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这是今年以来，加强党组制度建设的又一步骤。2015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全天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党组汇报工作的综合情况报告。

为何本届党中央如此重视党组制度？如何认识制定党组工作条例的意义？这需要放在整个国家权力架构中加以认识。中国是共产党领导国家，“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政，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如何在非党组织中贯彻领导权？党组就是关键的枢纽。

一、党组的性质

党章规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可以成立党组。”本次条例首次明确提出在社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党组，这有助于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

何谓党组？湖南省委组织部出版的《党组工作手册》给出了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党组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机关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党的领导机构。”[1]

许多人经常将党组和党委、党工委、党的基层组织等概念相混淆。其实只要抓住这个概念中三个要件，就可以明了它们的区别。

第一，党组是在非党组织中设立的，而党委、党工委、基层组织都属于党自身系统的一级组织或派出机构。党组不同于地方党委，地方党委是党自身组织系统中的一级委员会，党委委员由党员大会或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党组一般是由党组织批准设立，党组成员也由批准它成立的党组织决定和任命。党组也并非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自身组织系统的最基层的一级组织，而党组不是党的一级组织。同样，党组也不同于党工委，它并非党委的派出机构，并不代表党委在所辖地区和部门行使党委职权，而只是在党委领导下贯彻党的领导的组织形式。

第二，党组是在该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并由党员组成的。党组成员只能由该组织领导成员中的中共党员组成，许多人将本次会议提出的在社会组织中设立党组理解为在所有的NGO中都设立党组，显然是由于不了解党组性质而产生的误读。

第三，党组通过“寓党于非党组织”以实现对其间接领导。党组是在国家机关和其他非党组织中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组织形式，是一种“寓党于国”的执政模式。党的领导由党组这个中间环节去贯彻，就避免了党直接指挥国家机关和其他组织，造成党政不分、党社不分。“通过党组的活动和作用，把党的主张通过各个非党组织民主的、法定的程序变成它们各自的决定和自觉行动来体现。”[2]应该说这是相当巧妙和智慧的。

二、党组制度的“前世今生”

理解党组制度的奥秘，还需要我们探索它的“前世今生”。

党组的前身是党团。最早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设立由本党同志组成的“秘密组”，[3]后来正式设立党团。这种组织并非自成系统，而是“依随党的组织，在各级党的机关之下成立，并受其管理”。[4]这种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组织，就如同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显然为其所不容，并在1927年之后遭受了大清洗。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就面临着党政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党团制度被引入红色政权自身的建设。党团成为联系党政关系的纽带，党的六大关于苏维埃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党是苏维埃思想上的领导者，应经过党团指导苏维埃。党在各处苏维埃中，均应有党团的组织”，[5]这在六大《党章》加以确认，并明确规定党团的任务在于“在非党的组织中，加强党的影响，实行党的政策，并监督党员在非党组织中之工作。”此时，党组已经呈现了既保证党对于苏维埃工作的领导，同时又避免党直接指挥命令苏维埃的功能。这种柔性的领导方式，在后来“三三制”（指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各占三分之一）的抗日根据地政权组织中进一步凸显了其优越性。[6]

1945年中央将党团改为党组，标志着党组制度正式确立。七大《党章》明确规定“在政府、工会、农会、合作社及其他群众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凡有担任负责工作的党员三人以上者，即成立党组。党组的任务，是在各该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指导党员为加强党的影响，实现党的政策而工作。”可以看到，这个时期，不但各类组织中广泛设立党组，同时党组制度的三个要素已经确立。

建国后，党组就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寓党于国”的重要执政模式，其中也经历了曲折，这既受到历史重大事件的牵引，也反映了党组制度内在的冲突。

建国初，党中央就要求在政务院成立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成立联合党组，直属于中央政治局领导。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对党组制度做出完整的设计。要求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不是直接去指挥国家机关工作，而是通过党组这个中介进行。[7]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热潮中，各级党委工作都陷于瘫痪，更谈不上党组正常发挥作用，各级党委工作被革命委员会取代，党组被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取代。九大党章取消了关于党组的条款和规定。

文革结束后，我国恢复了党组的制度。1977年党的十一大党章又恢复了有关党组的规定。1982年党的十二大《党章》进一步明确了党组的相关规定。

20世纪后半期的政治改革将党政分开作为关键，认为党组是造成党政不分的重要原因，因此提出不利于政府工作统一和效能的党组要逐步取消。

党的十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将第四十六条中“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或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成立党组。”改为“在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人民团体和其他非党组织的经选举产生的领导机关中，可以成立党组”。这一修改实际上要在国家行政系统中取消党组，而在其他系统中也可成立、也可不成立党组。

“十三大”之后，很多国家机关都撤销了党组，实践证明，这一做法，不但无助于理顺党政关系，而且造成党的领导的弱化。

“八九动乱”之后，我国重新恢复了党组制度，党组重要性不断上升。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党章》恢复了“十二大”党章关于党组制度的规定，并增写了讨论和决定本部门的重大问题和指导直属单位党组织的工作的内容。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党章，增加了“党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党组发挥党的领导权作用的定位。十八大以来，党组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

三、党组如何体现党的领导权？

党组是如何实现其“寓党于国”的功能的呢？

第一，党组向上级党组织负责，使其必需自觉的贯彻上级党组织的决定。党组的成立、撤销和变更，都需要上级党组织批准；党组成员同样由批准它成立的党组织任免；上级党组织对党组进行日常的管理，包括由上级党组织的主要领导同新任的党组谈话，对党组成员进行考核与跟踪考察。[8]今年一月份，政治局听取各国家机关党组汇报，就是加强对党组日常管理的又一重大决策。

其次，党组和职能领导机关高度同构，使其成为联系上级党组织和本机关的纽带。党组成员由本单位担任主要行政领导职务的党员领导干部组成。从其职能角色而言，不必服从党委的决定；而从政治角色来说，按照《党章》规定必需贯彻和服从党委的领导。

各国家机关一般都是正职担任党组书记，领导成员大部分都是党组成员，党组和领导机构高度同构。国务院系统中10名领导成员（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全部为党组成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14名领导成员（委员长、副委员长）中有9名党组成员；最高检与最高法党组成员领导比例大约为四分之三，即便是作为党外人士协商的全国政协中22名领导成员（主席、副主席）中也有10名党组成员。（见表1）由此可见，党组是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最高检、最高法等国家机构领导核心中的核心，从而成为实现党的领导权的重要管道。

部委和地方都有党组制度安排，而且大部分部委行政正职和党组书记是同一个人，副书记通常由常务副职担任，其他副职领导和某些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则为党组成员。地方也是如此，当然一些地方行政正职和党组书记分设的情况也不少，总体上看还是运行不畅，大的趋势还是改为由同一个人担任。

第三，党组具有集体领导功能。类似不同机关的分工需要党委加以统合，一个组织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职能分工，需要党组的集体领导加以统合。党组的集体领导功能主要通过党组会议来实现。党组会议的决策包括重大事项，特别是所谓的“三重一大”，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使用，事实上，在许多组织中党组会议就是最高决策会议。

党组制度经过长期的历史探索逐步走向成熟，党组解决党的领导与组织的分工如何统一的问题？二者分工不分开，党组就是党钉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的纽扣，拎住它就可以纲举目张，统领各方。

当然，党组制度也有其内在的冲突。一方面要避免党的领导取代组织的职能领导，避免上级党组织领导变成直接指挥；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党组会议被架空，党组领导流于形式。党组的领导职能和行政首长负责制之间的界限，也需要加以清晰的界定。目前《党章》对于党组制度只是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政治局会议通过党组的《工作条例》“对党组的设立、职责、组织原则、议事决策等作出全面规范，对监督检查、责任追究提出明确要求”，这标志着党组制度将进一步实现规范化、制度化、定型化。

【注释】

[1]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党组工作手册》，第1页，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

[2]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党组工作手册》，第1页，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

[3]《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27/66627/4489268.html

[4]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http://www.71.cn/2011/0930/630207.shtml。

[5]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19/content_696184.htm

[6]参见《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

[7]《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6-237页。

[8]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党组工作手册》，9-24页，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

中国目前正在按照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确定的框架，对国有企业（SOE）进行重大改革。改革的决心是：“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中国将国有企业视为其经济的核心，这一事实是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私有制市场经济”区分开来的关键的结构性特征。

中国经济体系的增速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有三十多年，有鉴于此，我们应当探讨：中国的国企与其更优越的经济增长率之间有怎样的联系？为什么是“公有制主体地位”产生了更佳的经济表现？引发国企改革的具体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指明应该如何改革。

在微观和宏观经济领域，国有企业都给予了中国明确的优势。第一项微观经济上的优势是，国有企业没有私人业主，无须向私人股东支付股息。股息在西方经济中占很大比重——大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在西方会被支付给私人股东的股息，在中国则可以通过国有企业进行投资。西方私人股东将部分股息用于消费，国有企业则提高了整个经济体的投资水平。由于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这提升了中国经济的表现。

国有企业的第二项微观经济优势是，国家以及国家支持的公司，可比私人公司以更低的利率借款，因为它们的风险较小。

国有企业在宏观经济方面的优势，甚至比微观经济方面的更大。在私人经济中，没有自动机制能确保将公司利润——技术上讲是储蓄的一种形式——转移到生产性投资中去。凯恩斯的比喻很有名：“个人于今日决定储蓄时，只表示他决定今日少进一餐，他不一定同时决定把今日所省下的钱，留待一周以后进餐之用。”

私企不将储蓄用于投资，不只是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上也正是这样运作的。导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机制是，美国公司并没有将全部的利润进行投资。美国公司的经营性盈余已大幅上升，从1980年占国内总收入（GDI）的20%上涨到2013年的26％，同时美国私人固定投资从1979年占GDI的19％下降到2013年的占15%。尽管利润上升，但投资下降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最终引发金融危机。

美国企业不断把现金堆成“金山银山”，这种情况一直延续着。到2013年年中，美国非金融公司持有的现金达15000亿美元。

不从事投资的美国企业，不仅通过分红，而且通过股票回购将钱转移给股东。2014年，美国标准普尔500家公司花了95％的营业利润购买自己的股票或分红。不予投资的后果是，到2013年美国固定资产的平均年龄达到了22年，是1956年来最大的。

正如世界最大资产管理公司BlackRock的主席拉里·芬克所说：“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人对那些可向股东提供即时回报的行为做出了响应……而在创新、熟练工和维持长期增长所必需的资本支出等方面投资不足。”美国政府可以呼吁人们更多地投资，但没有什么现行机制来促使私人公司这么做。

相反，中国国企的国有属性意味着，它们可以在需要时被导向投资。这是中国投资水平远远高于美国的一个关键原因。根据最新的可供国际比较的数据，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5.9％投入了固定投资，美国只有18.9％。

中国直接通过控制国有部门投资的能力，还创造出比西方经济体更强大的对抗危机的宏观管理工具。《华尔街日报》指出：“大多数经济体可以拉动两根杠杆来支撑增长：财政和货币。中国则有第三个选择。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可以加快投资的流动。”

这种通过国有部门设定投资水平的能力，是中国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表现远胜美国的关键原因。从2007至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9.9％，而美国仅为8.2％——中国的经济增速几乎是美国经济的10倍。

但是，如果国有企业总体上给了中国巨大的优势，那么新的改革又旨在解决什么问题？一个个的问题是有不少，但要把它们置于基本的经济语境下才能充分理解。

中国过去的错误在于，认为国有企业不光具有经济效益，还有社会功能。国有企业提供的不仅是就业，还有社会保障，如住房和医疗保健。

为什么这是错误的？有两个原因。首先，提供此类服务增加了国有企业的成本——削弱或消除了它们借贷成本较低、不必向私人股东支付股息的优势。

其次，有效的管理需要专业化和焦点。公司管理人员需要集中精力让企业高效运转，而那些提供社会保障的企业却也需要专注于后者。试图同时兼顾，不可避免地导致无法最有效率地完成任何一件事。国有企业应通过缴税来提供社会保障，而不是直接管理。因而有必要把这一旧制度的残余淘汰掉。

在改革中要确保主要资产划在上市公司名下，借助这一手段，可以按纯粹的经济功能厘清国有企业的边界，并执行财务纪律。在近期对一家主要的国有企业——上海电气集团的重组中，就遵循了这一原则，资产从未上市的母公司转移到了上市子公司。

竞争也能有力地刺激经济效率的提升，但必须从经济全球化、而非单纯国内的角度去理解它。这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另一个特点。先举一个例子，中国之前有两家国有铁路机车企业——中国北车和中国南车。理论曾认为它们的竞争会刺激效率的提高。

但在现实中，尤其是在高速列车的全球竞争方面，中国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国际化的。即使两家公司合并，其323亿美元的营业额也远远落后于世界领先的西门子，它的营业额达到了965亿美元。而且，中国制造商还面临着日本子弹头列车和加拿大庞巴迪的竞争。因为从全球而非国内的视角去理解竞争，中国便正确地合并了两家企业。

这还涉及到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全球数据清楚地表明大企业比小公司有更高的生产率。大企业在美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是美国的生产力优于竞争对手的一个关键原因。美国就业人口的45％是在员工数量超过250名的公司内，相比之下欧盟只有33%。

但是中国有10万家以上国有企业，它们需要整合。在目前人们所讨论的提议中，规模最大的方案是将112家中央所属国有企业合并成30-50家，这是正确的方向。这应该是中国更广泛的公司合并的一部分。举个例子，中国有十余家主要汽车制造商，比起美国的三家，它们没什么竞争力。

最后，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垄断。竞争刺激效率的提升，但在一些领域根本无法操作——通常是因为投资成本高得无法想象，不可能引入竞争体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竞争性的电网或地铁系统。

面对自然垄断，最不需要的就是“市场解决方案”。垄断者的市场行为已得到了充分的认识——价格过高，质量低劣。自然垄断需要一个“反市场的解决方案”——维持国家所有，施加严格的管理，克服其采取市场行为的倾向。这是有必要培养一批训练有素、坚韧顽强的国企管理者的关键原因。

反腐败斗争是其中一个方面。2014年，70名国企高管接受反腐败调查，2015年仍继续开展了此类调查。但必须为高效率的国企管理者建立一套整体机制。

总体而言，笔者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在国企经理的问题上有些不同意见。众所周知，邓小平指出，在中国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按劳分配”。他重新叙述了马克思的思想。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严格来说，管理人员是高技能工人。在包括美国在内的每一个国家，虽然媒体制造了种种神话，但绝大多数大公司都是由经理而不是“企业家”——公司的拥有者来管理的。这些经理人享有如此高薪的原因是，他们的工作需要超乎常人的技巧——所做的决定可能涉及数十亿美元。

新加坡的机制最符合“按劳分配”。经理人获得高薪，但受制于透明度，并受到像工人一样的对待——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被解雇。因为新加坡拥有世界上最精熟和不腐败的管理机制，这样做符合经济原则。

然而，这种国企经理应获高薪的观点，与中国目前的机制并不吻合，可能极不受欢迎。

（本文原载于china.org.cn，原题Reforming China's SOEs，观察者网 岑少宇/译）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构想，是一种全球视野下的大战略思路。这决非出于一国利益考虑的自私之念，而是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天下情怀。这一构想建立在两大基点之上，一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成为连接全球资源和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一带一路”的提出，正是为了更有效地整合全球资源和资本，同时也更有效发挥中国业已具备的产业和资本优势，使沿途国家和中国一起走向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美好前景。二是对美国“重心东移”后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背向对冲，其意义在于既避免与美国在西太平洋发生损人不利己的正面对撞，又为世界和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和平条件。所以我们可以据此认为，“一带一路”是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的中国大战略选择。

“一带一路”构想一旦开始实施并最后得以实现，将横跨两大洋、影响亚非欧，并最终惠及到沿途五六十个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雄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工程。其影响的深邃久远与实现难度将成正比。这意味着做为这一构想的主要引擎和动力的中国，在整个这一历史进程中，与沿途相关国家的各种良性或非良性摩擦系数将不可避免地增大。而摩擦的好处是相关国家的接触和互动更加密切，坏处则是不适应甚至冲突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毫无疑问，这将考验中国和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智慧：如何化害为利？只要我们的初衷和愿望是良好且一致的，那么，任何麻烦和困境的解决都并非不可能。

显然，我们一开始就必须考虑到，沿途各国不同的历史背景、宗教信仰、民俗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地理条件的巨大差异，将给“一带一路”带来难以想象的障碍，但真正自始至终影响“一带一路”顺利实现的，却是如影随形伴随这一工程始终的大国关系。

从地缘意义上讲，中国和俄罗斯，将是在“一带一路”初始阶段登场的两个主要大国。但与“一带一路”几乎全然没有地缘关系的美国，则仍将是这一阶段并将在其后的进程中不会缺席的重要角色。就此意义上可以说，这三个大国关系的走向，将决定“一带一路”的成败。

随着“一带一路”从蓝图到工程化展开，这三个国家在这个历史事件中的博弈也将随之展开。事实上，眼下还在蓝图阶段，三国博弈已经开始。我们前不久在南海看到的一幕，可以看作是这幕大剧的序曲。

但是，是不是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必然只能是“零和博弈”，一方得到，就是另一方失去，甚至以损人开始，以害己结束？

长久以来，几乎所有国家，在面对“赢家通吃”还是“共同崛起”的选择时，往往从早已习惯的“丛林法则”出发，采取利己主义策略，其工具就是“零和博弈”。但结果却是“一枝独秀万木枯”，战争和竞争（自由市场经济）使我们消耗了太多的资源和时间，而除了少数发达国家，大多数国家却所获甚少。

“一带一路”想要瞄准解决的，就是这个目标：推动和引领各国，走合作共赢、共同崛起之路。

推进这一进程的实现，虽然决不可忽视任何一个小国，因为丢掉一只马蹄铁就可能失去一场战争，但首先要解决的，还是能否有效实现大国关系的管理。如果每个大国都不打算只扮演麻烦制造者的角色，真诚地愿意推进这一工程，同时也从中收获属于自己的红利的话，那就必须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对中美俄三国来说，这都是唯一对自己也对别人有利的选择。

如何进行有效的大国关系管理？其实无外乎践行“二律”。一、自律。二、他律。“自律”就是对自己的利己主义冲动和帝国霸权式冲动进行必要克制和自我约束；“他律”则是共同制定并遵守有利于“一带一路”深入推进的“游戏规则”。

这些道理说起来容易，但实行起来却很难。特别是对历史文化不同，政治体制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国家实力不同，在国际关系中地位不同的三个大国来说，做到这一点尤其之难。但如果中美俄三国能清醒地从两种博弈困境中走出来，这个世界就还有希望。

这就是：中俄应该从“囚徒困境”式博弈中走出来，不要由于每一方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倒鹬蚌相争，徒使渔翁——第三方获利；而中美之间，任何一方都不应抱有“鲁莽式博弈”的念头，指望对方会在自己的“鲁莽”行动下，“理性”退却，做出让步，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这，才是走出“零和博弈”的最佳思维方式。

只有找到了正确的思维方式，“一带一路”才真正有实现的可能。

据中国政府网6月15日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进一步实施关于社会资本办医的相关政策举措。

一个利好政策是《通知》要求将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执行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政策。不得将医疗机构所有制性质作为医保定点的前置性条件，不得以医保定点机构数量已满等非医疗服务能力方面的因素为由，拒绝将社会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

根据《通知》，国务院首先要求放宽社会办医准入门槛，通过清理规范医疗机构设立审批、公开区域医疗资源规划情况、减少运行审批限制、控制公立医院规模等举措，降低社会办医疗机构条件限制。

充足的资本支持是推动社会办医，构建多元化办医格局的关键。《通知》要求拓宽社会办医疗机构投融资渠道。鼓励给予充分的财政资金支持，条件允许的话，执行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补助政策。

此外，为丰富投融资渠道，国务院鼓励丰富创新渠道，通过特许经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模式，支持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同时，国家还将优化投融资政策，鼓励金融机构根据医疗机构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扩大业务规模。

长期以来，公立医疗机构占据着优质医疗资源。国家鼓励通过促进大型设备共建共享、推进医师多点执业、加强公立医疗机构与社会办医疗机构加强业务合作，帮助社会办医疗机构尽可能获得更多的优质医疗资源。

为了能够为社会办医疗机构提供较好的政策环境，《通知》规定将落实医疗机构税收政策；提升社会办医疗机构的临床水平和学术地位；规范收费政策，减半或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

国家实行新医改以来，曾出台多项文件支持社会资本办医，如2014年1月国家卫计委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等。但与形成多元办医格局的目标仍有不少差距，一些体制机制障碍和政策束缚需要破除。

国务院此次出台的文件，从更加可操作性的角度，从优化审批流程、保障资本供应、给予优惠政策环境、合理获得优质医疗资源等方面，为社会办医疗机构提供了全方位的发展空间。

附：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以来，国家出台多项措施促进社会办医发展，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但与形成多元办医格局的目标仍有不小差距，还有一些体制机制障碍和政策束缚需要破除。为加快推进社会办医疗机构成规模、上水平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40号）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58号）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以下政策措施。

一、进一步放宽准入

（一）清理规范医疗机构设立审批。明确并向社会公开公布举办医疗机构审批程序、审批主体和审批时限。各级相关行政部门要按照"非禁即入"原则，全面清理、取消不合理的前置审批事项，整合社会办医疗机构设置、执业许可等审批环节，进一步明确并缩短审批时限，不得新设前置审批事项或提高审批条件，不得限制社会办医疗机构的经营性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为申办医疗机构相关手续提供一站式服务。完善社会办医疗机构设立审批的属地化管理，进一步促进社会办医，具体床位规模审批权限由各省（区、市）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自行确定。鼓励社会力量举办中医类专科医院和只提供传统中医药服务的中医门诊部、中医诊所，加快社会办中医类机构发展。

（二）公开区域医疗资源规划情况。各地要定期公开公布区域内医疗机构数量、布局以及床位、大型设备等资源配置情况，并将社会办医纳入相关规划，按照一定比例为社会办医预留床位和大型设备等资源配置空间，在符合规划总量和结构的前提下，取消对社会办医疗机构的具体数量和地点限制。出台或调整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须及时向社会公开公布，并详细说明本区域可新增或拟调整的医疗资源的规模和布局。对涉及新增或调整医疗资源的，包括新建城区等，政府必须落实保基本的责任，同时支持由社会力量举办和运营医疗机构。未公开公布规划的，不得以规划为由拒绝社会力量举办医疗机构或配置医疗设备。

（三）减少运行审批限制。不将社会办医疗机构等级、床位规模等作为确定配置大型设备的必要前置条件，重点考核机构人员资质与技术服务能力等指标。优化大型设备配置使用程序，简化流程。严控公立医院超常配置大型医用设备；社会办医疗机构配置大型医用设备，凡符合规划条件和准入资质的，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限制。

（四）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规范公立医院改制。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规模适度的原则，合理控制公立医疗机构数量和规模，拓展社会办医发展空间。总结地方实践经验，引导和规范公立医院改制，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各地要结合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制订工作，明确政府办医的范围和数量，落实政府投入责任，严格限制公立医院特需服务规模。在县域内，社会办医要和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相结合，发挥公立医院主体作用和社会办医补充作用，相辅相成。在此基础上，在公立医疗资源丰富的地区，有序引导和规范包括国有企业办医院在内的部分公立医院改制。推动国有企业办医院分离移交或改制试点，建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国有企业办医疗机构重组改制。

二、拓宽投融资渠道

（五）加强财政资金扶持。将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纳入政府补助范围，在临床重点专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执行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补助政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支持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医疗机构承接当地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以及政府下达的相关任务，并逐步扩大购买范围。将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医疗机构纳入急救网络，执行政府下达的指令性任务，并按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待遇获得政府补偿。鼓励地方探索建立对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举办者的激励机制。

（六）丰富筹资渠道。通过特许经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模式，支持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鼓励地方通过设立健康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为社会办医疗机构提供建设资金和贴息补助。鼓励社会办医疗机构以股权融资、项目融资等方式筹集开办费和发展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社会办营利性医疗机构上市融资或发行债券，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利用多种融资工具进行融资。

（七）优化融资政策。鼓励金融机构根据医疗机构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扩大业务规模。拓宽信贷抵押担保物范围，探索允许社会办医疗机构利用有偿取得的用于非医疗用途的土地使用权和产权明晰的房产等固定资产办理抵押贷款。鼓励社会办医疗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注册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筹集资金，鼓励各类创业投资机构和融资担保机构对医疗领域创新型业态、小微企业开展业务。

三、促进资源流动和共享

（八）促进大型设备共建共享。探索以公建民营或民办公助等多种方式，建立区域性检验检查中心，面向所有医疗机构开放。大型设备配置饱和的区域不允许包括公立医疗机构在内的所有医疗机构新增大型设备，鼓励地方通过各种方式整合现有大型设备资源，提高使用效率。鼓励公立医疗机构与社会办医疗机构开展合作，在确保医疗安全和满足医疗核心功能前提下，实现医学影像、医学检验等结果互认和医疗机构消毒供应中心（室）等资源共享。

（九）推进医师多点执业。加快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鼓励和规范医师在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医疗机构之间流动，鼓励医师到基层、边远山区、医疗资源稀缺地区和其他有需求的医疗机构多点执业，医务人员在学术地位、职称晋升、职业技能鉴定、专业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不因多点执业受影响。各地要根据实际，对开展医师多点执业涉及的人事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险等工作尽快研究制订试点方案，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鼓励探索区域注册和多点执业备案管理试点。

（十）加强业务合作。鼓励地方探索公立医疗机构与社会办医疗机构加强业务合作的有效形式和具体途径。鼓励公立医疗机构为社会办医疗机构培养医务人员，提高技术水平，并探索开展多种形式的人才交流与技术合作。鼓励具备医疗机构管理经验的社会力量通过医院管理集团等多种形式，在明确责权关系的前提下，参与公立医疗机构管理。

四、优化发展环境

（十一）落实医疗机构税收政策。积极落实社会办医疗机构各项税收政策。对社会办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营业税；对符合规定的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自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对符合规定的社会办营利性医疗机构自用的房产、土地，自其取得执业登记之日起，3年内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社会办医疗机构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经认定为非营利组织的，对其提供的医疗服务等符合条件的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企业、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对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捐赠，按照税法规定予以税前扣除。

（十二）将社会办医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将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执行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政策。不得将医疗机构所有制性质作为医保定点的前置性条件，不得以医保定点机构数量已满等非医疗服务能力方面的因素为由，拒绝将社会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规范各类医疗收费票据，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使用统一的医疗收费票据，营利性医疗机构使用符合规定的发票，均可作为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凭证，细化不同性质医疗机构收费和票据使用与医保基金的结算办法。

（十三）提升临床水平和学术地位。鼓励社会办医疗机构引进新技术、开展新项目，提供特色诊疗服务。支持社会办医疗机构积极引进中高端人才，组织开展多方面的科技交流与合作。社会办医在职称评定、科研课题招标和成果评价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享有同等待遇。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医疗机构申报认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医师定期考核机构、医学高（中）等院校临床教学基地等。支持社会办医疗机构参与各医学类行业协会、学术组织、职称评定和医疗机构评审委员会，在符合标准的条件下，不断提高其人员所占比例，进一步保障社会办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享有担任与其学术水平和专业能力相适应的职务的机会。

（十四）规范收费政策。坚决执行国家行政事业收费相关政策，对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对营利性医疗机构减半征收行政事业性收费。进一步清理和取消对社会办医疗机构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项目，在接受政府管理的各类收费项目方面，对社会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执行与公立医疗机构相同的收费政策和标准。

（十五）完善监管机制。加强对社会办医疗机构负责人及有关管理人员的培训，促进规范管理，提高经营水平。加大医疗机构信息公开力度，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定期公开公布区域内医疗机构服务情况及日常监督、处罚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加强监管体系和能力建设，严厉打击非法行医，严肃查处租借执业证照开设医疗机构和出租承包科室等行为，严惩经查实的恶性医疗事故、骗取医保资金、虚假广告宣传、过度医疗、推诿患者等行为，探索建立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退出机制。建立健全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信用记录，依法推进信息公开并纳入国家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对严重违规失信者依法采取一定期限内行业禁入等惩戒措施。加强医疗安全管理，引导参加医疗责任险。完善医疗机构分类管理政策，出台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管理细则，明确对经营性质、资金结余使用等的监管办法。

（十六）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大力宣传各地鼓励、引导社会办医疗机构发展的方针政策，宣传社会办医疗机构在医疗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宣传和表彰社会办医疗机构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扩大社会办医疗机构的影响，形成有利于社会办医疗机构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把发展社会办医放在重要位置，加强沟通协调，密切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通知要求，及时制订或完善配套措施，同时为地方开展差别化、多样化改革探索留出空间。各省级人民政府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工作方案，细化政策措施，确保落到实处。各级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等部门要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跟踪分析，建立重点工作跟踪机制和定期督导制度，确保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取得成效。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缅怀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追思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风范，坚定不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一】陈云的贡献和生平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云同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就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领导的伟大事业。陈云同志的一生，经历了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是伟大、光荣的一生。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云同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他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投身工人运动，在实际斗争中成长为工人运动领导人。他参加了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

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支持会议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

抗日战争期间，陈云同志担任了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领导制定了“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的十二字干部政策，提出选拔任用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

解放战争期间，陈云同志参加领导东北解放。辽沈战役胜利后，他领导接收沈阳，创造了接管大城市的经验，并领导东北根据地率先开始恢复经济，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为我们党提供了由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宝贵经验。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陈云同志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杰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同志受命主持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只用不到一年时间，就迅速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稳定了金融物价。他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执行，既注意学习苏联经验，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科学布局，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了经验。

在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陈云同志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创造性地提出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市场调节为补充等重要思想。

他较早发现“大跃进”带来的问题，积极建言，尽量减轻损失。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他参与部署和领导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农业生产，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走出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3，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陈云同志为我们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卓越贡献。

1978年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和胆识提出，要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必须解决好历史遗留的若干重大问题。他的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积极响应，为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起到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积极支持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支持和推动农村和城市改革，支持从沿海到内地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意识地发挥和扩大市场调节作用，支持探索符合实际、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

他提出改革要不断总结经验，脚踏实地向前推进。他高度重视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的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持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

他倡导干部队伍新老合作和交替，提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培养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队伍。他支持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陈云同志坚定维护邓小平同志在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同党和人民同心同德。

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陈云同志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确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的功勋，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

同志们、朋友们！

【二】学习陈云的5种精神

在20世纪中国苦难而辉煌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优秀共产党人。陈云同志身上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强党性原则、求真务实作风、朴素公仆情怀、勤奋学习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1，学习他坚守信仰的精神

——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坚守信仰的精神。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陈云同志始终坚守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动摇。陈云同志入党时就认识到：“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干革命。”

他对自己选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笃信终生。他说：“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要“终其一生，为他的信仰的实现而奋斗到底”。他在解释什么叫做“奋斗到底”时说，就是奋斗到死。

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陈云同志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他反对“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观点，明确指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他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更加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真理，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

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得“软骨病”，就会在风雨面前东摇西摆。全党同志一定要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练就共产党人的钢筋铁骨，铸牢坚守信仰的铜墙铁壁，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2，学习他党性坚强的精神

——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党性坚强的精神。在延安时期，陈云同志就把“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作为共产党员的重要标准。他说：“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担任了9年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他按照从严治党的要求，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加强党员党性修养的有效途径。他指出：“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今天，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全党同志一定要不断锤炼党性，不断加强纪律建设，坚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

3，学习他一心为民的精神

——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一心为民的精神。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陈云同志始终高度重视的问题。他说：“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如果真是那样，群众就会把我们看成强迫摊派的命令机关。所以，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党脱离了群众，就成了光杆子的党，这样的党也是不能存在的。”

陈云同志认为，经济工作应该“首先考虑民生”。他说：“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站不稳。”他坚持“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的原则，强调“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无农不稳”、“无粮则乱”。

陈云同志把自己看成一名普通党员。他说：“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陈云同志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一贯反对特权，反对腐败，对同志公正公平。陈云同志常说：“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

我们的事业崇高而神圣，我们的使命艰巨而光荣。今天，面对艰巨繁重的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全党同志一定要坚持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百姓心为心，努力解民忧、办实事，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汇聚强大力量。

4，学习他实事求是的精神

——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实事求是，陈云同志践行了一生。陈云同志说：“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延安时期，在同毛泽东同志反复探讨怎样才能少犯错误这个话题之后，陈云同志提炼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样一个带有鲜明特点的“十五字诀”。他总结说：“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依靠调查研究作决策，是陈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每逢重大决策之前，陈云同志总要做大量调查研究，听取多方面意见。他脚踏实地，反对虚夸浮躁、急功近利。他常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

实践反复证明，能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成败的关键。全党同志一定要把实事求是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经常、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努力把真实情况掌握得更多一些、把客观规律认识得更透一些，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打下扎实的工作基础。

5，学习他刻苦学习的精神

——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刻苦学习的精神。陈云同志出身贫寒，只读过小学，但他靠在长期实践中坚持不懈的刻苦学习，具备了很高的思想理论水平和解决问题能力。他强调“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书，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

陈云同志一直倡导党员干部要学习哲学，认为学哲学是共产党员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少犯错误的关键。他说：“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在陈云同志身上，学习和创新是紧密相连的。改革开放以后，陈云同志不断提醒要解决好创新问题，他说：“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任务。学习是前提，学习好才能服务好，学习好才有可能进行创新。全党同志一定要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广泛学习各方面知识，做到学以益智、学以励志、学以立德、学以修身。

同志们、朋友们！

陈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他曾经说过：“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20年来，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团结奋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伟大的事业呼唤着我们，庄严的使命激励着我们。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最好纪念。

2015年6月5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试点能否迈开步子、趟出路子，直接关系改革成效。要牢固树立改革全局观，顶层设计要立足全局，基层探索要观照全局，大胆探索，积极作为，发挥好试点对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

会议审议通过5个文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关于招录人民法院法官助理、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的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

国企须加强党的领导明确党组织的法定地位

会议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要坚持党的建设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实现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工作对接，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体现和加强。

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和市场竞争需要的选人用人机制。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国有企业党组织要承担好从严管党治党责任。

“五个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会议指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机制制度创新，强化国有企业内部监督、出资人监督和审计、纪检巡视监督以及社会监督，加快形成全面覆盖、分工明确、协同配合、制约有力的国有资产监督体系。

要全面覆盖、突出重点，加强对国有企业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资产聚集等重点部门、重点岗位和重点决策环节的监督。

要权责分明、协同联合，清晰界定各类监督主体的监督职责，增强监督工作合力。

要放管结合、提高效率，改进监督方式，创新监督方法，增强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要完善制度、严肃问责，依法依规开展监督工作，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建设“四个忠于”的法治工作队伍

会议指出，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目的是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高素质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人才保障。要按照法治队伍建设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标准，建立统一职前培训制度，加强对法律职业人员的管理，把好法律职业的入口关、考试关、培训关，提高法律职业人才选拔的科学性和公信力。

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

会议强调，建立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的规范机制，对推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提高司法队伍整体职业素质和专业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要根据司法队伍的职业特点、职位性质、管理需要，遵循司法规律，建立符合审判、检察人员职业特点的招录机制，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对艰苦边远地区实行政策倾斜，确保新录用的审判、检察人员具有良好的政治和专业素质。

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

会议指出，依法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保司法机关公正廉洁司法十分重要。要坚持从严管理，完善预防措施，加大监督力度，不断完善司法行为规范，优化司法环境。广大司法人员要做公正司法的实践者和维护者，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自觉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

海南省开展省域“多规合一”改革试点

会议同意海南省就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开展省域“多规合一”改革试点。

6月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国家能源局、国家认监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先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力挺光伏产业发展。《意见》共8条，从市场引导、产品准入标准、财政支持、产品检测等方面提出具体意见和执行标准，促进先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业内人士表示，《意见》的印发对光伏产业形成中长期利好，长期以来低迷的光伏产业将迎来加速转型升级。

三部委力挺

《意见》通过采取综合性政策措施，支持先进光伏技术产品扩大应用市场，深入加强光伏行业管理，推动我国光伏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包括发挥市场对技术进步的引导作用、严格执行光伏产品市场准入标准、实施“领跑者”计划、发挥财政资金和政府采购支持光伏发电技术进步的作用、加强光伏产品检测认证、加强工程产品质量管理、加强技术监测和监督以及完善光伏发电运行信息监测体系等。

《意见》还指出，我国光伏技术进步明显加快，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为光伏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市场支撑。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部分落后产能不能及时退出市场、先进技术产品无法进入市场、光伏产业整体技术升级缓慢、光伏发电工程质量存在隐患等问题。

而本次《意见》的出台，旨在促进先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加强光伏产品和工程质量管理。

“《意见》对目前我国光伏产业的优劣势认识深刻，为我国光伏产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一位资深光伏行业研究人士对记者表示，“淘汰落后产能，提高光伏产业门槛特别是技术门槛，让光伏产业建立技术优势，是我国光伏升级的必由之路。”

事实上，本次《意见》的出台，对光伏产品的准入标准提出了更高要求。

其中，《意见》指出要严格执行光伏产品市场准入标准，光伏发电项目新采购的光伏组件应满足工业和信息化部《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2015年本）相关产品技术指标要求，如多晶硅电池组件和单晶硅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分别不低于15.5%和16%、高倍聚光光伏组件光电转换效率不低于28%等。

为进一步提高相关企业建立技术优势的意识，《意见》还指出要实施“领跑者”计划，国家能源局每年安排专门的市场规模实施“领跑者”计划，要求项目采用先进技术产品。据悉，“领跑者”先进技术产品要求更高，如多晶硅电池组件和单晶硅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分别达到16.5%和17%以上。

在财政资金支持方面也向高技术产品倾斜，指出发挥财政资金和政府采购支持光伏发电技术进步的作用：国家支持的解决无电人口用电、偏远地区缺电问题和光伏扶贫等公益性项目、国家援外项目、国家和各级能源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的各类光伏发电应用示范项目等等安装的光伏发电项目，优先采用“领跑者”先进技术产品。

此外，《意见》还对文件中涉及的主要技术指标以附件的形式予以说明，为相关企业提供指导。

光伏产业加速复苏

光伏产业作为我国重要的新能源产业之一，近年来却遭遇产能过剩、技术相对落后等问题。此外，相关光伏产品价格也处在长期的下跌通道中。

“以多晶硅价格为例。目前市场上多晶硅均价15.69美元/千克，而在2009年的时候，多晶硅的价格曾达400美元/千克以上。”前述研究人士表示，“除了多晶硅，其他主要的光伏产品价格比五六年前下跌了80%甚至90%以上。”

产品价格飞流直下，很多大规模生产上游原材料的企业，都栽了一个大跟头。不过，在经历了长期的价格下跌之后，近期部分光伏产品价格出现了反弹。

数据显示，最新156mm多晶电池片均价1.264 美元/片，环比上涨0.96%，出现企稳势头。“部分产品在经历了长期的下跌后，受到季节性的供需影响，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但长期的下跌趋势不改。”上述人士表示，“不过现在很多光伏企业都不再单纯的生产上游的多晶硅等产品，光伏产品价格的下跌倒逼企业改进技术、完善产业链，对整个光伏产业其实是促进作用。”

随着《意见》的发布，长期低迷的光伏产业将迎来加速复苏。

附件：国家能源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认监委 关于促进先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的意见

201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24号）以来，我国光伏技术进步明显加快，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为光伏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市场支撑。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部分落后产能不能及时退出市场、先进技术产品无法进入市场、光伏产业整体技术升级缓慢、光伏发电工程质量存在隐患等问题。为促进先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加强光伏产品和工程质量管理，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发挥市场对技术进步的引导作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提高光伏产品市场准入标准，引导光伏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光伏技术和产品，采取差别化的市场准入标准，支持先进技术产品扩大市场，加速淘汰技术落后产品，规范光伏发电技术和质量监督管理。逐步建立光伏产品市场准入标准的循环递进机制，加速光伏发电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二、严格执行光伏产品市场准入标准。自本文件发布之日起，光伏发电项目新采购的光伏组件应满足工业和信息化部《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2015年本）相关产品技术指标要求。其中，多晶硅电池组件和单晶硅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分别不低于15.5%和16%；高倍聚光光伏组件光电转换效率不低于28%；硅基、铜铟镓硒（CIGS）、碲化镉（CdTe）及其他薄膜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分别不低于8%、11%、11%和10%；多晶硅、单晶硅和薄膜电池组件自项目投产运行之日起，一年内衰减率分别不高于2.5%、3%和5%，之后每年衰减率不高于0.7%，项目全生命周期内衰减率不高于20%。高倍聚光光伏组件自项目投产运行之日起，一年内衰减率不高于2%，之后每年衰减率不高于0.5%，项目全生命周期内衰减率不高于10%。上述指标将根据产业发展情况适时调整。

三、实施“领跑者”计划。国家能源局每年安排专门的市场规模实施“领跑者”计划，要求项目采用先进技术产品。2015年，“领跑者”先进技术产品应达到以下指标：多晶硅电池组件和单晶硅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分别达到16.5%和17%以上；高倍聚光光伏组件光电转换效率达到30%以上；硅基、铜铟镓硒、碲化镉及其他薄膜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分别达到12%、13%、13%和12%以上。“领跑者”计划通过建设先进技术光伏发电示范基地、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等方式实施。国家能源局提出示范工程的主要技术进步指标、建设规范、运行管理及信息监测等要求。省级能源主管部门通过竞争性比选机制选择技术能力和投资经营实力强的开发投资企业，企业通过市场机制选择达到“领跑者”先进技术指标的产品。

四、发挥财政资金和政府采购支持光伏发电技术进步的作用。国家支持的解决无电人口用电、偏远地区缺电问题和光伏扶贫等公益性项目、国家援外项目、国家和各级能源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的各类光伏发电应用示范项目、各级地方政府使用财政资金支持的光伏发电项目以及在各级政府机构建筑设施上安装的光伏发电项目，优先采用“领跑者”先进技术产品。

五、加强光伏产品检测认证。加强光伏产品检测认证能力建设，逐步提高光伏产品认证标准，提高光伏行业国际标准制定和国际互认能力。光伏组件生产企业应具备组件及其使用材料的产品试验、例行检验所必须的检测能力。企业生产的关键产品必须通过第三方检测认证，并由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公布检测认证结果。光伏组件生产企业在产品说明书中应明确多晶硅、电池片、玻璃、银浆、EVA、背板等关键原辅材料的来源信息，确保进入市场的光伏产品必须是经过检测认证且达标的产品。

六、加强工程产品质量管理。光伏发电项目采用的光伏组件、逆变器及关键产品，须通过国家认监委批准的认证机构认证且与认证送检产品保持一致。各光伏发电开发投资企业应建立光伏发电关键设备的技术及质量管理制度，在产品招标采购、到货验收、竣工验收环节，对光伏产品技术指标提出明确的要求。

七、加强技术监测和监督。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国家认监委等部门定期组织有关单位对光伏市场产品开展技术质量检查，重点检查光伏产品关键技术性能和产品质量，完善技术质量管理政策，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布。对产品未达到市场准入标准的制造企业，予以公告。对国家组织实施的“领跑者”计划项目，委托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进行全过程技术监测评价，在工程竣工验收时重点检查是否达到承诺的指标，在工程投产一年后进行后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

八、完善光伏发电运行信息监测体系。行业技术支撑单位要按照行业管理有关要求，开展并网运行光伏发电项目建设运行信息统计工作。电网企业要建立和完善并网运行信息监测系统，监测项目输出功率和发电量等数据，保持运行信息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配合开展光伏发电技术评价和质量检查信息服务工作。项目单位应向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系统报送光伏发电设施的基本信息，包括光伏组件类型、规格、额定功率、安装方式、逆变器型号、系统最大输出功率等。项目设施进行检修和发生故障时，项目单位应按运行规程及时向电网企业通报有关情况。

附件：主要技术指标说明

国家能源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认监委

2015年6月1日

附件：主要技术指标说明

一、光伏组件光电转换效率

（一）光电转换效率定义

　　光伏组件光电转换效率是指标准测试条件下（AM1.5、组件温度25℃，辐照度1000W/m2）光伏组件最大输出功率与照射在该组件上的太阳光功率的比值。

（二）光电转换效率的确定

　　光伏组件光电转换效率由通过国家资质认定(CMA)的第三方检测实验室，按照GB/T 6495.1标准规定的方法测试，必要时可根据GB/T 6495.4标准规定作温度和辐照度的修正。

　　计算公式为：

（其中组件面积为光伏组件含边框在内的所有面积）

批量生产的光伏组件必须通过经国家认监委批准的认证机构认证，且每块单体组件产品实际功率与标称功率的偏差不得高于2%。几种常用标准规格晶体硅组件光电转换效率对应峰值功率技术指标如下表：

对于非标准晶体硅光伏组件（如双玻组件），转化效率可不以上述公式计算，但其使用的电池片效率应和工信部《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中对电池片光电转换效率的要求一致，且必须通过经国家认监委批准的认证机构认证。

对于聚光型光伏组件，其标准测试条件为AM1.5、组件温度25℃，辐照度1000W/m2，组件面积为相对应的透镜面积。

二、光伏组件衰减率

（一）光伏组件衰减率定义

光伏组件衰减率是指光伏组件运行一段时间后，在标准测试条件下（AM1.5、组件温度25℃，辐照度1000W/m2）最大输出功率与投产运行初始最大输出功率的比值。

（二）光伏组件衰减率的确定

光伏组件衰减率的确定可采用加速老化测试方法、实地比对验证方法或其它有效方法。加速老化测试方法是利用环境试验箱模拟户外实际运行时的辐照度、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并对相关参数进行加倍或者加严等控制，以实现较短时间内加速组件老化衰减的目的。加速老化测试完成后，要标准测试条件下，对试验组件进行功率测试，依据衰减率公式，判定得出光伏组件发电性能的衰减率。

实地比对方法是自组件投产运行之日起，根据项目装机容量抽取足够数量的组件样品，由国家资质认定(CMA)的第三方检测实验室，按照GB/T 6495.1标准规定的方法，测试其初始最大输出功率后，与同批次生产的其它组件安装在同一环境下正常运行发电，运行之日起一年后再次测量其最大输出功率。将前后两次最大输出功率进行对比，依据衰减率计算公式，判定得出光伏组件发电性能的衰减率。

计算公式为：

历史是人的自觉奋斗的历史与自然演化的历史的统一，人类历史事件离我们越是久远，它就越接近自然。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既有人祸的内因，也有天灾的外因。张居正的政治浪漫主义改革造成的后果可视为前者，而骤然大幅降温的气象条件，可视为后者。从主观和客观、内因和外因、历史和现实几个方面的综合比较分析明亡原因，才较为科学。

一、张居正改革的教训及其历史比较

中国天气暖冷对其北方部落产生的生存空间的压力是巨大的。学界对气候变化对北方游牧部落的生存条件的影响已有规律性的总结，学者程洪认为：

历史上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农业文化与牧业文化多次交替的地区，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研究表明，如平均温度降低1℃，中国各地气候相当于向南推移了200～300km；如降水减少100mm，中国北方农区将向东南退缩100km，在山西和河北则为500km。¹

这就是说，“气候变暖变湿，意味着中国农区向北扩张，宜农土地增加；反之，使一些地区变得不宜农作物的生长，农区向南退缩，宜农土地减少。”²气温变化与粮食产量的变化也有一定规律可循。学者张家诚研究认为:

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年平均温度变化1℃或降水量变化100mm，中国粮食亩产将分别有10%的变化。³

天气决定收成，收成好坏决定国柞的长短，这是中国中世纪国运兴衰的基本线索。因此马克思说：

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象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⁴

“15世纪开始，中国气候逐渐转寒，东部海平面又复沉降。”⁵寒冻、雪冻天气大规模、大面积且长时段地铺天盖地袭来。对日益转冷的天气最为敏感是北方的蒙古瓦剌部落，为了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他们不断大举南下掠扰明境，1449年明朝军民在土木堡对其进行了最激烈的抵抗且取得胜利，史称“土木之变”。

此后，蒙古瓦剌部衰落，相互混战的蒙古诸部中，以鞑靼的哈喇嗔部勃来和翁牛特部毛里孩最强，毛里孩拥立脱脱不花的儿子马古可儿吉思为可汗。成化（1465～1487年）、弘治（1488～1505年）年间，达延汗⁶逐渐强盛，一度统一全蒙古。1543年（嘉庆二十二年），达延汗死，蒙古又分裂为四十几个独立的领地。其中以土默特部俺答汗最强。1548年（嘉庆二十七年）春，俺答乘黄河结冰进入河套。1550年又大举进攻明朝。六月，围攻大同。八月俺答下通州，直逼北京，大肆劫掠后退去。

除了外患还有内忧。规模较大的有1511年至1512年间的杨虎、刘六起义，聚众至数十万。他们转战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区，1512年（正德七年）击败京兵，转战安徽、湖广。年底，起义失败。总体而言，16世纪初的内乱还是可控的。

为了防备蒙古地方统治者的袭扰，明北还加长了北御鞑靼的长城。明政府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一线先后设置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在偏关）、固原九个要镇，称为“九边”，派驻重兵。又沿各镇修缮长城。成化时（1465～1487年）明政府修筑东起清水营（陕西府谷西北）、西至花马池（宁夏盐池西）长达一千七百多里，嘉庆（1522～1566年）及以后，继续在宣大、蓟东一带修筑偏东一段长城，以固边境。⁷“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战争。”⁸（参见图2）

北境及内地的短暂稳定与16世纪开始的中国气候变化有关。“1500年后，中国气候进入了一个相对暖湿阶段，长城以内的北边农垦再度兴成起来。”⁹隆庆年间（1567～1572年），中国东部气温略有上扬，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湿润指数大幅上升，从相对干燥转入相对湿润区间。（参见图1）其间北方屯田也大规模增加。从永乐后的原额屯田至万历初年（1573年）新屯田，北直隶各卫所新增3361420亩。陕西都司并行都司新增屯田12594732亩，辽东都司新增屯田1667266亩。¹⁰

外患内忧，迫使明王朝利用北方战事稍缓的间歇期起用张居正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明穆宗在位的时候，张居正（1525～1582年）因才能出众，得到穆宗的信任。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张居正得到大太监冯保与万历帝之母李太后的支持，取代了高拱。穆宗死前遗命张居正等三大臣辅政。穆宗死后，太子朱翊钧即位，这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张居正在万历年间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为了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他从军事、政治、特别是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试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危局。改革——除其严重的负面作用外——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赋以时输，国藏日益充”¹¹，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边境安宁，万历初年明朝一度有了中兴的景象。1582年6月（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聚集，指责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改革失败。

与汉、宋两朝的王莽、王安石的改革比，张居正的改革还是比较幸运的，他的改革适逢中原气温和北边湿润度的上升时期，这为张居正改革提供了较好的自然环境，也使其改革避免了与国家双双败落的“王莽式”结局¹²。

史书称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不谓干济才”¹³，但改革毕竟还是失败了，此后明祚已近尾声。

关于张居正改革的正面意义，史家论述较多，其负面后果，则多是些“功高震主”¹⁴之类的泛论，也有人认为他败于财税改革¹⁵。笔者认为导致张居正改革失败从而明朝衰落的关键点不是财税改革，而是以财税改革为起点的金融改革：将已与生产资料形成稳定结合关系农民转绑在货币上，用与货币的关系取代农民与国家的关系，这是张居正改革失败的致命原因。书载：

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又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把嘉庆初年已在福建、江浙等地施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推广和实施。实施一条鞭法的显了均平赋役，它的主要内容是把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或丁六粮四，或粮六丁四，或丁粮各半，然后再与夏秋两税和其他杂税合编为一条，无论税粮、差役一律改为征银、差役俱由政府用银雇人充当。¹⁶

以土地为中介的农民与国家的直接关系转变为以货币为中介的国家农民的间接关系，国家和农民同时只对货币负责，这样的好处在“客观上促进了明中叶后商品货币经济的继续发展，也说明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比以前又有一定的松弛了”¹⁷，用现在一些人的话说就是打破了所谓“国家垄断体制”、“进一步扩大民间融资平台”，但问题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工业资本没有或尚未充分形成之前，将分散无组织的小农与国家分离并转交给手握大量货币、以放息为生的高利贷者，就无异于将农民交给吸血魔鬼。因为“一条鞭法”的改革中，“小生产者需要货币，却首先是为了支付（对地主和国家交纳的实物租和实物贡赋转化为货币租和货币税，在这里具有重要的作用）”¹⁸，而不主要是为了生产；土地所有者“由于特殊的或急迫的需要，而一时又别无有效办法来获得急需的货币时，只有把土地卖掉，以换取货币”¹⁹而“高利贷者除了货币需要者的负担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别的限制”。²⁰中世纪欧洲受高利贷祸害至深²¹，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对更也有深刻的研究，他说：

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²²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象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²³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照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步，他就永远不能翻身。²⁴

“长年牧牛百不忧，但恐输租卖我牛。”此句出自明初诗人高启（1336～1374年）的《牧牛词》，其意是长年放牛无忧的农民最怕因交不起租而卖掉家里的牛。到了明中期，于谦（1398～1457年）眼里出现的就是“老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²⁵即老人去当雇工是为了挣钱还债，卖幼子是为了缴纳租粮的现实。张居正改革后，在灾变面前，江浙一带的农民已有了“易子而食”²⁶的无奈。明亡前夕，“走入他乡亦饿死，朝廷加派犹不止”²⁷，除了造反，农民已无路可走。

事后看来，张居正改革与其说解放了农民，不如说解放了长期在重农抑商政策中受到压制的金融力量。让金融摆脱对社会生产依赖并反客为主，它就会成为奴役农民和瓦解国家的力量。张居正用于“解放”农民的货币并不是近代工业资本而是比工业资本更古老的“商业资本”退而“生息资本”，由此可以解释，被货币“解放”出来的中国农民并没有象中世纪英国圈地运动后的农民那样转为产业工人、中国也没有象英国那样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道路。傅筑夫先生说：

社会上存在有大量游资，它本身又要求‘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而社会上却又没有足够大的生产部门来吸收这些游资，使之转化为产业资本，从而促进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这时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土地则是最主要的生产手段。社会上既然没有其他更有利的投资场所，便只有购买土地来使货币发挥资本的机能，使土地成为生息手段。²⁸“

土地不仅可以生息，而且是财富最稳妥的一种存在形态，社会上既然缺乏其他有利的投资场所，遂群起抢购土地。所以土地买卖的开始，同时就是土地兼并的开始。²⁹

生息资本需要的不是农民生产而是农民对货币的需求，需要的不是农民而是身无分文因而对货币有强烈的终生需求的流民。大量的生息资本涌入生产领域既是张居正改革的恶果，也是造成中国历史上包括明朝在内的许多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总结一条鞭法时说：

春秋时代的井田制，这是后代中国人理想的土地制度之范本。但即因当时贵族阶级为求便利税收制度之简化，而终于把井田制度破坏了。……自唐代两税制以下，因于种种实际困难，逼得政府只在税收制度上着眼用心，而把整顿土地制度这一重要理想放弃了。

傅筑夫先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写得更明白：

在流通中大量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既没有足够发达的商品生产来与之相结合，亦即不能把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而仅仅当作流通手段来媒介商品交换，作衡量价值尺度，执行一些普通的货币职能，当它的积累数量超过了一定限度，作为商品的流通手段和其他职能也都成为不必要时，这个超过部分就不得不退出流通领域，当作贮藏手段，以货币形态的财富窖藏起来。但窖藏是不能增殖的，要使这种财富能够增殖，在古代的具体历史条件支配下，生息之道只有两途，其一，是购买土地，土地是农业社会的主要生产手段，土地对于土地所有者来说，既是一种有利的生息资本，又是保障财富安全的一个稳妥的途径，故手有余资的人无不想方设法去购买尽可能多的土地，这就形成了历史上永远无法解决的土地兼并问题，并成为一次又一次社会动乱和农民起义的总根源。³⁰

货币存在的前提是买者与卖者的分离，这种分离的距离越大，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就越大；而社会，不管是什么形态的社会，其生产一旦依附于货币，货币持有商就可以反客为主，成为控制社会和瓦解国家的绝对力量。张居正改革中除了田税、徭役、商税、手工业税、海关税大部分可用银折纳外，明廷官吏的薪水、国库的开支也用银支付。这种支付方式被制度化并导致政府从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转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角色，原来属于政府管理的大量工作被“简政放权”，断腕式地移交给社会资本（实则是手持大量货币的商人——现在叫金融家——承包），农民从为国家提供产品的劳动者转变为用自己的产品从货币商人手中换回货币的劳动者，朝廷和农民的、甚至整个社会的信用纽带为货币所取代，“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松驰，农民生产的产品与市场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了”³¹。这样，手持大量货币的商人和高利贷者反客为主——这有些类似今天华尔街银行家在美国的角色——成了社会的主人。商人一旦操纵了国家，其结果自不言而喻。孟子说：“上下交争利，则国危矣。”³²

社会已出现巨大的裂变危险，可明朝的学问人坐而论道的学风日益严重并使张居正改革负面恶果不能得到纠正³³。处士横议，是宋明两代知识分子的通病。造成这种“议论误国”恶习的原因可追溯至宋朝脱离实际的教育制度³⁴，元代大学者袁桷³⁵说：“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端，止于四书之注。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糜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³⁶钱穆先生更是痛陈：“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世闻名朝形成群龙无道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历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至于以议论误国。”³⁷毛泽东曾批评王安石变法：“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³⁸若将毛泽东这个评价用在张居正身上也是合适的。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³⁹比较而言，张居正的改革和商鞅、王莽的改革一样都解放了农民，但张居正与商鞅甚至王莽不同的是，后二者将农民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后交给国家，而张居正却是将农民从国家手中解放出来交给拥有大量货币的商人继而高利贷者。货币（这在今天叫“金融”）打倒了封建等级——这得到明朝农民的欢迎，但货币又建立起独立于国家和生产者之外的等级，它反客为主后又将国家与农民统统踩在脚下——这使明代农民比秦汉农民更加不幸，转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就是: 改革的红利历代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后果却各有各的不幸。张居正改革后，明国家与农民的信用关系随日益严重的货币短缺而更为脆弱。崇祯五年（1632年），国家与劳动者农民的货币链接近中断，浙江、南直隶等较富裕的八省秋季竟只能交上税银总额的14%，如表所示：

万历以后，西班牙银币每年输入中国达数百万之多，货币量的大规模增加，加速了社会商品和劳动力的流通，也加大速了货币屯积和土地买卖的势力。明中叶，土地兼并日趋激烈，皇帝、王公、宦官大规模置地，“数量之大，超过了以前任何时代”⁴⁰。与今天房地产市场相似，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屯积导致用其他于交易的流通货币减少，并因此产生因货币不足造成的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用断裂，其结果对政府而言，就只有镇压一途；对农民而言，除了造反，则别无出路。

大凡改革者，都有一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⁴¹的担当精神，但这种精神一旦与脱离实际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无知结合，其结果也是很可怕的。张居正改革导致明末无钱交税抵租农民被迫求助利息竟达一倍至五倍的高利贷⁴²，农民因此很快失地并转为流民。大规模的流民出现并步入造反大军是张居正改革的最直接的恶果，也是此后明朝迅速转入结构性不可逆衰落的根本原因。

16世纪末，也就是在张居正改革后不久，全国起义暴动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参见图2）1588年（万历十六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发刘汝国领导的上万农民起义；1589年李园朗、王子龙在广东始兴、翁源一带起义；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天启二年）浙江、福建、南京、山东均有大规模的暴动。1627年（天启七年），陕北澄县饥民暴动，由此拉开了有李自成参加和领导并于17年后推翻明王朝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⁴³

1637年（崇祯十年）杨嗣昌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用“星星之火”来描述方兴未艾的农动起义，称当时的破产农民“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称十数万；合之股股，不啻百余万。而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东连庐、凤，西尽汉、延，幅员数千里之间，一任往来飘忽，生灵百亿万之命，尽遭屠戮伤残”⁴⁴。此前8年即1629年，明陕西户部侍郎南居益上疏中用“燎原之势”形容农民运动对明王朝将产生的冲击，称“九边要害，半在关中”，“皆缘饥军数数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数载以来，养成燎原之势”⁴⁵

二、伴随人祸的是天灾

万历之后的明朝廷真是祸不单行。紧随张居正改革之后的又是天灾。“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中国气候显著变冷，北方风沙壅积日甚，旱灾逐年增多，农业收成锐降”⁴⁶。与此同期，中原气温与北方农牧带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汉以来的最低点。（参见图2）关于这一时期的天气，史料有详细记载：

1600年浙江嘉兴、嘉善，冬运河冰冻。四川 什邡，冬，桃杏开花且实。

1601年畿辅八府及山东、山西、辽宁、河南荒、旱、霜。河南新蔡，正月初九，大雪四十日。浙江富阳、杭州，安徽石台，，六月寒气逼人，山中飞雪成堆，深山亦然。至七月始热，八、九月仍热如故，人民大病。

1602年中原多水，南方多冬雪。湖南浏阳，春大雪，民僵死。

1604年北京、保定、辽东、山东、陕西、凤阳报水旱灾。北京延庆冬大雪。河北香河，九月杏华。定兴、新城，冬十二月，雨冰，树枝多折。安新，冬，大雪连旬，平地数尺。清河，冬祁寒，树枝著冰，损折大半。河南方城、南召，十月，桃花盛开如春，牡丹开花数十朵。

1606年全国多水。江苏淮安等县，正月雨雪甚。海南 琼山，冬大寒，百物凋落，六畜冻死。

1607年全国多水。陕西西安、凤翔等地，五月申戌大雹。福建邵武，冬十二月，大雪，大树丛竹尽折。南京正月雪后池内冰结为花。安徽太湖，冬，水结冰。

1608年秋自江淮以北如陕西、河南等地，旱魃为虐，赤地千里。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云南 各地大水泛滥为灾。甘肃酒泉二月初二日起大雪，降深丈余。河北定襄、山东莒县，秋后桃花开。

1612年，是年山东、河南蝗。南方大水。河南淮阳正月寒冰，大折树木。江苏淮阴，元旦大雪，深数尺。四月，冰雹大如碗钵，地深五寸；涟水，雹杀麦，四月十六、十七日大雪。河南淮阳，正月雨水，寒冰，大折树木。

1615年，是年三月至七月，不雨，民情嗷嗷，多逃亡者。盖自京畿、河北以至山东三千里。南方多水。广东大埔又雪，摧木折枝。

1616年，是年春畿内、山东、河南、淮、徐，大饥。七月陕西旱，江西、广东，水。河南、淮南、扬、常、镇，蝗。七月乙未，时江西水忽涨；河南蝗蝻冰雹。广东南诏霪雨骤决。江苏六合、无锡，正月初三，天雨彩雪。浙江鄞县、慈溪、遂昌，，正月大雪，积雪坠空如倾封垛，一二尺或三尺许，山中坎陷平填七八尺，摧拉竹木无数，阴冻连旬，檐冰长短垂如银栅。安徽和县正月大（彩）雪。安庆、桐城、潜山，冬燠，桃李华。望江，春大雪，冬燠，桃李华。泗县，蝗食田苗，赤地如焚。当涂，二月，大雪弥月，深数尺，山兽落平原，人手缚之。夏，蝗蝻为灾。山西 大水。波阳，正月大雪，深四五尺。

1618年，是年全国天气由水转寒。河北清苑、容城，春三月，风雪异常，行人有冻死者。河南西平，坑冻，结冰花。汝南、上蔡，九月雪。山西 高平，秋九月，大雨水。至十三日酉刻，大雨雪，落树俱成冰城，折伤者无算，凛烈如冬，数日方燠。陕西四月二十二日，多处大雨雹，冻死各营骡驼一千九百九十九匹头只。山东滕县，除夕雨雪。上海嘉定正月十日大雪。江苏常熟元旦，雪深三尺。句容，冬雪成冰。淮安冬多雨雪。湖南汉寿，九月二十八日午刻至申，忽大风，雪雹如碗大，旋成雪砖，平地水涌三尺。广东从化、阳春、顺德，冬十二月，大雪，甚寒。⁴⁷

大寒天气的压力逼使东北女真诸部族聚集于努尔哈赤麾下并南转向明廷发难。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努尔哈赤建国号金。1618年（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随后攻陷抚顺，五月，陷抚安等十一堡，七月陷清河堡，辽东屏障皆失。由此拉开了后金与明朝决裂并最终颠覆大明王朝的大幕。此后中原气候持续下降，天下大乱，狼烟蜂起。万历47年(1619年)，应付北方战事的辽饷已与加派田赋持平，而到崇祯元年(1628年)，应付北方战事的辽饷竟占高于加派田赋130.34%⁴⁸。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明祚日益接近终点。史载：

1619年甘肃兰州、皋兰，冬十月树花悉开。江苏盱眙，大旱，赤地千里。冬大雪，平地丈余，淮河冰合。安徽颖上，大雪弥空，百鸟饿死。湖北蕲春，冬大雪，深四五尺。

1620年全国气温持续转寒，普降大雪，南北河冰，车马可渡。

1621年大寒持续。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普降大雪月余。汉水冰冻，，冰坚可渡。

1622年气温回暖，安徽舒城大雪，自冬历春深逾丈，穷民冻死者甚众。

1624年河北卢龙、迁安、玉田，秋八月望，大风雨，冻死人民甚众。平乡，春大雪。山西长治 冬，平顺大雪三昼夜，树尽折。山东文登、荣城，瑞雪三尺。

1628年上海松江连续三年见雪。陕西冬木冰，户县、周至，三伏无雨，冬大雪，牛羊多死。绥德、榆林、延安，十二月，草木冬华。江南多地大寒，冬，池河鱼冻死。湖北仙桃捡鱼者亦冻死。

1630年大寒，多地大雨雹。湖北广济，大雪雷；当阳，有虎噬人。

1631年大寒，雪雹冻死人畜无算。山西十一月，河冰坚可渡。

1632年天寒，南北多地大水。江苏镇江、丹阳，六月天甚寒，人多衣棉。

1633年北京 正月辛亥大雪，深二丈余。江苏高淳，冬树冰成甲胄，越旬解。江西景德镇，积雪自十月至次年正月，行路断绝，冻馁死者无算。河南冬十月，黄河结坚冰如石，丁卯（初八日）流贼二十余支，乘冰竟渡，若不知有黄河者。禹县，冬异雪弥旬。

1634年江西、河南、云南大旱。安徽野鼠数百万自北渡江而南。山东历城、昌乐、安丘、淮坊，春雨雪。临沂、莒县，九月大雪。江苏多县四月雨雹。浙江 大水。杭州 正月大雪。广东从化、韶关、乐昌、仁化、大埔、五华、兴宁，正月大雪数日；从化、韶关两地雪深一二尺。

1635年北旱南水，飞蝗遍野，多地大饥。山西十二月虎涧河结冰桥，河南开始黄河冰结如石。

1638年夏两京大蝗。两京及山东、山西、陕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海南，大旱、大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 大水。湖南大寒大冻。

1639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浙江，大旱、大蝗、大饥。八月，白水，同宫、洛南、陇西诸邑，千里雨雹，半日乃止，损伤田禾。福建、广东 大水。

1640年五月，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大蝗、大饥、大饥。浙江、三吴大饥。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

1641年全国大旱、大蝗、大饥、大乱，人相食。

1642年旱、蝗、水、疫。

1643年大疫，南北数千里，北至塞外，南逾黄河，十室鲜一脱者。山东、东上海、江苏、安徽、冬多雷震。湖南、云南大旱、广东大水。⁴⁹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造成明末天寒的原因除了自然气象变化外，也有今人说谓“雾霾”天气（粉尘）的因素。事实上，雾霾并不是今天的特有气象，而严重的雾霾可以造成天气的降温。17世纪前半叶，中国“雨土”频次与同期冬温指数形成极大的“剪刀差”，其间，“雨土”次数和冬低温指数都达到自1500年以来的最大值，张居正改革恰恰就发生在此之前，明亡恰恰就出现在此间。（参见图3）

第二，明末天气骤冷还与同期的太阳黑子变化相关。“当太阳黑子存在时，气温上升，太阳黑子消失时，温度便会下降。”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Will Soon博士研究发现：“从1645年开始，持续到1715年，这期间没有观察到太阳黑子。这就是著名的小冰期。”⁵⁰从1420年至明亡的1644年，全球经历了太阳黑子较少的“史波勒极小期”⁵¹和“蒙德极小期”⁵²，同期中国与全球气候一样变得越来越冷。张居正改革恰恰就发生“史波勒极小期”向“蒙德极小期”过渡“温暖”带上，而明亡恰恰就出现在后一个即“蒙德极小期”的最底端，此间为太阳黑子数量最少、气温极冷期，（参见图4）同期欧洲还发生了几乎欧洲主要国家都卷入其中且空前惨烈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称王于西安，国号大顺。3月入北京。3月19日，崇桢皇帝自缢，明亡。是年，明朝气温也近降至汉以来的最低点。此间，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也接近它的终点。汪荣祖先生从“天时”的角度对明亡的原因作出评价：

崇祯诚非亡国之君，诸臣亦未必深误其君。自然界之异变及其难以抵御之伟力，岂沧海一粟之人类所能旋转。⁵³

汪荣祖先生是在学术界过度强调明亡的社会性原因的背景下说出这样的评价的，有突出强调的成分。客观地说，天气降温是明亡的重要的因素，但还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解释在“蒙德极小期”（1645～1715年）以及相应的“明清小冰期”⁵⁴远未结束的气象条件下为何清人不仅建立而且还能坐稳天下，而细察中国统一条件下的王朝更替，在同一极冷期或说极冷期远未结束⁵⁵的气象条件下完成王朝变更的，似乎只此一例。

但崇祯毕竟是生不逢时，他毕竟是失败了。造成失败的很重要的原因前有张居正的以赋税货币化为主导的财政改革造成的人祸，后有主要是由太阳黑子活动减少造成的全球性大寒天气这一不可抗的自然因素，这两者在对自然环境依赖较大的牧农时代，其破坏性就更为显著。天冷压缩了北方部落间的生存空间，张居正改革将老实巴交的广大农民变为不可遏制的流民大军，再加天寒地冻的驱使，崇祯纵有五头六臂，也抵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讨食”力量的消耗，此时崇祯的命运正如郭沫若形容商纣王时说的，是“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⁵⁶；唐人罗隐有“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⁵⁷的说法，后一句送给崇祯倒是很贴切的。

崇祯在历史词典中，已不是一个帝王的名子，而是一个王朝没落的符号，而这一切的开端当始于张居正力推的以税赋货币化为主导的改革。

三、以史为鉴，可知得失

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说：“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它们唤醒。”⁵⁸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将张居正连同明末这段历史从墓室中“唤醒”，也是由于现实“生活发展需要”。

在结束我们关于明末教训的讨论时，有趣且有比较意义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形势及建国后毛泽东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1930年初，毛泽东同志著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显然他当时也感受到明末同样的问题：国民党为了发展大量引进外资，“依靠外国输血”导致农业过早商品化及由此引发的农民大量破产并由此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这些与明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的结果几乎如出一辙。从三十年代土地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毛泽东对此体会最深、看得也最明白，因此建国初他下功夫最大的就是农民问题，他着力探索的是如何防止农民变为流民。

1953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后批示说：“这种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的大多数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进行剥削和投机事业的牺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⁵⁹毛泽东这时关心的不是改革而是改革结果。毛泽东将农民的组织化而不是分散化作为检验中国农业改革成败的标准。在当时组织农民只有社会主义合作化一途。1959年7月29日，针对国内外关于“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的置疑，毛泽东说：“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要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⁶⁰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警告全党：“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民问题就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是胜利。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跟头还是在农民问题上。”⁶¹1962年11月30日，毛泽东告诉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志说：“农民跟着我们走，民族资产阶级才不得不跟我们走。农民问题很重要，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才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孙中山也不能解决农民问题。”⁶²

最终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用集体所有制将农民组织起来。尽管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也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中国农民社会主义主义建设的生力军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可靠的阶级基础的性质始终没变。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明末、民国的反面经验和新中国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的成功实践，对于我们今天的农业改革都是值得研究的。

*本文刊发于《中国投资》2015年第6期。

【观点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基本精神，在医疗行业也同样适用”

【剖析】既然以党中央决定作为论据，那么就要全面准确理解，而不能断章取义。三中全会《决定》原话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注意：

第一，市场和政府作用是并列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只说前半句，不说后半句。其实这种误读在社会上早已有之。针对这种倾向，习总书记于2014年2月17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学习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强调：现在各地方各部门改革热情很高，但如何全面准确理解，还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比如，只讲“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讲“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只讲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讲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等，这些片面的理解和误读，不仅不利于引导舆论、凝聚共识，还可能导致落实过程中顾此失彼、跑偏走样。在中央政治局第16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又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

第二，三中全会共部署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个板块的改革。“市场决定性作用”一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但医疗改革并不是写在经济改革那部分的，而是写在“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部分。也就是说，从文件写法来看，“市场决定性作用”这句话根本统帅不到医改。即使是在经济领域，也要讲“两只手”，就更不用讲医疗卫生领域了。

第三，既然是以党中央的文件为依据，那么就不能只讲三中全会精神，也要讲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医改做的一系列部署。比如，2015年4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对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作了部署，指出要“落实政府办医责任”，“落实政府的领导责任、保障责任、管理责任、监督责任”。但这篇《八必备》却在多处违反上述提法，声称只进行监管，不需要提供服务，不需要对公立医院投入。为什么同样是中央精神，却用不同的态度去对待呢？

实际上，近年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关于医改的所有决定，从来没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精神。认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基本精神”这种观点，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歪曲。

【观点二】普通医疗服务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是典型的私人产品，故主要应由市场提供。

【剖析】先说这句话错在哪里。

第一，普通医疗服务不是纯粹的私人品。因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和健康公平关系到国家发展和社会和谐，国家举办医疗卫生服务，本身是再分配的手段。一个健康的人群，有利于稳定投资者预期，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对国家、全社会、对未来都具有正外部性，不是单纯的私人消费品。

第二，一个产品是不是公共品，并不是决定是否应该由政府生产的唯一标准，甚至不是主要标准。“公共品-私人品”的划分，是在经济学入门阶段为了便于学生理解而进行的一个粗糙的划分。真实世界要复杂得多，既有市场提供的私人品，也有政府提供的私人品。既有政府提供的公共品，也有市场提供的公共品。要说就要说全，不能挑着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公共部门经济学》教材中，总结了政府提供私人物品的三个理由：（1）关系社会公平，如教育。（2）由市场进行购买和监管，交易成本太高。例如医疗，如果由市场竞争并购买的话，会刺激医院进行设备和技术竞争，从而引致过度医疗，政府为了应对，就需要花费大量成本进行监督。斯蒂格利茨还举了保险的例子，私人保险的管理成本超过保险赔偿费的20%，而公共保险通常不到保险金的10%。（3）具有规模和范围效应，由政府统一提供可以进行内部交叉补贴，成本较低，比如邮政。这几个理由对医疗也都是适用的。所以不能以私人品作为市场提供的理由。

下面再展开说说，政府为什么要直接举办普通医疗服务这种“私人物品”。这实际上是“政府举办”还是“政府购买”的选择。2003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给出了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框架，基本结论是：取决于可竞争性和可测量性两个维度。可竞争性强、可测量性强的（如政府用车）完全可以交给市场，而竞争性和可测量性越差，越倾向于政府直接提供更有利于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医疗属于竞争性和测量性均比较低的领域，政府提供效率最高。

李玲等著《中国公立医院改革》一书中分析了政府直接举办医疗服务的原因，这里简述如下。核心的意思是：由于医疗服务高度可测量性低、非标准化、医生行为和健康产出之间的联系不确定，用俗话说就是“良心活”，干得好不好往往只有医生自己知道。对这种商品，仅仅靠外部的监管和竞争，不仅交易成本很高，而且不足以对医生产生正确激励，而政府直接举办公立医院进行内部治理，可以为医生设置正确的目标和激励，避免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除此之外，还有如下理由：

（1）政府通过指令性规划公立医院的方式，保障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可及性。

（2）公立医院采取税收的方式进行筹资，由于税收的强制性，以及其在行政管理、风险管理和购买力方面的规模效应，可以抑制医疗费用的增长，提高健康产出。

（3）政府可以对公立医院采取总额预算管理，提高宏观效率，控制医疗费用。要对医院实行总额预算管理，必须使得政府支出占医院收入的主体，同时考虑到转诊的需要，应当对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整个医院网络进行总额预算管理，而只有公立医院能够符合这样的要求。

（4）公立医院把筹资方和服务方的契约内部化，有利于激励相容，降低交易成本。医疗服务的种类繁多，且质量难于测度，当政府付费购买的时候，往往因此面临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不完全契约。因此，政府“买服务”，通常比“办服务”的成本要高。

（5）公立医院都隶属于政府，相互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这有利于在一个地区甚至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互联互通的医院网络，发挥公立医院的规模和范围效益，实现资源共享、转诊、信息传递，实现治疗的连续性和整体性。

总之，公立医院在统筹医疗卫生资源、保证筹资的公平性、控制医疗费用、确保公立医疗机构的非营利性、发挥规模和范围效益、实现治疗的连续性和整体性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优势。其中有些观点在下面还要展开。

所以，仅仅用一个“私人品”的理由，远远刻画不了医疗的属性，也就得不出必须由市场提供的结论。政府举办的理由更加充分。

【观点三】“从经济学角度看，医疗行业没有特殊性，所以必然也会适用市场机制”。

【剖析】市场派营造了一种话语：好像只有相信市场的才是懂“经济学常识”的。真的是这样吗？恰恰相反。《八必备》认为经济学的唯一结论就是“市场就是好”，这是彻头彻尾的外行话。为了说明其谬误，不得不稍微做点繁琐的考证，请读者海涵。

第一，经济学讲“市场有效”是有条件的，这位专家把这些条件忽略了。

所谓“市场有效”，在经济学里叫做“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翻开当前在欧美经济学界最有影响的、由三位哈佛经济学教授Mas-Colell、Whinston和Green联合撰写的教材《微观经济理论》，他们在第16章中用数页篇幅证明了“为什么市场是有效的”，但同时清晰地指出市场有效的前提条件：（1）消费者是理性的，即每个消费者能清晰地把自己的偏好排序；（2）消费者的偏好是“局部非饱和的”；（3）信息在双方是透明的；（4）不存在垄断势力；等等。而且，（5）即使满足这些条件，市场也只能解决效率问题，不能解决公平问题。

容易看出，市场有效的五个条件，医疗卫生一条都不满足。这里仅解释下第二条，所谓局部非饱和，就是说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是多多益善，消费越多幸福感越高，而不存在这样一个点，这个点的满足程度比其他的点都高，这个点就称为饱和点。只有在不存在饱和点的情况下，市场竞争才是有效的，但大多数医疗服务恰恰存在饱和点，比如心脏支架，需要安2个，就不好安1个，也不好安3个，那么2个就是饱和点。当存在饱和点时，市场竞争是失效的，如果一定要引入市场，就会导致过度服务，例如支架装多了）。

MWG这本教材是经济学博士生的“圣经”，是经济学博士必读书。即使再相信市场，起码也要把这本书翻出来看看，医疗卫生是不是符合市场有效的这5个条件吧。连最基本的原理都不顾，就说“按照经济学，市场就是有效”，这是哪家的经济学呢？

第二，《卫生经济学》开篇讲的就是特殊性。

打开当前在美国最流行的Sherman Folland 和Allen C.Goodman合著的《卫生经济学》，在第一章就列举了医疗卫生的特殊性（这里仅列出标题）：

（1）风险和不确定性；

（2）第三方支付（这在经济学上相当于把两方博弈变成了三方博弈，带来包括道德风险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如果学过物理学，就会知道三个物体的运动问题求解比两个物体要复杂的多，经济学也是如此。当然在生活中也是这样）；

（3）信息问题。一方面是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由于医学水平限制，很多信息医生也不知道，这就决定了只靠竞争和监管是无效的，靠所谓“信息披露”的作用也有限。

（4）非营利厂商占重要地位。

（5）竞争有限，这是由于医疗具有自然垄断属性，具有范围经济。比如，一个城市心脏病的发病率是确定的，只需要有限的心脏病科室即可，如果多了，要竞争就必然产生诱导需求。

（6）供给诱导需求。有许多研究证明，医生数量的增长会导致剖腹产率增加，不必要的手术增加。（请百度陈秋霖研究员的文章《供给诱导需求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7）医疗卫生是“信任品”，不同于搜寻品和体验品，消费者无力搜寻最好的服务，即使接受服务之后也无法准确判断医生是不是完全努力了，也就是说具有“信则灵”的特征。

（8）医疗还是“修理品”，修过车的同志一定知道修车店是如何诱导消费者多花钱的，但是不修车的损失是有限的，人呢？

（9）医疗还是“功德品”，即患者自己是不知道需要消费的（如预防），需要强制消费。

仅仅从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些特征是绝大部分商品所没有的。如果综合起来，没有一个行业具有所有这些特征。这不叫特殊，啥叫特殊？

第三，再看看卫生经济学的鼻祖人物是怎么说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在1963年发表的文章《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是现代卫生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认为医疗服务的特殊性源于其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导致一系列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首先，人们对医疗服务需求具有不规则性和不可预测性。其次，由于治疗结果的不确定性，病人在享受医疗服务之前完全没法检测这一“商品”，在与医生的“交易”关系中，信任变得尤其重要，医生应该以关注病人的福利为指南，而不能像普通商人一样，以自利为公认的准则。

因此，阿罗指出了一系列医生所应具有的，与商人不同的行为准则：（1）医生之间不应存在广告和公开的价格竞争。（2）医生提出的任何治疗建议应该与自利无关。（3）治疗需要根据病情确定，不受病人支付能力的影响。（4）医生看重的应该是正确地传达信息，而不是取悦病人。此外，阿罗主张应该由非营利医院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医疗服务偏离利润的动机，因为纯粹的现金关系是远远不够的。第（1）、（2）条本质上是对医院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否定，而（3）是将健康列为人的基本权利。

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时，美国六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共同给奥巴马写信，倡议加大政府作用进行医改。

上面这些，都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最高水平的代表？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社会事业市场化的批判，就更加深刻了。这个读者都熟悉，就不必赘述。可见，当今世界主流的经济学，没有一派认可医疗领域可以由市场发挥主要作用。

很多人并未把市场经济当成科学，而是当成“迷信”。就像算命先生说：“信我的一定灵，不灵是你不够心诚”。他们说：“市场一定有效，没有效是因为市场化程度不够”。

认为“医疗资源也是一种资源”，所以可以用市场来配置，这是一种极端市场迷信的说法。按照这种逻辑，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资源，空气、婚姻、官职、权力，甚至人本身，也都是资源，难道这些资源也可以拿到市场上来买卖吗？这种观点，是19世纪西方进入工业革命以来产生的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潮，而对其的批评和反思也早已有之。

除了中国读者熟悉的马克思主义之外，西方最有名的批判是1943年写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一书的卡尔·波兰尼。他在这本书中考察了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历史，认为其中存在着“双向运动”，一方面是市场范围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是市场交换的原则侵入社会领域，对社会造成破坏，当这种破坏到了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反对市场机制的反向运动，以纠正市场失灵，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就是纠正市场失灵的手段。这些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绝对不等于把人世间万事万物交给市场。历史进步的过程，正是发挥市场作用，同时又不断遏制市场失灵的过程。

在市场和政府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第一，在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领域，市场是失灵的，保障和服务适宜政府办。第二，在生产要素领域，如医生人力资本市场、药品市场，市场化是有效的。医疗领域的市场职能，只能限制在医生和药品的资源配置上，医生应该拿到合意的工资水平，药品应该按照市场竞争的办法优胜劣汰。

矛盾的是，一些学者口头上高唱“市场化”，但是当国家部署新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时，他们却极力反对，岂不知药品集中采购是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办法，也是所谓“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方式。哪家便宜买哪家，低价中标。买的越多越便宜，量价挂钩，这不是标准的“市场化”做法吗？之所以要反对，是因为集中采购触动了药品流通环节的既得利益，所以即使这种办法完全符合“市场化”，也受到他们的激烈反对。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是真的相信市场，还是打着市场的旗号维护既得利益？

【观点四】“尽管世界各国的医疗行业有微观差异，但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同性：医疗资源配置中市场越来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剖析】第一，从人类历史来看。从19世纪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和公立医院，到20世纪初主要发达国家开始举办医疗保险，到20世纪中叶之后大量国家举办公立医院，其中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市场越来越发挥决定性作用”真不知从何说起。

第二，文中所举英国90年代市场化改革的例子，是把失败的改革当成功的故事讲。

这位专家所举的例子是，“医院以公立为主的英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供方的改革就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信息披露，扩大患者选择权，实质上就是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这句话（除了最后一句）不错，但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只讲了一段时间的改革，没有讲来龙去脉。英国的内部市场化改革只搞了不到10年，并且不是90年代，而是80年代撒切尔时期开始的。但是，这仅仅是整个英国改革的一个阶段，1997年布莱尔上台之后，立即废除了“内部市场改革”，而把合作、协作（Cooparation, Coordinate）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一个只搞了不到十年的改革，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普遍规律”。我国一些学者阅读文献滞后，误认为90年代英国搞的“内部市场”是普遍的、永恒的规律。

（2）英国的这个改革是不成功的。改革初期，改革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医疗质量提高，病人自由程度增加，但不久之后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卫生服务体系出现割裂，大小医院各自为政，难以提供统一连续的卫生服务；竞争导致医院攀比设备、重复建设；三是医疗服务追求利润，过度商业化，损害患者利益。可见，这是一个失败的改革。

为什么失败？

①在理论上说，“购买服务”的思路，仍然是靠市场机制解决问题，由于医疗服务的需求不是患者所能选择的，是由医生和医院决定的，因此，在购买服务的机制下，医疗机构的动力是通过提供服务来获取收入，这就会激励医疗机构提供高端的、昂贵的、复杂的和不必要的服务，导致过度服务；多提供治疗服务而少提供预防保健服务，导致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效率都降低。

②在实践上，由于医疗服务的复杂性和目标的多元性，靠合同的方式购买医院服务，监管的难度和成本比政府直接办服务要高得多。尤其是在我国医疗监管制度很不健全的情况下，盲目引入购买服务的方式，只会进一步刺激医院的创收动机，使处于优势地位的大医院借助逐利，去争夺人才，购买先进物质技术装备，无节制强化竞争优势和增加医疗成本，进一步增加患者医疗费用。

③医疗卫生服务是具有自然垄断特点的，因为一个地区人口的发病率是基本稳定的，病人量也是有限的。在大多数地区来说，只需要一两家综合大医院，不具备竞争的条件。非要创造条件进行竞争，势必造成重复建设和医疗服务体系的割裂，影响医疗服务机构的之间的合作和资源共享。同时诱导出不需要的医疗服务，不仅增加费用，而且损害病人的健康。

英国在经历“内部市场”改制的反复后，深有体会。首相布莱尔多次谈及，他说，“是比较而不是竞争驱动效率”。他还说，“是合作而不是市场，才是最优先确保大多数人获得（医疗服务）机会和安全的最好途径”。当然，医疗系统中也是可以有竞争的。但那绝不是市场机制下的逐利竞争，而主要是在非逐利动机驱动下（如社会声誉、服务典范、道德标杆等）的竞赛，这种竞争，不是通过“购买”的利润机制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政府考核和社会监督来实现的。

（3）1997年以来，英国医改的方向正是重新加强政府责任。1997到2007年，医疗支出从408亿英镑增加到870亿英镑，高级医生和执业护士人数分别增加56％和26％，是英国历史上医疗投入增加最快的时期。同时取消了把筹资和服务分开管理的办法，加强筹资职能和服务职能更好合作，规定医生必须在确定的医院工作，并且参加政府举办的三年一度的计划，而不是这篇文章所说的“医生是私人开业”。同时，英国对公立医院建立全面考核与问责制度，考核的结果与医院、医生的待遇挂钩，加强公立医院的预算管理。（关于英国改革的历程，可以阅读我的文章《新世纪以来欧洲医改的趋势》）。

（4）即使是英国改革最市场化的时期，其所实行的制度同这位专家所期望的“市场化改革”也风马牛不相及。所谓市场配置资源，是指按照价格信号、无数生产者和消费者、按照购买力配置资源。但是英国即使在最市场化的时期，对公立医院和全科医生仍然实施的是预算制，配置医疗卫生服务的标准不是价格和购买力，而是全科医生对患者的诊断，以及由NICE（国家临床质量研究院，其职责是通过广泛的咨询和对临床实践效果及其成本的深入研究，制定全国的服务质量标准，提供权威的、可信的临床质量指导原则）所确定的标准提供服务，优先为最需要的患者提供成本适宜的服务，这和“市场配置资源”没有一毛钱关系。不能因为引入了竞争就说是市场，这种竞争是公立医院内部出于健康绩效的竞争。党的组织部门选拔干部也有竞争，这就叫“市场机制”吗？

（5）不光是英国，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走过类似的弯路。比如，新西兰1993年同英国一样，把供给者和购买者分离，公立医院转制为自主的公司，四个地区医保机构作为购买者，向公立或者私立医院购买服务。但1999年工党上台后，基本完全改变了上述政策，主要理由是，内部市场带来的协商费用太高，服务提供者之间缺乏协作。2000年把购买和服务的职能整合，放在一个机构，医院成为地方卫生局的下属。从而建成一个一体化的、能够直接提供服务的机构，社区医生也被整合起来。

特别要指出：笔者曾在2006年国务院举办的医药卫生改革国际研讨会上，亲耳听到英国撒切尔政府的医改委员会主席、“购买服务”机制的首创者Alan Maynard指出，英国所谓市场化改革，“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实践证明是失败的，中国一定要吸取教训。

第三，同这位专家所说的恰恰相反，90年代全球的医疗市场化改革以失败而告终。

20世纪90年代是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那就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盛行。很多我国学者正是在这个时期学习的经济学，受市场原教旨主义影响很大，误认为这个时期流行的经济学理念就是万世永恒的规律。实际上，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给欧洲带来破坏，更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体制带来了灾难。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拉丁美洲，以极端私有化市场化为特征的医疗改革。上世纪80-90年代，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拉美国家通过施加政治压力、提供贷款和指导等方式，推行医药卫生改革，主要内容一是削减公共卫生支出；二是把中央政府的医疗卫生责任下放给地方；三是医疗机构私有化。十几年的实践证明，这些政策使医药卫生体制更加恶化，防疫覆盖面减少，登革热、疟疾和结核病的预防工作削弱，医疗体制濒临崩溃的边缘。医院私有化之后，政府没有强大的调控机构和调控能力，造成医疗费用上升和可及性、公平性下降。随着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后果日益显现，拉丁美洲的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十几个国家执政多年的传统政党下台，新的政党上台后，普遍都加强政府投入，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家还增加了公立医院。

整个欧洲国家1990年代经历了短暂的市场导向改革，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公立医院的自主化经营，但1990年代末就开始反思，调整改革方向，2002年一本题为《Regulating entrepreneurial behaviour in the European Healthcare System》的著作回顾了这一过程。

第四，欧洲国家纠正过度市场化的主要做法是：（1）指导思想由“分权、竞争”转为“合作、和谐”；（2）整合化：加强提供方和购买方的协调，甚至整合；（3）医院管理由分散走向集中，加强了监管和规划。英国（1997年开始）布莱尔政府在卫生服务领域采取明确的反自由化措施。促进服务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合作，建立高度整合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体系。新西兰（2000年开始）劳工党政府恢复了卫生服务供方和需方都由一个机构来负责的制度；自主管理的医院被重新纳入地区卫生部门管理；荷兰（1995年开始）废止德克提案的执行，转向集中的管制和规划。到2012年，英国体系仍然是发达国家中公平性和绩效最高的体系之一。

笔者学习研究医改十多年来，也参加过一些中外医改研讨会，在这些会议上，很难听到严肃的学者用“发挥市场的作用”这种话来讲医疗体制。当一些中国学者向他们提出“如何发挥市场的作用”时，他们往往会露出惊愕的表情。如果我们再看看近年来主要国家的医改指导思想，根本找不到“市场作用”这一类的话，不知道“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同性”这话从何说起。希望要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历史经验，起码把视野扩展扩展，不能只看最近一二十年就得出“国际趋势”，也不要只看人家做了什么，还要看做得效果怎么样。

【观点五】政府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障是一种制度，而无需直接投资设立医疗机构。

【剖析】这个问题也是“办服务”还是“买服务”的问题，《八必备》认为，政府只要补需方、办保险就够了，由保险购买服务。排除这个观点带有的部门利益，我们下面从国际经验上来看看，是不是真像这位专家说的那样，“大部分国家都是补需方”。

第一，如果补需方有效的话，历史上就不会出现公立医院。公立医院制度，是人类在长期历史进程中，经过对不同制度的反复探索、比较而选择的。公立医院的起源，主要有三种：

（1）苏联、英国等国家，政府在战后主导建立公立医院体系，以在短时期内动员大量资源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实现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可及性；

（2）泰国、巴西等国家，由于社会医疗保险体系无法有效地控制成本和保障医疗服务的公平可及性，转而实行国家医疗服务制度，举办公立医院；

（3）美国等以非公立医院为主的国家，政府通常也举办一定数量的公立医院，以实现特定的政策目的。

可见，公立医院制度正是因为只靠保险解决不了问题，才产生的。

第二，从宏观绩效上看，目前研究的主流结论是，社会保险模式的费用比公立医院模式更高，但是对提高健康水平没有显著作用。

这里介绍几个研究。

1998年，商业保险比重较大的美国和瑞士，医疗总费用占GDP分别为14%和10.2%；德国和法国这两个以社会医疗保险筹资为主的国家，医疗总费用分别占GDP的10.6%和9.6%，而主要通过税收筹资和举办公立医院的国家，如英国，医疗总费用占GDP的6.9%。而且或者医疗费用增长较其他方式筹资的速度低（Anderson, Hurst et al. 2000，另见下图，英国的成本最低）。

Mosca(2007)分析了20个OECD国家在1990-2000年期间发现，全民医疗保险模式的国家的人均卫生总费用比全民医疗服务模式的国家更高。

Albrecht, Neyt等(2005)对20个OECD国家在1980-2000年期间数据的研究发现，采用公立医院模式国家的人均医疗卫生公共支出比采用保险模式的国家更低。

Wagstaff and Moreno-Serra (2007)研究了中欧、东欧和中亚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医疗卫生保障模式从免费医疗转变为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效果，结论是：实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增加了国民医疗卫生支出，提高了医院的业务活动率，但并没有取得更好的医疗结果。

Wagstaff (2009)评价了1960年-2006年间，OECD国家从税收筹资体制转变为社会医疗保险筹资体制的改革的效果，包括对人均医疗卫生费用、可避免死亡率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发现在社会医疗保险体制下，人均医疗支出增加了3－4％，但是对可避免死亡率的降低并无显著影响。

第三，解释一下为什么政府直接办服务有利于控制成本。

（1）有利于减少保险模式带来的交易成本。由于医疗服务的种类繁多，且质量难于测度，当政府付费购买的时候往往因此面临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增加运行成本：包括①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谈判，如果选择性地和医疗服务机构订立合同则成本更高；②收集每个患者治疗的信息，以便购买所需要的服务，并防止患者的道德风险；③合同执行过程中为防止医疗服务机构的机会主义的行为而增加监督和管理；④医疗服务中的欺诈行为等导致的浪费(Marini and Street 2007; Bentley, Effros et al. 2008; Wagstaff 2009)。

有研究认为，从公立医院模式转变为保险模式后，由于原来固定拨款的方式转变为拨款跟着患者走，交易成本增加了40-60%(Marini and Street 2007)。而且，在保险模式下，医疗卫生体系的利益相关者更多，并都能对医疗卫生体系产生影响(Mosca 2007)，这进一步增加了医疗卫生体系的交易成本。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当市场的交易费用过于高昂的时候，企业的明智做法就是将该环节纳入到企业的生产环节之内，以节省成本。

（2）政府公权力的介入有能力直接对成本进行控制。控制卫生总费用有两种办法：供方激励和需求方激励。在公立医院体制下，整个卫生部门的预算是由政府过程决定的，是预算硬约束。造成对比的是，例如澳大利亚等存在广泛的商业保险和个人共付，很难控制住医疗总费用，我国目前也是这样。

（3）政府举办公立医院更有利于落实守门人制度。在OECD国家中，实行公立医院模式的国家除了个别之外都实行了守门人制度，而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只有荷兰一家有守门人制度。其他一些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国家也曾尝试过，但都以失败告终(Wagstaff 2009)。这是因为，在保险模式下，钱跟着患者走，实行守门人制度难度更大，我国目前就是这样。

第四，“公立医院导致排队”是一种误解

实行免费医疗，所谓的“排队”，是按照病情轻重缓急来配置医疗资源。实行免费医疗的国家，主要是抑制不必要的奢侈服务，而在预防保健、初级医疗、急救等社会效益高、经济效益低的服务项目上，比其它模式的国家投入更多。

不信？请看下表：英国、新西兰等公立医院体制的国家，看医生的等候时间比其他实行保险模式的国家（包括这位专家推崇的德国、美国）都要短。

第五，政府直接举办公立医院，有利于患者平滑消费，预防为主，防止小病拖成大病。

公立医院模式下，医疗费用实行全国的总额控制，政府有能力，也有动力将资源配置到预防性卫生服务，能更加有效的将资金投入公共卫生和社区医疗（WHO，2008）。

介绍一个研究。下图显示的是一些国家分年龄的医疗费用，由此可见：

我们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实行公立医院的国家，年轻人和老年人医疗消费比较平均，而实行保险模式的国家，老年人的费用相对年轻人要高得多。这就是由于公立医院的普遍服务有利于预防为主，防止小病拖大，大病拖老。极端的就是美国那样，都等到65岁有保险时再看病，社会成本就高得多。

在保险模式下，“供给诱导”和“保险诱导”等机制推高了医疗卫生费用，这也是美国老龄人口医疗费用急剧上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研究发现高新技术的采用伴随着老年医疗照顾计划的推行，美国1950年至1990年之间医疗费用的上涨有40%是由于老年医疗照顾计划的推行导致的(Finkelstein 2007)。

这表明，在预防为主和控制费用方面，公立医院制度好于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又好于商业保险。

第六，这位专家所举的几个例子都是有偏差的。

《八必备》一文说：“世界上这些国家的供方，多数是非公立医疗机构为主体”，举的是德国、台湾、日本、美国四个国家（地区）的例子。但是在这里又玩了“真话不全说”的把戏：

（1）同德国发展水平接近的英国和法国两个大国被他故意忽略了，而英国公立医院接近全覆盖，法国约70%，并且法国的医疗卫生综合绩效是2010年排名最高的。

（2）台湾公立医院私有化之后带来费用飞涨。台湾目前是以非公立医院为主——但这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出现的趋势，当时台湾当局在资本的游说下，取消了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转而支持资本财团举办私立医院，带来的结果是：医疗卫生费用快速上升，1980～1994年间，台湾人均医疗费开支年增15.7%，高于同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2.1%的年增长率。家庭医疗支出占家庭消费的比例从1980年的4%上升到2000年的14.6%（大陆目前为8%）。执行同样政策的还有韩国，结果是韩国的医疗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75年为2.8%，1986年为4.3%、1991年为7.1%。日本也立法禁止举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

只告诉我们其他国家做了什么，但是没告诉我们这样做带来了好的后果还是坏的后果，这种写作技巧在《八必备》一文中反复出现。这位专家相信“买服务”比“办服务”好，这在本质上仍然是市场万能论。它有一个潜在的假设，那就是一切购买契约的执行都是有效的、没有成本的。但这在现实中不成立，特别是在医疗领域，通过外部监管和购买的交易成本非常高。

第七，“市场派”在对待政府办保险和办服务的问题上自相矛盾。

实际上当前自称所谓市场派的专家的观点有一个自我矛盾的地方。如果真的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医疗卫生没有特殊性”，那么他们为什么支持政府举办社会保险呢？他们支持政府举办社会保险，但又不支持政府举办公立医院，这是矛盾的，如果真的是相信市场的话，那么政府连保险都不需要举办。因为吃饭没有吃饭保险，穿衣服没有穿衣服保险，为什么医疗要有医疗保险呢？这样自相矛盾，真正的目的是，政府只出钱就好了，让医院和药厂拼命挣钱。这种模式可以叫做“政府买单的市场化”，其结果就是政府拿纳税人的钱，而私立医院和药品企业利用自然垄断地位攫取超额利润，走向美国模式的道路。

从上面可得结论：政府直接举办公立医院，是既有利于公平，又有利于效率的事，是理直气壮的事。“无需直接投资设立医疗机构”的结论不成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养老是个既老又新的问题。说它老，是因为中华民族有孝老尊亲的文化传统。说它新，是因为今天养老问题犹如太行峭壁，突立而来。由老龄化所带来的人口压力、经济问题、社会矛盾使我们不得不跳出围城看全景，从“以人为本”的高度来思考养老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规范经济学提供了价值判断，实证经济学反映了事实本真，科学的经济学说必须包含价值观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创新理论的正确与否最终必然需实践检验，但其理论创新之路是否满足范式要求有助于我们判断该理论的真理性。只提方法之论，不辨价值之本，经不起推敲与诘问，直若无本之木，仍难称得上是真正的科学。《解放生命——生有所信老有所托》一书的作者提出了“三性耦合论”和“共有制”两种新学说，并以此为基石,为生命信托理论提供方法论基础和价值观判断，其逻辑体系符合理论创新的范式标准。

人生如镜。从反面看，人生是一场逃避，包括逃避死亡、逃避痛苦、逃避疾病；从正面看，人生是一系列追求，追求幸福、追求快乐、追求圆满。而幸福应该是全程的连续，人生的快乐和圆满亦应如此。从这种角度看养老，系统性是养老的主要特征, 卯吃寅粮是养老的行为本质。养老问题首先具有社会性和经济性，但养老实质是对未来预期的现世安排。同时，它又具有强烈的金融属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养老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一把具有综合功能的金融工具，能沟通人的社会性和经济性之间的联系，解决个人自己的消费无规划和时空错位问题，不再出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悲剧。

问题解决之道往往存在于问题的原点，解惑的创新之法往往存在于事物的隐性联系之中。生命问题要用能反映生命本质的工具来解决。回归原点找办法，突围养老困境的工具就在生命信托；而作为生命信托的子产品，养老信托连接养老和信托两个产业、沟通两个产业的联系，正是解决中国当下养老问题的可能选择之一。

我与信托结缘始于1997年,当时我担任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我和其他一些全国人大常委一起，呼吁立法机构加快《信托法》的制定，当时情景历历在目。如今，快二十年过去了，以《信托法》的颁布实行为标志，我国的信托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说，对生命要有大爱。信托制度为大爱的实现勾勒了制度边界；生命与信托的契合则为大爱的实现打开了通路。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工具安排，信托工具的生命力正如青山春笋，生机勃勃。

信托作为知识性延伸的工具，它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信托的中介性延伸着人的社会性。在人类社会步入相对高级的发展阶段后，信托又表现为一种生产关系，它以共有制为内核，能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共有制、中介性和集成分享制是信托的标签。以共有制为基础，以中介性为桥梁、以集成分享为方式，信托能从人的整体和个体两个层面实现人生命周期的幸福之托。

信托作为金融行业，它具有独特的财产保护和破产隔离功能，能保证老人养老财产的保值增值。财产管理是信托内涵之一，它能让老人享受到信托工具所创造的经济效益、管理效益和转移效益。以遗嘱信托的形式实现财富传承功能是信托的内涵之二。信托能通过二次委托和直接投资的方式联系、控制、整合相关的养老产业资源，为老人提供包括养老护理、医疗康复在内的全产业链服务。这是信托的内涵之三。医养服务、财产管理和财富传承，构成了作为生命信托子产品的养老信托的三个主要功能。

今天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突破2亿，老龄化比率达到14.8%，中国养老头绪多、包袱重、问题急。针对实践问题进行理论创新，生命信托理论的提出恰逢其时。

“资本主义时代正在逐渐离我们远去，尽管这一进程并不迅速，却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一种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新型经济体制应运而生，它就是协同共享”（Collaborative Commons）。“到2050年，协同共享很可能在全球大范围内成为主导性的经济体制。” [1]

享有国际声誉的社会批评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其新著《零边际成本社会》开篇写了这段话，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这倒不是里夫金的预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难以置信，而是因为他依据热动力学原理，将经济活动的本质归结为将自然界能量的三种状态（固、液、气）转化商品或服务的过程，并由此预言通讯互联、能源互联和物流互联“三联合一”正创造一个边际成本趋向于零的社会。

零边际成本社会预示着市场经济的“交换价值”将让位于社会协同的“共享价值”。这一非凡的未来预见性，与我们的“共有制”思想和“三性耦合”理论有着相同的逻辑和神秘的契合。

当今世界，如果我们固守成规，愿望和目的都会黯然失色。如果我们没有原创性的理论自信，全部无条件地接受所谓的“终极思想”或“普世价值”，就将与中国的伟大复兴渐行渐远。尤其不能用现成的西方理论成果来诠释正在和平发展中的中国，更不能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些“有效实践”来牵强地论证这些理论的正确性。在开辟中国道路、建立中国制度，创新中国理论的时候，我们应该具有广阔的未来性的全球视野，深刻的现实的问题导向，本质的开端性的思想逻辑。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正在对人类意识本身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新经济模式的全新内涵与人性的全面重构也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我们固有的世界观，改变着我们自身与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赋予人类文明进程以新的意义。

中国先哲老子说过：“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马克思在1843年致卢格的信中写道：“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这是方法，也是目的。我们深刻地理解和领会了先哲们洞察事物发展本质的方法、逻辑和思想。以此为指导，以批判和重建的双重思维与我们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深知：“倘若一种理论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甚至不能解释现实，那么人类只能放弃这种理论，而绝不可能放弃现实。” [2] 因此，在养老问题上，我们将从重新认识人的本性出发，通过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全面审视人生发展进程最后阶段（老年生活）所遇到的诸多矛盾问题，并探索解决的方法、路径，找到新的方向。

人的生命是一个充满阶段性华彩和结构性均衡美的自然历程，生命的意义可以用历时性的长度和内涵性的宽度所构成的平面几何面积来加以描述。如何使这个面积最大化，这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和共同愿望。

人首先是有限的物质性存在，其物质力表现为生物机能由弱到强，再由强变弱的过程；人亦是现实的社会性存在，其关系性表现为自始至终的相互信任和依靠，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其他人存在的前提；人更是本质的知识性存在，其知识力表现为人“想好了再干”，透出独有的领悟知识并洞悉其相互关系的能力。在与人相关的任何系统中，都闪烁着人的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三性耦合的影子。不管它们表面上看起来并不那么紧密相关，实际上，总有一股自然的力量将三者神秘地联系在一起。其中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地同时引发其它二方面发生相牵联的变化。三性耦合论在崭新的视野中重新定义了生命的内涵。

人的生命周期是一个连续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系统，根据其存在的状态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一为先先天时期；二为先后天时期；三为后先天时期；四为后后天时期。这个时期又可分为学龄儿童、青年、壮年和老年。根据个体人是否有自为的能力来观察，人的自为能力是一个倒U型结构。人之初，生命是一个被动的全托，人之老，生命是一个主动的信托。因此，生命信托是社会发展过程自然而然的选择。        生命信托——生有所信，老有所托。

    人生的老年阶段是人的全生命历程中最为复杂的过程。养老保障涉及方方面面，不仅是中国正在面对的严峻挑战，也是世界性的共同挑战。养老保障问题对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阶层分布、经济增长、劳动就业、代际关系、人文伦理、社会稳定、寿命预期、战略格局，发展方向等都存在着潜在的决定性的影响，必须从理论认知和行为实践的二个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

养老过程是我们对人的物质性身体机能逐渐退化，而又要尽可能地保持其社会性，延续其知识性，从而张扬生命活力和价值的过程。也就是，不仅要满足老年人的物质性需求，使他们的吃住穿行医得到有尊严的保障；还要保持和扩展老年人的社会性需求，使他们所拥有的自然的亲情关系，熟悉的环境关系和社会的联络关系得以兼顾与调适；还要优化和开发老年人的知识性需求，使他们的经验与知识积累继续发挥作用，同时又使他们的精神生活和知识摄入不失丰富、不受阻滞；最终达到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的三元均衡与和谐。

理论和实践都在提醒我们这样一个现实：生产力的解放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往往使我们产生一个错觉，以为当纷至沓来的社会矛盾聚集的时候，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继续促进经济增长，以动态的增长消化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以为经济增长促进财富增长、促进就业，就能够改善生活、减少贫困、赢得人心。但当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不断放缓而进入新常态时，老龄化又令人措手不及地来得太早。经济发展新常态平添了新变量，亟待解决的贫富差距存在加剧的危险。

如果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都没办法填平贫富鸿沟，那一定是在其它方面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不仅是在学理上，更多的是在方法论或指导思想上出了问题。老龄化社会也许就面临着这样的尴尬。要想找到解决办法，必须在中国自己的制度逻辑和现实国情中寻找原因和药方，必须在中国社会大转型过程中，在共同富裕为指向的共有共享价值追求中汲取力量，找到出路。

    （编辑  季节）

[1] 《零边际成本社会》，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中信出版社，2014年10月。

[2]  《美国自由主义的变迁》，钱满素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6年5月，P3

中国已经进入“银发时代”，这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增加了老龄化的新变量。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面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这是首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养老问题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以当下中国养老的混沌现实出发，我们将从“以人为本”的高度思考，对待渐行渐近的老龄化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探寻积极的解决方案。

负重爬坡——老龄化现状

养老是一个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交织的系统性问题，它不仅内含复杂的目标诉求和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也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既可以扩大内需，又可以扩大人口红利、提升幸福度，实现人类普世价值。应该说，养老是当前社会最大的公认度。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创造了经济迅速增长和人均收入持续提高的奇迹，到2009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我国老龄化进程以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一方面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我国提前进入“银发时代”；另一方面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相对滞后，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体制尚未形成。

中国和国外老龄化发展状况

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是近代人口再生产过程中新出现的人口现象。根据联合国定义，一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或是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本国人口总数的7%，就认为该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老龄化在国外

人口老龄化的开始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1865年法国65岁老龄人口达到7%，率先成为老年型国家，接着瑞典、挪威在19世纪末，德国、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先后跨入老年型国家行列。20世纪70年代，世界更多地把目光集中于如何降低人口的出生率和控制人口数量，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的改革和推进，老龄化问题开始引起全世界的关注，20世纪以来，人口寿命延长使老龄化趋势持续加重。

从地区分布来看，发达国家老龄化人口比重虽然很高，但是发展中国家老龄人口数量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目前发达国家老龄化人口比例为21%，发展中国家为8%，但从绝对人口数量看，全球63%的老龄人口居住在发展中国家。

在今后几十年中，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将超过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到2050年，全球60岁以上的老人将有79%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就世界范围而言，增长速度最快的是80岁以上的老人，尽管他们现在占总人口的1.5%，但到2050年，他们的数量预计将增长4倍。另外，劳动力不足与社会负担加重，养老金入不敷出是老龄化带给全球的严峻挑战，这对全世界的稳定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冲击。

老龄化在中国

与国际社会相比，中国老龄化具有来势快、基数大、不平衡和未富先老的特点。造成中国老龄化问题如此严峻的主要原因包括：计划生育政策造成421家庭结构，医疗保健水平提高导致的人口寿命延长，以及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伦理道德的觉醒而导致老年人瞻养问题提高等三个方面。421家庭结构从供需两端加大了中国老龄化的压力，同时导致家庭老人瞻仰能力的下降和对社会化养老需求的扩大。老年人的寿命延长的结果是增加了老年人的数量，而社会伦理道德的弘扬促使以前被漠视的老年人晚年生活问题开始受到重视。那种任凭老年人自然淘汰的可能性正在减少。这二增一减加重了中国老龄化的严峻局面。

根据联合国制定的老龄化标准，中国在2001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国家统计局2015年1月2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年末，中国大陆地区60周岁以上人口为21242万人，占总人口的15.5%，65岁以上人口为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1%；中国老龄人口约占世界老龄人口的1 /5。目前中国老龄人口的实际赡养比不足5:1，而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将从目前的3个人养1个人，下降到2020年的不到3个人养1个人，到2050年将变成几乎1：1的比例，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中国老龄化的第一个特点基数大、速度快。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亿，到了2013年就达到2.02亿。根据中国人口金字塔结构图，我国位于金字塔中段，即30-50岁的人群所占比例最大。在202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2.48亿，占总人口的17.1%；到2030年中国将迎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届时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31.2%，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2050年前后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达到峰值的4.8亿左右，占亚洲老年人口的2/5和全球老年人口的1/4。如图1 所示，2010-2015年我国已然处于第一轮老年冲击波当中，而2025 -2030年中国又将迎来一轮老年人口“冲击波”。基数大、速度快的特点，加重了中国老龄化问题的复杂性，压缩了我们的反应时间，逼迫中国进行养老模式的创新。

图 1  1950-2050年老年人口年均净增图数量

中国老龄化的第二个特点是未富先老，这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还在1000美元以下，而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基本上在5000美元至10000美元，目前平均能达到20000美元左右。2010 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 4260 美元，不到美国、德国 、法国和英国的 10%，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6.7%。 从世界排名看，我国人均GNI在215 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中名列第 120 位。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第三个特点是养老供给结构区域差异大、结构不平衡。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城乡差异和地域差异较大，收入差异决定了中国养老产业的供给能力和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水平有较大差异。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随着农村青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导致农村家庭养老功能降低、农村养老问题更为突出。目前我国农村年龄在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8.1%，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目前农村留守老人数量已近5000万[1]。由于传统的居家养老方式根基已经动摇，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比城市要严重许多。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强调“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结构不平衡特性的存在，要求中国老龄化问题的破题必须差异化面对，以“接地气”的方式解决。

中国老龄化的第四个特点是传统养老方式的弱化。中国传统的养老方式是居家养老或者说家庭养老。我国家庭规模持续缩小、家庭赡养能力下降，这些对传统的家庭养老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形成了巨大的挑战。目前我国三人及以下家庭占全部家庭的64%；四人及以下家庭占全部家庭的85%；一代户家庭占全部家庭的29%（主要是空巢老年人）；两代户家庭占全部家庭的53%[2]。另外，空巢家庭的存在意味着老年人根本无人可帮助养老。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独居空巢家庭”占比达16.40%，“夫妻空巢家庭”为15.37%，二者合计为31.77%。这意味着中国至少31.77%有老年人生活的家庭，属空巢家庭。“空巢家庭”将是21世纪我国城市，甚至是许多农村地区老年人家庭的主要模式。小规模家庭和空巢家庭的存在使得公众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强。

从历史渊源来看，我国之所以形成家庭养老模式，这与家庭规模大、家庭赡养能力高的特点有极大的关系。儒家文化的传统是几代人合居的大家族，形成三代同堂甚至四代同堂的局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家庭小型化和核心化的趋势越来越强，不会重新回归到大家庭的模式。儒家文化强调“百善孝为先”。在中国面临严峻老龄化挑战，而作为传统养老基础的家庭又不堪重负时，我们不能再抱残守缺，必须研究新的理论、引入新的力量、拓宽养老渠道、丰富养老方式、扩大养老床位供应。

东西方养老文化的差异

西方少数发达国家能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待遇，而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物质基础、社会管理水平尚难以支持。东西方养老文化的差异首先表现为观念上的差异，其次表现为养老渠道和养老理念上的差异。

养老观念的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老年人生活模式的选择。东方人强调天人合一、喜欢家族宗祠，抱团求强，乐于和儿孙居住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而西方人喜欢独居，自由自在的享受老年生活。东方人群居的习惯形成中国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也形成了日本人子女与父母相邻而居的“一碗汤“养老文化。而美国人、欧洲人则喜欢美国太阳城的这种CCRC养老模式，老年人离开儿女，选择和众多的老年人居住在一起。东方人更接受CCC（Continuing Care Community，全龄社区）养老模式，和子女居住在一起。东方追随孔子的人伦学说，人是作为组织人而存在的，老年人因此选择群居。相反，西方则相对自由，人是作为自由人存在的，老年人因此选择独居。

养老渠道上的差异。 东方人用养儿防老代际赡养办法来解决养老问题，其渠道依托于家庭，蕴含代际交换的逻辑；而西方养老的方式是存钱防老，其渠道依托于社会。比较东西方养老观念，应该说东方的养老观念更先进，父子之间存在双向互养关系，人在老幼两个阶段的保障程度都有所提高。西方的养老观念则比较原始，还保留着动物界单向抚养的色彩。

养老理念上的差异。东方养老理念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健康含义和高端服务的认识上。东方养老机构在经营中，喜欢为老年人包办一切，甚至包括吃饭穿衣等老年人力所能及的事。包办的事情越多，服务越高端；而在西方的养老机构里，对老年人自己要做的事和服务人员要做的事有清晰地界定。西方养老机构鼓励老年人干自己能做的事，并不认为包办一切就是高端服务，他们认为，让老年人保持一定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反而有利于老年人的身体康复和心理健康。

现代养老的路径演变

当代中国的养老制度属于社会福利制度的一部分，城市和农村建立了两种养老制度，归属民政体系管理。新中国建立以来，政府不断发展养老服务，中国养老政策的变化大致可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养老服务处于孕育期。这一阶段，党和政府着力解决的是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对老年人的照护，主要由家庭负责。只有孤寡老人，才由机构提供较为粗放的养老服务。1958年12月，全国共办起15 多万所敬老院，收养五保对象300余万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城乡养老机构发展遭受严重挫折。

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养老服务处于探索发展期。其间，养老机构迅速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作为第三产业开始引起重视，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机构和社区之外，家庭仍然是重要的养老服务主体。

第三阶段从2000年到现在，我国的养老服务事业处于飞跃期。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参与，各行各业办养老的新局面。2006年2月，第二次全国老龄工作会议强调，要发展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2013年，我国相继发布了系列养老文件扶持养老产业的发展。2013年被誉为我国养老元年。

纵观我国的养老制度，主要分为城市养老制度和农村养老制度两部分，城市主要针对低保户提供福利养老，同时对于城镇职工还提供职工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保险；农村主要针对五保户，提供免费养老服务。2014年2月7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2014年12月末，国务院决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开始交纳养老保险，建立与城镇职工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这是我国养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结束了城乡分割和公务员、事业单位与企业员工分割的二元养老体制，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解决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提升全社会的公平水平。

痛点问诊——养老短板

养老产业一直不为人所重视，日积月累形成了我国服务业的短板。事实上，我国历史上就没有社会养老的传统。我国养老产业的痛点体现在供应数量、供应结构和供应质量等多个方面，我国的养老产业尚需奋起直追，大力发展。

养老产业探源

养老产业源于老龄产业。老龄产业在国外称为“银色产业”、“银龄产业”，国内也称之为老年产业。1997年，中国老龄协会会长张文范首次提出“老龄产业”一词。全国老龄委认为老龄产业是为老年人提供产品、服务和就业的各种行业的总称，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综合性产业体系，它横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包括生产性产业和服务性产业。养老产业是老龄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以老年人为服务对象，以满足老年人的特殊需求为目的，以开发老年消费市场为途径而形成的一个特殊性、复合性、综合性产业。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将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对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进行了分类。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2003年2月在全国老龄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老龄问题不应由政府包办解决，必须坚持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两个轮子一起转。养老事业主要由政府来推动；养老产业可在政府指导下，通过市场运作有序发展”。养老事业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属于社会福利范畴，性质上是社会公共管理的政府行为；养老产业则是满足老年人生活多样化、多种生活需求的市场化行为，属于市场范畴，性质上是经济单位的市场交易活动。

把脉中国养老的气虚和气郁

我们之所以要把脉中国养老产业，其原因在于老龄化问题具有复杂性、全面性和长期性，对社会、经济和伦理等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首先，老龄化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可能引发空巢老人现象、遗弃老人现象及由421家庭结构所导致的家庭养老能力下降等问题。其次，老龄化也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人口老龄化导致经济中“生产型”人口与“消费型”人口数量比例关系的根本变化，由此降低国民储蓄率、降低劳动供给能力，并将显著增加社会的经济成本。在1980-2004年期间，中国平均9.8%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投入增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为5.1%，平均每年拉动GDP增长0.5个百分点。而老龄化的急速发展，将使我国人口红利迅速下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李军的测算，2021-2025年是人口老龄化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相对最为严重的时期，该期间中国潜在年均经济增长率将由此下降约2.2%；预计到2015年，用于养老、医疗、照料、福利与设施方面的费用占GDP的比例将到6.62%，到2050年将提高到23.31%。

图2 1982-2012年杭州老龄人口发展趋势

把脉中国养老，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从宏观上看，养老的根本问题是发展，要能提供足够的物质基础来赡养老人；二是要做好分配和均衡，包括代际均衡和个人全生命周期平滑，处理好储蓄与投资、消费与生产、养老和发展的均衡关系，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物质条件丰富了，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问题。养老必须和经济发展统筹规划，下好一盘大棋。

对养老产业，应从产业层面和顶层设计层面望闻问切，对症下药。

从产业层面看，中国养老产业目前的问题是总量供给不足和结构不均衡，它又对应于社会经济系统的投入和分配两大问题。总量供给不足包括设施和服务人员两个方面。根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我国将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形成“9073”的养老供给结构，即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各占90%、7%和3%。民政部《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共拥有养老床位493.7万张。按照“9073”的养老发展规划，在十二五期间存在养老床位缺口218.28万张。养老护理员2020年要达到600万人，而目前全国持证的养老护理员仅为5万余人，缺口巨大。

我国养老产业的结构不均衡表现为市场主体和市场产品的两个冷热不均。即作为供应主体的政府热、企业热，而作为需求主体的客户冷。作为宏观调控部门和养老服务的最终买单者，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这几年在养老产业的引导、促进、管理、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作为产业供应主体的企业组建了养老养生事业部，推出了融养老健康险在内、规模巨大的养老社区。第二个结构不平衡表现在市场开发热、服务冷，或者说硬件热，软件冷；表现在所开发的养老项目高端热、中低端冷。企业都热衷于上养老项目、搞养老地产开发；但项目建起来后，由谁提供专业养老护理服务、提供什么样的专业养老护理服务、专业养老护理服务的标准应该是什么，还没有人关心和负责到位。养老产业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工程、服务缺一不可，否则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无法真正得到全面满足。目前房地产业投资养老项目，基本定位于高端养老，而中低端养老项目如养老院、福利院等多数老年人需要的项目却投资不足，这既无法满足大多数老年人养老需求，同时造成高端养老市场的过度供应，导致社会资源的错配和浪费。

从顶层设计层面来看，我国养老产业制度存在养老保障制度“碎片化”和事业管理体制条理不顺两个问题。从表征来看，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即2014年年底全面并轨前，养老保险覆盖率低、统筹层次低；养老保险收支严重不平衡、转轨成本高；养老保险缴费率高，可持续性差。诸多问题的根子在于，老年事业的顶层设计有缺陷，体制机制不顺畅。存在“九龙治水”现象，民政、妇联、工会、卫生、劳动人事及企业等部门都在搞老龄工作，但政府的老龄工作缺乏整体规划和行动协调，各职能部门各自为政，很难形成统一的管理，造成公共服务设施使用效率低下。

中国养老产业总量供给不足和结构不均衡所导致的问题是：（1）养老产业供给不足，供需结构错位，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也不能充分释放社会生产力。（2）服务有缺陷，不能提供一站式购齐（one-stop shopping ）的服务，全面满足老年人综合性的养老需求，造成了老年人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生理成本的浪费。（3）功能缺失，不能实现财富传承。

把脉中国养老问题，其本质是“气虚”和“气郁”。气虚的病机是养老的社会投入，气郁的病机是养老的社会分配。气虚和气郁的表症为养老的投入不足、投入错配、分配错位。中国养老的短板，促使我们突破既成观念，面对现实发展遇到的两难问题，进行富有成果的探索。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全社会都在呼吁对养老产业进行改革和创新，这为生命信托的推出提供了需求基础和市场引力。

“夕阳”事业，“朝阳”产业

养老是“夕阳”事业，但养老产业又是新兴产业，它是民生福祉所系、刚性需求所在，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重大商业机会，正处于生命力旺盛的青春期，又是“朝阳”产业。

养老正青春

养老产业的朝阳性体现在有政策扶持、有需求支撑、有企业推动等三个方面。

从政府层面来看，公民的养老问题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养老等社会福利支出占政府支出的主要部分。美国2010年社会保障和医疗支出占政府预算的42%。欧盟退休金支出占其社会福利支出的46%，占比最高的是意大利，其比值达到61%。“十一五”期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累计约3.26万亿元，年均增长17.6%，其中用于民政事业支出9000多亿元，年均增长超过30%。民政事业支出的主要部分就是针对五保户的养老费用。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养老问题，自2013年8月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密集推出了系列文件，为养老产业提供前所未有的政策扶持。

从产业层面来看，联合国的数据估算表明，老年人的综合消费比年轻人口高18%左右，养老产业将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指出，2014年，中国老年人口的消费能力约为4万亿元，这个数字至2050年将增长到106万亿元左右，占GDP的比例将从8％左右增长到33％，成为全球老龄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我国连续三年银行存款储蓄余额突破43万亿元人民币，而目前全国居民银行存款50％以上是应对养老、医疗等的预防性储蓄。这部分存款的释放对我国金融业和养老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资金支持作用和消费支撑作用。2014年2月国务院决定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农村1.2亿老将年人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农村消费市场的启动将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养老产业从市场容量和发展支撑两方面看都是朝阳产业。

从企业的层面来看，我国由企业承担的养老保险占职工工资额度的20%。发展养老产业、解决养老问题，可以间接减轻企业成本负担。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皮尔泽在《财富第五波》中将医疗健康产业称为继IT产业之后的全球“财富第五波”。养老服务和健康消费的特性是边际收益递增；需求弹性小，属于刚性需求，发展养老产业将为企业带来稳定的投资回报。

从消费者层面来看，做好养老服务有利于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和幸福程度。调查表明，居住于美国太阳城等老年社区的老年人平均寿命可以延长10岁。老年人的财富状况对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也有重大影响，最近公布的中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显示，在去除政府财政补贴后，2015年中国养老保险亏空将超过300亿元，这将影响未来5年2亿多60岁以上人口的养老。可见，传统的养老模式难以满足老年人养老的经济基础，形成社会和谐的重大隐患。

路指产融结合

养老产业路径选择的基点是老年人的需求。有需求的产品才有市场生命力。对老年人而言，提供涵盖衣食住行、医疗康复、投资理财等多个行业的产品和服务，能够节省老年人的体力成本、知识成本和经济成本。而衣食住行、医疗康复、投资理财等产品和服务横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多个行业，要实现一站购齐服务，只能以产融结合的方式提供。

产融结合的主要障碍来自于行政主管机关纵向分割的条状产业管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这种人为的管制分割不是产业割裂的理由，产业管制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如果能以产融结合的方式为老年人提供相关服务，对他们而言是最经济的，而互联网和现代物流体系的建立为产融结合提供了可能。

                                 （编辑  季节）

养老正迷津

当今世界，人口在数量膨胀的同时人均寿命也在延长。

老龄化拐点的到来又使中国由前喻型文化向后喻型文转型。如果我们不重视老龄化所表现出来的新特征和真内涵，不重视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生产模式和消费结构的嬗变，我们就不能走出当下帷幄层层的老龄化迷津。

走出老龄化熵变，由混沌中厘出经纬，观念革命是第一步。现在的养老模式，无论是自我养老、社会养老、抑或是养儿防老，其本质都是储蓄与消费转换在人的一生或是家庭内部、社会各年龄群体之间的不同平滑。储蓄——消费这种传统养老模式造成了社会再生产投入的中断和沉淀，降低了社会发展的最优能力，同时，把老年人完全固化于消费者的地位，忽视老年人的劳动能力、追求财富的天性，我们进行养老改革，要切实把效率、公正和自由三者完美地统一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百善之先，孝老敬老”

应对中国老龄化所带来的经济下行趋势，实现生产力不断提高，实现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群众生活的普遍提高，仅仅囿于既成的模式或用与社会主义制度逻辑相悖的理论来指导未来的改革和创新，显然是力不自胜，因而，方向比速度更重要。

养老不能追求高大上。目前，养老产业存在很多误区。一提养老就高大上，讲求豪华装修，或者仅突出了环境的优良性，仅注重人的物质存在的直观表现，把养老需求中的其他刚性需求，例如医疗健康放在一旁，导致养老社区的收费水平超出了老年人的支付能力，让老年人住不起。

我国提出“9073”的养老方针是以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为主，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更多地依赖自然形成的小区和老年人与原有社会的联系，并让老年人身处熟悉的环境，包括自然、人文、风俗习惯中，不会给老年人和其子女造成更大的经济负担。强调中国养老的发展战略以居家和社区养老为主是以中国特殊国情和文化背景相关，不能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经。

早退是浪费。60岁是人生长跑的新起点，如果让劳动者早早退休，任由老龄化侵蚀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将会产生正减负增效果，其代价注定是高昂的。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人口2010年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比十年前提高了3.48岁，因此，60岁是人生的中点，早退是否定老年人的人力资本的存在，也是对人力资源极大地闲置和浪费。资源的价值决定于资源的需求。对比有需求无供给或有供给无需求而造成的浪费，由早退而产生的浪费产生于制度设计缺陷。

从人力资源的需求性来看，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2011年开始出现下降，老龄化趋势已经蔓延到劳动力市场上，“民工荒、招工难”已经成为人力资源经理必须面对的难题，劳动力市场事实上已经出现用老年劳动力替代年轻劳动力的景象。

世界银行专家辛sin2005年通过精算得出结论，若要保持中国基础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必须改变提前退休制度，将退休年龄统一延长至65岁。提前退休加重了中国的养老金负担。我国老年人抚养比和平均预期寿命的上升已经从需求和成本两头截堵消费有限的养老资源，构成了老年人劳动力资源的现实需求，同时也反衬了早退休是浪费的机会成本。

信托共有制与生命平滑

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信托共有制能实现生命整体和生命个体的平滑。

共有制的特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私有制消灭后，代替它的是生产资料共有制。这种共有制与私有制和公有制有着明显区别。私有制是少数孤立的个人直接占有，公有制是任何个人都不可以直接占有，从这个意义上说，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有制在本质上既区别于私有制又区别于公有制。在共有制中，谁是所有者主体十分清晰，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种不同场合所讲的“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基于实践，共有制实际上是“以财产社会化为特征，既能容纳多元产权主体化，又能激发个人知识性潜能的一种新型公有制模式”。

共有制将预示着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其内涵是生产要素复合论。首先承认并确立劳动在生产经营中的主导地位。在传统的公有制下，不论是国家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其所有者主体都是单一的，而在共有制下，其主体不仅是多元的（至少两个以上），而且分为不同类型和层次。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共有制对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形式做到了有效的统一，也为解放思想、消除所有制歧视，扫除了意识形态的障碍。

共有制具有开放的兼容性。它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存在和发展的，没有改变公有制的本质，它是将生产资料交付给全体共有者共同占有，能够有效克服私有私营和国有国营的弱点，其趋势是在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中使社会主义经济不断繁荣和发展壮大。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的单一性、缺乏灵活性，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共有制更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和广泛的适应性。

共有制从开端上契合了人的知识性、决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逻辑的同一性，遵循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归一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有效制度安排。

信托集合分享机制是新型共有制

信托的集合分享机制是在一种新型的法律框架内实现了个人财产社会化，产权多元化，自由人联合体的权利清晰化，利益分享普惠化，是现代新型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我们从共有制的逻辑起点探索老年人的生命信托，生命信托的着眼点是生命的平滑，分为生命整体的平滑和生命个体的平滑两个层次。生命整体的平滑是要实现共同富裕，生命个体的平滑是要实现个人全生命周期的幸福。信托共有制能够延伸并实现老年人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在个人全生命周期内的合理分配，达到“扩总量、调结构、顺周期”的效果，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再分配提供制度保障和法理基础，同时也为老年人个人生命周期内储蓄和消费的转换提供中介保障和契约支持。信托共有制并不单纯是一种金融工具，而是一种中间制度安排，作为生命信托一个子类，养老信托是在生命信托理论范式基础上，以资本为纽带，信托为桥梁，将老年人的市场需求及市场运营连接起来，以制度的灵性来实现老年人人口红利的再增长，重建中国的养老格局。

生命信托释放人口红利

信托是为降低人的各种不自由、不确定和有限性做出的一种制度安排。人的本性决定了生命是一个信托。

社区老年活动

生命的托付

生命信托是与人的自身生存与发展相关联的生活事务的信托，包括生命管理、健康管理、财富管理、事务管理等民事和商事信托。生命信托是信托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信托发展的终极形态。人只有在后后天健康状态时具有自我选择的能力；而在先先天、先后天、后先天和后后天的年老或失去自我生活能力时，人的生命托付就必然成为信用托付。所以，生命是一个信托。实际上，生命保险，包括财险、寿险、健康险等都是生命信托的一个子类。根据委托人的存活状态，生命信托分为生前信托和生后信托两种。生命既是人存在的基础，也是人发展的目的。“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生命信托是信托发展的最高阶段，它代表了信托功能的时空边界从生前延伸到了生后，并皈依于人本身，是对人生命的膜拜，也是对信托本质的回归，并以法律为保障将信托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为人的生命存在提供物质基础，为人的生命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是生命信托的功能和目的，生存和发展是生命信托的两个基本主题；而生存和发展的直线又交汇于人的幸福感知这个基点，生命信托即幸福信托。

人的本质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自由是人类所有表达或未表达出来的需求都被充分满足下的一种状态或结果；它是一种免于恐怖、免于奴役、免于伤害和满足自身欲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舒适和谐的状态。“哭着来，笑着去”，诠释着人对幸福的憧憬。“哭着来”是人的本真而为，“笑着去”则取决于我们的主观能动和幸福坐标定位。幸福是一种人类的渴求在被得到满足或部分被得到满足时的感觉，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人生就是一场对枷锁的逃避，它要逃避贫穷还要逃避死亡，最终实现对幸福的追逐，实现生命的解放和自由。

三性耦合论认为人的本质是种动态存在，它是发展的、变化的。人的全生命周期从先先天的基因注入、生命孕育，直至后后天的成熟，乃至走向消亡，可以分为婴幼儿期、儿童期、青少年期、壮年期和老年期等五个周期。各个生命阶段是单向发展、不能相互替代的。人的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在人生的五个阶段其数量和质量的内涵、相互之间重要性、比例关系的外延是变化的。人刚一出生，以物质性的发展为主，社会性和知识性相对欠缺；进入青少年期后，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迅速增长；而进入60岁的人物质性会减少，而知识性达到顶点。人的三性的不平衡发展会带来各种意外与变化，导致需求与资源不匹配的风险。语言哲学的奠基人、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无限性内在于时间的本质之中，时间在本质上就是无限性的可能性”。人的一生是漫长的，它会面临无数的变化和不确定性，而金融学直接把不确定性定义为风险。信托也正是在对贫穷和死亡的逃避中而产生，对于生活的不自由、生命的不确定和死亡的焦虑，使得人们倾向于从信托制度中寻求需求与资源的跨期匹配，实现人生的平滑。

从广义上来理解，信托实际上是委托人由于知识和能力的不足而通过受托人弥补其知识和能力的一种行为。社会分工的专业性和需求的无限性、生命的有限性和家庭财产永续性、个人占有知识的有限性和社会知识需求的无限性、生命开始与结束的不均衡性、个人主观与世界客观这五对矛盾是生命成为信托的根本原因和内在逻辑。信托正是在有限和无限、个体和整体、感情和物质、过去、现在和将来、均衡与不均衡搭建的桥梁，通过信托的中介作用和普遍联系，在承认矛盾的普遍性的同时，以集成分享机制沟通矛盾的联系，实现多样性和差异化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稳定与发展的统一，社会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的统一，价值目标与社会历史过程的统一，外部制约和内在驱动的统一，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统一等多种统一。在现在技术和法律环境下，信托是人沟通这些矛盾的最经济、最迅速、最有效、最可靠的制度安排。人们设立信托的动因，是降低他们在规划和安排自己的人生、财产、事务乃至人生时遇到的各种不自由、不确定和有限性，提高人生幸福感知。正是在这种对安全感、确定性的追寻中，生命必然成为一个信托。

信托里的“托”是指托付。托付不同于委托，后者往往只是对于委托人某一方面（时间、资金、能力等）的协助或者延伸，而托付的落脚点在于“付”，即委托人完全信任、基本不插手托付事物，由受托人全面主导委托人所托事务的管理和运作。正是基于对受托人品德和能力的深深信任，委托人才会放心的将信托标的托付出去，并且这个“完全托付”得到信托法上严格的“受信义务”保护，已经超越基于个人品德、亲情和血缘的信任。“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网状的社会关系使人能够“明心见性”；再加上现代信用征信体系的建立、法律环境的完善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失信”的成本急剧增加，个人和机构“失信”的动机降低。因此，生命可以是一个信托。

生命是一条河，它是流动的。生命作为一个信托，它也是分层递进的，由里而外生命信托包括三个层次，里圈是自己对自己的托付，中圈是个人对家庭成员的托付，外圈是个人对社会的托付。自己对自己的托付是自益信托；个人对家庭成员的托付是代际托付，代际托付对应的产品是家族信托。社会托付对应的产品是土地流转信托、养老信托或者是政治选择，如选择国家、政党等。自益信托的本质是对个人生命周期的管理，家族信托是对家族生命周期和家族财富的管理，而政治选择是在更高层次的自益信托和家族信托，因为国家和政党的选择关系到每个人的福祉和生活质量。人的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的存在，使得我们每个人一直处于生命信托的环境中并受生命信托的制约，生命作为一个信托，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生命信托按受益人年龄阶段划分，专门为老年人或者为养老目的设计的信托产品就是养老信托；养老信托是生命信托实践化的新成果。养老信托是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为受益人养老目的而对养老财产进行管理或者处分并为受益人提供全面综合养老服务的行为。作为老年人的生命信托，养老信托可以从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三个方面释放老年人的隐性资源和人口红利，让老年人率真而活，实现老年人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解放。

老年人的三性与养老信托

在生命信托的探索中，我们提出了“三性藕合论”。耦合是一个工业术语，它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物体相互依赖性的度量。我们引入耦合一词就在于它能全面、立体、动态地反映人的本质。三性耦合论首先承认并强调人的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的独立存在，强调人具有三个基本属性是其区别于二元人本论的关键所在。正如正确处理“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头等大事一样，从在人的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三者的关系中，物质性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性是人发展的目标，而知识性是人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沟通了人的物质性和社会性的联系；同时又能动地反作用于人的物质性和社会性。

由于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对生命信托的研究是以解剖麻雀的精神，通过聚焦养老信托开始的。老年人社会性问题产生的根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家庭内部，一是社会外部。对家庭内部而言，养老信托为老年人的养老提供了物质基础，降低了子女的赡养压力，帮助老年人实现财富积累和财富可传承；增强维护家庭血缘关系的物质纽带，契合中国老人传统的社会观念。对外部社会而言，养老信托提供了关系网，拓展了老年人的社交网络，增加老年人的活动性，形成社会性的再拓展，实现老年人社会的网格型拓展。

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信托以集成分享的方式实现了老年人知识性的再延伸，这种延伸体现为正常人、失能人和成为人三个方面。为正常老人补充正知识，于身心和和财富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信托的方式和专业机构来延伸失能人的手和脑，满足他们衣食住行的刚性需求；对于身体健康，拥有基本投资和实践知识的“成为人”来说，信托将孤立存在的知识以一种网络化的方式聚集起来，通过一种集合的力量实现存量知识的创新增长，形成增量知识。

经济增长是由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拉动的。养老信托的集成制在充分利用老年人的知识资源转化为知识资本，将老年人的知识资源重新投入社会再生产，延续老年人的劳动力和知识力，变“弃”为用，变“废”为“宝”，一增一减实现存量知识的双倍产出，实现中国智慧的信托再利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中国最宝贵的资源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知识、智力、智能，它们取之不尽，潜力巨大，也是国之力量的基础。

新常态、新出路

在老年人口急剧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大背景下，要完成养老突围，中国的养老模式应在新常态下寻求新出路。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首先就得“老有所居”，保证老年人养老的居住空间是重要的物质基础。除传统的居家养老之外，我国还需要大力发展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这将涉及养老网点的建设问题。我国养老网点存在巨大数量缺口，而离社区近、医疗生活配套完备和环境好的养老网点更少，而大规模的养老网点建设需要的时间成本高昂。

社区养老院为老人量血压

腾笼换凤、价值互换模式

将行政机构部分富余低效的楼堂管所，如培训中心改建为养老网点，将是我国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网点的重要补充。上述机构一般处于城市核心区或者风景优美区，交通方便、医疗条件优良、生活配套完善，餐饮、住宿、学习、娱乐、健康功能齐备，能够满足老年人“六老有”需求。它们一般属于国有资产，可以采取划拨或无偿使用的方式完成资产所有权或使用权转移，简化流程、便于操作。2014年11月2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60号），明确要求“将符合条件的国有单位培训疗养机构转变为养老机构。”

以基层党校为例来说，各级各类基层党校和培训中心系统功能相近、区域相同，可以进行合并，转型为社区养老中心或机构养老中心。据统计，仅县（市、区）级党校可提供养老床位约56万张；这个数据还不包括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等组织的党校。56万张养老床位占民政部《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的我国493.7万养老床位的11.3%。新华网2007年报道，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大型国企培训中心至少超过1万家，其中85%以上处于亏损和潜亏损。将培训中心改造为候鸟式养老将新增大量的养老床位或康复床位，同时解决国有资产贬值的问题。

“老有所养”要有资金支持，靠经济增长解决养老资金问题，时间太慢；靠调整资金使用结构又会涉及利益调整，实现难度较大。养老资金问题的解决，必须靠新思维；腾笼换凤、价值互换或许是可能之选。政府行政办公职能具有刚性，具有较强的拉动和吸附作用，政府的搬迁会带动新区域价值的提升。

另外， 政府行政办公职能具有较强的拉动和吸附作用，政府的搬迁会带动新区域价值的提升。如果把北京二环内、尤其是长安街上的部委办公楼搬出核心区域，集中在非核心地段的中央行政区办公，把腾出的地块和建筑进行拍卖，所得的资金可以用来建设公共养老基金。事实上，国内外行政机构搬迁并不罕见。将核心区域置换给商业机构，通过市场之手的作用进行置换，可以迅速地解决养老所需要的资金问题。据统计，仅通过长安街行政办公用房的区域置换，就可以增加580亿元人民币的公共养老基金。存量变增量，将行政机构部分富余低效的楼堂管所改建为养老中心，能从数量、质量和时间上缓解我国养老网点短缺的各类问题，并解决我国发展养老产业所需的资金问题。

以房养老新思路

以房养老不是新话题。早在2002年，时任中房集团董事长孟晓苏就提出通过“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实现以房养老[1]。老话题要谈出新思路必须另辟蹊径，寻找新的道路。从金融的视角来审视，以房养老的实质是整存零取的储蓄行为或者说资产抵押换取服务的金融行为，老年人和子女之间通过房产的继承或处置建立了一份期权合约。这种以房养老行为逻辑的背后存在着数个隐性假设：房价是稳定且一定幅度上涨的；子女是有孝心而且是有照护能力。这种照护能力是子女的身体状态、时间安排和空间距离使他们能够负担得起赡养老人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但用当下的现实检测，这些假设的可信度令人怀疑。在421的家庭结构等人口因素的影响下，往后推10-20年，房子已不再是稀缺商品，房价处于巅峰探入下降的轨道。从子女的照护能力来看，一对夫妻面临4位甚至8位老年人，还要面对自己的子女，他们根本就无暇顾及老年人的照护问题。因此，传统意义的以房养老方式必须进行变革，而这种变革将以制度为保障方向。

市场化的以房养老有两条路径，一是将房产信托化，通过信托公司满足老年人综合性的养老需求；一是房产证券化，通过房产的出售、出租、置换等方式获得现金或养老居所使用权。房产证券化的养老方式实际上也是房产信托化方式的一种。信托化和证券化以房养老都要对房子所有权或使用权进行证券化处理，老年人在世的时候，把房子变现为养老金或者将房产处置为养老居住服务权益等，其处置对象包括所有权或使用权；处置方式对所有权包括出售、抵押，对使用权包括对调、出租等，包括出售给个人或机构等；在房产价格下降的预期下，老年人把房子交给信托公司或者其它机构进行理财投资或进行其它方式的资产处置，形成稳定的养老保障。

以房养老经济空间存在于房产的价格区域差异、功能差异、时间差异、面积差异和新旧差异等。实际上是对上述差异的一种套利行为。而这种套利行为必须由专业的知识集合和分享机构如信托公司来完成。以房养老还可以与遗嘱信托结合起来，相关利益人对老年人的遗产继承要与养老义务的履行相挂钩，并由信托公司监管子女履行承诺的服务义务。

上海市民政局在上述产品线中尝试了5种“以房养老”形式：一是出售自有住房，入住养老机构，以房款补贴养老；二是售出较大住房，购买或租赁较小住房，用其差价养老；三是将自有住房出售，再与购房者签署长期租赁协议，仍然在原居房用购房款补贴养老，这种模式也被称为“以房自助养老”的上海模式；四是与赡养人签订遗赠赡养协议，用住房价值购买终身赡养服务；五是对子女承诺用现住房换取子女尽养老义务的家庭内部以房养老形式。住房反向抵押的核心是通过房产价格的区域、功能、面积、新旧的价值差异套利为老年人提供养老资金保障。在这种模式下，大城市的老年人可以以自己高价自有房产作为养老金来源，利用房价的差异来获取养老资金，进行跨区域的养老。    

新增长极——养老信托

金融创新将成为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中坚力量。从金融学意义上说，养老信托是养老财产的资产化和证券化，并通过受托人的专业投资和理财实现资产增值和医养服务供应，让养老信托受益人以结构化产品的形式享受养老信托权益。养老信托产品创新的关键是养老信托受益凭证，它是养老信托机构为募集资金或实物而由受托人向受益人发放的表明信托受益权的特别凭证，在发达的基金市场、证券市场上，到处可见信托受益凭证的影子。它是养老信托标准化、养老信托融资、流通和交易的基础。养老和信托都是一种对未来预期的制度性安排，其差异在于，养老相对非正式、制度性弱；而信托相对更正式，制度性强，具有强烈的金融属性。信托不仅仅是种金融工具，也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是社会的一种生产关系，具有综合性的特征。以综合性问题对应工具的适应性，养老这把锁必须由信托这把钥匙来开。

养老和信托具有同源性，因而使使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产业能走到一起实现牵手。养老和信托的距离就差一张纸，这张纸就是养老信托受益凭证。当养老托付人由子女个人变成受法律制约的信托公司时，老年人依托养老信托受益凭证而非子女的代际赡养达到养老目的时就变成了养老信托。国内外涉及养老方面的信托一般是指养老金信托，两者在委托目的和委托财产方面具有根本区别，养老金信托只是一种财产信托，而养老信托是一种综合性的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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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信托的优点与功能

养老信托具有的五大优势使养老信托具有自己独特的产品优势和市场生命力。

1.契合性。信托和养老都是因为信任而产生的一种托付行为。从产品发展的历史脉络而言，养儿防老实际上就是养老信托的一种早期形式。养老和信托具有天生契合性，能实现目标和手段的无缝对接。

2.全产业链。养老信托可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形成包括养老居住、养老服务和养老理财等全产业链产品，比任何单一的养老产品行业供应商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都要全面、综合，更具有竞争力。当今产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全产业链的特性使得养老信托具备与其他养老产品抗衡的产品优势。

3.可流转性。养老信托可以通过产品信托化解决非住宅用地的流转问题和继承问题。

4.实现年龄平衡。通过共有制、通过居住权和产权分离，养老社区的管理人可以对入住养老社区的住户年龄进行管理，可保证养老社区的入住者年龄结构的合理性。

5.实现专业化管理。信托是一种金融普惠的实现形式，是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器。通过专家理财和专业服务，养老信托可以弥补老年人自身知识性的不足，确保老年人养老投资的安全性、回报率和医疗康复服务的专业性和及时性，提高老年人的物质性水平、延伸老年人的社会性，实现专业化管理。

养老信托具有整合、完善、增信、投入四大功能。（1）养老信托可以整合产业链，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扩大养老企业供应规模，丰富养老企业产品线，提高养老产业的效率和效益。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信托业务独具的财产隔离制度优势和全功能投资银行的业务优势，可以实现融资、融物和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混合运用，促进养老产业链的整合。老年人可以投入包括不动产、现金、有价证券、养老券、信托受益权等在内的多种形式财产，通过持有养老信托受益凭证或REITs份额、以信托共有制的形式共享养老产业整合的成果。（2）养老信托能够提供一站式购齐的养老产品，克服其他养老产品功能不全的弊端。（3）养老信托能够起到产品增信作用，提高养老产品的可售性。（4）养老信托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在国家不增加投入、通过放权让利和市场调节，增加社会资本和老年人自有资产进入养老业，通过养老信托财产来源多样性的特点，扩大养老财产的规模，缓解我国养老金缺口的问题。 

                     （编辑   季节）

[1]孟晓苏.论建立/反向抵押贷款的寿险服务[J].保险研究.2002(12): 44-45. 

2012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我国装备制造业已经明显地显示出自身产能过剩、需求严重不足。目前，多数装备制造企业面临四重困难叠加。

第一是市场萎缩，需求不旺。据说中石化今年要减少投资7000亿元；中石油的西三线建设、俄罗斯东线建设现在都因下游市场原因暂缓；重新启动的核电建设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集中开工了；常规火电建设的热度也不再像过去。

第二是产能过剩，供大于求。过去我们听说某个国外公司投了40亿进行技术改造，都会吓一跳，但再看一重、二重、哈电、东电、上电，近十年来哪个企业没投入数十亿进行改造扩产呢？有家阀门厂一下子扩建了7万平米的厂房。这样下去不可能不出现产能过剩。

第三是成本增加，优势丧失。过去我们的装备产品比发达国家的价格低很多，我们有性价比优势。但现在随着国内制造业各种成本的上升，价格优势已经逐渐失去，甚至出现了国内产品价格比国外产品还要贵的情况。

第四是国外入侵，大牌竞争。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的企业，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中国市场的竞逐与占据。国外的知名企业都很看重中国市场，投资战略改变了过去转让技术或合资建厂为主的形式，改为以独资为主，在中国建制造基地。比如核电的一些核心产品，是跨国公司以所谓“本土化”的方式在中国生产，实际上除了土地和普通工人是中国的外，其他的核心技术、包括装备，都是人家自己的，虽然在中国“本土化”，但中方却没有知识产权。

其实，这四重困难不仅仅叠加在装备行业企业头上。冶金、有色、石化、建材等行业，遇到的问题大都是一样的。但是对装备制造业造成的后续影响与其他的工业产业还是有很大不同。因此我想就装备工业的发展谈谈看法。

第一，要明确定位装备制造业的支柱地位和战略地位。一个国家从工业基础工程到工作母机，上天入地下海都离不开装备。世界上公认的强国如美国、欧盟里的德、意、法、瑞士以及日本等，无一不是装备制造业的强国。它们的工业，核电、航空、航天、航海、军工等等部门，都是依仗本国强大的装备制造业实现的。国际上还有一类富裕国家如中东，它们凭借着特殊的资源禀赋，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基本是从国外买来的，但是没有被认为是强国，主要就是因为它们没有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的根基。所以装备制造业对于中国、对于未来一个受尊重的有国际话语权的强国来说，是必须看重并且必须强化的这样一个基础产业。这是国家实现自立、自尊、自强的支柱，我们要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装备制造业的位置和它的未来发展。

第二，我们在努力使中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国内市场对装备的需求。特别是要提倡“买国货”，支持民族工业，推进装备国产化等。即使是在市场下滑、需求不足的当下，中国市场依然体量巨大，在全球居最前列。两个市场同样重要，不能厚此薄彼，也不应只谈“走出去”，把国内市场留给外国企业。

支持民族制造业，这是从上到下应该贯彻始终的，而本届政府对此也非常重视，现在的问题是需要落实。比如，有些央企招标时甚至不允许国内完全有能力、有水平的装备企业参与投标，而是大量购买国外设备。大家都知道美国有《购买美国货法》，我们的发电设备卖到世界许多国家，而有些所在国家也都在要求国产化，这是理所当然的。过去我们提议立法“买国货”，有关方面认为还不到时机。而且一说国产化，似乎就是“民族主义”、“不符合WTO原则”等等。为什么美国、德国、韩国可以这样做，我们就不可以？现在要理直气壮地号召国产化、国家利益。对国家项目“买国货”的问题，可以考虑先立规，再立法。现在要求政府机关买国产车和国产电脑就开了一个好头。

最近，东三省的有关部门正在研究落实振兴东北的28号文件精神，将启动100多个建设项目，包括机场、港口、核电，还有工业项目等等，总投资大概几千亿。一般一个建设项目中装备所占比重大概是40%到50%，就算其中30%是采购装备，那么在东北的这些建设项目就会给装备行业企业带来数百亿元的订单。但如果这些建设项目还要进口，就是拉动国外的制造业。若市长、区长们又带着队到国外去考察，买回一堆国外设备的话，真是愧对东北三省这么强大的制造业基础。所以，培育和经营国内市场同样重要，国内项目用国货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即将进入“十三五”规划时期，国家肯定还会有一批重点建设项目要上马，如果能把其中的装备采购留在国内，对于我们的装备制造企业，是个非常大的机会。

第三，目前的招标法需要修改。其中关于最低价格中标的规定，存有很大问题。由于进入门槛规定不明确，参与招标的制造企业良莠不齐；按最低价中标的办法，低于成本的报价中标的结果，就给一些不择手段牟取利益的企业以可乘之机，其后患就是给我们的重点工程建设，像核电、大乙烯、煤化工、输变电、发电等建设项目带来质量与安全上的隐患。同时，一些骨干企业为了生存，拼低价拿到订单，最后利润稀薄、甚至是赔本买卖，无法再投入研发创新，其未来的发展也难以为继。装备企业现在处境较为艰难，但有的重大技术装备的投标价竟然低于2007、2008年时的价格。这几年企业成本都在上涨，而装备产品竟然在落价，这很不正常。竞争无序带来很大问题。制造业对“最低价中标”怨声载道，这是值得高度关注和研究的问题。长此下去，这些重点骨干企业连生存都成问题，谈何发展升级和国际竞争力？

第四，要用政府的力量推动重大技术装备的国产化。要推动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重大技术装备是龙头，依托国家重点工程推进重大装备国产化是抓手。回顾这些年我们走过的路程，正是由于政府对重大装备国产化的有力推进，带动了整个装备工业的水平提高、规模壮大。经验告诉我们，重大装备国产化需要用政府的力量，因为要扭转用户对进口装备的偏爱并不容易，同时重大工程涉及的装备采购方和供货方多为国有企业包括央企，所以由政府来出面组织协调，是可行而有效的。甚至对央企领导人的考核，是否可以有装备国产化的比重这一项。应该把推进重大装备国产化作为一个责任，并上升为政府行为、国家行为、社会行为。

第五，希望当前党中央国务院能对装备制造业有更明确的政策倾斜。主要是对装备制造企业的研发与转型升级，要有一些政策性的倾斜，对这些企业目前的困难与问题能够给予纾缓帮助；包括在融资、税收、保险、补贴等方面的配套支持，都是十分需要的。比如说补贴，能否在现有的国家预算内补贴额度中，对装备制造企业多两个点或三个点。因为这些企业十分需要这种支持。举个例子，沈鼓集团在营口搞了一个大型压缩机实验站，投资十几个亿，为的是提高实验手段，能够像GE、西门子那样在实验台位上带负荷试车，从而具备一流的竞争能力。但这个实验站本身不形成产值，更没有利润，这种带有公益性质的行业共性技术研发活动，就需要来自国家的支持。总之，基于装备制造企业对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崛起大国的重要战略意义，非常需要中央政府在目前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扶持和关切其发展。

* 黄鹂，国家能源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