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众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国家发展改革方针积极建言。在此选编部分提案和发言稿，希望引起社会关注。——编者

尽早谋划第三轮土地承包，加大土地集体所有权支持力度¨

汪晖*

避免农地集体所有权“虚化”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全国各地农村土地分包到户后，集体成员内部土地资源分配不合理问题越来越突出；再加上土地细碎化与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集约化客观要求的矛盾突出问题，充分说明：过分强调农户的土地承包权长期不变，必然导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虚化”。因此，强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重新布局土地承包制度改革试点十分必要。

一、我国实行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体现，为“三农”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证。我国《宪法》规定，现行土地制度是“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既考虑到发挥集体优越性，又考虑到发挥农民家庭积极性。但其下位法的《土地承包法》片面强调农户承包权与处置权的唯一性，抑制了集体统一经营层优越性的发挥。在当前适应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集约化客观要求，深化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制定有关政策法规，坚持和强化土地集体所有制，大力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引领亿万农民共同富裕, 己成为当务之急。

二、在二轮土地承包过程中，由于大力推行增 （减）人不增 （减）地，过分强调固化现有土地承包关系，延长土地承包期和长期不变预期，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做法，不仅导致集体成员内部土地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导致农村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化程度下降。又因国内外市场因素造成农地经营效益差，掩盖了农地分包到户的矛盾和问题。然而，在开展土地使用权确权颁证过程中，农民普遍认为: 土地确权颁证后即永远不变，第三轮土地承包必将继续延长二轮承包期，我的土地我做主，集体所有权己经“虚化”。如果三轮延续二轮承包，二轮土地承包中的失地农民将永久丧失土地，农地与社区成员权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将集中爆发。这次内蒙古商都县近万名返乡农民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就是最典型案例。据新华网报道，商都县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土地确权没有改变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起止年限。如果是这样，此轮土地确权有效期只有10年，这与该政策的诉求是矛盾的。

三、在土地分包到户之初就已存在土地转包问题, 随着经济与社会不断发展变化，土地转包不断扩面增量。同时，在解决土地细碎化弊端过程中，客观上要求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地位。但由于现行《土地承包法》与农业部开展的土地使用权确权颁证，片面强调农户承包权与处置权, 导致土地集体所有权被“虚化”，对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而言，显然是弊大于利。

四、我国为期30年的二轮土地承包从1998～1999年开始，再有10年左右就要到期了。土地分包到户几十年的实践证明: 农户的土地承包权，越来越显现出收益分配权特征。在这个时候开展土地确权颁证，不仅县级地方政府和农村基层干部积极性不高，甚至抵触严重，而且耗费高额的土地确权成本。如果为了固化或延长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这显然是不适宜的，得不偿失的，也是脱离实际的。

五、土地集体所有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特定村社的人们共同拥有本区域内的土地；共同决定本区域土地资源配置的生产和收益分配方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土地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以来，土地收益分配权越来越重要。人民公社时期，全国农村在确保农户土地收益分配权方面就已有成熟与成功经验。在新形势下，只要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和统筹权，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充分发挥农村土地所有者集体的组织优势，充分尊重和相信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就一定能创造出新的符合各地实际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

探索集体所有制新格局

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农村改革历程，今天再将“虚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甚至实行土地私有化，将危及农村集体所有制。为实现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 的大政方针，要认真反思二轮土地承包的经验教训，尽早谋划第三轮土地承包政策，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尽快开展强化集体组织发包权和统筹权试点，探索使有限的土地资源得以有效、合理配置，适应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客观需要，切实解决土地抛荒问题的办法。今天的农村已经涌现出一批多方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成功案例，亟需国家在政策和制度层面上予以总结和支持，以形成良性互动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新格局。

  坚持文化自信、促进中国智库的创新与发展

张树华*

党中央十分重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智库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对智库建设提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习近平特别指出，当下各地积极性很高，出现了一股“智库建设热潮”。但是热潮背后的几种倾向值得注意：

一是热衷于搭台子、挂牌子、拉场子，忽视智库自身建设和内功。可谓是“库多智少”；

二是重形式、轻内涵，重智库表面形式，轻智库实践；有人还建议设立专门 “智库学”，为智库而智库，一些智库研究脱离实际，闭门造车；

三是单纯追求所谓社会影响力和媒体影响力，忽视为民立言、为政府献策之根本；热衷智库排行榜，追逐虚名；

四是“言必称希腊”，必称美国为榜样；盲目追求国际化，以所谓市场化、独立性为标准和方向，忽视中国特色、中国经验和自身优势。

在当下兴起的 “智库建设热潮”中，智库领导者和工作者要保持头脑冷静，苦练内功，站稳立场，坚持中国特色，按照“专业性、科学性和人民性”的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努力构建供给高质量成果的中国特色智库体系。

（1）树立文化自信和政治自信，中国智库建设坚持走自己的路。一些人以为智库是西方舶来品。前些年，伴随着智库热的兴起，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智库运营模式几乎成了一些人心中的模板。但美国智库发展的黄金期已经过去，目前处于分化、整合的平台期，日子并不好过。中国的智库建设要关注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立足国情，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2）智库建设要坚持继承性、民族性和自主性，分类发展，形成结构分明、各具特色的智库体系。不同智库应明确不同定位，发挥各自特点和优势，努力构建一个梯次鲜明、布局合理、专业性强、发展有序、分工明确、各具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智库体系。优先建设一批国家亟需的特色鲜明、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群。

（3）中国智库、特别是高端智库建设的目标应秉承“科学性、客观性、人民性”原则。不要盲目跟随西方国家智库的“独立性、非党派、非营利、市场化”等旗号。中国智库应力争成为决策机构“信得过、用得上、靠得住”的参谋和助手。

（4）智库建设应坚持质量为先、注重内涵。要力戒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倾向，纠正热衷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等形式主义的做法。智库研究要以对策应用研究为主，要以内容为先、质量为上。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

（5）智库研究要“顶天立地”，研究要有前瞻性和战略性。要围绕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把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如果耽于闭门造车，满足于象牙之塔，就失去了本身的存在意义。

（6）智库研究应坚持问题导向，多生产储备性、针对性对策建议。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智库的应用对策研究，无论从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应当有别于书斋式的学术研究。智库开展应用对策研究，要密切联系实际，针对真问题，找准切入点。

（7）建立科学的、适合智库绩效和人才评价的标准。智库不同于一般教学、基础性科学研究，也不同于咨询公司和点子公司。对于一般性高校和科研机构来讲，建设智库应分清主业和辅业。

（8）要完善智库人才培养和评价机制。智库是介于政府部门、大学、科研院所、基金会、咨询公司之间的机构，有一套适合自身特点的管理和评价体系。智库人才应包括有政府工作经历，或有科研和教学经验，有写作能力和沟通能力的多方位人才。建议大力发展MPA、MPP教育，畅通决策部门、实际工作、智库之间的人才“旋转门”。

（9）服务决策是本、智库排名是末。对待流行的智库排行榜，要保持定力和审慎。中国智库要提升自身在国家和人民心中的分量，提高社会影响力，归根到底是切实提高研究水平，提升服务战略与决策的能力。建议建立中国标准的、统一的智库分类评价体系。

（10）中国高端智库应树立超前意识和问题导向，发挥团队优势，重视集体性成果。站在时代前沿，善于跟踪趋势，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做出诊断和研判，力争拿出全球性、战略性、综合性的成果。应集中力量、联合公关，多做一些战略性、预测性的综合性研究。

（11）中国智库要直面全球问题，拓宽国际视野，提高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进而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做贡献。建议重新开通学术类信息交流的中外文闸口，扩大中外智库的交流和对话，以利于增进相互了解、减少误判，消除负面干扰和舆论抹黑。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智库对话和舆论斗争，弘扬我国和平、发展、共赢等价值理念。

用改革的办法来降低国有企业的杠杆率

杨凯生*

自中央提出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年多来，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和降成本、补短板这五个方面，去产能的措施和成效，比去杠杆更清晰、更显著。而这五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只要有一方面拖了后腿，就会影响其它几项目标的实现。

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是高的。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至2016年底，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只是略有下降，去杠杆成效不够显著。全国人大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强调“要在控制总杠杆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我们需要进一步从根本上找到降低并稳定国有企业负债率的办法。

由此看来，在降低杠杆率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要注重通过改革来探索去杠杆的有效办法。2016年10月，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中提到的降低杠杆率途径共有7条，但不少人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其中的债转股或核销债务等方面。在当前不少企业债务高企、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对一些尚有市场前景的企业实施包括债转股在内的一些债务重组措施是必要的。但这毕竟只是治标之计，应急之策。

　　我国企业杠杆率过高是有历史原因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资金和所需定额内流动资金都是来自财政拨款，只有一部分季节性、临时性的补充性超定额流动资金才由银行贷款解决。这种财政拨付资金的做法具有定期或不定期增加企业所有者权益（资本金）的作用。由于国家基本统包了企业的资金需要，企业使用国拨资金的责任不尽落实、不够具体，必然会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率。

　　为了增加企业的经营责任，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上世纪80年代，我国推行国有企业“拨改贷”改革措施：将企业的基建所需资金和挖潜、革新、改造资金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企业的流动资金由财政管理，财政、银行分别供应改为由银行统一管理。应该说，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由于相应的配套政策不够完备，这也使一大批国有企业经常性的资本金补充来源渠道变得狭窄（尽管先后曾规定企业应当建立自有流动资金补充制度，规定有关项目建设必须有一定比例的自筹资金银行才能贷款等等，但在实践中，往往让步于发展的需要，落实得不理想）。银行贷款成了企业生产经营和发展扩大所需资金的最主要来源。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企业所需的资金越来越多，它的杠杆率（负债率）必然越来越高，财务负担必然越来越重。由于大量银行贷款沉淀在企业中充作资本金使用、难以盘活，银行信贷资金的流动性越来越弱，银行的信贷风险也就不断增加和积聚。

　　我们必须看到，企业杠杆率过高问题的本质是企业资本金不足，企业所有者（出资人）缺乏对企业的资本注入责任，缺乏把企业杠杆率稳定在一个合理水平上的有效机制。

　　现在强调管理国有企业要以管资本为主，但管资本不仅仅是如何提高资本回报、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以管资本为主”还应该包括一个重要的内容，即国企出资人、国企监管人有责任维护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稳定。去年中央深改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有关文件中，有几个重要的精神：一是强调要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出资人的监管权力和责任清单；二是明确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的重点包括对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注入；三是要建立企业负债约束机制等等。如果不能认真落实这些要求，各种临时性的去杠杆措施只能收到一时的成效。

建议国有资本管理部门和国有企业出资部门，对所管理的企业分行业、分规模确定负债率标准。这个标准不仅仅是对企业经营管理层的约束要求，也是对企业所有者（出资人）的约束——企业所有者应该在企业经营发展的过程中随时关注它的资产负债率的变化，一旦临近或超逾负债率标准，那就有责任、有义务以适当形式向其注入资本。这应该成为财政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计划的重要内容。

目前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注入明显不足。2016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和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中，用于补充国企资本金的分别只有886亿和399亿，分别是上一年度的92.2%和77.6%；2017年这一指标又分别是2016年的83%和80.9%，逐年递减。这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企杠杆率过高、负债率过高的问题。

当然，要不断增加资本性投入来降低国企负债率，这将有一个国家财力是否力所能及的问题。因此，降低国企杠杆率就必须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资本布局结构的调整优化结合起来，有限的国有资本只应进入国家应该持有、必须管理的企业。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让那些国家不必掌握的企业拖累和影响那些应该做大、做强的企业的发展。这是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倒逼和促进。要真正使国有企业杠杆率降下来，就需要对国有资本管理，进行一场深入扎实的改革。

公立医院姓“公”是医改要害¨

钟南山

李克强总理在谈到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明确提出：“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疗联合体建设试点，三级公立医院要全部参与并发挥引领作用，建立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上下贯通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增强基层服务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就医。”这句话点出了医改的要害。关键在于：其一是突出三级医院的“公立”性；其二是三级医院要“全部参与”及“发挥引领”，体现了中央将公立医院的广大医务人员作为医改主力军的鲜明态度。

习主席在2016年8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明确提出“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享共建”的卫生工作方针。要实现这个方针，需要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全部参与及发挥引领，就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而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关键是让他们获得合理的、阳光的待遇。这里的关键是公立医院真正姓“公”。其主要标志是：他们的薪酬应该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主要由政府承担，有基本稳定的收入，而非主要靠医院创收提供。

尽管医改已进行了8年多，从数字上看，2015年政府的财政补助占公立医院收入的8.97%，2016年略有提高，在医务人员的收入方面，政府提供的只占不到20%。其他80%都是靠医院自己消化。

“以基层为重点”，就是要真正建立分级医疗制度，让常见病、多发病能够在基层解决。这几年，我国对基层医疗的投资不可谓不多，特别是改善基层卫生医疗环境，提高基层医务人员待遇等方面，但是据统计资料，2005-2016年，去医院看病的患者比例从33.8%上升到41%；去基层医疗机构的，从63.3%下降到55.5%；住院的比例从71.1%上升到77.3%；去基层住院的比例从23.3%下降到18.2%。病人不仅没有向下分流，反而更向上集中，造成大医院越来越拥挤。

分析其原因，基层医生要受病人欢迎，核心要有过硬的本领，这些业务技能培养要靠广大公立医院医生的“传、帮、带”。而大医院和许多基层医院联合建立的“医联体”，实际上是为大医院本身服务，在病人资源上起到虹吸作用，并没有认真地对基层医生进行培养提高。什么原因？“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常见病、多发病在基层都解决了，大医院靠什么生存？医改要求，大医院的医生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自觉地、发自内心地提高基层医生的业务水平，必须首先解决这些医生靠创收生存的桎梏。

改革创新的主力军是公立医院的广大医务人员。举个例子，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进行麻醉及手术的创新，开展麻醉无管化，微切口创新技术，除了基本胸腔镜器械及手术费用与传统方法一样以外（肺叶切除手术3530元），新的技术使麻醉、复苏、耗材及住院日费用由传统的18219元下降至6839元（节约63%），大大减轻患者及家属的医疗负担，生活质量有了极大地提高。但是，医院的收入却因此减少了，医生的收入也随之减少，创新动力从哪里来？

“预防为主”，大医院的职责不应该只是医疗。在目前的医疗模式下，大医院的工作也应该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早诊早治，但在当前的体制下，医院希望病人越多越好，病越重越有经济效益，出现过度用药和过度医疗。这几年，“药瓶中的浪费”比“舌尖上的浪费”所产生的危害还要严重得多。全国住院量从2005年的7000多万猛增到2015年的2.1亿。2016年在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下，医药行业销售收入增长9.7%，利润增长13.9%，医药板块市盈率为35倍，远高于A股市场的平均水平。广州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首次在国际上对无症状的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进行早期干预治疗，发现不仅患者肺功能有明显的改善，其每年的急性发作率只有0.08次/人/年，比中晚期的患者大为减少（1.41次/人/年），医疗费用也从平均20100元/人/年减少至1140元/人/年，这个研究成果是经过我们9年多的努力得来的，在世界属于首次，将改变对这个重大疾病的治疗战略。但是，从医院的创收角度来说，那就极大地减少了医院潜在的收入，还直接影响了医务人员的收入，这些研究项目的动力又从哪里来？

为了提高医务人员薪酬，最近经国务院同意，人社部、财政部、国家卫计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关于开展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决定，试点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的要求，提高医务人员薪酬”，尽管强调“薪酬不得与药品、卫生材料、检查、化验等业务收入挂钩”，但这个指导意见仍然没有跳出一个框框：奖金还是来自创收。医院收入离不开市场导向，还是要从病人腰包中掏过来。

我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1.强化医改中的供给侧改革，增加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直接投入，特别是对医院发展和医生薪酬的直接投入。也可以通过“三医联动”，把医保费用和卫生投入整合起来，让公立医院真正姓“公”。政府要为公立医院兜底，尽到保障责任。这些年政府对医疗的投入不少，但投入的力度还远远不够。据有关专家统计，2015年政府卫生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7.1%，而世界上高收入国家为13.3%，中高收入国家为11.5%，低收入国家也达到了10%。对于需方，政府投的医保费用今年由420元增加至450元，但由于医院市场化的体制未变，即使医保的投入比现在再增加几倍，也会被医院吸过去，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据北京大学医学院全科医学高级顾问郑家强教授的研究，全国过度检查和治疗的开支接近约6.7千亿元/年，占2015年GDP的1%。加大对供给侧的投入，可极大减少需求侧的过度检查及医疗负担（这是医院自负盈亏导向的恶果）。假如这1%，在体制转变后能够用于提高卫生人员待遇——40%分配给职业医师，40%分配给其他技术人员，上述人员每年增加的收入分别是：11.28万元、5.14万元。医务人员的收入得到保障，公立医院真正姓“公”，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为了逐利而过度医疗的温床。按这样的计算方法，政府在对卫生的总体投入上不但不会明显增加，反而使医保的浪费大幅度地减少。这就是加强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机制转化问题。

2.根据各地区不同的条件，进行公立医院试点。例如2016年深圳市在罗湖区成立了三医联动的“医共体”，成立了罗湖医院集团，包括五所医院和23家社区中心，由“保疾病”转变为“保健康”，采取“总额管理、节余奖励”的模式。医生的人力成本由政府财政投入（29.87%）、医保统筹基金购买服务（30.53%）和非医保业务收入（39.60%）组成。对整个社区的工作重点是防治结合、早诊早治，如果病人越少，特别是重症病人越少，年终结余越多，医务人员都有奖励。这种“三医联动”的模式十分可取。医务人员从政府部门获得了相当于目前三倍的财政补助，并且通过他们的努力，预防疾病、早诊早治做得越好，年终奖励越多，这样不仅进一步体现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而且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医护人员、病人及社会群体的共同努力，统一在保健康、少发病、早诊断、早治疗的共同目标上。

一句话，三级公立医院姓“公”，政府对三家医院尽到主体的保障作用，我国的医改才能走上光明大道，破解这个大难题。

3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在北京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

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可以认为，这是对近年来我国流行的“党政分开”、“小政府”、“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错误倾向的正式回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力简政放权、破除旧的计划体制，极大地激发了经济活力。但同时逐步助长了另一种倾向，导致新的认识误区，即认为政府对经济干预越少，经济增长越快；只要持续减少政府的经济职能，就能够不断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增长。

“小政府”观念不成立

“政府越小越好、管得越少越好”的理念，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这是带有宗教信仰色彩的一种话语迷信，是随着西方新自由主义改革出现的。营造这种话语，在其国内是要突破政府对资本特权的限制、有利于垄断资本获得更大的超额利润；在国际上则是将其作为对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输出的工具，使发展中国家放弃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以便巩固和加强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优势地位。

抛开其意识形态因素，在理论或是实践上，“小政府”的观念都不成立。

从西方国家的情况看，其现代化初期就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推动，英美等早期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在其发展初期实施了严格的国内贸易保护，并且通过政府开辟海外航道、圈地运动等，为工业化准备条件。德国、日本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初期就是以政府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

相反，目前广大陷入贫困陷阱的发展中国家，则是受制于政府能力不足。在现代化的初期，政府起着维持安全和秩序、构建国内统一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实施产业政策等办法，而这些国家的政府却没有能力履行这些基本职责，以至于现代化久久不能启动。

西方国家进入现代化之后，政府职能并不是削弱了。从国际视角看，发达国家的政府职能明显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史学家Marc Law 和Sukkoo Kim（2011, p.113）也写到：“尽管美国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场经济体，政府管制仍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特征。一切都在管制之下：无论是美国人吃什么食物、开什么车、怎么看医生，还是决定从哪里借钱，又贷款给谁的金融体系。”

那种把一切政府监管虚无化、认为市场自身能够做到优胜劣汰、实现最优境界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市场上广泛地存在信息不对称，“买家没有卖家精”。政府进行监管、制定标准、进行认证、披露信息等职能是一种公共产品，有助于市场主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信息，做出正确的选择。例如，对技能人员授予职业资格证书，就是将其执业能力的信息向社会披露，是减少交易成本的办法。如果没有这种认证，企业如何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可能每家企业都要付出时间和成本进行考察，这就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政府同时具有“掠夺之手”和“保护之手”两个角色，如何发挥其功能，关键是看政府代表谁。一方面，政府可能同利益集团勾结起来对社会进行攫取；另一方面，也只有政府才有合法权力遏制利益集团，维护社会公正，提供公共服务，并对外维护国家利益。在现实中，有些人希望捆住政府“掠夺之手”，这种主张有利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大众；另一些人则希望捆住政府“保护之手”，让政府不要遏制利益集团、不要调节收入分配、不要搞社会福利，因为这些做法对有产者不利。可见，同样嘴上念叨“限制政府权力”，心里的算盘可能完全相反。

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大行其道。以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为代表的政客，通过政权的力量强制推动市场化、私有化，结果使财富迅速向寡头集中。信奉“看不见的手”的人却用“看得见的手”强制推行市场化，这本身就是一个讽刺，实际上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开道。

中国道路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的组织者、领导者，在中国现代化模式中起着核心作用。旧中国无法启动现代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一个能够凝聚全国人民意志、形成共同目标的政权。无论是清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都没能建立一个能够启动现代化的国家政权。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启动现代化，关键的原因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一个代表人民长远利益、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的国家政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府职能问题上，既没有像前苏联那样完全包办代替，也没有陷入新自由主义“小政府”的陷阱，而是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不断强化国家能力。中国共产党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中国的政府在经济运行中，不仅是简单的“守夜人”、“裁判员”，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代表人民来治理和驾驭市场和资本，政府的经济职能不仅局限在制定规则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而是在举办公有制经济、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有为的政府不能放松监管

积极有为的政府，使中国避免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两类陷阱：一个问题是政府软弱涣散，缺乏必要的国家能力；另一个问题是政府为强势利益集团所俘获，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剥夺大众。

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出于“减少监管”，政府一放手，市场就有了活力；只要经济出现问题都是因为政府管得过多。这种解读并不正确。这种流行观点是从改革开放之初经验的简单解读：政府因放开城乡多种经营的限制，加速了经济增长。如何解读这一历史事实？事实上，当时的经济增长不能仅仅归结于“去监管”。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此前多年建设的积累，已经具备了诸多发展城乡多种经营的条件，放松部分审批监管仅仅是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今天，尽管行政审批仍然有些阻碍发展的成分，但是同样有一些领域存在着监管不足和政府缺位。比如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环境保护、民营医院等等，审批不是过于严格，而是监管错位及缺位，该管的没有管到位。产能过剩、金融泡沫等问题的出现，也并不是“大政府”所导致的，而是一些政府的行为助长了市场的盲目性，本质仍然是市场失灵，只有靠政府正确地履行职责才能解决。

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如果不受制约，就会在资本利益的裹挟下，冲破维系人类社会现有的一切关系和文化、道德约束，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失去其自然和社会属性。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成为商品，只能接受资本的盘剥，将会造成尖锐的社会分化和对立。土地变成商品，会造成恶性兼并和大量流民、生态破坏；资源环境变为商品，会导致环境透支；自由放任的市场无法解决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的公平提供，从而也需要政府承担责任，确保人民自身的全面发展。可见，有为的政府才能构建有机的社会，有机的社会才能诞生有效的市场。

如果盲目地迷信“去监管化”，不加分析地缩小政府职能，不仅不能带来经济增长，还可能增加新的风险，增加无效供给。比如，在涉及环境、安全、规划的行业简单地放松监管，就会导致企业为了追逐利润对社会造成危害（负外部性），对金融机构的设置放松监管，就可能导致欺诈投机等金融风险的增加。一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刺激经济，放松了对私营医院的审批，结果导致以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大量资金进入医疗领域，给后续的监管带来更大的难度，也给患者增加了痛苦。这些都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如果放弃了这些职责，一个国家不可能有长期、健康、持久的发展，而且将产生巨大的风险及副作用。

从思想方法上说，对绝对市场化的迷信、对私有制的迷信、对小政府的迷信，归根到底是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把改革开放初期成功的经验表面化、片面化、绝对化。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避免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教条主义化，做到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使改革适应新的实际。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大致可分成四个三十年。从1920到1950年是中国革命的三十年，从1950到1980年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三十年，从1980到2010年是改革开放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三十年。从2010年开始，中国共产党进入了第四个三十年。怎样定义这个历史时期？这要看是否有新的目标和任务。

伟大的中国时代：三个三十年的曲折道路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去美国读博士。兜里只揣着10美元就上了飞机，10美元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当时人民币最大面值是10元，合黑市价1美元。带10美元就敢上飞机出国，胆子够大。可我当时没觉得害怕，只有去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学习的兴奋。

到美国后的第一天，我就被密密麻麻的高速公路和城市夜晚的灯火震惊了。要是中国建那么多高速公路，我们到哪里种粮食吃？美国人家晚上只有卧室关灯，而我们从小养成的习惯是“节约用电，随手关灯”。到美国一年后，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通车，从沈阳到大连。今天，中国的发电量和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远超美国。

在美国读了好多年书以后，我才有幸在大型连锁超市见到了第一件“中国制造”，那是吹头发的电吹风，售价2美元。把购买收据寄给批发商，批发商还会寄还给我1美元支票，实际上卖1美元。那时美国的5毛钱只能买份报纸。兴奋地把咱的国货带回家，插上电源，打开开关，仅1秒钟就烧坏了。没问题，小概率事件，立刻去超市更换。换了后，头发还没吹干，又烧了。只好退掉，因为去超市换要花油钱和时间。仅仅二十年后，想在美国买任何不是“中国制造”的日用品已经很难了。我读博士的学校距“金门大桥”不远，那座大桥建于上世纪20-30年代，是美国制造业发达的象征。但二十年后，金门大桥附近重建规模大得多的“海湾大桥”，只能是“中国制造”。

三十年就时空倒转。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不再以挨饿和落后挨打著名了。十年前我去拉美的秘鲁教过书。那里的华人告诉我，他们过去常称自己是日本裔，不说自己是华裔，以免遭歧视。可在我去教书的时候，日裔常称自己是华裔，华裔背后是一个比日本更强大的国家。在我留学的时代，无论在哪国，买一件贵些的商品店家就会问，“你是日本人？”而今买一件贵些的商品会被问，“你是中国人？”

“中国奇迹”是我们40后、50后、60后这辈人拼命干出来的。上世纪90年代回母校北大教书，我一个学期教7门课，月薪仅3000元。学生数量迅速增加，教育水准迅速提高，工资也快速上涨。我在北大读本科时，“国际政治系”30多个教员里只有三五个人通洋文。稍早些的“工农兵大学生”还有不少没见过外国人，系里就把学生拉到天津港，仰望靠港补给货轮上各式各样的外国人。而今，北大的“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知名，每个教员都精通至少一门外语，三成学生来自外国，而且主体是美欧白人。我自己在美国留学时梦想过：有那么一天，美国人也来中国的大学读书，像我们用英文答考卷那样用中文答考卷。没想到这梦想居然实现了。每次期末闭卷考试，我都给外国人额外增加半小时。作为曾经的留学生，我知道他们用中文答考卷比我们当初用英文更艰难。

中国革命是两代人接力干成的。19世纪80～90年代出生是第一代人。20世纪20～30年代出生是第二代人。毛泽东是“90后”。我的硕士导师陈翰笙是李大钊、陈独秀的同事，也是“90后”，当年他是北大最年轻的正教授，107岁去世时是北大年龄最长的教授。我们这一辈就是在他们的影响下长大的，我崇拜他们干革命的功绩，他们把祖国从任人欺辱的弱国变成了世界强国。我更熟悉我们这代人，革命后成长起来的20世纪40后、50后、60后。我们这代人只用了三十年就把我国人均收入翻了6番，中国从一个世界最著名的贫困落后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但我们这代人还远未完成中国建设。

中国革命是靠两代人接力才完成的，中国建设也要靠两代人接力完成，靠70后、80后、90后继续努力，在未来三十年把中国的人均收入翻3番。从8000美元翻到1.6万，再翻到3.2万，再翻到6.4万。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百年时，中华民族就应当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民族。中共的三个三十年在世界上开创了一个“中国时代”。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再是梦想，只差这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三十年了。

80后、90后这代人会与我们这代人经历至少同样的困苦，将走同样曲折的道路，也可能面临重大的挫折和失败。然而，如同前三代人，只要不背叛信念，不屈不挠，最后的胜利将属于你们。

如果你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事业的历史有基本的了解，会知道那是从失败走向胜利。但如果你熟悉走那条路的细节，就知道道路非常曲折，走得跌跌撞撞，步步染血，屡战屡败，充斥失望、绝望甚至背叛，屡败屡战才赢下最后一役。

马克思指出了一条革命的路——制造业时代的资本主义成熟了，工人阶级革命的时代就降临了。列宁指出了另一条革命的路——尽管资本主义不发达，但依靠城市工人起义就能成功。中国呢，在南湖那条船上开中共一大时，毛泽东几乎插不上话，似乎并不明白他的同志们和洋专家都在谈论什么，后来一连串的失败让他摸索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路——依靠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农村包围城市。社会主义建设那30年同样充斥血的教训，改革开放30年的路走得同样曲折。很多事情回头看，当评论家很容易，可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领导集团？失败是成功之母，但也可能一败涂地。

在漫长的屡战屡败的过程里，不少同志抛弃了理想，离开了党，甚至加入敌对阵营。这不仅发生在革命时代，更发生在建设时代。在我的同代人里就有不少，其中有我的朋友、同学、同事、老师、领导，还有学生。然而，更多的人忠诚于理想，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复兴大业，于是跟着党屡败屡战，熬过了艰难困苦，与祖国一道进步，分享荣耀。

第三个三十年：改革开放时代产生的新问题

世界上没有没成本的收益，成就越大，成本就越高。中国如此，美国也如此。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对黑人实行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发明制造大规模杀伤武器欺负和掠夺其他国家的人民，是美国成为伟大国家所付出的代价。如同上一代人，我们这代人曾经历了难以言状的磨难，在个人成长道路上的重大挫折，等等。你们在大学教室里听到过很多中国建设时代的辛酸故事。而且，开放让我们不少大学文科老师粗通西方的政治教条，经常用“民主、法治、市场”三个抽象概念来解释中国几十年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也凭着这几个抽象概念去推理和想象西方国家先进的原因。更有少数老师通过讲述中国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挫折，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市场机制和物质财富的迷思模糊了不少大学教师的思想和信念。可以说，我们大学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已经失效。习惯于讲授政治教条的老师们，自己对那些教条也越来越怀疑，加上缺乏研究问题的专业能力和与外部世界交流沟通的能力，就有一些教员反戈一击成为宣扬西方政治教条的生力军。

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了“培养谁的接班人”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是“谁在培养接班人”。[1]不仅大学的思想政治课，连中共中央党校“姓什么”都已成了问题——总书记不久前强调，党校“必须姓党。”

由于中国人财富的快速积累，我国大学生去外国交流的机会迅速增加，几乎一半本科和研究生有机会去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看看，甚至生活一、二年。他们比很多文科老师去过的国家还多，见识更广。他们知道不同国家的发达或不发达，有各自不同的原因，不再相信由“民主、法治、市场”三个抽象概念组成的药方能够包治百病，包治所有国家在所有时期的病。

浮夸遇到现实就显出苍白空虚。书本上读到并向往的伦敦、纽约、洛杉矶，在基础设施上明显不如上海、深圳、北京。北京中关村二小某学生头上被同学扣了厕纸篓就轰动全国，可美国公立学校门口立着金属探测器是为防止学生们带枪上学。在美国大中型城市晚间出门散步已经不可想象了，有的城市甚至长期实施宵禁，监狱里人满为患，所以自由美国的警察也有使用枪械的自由。兴趣更广泛的学生还会去巴西、印度等欠发达国家，发现那里有比美国激烈得多的竞选，有更多的言论出版自由，也有司法独立和开放的市场经济，却到处都是赤贫和贪污腐败。他们未曾想，在大学学到的中国六十年“悲惨世界”却反证了“中国奇迹”。有了游历外国的实地经验，尽管对思想政治课深度怀疑，想不染上些红色也难，于是有了“粉红”，懂得了海外华人华侨为什么心向祖国。

既然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获得了震惊世界的巨大的成就，为什么我们这代人，包括不少大学教师，会有那么多抱怨，为什么向往西方政治制度？巨大的成就伴随巨大的成本。抱怨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成功之路太曲折了，代价太沉重了。

开拓向上攀登的路只能是曲折的，天上掉馅饼是小概率事件。每个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困难。终结人类历史的、所谓一劳永逸的“制度安排”无异于“永动机”。国家的基本制度是文明的一种，是从脚下的土地上长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几个聪明人“设计”出来的。那种好制度导致好结果的判断是标准的历史唯心主义。辩证的思维方式告诉我们，解决一个主要矛盾的方法本身会导致一个新的主要矛盾。“开创新时代”就是开始着手解决新的主要矛盾。中国是在不断解决新问题中快速进步的。

改革开放前，“患寡”是中国的主要矛盾，缺乏基本的衣食住行保障是我们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挨饿是中国延续千年的老问题了，特别是在农业发展导致人口暴增的年代。改革开放后，我们主要靠市场机制解决了挨饿问题，也解决了日用工业品严重短缺问题。但市场机制逐渐催生了“患不均”这个新的主要矛盾。而今养2亿小孩、送2亿老人的困境不能仅靠市场，更要求政府提供比较均等的公共产品，例如教育、医疗、退休和住房安排。改革开放的成就催生了下面三个新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

   党不能蜕化成为行政机构

毛泽东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三十年市场经济建设和财富创造事业的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可是，在完成这个新任务的半途，环境产生了非常关键的变化。中国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励精图治，创造了台湾经济奇迹，但也再度患上了官僚主义、贪污腐败和党内充斥投机分裂分子的老病，国民党被自己亲手创造的市场和新财富断送了。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经济奇迹在规模上远大于台湾经济奇迹，掌握的财富量更远非台湾可比，是否会陷入被市场和财富埋葬的危险中？

当官做老爷，支配大量财富，是常人很难拒绝的诱惑，何况官员们对巨大财富的创造确实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按期完成一条高速公路建设，省公路局长没时间顾家。为应对和协调资金、规划、拆迁、承包商、工人薪水、还有基层政府和上级政府的种种要求，他每天数次参加酒席，喝到深夜，喝到胃溃疡。自己月薪只有3000元，但每天过手的资金上亿。面对来“打点”的各路承包商和利益相关方，自己可以拒腐蚀过苦日子，但有几人能拒绝自己孩子被“承包”去英美澳留学的诱惑？

而今中国共产党有近9000万党员，数量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人口。然而，普通党员与“党政系统”之间几乎只剩下交党费的关系了。很多大学生入党为“当官”，而进入私营企业就连党费也不交了，成了“失联党员”。私企为我国每年毕业的6-7百万大学生提供了最大的就业市场，但在私企里建立党组织是要支持雇工还是雇主？或者雇主的市场决策需要党来指挥？

市场机制严密覆盖了我国的全部工作社区。事业单位和教育机构也有严谨的组织。然而，我国百姓生活的居住社区却是一盘散沙。人们不是为工作而工作，而是为生活而工作。一年不仅有工作日还有节假日，一周有7天而非5天，一天有24小时而非8小时，一个家庭不仅有上班的壮年人还有退休的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还可能有无业或在家自谋营生的人。城乡的居民们无组织，就得靠自私自利来“自救”，彼此占彼此的便宜，占社区共有财产的便宜，国家的便宜更是不占白不占。这是我国社会道德沦落，社会失序的根本原因，也是社会治理成本越来越高，高到不可思议的原因。不爱自己居住的社区怎么会爱家乡，爱祖国？居住社区是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根基。

而今我国党政体系中流行一个“先进”的社区治理办法——把居住社区的组织工作“外包”给非政府组织或社会企业。有些地方的党组织甚至把“党建”也“外包”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而执政权就是组织社会的权力。美国法律规定富人投入社会组织的钱免税，也就是说，政府把税收转让给富人，把组织社会的权力“外包”给了富人。因此，美国连平民的社会组织也对资本主义深信不疑。这就叫资产阶级执政的国家。谁来组织基层社会，谁就拥有执政权。

“执政”远非仅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那是执政的果而非执政的因。执政党首先是“党”，因为有了党才能执政。党是做什么的？党的核心任务是组织社会。美欧政党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党工去家家户户敲门派传单，说服居民投本党的票。如果社会组织工作都“外包”出去，为什么要近9000万党员，几乎每10个成年人中有一个？党员难道不是组织社会的义工？且不说“外包”的对象需要把从官方所得经费的至少一半充作“行政成本”——西方非政府组织的行政成本通常超过其总经费的80%——更大的问题在于党本身消亡了，成了科层化的行政机器。成为科层行政机器就必然脱离广大群众，甚至脱离不属于“党政系统”的8000多万中共党员。

在政治生活里，自上而下发号施令的行政机器天生脆弱，向来是泥足巨人、空中楼阁。自汉朝以降到清朝，主要朝代均寿长达三百年，为何都声称“以孝治天下”？政府的真正基础是乡村社区自治。组织领导社区的乡绅们大体属于孔门弟子——儒党，为大家庭服务的党，一只脚在社区里，另一只脚在政府里。他们不从政府领薪水，所以社会治理成本极为低廉。

在革命时代，获得了执政权的国民党有钱有枪，党员们却脱离广大群众，热衷当官做老爷，不复在意“以民为本”的古训，就在居民区丧失了根基，迅速腐化。国民政府并非于1949年才丧失了执政权。当中华大地的村庄成了权力真空，国民政府的执政权早就丢失了，只是谁来取代的问题。因此，我们今天看到全世界的各种势力纷纷来我国基层社区“填补真空”，包括宗教势力。

市场化高潮时，官员中流行过一个说法，“只要钱能解决的事都不是大事”。从那时起，我们不少官员染上了花钱“平事”的坏习惯。

共产党的革命传统是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把群众组织成人民，把人民当成上帝，让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共产党人信仰移山，是带着家人挖山不止的“愚公”，靠“缸满院净、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感动了人民这个“上帝”。人心齐，泰山移，组织起来的人民力大无穷，就把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搬走了。共产党不是上帝，人民才是上帝。信仰钱财，靠发慈善笼络人心的是国民党；信仰人民，组织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是共产党。

群众组织起来才是人民。有了人民才有人民的权力和权利。有了人民的权力和权利执政党才不会腐败、不会脱离群众，才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党的行政化有两大恶果。第一，入党为做官，眼睛只看上面不看下面，办国家的“大事”不办百姓的“小事”，党就逐渐脱离群众，腐败、变质、消亡了。第二，因为党的行政化，行政体系变得高度政治化，打着政治旗号滥用人力、物力、财力，行政专业精神越来越差，专业水准越来越低，尽管官员们的学历越来越高。

为什么我国社会管理成本越来越高，在高科技、大数据、摄像头，以及城管和协警上花掉了巨额税款，但社会秩序却依然未见好转，甚至每况愈下？科层体系不可能单独治国。在治理体系里，居民自治恒定比政府治理分量更重。这个道理适用于无论大小贫富的所有国家。科层体系能办“大事”办不了“小事”，居民自治能办“小事”办不了“大事”。但民心系于“小事”，所以“小事”恒定重于“大事”。

从社区居民中来，到社区居民中去，动员和组织群众“自治”，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解决自己社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我们党就能深切地感知群众最需要什么，把有限的行政资源投入到“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上。

   社会不能从团结走向分裂

当今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也是资本的全球化。全球的市场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空前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导致了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甚至赢家通吃，导致了普通百姓日渐强烈的“相对被剥夺感”。平民的愤怒最终汇聚成席卷整个西方的“民粹”主义浪潮。这个浪潮在进入欠发达国家后将会更加猛烈，因为市场在那里制造的贫富鸿沟更宽、更深。

例外的仅是一些人口很少的北欧国家。那里收入和“养小送老”的平等异常坚固，而且在世界市场上维持着一流的竞争力，战后仅几十年就从欧洲的穷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类似的亚洲国家只有新加坡，彻底的自由市场伴随政府给全体国民提供均等的住房保障，并以住房为抵押提供事实上的全民医疗和养老保障。新加坡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惊人，独立仅半个世纪人均GDP就超过了6万美元。

在我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先是地区差距扩大，接着是城乡差距扩大，再下来是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形成了巨大的收入鸿沟。我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十来年后，做公务员的年薪几万块，在制造业做管理者的年收入十几万，在IT业的年收入百万，在金融业的年收入有达千万以上的。他们在北大期间都很出色，毕业论文写得都很好，但毕业后收入差距迅速拉开至百倍。这是我们社会原先没有过的事。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社会各领域都市场化了的时代，收入鸿沟将意味社会分裂。

如何看待这个瞬间创造了巨大财富的中国社会？我们的普通百姓也分裂了。已经退休和即将退休的人们在各自小学、中学、大学同学的“微信群”里抱团取暖。但只要涉及时政就开始骂战，价值观水火不容。社会分裂不可能不引发党和政府官员们在思想上的混乱和分裂。敌对势力也看到了机会，国内外联手，雇人在微信群里循环散发各种政治谣言，主题恒定是西方各国政府纯洁高尚，中国政府一团漆黑。辟谣后一、两个月，同样的谣言就又传过来了。

如同在世界其他地方，在市场的冲击下，中国社会赖以存在的居民社区组织也逐渐崩溃。没组织的居民们只能“自助”、自私自利。黑社会和互坑互害的六合彩赌博在乡村盛行，城市居民则为解决种种互坑互害的“小事”绝望地企图建立“业主委员会”，却因为分裂总也建不起来。我们要讲社会公德，但只有个人没有社会哪来的“公德”？我们要社会治理，只有个人没有社会怎么可能“治理”？信奉“以人为本”和信奉“以民为本”是有重大区别的。

市场竞争中的输家不仅有个体，还有区域性的整体，有族裔，有“锈带”，有城市贫民窟和准贫民窟。因此，近代以来的世界史充斥着阶级与阶级斗争，民族与民族斗争。我国的发展要保持可持续，不落入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社会团结是必要条件。

    自然环境恶化必须治理

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已经被我们自己破坏到这样的地步，以至提到经济发展成就也会相当尴尬。钢铁和煤炭曾经系着我们最大的梦想和希望。我们实现了那梦想，甚至遥遥领先于世界，但华北平原上的浓重雾霾却让那巨大成就失去了光彩。无论贫富贵贱，只要是中国人，生活里就都有光山秃岭、肮脏的河流、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壤、污浊的空气、不安全的食品。人类正在摧毁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中国人自己在摧毁中国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因此，保护自然环境与发展经济同等重要。

然而，改善我国百姓的生活显然需要大量的钢铁、水泥、电力、玻璃、煤炭、化肥、农药、石油化工产品——在目前技术条件下都是高污染行业。我们想要干净的空气，但我们也想拥有和使用家庭小汽车。我们的人民还不够富裕，对价格很敏感，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廉价就意味着最新的环保技术“太昂贵”。我国可以从更穷的邻国进口那些高污染工业的产品吗？我们有那么多高科技产品可供出口吗？发达国家全部人口加起来才10亿，而我国人口接近14亿。即便答案是肯定的，那也将污染邻国的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各地激进的环保主义者从政治取向上都是反市场、反资本主义的。

我们或许都同意，被破坏的环境应当得到修复。但修复被工业破坏了的环境非常昂贵。那需要我们每个生产和消费了廉价工业品的公民交更多的税，而且恢复环境的努力在本质上不是市场行为，不可能靠市场机制自动完成。那需要坚强、有效、廉洁的领导集团才可能落实修复环境的政策。

上述三大问题是我们这代人遗留下来的。为了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建设成就，为了那巨大的财富，我们这代人建设了市场体系，或多或少支持并参与了拆掉医疗、教育、住房、收入的平等。但是我们不应给下一代人留下一个分裂的社会，被严重破坏了的自然环境，特别是质量严重下滑的执政党。

在解释中国共产党第四个30年之前，我想先讲个道理，或许有助于理解现实世界以及我们的追求。

“人之道”与“天之道”：物质欲望与精神文明

驱动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是什么？是物欲，物欲是人的“本能”。人的本能可以分成贪婪和求知两种。人的贪婪没限度，对财富永不知足。人的求知欲没限度，知道得越多就觉得越少。人的“本能”远比兽性强烈，强烈到可以轻易摧毁人类自身——比如发明和制造了原子弹。若人类仅有物欲本能，就会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而陷入杀、偷、抢、骗，遗弃老弱病残，很快毁灭。但不同于自然界的其他动物，人除了有“本能”还有与本能反向的“人性”。人性平衡人的本能，让人类长久生存。

什么是人性？为人类彻底平等的未来后世，限制乃至牺牲现世的物欲，就是人性。如果我们把人类创造的财富称为“物质文明”，人性就是道德情操，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文明”。市场经济学家经常说限制这个或那个不符合“人性”，其实他们指的是人的本能，而非人性。所以我们把自私残忍的行为称为“没人性”。

自文明的曙光诞生以来，本能与人性之间始终在博弈。电影“少年派漂流记”讲一个印度少年与一只老虎同船在大海上漂流，生动地描述了本能与人性的博弈。自出现财产私有制后，越来越深重的不平等一直困扰人类。物欲的本能创造了越来越富足的物质生活，也制造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分裂；而人们同时向往平等，向往社会平等团结亲如一家的未来。

从本能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似乎始终是（物质）需求与供给（短缺）的矛盾。马克思精辟地指出，资本主义市场创造了空前庞大的财富，也创造了空前强烈的财富短缺感。因此，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根本问题是物质生产越丰裕，人们的短缺感越强烈。他的这个判断显然符合我们最近三十年的感受。

为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马克思描绘了一个彻底平等、彻底自由的共产主义未来社会：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基于私产的家庭，没有固定分工，也没有法律和国家机器；人们以劳动为第一需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有充分闲暇享受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马克思不是第一个描述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早在2500年前，古希腊的柏拉图就描述过类似的“理想国”。与柏拉图同时代的中国孔子也描述过人类彻底平等的理想。《礼记·大同篇》这样记述孔夫子以“大同”著名的共产主义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归，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些认识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再说宗教。对平等的渴望是宗教得以被广泛信仰的基础。现世是不平等、苦难的，但佛耶穆三大宗教都许诺现世的苦难能换到来世平等。死后与神同在是平等，苦修成道是平等，报应轮回也是平等。共产主义者批评宗教是麻痹民众斗争精神的鸦片，认为平等不应是来世的许诺，而应是在现世对不平等进行不懈斗争而取得的社会进步。但佛耶穆三大宗教追求人性和道德情操，体现了对精神文明的追求。具体的宗教不会永恒，但精神文明永恒。

共产党人唯物，却有精神信仰，即对人类进步、最终彻底平等的信念。到目前为止，精神文明在逻辑上最完美的表达是没有私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共产党人的信仰代表进步和先进。从“小康”到“大同”的中国传统思想也有这样的先进性。小康是一个私有社会，但又是财富分配比较平均、平等的社会，社会至上。而且小康并不是历史的终结，还要继续进步到“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这里的“为”读二声，意思是“归属于”。“天下为公”即普天之下的人和物都不属“私”，人们相亲相爱不分彼此。这是中国古典思想的先进性。 

建国时，共产党只有几百万人，党员是“百里挑一”。如要保持“先锋队”性质，党员数量大概不应超过2%。当中共党员不应是为了执政，不是为脱离百姓当官发财，而是为扎根普通百姓中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生活的居民社区服务。

中国的文化体系确实很特殊。中国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应对中国式的不平等，即从“小康”到“大同”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西式理论体系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中国人而言，中式的理论简单、亲民，不太强调阶级与阶级斗争。但就“以社会平等求社会团结”的社会主义目标而言，中西理论体系是相通甚至相同的。

“小康”是中华的古典思想，即力图在人的物欲本能和人性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不走极端。希腊、罗马是高度解放物欲的社会，而中世纪又是激进精神主义、压抑一切物欲本能的社会，被再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为“黑暗时代”。当今，西方的民众觉得资本主义物欲太过分，主流历史学家就开始为中世纪平反，说中世纪不是黑暗时代，民主、法治都源于中世纪。他们在极端的物质主义与精神主义之间来回摇摆，在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之间来回摇摆，走极端。反观中国历史，取中庸之道，没有这么明显的文明断裂，而是绵延不绝。今天欧美的左翼平民主义、右翼平民主义、左翼精英主义、右翼精英主义打成了一锅粥，到处是“黑天鹅”，政治风向和前途越来越难预测。而今的中国成为政治取向可预见的、走得比较平稳的唯一大国。

2500年前的老子著述了《道德经》。他讲：“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即人的本能就是让赢家通吃。他又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道法自然，国家要设法让赢家补贴输家就是大自然持续之道，即天道。天道符合我们在前面反复提到的“人性”。天道不可违，违背天道人类就没法持续生存。所以，老子告诫一切治国理政的人要“损有余而奉天下”，让天下苍生太平有序。这就是小康社会比较平等、均富的道理，是动态平衡的道理。人的本能需要人性来平衡，物欲要用精神文明来平衡。

我将用这个“损有余而奉天下”的思想解释中国共产党第四个三十年的新任务。

第四个三十年：“损有余而奉天下”的小康社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个30年里，我们期待“损有余而奉天下”的小康社会。

全球化时代的“天下”不仅有我们中国，还包括整个世界、全人类。中国一直遭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科技禁运，武器禁运，而且他们拒绝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就是说可以不顾“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随意给中国出口产品施加惩罚性高关税。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所谓“国际社会”的责任，为西方国家俱乐部惹出的麻烦承担责任，却不发给我国俱乐部会员证。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我们中国仍愿以身作则，号召全世界为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做贡献，损有余而奉天下。中国带头支撑世界可持续的繁荣与和平，倡议建设“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呼吁建设互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道义立场和先进的世界观与美国地产商总统以邻为壑，赢家通吃的企图形成了鲜明对比，获得了世界的尊重。

然而，中国毕竟还不很富裕，也还是个落后国家。在72亿世界总人口中，中国占了13-14亿。所以，中国办好自己的事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就会成为广大欠发达国家的典范。

针对我们在第二节提出的三大问题，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创人民共和国的新时代，在新的三十年里要办成三件大事，从严治党、实现共同富裕、恢复自然环境。

    从严治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看从严治党，我们能批评这个还没解决，那个做法不令人信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从严治党仅四年就取得了明显成就。总书记说“久久为功”，甚至“反腐败永远在路上”。我们党就是要成为一个谦虚、谨慎、廉洁自律的党，一个重新融入百姓生活里的党。

如果我们定下这目标，坚持不懈地努力，二十年后的共产党将面貌一新，会与现在很不一样。那时的舞台上是你们这代人那将是你们持续努力的结果。在市场的时代执政，拒绝财富的诱惑和权力的傲慢非常难。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坚持不懈地做，挖山不止，就一定能做成。

怎么做？除了现在对违反党纪的严厉惩罚，我们还需要一步步恢复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把支部建在每个居民区里，把居民们组织起来，互帮互助，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就像我党在电视广告上说的，“中国共产党就在你身边”。

现代城市居民区里的“小事”早已不是满足人们吃穿住行的基本生存要求了，而是关于诸如喂养宠物、商住混合、噪音扰民、垃圾处理、违章建筑、乱停车等各种纠纷，还有送小孩上学需要合作拼车，还有老人们需要有人帮买菜做饭、陪伴说说话，以及临终需要有医院接纳，等等，等等。党组织和党员们要关心群众生活的“小事”，与自己居住的每个社区的群众同甘共苦，动员和组织居民齐心解决这些“小事”，并调动基层派出所、居委会、城管、街道等政府资源都来支持党组织解决居民们的困难。这关系着我党能否得“民心”，是党的声望和生命力的源泉。如果能做到这些，共产党就能恢复与广大百姓的血肉联系，就会信仰人民，信仰人民的权力和权利。这是中华“以民为本”的悠久道统。

“损有余而奉天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理念。共产党人信奉的是共产主义，那是一种精神信仰。在大量释放人类本能的市场时代，党员特别需要恢复和不断重温对未来大同社会的信仰。首先，先进的信仰是这个庞大政治组织先进性、进步性的必要。其次，信仰体现党员个人的先进性，因为信仰也是一种个人修养。共产党人的修养凝聚在毛泽东的三篇文章里，那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圣经”。第一篇是《为人民服务》，第二篇是《纪念白求恩》，第三篇是《愚公移山》。信仰还是一种个人情怀，共产党人的情怀。党员不是教士，不是和尚尼姑，党员有私产，有配偶和孩子。但在困难的时候，在危险的时候，在需要为公共利益牺牲自己利益的时候，共产党人应比其他人更能站出来，更肯做出牺牲。

   共同富裕

市场机制是中国创造财富的工具，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共享的小康，是社会主义。以市场为工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平衡本能和人性，我们走得比较平稳，前途是光明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分配经济要素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接下来的四中全会要建设成熟的法治，为市场机制保驾护航。对此，国内外不少人认为中国没有社会主义，而是亲商、亲精英、亲市场、亲资本主义。建设市场机制并不容易，在建设市场机制的时代当然强调市场的作用。然而，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的努力已经不太为公众所知，被流行于新闻界的价值观过滤掉了。

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里，我们先看到的是地区差距迅速扩大。孔雀东南飞，西南、西北收入直线下降，问题日渐严重。但在最近十年里，我国用很大力度进行“转移支付”，用今天的价值算大概近百万亿元，占我国同期财政收入一半。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从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的财富转移。如果你来自大西北或大西南，家乡的县城和地级市也和内地一样有了发达的基础设施。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国的区域差距已经在明显缩小。那么，做这种事背后的价值观是什么？是市场加法治？

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里，我们还看到了城乡差距的迅速扩大，扩大到“三农”成为举世瞩目的大问题。但在最近的十年里，我国推行了医疗保障全覆盖，占我国半数以上人口的农村人也被纳入了国家医疗保障体系。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将近十四亿人口纳入国家医保体系是非常难的事，发达国家总共十亿人口也没能实现医疗保障体系全覆盖。尽管我国的农村医保水平还很低，但正在年年提高，报销率已达80%以上。虽然看病自付的绝对额还在提升，但那是因为控制看病成本的手段还落后。在最近的十年里，我国还实施了牧民定居工程、贫困地区移民工程，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仅这三项就建造了五千万套以上的住房，让至少一亿五千万穷人住上了新房。这是半个美国人口的规模。我国用水泥和沥青“硬化”了通往几乎所有村庄的道路，而且目前还正在执行耗资巨大的、在乡村消灭绝对贫困的五年计划。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国城乡差距在迅速缩小。

然而，我国国民收入的不平等还在迅速扩大，而且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不平等已经成为我国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中国还是穷国，8000美元的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5万美元的人均收入差距还很大。我们只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持续依靠开放的市场机制来积聚财富。我们靠市场机制解决“寡”的问题，靠社会主义解决“不均”的问题。这就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价值观引导下的市场经济平衡精英与平民的需求，所以我国的路走得比其他大国稳健。

和谐共享、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全体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我们期待着，在未来三十年，你们这代人能坚持走这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继续创造财富的同时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让改革开放之初我党“先富带后富”的许诺成为现实，发扬光大中华大家庭相亲相爱、互帮互助的优秀传统。

   恢复自然环境

我们用三十年血汗才建成了“世界工厂”，却也成了“世界烟囱”。治理污染，关掉污染环境的工厂，恢复青山绿水蓝天，要付很高的代价。世间没有无代价的成就。我党反腐倡廉的代价也很高，但代价高我们也还是下决心要做这件事，要为以往的成就还欠账。

为应对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三大新问题，我们的新时期有三大新任务。第一个是“从严治党”。第二个是建设“损有余而奉天下”的和谐小康社会。第三个是恢复制造业大发展时破坏了的自然环境。如果未来一代人三十来年里能完成这三大任务，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富裕、平等、与自然和谐相处，让世人羡慕的先进国家。

看到缺点和错误是很容易的。但知识由经验和教训两方面组成，有知识的人不仅能看到缺点和错误，还能看到正确的、需要坚持做下去的事。而且，人类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希望和信念。对人类而言，信念是个好东西。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华民族不会倒在复兴的门槛边上。

编者的话：

    30多年前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改善了农民生活。但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业作为低收益产业的弱点逐渐突显。分散经营、缺乏协作的小农户，面对高度市场化、规模化的二三产业，处于弱势地位。

　　近20多年来，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改变了我国城乡人口比例。随之而来的问题，一方面是要在城市中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创造条件让他们逐步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广大农村“人走，地荒，村空”，农村社会治理涣散，农业处于困局。

　　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进入新世纪，中央提出“统筹城乡，反哺农业”的方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和各项税费，不断加大支农投入。中央出台了多项有关三农的政策：耕地承包权长期不变，鼓励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推进西部贫困地区农村脱贫攻坚，等等。

　　农村改革的原则是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长期以来，农村工作中重视“分”而忽视“统”，广大地区的集体经济或者被削弱，或者垮台。没有集体经济的基础，农村基层组织处于涣散无力状态。取消农业税费后，乡村行政机构得不到制度性的资金保障，负债严重。由于基层政权组织权能缺失，市场化缺乏社会公正与社会秩序的制约，造成支农项目资金使用缺乏效率，政府支持建设的基础设施缺乏维护，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也难实现“强帮弱”的初衷。

　　凡此种种说明，面对新时期和新的特点，农村深化改革需要重新重视“统”的一面，要重视加强农村基层建设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我们在基层调研中不断听到强烈的呼声。

　　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就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的思想，指出：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责任制之后，要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七次深改小组会议上提出了“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这一农村深化改革的原则。

　　201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指示“坚持农民集体所有，不能把集体经济改弱了、改小了、改垮了，防止集体资产流失”；并规定集体资产股份的有偿退出和农户承包土地的流转应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以保障集体所有性质。

　　集体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基础。加强农村集体经济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振兴贫困地区农业的必由之路，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后盾。

　　许多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长期坚持田野调研，深入农村，参与乡村建设，指导和推动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各地农村也出现了一批坚持合作经济，发展多种经营，带领全村共同致富的典型。我们向带领农民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基层干部和骨干表示敬意。

　　2017年2月25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邀请19位来自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农村基层干部，就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问题进行了座谈。本刊将连续刊发到会部分同志发言的摘要。

　　到会专家有（按姓氏笔划）：王东宾、王宏甲、吕新雨、严海蓉、杨团、何平、张宇、周萍、周建明、周春光、郑冰、郑理坚、贺雪峰、徐俊忠、徐祥临、崔之元、智广俊、温铁军、潘维。

目前农村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

   青壮年流失，土地抛荒，社会涣散

当前农村问题在“三农”中比较突出，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相比，越来越显得滞后和边缘化。

　　农民大规模进城打工，农村空心化。留在农村的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儿童。王东宾*说，张家口地区有的三四百户人家的村庄，这几年只剩下了一二十户，留在村里的老人生存困难，要合并村庄，建养老院，组织土地复垦。

　　土地被不同程度抛荒。如贵州湖南一些山区，抛荒地已飞籽成林；内蒙乌盟一些多年弃耕的土地，政府种了防护林。一般认为承包地确权有利于土地经营权流转和集中种植，但基层干部普遍反映，承包地确权后，农民反而不愿意流转，因为他们认为土地确了权就是自己的了，转租出去可能要不回来，所以宁可抛荒。

　　基层治理涣散，社会失序。集体经济分散后，村干部说话没人听，无钱办事、无人办事、无章理事。青壮年长期在外，家庭破碎，带来种种社会问题。集体合作观念淡漠，私有观念膨胀，精神生活贫乏，大操大办成风。歪风邪气抬头，赌博成风，宗教迷信活动扩张。

　　劳动力流失导致人才缺乏，影响基层干部的选拔。很多村基层组织基本靠50-60多岁的人维持，组织管理能力不足。由于基层民主水平所限，村里留下的能人很容易成为寡头式人物，把持村集体经济。

    农民打工难致富，贫富分化加剧

　　在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大潮面前，农村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经营模式呈现高风险和低收入的状态。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45％，而农业增加值只占ＧＤＰ的8％，农民收入的提高大部分来自二三产的就业，进城打工。但遇到家人大病、工伤、孩子上学等等情况，就只好举债，据调查，农户平均负债率达到30%，打工难以致富。农村贫富分化加剧。

    集体组织瘫痪，国家支农扶贫政策缺少依托

　　周春光*说，由于农村集体组织作用的缺失，国家资源的投入产出比与社会公正性降低了。如国家对农村的土地道路综合治理有大量投入，搞了不少工程，但工程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参与竞标的施工企业的“工程资质”水分大，普遍存在幕后交易，工程层层转包、偷工减料，严重影响工程质量。当今市场经济，工程建筑领域长期存在管理缺失、有章不循和腐败问题，这和计划经济时期严格管理、群众监督的情况很不同。

　　在靠近城市的农村，因城市和工业交通建设发生的土地性质用途的变化，马上引起土地价值的变化。农地征用补偿费随周边地价提高，形成超级地租。超级地租收益引起农村内部的矛盾。能否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实现合理分配，取决于村集体组织的把控能力。很多情况下，这部分利益归了承包户，造成贫富不均。 　　

到了认真落实“二次飞跃”的时候了

　　农村改革的原则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写进宪法的。专家们一致认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不是纯粹以市场化的手段进行“分”。但多年来在指导思想上没有凝聚形成共识，是否还要坚持集体经济，即“统”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今天农村问题更加突出，而且出现了许多新问题，“统”的问题已经不仅是“三农”问题，也关系到整个社会基础的稳定，

是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方向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1990年说，中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第一个飞跃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1]  27年过去了，如何落实小平同志关于“第二次飞跃”已迫在眉睫。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三农问题，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和思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农业的支持力度逐年加大。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给广大农村工作者很大鼓舞。但新农村建设为谁建、谁来建、怎么建的问题，理论界始终存在不同认识，还缺乏完整的判断和思路。

近几年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中，一直特别注意并强调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问题。习总书记在第七次深改小组会议提出“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原则。2016年中办、国办发的关于脱贫攻坚的文件，规定贫困村必须要集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才能够摘帽。但在具体工作中，县乡村领导都感到发展集体经济困难重重，而且不是“硬指标”，没有认识到其必要性。在具体工作中还是强调“分”的一面。

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的状态

　　据农业部数据，到2015年底，全国有58万个行政村，其中没有集体经济的占50%，有集体经济、经营收入低于5万元的占30%，5万到20万之间大约为10%，20万以上的在10%左右。

　　目前全国58万个行政村中，土地没有分到户、集体经营的大概有2万个村。“分田到户”后能够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领导集体的强弱，甚至是主要带头人的个人能力和水平。

　　贺雪峰*认为，2万个保持土地集体统一经营的，主要是两种情况：

　　第一是城中村、城郊村和发达地区的一些村庄。这些村庄占2万个村的绝大部分。这也是今天中国最富的村，其集体收入基本来自土地厂房（或矿产资源）租金，收入稳定，本质是城市化工业化的超级地租，与经营能力没有关系。由于土地已非农化，地也没法分，主要问题是土地收益分到谁手里。（这也是2016.12.26文件重点强调的那部分村。）

　　第二是“明星村”，像华西村、南街村，集体统一经营，发展二，三产业。这些村的总数不超过1000个（周建明：坚持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有7000到1万个行政村，以及河北晋州周家庄乡、西藏双湖县嘎措乡）。这些村较好地实现了共同富裕，公共建设、环境整治、基层治理和群众性文化活动都走在前列。有人认为，这些村能够长期坚持并很好地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要求带头人和领导班子有很强的能力和水平，在当前政策大环境下很难复制。一般农村要办集体企业搞二三产，主要困难是组织成本高，收益不确定，不容易取得效益。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主动负起组织农民的责任，探索新形势下的合作化路子，出现了一批各有特点的集体经济组织，使农村经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到会专家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生动案例。

    村两委组织村民，发挥集体优势，重走合作化道路

　　作家王宏甲*介绍了贵州安顺市塘约村，在村党支部领导下带领全体村民，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情况。王宏甲说，塘约在遭到百年不遇的洪灾时，只有党支部能出面组织群众，进行集体抗灾。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只要党支部没垮，就是基层治理名正言顺的组织者。组织起来，使乡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村两委动员村民将土地入股合作社，集中种植，发展多种经营和三产。村民收入的增加吸引了大多数在外打工的村民回乡。短短两年，村民人均收入从4000元增加到1万元。今年两会期间，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会议时，特意提到《塘约道路》一文，称赞塘约村是新时期的大寨。

　　塘约村的变化说明，要摆脱贫困，一定要走组织起来的道路，越是贫困地区，这一需要就越迫切。组织起来的人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不能放任农村土地走向私有制。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阵地，是避免农村两极分化的制度性保障。社会主义的集体制度，孕育了新中国最宝贵的制度优势和精神财富。　　

　　由村党支部出面重新组织农民合作的情况，在各地都有类似情况。

　　何平*介绍，改革以来，山西过去全国闻名的典型村逐渐被淡忘，但还有几个村没有分田，坚持走集体道路，现在成了全国闻名的富裕村。这里不仅没有外出打工的，还吸引了不少外地的大学生甚至国家干部。

    周建明*说，山东德州的宁津县，由县委组织部推动部分村的党支部带头，整村流转农民的土地成立合作社，集体耕种。土地面积增加了10％，增产部分50%分红，50%作为集体经济收益。青海海西州天峻县牧区的梅陇村也是整村搞了合作社。

　　郑理坚*介绍了他在浙江缙云县好溪村带领本村推行发展民俗旅游经济的情况。村里动员村民将土地流转回集体，村委统一规划，改造村民旧房，统一建设新居。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新村建设，再用成本价配售给村民，并可还请所有贷款，村集体经济也由弱转强。他的切身体会是，农村建设和发展集体经济，带头人很重要，村长、书记一定要“和”，班子如果不“和”，外部条件再好也没用。

　　这些坚持集体经营的村庄，经济发展和社会面貌都强于当地其他农村。但是对他们的经验，还没有从发展道路的高度来予以总结。

　　何平说，组织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不依靠基层组织不行。有人说应该靠老板、靠能人，先富带后富。但3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是靠不住的。山西煤老板全国有名，他们挥金如土，给山西带来的灾难也是最大的。山西两极分化也是相当严重的。

    综合农协模式

　　山西永济市蒲韩联合社理事长郑冰，介绍了她们联合社的发展历程和经验。联合社包括蒲州、韩阳两乡镇42村的3800户社员，耕种7万亩地。她们根据农村特点，从组织技术培训、跳舞、搞环境卫生起步，逐步团结了100多人的骨干队伍，依靠他们联系群众，拓展了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综合服务业务。如组织统一购销，信贷互助，养老和幼儿教育等。

　　杨团*认为，农村要发展双层经营模式，稳步发展集体经济，首先要解决靠谁做、怎么做的问题。中央提出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蒲韩联合社是一个非行政性的集体组织，它的组合有自己的特点，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团队，其骨干成员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意愿，有一套管理和指导系统。它的实践超过了日韩台综合农协，提供了很多可讨论和借鉴的经验。

　　中发（2015）11号文件指出，基层乡镇供销社的改革要姓农、为农、务农，密切联系群众，把政府和农民连起来。可以把基层供销社这个平台激活，发挥它服务农业生产和流通的功能。供销社系统本来就是扎根基层、为农民服务的流通组织，可以发展成为联系农民、提高组织化程度的重要平台。

    国企通过信托方式流转土地，规模经营，惠及农民

周萍*介绍了中信信托利用信托这个金融工具，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实践。中信之所以做土地信托，是出于对农村现存问题的关切。当前农民进城导致土地撂荒严重，农村劳动力不足，耕作粗放；个体农民在购销环节受大公司压榨，融资成本过高。

作为国有企业，中信信托有责任服务三农。具体做法，是与当地合作，村乡组织出面将村民承包地经营权集中，再信托给中信信托，由中信信托委托专业农业企业进行集中种植。这样就可以可增加耕种面积，进行科学种植，规范管理，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提高产品品质和价值。在购销、深加工环节和融资方面则发挥了信托的优势功能。

　　周萍介绍，做土地流转信托的6年期间，信托项目始终没有赢利，如果不是一个有情怀的公司，就不可能选择这样长期的投入项目并坚持下来。我们对未来是有信心的。　　

谁来组织发展现代农业

　　发展现代农业，推进适度规模种植和多种经营，客观上要求在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和协作，注入资金和技术。

    公司加农户还是农民合作

　　严海蓉*在东北某县调研，分析了两个不同模式的土地连片种粮的村的案例，对比了这两种模式的效果。

　　例一：村委组织农民将土地流转连片，回归集体种植，集体经营、集体销售。村委决策透明，从购种到生产销售各环节都要经过村民代表会议。村里老百姓也把社里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当然，这对村干部的要求很高。村干部基本是无私奉献，除上级给过一次性奖励之外，村干部没有额外收入。

　　例二：村和公司合作。公司一次性租走农民的土地，少数村民成为公司雇员拿工资，村委不再是代表和公司谈判的一方，成了名为“社”其实是公司内的管理人员，为公司服务。经营情况也不透明。村民和公司不是一条心，公司面对乡村社会，管理成本必然超出预期。

　　小农户在大市场里是难以生存的，必须组织起来。但是谁来组织？如果是公司出头组织，这样的现代公司化的结构适合农村稳定发展吗？可以预见，农民跟公司利益的矛盾将激化，村社的治理成本非常高。

　　贺雪峰认为，这几年很多地方为推动土地流转，鼓励资本下乡。但资本下去搞种植业几乎都亏本。农村怎样适应适度规模种植的要求？现在还在农村种田的主要有两种人：一是没办法进城的老人，二是父母年龄太大需要照顾、无法进城的中年人，这些人可称为“中农”。他把进城的人的地流转过来，形成30-50亩规模的种植户，适当进行引导就可以实现。在农村空心化的情况下，要保障留在农村的人有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这是保底问题。

    专业合作社还是村社合一的合作社

　　周建明说，自2007年“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法”实施以来，到2016年11月，全国注册的合作社已有177.4万家，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的40%。但其中相当部分有名无实，运行中的专业合作社基本都是“强强联合”。

    王宏甲说，贵州一些基层干部反思说，上面给扶贫资金时，说不能“洒胡椒粉”，要村里领头人办专业合作社做项目。办出了成绩，就能争取到下一次扶贫资金。搞产业要靠能人，能人要找能人合作，不能照顾所有群众，只是“强强联合”。多年延续下来，一些扶贫资金在贫困村制造了新的贫富差距。这是扶贫还是帮富？

    习主席讲要精准扶贫，塘约村这个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宗旨是“强弱联合”，这和专业合作社是两个概念。塘约村的路子要复制推广，一些专业性合作社会成为阻力，因为它的领头人80%是村支部书记或村主任。这将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也叫深化改革。

集体经济模式：村社合一还是综合农协

　　大家一致认为，必须明确农村改革发展的总体指导思想，再度强调农村改革“统分结合”这一基本原则。正反两方面实践说明，当前的核心问题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发展集体经济要和基层组织建设结合

　　周建明认为，组织起来的经济形式应该是集体经济，政治形式应该是在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下，把握好村民自治的方向。按照我国的国情和基本制度，不能忽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在军队将支部建在连上，在农村是支部建在村上。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保证，也是未来组织化的基本保证。只要注重实践，让党支部起作用，在村社合一的情况下，一定会把发展经济和社会责任共同承担起来。

　　基层的同志说，农村基层组织负的责任最大、最多。精准扶贫，从省到市、县、乡、村，一级级压下去，村里要钱没钱，要权没权，怎么发挥作用？基层组织要发挥作用，必须依靠集体经济。要强化农村基层组织，构建农村社区共同体。

　　温铁军*认为，发展现代农业要一二三产并举。单纯的农业领域不会有收益。发展农业合作，一定要有额外收益才能支付组织成本。中央（2017）1号文件，除了强调一二三产融合，也强调发展绿色生产方式。这个发展战略必须有一个载体或基础才能落实。靠单家独户、靠私人企业不可能落实。

　　潘维*说，现在我们的社会自私自利成风，非常需要重新提倡集体主义。但没有集体哪来的集体主义？共产党要负起组织集体的责任。执政权就是组织权，党如果放弃在基层组织人民的权力，就没有了执政的根基。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不是走“回头路”？有人认为，我们有必要对前30年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全面否定或全面肯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有些人片面夸大集体经济的缺陷，甚至把公有制妖魔化，我们不能盲目跟着错误舆论跑。要营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舆论氛围。

　　现在成功的集体经济，基本经验是集体所有，多种经营。中央提出“三业融合”非常重要。因地制宜、多种经营，把在地产业链延伸出来，大有可为。

    集体化是否会导致腐败？基层同志认为，首先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整体状况要有正确的估计，多数干部是忠于职守、勤恳奉献的。防止腐败的关键在治理，不能都算到体制的头上。塘约的经验是“党管全村，农民管党员”。党要置于大家的监督之下。很重要的问题是怎么管好干部和党员。农村工作要强调农民的主体性。当然，强调农民主体不能忽视引导群众，要批评纠正群众中的落后因素，这里的张力要把握好。

    发展集体经济的困难和机遇

　　我们看到，目前条件下，动员农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仍存在不少困难。

　　第一，多年来在指导思想上以“分”为主，不支持合作化方向。30年来的趋势是集体土地所有权被虚置，农民普遍持土地私有化预期。村集体对土地的处置权和受益权如果被架空，就会失去重新构建集体所有权的条件。

　　第二，农村基层组织涣散，缺乏资源，干部队伍能力不足。恢复农村基层组织的活力，需要诸多政策条件。大环境不变，基层很难自发形成合作化潮流。　　

　　第三，农村劳动力外流、人才外流、资金外流。当今农业的危困局面和农村空壳化是市场作用的必然结果。王东宾说，有素质有能力的青壮年离开农村，是扶持集体经济最大的困难。有人指出，像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郑冰她们从组织妇女跳广场舞开始，逐步进入集体生产发展，就是从当下农村的切身需要入手，比较现实。

　　从有利的一面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提出了方向和原则，中央政策是支持发展农民合作的。早在2005年，中央就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战略，多年来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近11年国家支持三农的资金投入达十几万亿，已形成公路通村，农村面貌有了根本性变化。中央文件强调，发展现代农业要一二三产并举，强调发展绿色生产方式。这是根本性的战略性转移。这个发展战略必须有一个载体或基础才能落实，靠单家独户、靠私人企业不可能落实。

　　近些年中央加大了扶贫力度，而只有发挥村党支部的作用才能落实到真正应该扶助的人的身上，实现精准扶贫。集体经济的“强弱联合”机制应该是消除贫困的根本之策。

    怎样看综合农协

　　吕新雨*提出，山西蒲韩经验怎样具有可持续性，其工作模式的内在生命力问题很关键。现在电商崛起，合作社的统购统销是否还能支持，这也需要时间考验。

　　徐俊忠*提出，台湾地区的农会，以产销办、信用部等方式，解决了农村发展中的很多问题，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吸取。但通过对他们实际运作的考察，它的内部有不少缺陷和问题。它有乡土社会中好的和不好的东西，在权力结构的运作中，资本势力，甚至黑社会势力起了不小的作用，如涉农资金被用于参与新农协的竞选。因村社分开，多头治农，资金使用效益很差。我们应该可以依托自己的政治优势，创造一个超越台湾的农业发展模式。

　　潘维认为，蒲韩联合社经验很成功，很有价值。但从另一面看，政府花了那么多钱支农，是不是一定要非政府组织来帮助恢复农村组织？共产党有近9000万党员，党员有义务为贯彻党的政治目标奋斗。组织人民应该是共产党员的本分和责任，而不仅仅是交党费。组织社会是执政者最重要、最根本的职责和权力。今天农村社会管理空白，宗教势力、黑社会势力有蔓延的趋势，等他们取代了你，就来不及了。

    农村集体经济的根基：土地集体所有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种生产关系，坚持了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倡导的“耕者有其田”思想。徐祥临*认为，农业总是不断有新生劳动力参加进来，老的劳动力要退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可以使新生劳动力平等地、无成本地进入农业生产，种地的人不用给不种地的土地所有者付地租。而在土地私有制下，必然出现土地占有和收益不平等的情况。这一生产关系在人民公社时得到典型的体现。但在当时统一经营的体制下农民缺乏积极性，所以改革开放后推行大包干。能够减轻大包干的负面效果的，就是集体统一经营的部分。实力较强的村或依靠集体土地获得地租收入，集体企业经营收入也包含部分集体土地的租金收入，为农民共享。所以共产党领导农民走集体经济道路，实现了土地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利益的统一。

耕者有其田，是我们社会的基本的道义所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其基本的制度保证。潘维认为，如果农民只能当农民工被雇佣，除了出卖劳动力啥都没有了，我们的社会就完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能剥夺集体的土地所有权。

政策建议

    及早筹划三轮土地承包办法[2]

　　智广俊*建议，土地二轮承包到期后，承包地收回集体，重新决定生产经营模式。可以把土地全部发包、继续分田到户，可以租赁，也可以办合作社，多种形式。但是要保证：（1）土地属于集体；（2）具体办法由村民自己决定。如果有人离开，他的土地留在村里，分给贫困户就够他生活，就不存在贫困户了。现在一个村两三千亩地，三五个人就可以种。这样农村的许多问题，包括扶贫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宪法规定的，而村集体的事应该由村民民主自主决定。

　　贺雪峰建议：（1）第三轮土地承包，让村级留10%-20%的机动地。土地承包费是透明的，不易做手脚，但村组织有了这点收入可以做很多事情。（2）给集体调整土地的权力。这不仅能给种地的农民解决有地种保底的问题，也为村级组织组织合作社的工作空间。

    给基层选择权，多种形式发展集体经济

　　何平说，联产承包制开始实行时，只规定土地由农户自己经营；但到后来，对一些细节问题，比如承包期、承包费等，由全国统一规定。有些办法可能适合于北方但不适合于南方，适合平原但不适合山区，甚至适合这个村不适合那个村。要给基层自主选择的权利。

    徐祥临说，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高招，要尊重农民的选择。有了基本的制度设计，各地方可以根据本地的情况决定具体的模式，可以内容丰富，模式多样。

　　有的行政村太大，可以恢复自然村的基础作用，人数少容易组织，也容易发扬民主。广东清远将试点土地所有权下移到村民组（原生产队），行政村和村民组之间厘清产权，村民组一般是几十户，统分结合的具体办法、包括承包期都由村民自主讨论决定，集体经济马上就起来了。乡干部下来主要工作是监督集体承包费的使用是否合理。

　　另一方面，供销社组织可以跨三五个乡，发挥全国的供销社系统。可以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组织人民要有不同层次，同时有经济、政治、社会的综合性功能。

    组织建设要重视从基层选拔干部

　　周春光认为，要重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构建农村社区共同体。干部的任用，应该重视从农村摔打出来的优秀干部中选拔。现在强调从大学生中招考公务员，他们缺乏实践经验。基层乡镇的问题是很具体的，从学校门直接进领导机关，面对实际问题不会处理，往往不如土生土长的干部。我们的用人导向，应该重视基层的锻炼，理论和实践结合。

    将国家支农投入产权化，壮大公有制实力

　　国家对农村的各种支持，比如说国家出资建设的基础设施、扶贫资金等，可以把它产权化，变成国家对集体的投入，加入全民所有制的成分。

　　例如中央支持的扶贫资金，可以成规模投入、整村推进，同时要求农民每户入股，组成资金互助社。这样既激活农民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也能支付组织成本，事情才能做得成。

　　又如国家投资的农村道路和水渠，如果缺乏维修很快就会损坏。如果在基层找不到承接这些公共投资的载体，不仅投资效益极低，而且国家资产得不到维护，甚至被私人占有。这部分资产应该用于支持农村基层建设和加强集体经济。庞大的投入，只要方向调整，就会达到一石多鸟的效果。

将来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应该是集体资产加国家资产，包括公共设施、土地收益中的超级地租部分。把它量化成国家的投入。国家力量增长之后，逐步帮助农村加大这部分资产。

2016年，中信银行全力布局“大零售”综合营销服务体系，深入推进零售战略的三年战略规划和二次转型各项工作。这一年，为应对市场发展新变化，中信银行审时度势提出零售业务“433”发展布局，聚焦“三个做大、三个做强”的核心工作，扎实做好“四个坚持”。针对市场变化，做大三方面重点业务；对内围绕内部经营管理，做强三方面的能力。转型开展两年以来，中信银行零售业品牌形象及市场美誉度快速提升，各主要业务成绩斐然。

落实“四个坚持”，立足当下，着眼未来。一是坚持规模与效益并举。盈利方面，2016年零售板块实现营业净收入380.62 亿元，同比增幅20.10%，营业净收入占比达25.95%，较去年提升3.24个百分点；实现非利息收入231.90亿元，较上年提升34.88%，占全行非利息净收入的51.53%。规模方面，全行个人客户管理资产余额达到13068.0亿元，增量同比增幅40.8%；全行客户量达到6747万户，其中中高端客户超过50.5万户，增量同比增幅52.2%；个贷余额达9352亿元，增幅43%；信用卡新增发卡701万张，同比增长21%；电子银行存量客户数达2629.81万户，同比增长32.7%，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二是坚持联动与协同并进。中信银行零售银行创新思路，与百度共同发起设立“百信银行”，秉承“为百姓理财、为大众融资”的市场定位，坚持“平台化发展、特色化经营”的商业模式，开创了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公司携手共赢新格局。牵头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联合发起设立“商业银行网络金融联盟”，引领电子账户行业标准，通过联盟行间的系统互联、账户互认、资金互通，为客户带来更加安全的账户保障和更多创新的金融服务。电子银行创新支付方式，发布“信e付”、“云闪付”等创新产品。信用卡中心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先后与顺丰、京东、小米、华为、返利网等公司跨界合作，批量获取客户，引领创新潮流。整合集团及9家金融子公司的品牌、专家、产品、团队等资源，在北京举办了“中信财富论坛”。正式发布了中信财富管理品牌，建立了中信财富指数工作机制，成立了中信财富专家顾问团队，并形成了中信产品精选方案。个人信贷业务优化风控与运营，推行电子化流程，推出房抵贷2.0版和房抵经营贷、顺位贷等产品，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荣获《银行家》杂志“十佳金融产品创新奖”。三是坚持硬转与软转并行，共同着力网点产能与服务水平的提升，以产能促服务，全行“百佳”、“千佳”评选取得历史性突破。2015年中国银行业协会百佳评选中，中信银行“百佳”获评网点数量在股份制银行中排名第一；2016年中信银行在中国银行业协会千佳评选中，获评网点数量在股份制银行中排名第二，获评率在所有参评银行中排名第二，创历史最佳。四是坚持基础与创新并抓，加强创新驱动，建立以创新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创新机制，并推出了智慧柜台、基金智慧投资、跨境宝、飞常准账户+等优秀创新项目，力争在稳固基础业务优势基础上求新求变，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

坚持“三个做大”，应对市场，提升实力。一是做大管理资产。中信银行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发展理念，坚持为客户构建理财、基金、保险、信托等多元化的产品服务格局，同时注重全面提升面向中高端客户的综合金融产品服务水平和资产配置能力。2016年，中信银行个人客户管理资产余额已达13068亿元，零售中高端客户数达到50.5万户，私人银行客户突破2万户。二是做大资产业务，在做好资产质量管理的基础上，中信银行大力发展零售资产业务，打造“房抵贷”、“公积金网贷”、“信用C贷”等创新产品，使之成为提升客户服务水平的有力抓手。2016年末，中信银行个人贷款余额增量突破两千亿元，同业竞争优势逐渐显现。三是做大收单业务。中信银行2016年大力拓展收单业务，使其在优化客户结构、提升中收、吸收存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构建智能化、全支付的收单业务平台，为商户提供基于场景化应用的全面、优质支付服务，提升商户价值贡献。

深化“三个做强”，夯实管理，激发动力。一是做强客户经营。开展转型以来，中信银行以“幸福”为主题，以客户为中心，以提升管理资产等核心指标为目标，统一了产品、宣传、组织和活动，建立起零售板块统一的综合营销体系。建设以“三卡一金”为特色的家庭财富管理体系，重点挖掘作为家庭财富实际控制人的女性客群的营销潜能，同时带动幸福年华卡老年客群、菁英卡年轻客群的增长。2016年出国金融首家推出“全球签”业务，首次出版发行《出国留学蓝皮书》等，进一步凸显了“大零售”综合营销体系的优势。中高端客户经营方面，构建差异化客户分层经营体系，通过产品、队伍、服务、渠道和品牌实施差异化的营销策略，逐步确立“利润中心、管营合一、上管下营”的私人银行新模式。二是做强网点产能。全行开展网点分类管理，加强产能监测评估，实行“一行一策”,有效提升网点营销服务能力。同时，加强电子渠道和物理渠道的整合联通。优化自助设备布局和功能建设，保障移动互联渠道和支行网点渠道的服务联通，促进相互引流客户。三是做强零售队伍。战略实施，人才是根本，中信银行持续优化队伍人员配置，充实网点零售人员队伍，建立起总、分、支三级内训师队伍，并渗透式对全行零售队伍加强各级各类培训，不断提升专业素质。同时推行零售绩效积分管理，建设CRM、CMM系统，充分运用大数据加强队伍的服务能力。

中信银行零售战略二次转型两年以来，业务成果有目共睹，客户满意度持续提升。2016年，荣获《亚洲银行家》评选的“中国最进步零售银行奖”、“中国最佳客户关系管理奖”、“最具成长性财富管理业务奖”；荣获《银行家》杂志评选的“十佳金融产品创新奖”；荣获《金融理财》评选的“第七届金融理财金貔貅奖——年度金牌零售银行”、“年度金牌市场影响力金融产品”；荣获2017年度《亚洲货币》“最佳精品私人银行”奖；荣获《财富管理》2016年度评选的“最佳中国私人银行最佳客户服务奖”、“优秀家族信托服务”等奖项，市场声誉显著提升。

选贤任能与官僚主义

    如果说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奋斗目标是带领人民夺取革命胜利，并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毫无疑问，这是非常成功的。其实，毛泽东的奋斗目标从来不停止在建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看来，他1949年之后的全部努力，都是捍卫革命果实，捍卫人民民主。在建国后不久，他就发现，党和国家政权机构产生了官僚主义倾向并出现腐败苗头，而这在他看来，是比外部敌人更危险的敌人。如果放纵官僚主义蔓延，势必会使党和国家的干部变成一个新的官僚特权阶层，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倒退到阶级分化和政权变质。这也就是毛泽东念兹在兹的“反对官僚主义、反修防修、防止党内走资派掌握党和国家的权力”。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说法，实际上都是在批判官僚主义。可以说，从建国后到1976年去世，毛泽东一直都在努力反对和防止官僚主义。

    但是，除了毛泽东和少数人，很多人都认为，他们从枪林弹雨中一路拼杀过来，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如此重要的贡献，又承担着如此繁重的工作任务，生活条件好一点，工资高一点，子女享受一点特殊待遇，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难道这就会让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上邪路？他们管理这个国家，也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不让他们这些有革命斗争经验、有能力的人管理，让谁管理国家？作为老革命、老同志，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认为的天经地义的那些特权和权力，正是官僚主义的温床。这个逻辑向下延伸到基层工作部门的时候，就表现为基层干部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后，很少考虑群众的实际情况，从而导致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对群众缺乏说服教育，更多的时候是靠行政手段。

文革结束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经济在高速增长，社会在发展。经历过革命和文革双重锤炼的现代中国官僚科层体系，也表现出了远超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官僚科层体系的效率，甚至超过了欧美国家的工作能力和效率，比历史任何时期都强。

    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长期受到质疑与批评，尤其国外势力指责中国的政治体制“集权专制”，不够民主，容易滋生腐败，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核心的应该是政治改革，在政治制度上要仿效欧美民主政治的模式。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资本主义体系的固有问题，除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之外，另一方面暴露出来的重要问题就是：欧美的政治制度其实并不如许多人想象得那么完美。而且，在美国推动之下经历了所谓“民主革命”的那些地区和国家，比如中东北非、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所谓的民主制度不仅没有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在中东北非、乌克兰造成了国家分裂和持续的战乱，泰国通过军事政变才稳定住局势。也就是说，在这些经历了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民主反而成了“负资产”。即便是在欧美国家，随着危机爆发，工业空心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的问题也彻底暴露出来，进而演变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超出一般人所意料的结果。正是本国工业衰退和全球化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导致了所谓民粹主义的崛起，冲击了欧美现有的政治结构。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因其在应对危机时的高效表现和在随后显示出来的政治稳定性，广受好评。甚至是一些原来对中国政治体制持批评态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政治模式表现出来的效率和稳定性，是值得欧美学习的。

中国干部选拔体系的优势

    自2008年以来，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和官僚科层体系表现出来的成熟度。而在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中，国内外都经常有人提到这样一个概念，即相对于欧美的民主选举制度，中国的干部选拔是选贤任能，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政治历练，都远比欧美领导人要强得多。但也有些人提出疑问，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是否会演变为一个政治精英集团？

     不能否认，这种说法至少在以下几方面是成立的。第一，当代中国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从基层工作开始起步，经历了二三十年的磨练，才能进入省部级干部队伍，从而有机会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候选人序列。相比之下，许多在民主选举模式下脱颖而出的领导人缺乏这种磨练和经验，因此常常显得经验不足，从而会做出一些缺乏政治远见的决策。第二，欧美选举模式下，看上去是竞争式选举，但实际上，选民在选举之前对候选人往往并不了解，只能从他们在竞选中的言辞和表现来做出判断，显然太过仓促，而这容易导致出现这样的结果：过去，候选人的成败与他们所能动员的媒体宣传能力相关，而在互联网普及之后，利用新媒体则更容易迎合大众情绪化的或缺乏深思熟虑的诉求，民主政治则转化为缺乏责任感的、竞相抬高价码争取选票的民粹政治。而中国的干部选拔制度表面看上去不够公开透明，缺乏竞争性，其实自身仍然存在高度的竞争性。这是一个金字塔体制，每向上一级，都要经过高强度的竞争，竞争者过往政绩和工作能力的表现显然是必不可少的。第三，虽然中国官员的腐败问题经常被人指责，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官员腐败行径一旦被揭露出来，至少绝大部分都会得到相应的处理，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欧美国家，这是比较难做到的。在中国，正是因为干部并不是通过欧美式的民主选举获得权力，因此他们不必去刻意讨好选民，但是他们要代表人民的利益，从而可以在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寻找平衡，避免被短期内的民意压力所胁迫，做出一些缺乏长远考虑的决策。

    因此，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政治体制不仅不比欧美的政治模式差，反而比他们更有优势。按照他们的解释，中国政治体制的这种优势就来自于干部选拔上的选贤任能。而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看来，这种选贤任能的模式就是中国传统的官员选拔模式，也就是儒家传统。且不说这种政治模式是否来自儒家的传统，即使真来自儒家传统，也并不能证明这种解释就真正有效。而且这种解释在今天已经遭遇到严重的挑战。

政党革命性的衰退造成人民性和代表性的削弱

    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并非来自所谓的传统的选贤任能，而是来自中国革命。因为，中国政治体制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依托于列宁的先锋党理论。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又代表人民、领导人民。人民群众用自己的血肉支持了革命的成功，革命同时也呼唤并赋予了人民政治主体的身份。因此，党代表人民和领导人民，并不需要完全通过选举来实现，而是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传统。用复旦大学副教授白钢的话说，党和人民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师生辩证法”。党要向人民学习，人民也要向党学习，但党向人民学习并不意味着党要完全听命于个别群众的意愿。党当然要倾听人民的声音，但人民的声音本身可能是杂乱的，缺乏清晰而明确的主线。有些时候，人民的声音就像英国脱欧公投一样，许多人并不是真正支持脱欧，只是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现任政府的不满。因此，党应从杂乱无章的人民的声音中去辨识人民真正的诉求，而不必过分纠结于口头上做出承诺。

    这种解释当然是基于一个前提：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其成员应当是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有权领导人民的一个原因就是，先锋党能够带领人民走向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才最符合全人类的长期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先锋党本身就意味着不断革命，直到共产主义最后实现。虽然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后处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过程中，但它的组织体系和运转模式仍然保留着革命党的特征。这当然也意味着，中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仍然保留着革命政权的特点，因此不必过分考虑自身在当下的代表性问题，尽管需要按照官僚科层体系的逻辑，政治问题的决定要遵从党内规章制度，但自身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理论斗争和路线斗争空间，也就是通过党内政治斗争来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保持自身不完全官僚化。

    政党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对于一个长期处于革命状态的政党来说，保持其理论活力和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凝聚力，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正因为党是先锋队，具有革命性，作为官僚科层体系的国家机器才能保证其人民性。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语境下，原有的革命性的意识形态逐渐淡化、失去了解释现实和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使其日益变成一个儒家所说的“政治精英集团”。在国家机器层面，则表现为人民性和代表性的削弱，官僚主义成为整个国家机器健康运转的重大威胁，进而造成国家机器本身的正当性资源的流失，因而必须重建一套对中国当代政治体制的叙述和解释。

新儒家按照他们理解的“中国模式”主张：进入官僚集团的人们本身都是社会精英，职务晋升虽然并不通过欧美那样的民主选举，而是“选贤任能”。考虑到上述转变，这种主张存在重大缺陷。

官僚主义的自我循环体系

    当新儒家津津乐道于“中国特色的精英政治的选贤任能模式”的时候，往往忘记了，官僚主义一旦出现，就会越来越变成一个内部自我循环的体系。这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官僚科层体系的运转越来越按照官僚主义的逻辑运转。即使一些试图增强党的政治性、改变官僚主义风气的举措，本身也可能以官僚主义的方式进行。近二十多年来，几乎每次领导层换届，新班子都会提出反对官僚主义、提高和加强党的政治素质的要求，进行整风学习，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还是按照官僚主义的套路，其结果就是走过场，没有起到纠正官僚主义风气的作用。

    另一个方面是，官僚主义形成之后，就会形成一个内部循环体系。在所有人都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过分强调党的政治性、强调群众利益，就会被不作为的氛围排斥。这种人本来是党最需要的干部，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他们常常被视为官僚体系的威胁。除了最高层领导人有权力讲政治之外，其他人只是在完成上级提出的工作任务。干部体系“去政治化”成为官僚科层体系的一个特征。第二，所有人都将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作为工作的主要目标，很少顾及群众的感受和诉求，久而久之，造成干部与群众关系的疏远甚至恶化，很难获得群众的信任。第三，在工作方式上，集体领导不等于无人领导、无人负责，特别是作为一把手的领导干部必须承担责任。但今天官僚科层体系内部常见的情况是，出了问题只要程序上没有明显差错，就无人负责；甚至推诿责任、争政绩形成风气。第四，在干部选拔问题上，因为竞争激烈，所以往往是那些平时做具体工作少、得罪人少的干部容易晋升，挫伤了积极有为的干部的积极性。更荒唐的是为少得罪人，出现按照年龄和资历排队的现象。

     在新儒家的鼓吹者看来，今天的中国官僚科层体系集中了中国社会的精英。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值得重视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存在着一种现象，那就是每隔十年，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都会发生明显的改变，因此，如果每十年视为一代人，每代人都会表现出明显的群体特征。今天被视为高效、工作能力出众的高级干部，大多数出生在1950年代或1960年代，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不少人都来自普通家庭，在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之后，通过计划分配进入体制内，从而有了基本的起点。他们成长的时期尚在新中国的建设时期，能够获得更为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条件，平民子女中的优秀分子也有大量的机会展露他们的才能。但在1970年代之后出生的人所处的时代，他们的父母一辈在改革开放中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社会资源，通过教育资源分配更多地影响子女的成长道路。社会教育资源越来越向中心城市集中，出生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孩子就越来越难以获得展露才华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40后、50后和60后干部的成长，主要的不是因为“选贤任能”传统，其更为基础的条件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遗产。但在70后、80后身上，则更多的是因为资源占有的优势。

    在这个意义上，新儒家所说的“选贤任能的体制优势”，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为当代中国的官僚科层制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持。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他们所谓的“选贤任能”政治体制，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制度与理论，即普遍平等的选拔人才的制度环境。而当这些人在之后的长期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物质和社会资源之后，他们所领导和管理下的中国，如何让和他们当年一样的平民家庭的子女也得到平等的机会？随着官僚科层体系的日益成熟，它本身也会变得越来越封闭，对体系之外的社会精英的吸纳能力会逐步下降，如何防止这一趋势，则是现代儒家没有回答的。

儒家复兴与阶层固化

经常有人以国外对儒家越来越重视来证明儒家的价值。其实，这是一个误会。打个比喻，一个人穷的时候，他的祖先自然也不会得到什么尊重，当他发达了之后，重修祖坟，邻居们纷纷表示，他的祖先就不是一般人。这种恭维只是客套话，并不一定真正代表邻居的想法，正常人自然会一笑置之。但如果有人由此真的以为自己的成功确实是因为遥远的祖先就与众不同，则未免太把别人的客套话当真了。然而不幸的是，国内似乎真有越来越多的人这样认为。

“读经热”现象的背后

除了新儒家在思想界的声音越来越大，儒家的影响力近些年来在社会上也呈稳步扩大之势。各种国学班和读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遍地开花，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地区，白领数量庞大，消费能力强，但生活压力又比较大，精神上容易产生空虚的感觉，国学和读经为他们提供了宗教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一些年轻的白领父母对现代教育深感失望，于是转而求助于传统文化，希望子女早日成才。阅读经典自然是好事，应当支持和鼓励，但“读经”在近十年来的语境中，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经典，而是特指一些机构专门招收年幼的孩子背诵《千字文》、《三字经》、《孝经》及四书五经等等旧社会的蒙童读物。

2004年之前，社会上就已经出现零星的读经、祭孔活动，但并未引起社会关注。2004年，读经现象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关注，随即引发了关于儒家复兴的大规模讨论。这场讨论并未形成任何结论和共识，但在客观上却为新儒家的主张和读经做了一次大规模的免费宣传。许多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如果精神上感到空虚，可以通过读经来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不少年轻的父母认为，读经对孩子将来为人处世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因此将孩子送到读经机构接受教育。事实上，正如一些媒体先后披露过的，此类机构大多数并没有取得国家的办学许可和资质，而且不少机构在读经的同时，还在恢复过时的封建礼仪，如要求孩子对长辈、老师等行三拜九叩大礼，甚至有些机构针对幼年的女童，按照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和礼仪教育她们，给孩子灌输封建社会陈腐落后的伦理观念。此类机构见诸于媒体的，多数很快就被当地相关部门取缔，但在更多的地方，则仍然以所谓“民间读经”的形式存在，处于灰色地带。发展到今天，读经甚至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链，牵涉到许多环节。某些地方的读经机构，读经活动已经变成了一种类似宗教的活动，一些年轻的父母为了让孩子读经，干脆不让孩子到学校接受正规教育，只是让孩子在读经机构背诵那些所谓的经典。2016年，本身也参与新儒家活动的同济大学教授柯小刚公开批评了这种情况，他转发了一些父母在醒悟之后披露的读经活动的情况，让人感觉这简直就是一种邪教活动。孩子长期封闭读经，不与外界接触，不到学校接受现代正规教育，不仅在学习能力上远远落后于同龄的孩子，而且也无法与同龄的孩子交流，从而在社会交往能力上也落后于同龄孩子。但柯小刚的批评不仅未能引起国内新儒家的正视与反思，反而激发了一些国内人士对柯小刚进行人身攻击。

先富人群追求“精神贵族”

读经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根本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新儒家的提倡，而是社会变化使然。实际上，就在读经活动在社会上开始繁荣起来的同时，一些按照所谓“英国贵族”的标准和礼仪来教育孩子的机构也在国内悄然兴起。衣食足而知礼节，对许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先富起来的人来说，他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在精神上和文化上，多数仍然处于较低的“土豪”水平。因此，他们希望能够培育自己孩子具有贵族气质和内涵，从精神到物质，都成为“高人一等”的贵族。在大学里，各种形式的总裁班、国学班、EMBO也大行其道，成为热门行业，还有一些培训项目或与国外的交流项目干脆直接以培育未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袖”为噱头。也就是说，先富起来的人们不但丝毫没有像1980年代的宣传口号所说的那样，用自己的财富带动更多人走上致富之路，反而千方百计地固化自己家族后代的社会地位。不仅他们自己要通过豪车、别墅和各种奢侈品与普通大众区别开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变成“贵族”，还要让他们的孩子在坐享他们积累的财富的同时，在精神上也成为与众不同、彻头彻尾的“贵族”。平等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遗产之一。然而在当下，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日益加深，阶层固化日趋严重、阶层流动困难，但在人格上和内心里，先富起来的人们和普通民众仍然很难建立起制度化的有效区隔——等级制度。先富起来的人，已经拥有的那些赖以与普通人群区分开来的物质财富，只不过证明他们比其他人更有钱。真正让自己与大众区隔开来，自己有别人却很难同样拥有的东西就是文化修养和精神气质，而这些必须通过教育、规训来获得。这也就是各种培训机构之所以能够日益繁荣的原因。总之，先富起来的人们在建立起经济上、社会上的优越感之后，还要建立文化上的优越感，将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彻底固定下来。

贫富分化扩大导致社会等级固化风险

在这些现象背后，则是中国的贫富分化日趋扩大，占人口比例很少的一部分人占有社会财富的大部分。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原来那种“一夜暴富”的机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少，纯粹依赖个人奋斗，已经很难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人逐渐进入社会，他们在社会上立足也越来越依赖于父母和长辈的资本积累，这种资本积累不仅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制度上，高考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曾经扮演着社会阶层流动渠道的主要角色。但近些年来，随着高考改革的推进，所谓的素质教育和自主招生在高考中的比例越来越高，高考的社会流动渠道功能也在逐步削弱。甚至在北大、清华、复旦等国内顶尖高校，一度出现了农村和社会下层家庭的学生几乎绝迹的情况，以致国家不得不做出强制性规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这些学校在招生时必须招收一定比例的农村学生。举例来说，内地许多农村劳动力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确实增加了家庭收入，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让孩子能够上得起更好的学校。但如果父母同时在外打工，孩子留在老家，由爷爷奶奶带大，这些孩子无论在学习上还是性格上，就会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最终导致教育失败，后来只能步父母的后尘，再出去打工。而那些已经拥有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本积累的家庭，则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本积累，为子女找到更好的机会和出路。我们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国还有农民工的子女可以通过个人奋斗成为各方面的精英，也很难想象今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的子女未来会成为社会下层。也就是说，社会阶层在代际之间的继承会越来越明显，如果没有有效的社会政策，社会财富少数人集中、社会阶层分化的趋势就难以遏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等级的形成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在人类历史上，社会贫富阶级的存在是常态。但要再次强调曹锦清的话，中国人民是世界上唯一胜利过的人民。中国革命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就是平等。这就意味着，即使事实上已经出现了社会等级分化，在制度上仍然不能把社会等级分化坐实，形成公开的社会等级制度。在法律上和制度上，仍然必须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即使是一个亿万富翁与一个一无所有的农民工，在基本的权利上也必须平等。在今天的世界上，哪怕是资本主义国家，也要承认这一点。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中国革命的一大成就就是完全打破了社会等级，不仅在权利上保证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还努力让人们在能力上、机会上更加平等，以此来实现结果的平等。也就是说，在经过革命胜利之后，平等作为一个重要的传统，不仅要体现在权利上和程序上，而且应当是实质上的平等。如果出现了严重的社会等级分化和阶层固化，就会形成较大的政治危机。也就是说，“印度乞丐笑眯眯”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绝不会出现。任何将社会等级固化和制度化的企图，都会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

在历史上，儒家是更加讲究秩序的，而这种秩序往往与一定的等级秩序相关联。可以说，儒家在今天的复兴，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社会等级分化在文化领域的表现。正是因为社会等级分化在经济上和财富分配上已经成为事实，才需要在文化上加以论证和辅助，也为儒家复兴提供了机遇。而且，除了读经这样明显的与社会等级分化捆绑在一起的事实之外，今天的新儒家们还在许多方面依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而存在。尤其是那些所谓的“高端”国学班，很多都是在为先富起来的人群在文化上进行包装和加持。而对普通中下层老百姓来说，对儒家复兴的需求就显得没有那么紧迫。

因此，对今天的儒家来说，必须做出一个带有政治性的决断，如果复兴儒家必须与社会等级分化捆绑在一起，牺牲平等，儒家将会作何选择？大致来说，对那些更重视在形式上复兴儒家的新儒家们来说，复兴儒家的重要性高于一切，其它的一切都可以牺牲。更何况，在他们看来，“礼崩乐坏”正是因为中国革命过分追求平等导致的结果，那么在今天当然应该恢复一定程度上的等级，对复兴儒家来说，就是必要的。而对另一些更重视儒家精神的复兴，主张儒家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大概会认为，如果是这样，宁可选择让儒家妥协，也应该承认平等在今天的中国所具有的特殊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等级分化既是儒家复兴的机遇，但也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即儒家有可能变成今天中国恢复社会等级制度的理论帮闲。

（编辑  碣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