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当前国际形势、国内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决策，旨在形成以内为主、以外为辅、开放条件下内外结合的发展路径。

流通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在国民经济循环中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2020年9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打通影响国民经济循环的流通堵点^[。① 我国经济纵深广阔，随着流通空间范围扩展，商品和资源要素布局或更为分散。② 在新发展格局下，作为现代流通网络的重要空间载体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关键战略支撑，现代流通支点城市将成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重要驱动引擎与组织枢纽。

建设现代流通支点城市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支撑作用

（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

高效有序的流通体系，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市场交易范围，推动区域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③ 一方面，现代流通体系通过高效连接产地和销地，能够满足庞大的内需市场，突破和化解国民经济循环及运行的非正常中断堵点或诸多不可控现象，促进要素自由流动，降低商品流通成本，有效促进国内经济循环。另一方面，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可以加快在全球构建物流供应链服务网络，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提升价值创造能力，促进全球资源要素聚集和我国商品面向全球分销辐射，有利于加快形成国内国际经济循环。

2021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布局建设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并通过战略支点城市之间相互链接，打造若干设施高效联通、产销深度衔接、分工密切协作的骨干流通走廊，构建由“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骨干流通走廊”组成内畅外联的现代流通网络，更好服务商品和资源要素跨区域、大规模、高效率流通。

建设现代流通体系是一个由“点→线→面→体”的系统工程。在“点”上，以城市为空间单元，布局建设现代流通支点城市，作为流通设施集中载体、流通要素和流通产业组织中心、流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应用聚集区域；① 在“线”上，以服务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国家重大战略为导向，依托主要交通运输干道，串接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打造若干设施高效联通、产销深度衔接、分工密切协作的骨干流通走廊；在“面”上，延伸骨干流通走廊辐射范围，打通关键堵点拓展更广流通空间，构建东西互济、南北协作、内外联通的现代流通骨干网络，推动形成覆盖全球、安全可靠、高效畅通的流通网络；在“体”上，发挥流通网络的市场链接和产业组织作用，统筹推进流通硬件和软件建设，形成商品和服务顺畅高效流转、生产和消费精准紧密衔接的现代流通体系。

图1  现代流通体系的“点→线→面→体”建设逻辑

（二）流通支点城市是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的关键支撑

流通支点城市在现代流通体系中处于战略核心地位，并发挥着关键支撑作用，将成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重要驱动引擎与组织枢纽。2023年9月，国家明确提出在全国布局建设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作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关键战略支撑。

布局建设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有利于更好发挥相关城市流通发展基础好、辐射带动能力强的优势，从“大流通”高度推动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融合发展，促进生产消费紧密衔接，加快形成内畅外联的现代流通网络，更好服务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具备一定的区位优势，以及人口聚集、产业基础等有利条件，具有较强的流通组织和辐射能力，能够形成较大的流通规模和辐射范围，在促进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关键支撑引领作用。

流通支点城市具有以下典型特征：一是服务重要商品和资源要素流通能力强，在畅通重要商品和资源要素产供储销等环节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能够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精准掌握供给和需求，实现的精准适配，并通过高效的物流组织，将商品和货物及时完成从供给方向需求方转移。二是跨域跨界辐射带动优势大，交通区位条件较为优越，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效汇集，能够顺畅连接生产和消费，具有较强商品和资源要素生产、集散、消费能力，能够组织商品和资源要素跨区域、大规模流通。三是现代流通产业发展水平高。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流通产业发展水平较好，流通市场规则和制度体系健全，具有优越的商品流通环境，能够有效支撑商品和资源要素低成本、高效率流通。

新发展格局下现代流通支点城市的建设方向

现代流通体系既包括商贸、交通、物流体系等传统意义上的小流通，也包括金融、征信、通信等支撑资金、信息流通等现代意义上的大流通。① 建设现代流通支点城市是涵盖要素市场、商贸、物流、交通、金融、信用等在内的复杂系统，要构建流通发展的四梁八柱，着力将现代流通支点城市打造成为重要商品和资源要素骨干流通走廊的核心组织枢纽、现代流通网络的重要空间载体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关键战略支撑。

图2  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的建设框架

（一）构建高效有序的流通市场

高效有序的流通市场环境是商品要素自由高效流动的基础和土壤，包括国内统一大市场和国内统一、对接国际的标准体系等，是建设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的重要基础。提升现代流通业发展水平，着眼商品和资源低成本、高效率自由流动，就要有效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联动更广泛流通空间，构建公平有序、配套完善、要素自由流通的高效现代流通市场，培育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竞争有序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二）建设现代商贸流通体系

流通过程中的商流活动主要存在于商贸体系中，市场主体通过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实现流通客体的物权转移，满足企业组织、消费者等对商品、要素和服务的需求。在新发展格局下，商贸体系建设是建设流通支点城市的关键所在，一方面，激发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潜力需要商贸体系支撑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流通需求；另一方面，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意味着商贸体系要具备国际竞争力，更好满足国内国际市场需求，形成全球流通控制力。

（三）培育发展现代物流体系

在现代流通体系中，物流伴随商流而产生，同时引导和促进商流。当前，商流和物流融合发展趋势明显，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流通领域的广泛应用，商贸企业与物流企业在产业链上下游相互渗透，打造出许多新的商业模式和流通方式。在新发展格局下，物流体系建设对于建设现代流通支点城市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要持续优化物流组织空间结构和运行方式，以打造关键物流枢纽为抓手，创新物流运行模式，有效整合资源、集聚要素、构建网络，提高现代物流系统运行效能。

（四）强化交通运输承载支撑

交通运输是实现人员、物资等要素资源畅捷流转的基础和纽带。综合交通网络的覆盖范围和通达程度、运输组织的成本效率、运输服务的质量水平等对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的正常运行具有重要影响。在新发展格局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要根据商品和要素的流动规模、生产生活的实际流通需求等，重点强化主干运输通道的通达能力、综合交通枢纽的组织能力等，加快构建高效、畅捷、发达、经济、安全的综合交通网络，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高效链接生产、消费等多领域与多环节，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升资源要素流转速率、频率和效率。

（五）加强金融服务流通功能

在现代流通体系中，商流必然产生资金流。金融服务对现代流通支点城市建设的作用不仅在于承载资金流，还要为商品和要素的供给方、需求方以及第三方从事生产、经营、消费等活动提供投融资服务。新发展格局下，要加快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围绕现代流通对资金安全高效融通的需求，完善金融服务流通功能，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六）提高流通领域信用保障

社会信用是决定流通效率、交易成本等的重要因素。随着流通范围不断扩大、内容持续丰富、参与者与合作方的增加，加快信用体系建设、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逐渐成为提升流通效率的重要举措。交易双方或者多方之间直接获取信息的难度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现代流通体系的安全高效运行越来越依赖于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在新发展格局下，畅通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必须夯实现代流通的社会信用基础，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完善重要产品追溯系统，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厚植诚信为本的商业文化，提高流通领域的信用保障水平。

成都建设现代流通支点城市的基础条件日臻成熟

作为四川省省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极核城市之一、西部地区枢纽城市，成都市2022年实现GDP达2.08万亿元，常住人口2126.8万人，消费市场潜力巨大，腹地市场广阔，在畅通重要商品和资源要素产供储销等环节上具有明显比较优势。近年来，成都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软硬件建设，商贸、物流、交通等流通设施逐步完善，农产品、能源等重要商品和资源要素生产、集散、消费能力逐步提升。

（一）商贸流通市场体系日趋健全

成都市加快完善商贸流通基础设施，着力打造数字化、开放型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商贸流通发展规模持续扩张、业态更加丰富、内外贸一体化不断加深。一是农产品流通市场体系日趋健全，目前已建成大型跨区域性农产品批发市场（一级批发市场3个）为龙头、中型农产品批零市场（二级批发市场27个）为骨干、终端零售市场和门店（12000余家）为基础，覆盖城乡、布局合理、设施完备、功能完善的三级农产品市场体系。① 二是新模式供给持续扩大。电子商务赋能传统商贸升级发展，创新“跨境电商”“农商”“农社”“直采直销”等新型流通模式；创新中欧班列“快速通关+车边直提”模式，减少进口货物报关、短驳、吊装作业环节，整体缩短通关时间，重要商品和资源流通效率明显提高。三是内外贸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2022年，成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096.5亿元，在全国GDP十强城市中排名第6。获批的5个国家级服务出口基地，2022年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为914亿元、市场采购贸易出口货值315亿元、实现服务进出口总额154亿美元、出口国家（地区）达182个。

（二）重要商品集散功能日益增强

在农产品方面，成都拥有四川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濛阳市场），是中国西部最大的全国性蔬菜集散交易物流中心、国家一级蔬菜批发市场和西南区域最大的果品一级批发市场，该交易中心蔬菜、果品合计年交易量800万吨，年交易额600亿元，辐射川渝、西南、西北、华北等区域，覆盖人口超2亿人，实现了“买全球、卖全国、保成都”的大流通格局。

（三）流通基础设施持续改善

一是立体综合交通网络持续织密，西至欧洲、北至蒙俄、东联日韩、南拓东盟的国际班列网络和陆海货运配送体系逐步建立，国际班列已联通境外100个城市、境内30个城市，形成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7+5”国际陆海联运走廊。建成“1环10射”铁路网络，铁路营运里程930公里，线网规模在全国排名第五。二是物流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入选国家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陆港型物流枢纽建设名单，城际干线运输和末端城市配送有机衔接，初步形成“区域级物流园区（中心）+共同配送中心+城乡末端配送公共站点”三级城市配送网络节点体系。三是冷链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入选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名单，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仓现有各类冷库3800余个，已初步建立了立足西部、辐射全国、影响全球的冷链物流集散中心，基本形成了“全链整合、标准健全、绿色高效、安全可溯”的冷链物流体系。

加快成都建设现代流通支点城市的相关建议

围绕服务和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成都应充分发挥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巩固扩大在农产品、能源等相关商品产供储销中的比较优势，突出以市场为基础，以商贸为关键，以物流为支撑，以交通、金融、信用为保障，加强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加快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发展，强化交通运输、金融、信用保障，统筹发展有序高效的现代流通市场，构建内畅外联的现代流通网络。

（一）发展有序高效现代流通市场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流通领域市场准入，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切实打破市场分割和地区封锁，积极探索构建跨区域的统一市场准入服务系统。深化现代流通市场化改革，强化国家、行业标准实施应用，推动流通领域基础设施、载运工具、集装设备、票证单据、作业规范等标准相互衔接和应用。构建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制度，探索开展要素市场负面清单、权利清单、责任清单管理，建立产权交易、土地出让等流通要素市场业务协同机制，提升监管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二）建强现代商贸流通体系

加快建设高标准商品市场，推动商品批发市场专业化、零售化、品牌化发展，引导市场向“品牌建设+平台展销+仓储物流”的消费品展贸中心转型。壮大农产品、白酒、五金、木材、钢材等大宗商品交易业务，建设集交易、结算、信息服务于一体的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增强专业市场商品集散功能。推动商贸流通业态创新升级，创新发展直播电商、种草电商、兴趣电商等，打造智能化、定制化、体验式的商业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数字新零售，鼓励引进品牌智能门店、无人服务门店等创新商业模式，增设电子橱窗、多语种人工智能购物伴侣等科技零售终端。促进内外贸流通一体化发展，加强与国际通行贸易规则对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商品和服务质量标准、交易流程标准，更好联通国内国际市场，促进企业拓展内外贸业务。

（三）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体系

拓展物流新领域新模式，大力发展高铁快运，打造高铁货运服务品牌。推动智慧物流发展，建设电子信息、汽车制造、食品饮料、装备制造等综合供应链服务平台，支持传统流通、物流企业采购、销售服务的数字化、在线化，加快大宗商品电子商务平台等数字化供应链服务平台建设。积极发展绿色物流，推进物流园区低碳化建设，支持经营主体开展废旧汽车、飞机等产品逆向物流服务，建立线上线下融合的逆向物流服务平台和网络。提升国际物流服务能力，发展国际航空物流，提高国际班列运营组织质效，在海外重要节点城市布局运控中心、海外仓、集装箱提还箱点等，以“门到门”全链条服务吸引货源，增强境外班列境外服务能力。

（四）提升交通运输流通承载能力

完善综合交通立体网络，大力推动跨境通道建设，稳步拓展蓉欧中线“主通道”，培育北线、南线“辅通道”，打通成都—黄桶—钦州港铁海联运通道，加密成都经北部湾、粤港澳大湾区联通东盟的国际铁海联运班列和至越南、老挝的跨境铁路直达班列，畅通以成都为枢纽节点的西部陆海新通道主线路。加强骨干运输通道建设，提升铁路四向畅达能力，完善城乡融合交通网络，着力打通农村公路“最后一公里”。推进交通运输绿色化智能化，推动运输结构调整优化，推进大宗货物及集装箱中长距离运输“公转铁”“公转水”，鼓励开行大宗货物直达列车、集装箱班列、点到点货运列车等多频次多样化班列产品。

（五）拓展现代金融服务流通功能

完善流通金融服务体系，推动银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机构创新流通金融服务产品。深化铁路运单和铁海联运“一单制”试点，积极开展单证融资创新，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依托供应链核心企业开展仓单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票据贴现等供应链金融服务，鼓励出口信用保险创新产品与服务模式。拓展流通领域多元融资渠道，推动流通领域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稳妥开展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积极引进各类股权投资企业，推动信用信息共享和在线银企融资对接。

（六）加强流通领域信用体系建设

加快完善重要产品追溯体系，行业协会建设产品追溯系统，提供产品溯源等服务，加大可追溯产品市场推广力度，扩大可追溯产品市场规模。建立健全流通信用监管体系，围绕流通领域行政许可、证明事项等环节，明确信用承诺标准规范和流程，加强信用承诺履行情况跟踪监督，着力构建“事前信用承诺、事中履约核查、事后联合惩戒”的全链式闭环管理模式，推动以信用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证明。

（编辑  宋斌斌）

战略性新兴产业（简称“战新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是赢得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战略主动的关键，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央企业围绕国之所需、聚焦国之大者，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使然。近年来，中央企业通过并购投资，迅速整合战新产业资源，夯实战新产业发展基础，取得了积极成效，然而在各类并购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瓶颈和掣肘，进而影响到整合效能的发挥。分析国际知名投资企业丹纳赫的并购经验，可为中央企业完善并购整合能力，抓住战新产业培育战略机遇期提供借鉴。

丹纳赫并购投资的经验及特点

（一）丹纳赫公司并购发展历程 

    丹纳赫公司（Danaher Corporation）成立于1984年，是一家专注于医疗、科学和技术领域全球多元化的企业集团，是全球最成功的实业型并购整合公司之一，被称为“并购之王”，以持续的并购策略和独特的经营管理体系DBS（Danaher Business System）而著称。自1984年成立至今，丹纳赫的成长历程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企业初创期（1984年）；第二阶段为企业收购壮大期（1984-1989年），1984年丹纳赫收购DMG公司，开启并购之路，随后五年先后收购12家设备制造公司，1986年并购高性能工具和设备制造商Chicago Pneumatic，企业主业从房地产转向工业领域；第三阶段为评估重组期（1990-2001年），企业资产和业务进行优化重整，并购风格转向“更少但更大”的并购机会；第四阶段为生命科学战略转型期（2001-2014年），2004年，以7.3亿美元收购血气分析仪器制造商Radiometer，标志其正式进入医疗诊断行业，2011年，以公司创立以来最高并购金额的68亿美元并购了世界领先的临床诊断仪器制造商Beckman Coulter，一举将企业带入全球医疗诊断领域第一梯队；第五阶段为生命科学巨头形成期（2015年至今），2015年，公司以138亿美元收购过滤分离纯化仪器制造企业Pall，巩固了生命科学的行业地位，2019年斥巨资219亿美元收购GE生命科学部门的生物制药业务，为建立起丹纳赫生命科学与诊断创新的巨大版图落下关键一子。

丹纳赫公司围绕在全球市场具有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战略平台来组建业务，帮助全球解决诸多重大健康挑战。公司在全球拥有超过7万名员工，并在多个业务领域如生物技术、生命科学、诊断、环境和应用解决方案等拥有领先地位。公司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高科技企业，凭借其高速稳健的战略并购和精细化的市值管理，已成为全球并购领域的佼佼者。通过不断地并购活动，丹纳赫不仅扩展了其业务领域，增强了市场竞争力，还成功地推高了公司市值，为投资者带来可观回报。丹纳赫特有的发展策略和管理模式，成为其保持行业领先，决胜资本市场的关键。2023年，丹纳赫的收入为239亿美金，净利润为47.64亿美金，总资产为845亿美金。公司多次被《财富》杂志评为“美国最受钦佩的公司”，并入选《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

（二）坚持“市场第一、公司第二”，专注三类并购

在并购策略上，丹纳赫遵循行业增速优先，公司质地其次，最后考量估值水平的原则。行业筛选上，偏好有一定壁垒，巨头看不上、中小企业进不来，潜在市场规模超10亿美元，核心市场增速5%-7%，行业周期性不明显且不存在垄断者的行业，积极布局朝阳产业和实体产业。在标的选择上，更关注业务的远期潜力和战略价值，标的通常具有较高的销售管理费用和资产密集度，为投后赋能留足空间，对于好的标的考虑溢价收购，如以溢价率30%以上收购了仪器仪表公司Fluke和Tektronix。并购模式上，主要开展新平台并购、补强型并购以及邻近业务并购等三种类型并购。新平台并购旨在扩大业务组合，向高回报市场挺进。丹纳赫最初并未涉足医疗领域，而是通过收购Radiometer、Leica Microsystems两家生命科学企业，迅速建立起了医疗诊断和生命科学平台，并开展了对国际诊断巨头Beckman Coulter、分子诊断企业Iris和Cepheid等一系列后续并购，最终成长为生命科学领域全球领导者；补强型并购旨在推进公司现有业务和新进入业务之间的协同效应，发挥1+1＞2的聚势优势；邻近业务并购则是进入与现有业务相近的领域，加强业务护城河，强化产业链控制力。

（三）保持高并购增速，不断优化业务结构和并购风格

丹纳赫灵活运用股权融资、发债融资等方式，获取了低成本现金流，保持了超高的并购增速，仅2009年就斥资20亿美元收购了18家新公司，在商誉和净资产方面实现了飞跃式增长。丹纳赫注重不断优化并购风格，从补强型并购向平台型、战略型并购转变，从“小美广”向“大强专”转变，2010年之前年均并购数量20家，2010年之后年均5家，但单笔并购金额逐年增加，2014年之前单笔并购峰值为68亿美元，约占公司当年营收的42%，而2019年则以214亿美元收购GE生命科学部门，收购成本超过当年公司营收。

并购之外，丹纳赫注重资产剥离与资源整合，提倡将80%的生产资源投入在增值业务上，20%的资源投入在不增值且难以消除的活动，并且剥离那些不能增值、无法改善且可以放弃的业务。据统计，丹纳赫已剥离的企业超过50家，从早期多元化经营，中期偏工业化产品和测量仪器，到2015年后以医疗医药为主，不断经历着并购、整合、汰弱留强，不仅实现了业务转变，为大规模收购少数极具竞争力的公司打下基础，而且长期保持了稳健的杠杆水平，资产负债率长期维持在50%以下。

（四）首创并运用DBS系统，实现并购后有效整合

投后管理是丹纳赫价值提升的核心，丹纳赫深刻认识到投资后整合的重要性，基于日本丰田汽车“精益生产”管理哲学，首创了商业系统DBS（Danaher Business System），并运用在战略规划、技术研发、生产、员工培训、客户服务等环节，形成了统一且低成本的沟通和运转机制。DBS的操作方式主要基于质量、按时交货率、内部晋升率、离职率、核心收入增长、利润率、现金流、投资回报率等8大定量指标，涵盖面向客户、员工、股东等多个方面。丹纳赫并购企业后，运用DBS系统定量参与企业的资产经营和改造。根据DBS方法论，首先需明确并购后5年的年度目标，确定优先改进的项目、方法、指标和关键资源，部署落地，并逐月在各部门内进行评估，通过不断收购-应用DBS-复盘更新DBS，形成正向循环。以生命科学企业Pall为例，并购前该公司市场知名度不高、数字化能力不足、缺乏有效的营销管理流程，被丹纳赫并购后并在DBS系统赋能下，企业订单量增长50%、成交率提高15%、营业利润在2年内从19%提升到25%，一跃成为全球领先的过滤分离和净化供应商。

在中国，DBS系统一直受到中国企业的高度推崇，甚至被认为是其投后管理的重要工具，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得到较好运用。美的、公牛、复星等企业都以DBS系统为蓝本，例如公牛集团从2018年开始学习DBS方法，借鉴性地提出BBS并成立BBS部门，对生产、制造、研发、销售进行精益化改善，使生产成本降低了20%-30%。

中央企业并购投资存在的瓶颈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近年来，中央企业为提升整体实力，开展了一系列并购重组工作，整体表现为数量增多、力度加大、速度加快，但从丹纳赫的成长历程反观中央企业，在外延式并购投资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和瓶颈。

一是并购战略不明确。部分中央企业在进行外延式并购时，往往缺乏清晰明确的并购战略。主要表现为对并购目标的选择缺乏长远规划和合理判断，更多基于短期利益考量，未能充分考虑并购是否符合企业自身的战略发展方向和长期利益。战略意图不明确，包括希望通过并购实现市场扩张、技术获取、资源补充等具体目标的不明晰，将会导致并购决策出现盲目性和随意性，并购方向偏离企业核心战略，增加并购失败的风险，同时也不利于并购后资源整合的实现。

二是并购整合能力不足。中央企业在并购后的整合阶段可能面临诸多挑战，如文化整合困难、管理整合不力、业务整合不协同、技术赋能不到位等。部分企业在这些方面缺乏足够的经验和应对能力，导致整合效果不佳。并购整合能力不足使得并购双方难以形成有效的协同效应，甚至可能引发内部冲突和矛盾，影响企业的整体运营和发展。

三是风险评估不全面。在外延式并购过程中，风险评估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中央企业常因快速扩张而未能有效控制相关风险，部分中央企业可能在进行风险评估时存在不系统、不全面、不准确等问题，未能充分考虑各种潜在的风险因素，如政治风险、法律风险、财务风险等。一旦风险暴露，企业风控措施不完备，无法及时有效应对，不仅会丧失并购机会，甚至会让企业自身陷入被动的不利局面。

四是人才和团队建设滞后。并购后的整合不仅包括业务和管理方面的整合，还包括人才和团队的整合。部分中央企业在并购后忽视了人才和团队的建设，如人才储备不足、团队专业化能力培养欠缺，导致关键核心人才流失或团队合作不畅，进而严重削弱并购后的运营效率和业绩提升，使企业创新能力受限，组织稳定性受损，影响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

丹纳赫对于中央企业并购投资的启示

加快布局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既是落实国家战略重大任务的需要，也是中央企业自身转型升级、打造新增长点的需要。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正处于抢占制高点、向高位跃升的重要关口，这对中央企业提出了新要求。战新产业不确定性强、技术门槛高、投资回报期长，单纯依靠内生式成长无法满足发展的紧迫性，需加快外延式并购，抓住发展的第二增长极，推动内生式发展与外延式并购双轮驱动。结合丹纳赫模式，好的并购需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即战略方向和时机的精准把握，并购企业的细致甄选，管理能力的持续输出，背后蕴含的是投资意图分析、导入、匹配、实施、优化、整合在内的“一体化”工程。通过对丹纳赫并购经验的深入分析，可为中央企业未来并购整合工作带来如下启示。

一是建立并购整合的顶层思维。并购整合并非纯资本运作，而是偏管理的系统工程，包括战略、组织、人力资源、企业文化、财务、供应链、数字化等模板相互融合。并购只提供了价值创造的基础，要实现并购意图，中央企业必须建立并购整合的顶层思维，即通过融合达成共识，实现同频；再重构形成合力，完成共振，自上而下环环相扣，在组织层面保障协同价值，只有这样才能让并购回归到“通过赋能实现协同、通过协同创造增长”的本质。

二是打造高质量的产业并购体系。“豆腐得自己磨，田得自己种”。并购交易是重要的战略决策，管理团队特别是“一把手”不能做甩手掌柜，必须谨慎实施，躬身入局，秉持二次创业的心态、心力、努力来做并购。一方面，在投资收购阶段，构建具有洞见的标的评估体系，创建标的画像，进行针对性搜寻和评估，明确合适的标的；另一方面，在投后阶段，建立起与产业部门的高质量协作机制，实现从投前需求到投后赋能的闭环运作，形成“越懂越会投，越会投越懂”的良性循环，通过高效的并购整合加速内生与外延并购的双向转化，实现产业做大做强。

三是组建高水平的产业并购团队。产业并购的核心在于提升企业管理能力、改善运营效率，要实现高质量的产业并购，团队核心人员的产业专识和产业洞见要达到行业顶尖水平，要能够参与到战略制定、组织再造、企业经营管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并购战略施加影响。一方面，练好内功，通过建立研究院、专家库等方式，完善内部投研体系，搭建以管理团队为核心，具备前瞻眼光、把握未来需求、熟悉技术变革趋势、洞悉商业机会并且能够将相关产业要素进行整合的投研团队；另一方面，善用“外来和尚”，用好外部专业机构的资源库、项目库、人才库，强化内外部联动，构建强大的项目执行和支持队伍。

（编辑  尚鸣）

今年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10周年。我作为参与基金会活动的成员，算起来也有7个年头了，而且有幸赶上了基金会发展势头好、各类研讨活动多、聚集各领域专家多的黄金时期。回眸匆匆而过的数年，自己参加了基金会的不少研讨、论坛、年会等活动并作专题发言，也为基金会的内参、《经济导刊》等写了不少篇文章，更重要的是向孔丹理事长及各方面专家们学会了怎样做智库、做怎样的智库。特别是基金会倡导的“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拿出真见解”办智库的理念，让我受益匪浅。

一个新型智库的魅力和活力

中信基金会成立于2014年，我是在2016年因参与筹建中央企业智库联盟，与一起出任联盟副秘书长的基金会秘书长郭克彤先生相识后，经他引荐给孔丹理事长，2017年成为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后又被吸纳为咨询委员，开始经常参与基金会的相关研讨、年会、论坛、交流等活动，并与孔丹理事长及基金会的许多专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那期间，恰好我所在单位中石油经研院被纳入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十分渴望多参与国内各类智库机构的活动，以便近距离学习借鉴优秀智库的好做法好经验。虽然孔丹理事长总爱开玩笑地跟我说“你们是正式的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我们还只是培育单位，需要向你们学习”。但是，在如何办好智库方面，中信基金会更值得我们学习。

根据我个人理解，中信基金会应当属于央企资助的社会智库，既不同于一般的央企智库，也不同于其他民间智库。基金会成立最初的功能定位就是为国家服务，起点很高，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主要在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上组织开展研究、提出真知灼见，充分发挥“研究问题的平台、正面发声的窗口、建言献策的渠道、对外交往的桥梁、凝聚健康力量的阵地”五项功能作用。尤其是基金会的开放式智库研究平台，聚集了国内各领域拔尖专家，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一个新型智库的魅力和活力。

因经常有机会参加中信基金会的活动，耳濡目染的都是国之大者，无形之中提升了自己的政治站位，拓展了认识和研究问题的视野。像我多次参加的有关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扩大对外开放、增强创新能力、深化国企改革等方面的内部专题讨论会，都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主动立题、超前研究、集思广益，并将整理形成的成果报告及时报送国家有关部门，有效地发挥了决策支撑作用。我在一些会上的专题发言，也有多篇被基金会内参刊用。

中信基金会是一个开放的智库平台，工作人员非常精干，日常运行主要靠兼职人员和退休老同志，他们那种为智库事业不辞辛苦、甘于奉献的精神，常常让人感动。基金会的运行主要以项目和课题为纽带、以各类研讨会和论坛为平台，广泛聚集国内一流专家学者以及有丰富决策经验的老同志，形成了一支跨学科、高水平、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学术人才队伍和独特、高效的运行机制。基金会按文史哲，经济、科技和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国际政治和战略学等研究领域成立学部，聘请了国内200多名专家学者为学部研究人员，100多位有丰富行业管理经验的专家型官员为咨询委员，也凝聚了国内200多名青年学术骨干。这种开放式平台模式对我后来从事智库建设和研究工作影响很大，我们按照“立足企业跳出企业、立足行业跳出行业”的思路，采取“小机构大网络”的方式，也搭建了开放式的智库平台，聚集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专家学者，探索了一条从企业智库到国家高端智库的转型升级之路。

智库不同于一般性研究机构的关键是服务决策，包括为决策者、决策部门直接或间接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这就需要建立起智库与决策者或决策机构之间的沟通联系渠道，中信基金会在这方面就拥有独特的优势，使大量研究成果和专家建言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报送上去，又进一步增强了基金会对专家学者的凝聚力和参与意识。根据孔丹理事长的要求，中信基金会的研究工作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把各方面专家的长期研究积累与组织开展调研活动紧密结合起来，立足掌握最新情况与一手资料，有效保障了咨政建言的质量和研究问题的针对性。

一位优秀的领军人物

大凡优秀智库都需要有自己的灵魂人物。毫无疑问，孔丹理事长就是中信基金会的灵魂人物。他不仅发起创立了中信基金会，而且一直带领着基金会成长壮大。孔丹理事长政治站位高、宏观意识强、知识渊博、思路敏捷、开朗包容，心中满是家国情怀，对我们这些行业专家十分信任和尊重，凡是涉及能源方面的问题，基本都会安排我参加，或参会发言或审稿把关。他对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问题高度重视，一直作为基金会的重点研究领域。他作为“中美知名人士论坛”的中方专家，多次把能源资源问题作为交流发言的重点内容。每次邀请他参加我牵头组织的有关能源安全和国企改革方面的智库课题研究和研讨活动，他只要时间允许，都会欣然答应，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和细心指导。

时光荏苒，十年弹指一挥间。感谢伟大的时代，给了我们参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机遇，并能够在像中信基金会这样优秀的高端智库平台上体现价值。衷心祝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未来越办越好，在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征程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编辑  季节）

2015年，我有幸与中信改革开放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信基金会）结缘。10年来，我有幸多次参加中信基金会的年会和各种研讨会，并参与基金会组织的调研，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增加了知识，也结交了许多挚友，丰富了交流的机会。

参与中信基金会的活动，我更坚定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念与决心。10年来，通过参加在中信集团做调查研究，我的获益颇多。

我搞了一辈子社会科学，最大的体会是毛主席所说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而要搞调查研究最难的是如何进场。以往我对于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国企接触非常少。中信集团是以金融业为主的央企，同时集团内有制造业企业，包括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重工）与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特钢）。加入中信基金会后，我就动起去这两个企业调研的念头。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中信基金会领导的支持和帮助。

中信重工：市场化改革后的涅槃重生

2017年，我首先走进了中信重工。

中信重工原来是洛阳矿山机械厂（以下简称洛矿），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焦裕禄同志曾在该厂担任车间主任。洛阳市建设路上排列着的洛阳轴承厂、第一拖拉机厂和洛阳矿山机械厂，见证了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荣成就与艰难曲折。

过去，洛阳矿山机械厂曾为我国提供了第一批国产的矿山机械，有力地支持了新中国矿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国际竞争中，与其他的国企一样，洛矿在技术、经营管理、人均劳动生产率，甚至观念上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具有明显的差距，影响着企业的竞争力。这些原来计划经济下的“国老大”，变成了市场经济中的“老大难”。洛矿于1993年并入中信集团，更名为中信重型机械公司。但受体制和环境所制，中信重工曾陷入资不抵债地步，20世纪90年代后期被国家经贸委定为重点脱困企业。

面临企业的生死存亡，中信重工领导班子意识到，唯一的出路是改革。公司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改革用工制度，推行定编定员、下岗分流、减员7000余人，实现减员增效；实行全员聘用制，职工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工资能升能降；实施债转股，减轻债务负担，改善资产结构，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确定了“主业突出、主体精干、经营规模和效益领先，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现代化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2004年，中信重工实现扭亏为盈。2005年，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中信重工先后投入39亿元进行生产能力改造，以建成世界上最大的18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为标志，使重型冶铸、重型锻造、重型热处理、重铸铁业、重型清理、重型铆焊、重型机加工在内的制造能力达到了全球先进的高端配置。 

遵照党中央关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指示，中信重工把自主研发作为企业立足之本，从2005年起，每年将销售收入的5%—7%投入研发，建立了工程技术、产品技术、工艺技术三位一体的技术研发中心，打造了一支包括海外研发基地、多名外籍专家在内的高素质创新团队。在全企业员工中，技术人员由原来仅占十分之一上升到近三分之一，研发人员的比重已接近一线工人。同时，鼓励一线工人参与创新，实施“金蓝领工程”，在生产操作工人中设立“大工匠”制度，支持“大工匠”设立工作室，带领一线工人在工艺技术上攻关创新。一支由高层次技术研发人才、国际化营销服务人才和高技能生产工人构成的复合型创新人才队伍在中信重工形成，成为支撑中信重工向创新型企业转型的骨干力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信重工进一步推进由制造企业向高新技术企业转型；由主机供应商向成套服务商转型；由本土化企业向国际化企业转型，形成了年产千万吨级超深矿建井提升装备、特大选矿工艺技术设备、低温介质余热发电、变频控制传动设备、矿用特种机器人等30余项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占到95%，成为国家级创新型企业。根据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链中制造环节附加值最低、研发设计和市场服务两端附加值最高的情况，中信重工从单一制造向“研发设计、核心制造、变频传动、智能控制、产品全生命周期成套服务”的经营模式转变，在全球重机行业成为唯一一家具有全产业链产品制造能力的企业。

中信重工通过改革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运行机制：一是坚持党委集体决策制度；二是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的章程规定行使决策程序；三是执行集团报批制度；四是坚持职工代表大会民主决策制度，把坚持党的领导、在企业内充分发扬民主和现代的企业治理方式有机结合起来，在“职责明确、责权对等、权利清晰、奖罚分明”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基础上，把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与利益激励加以融合，激发了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作为大型骨干国有企业，从洛矿到中信重工，走过了60多年的奋斗历程，既经历了火红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也经历了改革开放过程中观念转型、体制转型、经营方式转型的阵痛期，如今正在创造和积累条件，努力把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对于国企的改革发展，中信重工有着深刻体会：

对国企来说，适应市场化的改革、建设现代企业的道路十分艰难，经历的痛苦刻骨铭心。但面对市场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面对核心技术被西方国家垄断的局面，要想不被时代所淘汰，只有坚决改革、自觉创新才能生存，才有条件做强做优做大，才谈得上承担起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使命，才能带领国企职工走上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之路。

中信特钢：创新成就高质量发展

2023年，在中信基金会领导的支持下，我又走进中信特钢调研。

30年前，作为乡镇企业的江阴钢厂与中信集团旗下中信泰富集团合资，走上发展特殊钢的道路。而今，中信特钢已成为年产量三千万吨、全球特殊钢材产量最大、涵盖品种最全、产品类别最多、创造了多个特钢之最的精品特殊钢生产基地，为我国经济、科工、军工、航空航天、交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信特钢的前身是江阴县要塞人民公社农具厂。20世纪70年代，根据地方政府要求，江阴钢厂成立。1993年，江阴钢厂与中信泰富合资，建立兴澄钢铁有限公司，由中信泰富注资，建起新厂房和高炉，具备了炼铁、炼钢、精炼、轧材完整的产业链。根据我国钢铁业规模迅速扩张，低端产能过剩，特钢行业主要由发达国家垄断，高端特钢依赖进口的局面，和地处江阴的区位及运输条件，公司领导班子决定走以技术和质量取胜，发展耐高温、高速、高腐蚀特殊钢材的道路，提出用三个五年实现“普转优，优转特，特转精”，并再用三个五年发展成世界最具竞争力特钢企业的目标。由此，“兴澄钢铁”更名为“兴澄特钢”。

合资后，企业从德国引进一条炼钢、精炼、连铸、连轧四位一体，普特钢兼顾的生产线。因缺乏管理软件，董事会拟请美国特钢巨头铁姆肯共同管理，但铁姆肯不仅开出天价，而且要控股兴澄特钢。这激发起兴澄特钢人强烈的自力更生意识，决心自行对该生产线进行攻关，奋战数月，终于攻克了该生产线的工艺技术质量关，实现炼钢、精炼、连铸、连轧四位一体的生产流程一次成功。

攻关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发现该套设备的60万吨产能中，20万吨是国内过剩的型钢，而在生产40万吨不同规格棒材时，因要更换使用180和300两种规格方坯而制约了产能。兴澄特钢再一次攻关，只采用300方坯，通过增减轧机满足所有规格的棒材生产，使该生产线产能从60万吨提高到100万吨，产品精度、质量大幅提高，成本降低30%-40%。过去人们认为连铸工艺不能生产轴承钢。兴澄特钢再次攻关，1998年生产出符合国家标准和用户需求的轴承钢。更重要的是，连续攻关使兴澄特钢人实现了思想大解放：不迷信洋人和进口设备，把企业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从实际出发，为追求更高的质量与效益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根据国际发展形势，兴澄特钢将高均匀化、高纯净度、易切屑、非调质钢作为开发方向，每年确定十个难题进行攻关，连续实现工艺创新，开发多个系列特殊钢种，轴承钢的质量和产量、高压锅炉合金管坯和高性能合金弹簧钢在技术和质量上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到2000年，兴澄13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名列全国特钢行业第一；锚链钢、高性能弹簧钢、高性能齿轮钢列入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填补了国内出口空白。

从1998年到2002年，兴澄钢铁靠过硬的产品质量实现了从优钢向特钢的转移，挤进了国际高端市场。高端轴承钢是最难冶炼的特种钢之一，过去长期被发达国家所垄断。兴澄特钢采用“真空脱气+连铸”工艺生产高端轴承用钢，其“连铸工艺”写入国家标准《高碳铬轴承钢》2002版，并为世界前八大轴承制造商提供轴承钢。现在，法国、德国的高铁轴承，中国进口的高铁轴承，使用的都是兴澄特钢的轴承钢。30年来，中信特钢始终坚持每年淘汰10%的低端低效产品，每年开发10%的高端高效产品，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也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下游产业的发展。

从兴澄特钢到中信特钢，通过“夯实自身、并购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的内生+外延式发展策略，15年收购了９家关联企业的整体或部分股权，做到了“并购一家、成功一家”，其中最典型的是并购百年老厂冶钢集团。大冶铁厂是清末张之洞创办的汉冶萍煤铁厂矿的组成部分，被称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20世纪50 年代，毛主席两次视察该厂，指示要把这个厂办大办好。80年代，冶钢就因经营管理体制上的拖累陷入困境。90年代，冶钢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但未能改变经营意识和体制机制，导致优钢不优，特钢不特，效益下降，陷入严重的困境。2004年，国外著名特钢企业来冶钢对“人、机、料、法、环”五项打分，竟没有一项及格。同年，中信泰富收购了冶钢集团的钢铁板块，组建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简称冶钢）。兴澄特钢派出精干的新领导班子，成立市场部，首先抓市场变化趋势及本行业政策调整研究，制定销售策略，把原来的生产型企业转变为市场经营型企业；通过实行扁平化管理，理顺运行机制，调动全体员工积极性，企业运营成本大幅下降。2005年初，以为“神舟六号”提供用材为契机，冶钢上下重树为振兴民族工业争光的雄心，打响了重返特钢行业前列的第一仗。冶钢就此走上了“以技术换资源，以调整换增长”的新路，加快了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很快实现了扭亏为盈。

2008年5月，按照国家关于“特钢企业要向集团化、专业化发展”的要求，中信泰富决定成立中信泰富特钢集团，统一运营兴澄特钢、冶钢和当时被并购的石家庄特钢，立志建设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特殊钢企业。集团负责战略、投融资、国贸销售、研发、市场、产品战略、整体计划、市场定位、品牌方向、标准化、信息化、大宗原材料采购、重大人事的决策和管理权。子公司负责本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独立核算。

集团化运作的体制机制更有利于贯彻“诚信、高效、创新、超越”的企业文化，也更有利于统筹集团的资源进行快速高效的新品开发、细致周到的售前售后服务，但也是一场从观念到体制机制的深刻变革。中信特钢集团依靠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建立起集团的统筹协调体制，避免了同质化竞争，使整个集团步入“生产围着经营转，经营围着市场转”和“以销定产，以效定销”的经营模式，使中信特钢在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市场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保持了持续的产销旺势，在领先中拉开了与国内同行的距离。

2017年5月，有60年历史、年产300万吨棒材线材的青岛特钢（简称青钢）因环保搬迁和经营不善陷入严重亏损，青岛市政府与中信集团签署资产划拨和重组合作协议，由中信特钢对青岛特钢行使经营管理权。重组之后，青钢大宗物资采购和销售纳入集团采购中心统一管理，贷款享受集团统一优惠利率，矿石享受集团统一价格，炼焦煤享受集团直采协议价，合金、电极纳入集团统一采购，大幅降低了成本。重组后按品种和区域重整销售队伍。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对标兴澄特钢和冶钢，向管理要效率，深入开展降本增效攻关。三个月后，青钢就扭亏为盈，重新焕发青春。

天津钢管制造有限公司（简称“天管”）是国家“八五”重点项目，年产350万吨薄壁无缝钢管。2008年金融危机后，“天管”连年亏损，2019年资产重组后仍无起色。2021年，中信特钢对“天管”实施并购，派出管理团队进驻天管，着重抓了以下几个方面：调整组织机构，完善流程制度，加强风险防控，堵塞管理漏洞，系统提升管理水平；对管理、技术、操作优秀人才实施薪酬激励机制；对重点市场、客户、品种进行攻关，提升高端、高附加值产品的销量，全面提升质量控制水平；产销研联动，通过满足客户的个性化要求提升客户的满意度；推进集团统一采购、工序降本、工艺优化、仓储物流、设备维保等各环节降低成本；加强技术攻关和新产品开发，在超深井、特殊扣、深海等 “卡脖子”产品上持续突破；投入12.1亿元，推进光伏发电、余热利用、高耗能电机更换，大幅实现节能低碳；加强队伍建设，进行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的全员培训。通过上述措施，“天管”优势产品快速增加，客户满意度持续提高，2022年开始盈利，2023年职工待遇平均增长19%，缴税同比增加95%，极大提高了员工信心。

30年来，以兴澄特钢为起点，中信泰富特钢集团先后并购了冶钢、青岛特钢、华菱锡钢、格拉斯、天津钢管、南京钢铁等企业，整合了铜陵新亚星焦化有限公司、扬州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在特钢领域获得授权专利2000余项，参与形成的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近200个。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项、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获中国工业大奖、全国质量奖、中国专利优秀奖、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等多项荣誉；突破“卡脖子”品种及技术14项，荣获多项国际大奖，特别通过科技创新打破了西方垄断，填补了我国特殊钢的多项空白，每年实现几百万吨特钢的进口替代，出口200万吨特钢，大大降低了特钢的价格。中信特钢已经从引进、仿制性研发向原创性研发转变，轴承钢、桥梁缆索钢等产品性能远超过发达国家，处于世界领跑地位，R6级极限性能系泊链钢填补了世界空白。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持和保障了我国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航空航天、国防和科学事业。

2020年9月，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会长何文波在视察中信特钢之后指出，“中信泰富特钢的经验，主要是长期专注于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关键在长期坚持，没有几个企业能做到”。

调查结束后，我就有撰写关于中信重工和中信泰富特钢的调研报告的愿望，要记录下这两个制造业国企几十年来的跌宕起伏、全体干部职工的奋斗历程，和坚持改革开放所结出的丰硕成果。我看到的是，国企要适应市场化的改革、建设现代企业同样十分艰难，并没有天然的发展优势或激烈市场竞争中的“免死牌”。他们也在市场化改革和激烈的竞争中面对困难，经历的痛苦刻骨铭心。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这些上市的央企，每年必须拿出利润的8%进行分红，因为他们的股份中很大部分是国家的养老基金。这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国企具有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有健全的党组织，依靠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当国门打开和进入市场竞争时，他们经历过煎熬。当深刻地理解只有适应市场经济才能生存，他们就能创造出极致的追求效率的经营模式；当体会到只有打破欧美公司对装备制造业的垄断，才能在经济上不受西方国家的压制与盘剥、在政治上不受制于霸权主义的欺凌，就会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进行改革，以极高的自觉进行技术创新。当然，不只是中信重工和中信特钢这两家企业是这样，他们是新时代中国民族企业的优秀代表。滚滚的发展洪流中，大浪淘沙，淘汰了一批批不适应时代的企业，同样也锤炼出“中国制造”产业链中的每个环节，成就了英雄辈出的企业家和产业工人。

衷心感谢中信基金会为我创造的这种机会！向中国制造的奋斗者致敬！

（编辑  季节）

     2014年8月，中信发展改革研究基金会正式成立，基金会成立后立即组建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我有幸参与了一些会议，在基金会指导的学术刊物《经济导刊》上发表了有关文章，尤其在基金会主办的“中国道路丛书”中组织出版了年度系列智库报告。在我的理解中，中信基金会成立以来要做的重要工作莫过于贯彻“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宗旨，而要理解这个宗旨，必须理解中国崛起推动的世界历史大转型，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的普遍意义。

识别中国思想文化潮流的历史坐标

2008年是世界历史的激荡之年。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引发全球资本主义金融危机，而中国举办奥运会被看作是中国崛起的标志。在中美战略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在经济上支持美国，不仅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同时大量向美国出口物资产品，帮助抑制了美国的通胀，使美国渡过这场危机。而全球经济的增长，更主要的是推动中国经济的赶超和加速发展，尤其推动中国产业体系升级，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化。然而，当美国意识到中国崛起已经具有了挑战美国世界帝国霸权的实力，美国的对华政策即开始进入调整期：究竟是深化“接触”战略，还是转向“遏制”战略；是在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中给中国赋予“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的地位，甚至采取“中美共治”，建构“中美国”，还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新冷战”乃至“文明冲突”的思路；重建西方民主联盟体系，不仅用来对冲或“平衡”中国的崛起，而且将进一步采取“脱钩断链”的制裁措施，将中国排除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外，从根本上抑制中国崛起的可能性，成为美国面临的重大选择。

面对美国对华战略的争论和战略调整，中国在如何回应美国战略调整的问题上，也陷入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这不是简单的如何开展对美外交关系的技术性争论，而是在深层、长远的发展道路上产生的争论。而在中美关系已经从力量对比关系的量变发展到战略对手质变的关键阶段，“韬光养晦”式的战略模糊已经不可能再持续，而必须将这种较量用清晰的战略关系展现出来。若积极回应美国设计的“中美共治”道路，意味着中国必须接受“历史终结”理论，不仅要在经济秩序上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而且在政治秩序上也要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民主”秩序，在政治体制方面接受美国的安排，成为美国建构世界帝国的“远东之锚”。反之，中国若希望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甚而主张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那就必然要面对美国对华“遏制”战略乃至由此发起的“新冷战”。

更重要的是，2008年到2012年，正是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层即将换届的关键时期，政治敏感时期，学术思想的交锋极为活跃，各种论坛和学术会议纷纷提出自己的学术思想或主张，试图对新领导层的思想路线产生影响。可以说这个时期中国思想舆论界的争论，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动态。无论是关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间的争论，还是“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争论，无论是在国际领域中国是否结盟的争论，还是围绕“历史终结”和“文明冲突”的争论，无论是大陆政治儒家和海外新儒家的争论，还是形而上学的“情本体”与“仁本体”的争论，甚至儒家思想中“和谐”与“斗争”的争论，都是以自身的学科和学理路径来回应上述思想争论。

从这个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慢慢汇聚成三个基本潮流。其一就是“新自由派”或“自由右派”，主张在“历史终结”论的全球化背景下，以美欧体制为范本，推动中国穿越所谓的“历史三峡”，这种理论主张不仅获得了全球金融资本力量的加持，而且获得中国新兴的商业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支持，而且与主张改革开放的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一时间成为经济政治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主流理论。其二就是“新左派”或“自由左派”，这种理论的总基调就是依据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推动中国崛起，并联合全球南方力量来反对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的霸权体系，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由于“新左派”致力于“批判的武器”，在学术思想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创造力，但在经济社会领域缺乏影响力，尤其精英学术界与草根社会之间缺乏互动的机制，与自由派获得新兴商业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支持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如此，新左派在政治上获得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派的支持。其三就是保守主义思想的兴起，不仅对自由派所依赖的西方现代性理论进行颠覆式的哲学批判，更重要的是直接助力中国传统思想，尤其儒家思想的复兴，其总基调就是将中国经济崛起转化为中国传统文明的复兴。

事实上，从五四运动以来，这三种思想就与中国的发展道路以及对全球秩序的理解想象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这三种思想中，保守主义虽然在理论上对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都构成批判，但在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大趋势下，保守主义思考的不仅是对现代性的批判，而是如何转化为构成现代性方案的有力要素。五四运动以来，保守主义传统首先对传统思想的右翼阐释，尤其将儒家思想阐释为一种私人生活的心性儒家，不仅支撑公共领域的自由民主政治，而且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形成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在这种背景下，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左翼阐释主要集中在法家和墨家思想，从而形成现代中国儒法、儒墨之间的长期论争。改革开放之后，对儒家的理解不仅开辟出政治儒家的阐释道路，而且复兴汉代经学，将儒家思想从海外新儒家的心性伦理学转向政治哲学和政治学。而面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抉择的关键时期，新左派所强调的中国政治主体性与政治儒学所强调的文化自主性结盟，形成了政治与文化的相互支撑，共同抵制摧毁中国政治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的基督教思想传统中的“历史终结论”。一旦自由左派和政治儒学确立了政治主体和文化主体之“体”，那么自由右派所主张的市场经济、法治秩序和民主政治就会作为“用”被吸收到其思想主张中，这就构成了“通三统”这个新的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这不仅构成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开辟新时代的文化思想背景，也构成了中美关系在“关键十年”（2008-2017年）从合作走向竞争的文化思想背景。可以说，这个时代中国的各种思想文化主张在这个政治大坐标下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基于中国道路的中国学派

2008年9月，我结束了在香港的工作回到北大法学院，并在2010年成立了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一方面研究中国崛起所推动建构的国内和国际的政治新秩序；另一方面投入到通识教育中，思考支撑这一政治新秩序的文化新秩序，我将这一新秩序统称为“法秩序”（nomos）。因此，法治研究中心的“法治”的英文名字并不是主流法学家所主张的the rule of law，而是用古典传统中的nomos这个概念。我们在很小的范围内展开研究。对于国内秩序的研究集中在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上，尤其研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国际秩序的研究集中在帝国和国际法问题上，我们推出了“帝国与国际法译丛”。

作为这两项工作的辅助，我们带着一个学生团队系统跟踪中国发展变化的动态和全球发展变化的动态。就中国发展变化的动态，我们持续创办了两份内部动态月刊，一个是《中国发展动态》，每个月都跟踪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各领域的方针政策（早期我们还编辑了《中国法治动态》和《港澳动态》），另一个是《中国思想动态》，追踪中国知识界在公共学术期刊上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思想文化发展的论述和主张。我们每个月都召开一次动态例会，分析每个月中国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公共学术界的讨论，然后确定所要撰写的动态内容。如果有一些重要的主题，我们就会撰写专门的研究报告。用两个概念来概括这两份动态的作用，就是尝试搞明白“中国怎么做”和“中国怎么想”。这些看起来简单的资料整理，恰恰奠定了我们思考中国问题的坚实基础。

正是在面对这些真实的、发生在现实层面的公共政策，我们真正感受到国家崛起的速度和力度，并深刻感受到中国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实践”，已经远远走在了中国思想知识界话语“表达”的前面。比如在中央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与欧洲国家签署了一系列联通欧亚大陆铁路运输的协议，感受到内陆城市重庆的崛起。比如我们注意到残害中国船员的缅甸犯罪分子被引渡到中国审判执行死刑，这个案例所展现的不仅是对刑法学所讲的国家主权暴力的理解，也折射出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由此理解今天处理缅甸“电信诈骗”的手法。我们还注意到围绕城市化的争论，究竟是走大城市化的道路还是推动县域城镇的发展，也关注到西方对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指责，并专门撰写了研究报告。总之，正是面对中国现实生活的飞速变化，我们意识到现有的理论、知识和概念往往无法有效解释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运用新的理论和概念来表述中国的现实，理应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中国发展已深深嵌入到全球发展之中，理解中国发展还必须关注全球的发展变化。为此，我们紧密跟踪欧美重要战略性刊物关于全球问题的讨论，翻译编辑了《全球战略动态》（月刊），并因此创办了“法意”公众号，组织团队翻译欧美公共知识界关于全球战略动态的思考，不仅有全球秩序问题、中美关系问题，而且有关于资本主义以及文明问题的各种思想讨论。在每月动态跟踪的基础上，我们不仅撰写年度报告，而且挑选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战略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这些都是一个智库要做的基本功课。然而，我们始终将自己定位为学术研究机构，既不关心如何去“上折子”，也远离当时各种媒体炒作，集中力量开展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培养学生如何思考中国问题，如何收集资料，如何撰写研究报告。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当孔丹先生组织成立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时，我们很自然走到了一起，因为“探寻中国道路，建构中国学派”是我们共同的理念。孔丹先生年轻的时候曾在陕北插队，所以我一开口说话，他就听出陕北的土味。后来，他参与到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高层决策。而真正让他大显身手的是带领中信集团利用香港的平台在国际商业领域纵横捭阖，将中信集团打造为立足国内、面向世界的大型国际化央企。

利用港澳“一国两制”的优势，推动国企走向世界，成长为国际化的新型现代企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高层的重要战略举措。中国刚刚对外开放时，熟悉市场经济规律、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少之又少，中央一边让荣毅仁、王光英这样老一辈民族企业家重新披挂上阵，一边着手培养新型的国际化企业家，其中有不少都属于“红二代”。他们充分利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机会，成功地推动大批中国央企成长为全球性的国际化企业。然而，就在中美关系进入实质性变革的关键时期，他们中间也开始出现思想分化。有些人主张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进而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化，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希望运用所掌握的政经资源，利用私有化和民主化的机会将国有企业“化公为私”，摇身一变为类似苏联解体之后的财团寡头。有些人则坚定不移主张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当他们退休时，就意味着他们要随时准备退出一手经营发展起来的巨型央企，过普通人的退休生活。这两种抉择无疑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孔丹先生始终将自己看作是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是党的培养和安排他才有机会执掌如此大型的企业，而不是他个人的才能靠创业做出这么大的企业。因此，他从来没有生出“化公为私”的贪念。他在退休后出版的回忆录中，深情回忆了自己成长经历中党和国家对他的培养，而回忆录取名为《难得本色任天然》，就是强调自己作为共产党人“本色”，随时接受党组织安排的任何工作。

正是基于自己人生经历的感悟，尤其在这个关键抉择时期所切身经历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争论，使孔丹先生意识到要解决这个道路抉择和个人抉择的根本问题，必须要在学理上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讲清楚，讲清楚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前苏联的传统计划经济道路，也不能学苏联向美国转轨的自由化道路，而必须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我们当今倡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因此，孔丹先生始终强调我们不是“左派”，也不能成为单纯的“左派”，而要坚持实事求是，探寻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他甚至生动地把我们定义为“实事求是派”或“中国道路派”。因此，从基金会和研究院成立起，孔丹先生就将基于中国立场的学术研究作为重点。他一直强调没有扎实的、前瞻性的学术研究，为“上折子”而撰写的智库报告有可能会误导决策。为此，孔丹先生亲自筹划组织编辑学术丛书，并将丛书确定为“中国道路丛书”。在这套丛书的组织中，我提出将我们团队撰写年度报告出版，立刻获得了孔丹先生的支持。那个时候，我们撰写的各种年度报告差不多有20多册，包括“中国发展动态”“中国思想动态”“中国法治动态”“全球战略动态”等。

从商业的角度看，出版这些动态报告必然是赔钱的。一方面我们的动态报告是在每月动态的基础上，每年撰写一个五六万字的总报告，而动态基本上是对各种政策的资料梳理。每一本书就类似“年鉴”这样备用的工具书。另一方面，我们大约在2016年才开始讨论出版，出版的都是好多年前的报告，相当于整理出版历史资料，而且还不是一两本，而是很多本。尽管面对出版的商业市场压力，孔总还是非常支持，认为这项基础性资料整理生动地记录了中国道路的踪迹，为中国学派的研究提供基础性素材。季红老师专门组建了一个编辑团队启动了这个出版项目，并在“中国道路丛书”中专门开辟了“智库报告”这样一个类别。这个时候，《中国思想动态》所记录的各种争论显然已不适合出版。最后，我们把精力放在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发展动态上，几年来，季红老师和我们共同努力，编辑出版了《新时代：中国道路的延伸与使命(2012)》、《新开局：中国制度的变革与巩固（2013）》、《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2014）》、《新模式：走向共享共治的多元治理(2015)》、《新征程：迈向现代化的国家治理(2016)》和《新动能:再造国家治理能力（2017）》。这六本报告生动地记录了从十八大到十九大，中国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国家发展战略，只要浏览国家发展战略的走向就会明白，中国已不可避免地按照自己的发展轨道向前发展，由此中美两个国家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时候必然会从合作转向竞争。这不是由个人意志或情感好恶决定的，而是由事物发展的内在法则决定的。

我的专业领域并不是哲学思想史，也不是做专门国际问题研究。在十九大召开之后，我撰写的《哲学与历史：从十九大报告解读“习近平时代”》和特朗普对华发起贸易战时就撰写的《中美“关键十年”：新罗马帝国与新的伟大斗争》等评论文章，之所以引发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归功于长期关注中国发展动态、中国思想动态和全球发展动态，这些日常跟踪所获得的现实感和历史感，有助于我们摆脱一些既定概念和理论束缚，从历史发展的现实趋势看待发展进程，从而获得一个相对准确的把握和判断。

由于出版资金的压力，我们不得不压缩出版项目，将2012-2017年的法治动态压缩为《全面依法治国新战略》一本书出版，并将十九大以来几年中国发展动态压缩为一本出版《大变局：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直到2021年，我们才将本年度的中国发展动态进行理论加工，出版了《百年新路：新时代中国治理的行动路线》。至此，我们的中国发展动态差不多可以每年出版一本。

我们在组织出版动态项目时期，香港正处于“占中”运动以来的不稳定状态，为了让内地人更深入理解香港问题，我申请了中信基金会的项目支持，专门组织团队协助刘兆佳先生翻译并编辑了三卷本的文集《香港人的政治心态》《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治》《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放在“中国道路丛书”中出版。由于孔丹先生曾经长期在香港工作，格外关心香港问题，对我的这个计划特别上心，几次邀请刘兆佳先生和邵善波先生等到北京讨论香港问题。无论是动态项目编辑出版，还是刘兆佳先生著作的出版，季红社长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很多稿件都是她反复斟酌修订，包括书名也都是她亲自策划敲定，由于长期加班加点看稿子，她的眼睛受到很大影响。但即使在医院做手术治疗期间，她还多次给我打电话，讨论书稿的修改和出版事宜。

中国道路：革命与全球化的接力

正是在孔丹先生和季红女士的支持下，我们的合作除了动态项目的出版，还增加了组织翻译。我们以“法意”公共号的名义组织了一个翻译团队，与中信出版社合作翻译一些重要著作，包括《美国陷阱》《隐秘战争》《芯片陷阱》《中国式创新》和《资本与意识形态》（漫画版）等。值得一提的是翻译《美国陷阱》一书。

在中美贸易战刚刚打响的时候，美国授意加拿大扣押孟晚舟女士。我们非常关注相关的动态和进展。因此我撰写了关于美国“长臂管辖”的相关文章并将其与美国的世界帝国建构联系在一起，而当时国内法学界几乎还没有人关注这个问题。期间我注意到一个信息，就是法国企业家皮耶鲁齐也遭遇了类似孟晚舟的境况，他专门写了一本自己亲历的书来揭露美国如何利用长臂管辖吞并法国企业。我立刻组织“法意”团队孔元博士等人把书翻译出来，在“法意”公众号上率先刊登，引起广泛转发。这时，中信出版社已经购买了这本书的版权，看到“法意”推送的译文后，就直接采用了“法意”团队的译稿，推出了《美国陷阱》的中译本。这本书影响巨大，让大家清晰地意识到全球商业领域不仅仅有商业陷阱，更重要的是存在将商业、法律、情报和军事交织在一起编织的“美国陷阱”。这本书让中国人认识到“孟晚舟事件”不仅是她个人的遭遇或华为一个企业的遭遇，而是所有中国企业面临的遭遇，也是整个国家面临的遭遇，由此孟晚舟事件也就上升为中美博弈中国家必须出面解决的政治问题。皮耶鲁齐在来中国的访问中就直言不讳指出，他之所以经历这样的遭遇并导致公司被美国吞并，是因为法国政府未能出手解救。其实，不是法国政府不愿意出手解救，而是法国政府没有意志和能力对抗“美国陷阱”。

经历孟晚舟事件之后，中国人开始从全球商业经济的逻辑深入到商业底层的政治军事逻辑，普遍意识到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绝不能处于“裸奔”状态，而必须依赖法律的乃至政治军事的保护。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国际化在推动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必须伴随着推动中国在政治、法律和军事上的崛起，中国的涉外法治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也将孕育而生。在这种背景下，大家才理解民族企业家为什么爱国，他们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样理解为什么在是否支持华为产品问题上，尤其在华为手机和苹果手机的比较中，网上一些人会吵得失去理智。因此，在网上围绕爱国的争论基本上是围绕中美关系的争论同频共振，而对世界上任何事件的争论也是以美国为坐标划分派别，而这个认知倾向又与普通人的利益直接相关。新冠病毒疫情后的全球经济不景气，唯有美国和中国经济保持增长，美国靠的是技术创新和全球霸权，而中国靠的就是中国制造业在产业链中不断攀升的底气，尤其这两年“新三样”在全球销售的上升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在分享着经济增长的红利。

中美贸易战让人们看到列国竞争的政治经济逻辑依然存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依然存在，只不过是以产业链、全球货币和长臂管辖的形式展现出来，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等等已经被人们遗忘的学术概念，又具有了鲜活的现实内涵，以至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革命话语、斗争话语乃至全球性的农村包围城市等话题，又具有真实的现实性。启蒙失去指向，革命无法告别。这意味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崛起乃是二十世纪的继续，是完成二十世纪未竟的革命事业。革命与全球化并不矛盾，而会成为相互促进的接替力量。全球化无疑会引发革命，革命就是在追问“谁的全球化”，资本经济的全球化还是人民大众的全球化，西方的全球化还是中国的全球化，每一次对全球化的追问，都会为更深层、更合理的全球化奠定基础。因此，中国崛起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

中国道路是在没有人走的路上开辟出的新路，中国学派无疑要追踪阐释中国道路，尤其阐明其中普遍的道理和学理，这些道理和学理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编辑  季节）

受周期性、结构性、趋势性问题叠加，以及疫情期间积累的短期矛盾爆发的影响，当前中国经济整体仍处于周期调整的筑底阶段。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稳步修复，但仍存在宏观和微观体感差异较大、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相对偏弱等问题。7月末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运行出现分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综合来看，今年“保五”仍有一定压力，地方债务风险化解、房地产风险仍然是决定经济修复的核心因素。

当前地方债务化解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及建议

当前“一揽子化债”以“控增化存”为主线持续推进，央地政府积极采取多项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地方债务流动性风险得到阶段性缓释。然而，化债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应从优化债务结构、优化存量政策、落实各项措施入手推进债务化解。

关注化债过程中出现的收缩效应等问题

第一，化债收缩效应逐步显现，重点区域经济增长压力抬升。伴随“一揽子化债”持续推进，地方广义债务增速下滑，债务风险得到阶段性缓释。但化债推进过程中也出现了一定的经济收缩效应，地方新增融资受限、投资审批趋严，基建投资资金压力较大，尤其是重点区域面临较大的增长及投资压力。2024年上半年重点省份GDP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值低于非重点省份，回落幅度亦高于非重点省份；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调研发现，前几年托底土地市场的部分城投公司被要求加快开发、发挥投资促进作用，这在当前房地产市场仍低迷的环境下也加大了城投公司的压力。

第二，借新还旧依赖加深，地方债务付息压力突出，呈现“利息本金化”现象。从地方债看，传统基建项目趋于饱和，专项债越来越被用于没有多少收益的一般项目，叠加财政承压，其债务滚续愈加依赖再融资，此外特殊再融资债的大规模发行也将增加未来付息压力；监管趋严、融资受限环境下，地方债务的借新还旧比例持续高位抬升。据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测算，2024年包括地方债、城投有息债务等在内的地方债务付息规模或将超4万亿元，占地方广义财政收入的比重或超过20%，其中重点省份的付息压力更为突出。而当前化债政策只允许城投债券本金借新还旧、不包含利息，部分地区出现了高成本融资以偿付利息的“利息本金化”现象。

第三，“债务-资产”转化整体受限、效率偏低。举借债务需能够形成有相应收益的资产，才是好的加杠杆行为；但目前专项债项目、城投企业乃至全部地方国企的收益水平均偏低且持续下降。2023年，约八成专项债项目的本息覆盖倍数不足2倍，城投资产收益率整体较低且逐年下降，2023年中位数已不足1%。

第四，城投转型加速但基本面未实质改善，风险仍在释放。2024年上半年，城投非标违约、商票逾期等信用事件持续发生，非标违约数量高于2023年同期，鲁、豫、贵、云等地依然为信用事件重灾区。

化债并非把债务归零，而是保持债务的可持续滚动

第一，优化政府债务结构，进一步加大“央进”力度。一方面，要优化央地债务结构，中央政府仍有加杠杆空间，建议提高对赤字率小幅上升的容忍度，年内可调整预算增加赤字规模，并向中央适度倾斜；同时，中央参与化债仍具可行性，可对存量地方债务进行分类甄别，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债务腾挪，对于纯粹提供公共产品产生的债务，由中央政府承担，将解决债务问题的宏观成本最小化。另一方面，优化一般债与专项债结构，提高一般债占比。地方债存量中专项债占比超60%，地方债新增债务限额中专项债占比超80%，而其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占广义财政收入的比重仅40%；同时，部分财政平衡率较低省份专项债额度较高但未完全使用，一般债额度却较低，无法完全弥补收支缺口。

第二，适当调整优化化债政策。一是建议适当放宽利息偿还政策。目前的化债政策对于重点省份的存量债务滚动基本只限于本金接续，利息偿还仍依靠城投自身。2024年城投有息债务付息规模接近3万亿元，仅城投债付息规模约6000亿元，但城投企业自身造血能力较低，付息压力较大。建议有条件地放宽利息偿还政策。二是建议动态优化“名单制”管理，融资约束政策从以省为单位调整至以地市级为单位。目前的融资约束主要针对12个化债重点省份全境，容易“误伤”辖区内资质较好的区域。可适当放开对重点省份中经济财政水平较好、债务压力较小地市的融资限制，同时优化进入及退出约束名单的动态机制。三是建议化债政策相对透明化，稳定市场预期及信心。“一揽子化债”实施以来出台的化债政策基本未公开，市场上对此有较多猜测，相关主体难以对政策有充分理解。建议尽量将公共政策透明化、公开化，以稳定市场预期、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四是加强全口径地方债务管理。加快推动地方债、城投债务、地方国企债务等合并监管，如山东省、浙江宁波等地已实施“多债统管”，并以此为基础健全信息披露、风险预警、跨部门协调监管等制度，加强透明监管，避免隐债新增问题。

第三，充分调动各类资金资源，用好用足现有化债政策。一是继续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及特殊新增专项债，并结合实际债务压力及各地化债性价比，优化额度分配，更好发挥资金效益。二是在稳增长的前提下继续推进金融化债，以政策性、全国性大型银行为主力稳妥推进，并加大央行SPV支持力度，适当放松审批条件、抵押品标准等。三是继续用好地方国资化债，推动国有资本持续向“三个领域”集中，提高国企资产收益率与利润上缴比例、发挥股权财政作用，并加大REITs盘活存量资产力度。四是继续探索应急周转金机制，行政层级可由省级逐步向地市、区县级扩展，成立更多地市、区县级小基金。五是继续推进城投企业转型，注入或挖掘优质资产、做大现金流，或整合平台、提升评级后吸收新融资用于化债。

此外，地方债务的风险化解不能只依赖短期措施，还需要在中长期发展中加以解决，构建地方债务长效机制。要处理好短期目标与长期发展的关系，短期继续推进“一揽子化债”，以时间换空间、缓释流动性风险，中长期需深化体制改革与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提高财政可持续性，从根源上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在此过程中，需注重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问题，不断深化央地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增强地方自主财力，同时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做好项目与融资的匹配。另外，无论短期化债还是长期发展，不仅要掌握债务体量，还需摸清摸透资产，应建立完善政府资产负债表，这是做加法提升增量盘活存量的基础。

房地产负向循环尚未完全打破，后续怎么办

 “5·17新政”后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变化，特别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市场活跃度好转，但受限于房价下跌趋势未扭转，政策落地效果有限。整体来看，房地产“价格下降-信心不足-销售低迷-资金受限-投资下滑”的负向循环尚未完全打破，行业仍处于底部调整阶段。

四大因素影响下需求低迷是行业下行的主要原因

相较长期存在的供需结构性矛盾，需求疲弱、预期低迷是造成此轮房地产超调的主要原因。需求端的疲弱主要与四个因素有关：其一，人口结构变化以及城镇化速度放缓。20-49岁人口作为主力置业人群，规模及占总人口比例自2013年以来波动下行，2020年占比不足50%，同时，2016年以来，城镇化率增速下降，2022年，城镇人口数量增速大幅下降至0.71%，主力置业人群减少和城镇化速度放缓都可能导致房地产长期需求萎缩。

其二，烂尾、房价下行等冲击居民购房信心，包括“持房换房”在内的改善型需求多在徘徊犹豫。“烂尾楼”事件、“停贷”风波叠加“保交楼”下交房质量参差不齐等，严重冲击购房者信心，同时在“买涨不买跌”惯性下，房价下跌进一步抑制购房需求释放，市场观望情绪浓厚。

其三，从社会学角度看，年轻人购房观念在发生快速改变。根据DT商业观察和DT研究院发布的《2024年轻人购房意愿调查报告》，超过3成的年轻人认为房子不是必需品，一线城市这一比例超过40%，年轻人因不想背负房贷、降低生活品质或房价超出承受范围而选择不买房。

其四，居民杠杆率高企、收入增速放缓，预期偏弱下购房意愿不足。2023年我国居民杠杆率达到64%，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仅低于韩国与美国，同时，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居民对收入和就业的预期仍偏弱，购房能力和意愿受限。

完全放开限制性政策与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相结合

居民购房能力和意愿的提升，需要依靠经济增长带动就业与收入增长解决；购房潜力的释放则可通过放开限制性政策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解决。一是持续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租售同权”改革等稳住长期需求大盘。目前以户籍人口衡量的城镇化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建议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强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投入，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均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进而持续释放内需潜力。

二是完全放开需求端限制性政策，尤其是一线核心城市。北京“6.26新政”后，二手房成交明显好转，改善型新房销售也有所回温。后续建议全面取消限购限贷、降低首付比例、下调房贷利率、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放松落户限制、降低交易税费，加大对改善型住房需求的信贷支持、政策支持等，通过一线城市企稳带动整体企稳。

供给结构性失衡突出，平衡新建与存量盘活加快去库存

今年商品房待售面积超7.4亿平方米，已经高于上一轮库存新高（2016年2月7.39亿平方米）。供需双双走弱，房地产或进入漫长去库存阶段。从区域看，去库存压力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一线城市商品房库存面积占比仅7.18%。同时，相较商品房，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存在明显短板，一、二线城市尤为突出。对此，建议因地制宜合理调控，平衡好新建与存量盘活，加快房地产去库存。

对于商品房，建议以市场化发展为导向，减少限制性政策，同时匹配高品质住房需求，放开商品房供给的限价限建等约束政策。对于保障房，建议在合理评估新开工建设与盘活存量孰为最优选择的基础上，收购或改造存量住房资源，补齐保障房、公租房及养老等薄弱领域的短板。目前，中央设立了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以支持各地收储，但从资金来源、收益平衡情况以及供需结构来看，都面临不小的压力，比如收储资金成本大约在2.25%以上，但一线城市房租收益率还不足2%，项目收益成本不平衡或制约市场化收储的推进。此外，建议暂停盲目新开工，加快存量资产处置，只有交易流动起来，整个行业才有稳的希望，房企的流动性危机才有实质性改善的可能。

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实现“人房地钱”联动

土地供应方面，建议根据人口规模与流动方向、社保缴纳情况、产业分布情况以及存量与库存去化周期，前瞻性安排土地供应节奏与结构，如适当增加重点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的住宅用地供给；减少非住宅房产供给过剩区域或产业薄弱区域的商业用地、工业用地供给。同时，推出一定比例的“只租不售”宅地，通过集中建设、配建等方式增加租赁住房的建设和供应，拓宽租赁住房建设途径。在“不大规模新增建设用地”的要求下，盘活存量用地对优化资源配置至关重要。建议推动集体地入市，有效盘活存量闲置、低效、破碎化土地，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提升城市建设用地规划弹性，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有效盘活存量闲置土地。

面对发展与转型中的问题，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既要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积极主动应对，又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当前预期不足是制约宏观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阻碍，呵护市场预期尤为重要。后续应加快落实已出台的积极政策，适时推出增量政策，保持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的一致性，避免出台一些紧缩性政策进一步拖累预期。

（编辑  尚鸣）

中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挑战与机遇共存。在此背景下，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曹远征与北大国发院和网易财经智库通过讲演与对话，共同探讨中国经济大势，探究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和潜力，在此基础上本编辑与作者共同探讨，形成此文。

中国经济存在“产能过剩”吗

在今年2月初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我见到一位欧洲同行，讨论了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产能过剩，在讨论中我们发生了争论。我表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待产能过剩，它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自然规律体现的结果。市场经济是通过产能过剩来淘汰落后产能，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中国在发展中也会存在某个行业产能的供需平衡问题，存在产能过剩的可能；但是国外现在讨论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是直接指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这些产业代表了技术进步的先进产能，如果说先进产能也是产能过剩，听起来让人匪夷所思。事实上，欧洲过去也不是这样理解新能源的，欧盟早已决定要在2035年停售燃油车。欧盟一方面要求自己的产业为淘汰燃油车做准备，另一方面又指责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是产能过剩，这两者显然是矛盾的。这位欧洲同行表示，欧盟之所以制定严格的减排标准，并限制燃油车的发展，是因为减排成本大，只有惩罚性的安排才能促使企业减排。新能源车的发展是减排成本高昂下的附带产物，从而发展缓慢。但中国却是用鼓励的办法把新能源汽车发展成为一项新兴产业，减排反而成为新能源发展的附带产物，其发展速度如此之快，规模如此之大，造成对其他国家汽车工业的强烈冲击，形成一种不公平竞争，这就是国外所说的中国产能过剩的内涵。对此欧洲必须有所回应。

由上不难看出，对于产能过剩这个问题，中外看法的角度不同，差异很大。我们是从产业发展方面的“新与旧”“保留还是淘汰”的角度来判断，美西方国家则是从“国际产业的冲击力”角度来解读，这样一来，即使先进的产能也会变成“过剩”。

问题的深刻性还不仅在于此。当我们把新能源汽车发展纳入全球低碳发展的大系统中观察，一个疑惑油然而生：减排究竟是经济发展的成本还是经济发展的红利？

15年前，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上，全球形成一项共识，即当全球气温上升2摄氏度，会给环境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害，因此要把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进而要建立碳减排的全球责任。对这一责任，所有国家虽没有太大的疑义，但由于减排投入巨大，会加大经济发展的成本，发展中国家认为，减排在成为各国共同责任的同时，应区别对待。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更为重要，应当采用累计排放的标准，而非总量排放的标准进行减排。

十五年后，当世界还在争论碳减排成本时，中国绿色发展却成果显著，尤其以新能源汽车代表的“新三样”异军突起，似乎将公认的减排成本变成了绿色发展的红利，形成了中国减排特色。分析探讨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产业发展，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经济创新发展及其金融安排的理解，也有助于应对西方以“产能过剩”为理由对我国进行国际经贸摩擦带来的挑战。

中国经济的创新基础在于超大规模性

如果把中国的创新概括为是把发展的成本变成发展的红利，可以发现，其基本逻辑就是利用并拓展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使其象“滚雪球”式持续扩大，因规模效益而使成本不断下降。这种超大规模性不仅是自然禀赋的体现，更重要的是有规划、有布局的产业组织，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将自然禀赋的超大规模性要素整合为经济活动意义上的规模效益，突出体现在中国企业的发展战略规划及产业成长的组织策略的实施上。

“不断做大”的中国企业经营理念

从国际视野观察，可以判断中外企业的系统性差异。一般而言，企业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而中国企业的普遍做法却是规模最大化。这不仅体现为“薄利多销”的经营手段，从而形成营业收入大而利润率低的经营特点，而且也体现为高杠杆经营方式。中国企业，无论国有还是民营，负债率普遍偏高。这种高负债经营的关键是维持现金流，尤其是要保持内部现金流为正，有别于国外企业负债率较低而利润率较高的经营特点。中外企业的这种区别不仅体现在传统产业上，也反映在新兴产业上，例如，在新能源汽车上可以看到比亚迪与特斯拉的区别，在手机上可以看到小米和苹果的区别，在电商上可以看到京东和亚马逊的区别。这种以营业收入最大化，以规模取胜形成的中国企业经营之道，无论是传统还是新兴产业，似无例外，形成了社会俗称的中国企业的“内卷”。

与收入增长最快的市场群体一起成长的产品导入策略

中国企业负债率很高，不断引发人们关于快速去杠杆的担忧。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引发金融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微观层面上，中国企业产品市场导入路线有别于其他国家。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性使市场可以分层，与收入增长最快的市场群体一起成长的产品导入路线可以保证企业现金流持续为正并稳定增长，进而维持杠杆的可持续。其中，先是以农用车后是以新能源车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的汽车工业发展路线就是典型。

20世纪90年代，中国汽车工业尤其是乘用车进入发展时期，其布局是按照汽车工业主流思维展开的“三大三小”，并以合资为主。除此之外，地方不得发展汽车工业，以避免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在这一产业政策有力执行的同时，人们发现农用车却很难管住，还是遍地开花。我当时在国家体改委体改研究所工作，对这一现象组织了专题调研。我们在调研中看到了中国的农用车特有的发展路线。这一市场进入路线虽非主流，但是构成了今天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底层逻辑。

农用车发展的主体企业是分布于中国广大乡镇的农机修造厂。其发展的基础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规模进入农村的手扶拖拉机。手扶拖拉机可以耕地、抽水，还可以跑运输，并且操作简单，很容易上手，农民十分欢迎。农户对手扶拖拉机的功能也在生产和生活中不断有了新要求。比如，把手扶拖拉机和车斗焊接在一起，以便安全驾驶，给驾驶座搭上棚子，为了提高载货量，农民愿意出钱加大车厢，安装新发动机，从而变成柴油汽车，由三轮变为四轮，由小路上大道。农机厂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而不断有新的需求，农机由修理变制造，由小厂变企业，由地方走向全国，北汽福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中国的电动新能源车的发展是同一逻辑的再现。从它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它与中国扩大内需的战略安排息息相关。2010年，中国开始了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战略规划，要求居民收入增长做到“两个提高”和“两个同步”。在家庭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价格低廉的新能源车应运而生，为其提供了物美价廉的新选择。新能源汽车的售价可低至几万元，这与以特斯拉为代表的高端新能源车市场进入路线截然不同。特斯拉的目标市场是高收入群体，而中国电动车的目标市场是收入增长最快的群体，伴随着这一市场的增长而发展。其实即使中国新能源车不出现，燃油车也会走上这条市场进入路线。在燃油车市场，过去十年销售最好的SUV的十大品牌中，有八个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品牌，如风神、哈弗、宝骏等。这些廉价SUV的目标客户也是刚刚实现小康的中等收入阶层，也是走的与收入增长最快群体一起成长的市场进入路线。

需要指出的，这一市场进入路线不仅是汽车工业。最为成功的企业是拼多多，它的战略是专攻下沉市场，当它与中国收入增长最快的农民群体连接在一起，忧其所忧，不仅可使工业品下乡，而且也方便了农产品进城，当然就会成为成长最快的企业。

将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内部性化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与中国基础设施的完善高度相关，“村村通公路”使新能源汽车可以跑进农村，“村村通电”使新能源汽车不担心动力问题，而“村村通信号”使包括GPS等导航在内的电子系统使用无障碍。

在这个意义上，新能源汽车与其说是汽车，不如说是装有轮子的电池，因高度依赖于基础设施，从而可被视为是基础设施系统中的一个组件。它把基础设施的外部性高度内部化了。事实上，不仅是新能源车，几乎规模不断做大的中国企业都与基础设施外部性内部化相关。

换言之，基础设施的超大规模与人口超大规模相结合，会使任何潜在收入的增长都有转换为巨大规模的市场机会。村村有自来水，洗衣机可以普及，村村通光缆，电视机可以普及。农村电网改造，家电可以普及，屋顶光伏发电的大发展，带动电价大幅下行，农户烧水、做饭、取暖设置也可以电代替。当企业把握将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内部化的机会，使其成为企业发展的条件，不仅可以迅速成长变大，而且因规模效应能尽快实现盈利。

“不断做大”的企业经营理念与收入增长最快的市场群体一起成长的市场进入路线，以及将基础设施外部性内部化的发展策略相结合，在微观层面呈现为企业做大，在宏观层面呈现为市场成长，两者相得益彰，使中国经济呈现出“滚雪球”式的规模持续扩大。这种超大规模性既是企业发展的过程，也是市场组织过程，还是产业成长过程，构成中国经济创新的底层逻辑。

超大规模性与中国金融的发展

中国超大规模性既是中国发展前提，也是其发展的条件，形成了中国金融的发展特色。

目前中国金融结构是以间接融资为主。这与中国国情有关。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资本匮乏，资本外汇双缺口制约着经济发展。在自有资本匮乏的情况下，企业的发展就意味着负债率高企，高杠杆成为常态。只要现金流为正，就可以付息，债务就可以维持下去，而营业收入是现金流的来源。只有营业收入不断扩大，不仅可以付息，而且可以扩大负债规模，扩展资产，以便形成规模效益，提升竞争力。简言之，企业的规模效益要靠负债来形成，而体现为营业收入的规模效益又是支持进一步负债的条件。由此负债经营与规模最大化经营理念一脉相承，相辅相成，企业形成了负债的路径依赖。

中国企业的这种经营方式，决定了中国金融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特点不易改变。即便企业在资本市场进行股本融资，其动机之一也是便于更大规模的负债而增加资本。中国相当多的上市企业即使有利润也不分红，即使分红也不是现金，而是红股。利润不断转增资本的重要作用就是在负债率不变情况下可以扩大负债，从而进一步加快企业做大的速度。其实，发展中国家，尤其东亚国家企业的高负债经营，是其高速增长的微观基础。反之，经济高速增长改善了企业经营收入，充沛的现金流支撑着企业的规模扩张，两者相互推动，螺旋上升，致使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杠杆率也保持升高，形成当年克鲁格曼所称“投资推动投资”的增长模式。日本如此，韩国也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是在更大规模上再现了这种增长模式。

一般认为，亚洲企业的高负债经营存在着快速去杠杆的风险。就是说，一旦企业经营收入下降，现金流短缺，便出现资不抵债的风险，随时有破产倒闭的可能。当这种风险大面积发生时就会导致系统性金融崩溃。

就中国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企业就出现负债率过高的问题，至今警报不断，但危机未现。究其原因，中国企业利用中国市场的超大规模性，从需求侧入手，以销定产，努力形成产品与收入增长最快的群体一起成长的市场进入路径，以保证现金流的持续稳定，进而使其杠杆可持续。前所述及的农用车以及后来的新能源汽车便是典型。农用车以及新能源车的杠杆的可持续过程，也是产业链条延展的产业成长过程。只要整车厂发展分工自然细化，带动配件厂发展，而产业上下游的延展又推动着金融的创新。配件厂一般为中小企业，资本少，抵押物不足，从而难以获得贷款，并且融资成本高。然而在整车厂产品与收入增长最快的群体一起成长的市场进入路线下，配件厂可借用整车厂的现金流量表，进而资产负债表进行融资活动，形成配件厂的“供应链”金融安排，并突出体现在金融机构的“三表三品”的贷款工厂业务上。所谓“三表”是指贷款不仅要看“资产负债表，还要看电表，水表，甚至报关表”；所谓“三品”是指贷款不仅要凭“抵押品，还要凭产品，甚至老板的人品。”由于产业链的上下游关联所形成的超大规模性，使商业信用的外延大大扩展，甚至原先不视为商业信用范围，如人品也纳入了贷款的信用范畴。借助这种延展的信用，使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贷款的可得性，亦即是金融的普惠性大大提高，成为中国金融创新的一大亮点。

需要强调的是，企业有意识地将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内部化的金融意义。从金融创新的角度观察，当企业将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内部化时，基础设施将会产生现金流，从而具有商业运用的可能。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村村通公路”形成了汽车发展的条件，而汽车的普及反过来又使道路有了收费的可能。而收费安排所产生的收入及现金流，又可以使基础设施建设采用一种特别的商业融资安排，即在使用者付费基础上的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PPP）。事实上，PPP已成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主流融资形式，不仅有力地支持中国基础设施的发展，而且丰富着中国金融创新的内容。在此基础上，中国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开发性金融安排。其基本运作是，基于中国工业化的前景，地方政府将土地注入以开发区名义的融资平台，开发区融资平台以土地为质押物而获得银行贷款，开发建设基础设施。当土地由生地变为熟地，吸引企业入驻，从而形成以土地出让金或租金为主的收入即内部现金流，与地方政府财政担保所形成的外部现金流（尽管是或有的），两者共同构成对金融机构的还款来源，支撑着资产负债表的扩大，形成滚动开发之势。这种开发性金融安排虽然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违约风险，但是，它不等同于西方国家财政赤字融资所形成的负债，因为其有资产相对应，从而具有偿还的可能性。由此，当前出现的地方融资平台违约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期限安排错配。正是这个原因，缓解期限错配就成为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也成为金融监管创新的重要领域。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四十五年来，中国金融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创新特点是紧紧围绕着支持实体经济来展开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至今未发生金融危机的基本原因。

实体经济关乎国计民生，从而有营业收入、有现金流，可付息、可还本，防范并遏制了资产负债表衰退，从而使金融可持续发展。依据这一基本经验，随着中国实体产业的超大规模性，以债务融资为主的金融趋向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但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却需要调整创新。因长期债务需求的出现，在不改变债务融资方向的同时，会使以直接融资为主的债券市场日益发展，间接融资的特征会日益减弱。相应地，银行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其主要经营业务不再是以存贷为主的商业银行业务，而可能成为以交易为主的批发银行业务。事实上，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中的债券业务已经超过股本业务，而银行又是债券的最大持有者，成为资本市场的最大交易对手。由此，债券长期化，银行交易化，金融品种多样化推动着金融结构直接融资，将是金融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的形成基础是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这一趋势的发展逻辑是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新能源时代超大规模有了新变化

进入新能源时代，超大规模性有了新变化。在化石能源占主流的年代，能源禀赋都是先天注定的，规模经济效益是有边界的，范围经济效益是有限的，由此决定了石油和煤矿的开采边际成本是递增的。反映在煤电上，就是煤价引领电价。目前固定成本仅占其总成本的40%左右，而流动成本却占比较高，并有继续上升的趋势。而光电风电等新能源的技术经济特征则大为不同，在光伏发电中，固定成本占大头，中国目前约为70%。阳光资源几乎是无偿的，流动成本所占比重甚低，并且仍在下降之中，从而在光电建设中呈现出边际成本递减的态势，这意味着可以通过扩大规模，进一步摊薄固定成本，在提升利润的同时，电价也会不断降低，实现可持续的规模扩张，从而颠覆了以前化石能源的自然垄断性的技术经济特征。规模经济几乎可以无边界的扩展，这是中国新能源行业一跃而起的原因，也是中国将减排发展的成本变为发展红利的秘密所在。比如由于青海省利用其光照时间长的优势，现在变成了光伏省。青海共和县塔拉滩是全球最大的光伏电站，占地面积600多平方公里，超过新加坡的国土面积。不仅将荒漠变成了“金山银山”，而且恢复了植被，改善了生态。同时，风光电重新定义经济范围。塔拉滩光伏电站和黄河龙羊峡水电站配合互相调节，白天用光发电，晚上用水发电。水光互补的电力生产方式改写了传统电网运行的概念，也将其他产业卷入其中并内生化，形成了更高层次的超大规模性，展现为电网互济、源网荷储平衡发展、光储氢醇氨、光储充换算检云一体化的耦合新路径，并呈现出新的技术经济特征。

如果从“内生化”的角度看新能源汽车，如前所述，就是电池加四个轮子，它不再是独立的产品，而是庞大新能源系统中的一个组件。再如那些曾经被认为是高耗能的电解铝、铜等，现在可被视为是消纳的高载荷，甚至是一种储能安排，改变了传统铝工业的技术经济特征，已成为新能源庞大系统中的一个组件。以此类推，当AI受到电力制约时，电力就是算力。算力也成为新兴能源的储能组件。相应地，新能源的扩张支持着电力的扩张，两者相辅相成，形成更加巨大的超大规模性，这将成为一些过去落后省，如青海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契机。

以新能源汽车为标志的新能源时代，是带动了生产要素新型化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的时代，产业走向超大规模的同时，改变着其技术经济特性的时代。正是把握了这些正在展现中的新的技术经济特性，中国绿色金融因此可大行其道，引领国际潮流，绿色债券全球发行规模最大，“赤道原则”已通行于商业银行贷款，而且ESG也成为上市企业的监管规范。

中国在产品和技术不断创新中，呈现出规模效益的不断增进，边际成本不断下降的态势。这种被我们称之为“行业内卷”的产业塑造方式，在美西方国家被认为就是“产能过剩”。它与补贴无关，却与超大规模性有关。或许这就是中国在新能源时代的发展特征，需要深化认识。

全球产业链重塑与人民币国际化安排

过去两年，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贸易和投资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态势，贸易结构从最终商品贸易转变为中间品贸易，我国与东盟国家中间品贸易增长率达21%。

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性集中体现在基础工业上。如果把中国基础工业的超大规模性纳入“一带一路”观察，可以发现，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海湾国家组织等能源和资源的富集地区是中国基础工业的上游；以东盟为主的RCEP成员国的制造业集中地区是中国基础工业的下游；通过中国基础工业这个中间环节，将“一带一路”产业链从上到下连接起来，表现为中间品贸易的快速增长。直观上也能感受到，这种以中国基础工业为中心的产业链上下游延展，例如，从利雅得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都有直飞航班，上座率很高，成为“一带一路”经贸热的一个缩影。

在这个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在“一带一路”上凸显出来。根据中国银行2024年度《人民币国际化白皮书》，2023年，中国跨境人民币结算额因此增长24.1%。截至2023年12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结算的比重达到4.14%，较2023年1月上升2.23%。RCEP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人民币结算仍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人民币也开始成为“一带一路”许多国家的“锚货币”，其例证就是这些国家的货币汇率开始与人民币同涨同落。为满足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中国与相关区域的本币结算，货币互换，直接兑换的金融合作也日益深化，从而有80.6%的受访境外工商企业认为，未来十年，人民币的国家货币地位将不弱于日元和英镑。

今年5月6日，国家出台了一项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最新安排——海南自贸港10个银行同时开通了电子围栏账户。这是上海自贸区、广东自贸区、海南自贸港已有的自由贸易账户体系的升级版。海南自贸港率先开通电子围栏相当于将这一账户体系中的特别账户离岸化。如果说香港是人民币的离岸市场，上海是人民币的在岸市场，那么海南便是人民币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桥梁，这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安排带来新的机遇。“一带一路”国家普遍需要基础设施建设，而中国在这方面既有产品，也有建设能力。如果“一带一路”国家能利用这个桥梁在香港和上海同时发行人民币熊猫债，即可以筹措本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又可避免因货币错配带来的汇兑损失。相应地，中国居民也可以利用这个桥梁进行资产的国际配置，分散风险，增加收益。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安排既可以缓解沪港两地套汇套利的操作。

（编辑  季节）

人民的根本利益（续）

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养育孩子，照顾老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构成了人民对于大同理想和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基本内容。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以高水平的社会服务为保障，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把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关乎人民生活的问题，作为工作重点的原因。

什么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习近平同志指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改善民生，必须消除贫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共产党人必须像普通人民群众那样生活，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作自己的切身利益，才能体会到，解决亿万人的看病难、住房难、就业难、办事难等等问题是多么的迫切。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去，我们的工作才有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既要办好国家“大事”，更要办好群众居民区的“小事”。在最近几十年，有半数的中国人从乡村生活进入人人相互依存的城市社区生活。市民需要组织起来，过上文明的市民公共生活。

在社区建设中，尤其关注“一老一幼”这个关键问题。没有社区的“大家”就没有“国家”。每个社区文明和谐，全国人民就团结、自豪。社区公共生活被歪风邪气主导，人民就分裂、就不信任政权，国家就虚弱。中国共产党9000万普通党员就在广大群众身边，感知每户社区居民的痛苦与抱怨，因此能够回应每户社区居民改善社区公共生活的要求。

第三层，全过程人民民主。

西方政府皆是有限责任政府。西方政治表面上也讲“为了人民”，但是，西方的选举政治，只有在选举的时候依靠选民，一旦当选，选民就会作废。西方有些政治家也“来自人民”，但总统退下来之后，或写书或做生意，不可能再到群众中去。

我们的政府对于人民的责任是无限的。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窑洞对”里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他指出党的“自我革命”机制的设置方向：重视民众监督和对人民负责。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依靠人民群众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在建立新中国成为执政党之后，如何坚持群众路线，则成为一个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当官做老爷、贪污腐化是中国几千年旧制度的痼疾，当代中国政治机制中也难免有类似的缺陷和风险。长期执政，导致执政集体逐渐丧失政治性、民主性，趋于行政化、官僚化，其表现是：蔑视小事、蔑视基层、蔑视协商，甚至不正眼看基层百姓，眼睛紧盯着顶头上司“专做表面功夫”，以至于走向奢侈腐化。

如何约束治理者，这是古今中外的难题。从西方历史看，两大“非民主”支柱支撑了今日的西式“民主”机制。第一是启蒙运动以来，源于中国考评体系的公务员系统；第二是源于罗马帝国的司法（相对）独立。这构成了西方的法条主义和程序的正义原则。

但是，法条主义有两个重大缺陷：第一，只讲程序正义，而诸如游说、公开行贿等皆为合法，为腐败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第二，政府的责任只在程序范围内，根据程序的正义，政府可以拒绝人民的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条主义就是一种最为精致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与西方的官僚主义的形式民主不同，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集中，就是要以制度和规矩管住治理者；一个是民主，就是政治协商，一切事情要与人民商量着办，人民是否接受、满意和拥护，是衡量政府工作的根本尺度。全过程民主，它对于人民诉求的回应是主动的、全天候的。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求人、财、事三者透明公开，方便监督；基层政府办事时要说明为什么办这事，哪个领导/机构决策和主持，公开账目；第三方民意调查要在区县内部官员政绩评估中起重要作用。

人民代表大会在立法投票前要进行长期、认真、广泛的协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则是党外精英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协商的专门机构。前者在机制上凝聚共识、促进团结，后者在机制上强调差异。

广泛的协商民主原则上支持言论、出版、结社、宗教自由。然而，“大一统”要求明确这种政治自由的底线：不容挑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不容以理念、宗教、族裔之名撕裂中华民族的“大一统”。

最关键的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人人起来负责”。而这表现为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充分发挥每个党员的作用，让全体居民感到与党员为邻的幸运，让每个共产党员直接感到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和光荣。如此，党对“东西南北中”的全面领导，体现在9000万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上。这种全过程的人民民主，就是“人人起来负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宏阔的时空维度中思考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的深刻命题，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上下求索、锐意进取、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1]

深入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一个关键就是要像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使理论研究既有深邃的历史视野，也有宽阔的世界眼光，特别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思想、理论用于解决特定历史时代的问题，必须从实践出发。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而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理论来源于对实践的观察、提炼、升华和总结，反过来决定能观察到的实践并指导未来的实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植根于中华文明深厚悠久的传统，在世界观、方法论方面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强调“统”、“合”、“通”，尤其是在方法论上，更强调立足于分析基础之上的综合性、系统性，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民的实践和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结合起来，同时汲取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精华，运用于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

习近平高度重视改革的系统性、协调性、连续性，提出了“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提出文化是有机统一的生命体的思想，在各个方面发展了系统论的科学思维。

放眼世界，习近平反复强调，我们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的世界观，要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要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他在国际场合反复强调这些基本范畴，是在向世界阐释一种“中国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就是综合、包容。

人民、阶级、阶层

在宏阔的时空维度中思考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的深刻命题，首先必须研究的是：人民、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人民，这是中华文明中固有的范畴。而“阶级”（Class）则是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而形成的外来词。从西文的角度看，“Class”首先是指一个集团、集体，然后才有级层的意思。马克思在采用“阶级”这一概念的时候首先采用了“社会利益集团”这一含义。他一再强调，讲无产阶级的团结、联合以及阶级意识、阶级主体性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名言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但是，将Class翻译成“阶级”，就强调了高低上下的意思，淡化了“集团”的本意，无形中淡化了“联合起来”的阶级集团、团结和主体意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来，许多先贤都曾经指出，将“Class”翻译为社会集团、社会集体更为恰当。

英文中还有一词“Stratum”，中文将之译为“阶层”。在西语里，“阶层”在表达社会的等级分离、对抗方面，显然要比“Class”强烈得多。

在长期的社会动荡与改造，在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进程中，在中文语境里，“阶级”、“阶层”这两个词的词义似乎颠倒过来了：“阶级”只是“分化”的代名词，“阶层”的含义比“阶级”更委婉些。这实际上在阶级团结、阶级联合的意义上，进一步淡化了阶级的本意。

马克思高度重视共同体问题，“共产主义”一词有强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含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中，包含着强烈的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升华，我们认为，如果从集团、集体、联合的角度理解阶级，它与中华文明中的“人民”就是契合的，而与西方的“个人”、阶层是对立的。

那么，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概念是什么？与当代西方理论的基础概念“个人”（自由）是什么关系？这是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理论的一个关键。

家庭与等级

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基础是家庭，而西方文明最早的共同体是城邦，城邦的基础是“公共生活”，在古希腊，只有贵族和平民才有“公共生活”，而广大的奴隶不能参与公共生活，奴隶的活动属于“家政”领域，这表明两个问题：第一，城邦共同体的基础是等级分化；第二，家庭不是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核心。

马克思认为，古希腊的共同体——城邦没有坚实的基础，这是因为从事经济和生产活动的奴隶并不构成城邦政治的基础，城邦的阶级斗争，所谓的“城邦民主”仅仅是在贵族与平民之间进行的，而广大的奴隶只是政治活动与所谓“公共生活”的消极的看客，城邦的经济与政治是分裂乃至对立的。

从这个角度看，中世纪的欧洲也不能说是一个共同体，由于基督教的分裂，不同的教派长期进行宗教战争；由于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长期矛盾，欧洲的犹太人长期被排斥于共同体之外。马克思的一系列重要著作，都深刻地思考了西方文明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

由于植根于家庭这个最基本的共同体，所以，中国产生了“百姓”这样一个范畴。百姓是以户为基础的，秦汉“编户齐民”，“民”因编户而“齐”，以“户”（血缘家庭 / 家族）而言同质。“民”亦称“百姓”。“百姓”一词表达出差异的存在，但百姓具有共同利益。尤为重要的是，政权是建立在家庭-百姓基础上的共同体，政权必须服从百姓的整体利益。

“民本”学说就是这种家庭共同体思想的放大。何以有政权，政权何以兴衰？其数千年不变的答案是：政权为百姓福祉而存在；“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指的是百姓整体对政权的信任。

在西学传统文献里，共同体本身就是异质的、分集团的，划分为严格政治等级的。有学者认为，古希腊的奴隶制类似印度的种姓制，这是雅利安文化的一贯传统；种姓之间的界限不能逾越，与其说文化是多元的，不如说文化之间是不能沟通的。

比较而言，在西方文明中，具有整体利益的“百姓”的范畴难以发生，“大多数人的总体利益、最大利益”，并非西方政治学追求的主要对象，以至于社会多元论自古至今是西方政治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把西方古代所有制形式界定为战争掠夺制度；由于种姓与奴隶制的作用，西方文化中难以产生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思想，因为文化之不平等是建立在种姓与地位的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于是，武力掠夺与征服，或者暴力本身，就成为文明交流交往的主要方式。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与建立在武士制度基础上的欧式社会等级制下的“封建”不同，中国“君臣父子”的政治逻辑源于家庭内部的伦理关系。“五伦八德”指“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的关系，即“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君臣有义、朋友有信”，概括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三层八个字。

中国“封建”的实质是小农制度，而不是欧洲贵族采邑的封建制下的农奴制度。中国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既包括农业，也包括商业和手工业，是中华文明的根基。马克思指出，正是这种小生产，造成了中国长期的经济繁荣，并且在近代以来，对西方的“社会化大生产”，产生了持续而有效的抵抗。

由古希腊的城邦到中世纪的城堡，再到近代以来的“城市”，西方文明的空间结构与其共同体的分离形式是对应的，地位低下的阶级总是处于“公共生活”的视野之外，因此也处于“社会公共空间”的视野之外。

而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穷人与富人一般是共同居住在社区的，这是中国缺乏城乡分立、富人区与穷人区分立的空间现象的一个原因。自唐代以来，阿拉伯人就大规模地移民于中华，但他们被融入了本地社会共同体之中，没有形成异族人居住区和互相排斥的情况；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这令明代来华的传教士如利玛窦感到震惊。他甚至认为，与宗教派别仇杀不断的欧洲比较，中华大地是离“天国”最近的地方。

小农的中国社会“阶层”呈“橄榄状”。“富不过三代”，由贫穷至中产以及由大富转回中产的转换几乎是常态。

中国的共同体立足于家庭，而家庭是一个互助的单位。在社会主义兴起于中国之前，思想界流行的是无政府主义——也就是互助主义。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文章，既包括严复的《天演论》，其中讲了进化与竞争，也包括章太炎、刘师培等如《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这样的文章，这些文章所强调的不是竞争进化，而是互助进化；互助的思想，是中国革命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互助组、合作社，其实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互助精神中。

小生产的私有制，当然是顽固的私有制。但是，马克思所提出的公有制，是对私有制的“扬弃”。马克思指出，那种简单地消灭财产的所谓“公有制”本身，就是退回到愚昧。他认为，比起西方历史上的所有制形式，“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在组织联合起来的劳动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是天然的共同体。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引了中国驱逐外来侵略者和推翻腐朽政权的社会革命，让中国“站起来”。但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中国社会“阶级划分”的复杂性和弹性，认识到“统一战线”是取得中国革命胜利“三大法宝”之一。所以毛泽东说“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依照“推翻三座大山”任务的政治立场，就有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划分，前者是敌，后者是友。所谓敌人，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民、阶级、共同体

建国之初，毛泽东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新中国的国家体制，即：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四颗象征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小五角星，围绕象征中国共产党的大五角星。党的工作目标是“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党以其先进性成为引领和组织各阶层人民走向进步的核心力量。

总起来说，由于西方共同体的基础在于阶层、阶级的分立，因此，西方文明的发展更加强调生存竞争与斗争，这种生存竞争、文明竞争进一步发展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换言之，人类群体与大自然相处的奋斗结果，不断塑造群体与群体之间竞争的关系；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又决定着、塑造着共同体的兴衰成败，此起彼伏。因此，人类的社会史就是一部为“竞争”而“合群”的历史，“内斗”驱动“外斗”，并由内卷而走向扩张。

在西方文明中，生存竞争、种族是第一位的。在中华文明中，群体与合群是第一位的，竞争是保护发展群体的手段之一，合作、互助、包容、统一乃是合群、保种的另一个手段。所以马克思说，“亚细亚所有制”形式是以共同体为前提与条件的，而西方古代所有制形式是以掠夺与战争为前提条件的。把共同体而不是竞争作为前提与目的，这是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契合点。

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基础是家庭，而家庭的目的在于互助，家庭规定了“养小送死”，规定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理想，遂有“人民”为最高共同体的追求。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人民”指的是无论贫富贵贱的中华“大家庭”。“大家庭”鼓励个人自由创造、合法致富；共同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正视阶层差别、支持社会层级流动，鼓励创新创业，更重要的是把共同富裕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国发明创造的中国理论。中国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具有更为强大的人类历史演进动力。

共同体与资本

资本主义强调资本利润利益最大化，社会主义强调社会团结的核心地位。

中国很早就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不是资本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扩张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经济。中国一直认为，要使市场得以健康发展，而不至于造成严重的市场垄断与贫富分化，就必须使市场成为社会共同体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市场是手段，而共同体才是目的。早在2700年前，中华帝国就创造和普及了“常平仓”（国家粮仓）制度，丰年“籴”，简年“粜”，不许粮价被自发市场机制专断。设立国家粮仓为的是“社稷”，即社会团结，为聚城邦百姓于守望相助的“国家”。两千多年前的儒家就提出了而今举世闻名的“大同”理想：货力为己的“小康”，终将被货力为公的“大同”取代。为抵抗商品市场发达导致的通货膨胀和流民遍地，宋朝强调社区集体自助，建设以社区公田为经济基础的宗族祠堂和村规民约，即“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维护社会利益思想。中国“民本”思想以百姓整体福祉为立国之本，当然属于社会主义范畴。根据这样的传统，孙中山提出了“土地涨价归公”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思想。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深深嵌入了当代中国的治理体系之中。特别是关乎“民生”的四大基本领域，即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与市场机制渐行渐远，均属“公共政策”范畴。在资本利润主导的当代世界，社会利益与资本利润孰轻孰重的不同认识，区分了真正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让中国社会叙事回归以中华民族为本体的新整体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是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为本的崭新历史观，也是崭新的世界观，是对新时代中国和新时代世界之间关系的认识。

竞争与大一统

 西方的共同体以阶层、阶级为基础，按照这样的思路和发展方式，是竞争推动了群体的强弱发展。竞争导致了西方社会漫长的宗教、种族、民族、国家、资本混战。

无限的竞争与共同体之间的团结，两者间没有必然联系，基于这样的觉悟，康德（1724—1804）开始思考共同体与竞争的关系问题。他发表了著名的《永久和平论》，称世界的永久和平需要统一的世界政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中等强国被超级大国取代。但随着国家间竞争愈演愈烈，在超级大国压力下，地理区域内国家间的大联合也应运而生。欧洲各国建立了“欧洲联盟”，并向“欧罗巴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Europe）方向迈进。但是，今天的“欧盟”虽经济联系紧密、文明优越感犹存，却几无文化、文明包容性。而“东盟”（ASEAN）有极大包容性，但经济政治软弱松散。而今西方发达国家（美、英、法、德、西班牙、意大利等）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不仅是“文明冲突”，而且都有“族裔”问题。所谓“nation-building”其实就是“nation”（国家）内聚力强弱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竞争作为前提，以阶层和阶级分化为基础的共同体逻辑，几乎是不成立的。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14亿人的大一统既是人类文明的杰出代表，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奇迹。从苦寒北地到酷热南疆，东起海岸平原、西至世界屋脊，中国辽阔的国土上聚集了语言和民俗民风差异极大的世界第一大人口集群，长期生活在统一政权之下。

何来大一统之“大”？有容乃大。中国的“有容”不是僵硬法律意义上的“联邦制”或“单一制”，而是以大一统为基本原则的，因时、因地、因事制宜的弹性和韧性，经常表现为“一国多制”。团结包容与无限竞争，这也造就了中国政治与西方政治的重要区别。

西方“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分”、是竞争，而非“合”、团结。

尽管中国经济是竞争最充分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几乎没人认为当代中国政治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在西方，政党立足于等级传统，是近代阶级、阶层竞争的工具，而在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第一个来源，是统一与团结。维护和恢复同心圆“大一统”，这是自古以来中国各“派”的奋斗目标。三千年来，没什么比“大一统”更珍贵。

由于中国社会鼓励“合”而非“分”，中国有“大一统”这人民的根本利益要维护，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party”，而是全中国人民大团结的主心骨。

习近平同志指出：“‘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我国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2]

中华文明树大根深。21世纪的中国汲取了近现代灿烂的西方文明、马克思的杰出思想、20世纪苏联实践的显著成就；但中国是以三千年“大一统”文明继承者的身份重新崛起的，这使得独立的古老文明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五千年人类文明史上续写新的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我们要坚持以百姓心为心”，这是对中华文明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高屋建瓴的深刻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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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成立后的国有企业改革（续）

党的十六大与国务院国资委的组建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提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在坚持国家所有的

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央政府和省、市（地）两级地方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继续探索有效的国有资产经营体制和方式。”

2003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家经贸委被撤销，原有职能分别划入其他国务院相关部门，同时决定成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3年4月6日，国务院国资委正式挂牌成立。4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即俗称的“三定方案”。明确国务院国资委是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特设机构，根据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其监管范围是不含金融类企业的中央所属企业的国有资产。

除中组部和中纪委对53户中央重要企业主要负责人的选任、管理和查处权外，授权范围内国有企业的出资人职责基本归并到位，中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在内部实现了政资分开。这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

国务院国资委共有555名编制（不含外派监事会），在当时各政府机构中是比较充裕的。工作人员由四个方面组合而成：原中央企业工委的全部，原国家经贸委未转入其他政府部门的司局，财政部负责国有资产管理的两个司，中组部负责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的半个局。这样的人员构成并不理想，相当一部分人员以往并没有真正做过经济工作，尤其是企业工作，需要逐步学习和适应。好在国务院国资委第一任主任李荣融、第一任党委书记李毅中都有长期的企业工作阅历，经验丰富，可以胜任这样的业务性质。

国资委组建时设立了18个业务司局，这样的机构设置基本体现了国务院国资委的职责定位，也反映了参与组建各方的现实平衡。2003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公布了纳入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189户中央企业的名单，后来又增加到196户。

2003年5月，国务院国资委与国务院法制办共同起草通过《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并以国务院第378号令的形式正式发布实施。这个文件明确了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

一是在坚持国有资产由国家统一所有的前提下，由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人民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二是明确要求在国务院、省级、地市级人民政府设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同级人民政府授权，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并按照“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原则，规定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责和任务；三是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实行政资分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不行使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责，政府其他部门、机构不履行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四是所出资企业及其投资设立的企业享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企业经营自主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除履行出资人职责外，不得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等等。这个暂行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为开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国务院国资委开始步入正常运作时期。

外界一般认为，国务院国资委是一个权力很大的机构。但实际上，国资委面对的首先是挑战，而不是权力。

第一，国有资产出资人业务性质的挑战。对国有企业进行出资人管理在中国是全新的实践。以往政府部门对国有企业都是基于报告和审批制度的行政管理，出资人代表机构的职责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对出资人监管企业、包括指导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一项专业性要求很高的工作。国资委的工作人员大都是党政机关干部出身，对企业运作的了解非常有限，能否适应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出资人职责集中对开展工作是好事，但如果定位不准、监管不当，矛盾会表现得更加突出。

第二，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化的挑战。2003年之前，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进展是在“退”的方面，而且是在竞争失利形势下的被动退却，国有体制下的大企业的改革发展问题并未解决。尤其是中央级的国有企业，由于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很多难题自己解决不了。自身观念和机制僵化、历史负担沉重的状态依旧。在其他所有制企业的规模和实力越来越大、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这批中央企业能不能改革好、发展好，能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得住脚，都还有待在实践中回答。

第三，监管能力的挑战。国资委成立时归并了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的

相关职责，但并不是全部。重要的中央企业，即“53户企业”主要负责人的任免和查处权并不在国资委的职责范围内。中央企业的负责人都不是一般人物，其眼界、能力、见识、背景和行业影响力都不容小觑。这些中央企业负责人是不是认同国资委的工作、愿不愿意接受国资委的管理，对国资委的业务水平和监管能力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第四，责任清晰化的挑战。我国的一些政府部门有很强的“抓权”文化，这些部门的工作很难说清楚责任，也没有制度化的问责机制。在以往多头管理的格局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得好与不好在政府层面找不到真正的责任机构，各个相关部门的压力都不大。国资委成立后，对国有企业的监管职责相对集中了，责任也随之清晰化了。如果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状态不理想，或者出现了重大问题，国资委要承担责任。责任明确，压力非常之大。

国务院国资委组建初期的制度建设

组建国务院国资委，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构建制度框架，建立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办法和政策，实现“先管起来”的目标。制度和政策设计工作以往没有人做过，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应该管什么、怎样管是全新的课题。国务院国资委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基础性和探索性的制度建设。

1.清产核资，摸清家底。

从2003年9月开始，国资委在中央企业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全面的清产核资工作。为规范推进这项工作，国资委制定下发了《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办法》（国资委令第1号）和《中央企业清产核资工作方案》。对国有企业清产核资的范围、内容、程序、组织、要求以及相关当事主体和当事人的法律责任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清产核资的主要内容包括：账务清理，以保证企业账目全面、准确和真实；资产清查，对企业的各项资产进行全面的清理、核对和查实；价值重估，对企业账面价值和实际价值背离较大的主要资产进行重新估价；损溢认定，对企业申报的各项资产损溢和资金挂账进行认证；资金核实，重新核定企业实际占用的资本金数额。

到2005年1月底，中央企业清产核资工作基本完成。清产核资的结果是：截至2004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为9.20万亿元，负债总额为5.25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为57%。这次清产核资清理出各项资产损失或不良资产3521.2亿元，占企业净资产总额的8.9%；也清理出企业账外资产和或有的潜盈资产343.4亿元。

通过清产核资，初步摸清了中央企业的家底；各中央企业的资产损失或历史包袱，按照规定，基本上予以消化处理，从而提高了企业的资产质量，同时使大部分中央企业初步完成了新旧会计制度的财务过渡工作，推动了中央企业逐步建立稳健的会计核算制度，促进了中央企业内控制度的建设。

2.建立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制度。

在国资委成立之前，我国国有企业没有经营业绩考核制度。一家经营数百亿、上千亿元国有资产的大型企业，经营中连业绩考核目标要求都没有，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当时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把建立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制度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推进。2003年11月，国资委下发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国资委令第2号），明确从2004年开始对中央企业进行业绩考核工作。2003年12月，国资委与中央企业负责人逐户签订年度及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

经营业绩考核是一项非常复杂又很重要的工作。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企业的考核指标设定是不一样的，不但要考虑企业的现实基础，也要考虑同行业企业间的比较。考核指标对企业是一个导向，导向出了偏差，企业的发展也会出现偏差。

国资委成立初期的考核指标分为基本指标和分类指标两大类。年度基本指标选择了年度利润总额和净资产收益率，反映企业的经济效益和资产经营效率；任期基本指标选择了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和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反映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分类指标则体现了不同行业和具体企业的特点，侧重于短板考核。

对上百家情况完全不同的中央企业进行简单划一的考核，很难做到科学、公正，需要在日后不断改进和完善。但这个初创的制度毕竟使企业有了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激励的作用非常明显。企业的经营目标明确后，各企业大都对指标进行了内部分解并与奖惩挂钩，从而推进了中央企业内部经营责任制的建立和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3.建立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酬管理制度。

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酬一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很少进行公开的研究和讨论，透明度很低。

由于问题过于复杂和敏感，从2003年开始，国资委做了一系列基础性工作，包括对中央企业负责人的薪酬现状进行调查摸底，对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进行研究，听取企业、国内外专家和咨询机构的意见。在此基础上，2004年6月，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实施细则》，由此中央企业正式开始实行年薪制。

这两个文件规定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的薪酬由基薪、绩效薪金和中长期激励构成。按月发放的基薪是企业负责人的基本收入，主要根据企业的经营规模、经营管理的难度和所在地区企业的平均工资、所在行业的平均工资、本企业的平均工资等因素综合确定。绩效薪金与企业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挂钩，以基薪为基数，根据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确定，绩效薪金的40%要延期兑现。而中长期激励办法未能按时出台。

2004年是中央企业实行年薪制的第一年，这一年中央企业一把手的平均年薪是税前39万元。对国有企业实行年薪制是有政策依据的。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年薪制的正式说法是“可以继续探索”，全国大部分省市政府据此已经在地方国有企业中大面积实施。所以，当时国务院国资委实行年薪制并不是一个新事物，但在中央企业这个特殊的重要群体中实施确实需要些勇气。

中央企业年薪制的实行，使一度非常混乱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的薪酬问题纳入了企业国资监管机构制度化的管理轨道，实现了企业负责人的收入与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挂钩，能升能降。但由于制度建设是规范的、一视同仁的，年薪制的推进过程并未遇到实质性阻力。

4.加强国有产权转让管理。

国有产权转让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涉及以往国有企业改革中争议很大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从静态看，任何一笔企业资产都会有一个评估价格，但一般都是基于重置成本法，其陈旧贬值程度很难准确判断；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一家企业改制后经济效益很好，就会有人反映当初资产评估评低了，是国有资产流失；如果改制后企业状态不佳、又亏损了，职工群体不稳定，这是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一直有很大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国有经济要通过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断进行优化配置，国有资产的流动和调整成为常态。如果这个过程不进行规范化的管理，将给改革的推进带来非常大的争议和困难。

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国资委和财政部于2003年12月发布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号，（以下简称“3号令”）。

3号令是国有产权管理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文件。其侧重点在于规范程序：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必须进场，阳光操作、公开进行，并要引入市场竞争的机制；在程序规范的前提下，产权的最终成交价格由市场决定。

3号令发布后，国资委在全国范围内认定了三家比较规范的产权交易机构，作为中央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的平台。同时会同财政部、监察部、工商总局等部门，共同开展了企业国有产权管理的专项检查，使各地国有产权交易的进场率不断上升。

到2004年底，很多省市国有产权交易的进场率已超过90%，上海市则达到了100%。由于引入了市场竞价的机制，国有产权的实际成交价格比挂牌价格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在2004年之后，社会上对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反映已经开始减少，3号令为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调整和国有产权的流动重组解决了一个大的操作性难题。

5.投资规划与主业管理。

企业的投资规划与主业选择在性质上属于企业的内部事务，出资人机构要不要介入管理，采用什么样的方式、管到什么程度，在国资委内部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在国务院国资委组建初期，中央企业之间这方面情况的差异很大。相当一部分中央企业的产业定位并不清晰，尤其是一些由原政府部门直属企业脱钩后打捆组建的企业集团，大都存在业务方向过多、经营范围过宽的问题，集团内部子孙公司之间业务关联性不强，核心竞争力不突出；还有一些中央企业急于扩大规模，通过并购、无偿划转等方式低成本扩张、多元化发展，导致经营风险很大。

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确有必要进行阶段性的介入，帮助企业理清发展思路、确立和提升主业意识。

2004年11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管理办法（试行）》（国资委令第10号）。文件明确提出，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要符合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方向，突出主业，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国资委公布了49家中央企业的主业。这些企业的主业确定前，国资委都与企业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和协商，并达成了一致；对一些涉及业务领域较多、核心业务不够明确的企业，还组织专家进行了专题论证。中央企业的主业确定后，凡主业范围内的企业投资，国资委只对其中的重大项目进行备案管理；对企业发展规划之外的非主业投资项目和并购活动，国资委要进行核准。

国资委成立之初进行的投资规划和主业管理，实际上是对中央企业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发展方向梳理，促使所有中央企业对自身的发展战略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反思和研究。这项工作对日后中央企业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主业的核心竞争力，打下了最初的工作基础，也发挥了重要的引导性作用。

6.规范企业领导人员管理。

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格局有所调整。53户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党组（党委）书记仍由中组部管理，副职由国务院国资委党委管理；原来由中央企业工委管理的143户中央企业的领导人员，也交由国资委党委管理。

2003年7月，国资委党委发布了《国务院国资委党委管理的企业领导人员任免工作暂行办法》，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的选拔使用工作初步实现了制度化和规范化。2004年6月，国资委党委又出台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管理暂行办法》，分别从中央企业负责人的任期、职数、任职条件、考评、薪酬、监督与惩戒、培训交流、免职、辞退、退休等多方面的管理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规范。

在对中央企业领导班子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国资委通过深入考察，提拔了一批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优秀年轻干部进入中央企业的领导班子，优化了班子的年龄结构和专业结构。同时又与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合作，每年定期选派中央企业的领导人员到境外进行业务培训。

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还积极探索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选拔方式的改革。2003年9月，国资委发布招聘公告，首次组织中国联通等6家中央企业的7个职位进行公开招聘，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2004年，国资委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了公开招聘的工作程序，选择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等22家中央企业的23个职位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在2003年至2006年的4年中，共有78家中央企业的81个高管职位进行了公开招聘。

以上是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进行的主要的制度建设。其他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多，如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的法规建设、加强对企业的财务监督、对企业收入分配总水平的管理、推动省市级地方国资委的组建，等等。这些工作基本是在两年中完成的，新制度研究设计好了，也实际运作了。

这一套制度体系的建立，初步搭建起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最基本的框架。这一轮制度建设基本实现了对中央企业的国有资产“先管起来”的目标，授权监管的企业不致再出现重大的失控性问题，接下来就能够集中精力去解决国有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中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了。

规范各地的国有企业改革

国务院国资委成立时，由各地方政府主导的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已进行了数年。这项改革是以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层面退出为目标，方向是正确的，符合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有利于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优化。

但是这项改革中问题也不少，改革工作相当粗糙。原因一方面在于，地方政府“甩包袱”的意向非常明显，因此改革推进过快、过急；另一方面也在于，在对国有企业多头管理的体制格局下，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能对国有企业改制的全过程负责，相关的政策不完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规模的改革进程中会出现各种问题。对此社会各界反响强烈，高层领导的批示也很多。

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责任清晰了，规范国有企业改制的责任也随之清晰了，国务院国资委必须对全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规范推进负总责。这是国资委成立后面临的又一大挑战，因为涉及的面很大，而且此前各地的改革已经形成了惯性。

国资委起草了《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并于2003年11月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即《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3〕96号。以下简称“96号文件”）。这个文件对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批准制度、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交易管理、定价管理、转让价款管理、债权人利益保护、职工合法权益保护、管理层收购10个方面做出了规定。

这些规定都非常具有针对性。但是对于问题较多的管理层收购，由于各方面的意见很不一致，文件只进行了较严格的限制：向本企业经营管理者转让国有产权的方案，要由直接持有企业国有产权的单位负责制定；企业经营管理者不得参与转让国有产权的决策、财务审计、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底价确定等重大事项，严禁自卖自买国有产权；企业经营管理者收购国有产权的资金不得向本企业借款，不得以本企业的资产作为抵押物融资；经营管理者对企业经营业绩下降是负有责任的，不得参与收购本企业的国有产权。

96号文件是中央政府发布的第一份有关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政策文件，应该是企业国有资产管理职能集中行使后的一个具体成果。这个文件发布后在社会上引发了极大反响，有学者评价，这个文件对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004年下半年，国资委派出了7个检查组到15个省市进行督查。一方面检查96号文件的执行情况，同时也进一步调研国有企业改革中仍需解决的突出问题，因为改革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不可能一步规范到位。

2005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国资发〔2005〕78号，以下简称“78号文件”），对当时社会各方面争议很大的管理层收购做出了进一步的限制。

78号文件首先明确，国有中小企业可探索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及所属从事该大型企业主营业务的重要全资或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和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不得向管理层转让。这个文件重申并细化了96号文件对管理层收购的限制条件，同时明确：管理层应当与其他拟受让方平等竞买，产权转让公告中的受让条件不得含有为管理层设定的排他性条款；企业国有产权持有单位不得将职工安置费等从企业的净资产中抵扣，不得以各种名义压低国有产权的转让价格；同时更具体地列举了存在5种情形的企业管理层，不得受让标的企业的国有产权。至此，对管理层收购的规范基本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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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民族问题和新闻传播的理念和逻辑（续）

    西方的话语为什么能够在很大程度成为“普遍”的话语，是因为它有一套从特殊到普遍的转化机制。资本市场和交换价值的扩张，会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节。比如，资本并不考虑受众的政治和社会需求，只是把受众作为一个商品。个性化的推送信息，表面上是人们的主体性得到了非常大的彰显，但所谓精准推送的背后，是用户画像，是从不同维度，包括年龄、身份、收入、性别等等，把受众切割成不同的方面，再以新的分类标准把不同的人重新组合起来。一个人的完整性在市场逻辑的这一过程中则会被肢解。

    现在媒体离我们越来越近，新闻离我们却越来越远。媒体里反映跟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密切相关的东西越来越少，更多的是一些花边和笑料。这些信息对人们来讲有用吗？其实很多时候带来更多的是一种负担，包括各种精神上的负担。技术的影响使市场逻辑前所未有渗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甚至是你想象不到的地方，这是非常可怕的。

实践理论需要一种“中层理论”环节

    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需要走出西方新闻学，在数字时代重新确立人及其实践的主体性，重建中国新闻学的传统和道统，并以价值引领为市场逻辑来框定边界，从而构建自主的适应数字时代新变化的新闻学知识体系。要以复杂的数字生态为背景，同时要以真正的时代问题为前提，以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实践为核心，以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指向，更好地驾驭资本和市场，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

    许多新闻传播理论源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深化，并反过来指导实践运作。比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不是纯粹的研究中的理论逻辑推演。还有一些党的政策，一些具体的要求、指示等。党的政策、方针以及要求和指示构成了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中间环节。

    有学者提出，这些党的理论、政策在实质上属于一种“实践理念”，即它是介于理论观念和实践活动之间的中间环节，是连接理论观念与实践活动的桥梁。作为一种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实践理念以动机、意志、愿望、要求、方针政策、路线纲领、战略战术、计划方案、设计蓝图、模型图形等方式出现。只有这种实践理念才真正能够指导实践。反之，实践创新也要经过理论化的提升，才能途经实践理念而变为理论创新的成果。

     实践创新对于理论创新具有逻辑优先性，理论创新是在实践基础上的思维创造。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经验，既是对具体做法的系统梳理，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原则指导下的实践。这些经验建立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我们提出的每一个理论，都是在实践基础上检验后所形成的。在各个发展阶段不断摸索探讨，最后形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个层面形成了一种系统化的理念，从而成为连接理论与实践的中间环节，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深层互动。

    实践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道路探索的本质特征。百年来，党在新闻宣传领域开创性地提出和践行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正面宣传为主等等一系列理念、制度和方法，都是来自中国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概念、方法在不同领域的创造性应用。

新闻传播的社会实践属性

    从新闻传播角度探寻实践问题，我们经常忽视它的两方面属性。一般讨论实践都把它当成最基本的工作实践，这是经验性的内容。对于新闻传播来讲，讨论实践不仅是简单地做好新闻职业工作，它还有多重的意涵。其中一个意涵是在基本的工作实践之外，它还是一种职业的实践，与职业的管辖权有密切的联系。在网络和新媒体时代，传统的新闻行业和新闻职业已经不再能够在新闻生产当中占据主导性的作用，网红、个人传播者、平台在新闻信息的传播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对于新闻传播的传统从业人员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要考虑如何顺应新的局面，能够在多元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除了作为职业实践之外，还有一种作为社会实践的实践，强调的是新闻实践的社会属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善目”，就是说人们做事情（工作）的目的和手段是统一的，在做完这个事情的同时，价值上的目的也将得到实现。

    马克思特别强调实践的社会属性，在实践过程中，个人的主体性得以重新建构和实现，这样一种实践在马克思看来是真正的社会实践。

    从工作实践、职业实践、社会实践三个层面理解新闻传播，就能理解新闻背后有着强烈的价值色彩，非常强调人文精神。现在讲的新兴的数字新闻学理论，事实上过度依赖于技术和新的行为体等物的因素，容易出现过度依赖技术而侵蚀人的主体性的问题，必须回归新闻的核心价值和历史联系。人的背后是政治性的人民，一旦人的因素受到贬斥，很可能会使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为什么人的根本原则受到动摇。

    在今天，怎么使表面上的“人人传播”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参与的“共同传播”？怎样使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的需求，怎样避免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在当前技术当道的现实面前，还是要坚持人本，聚焦人的核心价值，要回到自己的传统当中去思考，把握它的历史的透明性，才能找到这个学科最核心的价值所在。

    我们说新闻传播的逻辑也是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新闻学道路，中国新闻业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实践。媒介融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来审视中国和西方在媒体发展道路上为什么走了不同的道路。

    媒体融合的动力是什么？在我国，最早的媒体融合是由于出现了互联网，出现了新的技术，可以打破制度对报纸和其他媒体的束缚。网上传播改变了以前纸媒只能做文字不能够做视频的困境。当时出现了全媒体记者，既拍片子、写稿子，又在媒体网站上传播音视频，某种程度上，这种全媒体是想打破纸媒和电子媒介之间的隔离。这是中国媒体融合的一个雏形。

    还有另外一种探索方式，比如《烟台日报》把旗下各个媒体全部整合在一起，取消了子媒体的行政级别。把《烟台日报》《烟台晚报》全部打通，建立统一的采访中心，根据不同媒体的需求提供不同内容和侧重点的新闻。但这些初期的探索都没能真正形成气候。

    党的十八大之后，在2013年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要求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各个媒体开始加速推进融合发展。可以说，不同于西方以经济考量为主导，政策是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由于驱动力的不同，带来了其他方面一系列的变化。

    比如，中国在区域性媒体融合的发展中也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社区报在美国报纸总量里占的比重很高，基本上占97%，社区报的发展在传统媒体衰落的影响的情况下遇到非常大的困难，甚至出现了新闻荒漠化的局面。由于社区的报道经济上不能带来收益，在美国越来越削弱和减少，不再能够成为社区重要的内容和连接，这是非常重大的因素。换句话说，在西方，一旦经济上不能够直接支撑，媒体本来所发挥社会服务的功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新的东西来填补，会带来很大的危机。

    中国恰恰是因为政府的介入和宏观层面的要求和安排，带来一种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和新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背后是媒体本身定位的变化，不仅仅是从经济上考虑一个主体有什么收入，而更多是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层面，向治理本位转移。它不是简单遵循市场发展的规律，而是有政治逻辑和社会因素的多元考虑，这使中国县级融媒体能够在缺乏市场支撑的条件下依然承担一些基本的社会职能，能够更好地发挥连接地方政府、协助社会基层治理的职能。

    通过融合发展掌握互联网战场上的主动权，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这是中国媒体融合发展非常重要的问题意识，改变了媒体早期融合发展中小规模、试验性质，推动了媒体融合发展迅速走上快车道。

    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实践在理论指导下改变了现实，带来新的形势，又不断要求理论进行相应调整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2020年至今，中央深改委提出深度融合的概念，媒体发展与社会治理尤其是区域性的社会治理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搞融合发展，要更好地引导人民和服务人民。媒体的功能是多元多样的，其实与媒体发展的趋势有关系，不仅仅是提供信息，更多是和人民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和基层的治理融合在一起，如果把中央的政策要求作为一条线，把媒体融合自身的发展历程作为一条线，二者相互之间有非常深入的连接关系。

    中国的媒体融合发展不断越出传统的媒体内部和媒体外部之间的边界，出现了超越单一媒体和媒体自身的特殊景象，包括不同形态、不同层级间媒体的深度融合，使媒体融合构成了一张网，不仅仅是内部广播电视不同形态之间的融合，甚至在外部、在不同层级的媒体之间也形成了非常深入的联系。地方的媒体与省级媒体和央媒之间的合作非常深入，这是特别独特的中国特色的现象。

    媒体发展和地方政府服务的对接。媒体转型过程中对基层文化和社会治理的深度参与，对于基层和社会治理的深度参与，也是中国媒体的一个特色。

    媒体融合发展作为实践理论和现实实践的互动，在中国的新闻传播中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性，它有行业支撑，有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不是能够封闭起来纯粹做理论探讨的，与现实有非常密切联系的内容。

    曼海姆提出，历史和政治领域，不是由许多无生命的元素组成的，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寻求自然科学的因果率的法则，这种在历史政治领域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一定不是与现实无涉、并且永恒不变的数学公式。这样一个政治和历史领域的理论，不可能脱离行动而单独存在。它总是要通过实践、通过行动来验证它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循环，不能把理论从它与行动的本质联系中分割开来，行动是澄清的手段，通过它，所有的理论都得到检验和发展。

    也就是说理论是不是正确，是不是能够有用，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一个是因为它处于历史和政治的领域，第二个就意味着它一定是一种实践理论层面的理论，而不是纯粹的数学的、逻辑的、思维领域的理论。

    反观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的案例，它的特点在于能够及时对时代和社会的需求作出反映，并且借助配套的措施和政策迅速和直接地改变现实实践。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更多和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当代文明有密切联系，它核心是怎样做好文化和文明的传播。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涉民族宣传的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拓宽传播渠道，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化文明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怎样做好文化和文明的传播，这里有一些基本的理论和逻辑。

    做好文化与文明的传播，和做好某一个具体的事件的传播、某一个观念的传播不一样，因为文化是软性的力量，必须靠软性的传播才能够实现。做好文化和文明的传播，不仅仅是摆事实讲道理。我们会发现，很多事实和道理讲不出去，我们说事实是这样的，别人要那样讲，他们不看事实。文化传播需要谈文化传统。有些学者说做好国际传播最重要的是同理心，以最基本最共同的身份来进行，还是要关注软性的力量。

    现在在国际传播上遇到最大的问题，它不是靠提升新闻传播能力就能够解决的，就像萨义德《东方学》里提到的一样。西方对于东方或者对中国形象的塑造，表面上是一种表述，但背后其实是体现了美西方对我们的一种控制。命名权是一种权力关系。当我们打破这样一种权力的时候，就要讲述世界上真实的我是什么样子，要打破别人对我们的建构，这是一种仰攻的状态。我们要打破美西方通过这种表述来实现对我们的控制，其实打破这种表述框架，相当于舆论阵地的争夺战，这里面的因素特别多，不是简单的摆事实讲道理能够解决的问题。

    我们讨论的很多问题背后都涉及一些价值认同。对于美西方来讲，如果他们认同中国发展道路的是成功的，就意味着他们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是失败的，就意味着要放弃对自我的认同、自我的肯定，所以它会有非常大的动力维护自己的认同和形象，我们仅仅靠事实很难去说动他们。

    西方媒体很多对于中国的传播背后，并不仅仅是新闻传播，而是现实政治，有一整套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生产，通过学术来建立一套权力关系，这里涉及的内容非常多。

    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打破美西方长期以来对我们的构建。只是硬性地去摆事实讲道理，很难打破别人的垄断和封锁，这是核心的问题。回顾历史，中国更多的是靠感召力和吸引力来打破西方对我们刻板的印象。

    在当下国际传播实践中，做好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际传播，就要跳出西方固有的传播框架，介绍中华文明和各民族团结进步发展的现状，以我为主，主动设置议题，通过回到更具有人类整体性的基础语言和实质性逻辑，来增强当代中国和传统中国对外界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我们谈到中华文明的时候，可以讲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被人所共享，任何一个东西要打动别人，不能仅宣传这个东西怎么好，而是这个东西对解决他所关心的问题能够发挥什么作用，这是一个核心命题。我们在做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对于解决当代的问题，解决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体现什么样的价值。

    我们在做非遗和传统文化时有一个核心点，不仅仅是把我们美好的东西，我们觉得很珍贵的东西拿出来，而是美好和珍贵的东西里面有哪些对于解决当代问题有共同意义的价值和理念。

    现在大家都说“卷”，卷就是人们在无意义的重复，重复过程中似乎得到一些收获，其实是双输的结果，核心问题是人们精神上的困惑越来越多。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道德理想，是工业时代之前所倡导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相处之道，比如担当精神和豁达态度，能够为当代人解决面临的普遍问题和类似的困惑提供参考和指引。我们在做文化双创时，要扣准当代人面临的普遍问题和困惑，能够击中别人的内心和内核。

    这个世界日益从追求物质满足转向寻找精神安宁，或者是既追求物质满足也寻求精神安宁的时候，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能更好地凸显出当代的价值，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潜力更好地发挥出来，将传统文化的精华打造成一种易于传播的文化产品。

    不同的国家对于中国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有的国家更喜欢你的传统文化里一些内涵的精神、一些内在的品质。新中国成立以来，不仅解决了很多全球性的难题，而且还形成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共识。这些理念对于一些非西方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来讲，是非常期待去了解和认识的。所以对于这些国家，我们要更好地讲好我们怎样在短时间内呈现均衡发展的故事，包括民族团结的故事。

    当代中国有很多很好的传播资源，我们要把它挖掘好，以往更多的把它当成一种政治的语汇，其实里面有很多是解决公共问题的内容。学者们正在讨论一个新的发展传播学的概念，它不是以西方那样的外在角度看国家发展问题，尤其是在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新闻传播怎么能够更好地实现国家的共同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内容都可以作为我们开拓的方向，而这些方向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战略传播是一致的，因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民族国家的形成与这些理念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各个国家都在探索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我们需要大力宣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体现出包容、尊重的精神特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更好地使各个民族团结和整合起来，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

    我们要统筹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只有真正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更为坚实的历史前提和实践基础。如何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使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里不同的民族，怎样结合成一个真正的实体，在这个过程中建构出真正的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内容，它本身建构的是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我们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转变，过去在国际传播里面，特别强调要进入西方主流社会和西方的主流人群，现在发现，一味融入西方主流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传播需要做好文化和文明的传播，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全球共享的精神指引，使饱含时代精神的中国文明成为人们的精神坐标，统筹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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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末期，《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国家主流媒体在盘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时，曾用过这样的评价，“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亮点是区域经济发展，中国区域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彩纷呈”。这个评价也非常适用于今天，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可以说“一个精彩连接着一个精彩”。

如果说区域经济发展是这些年令人瞩目的一个亮点，那么亮点的核心就是区域战略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而成就了区域经济的精彩和辉煌。我们看到，实施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重大举措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谋划实施区域发展战略，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核心工作，是名副其实的“一把手工程”。

国家区域战略具有重大功效

在社会上，我们曾听到这样的说法，“四流的政府跑资金”，“三流的政府跑项目”，“二流的政府跑政策”，“一流的政府跑战略”。区域战略对于地方发展最为重要，它把资金、项目、政策等都囊括其中。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区域发展战略的研究制定与贯彻实施？这是因为区域战略具有特殊的功效。运用区域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创造，而国家区域战略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区域战略往往是为一个区域量身打造的：一方面，含金量高，集项目、政策、功能平台、先行先试权利等为一体，是国家给予这一区域的独特发展红利；另一方面，针对性很强，地方看得见、摸得着，发挥和提升了区域的比较优势，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激发地方的潜力，快速形成区域竞争力和发展的高位势。

其次，国家区域战略具有“一朝结缘，长期受益”的衍生红利。一方面，国家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以不同形式一轮又一轮地延伸相关战略的实施。比如广西北部湾，2008年北部湾地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着手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得益于此，北部湾地区成为广西发展的高地。规划实施期满后，在认真评估的基础上，国家按照新的形势进一步对规划做了及时修订，出台了新的政策举措。再如浙江的嘉善，2013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其成为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已连续三轮、每一轮五年为其制定了县域经济试点的方案。十多年来，嘉善发展突飞猛进，现在已经呈现中等城市的面貌。过去十多年来，国家就一系列重点地区的发展制订了多轮接续性指导规划文件，为相关区域发展持续提供了强大动能。另一方面，战略覆盖的区域也能够借水行舟、举一反三，一步一步地拓展延伸政策红利。不仅如此，有了国家战略指导，也就有了“跑部前进”的依据。

其三，国家区域战略破解了地方发展中一些棘手的难题。我们靠常规的办法解决不了的很多难题，依托国家战略就相对好解决，特别需要强调如下两点：

第一，解决了地方发展政策不连续、不稳定的问题，有利于做到将一张蓝图贯彻到底。比如安徽属于中部地区，现在又是长三角区域的一员，早些年的发展比较缓慢，在中部六个省份中常常排列第五或第六名，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思路不能持续稳定。有些地方换一个领导就换一套思路，有的提出东向发展战略，有的提出唱好“黄梅戏”（发挥旅游、煤炭、文化优势），不一而足。自从国务院出台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以后，安徽的发展思路稳定了，发展速度也明显加快，不少指标在中部地区已跃居前列。安徽现在同时享受中部和长三角两个区域战略政策之惠，发展机会前所未有。安徽的发展证明了一张蓝图贯彻到底的重要性。

第二，解决了一些战略规划高高在上、不接地气，也就是国家意志与地方需求不对接的“两张皮”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很长一个时期我国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些文件、政策跟地方发展需求不对接，闭门造车的色彩浓厚。我在担任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时，承担了大量的区域战略与政策文件的研究制定工作，我曾努力做了两个方面的改进：一是所有文件起草之前都要做深入的调查。那个时候的调研往往是几十个部委联合进行，视角多元、领域广阔、触点具体，是比较深入细致的。例如江苏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区域性的重大战略，如沿海发展战略、苏南现代化发展战略规划等，都是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形成的。二是开门写文件。几乎所有的区域战略文件的起草都会邀请地方同志参与，甚至请他们直接进入起草组工作。这样既可以及时准确地把握地方情况，又可以合理吸收地方建议。国家区域战略既涉及国家意志，又涉及区域需求，要把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真若如此，就能有效解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不仅有利于把国家要求落到实处，而且有利于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和创造性。

正因为如此，国家区域战略给相关的区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这些年的实践表明，凡有国家战略覆盖的区域，经济增长明显高于一般地区，经济发展的效益显著优于一般地区，合作开放的步伐大大快于一般地区，民生改善的力度普遍强于一般地区。从整体上看，国家区域战略所产生的作用主要体现为：

第一，带来了区域增长格局的革命性变化。一系列鼓励沿海率先发展的措施大大提升了东部地区增长速度，也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八五”末期形成一个高点。1999年后出台的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以及2006年后围绕这些战略形成的强有力的深化细化实化举措，带来了区域增长格局的革命性变化，西部、中部乃至一个时期东北地区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东部。与此同时，东部地区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经济结构不断改善，发展质量持续提升。

第二，促进了一大批落后地区的加快崛起。区域战略尤其是针对“老少边穷”地区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有力地促进了落后地区跨越式发展。如江西赣南原中央苏区，尽管解放后许多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总体上仍处于贫困状态。按照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的批示，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进行调研，用不到100天的时间制定了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意见，赋予了一系列支持政策。通过上下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这些地区发展步伐大大加快，形成了新的发展格局。

第三，培养了一批新的增长极。在国家区域战略与政策的推动下，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等传统经济引擎进一步增能。与此同时，一批新的增长极在中西部涌现，如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双城经济圈、北部湾经济区等通过国家区域战略赋能，这些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都成为地区发展的龙头。

第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分类指导及时化解了难点与矛盾，也加快提升了区域比较优势，因而带来了地区的加快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些年，我国经济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等的冲击，始终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区域战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之，对地区来说，有没有国家区域战略指导，带来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实践中，国家区域战略是通过文件和规划体现的，因此，文件和规划的质量决定着区域战略的效能。除了具有含金量之外，很重要的品质是要接地气，有针对性，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的教条，也不是晦涩难懂、不知所云的学术作品。区域文件和规划要具体实在，可操作，有能效。

淮海经济区需要国家区域战略赋能

在国家区域战略整体构成中，淮海经济区理所当然应该有一席之地，或者说，淮海经济区发展也需要国家区域战略赋能。其主要理由是：

淮海经济区的区域文化底蕴厚重。不少城市具有超过2000年的建城史。如徐州2600多年，连云港2200多年，宿迁2700多年。这里是楚汉文化、淮河文化等的重要发源地，集两汉文化、儒家文化、运河文化、红色文化等于一体。徐州、济宁、商丘等等，都是国家的历史文化名城，连云港也是江苏的文化名城。这一区域在中华文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传承创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淮海经济区的区域地理方位特殊。这里四省交会、三河贯通，东濒黄海、西邻中原，北接齐鲁、南连江淮，靠近南北分界线，地跨东中部，是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的重要支点，这里还是“中国之腰”的重要组成部分。

淮海经济区的区域战略地位重要。这里处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多个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实施的交汇地带，还是新亚洲大陆桥东部走廊，兼具“一带一路”向东向西双向开放的重要功能，能够在促进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支点撬动和短板托举的作用。

淮海经济区的区域协同基础良好。区域内貌特征相近，风土人情同脉，资源禀赋优良，生态系统完整，人员交流密切，经济联系广泛，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与纽带，认同感、归属感都比较强。过去一些年各类合作也逐渐走向深入，在政府层面和社会层面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区域合作机制。

淮海经济区的区域的发展水平亟待提升。淮海地区是名副其实的欠发达或发展中地区。整体上看，区域内十市的经济总量多数处于本省中下游水平，总量最低的城市只有1000多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只有本省平均水平的70%左右。有八个城市的一些重要经济指标低于全国。具体来看，这一地区经济结构老化，资源支撑型色彩比较重；创新能力不强，城市发展的能级不高，城镇化水平偏低，中心城市的带动能力较为薄弱；城乡差距比较大，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不足，实现共同富裕任重道远；等等。

这些因素充分显示了对这一区域实行国家区域战略赋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无论是从基础条件看还是从发展需要看，淮海经济区都应当获得国家区域战略的特殊对待和专门指引。而在国家战略推动下加快淮海经济区高质量协同发展，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区域生产力布局，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淮海经济区高质量协同发展规划》意见稿从几个方面谈到了加快淮海经济区高质量协同发展的重大意义：有利于服务国家区域重大战略融合发展，汇聚发展合力，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有利于探索多省交界地区一体化发展新机制，建立行政区和经济区适度分离的管理体制，打破行政区划藩篱；有利于推动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共同激发经济区内生发展动力，打造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新标杆；有利于推动苏鲁豫皖结合部崛起，加快东中部相对欠发达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形成全国有影响力的高质量发展合作区。

淮海经济区概念的提出已经有30多年了，但时至今日，这片区域仍然缺乏国家量身打造的战略规划。

今年3月13日，两会受权发布《关于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作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淮海经济区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被写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融合发展的政策举措”。党中央国务院将进一步重视淮海经济区的发展。这不仅因为其建设过程曾经凝结了其中一些领导同志的心血，更因为它是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实际需要。

立足合作联动推动淮海经济区高质量协同发展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已经开启，淮海经济区契合国家现代化征程的必然选择是推动和实现高质量的协同发展，其关键词有二：一是“跨越”，另一是“引领”。“跨越”和“引领”是基于对这一地区发展基础与战略使命的统筹把握，两者之间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淮海经济区的发展过程应当是对这两者辩证把握、有机结合并实现相互促进的过程。

我以为，淮海经济区四省十市共同推动《淮海经济区高质量协同发展规划》的编制是极具智慧和富有远见的。从地位上看，《淮海经济区高质量协同发展规划》是一个指导和推动淮海经济区高质量发展的规划；从内容上看，这是一个引导和推动十市深化合作的规划。要实现“跨越”与“引领”，手段是合作，出路也是合作。

其实，一个地区发展的动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内部资源要素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调动，即激发内生动能；二是区域间的合作积极展开与深入推进，即有效集聚外部动能。区域合作有利于突破行政区域的限制，拓展经济运行空间，更大范围利用和配置资源要素；有利于促进合理分工，发挥各自比较优势，避免恶性竞争；也有利于整合资源要素，在最高水平上形成创新能力和抗冲击力的能力。区域合作还能让域内老百姓获得最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就两种动能的关系而言，推进区域合作不仅不会妨碍内部动能作用的发挥，反而能使之达到更高的水平。建议各地在重视发挥内部发展动能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对区域合作的认识，把它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区域合作对发展快的地区和发展相对较慢的地区都有着积极的重要作用。对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通过合作可以趁力借势，如承接层次较高的产业的转移，对接先进的体制标准和做法，引入高水平的技术和人才。对于相对先进的地区来说，依靠合作能够锦上添花，如实现供应链、产业链的有机协同，解决经济回旋空间不足、资源配置条件不充分等问题，拓展增长潜力、培育潜在市场等。

淮海经济区是多省交界地区，而合作对于多省交界地区来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普观全国省域交界地区，多数都处于欠发达的状况，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从内部看，由于资金、交通、精力等因素导致鞭长莫及或无力顾及，边沿地区就成为边缘化地区；从外部看，分属于不同省份的各行政区之间往往为一己利益而互不相让。深入分析这个问题，就会充分认识到在多省交界的边沿地区推进合作的极端重要性。从理论上说，解决边沿地区或交界地区边缘化问题有两个途径：一是运用行政手段进行区划调整，但这样做成本较高，也不可持续；二是利用经济办法，通过双方或多方合作实行一体化运作。后者是一种尊重现有行政区域划分和各自合理利益需求的科学做法，有利于各方将边沿变成中心、冷区变成热地、竞争变成互助、封闭走向开放。

那么，淮海经济区推进各方合作需要把握哪些关键方面？

从方向上看，要紧紧扣住全面实行区域现代化这个总目标，着力实现四个定位：要依靠十市的紧密合作，把淮海经济区打造成为多省交界地区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资源连片地区转型发展的样板区、中华文化传承创新引领区、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的试验区。这四个定位充分考虑了这一地区的发展基础、比较优势，是需要着力破解的难题，是现代化建设的重点任务，也是区域现代化建设的突出特色。 从内容上看，淮海地区十市要通力合作，遵循客观规律要求，推动一些重点领域的协同发展。

合力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一般来说，营商环境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条件和因素，是政府管理经济社会活动的手段与方式的总和或综合体现，涉及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程序路径、方式方法、手段技巧等，营商环境对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是直接和显著的，其效果立竿见影，决定着投资愿不愿意来、企业愿不愿意矢力创新、能动性生产经营活动能否持续等状况，最终影响着地区发展的潜力与竞争力。

但营商环境建设并不嫌贫爱富，它与政府部门的努力密切相关，相对落后地区、欠发达地区的营商环境建设是可以走在全国前面的。前几天我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与沈阳、呼和浩特和无锡三个城市的市长一起讨论优化营商环境问题。这三个城市的发展水平、行政层级都有差别，但在营商环境建设上都有创新举措和新鲜经验，可供其他地方学习借鉴。

淮海经济区应在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做法的基础上，紧扣两个方面推进营商环境建设。一是要以具体问题的解决为牵引，不断建立良好的体制机制。总体上说，近些年的营商环境建设是以解决一些具体事项为抓手的，但不能止于这个层面，每一个具体问题的后面都有体制机制根源，要一挖到底，从根本上化解产生问题的症结。二是要以“给方便”为起点，不断朝“壮信心”方向拓展。这些年各地营商环境建设集中在通过“放管服”改革提高行政效率、改善公共服务，重点是压缩审批清单、简化审批程序、优化审批方式。但仅仅“给方便”是不够的，关键是要“壮信心”。企业或投资经营者最为看重的是稳定与规范的制度，有了公正的制度、稳定的政策、透明的决策和规范的操作，就有了对政府的信任和市场的信心，也就有了发展的动力和创新创造的积极性。

协同推进产业优化布局与不断提升

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其一，产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经济发展状况，地区增长的潜力和竞争能力都取决于产业发展的水平。其二，地区发展的潜在威胁在于产业老化，而地区间最大的伤害来自产业的同质同构竞争。淮海经济区高质量协同发展应当把协同推进产业的合理布局和不断提升放到特别重要的位置，在产业发展上不能我行我素、各自为政，应把握如下四个方面：

（1）依据比较优势进一步优化产业分工。充分考虑到资源禀赋、现实基础和发展潜力，推动形成十市间各具特色又相互支撑的产业链供应链衔接配套格局。现在建立的十市间的协调机制是一个好平台，定期或不定期对一些重大问题开展协商十分必要。建议协调机制能够召开专门的会议研究地区间的产业协同，深入研究内部的同质性有多高、外部的竞争力有多强、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是否得到有效发挥等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尽快推动制订十市间产业协同发展专项规划。

（2）从实际出发着力培育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辩证看待传统产业，不要把传统产业一律视为低端产业加以排斥淘汰，始终坚持运用现代技术改造赋能传统产业。一经现代技术改造赋能，传统产业也就蜕变成为现代产业。我们要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但也不要脱离实际一味追求高新技术产业，缺乏资源要素支撑的高新技术产业是空中楼阁，很难持续发展壮大。推动产业发展不宜全部画地为牢，在一个地方很难发展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可以通过共建产业集群或者合办产业园区，联合培育。

（3）一、二、三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要以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支撑。只有坚持发展先进制造业，区域经济才会稳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才能经得起各种风险的冲击。“第三产业比重越高则产业结构越好”是一种片面认识，脱离第一、第二产业单纯追求发展第三产业，就如在沙滩上建高楼。只有把先进制造业做强做大，产业基础才会牢固，产业活力才能持久，囿于特殊基础与战略定位，部分城市把发展第三产业作为主体是科学的。但就一个区域而言，必须坚持以发展实体经济为主体，把先进制造业发展放到突出重要的位置上。

（4）未来产业的布局要量力而行。未来产业决定着地区发展的前途，应及早谋划，争取主动。但也要量力而行，不能仅凭一腔热情见高就上、见新就攀。应综合考虑自身基础和资源要素的集聚能力谋划和培育未来产业，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抢占若干引领性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共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分享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协同发展的标志体现，也是根本性成果所在，发展动力所在，与治理能力、发展实力、协调程度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相关，与区域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直接联系。如果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做得好，区域的凝聚力创造力就会大大增强。淮海经济区各城市应通过深化合作，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惠及全域人民，特别是推动发达地区高品质的公共服务、一般地区具有特色的公共服务惠及全域人民。实现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合理对接、优势互补。这项工作的本质是保障区域内所有人员平等发展的机会和享受公共服务的平等权利，需强化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打破地区行政壁垒，以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区域产品、服务的充分供给与共同分享，以体制贯通促进机会均等、权利平等。二是协同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体系，以标准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普惠化。三是创新跨地区公共服务的机制，通过清单管理不断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共享的领域和范围。

一体构建高水平的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技术是正在蓬勃兴起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标志性成果，是新兴经济和未来经济的坚实基础，一个国家和地区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对数字技术的掌控能力上。以数字技术渗透融合为特征的新型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必须加快推进数字技术应用和整个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提升质量与规模。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对欠发达地区有着特殊的益处。数字技术能够有效颠覆传统时空模式，化解既有地理环境的约束，超越现实发展基础，克服行政治理存在的随意性、粗放性等缺陷，更加广泛、自如、精准、高效地配置资源，从而为欠发达地区创新发展、跨越发展、后来居上提供条件。不需要翻山越岭、跨洋渡海，一个电脑终端可以配置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实物资源，开展各种类型的生产交易活动，这就是数字技术革命的威力所在。

淮海经济区应当紧扣“一体”和“先进”两个关键词，扎实推进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切实解决相互分割、互为壁垒的问题，做到一体化建设、全面贯通，共同分享、高效利用。要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动员一切有生力量，集中财力建设高水平的、处于领先位置的数字技术体系和数字经济结构。在这方面，要奋勇争先，大干快上。

（编辑  宋斌斌）

股票市场要成为经济全球化群雄逐鹿中的“大国重器”，就必须具有超凡脱俗的核心竞争力（续）

三是规模与效率的关系。股票市场必须具有一定规模才能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但这并不是说，股票市场的规模越大越好，衡量股票市场规模合理与否的最基本标志是看市场的供求关系是否合理，市场本身能不能产生规模效应与竞争效率，能不能促进产业升级与科技进步，从而给国民经济提供强大助力。如果股票市场不能做高做强，而只是长宽长胖，就必然损害股市本身的内在机理，进而会大大降低市场效率。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股票市场，必须是价值化的市场。价值化就是市场的参与各方都感到股票市场有参与价值与投入价值。价值化既是股票市场法治化与市场化的逻辑结果，又反过来成为检验股票市场法治化与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标尺。如果市场的法治化与市场化程度比较高，那么股票市场的走势就必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理念与发展趋势相一致，市场本身也会内在地产生一种资金不请自来的客观机制；反之，如果股票市场法治化与市场化的发展支离破碎，那么股票市场的走势就会变形、变异甚至变态，在这种情况下，股票市场的向心力就会大大削弱，离心力也会大大增强。

对于投资者而言，股票市场价值化的基本含义是能够获取丰厚的投资回报。股票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流动与股权让渡最便捷也最公正的场所，任何人在任何交易时间都可以买卖任何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场的便捷性、市场的公信力、市场的多元化，是投资者进入市场并争取尽可能多的投资回报的动力源泉。这种投资回报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有众多的优质上市公司可供选择，如果上市公司“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绩劣”，或者是欺诈上市让投资者踩了大雷，那投资者不但不能获取相应的投资回报，而且还可能血本无归。

在健康的股票市场上，投资者的投资回报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因股票价格上涨而获取的风险收益，或是上市公司因良好的经营业绩给投资者的利润分红。但这并不是说，只要上市公司分红，投资者就一定会取得正收益。在市场环境不健康或者市场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分红也可能变成负收益，甚至还可能比不上储蓄收益。如果有100元存入银行，年息3%，那么到期后储蓄存款将变成103元；如果投资者股票的价格也是100元，每股分红3元，因为分红要除息，所以分红后股票价格就变成了97元，加上分红的3元，投资者手中的市值仍然是100元，并没有从股票分红中得到任何好处。再加上股票分红的税收政策，如果分红后一个月内抛售股票，要交20%的红利税，一个月后一年内抛售股票，要交10%的红利税，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不但不能从公司分红中得到任何好处，而且还要倒贴，这就使本来应该成为利好的分红制度在现实中变为利空，市场对高分红企业的股票不但不会趋之若鹜，而且还会退避三舍。除非出现填权效应，否则分红越多，贴权效应越明显，投资者的损失也会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强制性分红制度的推出应当慎之又慎，必须有相应的改革措施与之配套，并且要与时俱进地对相关政策加以完善。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股票市场价值化的基本含义是能够通过股票市场跻身优秀企业之列。好的企业上市是为了寻求发展，差的企业上市是为了减持套现。一个好的上市公司应该具备两大条件：让投资者有信心，让企业有前景。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心越强，公司发展的路径越好，股票就会越受追捧，这又会反过来提升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场的公信力与辐射力。对于有长远追求的企业来说，能够从普通企业变为上市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金字招牌，股票价格日新月异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无形广告，能够使有前景的上市公司脱颖而出。

在这方面，成熟市场的上市公司最为关注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充分利用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与兼并机制实现跨越式发展；二是始终注意公司股票的市值管理，通过回购并注销股票提升公司股票的内在含量并给投资者以高额的分红回报。2022年，美国股市的上市公司累计回购注销了1.26万亿美元的股票，给投资者分红7780亿美元，而融资额只有207.9亿美元，回购与分红的金额是融资额的近百倍，这是美国股市健康发展、迭创新高的最重要的微观基础。而在中国股市，很多上市公司舍不得现金分红，却热衷于高比例送股，股本这种稀缺资源被无度挥霍。10送10股，意味着每股的含金量降低50%，长期无度地大比例送股，不断稀释了公司的股票利润，这是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日益低下、增长潜力不断枯竭的一个重要因素。高比例送股除了制造“金融幻觉”，对于公司与投资者来说都很难带来实际好处。

在熊市的环境中，没有填权效应的大比例送股往往成了投资者亏损累累的巨大陷阱。即使在近年来也出现了较多的股票回购案例，但回购的股票基本被用于对公司员工的股权激励，这实际上是用全体股东的钱来奖励公司部分员工。回购的股票鲜有注销，因而并不能提高股票的内在含量，也不能给投资者带来合理、现实与有吸引力的短期与长期收益。

对于宏观层面而言，股票市场价值化的基本含义是股票市场能够成为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持续推动力与核心推动力。股市有明晰的资源配置功能，股市有丰富的财富释放功能，股市有显著的产业升级功能，这是股票市场价值化的宏观要求与社会渴求。给社会经济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既推动投资又拉动消费，既有效利用资源又促进科技进步，使经济运行与发展能够与时俱进地跃上新台阶，是国家发展与创新股票市场的根本目的所在。一个健康的股票市场一定以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为主导，而不能以酱香型企业为发展龙头。酒类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的品类越多，规模越大，价格越高，市场就会越畸形发展，这不但无助于整体的产业升级与科技进步，反而会出现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的价格互促，从而大大提高现实社会的消费品价格，其结果，就既不利于生产也不利于消费，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也会出现消极的负面互动。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钥匙是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不把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与股市的结构调整有机地衔接起来，股票市场的发展就很可能误入歧途。

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建设高水平的思想库和智库，是党中央对中国学术界的一贯要求。党的十七大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和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智库发展和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明确的战略要求。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出重要批示，强调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引导各类智库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为中央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独树一帜的中信基金会

应运而生的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是中国实业界为国出力、为国献计的一个重要创举和成功尝试。10年来，中信基金会在孔丹理事长的正确领导下，在基金会工作班子的高效组织协调下，广纳英才，广聚群贤，团结凝聚国内一大批术业有专攻的有识之士，在智库发展和运行实践中独辟蹊径、独具特色、独树一帜，成功走出了一条企业办智库、社会办智库的道路，成为中国式思想库发展的一面旗帜。

10年来，中信基金会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智库活动有声有色，智库作用不可或缺，专家队伍不断优化壮大，网络协作持续完备，在一些重大问题研究、重要决策咨询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信基金会坚守舆论阵地，敢于亮剑，提出立足中国、研究中国、治中国之学、发中国声音的学术主张，为建构中国学派鼓与呼，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站台助威。

别具特色的中信基金会

作为中信基金会10年成长历程的亲历者、参与者、观察者，我在参加基金会组织的一些学术活动中有幸结识了不少智者和有胆有识有谋之士，深感受益良多。中信基金会在智库研究、建言献策、学术涵养、国际交流、舆论影响和人才培育等方面别具特色，为新时代中国智库建设和发展大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新型智库的一面旗帜。

一、中信基金会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和突出特色。

与那些体制内“高大上”的智库主力军相比，孔丹理事长自谦称中信基金会只是“偏师”。但据我观察，在国内近些年兴起的智库热潮中，中信基金会无论是组织方式、成功产出和成果报送等方面还是颇具特色的，自身定位和作用发挥都名副其实。比较举例如下：（一）与多数学院派的智库相比，中信基金会具有实践性、务实性、应用性强的优势与特色。（二）与建制化的智库相比，中信基金会具有灵活性和通用性的比较优势和特色。基金会实行平台化、扁平化组织管理，打通了建制型智库的“封闭和界限隔离”，发挥了多学科、跨学科、人才多样等比较优势。（三）与一些表面上活跃的智库相比，中信基金会求真、求实、求是，谨言慎行，不虚谈、不偏激、不妄言，称得上是“用得上、靠得住、信得过”的中国式新型智库的成功范例。

二、基金会坚持围绕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

孔丹理事长一直强调，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基金会在研究课题选题方面从不为立项而选题，强调学以致用，知行合一。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基金会积极发挥所联系专家的专长，发挥自身优势，聚焦应该研究、能够承担的真问题，群策群力真研究问题。10年来，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产业政策、区域化城市建设、中国之治、中国式民主、香港治理等问题，深入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应急性研究，推出一批现实性强、公信度高、影响力大的创新性观点和决策研究成果，为党中央决策咨询提供了高质量的智库信息成果服务。

三、基金会团结凝聚了一批有情怀、有担当的仁人志士。

10年中，我多次参与基金会组织的学术活动，回顾与中信基金会10年成长发展的历程，感慨万千。基金会身居一隅，但心怀国之大者，坚持学术与实践相结合，官产学研相贯通，努力做到思国之大计、谋国之大策、守国之大要。

4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世所罕见的伟大奇迹。经历了这些年，我发现，在国人中间有一个观念能取得普遍共识，那就是：一个企业发展壮大靠的是优秀的掌门人。现如今，经过10多年中国“智库热”，我们发现，一个智库创建和发展同样离不开优秀的掌舵人。值此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10周年之际，为表达对中信基金会的嘉许和期待，为致敬中信集团原董事长、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孔丹理事长，特赋诗一首：

赤子丹心颂

——值“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10周年”之际

青年豪气冲云天，

砥砺磨难走延安。

实业报国战商海，

商战博弈辩忠奸。

拨乱反正亮光大，

信义至诚中信援。

商场掌舵搏风浪，

挥斥方遒智谋远。

万丈华尊平地起，

披荆斩棘布新篇。

昔日孟尝宴宾客，

今日学士笑开颜。

煮茶论道激思想，

海阔天空中道元。

直面病灶把脉诊，

实事求是进良言。

大气磅礴观乱世，

识文断字察倪端。

衷心坦荡为国是，

釜底抽薪固本源。

胸怀大业勤求索，

知行合一过吕端。

顶天立地踏江湖，

老骥伏枥亮锋剑。

中兴大业忠良将，

赤子丹心报青天。

任凭角色多变换。

难得本色任天然。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此，我借用俄罗斯一句谚语“船大航程远”，衷心祝愿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在孔丹理事长的掌舵下航程远大、行稳致远、取得更大丰收，结出累累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