步。过去城里每年都搞冬储大白菜，辛苦得不得了。我平常不买菜，有一天我爱人说，我让你去看看市场经济。我们到了一个自由市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多人，蔬菜品种这么丰富！当时也没有什么投入，就是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老百姓自己决定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挣钱过好日子。中国人勤劳、能吃苦、赚钱欲望强烈，一旦去掉束缚，人的干劲就来了，经济马上就改观了。

    在工业领域，从计划经济到承包制再到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司治理结构改革，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等等，都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搞活了生产流通，改善了资源配置。总之，经济体制改革是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再一个是开放。旧中国长期落后，国家的统治集团孤陋寡闻、妄自尊大。鸦片战争打起来了，大清帝国的皇上连英国在哪儿都搞不清楚，这样的国家没法不败。新中国成立70年来，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特别是1978年以后，对外开放使我们得以引进大量外资和先进的技术、管理方法，也使我们得以发挥比较优势，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改善资源配置，增加就业。邓小平推动出国留学的政策更是让大批青年人走出国门，了解和认识世界，促进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

玛雅：对外开放给中国带来的一个深刻变化，是深度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积极吸引外资和开放国内市场，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余永定：由于初始条件不同，发展路径可能也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不是中国的发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走这条路。但为什么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成功，而中国成功了？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条件有关，换言之，是与新中国的“前30年”经济建设有关。

我在南亚国家访问时，对土地改革问题感受很深。一些国家，全国不到10%的人口占有全国90%以上的土地，阶级矛盾尖锐，恐怖袭击不断，何谈经济建设？土地改革比较好的国家也有问题，比如，人们略有些夸张地说，印度没有一条公路是直的。因为土地私有，修路不得不绕着弯儿走。印度前驻华大使跟我讲，出使中国之前，他老家那条路就在修，等他几年后回去时还没修好。在中国，北京几个月就修起一条环路，几年的时间就可以修起上万公里的高铁。

    玛雅：2004年初，国内一些媒体追随西方学者的观点，热炒“崛起的印度赶超中国”，我当时是反驳的。直到今天，我都不认同所谓印度崛起的“体制演进比较优势”之说。

余永定：中国的情况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先是通过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而后又进行合作化运动，实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在城市则实行土地的国有制。对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来说，土地是最稀缺的资源。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公有制，使得政府可以极大地节约取得土地的成本。这就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发展和城镇化，创造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有利条件。所以，无论如何都应当承认，中国以高昂代价换来的土地公有制度，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得以走上快速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条件。

同样，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也是代价高昂。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工程师和聪明能干的技术工人。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基础，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

玛雅：所以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的基础上开创的。”

余永定：另一方面，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时间不长，市场经济的商业精神和传统还在，同苏联相比，比较容易推行市场化改革。这也是历史给中国提供的一个有利条件。

如果再说更具体些，人口红利也是过去40年中国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高储蓄率、出口导向政策等等，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解释中国的高速增长。

    还有一点很重要，改革开放的成功与人的思想解放是不可分的。上世纪80年代初，“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引发了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改革开放的强大推动力，带来了后来一系列的改革开放实践。

    玛雅：怎么去维护国家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被利益集团俘获，这对执政党和政府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所谓不忘初心，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你看来，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在经济高速发展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余永定：中国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meritocracy”。这个我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中文词来翻译。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官员队伍中有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二是这群精英有非常强的行政管理能力，所以政府的运作是高效的。外国企业家、商人和中国人打交道，都觉得中国官员非常能干。我的感觉是，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官员的平均水平可能是最高的。中国官员的能力和实干精神，弥补了体制上的某些缺陷。

    玛雅：北京大学潘维教授对“meritocracy”有个定义：绩优选拔制，即官员由考试入门，依服务人民福祉的政绩升调奖惩。逢选必考，无功不拔。

    余永定：选拔是“meritocracy”一个重要问题。如果选拔机制不行，“meritocracy”就无法维持。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经过战争考验或种种政治历练，非常成熟。由他们选择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也都可以保证。但以后的领导人很多是沿着官僚阶梯一步步上来的。这个时候，选择就非常难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中国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必须要和“meritocracy”相结合。而要维持“meritocracy”，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选拔机制。

    玛雅：但愿中国共产党能有足够的智慧，找到一个好的选拔机制，解决好领导人接班的问题。

    余永定：同“meritocracy”弱化相比，更为危险的是“权力与金钱”的结合。一些政府官员一方面保持“政治正确”，另一方面却甘当不法富豪的马仔。公器私用，这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反腐斗争的重点，应该是清除这些附着在国家机器上的肿瘤。

另外我想强调，中国的成功离不开邓小平所起到的特殊作用。邓小平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想说，没有邓小平，中国不知道还要走多少弯路。

前面我说了，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来说，中国是幸运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全球性战争了。所有这些条件，都有助于中国取得今天的成就；缺一个，中国都取得不了这样的成就。所以中国很幸运，所有这些条件一下子都具备。这可能是百年不遇的，邓小平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

和大的经济体比，中国的增长还是最快的

    玛雅：从1978年到2016年的38年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以9.6%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但是过去几年，增速明显放缓。由于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学界和社会上对未来时期的经济走势看法不一，多数经济学家不乐观。也有乐观的，比如林毅夫教授认为，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速放缓更多是外部性、周期性的，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仍有8%的增长潜力。你对未来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何预期？

    余永定：我认为，中国确实进入了一个增长速度相对较低的阶段。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一般的共识是，中国长期、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6.5%左右。这个情况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是这样？

    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的一个最简单的公式是，经济增长速度=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劳动年龄人口已经是负增长，劳动供给的增长也将会是负增长，至少是零增长。根据各种权威机构的计算，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不超过7%，甚至更低，所以加起来也就是6%左右。这个公式虽然很简单，却很能说明问题。所有发达国家在讨论国家经济增长潜力时，都用这个公式。

    玛雅：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对中国经济增速悲观定调，称中国经济增速连续几年走低，2015年跌破了7%的“底线”，未来20年平均增速只有3.9%，经济滑坡可能是急剧的。你怎么看？

    余永定：萨默斯从概率论的观点来看中国经济，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即使中国经济还在继续高速增长，也并不违背他所谓的“回归中数”。萨默斯没有说，到底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和机制，中国经济增速一定会降到百分之三点几。那么你的逻辑在哪呢？分析经济增速，我不需要你给我讲概率论，你要讲具体机制。当然，这种事情是要中国人自己做的。

    玛雅：外界有人对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的数据持怀疑态度，认为近期中国实际增长率停留在4%左右。

    余永定：中国的统计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复杂。统计部门希望给出尽可能准确的数据，但是中国的国情太复杂，统计上困难很多。一些地方政府提交的统计数据未必可靠，统计方法也有可以改进之处，所以统计不准确的情况是有的。这不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西方国家也经常调整经济增长速度，本来经济增速就不高，一调整就有1%-2%的拉伸。所以不否定中国的统计有改善的空间，但也不能一口咬定中国的统计数字不可靠。

    说近期中国实际增长率停留在4%左右，根据是什么？如果说中国官方的统计有问题，那所谓4%左右的数据可能更不可靠。我们有时候不得不依靠实地调查，依靠我们的直觉来判断。经济学家、企业家对每年的经济形势是好是坏肯定是有感觉的，特别是大企业。包括一般消费者，你肯定能感觉到2015年以来经济形势不如前几年，但你会不会感觉增长速度比前几年下降了一半呢？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们的经济活动水平、生活水平突然下降了一半？我想不会的。

    所以，关键是看趋势。中国已经从一个比较小的经济体变成这么大一个经济体，从一个落后状况变成现在这种状况，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人均寿命大大延长，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原来高估了现在可能还高估，如果原来低估了现在可能也低估；高估低估的程度可能有大有小，但总的趋势并没有明显变化。

    玛雅：这样说来，你对中国经济增速不那么乐观，但也不那么悲观。

    余永定：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必要讨论中国以后会有多高的经济增速。有时过于纠缠于数字可能会使我们迷失方向。中国经济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增长速度在下降，我们知道进入了“新常态”。但是只要政策对头，中国经济实现稳定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经济仍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因为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很低，只有9000多美元。日本、韩国在这个阶段增长速度都是很快的。虽然中国经济不大可能保持非常高的增长速度，但在未来一段时间保持6%左右、甚至更高的增速是能够做到的。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超过2%。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增长速度如果还能保持6%，哪怕5%，跟大的经济体比还是最快的，跟美国的距离会越来越小。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要保持稳定，不要大起大落，不要硬着陆。

“十三五”期间实现6.5%以上的增长是可能的

玛雅：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硬着陆？怎么才能避免这种风险？

    余永定：分析经济增长要把潜在增长速度和现实增长速度分开来看。现实的经济增速是潜在经济增速和经济波动叠加的结果。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应该是在6%-7%之间，“十三五”期间的平均增速定在6.5%。虽然目前中国经济仍处于困难时期，但只要政策对头，实现6.5%的经济增长是有希望的，硬着陆是可以避免的。

玛雅：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6.9%。2018年增长6.6%，总量突破90万亿元。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说，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没有变，也不会改变。但是国内外对2019年的中国经济，还是有一些担忧。你是怎么看的？

余永定：我不认为2019年中国经济会很差，保持6%以上的增长速度应该没问题。2018年经济增速放缓，主要是因为投资增速下滑，毕竟中国经济增长仍主要由投资拉动。2018年增速低于预期，和2016年以来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关。这意味着，2019年我们还有政策调整的空间。通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我们可以在2019年取得较为令人满意的增长。

玛雅：具体说，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保持增速，稳定在6.5%左右的水平？

余永定：中国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扼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为此，有必要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配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中国过去40年的经验证明，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一切问题都会恶化，因为大多数经济和金融问题都是以经济增速为分母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等长期问题都无从谈起。尽管在理论上“保增长和调结构”并不矛盾，但目前来看，当务之急是要保增长，因为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可能是中国当下面临的最大风险。

除了增速，中国现在还需要合理的货币供给增量，即需要一个更高的名义GDP增速。作为消费者，我们谁都不希望通货膨胀，但是通胀率太低对企业生产是不利的。而通缩会更大加剧偿债压力，形成“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当然，通胀率持续上升肯定不是好事，但是现在中国通胀率在2%左右，2019年还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特别是PPI。所以我认为，把经济增长速度和提升通胀结合起来，我们可以以较高的名义GDP 增速作为增长目标。

玛雅：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拉动。刺激经济增长，抑制增速下滑，需要加大财政投入。

余永定：目前情况下，可靠的方法就是加大财政支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中低端产能严重过剩，一方面有效需求不足，因此经济政策需要从两个方面同时入手：一是继续压缩过剩产能，同时刺激有效需求，刺激需求又不能导致结构的恶化。幸运的是，中国可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领域很多，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各类污染的治理、江河流域的整治、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建立和完善，等等，这些都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增加有效需求，但又不会造成产能过剩。只要规划合理，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不仅能够增加有效需求，而且能够改善经济结构。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下行是可能的。对此应该有必要的思想准备。特别是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将会明显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有必要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玛雅：长期来看，有没有可能找到新的增长点，保持中高速发展？

余永定：中国经济是否可以长期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两个转变：一是从要素投入驱动型到创新驱动型的转变，二是从房地产投资和出口驱动型到消费和国内需求驱动型的转变。前者是就长期而言，后者是就短期而言。

    现在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涉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强调创新，就是中国找到的增长点。要让经济走向扩张，必须靠新的高新技术，寄希望于创新产业。如果找对项目、找对产业，并大量投资，中国经济就会再次起飞。

    事实上，中国的许多产业都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势头。特别是在深圳等地，创新企业正在蓬勃发展，势头强劲。我相信，只要坚持自主创新，依靠创新驱动，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中国一定能在未来的10-20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生活富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

政府不能代替市场，市场也不能离开政府

玛雅：城乡二元结构和贫富悬殊，这些中国今天发展中的失衡都是市场调节不了的，是政府的职责所在。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也得由政府来做。何谓“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客观上，中国今天既存在市场化不足的问题，也存在一些领域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在你看来，应该如何摆正政府和市场的位置，让政府做好政府的事，市场做好市场的事？

    余永定：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由于市场极为复杂，充满了不确定性，任何一个计划机构都无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为你必须对突然出现的情况做出非常快的反应，而这只能是由千千万万个企业家来做出反应。

    但是另一方面，必须要看到市场有一系列的缺陷，有时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政府一定要发挥作用，弥补市场的缺陷，同时也给市场指出方向。政府要制定产业政策，但是产业政策不宜太具体，只能是一种指导性的计划。总之，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政府不能代替市场。同时市场也不能离开政府，许多事情是市场不能完成的，要靠政府来完成。

玛雅：有学者认为，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越来越低，质疑依靠投资能否有效拉动增长。然而，基础设施的回报率决定于它的使用密度，而使用密度又取决于经济增长。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余永定：说得对。换一个角度，也可以从供需关系来理解。比如，现在一些地方的飞机场空着，你可以说是供给过剩，但也可能是因为当地经济没搞起来，有效需求不足。一旦经济起来了，旅行者就多了，飞机场就不够用了。

某种程度上，担心基建投资效率低是有道理的。但对基础设施投资回报，不能仅仅从商业回报的角度考虑。灯塔的商业回报恐怕不高，但灯塔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中国加大投资不能重复2009年的一些失误；投资项目的设计应该更为合理，地方政府的角色也应该被更为精确地框定，融资应该更多依靠政府发行国债。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依然巨大，仅仅是市政建设的投资需求就很大。比如北京，为加强地铁的安全设施建设，所需要的投资就非常可观。

总体而言，稳定增长速度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重中之重。2019年在继续深化各项改革和调整的同时，应该采取有足够力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在短期可以创造就业、创造需求，长期可以消除增长瓶颈，提高增长潜力。由于基础设施主要是投向公共服务领域的，这些领域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很高的商业回报，所以企业缺乏较强的投资意愿。因此，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政府应该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

玛雅： 2016年2月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文章《扼杀中国的经济：美国的终极王牌？》。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它会将财富转化为军力，试图称霸亚洲。因此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战争并非毫无道理，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策略是让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扼杀中国经济”成为美国官方立场。美国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用基辛格的话说，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面对这一挑战，中国应该如何处变不惊，从容应对？

余永定：中国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中美冲突会越来越多，危机随时可能爆发。这意味着，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必须做出调整，而且刻不容缓。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中国应该有理有利有节地从容应对。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在被美国加征关税的5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中，73%是供美国企业使用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加征关税必然导致美国企业竞争力下降。而这些产品中70%是在华外资企业生产的，加征关税必然导致这些企业包括美国企业利润下降。华盛顿想通过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来打疼中国，到头来被打疼的可能是美国自己。

玛雅：中国和美国一个是崛起大国，一个是守成大国，中美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结构性的。美国的对华新政策并非偶然，中国走向复兴的强国梦与美国想要继续主导世界的强权梦不兼容，这是中美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

余永定：中国已经被美国定位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我们对中美关系的改善不应抱有更多的幻想。但另一方面，不论是在地缘政治领域还是国内政治、经济改革领域，中国还有很大的政策调整空间。应该继续坚持和平发展方针，尽可能稳定中美关系，避免双方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世界历史上，很多冲突甚至战争都是因为误会引起的。从美国301调查报告就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真实意图和战略、政策存在许多误解，美国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的实力和潜力，而中国自己的宣传也加深了美国的误解。

对中国来说，最关键的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并且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可以依靠庞大的国内市场最大限度地实现规模经济。这是中国能够最终立于不败之地最可靠的保证。

中国在坚持开放的同时，应降低经济的出口依存度（中国是17%-18%，美国是10%以下）。为此，中国必须彻底放弃出口导向政策，转而实行中性的贸易政策。中国必须严格遵守WTO关于禁止出口补贴的相关规定，避免使用出口退税作为刺激出口的调节手段，让人民币汇率发挥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

玛雅：用人民币汇率调节国际收支平衡，就要保持汇率的灵活性。美国要求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对美国说“不”，美国会作何反应？

余永定：中国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中国不能丧失本国货币的独立性，阻止资本外流以抵消贬值压力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也不能继续用自己辛苦赚来的有限的外汇储备来支撑人民币的价值。

汇率政策是一个国家的主权，美国无权支配中国的汇率政策。中国可以承诺不会采取竞争性贬值的政策，但是不能承诺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稳定。中国应该认真倾听美国的抱怨，中国也必须对自己的人民币政策保持完全的权威，并能够在经济形势需要时放松货币政策，不论这是否会导致人民币贬值。

中国官方致力于推进向市场经济转型，实行完全灵活的汇率制度。中国可以负责任地承诺不去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但是必须拒绝美国提出的保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定的要求。

    玛雅：中美冲突越来越多，这对中国的金融开放有什么警示？

余永定：中国在过去20多年所积累的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值得我们认真注意。有人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中国对付美国的武器，但事实是，中国的外汇储备更是美国对付中国的武器。这就是凯恩斯说的，如果你欠银行100英镑，你有麻烦；但如果你欠银行100万英镑，银行有麻烦。现在美国欠了中国3万亿美元，你说谁有麻烦？

玛雅：中国应该怎么做来避免更大的金融风险？

余永定：中国要确保外汇储备的安全。应该逐步有序地通过经常项目或资本项目逆差，用掉其中的相当部分，仅维持必不可少的美元外汇储备。

如何避免更大的金融风险？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前面我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赶上了一个有利的机遇期。从政治上讲，中美关系正常化带来两国和平相处的局面；从经济上讲，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中国的改革开放高度互补。现在，中国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个时候，中国对跨境资本流动可能造成的冲击就更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从中国经济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过早地开放资本项目。还有就是，中国应保持对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的控制。这两条必须守住。有些事情是坚决不能做的，一旦做了覆水难收，就是颠覆性的错误。

    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没有变，但传统意义的“战略机遇期”已经过去。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我们要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保持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与繁荣，推动构建自由、民主、平等、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也要看到，中美贸易冲突将会常态化、长期化，其他领域的冲突也会越来越多，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如何管控冲突、应对危机，对于中国对外政策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眼下最紧迫的，是对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做出调整，以保证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平稳发展。

（编辑  苏歌）

如果问“什么是好的民主”的话，有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给你一个答案：好的民主就是自由的、不受控制的、公开的、透明的、多党的、竞争性的选举。这种答案背后有一系列的假设，回答的人未必那么清楚这些假设。

这些假设都是作为先决条件存在的。第一，世界上存在的政体，除了好的就是坏的；第二，民主就是好的政体，非民主的政体都是不好的或坏的政体，这叫排中律；第三，民主只有一种形式，即自由的、不受控制的、公开的、透明的、多党的、竞争性的选举，不可能采取其它形式；第四，凡是有自由的、不受控制的、公开的、透明的、多党的、竞争性选举的地方就是民主的，就是好政体。如果头脑中有这些理论假设存在，就不会提出“什么是好的民主”之类的问题，因为这些人认为，民主就是好的，不是民主就是坏的，不可能还存在不好的民主或坏的民主。

“什么是好的民主？”实在是一个好的问题，因为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对这种简单思维模式的一种挑战。

我们可以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依我所见，到目前为止，人类其实走过了三个阶段，我们现在可能正在进入第四个阶段，即民主可能已经进入了算法时代。 

第一个阶段，民主被看成坏东西。自从公元前500年左右有了民主这样一种东西开始，一直到大约1945年，在2000多年里，民主一直被认为是个坏东西。此前100年里，已经有些人认为民主是好东西了，但是到1945年之前，似乎还没有定论。二战结束后，大家都觉得民主是个好东西了。因此，如果民主有2500年历史的话，其中大约有2400多年都不被看作是好东西。

第二个阶段，大约从1945年到1975年左右，打引号的“民主”变成了好东西。

第三个阶段，大约从1975年开始，这时有人开始置疑带引号的“民主”，希望探索实现民主理想的其它方式，由此引发了“什么是好的民主”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进入这个阶段，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是一个进步了。

什么是民主？下面，我分时段来解读一下这三个时期。

“民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它由两部分组成：δ?μος (demos) 意指“人民”，κρ?τος (cracy)意指“权力”或“统治”。两个词连在一起的意思是由人民直接进行治理。或用中国人常说的话，“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但在日常讨论中，有些人会有意无意地忘掉民主的原义，为民主提供替代性的定义。

人民当家作主如何实现？有意思的是，最早使用“民主”这个概念的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据我所知，有记载的文献里最早使用“民主”这个词的人是西方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约前484年－前425年）。他指出，民主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一切职位都由抽签决定，任职的人对他们任上所做的一切负责，而一切意见均交由人民大众加以裁决”。 其实，几乎所有古希腊谈到过民主的思想家都把抽选看作民主的标志，不管他们对它喜欢也罢，厌恶也罢。例如，柏拉图（约前427年～前347年）说过：“民主制度是党争结果，平民获得胜利，他们把敌党一些人处死，一些人流放国外，其余的公民都有同等的公民权及做官的机会——官职通常抽签决定”。同样，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说过：“用抽签的方式产生执政官被认为是民主，用选举的方式产生官员被认为是寡头政治”；“平民政体有这样一些特征：所有官员从全体公民中选举产生；全体公民统治每一个人，而每一个人反过来又统治全体公民；所有的官职或者是所有不要求具有经验和技术的官职，都应通过抽签来任命”。我们看到，历史上最早使用民主概念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把民主与抽签联系在一起，可见当时人们的理解，民主的实现方式就是抽签。

在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就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其实现方式要么是全体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公共事物；如果不是所有人都能直接参加管理公共事物的话，就需选出一部分人来代表其他人，而挑选这些人的方式不是竞选，是抽签。我的近作《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一书第一章写的就是雅典民主。

民主是个坏东西

回到雅典民主，即希罗多德、老寡头时代，那时人们对民主是种什么看法呢？简而言之，民主被认为是一种坏东西。在社会精英阶层看法比较一致：民主是个坏东西。古典古代史学家A.H.M.琼斯（1904～1970）发现雅典民主时期存在一个鲜明的反差：广大民众对民主深感骄傲、热情支持，但几乎所有留下文字的古希腊政治哲学家与政论家（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在不同程度上力挺寡头制，反对民主，因为民主让普通老百姓当家作主，因为民主使用抽签的办法挑选执政者。老寡头指摘，在实行抽选的民主制下，当权的是那些缺钱、缺少教育、愚昧无知的穷人、坏人、下等人，而不是独具德性和智慧的富人、贵族、优秀分子。

这种现象不仅在古希腊如此，其实从西塞罗时期的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再到经历革命的美国与法国，在2000多年里，民主制似乎从未受到过精英们的喝彩。这方面的证据举不枚举。美国学者帕灵顿(Vernon Louis Parrington,1871-1929)在20世纪初出版的一本书中概括地说：“回想一下[美国立宪]大辩论唇枪舌剑中不断被提及的那些权威们吧。除了马基雅弗利、瓦泰尔、普芬道夫、孟德斯鸠外，其余都是英国理论家，如霍布斯、哈林顿、弥尔顿、锡德尼、哈利法克斯、休谟和布莱克斯通。对民主派来说不幸的是，在这些伟大人物中，没有一位不对民主理念持反对态度”。帕灵顿列举的这些人不是所谓启蒙思想家，往往被人称作民主的先驱，但实际上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对民主制是持反对态度的。所以，在历史的很长时期里边，民主都是一个坏东西。经常听到有人用赞许的口吻说，西方有民主的传统。这套说辞是从西方传入的，基本是胡扯。其实，西方也有些学者不认同这种看法，并写出专著来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如果说西方有什么政治传统的话，那是一种反民主的传统。这方面的著作不少。例如前些年的一本书，其标题使用“乌合之众”与“群氓”，这是西方文献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两个词，反映了精英阶层对普通民众的恐惧与敌视。除了这两个词以外，欧洲历史上对民众还有众生（the multitude）、畜生（cattle）、“怪异的野兽”（monstrous beast）等充满鄙视的提法。这种态度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一直传到现代的埃利亚斯·卡内提（1905-1994）。例如，弥尔顿在《复乐园》中用“暴烈”来描述民主（fierce democracy），很多人都认同弥尔顿对民主的描述，在18、19世纪的文献中，“暴烈民主”的提法反复出现。托克维尔提出“多数人的暴政”（majority tyranny），这种提法一直沿用至今。我们看历史很清楚，凡是暴政几乎都是少数人的暴政，但是民主的反对者偏说多数人的暴政比较可怕，因为他们憎恨民众、害怕民众，才会去反对所谓“多数人的暴政”。第二本书谈欧洲思想史中的斯巴达传统。稍微了解一点古希腊史的人都知道，斯巴达是寡头政治的样板，与雅典的民主制度形成鲜明对比。斯巴达传统就是寡头政治的传统。第三本书的标题是《审判台上的雅典》，其副标题点出了要害所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反民主传统”。现代民主往往声称是雅典民主的继承者，该书作者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好比通过军事政变篡夺权位的罗马皇帝自称属于前任家族一样无耻。最后一本书的标题是《与群众对着干》，副标题是“法国革命以来形形色色的反民主思潮”，可见即使到近现代，在欧美，反民主的思潮依然此起彼伏。

现在有些人把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说成是现代民主的起点。但如果看一看美国革命时期、立国时期的文献，就会发现，在革命前，美国几乎从未有过关于民主的争论；在革命过程中，其目标也不是民主，而是共和。在美国《宪法》中，民主这个词完全没有出现过，因为美国的国父们根本就不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制度，他们害怕民众，害怕民主。法国也是一样，革命前很少有关于民主的讨论，讨论的主要是君主制好还是贵族制好。法国革命的目标是某种形式的代议制，而代议制的历史很长，原本与民主毫无关系。丹麦民主史专家摩根斯·赫尔曼·汉森的看法十分到位：雅典民主对美国和法国革命都没有任何影响；这两场革命（包括英国激进党人）更多受到来自古罗马的影响。

直到20世纪初，西方对民主的疑虑还是非常深的。20世纪初，法国学者埃米尔·法盖（Emile Faguet, 1847-1916）说：“几乎所有19世纪的思想家都不是民主派。当我写《十九世纪的政治家与道德家》一书时，这令我十分沮丧。我找不到一位民主派，尽管我很想找到这么一位，以便能介绍他所阐述的民主学说”。几乎同时，英国学者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 1858—1932）在1908年写道：“乍一看，[在欧美各国]有关最佳政体的争论好像已经有了结果，现在受青睐的是代议民主”，但是“在那些全心全意接受代议民主的国家，政治家与政治学者看来都对这种体制感到困惑与失望”。1913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 1841-1931）仍认为“从柏拉图到如今，从未有过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替大众民主进行辩护”。

至少到一战之前，至少在精英阶层，民主在欧美还是被看作一种坏东西。当然，民众、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运动对民主的态度完全不同。丹麦学者摩根斯·汉森说，“从古代到启蒙时代，民主就是一个睡美人……当她苏醒时，所有的王子都害怕她，哲学家都厌恶她，政治家都认为她不可行。当时，在人们的理解中，民主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内斗不止的暴民统治……在欧洲，要再过大约一个世纪，民主女神才变成受人尊重的淑女”。

总之，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中，民主一直被看作坏东西。这种情况大约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变化，进入第二阶段， “民主”变成了好东西。这里的民主我打了一个引号，因为此“民主”已非彼民主。

“民主”变成了好东西

要让坏东西变成好东西，首先要对原来那个不中意的坏东西进行改造。当然，对已经流传2000多年的一套思想、体制进行改造并非易事。我在《抽签与民主、共和》一书最后一章进行粗线条的梳理，这个过程大概经历了150年，从1800年到1945年前后。在此期间，欧洲的思想家、政治家试图用各种方式对民主进行改造，当被改造的“民主”已经变成让他们心安的民主时，他们才会改口说，这是一个好东西。

改造的过程是一个三部曲。第一步是对民主污名化，就是将原来意义上的民主说得一钱不值。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文献里经常有“虚假的民主”、“古代的民主”、“纯粹民主”、“直接民主”、“简单民主”等表述。它的潜台词是，原来意义上的民主是我不喜欢的东西；以前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民主是个坏东西”；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民众要民主，我不便再公开这么说了，于是就将原来意义上的民主污名化，在民主前边加上“虚假的”、“古代的”、“纯粹的”、“直接的”、“简单的”等负面形容词。第二步是创造出一种新的、带引号的民主概念。比如说“人民主权”，它听起来是一个挺好的词，直至今天很多人还在用人民主权这个说法。但是这个提法在出现的那个历史时段，强调“人民主权”实际是把“人民的治权”否定了。以前讲主权时，它与治权是密不可分的，拥有主权的人民应该同时享有治权。如果只强调人民主权，实际上暗含的意思是：主权归人民，但是对不起，治权归别人。所以，人民主权的提出有历史的进步性，但同时也有它历史退步的一面。这一点很少有人注意到。此后，把人民主权跟民主连起来，就产生了代议民主。代议(representation)早就存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把代议嫁接到民主上，其结果是治权依然归精英的代议民主。“宪政”、“自由”也是在这个时段开始与民主挂上了钩，而宪政、自由本是与民主势不两立的东西。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警惕带修饰词的民主》，说的是，把代议、宪政、自由作为民主的修饰词，实际上为的是用修饰词限定民主这个名词，改变它的原义、它的内涵。第二步大概也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第三步是为改造后的、带引号的民主正名。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代议民主”、“宪政民主”、“自由民主”逐步流行起来。推出“代议民主”概念时，其实创造了一种新东西，被叫做“真正的民主”，仿佛以前的民主都是虚假的民主。它也被人叫做“现代民主”，言下之意是，以前的民主是“古代民主”，是不合乎时代潮流的、落伍的东西。还有一种说法是，改造后的民主是“间接民主”，与此前那种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直接的民主形成对比。

这既是破的过程，也是立的过程。“立”就是要重新建构起一套全新的“民主”理论，它是无害的、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民主。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欧洲一批重要的思想家参与到新“民主”理论的建构工作中，包括勒庞（1841—1931）、莫伊赛·奥斯特罗戈尔斯基（1854—1921）、韦伯（1864—1920）、帕累托（1848—1923）、莫斯卡（1858—1941）、米歇尔斯（1876—1936，韦伯的学生）等。他们最著名的著作包括《乌合之众》、《民主与政党组织》、《寡头政治铁律》、《统治阶级（政治科学原理）》、《民主的转型》。这些著作试图告诉人们，普通老百姓无非是一群乌合之众，无论怎么参与政治，最后还得精英来统治。例如帕累托的《民主的转型》，中国人对帕累托的了解主要是他在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其实他到晚年，大量的时间花在考虑政治问题，后来他被墨索尼里正式认可，声名受到影响。

在所有对民主理论重新建构的人中，起最大作用的是经济学家熊彼特。1942年熊彼特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书中对民主进行了重新定义：把原来原义上的民主说成毫无意义，他认为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赋予全体人民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一笔抹杀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民主后，熊彼特拿出了“民主的另一种理论”。按照这种新理论，民主无非是一种选取领导人的方式，其首要任务是“选举出那些掌握决策权的人”；一个政治体制只要其选举是以争取人民选票的方式进行的，它便是民主的；否则就不是民主的；除了隔几年投一次票外，民众在政治中的角色付之阙如。很明显，熊彼特论点的基本理论假设来自韦伯：精英统治不可避免。20世纪以前，无论是拥护精英统治（贵族统治）的人，还是反对精英统治的人，都不会把它与民主画上等号，熊彼特却告诉人们，竞争民众选票的精英统治就是民主。这是对民主理念的彻底颠覆！后世学者把熊彼特的理论称之为“精英民主理论”、“最低限度民主理论”或“选举民主理论”。战后，由欧美国家推广到全球的“民主”就是熊彼特式最低限度的民主。

直到20世纪50-60年代出现的一系列民主理论，实际上都是对熊彼特理论的修补，进一步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包括罗伯特·达尔的多元理论。 1956年达尔出版了影响极大的《民主理论的前言》，1961年，他以耶鲁大学所在地新港（New Haven）为案例写出《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1971年又写出《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这些著作无非是想告诉人们，只要多元，就是民主。这与民主原义相去甚远。70岁时，他写出《经济民主的前言》扩展了运用民主的场域。90年代初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是80岁左右，感觉他年纪越大，思想越具批判性，如他年近90岁写的《美国宪法有多民主？》。

熊彼特对民主理论进行了一次最系统的改造。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熊彼特式民主成为“民主”的标准，他的民主理论成为最经典的民主理论。至今在西方、在中国，很多人熟悉的所谓“民主”理论，无非是对熊彼特改造、包装过的民主理论。

经过150年到熊彼特，这个改造看似很成功，但实际上有三个非常清晰的逻辑错误。第一个逻辑错误是偷换概念。很多有关民主的教科书，一方面讲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rule by the people），另一方面讲代议民主就是民主。这两个定义是互相矛盾的，代议民主已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了，而是赢得选举的政客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第二是以偏概全。民主如果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它指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各种形式。但现在流行的民主理论告诉人们，民主只能说熊彼特式民主，把最低限度民主说成民主本身，仿佛别无选择。第三个是假两难推理（false dilemma），世界上本来有多种选项，但却只给人几种选项；更极端的是只给两个选项。在政治制度安排问题上，很多人的脑筋已经被彻底洗过，认为世界上的政治制度，除了民主就是专制，没有别的选项；民主似乎只有一种实现方式，即竞争性选举，别的方式统统是不民主的、专制的。按照这种逻辑推理，中国没有实行多党竞争性选举，必定是专制的，古巴、朝鲜、伊朗也都是专制的，美国看不惯的国家都是专制的；专制体制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些说法听起来无比荒唐。

为什么会产生这三个逻辑错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很多人的思维存在某种“虚假的特定性”。1987年出版的一本书，标题就是《虚假的特定性》，作者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托·曼格贝拉·昂格尔，虚假的特定性就是把某一种特定的东西说成普遍的东西。对于民主这种普遍性的概念，很多人却相信它只有一种实行的方式，这与把某种桌子说成桌子的普遍形式同样荒唐。昂格尔写那本书的目的，是希望找到另一种不同形式的民主，即书的副标题所说的“激进民主”。我们不一定赞成昂格尔的激进民主，但是他的这个逻辑是对的：民主未必只有一种实现方式。

丢勒的犀牛

犀牛很久以前就在欧洲绝迹了。德国画家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没见过犀牛，但他依照他见过的画片画了一副犀牛像，后来被人称之为《丢勒的犀牛》。欧洲其他人当时也没有见过犀牛，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讹传讹，后来欧洲人画出的犀牛全是丢勒式的犀牛。民主几乎也是一样，大家没见过真正的民主，结果熊彼特式民主就被当作民主了；只要与熊彼特式民主不同，就会被认定为非民主或专制。

把民主改换成最低限度的民主（我称之为“选主”）以后，有人便以此为概念基础，研究衡量民主的标准，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衡量民主质量的指数，其中最活跃、最有名的是美国“自由之家”每年公布的“自由指数”（Freedom in the World）。“自由之家”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自称NGO，其实它经费的85%以上来自于美国政府。这种政府高额资助的组织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美国会指责它们并非真正的非政府组织；但轮到“自由之家”就完全是另一套标准，说是“必要的恶”。这样一个机构，每年对世界各国打分，好像哪些国家是民主的、哪些国家是专制，全由它说了算。在“自由之家”的排行榜里，中国永远都排得很低。“自由之家”可以说完全是美国信息战的一个工具。另外还有几种看似更学术一点的民主指数。一种叫政体指数（Polity IV），另一种叫万哈林指数（Vanhanen’s Index of Democracy）。把各种各样的这类指数拆开来分析，其实它们衡量的，无非是选举是不是公开、透明、不受干扰、带有竞争性。为什么用这些指标衡量？原因很简单，其基础理念是，传统意义上的、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不是好民主；只有代议民主、通过竞争性选举实行的代议民主才是唯一可欲、可行的民主。

这是第二个阶段，时间很短，大概从1945年到1975年前后。

在整个19世纪，尤其是1848年革命以后，欧洲的精英阶层成功地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转移到争取普选权上，包括社会主义政党以及恩格斯本人，也不例外。可以说，争取普选在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是工人阶级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包括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很重要的一个奋斗目标。“普选”（Universal suffrage）这个关键词在英文书里出现的频率一直高居不下。在欧美，普选大概到1960年左右基本实现了；有些国家像瑞士，到1975前后才真正实现普选。随着普选在20世纪60-70年代最终实现，“普选”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大幅下滑。但几乎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关键词的出现频率大幅上升，例如，“政治精英”（Political elite）、“权力精英”（Power elite）、“精英主义”（Elitism）。这似乎告诉我们，人们好不容易争取到普选权后，才发现权力仍然在精英阶层手中。基辛格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有两种情况让人很沮丧，一种是你追求一种东西，永远追求不到；一种是你追求某种东西，追到手后才发现，它并不是你想要的。普选权有点像后一种情况。为争取普选，多少人前仆后继，不惜坐牢、牺牲，好像一旦拿到普选权，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普选权最终实现之后，才有人恍然大悟，普选权好像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于是决定转而追求新的东西。

大约从60年代末开始，人们开始对代议以外的民主实现方式兴趣大增，包括“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等。但代议民主（熊彼特式民主）的黄金岁月很短，就是1945-1975年这30年左右；1975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索实现民主理念的其它方式。罗伯特·达尔1970年一本很小的书《革命之后》，已经提到可以采取抽签来补充票选的不足。

以上是我以1975年为界的一个理据。另一个理据是，同在1975年，由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与一位欧洲学者、一位日本学者向美、欧、日三边委员会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标题是《民主的危机：有关民主政体可统治性的报告》。报告第一段为西式民主描绘了一个近乎四面楚歌的图景。同一年，亨廷顿的另一篇文章用“民主瘟疫”来形容当时的局面，他确信，“1960年代展现出来的民主活力给1970年代的民主提出了统治能力（governability）的问题”。他提出：资本主义民主许诺个人自由，允许大家参与政治，结果人们从四面八方向政府施压，要求提供更好的福利，但同时谁也不愿意付出代价；这必然造成政府无从招架。亨廷顿严词驳斥了这样一种说法：“治疗民主罪恶的唯一处方是更多的民主”；他认为，在当时情况下，用这个处方只会火上浇油，造成更糟糕的局面。在他看来，当时各种问题的根源是“过度民主”。

总而言之，到1975年，代议民主作为唯一可行的民主已引起了人们的质疑，人们开始探寻实现民主的其它方式。这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人们开始问“什么是好的民主”？

什么是好的民主

要探求什么是好的民主，首先要回到民主的原意，那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里我们可以追问两个问题。一是人民当家作主可以采取哪些形式？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是什么？

就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而言，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1）人民直接当家作主；（2）其它方式。雅典城邦可以采取人民直接当家作主方式，因为雅典公民只有3万人左右。而现今的世界，国家的规模都要大得多，让所有的人直接当家作主很难办到。当然，在基层单位或居民小区，直接当家作主还是可能的。直接当家作主以外，可以有很多其他方式；如果争取一种好的民主的话，其方式应该尽量接近人民直接当家作主这样一种理念。

此外，我们还应关注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是什么？罗伯特•达尔在《多头政体：参与与反对》（1971）一书中认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是“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回应所有公民的意愿”。这也可以用来衡量什么是好的民主的标尺。除了形式与目的，判断什么是好的民主还有其它标尺。在我看来有以下五条。

第一，理念上，是否注重普通老百姓当家作主的能力？是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不是努力创造条件让所有人都具有当家作主的能力。主流政治学往往把参与看作一种权利，但参与其实也是一种能力，且需要占用必要的资源作为支撑。当家作主也是如此。在这方面，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意愿、能力与资源。如果一个制度根本不在这方面做任何努力，这个民主未必是好的。

第二，是否注重拓展人民当家作主的方式？上面的讨论已经明确指出，人民当家作主的形式可以有多种多样，并不局限于票选一途。一个好的民主应该寻求一种能尽量吸纳人民的决策模式（By the people），包括参与，但不限于参与。政治参与其实是个很奢侈的东西，不管在哪个国家，有参与能力和具备参与资源的人其实是很少一部分人。如果仅仅谈参与会是很危险的，等于把影响政治的权力，交给一小部分有参与能力和参与资源的人。吸纳人民进入决策过程还有别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熟知的群众路线，也是一种吸纳人民进入决策的方式，我称之为逆向参与，因为群众路线要求各级决策主动深入民众，尤其是普通民众，在决策中反映他们的意愿。

第三，是否注重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一个好的民主应该寻求一种能尽量回应人民需求的政治制度（For the people）。这一条是可以度量的，现在有些跨国的民意调查，看各国在多大程度满足了人民的需求。中国的表现一直十分出众。

第四，是否具备基本的国家能力？如果缺乏基础性国家能力的话，好的民主理念、好的民主实现方式、好的满足民众需求的意愿都未必能化为现实。

第五，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即是否实事求是。不同的国家，做法未必一样；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做法未必相同；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佳道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段，好的民主未必是同一种东西！加上实事求是这一条标准，我们追求好的民主时，一定要注重人民当家作主的场域；不同的场域，当家作主的方式不会相同，也不应相同。

很多关注民主的人，一谈到民主想到的就是参与全国层面的决策。国家重大决策是不是民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对所有人而言，我们大部分的人生是在工作单位和居住社区度过的；其次是地方事务，然后才是全国性事务，全球性事务。当家作主的场域非常重要，追求民主应该追求在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场域实现民主，这对我们每个人的福祉更重要。在工作单位和居住社区，当家作主可以采取直接的方式；在其他的场域，比如地方性事务，全国性事务，全球性事务，直接方式恐怕未必合适。当家作主的间接方式并不止票选一种，而是有多种多样，比如说协商。中国现在谈协商民主的非常多，全国政协也做了大量关于协商形式的探讨。但是，谁来协商？参加协商的人是怎么挑选出来的？反倒是在中国基层一些地方，产生了很有意思的创新。例如，在浙江温岭、四川成都、黑龙江阿城，基层需要协商的时候，尝试过用抽签的方式挑选个人或家庭，因为政府指派会受到质疑，自愿报名会造成偏差，抽签无偏无倚，既公平，又容易被接受，还容易操作。有趣的是，这些地方之所以最初在协商时采用抽签的方式，是在实践中找到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参与也可以是当家作主的一种方式，适用于涉及利益相关方的较特殊场域。利益相关方势均力敌，且都有参与的意愿与能力，可以用参与这种方式。涉及大量参与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民众时，群众路线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更适当的方式。比如说制订一些全国性政策时，北上广的白领们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上发声很容易；但是，在青海、贵州的偏远村落，那里的人们如何发声、如何影响决策？这种情况下，群众路线更加适用，需要掌握权力的人，深入到这些地区去做调研，把那里人们的意愿反映到决策过程中去。

人民当家作主的间接方式可能需要挑选出一些人来，代表人民整体。这时抽签就可以派上用场。我并不认为抽签是实现民主的唯一方法，它也未必是最好的方式。但是抽签确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人类进化了约300万年。过去2500年只是其中的一瞬间，从进化的眼光看，今天的人并不比那时的人聪明多少，差别只是今天的人知识多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借鉴古人的一些做法。更何况，现代统计学已经告诉我们，随机抽签产生的样本才具有代表性。既然如此，组建应该具有代表性的决策机构时，抽签是个蛮有潜力的民主实现方式。

选举也可以作为一种民主的实现方式，我们不应该完全排斥选举，正如我们不应该将它看作民主的唯一实现方式一样。但选举有个内在的缺陷：容易被操控。这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就广为人知了。因此，罗马共和国、意大利的城邦共和国在使用选举的同时，往往加入抽签的成分，减少其被操控的可能性。我在书中提到两类抽签，一类叫民主抽签，一类叫共和抽签。民主抽签是只用抽签，不用选举，所有人都是经由抽签选出来的，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共和抽签是把选举和抽签混杂在一起，其目的不是要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人，而是防止出现一个稳定的少数垄断权力。例如，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大公的挑选方式无比复杂，是抽签与票选相结合，分前后十个步骤完成。

总结一下。在我看来，我们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此前，要么说民主是个坏东西，要么说改造后的“民主”是个好东西。现在这都过去了。即使在欧美，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打引号的“民主”未必是真民主，民主未必只有一种实现方式。提出“什么是好的民主”是一个进步，因为它要重启什么是民主的讨论，反思熊彼特式的“民主”到底是不是一种好东西，摆脱昂格尔所说的“虚假的特定性”，承认民主有多种实现方式。否则的话，无法讨论“什么是好的民主”。归根到底一句话，如果大家喜欢民主、支持民主，我们就应该打开思路，解放思想，而不被熊彼特式的最低民主束缚住我们的想象力。想象力打开了，我们便能在工作单位、居住社区、其它场域，以创新的姿态探索实现民主的不同方式。这样一来，我们中国也许可以在民主问题上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破除迷信很重要。不破除迷信，无法前行。举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在回答外国记者关于中国搞不搞民主的问题时，至少有两任前总理说，我们条件还不成熟。这种回答可以解读为，条件成熟了，我们也可以搞竞争性选举。这说明非此即彼的“民主”迷信影响之深。一百年前就有人试图破除这方面的迷信，但是直到今天，迷信还没有完全破除，可能还需要一百年。当然，国家实力增强后，破除迷信也许更加容易一点。

关于抽签的适用范围。乍一听，在政治生活中使用抽签好像很荒唐；其实投票用得不是地方也很荒唐。投票往往用于两类事情，一类是做决策，一类是选人。用于决策，投票多数决最近的例子是2016年英国脱欧公决，52%支持、48%反对，结果把英国带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换一种决策方式，如共识决（consensusdecision  making），情况会完全不同。我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中，对投票表决的弊端进行过深入的分析。

    用于选人，投票也未必是好方法。选人可以分几类，一种是选领袖，一种是选代表，一种是选办事的专才或干才，一种是选明星。

    投票不是选领导的好办法，美国选出特朗普后，很多美国人才认识到这一点。奥巴马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本是一个参议员，没有什么行政经验。在中国，难以想象一位来自开封的全国政协委员一跃变成国家领导人。关于奥巴马的政绩，一位观察家的评论不无道理：奥巴马竞选时推出的苹果手机给美国带来的变化远大于奥巴马带来的变化。连大公司的总经理都不会用投票的方式选出，更何况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领袖。选领袖，也许最好的方法还是采用培养、锻炼、考察、选拔、逐级递进，而不是选举，因为选民无法判断候选人的领袖素质。

选代表，投票也不是好办法；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说，这样选出来的人没有代表性。事实也是如此，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时期，用这种方式挑选出来的人都是一群精英分子，与人民大众的构成极不相同。选专才或干才，更不能用投票的方式。正如我们不会用投票的方式选择医生与教师，我们也不应用投票的方式选择各个专业的公务人员。在这方面，中国早就发明了考试制度。

投票适用于选明星。美国自里根以来，大多数总统都具有很高超的表演才能。里根是专业演员出身；特朗普参演过不少影视作品，并长期担任电视真人秀《谁是接班人》的监制与主持人；而克林顿、奥巴马一卸任就参演电影、电视剧。不仅在美国，世界各国已选出很多演艺人才或体育明星担任总统、总理、议员，以至于有人说“政治就是演艺”。如果投票不适用于选人与决策的很多方面，抽签也是如此。大部分决策不应该用抽签的方式做出，只有涉及稀缺资源直接分配的决策可以用抽签，因为抽签的结果对所有人公平。在选人方面，选领袖、选专才与干才都不能用抽签。不过，抽签可以用于选代表。学过统计学的人都知道，随机抽选出来的一批人才具有代表性。所以在选代表方面，抽签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但它也只是一种办法而已，并不是唯一的办法。选代表也可以用选举与抽签搭配的方式进行。

很多人谈到选民的理性。在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大量关于选民的调查研究。选举假设选民是理性的，但这些研究显示，选民并不理性。作为个体的选民，面临一件大事时，他马上做出的决定大概是没有多少理性可言的。理性要求占有完全信息与完全知识，缺一不可；但不管多聪明的个人，都不可能具备完全信息与完全知识。所以，理性的个体只是一个理想、一个幻象。真正要谈理性，只能谈群体理性。现在有一些有关群体智慧的研究，发现解决问题时，重要的是参与者的多样性、异质性，而不是参与者的个体能力。参与者的多样性、异质性有助于克服信息与知识的不完全性。像英国脱欧公投，实在是再蠢不过的办法，因为这是让每个单独的个体独自做出一个他们无法判断后果的重大决定。后来连英国的《卫报》都看不过去了，说如果采取抽签的方式挑选一群公民的代表来，让他们集中在一起，认认真真讨论几个月脱欧的利与弊，然后再做决定的话，一定要比现在这个决定更好。

总之，我更相信群体的智慧，相信“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相信人多智广。有件小事很说明问题。耶鲁大学所在的城市不太安全；以前那里的一个桥洞里经常发生抢劫。警察从自己的专业知识判断，想到一个解决的方法：派个警车蹲守在那儿。问题是，警车一离开，又出现抢劫。后来，城市搞了个由普通市民组成的咨询班子，里面什么人都有。结果，有人提出一个主意：在桥洞里安上亮晃晃的路灯，问题就解决了。拿出这个点子的人是位电器工程师。这便是群体智慧的一个例子。这也说明抽签产生的代表群体比较容易产生群体智慧。在讨论民主实现方式时，千万不能忽略这一点。

（编辑  季节）

2013年1月26日，中国首次自主研制的大型多用途运输机Y-20一飞冲天，恰似一只舒翼展翅的“鲲鹏”，遨游蓝天。大运飞机将我国国产运输机的能力从Y-8的60吨级提升至200吨级的水平，标志着中国成功跻身于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自主研制200吨级大型运输机的国家之列。从此，我国空军具有了远程战略投送的能力，这是我国空军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从2007年正式立项，2013年1月成功首飞，到2016年正式列装，大运飞机创造了世界上同类飞机研制交付的新纪录。大跨越的背后是大运飞机的研发设计和生产单位，航空工业西飞数十年坚持自主创新，辛勤耕耘，不断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终于实现了从局部突破到整体集成，从量变到质变的追赶历程。

不忘初心  航空报国

航空报国的历史使命

强大的国防力量，是大国屹立于世界、保障国家安全的根本。建国之初，毛泽东主席就指示“要建设强大空军”,政务院决定“加快发展航空工业，筑起万里碧空的钢铁长城”。1955年，国家决定建设轰炸机制造厂（172厂）和飞行研究院，并将其确定为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重点工程之一，也是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1958年，在古城西安东北方向的一个偏僻小镇阎良，聚集了一群来自天南海北、怀着航空报国理想的青年创业者，拉开了西飞前身172厂的建设序幕，点燃了我国大中型轰炸、运输类飞机研制生产基地的火种。1966年，建成了一座占地约1平方公里的飞机研制基地。后来，空军第一航空工业工人技术学校、飞行研究院（八所）、第十研究所陆续迁至阎良或在此设立，阎良成为我国唯一的集飞机设计、制造、试飞鉴定、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大型航空工业基地。数万航空精英云集阎良，谱写新中国航空事业的辉煌篇章。1968年，西飞试制成功我国首架大型军用飞机——H-6飞机，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高速发展的重要标志。

三次创业的艰难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西飞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1978-2018年，西飞历经“两次创业”的浴火重生，并开启了“第三次创业”崭新征程。

1980年9月，位于西北边陲的西飞领导敏锐地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契机，与加拿大庞巴迪公司签订了第一份转包生产合同，承揽CL215森林灭火机7个部（组）件的来图来料加工，这是建国后我国军工企业第一次与西方国家合作，开始了西飞开放与国际合作的创业征程。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当时，国家在军事装备领域的方针是多研发、少装备，西飞和很多军工企业一样，面临国家订单减少，人员负担重等问题，企业经营十分困难。1996年8月，经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批准，公司改组更名为“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从传统的国有企业开始探索现代化、市场化的管理体系，从单纯完成国家任务，到主动对接市场需求。西飞开始艰难的体制转型，开启了“第二次创业”。

进入新世纪，西飞的研发和装备实力不断增强，综合实力不断跃升。以2013年大运飞机成功首飞为标志，西飞与发达国家先进航空装备企业的差距显著缩小，进入追赶世界一流航空企业的新阶段。为整合我国航空装备集团力量，更好地发挥协同作用，打造全球领先的航空装备集团，2017年1月，西飞成为航空工业直属单位，履行航空工业飞机和中航飞机的管理职能，开始了公司的第三次创业的新征程。

40年间，西飞成为我国大中型轰炸、运输类飞机研制生产的重要基地，创造了我国航空工业史上的多个第一，实现了从传统军工企业向现代法制企业的嬗变，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7.9亿元，首次突破200亿元大关。

跨代发展的辉煌成就

建厂以来，在党和国家的关怀领导下，西飞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矢志不渝改革创新，取得了一系列发展成果。

建成了我国大中型轰炸、运输类飞机研制生产的重要基地。“航空报国，强军富民”始终是西飞不懈的追求。历代西飞人铭记党和国家赋予的使命，不断推进航空装备体系化、飞机型号系列化发展，为国防武器装备建设、提升军队战斗力做出了卓越贡献。

轰炸机的摇篮。从H-6飞机仿制起步，西飞先后研制生产出30多种型号的军民用飞机。1968年，H-6飞机试飞成功，填补了我国轰炸机研制的空白；1988年，由西飞承担制造的歼击轰炸机“飞豹”在阎良机场首飞成功，这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双座双发、多用途、全天候、超音速歼击轰炸机，成为空、海军实施对地、对海作战的纵深打击“利剑”。2007年，H-6K飞机成功首飞。该型飞机按照“飞得远、挂得多、打得准”的目标，采用了多项最新的关键技术，对H-6飞机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H-6K列装部队后，已经成为中国空军战略打击和威慑力量的一个标志型装备。

加油和预警机的故乡。1991年，H-6空中加油机首飞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英国和前苏联之后第四个掌握空中加油技术的国家。2003年，由西飞改装的空警-2000在阎良机场首飞成功，这是中国首型集侦察、通讯、指挥、控制于一体的国产预警机，使我军在防空作战指挥上实现了从“平面”到“立体”的跨越，使中国的国防力量体系实现了从“离散”到“融合”的跃升。

大型运输机的重地。1970年，Y-7飞机试飞成功，填补了我国涡轮螺旋桨中、短程运输机的空白；1974年，Y-8飞机一次试飞成功，填补了我国中型多用途运输机研制的空白。2013年1月26日，西飞研制的大型运输机Y-20成功首飞，从立项到首飞仅用了5年时间，创造了大飞机研制的“中国速度”，举世瞩目。大运飞机的成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军用大型飞机由改进改型向自主设计制造阶段的巨大飞跃。2016年7月，大运飞机列装部队，成为战略空军建设的核心装备之一。

经过数十年建设发展，航空城阎良已经成为孵化战鹰的摇篮，一架架轰炸机、歼击机、运输机、特种飞机从这里腾空而起，呼啸云间，飞赴祖国四面八方，为捍卫祖国领空、护佑广袤海疆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实现了航空制造技术的跨代发展。西飞已经建立起专业齐全、工种齐备、国内领先的飞机研制生产体系，实现了航空制造技术的跨代发展。遵照“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的型号发展思路，围绕飞机总体气动、结构强度、综合航电、综合保障、系统集成等重点设计技术，通过H-6、新舟系列飞机的研发和改进改型实践，西飞形成了军民用大中型飞机的综合论证和总体设计能力，基本具备了数字化设计、数字化制造的协同研制能力。

上世纪60年代建厂开始，西飞处于探索发展起步阶段。这一时期从模仿和逆向研发H-6飞机起步，是模仿（苏联机型）为主的初级水平。

进入新世纪，以H-6K飞机为代表,西飞进入了吸收再创新的技术提升阶段。H-6K飞机涉及的关键技术近200项，其中颠覆性的关键技术10多项。西飞提出“研制成功型号，培养优秀队伍，建立先进能力”的目标。在具体的研制工作中，西飞又提出了“一个重点，两个提高，三个实现，十项改进”的研制目标与内容，采用“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方法建立了飞机的指标体系，提出了具有轰炸机特点的飞机与发动机匹配、航电武器系统、驾驶体制与人机工效、主要机载系统等技术方案，实现了需求/指标/技术/实现、总体/结构/系统/设备、飞机/发动机/武器/保障体系等多维度的完美组合。2007年，大型运输机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重大专项。以大运飞机为代表的新机型，开启了西飞以自主创新为主的跨越阶段。我国大型运输机要求具备的体量与飞行距离等指标几乎与国外同类型飞机一致，而研制时间只有欧美研制同类飞机的一半，且设计经验、技术储备和综合能力有相当差距。飞机重量从60吨一步跨到200吨，技术难度增加了几十倍。

为按时按质完成大运研制任务，西飞组建了大运团队，深入探索创新工程研制管理模式，构建了全国全行业大协作的研制体系，实现了以大规模异地数字化协同、系统分级集成验证、设计工艺一体化迭代、模块化制造交付为代表的研制生产模式的转变，建立了多目标、多要素、全过程的研制管理平台，有力保障了工程快速推进的要求，创造了世界上同类飞机研制交付的新纪录。

在项目设计阶段，“总设计师”和“总制造师”系统梳理出“六大关键技术”、“两大难点项目”、400余项技术难关，所辐射出的新技术体量和技术难度前所未有。西飞人抱着向世界先进发起冲锋的决心和勇气，大胆创新项目组织体制，采用“在线关联设计”“三维标注”“虚拟仿真”“多厂所异地协同研制”等一系列数字化、信息化技术，使设计周期缩短了40%，生产准备周期缩短了70%，制造周期缩短了30%，不仅确保了型号研制节点，也使我国数字化设计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大运飞机研制的组织模式，西飞制定了以“一个模式、六个统一”为中心的制造系统实施方案，即以“行政命令和合同约束”为组织纽带，所有参研单位“统一项目组织与管理、统一标准规范体系与异地协同平台、统一技术状态管理和质量控制、统一计划协调与进度控制、统一材料采购管理、统一成本控制方法”。西飞还依托信息网络，采取了异地协同数字化设计制造方法，将分布在大江南北的上千家企事业单位即时联系在一起，大大加快了研制进度。

在飞机设计的同时，工装设计部门就开始设计生产线，对需要的工艺提前攻关，并将工装生产线的设计及时反馈给设计部门，以便对飞机设计预先优化，减少生产中的困难。

在总装环节，运用精益制造思想，改传统的“阵地式”装配流程为“脉动生产线”，对装配过程进行流程再设计和优化，实现按设定节拍的站位式装配作业，进行定工位、定操作的熟练重复操作，确保装配质量，提高工作效率。其中引入了大量新技术，有效保证了飞机装配质量。装配现场实行无纸化、可视化管理，使飞机装配具有高效、精益、可视化的特点。

在西飞内部，数字量传递、数字化协调、数字化制造和装配在大运飞机和C919飞机研制过程中得到全面应用，其中机翼、机身等大部件的数字化集成装配技术，开创了国内飞机制造史的先河。新建的数控精益加工中心、大飞机部装生产线和总装脉动生产线集成了当代中国最先进的飞机制造技术，其中大飞机脉动生产线物流配送业务已实现数字化感知、测量、监控、执行、反馈等功能，向智能化管控迈出了第一步。

西飞以管理体系建设、知识工程推进、系统集成开发以及设备的信息化管控为建设重点，不断推进先进制造模式的落地、优化与完善。

经过数十年时间、数十个型号的研制经验积累和不断的学习创新，西飞从特种加工、数字化装配检测到总装集成，其航空制造关键技术能力持续提升，建成了国内领先的飞机总装脉动生产线，具备了大型机翼数字化装配、模块化交付能力，建成了国内领先的精益加工中心，大大提高了复杂零件精密制造水平。航空制造技术的跨代发展为加快型号研制、提高产品质量奠定了良好基础，也引领西飞向着“全面信息化，适度智能化”的方向不断前进。

具备了支撑一流军队建设的体系化服务保障能力。“飞机交付到哪里，我们就服务跟进到哪里”。西飞勇担强军首责，做强军工主业，构建了集快速响应、技术服务、航材支持、客户培训、客户技术资料为一体的军机服务保障体系，为军队提供有力航空装备支撑。

近年来，为了构建军机快速响应模式，西飞成立了军机快响中心，构建了集外场信息管理，数据统计分析、点对点故障分析视频会议，备件计划管控、供应、维修、仓储、技术资料信息化管理为一体的军机客户服务信息化平台，形成了多厂联合服务保障体系，实现西飞对用户的跨地域、全天候保障，缩短了技术支援请求的响应时间，提升了保障效率和服务质量。

开放创新，集智发展

做好“一扇门”，打开一片天

在西飞的展厅里，至今仍保存着一个飞机的舱门，这是改革开放后西飞第一次为国外飞机生产的舱门（即承揽加工庞巴迪CL215森林灭火机的一个部件），也是中国飞机制造厂第一次为国外企业加工飞机部件、第一次打入国际市场的作品。此后，西飞国际化的步伐越迈越大，特别是与波音、空客的合作，使西飞加入了全球飞机制造产业链，接受西方先进飞机制造标准的严格要求和市场洗礼。

西飞的转包项目从起步以来，实现了技术能力的三次跨越式发展：

与波音的第一次合作。1996年，西飞与美国波音公司签订了737NG垂直尾翼1500架份转包合同。西飞非常重视这项合作，抽调最优秀的技术骨干，按照波音的质量管保体系要求，把质量放在首位，认真再认真，严格再严格。1998年9月28日，首架波音737NG垂尾顺利交付，随后737NG垂尾的生产速率稳步攀升，迅速进入批量交付阶段，产品质量完全符合要求。到目前，已经稳定交付4000余架份波音737系列飞机垂直尾翼。

波音民机集团人士评价：“中航工业西飞是波音公司在中国历时最久、最具价值的供应商伙伴之一”。目前全球三分之二在役的波音737系列飞机都装配有西飞国际交付的垂尾产品。波音737-300平尾和波音737-700垂尾合作项目的成功，使西飞熟练掌握了先进飞机大部件制造技术。

与波音的第二次合作。2007年6月，西飞国际与波音公司签署了波音747-8飞机内襟翼和后部肋等大型部件的生产合同，这是西飞与波音首次在复合材料产品上的合作。波音747-8内襟翼堪称波音目前在中国制造的最大飞机结构件，其主要结构件全部采用复合材料，复材用料达到70%以上，结构复杂、研制难度大，单架份产品转包金额也最高。西飞国际、波音、中航国际和福克公司三国四方紧密合作，通过大孔径、高精度、复材和金属多夹层制孔技术的应用，保证了3万多个复材零件的钻孔、锪孔的高精度需要，攻克了装配变形控制难度大、波纹度要求高等诸多技术难题，实现了全数字化的产品设计制造和全部零件的无余量装配。2010年秋，成功向波音公司交付了首架份产品。波音民机公司副总裁和中航国际副总裁均表示，这一合作项目的成功，是中航西飞民机部件制造的一次跨越。以波音747-8大型复合材料内襟翼的成功试制为标志，西飞实现了与世界先进航空产品制造装配技术的同步发展。

西飞国际合作项目连续5年为公司赢得波音“银牌供应商”称号，转包项目高品质的产品、100%的准时交付率，使西飞从13000多家供应商中脱颖而出，获得2016年度“波音优秀供应商”，这是中航所属企业获得波音所颁发的最高奖项。

与空客的合作。2009年，西飞公司与空客公司签订了空客A320系列飞机机翼总装项目合作协议，西飞成为该项目欧洲以外的首家供应商。机翼是结构最复杂、制造难度最大的飞机大部件。经过几年努力，提供了高质量产品，2014年，西飞已经成为空客天津总装厂A320飞机总装线的唯一机翼供应商。

国际合作包含了宝贵的知识交流。为更好生产A320机翼，空客给予西飞天津公司强大的技术支持，派驻了涉及各相关领域的20人团队，向西飞天津公司的员工提供广泛、有效的现场培训，使他们尽快掌握机翼制造流程和技能。空客公司在每一架飞机逐步增加中国员工的工作额，从而既保证与空客欧洲公司相同产品质量，又实现西飞公司独立安装、测试，自主生产，合格交付。以空客A320机翼的研制为契机，西飞的国际转包生产逐渐掌握了制造大型机翼、机身并对其进行装配数据检测的能力，以及大型壁板无余量装配、整体油箱密封检测等技术，其中数字化装配技术、机翼外形检测技术已与国外同行业水平接轨。从而西飞公司在国际合作中，实现了从简单结构件向复杂部件的迈进，由此形成了西飞的核心竞争力。

2009年，西飞成功收购了奥地利菲舍尔公司(FACC)。FACC是从事研发和制造复合材料部件和系统的专业化公司，是世界上主要大型飞机制造企业的内饰供应商。2011年，西飞在镇江设立菲舍尔航空部件有限公司，承接FACC转到国内的航空复合材料产品制造任务。这一收购行动使西飞提升了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更好地自主发展新型号和新产品。

随着西飞逐步提升合作项目的技术含量、扩大航空部件生产的品种和数量，并保证稳定、优质、准时交付，西飞转包生产业务年出口交付额以20%的速度增长，保持着航空工业国际转包业务一半的产值。西飞已成为世界级飞机制造商的大部件和重要承力件的主要供应商，成为国际航空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同心筑“新舟”，军民共发展

是不是要发展民用飞机，民用飞机和军用飞机在航空企业的发展定位上是什么关系，发展民机会不会影响军机制造的资源，或影响军机质量? 这个问题总是困扰着我国许多航空企业。而西飞集团从一开始就采取两条腿走路方式，勇担国产民机发展重任，推进军民用技术双向转化、共融互通，形成了军机、民机、转包生产、非航空制造业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建国后，我国军用飞机制造基本是从零起步，民用飞机更是起步晚，起点低，差距大。与军机相比，民航飞机可靠性、经济性要求极高，研制民机被认为是吃力不讨好，当时民航飞机基本是从苏联进口。然而，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交恶后，军用飞机无法再引进，民航飞机也面临困境。1966年4月，西飞正式启动仿制前苏联安-24运输机项目，也就是Y-7中短程运输机，1982年7月30日设计定型。并在1984年1月23日获得了中国民航局的飞机适航证。可以说，是Y-7结束了中国民航全部使用外国飞机的历史，

不仅要能造民用飞机，还要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用飞机，这是更宏大的航空报国梦。1988年，西飞公司在Y-7的基础上，正式启动了新舟60飞机的研制工作，从研制一开始就瞄准国际市场，所有的标准都是对标国际水平。为此，西飞先后进行了大型专项试验89项，试飞科目156项，其中雷达罩雷击试验、风挡玻璃鸟撞试验、ETOPS功能试验等十余项均属国内首次。研制过程中，西飞在广泛吸收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技术改进，使新舟60的安全性、舒适性、经济性、环保性、适应性、维修性均达到或接近世界同类先进客机水平。

2000年2月25日，新舟60飞机首飞成功，同年6月取得中国民航总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12月取得生产许可证。随后，西飞开始了艰难的开拓国际市场的历程。

作为民航市场的新兵，面对挑剔的国际客户，面对有百年历史的竞争对手，特别是每一次飞行都攸关数十旅客生命的民用飞机，怎么样才能胜出?

找准客户，以优质低价和诚意打动客户，先易后难，是西飞公司突入国际市场的战略方针。2004年11月，津巴布韦签署两架新舟60飞机购机合同，中国民机首次实现国外销售“零”的突破。此后赞比亚、刚果（布）也购买了新舟60飞机。由于运营状况良好，刚果（布）于2011年12月再次签订一架新舟60飞机购机合同，成为首家二次购机的非洲用户。

“新舟”在国外的良好运营，为当地架起了“空中桥梁”。在津巴布韦、厄立特里亚、喀麦隆、汤加，“新舟”飞机的运营不仅解决了当地民众的出行困难，还促使民用航空体系得以建立；在柬埔寨、老挝、尼泊尔、刚果（布），“新舟”飞机的运营促进了当地航空运输业的快速发展，使区域经济更加繁荣；在尼泊尔和喀麦隆，“新舟”飞机还协助当地政府应对地质灾害、战乱撤侨，成为受灾民众心中生命与希望的寄托。多年来，西飞已交付“新舟”系列飞机100多架，在四大洲、18个国家的近300条航线上平稳运营，累计运送旅客突破1100万人次。同时还为各国客户培养了航管、签派、机务人员和飞行员3000余名，为29个国家提供了逾500人次的适航官员专项培训。现在，西飞已经初步形成新舟60、新舟600、新舟700飞机系列化发展的格局。

“新舟”系列的崛起和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极大地促进了西飞公司民机制造技术和能力的攀升，特别是民机研制生产、市场营销与用户支援体系建设等日渐成熟，并极大地促进了军机研发、生产和管理能力的提升。

人才为本 基业长青

几代人数十年如一日，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西飞集团发展的步伐从未停歇，其中，西飞集团人尽其才、创新发展的制度发挥了支撑和保障作用。

创新担当，发挥企业家精神

在企业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西飞领导班子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坚定不移地践行创新驱动战略，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高瞻远瞩，敢于担责，引领了企业大发展。

H-62017年12月17日，解放军空军展示了一段名为“绕岛巡航”的宣传片，由H-6K、J-11等战机组成的编队实施对宝岛台湾的绕航，有力地打击了台独气焰。

H-6K又被称为“战神轰炸机”，是西飞公司的拳头产品之一。但当年它并不是国家立项的产品，而是西飞公司领导顶住压力自费上马的。H-6

本世纪初，我国空军发展重点仍是战术飞机，而大航程高载重的战略飞机的需求尚未提出。西飞公司领导看到了国家对于战略轰炸机的潜在需求。在国家尚未立项的情况下，西飞自筹资金开始进行H-6K的研制。一款飞机需要研发数年，投入大量资金，占用企业大量的资源，没有国家的支持，飞机的研制和市场开发风险将由企业自身承受。H-6K在原H-6的基础上分了十几大类攻关课题，包括飞机作战性能的优化、人机界面的优化、自主保障能力的优化等等。与以往机型相比，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改进。

西飞领导的预见是准确的。随着我国J-10和J-11等第三代战斗机陆续装备部队，空军装备发展重点转移，而H-6K与老式轰炸机相比，飞得更远、挂得更多、打得更准，正符合国防的新需要。“脱胎换骨”的H-6K系列轰炸机成为我军远程打击实力的象征。

创新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新一届领导班子形成共识，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号召大家开动脑筋、打开视野，用新的角度和眼光审视工作，用新的思路和办法革除积弊，用新的标准衡量工作。“智慧”、“价值创造”、“体系化”成为塑造未来西飞的核心理念。在创业年代，用“汗水”建功立业固然令人起敬，但在全球化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智慧”是企业致胜未来的法宝。

公司设立了千万百万创新基金，支持打造企业创新能力；按照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先期技术开发、演示验证到工程发展的路径，体系性安排预研，系统性提高技术成熟度，为型号发展奠定基础。在国家投入的基础上，公司自筹资金加强基础研究和项目预发展，针对部队装备建设急需，开展重点项目研制，提前突破关键技术，为国家立项节约时间，探索航空装备加快发展的新途径。

唯才是用，激发创新活力

突出精准引才。拓展校园与社会人才引进，以服务公司战略为目标，突出高精尖专业，在公司重点领域、重点专业、重点岗位积极引进一流高校的一流毕业生，从源头上解决人才引进问题，为以后的人才选拔、使用奠定了坚实基础。建立起了一支“技术+实操”型的知识技能复合型人才队伍，进一步提升了技能人员队伍的综合素质水平。

科学创新育才。公司充分发挥已建成的劳模（技能大师）创新工作室、“卫星培训点”等各类人才培训平台的示范和引领作用，通过开展技术攻关、技能创新和技艺传承，固化和推广技术成果，促进一线操作人员技能水平提升。同时，对各级各类技能竞赛获奖的优秀人才优先评选劳模、授予技术能手称号。每年选派近百名技术、技能骨干参加航空工业及其他单位举办的精英研修、技艺推广、技能培训等活动；选派优秀青年技术骨干参加国外教育培训。公司着眼未来发展，制定了在职研究生培养与管理实施细则，采取高校联合培养的方式实施高端人才培训。

不拘一格用才。西飞统筹各类人才评价使用，制定分层分类考核评价办法，加强人才的日常考察。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凭能力、实绩和贡献评价人才，破除论资排辈、平衡照顾观念，确保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在选拔领导人员时，注重从对党忠诚、业绩突出、企业发展、职工有获得感等方面评价领导人员的素质能力；在选拔优秀技术人才时，做到不唯学历、职称、论文，注重从前沿理论创新、技术瓶颈突破、创新成果应用、经济社会效益等方面评价人才的素质能力；在选拔优秀技能人才时，注重创新能力、现场解决问题能力和实际业绩贡献。

干部能上能下。遵照国企领导人员“二十字”标准，持续完善选人用人工作机制，不断健全和规范管理制度，在“深耕”干部队伍、创新干部考核、贯彻“能上能下”方面积极开展创新实践。西飞建立了尺度清晰、权责明确的领导人员KPI考核体系，实现对领导干部、专家及非领导职务人员的精准化考核。

人员能进能出。以激发员工队伍活力为目标，构建“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强化员工绩效考核结果的应用，发挥拓展培训机制作用，持续提升员工的价值创造能力。

收入能升能降。西飞努力探索创新激励分配机制，以岗位绩效工资制作为基本工资制度，按单位、岗位、人员的不同性质和特点，推行实施计时工资制度、经营者年薪制度、绩效薪酬制度、协议工资制度。加大创新人才激励力度，对重点工程研制生产工程技术人员实行高新工程津贴，对重大管理技术创新的有功人员设立“总经理管理创新奖”等奖励，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为公司科研生产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公司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约束与激励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地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引导干部争当改革的促进派、实干家。

激励为本，培育工匠恒心

为促进人才队伍建设，西飞建立了科学规范的人才成长导向、素质能力培育、选拔任用和激励约束机制，持续完善员工晋升和薪酬激励办法，为员工成长成才搭平台、创条件。

“双轨制”晋升的专家体系。为提高研发人员和专家的待遇，畅通技术专家的晋升通道，公司在研发、工程技术、操作等领域建立了3个序列6层级的专家岗位体系，设置了与行政职务体系协调互补的“长、家、匠”职业发展通道，进一步拓宽了员工职业发展通道，培养造就一批素质精良、业务精湛、勇于创新的专家队伍。西飞制定出台了操作工程师管理办法，在产品生产及相关领域设置专门操作类岗位，在此类岗位配置学历较高，既有技术理论知识、又能实际操作的员工群体；实行技能、技术双通道晋升机制，符合公司规定条件的员工，既可参加相应工种的职业技能等级鉴定，也可申请晋升专业技术职务。从而满足智能制造对人员素质的需求，推动公司职工队伍转型升级。

实实在在的“两客一匠”。在规划“智慧西飞”蓝图的同时，领导班子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号召各级干部要做管理上的“创客”，技术人员要做钻研业务的“极客”，操作工人要做技艺精湛的“工匠”，制订了相应管理办法。大力倡导“两客一匠”培育机制，大力弘扬“精益求精、志成大家”的工匠精神，拓宽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培育创新文化生态，从项目培育入手推进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按照“两客一匠”培养计划，西飞已经评选出两批突出人才，他们和西飞的数位国家级技能大师一起，成为两万西飞人眼中的“明星”和楷模。

西飞还加大对科技人员的激励力度，开展了“总经理科技/管理创新奖”“科技/管理创新标兵”“青年科技/管理创新之星”评选活动，有效地激发了企业员工的创新积极性。

自主不封闭 情怀加激励

我国已经进入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一系列关键技术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显著缩小，而西方对核心技术的封锁与防范日益严密。我国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必须立足自主创新。飞机设计制造技术是国家的核心实力和竞争力，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西飞公司改革开放40年来的创新之路，对其他各行各业也有借鉴意义。

坚持自主创新，不能排斥合作与开放创新

创新是企业发展前进的灵魂和不竭动力源泉。西飞始终坚持自主创新，着力打造航空主业发展的“技术引擎”。

国际合作与自主创新相辅相成，并不对立排斥。虽然西方在不少技术领域对我严格封锁，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国际合作并尽量利用国外资源。国际上很多最先进的航空制造企业是军民机兼顾的。比如，美国波音公司是全球最主要的民用飞机制造商，同时也是军用飞机、导弹和航天领域的全球领先者，但是波音并不排斥和中国企业合作生产民机的某些部件，西飞从中也受益匪浅，很多触类旁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是在国际合作中获得的，对于企业创新来说，国际合作往往就是那最缺的临门一脚。

对内合作、充分合作是实施军民融合创新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西飞面向兄弟军工集团、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和民企，开展多项科研合作与社会化配套、多个项目并行协同数字化平台建设。通过建立异地多厂、所协同研制体系，构建了从需求、设计、制造、试验等全过程的三维数字化应用体系，使研制模式向大系统集成、高度并行和多组织协同转变，极大提升了型号研制的效率和质量。2013年以来，西飞公司与一些高校及研究院所联合承担了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工信部民机专项、科工局大飞机材料应用专项等国家级科研项目，有力地促进了创新能力提升。

弘扬家国情怀，还要塑造激励机制

翻阅历史档案，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记录了老一代航空人艰苦创业、激情燃烧的光辉岁月；一卷卷长长的录影带，记载着前辈们自力更生、不懈探索的坚毅神情；一架架腾空而起的飞机，凝聚着航空人忠党爱国、强军富民的奉献情怀。伟大成就的背后，是许许多多西飞人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的爱国情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企业，特别是做出国际一流的集团，还要有好的机制保障。2014年，西飞在发展方面呈现出疲态，面临航空装备跨代发展、制造技术加快升级、经营管理提质增效、运营机制市场化改革四重考验。西飞领导认真剖析内部问题，把塑造有利于激发创新的体制机制作为第三次创业的重要保障。西飞更加重视专业人才在科技创新、精益管理中的重要价值，不断完善员工晋升和薪酬激励办法，综合运用课题攻关、岗位交流、评优树先、股权激励等措施，为员工成长成才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引导员工担当航空报国责任，强化创新理念、精益理念，争做专业领军人才。自2016年起，西飞大力倡导“两客一匠”人才培育机制，不断拓宽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近年来，进行一系列制度重建、流程再造，使企业西飞的文化发生了显著的改观，过去的老大文化、熟人文化、鸵鸟文化渐渐淡化了，员工收入增加，对公司、对航空工业的信心提高，创新进取的动力增加。爱国奉献、爱企创新成为广大员工自发的行为，一个脱胎换骨的现代化航工企业正展翅飞翔，踏上展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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