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推进城乡发展，实施供给侧结构改革，要把去库存与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结合起来。

去库存与城乡一体化相结合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消化过剩的产能、去库存是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重要任务。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抓住消化产能过剩这样一个机遇，把去库存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把一部分产能和产品与农村的需求对接起来，来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有四个方面可以考虑。

第一，提高户籍城镇化率，消化积压的房地产。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要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提高户籍城镇化率，消化积压的房地产，并且采取多种途径让农民工进城落户，扩大农民工就业。

第二，大力推进新农村和现代农业建设，消化过剩产能和产品。    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是很大的。比如说，加强水利建设、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的互联网建设、农村的仓储设施建设、环境设施建设和村庄的整治，都需要这些建筑材料。怎样把积压的产品和农村建设的需求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在城镇化当中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可以大力加快新农村和现代农业建设步伐，来消化各钢材、水泥和玻璃等过剩产能和产品。

第三，大力扶持粮食加工转化和畜牧业转化，消化积压的粮食库存。我们库存积压的粮食主要是玉米，我今年到玉米主产区也做过调研，确实积压很多。在东北粮食主产区，其中有一个省库存积压的玉米是1048亿斤，相当于这个省两年的玉米产量，两年粮食产量的3/4。怎么样来消化？我认为要发展两个转化，一个是扶持粮食加工业的转化；再一个是大力扶持畜牧业的转化。通过粮食加工业的转化来发展加工业，通过畜牧业的转化生产肉奶蛋，满足消费的需求。这样我们就必须培育大型的龙头企业，吸引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特别要进入农村的加工和流通领域，形成新的产业集聚，以产代农，以产代乡。城乡一体化发展实际是产业集聚的过程，没有龙头企业和大企业来帮助农业搞农产品的加工转化，建设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体系，我们城镇化的发展就没有物质基础，县域经济就很难发展。

第四，大力发展城乡社会服务业，消化剩余的劳动力。通过发展城乡社会服务业来消化剩余的劳动力的潜力巨大。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第三产业服务业占的比重都很大。现在真正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年岁都比较大，特别是老人和妇女比较多。怎么样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靠谁来实现农业现代化？靠谁来建设新农村？我觉得应该有社会化服务业。过去美国真正搞农业的人占2%，但是美国为农业服务的人占13%，社会化服务业非常发达，现在我国农业建设应该说是一个社会化的大农业，目前只靠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完成新农业的现代化远远不够。

围绕这几个方面，我们还应该制订政策和措施，来支持发展：

产粮大县应成为城乡一体化的重点

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当中，应该把产粮大县的城乡一体化作为重点。我们国家有800个产粮大县，占全国的30%。这800个产粮大县的产量占全国的74%，比重是相当大的。800个产粮大县综合城镇化率只有24%，已经远远低于我国常住人口53.7%的城镇化率。能不能解决800个产粮大县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不仅关系到现代农业和粮食安全，新农村建设，而且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目前800个产粮大县的城乡一体化水平，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很大，产粮大县的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很大。产粮大县的城镇化率很低，而且贫困人口的比重比较大，特别是产粮大县的产业收入水平极其低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应该把800个产粮大县作为一个重点，这主要应该解决四个问题。

第一，要支持产粮大县率先普及农业现代化建设。习总书记在考察农村的时候讲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还是薄弱环节。

第二，要支持产粮大县率先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要调结构，保护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一二三产业发展，大力发展加工业，提高农业附加值，都需要支持产粮大县向前发展。

第三，要大力支持产粮大县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五化”，这应该加快步伐。

第四，要支持产粮大县率先推进农村改革和体制机制改革。“十三五”规划建议和农村改革的综合方案，都对农村的改革作出了部署。

郑新立点评：尹部长提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要把去库存、去产能与城乡一体化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金点子。城乡一体化搞起来以后，能产生巨大的需求，把过剩产能用到城乡一体化建设上来，多好的事，可以避免把工厂砍掉，导致大量的企业破产。

农业现代化可以对农业基建化，农田水利建设产生巨大的需求。农民工市民化对城市的房地产，城市的卫生服务将产生巨大的需求。这三件事干好了，过剩产能就可以进行消化。

同时，要把城乡一体化建设重点放在产粮大县，作为城乡一体化的示范区，或者是重点推广区，先把800个产粮大县的城乡一体化搞好，因为这些产粮大县为粮食的安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我们现在搞了粮食，但国内价格比进口价格还高。一个家庭种了十亩八亩地，种粮食是富不起来的，产粮大县的农民收入普遍低于平均水平。这个事情要改变，要通过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让产粮大县的农民尽快富裕起来。

（编辑  迟晨光）

城镇化工作进行已经好几年了，成绩是不少。可最近我到四川、重庆、陕西、内蒙和黑龙江进行了调研，发现有些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以人为本 促进社会安定和谐

    在内蒙调研时，有的县，村里45岁以下、20岁以上的男性一半以上是光棍，这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大量的农民工夫妇是分居的，全国大概有4千万人。夫妻分居小孩没人管，老人没人照顾，这个社会就不稳定了。而且夫妻长期分居，造成了家庭的隔阂，家庭的不和，这个情况很严重。一定要让农民在城里头有房子住，家庭团聚，这才是以人为本。

    很多农民工在城里只能住地下室，所以目前农村流行“两个老鼠不死”之说。这是什么意思？一个老鼠在农村的家里盖了新房不住，全家出去打工，农村新房变成老鼠窝了。到了城里，夫妻分开，还不在一起住，男的没地方住，女的也是住人家的地下室。北京市以前有一个调查，最密集的居住区域，地下室一间房16个床位。地下室到处都是老鼠乱窜。所以一定要加快城镇的民间住房建设，不要高档，中低档都行，只要有房子住。有房子住，家庭团聚符合了伦理，而且不会产生社会纠纷。

农民进城后土地应正常流转

    农民进城以后很多地方农村的土地就处于流转状态。土地的流转一点都不奇怪，是正常的。我在浙江调查，浙江的地是谁种的？安徽人来种。我在苏南考察，苏南的地谁种了？苏北的人来种。土地总要有人种，才不会荒废在那里。但是人要找到更好的工作去做。

“城归”开辟就业新天地

    我到农村调查第一次听到，海外回来的叫“海归”，城里打工的回来就叫“城归”。我们也走访了几个打工者，其中一个在外面工作了十年以上，不仅学会了某种专门技术，而且积累了一点钱。回来以后，他不干种田，而是干了其他的，比如养鱼，或者养牛羊、养猪。就是种地，他们也不再照传统的方式去做，而是搞现代农业，种草莓、种水果等经济农作物。另外更多的人学习了新的技能，在县城里自己开小微企业，很多是通过网络，自己开出一个新天地出来，这是可喜的现象。所以，城镇化中的就业问题是自己解决的。

解决两种户口问题，促进社会保障一体化

    新型城镇化中的社会保障一体化进程应当加快进行。这对地方来说，财政的负担可能会大一点，但是只要经济情况好就没问题。这是真正解决两种户口必须面对的问题。两种户口问题现在采取什么做法？有些城市户口问题用积分制。例如，苏州实行了落户积分制，就是农民工通过积分就可以加入城市户口，全家落入城市户口。这个政策正在各地试点开展，这是个好现象，社会保障能够促进城镇化。为什么？在内蒙，牧民放牧，地很远，面积很大，小孩上不了学，太远了。在内蒙通辽市，我们看到山区人民送孩子进城上学。这样就办理了教育特区。所谓的教育特区，就是在农村把孩子送进城，住校全部免费。这样就发生一个新现象，学校周围的商品房，从原来的不到2000元一平米，现在涨到3000多元一平米，全卖光了，谁买了？牧区的农民家长买的，他们陪读进城读书的子女。

新的就业模式不断涌现

    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中就业怎么解决？新的就业怎么展开？主要是靠第三产业，服务业。我们在几个地方看到正在扩建和新建的工程，我就问当地投资人，这个厂建成以后，能够增加多少人就业？投资人回答说，告诉你实话，一个都不增加还减员呢，用机器人来代替工人。年轻人还在学习，年纪大了就提前退休了。所以说就业问题不能靠制造业来解决，制造业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要降低生产成本，降低管理成本，这样才有竞争力。但是劳动力要换成高素质的，也包括换成机器人。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我们的观念要改变，一些新的工业模式正在出现，在几个地方我都遇到这种变化。第一个新模式就是不提供办公室，不提供桌椅板凳。你要到我公司来，签合同，就按任务来领。他们把这种模式称为长期的计件工资制，完成一个项目就给员工计一次。

    还有一种正在开辟的新模式。在农业生产中，一种新的生产服务业为农业生产服务。你别撒种子了，我来给你撒种子；你不要去灌水了，到时候每个星期有专门浇灌服务业来为你定期定点服务，几次定点、灌多少水，我来给你灌；种子你别买了，我来替你买，保证为良种，不然我赔，这就是为农业生产的专业服务。这个产业正处在培育期。

生活方面的服务也在发展新模式。生活方面的服务种类很多，比如说叫出租车，电话一打就行了，你路远也不怕，保证你准时上班，因为出租车随时在等你，何必每家都买个车呢。新服务模式的就业者与公司订的是定制服务，因而与企业的雇佣关系转化为定制产品服务关系，他说我们是平等的，我不是他雇的人，这也是一种新的方式。所有的变化都是我们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我们社会正在变化。

新的人口红利即将涌现

城镇化的前景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不久的将来，也许到不了2030年，我们的城镇化率就可能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到60%-70%。

另外我们可以想到，新的人口红利将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涌现出来。我们常说，旧的人口红利已经用完了，新的将产生。那么，新的人口红利来自何处？大量的年轻人正在创业、创新，这就是未来能够创业，能够成功的新一代，

另外，大量的“城归”已成未来发展趋势。再过几年，从城市归来自己准备创业的人将会越来越多。农民坚守在农村的，愿意搞农业的就成了家庭农场主，家庭农场主重在第二代学习。有些地方正在办农业学习班，它是那些农场主培训第二代，你应该懂什么样的技术？你这个技术应该多懂一点。如何撒农药、施化肥，选种子，如果你做不了，就包出去，租出去。这种情况以前在中国是不能想象的，而现在农村正在推广开来。

大力发展农垦区城镇化

    在地广人稀的地方，特别是边远地区，城镇化进程将会加快。到黑龙江考察时，黑龙江农垦区在三年困难时期，内地吃不饱饭的人到那里去，这才聚集了新的城镇。应该有计划的在农垦事业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农垦地区的城镇化。这样对巩固边防，对充分利用土地，对当地经济的活跃都是非常有益的。

    郑新立*点评：厉以宁老师80多岁了，仍然经常到农村的边远地区，到犄角旮旯的地区去调研，他的演讲非常接地气。厉老师开了一个问题的清单，都是当前城镇化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城市的地下室的一个房间，摆了16张床，而在他们家乡，可能他们盖一个四层楼高的房子在那里闲置，这就是资源严重的错配。如果我们制度好一点，有宅基地等土地流转制度，他可以把农村盖的房子退出去，在城里租一个房或买一个房，城里再帮助一下，纳入到保障房体系，他就可以避免目前尴尬的局面。江西一些地方农民比着盖楼房，都是三四层高的，80%-90%空着，没人住，放那儿养老鼠；而农民到城里来，住地下室，当老鼠。两头跟老鼠打交道，这么扭曲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从体制上解决呢。

    如果给农民工盖房子，让他们能租得起房子，解决2.8亿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问题，城市的房价现在有多少房子卖不出去，我说这些房子，农民工一伸手，马上一抢而光，城市的房地产就可以进入一个健康的发展轨道。

    好多问题是体制在绊腿，使我们好多扭曲的事情难以理顺。

    厉教授又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城归”。现在农民工进城干了好多年，学了本事，回家创业。我们要鼓励他们，给他提供融资条件，欢迎他们回乡创业。回乡干什么？厉老师也指明了好的出路，主要是搞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的服务业，搞旅游等等。我们要为“城归”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政策支持。

厉老还提出了边远地区的城镇化应该怎么办？户籍制度要加快改革，这是当前城镇化过程中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编辑  迟晨光）

决胜开局 筑梦中国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为更好传递两会声音，本刊特集中展示中国中信集团以及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部分两会代表、委员，两会期间关于改革发展等热点话题的发言。其中，针对国有企业供给侧改革、压缩过剩产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改革中的关键问题以及激发大企业“双创”活力等话题，常振明委员、杨凯生委员、汪晖委员、张树华委员、任沁新代表分别发表了各自的建设性意见。

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怎么做

文/常振明*

供给侧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在企业中尤其是国有企业中比较突出，比如在钢铁、能源、建材等行业供需不对称、产能过剩，库存量很高。2015年我国生产的粗钢产量为8.04亿吨，相当于全球钢产量的一半，所以钢铁价格持续下跌，许多企业整体亏损严重。这些行业的特点是投资大、企业负债率高，与其他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更容易通过高负债寻求高速发展。因此，国有企业面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低成本、补短板的任务十分艰巨。

重要的是转变国有企业的机制和商业模式

如何在国有企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微观上，我认为转变企业的商业模式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企业的商业模式是一个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过去关注的是如何提高产能，进行大规模生产，提高产量。因为这样做可以减少单位生产成本，增加竞争力。而现在则需要通过技术革新等来增加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品种、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需要采用小批量灵活的生产方式来满足不同客户和市场的需要。而企业商业模式的转变直接涉及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的改革。

现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为企业转变商业模式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和手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也是从供给侧入手解决农业发展问题。当时，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投入不变、人力减少的情况下，使农业生产大幅提升。今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正好相反，是如何去产能。我认为必须用改革的方法来推进结构性调整。

国企改革须采用“一司一策”

一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积极推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顶层设计方面，一是实践方面。

顶层设计方面。201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并先后出台了11个配套文件，各级国资委又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进行了一些国有企业改革的试点。这些指导意见和文件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原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是相贯相通的。

我也看到很多网上的评论说国有企业改革雷声大雨点小，这么多文件出来了，动静不大。我作为一个国有企业改革的执行者，我认为，在实践中，国有企业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整体来看，每个国有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国有企业所处的历史不同、所处的行业不同、他们面对的外部竞争环境不同、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不同、每个企业长期形成的商业模式也各不相同。国有企业的改革要“一司一策”，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大方向和原则，每个企业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自己的改革方案，制定自己的战略，确定未来的商业模式。

对国企需要按功能界定分类，国企分成商业类、公益类两大类。中央下发了《指导意见》，全国17个省级国资委，还有40多家央企，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了改革方案。2015年国企改制和重组的步伐在加快，南车和北车、国家核电和中电投、中远和中海运、五矿和中冶等12家央企正在重组合并，说明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按照日程稳妥有序地推进。

实践中，“一司一策”中每个企业都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困难和难点制定自己的改革方案，国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将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使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有利于激发企业和企业的员工创新的热情，最终给全社会和人民带来实惠。我相信国有企业一定能够实现既定的改革目标，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编辑  季节）

完善压缩过剩产能的措施和办法

文/杨凯生^*

去产能、去杠杆，不仅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也事关“十三五”规划的全面落实。为了把压缩过剩产能的工作做好，我们要认清与前些年相比目前压缩过剩产能有什么新的情况和困难需要重视和解决。

首先，我们所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有所不同。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是在经济比较热、增长速度比较快的时候，更重视对过剩产能的压缩，而在经济偏冷、发展速度下滑的关头，往往较多强调要稳增长、保就业。其好处是尽可能减小结构调整和产能压缩对各方面带来的冲击。但这种纠结带来的问题是，市场一直无法真正出清，一些过剩的产能不仅难以有效压降，甚至还不断有所增加，导致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今年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央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果断地将压缩过剩产能作为当前的重点任务更加突出提出来，这反映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产能过剩这一影响和妨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痼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压缩过剩产能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困难有了更大的应对勇气和决心。

其次，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有了很大变化。与上世纪90年代集中实施的企业改制、转型、一批企业破产关闭的情况相比，现在的环境已经不同。当时所涉及的企业主要是国有独资企业，涉及的人员主要是国企职工，企业的负债也主要来自国有独资银行。在那样的条件下，企业关停并转和职工安置所需的成本，不管用何种方式分摊、由谁负责，实质就是财政是从左口袋掏钱还是右口袋掏钱的问题，是今天付钱还是明天算账的问题。因此当时可以设计出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安排，例如企业即便是已经抵押给银行的资产，变现后也要先用来安置职工，银行要放弃优先受偿权；国家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要按账面原值收购银行剥离的不良贷款，而相关损失最终都是由国家财政承担；同时，对部分经营存在困难但仍具有一定市场前景的企业实施债转股，将银行对这些企业的债权转为股权，等等。当时，这一系列时间换空间的政策设计之所以能够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那时企业和银行产权结构是单一的，政府能够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和处理这些问题。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化程度已经明显提高。国有独资企业数量已经不多，需要压缩的过剩产能也不仅仅是表现在国有企业中，几家大银行尽管还是国家控股，但已在海内外上市，中小银行的股权结构则更加多元化，因此，当年的一些行政化政策措施现在已经无法再简单施用。如何在当前情况下做好压缩过剩产能的工作，需要进一步细化措施和方法。

建议首先算清压降过剩产能的成本账。各地究竟有多少企业属于产能过剩行业，它们的净资产还有多大，资产转让变现前景如何，它们在银行的贷款情况怎样，资产抵押情况如何，所牵连的上下游涉及面有多大，各类职工安置费用需要多少，当地新增就业岗位的容量还有多大，等等。

同时，还要考虑清楚哪些需通过财政渠道解决，哪些应该由其它股东负责；需财政解决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应该如何合理分担，以什么形式分担；哪些要通过社保渠道解决，社保渠道承受能力如何；究竟有多少贷款本息已经确实难以偿还银行，相关银行核销不良贷款的财务能力究竟有多大，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银行风险的底线在哪里，等等。

只有把这些账算细了、搞准了，才能分清各类市场主体的责任，才能把有关工作任务真正落实，才能做到既坚决把过剩产能压下来，又切实保证社会安定平稳。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依法办事，一定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要努力避免一些阶段性措施所可能带来的机制性问题，防止给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增加新的困难和障碍。（编辑  宋斌斌）

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一些思考

文/汪晖*

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工程的目标，“十三五”规划又明确提出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问题。创新工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求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平台和学科建设，另一方面强调深入治国理政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前者表现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后者落实为建设50-100家国家高端智库。

智库建设与基础研究脱节问题

我在这里结合大学和学科发展来谈谈重视基础研究和基础研究创新的问题。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也由于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的复杂性，我国建设高水平的智库是不可避免的任务。近几年，国内智库的建立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和广泛的现象，但由于一窝蜂上马，目前智库建设与基础研究脱节的现象十分普遍，而重点高校重视智库建设甚于基础研究的情况也多有表现。我认为忽视基础研究的持续建设，对于建立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十分不利，也必将成为对策性研究的瓶颈。

基础研究创新中的问题

没有基础理论的创新，将无法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范式和新方法。基础研究的创新是奠基于基础学科和体现学者们长期研究的产物，尤其需要处理好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在基础研究方面，现在主要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改革时期的普遍现象，即在缺乏长期积累的基础上的大规模范式移植，许多新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未经检验，也未及与历史和经验研究结合，就已成为新学科的基础范式。在许多社会科学领域，创新几乎就等于移植。如果我们看这二十年来的博士论文，即便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许多命题和框架也是对国外中国研究范式的套用。当然套用也是学习的过程，不能说没有积极的方面，但学术创新不可能建立在简单套用的前提下，更不用说美国区域研究的若干范式是在冷战条件下形成的，如果没有高度的自觉和学术批判能力，简单套用的结果是不难想象的。另一个方面是学科老化。一些传统学科积累深厚，但研究课题重复、琐碎，难以吸引杰出人才，无法形成创新。这些学科的常规研究仍然在持续，每年生产大量的硕士生、博士生，但其成果难以构成新思想的地基，也难以出现真正杰出的、具有顽强创造力的人才。由于学科和学位制度的限制，多年来倡导的跨学科对话和研究难以落到实处。在高等院校，即便同一个学院的不同学科之间也常常难以形成富有成效的对话和碰撞，无法在科技整合的平台上促进传统学科的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题

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尤其需要改变两个偏向：

第一个偏向是自我中心的学科分布和学术格局。所谓自我中心，主要是指我们的研究主要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能够在国内和国际拥有发言权和获得承认的学者大多是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等领域的学人，而在世界历史领域，在国际学术领域获得广泛承认的学人较少涌现，像季羡林等学者那样在国内外都拥有很高学术地位的中国研究学者近乎绝迹。中国的学术研究以中国自身为对象，这是很自然的，但如果中国学术领域在其他区域、其他文化的研究中没有自己的独特建树、没有获得广泛承认的学者，对中国自身的理解也会是片面的。自我中心倾向的另一个表现是：许多外国研究实际上是中外关系研究，如有关“东南亚华人”的研究、“中国在非洲”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本身很重要，弥足珍贵，但相对而言，对对象国的历史和现实的独立研究反而较少受到重视。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二个偏向是主要以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西欧和日本等为中心，尤其是以英语国家为中心，对于非西方地区的研究却处于较低水平。一定程度上，这与三十年来留学生的分布有关。发达国家可以提供奖学金，吸纳大量留学生、访问学者，而非洲、拉美和亚洲的许多国家无力提供相应的资助，国家也未在这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现在常常谈软实力，其实这才是软实力的关键所在。实际上，在中国研究范围内，边疆民族区域研究也处于落后状态，相反，这些领域也恰恰是19世纪以降西方东方学和日本亚细亚研究的重要学科对象，积累深厚，其范式和问题对中国的相关研究影响也很大。对于亚非拉国家和中国民族区域的语言、宗教、文化、历史的研究尤其滞后，在高考和研究生招生中，一流人才很难流入这些研究领域。没有国家支持和大学引导，这些领域的发展是较为困难的。

清华大学投入很大精力和资源，创立了发展中国家博士培养计划，吸引相关语种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进入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专业研究，专门培养研究诸如巴西、巴基斯坦、缅甸、印尼、印度、阿拉伯国家等非西方地区的研究人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筚路蓝缕的计划，它重视基础研究，而不是基于建立智库。但困难也是明显的，在相关领域，我们没有学术积累，没有精通相关领域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良好师资。清华的方法是与国外机构合作培养，广泛利用世界各国在相关领域的学术资源。由于相关领域人才匮乏，这些多年训练而成的学子，毕业之后也极易被国家机构和跨国公司吸纳。如果没有一定的支持和引导，这些人才就不能为奠定相关的学科发展提供人才资源。

基础研究需要长期积累，不能只注重短期效应。这一点尤其需要重视。伴随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对于更为全面和广泛的学科分布的要求大大提高。现在政府倡导的“一带一路”计划，也有许多相关课题和智库研究围绕这一计划而建立，但真正通晓这些地区的语言、文化、宗教、风俗、历史和现实状况的学术人才极为匮乏。没有相应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基础学科的长期建设，高水平的智库建设也是会落空的。

各种学术资源围绕人才培养进行布局

“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政府工作报告》的用语如供给侧改革等等，到各社会科学学科的基本理论范式，“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特征均很匮乏。就此而言，这个目标有意义。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欧洲形成的时候，不是指一个专门学科，而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历史的发展和自然科学方法的推广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展开的，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对中国自身发展的解释，就只是辩护性的知识；如果不能对人类普遍的历史现象—尤其是对金融化资本主义和互联网经济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做出系统解释，就构不成真正的理论和学科。因此，提出这个目标的同时，尤其需要处理好独特性和普遍性的关系，前者针对的是生搬硬套和随意移植的现象，后者则是立足于中国经验，探索全部人类现象的努力。没有各基础学科领域的发展，这个目标势必沦为空洞的命题，而产生的是一大堆没有实质意义的论文、著作，尤其是投入巨大、产出有限的所谓项目。

基础学科和基础理论的建设是通过长期积累和相互碰撞才能产生的，高度依赖研究者个人的创造性劳动。现在资源多了，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到各地方、各高校的项目，科研成果评估、职称提拔、工作录用等等均参照申请项目的情况。但从项目议题的设置到项目成果的评估，很难贴近学术研究的具体脉络，造成很大的浪费。基础研究需要注重常规研究条件的改善，从时间配置、学科整合、常规性研究资助、图书及网络资源条件、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到跨学科、跨文化、跨国际的对话、讨论和独立研究，充分尊重研究者的意志和相关学科的规律，在学科积累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整合和理论创新。

由上所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依赖于一批高水平的杰出人才，各种资源应该围绕人才的养成而重新布局。为此，不能用行政方式管理学术研究，不能用管理官员的方式管理学者，不能用短期的政府目标改变基础研究的长期格局。现在将适用于官员的出国规章制度、报销制度和项目设置制度用于学术管理，已经给正常的学术研究造成了障碍，是完全错误的，应予及时纠正。（编辑  宋斌斌）

“双创”助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文/任沁新*

 通过学习政府工作报告，我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了更深的感悟。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自从李克强总理去年“两会”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在一系列“双创”新政策以及互联网新技术的推动下，全国范围内创新创业的活力得到激发，不仅小微企业，很多大企业也纷纷加入创新创业的行列，引入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平台，触发了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的变革，汇聚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结合自身特性  探索和实践“双创”

中信重工对大企业“双创”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公司利用创客空间模式，结合自身特点搭建了四个层面的创客团队：一是聘任18名首席技术专家牵头组建了18个技术创客团队；二是聘任了5名大工匠，以此为引领建立了22个工人创客群；三是在海外建立了两个以行业知名国际专家为核心的国际化创客团队；四是通过协作开发平台、远程服务平台、标准服务平台、人才培养平台等，集聚了一批社会创客群。“双创”活动创出了品牌。创客团队紧贴《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战略需求确定课题，开展攻关，创出了中国制造的金字品牌。在2015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中信重工两项创新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创出了效益。矿物加工核心装备技术创新团队开发出九大主机设备，近两年海外订货近40亿元。余热发电技术创新团队研发的“纯低温双压余热发电技术”，已从水泥行业拓展应用到干熄焦余热发电、烧结机余热发电等新领域，累计新增合同总额70多亿元，新增利税10多亿元。5个大工匠工作室创客团队2015年取得技术创新成果98项，创效1586万元。社会创客群依托公司“双创”平台和创新项目合作开发的新产品新技术，实现经济规模超过100亿元；创出了团队。创客团队直接参与者超过800人，影响带动了1000名技术人员和4000名一线工人，使研发、工艺、制造各环节融为一体，有效解决了全价值链的创新问题；创出了机制。在国有大型企业，通过这种形式来做“双创”，使得人才培养、选拔和激励形成完整机制；创出了活力。2013年以来，公司新产品贡献率达到70%，成套订货占新增订单比例达到60%，出口产品占比达到50％，利润等主要经营指标持续保持行业领先。中信重工入选全国首批5个“双创”示范基地备选名单。

“双创”是国有大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通过近年来的双创实践，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双创绝不仅仅是中小微企业的事，更是国有大企业转型升级的必需。正如李克强总理考察中信重工“双创”工作时指出的：“你们以开展创客群活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了企业转型升级。你们的实践证明，双创不仅是小企业或者小微企业的生存发展之路，也是大企业的繁荣兴盛之道。”

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搞“双创”，更侧重“创新”，其中又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围绕国家战略和国家重大装备进行，同时与市场对接，满足需求、创造需求，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创新的成果，并通过有效方式实现成果的转化，对推进供给侧改革、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在推动“双创”中，国有大企业还承担着平台作用，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依托大企业人才、技术、品牌、市场等优势资源搭建“双创”平台，吸引企业内部员工和外部创业者立足该平台创业更容易成功，对推动产业发展的作用更为明显。

技术创新和生产活动面对不同机制

对于国有大企业而言，从事“双创”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资源，是机制。

首先，从“创新”方面来看：创新活动和生产活动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活动。从性质上说，创新是智力活动，生产是按照既定技术和管理规范进行的日常性的创造价值的活动；从流程上讲，技术创新要的是创意性，而生产要的是标准化、流程化和严格的质量管理。技术创新主要靠人的智慧，生产活动则是操作者、机器设备（工具）与管理诸要素的结合，目前的趋势是人参与的越少越好；在成本控制上，技术创新往往需要持续的投入，而生产活动必须注重控制成本；在机制上，创新活动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需要的是试错机制、容错机制和激励机制，而生产活动就是控制缺陷和惩罚机制，因此两种机制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从“创业”方面来看：国有企业要推动和参与社会性创业，现有制度设计存在诸多不适应，必须深化企业改革，将内部创业创新平台纳入企业治理体系，给予内部创业创新项目全方位支持；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将内部创业团队与国有企业利益捆绑起来，通过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方式，调动企业内部人员创业积极性和吸纳社会创业人才；也要通过制度建立“防火墙”，防止对企业主营业务造成影响。同时要改革国有企业人事制度，出台企业内部人员离岗创业政策。

多管齐下激活“双创”活力

作为“双创”的践行者，中信重工将按照李克强总理的嘱托和期望，从三个方面深化“双创”工作：

一是抓住互联网时代的机遇，大力发展社会创客群，辐射带动社会创新创业，正像李总理在视察中信重工时说的:“希望我们工人创客群，我们的技术创客群，以及我们向社会招募的创客群，并且通过互联网+发展起来，把我们的品牌，把中国的装备，通过你们走向世界，不仅是在世界上显示竞争力，而且能够打出我们的金字招牌。”

二是设立创新基金，携手基金、信托和众筹平台，对有创意、有技术、有需求的个体性创新项目给予创业基金支持，调动有个性的创业型员工走社会化创新创业之路。

三是以国家建设“双创”示范基地为契机，加快建设中信重工“双创”基地，通过创新投资机制、运作机制和激励机制，打造以中信重工为核心、高校院所参与、辐射带动其他创业主体成长发展的产业创新生态群落。

为激发大企业“双创”活力，增强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从激活企业创新机制的角度，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建立科学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更加注重自主创新的评价，鼓励国有企业在“双创”中发挥更大作用,开发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

第二，鼓励和支持国企建立创业投资公司或创业投资基金，并研究改进创业投资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在遵循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制度的一般要求和规定的同时，又符合创业投资的特点。

第三，研究科技人员股权和分红权激励等措施，形成相关实施意见，建立创新成果利益合理分享机制，充分激发创新活力。

第四，建立“双创”利益共同体，对“双创”项目，允许国有企业投入一定比例的引导资金或扶持资金，与发起人、核心技术团队、社会资金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对于国有企业出于创新、创业目的在资金、资产和资源上的投入，应建立必要的风险免责机制，形成激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

第五，在确保国有利益的前提下，进一步授予国有企事业单位科技成果处置权，使其可自主决定成果转让、评估、投资、入股，以提高“双创”成果转化率。 （编辑  宋斌斌）

凝心聚力  推进改革与发展

文/张树华*

从全局的角度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

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北京市提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四个中心”定位，并分别将“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缓解‘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优化首都核心功能”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近期（2017年）、中期（2020年）、长期（2030年）目标之一。

2016年2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强调， 2020年首都“大城市病”问题得到缓解。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目标不只是北京市行政机关搬出中心城区。一些媒体担心，这是否不能缓解北京“大城市病”，反而会又一次浪费资源、摊大饼、瞎折腾。

为保证中央战略规划的顺利实施，我们建议：

1.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中央部门和军队服务机构应带头。除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外，应严格按照与全国政治中心定位的关联度，确定中央附属机构是否搬迁的标准。可考虑尽量将央企总部、中央机关直属事业单位搬出中心城区。同时，应突出行政副中心定位的单一性，控制好通州发展边界和规模，谨防通州成为城市“摊大饼”的一部分。在疏解非首都功能单位的同时，应考虑重新调整和布局首都核心功能区内部的布局。

2.推进职住一体、同时疏解教育和医疗资源，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保证北京市行政机关顺利搬迁的关键。人口疏散地应将职住一体化建设放在首位，确保迁出地与迁入地公共服务均等化。北京市政府要把解决疏散地的住房问题作为头等大事，鉴于目前通州的发展已过度依赖房地产的现状，解决职住一体问题要尽量避免“圈地盖楼”的老办法，探索利用购房补贴、集资购买等方式盘活周边存量房。同时，要实现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均等化配套。迁出多少人，就要按比例迁出中心城区的幼儿园、中小学、医院等公共服务资源。要以迁入迁出地无差别的公共服务引人、稳人。专家呼吁，目前为缓解北京“大城市病”，应从东、西城和海淀等教育资源过度集中的中心区，按比例迁出部分中小学校和医院。这样即能解决教育资源平衡的问题，也有利于解决由于中小学过度集中中心城区，常常造成的交通拥堵和超高的人流车流等问题。

3.立足长远、在全国范围内重新规划调整和布局在京企业总部和高校。转移北京市的产业资源、教育文化资源，承接地不能局限于津冀两地，更不能局限于搬到京郊，这样会浪费更多的土地和空间资源。要综合考虑产业性质、国家东中西部发展、全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等多种因素，以实施“十三五”规划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契机，优化全国产业和高校布局，助推“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

以高校为例，建国后30年，国家几次全国性调整高校布局，为中西部的科教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近些年北京等大都市却利用虹吸效应，集中了越来越多的高校。目前，在京高校达90多所，在校生规模高达百万，吸纳了全国大量的教育资源、优质生源。由于在京大学生就业意向往往倾向于留京，滞留北京的毕业生也就越来越多。与之对照的则是，深圳、东莞、海南等沿海地区及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资源、高素质人才资源仍然短缺匮乏。以建设通州、昌平、房山等大学城的方式迁移北京城区高校，不过是缓解“大城市病”的权宜之计，长期来看，既无益于减少人口存量、控制人口增量，也不利于国家教育事业良性发展。因此，两全之策可考虑，北京以“城内不留大学，郊区不留非名牌大学”为目标迁移高校，同时，综合平衡全国教育资源分布，吸收建国初期“三线建设”的有益经验，对在京高校进行跨京津冀地区乃至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调整。在京的农业、林业、矿业、石油等专业类高校可以迁往相应的产业地区。

齐心合力抓好改革关键问题

2015年下半年以来，国内证券市场的动荡（股灾，涉及1.4亿股民），以及2016年年初以来各地楼市暴涨，股市、楼市、汇市连同通常意义上的市场（消费、旅游、服务等市场），“四市”一起闹心，造成社会中弥漫着焦虑、不安等情绪。有关部门应及时准确把握社会心理和民众诉求的变化，密切关注干部群众的情绪导向，及时正确引导舆论，有效调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激发更多的正能量，齐心合力推进良性改革落地，促发展，安民惠民。

第一，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促发展，通过有效改革，切实把经济工作搞好，缓解居民就业和百姓生活的压力。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未得到有效缓解。历史经验证明，只有抓好经济工作，才能充分体现政治、文化、社会和党建等各方面工作的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当前应集中全党智慧打好经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这场硬仗，特别是抓好实体经济的发展，不断提振人民群众对经济发展的信心。

第二，扎扎实实做好民生工作、筑好民心工程。从国际上看，任何一国的政治家搞改革不能只遵循政治的逻辑或只有经济的考量，不能回避绝大多数民众的诉求。民为邦本，民心是治国安邦最大的政治。党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共享发展理念，体现了党一直以来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价值追求。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较为突出的问题是，老百姓面临就医难、上学难、住房难、养老难等难题。老百姓对日常生活中商品服务质次价高、食品药品不安全、旅游天价消费等问题反映强烈。

民生工作关系到人心向背，当前的工作要扎扎实实为百姓做出真成绩，出实招、干实事、谋实效。多开展一些民心工程，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消费环境、旅游环境，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买的用的安心，玩得开心、活得舒心，少一些焦虑紧张、多一些获得感、幸福感。

第三，切实做好各类改革方案、政府发展计划等的衔接。习近平总书记3月5日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着力加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各项措施系统集成。要做好各类改革意见与政府工作和“十三五”规划以及各部门规划的衔接。

第四，上下合力，使好的改革措施落地。改革要甩开膀子干，而不只是关在办公室里写。过去改革讲究各地先行先试，鼓励基层部门摸石头过河，现在则强调“顶层设计”，要求各地不能抢跑。要避免改革用力不在实际上，出台的改革构想、方案和意见再多，顶层设计再好，均需要落实。据称，有的部门平均10多天就出台一份新文件。360多项改革文件，各地还要出台配套文件落实，有时基层干部看都来不及，根本无法好好消化。这样到头来只能是败坏改革声誉，浪费大好的改革时机。

第五，改革必须回应社会关切、着力解决问题，关键是抓好落实。习近平总书记3月5日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改革贵在行动重在落实，改革大局方针已定，现在的关键是行动，是落实。韩正3月6日在《人民日报》写道，不针对问题不解决问题的所有工作都是官僚主义，不解决问题的任何改革都是形式主义的表现。

中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和科技进步迅速，改革一定要切合实际，切忌一刀切。近两年，各地（全球范围内）网络约车，方便快捷，节约资源，深受广大乘客的喜爱。各地都有发展，但某部门却要发文规范，说是非法。遭到包括网民在内的社会民众调侃。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其中不乏民粹化影响。到头来不仅没有节省支出，还影响了行政效率。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第六，改革需要大勇气、更需要大智慧，否则难以实现改革的目标。改革的成效应该体现在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获得感上。搞改革，不能在自己的圈子里兜来兜去。有的政出多门，有的朝令夕改，有的不得要领，结果遭到了民众的吐槽，值得反思。

政策制定要查实情，解民意，切实注重真问题，把握好主题，回应社会关切，为民众之所需，解民众之所困。切忌改革泛化、庸俗化、民粹化。不要辜负了老百姓对改革的真诚支持，对改善生活的热切期待。

第七，千方百计调动干部积极性，带动全社会积极向上。当前社会思想多元，搞改革很难。习近平同志比喻说，好吃的肉都没了，只剩下难啃的骨头了。因此，目前迫切需要凝心聚力，齐心合力，攻坚克难。

宏伟蓝图已定，今后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精耕细作。从严治党要充分相信基层、相信干部主体，要把严格管理干部和热情关心干部结合起来，支持作风正派、敢做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励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带领群众干事创业。（编辑  宋斌斌）

对舆论进行管理和调控，一直是现代社会治理中富有争议的问题。大众媒体在公众舆论和思想塑造方面具有强大影响力，舆论管控的核心任务是如何限制和规训媒体权力、特别是商业媒体的权力。在西方政治思想领域，这是社会文化共识、公民教养等共和主义诉求与个人权利至上、自由竞争市场等民粹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从19世纪晚期开始，随着新闻业成为一个成熟产业，新闻操作也树立了自己的行业伦理和自律规范，完成了专业主义转型，对媒体进行社会管理的争议因此进一步复杂化。

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则有所不同。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在民族解放、去殖民化的历史中，树立现代国族意识和防止外部文化殖民成为新兴民族国家发展传媒事业的一项重要诉求。这带来了两方面影响：其一，政党政治主导的媒体通常在大众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二，面对国际传播力量不平衡的实际状况，对媒体的管控多了文化主权和舆论安全的考虑。因此，文化多样性和自主性等理念常常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治理大众传播的合法性来源，这充分展现了启蒙思想内部的矛盾性。正如不能把成熟市场新闻业简单地冠以“自由”之名一样，也不能把对媒体舆论的管控简单地冠以“专制”之名。认真地分析传播治理模式生成的本土历史背景和政治思想源流，才是理解媒体行业社会调控方式的稳妥路径。

具体到中国的现实，虽然“党管媒体”的政治语汇并没有被替换，但历经近百年的历史，在政治目标和社会环境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党和媒体的关系也在不断地调整。在媒体行业高度市场化的消费社会中，如何理解“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这样刚性的政治约束要求？这些传播治理理念的缘起、发展和现实中面对的影响、挑战，都是非常值得认真分析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中，“党性原则”和“群众路线”是两个最常被提及，也是最为核心的概念。这两项要求的统一，或许是新闻业“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基本合法性所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宣传工作是最为核心的任务，媒体传播被要求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此时，党的宣传事业整体规模十分有限，政治家所办的报纸，目标和职能都十分清晰，思想和舆论的统合力基本算不上一个问题。相比之下，如何了解基层、发动群众、塑造共产主义理念中的革命主体，才是宣传工作最重要、最明确的目的。在传播实践中，从事新闻工作的知识分子面向劳工、走向基层、服务大众，与社会底层相结合，由此形成的“群众路线”传统是党办媒体中最重要的政治特色。

在这段时期，《每周评论》、《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等刊物都开始大量关注劳工问题，他们不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传播共产主义理念，而且展开与工人生存状况和抵抗运动相关的调查，更可贵的是，这些媒体都开辟专栏让工人发表自己的作品，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农村，沿着同样的方式，中国共产党负责组织农民运动的机构主办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农民报刊，宣传农民革命的墙报、传单、标语、漫画等宣传品更是到处可见。[1]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群众路线”凭借组织工作的完善而得到进一步发展。编辑和记者不但被要求走向基层去采访，还被要求到基层参加生产劳动，并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更引人注目的是，当时共产党报刊普遍实行通讯员制度，数以万计遍布基层的报纸通讯员为党办的这些新闻媒体提供了大量群众新闻，打破了新闻职业的分工边界，推动了新闻的大众化。这种所谓“群众办报”的理念，“把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与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结合起来”，[2]相比新闻专业主义，显然更具有民主进步色彩。

除了延续“群众路线”的传统，延安时期还有很多重要的形势变化，它们是媒体“党性原则”得以树立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在延安知识分子和文化干部的队伍空前壮大，思想工作的复杂性非建党初期可比；另一方面，革命斗争的外部环境让统一思想、大局意识、纪律原则成为一种客观需要。这些新的变化要求将作为“文化干部”的新闻工作者，从思想到行动紧紧纳入到党的纪律和党的组织中。

在抗战时期的解放区，一种以党的组织系统为依托，并接受党的领导的宣传管理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共产党的各级党委一般都设有党报委员会，统管一定范围内的传播活动。同级党委的宣传部负责人对党报负直接领导责任，并要经常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情况。当时报纸杂志必须送上级党的宣传部审查。新闻工作者“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及到党的影响；要忠实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息息相通；要与整个党的集体呼吸相关”。[3]这种以“党性原则”为核心的宣传管理体系一直延续到建国之后，甚至在媒体市场化、职业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要求新闻宣传领域中不可动摇的政治要求。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思想产生历史过程的简单梳理，[4]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两个问题：首先，仅用“党性原则”和“党管媒体”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是有失偏颇的，“群众路线”是这个革命政党宣传理念中更原始、也更根本的核心部分，这是传播领域“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灵魂所在。其次，在很大程度上，“党性原则”这一政治要求具有工具性质，如何更好地说明和印证自身，我们党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有非常宝贵的经验，这就是必须和“群众路线”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离开了“群众路线”这个灵魂，媒体行政管理体系的活力和效率都很难保证。历经近百年的变革，从革命、建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改革、发展，中国的时代背景、党的使命、社会结构、媒体性质、传播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群众路线”和“党性原则”仍然是当前中国传媒治理理念中最核心的政治语汇。十八大之后，中央领导在多次会议中强调媒体舆论的重要性，而且反复使用了“舆论战场”、“舆论斗争”这样的词汇。而针对新闻媒体管理，又再次强调“旗帜、导向、中心、大局”这些似乎与后现代媒体消费文化针锋相对的理念。从这些重要讲话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执政核心对舆论环境的高度警惕和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可以意识到当前中国共产党在媒体传播领域正面临很多复杂待解的问题。

首先，从媒体行业的生态看，通行了几十年的市场化、产业化发展路径已经让大众传播业的性质发生了转变。无论是“党媒”还是其他类型的媒体，都渗透了大量商业化和资本化的元素，产业属性自然包含着逐利性的本质。在市场化过程中，知识分子还来不及把“新闻商品化”的问题讨论清楚，“群众”就已经转变为“受众”，而“受众”又进一步被市场营销的规律细分和筛选。“眼球经济”这个看上去“政治脱敏”的指挥棒，让新闻媒体从议程到风格、从题材到立场都逐渐转向有利可图的一面。“数量众多”、“消费能力较强”，这两个标准的公约数就是“眼球”最值钱的都市中产阶级以上群体。以这个群体的需求为圭臬，别说达不到“群众路线”所要求的民主标准，连面向普罗大众的公共服务功能都很难实现。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国历史中最倚重的群体，逐渐成为被包括党媒在内的大众媒体忽视和抛弃的群体，这自然是媒体市场化改革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当年“群众路线”得以立足的制度基础正在逐渐被消解，可想而知，依附于此基础上的“党性原则”也将遭遇严峻的挑战。

其次，“群众路线”和“党性原则”的新闻宣传理念源自20世纪革命建国的历史，它们紧紧依附着“平等解放”、“独立自主”、“阶级革命”等宏大叙事。在中国，这些进步主义政治理念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逐渐淡化。彼时虽然还没有大规模的媒体市场化改革，但是借由否定文革而否定革命现代性叙事，借由文化的逐步商品化而构造中产阶级文化的进程已经开启。知识分子迫切希望创造新的政治话语，并借此把自己塑造成“现代化”的引领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媒内部的一些文化干部对“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质疑就不难理解了。在他们心目中，“党性”已经伴随革命年代的消失而消失，它已不再代表“人民性”的，只有他们自己——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知识群体，才是人民性的真正代表。

如今，在商业媒体塑造的，充斥着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小时代”中，进步主义政治的基石进一步被瓦解、抵抗和嘲弄。在都市舆论场中，任何侵犯“消费者主权”和“文化自主选择”的理念和行动都会招致敌意。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和政党从“公共”、“教化”出发进行舆论干预会被轻易地贴上“专制”的标签。与此同时，“小时代”的文化缔造者，那些自诩为公共知识人的都市中产阶级，则努力借此机会把自己塑造成民众的代表。

那么，脱离了国家、政党管制的媒体权力何以能够承担社会责任？这些知识分子给出的回答，是源自美国的“专业主义”。在媒体商业化运营的前提下，“专业主义”已成为媒体权力掌控者获得更多独立性的金字招牌。如今，“专业主义”已经广泛渗透进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实践中，正在逐步对“群众路线”和“党性原则”的彻底替换。

由此可见，政治现象和政治后果的出现，其出发点不一定是政治性的。作为一种政治表象，媒体舆论环境的变化是发展理念、制度结构、经营模式、人员队伍、文化心态等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它既不能单纯地归结为原则动摇、思想混乱、“别有用心”，也很难仅仅凭借理念、手段上的改造得到解决。在不断强调“党性原则”底线的同时，更应当重视和解决的问题，是当前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对“群众路线”这个新闻宣传理念的灵魂的钳制。对媒体融合、文化产业发展、市场化改造等关键政策的讨论，有必要纳入复杂政治后果的考量。怎么样把对媒体内容的政治要求和对媒体产业的政策管理协调统一起来，这是真正稳定传播治理格局的关键所在。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当前的新闻宣传管理面临很多棘手的制度基础问题，也不应当忽视中国共产党强调“党管媒体”的重要政治意义。在我们的时代，对媒体权力进行正当性约束已经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公共问题。近几年来，欧美各国传统民主体制的运转都频繁遇到媒体力量的冲击，形象公关和危机应对代替了审慎的政治调研和理论辩论，被消费文化塑造的“受众”代替了具有公共意识的选民，市场细分和无限过滤的定制化信息带来了政治意见极化的现象。这些“媒体失控”的现象反映了媒体权力脱离社会公意和政治正当性的危险后果。欧美一些国家大选中的极端化现象，正是这一进程的生动表现。

与欧美相比，中国的媒体舆论环境当然也面临很多类似的问题和困境。然而，在媒体市场化发展如此汹涌澎湃的时代，仍然能够强调政治导向、党的领导、党性原则，这也显示出中国政治体系和传播体系引人注目的特点。只不过，让“党性原则”获得合法性的关键，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怎样为“党性原则”找回“群众路线”这个灵魂和活力源泉。要实现这一目标，政治意识的强调和对媒体管理者的规训远远不够，逐步通过政策来改造媒体制度环境才是最重要的途径。

（编辑  季节）

2016年2月19日上午，习近平同志先后到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三家中央级主流媒体调研，紧接着下午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

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向我国新闻领域重申了必须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党性这一重要原则。这对于正本清源，廓清多年存在的种种不良倾向，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同时，这一讲话也引起了关于党性和人民性之关系的讨论。

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

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在根本上源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列宁强调，党是“人民的代言人”，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和“有组织的部队”。《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指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在2013年8月19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就已经明确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

坚持鲜明的政治立场即党性，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马列主义新闻舆论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

早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同盟的非正式机关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中，便提出了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在给一位读者的公开信中，该报指出：它是一份彻头彻尾有党派的报纸，如果有人认为它是无党派性的，那是对它的最大侮辱。 1905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社》一文中更为明确地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起，即把新闻舆论工作视为党的整个事业的重要部分，一贯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对此，毛泽东同志有许多精辟论述。在1948年4月2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民的谈话》中，他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论。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创刊九周年之际发表《检讨与勉励》，在党的新闻史上第一次提出“新华日报的党性和它的人民性是一致的”。“这就是说，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是一张人民的报纸，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新华日报的最高的党性，就是它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吸和感情、思想和行动。”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在社论中同样说：“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我们的报纸名字叫做《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只有靠着人民群众，我们才能把报纸办好。”

舆论环境的变化和所谓党性与人民性之争

当下重新强调新闻舆论工作的“党性原则”，与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以来意识形态工作所面临的整体形势的变化有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必然会对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提出挑战。经济成分和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导致社会阶层结构与思想文化结构的多元化，各种不同的精神需要和思想诉求也更加不容易得到满足，主流的新闻舆论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吸引力。一个客观现实是，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有死灰复燃之势，意识形态领域不仅充满杂音，甚至出现一定的混乱。不仅如此，全球化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渗透无孔不入，通过传播所谓“普世价值”进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图谋始终存在，同时非传统、难管理的新媒体技术和思想舆论平台也处于爆炸式发展阶段，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越来越处于守势。从主观方面看，在“不争论”的前提下注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工作，这方面的政治敏感性和实际本领都较欠缺，工作变得更加被动。在这种形势下，新闻舆论工作的政治性和导向性确实需要加强。

习近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尤其重视党的文化领导权和话语领导权建设。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重申了“党管媒体”的原则，强调要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重建党的文化领导权和话语领导权。

在当前媒体环境下，党中央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建设的努力遭遇一定的舆论反弹，其中一个典型的质疑，就是拿“人民性”原则来抵制和否定“党性”原则，使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

事实上，这种论调毫不新奇，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人提出过“人民性高于党性”的观点。对此，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的错误观点。 1989年11月28日，江泽民同志也曾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敏锐指出，“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实质就是要否定和摆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

除了以“人民性”对抗“党性”之外，另一种将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的表现，是以“党性”压制“人民性”。近年来有少数党员干部发出过“你是替党讲话，还是替老百姓讲话”，“你是站在党的一边，还是站在群众一边”诸如此类的诘问。这种极端荒谬却又很典型的官僚主义习气需要我们反思：有些看似非常“讲政治”并声称为“党”说话的人，是否真正理解“党性原则”，是否真正理解“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搞碎片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共产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另一方面，正是党的先进性使其具有代表性。党性的先进性不是指党凌驾于人民之上，而是指对党员干部的要求高于对一般民众的要求，党员干部要时刻不能忘记自己是人民的一份子，必须始终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本色。

关于社会主义新闻舆论工作中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李瑞环同志曾作过十分精确的阐述。他说：“我们的新闻事业是党的新闻事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新闻的党性同新闻的人民性，两者是统一的。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党是人民利益的最集中的代表者。因此，党的耳目喉舌当然是人民的耳目喉舌。新闻工作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是完全一致的。”

联系群众，整顿党风，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当然，“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就理想状态而言，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首先，党性原则的内容是丰富的，要求是严格的。从思想、政治、组织、制度等方面坚持和实践纯洁、严格的党性，特别是在思想路线上坚持党性原则，是个难度很大、不容易把握的课题。其次，党在具体工作中难免会有失误，做出某些错误决策，历史上，党的领导人的某些言行有时也会脱离实际；再者，“人民”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时代而有所变动，人民内部的各种关系和矛盾，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消长；最后，党、政府和人民之间也可能存在一定的矛盾。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有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之间的矛盾，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复杂多样的因素，使社会主义新闻舆论工作中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也变得错综复杂。

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勇敢面对现实，面对难题，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新闻舆论阵地的实践工作中，努力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明确要求：“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 这为新闻舆论工作中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提供了基本原则与内容。在新闻舆论工作实践中，需要着重强调以下三点。

第一，在坚持党性原则时，一定要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辟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当前，新闻舆论工作者也应对如此，必须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实践中，深入到“四个全面”和“一带一路”国内外战略布局的具体部署和实施中，深入到各行各业、各阶层各群体的工作、生活与奋斗中，从正在进行中的火热群众实践中获得鲜活素材和灵感，吸取无穷智慧和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使坚持党性原则不致沦为单方面的形式主义政治灌输，才能真正摆脱官僚主义作风，才能增强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供给”。总之，在新闻舆论工作中，“到群众中去”必须以“从群众中来”为前提，才可能受到群众的欢迎与喜爱，才可能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第二，在坚持人民性原则时，一定要兼顾“服务群众”和“教育群众”、“满足需求”和“提高素养”的双重目标。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和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他说“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又说“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因此，新闻舆论工作必须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服务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落脚点。但同时，他从来没有把人民群众看得完美无瑕，似乎只能歌颂而不能批评，而是认为“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只不过，即便是批评教育，也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爱护人民、提高人民的心态和热情来说话。当他说“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时，所突出的正是源于人民性并高于人民性的党性，是党作为人民的先进代表的能动性。教育和提高人民的过程，也是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是使群众有所觉悟、认识到自身根本利益并采取正确行动的过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致力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新闻舆论工作应该在提升人民群众的教育文化水平、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人格修养方面有所担当。需要强调的是，只有认识到人民也是需要教育和提高的，而不是把人民理想化完美化，才能避免民粹主义陷阱。毛泽东在1957年著名的《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他就提出：“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这里显示了清醒的现实意识和健全的政治智慧。

第三，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关键是要吃透党和人民、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辩证“师生”关系。毛泽东同志强调：“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的人，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做学生，才能继续做先生。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对于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应该永远互为师生、在相互学习中共同进步这一“师生辩证法”，习近平同志也有很深刻的认识，并将之用于指导新闻舆论工作。早在1989年宁德地委书记任上，他就说过：“新闻工作者担负着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神圣职责，教育者应先受教育，应严格自律，正派、公正、廉洁，要有更高尚、更严格的政治操守和职业道德。”新闻舆论工作从“师生辩证法”的视野出发，可以很好地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既不犯落后于群众和时宜的右的错误，又不犯超前于群众和时宜的“左”的错误，从而以稳健革命的态度，推动新闻舆论工作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

1959年5月，在同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的著名论断。2002年12月24日，在与浙江省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提出“坚持政治家办新闻”的要求。在2016年2月19日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准坐标定位，牢记社会责任，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这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兴业之道。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干好中国的新闻舆论事业，关键在党，关键在造就一批懂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优秀人才。

（编辑  苏歌）

一、农村承包制是中国版的供给侧改革

       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的三个重要概念，宏观管理、总供给管理和总需求管理做出原理意义上的解释后，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承包制是中国版式的供给侧双结构性改革的范例。最为重要的是，虽然其长期效应不断持续，但其短期政策效应更为显著。

（一）宏观管理定义及对应难题

       宏观管理是指通过选取政策性工具来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两种基本经济力量保持常态运行，并在二者失衡后，采取措施使其走向收敛再到二次均衡的过程。在图1中，横轴AS表示总供给，纵轴AD表示总需求。宏观管理的目标是使“生产—消费”的对应坐标处在45^o线上。E是一个均衡管理点。

当然，45^o均衡线是潜在或者是长期均衡线，年度经济的实绩有可能在均衡点附近不断摆动。宏观管理的目标是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两种力量不偏离45^o线太远。

上述原理性定义的理解并不难。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地方都可获得浅尝性的体验。比如，中医学告诉我们，人体阴阳两种基本力量应该大体上维持平衡。阳的力量过剩，烦躁和亢奋就成为外观表征；反之，阴的力量过重，虚弱和忧郁就会存在。一个偌大的人体复杂系统，在阴阳平衡两分法基本原理启示下，就变得容易理解且能够在“管理”——医（诊断）疗（治理）——意义上方便地进行操作。

       但是，深层性质的真知性体验却很难，在快餐式教学体制下，经济学博士生课程并不为下述观察序列提供精当“诊断”能力：当经济的两种力量大体相等时：（1）总量意义上的产品不会在企业层面形成多余库存，挤压流动性资源；（2）行业层面的库存不会累积为中间品市场的清淡交易，威胁到企业家的采购信心；（3）消费者的个人需求也对应地不会因为某一行业因过量或过少资源配置，致使总量需求抑制而出现排浪式地国内消费甚至到国外蜂拥式地抢购（并受辱）；（4）总量需求抑制延伸向低含金量的金融市场，创造出的寻租机会又将无效产能和消费缺口形成的资产通过管理漏洞，反向输回有效资产市场，毒化体质本来就不强健的资本市场，形成泡沫；（5）融资性资产进而整体走向预期性波动，宏观管理刹车性地超调（over-shooting adjustment policy），造成经济的二次波动，因而损毁潜在的生产能力。这是宏观管理必做的功课，但“小政府、大市场”的形而上学断言却大大禁遏了决策科层人员深入一线管理获取直接体验。

战后大国宏观管理的这种现实，宏观管理部门依据一线波动，能够依据量化判断迅速形成操作性政策显得非常困难。多数情况下，管理层会用各种各样的佯谬性道理辩护因循决策，错过重新调整的窗口机遇。而诊断是数千年来的老大难问题。中医领域的江湖术士如此之多，其辩证施治和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量化性工具直到今天还无法在方法论上闭洽是一个堪堪可比宏观经济管理的观察事实。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席勒（2013）说，宏观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经验学科，其判断思想和牛顿的微积分逼近方法差不多。^[1]宏观管理的量化判断也在一直考验着中国宏观管理者的直感性智慧，这种决策能力在今天变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二）需求侧管理定义及适应边界

       需求侧管理，或总需求管理的定义用下述描述组合更为全面：由于需求力量不足给定条件下的经济长期处在均衡水平之下，而市场本身由于一种或多种刚性因素，比如结构惰性或者制度惯性无法自身恢复到均衡水平时，需要从外部（比如公共部门）输入调节性力量。选取一组货币、财政或者产业政策，组合式地影响总需求变量中的主要分量——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海外需求）——从而使其拓展至潜在均衡水平，则该过程称为需求侧管理或总需求管理。图2是总需求管理的启动示意。其中，总供给（AS）大于总需求（AD），需要启动总需求由AD_o向上拓展至AD^*以恢复潜在均衡E^*。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是位具有宏观诊断直感的大师，他一反当时经济学的思维定势，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及普遍存在的失业是劳动长期处在均衡水平之下的结果。古典经济学家信奉的萨伊定律——供给（总是能够）创造需求——所需的观察事实在当时已不存在。凯恩斯的灼见在于：如果从外部非市场部门输入某种矫正性力量（政策杠杆），比如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支出，这将导致就业增加和工资总额增加，从而使消费支出增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加，厂商出进货速度快，中间品市场购销两旺，银行家信心增加，投资速度增加，经济增长加快，二次趋向供需均衡。

这一具有理论逻辑性的假说获得了实绩操作的验证：二次战后执行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的多个西方经济体，在选择总需求管理导向的政策组合之后，都在短时间内恢复了活力。凯恩斯革命和萨伊定律相反，其意义在于，它在政策性理论演绎序列上发现了人们在当时还不愿接受的一个宏观管理判断，即需求（可以）创造供给（而不仅仅是供给可以创造需求）。

（三）供给侧管理及理解要义

与需求侧管理相反，供给侧管理或总供给管理的启动条件是指，当经济处在或已经恢复到潜在生产能力时，若再行运用总需求管理政策时，由于给定技术条件或者制度约束集合，生产潜力已经扩张至给定的上限，再行刺激则将会变为无效商业库存，导致无效产能存续，导致资产价格虚涨，严重脱离有效供给水平，但因预期难停而形成价格轮番上涨，形成泡沫，因此需要从供给一方启动总量管理，亦即总供给管理（参见图2）。

总供给管理的内含是指，给定条件下的经济，由于需求力量长期不足，因而处在均衡水平之下，而市场本身，由于一种或多种刚性因素，比如结构惰性或者制度惯性无法自行恢复到均衡水平，需要从外部（比如公共部门）输入某种调节性力量，就是选取一组货币、财政或者产业政策组合，影响总供给变量中的各主要分量——生产全要素——劳动、资本、技术、制度等——拓展至潜在均衡水平，该过程称为供给侧管理或总供给管理。

这里理解的难点在于，从供给侧出发的管理，面对的不是消费能力而是生产技术回复向潜在水平，要义是将总供给看作一个单一整体，宏观层面施行管理工具时要达到“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境界。而在操作时，对应于一个个经营实体，要将其看作整体经济大机器上的一个个螺丝钉或构件，施加强化其生产能力的各种调整转型升级的力量。当然，对应于总供给变量边界的不断拓展，还应包括整体生产能力的升级和跃迁——创新（双创非常有用）。由于不能深入理解，许多部门的文件中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产业结构调整。这显然是望文生义了。

（四）农村承包制是一场短期效应明显的中国版供给侧改革范例

新中国经济的成长有一个“独具特色”的近代史成因：1840年后，民族经济面临舶来品冲击，本土产业成长艰难，工业化欠账太多。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周边的敌对经济封锁，现代商品和市场制度缺失条件下，将丰裕的劳动资源通过准军事化的“一平二调”方式与稀缺的资本品相结合，催生了民族工业的基础产业群，尔后再衍生出加工制造和日用制造群，形成完整的民族产业体系，就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2]

这种自强式的工业化速成运动，其负作用在于，这将使得农业产业的结构，甚至在微观组织层面制度设计完全按照非农产业的需求超阶段发展结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将农民变成了农业生产车间里的工人；粮棉产品“统购统销”的制度，将农业与非农业的关系变成了工业“指令”农业车间生产的成本核算加生产资料准划拨的科层领导关系。国家的工业化需求以不容谈判的方式强制了农业的资源配置过程。这是一种比需求侧管理强度还要高一个量级的“超调”，导致有效生产能力的结构扭曲，潜在生产能力的抑制，资源配置浪费严重，直接导致了农业生产劳动者对劳动的消极性，以“出工不出力”的方式反抗其不合理的制度。当然，与劳动效率降低的同时，对应于劳动而配置的土地和生产资料资源的效率也大大降低了。

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承包责任制”是一次伟大的供给侧管理的改革。当时一批上山下乡的城里年轻人，敏感地捕捉到了这种不合理性，运用他们自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条条部门的许多管理实干家们配合，探索农民创造的承包责任田方式的合理性。最后，通过最高层的迅速决断，农民获得了分享自身劳动产品的权力，激发了生产积极性，“出工不出力”的浪费性劳动被剔除。对应地，单位土地上的有效劳动增加，土地的隐性闲置程度下降，单位生产资料的效率提高。在不到3年时间，20多年来一直无法满足的粮食总供给上了一个台阶。现在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不过是供给侧管理的极度强化形式而已。农村承包制改革的示范性意义在于，制度改革的效益是长期的，后续的非农产业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释放的生产潜力都是明证。

其实，供给侧改革的效应，只要拿捏得好，首先是短期政策效应。现在很多文章都在谈产业结构调整和各种制度性改革，似乎都是长期效应的事，不啻是一种江湖老生长谈。今天，当初承包制改革的那些具有理论贡献的中国名字都被放在了落满尘埃的记忆口袋里，当我们做出了世界性发展贡献时，由于自身理论积累的薄弱，我们只好在国际上寻求那些比我们的理论形态更系统的教学参考书。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机理及中美案例对标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给侧管理的极度强化形式

1. 供给侧改革定义

供给侧改革是总需求管理效应弱化后，在基本政策方向上的调整掉头。供给侧改革的前提和机理可描述如下：由于长期执行总需求管理为导向的政策，需求总量被抬升到有效市场允许的边界，再行刺激收益将会非常微弱；在过去三十多年间，总供给变量的各个分量——生产要素被不同程度替代，更多资源被用于总需求变量的“刺激”性扩张。比如廉价劳动之外的高端劳动一直处在被替代和被抑制的状态，因而选取一组能发挥各分量潜力的政策组合，从总供给一侧进行管理，既必要又迫切。（图3）

2. 合理的总需求管理

在图3中，我们以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来分析总供给管理的机理。其中，横轴是生产能力Y，纵轴是通货膨胀π（指谓政策负面效应的积累）。假定开始时，经济存在资源的闲置（劳动力、资本等），表明经济总需求不足，对应的短期总需求曲线为SAD，总供给曲线为SAS，均衡点为E₀，均衡产出和通货膨胀分别为Y₀和π₀。

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使得经济的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到SAD₁，经过一轮的需求管理经济的均衡点由E₀移动到E₁，经济产出由Y₀增加到Y₁，通货膨胀由π₀上升到π₁，需求管理的边际政策效应显著。第二轮的需求管理使得经济的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到SAD₂，均衡点由E₁移动到E^*，此时经济的产出已逼近其潜在产出Y^*，通货膨胀水平为π^*。总需求管理的边际政策效应衰减，边际负面效应出现——微弱的通货膨胀。

3．超调机理

此时若再推动新的需求管理，总需求曲线移动到SAD₂、SAD₃，均衡点移动到E₂、E₃，经济产出水平分别为Y₂和Y^**，已超过其潜在产出水平。过剩产能出现，分别为Y₂- Y^*和Y^**-Y^*。这种超调产出超出潜在产出的情况在短期可以维持，但从长期来看，在技术水平及其他条件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要求长期满负荷使用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供给和需求错配等问题会在这一过程中出现，超出潜在产出的部分Y₂- Y^*和Y^**-Y^*往往表现为经济的过剩产能，叠加为过量产能过剩EY。

当经济历经长时期的需求管理，而经济的生产能力已经逼近潜在生产能力的边界，并在某些领域形成了过剩产能和积累起库存，却不能找到合适的需求来释放产能和去库存，这时再采用需求管理来调控宏观经济，可能导致经济出现资产泡沫、产能过剩、库存累积、高杠杆等问题。此时，从供给一方而非需求一方来调控宏观经济，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若启动短期的供给管理使得经济的总供给曲线由SAS移动到SAS₁，则在总需求与总供给曲线相交的均衡点上，产出增加而价格水平下降，产能过剩等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若启动长期的供给管理，使经济的潜在产出由Y^*提高到Y^**，则由长期需求管理导致的资产泡沫、产能过剩、库存累积、高杠杆等问题均可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二）中国施行总需求管理周期性讨论及中美对标分析

1、1991年后周期性减弱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运行的波动幅度快速走向收敛。(图4) 相关文献的观点认为，原有经济的周期性规律持续至今，就会将自1954-2015年的经济增长划分为10个周期，1991-2015这17年间的增长是这10个周期中的最后两个周期[3]——1991-1999年和2000年持续到现在尚未结束的周期。^[4]但是，对照图4中1954年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数据，有两个统计观察上的理由让我们询问：为什么最近两个周期的收缩与扩张间距几乎是前8个周期的3倍或者还要多？以及，为什么我国经济在1991年以后周期性减弱并呈现收敛？毕竟1991-2015这25年间经济增长的波动特征与它的前期相比太不相同了。

2. 管理经验增加拟或过剩产能增加

当然，我们可以将收敛归结为宏观管理经验累积的成功。我国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和60年代期间（1956-1966年）最大波动幅度距离趋势线正负相加在48.6%以上，平均波动幅度在13.2%左右^[5]。在“十年文革”期间（1967-1976年），平均波幅较1956-1966年期间有较大幅度的改善，约为8.2%。在20世纪80年代，平均波动幅度又降为3.3%。在1991-2006年间，经济波动幅度最大正负相差为6.6%，平均波动幅度在2.2%左右。1991年，GDP波动幅度迅速收敛。2000年以来，以前述方法为衡量的GDP平均波幅降到了0.95%以内^[6]， GDP在8.3%-11.7%的区间运行。管理经验的提高似乎为上述收敛性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不过，将图4和图3联系起来，即结合产能过剩来看，问题则不那么简单。从收敛性上分析，我们认为，1991年以后，尤其是2001年以后，GDP波动幅度的减弱是对20世纪5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初，大跃进时代管理失误经验的自学习。这一点也许是老计委到今天发改委及其关联单位在宏观管理上的进步。

当我们对二者取对数，让其在更高阶度量系中对照波动轨迹（而不是幅度）时，问题就来了。图5中，波动差距在对数系中消除时，联系到图3，处在GDP曲线上方的固定投资曲线，基本上可以确定为产能过剩的统计度量参数。在机理意义上，它和图3中的过剩产能是按同一类度量指标评价的，可见宏观管理部门在宏观管理方面的含金量并不高，只是接受了历史上经济大波动的教训，借力维持GDP的波动幅度收敛向稳定，但是在控制产能方面并不优秀。也许，宏观部门会抗辩说明，这是各地区争相上马项目唯GDP是瞻的结果。但这种抗辩不能接受，经济人最大化收益和各地最大化GDP产值是一样的，并不会出现由于存在最大化收益就不实施总量管理的问题。我们的理解是，管理目标设置不精准是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所在。

上述解释是否合理？与国际大规模经济（large-scale economy）——美国的比较能为我们提供具有启发性的思路。

3、菲利普斯曲线关联——令人惊讶的中美对标“镜像”

菲利普斯曲线（Philips Curve）揭示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总括性规律，使我们可以方便地比较中国和美国经济的增长特征。^[7][8]依据菲利普斯曲线关于物价指数（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反相关，就业和经济增长正相关的内涵，我们可以推断物价和GDP增长成正相关关系。不过，作为名义变量，物价指数变化一般要超前，GDP增长一般要滞后一个经济年度，绘制在同一个时间序列中的二者增长态势，依据两个国家半周期都在两年左右的时间的实际滞后区间，我们可以看到二者大体上呈反向关系。

图6关于中国和图7关于美国经济增长趋势比起来，二者好象具有“镜像”作用：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不遵循菲利普斯曲线规律－绝大多数时间中物价和GDP增长没有关系；而美国经济增长和菲利普斯曲线内涵的规律拟合性非常好－几乎在所有时间中二者都呈相反关系。

对中国来说，GDP增长和物价变化缺乏相关性是出于两种可能。一是经济增长通过非市场途径来实现；另一是在自身经济增长之外存在着一个“蓄水性市场”——海外市场——相对独立地调节着本国增长的失衡，打断了菲利普斯关系中的物价和就业关联。对于前者，新中国在1950－1970年代实行的“一平二调”等非市场化的强制工业化政策导致就业变量在管理意义上缺失，物价和增长在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之间不可能存在多大关联。^[9]1993年以后，新中国经过40多年的建设，部分产业供给能力远远大于国内收入条件支持的需求能力。当数据系列的内在关联要求内需增长引发正常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的时候，出口市场替代了国内需求缺口。物价与GDP增长的国内市场关系也被打开了。（图4）

与我国增长形成鲜明对照，美国物价指数和GDP的相关特征是：几乎在每一次GDP的增长和下降过程中，物价指数都是指向相反的方向。菲利普斯曲线的统计观察特征非常明显。美国在战后几十年间将维持充分就业放在宏观管理的第一重要变量的位置上，长期容忍物价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上升。从1950-1980年的三十年间，每一次经济周期后都伴随着物价水平的接替上升。到1980年年底，物价上升到了10.6%，但经济增长却踟躇不前，被称为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同时经济增长乏力的“滞胀”时期。（Dornbusch and Fischer, 2001，pp.517-518）。^[10]

“滞胀”是美国多年来实行充分就业管理而让物价变量处在第二位的结果。面临“滞胀”，美国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需求管理已经走向极端，需要由供给管理来协调，因而，在福特和卡特时期的过火性需求管理反带来衰退。经过福特和卡特两届政府的教训，直到里根时期的第三届政府才完成了物价控制伴随减税（供给管理）的物价与就业权衡（trade-off）的双变量管理选择，而不是物价在管理地位上让步于就业的单变量引导，从需求管理转向（更准确说是加上）供给管理，走出了“滞胀”。^[11]

比较下来，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短期看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运用的需求管理（刘伟，2006）^[12]。实际上，“五年计划”在管理上的连续性和财政管理中项目审批倾向于公共基础设施类行业，累积起来的是增长式管理——中国特色式的总需求管理。虽然入手的途径和政策工具不一样，但和美国经济在1980年代战后三十年间片面总需求管理走向“需求过剩-物价高涨”而出现“滞胀”具有逻辑镜像效应。具有中国特色的需求管理在增长意义上累积为“产能过剩-通货紧缩”。“滞胀”是需求管理的累积极端情形——需求远远大于供给；“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是增长式需求管理的累积极端情形——供给远远大于需求。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本方向转化的一剂猛药

（一）供给学派在理论上对政策方向的突破

战后30多年，美国长期执行凯恩斯主义管理政策，不仅政策性效果递减，而且累积了巨大的负面效应。20世纪70年代的供给学派们，面临着和凯恩斯当年同样的使命，突破“需求创造供给”统治着多数经济学家和宏观决策者的思维定势，最好能够像当年凯恩斯提出萨伊定律的适用边界一样，简洁地表述凯恩斯主义宏观管理的适用边界以及在多个经济周期连续使用总需求管理带来的宏观政策偏差。拉弗找到了切入点：当凯恩斯主义者们连续使用扩张性的宏观货币财税政策增加公共支出后，举债和税率度居高不下，物价高涨，就业大幅减少，于是走向凯恩斯主义出发点的反面。

在极端条件下，拉弗的思想实验（拉弗曲线）非常有说服力：当税率达到100%时，已无人再有意愿去工作，因为收入全部都归入税收；无企业再愿意去投资，因为税率吃掉了激励和报酬。这时，整体经济回归到了物物交换的非市场经济。财税杠杆自己反而被排除在宏观管理的工具箱之外。供给学派为这种介乎于经济实绩和拉弗思想实验之间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现象取了一个相当形象的名字叫滞涨（stagflation）。美联储主席菲尔德斯坦后来回忆录中说，我们发现这种说法有点苛刻。但当时着了魔的凯恩斯政策主义者已经麻木了，不用重锤敲鼓恐怕唤不醒他们。

当然，没有人制造出100%的税率，但这和伽利略的摩擦实验一样，没有人能够创造零摩擦环境。在极端条件下的思考，终于使患有思维定势病的人们矫正了重物比鸿毛下降得更快的适用边界。更为重要的是，他送给了人们使用和操纵加速度过程的概念。

启发拉弗的当然是蒙代尔（Robert. Mundel），他早在1974年就认为福特政府用征收附加税的方法来抑制物价是个饮鸩止渴的方法。滞涨出现的原因是管理当局在战后五六个周期重复使用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后带来的负面效应累积，政策效应递减导致增速缓慢，同时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又在每个周期后致使物价增加2个点，累积为通货膨胀。现在不改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导向，反过来再用征收附加税的方法来防止通货膨胀，这简直就是在放大政策的负面效果，于促增长的目标无益。

显然，蒙代尔的判断表明时代不再适合凯恩斯主义经济观察事实的方法，这和凯恩斯当年判断时代不再适合萨伊定律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供给学派重复了凯恩斯革命，其进步之处在于，当对总需求各变量的管理连续操作并且过度时，政府需求（采购）、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变化必定会弱化，但再行使用凯恩斯组合，政策收益是有限的。这是凯恩斯当初没有想到的。在宏观管理学意义上，正好和凯恩斯革命形成了一个镜像对照，不啻是一场革命。

供给学派在理论上对政策方向的突破显得特别突出。吉尔得的理论讨论使我们明白了政策传导机制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机理。比如，当他讨论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的时候，启发了经济学家重新认识了总供给等于总需求的关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才逐渐明白，因为统计口径上的GDP实际上是在潜在需求和有效需求之间的某个概率分布数字。而要达到统一认识，这需要在统计领域，决策领域最具方法论导向的决策者，以及经济学研究中最具有决策导向的几组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更好的组合。1970年代的蒙代尔、拉弗和吉尔得的思想，如果没有后来的菲尔德斯坦、埃文斯等在部门工作的经济学大家用决策部门人们听得懂的语言来形成政策，则里根时期的供给政策结果不会那么好。遗憾的是，在今天，甚至在美国也不存在这样的团队组合了。

供给侧改革是总需求管理极度弱化条件下基本方向转化的一剂猛药。我国此次供给侧改革的前提和机理为：由于长期执行总需求管理为导向的政策，需求总量被抬升到有效市场允许的边界，再进行刺激收益将会非常微弱；在过去30多年间，总供给变量的各个分量——生产要素被不同程度替代，更多资源被用于刺激总需求变量，或被抑制，比如廉价劳动力之外的高端劳动力；选取一组能发挥各分量潜力的政策组合，从总供给一侧进行管理，既必要又迫切。

（二）从供给一侧管理的政策性建议

1. 扶助整体经济生产能力（企业成长）三原则

第一，凡是超出维持公共品正常运转范围的税负，都应该减除（税率降低可使企业储蓄率、投资率增加，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第二，凡是能够降低企业财务成本的政策性工具组合，都应尽快出台，比如“营改增”政策；第三，凡是能够有利于企业经营的制度改革，都应毫不动摇地坚持。比如，城乡医保并轨可使得农村居民为大病准备的防卫性储蓄大大降低，消费倾向增加，零售增加，从而带动中间品市场购销两旺。

2.消除典型失衡“表征-病灶”系统协调三原则

目前，管理层、学术界、企业界和媒体四个最活跃的社会力量在下述经济失衡表征观察——“去库存、降杠杆、挤泡沫、释产能”——形成最大公约数共识。但是，上述观察有引起误导的内置空间。比如，降杠杆和挤泡沫最重要的是将货币市场、中期票据市场（多为债市）的边界向长期资本市场延伸。但挤泡沫和降杠杆的上述序列很可能是金融工程项目性质的兼并重组，而不是金融资本市场的联动改革。过去20多年间，我们一直在重复这种失误。扶助企业实体的生产能力，必须要改变企业生存必须的生产者产品——资本品市场。再比如，要素资本市场在城乡间问题最大，但城镇化过程和城市化过程并未重视这个问题。如果不在系统顶层设计上对这些问题进行协调，很可能效果有限。

3. 启动结构性失衡重大矫正工程：611113工程

第一，加大开发性金融投放支持新农村建设。改革开放初期释放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但后来土地撂荒、趋向大城市迁徙、小产权房闲置、储蓄资金流向非农等等都表明，这些资源的潜力没有达到其潜在均衡报酬潜力。二次收益损失使国土空间和环境公共品失去了自然守护人，历史文化传承丢失了千年传承村社基点。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巨大，综合社会收益巨大，但基础性、公益性特征使得商业盈利空间较小。短期金融机构趋利避险特征导致作为有限、致使投资意愿较低，必须开拓通过国际性政策银行投放长周期、低利率开发贷款方式。具体模式可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两大政策性银行以每月6000亿元人民币的规模，投放期限在20-30年的低利率贷款，定向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通村公路、危房改造及供水、电力、通讯、文化、卫生等公共基础设施，推动区域集中连片开发。直至PPI、CPI恢复至合理水平，再逐步退出。这个期间估计在24个月之内。

第二、实施6111213工程。具体操作中，可由国家根据不同省区的贫困人口数量、农村基础设施状况及经济发展程度等确定各省的开发性贷款额度，再由上述两家政策性银行贷款给升级融资平台，由省级政府背书并搭建信用结构。投放方式可通过央行为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投放抵押补充贷款（PSL）解决。各省开发性贷款投放量根据其发展程度，可划分为发达、欠发达、不发达三类，分别按1：1、1：2、1：3的比例配套投放，发达省份按自筹1、配套贷款1投放，不发达省份按自筹1、配套贷款3投放。相关改造工程由省级政府主导，市、县具体组织实施，国家层面主要负责绩效考核和审计监督。

实施区域重点集中在乡、村，也可包括少部分落后县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要与土地整治和集中连片改造相结合，要与培育地方特色产业相结合，要与加强农民培训相结合；在注重实现“人”的脱贫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农村内生发展、自主发展、持续发展能力，大力推动区域性整体脱贫。要坚持科学规划、审慎实施，确保有限资金投向真正需要的地方，防止产生新一轮的“造城”。要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将国家支持和农民工自己投入结合起来，省市县也要投入相应配套资金，并建立资金使用绩效考核和审计监督制度。

实施上述组合措施可发挥“一石三鸟”的效果：一是可迅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破解通货紧缩难题。通过基础货币投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既是创造合理需求，也是增加有效供给；既有利于消化过剩产能，也有利于打造新增长点。若组合措施实施2年，可累计投放基础货币12万亿左右，考虑投资带动乘数效应后，可拉动社会总投资20至30万亿元，产生的税收也有数万亿元，中国经济和财政增幅下行趋势将会从根本上扭转，通货紧缩的局面也将有效缓解。二是可极大改善农村落后面貌，提升农村内生发展能力，助力扶贫攻坚。大规模集中投资将在较短时间内极大改变农村基本面貌，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将有效增强农村内生发展能力，并为扶贫开发奠定坚实基础，有力助推2020年扶贫攻坚任务的根本实现。三是缩小城乡发展反差，促进协调、共享发展。

我们判断，如果政策组合合理，而且下药对症，应该在18-24个月见到政策性短期效应。

（编辑   季节）

    管仲（约公元前725-前645年），名夷吾，颖上（今安徽颖上）人。春秋前期的大政治家。公元前689年辅助齐桓公，当政40年，改革齐国内政，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中原的大国。齐国因盐碱地多，农业处于劣势。故发展工商业成为了齐国的治国之策。管仲在当时推行了由国家统一调控经济的一系列措施，包括扩张财政政策、公开市场业务、反垄断、打击金融庄家、推行“社保”制度等。但这些治国理论在实际操作中却很容易“走样”。特别是桑弘羊、王莽、王安石等后人滥用管仲之法，掠夺民利，使不少人认为管仲之策是国家干预经济，与民争利，贬其为“功利之说”。即便如此，管仲学说在中国历史上仍影响巨大。

    扩张财政理论。管仲说，“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三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管仲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为“平国策”，但他却很清楚奢靡不是目的，增加生产才是目的。故管仲反对“平国策”以外的奢靡。这是衡量一个国家财富的标准，政府不能以扩张财政政策的名义，把国家搞得非常奢侈。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供给侧改革”，大家要搞清楚，一个是经济平衡财富分配的问题，一个是国家整体政策的问题，是供给的问题，两者不能混淆。

    货币储备和调控理论。如果90%的货币在国库里面，只有10%的货币在民间流通，则会导致货币的价值很高，物价很低，“万物轻”。如果这个时候政府把货币抛出去，把市场上的物品收购回来，那市场上的物价就会涨起来，这是公开市场业务。西方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都讲过，商品的价格是与贵金属挂钩的，即金本位时代、银本位时代，现在则是信用货币时代，而中国自古就是信用货币体系。

    货币流通和通货胀缩理论。今天的中国经济正在处于通缩和通胀交替的困境中。国家发钱怕造成通胀，而不发钱又会导致大批的企业倒闭。中国一直有“货币如流水般流通”的认知。比如，中国的古代货币也叫“泉币”，周朝掌管货币的机构也被称为“泉府”。

    管仲说明了货币储藏对货币流通的危害。管仲说：“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以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尔，恶能以为治乎？”

    中国现在的货币总量已达到150万亿了，为什么有的人有很多钱，而与此同时很多人却没有钱？就是因为货币被“藏”起来了。如果这个时候政府不能够把贫富差距缩小，而是不断地增加投资，不断地发行货币，这种做法不仅不能使经济情况好转，还会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原因是什么？因为政府发行出去的货币又会被人“藏”起来，“藏”起来以后资金就不足了，政府又要扩张财政政策，又要投资，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

    管仲谈到两个“藏”。一个是以谷物为代表的实物“财富储藏”；另一个是追逐利润的“货币储藏”。管仲指出，当实物及货币退出流通而大量进入“储藏”后，国家常会增加货币供给，导致更深的经济危机。

    而这个观点阐述了经济危机中通胀与通缩交替出现的原理——因储藏，流通货币不足，经济萎缩——国家强行增加货币供应——货币总量过大，又为将来的通胀埋下隐患。市场的货币量已经这么多了，还更多发行货币，导致货币倾泻到市场上来，更剧烈的通货膨胀由此产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市场上一点通胀紧缩的因素都没有，国家压通胀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有钱，只要把利率提高、把货币量压下来就行了，但为什么不敢压？就是因为还有大量潜在的通缩。

    货币的本质。货币的本质就是货币中性理论。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模式上存在非常重要的缺陷，它认为一个东西好就是非常好，认为一个东西差就是非常差，而不像中国有一个系统的学派。比如说重商主义时代，西方就把货币当作唯一的财富，只有货币产生财富，其他的就不是财富，所以叫做重商主义。后来经济学发展了，认为货币是中性的，货币并不重要，它只是一个交换媒介。但是中国早在管仲时代就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了，管仲认为货币本身不是财富，但是货币在财富创造中起到重要作用。他认为：“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货币本身虽不是财富，但却可用来调动社会财富，以配置资源。。

    投资、内需与经济增长理论。齐桓公问管仲曰：“强本节用，可以为存乎？”“强本”就是指增加投资，“节用”指压缩消费。管子对曰：“可以为益愈，而未足以为存也。”他还举了例子，“昔者纪氏之国强本节用者，其五谷丰满而不能理也，四流而归于天下。若是，则纪氏其强本节用，适足以使其民谷尽而不能理，为天下虏。是以其国亡而身无所处。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为存，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意思就是说，当天下的重要物品价格降低的时候，我们本国可以将物品价格抬高，使得其他国家的物品能够进入我这个国家。

    国际贸易。公元前652年和公元前651年，诸侯两次会盟于宋，盟约中除互不侵犯、保持各诸侯国的领土完整外，还有“毋遏籴”、“毋忘宾派”、“毋蕴年”、“毋壅利”等有利于商品在各诸侯国间正常流通的条款。《管子·幼官》中记载：“（齐桓公)三会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关税只能征收1%，而1%的关税由于过低连齐国也很难承受，最后齐国征收了2%。

    以当时而论，“全天下”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远高于当今世界，更远高于自古以来的欧洲诸国。

    关税当时可以作为武器来用，在齐桓公以后关税出现反复，后来又升到了10%，跟今天是一样的，这是列国博弈的过程。

    管仲推动“国际经济一体化”，但是他不是对国际贸易放任自由，降低关税是为了别国财富更好地为本国所用，“终身有天下而勿失，为之有道乎？”我这个国家想要长久发展下去，什么办法呢？管子对曰：“请勿施于天下，独施于吾国。”也就是说，别让本国的财富流出去，让天下的财富流进来，要大量的逆差不要顺差。而这种关税就是要全部“施于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独下，必失其国于天下”。天下物品的价格都很高，就是我这个国家的物价便宜，会导致大量的顺差出现，我这个国家的物品就会被别人掠夺。管仲否定了一味追求外贸顺差的行为，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莱人低价卖出染织品以换取周人货币票据，而最终导致失国的例子。应当以本国不需要的东西换取本国需要的食物财富。比如，桀沉醉于女乐，伊尹召集女工精织文绣，一匹就可从桀换取粟百钟，结果伊尹得其粟而控制了桀的经济。

    管仲希望本国不要生产奢侈品，因为生产奢侈品会耗费国力，但管仲对于外贸则要追求奢侈，因为奢侈品可以卖给外国人，“精织文绣”就是奢侈品，可以从桀那里换取粟百钟，从而控制桀的粮食，征服桀的经济。

    社会保障理论。春秋管仲时代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这样的：“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

    所谓“老老者”，“凡国、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无征，三月有馈肉；八十已上，二子无征，月有馈肉；九十已上，尽家无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椁”。劝子弟：“精膳食，问所欲，求所嗜。此之谓老老。”

    所谓“慈幼者”，“凡国、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胜养为累者，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此之谓慈幼。”

    所谓“恤孤者”，“凡国、都皆有掌孤，士民死，子孤幼，无父母所养，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养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养三孤者尽家无征。掌孤数行问之，必知其食饮饥寒身之膌胜而哀怜之。此之谓恤孤。”

    所谓“养疾者”，“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喑、哑、跛辟、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此之谓养疾。”

所谓“合独者”，“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之谓合独。”

    所谓“问病者”，“凡国、都皆有掌病，士民有病者，掌病以上令问之。九十以上，日一问；八十以上，二日一问；七十以上，三日一问；众庶五日一问。疾甚者，以告上，身问之。掌病行于国中，以问病为事。此之谓问病。”

    所谓“通穷者”，“凡国、都皆有掌穷，若有穷夫妇无居处，穷宾客绝粮食，居其乡党以闻者有赏，不以闻者有罚，此之谓通穷。”

现在有人认为，中国国力还没有发展到社保覆盖的程度，但是管仲那个时代的国力是否已经发展到全覆盖的程度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的消费是人力资本的再生产，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去培养人力资本，那这个国家的国力要从什么地方来呢？   

自由市场。虽然管仲搞了一系列的“国家调控”，但是他所追求的实际上是市场。当我们研究中国的经济理论时，希望国家能在其中发挥作用，而不是完全折服于计划经济，该要市场的时候还得要市场。所以管仲说：“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管仲对政府收支有着明确的规则，“无事则归之于民，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政府收进来节余，如果节余很多的话要还归于民间，这就是“收支平衡”。如果大量的资金都到政府的国库里去了，就会导致民间出现“钱荒”，“钱荒”进一步导致实物生产没有办法顺畅的流动，所以管仲真正追求的是财政平衡。

    分工理论。通常认为中国传统上是封建的小农经济，欧洲是分工经济，这与历史事实完全是颠倒的，恰恰在欧洲才是小农经济、庄园经济。欧洲自古就是小庄园经济，庄园里各种铁匠、纺织的人员都配齐了，由庄园主进行分配，这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中国自古以来，生产的产品必须在集市上交换，一个农民不可能生产所有的产品，就形成了交换经济，所以中国才是“分工经济”。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有“国计理论”，而西方只是“家庭理论”。管仲提出来“市民者国之使命也”，意味着市农工商都是国家的主体，然后再划分“工业区”、“商业区”等等，这和今天的分区思路是一样的。

（编辑  迟晨光）  

“地才”

公元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南岸上屋场。

这一天是西方的圣诞节，按照中国的传统纪年方式，毛泽东的生辰应为癸巳年、甲子月、丁酉日、甲辰时（即当日上午7点-9点)，因此，日本学者竹内实在《毛泽东》一书中说：“那是太阳在东方升起的时刻”。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人们称他为天才，而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把自己称作“地才”。他把“大地”比作中国和人民。

1973年6月22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马里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特拉奥雷，特拉奥雷说：我们非洲的人都认为毛主席是天才，而且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法国人教导我，拿破仑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但我认为同毛主席对世界的贡献相比，拿破仑不及毛主席的三分之一。毛泽东摇头说：你把我吹得太高了。我是地才，地就是土地吧。都是人民群众的经验，我作的总结。没有人民，啥事都干不成啊！

一方水土一方人。毛泽东就诞生在中国湖南的大地上。

湖南又称楚地，“惟楚有才”一句，出自《左传》。楚地最著名的人物是屈原，他是中国浪漫主义的鼻祖。毛泽东19岁时所做《讲堂录》笔记，前11页便是手抄的屈原《离骚》和《九歌》，而毛泽东本人的诗歌，也鲜明地继承了屈原的风格。

近1500年来，湖南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把湖南看作是中国的“新儒学”——理学和心学的主要策源地，其实并不为过。

理学的开山人周敦颐即是湖南道州人，他是《太极图说》和《通书》的作者，他的《爱莲说》，至今是中国孩子们喜欢诵读的美文。公元976年创办的岳麓书院，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1167年，朱熹曾经在此与书院主持人张栻展开辩论，是为“朱张论学”。1507年，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在此讲学弘法，明末清初的王船山以《读史通鉴》总结中国历史，晚清的魏源，则以《海国图志》和《圣武纪》开辟了思想和知识的新局，从此，湖南便以“经世致用”的新风引领中国的思想与学术，岳麓人更以“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而自豪于乡曲。

理学思想的核心是：通过读书和学习，人人皆可成为圣贤，而圣人不过是肯用功学习的常人。毛泽东毕生提倡学习和“改造我们的学习”，他正是一个酷爱读书的湖南人。

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说：我是中了书的毒了，离不开书。他指着周围书架及书桌上的书说：这是《稼轩》，那是《楚辞》。于是在座的大家都站起来，参观毛泽东的各种藏书，田中感慨说：今天使我感到，不能借口忙就不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才好。毛泽东这时便说：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楚辞集注》）送给你吧。

田中后来回忆道：毛泽东这是借屈原的例子，含蓄地把美日关系比作秦与楚的关系，从而提醒我：日本不要被美国所绑架。与美国混在一起，最终吃亏的还是日本。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为两事”。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主张“六经皆史”，史即“事”也，人只有通过劳动、行动和做事才能表现他自己，空谈误人，空谈误国。毛泽东的《实践论》继承了王阳明的《传习录》，他毕生倡导“实事求是”，他是个辛勤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息的湖南人。

近代以来，湖南又以“湘军”闻名。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左宗棠平定了新疆。

中国历史上长期文武分治，居于领导地位的士大夫阶级是个动脑不动手的阶层，而这种风气到了近代湖南，方才为之一变。曾国藩的追求是：“朝出鏊兵，暮归讲道”，“上马杀贼，下马读书”，而毛泽东则将此发展到极致：以思想和学问治军，将战争升华为哲学。

湖南独立的自由思想，不磨的斗争志节，培育了“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毛泽东。

韶山，是湘江边的一座大山，韶峰高达两三千米，是南岳72峰之一，韶山绵延20里长，如水流泻地，故名“韶山冲”。韶山嘴是韶山落脉处，对面就是山水环抱的南岸，那里有一栋半瓦半茅的青色房屋，叫做上屋场，在这所房子里诞生了毛泽东。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生于1870年，当过兵，是个勤劳节俭，吝啬苛刻的富裕农民，他脾气火爆，毛泽东毕生对这个粗暴的家长缺乏好感。他的母亲文氏，1867年生于湖南湘乡四都唐家坨，小名叫文七妹，她没有念过书，她的真名叫文素琴。她善良、宽厚、美丽、智慧，长着中国女性最羡慕的梨子型脸庞和佛陀一样感人的眼睛，哲学家梁漱溟初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即为他俊美的形象所震动，称其“貌如妇人好女”，的确，毛泽东的相貌，主要是继承了母亲的形象。

    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甚至希望自己的儿子舍身为僧。母亲虔诚的信仰对毛泽东影响巨大。他在中国深刻的传统中诞生，这种传统包括在湖南兴起的新儒学，他融合进了强烈的佛学因素。这就特别表现为“理学”与“心学”的不同。朱熹认为，每个人通过刻苦读书便可成为圣贤，因此，他方才说“满街皆是圣人”。王阳明则因为受到佛学的影响，转而认为劳动、做事就是修行，而那些毕生辛勤劳动的人，就是圣人。

众生平等，卑贱者最聪明，劳动者是最高贵的人，毛泽东青年时代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注说：“小即大”，“上即下”，“我即宇宙”，“万即一”，“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后来他又说，“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没有像母亲所期望的那样作和尚，而是成为了革命家。

1910年，16岁的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远行，从韶山出发，去邻县湘乡，就读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父亲阻挠他，而母亲支持他，于是，文家的亲戚帮助他筹措了这笔“工钱”。临行前，毛泽东把一首诗悄悄夹在了父亲精心保管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必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据说，这是西乡隆盛的诗，西乡隆盛，被称为日本乃至世界上“最后一个武士”。而毛泽东却把这首诗改了一个字，即把学不成名“死不还”，改为了“誓不还”。

1921年，毛泽东率弟弟和妹妹离家投身革命，到解放前夕，毛泽东家实际上已经沦为赤贫，而毛家土改时被划为“富农”、毛泽东出身“富农”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只读了半年，便就继续挑着他简单的行李，去了更远的地方——湖南省城长沙，那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毛泽东受到革命的鼓舞，参加了新军，退伍后，他花了一块钱投考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并以考试成绩第一名被录取。在那里，他写了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而这是目前所见毛泽东早年唯一一篇作文。

在这篇写于1912年的作文里，毛泽东讨论了法律、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之衰落，乃是因为执政者与人民之间缺乏信任，集中表现为人民不相信法律，因为法律建立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上，而那样的法律，只是分裂国家与社会、人民与执政者的工具。根据这样的观点，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商鞅的“农战”法令，他认为商君法的实质，就是“农战”面前的人人平等。尽管饱受儒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中，最为毛泽东青睐的一家，无疑便是法家。而商君法的实质，就类似于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1931年11月，刚刚当选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的毛泽东，第一次主持立法，就是制定和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国的女性和无地的农民，第一次有了土地所有权以及选举和被选举权，实现了由法律保证的平等。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主持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这项法律规定：中央苏区必须把土地税收的五分之一用作教育经费，毛泽东和他的老师徐特立，还直接参与编排了一套完整的教育大纲，其中除了数学、语文外，还有生理卫生、园艺、商品、速记和演讲课程。

在语文课本里，苏区的小学生们念的是这样的“毛版”新三字经：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

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进行人口普查，统计人口为6.0191亿人，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选民登记，并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普选。

1954年9月15日，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建立在全民普选基础上的宪法，在毛泽东主持下诞生，全国有1.5亿人参加了这部宪法草案的讨论。宪法奠定了新中国的基本制度框架，它是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在新中国宪法中，工农构成了“人民”的主体，他们是革命和国家建设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军队是由工农子弟构成，是捍卫国家独立与安全的基石。毛泽东认为：法治不等于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也不等于国家专政。而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就是使人民成为立法者和国家的主人。毛泽东主张法治、推崇法家，但是，毛泽东的法治思想绝非照搬外国、照搬西方，而是植根于中国的大地，是中国的历史传统的升华。

在近代以来的西方，法律植根于个人利益。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说：正是为了防止利益彼此冲突的个人之间的混战，正是为了调解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方才需要法律和“立宪国家”。而毛泽东从根本上反对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法律不是个人利益的体现，国家也不是平衡利益集团的工具，在毛泽东看来，法律应该是最广大的下层人民利益的体现，特别是他们求平等的意志的体现，最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求平等的意志就是“天理”，而“天理”大于“法”，因此，他方才说“造反有理”。

实际上，只有了解中国的世界观，方才能理解毛泽东的法治思想。

中国的世界观由三个基本构成因素，一是作为文明世界的“天下”或者“天理”，二是作为政治世界的王朝、国家和法，三是作为实体的“民”或者人民。

与近代西方和日本不同的是，在中国世界观的构造中，“民”或者人民的意志高于王朝或者国家，而与天下和“天理”相一致。通俗的说，所谓“天理”也就是宇宙发展的规律，在毛泽东看来，这个规律，就是面向平等的永无止境的变化与革命。毛泽东高呼“人民万岁”，因为他认为人民是“天理”的承载者。

毛泽东不仅是新中国的立法者，他也是洞悉宇宙真相的觉者。

2015年，屠呦呦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籍科学家。在获奖演说的结尾，她惊人地引用了毛泽东的话：“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当毛泽东的这段手书出现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会议厅的大屏幕上时，许多人都在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1974年5月3日，毛泽东与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谈话，当时，毛泽东坚持说，基本离子不“基本”，因为它一定是可分的。

1977年，在夏威夷开的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则说了这样一段话：“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毛泽东不会想到，他自己会为生命科学和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划出一个时代。而他也不可能想到，他与李政道的缘分，还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持续下去。

2015年，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James Lee）通过大数据分析提出，在过去的150年里，中国的教育结构发生了四次大的变化：1865—1905年，即清政府废除科举之前，超过70%的教育精英是官员子弟，他们主要来自全国各地的“绅士”阶层；1906—1952年，超过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他们主要来自江南和珠三角地区；1953—1993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约超过40%的教育精英来自全国的无产阶级、工农子弟；1994—2014年，超过50%的教育精英来自各地区的有产家庭和特定的重点高中。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长时段统计。而完成上述工作的李中清教授，就是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儿子。

1945年，一个叫西德尼·里滕伯格（Sidney Rittenberg）的美国青年来到中国，他遇到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一个喝醉了酒的美国兵，故意驾车撞死了一名中国女孩，结果法庭却判决他只需赔付26美元，事后，这个女孩的父亲却退回了6美元，因为这个可怜的父亲以为，按照中国的惯例，这6美元是经手此事的“法官老爷”必须收取的“好处费”。这就是旧中国的法律。

西德尼·里滕伯格的中文名叫李敦白，他是毛泽东的朋友，也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今年已经94岁了。他说：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在旧中国的法律制度下，老百姓命如草芥。他之所以还要讲述这件事，是要告诉我们，毛泽东发动的革命究竟改变了什么。讲述它，让中国人民记住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而经历过这样一场伟大革命的人民，势必任何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经历过伟大的中国革命的人民。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今天，毛泽东这个名字依然令人颤栗——有人出于热爱，以至于想起他不禁热泪盈眶，当然，也有人说起毛泽东来则“恨得要死，怕得要命”。而无论热爱还是憎恨，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平等或“均平”的时代。

南怀瑾说，毛泽东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所未有、人类历史上所未见的三大奇迹：一、看病不要钱，二、上学不要钱，三、干部与老百姓“共穷”。尤其是第三条，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也不可想象的。干部不但以身作则参加劳动，且生活方式与劳动者几无不同——这是空前的平等。

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者、阐释者，但更是最伟大的继承者，而且，他对于传统的态度和理解，一旦形成，终生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

1945的毛泽东留下了这样一张照片，他头戴八角帽，脖子上随意地围着格子围巾，与一群蓬头垢面的农民挤在一起看戏。这张照片后来出现在美国的杂志上，冠之以令人感慨的命名：“大地与平等”。

“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

《商鞅徙木立信论》那篇雄文得了100分，国文老师为此写了7条夸赞的批语，也许这并不稀奇，因为毛泽东的作文总是得100分。

国文老师在批给全体同学“传观”时这样写到：“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精理名言，故未曾有”，文末的总评说：“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国文老师这样赞叹且预言说：“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然而，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仅仅读了半年，毛泽东就又离开了这里，因为他要思考“宇宙”这个大问题，而这个题目，恰恰是学校教不了他的。学校使毛泽东感到厌倦的更主要原因其实是：当时的新学堂流行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把达尔文《物种起源》中对生物学的研究移植到人类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据说，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显然，这种把人等于“生物”和“动物”的思想，与毛泽东所受到的深刻的中国传统教育相抵触，这造成了青年时代毛泽东第一次思想和精神的危机，他第一次对西方思想产生了怀疑，其实就是从他毅然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退学这个时期开始的。

离开西学堂，毛泽东为自己制定了一个严格的自修计划，他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早上图书馆一开门就进去，中午只是买两块米糕充饥，算作午餐，直到图书馆关门才出来，就这样，毛泽东的读书自学持续了半年之久。

湖南省立图书馆门厅里，挂着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毛泽东每天走到地图前，总要驻足良久，陷入沉思：世界如此之大，如果这只是一个奉行丛林法则的动物世界，它能够存在下去吗？如果世界上的人生活得如动物和生物一样，这种人生有意义吗？这样的世界难道不应该改造吗？

1951年，已经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北京与新民学会成员周世钊等人谈到这一幕时，依然感慨万千。他说：

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过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毛泽东选择报考了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他认为自己此生最适合做教员，实际上，直到晚年他还说：“我的理想是做教员，没想到要做党的主席。”

毛泽东入学半年之后，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与第一师范合并，更名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3-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了5年书，他对这所学校的感情很深，他后来赞美这所学校说：我没有读过大学，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比较当时一般大学的水平却要高得多。 正是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对“宇宙问题”的思考终于有了答案，他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1917年秋天，24岁的毛泽东一面听讲杨昌济老师的修身课，一面在这门课的教材《伦理学原理》上做了大量的批注，《伦理学原理》是德国哲学家泡尔生（1846-1908）的代表作，而毛泽东的批注，则结合这部作品，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宇宙的本质是什么呢？毛泽东回答说：宇宙的本质就是变化。他这样写到：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成毁灭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也，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既然宇宙的本质是变化，既然“毁非灭也”、“死非灭也”，那么，对于变化、成毁乃至死亡，便不应取消极悲观之态度。

泡尔生还说，人的精神，由理智与知识、情感与意志这两方面构成。

什么是人的意志呢？毛泽东说：意志，就是人对于变化所怀抱的积极态度。

毛泽东还极为独异地说，意志起源于“好奇心”。

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中这样写到：人生如攀高山涉大海，人生如探险，充满逆料，但这也正是人生之奇绝之处，“平和”并不是人生所要追求的境界。而毛泽东则在这一段的旁边批注说：“此数句可证人类以惊奇为贵。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毛泽东立志追求波澜壮阔的人生。

当时之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而毛泽东呼吁以强大的意志，去直面这样一个令人震惊和“惊奇”的时代。他认为，失败不可怕、变局不可怕，既然“死非灭”、“毁非灭”，故“巨变”不足畏，而只有不变和僵化才是最可怖的。

《伦理学原理》认为，变化可以唤醒古老的民族，震惊则可以促使之觉醒，而反过来说，一个民族的褪化，一个时代的衰老，就是因为它对于世界丧失了新奇与震惊的感觉，从而归于麻木。毛泽东则认为，中国正处在这样的时刻，他说，中国人之麻木，就在于其缺乏意志力，而所谓缺乏意志力，就是指中国人缺乏面对变化的勇气，丧失了对变化着的世界的“好奇心”和“惊奇”感。

从此，毛泽东形成了这样观点：求知是人类意志支配下进行的活动，如果泯灭了好奇、求变的意志，也就没有了知识的进步。

在毛泽东看来，当下之中国，并非缺乏读书人，中国的问题在于读书人头脑保守僵化，他们沉溺于固定的知识范式和程式中不能自拔。中国缺乏的也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批判地对待知识的态度和求变的勇气。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所缺乏的，不仅是智识，而更是热情与意志。

泡尔生把人类斗争的意志称为“抵抗力”。他说，正是通过抵抗外在的压力，人方才创造了崭新的自我和崭新的世界，“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姑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宇宙的本质是变化，而变化的根源则在差别，没有差别，也就没有变化，而没有变化，就没有宇宙与人生。正是站在宇宙论的角度，24岁的毛泽东深刻地思考了死亡。

毛泽东认为，死亡体现了宇宙变化的实质，正是死亡提示我们变化之不能停止，正是死亡告诉我们有未知之世界在，也正是死亡提示我们，我们所拥有的知识总是有限的。

他说：死并非变化之终结，死亡乃“人生未尝经验之奇事也，何独不之好乎？”直面死亡——毛泽东的“好奇心”可谓大矣，正是基于这种博大的好奇，他指出：人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是没有完结的，以宇宙之广大，现实世界不过只是宇宙之一隅而已，除现实世界之外，尚有其他未知之世界在，而死亡就时刻提醒我们那个未知世界之存在，真正的大知，根源于永恒直面未知世界之“大好奇”。

而毛泽东的这种觉悟，正可谓是“大智”导向了“大勇”。

死“亦吾有生未尝经验之奇事也”。故死不足畏，而敢于直面死亡，也就是敢于直面宇宙的本质，就是敢于直面无穷尽的未知世界，这便是以包纳宇宙的襟怀，直面人生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

而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毛泽东后来的那些名言：

“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当时，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这样写到：世界上的学问，分为“理论”与“实践”两种，“前者属于知识而已，后者又示人利用其能力以举措事物，而适合于人生之正鹄者也。”而“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此言学皆起于实践问题，故皆范于伦理学”。

20年后，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则这样指出：实践这种认识活动的基本特点，主要的不是“实现预想的目的”，而是“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

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话来说，实践，就是不断面对和发现宇宙人生之“奇境”。

当年，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这样说：宇宙即差异。

20年后，他在《矛盾论》中则说，矛盾的普遍性，是指世界的本质就是差异。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认为，既然人的精神是由知识与理智、情感和意志两方面构成，则知识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情感与意志力的提升，实际上——鲁迅也表述过同样的观点：有知识的人，未必有意志。鲁迅还曾自我剖白说，他自己就是因为“看事太细，不易勇往直前”。毛泽东认为，欲求健全之精神，就要使知识与意志紧密地结合起来，后来他更指出，这也就是使知识分子与劳动者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劳动者受苦受难、不脱离生产活动，相对于知识者，劳动者的意志力能力往往更为坚韧。这些保留下来的批语的确显示出，青年毛泽东已经开始尝试在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的矛盾和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创立一种“新学”，这种“新学”虽说还不是后来的“毛泽东思想”，但显然，毛泽东立足于宇宙和世界大势，开一代学风和文风，创立一种崭新学说的抱负，在他24岁的时候，就已经呼之欲出了。

在当时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看来，要变革中国，则必须启蒙，而“启蒙”，就是学习西方，发展人类的知识与理性，毛泽东反对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启蒙思想只重视人的理性与知识，却忽视和压抑了人的情感与意志。像卢梭指出的那样，如今学生读书，并不是因为他们爱知识，而是为了掌握一门投机取巧的本领，知识和理性的进步压抑了人类的天性，实际上，在当今的世界上，每个人都违背着自己的情感、意志乃至良知去行动，人人皆是在“理智”的驱使下，被迫去做自己不愿意做、违背自己自由意志的事情，其实，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马克思说，这种异化在工人阶级身上表现得最为深重，现代资本主义劳动违背了工人的自由意志，“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了畸形”。

当然，青年的毛泽东还没有像后来的马克思那样，把对人类精神异化的思考推进到社会经济领域，但是，他却像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一样直面人类精神的异化，并提出：要改造这种异化，当务之急是改造哲学和伦理学，而不是追求某种具体的科学与知识。

毛泽东说，欲动天下之事，当动天下之心，而非增天下之巧智。要变革中国，当求“本源”而非“枝节”。夫本源者，即宇宙之真理，宇宙真理，各具于人人心中，掌握了宇宙真理这个大本大源，方才能动人之心，天下之心皆动，则天下之事可为也。他后来说，死读书可以造就各式各样的职业者，但它却绝不可能造就一大批人类正义事业的“接班人”。

要造就人类正义事业的接班人，就必须使青年人从小关心天下、宇宙、国家大事，就必须使他们“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被同学们称作“毛奇”，意思就是“宇宙中的奇男子”。

老师们格外赏识他，而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则是教授伦理学的杨昌济和教授国文的袁仲谦二位先生。湖南第一师范，特别是杨、袁两位老师传授给他的，与其说是知识和学问（理论），还不如说是对待生活和人生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埋头苦干的品质（实践）。

毛泽东在当时的日记中这样写到：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固然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此不足畏也，不足叹也，不足悲观丧气也。恰恰相反，这种变局，正为青年一代提供了焕发斗争意志和“抵抗力”的千载难逢的大舞台。面对大厦将倾，面对江河日下，毛泽东呼唤他的学友们站起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衰落，就在于社会缺乏组织能力，这就表现为国家与人民之间，几乎没有关系，于是，中国就没有现代国家思想和政治思想。而毛泽东青年时代形成的这种真知灼见，今天读来依然令人耳目一新。

1917年，毛泽东被选举为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此前，这个职务一直是由教师担任的。而毛泽东上任伊始，即提出应创办一个工人夜校，他的理由是：

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神圣不可捉摸之物。

中国社会的分裂，就表现为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巨大差别，而现代科学技术不产生于中国，就是因为中国的读书人鄙视动手，从而使得知识与实践、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不能结合在一起，更在于知识者与劳动者，是判然分离的两个阶级。青年时代便形成的这一观点，毛泽东坚持了一生。

要改造中国，就必须从加强国家组织能力入手，而要加强国家组织能力，则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而这样的新社会组织，应该由“新人”、或者“新民”组成。

1918年4月7日，是个星期日，毛泽东等14人，在蔡和森家开满桃花的庭院里，成立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起初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学会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新民学会最终发展到80名成员，大多数成员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如毛泽东、何叔衡）以及早期领导人（如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罗学瓒、罗迈、陈章甫、夏曦等），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在残酷的革命中牺牲了。

这就是24岁时的毛泽东：他以《伦理学原理》批注开一代学风，倡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历史的比较，提出了中国之衰败，在于“抵抗力”——国家和社会组织能力低下的独特见解。他从组织新民学会、创办工人夜校入手，立志去创造一个新社会和新世界。

这就是24岁时的毛泽东：1917年暑假，他和另外一个同学不带一文钱，徒步走遍长沙、宁化、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行程九百多公里，进行历时一个多月的农村调查。他后来这样回忆说：“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当时，这个沉思着时间与空间这种“大本大源”问题的青年，最喜读的是历史与地理著作，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深刻地说：

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之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

1925年，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执行委员及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再次来到长沙，他漫步湘江，再登爱晚亭，感慨系之，吟成《沁园春·长沙》一首，再现了第一师范时代“立此大心”时的豪情壮志：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竟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未完待续）

（编辑   季节）

台湾北部与南部受历史因素及岛内产业布局等影响，在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公共资源分配、民众收入及政治倾向等多个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近年来，台湾南北差距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影响岛内政党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引起岛内外各界普遍关注。

2016年台湾“二合一”选举南台湾全面“绿化”，国民党在南台湾全面崩溃，南台湾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结构及其亲绿政治倾向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蓝绿政治势力在南台湾的角逐消长分析

民进党通过政治操作在台湾南部形成了坚实的支持群体，逐步通过由上到下的“绿化”，使国民党的政治势力在南台湾出现结构性崩溃。2004年台湾“大选”，国民党虽然输掉“总统”选举，但通过乡镇市层级的选举动员，仍能有效掌控南台湾基层政治职位和资源，而从2010年开始，台南、高雄两市合并升格，两地乡镇市选举废除，乡镇市改制为区，区长官派，国民党失去乡镇长选举动员优势，已无法掌握两市的基层政治职位，在政治职位及资源快速萎缩的情况下，国民党在南台湾政治与选举动员陷入困境。至2014年“九合一”选举，南台湾所有县市均由民进党执政，南台湾全面“绿化”。民进党在南台湾的得票率大幅飙升，国民党在南台湾的政治结构全面崩溃，是南台湾政治全面绿化的必然结果。

南台湾成为民进党政治根据地的动因

南北经济差距形成的原因

台湾南北经济差距形成的背景较为复杂，有历史的原因，资源布局的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有国民党当局长期“重北轻南”政策的影响，以及民进党执政后刻意强化“南部意识”和南北矛盾的政治操作等原因。

20世纪50年代以前，台湾一直是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由于南部开发较早，人口较密集，南北经济差距不大。国民党退守台湾后，随着北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形成与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迅速向北转移，60、70年代，台湾工业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财政、教育、基础设施、人才等资源进一步在北部集聚。80年代以来，台湾高科技产业异军突起，迅速成长为台湾的支柱产业，其中90％以上的高科技产业集中于北部地区，加大了南北在社会经济结构上的差异。与北部重点发展高科技制造业不同，农业及传统产业在南部地区仍占有重要地位。南部多平原，耕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33%，远高于北部的21%。全台约 45%的稻米产自南部 6 县市；南部农林渔牧业产值和就业人数约为北部的 1.5 倍,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接近10%，远高于北部的3%。相应地，南部地区服务业发展滞后于北部，北部地区服务业比重为82%，而南部地区服务业比重只有17%，新兴的金融、医疗、咨询服务、技术服务业等也都集中在北部地区。

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采取“抑北扬南”的策略，限制蓝营执政的北部地区的发展，试图以此达到“南北平衡”，但结果不仅没有缩小南北差距，反而加深了南北矛盾。加之民进党千方百计阻挠两岸经贸往来，使得南台湾与大陆的各项交流合作都远不及北部，南台湾因此失去了许多发展的机遇，造成两岸交流“北热南冷”。这种南北差异逐步演变成台湾社会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对台湾的政治生态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缩小南北经济差异，马英九上台后，采取多项措施力推南台湾经济社会发展。首先，加强行政机构对南部发展的辐射作用。2009 年，台当局修正了“地方制度法”，推动县市合并改制“直辖市”，进而形成现在的“五都”。2010 年12月，南部地区的台南县市合并改制为新台南市， 高雄县市合并改制为新高雄市。台当局规划设计台南和高雄成为区域经济中心，进行跨县市资源整合，并进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带领区域产业对外竞争。2012 年“大选”后，台当局继续推动“行政机关”向南部辐射，以此带动知识人才、企业、资本等资源回流南台湾，促进南部发展。再次，计划加强南台湾地区的基础建设，优化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冻也非一日之功。南部经济发展积累的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南台湾失业率长期高居不下，贫富差距难以缩小、南北差距扩大，从而成为民进党大肆攻击的把柄。出于选举的需要，民进党把南部经济落后于北部的原因全部归罪于“国民党压迫”的结果。民进党质疑马英九执政以来，对南部承诺的重大建设政见一再跳票，“重北轻南”不仅成为绿营政治人物和产业界人士的“口头禅”，更成为国民党的“紧箍咒”，导致国民党的经济议题、马英九的经济发展政绩难以得到南台湾民众的普遍认可。

大陆与南台湾合作关系有待加强

在近30年的两岸关系发展中，由于南台湾主要是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当政者拒绝与大陆往来，结果失去了无数商机。30多年来，南台湾民众到大陆旅游、探亲、参访与经商活动较少。据统计，高雄市的里长们很少来大陆，其中13.8%的里长根本没来过大陆，82.8%的里长对大陆的认识不是很清楚，43.3%的里长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体认识大陆，南台湾的农渔民与基层劳工到大陆的机会更少，造成南台湾民众对大陆了解不多甚至排斥大陆的现象，难以从两岸日益相互开放的市场中获利。目前，海峡两岸一年贸易额接近2000亿美元，但主要是北台湾和中台湾与大陆沿海地区的贸易，两者合计占两岸贸易总额的80％，南台湾与大陆的贸易比重不超过20%。对大陆投资的台商也主要是北台湾的企业。与北台湾相比，南台湾在两岸经济合作中无论是经济合作的总体环境还是企业竞争力，都处弱势，这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南台湾的经济发展。

近年来，在国民党执政当局的不断推进下，两岸的经贸关系取得了飞跃性发展，为阻止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中获得政治利益，民进党挑动南台湾本土族群支持者“逢中必反”，对国民党提出的两岸关系有关政策将反对到底或进行激烈抗争。2010年6月，两岸签署ECFA协议，民进党倾全党之力反对；2013年6月，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民进党又以侵犯南部弱势群体和中小企业利益的名义大加反对，并煽动支持者示威抗议，直接导致2014年3月的“太阳花运动”，迫使服务贸易协议被搁置。

南台湾特殊的本土社会文化结构成为民进党生存发展的社会土壤，加之“台独”势力的片面宣传，在台湾选举政治中一再强调“民主化”与“本土化”，造成南部民众有较深的在地乡土主体意识。南台湾社会文化的乡村本土色彩浓厚，有建立在闽南语基础上的独特思想交流话语体系和建立在乡村族群血缘纽带上的资讯传播习惯，民进党十分重视利用本土化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传播所谓台湾本土意识，提倡台湾意识、台湾自主、台湾优先，排斥国民党的大中国意识形态，扩大民进党在基层的政治影响，在南部获得了大部分本土派群体的支持，其中包括传统社群、劳工界人士、社运界人士和一些知识界群体（如台湾南社）等，使南台湾成为民进党稳固的政治根据地。

如何加强南台湾与大陆的交流合作

　　目前，台湾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形势十分严峻。对南台湾来说，中小企业和农业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他们已充分意识到加强与大陆合作的重要性，期盼着与大陆的双向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南部一些民进党当政者的思路也在发生转变，强调两岸经济合作的重要性，逐步认同两岸合作商机无限。我们应抓住时机，开展针对南台湾发展问题的长期政策准备工作，重点加强与南台湾的基层、经贸和文化教育往来，通过区域和城市交流，深入开展大陆与南台湾的全面交流与合作，推动南部社会走向开放，缩小民进党的政治操弄空间。这对提振南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转变南部民众的政治认知，争取南台湾民众对一个中国的认同和对两岸和平发展的支持有重要意义。

第一，扩大合作规模与加强特定合作对象相结合。

   无论在规模、深度、质量水平上，南台湾与大陆的经济合作较之北台湾明显落后，为加强两岸经济合作效应对南台湾民众的影响力，需要进一步扩大两岸经济合作的规模，扩大受惠面，并且寻找一些大项目加大两岸合作力度，比如开展港口合作等。高雄港是台湾第一大国际商港，也是东南亚、印度洋与东北亚间诸多海上航线的转运中心，是全台湾重要的工业基地。然而，近年来高雄港货物吞吐量的世界排名不断下降，从最高时的第3位下降至目前的第13位。由于港口地位的下降直接影响了当地整体经济发展和民众的生活水平，南台湾与大陆合作的愿望因此更强烈。港口经济也是大陆着力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应发挥大陆沿海港口资源丰富的优势，推动沿海大港与高雄港的交流合作，进而带动大陆与南台湾一系列产业的合作规模，密切南台湾经济与大陆经济的联系，最大程度扩展两岸经济合作在南台湾的受益面。同时，也要加强与特定对象，如南台湾经济中最重要的农渔业和中小企业的合作。南台湾是台湾现代农渔业重镇，应加强大陆与南台湾的农渔业合作，在总结已有合作经验的基础上扩大合作规模和种类，两岸可在优良品种培育种养技术、农渔产品运销、农渔业技术推广模式、精致农业、观光农业等方面开展更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第二，岛内合作与岛外合作相结合。

台湾农业主要集中在南台湾，但台湾农产品生产量和出口量对大陆庞大的市场而言十分有限。日本、中国香港和美国为台湾前三大农产品出口市场，占台湾农产品出口总值的近70％；加上岛内市场消费需求，南台湾可以出口到大陆的产品并不多，因此大陆与南台湾的合作要岛内与岛外合作相结合，在岛外开辟合作的基地与市场。可以考虑在福建沿海设立面向南台湾的农渔业和中小企业合作园区和基地，适当引入南台湾工商业协会和农渔会参与业务管理，争取在南台湾形成跨两岸的经济合作体系。同时，大陆在规划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时，也可考虑纳入南台湾的港口与产业的对外合作，使南台湾的经济发展与大陆的整体经济战略联系更紧密。

　　第三，加强经济合作与增进文化认同相结合。

   台湾一些学者研究表明，2008年大陆“让利施惠”并未改变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感”，甚至“我是中国人”的认同比例在近十年中不断下降。究其原因，便是“感性认同”一直隐藏在“理性自利”背后，左右着台湾人的认同取向。经济共同利益的发展必须要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增进相结合，才能促进“一中”认同在南台湾扎根发芽，大陆要在推动南台湾经济合作的同时，加大对南台湾各阶层民众的文化认同工作。台湾南部民众较为淳朴，大陆如果能切实通过各类民间交流与其长期深入交往，以心交心，必能获得南台湾民众的认同。要积极运用“海峡论坛”等各类民间交流平台，坚持平台的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特色，更多地围绕草根性文化和民生问题加强与南台湾各类社团、中小企业和农渔业组织的交流合作。尤其是，要尽量挑选没有到过大陆的台湾中南部劳工阶层、青年学子、基层乡镇里长以及社团代表参加论坛活动，让他们亲身感受大陆的巨大变化和两岸合作的美好前景，要倾听他们的诉求，集思广益，增强他们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同时，与南台湾的经济合作也可着力开展两岸文化产业合作，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南台湾特色乡土文化相结合，增强南台湾文化与中华整体文化的连接性和开放性，寓两岸文化认同于经济合作中。 

（编辑  宋斌斌）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概念在中国舆论界出现的频率较高，人们发现它常被当作政治手段，用以抹黑或丑化某种政治形态，由此引起了大家的警惕。然而，仅仅看到“历史虚无主义”这种有意识的进攻性是不够的，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历史虚无主义”是在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指导下成为必然的结果，随时随地都会不断滋生。如果把“历史虚无主义”看作蚊蝇，那么，如果不解决蚊蝇滋生的环境问题，再怎么拍打仍将不胜其扰。“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琳琅满目的果实，而不断滋养它的理论土壤叫做“历史进步论”。

“历史进步论”与“今不如昔论”的鲜明对比

“历史进步论”是近代西方产生的一种强大的理论思潮，它的核心内容很简单，即，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将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上升趋势，越远越旧的就越差，越近越新的就越好；现在比过去好，未来也比现在好。虽然历史的发展并不完全是线性上升的，但螺旋性上升也是不可抗拒的大趋势。总之，在时间轴上，“野蛮与文明”、“落后与先进”、“愚昧与智慧”、“黑暗与光明”、“专制与民主”、“禁锢与自由”等等一切现象和范畴，都可以按时间的远近自动归类。

在现当代面前，过去和历史永远处于价值较低的地位，永远在今天的面前抬不起头；现代永远可以随心所欲地嘲讽毫无反抗能力的过去，后现代也必然优于现代，“历史虚无”成为一种真理性的必然。这种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因此大批量地产生，无比快捷方便。对于教师、学者、媒体工作者如此；对于普通人，只要受过点现代教育，也同样如此。如果说快餐店是一种标准化、批量化的生产，那么，在“历史进步论”的指导下，批量化的价值判断规模更大，标准化的思想模具更统一。因为快餐店至少还需要在街头人流较多的地方有个门脸房，而“历史进步论”则通过教育、媒体植入每一个人的脑海中，每个人都成为一台每时每刻生产“历史虚无主义”的自动化程度很高的机器。

在今天，“历史进步论”具有独步天下的威严，它使很多人忽视或遗忘了另一种曾经强大的历史评价方式。如果我们走入中国历史的深处，很容易发现一种价值判断叫做“今不如昔”。在“今不如昔论”的旗帜下可以看到众多簇拥在一起的“抱团者”，例如，“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礼崩乐坏”、“末法时代”等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恰好与“历史进步论”完全相反——不是以今天否定过去，而是以过去否定现在。在“今不如昔论”者看来，历史永远在倒退，社会永远在变得越来越坏。因此，在“今不如昔论”的氛围中不会产生“历史虚无主义”，只能产生“现实虚无主义”。中国历史中对三皇五帝的推崇、对尧舜禅让的歌颂、对孔子崇周的记载以及老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理想等等都是“今不如昔论”的典型。

必须指出的是，“今不如昔论”并非中国历史所独有。在西方远古历史描述中，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由远而近，同样是“今不如昔论”的表现。更加广为人知的是《圣经》中所体现的历史观：上帝造出世界和人类始祖后，亚当和夏娃最初生活在无比幸福的伊甸园，后来他们堕落了，开始受苦。这是全世界最典型、最极端、最广为人知的“今不如昔论”。

我们看到，古代的“今不如昔”和现代的“历史进步”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这是为什么？

强大的技术力量改造价值观

今天，人们随时随地可以掏出手机轻松地拍一张照片。仅仅在十多年前，除了昂贵的“拍立得”，当你有一台照相机，精心地拍下一张照片，还要送到洗印店，一般都要几天后才能拿到照片。而现在，不需要胶卷和相纸，数码成像技术可以立竿见影，并且在网络技术的帮助下，可以让照片立即传到遥远的地方。在这一套新技术手段中，除非你特地设定，否则，你拍摄的照片一定是彩色。而且，在所有现代摄影氛围中，黑白摄影几乎都被称为“怀旧”，而人们不会认为将黑白照片称为怀旧有什么不妥。一百多年前拍摄的照片的确都是黑白的。据说在人类接受的所有信息中，视觉信息占到70%，是我们最主要的信息来源。那么，今天的彩色照片与过去的黑白照片给我们的思维留下了什么影响呢？视觉很直接地告诉我们：今天的世界是色彩斑斓的，百年前的世界是黑白单调的。但是，只要我们闭上眼睛，离开视觉，稍微想一想，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百年前的天难道不是蓝的？百年前的山难道不是绿的？事实上，百年前的天可能比现在更蓝，百年前的山可能比现在更绿。然而，摄影技术通过视觉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恰恰相反。

这就是历史进步论在近代日益强大、无可阻挡的原因：它借助技术的力量影响了我们的价值观。因为，技术是可以线性积累的，技术是可以直线式发展上升的，的确可以不断进步。尤其是进入现代以来，技术进步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在我的少年时代，电灯、电话还是人类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的标志，今天，廉价的跨洋电话，随心所欲的移动电话使我们生活质量发生了极大变化，的的确确、实实在在、不容置疑地就是来自技术进步。在技术进步面前，“今不如昔”完全是谎言。在斩钉截铁的技术进步事实面前，“今不如昔”完全没有市场。从铁路、轮船、飞机到航天、通讯、核武器，从农业、生育、医疗到闲暇、娱乐、饮食……，技术进步无处不在。技术进步事无巨细、毫无遗漏地占领了社会和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科技进步于是等同于历史进步。它是现代化中最强大的改造力量，它除了改造自然，同样改造了我们的头脑。在科技进步面前，一切陈旧的历史都如同黑白照片、甚至没有照片的时代那样，都是落后，都是可以被虚无的。“历史虚无主义”从科技进步角度来看是完全正确的。当社会、人文、艺术、政治等一切领域的学术理论研究都不得不戴上“科学”的帽子、以显示高贵血统和天生正确的时候，“历史虚无主义”不大行其道反而不正常了。源于科技进步的“历史进步论”统治和震慑了所有思想观念，“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只是“历史进步论”的衍生物、副产品。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在中国历史中的争论

然而，在“今不如昔论”的多种表述中，有一些东西似乎与技术无关。例如，“世风日下”中的“风”，“人心不古”中的“心”，“礼崩乐坏”中的“礼、乐”。于是我们发现，“历史进步”和“今不如昔”，两者说的不是一回事。或者说，面对人类社会的变迁，两者的评判标准完全不一样。“历史进步”的标准是物质的，“今不如昔”的标准是道德的，但它们却长期共生相伴。物质上的技术进步往往都是满足更多、更新的欲望，因而总是要求打破旧的道德束缚。于是，从道德角度观察，技术进步所释放的欲望似乎使人类更为堕落。每一次技术进步所带来物质享受的扩展，都伴随着一大波“今不如昔”的道德感伤。这种现象到今天依然存在。短短几十年间，面对报纸、电台、电视、网络的技术更新，全世界都飘荡着面对世风日下的无奈。怀旧成为流行，不仅仅是因为黑白无声的形式，更是对形式背后那些即将消失的精神理念的哀歌。

技术积累容易引发量变到质变的冲击。农业社会的技术积累相对比较缓慢，但这种质变还是会发生。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冶金术从青铜到铸铁的技术提升就是这样一个阶段。技术进步导致的“历史进步论”与面对欲望释放而产生的道德焦虑，在中国古代语境中表现为“法先王”和“法后王”的思想争论，即效法古代贤王还是尊崇现实君王？儒家主张“法先王”就是“今不如昔”，法家主张“法后王”就是“历史进步”。两者的争论成为蔓延整个中国历史的儒法之争。两千多年中，这一争论的答案基本是清晰的，儒与法谁都没有单独获胜，荀子成为这一争论的总结性人物，社会形成“儒表法里”的稳定结构。此后，“借古讽今”、“借古喻今”，“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等原则在古今之间起到调和的作用，平衡了历史进步或历史退步的单维度价值判断。偏向于“今不如昔”的祖先崇拜在现实中表现为“尊老”。而每一个被尊崇的老人，曾经都是包含“历史进步”价值的年轻人；每一个冲动着要打破已有规则的年轻人，毫无例外地都会在某个群体中成为被尊崇的老人。过去与未来不断交替，进步与退步不断转化，在世代相传的生生不息之间被融为一体。

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叙述中，“历史虚无”与“现实虚无”都存在，恰如历史伟大与现实伟大都存在一样。例如，从李世民、武则天到李隆基，现实发生的事情与后世对他们的描述中，时常能看到虚无与伟大的流转。其实，历朝历代都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康熙伟大，那么光绪是否想或者能否做到比康熙更伟大？这个问题也存在于每一个中国家庭：面对祖先的牌位，后代能否比祖先更出色？“九斤老太”与光宗耀祖的故事同时存在。换一个角度看，“为尊者讳”何尝不是另一种历史虚无？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在中国历史上争论了两千多年，只不过由于农业社会技术积累缓慢，激进与保守的冲突不会每时每刻都表现得那么激烈。在相当长的中国历史中，儒表法里的原则足够应对“历史进步”和“今不如昔”之间的较量。然而，进入19世纪，当西方以武力方式涌入中国，这个争论再次成为焦点核心。洋务运动时期的“中西体用之争”，基本上可以看作延续或重提两千多年来“法先王”、“法后王”的思想争论。然而，洋务运动所面对的技术进步的猛烈程度，远远超过以往的中国历史，所以李鸿章才会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历史进步”与“历史退步”之间早已形成的“中庸”，面对工业化的惊涛骇浪，似乎难以坚持，必须做出取舍：“中学为体”就是“法先王”的“今不如昔”，“西学为体”就是“法后王”的“历史进步”，到底选哪个？

历史进步论彻底粉碎“今不如昔”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这一段看起来全是左右互搏的话实际上正是工业革命时代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与史无前例的道德沦丧所形成的对比。狄更斯同时在说两件事，作为文学家，可以理解，虽然读者可能不理解。我们不能以思想家的标准来要求狄更斯，毕竟，他要把很多精力用来分辨伦敦雾霾中那些模模糊糊的人群。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同样长期存在西方历史中。如果说伊甸园是“今不如昔”的起点标杆，那么，天堂便是“历史进步”的美好终点。而在宗教之外的世俗社会，文艺复兴是最神奇的节点。一方面，文艺复兴要抛弃旧的中世纪，在新的人文精神中将中世纪的神权虚无化；另一方面，支撑文艺复兴的精神是比中世纪更久远的古希腊、古罗马。如果说文艺复兴是一种“历史进步”，那么，它的理由就是“今不如昔”！然而，当文艺复兴几百年后，工业革命技术进步的铁锤粉碎了一切“今不如昔”的喃喃之语，文艺复兴便只剩下了历史进步的豪迈，用进步的面具遮住了彩色的脸，成为日后各种不容置疑的“历史进步论”的出发点。

达尔文甚至不用依靠技术进步，只依靠对以往事物的系统解释，便将“今不如昔论”打得丢盔卸甲、落花流水。教会怒不可遏，因为达尔文的研究结论预示着上帝对世界的失控。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化身为宗教与科学的对立，各自都意气用事地谴责对方。即便牛顿成为各双方争夺拉拢的对象，但在摧枯拉朽的技术进步面前，一切对过去的赞美基本上都没有立足之地。严复将这一气吞万物的结论简化成“优胜劣汰”，在甲午战争后传遍中国。而其中的优劣，再也没有道德因素，只有技术。进化论完全正确吗？几乎没有人质疑，教会的质疑之声也是那么细弱，于是，教会以及其他“今不如昔”的支持者，将技术进步放大到极限，一幅世界末日的恐怖画面若隐若现。于是，拯救人类的天堂再次成为宗教的旗帜。为了反对技术进步，宗教以末日审判、进入天堂的方式，肯定了技术进步的必然，恰如当初文艺复兴以“今不如昔”为武器强化了自己的历史进步。

最为关键的是，达尔文主义、技术进步、商业繁荣、世界末日、天堂幻想等等组合成了世俗主义最强大的“历史阶段论”，人类历史按照时间顺序被安放在依次升高的台阶上，今天在最高处，所有过去一目了然。对于过去即使有再大的分歧，都不影响它们对于未来美好的一致肯定。科技进步太强大，足以打败一切反对者，它甚至宣称能将道德和情感全部物化为电子流和分子式，通过头脑和神经的物理改变，彻底掌控人类的思维与情感。于是，“历史虚无主义”因为有了“历史进步论”的强大保护，得以自由出入所有国家、所有领域。

科技进步与“今不如昔”的对决

当初西方强势崛起的时候，为了自我赞美和肯定，历史进步是西方中心论大合唱中最高亢的主旋律。在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的陪衬下，西方文明作为一个后来居上的新文明，怎么可能接受“今不如昔”的结论？ “今不如昔”必须抛弃，“历史进步”必须树立，这是政治正确的需要。“历史进步”甚至成为情感的选择，而非理性的判断。如今，伴随西方的衰落，眼看一个非西方文明标准的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今不如昔论”似乎又开始有了市场，其潜台词是：新崛起的国家，不如我啊！于是，我们听到了“历史终结论”，它无非是说：历史进步到我为止！没人可以超过我！然而，历史终结论毕竟撑不起台面，不管是政治衰败还是国家能力的理论补丁，摇摆在进步与退步之间，只能是“历史进步”向“今不如昔”过渡的中间临时状态，而不可能成为“新常态”。

“历史进步论”在西方文明的系统内部开始遭遇阻碍，环境生态是最严重的挑战之一。当人们歌颂、赞美各种科技进步，却不得不面对日益严重的污染时，人们不禁要问：污染是谁造成的？当今世界污染无处不在，从河流到海洋，从地下水到土壤，从空气到太空，现代科技在200多年里制造的污染超过了人类在此前2万年制造的污染。西方即便通过强大的舆论把污染统统推到中国这个非西方的后起国家头上，也不能掩盖或否认：西方引以为傲的科技是绝大多数污染的源头。当我们需要健康、安全、可持续的环境，当环境生态成为人类生存的评价标准之一，我们今天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科技发展决定了历史进步，环境恶化却表明了“今不如昔”。仅从环境生态这一项，人们还有什么理由大肆张扬“历史虚无主义”？

科技进步与“今不如昔”的争论甚至呈现出极端化、绝对化的倾向，决斗似乎即将开始。移民外太空计划可以看成是科技进步的绝对化，它意味着人类可以抛弃被彻底糟蹋的地球，在太空中寻找新的星球定居。环境恐怖主义是“今不如昔”的绝对化，他们反对一切工业污染，甚至反对一切人为因素对环境的干扰，要求实现一个“没有人的自然环境”。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本质问题：如果生态环境与人无关，人类为何还要保护它？在进步与退步各自极端化的声音中，科技进步依然在发展，但是，环境生态的负效应使得科技进步的冲击力打了折扣。对于科技进步的单纯讴歌少了，质疑多了。虽然人们说，未来的科技能解决现在的问题，但总显得缺乏底气。科技进步以往产生的遗留危害还没有解决，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是否会产生新的危害？科技进步的前景虽依然美好，但利弊互现，折射到观念领域，历史进步论的调门也开始降低，“今不如昔”以怀旧的面目出现，充满了温情的回忆。

“历史进步”与“今不如昔”是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做出的评价。西方工业革命的结果之一是，技术进步几乎变成唯一的标准。而进步一旦极端化、绝对化，反弹就一定会出现。除了以环境生态名义的反弹外，道德领域的反弹同样强大。西方社会内部对于道德堕落的谴责之声没有停止过，但还没有发展成“今不如昔”的强大思潮。西方学者面对各种道德堕落现象，努力寻找与时俱进的解决方式，例如在现代化标准下，改变道德原则本身，使得过去的堕落行为在今天变得平常。

然而，在西方文化外部，有一种更强烈的“今不如昔”的反弹，各种宗教极端主义或宗教原教旨主义。他们用西方技术进步的手段，反对西方的道德堕落，他们是极端化的“今不如昔论”者。这种极端化不区分技术手段，只区分道德原则。他们在宗教原教旨中找到所有的道德原则，以暴力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严格奉行。

由此，在“历史进步”和“今不如昔”的问题上，我们再次想起了中国古代的原则——中庸。我们还能回到那个状态吗？实际上这是一个终极的哲学问题，对此，我们需要辩证的思维。

（编辑  迟晨光）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于2015年12月召开座谈会，主题是“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与中国道路的未来”。本刊上一期发表了有关全球治理核心模式变化及西方主要的治理核心内容。本期重点正如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开幕词中指出的，座谈会的主题体现了问题导向的思路，目前研究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正是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环境和背景。关注中国在国际秩序和中国内部治理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两极相联”的全球新秩序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格局发生变化，从未来的长周期来看，全球的秩序是什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鄢一龙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指出，欧洲的工业革命及其市场跟中国是密切相连的。这个“两极”概念可以用来描述未来全球的秩序。

    第一，现存的全球秩序具有两重性。目前它是一个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多边体系，全球的经济活动都依托于这个体系，所以它具有进步性的一面。但是这个体系又存在着内在的不平等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中心—外围”[1]的体系，特别是一个以美国霸权为主的体系。实际上，中国很难再建立一套新的霸权来挑战现有的这个霸权。现有的霸权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积极意义，就是实现了所谓“美国之下的和平”。

    第二，从一个长周期来看，全球确实是处于两极的消长期，美国的霸权本身存在一个内在的危机，使它已经处于一个长周期的衰落中。而中国则在制造、创新及金融等诸多领域不断兴起和发展。

    第三，中国在这个全球体系中的角色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中国是这个全球体系的受益者，中国是二战的胜利国、联合国安理会的理事国；不但加入了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国际组织，而且都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中国实际上是目前全球体系的赢家，同时也是一个庞大的保守力量，不可能去颠覆这个体系。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中国不可能完全被“中心—外围”的全球体系所吸收。

    鄢一龙认为，从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双重性来看，中国所能选择的最佳策略基本上有两个：一个策略是继续积极融入，融入后再去改造这个体系；另一个策略是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如“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对现有的体系进行补充。

鄢一龙指出，中国兴起之后，它作为一个能动的力量，以主导国家的身份加入全球体系之后，有可能形成中美“两极相联”的一个新体系。这个“两极相联”的体系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两极相联首先是两极竞争。可以预见，未来几十年，中美将围绕诸多领域开展竞争，包括在中国周边地区军事主导权的竞争，全球金融治理主导权的竞争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一带一路”的战略竞争，就是其中最新的一个竞争。

    第二，中美两个体系可以形成互补。因为美国治理有其自身的缺陷，实际上很多东西它都不能关照到。而中国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比如像亚投行的投资，它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对那些附加很多政治条件的投资是一个补充。不仅在投资领域，在其他很多方面也都是如此。

第三，中美可以携手合作。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两国达成气候共识，最后推动了巴黎协议，形成多边共识。所以说“两极相联”从根本上强化了多边体系，为解决多边体系中的困境或者僵局提供了一种机制。

警惕传播领域中的市场化陷阱

    国内传播领域的治理现在面临两个比较大的压力，一个是网络信息的舆论爆炸和复杂化；另一个是媒体转型，即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转变。而目前主流的治理方式，是以市场化、资本化开发注意力为手段，寻求传播渠道的主动权。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维佳认为，这种治理模式忽视了整个媒体运行当中运营方式、管理方式、操作范式、从业者价值认同等复杂问题对全社会文化认同的直接影响，错误地认为对注意力资源的开发可以直接带来文化动员能力的提升。

王维佳分析说，注意力资源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它追求普遍性的到达率或者收视率，或者发行量等等，这是它的基础面。第二个层次是注意力资源本身是有层次的，比如说不同影响力的人群，不同消费能力的人群，他们的注意力资源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你放手去让媒体做市场化开发的时候，那么它会主动地和那些影响力更强、消费能力更强的人群产生一个文化政治的黏性。

王维佳认为，媒体经常将舆论监督权称之为“第四权力”，但实际上在西方政治体系当中，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这些权力，都有一定的民主授权的机制，唯独媒体这个权力是没有民主授权的，哪怕是形式上的民主授权机制都没有。媒体是以伦理（比如说媒体的责任感）或者专业主义等方式来塑造它在社会上垄断舆论权力的合法性。但是这种垄断实际上是以注意力资源开发和商品的逻辑来展开的，而并没有民意的基础。

    王维佳进一步指出，媒体市场化带来的后果是，媒体运行最后会和社会主导力量更强或者消费力量更强的群体形成一个文化政治黏性，与此同时丧失了基层治理的能力。这几年来我们看到，在基层治理上实际遇到越来越多的困境，包括我们这几年来提到所谓的乡贤建设等等。许多地方甚至不得不把基层治理的主导性让给资本能力比较强、商业化能力比较强的阶层，进而导致媒体挟持行政资源的结果。因为媒体力量的介入和主导，可能会造成行政资源的重新布置，或者行政议程的重新组合。这些问题集中发生在那些与城市中产阶级生活关系密切的领域，以及重大危机事件频发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卫生领域、药监领域、环境领域、治安领域、市政交通领域等等。

所以，媒体在注意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商业化逻辑，或者说与一定群体产生的文化政治黏性，往往会导致一系列媒体所产生的舆论倾向。因此，在实践中要特别警惕传播领域中的这种市场化陷阱。

探索有示范效应的基层党建

    区域化党建是这几年基层建设过程中发展的一种模式。区域化党建的主要内容，就是把党的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三者结合起来，共同推进。在实际的社会管理中发现，原来那些为了党建而搞党建效果并不好。所以，有些基层开始尝试将社会治理和社会公共服务结合起来搞党的建设。比如在北京平谷的两个村，一个村旅游业非常发达，但是它提供不了餐饮业；另外一个村没有旅游资源，但是它可以提供餐饮服务。于是乡镇就出面建立一个联合党支部，统一了两个村的管理和建设，一个村发展旅游业，另外一个村发展餐饮业，彼此互补；中间的往来业务，用党组织这个渠道来进行沟通。这样就把当地的发展和党组织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这种实践现在也越来越多了。“十三五”规划提出来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功能，正是把握了基层党建的新趋势。对基层党建的这个新趋势，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室主任田改伟谈了如下看法：   

首先，区域化党建是适应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模式。过去是“一加一帮扶模式”，尤其在农村，党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农村的穷困家庭脱贫致富。所以提出干部要联系一个党员，一个党员联系一个家庭，帮助贫困家庭脱贫致富。那种模式是改革开放初期兴起来的，到现在也并没有完全终结。后来发展“网格化”党建，就是把党支部建立在社会治理的网格之中，来发挥党组织的这种作用。区域化党建突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通过区域基层党组织在整体和系统中的中枢作用，来统筹各种社会事务，解决各种矛盾。所以说，区域化党建是应时而发展的新模式。

    其次，区域化党建有中央政策的支持。党中央一直强调发展基层党建，从服务型、学习型、创新型，到现在对基层党建提出要在基层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实际上，中央一直不断在发文件，要求在实践中基层不断充实党组织，在基层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中央政策的支持是非常强大的动力。

第三，区域化党建做实了乡镇政权。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政府很多权力出现了虚置。实际调查表明，农业税取消之后，乡镇很多权力深入不到农村。现在通过区域化党建把乡镇的政权进一步深入到村一级组织。具体做法是，几个村共同成立一个党总支，而这个党总支的负责人往往由乡镇领导兼任，一般都是副乡长、副书记，甚至是乡长和书记亲自兼任。这样的话,就把乡长和书记的权力和职责很明确地落实到村，乡镇的政权一下子就做实了。

边疆治理的新问题与新思路

    边疆治理问题是以民族问题或者宗教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则滥觞于经济社会变迁的机制。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刘晨光认为，当代引起边疆问题的机制，是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结构性力量。市场化是改革，全球化是开放；我们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带来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边疆地区以一种重叠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有时候又伴有极端的民族和宗教的问题。这是现代边疆治理的一个基本特征。新形势下边疆治理的新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民族团结问题。民族团结问题现在基本上是共识，尤其2008年之后，包括西藏、新疆的干部也都形成这样一个共识。边疆地区已经开始淡化原来那种盲目重视GDP的发展模式，但是并不是不发展。而民族团结成为比较突出的工作重点之一。

第二，是基层治理问题。边疆的稳定关键还是在基层，包括基层干部的建设。目前来讲基层的治理问题，可能最多的还是基层干部的问题。需要培养那些真正能够懂得当地语言、宗教的干部。

第三，是发展的问题。有的人会觉得，边疆地区不需要发展，搞好稳定就行了，这当然是错误的。因为发展和稳定是辩证的，没有边疆地区真正的发展，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就没有边疆地区真正的稳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发展，而在于怎么样发展，这个是关键。边疆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发扬本地资源禀赋优势，考虑当地生态环境的承受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这涉及到如何帮助当地发展产业的问题，仅仅靠当地现有的水平和能力是不够的，必须要靠外部援助。而这个援助可能需要国企将之作为一个政治任务而不是经济任务承担起来。

第四，是援助机制问题。这些年对边疆地区的援助，基本上是以资金项目为主，就是财政拿钱。所以搞基础设施建设，西藏并不缺钱，但是直到今天为止，藏区基本的水、电、路在很多偏远地方还是不完善，中央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去援助，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帮助当地建立自我发展机制。资金项目肯定要上，但是没有好的机制，这些资金项目可能也得不到很好的应用。   

关于边疆未来的发展思路，刘晨光还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真正落实人民民主，具体细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二，政治统一和文化多元相结合，政治上的统一包括政治上的整合和文化上的多元，要具体赋予其内涵，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三，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是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追求的根本所在。不能简单地把边疆看作落后的地区，单纯搞援助就行，这种方法行不通。要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认真贯彻到边疆地区。

    第四，在体制机制建设方面，要注重提高本地的自我发展能力。要将外部援助机制与本地发展结合起来，两方面同时并进。

在“一带一路”这个大战略背景下，边疆地区是比较关键的地方，特别像新疆。因此我们要转换思路，改变传统的“中心–边缘”的思考模式，将边疆地区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中心，而不再是原来的单中心，在全国实现均势发展，使边疆地区和内地、周边都形成互动。

全球化时代的群众路线

关于群众路线，邓小平曾说过，“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所谓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在过去所取得的成效是比较突出的，它主要强调中国共产党和国内人民群众的关系。在全球化时代，群众路线是否还具有另外不同的意义，也就是说能否走出一条国际化的群众路线，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现在很多企业“走出去”投资的时候，马上就会碰到外国群众的社会运动，很多事根本就没办法再往下进行。

1960年肯尼迪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提出建立“和平队”（Peace Corps）。和平队的主要使命就是以志愿者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教师、医生、护士、各种技术人员等“中等人力资源”，通过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发展，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展现美国文化的精华，改变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不良形象，增强美国对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吸引力，并以此向这些国家传播美国的文化及价值观念。和平队的志愿者必须是美国公民，一般都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他们通常在接受几个月的培训之后，在美国境外服务两年。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对此分析说，美国和平队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的特殊意义，但是实际上它解决了好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情报问题，和平队到了这么多国家，人撒出去了，必然有情报；第二个是民间外交问题，和平队和相应的国家进行“民间外交”，这一点跟我们的群众路线很相似。群众路线首先要能发现群众，只有人进去之后才能够发现群众，然后通过人的作用把这些群众进行整合。所以派人进去特别重要；第三个是干部力量储备问题，就是可以借机培养一批具有全球经验、善于和基层群众打交道的一批人才，他们在未来就可以成为干部的储备。

章永乐进而分析说，反观国内，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说大学生当“村官”等诸如此类。但是这些做法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也许更多的是作为解决就业的权宜之计，还没有被看作一个长远地培养干部的机制。在全球化背景下，内外结合可能很有比较必要。

    国内某些大学在这方面的投入有一些基本的储备，比如说最近北外设置了几十个国家的语言要进行开放式学习；政府也有一些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构建孔子学院。但是像和平队这样将整个人才都撒出去，然后与相应的国家形成民间的紧密联系，可能还是一个有待展开的工作。

    章永乐说，中国正面临全球治理格局变化的局面，一方面观念上需要进行整合；另外一方面则需要一批既有中国经验又有全球经验的人才去参与，逐渐开辟中国道路。现在也许还暂时看不到一个非常强有力、已经成形、内外完全整合起来的思想体系，但是有了这些基本的路径，有了这些基础设施，坚持顺着这个路走下去，也许在未来就可以走出一条中国道路。对此，我们应该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章永乐博士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大家热烈的讨论。

    黄平认为，群众路线过去是我们胜利的法宝，战争年代没有财政能力，没有技术支撑，没有军事实力，靠的就是群众路线。今天中国在世界上开展那么多项目，比如“一带一路”的投资，在非洲、拉美的投资也越来越多。若要将这些投资真正变成扎根基层的项目，还需要把原有的资源激活，用新的语言讲述，让人更易于接受。

    北京大学潘维教授特别赞成国际的群众路线道路。他说，据研究，美国一个和平队队员的平均成本在20多万美元。他们还有自己的一套组织系统，诸如把人放在哪儿、如何生存，都是有规矩的。而中国出去的人才是有名额的，拿了那个名额出去以后，还会发现安全没保证，对接机构没保障，资金没保障，但是类似孔子学院的项目成本极高，而且人只能待在孔子学院。这种项目涉及到专项经费，在具体的操作技术上还有很多问题。

潘维强调的是在基层组织的基础上搞群众路线，群众路线能够贯彻的核心是要有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可以做到以点带面，就是毛主席讲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种以点带面的网络化的方式，其实过去共产党这么做，社会运动也是这么做的。

利弊权衡 实事求是

孔丹在发言中强调，30多年来，中央的很多政策都是利弊权衡的一个决定，既不是百弊无一利，也不是百利无一弊。根据情况变化加以调整，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比如当初的包产到户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在那个时代如何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再比如说，有人说文革可以防止腐败，但是让文革搞下去，国家会怎么样？孔丹认为，历史的问题就应该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关于中国道路和全球治理，中央政府有一个框架，我们应把这个框架通过时间和理论来加以推动。

（编辑  迟晨光）

“一带一路”地区的金融特点

“一带一路”区域具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特征：首先，它是出口导向型的地区，对外贸易的需求非常之强烈；第二，这个地区是重要的外资流入地区，对外资的依赖度几乎是全球最高的。这个地区还有其特殊的问题，在金融安排上存在“金融的原罪”，具体表现为三个错配：

第一，货币错配。这个地区对外资和出口的依赖度是很高的，但是每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都需要采用第三国货币结算，如果所需要的货币出了问题，这个地区65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就没法进行了。其实，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货币错配，那次金融危机主要是美元出了问题，所以对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伤害，而货币错配就是其中很大的问题之一。

第二，期限错配。“一带一路”区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需要资本，特别是长期资本的支持。但是，目前流入“一带一路”地区的资本基本上都是短期资本，短期资本时进时出，很不稳定，导致资本不能支持长期发展。短期资本如何支持长期发展？短期资本的快进快出也会造成该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目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在试图解决这个地区长期资本的错配问题。这个区域的项目基本需要更长的建设周期，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领域更需要长期的资本来支持，相应地就需要特殊的资本安排。而这种资本安排的需求已经超出了传统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所能提供的模式。这也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产生的背景之一。

第三，结构错配。这个地区缺乏金融基础设施。即缺乏有深度的市场。“一带一路”地区的储蓄率是很高的，但是当地的储蓄基本被海外所控制，这些储蓄流到海外再反过来投到这个地区，形成本地储蓄不能被本地使用，反而被海外吸走再反投到这个区域来，这就形成了结构错配。

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并不是由中国推动的，而是国际上的需求，是由“错配”所造成的需求。中国银行多年来一直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其核心意义就是纠正货币的错配。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的发展既存在机遇，也存在挑战。挑战之一就是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实现货币自由化，必须实现人民币可兑换，由此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下，中国的金融改革正在提速，比其他国家的发展步伐都快得多。

国际国币有三个主要功能：第一是贸易结算、计价；第二是投融资；第三是储备货币。从贸易结算来看，目前中国进出口贸易的20%是人民币结算，因此人民币现在是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贸易货币。在投融资方面，特别是对华投资，2014年有78%是用人民币安排的。第三作为储备货币，现在很多国家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从2009年7月2日实行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开始，人民币国际化这几年的进展远远超出了当时参与者、设计者的想象。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目前只是走过了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说把“双边”使用进行到了一定规模。2015年12月1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特别提款权）。各国银行都要被动配置人民币做储备。现在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使用人民币，但是大部分还是周边化阶段。比如，中国人现在跟泰国做生意是用人民币结算，什么时候泰国人跟韩国做生意也用人民币，这才叫做实现了真正的国际化。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一定要实现多边安排，目前这一步还没有完全实现。

在人民币国际业务的推广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新的问题：第一，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意味着要对世界发展承担一定的义务。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给中国带来的挑战要远远大于其给中国带来的好处。举例来说，人民币国际化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就要担负国际性中央银行的责任，换言之，它不仅要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负起责任，还要对全球的宏观经济负责。届时人民币一定会面临跟美元一样的困境。目前美元是国际货币，美联储就要承担起全球中央银行的职责，但是与此同时，美联储还是美国的中央银行，然而国内宏观政策往往与国际宏观政策有矛盾的地方。未来如果人民币国际化了，中国人民银行就会面临同样的境地，也就是承担国际义务的问题。货币国际化就是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人民币国际化本身是公共产品，所以承担义务在一定程度上更为重要。

第二，“一带一路”的倡议体现了治理观念上的变化。目前全球经济秩序都是二战结束以后形成的，还在沿用“基本发达”与“不发达”的分类格局。而如果单纯从GDP的含义上来看，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在此分类格局上所建立的所有治理体系都失灵了，那么就需要在国家治理上产生新的理念。而“一带一路”就可以被视为新的治理理念，它跟西方的治理理念不一致。虽然经常有人把“一带一路”跟马歇尔计划做一个类比，其实“一带一路”跟马歇尔计划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方面，“一带一路”是与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通过给对方提供资金、提供流动性，从而提供支付。马歇尔计划最后是形成一个“欧洲美元”。另一方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最核心的原则是利益共同体，是“和为贵”。为什么“一带一路”在海外做这么多事情人家都可以接受呢？正是因为“丝路”，也就是通商、友好，有什么事大家可以谈，形成共赢的利益格局。它反映了市场经济更深层次的一个真理，这跟中国农村的农贸市场是一样的，农民家里养了几只鸡，这个鸡屁股就是他的银行，可以拿两个鸡蛋去换针头线脑。“一带一路”的生意怎么做呢？有钱固然就好，没钱咱们就借贷，现在没钱将来再还，这是促进交易，市场经济所有的原则不就是“交易为上”吗？

第三，“一带一路”对于金融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比如说高铁项目。泰国的高铁项目，假如说金融机构给泰国政府提供贷款，最后泰国政府的还款是实物大米，银行必须把大米卖掉才是还款来源，这就是“金融创新”，这跟过去我们用钱来做是不一样的。将来“一带一路”上很可能是钱换物资，金融机构能不能消化这些物资就是新问题。比如泰国的高铁换大米，卖大米就变成一件很重要的事，大米能不能卖掉？这就跟农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牵扯到很多政策利益的协调方式，需要进行一些新的思考。这是真正的金融创新，这也需要有多渠道、多元化、混合型的融资安排。这种融资安排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多币种的问题，还将涉及到多种物资的安排问题，真正把“一带一路”推行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对金融是很大的挑战，就要不断地进行金融创新。

人民币国际化的下一步发展面临三个非常明显的挑战：

第一，人民币可不可以实现可兑换。因为可兑换货币尽管不一定是国际货币，但作为国际货币一定是可兑换的，否则无法通用。

第二，人民币的利差问题，也就是中国逆差稳定的形成机制。如果人民币没有国际收益，其他国家就没法使用人民币。

第三，中国发达的金融市场。这是人民币稳定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条件。未来即便中国人民银行愿意承担起国际责任，也要有赖于中国资本市场的高度发展，否则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就没有办法执行下去。美国的货币政策的执行就要依赖美国的国债市场，各国都在购买美国国债。美联储的政策会影响美国国债市场，也就相应地影响了全球市场，因此美国的货币政策可以推向全世界。而目前中国的市场非常之小，固定收益非常薄，如果央行想推进自己的货币政策去影响国际市场，并没有适当的工具可以用。

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与“一带一路”相辅相成

“一带一路”地区的金融安排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本币化竞争。而在这个地区的所有的合作空间，大家不约而同地都采取本币化的策略。如果以各种货币对比来看，人民币相对比较稳定、比较强劲，于是人民币成为本币化的首选，这也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首先应用的地区就是“一带一路”地区。在这个地区的贸易项目上，人民币国际化在纠正货币错配问题。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纠正货币错配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一带一路”实质上是投资活动，它也需要解决期限错配的问题，那么就需要跨国的金融合作，而且是本币国际化的跨境金融合作，这就给中国金融机构提供了新的合作机会。比如，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所出现的互联互通的大项目，在关键节点上的大项目，都需要有特殊融资机制进行长期的资金安排，这是中国金融机构面临的新挑战之一。

随着未来的经济发展，结构错配可以得到调整，也就是未来本地区储蓄能够为本地区所用，不断扩大投资，要求本币要有金融中心。其实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就与此高度相关——如果本地区的自有货币是人民币，上海就成为人民币的本币中心，那么自然而然也就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这种情况下，从事人民币业务就是从事国际金融业务。这是中国金融今后的一个发展机会。所以治理结构中包括金融制度上的重新安排，这个安排是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新框架。

在“一带一路”的愿景中，以下几个问题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要关注东盟银行联合体、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私募基金以及与此相关的多边、双边的金融安排。过去在东盟与中国的“10+1”合作机制中所制定的“清迈机制”要重新进行讨论和安排。我们建议把清迈机制扩大化、合理化，在上合组织之间建立央行协调机制，特别是在流动性方面做出更多考虑，比如用本币来控制，从而防范更大的金融风险。

第二，如果是中国的金融机构来支持“一带一路”、特别在投融资方面提供支持，其核心问题就是要落实长期资本的投融资金融机构。例如国家开发银行。国开行发行的债券时间可以跨越二、三十年，而其他银行的资金来源都是短期资金，因此支持长期项目非常困难。那么，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中国要发展深度资本市场，只有出现长期债务，特别是债权的出现才能获得长期资本支持，短期资本顶多能开展一些信贷或者流动资金的安排，提供长期支持是有困难的。

在“十三五”规划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比如在上海市场、境外市场鼓励各国发行“熊猫债”、发行人民币债权，并把人民币债权融入“一带一路”的发展之中。金融机构可以由此获得长期资金来支持各类建设的长期项目。金融市场深度化过程中，或者说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就成为支持“一带一路”的重要举措安排。由此可见，国内的金融市场发展与“一带一路”是相辅相向而行的，金融的改革开放就变得更加重要。

金融的改革开放其实无外乎三件事：利率市场化；由于利率实现市场化，基于货币与利率的平价关系，货币应该自由化；而当如果货币真正自由化以后，人民币资本项目应该就实现全面可兑换化。

上海自贸区就是连接境外和境内金融市场的一种安排。2015年10月，《进一步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试点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简称上海“金改40条”）正式出台。上海自贸区是在建设一座桥梁，而国内的金融市场建设就是在支持“一带一路”。大家都在密切关注，尤其关注人民币市场在境外，也就是离岸市场和境内的开放之间的关系。我预计，中国大概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在人民币资本项上实现全面可兑换化。

国内企业在投融资安排上，不能仅考虑一个负债问题，要全方位考虑筹措资本，不只是占用资本，还有股本资本；不仅要学会如何利用中国的货币，还要学习利用多国的货币；不仅要利用中国的资金，还要利用海外的资金。也就是说，在多边合作、双边合作的过程中，尤其要重视所谓“银行联合”的重要性。在企业的融资活动中，一定要考虑银团的安排，也就是国际银团的组织，而不是单靠一国或者某一家银行来解决全部问题，一定要考虑具有全球性业务布局的银团。

在“一带一路”国家从事金融活动，也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特殊的问题。比如在“一带一路”沿线上很多都是伊斯兰国家，这些国家的银行原则跟一般国家的银行原则是有区别的，业内称之为“伊斯兰国家银行原则”。比如伊斯兰国家的银行是不能收利息的，它的理念是大家一起投资、合伙做生意，但是还没赚到钱就要收利息，这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可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定要融入当地，一定要做到心心相通，一定要尊重当地的历史文化和习俗，这样企业的融资活动才能做得更好，才能在“一带一路”上走得更远。

（编辑杨利红）

大数据可以应用于银行业务的很多方面，例如金融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客户关系维护、银行内部管理、机构网点建立、员工绩效考评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应用于银行的风险管理。

《巴塞尔协议》与银行风险

    巴塞尔委员会最初是由10个发达国家发起的。实际上对全世界各国的银行来说，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决定、颁布的协议，应该说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和法律约束力。但是如果银行不理它，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就会受到限制。如果银行要到某一个国家去开分支机构，人家马上就问，你这银行风险大不大？信用风险有多大？市场风险有多大？操作风险有多大？你们国家现在有没有执行《巴塞尔协议》？如果执行了双方就有了统一的对话基础。比如说，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一级核心资本的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是多少，双方所讨论的数据概念是统一的，否则就无法讨论。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普遍实施的是巴塞尔的标准，对于那些没有执行这个标准的银行，暂时不被允许在当地开设分支机构。

巴塞尔委员会明确要求，银行能够基于自己的数据，运用自己的模型，对各项业务的风险参数进行逐笔的测算，用以计量业务的资本占用，并应用于风险管理的各个领域。也就是要求银行建立切合自己实际的风险识别和计量的体系，风险不仅要能够识别，而且还要能够计量，不计量就没有办法管理，这就是巴塞尔委员会的所谓“内部评级法”的概念。

所以，中国工商银行对本行内外的各种数据进行积累、清洗、筛选和加工，根据数据建立具有针对性的模型，分析并且预测风险，成为中国工商银行建立一个合乎国际监管标准的银行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或者说是必须达到的基本条件。从2003年开始，工商银行启动内部评级法的工程，历时十多年的时间。先后经历了中国银监会历时4年的四轮评估，以及巴塞尔委员会组织的国际同行的评估，于2014年4月，正式成为实施资本高级管理方法的银行。因为资本管理有很多办法，高级法、初级法等等，3种风险有3种不同的方法。工行正式成为实施高级法的一个银行，标志着其数据建设在风险管理方面获得应用。所以要达到这个标准确实不是一日之功。

    银行主要有三大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控制信用风险必须有客户的数据、债项的数据、交易的数据、外部的数据等等。在信用风险方面，这些数据主要用于客户评级、债项评级、地方政府评级、国别评级、零售业务评级、组合管理、贷款自动化审批、抵押品的自动化估值、风险的监测预警、压力测试等等。控制市场风险要有市场数据，头寸的数据，还要有各种参数的数据，用来开发市场风险的计量模型，决定市场交易的限额，对市场风险进行压力测试，然后对每个产品进行控制等等。控制操作风险必须要有本行内外的损失数据、行为数据，用于反欺诈、反洗钱、运营风险的内部控制等等。

银行风险管理中的“大数据”和“小数据”

大数据在银行风险管理应用中的条件及特点

大数据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需要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否则就无从谈起。第一，要有海量的基础数据。工商银行现在有5亿个人客户，有400万户法人客户，有长达近20年的海量业务数据的积累。第二，要有统一的管理模式。如果管理不统一，不是统一评级的客户、统一的授权、以及对客户统一的授信，如果不能实现集中的监控，大数据就搞不起来。第三，必须有刚性的系统控制。统一的管理模式必须体现在系统的刚性控制上，个人即使想改也不能奏效。要实行评级控制、授权控制、审批控制、限额控制、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控制、规模控制等等。第四，要有比较严格的数据清洗的流程。数据的标准要统一，数据的更新要有规则，数据要能够验证，要有数据质量控制平台等等。有了这些基础以后，大数据在风险管理中才能得到比较广泛和深入的应用。

银行风险数据管理的应用特点，在于它必须是多维度的，一是静态和动态的数据要相结合，不能只看资产负债情况，还要注意它实际的变化情况；二是微观、中观和宏观的数据要结合，不能只看企业的情况，还要注意行业情况，以及注意整个经济的发展情况；三是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要结合，银行有大量的结构化数据，如存贷款、交易结算等，此外还有大量非结构化数据，如产品信息，企业管理层的情况，抵押品变化，抵押地点等等，这些非结构化数据要和结构化数据结合起来。四是行内行外的数据要结合起来，行内数据包括我们本行的业务数据、存款、贷款、结算、代发工资等等；行外数据包括公积金、征信情况、水电表的情况、公检法的数据、工商税务的情况、海关统计等等。这些数据都要结合起来。

大、小数据的融合是提升银行风险管理的关键

除了上面说的“四个结合”，更重要的是“大数据”要和“小数据”相结合。实际上，大数据有大数据的长处，也有大数据的不足；小数据有小数据的不足，但是也有小数据不可忽略的优势和必须应用的理由。比如，传统的小数据有经典的数理模型，有比较成熟的数据分析统计的理论和方法，方法论是解决了的，技术上也没什么问题，数据挖掘的方法早就成形了。但是大数据到今天为止，管理理论、分析方法都还在摸索的阶段，并没有完全的成形。另外，和小数据相比，大数据数量越大，噪音相应地也就越大。甚至往往是数据大幅增加的时候，它的噪音的增长幅度要快于数据量的增长幅度。大数据的挖掘成本是比较高的。再者，大数据反映的是一些相关关系，而小数据通过分析比较更容易直接得出因果关系。相关关系并不能简单地取代因果关系。

大数据和小数据的区别需要明确。不要把大数据和小数据误解为数据量的区别。并不是因为它数据少，所以才叫它小数据。过去一些数据并不小，为什么不叫它大数据呢？主要是小数据的数据形态比较单一，是传统的二维表方式所反映出来的结构化的数据。应该说，它抽取了现实世界中最核心的一些内容。与大数据相比，小数据具有单位信息容量比较大的显著特点，因而具有更多的价值。

    比如银行的结构化数据，我们通常把它归结为小数据。一个客户到银行来买了一个产品，肯定在银行业务系统中有记载，这个购买行为记载下来的就形成一个小数据，它反映了这个业务的最终结果。但是客户购买行为的路径，特别是客户之所以要购买这个产品的决策过程，甚至客户的心理活动过程，是结构化数据或者说小数据是无法反映的。但是，大数据有的时候就能够反映出这种行为的路径，反映出这个行为的决策过程。尽管银行和客户发生了交易的事情是最实质的，也是银行最需要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能了解客户的决策过程，了解他们行为路径，那不是更好吗？无论是从提升银行的服务水准，还是防范银行的风险角度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如果想要把客户购买银行产品、接受银行服务的整个路径都反映出来，离开大数据都是做不到的。所以大数据和小数据确实各有特点，各有长处、短处。简单地以此来取代彼，并不是很科学的态度。只有把它们两者融合起来，把小数据分析方法的完备性、准确性和大数据的多维性、及时性融合起来，可能就会给银行的管理带来质的升华。

银行三大风险管理

    下面就银行业务的三大风险，即信用、市场、操作风险分别阐述一下数据管理在其中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信用风险管理

在信用风险管理方面，工商银行基于自己掌握的数据和模型，建立了包括客户评级和债项评级在内的二维评级体系。这个体系评级完成以后，可以用于政策的制订、贷款审批、授信额度的确定，以及贷后的管理等等。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用于定价，利率市场化实现之后，在基准利率基础上，加上风险溢价，就可以成为贷款的价格。

客户评级。工商银行的客户评级模型有34个。我们把法人客户分成7大类。比如要分开大型企业、小型企业，新办的企业和老客户。通过34个法人客户的评级模型，工商银行实现了对所有法人客户违约概率的计量。这些数据的积累已经长达10年以上。

债项评级。（黑体）客户一旦违约，就要对每一笔债项的损失大小进行预测。因为客户违约以后，并不意味着他所有的债项都会遭受百分之百的损失，也不意味着每个债项是等比例损失。设定了优先受偿权的——比如有抵押的贷款，它的损失率和无抵押的信用贷款就不一样，所以要逐笔对债项违约的损失率进行测算。因此对一个客户的信用风险计量，只有对客户进行了评级，同时对债项进行了评级，并且把这两个评级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对信用风险进行完整的计量。现在工行的债项评级就是搞违约损失率的评级，工行积累的是2001年到2014年长达14个年度的数据，覆盖了全行175个信贷产品。工商银行把信贷管理系统、押品估值的评估系统和不良贷款清收管理系统这三个系统数据形成损失数据集，然后用来搞债项评级。现在工行有几百万户法人客户基本信息，1700万条财务数据，717万条合同债项数据，730万条风险缓释的信息，3200万条回收的记录。为什么说数据将来就是资产，数据就是资源，就是这个道理。不经过一段的积累、沉淀，不可能有这么多有效的数据。

    组合风险管理。除了客户评级、债项评级以外，对法人客户还有一个组合风险管理。就是除了看这个法人本身以外，还要看其所处的行业、产业和地域。如果是上市公司，还要关注其市值波动。最近中央提出，要高度关注供给侧的改革。供给侧的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过剩产能的淘汰或者压缩。过剩产能的压缩讨论了很多年，一直很难推进，其实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判断信用风险的时候，除了风险信息、损益信息、资本市场信息以外，还要高度关注它的属性信息。比如说，过剩产能有绝对过剩的行业，还有相对过剩的行业；在相对过剩或绝对过剩的行业里，都会有龙头企业和非龙头企业，也就是说，有先进的产能和落后产能；过剩产能里有先进的工艺，也有落后的工艺。而作为银行来说，则要管好自己的信用风险。银行贷款能贷给谁？不贷给谁？在压缩过剩产能的时候，银行还能不能给这些行业里的某些企业提供贷款？过去有说法称之为“区别对待”，“扶优限劣”等等，实际上大体就是说，要关注一个客户的属性信息，然后来科学地判断这个企业本身的风险。

我们过去的说法，要么“一刀切”，要么就统统放开。我认为中国这么大，必须“一刀切”下去，但是这“一刀”下去要有点“豁口”，但是“豁口”不能多，一多就不是“刀”了，成了“锯条”了。现在提到要“精准调控”，实际上就是要注意利用数据，利用掌握的信息来关注，全面的分析、把握客户的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管理

    市场风险指的是银行由于面临市场因素，比如说汇率、利率、股票指数、商品、大宗商品价格等等的波动，银行用于交易资产的价格会发生变化，而由这个变化所带来损失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就是银行面临的各种交易产品、交易工具的市场波动和价格变化所可能带来损失的风险，称之为市场风险。

现在工商银行在海外的42个国家都有营业机构，再加上工行是南非标准银行的控股股东，而南非标准银行又在近20个国家有分支机构，这样加在一起，实际上工行在将近60个国家设有机构。国内、国外每天都在发生着海量的市场交易行为。如何控制这个风险？如果控制不住，它所带来的风险是不可想象的。工行现在已经建立了基于集团层面的、全口径的、覆盖全市场的、大数据的全面风险管理架构。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时区，使用不同的语言，而且不同国家的监管规则还有差异，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市场风险的管理又要能够适应这样的复杂情况。通过几年的部署，市场风险的管控机制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现在工行每天从外部采集11650多个产品或者风险因子，包括汇率、利率、商品、各类市场价格和市场信息。市场数据库每天接收的实时数据量达到210万条，通过比较先进的数据清洗、筛选功能。现在有超过1亿4000万条的数据，存储在市场数据库里面，每天供我们的中后台来分析、运用。数据分析应用覆盖了工行的交易管理系统、风险计量系统、产品控制系统、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计量系统、资产负债管理系统、财会公允价值计量系统等等。

   2015年前三季度，工商银行交易账户的交易量达到15万亿人民币，日均交易量是800多亿人民币；境外机构2014年一年的交易量是7000多亿美元，日均交易量超过200多亿人民币。如此大的交易量，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系统，想要控制住交易风险，算出每天各类产品的估值，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么庞大的交易量形成了几万个投资的组合，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机构、不同的交易员，都能造成组合的差异。比如，同样在总行市场部，A交易员和B交易员的操作方法是不一样的，这就形成了A的组合和B的组合。而工行全行每天大概有近万个投资组合，1万多个风险因子，覆盖了外汇、利率、大宗商品、信用等等交易系统。工行现在有100多个风险的计量参数， 700多个压力测试的情景，这一切的实际目的就是为了管住在市场交易中存在的风险。

    建立市场风险的管理系统以后，通过市场数据库、交易数据库、计量参数库，现在可以做到7个“每日必做”，即：1.每日对交易头寸和敞口进行定价的估值和损益的计算；2.每日计量各个层级的VaR值，就是风险值，也就是当天最大的损失值；3.每天对交易组合进行限额监控，就是看有没有超限额的；4.每天对各层级进行压力测试；5.每天用市场损益对VaR值进行返回检验，要看这个压力测试是不是准确，要返回检验；6.每天实时的自动计量标准法和内部模型法的资本占用；7.每天生成各种数据报告。只要能做到这种7个“每天”，就能确保市场交易的各个行为能够符合我们自身的风险偏好，符合事先确定的限额要求。

工行每天用这个系统进行海量的运算，比如说我们用最近一年250个交易日的市场波动情况和过去10年进行对比，按照现在的投资组合分析对工商银行最不利的市场情况，预测在一定的置信区间，比如99%的置信区间下，会发生什么现象。我们还设定了700多个场景，比如说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等都是700个产品所设定的场景之一。有了这一办法后，我们对每一个流程、每一个产品都可以通过业务预测、通过组合、通过定量测算，来算出它的VaR值，然后再确定权限，就是限额。某个交易员有多大限额、海外分行有多大限额，然后通知各交易岗位，按照这个阈值来实施。多少个交易组合、多少个分行、多少个交易员，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处在这个限额的管控之下，如果个人要超出限额来操作是不可能的。

   除了限额管理，市场风险更重要的是要进行压力测试。我们挖掘了1987年以来所有的市场数据，提炼成700多个符合工商银行自身情况的情景，这些情景设定包括了美国股市崩盘、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等等。然后设计模型，测算极端情况下工商银行将承担多大的损失，每天会承担多少等等。这个系统能估算3000多个产品，频率是每天都要进行这样的计算，最后形成报告，每天要反映给交易人员和管理者，每个季度要向董事会报告压力测试情况。这套系统可以把所谓的“黑天鹅”关起来。

市场风险看上去似乎比信用风险要虚一点，实际上风险损失也是很大的。以巴林银行为例，巴林银行历史很悠久，信用很好，连伊丽莎白女王的理财产品本来也是交给它做的。1995年，一个号称“天才”的交易员里森，买日经指货亏损了，其实一开始就是2亿英镑，还不至于把这个银行搞垮，但是由于银行的限额管理、交易行为管理出了问题，里森顾及自己的面子，加之交易人员想翻本的这种心理，大量的再投入、再买进，最后一败涂地。最终里森不仅自己坐牢了，拖累整个巴林银行也破产了。前几年，法国兴业银行业损失72亿美元，主要原因就是超限额交易、虚假交易。瑞银集团也是遭受20多亿美元的损失，最后CEO辞职，交易员判刑。这些都是市场风险的惨痛案例。所以市场风险的管理必须分事前、事中、事后3个阶段。

    事前管理就是通过数据、信息系统实现“12个防止”，禁止非交易人员违规开展交易，防止单笔交易超权限，防止累计交易超权限，，防止价格明显的偏离市场，防控与交易对手过度密集交易，防止与反洗钱的黑名单机构误做交易，防止涉及卖出和借出的债券等资产的交易出现透支，禁止交易对手无授信和超授信的交易，防止交易出现超出国别风险的限额等等。这“12个防止”不仅是自己认识，不只是制度，而都是系统里设定的。比如说，交易员的限额是设定好的，想超出限额系统自动就不能过去。不仅订单过不去，风险防控部门还会马上就知道，就会来核查是误操作，还是交易员想故意闯关。

事中管理是指交易过程中必须要有复核。这个复核不是指过去银行那种人工复核，你做了我再做一遍，或者单据上我必须盖个章，这种复核完全是流于形式。现在的交易复核完全是系统操作的，监督人员和交易员是隔离的，坐都不在一起。在物理上就隔离开来了，以防止各种舞弊现象的发生。工商银行每年的复核比数大概超过40万笔。

事后管理也要有检查，产品控制、对账、市值验证，比如昨天这笔交易价格为什么和市场差那么多，到底是什么问题，损益的计算和分析，有没有利益输送，交易价格的监测等等。

总之，市场风险管理就是把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因素都关联起来，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里森、法国兴业银行之类的“黑天鹅”事件发生。

    操作风险管理

总体来说，按照国际上的统一定义，操作风险就是由于不完善的具有问题的内部操作程序、人员、系统，或者由于外部事件所造成的银行的风险，称其为操作风险。比如说洗钱问题、欺诈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操作风险。操作风险的防控、计量是比较难的，每年工商银行的损失可能并不大，但是操作风险如果按照巴塞尔规定计量下来要占用资本高达几百亿。现实中这样的计量方式是不太合理的，但是国际上就这套实行办法来操作，也行处于审慎原则。

（编辑  迟晨光）

新常态是近年国际上描述发达国家经济与金融状况的一种常用说法，并在最近两年的冬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频繁出现。中国经济从2013年开始进入一个增长速度相比之前明显下降的发展阶段，因此新常态被反复用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新形势。

新常态对于中国和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判断，无疑是一个影响中国经济、社会以及企业相关决策的重要课题。我们将针对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中国三类经济体，分别分析其各自发展的新常态。

发达国家的新常态

西方发达国家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在全球化的压力下，经济社会体制和政策“向左转”，更加强调分配的公平性，强调对市场机制，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约束，同时，对于社会高收入人群的税收也会有所加强。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6年之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恢复进程，不仅英国、美国，即使是危机深重的希腊、西班牙，也已经进入逐步走出危机、不断修复创伤以及调整引发危机深层问题的阶段。

对于英、美等国来说，新常态意味着经济总体增长速度比其危机前略有下降，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在危机后的增长主要来自于金融、房地产、高科技、高端服务业等领域，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经济恢复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尤其突出的问题是，全球化的大格局导致发达国家大批低技能人群丧失了工作能力。以美国为例，尽管失业率不断下降，但大量人口长期失业且已经不纳入失业的统计，因此有人讲，美国的恢复是富人的恢复。收入差距在扩大。在英国，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是员工的薪酬却在下降，这是连英国人自己都感到分外吃惊的经济现象。

综合分析，西方发达国家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在全球化的压力下，经济社会体制和政策“向左转”，更加强调分配的公平性，强调对市场机制，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约束，同时，对于社会高收入人群的税收也会有所加强。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新作《21世纪资本论》中的观点近期受到关注并引发热议，就是这一特征的佐证。

新兴市场国家的新常态

新兴市场国家新常态是在低增长时代寻求经济体制的改革，试图为新一轮的增长创造一个制度基础。

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初期，新兴市场国家所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而从2009年开始，当发达国家大规模推行量化宽松及其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大量资本涌入新兴市场国家，再加上中国经济迅速恢复所带来的对大宗商品需求的上涨，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一轮兴旺、蓬勃发展的可喜格局。然而，这一轮发展的基础并不牢固，因为不少国家的宏观管理不够稳健。从2013年初开始，当美联储宣布将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时候，新兴市场国家遭到新一轮撤资的冲击。可以预计，在受到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下，这些国家的新常态将是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的低迷，而这个低迷的过程，又会刺激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推行一些面向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

所以，新兴市场国家新常态的基本主题，是在低增长时代寻求经济体制的改革，试图为新一轮的增长创造一个制度基础。简而言之，就是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可以肯定的是，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能够抓住机遇，积极推行改革，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可能步入艰难的困境。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将有四个方面的重要表现：新旧增长点的拉锯式交替；渐进式的经济结构调整；改革的艰难推进；国际经济领域中国要素的提升。

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点就是增长速度的逐步下降，以及债务水平的逐步调整。在我看来，这些分析不一定全面，其原因在于，这些分析过多地关注宏观经济的表现，而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分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些内涵，即哪些潜在的、非常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将决定中国宏观经济的新常态表现。综合来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将有四个方面的重要表现。

新旧增长点的拉锯式交替

这将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最明显、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中国以往的增长点有两个，一是出口，二是房地产，它们将会逐渐地退出。其中，出口的增长将直接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出现各种波动和反复。总体上讲，中国经济的体量在不断增长，而世界市场将难以支撑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所以，出口以及贸易顺差占中国GDP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但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波动的。

在中国城市居民基本住房需求大致得到满足的大背景下，加之金融市场的调整使得百姓的投资回报率上涨，房地产增长也会出现波动式的下降。这些传统增长点波动式的下降，与新增长点波动式的上升，将为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带来阵痛。

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有三个：第一，是长期性的、公共消费型的基础建设投资。这些投资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空气和水污染的治理等。第二，是各种生产能力的转型和升级，包括高污染、高耗能的产能的升级。这也不可能是线性的、平稳的，一定会出现波动，这与资本市场融资成本的高低以及政府产业政策的调整有密切的关系。第三，是居民消费。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是每年上升0.7%，目前已升至47%左右。

旧增长点的退出是波动性的，新增长点的发力也不是平稳的，因此，未来三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出现波动。这种波动与中国传统的宏观经济波动不同，传统的宏观经济波动更多来自于总需求的波动，包括投资需求的波动，因此政府需要经常性地踩刹车，通过各种政策和行政手段来应对。而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波动的本质是新老增长点的交替，这种交替将不断导致增长的内在动力不足。因此，宏观政策在这段时间基本的主题将是稳增长，采取各种措施来为新增长点催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的投入，这种投入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政府来主导，这也是政府稳增长的主要发力点。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经济由于国民储蓄率高企，所以目前高达200%左右的债务/GDP比例还会提高，所谓的去杠杆率的进程短期不会到来。高储蓄带来的高杠杆是合理的，关键是结构，由政府来担保的长期债务大有必要提高。

渐进式的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第二个方面是，渐进式结构调整。这种结构的调整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劳动工资率的持续上涨，尤其是蓝领工人的工资上涨，其背后的原因是剩余劳动力的快速减少。与蓝领工人工资以两位数上涨、明显超过名义GDP增长速度形成对比的是，总体上资本的收益率在下降。事实上，当前中国已经处在资本成本较高的一个阶段，这种实际利率在3%以上的情形在改革开放年代并不多见。相信经过下一轮改革，实际利率将又会下降，毕竟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是高国民储蓄率。就算按照目前的水平，蓝领工人劳动工资上涨已经带来了资本取代劳动力的趋势，各行各业都在想方设法提高资本对劳动的比重。伴随资本取代劳动力，资本积累将会加速。

二是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除特大型城市外，户籍已经基本放开，中国劳动人口将实现60年来的第一次自由迁徙。今后，中国经济的区域布局将超出行政规划的约束，呈现各城市、各地区竞争高质量人口的格局，中国的经济地理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一进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极为深远。

三是居民消费的比重、服务业的比重均不断上涨。而且，服务业不只是生产性服务业，也包括物流、配送、电商、金融服务等消费性服务业，劳动就业的主要流向也在服务业。

改革的艰难推进

这也将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常态。本轮改革的决心和目标以及覆盖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改革的阻力恐怕也将前所未有。与前几轮改革相比，当前改革的重要特点是改革动力的缺位。

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上层推动改革的能量。这种自上而下的动力现在非常充足，中央专门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但问题是，本轮改革中，基层政府与国有企业显得比较被动，整体上缺少创造力、能量不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一些官员激励不足，不愿冒头，担心改革引发矛盾，越多做事越有问题。

另一方面是经济领域里的推动力。目前经济领域最引人瞩目的推动力来自三大改革：第一是金融体制改革。这一改革目前是自上而下推进的，所以进展相对顺利，利率市场化在未来2~3年有可能基本完成，民间资本创办银行已经开始布局，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已提上议事日程。第二是财政体制改革。其目前处在规划之中，重点是完善税收体制、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得到推进。第三是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国企改革。国企改革的目标包括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环境条件等。总之，艰难的改革将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国际经济领域中国要素的提升（三级标题）

过去30年来，中国基本处于一个接受国际经济规则、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大进程中。但时至今日，国际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已经是在世界经济航行中的万吨巨轮，由于国民储蓄率高企，资金雄厚，中国经济很快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投资国，对外投资已超过引进外资，企业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因此，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已经改为一个双向反馈的过程，不仅中国经济将进一步接受国际规则的要求，提升国际化水平；同时，中国也在不断对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则提出我们的修改意见，并通过各种运作让国际社会接受中国的一些基本诉求。比如，参与创办包括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以此来改善国际经济秩序。这表明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国际规则的接受者，而逐步变成了一个积极务实的行动者，通过对国际经济秩序提出改革意见，让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与接受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总之，中国与世界都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塑造新的中国与世界大格局的过程，认真分析、抓住机遇，是中国经济的所有参与者需要学习的必修课。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