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经济领域，技术和制度都至关重要，缺一不可。其中，制度通过影响技术、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配置，对数字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空间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基于其自身衍生的计算、连通、规划等能力，有利于深化实体经济生产协同和产业分工，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动能培育，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向中高端发展。当前，数字经济正深刻改变着传统经济模式与经济体系，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力点。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打破时空限制，实现跨界发展，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

数字经济作为无国界的全球经济，正在各国持续快速增长，成为缓解全球经济压力、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数字经济对产业升级、吸纳就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等都有显著推动作用。随着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领域全面提升各类市场参与主体的效率，数字经济将作为新引擎驱动经济增长，作为新动能助推经济效益提升，作为新业态稳定经济大盘。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展示了数字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数字经济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是维护全球经济稳定性安全性的重要基石。随着全球经济社会运行过程中采集、处理和积累的数据量迅猛增长，未来数字经济的作用和地位将继续提升。大数据将成为与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同等重要的战略资源，成为驱动新一轮科技变革的新引擎；数据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正与劳动力、资本驱动的发展模式并行，共同起到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作用。

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具有非常有利的条件。一方面，互联网技术提供了更加透明、开放的市场氛围，进入壁垒降低，参与机会更加均等和便捷；另一方面，规模巨大的数字消费市场，使国内数字产业能同时获得规模经济和竞争效应的双重优势。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拥有市场规模优势、弯道超车优势和政策制度优势，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和回旋余地。借助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的技术方法，个性化定制和低成本制造为消费者实时提出需求并全程参与研发生产提供了可能、带来了便利；数字经济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大数据和平台经济帮助供求双方实现点对点的沟通，降低交易成本，增进信息公开，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数字经济的运行效率。

对于数字经济制度建设的思考，深刻诠释了正在发展着的鲜活的数字经济实践和趋势：数字化向制造业和农业等生产领域拓展，生产过程与供应链、消费链的智能化配置方式对传统资源配置方式的取代，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

完善数字经济治理迫在眉睫

 “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在全面发力、加速发展，数字消费和数字生产并行、共荣的格局正在显现，制造业服务业的数字化融合日趋深化。但同时也要看到，数字技术发展具有两面性和不确定性，对既有的数字经济治理效能带来了挑战。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在基础研究投入、公民信息保护、资源分配均等方面，有很多问题要平衡。同时，数字经济也带来了一些制度性挑战，数据要素产权及其交易制度亟待完善。在文化产业领域，内容的商业权属于内容创作者还是内容运营者，难有明确的判定依据，导致创作者和运营者的矛盾冲突较大。工业软件产业面临人才、资金、技术、市场等困境，业内人才流失严重，基础研发投入不足，技术成果商业转化效率不高，市场难以突破欧美的软件生态圈，与制造强国战略不相适应等被动局面亟待改变。随着数字经济尤其是平台经济的发展，垄断问题变得更加隐蔽复杂，争议更多，影响范围更广，对反垄断立法、执法过程的评判标准甚至传统概念形成一定挑战，导致部分现有法律法规、治理方式及监管手段难以适用。

由此可见，必须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数字经济进行有效治理和监管，以积极有效的制度和政策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同时利用数字技术更有效地调控经济、监管市场。

加强数字经济制度建设需引入激励和约束相容机制

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完善数字经济治理。面向未来，怎样加强数字经济制度体系建设，怎样持续完善数字经济治理？持续优化发展数字经济的制度环境，需要同时发挥制度体系的激励和约束功能。恰当的激励是制度持续运行的动力和基础，严格的约束将确保数字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和有序。

近年来，数据权属、数据交易成为数字经济治理的重点领域，是当前研究讨论的热点难点问题。产权制度和交易制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决定了价格体系的合理性和价格调节的有效性，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产权制度的基础性作用。

把握技术变革新机遇，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努力掌握数字经济领域的核心关键技术，以互联网思维重构生产要素，促进形成良好的竞合关系，实现人才、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的良性竞争，形成密切的协作分工体系，构建集群、协同、高端的区域自主创新体系。

数字经济发展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基于我国数字经济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我们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相关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的制定和应用，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平台企业规模大、数据交易量大，易于产生垄断问题和其他不正当行为。平台企业模糊了传统行业的边界，引致权力重构和资源重组，增强了对传统行业的渗透。为了扩大其领域优势，平台企业要积极探索与传统企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或者投资、收购潜在竞争对手，以此进入互补产品和服务领域。对数字领域的新生业态，要坚持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促进数字经济相关的公平竞争制度完备有效,创新反垄断分析工具和执法思路，推进包容审慎的适度监管、开放透明的协作监管和灵活有序的高效监管。

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市场要各归其位，在不同领域发挥各自的作用。在政府能发挥主导作用的领域，要努力完善测度考核制度，为分析研判数字经济新动能成长和质量效益情况，提供更加全面、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推动构建紧扣数字经济发展、指标简洁精炼、兼具过程指标和结果指标、突出指标数值的区分度、有客观数据支撑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

数字经济治理要在促进数据产业发展、数据权益分配和个人隐私保护等各方利益之间把握好动态平衡。在安全保障制度上要加快数字经济安全制度供给,加强涉及国家利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数据保护，打造责权清晰、激励相容的协同治理格局，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数字经济治理能力。

（编辑  宋斌斌）

内容提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前我国人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变化基本符合世界人口演变规律。战后全球主要经济体人口趋势具有十个基本特征：人口增速放缓甚至负增长；人口增速下降的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出生率和生育率同时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明显提升；人口加速向城市和大都市圈集中；就业人口加速由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通过吸引高素质移民优化人力资源结构；重视通过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提升人口质量。对照这些趋势可以发现，我国已经提前进入高收入国家所处的人口低速增长阶段。为应对人口低速增长带来的各种影响，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人口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我国总人口数增长速度延续放缓势头，预计“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迎来人口总量“拐点”，人口总数开始减少。同时，我国老龄化进程加速、生育率不断走低，人口结构问题也引起广泛关注。对于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所处阶段，学术界存在不同认识，有些观点认为我国已经出现“人口危机”。我们基于战后全球30个主要经济体人口发展趋势的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人口变化基本符合世界人口演变的大趋势，人口低速增长并非特例。未来我国应对人口低增长甚至负增长，要更加重视总结世界各国人口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

战后全球主要经济体人口趋势的基本特征

基于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数据库，我们选取了30个具有全球或区域经济影响力的经济体，[①]归纳出这些国家（地区）人口发展趋势的十个基本特征。

人口规模增速放缓，个别国家和地区出现人口负增长

全球主要经济体在进入高收入阶段过程中，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下降，有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人口负增长。在欧洲，以西班牙为例，2013年出现人口规模拐点，当年人口增速为-0.33%，由4677万人下降至4662万人。德国、英国和奥地利等国于20世纪70年代，俄罗斯、波兰及乌克兰等国于20世纪90年代，分别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之后人口增长虽然有波动，但长期处于低增长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口增长较快，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曾出现“婴儿潮”。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出生率下降至14.6‰。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人口规模有所增加，但增速持续下降，2010年人口约为3亿人，至2020年增加到3.3亿人，人口年增长率下降到0.5%。亚洲国家中，日本于战后十年出现人口较快增长，之后开始低速增长，2009年出现人口负增长。巴西、墨西哥、泰国等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后，人口增长率从3%左右下降到1%以下，人口增速也出现显著下降。

人口增速下降的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开始上升

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口增长的关系看，人均GDP水平高的国家人口增长慢；反之，人均GDP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更快。选取2017年各国人口增长与人均GDP增长数据发现，人均GDP增速与人口增速呈现反向关系。发达国家人口增速或规模下降的同时，人均GDP并没有下降，表明人口数量并不是一国生产率的决定性因素，在人口素质和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的前提下，一国可以凭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保持经济竞争力。

出生率和生育率同时下降

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后生育率不断下降。以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为代表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以挪威、瑞典为代表的北欧福利型国家的人口出生率，经历了从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较快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前后的降幅放缓，近二十年再次经历较快下降的三个阶段。目前，上述国家人口出生率仅维持在15‰以下。日本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生育率下降，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出生率进一步下降，至1990年降至3.3‰，由此进入“少子化”时代。东欧国家中，俄罗斯、波兰和乌克兰的人口出生率呈现梯次下降特征。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人口出生率处于高位，但在随后的50多年里，人口出生率一路下跌，目前已下降到20‰以下。拉美国家中，巴西、智利和墨西哥人口出生率由20世纪60年代的高位迅速下滑，非洲的埃及和南非也是如此。亚洲国家中，自20世纪80年代起，除中国外，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多数亚洲国家进入出生率下降的人口周期。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抚养比呈逐年上升

人口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导致老龄人口比重增加。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世纪60年代，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家老龄化率（按65岁以上人口比重计算）已接近或超过12%。同时，除埃及、伊朗等少数国家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日本近二十年来人口急速老化，目前老龄化率已达到28%。与老龄化程度加深对应的是各国老年抚养比的上升，意味着整个经济体的社会保障负担成本增加，也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20世纪60年代，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老年抚养比超过27.54%，到了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澳大利亚的老年抚养比有所下降，美国的老年抚养比仍居高位。2020年，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老年抚养比略有下降，但欧洲主要国家的老年抚养比整体攀升。

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力年龄人口占比降低

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人口趋势变化直接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结构。世界总体的劳动参与率由2010年的66.53%下降到2019年的65.03%，欧洲国家在过去长期低劳动参与率的基础上有所回升，美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劳动参与率相对平稳。东亚国家劳动参与率出现显著下降，由2010年的71.26%下降到2019年的68.24%。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很低，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以及部分群体就业意愿下降等，成为劳动参与率下降的重要原因。长期看，随着生育率下降、老龄化加快与社会福利保障水平的提高，未来这些国家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仍会延续。

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明显提升

在人口规模增速放缓和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情况下，有些国家还能保持较高的人均GDP水平，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其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是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提升的结果。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战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经济体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出现“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和“东亚奇迹”，根本上源于这些经济体高度重视人力资本和提升人口素质，在教育、培训、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持续投资，极大提升了人口质量，成为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的关键。

人口加速由农村向城市和大都市圈集中

二战后，典型国家人口城乡和区域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突出特征是人口加速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大都市圈转移，集中表现为城市化率的提升。以阿根廷为例，伴随着经济增长，城市化率由20世纪60年代的73.61%迅速上升至2020年的92.11%，巴西由46.14%上升到87.07%，俄罗斯由53.73%上升至74.75%，韩国由27.71%上升至81.41%。发达国家的人口也加速向城市集聚。以美国为例，二战前美国城市化率就已经达到51.2%，战后几十年，美国城市化率迅速上升到77.2%。美国的人口分布重心不断向经济中心移动，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人口在东北部和西部沿海地区集聚的格局基本形成。东北部地区的新英格兰、大西洋沿海中部和中部东北三个地区面积仅占全国的11.8%，却集聚了全国55.6%的人口。

就业人口加速由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从近二十年的情况看，中高收入国家人口的就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持续上升，就业人口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以美国为例，美国工业就业人口由战前的651万增加至1960年代的2488万，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从1101万增加至4133万。20世纪80年以来，美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由最高时的34.5%下降至20世纪初的20.8%，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由57.3%上升至76.5%。战后，随着技术进步加快，发达国家就业人口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越发明显，多数国家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开始下降，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就业人口的主要力量。

发达国家通过吸引移民优化人力资源结构

移民（尤其是高技术移民）是劳动力市场的有益补充，是短期内优化人力资源结构的重要力量。一些国家具有地广人稀的资源禀赋特点，为发展经济长期实行鼓励移民政策。以美国为例，二战前美国人口达到9200万，移民成为美国人口扩张的重要因素。1921年，美国通过《移民法》限制移民。但从1930年至1965年，美国仍吸纳了全球约550万人，战后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快速增加。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的移民流动过程是发达国家“攫取”各类人才，发展中国家不断“人才流失”（Brian Drain）的过程。埃及、波兰、墨西哥和伊朗是移民净流出国家，而澳大利亚、德国、法国、加拿大、美国和日本作为移民净流入国家，是全球移民浪潮的主要获益者。

重视通过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提升人口质量

人口质量是保持国家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提高人口质量需要加大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人力资本投入。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良好的社会建设是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口结构优化的必要条件；如果社会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将直接制约国家现代化进程。以部分拉美国家为例，由于长期忽视社会民生建设，造成贫困人口规模居高不下，人口结构失衡，经济活力下降，社会问题丛生，严重影响人口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变化趋势特征对我国的启示

从全球角度看，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出生率下降等人口现象并非特例，而是世界人口发展趋势的具体反映。综合战后全球主要经济体人口趋势，得到以下四点启示：

一是中国已经提前进入高收入国家所处的人口低速增长阶段。从长期看，世界人口经历了“马尔萨斯陷阱”阶段到“人口红利”阶段 ，再到“人口低速增长”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主要经济体人口经历了快速增长到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的转变。目前，多数高收入国家处于人口低速增长阶段。我国在经历了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已经处于人口红利的尾声阶段，即将进入人口低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的根本特征就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

二是人口低速增长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有喜有忧”。其中，人口低增长的积极影响包括减轻了资源承载压力，生态环境得到更多改善条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开始提高，人口质量得到提升等。消极影响体现在导致劳动供给不足，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会总负担加重，消费、投资和社会创新活力下降，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等。对我国而言，过早进入人口低速增长阶段弊大于利，短期内应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及时应对低生育率和人口深度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三是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应对人口低增长的经济社会政策。应对人口低增长和负增长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共同面临的挑战，发达国家在鼓励生育、移民、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提升人力资本和应对老龄化等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其中，政府在促进人口合理有序增长方面作用更加突出，尤其是在人口调查、规划、预测和预警，劳动力市场立法以及扩大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投资等方面，一些政策已经取得实效。我国应加强政府在人口立法、规划、调控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四是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要重视平衡三方面关系。一要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实现人口政策与各项政策相衔接。二要在推进人口合理有序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人力资本和人口质量，通过提升人口素质，提高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三要处理好人口短期和长期增长的关系，由于人口政策具有惯性和滞后性，人口趋势难以在短期内出现根本性逆转，因此要更加重视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

（编辑 杨利红）  

美国制衡“一带一路”的最新思路，体现在《创新与竞争法案》（以下简称《法案》）中。这是一个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具有高度共识的法案，2021年6月参议院通过，2022年2月众议院通过，2022年3月28日参议院又通过法案修订版。目前该《法案》正在统一两院文本，之后经美国总统签字生效。《法案》原名《无尽前沿法案》，立法目的直指中国, 诋毁中国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渲染“中国威胁论”，鼓吹开展对华战略竞争。对《法案》中涉及“一带一路”的内容，笔者提出几点初步感想。

第一，美国制衡“一带一路”的思路是联合西方盟友，制衡方式是提供“一带一路”的替代公共产品，制衡手段是推广环境、人权等高标准，在标准上一争高下，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思路是拥抱全世界，包括西方在内，例如对接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与西方积极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与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和IMF）开展“一带一路”合作。可见，“一带一路”倡议比美国应对“一带一路”的思路，更具包容性，道义上更高一筹。

“一带一路”倡议聚焦高标准建设，近年来在绿色丝路、廉洁丝路、债务可持续等方面取得很大进步。近日颁布的《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第一次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明确要求“全面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稳慎推进在建境外煤电项目”。这使得美国法案中提出的联合盟友逼迫“一带一路”去煤化的企图无的放矢。在这方面，习近平主席给亚投行的寄语，也适用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即“把遵循国际通行标准、尊重普遍发展规律同适应各成员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国际发展合作最佳实践”。

第二，美国选择欧盟作为抗衡“一带一路”的主要伙伴。《法案》表明，美国希望在制衡“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强化跨大西洋合作，把欧盟作为制衡“一带一路”的主要依托，体现“联欧制华”思路。从我国的角度讲，发展国际关系的政治依托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推进多边主义的关键在于与欧盟合作。从欧盟的角度讲，意识形态与美国保持一致，但在经贸发展、气候变化、多边主义等方面与中国存在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尽管中国与欧盟的关系比较复杂，但欧盟有“向东看”的强大利益驱动。特别是这次俄乌危机，将使欧盟进一步反思对美的依赖，进一步走向战略自主。

第三，美国联合盟友的路径是，整合西方社会关于国际基建合作的现有主要倡议或机制，包括欧盟的“欧亚互联互通战略”、蓝点网络、三海倡议以及欧盟和日本共同提出的650亿美元的合作倡议。近十年来，我国推出不少有全球影响力的公共产品，从“一带一路”、亚投行到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MCDF）。在此过程中积累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一项国际倡议能否成功，处理好与现行同类国际倡议或机制的关系至关重要。例如，“一带一路”强调与参与国的政策沟通，包括西方国家的政策；亚投行的基础制度来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与世行广泛开展项目合作；MCDF在建章立制之初就注意向同类机构取经。对传统同类机制释放善意并主动合作，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阻力和敌意，并借鉴传统机制的合理因素完善自己。美国整合现有机制来制衡“一带一路”的路径选择，与此具有相似之处。

第四，作为美国制衡战略的组成部分，《法案》资助抹黑“一带一路”的行动。《法案》授权成立“应对中国影响力基金”，从2022至2026财年每年拨款3亿美元，其中明确资助公民社会组织、新闻媒体发布“一带一路”负面影响报告。众议院版本还要求美国国务院领衔各联邦机构，针对“一带一路”参与国编制国别报告，反映“一带一路”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中包括：“一带一路”给参与国造成的长期资金负担；给中国国有企业带来的好处；中国向参与国施加的政治影响；其他有利于打击这些国家参与“一带一路”积极性的信息等。《法案》再次证明，美国为了抹黑“一带一路”是舍得下血本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国家发展成就那么大、发展势头那么好，我们国家在世界上做了那么多好事，这是做好国际舆论引导工作的最大本钱。”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的新阶段，有必要采取更有力手段讲好“一带一路”故事，更有效反击美方抹黑“一带一路”的做法。

第五，警惕美国利用在国际机构“去俄罗斯”的现成经验，推动国际机构“去‘一带一路’”。俄乌危机爆发后，美国联合盟友在国际机构发起一系列“去俄罗斯”的隐形战争，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羞辱、孤立甚至驱逐俄罗斯的目标。《法案》要求联合欧洲国家，应对“中国利用联合国平台，推进‘一带一路’合法化并作为全球产品的做法”。《法案》提及，国际机构纷纷签订备忘录加入“一带一路”，其中就有联合国、世界银行、IMF和几乎所有的主要区域多边开发银行。应警惕美国采取“去‘一带一路’”的做法，一方面坚持高标准建设“一带一路”，让国际机构感到支持“一带一路”处于道义制高点，“我做对了”；另一方面，秉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指出“去‘一带一路’”违反国际机构章程，“美国，你错了”，从而引导国际机构主动抵制“去‘一带一路’”。虽然对于“去‘一带一路’”不必过度担心，但须有思想准备。国际机构是维护东西方关系的最后一块缓冲地带，用得好可以避免国家关系滑向更深深渊，甚至拯救全球化。

第六，关于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协调国家情报机构，向国会提交报告说明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报告应涵盖《法案》列明的40个主要国际组织，内容分为四个方面：一、过去10年中国提升其在国际组织影响力的做法，例如与其他国家在国际组织协调投票权模式、担任D1以上领导职位的中国籍人数、中国在国际组织投入资金的变化、中国话语体系在国际组织的推广、中国在国际组织推进“一带一路”合法化的活动、中资背景的技术公司为国际组织提供设备服务的情况，等等；二、研究中国的战略文件，搞清楚中国扩大在国际组织影响力的终极目的；三、研究中国扩大在国际组织影响力的具体举措，例如鼓励中国人申请国际组织高级职位的激励政策、中国在国际组织对其他成员实施经济胁迫行为、以捐赠等经济或其他手段影响国际组织；四、在人权、网络主权、人工智能规范、劳工、国际标准制定、航海自由领域，中国向国际组织施加影响的成败案例。

《法案》要求调研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充分表明：一、美国法律的政策化、工具化，以服务国家利益为目的。只不过手段举措的重心是制衡中国，而非自强，虽不高明，但很实用。二、把对策措施建立在实际调研基础上，以调研支撑决策的做法具有机制化、系统性、累积性的特点。重视部际协同、信息共享，而不是各家“敝帚自珍”。有迹象表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成功做法引起了美国关注，美国效仿中国抄“一带一路”作业，2019年提出“蓝点网络”，继而提出了“重建更美好世界”（B3W）计划。

综上所述，美国应对“一带一路”倡议采用的是多层次战略，有联合盟友的策略，有标准之争的内容，也有攻击抹黑的行动，却不存在“接触”或“合作”的一丝迹象。对于来自美国的正面竞争，我们欢迎；对于抹黑攻击，我们坚决反对。

（编辑  宋斌斌）

科研项目实行“揭榜挂帅”，是党中央面对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新形势，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技术攻关可以搞“揭榜挂帅”。2016年4月19日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他就指出“可以探索搞揭榜挂帅，把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来，英雄不问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2021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全面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部署，集合优势资源，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实行‘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健全奖补结合的资金支持机制。”作为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揭榜挂帅”的核心是针对制约创新发展的重大科技难题，把攻关任务张榜公布，公开遴选具有相应能力的科学家承担，具有目标清晰、需求明确、导向鲜明、开放参与等特点。

当前，全国各地、各部门在组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前沿技术开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任务时，积极探索“揭榜挂帅”的实施方式。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围绕“揭榜挂帅”制度的相关指导政策，在科技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和尝试。

“揭榜挂帅”是推进自主科技创新的战略举措

纵观近几十年国际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科学技术创新日益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宰性力量。掌握核心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掌握了规则的制定权与游戏的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塑，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暗流涌动。科技创新已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是影响和改变世界经济版图的关键变量，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未来的国际竞争将主要集中在科技领域。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科技创新的基础仍比较薄弱。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还是一个“跟跑者”，技术创新的主要途径是引进吸收再创新，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科技创新基础不断积累，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能力与水平上的差距逐渐缩小，正从科技创新的“跟跑者”向“并跑者”转变，甚至在一些领域已成为“领跑者”。与此同时，美国频繁利用各种借口打压中国，对我国的战略遏制、技术封锁、贸易摩擦也随之不断增强，打压的措施越来越细化和体系化。至2021年年底，美国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把611家中国公司、机构及个人纳入实体清单，频繁地打压中国核心顶尖的科技企业，维护其在全球的科技霸权，遏制阻挡我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步伐。

“揭榜挂帅”是我国不断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探索支持科技创新政策及方式的产物，是全新的科研组织模式。它把根据论证需要攻关的重大科研项目进行张榜，让有本事的科研人员来揭榜。这种体制和做法，不仅对突破一些重大科研难题和“卡脖子”技术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推动整个科技创新体制改革也有重大的影响。近年来，科技部、地方政府陆续发布的深化该机制的相关管理办法，引导企业主动作为，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积极融入科技创新。

“揭榜挂帅”是针对目标明确的科技难题和关键核心技术，设立项目或给定研发经费，向社会公开张榜征集科技攻关团队或创新性科技成果的一种制度性安排。这是以重大需求为导向，以解决问题的成效为衡量标准，通过竞争机制激发创新活力的一种科研任务分派机制和激励机制。“揭榜挂帅”给出明确的目标要求和相应科研条件，以鼓励更多能挑科技大梁的领军人才、更多优秀研发团队脱颖而出。“揭榜挂帅”不仅可直接应用于国家战略需求的“卡脖子”重大科技攻关，而且直接从需求入手，是对传统科技项目“申报制”的一种补充。“揭榜挂帅”是开放的创新机制，所谓“榜”，就是企业或社会的客观需求，通过张榜，提高了科技创新的针对性、精确性和时效性，实现了通过需求倒逼科技创新；所谓“帅”，就是组织内外能够解决问题或者突破核心技术的关键人才，体现了新的选才思想。

“揭榜挂帅”制的历史来源

“揭榜挂帅”，也被称为“揭榜制”“科技悬赏制”“任务导向型研究”“需求导向性研究”等。从历史上看, “揭榜挂帅”方式在数学领域已经有过非常成功的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费马大定理、哥德巴赫猜想、希尔伯特23个问题等公开的数学问题，就是一种“揭榜挂帅”，这些问题激励了无数专家投身研究，推动了数学领域的发展，也使得以陈景润、尤里·马季亚谢维奇为代表的人才脱颖而出。

悬赏制古已有之。在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期间，官府通过物质奖励使民间百姓为其达成某种目标，即为“悬赏”。如立木为信，商鞅承诺并赏赐兑现给搬运木头的人十金。楚汉争霸时，刘邦悬赏项羽，开出“千金邑万户”的天价，引发汉将吕马童、杨喜等人争先恐后争夺其尸体。袁绍在讨伐曹操的檄文中提出：“其得操首尔，封五千户侯，赏钱五千万。”近代，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到，以专利制度来奖励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鼓励私人投资与资本积累。1898年，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时期颁布了中国第一个鼓励技术、工艺发明创造的科技奖励法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

在国外，“揭榜挂帅”被称为“科技悬赏”。早在1567年，西班牙王室为寻求测度海上经度的方法而尝试设置奖项；1714年，英国政府设立“经度奖”，英国为找到海上定位经度的精确方法，政府公开悬赏，出资2万英镑设立了“经度奖”（Longitude Prize），英国人John Harison设计出航海钟得以解决。1809年，法国设立“法国食物储存技术奖”，政府专门出资1.2万法郎，悬赏一种既简单又高效的方法来保存大量食物。之后300多年间，科技悬赏奖作为政府主要的科研资助方式，在多个国家中被大量使用，包括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其涉及的领域囊括航空、航海、生物、医药、机械、化学和农业等多个科学技术领域。其因突出问题导向、不设门槛、机会均等、唯成果兑奖等优点，被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所认可并采纳，成为政府科研管理和资助的重要手段。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先后设立百余项影响重大的“揭榜挂帅”奖，推动科技创新，有效提升政府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英国将“揭榜挂帅”作为解决重大关键技术难题的悬赏机制，2014年，英国政府再次启动“经度奖”，预计2022年结束。“经度奖”以解决国家战略关键技术难题为目标，其特点是：战略性强、奖金高、周期长，是非常态化的科研悬赏单项奖。美国将“揭榜挂帅”作为国防科研领域的项目管理机制，其国防科技组织管理的两个代表性机构——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都采取“揭榜挂帅”模式管理科技项目，吸引国防体系外的创新资源，保持技术优势。

“揭榜挂帅”以独特优势助力科技创新攻关

我国科研课题立项和管理长期采用申报制，对科技进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申报过程、中期汇报检查和评审过程，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容易造成习惯性选人，能否拿到项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申报人在某个学科领域的影响力；从结果上看，只需完成所申报项目的“规定作业”即可。而“揭榜挂帅”具有需求明确、导向清晰、参与面广、效率更高等优势。相比较传统的项目申报制，“揭榜挂帅”以突破核心技术为目的，做到引才用才来完成重大任务，更加体现契约精神，先有目标、有责任，再有奋斗、有担当，继而完成成果、兑现奖励。不仅是创新的一种科研管理制度，也是与激励密切联系融合的一种良好手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不设门槛、公开公平。传统模式下，由于对项目有非常具体甚至是限定的要求，导致科技项目在一定范围内优选，甚至是向具备特定资质的单位定向发布信息。“揭榜挂帅”制的核心是“谁能干让谁干”，不设门槛。科技项目在更大范围内公布，竞争者可获取公平竞争的机会。同时，以市场“赛马机制”选取或整合最好的标的及方案，交由不同的团队独立或联合攻关，实现创新价值最大化。

2.结果导向、目标明确。“揭榜挂帅”变过程管理为结果管理，重点对结果考核。一方面，揭榜方可以根据研究情况修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适应了科技创新的不可预测性特点并给予支持，给了揭榜者充分的自主权，减少束缚，为科技创新解绑。另一方面，其评议过程不以申报人、前期成果为重，而是当期工作方法、科研成果为重，充分体现了“英雄不论出处”。

3.契约管理、激励联动。传统的科研项目申报制下，申报项目和评奖分属不同环节。先申报项目，再研究通过立项，如能获得成果再报奖。而“揭榜挂帅”是两个阶段合二为一，承接项目与项目对应的奖励都固化到任务书（“军令状”）中，以成果兑奖。

4.宽进严出、效率提高。从竞争拿项目到竞争出成果，“揭榜挂帅”唯成果兑奖，重点激励成果最快最好的科研团队。关注重点从立项“入口”竞争移到产出“出口”竞争。不是“广种薄收”，而是“竞相涌现”，减少了人为干预的因素，成果兑现奖励，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

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完善“揭榜挂帅”

“揭榜挂帅”需要更完善的机制保障。“揭榜挂帅”在技术项目和科研领域的应用仍在持续探索，还需进一步完善制度和运行机制。完善“揭榜挂帅”项目管理机制，“揭榜挂帅”基础在“榜”，核心在“帅”，关键在“机制”。

目标设定考验顶层设计水平

榜单设计主要集中在前沿科技领域和重大应急攻关项目，聚焦国家发展战略和技术战略发展重大需求。现实中“榜单设置”有可能会出现违背科学发展规律、贪大喜功的倾向，特别是在目标设定时会出现任务模糊不清、技术指标不明、目标过大等问题。在目标设定过程中，应在充分调研、研讨论证的基础上，经过几上几下的方式，明确任务目标边界，使技术指标进一步量化可考核。

门槛降低导致管理成本加大

“揭榜挂帅”打破了用人桎梏，拓宽了选择渠道和范围，也导致了各类人员都来参与竞争。一方面，较多的参与者对同一个项目进行预研，不可避免会做重复性劳动，无形中增加了项目运行管理成本；另一方面，要筛查出胜任者，避免干扰，评选时是比拼方案还是成果，揭榜项目与揭榜方之间如何配置，前期选拔与后期监管应用的关系处理也需要高度重视。

容错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尚待探索

揭榜者获得任务后，有较强的项目自主权，同时又有较大的管理责任。应建立高效的监督考核机制，在给揭榜者更大自主权的同时，又使其更有紧迫感和责任感，最大程度地保证科研实施效果。此外，科技创新相较于其他工作来说，更具有方式随意性、研究复杂性和结果难预测等特点，对于揭榜者应该建立有效的容错机制，需要科学设定揭榜失败的利益补偿机制，为创新保驾护航。

人才激励方式还需进一步丰富

科研管理对象往往是复杂群体，其目标和诉求常常多元，系统性激励才能激发最大效能。单纯给予科研人员合理奖励，有时并不能完全调动起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还需要满足他们强烈的成就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应充分把握好“挂帅”的作用，以项目锻炼人，以项目培养人，提供科研人员充分施展个人才能的空间。只有将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使科研人员的需求得到全面满足，才能持久激发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编辑  尚鸣）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蔓延，对普遍开展“走出去”、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借鉴国内疫情防控经验和科学防疫知识，结合境外项目所处环境，本文提出境外项目“三条防线”疫情防控管理体系。

企业境外项目面临疫情防控挑战

自2020年3月份以来，全球疫情快速蔓延，各国确诊病例不断增加，中国企业在境外的项目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国资委、商务部、发改委、外交部等国家有关部委多次下发通知，要求加强中资企业境外项目的疫情防控工作。但随着新冠病毒各类变种的不断传播，全球大多数国家采取了“与病毒共存”的政策，导致中方境外项目的疫情防控工作面临与国内完全不同的复杂环境。目前中国企业的境外项目，在人员结构上普遍采用“中方人员担任管理、技术等中高级职位，配备大量当地人员从事基础工作”的模式，受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的影响，以及各个国家防疫模式不同，境外大部分民众普遍防疫意识淡漠，不戴口罩、随意聚集的情况极为常见，隔离、封闭管理等严格措施难以实施，境外项目疫情防控工作面临着非常不利的社会环境。

对于境外项目的管理者来说，只有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才能妥善应对这种困境。但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具体琐碎，企业在坚持繁忙的生产经营之余，很容易在疫情防控工作的管理上顾此失彼、产生疏漏。所以，作为境外项目的管理团队，急需建立一套措施全面、结构清晰、易懂易记的疫情防控管理体系，便于境外项目的全体中方人员充分理解、执行到位，最大程度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对于这一需求，“三条防线”境外疫情防控管理体系能够较好的满足。

严控外部传入，构建第一条防线

由于境外项目所在国家的疫情快速蔓延，对于中国企业境外项目而言，项目所在的建设区域就像是一个被病毒包围的“阵地”，为了守卫好“阵地”和所有人员的健康，项目的所有中方人员都要作为“战士”参加“战斗”，建立防线，形成牢固的防守体系。病毒一定是来自于外部传播，所以第一条防线就是要严控外部传入。只要建起有效的“防线”，就可以防住病毒、保护人员健康。根据病毒传播来源，主要是做好外籍工人、外来人员、外来物体、外出人员的“四外”防控。

一是防范外籍工人带入病毒。境外项目企业招聘的外籍工人在项目营地内居住的比例不高，一般是居住在自己家，或者在项目部附近的城镇社区租房居住。上班期间，外籍工人可按我方项目部的防控要求进行管理，但下班回到家，受文化差异和社会习俗的影响，他们显然难以做到“非必要不外出、不聚集”，我方对他们的健康状况也失去管控。在这种客观情况下，每天往返境外项目的外籍工人存在着较大的病毒携带风险，需做好“入场”及“工作”两个场景的管理，防控这一风险。具体措施上，包括入场时的筛查、全方位消杀、口罩管理、社交距离管控等，以及工作时的网格化管理、工器具管理和就餐管理。

二是防范外来人员带入病毒。疫情期间，供应商、客户、项目业主、来到项目区域开展工作的政府部门人员等从外部社区进入项目部的人员，由于其处在疫情大流行的社会环境之中，很有可能携带外部的病毒。因此，境外项目必须加强外来人员的管理，主要原则就是尽量减少他们深度进入我方生活、办公、经营区域的机会，减少由外来人员带入病毒的风险；主要措施包括设置独立的接待区、加强外来人员接访各环节的消杀等。

三是防范外来物体带入病毒。国内疫情防控的经验显示，物体外表面也能存活病毒，如在冷冻食品外包装上检出过病毒阳性，一些发生过疫情的小区或商店能够检出环境阳性。因此对于境外项目来说，一切从外面进入的物体，都要严格加以防控，否则就可能存在“漏网之鱼”。具体措施包括按照外来生活物资、外来生产经营物资和其他物资三个大类，设立分类消杀程序，确保外来物体经过严格消杀之后才进入我方项目区域。

四是防范外出人员带回病毒。外出人员是指境外项目中从事特定工作的一些中方人员，比如市场营销人员、外出采购人员、外出办理银行和税务等业务的财务人员等，还有一些是项目的管理人员，需要外出与政府相关部门、中国使领馆、社区公职人员等打交道，以维护境外项目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还有包括因病、因事需要临时外出的人员。这些人员因客观需要而走出境外项目的封闭管理环境，在项目生活营区与外部社区之间往返，相当于在我方项目与外部社区之间建立了一种临时的传入通路。如果防范不到位，他们有可能将外部病毒带回项目，因此不能忽视对这些外出人员的防范。具体措施包括：对经常性外出人员安排独立居住区、要求外出人员执行全面的防护措施、要求保持社交距离、返回时进行全方位消杀等。

加强内部管控，构建第二条防线

防控新冠肺炎病毒，要建立第二条防线。这条防线是在项目内部构建，根据新冠病毒传播的特点，采取有效措施切断病毒在项目区域内部的传播途径，这样即使有病毒突破了第一条防线，也不会造成大面积传播，在受控状态下最终被消灭。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 修订版）》中明确指出，“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接触病毒污染的物品也可造成感染。”基于新冠病毒的这一特点，境外项目的第二条防线的主要措施，一是防飞沫传播，二是防接触传播。

构筑“防飞沫传播”的第一道“战壕”。关键点是要做到全员戴好口罩。首先要采购充足的符合防控要求的优质口罩。第二个关键点是保持距离。通过严格的网格化管理，使全体人员尽可能保持社交距离，从而相对减少传染风险。第三个关键点是要减少不戴口罩的近距离交谈，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就餐期间，因此需严格实施就餐管理，尽量减少堂食，如确需在餐厅就餐的，要做到每张桌子的人员是单向就坐，就餐时不说话、不交流。

构筑“防接触传播”的第二道“战壕”。接触传播是指通过人员直接或间接发生的身体接触，使新冠病毒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所以，防控的途径包括切断直接传播途径和间接传播途径两个方面。一是防范直接接触，特别是对前述“四外”做好防控，如外来人员或外来物体等，一旦进入项目部内部，坚决不能与其产生任何形式的直接接触，确需接触的，接触之前都要进行消杀。二是防范间接接触。间接接触是指两人之间未发生直接的身体接触，但共同接触过某一物体，病毒通过该物体作为载体间接从A传播到B。比较容易忽略的间接传播包括：通过工人之间的工器具混用带来的间接传播；通过共同接触楼梯扶手、门把手等导致的间接传播；通过洗潄间水龙头等导致的间接传播。对间接接触的防范措施主要包括加强公共区域消杀、避免工具混用、中外人员生活区域分开等措施。

完善医治救护体系，构建第三条防线

企业境外项目还需要构建第三条防线，就是人员出现感染后的医治和救护。这一阶段需要借助专业医疗机构的力量，但是项目部可以做好相应的准备，比如医疗物资、生活物资的储备，以及准备好相应的隔离房间、隔离区域，并建立一套完善的应对机制，确定人员分工、应急处置流程，定期开展应急演练，让所有的人都熟悉该怎么做。

一是与当地专业医院建立应急治疗通道。项目部需要与当地有能力或有资质的专业医院建立长期联系，取得为项目部人员随时开展核酸检测、肺部X光等检测的便利；同时，对于感染人员的治疗，也尽可能与当地医院专业科室建立“绿色通道”，使项目部人员在出现新冠病毒感染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医疗干预，尽快恢复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措施，因为当地社区的高水平医院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往往也处于医疗资源紧张的状态，如果我们平时不做工作，等发生了病例再去住院治疗，很可能面临被动局面。

二是建立内部应急处置流程，并经常演练。立足于“防患于未然”，项目部要事先建立起“发生确诊”的应急处置流程，并定期演练，通过演练发现应急流程存在的不足并予以完善。经过多次演练，使项目部的全体中方员工、外籍员工均能熟悉和掌握相应的处置流程，即使出现了确诊情况，也不会紧张或恐慌，为妥善应对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是准备好隔离区，建立“流行病学调查机制”。隔离区一般要远离现有生活区，采用单人有窗户独立房间，带有独立卫生间（如果采用公共卫生间，要将公共卫生间也纳入隔离区域），使隔离人员能够安心在其中隔离14天以上。隔离区域要建立管理规则和积极主动的隔离机制。项目部人员不论是中方人员还是外籍员工，出现症状的员工要迅速启动隔离程序，将尽快送入隔离间，同时马上排查与其发生过密切接触的人员并予以隔离。

我国企业的境外项目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物资储备也是打赢防疫战争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医疗物资储备和生活物资储备。同时，境外项目还要构建良好的抗疫“软环境”，建立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互帮互助的团结氛围，以专业的防疫知识和日常行为习惯引导项目部群体建立有效的行为屏障，还应该与外部社会资源不断加强联系，尤其要加强与中国使领馆的联系沟通，以便对方能在极端情况发生时对境外中方项目的应对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编辑  杨利红）

从全社会的角度和期现货经营看，广泛而公正的期货交易，能够大大控制相关的风险和损失，获得更大的综合收益。作为大宗商品最大进口国和很多重要产品最大出口国，中国加快期货资源整合，切实增强我国对国际期货交易的影响力，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重大战略选择。

2021年以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大幅上涨，特别是石油期货价格从罕见的-30美元/桶大幅反弹，超过120美元/桶，给很多国家带来超出预期的通胀压力，也给全球最大货物进出口贸易国——中国带来巨大影响。今年3月初，俄乌爆发冲突，欧美陆续实施多项对俄制裁举措，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猛烈波动，镍市卷起一场史诗级“逼空”行情，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罕见叫停伦镍交易，市场停摆与极端价格冲击全球镍市场运行。我国一家大型企业因在伦敦参与镍期货交易，一度爆出可能面临上百亿美元巨额损失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

中国迄今并未具备足够的国际价格影响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大国关系日趋尖锐紧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大宗商品价格依然可能剧烈涨跌等风险，必须加快资源整合。中国不仅要在现货资源上形成合力，而且应在期货资源上形成合力，加强现货与期货相互配合，切实增强中国对国际期货交易的影响力和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力。

切实提升对期货交易的重视程度

期货交易，是交易双方根据各自对交易标的物未来一段时间内价格走势的判断，通过期货合约广泛而频繁的交易，包括期货特有的杠杆、卖空和对冲机制，进行风险控制或获得合约交易价差收益的行为。在期货交易中，一方赚钱，必定有另一方赔钱，而且买卖双方还要向交易所和中介机构缴纳保证金或手续费，总体是赚少赔多。所以，期货交易容易给人造成赌博、投机的印象，并不能推动真实社会财富增加，而只能重新瓜分社会财富，不易像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金融业务那样受到国家的充分重视和大力支持，更难以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事实上，纳入期货交易的基本上都是社会重要物资或产品，标的物广泛而持续的期货合约交易，会通过大量交易机构和个人的报价，对其未来一段时间的价格形成一定的社会共识，达到未来价格发现的目的。期货价格可以成为标的物相关的产供销各方对未来经营计划进行安排的指引或进行期现套保以控制未来价格波动风险，成为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对价格进行预判和必要干预的重要参照物，以增强政策调整的时度效。尽管在直接的期货交易中不一定能赚到钱，甚至还可能形成一定的损失，但广泛而公正（没有垄断或不正当干预）的期货交易，能够大幅控制相关的风险损失，获得更大的综合正收益，这才是期货交易无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实际上，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调控的结果，主要反映在商品价格变化上（包括PPI、CPI等），但首先会在期货交易价格上表现出来。因此，期货及衍生品交易对宏观政策决策和实施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助于各种重要物资或大宗商品未来价格的发现与管理，这是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金融活动不能替代的。期货及其衍生品交易往往是金融领域的塔尖，而且更具国际性、竞争性、专业性，是国际金融竞争的焦点，要做好做强更不容易。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更应该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期货交易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发展，充分发挥期货交易在价格发现与社会维稳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增强中国对国际期货交易的影响力。

加快期货资源整合与国际化发展

中国的期货交易从1992年起步以来，由最初缺乏有效监管下的野蛮发展、快速积累与爆发严重问题，进而受到严厉整治后大幅收缩，再到2003年之后开始稳定发展，现在期货交易品种与交易规模已经达到世界前三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中国的期货交易市场尚未充分对外开放，基本上都是中国的机构和个人在进行交易，境外交易商非常少，基本没有国际影响力。而且，中国的期货公司也局限于期货领域，没有像高盛、摩根一样，发展成为综合经营的国际大型投行，没有“走出去”在国际期货市场上参与交易，使得中国对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缺乏话语权与影响力。这与中国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货物进出口贸易国的地位不符，已经成为影响经济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由于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能够成为国际期货市场会员单位甚至是做市商）的中国期货公司，尽管不少大型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也在国际期货市场上参与一些期货交易，但只能委托境外的大型投行代为参与，往往存在数据不全、信息不灵、决策不准、反应不快等问题，难以形成中国的整体合力和对国际期货交易的影响力。反而在保证金缴存、交易取向、交易费用、交易数据等方面增强了从事期货业务的国际投行的实力与影响力，很容易成为国际资本狙击的靶子,甚至遭受巨额损失。同时，脱离对大量进口商品价格的预判与控制，国内同种商品价格实际上很难通过境内期货交易准确地发现未来价格，就会使境内期货交易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严重受损甚至产生误导，使宏观政策取向及其调整的时效受到影响。

中国不能满足于期货交易规模已经进入世界前列的现状，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期货交易的国际影响力依然非常薄弱，必须切实加快期货交易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目标包括：

一要尽快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国家级期货做市商公司（中国的高盛）。要上升到事关国家稳定发展与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通过统筹规划和大力推动，快速整合国家各部委、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以及各种价格平准基金等与期货交易相关的资源，形成包括分析研究、交易操作、资金实力、风险控制等在内的综合实力强大的中国国家期货交易做市商公司，配套推进中国产业研究与战略智库建设以及财经信息服务体系建设。鼓励和支持国家级期货公司“走出去”，吸引国际化高素质专业人才，积极参与到美国和英国等国际期货交易中心，成为其具有影响力的会员单位甚至是做市商，形成覆盖全球24小时连续交易的能力。

二要积极推动中国期货交易市场的整合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发展，改进监管规则，优化交易服务，吸引更多的境外交易商参与到中国的期货交易市场中来，在中国打造可以与美国和英国比肩的全球期货交易中心，切实增强中国期货和金融的国际影响力。

（编辑  宋斌斌）

目前，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不断升级，制裁范围主要包括中止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审批、将部分俄银行剔除SWIFT系统、冻结部分俄罗斯海外资本、减少能源进口份额、取消俄罗斯最惠国待遇等。受俄乌冲突影响，全球能源、粮食、矿产供应链受到巨大冲击，价格上涨与恐慌情绪持续蔓延。本文就俄乌冲突对全球政治格局、能源供需变化以及大宗商品市场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以及对我国未来能源发展的启示，进行初步分析。

俄罗斯及欧洲能源供需及大宗商品基本情况

俄罗斯是全球能源供应的重要来源。作为世界能源大国，俄罗斯拥有丰富的油气和煤炭等资源，在国际能源市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能源是俄罗斯经济命脉，俄罗斯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来源于油气，油气行业收入占俄罗斯财政收入的40%。2021年俄罗斯剩余探明石油储量为1078亿桶，全球占比约6.2%，位居世界第五；剩余探明天然气储量为37.4万亿立方米，全球占比19.9%，位居世界第一。石油天然气产量方面，2021年俄罗斯石油产量为1125万桶/日，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11.41%；天然气产量为7610亿立方米，占世界天然气总产量的18.46%，均排名美国之后，位居世界第二。石油天然气出口方面，2021年俄罗斯出口石油2.3亿吨，占全球出口总量的12%，仅次于沙特阿拉伯，位居世界第二；天然气出口数量为2035亿立方米，占全球出口总量的21%，位居世界第一。

欧洲油气供给对俄依赖程度很高。根据欧洲委员会披露，过去五年，欧洲能源消费中的化石能源占比约57%-60%，且大部分依赖进口，天然气、石油和煤炭的进口比例分别高达90%、97%和70%。俄罗斯是欧洲化石能源的第一大进口国，欧洲也是其油气的主要出口地区。2021年俄罗斯石油占欧洲进口总量的29%，占俄罗斯石油出口总量的48%；俄罗斯天然气占欧洲进口总量的38%（其中7条天然气管道输送占比达到31%），占俄罗斯天然气出口总量的80%；俄罗斯煤炭占欧洲煤炭进口的46%，位居第一。德国是俄罗斯能源的主要市场，2020年德国石油消费约31.5%来源于俄罗斯，占俄出口总量的11%；天然气消费约57%来源于俄罗斯，占俄出口总量的20%。俄罗斯需要从欧洲的能源市场获得收入，欧洲也需要俄罗斯的能源满足需要。

俄乌冲突对能源、粮食、金属矿产等大宗商品造成较大影响。有色金属方面，俄罗斯钯金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40%，铂金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0%，铝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5%，同时俄罗斯还是全球最大的镍生产国。农产品方面，俄罗斯每年大约生产8000万吨小麦，占全球产量的10%，出口位居世界第一。乌克兰小麦产量约为3300万吨，其玉米、大麦出口占全世界15%以上，小麦出口占全世界10%左右，葵花籽产量世界第一。俄乌冲突将对以上能源、矿产及粮食等大宗商品产生较大影响。

俄乌冲突对全球能源及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去年开始，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能源供应链产生较大冲击，国际油气价格大幅度上涨。俄乌冲突使国际油气价格又上了一个台阶。作为国际能源市场上至关重要的生产大国，俄乌冲突持续时间长短、俄罗斯与欧美关系、受制裁程度等等，必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持久、深刻、广泛的影响，正在使国际油气市场供应格局发生改变。

一是推动国际能源及电力价格持续高涨，天然气价格波动远高于石油价格。石油方面，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当天，布伦特原油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双双突破每桶100美元关口，最高达到每桶105.79美元，3月7日，布伦特原油一度冲高至139.13美元/桶，创2008年以来新高。天然气方面，2月24日，荷兰TTF天然气期货价格一度拉涨逾60%，报118.5欧元/兆瓦时，3月7日TTF天然气近月期货价格一度攀升至345欧元/兆瓦时的历史最高纪录（2021年3月，TTF天然气近月期货价格仅为17欧元/兆瓦时左右）。电力现货方面，德国、法国、英国等主要西欧国家的电力现货市场日前均价在400欧元/兆瓦时至500欧元/兆瓦时附近高位波动，是去年同期的8到10倍。随着欧佩克与美国增产计划放缓、主要经济体服务业需求增加，油气价格有望维持高位。俄罗斯与欧洲天然气供需关联紧密，预计天然气价格波动要远高于石油，进而影响电力现货价格。

二是影响全球能源供给，重构能源生产版图。3月8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禁止美国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行政令。3月12日，德国副总理兼经济与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表示，德国计划在今年逐步摆脱对俄罗斯煤炭和石油的依赖，但俄天然气被排除在外。未来，随着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逐步加深，众多国际石油企业撤资离开，俄罗斯油气产量、出口量可能会大幅下降甚至中断；且目前伊朗、委内瑞拉、利比亚等传统生产出口大国因遭受美国制裁或内乱而难以提升出口量，全球能源供给势必受到严重影响，能源生产版图将重构。全球油气供给侧“三驾马车”中另外两个国家——美国、沙特在全球市场上的“能源话语权”将得到提升。

三是增大国际能源合作与贸易风险和不确定性。由于俄乌冲突，2月22日，德国宣布暂停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获得认证与投产运营。由于美欧对俄发起SWIFT制裁，切断俄罗斯部分银行与全球银行系统间的联系，与俄罗斯开展国际能源贸易将面临支付、结算的问题与风险，将对能源国际跨境贸易和资金流动形成阻碍。因此，未来与俄罗斯的国际能源合作、贸易等经济往来或将面临多重不确定性和金融风险。

四是增大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性。目前全球经济仍受新冠疫情影响，经济复苏基础薄弱。俄乌冲突及美欧对俄制裁势必增大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首先，石油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将导致全球通胀形势进一步恶化。欧洲中央银行预计，能源成本上涨将导致欧洲2022年GDP增速减缓0.5个百分点。摩根大通预测，如果国际油价攀升至150美元/桶，将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减少3个百分点，通胀率飙升到7%以上。其次，西方对俄罗斯制裁将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紊乱加剧。俄罗斯是全球主要的农产品、矿产品、能源出口国之一，西方国家对俄制裁势必将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失衡，大宗商品价格紊乱，制造业面临空前打击。最后，俄乌冲突打击风险资产和私人部门信心，进一步影响实体部门需求，最终将延缓全球经济修复进程。彭博经济研究认为，如果俄罗斯对欧洲的能源供应中断，可能导致欧元区陷入经济衰退，并将压低美国的经济增长。

近期及中长期全球能源发展趋势研判

国际能源市场的动荡将坚定欧洲能源战略转型的方向。若俄乌冲突加剧、油价持续高企，新能源相较于传统石化能源的相对成本将降低，有利于欧洲加快新能源发展的步伐，通过加快推动终端电气化（包括交通电气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等方式，增加能源自给度，以寻求尽快摆脱目前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一是短期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供需缺口将持续加剧。目前美国已发布禁止美国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行政令。2021年，美国从俄罗斯进口约1150万吨原油，占俄罗斯出口总量的5%。虽然从目前石油的产能储备来看，俄罗斯的供给缺口有望在短期内补足，但是油气等大宗商品长期在供需平衡下运行，供需的扰动在价格上有杠杆效应，所以未来几个月预计油气价格都将维持在高位运行。从全球能源供应形势来看，俄乌冲突对全球石油供应整体平衡影响还不大，但是对天然气市场的供需平衡影响很大。2021年，欧洲天然气消费量4800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约85%。其中LNG交付量7720万吨（约1000亿立方米）。俄罗斯是欧洲天然气市场的最大进口来源，欧洲每年从俄罗斯获得1550亿立方米左右的天然气，其中管道天然气约1420亿立方米（占欧洲总进口量的31%）。虽然欧盟宣称要在2022年减少三分之二的俄罗斯气进口，但短期内未有合适的替代产品。目前美国LNG无法大规模替代俄罗斯天然气。假如美国LNG要替代三分之一俄罗斯天然气，即按500亿立方米计算，需要增加进口约3600万吨LNG，相当于目前欧洲LNG进口量的一半，约等于全球LNG贸易量的十分之一。目前欧洲的LNG接收站设施已经满负荷运行，价格也处高位，如大规模新增LNG进口，需要新建基础设施，并将继续抬高价格，短期内无法实现。此外，LNG出口国的产能提升短期内无法实现，2022年，新增产能陆续进入投资建设阶段，LNG领域产能建设前已经签订长约，市场机动量很少。此外，目前挪威及北非出口到欧洲的天然气管道基本满负荷运行，难以短期内增加输送容量。北溪二号项目被暂停将继续加剧欧洲天然气供需缺口，预计缺口将达到400亿立方米，将导致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维持在高位，进而传导到电价上，使得电价快速抬升，预计欧洲今年的能源供给危机仍无法有效缓解，能源价格将维持在高位运行。

二是欧洲可能重启煤电和延缓核电代替天然气缺口，未来碳价可能持续走低。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天然气供应虽然短期可能会恢复，但欧洲与俄罗斯的互信已经被破坏。由于欧盟严重依赖油气，而俄罗斯是欧盟最大的油气供应国。俄乌冲突以来，欧洲极力摆脱对俄的油气依赖，俄罗斯已经开始寻找新的油气销售渠道。短期来看，由于欧洲资源储量低，不可能很快大幅恢复天然气生产。欧盟提出在2022年减少2/3的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为保障基础能源供应，欧洲可能加速多元化能源的供应，重新启动最近退役的燃煤电厂以及延长核电站寿命，让煤炭以及核电成为满足能源需求的优先事项。事实上，欧洲能源危机发生后，整个欧洲的燃煤发电就处于增长之中。2021年，欧洲燃煤发电量比2020年增长18%，中断了自2012年以来的下降趋势。2022年1月份，欧盟煤炭进口量比上年增长56%以上。短期内，这可能会减缓欧洲的脱碳步伐。为保障基础能源安全，短期内欧洲对二氧化碳减排控制将有所减缓，可能不如前两年激进，碳交易价格将比之前的预期降低一半左右。

三是长远来看欧洲将加快清洁能源转型、通过加快终端用能电气化重塑能源结构。全球油气供给版图将进行重构。从去年以来欧盟的一系列举措来看，欧盟已经基本明确了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快推动终端电气化（包括交通电气化）等方式，增加能源自给度，以此减少对于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的能源依赖，同时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战略路径。为实现这一目标，欧盟从2020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动力电池产业链的建设和加快推动电动交通的普及。2021年，欧盟整体新增的电动汽车数量已经超过中国大陆，同时欧盟也加大了在动力电池和智能交通领域的研发投入力度。3月8日，欧盟委员会发布能源独立路线图《欧洲廉价、安全、可持续能源联合行动》，力求从天然气开始，在2030年前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进口依赖。

俄乌冲突对我国能源发展的启示

未来在全球低碳转型过程中，像俄罗斯这样以传统化石能源为主要支柱的经济是难以长期持续的。在能源和经济转型过程中，低碳技术和数字化技术必将重塑全球生产生活方式，我国要尽早抢占未来新型电力系统这一科技制高点，坚定能源清洁低碳转型路线不动摇，推动我国加快能源转型、加快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强化能源安全举措，将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鉴于目前全球电力并没有形成大宗商品贸易，可以考虑加强新能源建设和提高终端电气化水平，加快推动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通过加强电力安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一是强化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增加我国油气进口量，增大能源贸易人民币结算比例，加快管道天然气的谈判与合作，暂时缓解我国油气安全瓶颈。俄罗斯是中国的第一大能源供应国，特别是原油与管道天然气供应占比较大，短期内不可替代。我国原油、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2%、43%，而俄罗斯是中国第二大石油进口国（2020年进口8357万吨，占进口总额的15%），第二大天然气进口国（管道气占进口总额的17.3%，液化气占进口总额的6%），第二大煤炭进口国（占进口总额的18%）。根据俄罗斯能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月24日，俄罗斯能源部宣布要扩大对华煤炭供应，将和中国签订1亿吨煤炭供应协议。鉴于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预计削减三分之二的对俄天然气进口，中国与俄罗斯在能源合作方面将会更加密切，中方将掌握更大的合作主动权。此外，我国可以考虑近期将国内油气资源在有保障的情况下作为储备资源，降低开发规模。在经济允许情况下，尽量多使用俄油气，但要确保油气在终端能源消费占比持续下降。

二是尽早攻克“新能源+”产业制高点。“新能源+”是低碳技术竞争的核心领域。“新能源+”正在成为重组要素资源、重塑经济结构、改变世界竞争格局的关键因素。从大国博弈发展态势看，谁掌握了“新能源+”相关的核心技术，谁就获得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先机和主导权。如果能够更好发挥我国在新能源产业的各方面优势，加强以“新能源+”为核心的科技研发与应用，就能在未来10-15年实现相关科技的全面领先。

三是加强新型电力系统和基础设施建设。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当新能源发电渗透率大幅提升之后，当前的电力系统的安全性和调节性还不能适应新能源的大规模发展。为在加快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同时保障国家能源，要坚持先立后破。首先，要加大煤电灵活性改造，适当增加一批以调节功能为主的煤电机组。其次，加强新型储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特别是基于电力系统的长周期储能技术，大力拓宽应用场景。第三，加强先进输变电和配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电网对新能源的并网消纳能力。第四，加强源网荷储协调互动及数字化技术在新能源领域的研究，为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和有效消纳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在新型电力系统技术研发和实践上占领制高点。

四是尽快提升电气化水平，加快数字化建设。目前，我国电力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约为27%，如果提高到40%，预计可替代约5.6亿吨原油当量（交通领域全面实施电能替代，就可以减少一半的石油消费），相当于减少80%的进口油气，可极大降低能源的对外依存度，从根本上保障国家能源安全。2021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784万辆，占全球的40%以上；我国已拥有完备的电动汽车产业链。当前，电动汽车的技术成熟度、渗透率和发展速度要远远高于预期。首先应加快交通领域的电气化进程，加强电动汽车的普及与推广，逐步摆脱对于国外油气的依赖。其次，加大交通电力基础设施建设，这对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作用远高于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第三，理顺电动汽车产业链。目前，我国碳酸锂价格约50万元/吨，受锂资源影响，动力电池价格远高于正常水平，严重影响交通电气化的进程。建议尽快加强锂资源储备和开发，促进电动汽车尽快回归市场应有价值。第四，加强三网融合建设。在推动电气化进程和新能源建设的同时，建议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网络的融合，在此基础上推动能源网与未来物联网的深度融合。

（编辑  季节）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起全面制裁并呈现出常态化、长期化的趋势。在诸多制裁措施中的“杀手锏”是金融制裁，把俄罗斯银行从SWIFT体系[1]中剔除，使得俄罗斯在对外贸易中无法通过国际银行系统接受或支付资金,影响俄罗斯的对外贸易。针对俄罗斯与美国、欧盟之间的双边贸易相互依赖度，本文评估西方国家的贸易制裁对俄罗斯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俄罗斯的承受能力，进一步分析中国与美国、欧盟之间的贸易数据和相互依赖度，评估类似的“制裁”施加于中国的可能性，以及如果实施这样的制裁将对中国外贸以及全球供应链的影响。

俄罗斯与美国、欧盟外贸市场相互依赖度

2020年俄罗斯出口总额为3376.6亿美元，其中2452.1亿美元（占72.6%）是初级产品；[2] 各类制造业产品[3] 出口总额为27.4%。俄罗斯向欧盟国家（28国，包括英国，[4] 下同）出口总额达到1337.5亿美元，其中有1115.5亿美元为初级产品，占向欧盟国家出口总额的83.4%。从进口角度看，2020年俄罗斯进口总额为2333.6亿美元，其中从欧盟国家进口总额为900.1亿美元。从欧盟国家进口产品的88.7%为制造业产品，其中，中高端技术产品占从欧盟进口总额的72.9%（见表1）。

相比与欧盟的贸易联系，俄罗斯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规模非常小，2020年俄罗斯向美国出口额为105.7亿美元（其中62.3%为初级产品），进口总额为93.4亿美元（其中91.2%是制造业产品），俄美进出口总额约为俄欧进出口总额的6%。

表1 2020年俄罗斯联邦与美国、欧盟的外贸数据（亿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

根据表1的数据，我们计算俄罗斯、美国、欧盟之间的外贸依赖度（见表2）。俄罗斯的出口市场对欧盟的依赖远大于对美国的依赖：2020年俄罗斯出口市场对欧盟的依赖度达到39.6%，而对美国仅为3.1%。在初级产品出口方面，俄罗斯对欧盟出口的依赖度高达45.5%，而对美国的依赖度仅为2.7%。从进口的角度看，2020年俄罗斯对欧盟国家的依赖度达到38.6%，而对美国的依赖度仅为4.0%。在制造业产品进口方面，俄罗斯对欧盟国家的依赖度也高达41.5%，而对美国的依赖度仅为4.4%。

表2 2020年俄罗斯外贸市场对美国、欧盟的依赖度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计算

俄罗斯进（出）口对欧盟、美国的依赖度定义为相对于欧盟、美国进（出）口金额占俄罗斯进（出）口总的比例。

下面看欧盟、美国对从俄罗斯进口商品的依赖度（见表3）。 整体而言，2020年欧盟的进出口市场整体对俄罗斯的依赖度不高，只有初级产品（主要是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产品）进口对俄罗斯的依赖度达到7.7%。同期，美国初级产品、制造业产品进出口市场对俄罗斯依赖度均小于1%。

表3 2020年美国、欧盟外贸市场对俄罗斯的依赖度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计算

欧盟、美国进（出）口市场对俄罗斯的依赖度定义为俄罗斯进（出）口市场占欧盟、美国进（出）口总额的比例。

从以上数据看，俄罗斯经济的对外贸易结构特点鲜明，出口以初级产品（主要是能源）为主，进口则以中高端制造业产品为主。俄罗斯出口的初级产品对欧盟市场依赖性较高（45.5%），而同时进口的制造业产品也对欧盟市场依赖性较高（41.5%）。欧盟国家对于俄罗斯市场的依赖主要在初级产品的进口方面，但依赖度并不高（7.7%）。相比之下，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联系非常弱，无论是初级产品还是制造业产品进出口的依赖度都低于1%。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影响的评估(二级标题)

欧盟国家对于俄罗斯市场的依赖主要在初级产品，依赖度并不太高（7.7%），但制裁俄罗斯会使欧盟国家遭受一定损失。欧盟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如果降低俄罗斯初级产品的出口，那么也会在短期内对自身经济产生一定负面影响。特别是欧盟由于进口俄罗斯初级产品（主要是能源产品）的比例相对较大，会受到更大的负面影响。根据欧盟的数据，2020年欧盟国家能源自给率约为42.5%，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产品约占能源需求的24%，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能源产品占到能源需求的33.1%。^[5] 欧洲国家仍然需要俄罗斯的能源，所以短期内（找到替代来源之前）会对俄罗斯能源出口放行，比如俄乌大战最初的2个月，俄罗斯依然通过乌克兰天然气管道向欧洲输送天然气。中长期来看，欧洲国家将增加从美国、中东国家的油气进口，加上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终将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2021年5月19日，欧盟公布计划寻求在2022年将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减少三分之二，到2027年将完全停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根据该计划，欧洲国家近期将进行合作，与美国、中东和非洲的生产商协商天然气供应协议，以取代俄罗斯的供应。同时，欧盟将通过增加项目资金和减缓项目建设的监管措施，来大规模扩张可再生能源建设。

尽管欧盟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短期内会对自身造成一定伤害，但中长期内还是会追随美国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相比之下，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相互依赖度几乎可以忽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俄罗斯可以放手制裁，基本不会直接影响自身既有的贸易利益，而且还会因为俄罗斯油气出口受到阻碍，而增加美国能源产品的出口。此外，由于俄罗斯不是制造业大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主要是终端消费品，不是再加工出口的工业品，因此基本不会对全球制造业的供应链产生影响。

2020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总额为484.4亿美元（见表4），其中初级产品为423.4亿美元，占87.4%。而同年中国进口的初级商品总额高达7616.9亿美元，从俄罗斯同类产品的进口仅占5.6%。即便在假设的极端情况下，俄罗斯对欧盟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1115.5亿美元）全部转往中国，加上俄罗斯原来就出口到中国的初级产品（423.4亿美元），也只占2020年中国进口初级产品总额的20.2%。2020年中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总额为24211.5亿美元，而同年俄罗斯从欧盟国家进口的制造业产品金额为798.4亿美元，仅占当年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总额的3.3%。

表4 2020年中国与俄罗斯联邦的贸易数据（亿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

从中俄双边贸易结构看，俄罗斯与中国高度互补，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能够增强俄罗斯对西方国家制裁的承受能力。即便是西方国家最终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其石油、天然气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特别是中国作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经济仍处于较快发展过程中，对石油、天然气有庞大的需求，只需加快增加建设向中国出口的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如果中俄加强合作使得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的措施难以发挥作用，西方国家必然进而要求中国配合对俄罗斯的制裁。2022年5月14日，G7外长会议发表声明，要求中国“不要破坏”西方对俄实施的制裁。

中国与美国、欧盟外贸市场的相互依赖度(二级标题)

2020年中国出口总额2.59万亿美元，其中4639.6亿美元出口到了欧盟国家，其中初级产品出口仅为145.3亿美元（占对欧盟出口总额的4.4%）；制造业产品出口金额为4435.3亿美元（95.6%）。制造业产品出口中包括劳动密集型产品1063.5亿美元、低技术产品374.0亿美元、中技术产品1400.2亿美元、高技术产品1597.6亿美元（见表5）。

中国对美国出口的规模与对欧盟出口大体相当。2020年中国向美国出口总额为4525.8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396.9亿美元（占对美出口总额的1.8%），制造业产品出口4386.6亿美元（98.2%），包括劳动密集型产品988.8亿美元、低技术产品363.8亿美元、中技术产品1431.9亿美元、高技术产品1602.1亿美元。

表5 2020年中国与欧盟、美国的外贸数据（亿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

从进口的数据看，2020年中国商品进口总额为2.06万亿美元，当年从欧盟国家进口总额为2783.3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为434.6亿美元（占从欧盟进口总额的15.6%），制造业产品为2345.2亿美元（84.4%）。从欧盟进口的制造业产品中以中、高技术产品为主，占到制造业进口额的89.2%。

2020年中国从美国进口总额为1360.0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为396.9亿美元（占从美国进口总额的29.2%），制造业产品为957.0亿美元（70.8%）。从美国进口的制造业产品中以中、高技术产品为主，占到制造业进口额的92.5%。

以上数据清楚表明，2020年中国在向欧盟、美国出口高技术产品（总计6031.8亿美元）的同时，也从欧盟、美国进口相当数量的同类产品（总计2978.2亿美元）。这是因为中国进口中高技术产品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经过加工后的中高技术产品再出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高技术产品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曾经处于“大进大出”的状况，这一点与俄罗斯的情况完全不同。

同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总额依然较高，2020年此类产品的出口金额为5080.3亿美元，约占当年全球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提高，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壁垒增加，中国的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制造业在“一带一路”国家开拓市场。

从市场依赖度的角度看（见表6），2020年中国出口对于欧盟的依赖度达到17.9%，其中制造业产品对欧盟的依赖度达到18.3%；中国进口对于欧盟的依赖度为13.5%，其中制造业产品对欧盟的依赖度达到18.3%。相对美国而言，2020年中国出口对美国的依赖度为17.5%，其中制造业出口对美国依赖度为18.1%；中国进口对美国的依赖度为6.6%，其中制造业对美国的依赖度为7.5%。

表6 中国外贸市场对美国、欧盟的依赖度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计算

中国进（出）口对美国、欧盟依赖度的定义为相对于美国、欧盟进（出）口金额占中国进（出）口总的比例

从美国、欧盟外贸市场对中国的依赖度看（见表7），2020年欧盟进口对中国依赖度为9.8%，其中制造业产品对中国依赖度13.0%；出口对中国市场依赖度为4.4%，其中制造业出口对中国依赖度为4.7%。2020年美国进口对中国的依赖度19.0%，其中制造业产品对中国依赖度高达23.4%；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依赖度为8.7%，其中初级产品对中国依赖度为11.1%，制造业产品对中国依赖度为8.1%。

表7 美国、欧盟外贸市场对中国的依赖度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计算

美国、欧盟进（出）口市场对中国依赖度的定义为中国进（出）口市场占美国、欧盟进（出）口总额的比例

中国与美国、欧盟之间的外贸在相当程度上相互依赖，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制造业产品进出口的依赖度相当高。所以，如果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高强度的制裁，那么会发生“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状况。因为欧盟、美国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产品，满足市场上消费者的日常需要，在这方面，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替代中国。制裁中国还会严重干扰全球价值链的运作，因为美国、欧盟中高技术中间产品需要出口到中国加工组装，目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替代中国，中国有全球最完整的供应链和庞大数量的熟练技术工人，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西方国家难以下决心对中国实施类似针对俄罗斯那样的全面制裁。

前景与对策(二级标题)

纯粹从经济利益角度看，美西方国家难以对中国实施类似对俄罗斯那样的极限制裁。但我们必须注意近年来世界上出现了明显的逆全球化现象，贸易摩擦、新冠疫情、俄乌冲突更加剧了这种趋势。美西方国家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不会仅以经济利益为依据，绝不能排除他们出于非理性的政治动机而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裁的可能性。如果中国不配合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或者台海因“台独”出现紧张局势，那么美国西方国家完全有可能将制裁的大棒指向中国。对此，我们不能抱有幻想，必须未雨绸缪，有所准备。

首先，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俄两国之间经贸进一步扩大合作可以帮助俄罗斯应对西方的制裁，但是却无助于中国应对西方的制裁。因此，我们要继续建设统一的大市场，打造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作为一个整体去抵御来自国际上的压力。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制造业、供应链要保持稳定，即有一些产业需要调整，在向其他国家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低端技术产业的同时，也要在国内保持相当部分产能，不能空心化。建议为民生、医疗健康基本用品设立最低国内“产能红线”（可参照“耕地红线”）和物流基础设施保障，保证在全天候、各种紧急情况下的自给自足，有足够能力应对外部市场波动。

第二，目前我国制造业的主要部分尚处于“大而不强”状态，需要大力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发挥“工匠精神”，提高质量效益；重点支持国有、民营企业发展中高技术产业，保证其竞争性、创新型和实用性，以高质量的中国自主品牌和服务水平扩大国内外市场，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中流砥柱。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和核心设备对外依存度高，建议通过人力、技术、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激励科研机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引进与创新并进，特别是以全市场化的机制通过企业研发机构吸引高端人才，推动我国向高技术产品制造业的高端移动。

第三，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要保持定力。坚信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规模，跨国公司出于多元化考虑，需要借助中国的产业链布局全球业务，不会从中国大规模外移。也就是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化和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去中国化”。建议鼓励跨国公司实施“中国+X”，把中国视为全球产业链多元化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为维护全球产业链安全发挥“锚定”作用。

第四，继续在“一带一路”扩大朋友圈。在大国博弈过程中，亚非拉中小国家被边缘化，逆全球化现象也阻碍了制造业投资向这些低成本国家的转移。建议国家和企业调整思路，在“一带一路”国家与当地企业联营，在开拓和深耕当地市场的基础上，产品同时面向全球出口。多做惠及民生的“小基建+小制造+服务业”，发展分布式绿色能源供电，建设公益性的学校、诊所，改善社区卫生条件，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和民生目标。

最后，美国、欧盟并非铁板一块，非洲也不是地缘政治的热点，因此我们的回旋余地较大。特别是在非洲地区，欧洲国家的影响很大，而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规模较大，有潜力在这一地区联手欧洲国家助力非洲国家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在非洲的工业园区建设中推动与第三国合作，尤其是争取发达国家的国际品牌和买家公司投资园区落地，共同分担风险、分享投资收益。结合非洲经济发展的三方合作，不但有利于促进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中欧企业自身发展，共同助力非洲工业化和经济结构转型，形成良性互动和多方共赢的局面。

（编辑 尚鸣）

当前，数字技术是全球创新最活跃、竞争最激烈、影响最广泛的领域。如何抢抓数字经济新机遇，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全面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是需要持续探索的重大命题。近期，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邀请相关领域多位专家，研讨“数字时代元宇宙技术的演进与应用”。

元宇宙将带来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很多国家围绕元宇宙的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应用拓展的竞争愈演愈烈，新科技革命带给我们的既有机遇也有挑战，要深入探讨如何使用好“元宇宙”这把双刃剑。

元宇宙：是什么？为什么？

元宇宙的来源

元宇宙（Metaverse）起源于科幻小说。1992年，科幻作家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在小说《雪崩》（Snow Crash）提及了“Metaverse（元宇宙）”和“Avatar（化身）”这两个概念。在这部著作里，人们可以拥有自己的虚拟替身，而这个虚拟的世界就叫作“元宇宙”。此后，元宇宙的概念在《黑客帝国》《头号玩家》等影视作品及《模拟人生》《我的世界》《堡垒之夜》等游戏中都有呈现。

元宇宙的实质是虚实共生，是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融合。中国最早的“元宇宙”概念可追溯到三十多年前。1990年，钱学森院士在致汪成为的书信手稿中，提到“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并将其翻译为具有中国味儿的“灵境”，使之应用于人机结合和人脑开发的层面上，并强调这一技术将引发一些震撼世界的变革，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大事。

什么是元宇宙

目前学术界和产业界对元宇宙没有统一规范的定义。元宇宙（Metaverse）从英文来看是超越宇宙；从中文来看，“元”是开始，四方上下是“宇”，古往今来是“宙”。多位专家对元宇宙的理解，概括为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元宇宙是下一代互联网。第一代互联网（Web1.0）是“只读”的信息展示平台，网站与用户没有互动，产生了如搜狐、新浪等门户网站。第二代互联网（Web2.0）是“互动”内容的生产网络，允许用户自主生成内容，与网站和他人进行交互和协作，如博客、社交媒体平台等。第三代互联网（Web3.0）是“去中心”的个性化环境，内容由用户创造，数据归用户所有。

二是元宇宙是人类生活在三维数字世界的重构。它结合了社交媒体、在线游戏、增强现实 (AR)、虚拟现实 (VR) 和加密货币的各个方面，允许用户进行虚拟交互，在数字世界重建人类的生活生产方式。这是一种相对狭义的理解和定义。

三是元宇宙是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虚实共生。易股天下集团董事长易欢欢认为，元宇宙是数字经济发展到极致的社会形态，是现有前沿科学技术的集大成者，融合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超级融合体。虚实共生涵盖了现实世界中一切生产、生活，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实现实时交互、优化。

阿里研究院副院长安筱鹏认为，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虚实共生是业界关于元宇宙的最大公约数。数字技术最大的价值在于构建了一个数字空间。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存在四种关系：一是没有比特化的物理世界；二是数字游戏、数字货币是只存在于数字空间的虚拟事物，没有物理实体映射关系；三是数字博物馆、数字藏品等数字空间是对物理世界的单向映射；四是物理世界的体育场馆、炼钢高炉、人体心脏等，在数字空间有一个数字孪生体，可以实现数据的实时互动优化。

人们以各自不同视角理解元宇宙。但我们认为，目前业界对于元宇宙概念已经逐渐产生一定的共识，即元宇宙应包括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是一个在现实世界基础上的持久稳定的实时虚拟空间，数字与物理世界将融合成为一个具有互操性的生态。它包括大量的用户和其他参与者和一个全面运作的经济系统，全面且丰富的数字内容，甚至是一个虚拟数字世界。

元宇宙的技术体系

元宇宙是多种技术的集成。

一是人机交互技术。这是元宇宙最核心的关键技术之一，主要包括VR虚拟现实技术、AR增强现实技术、MR混合现实技术、全息影像技术、脑机交互技术和体感技术，为元宇宙用户提供了虚拟沉浸现实的体验阶梯，不断深化感知交互。沉浸式交互设备为玩家进入元宇宙提供了真实、持久且顺畅的交互体验，是真实世界与元宇宙的桥梁，而沉浸感的实现需要依托于一个终端设备接口来实现。具备3D显示、大视角高分辨率的AR/VR/MR有望成为元宇宙世界的重要接入方式。

二是区块链和NFT（数字凭证）技术。区块链技术和NFT（数字凭证）技术是元宇宙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的共享账本和数据库，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全程留痕、可以追溯、集体维护、公开透明等特点。基于以上特征，区块链应用于实现点对点的金融交易、数字版权确认、提升供应链管理效率等方面。区块链将会扮演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桥梁，提供去中心化的清结算平台和价值传递机制。NFT通证清晰地表明了每一件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其最大特点在于唯一性，是一种不可分割且独一无二的数字凭证。NFT能够映射到特定资产（包括数字资产如游戏皮肤、装备、虚拟地块等，甚至实体资产）。

三是人工智能技术。为元宇宙大量的应用场景提供技术保障，例如通过计算机视觉将现实世界的图像数字化呈现，为元宇宙提供虚实结合的观感；通过机器学习为元宇宙当中所有系统和角色达到或超过人类学习水平提供技术支撑，提高元宇宙的运行效率和智慧化程度；通过智能语音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为元宇宙主客体之间提供准确的交流和理解。

四是网络及云计算。数字空间的价值在于与物理空间交互的实时性，它对通信和计算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G/6G技术为元宇宙提供高速、低延时、规模化接入提供传输通道，为元宇宙用户提供更实时、流畅的体验；元宇宙对高算力和低时延提出了新要求，云计算通过提供快速创新、弹性硬件和规模经济，可以提供功能更强大、更轻量化的终端设备。

五是物联网技术。为元宇宙万物链接及虚实共生提供可靠的技术保障。网络层和感知层为元宇宙感知物理世界万物的信号提供技术支撑；应用层将元宇宙万物链接并有序管理，是虚实共生的最重要支撑。其中芯片产业是元宇宙数字世界的“底座”，所有搭载的元宇宙设备都需要基于芯片，包括所有的数据处理设备也都需要借助于芯片及处理器。

六是数字孪生技术。将物理世界在数字世界重建需要各种软件工具和开发平台，包括3D建模、仿真优化、实时渲染等技术。

全球元宇宙技术、产业竞争格局

美国：元宇宙技术、产业、应用的领导者

元宇宙的发展基于多个数字技术集成，在涉及元宇宙的多个技术、产业和应用方面，美国借助全球数字科技巨头全面发力和众多科技创新的小企业崛起，成为全球元宇宙的绝对领导者。

人机交互技术及产品创新。前端硬件层，微软在AR硬件市场份额全球领先，核心硬件产品HoloLens 已更新至第二代，与微软 Azure、Dynamics 365等远程方案结合使用。2021年3月，微软与美国军方签署了一份价值219亿美元的合同，未来10年内将为美军提供12万套HoloLens AR增强现实头盔，该头戴设备可以将情报信息直接叠加到士兵的视野中来帮助士兵了解战场地形，选择目标并发现潜在的威胁。Facebook具有大量的虚拟现实核心专利技术，旗下VR龙头Oculus成为史上第一款超千万销量的VR设备。苹果先后布局ARKit和AppClip，目前拥有“全球最大的AR平台，拥有数亿台支持AR的设备，以及AppStore上的数千个AR应用程序”。马斯克旗下公司Neuralink致力于开发脑机接口，在人脑/动物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建立信息交换和连接通路。

底层芯片技术及创新生态。在后端基建层，英伟达作为全球GPU（图像处理技术）领进厂商，基于GPU构建了软硬件一体技术生态，成为全球首个面向元宇宙的基础模拟和协作平台。发布元宇宙开发工具Omniverse Avatar，为工业、建筑、生物、游戏等3D数字空间的建筑提供低门槛、高效率的创新开发平台。微软聚焦“企业元宇宙”，开发企业级公有云平台Azure云服务，提供数据库、云服务、云存储、人工智能互联网、CDN等高效、稳定、可扩展的云端服务，为企业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Facebook相继收购3D建模公司、游戏开发引擎、计算机视觉公司和面部识别公司等，全方位布局元宇宙生态。

三维数字空间社交。社交办公方面，微软在现有的Team功能（线上会议）上，加入Mesh混合现实的功能，允许不同地理位置的人加入协作办公和共享全息体验，人们可以在其中加入虚拟会议、发送共享文档等，允许人们使用个性化的3D头像，体验一个沉浸式的空间。Facebook 推出远程办公应用程序Horizon，利用VR 设备实现了人们在虚拟现实中进行会议。

三维数字游戏发展。Roblox是3D游戏创作和大型社区的互动平台，平台游戏支持VR设备，通过数字身份进行社交，甚至平台上获得的货币可以与真实货币转换。微软是全球三大游戏机制造商之一，旗下Xbox推出《光晕》《我的世界》《模拟飞行》等元宇宙概念游戏。Facebook提供了Oculus Quest Store 作为VR游戏软件开发者平台。

数字教育创新。高通赞助美国莫尔豪斯学院开设VR校园以提供线上VR课程，为学生提供身临其境的VR学习体验。在生物学课程中，展开人的心脏并步入其中；在历史课上，能够在战场上行走，从“上帝”视角看待历史，身临其境地了解历史人物的观点；科学课上，学生们能够亲眼目睹周围旋转的原子。

中国：产业创新和应用开发跟随者

人机交互技术创新。在前端硬件层，腾讯投资了Meta、Innovega、Snap三家AR技术公司，致力于打造全球领先的移动AR硬件及内容平台。字节跳动以90亿元人民币收购青岛小鸟看看（Pico），专注移动虚拟现实技术与产品研发。阿里投资明星AR 创业公司Magic Leap、AR 汽车导航公司WayRay，多方位布局AR。

核心芯片与创新生态。在后端基建层，华为布局鸿蒙系统、海思XR 专用芯片、华为河图、自研VR/AR SDK。阿里达摩院成立XG 实验室，为VR/AR 等场景研究符合5G 时代的视频编解码技术、网络传输协议等且制定相关标准。腾讯自研VR/AR SDK，投资虚幻引擎公司Epic Games、AI 与计算机视觉公司UiPath、边缘AI 视觉整体方案轻蜓视觉、投资3D 建模公司Oben等。字节投资中国版 Roblox 代码乾坤，发力UGC，完善硬件+内容+娱乐社交平台布局。

三维数字空间新应用。阿里利用淘宝BUY+利用VR技术，还原美国Target、梅西百货、Costoco等购物场景。腾讯发行沙盒MMO游戏《我的起源》，是“元宇宙第一股”Roblox 的股东，拥有《堡垒之夜》母公司Epic 40% 股份。同时，通过天美计划打造对标《头号玩家》的游戏。字节旗下拥有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Tik Tok等，收购了沐瞳科技、有爱互娱等游戏公司。百度发布国内首个“国产元宇宙”产品“希壤”，致力于打造一个身份认同、经济繁荣、跨越虚拟与现实、永久存续的多人互动虚拟世界。网易伏羲实验室推出瑶台系统—沉浸式云端会议系统。

金融领域新业态。在数字货币中，数字人民币的可编程性，是其能够应用到元宇宙中的最重要特征。《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提出，“数字人民币可以通过加载不会影响货币功能的智能合约实现可编程性。在确保安全与合规的前提下，可根据双方交易的条件、规制进行自动交易，从而促进业务创新，提升扩展能力，促进与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随着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兴起，中国的数字人民币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具有较高的整体安全性、使用效率性；此外，数字人民币以国家信用作为背书，在保证币值稳定、资本有序流动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公信力。

韩国：危机意识驱动的激进跟随者

韩国是对元宇宙推动最为激进的国家之一，已从国家层面开始对元宇宙产业进行规划，在MSIT的领导下，韩国组建了一支超过200家公司参与的Metaverse联盟，目标是到2026年实现元宇宙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五，首尔将打造虚拟市政厅，成为全球首个加入元宇宙的城市。

元宇宙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元宇宙是产业升级和创新的历史性机遇

中信证券科技产业首席分析师许英博认为，元宇宙不只是互联网的一个延伸，在更大的程度上，它是作为未来科技浪潮的一个延伸，有机会带来一个长周期量级的机会。它的核心价值是科技的进步，次核心是AI技术的发展以及工业生产过程和社会运行成本的下降，具有重大实际战略意义。

安筱鹏指出，物理世界与数字空间的虚实共生，可以发生在以人为核心的消费端，也可以发生在以物为核心的供给端。元宇宙可以融入到工业、医疗、物流、金融等各个领域，为产业带来新的形态、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增长空间。我们需要把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连接起来，打通四个环节：一是状态感知，利用现代感知技术将隐性的数据显性化，将隐性的知识显性化；二是将数据进行结构化的加工整理，使其变为可靠有用的信息，用于实时分析；三是利用现代的通信、存储、计算、算法以及大数据技术，通过机器学习掌握知识，用于科学决策，解决问题；四是通过上升的智慧层面，统筹各方资源与能力，精准执行，从而构建数据-信息-知识-决策的闭环，实现物理世界资源优化。

元宇宙将激发数字技术及产业新一轮突破。元宇宙在社交、游戏、购物、医疗、工业、物流等场景中的应用，将会激活核心技术的突破和持续创新，这将孕育着重大产业机会。元宇宙是前沿科学技术的集大成者，新需求将会激发对芯片、数字孪生、XR、脑机交互、全息影像、AI和区块链等技术突破，也会带来包括新一代移动通信、物联网、云计算、边缘计算等技术和产业发展。

新应用将催生新产品和新业态。虚拟人是元宇宙的基础生命形态, 在元宇宙中与人、地点、事件进行实时交互，完成消费、社交、娱乐等行为。目前虚拟人已经进入到部分实际场景应用中，如虚拟偶像、数字主播以及虚拟主持人等发展迅速。在医疗健康领域，医生可以在复杂手术前利用VR技术，真实地、全方位地模拟手术中的潜在困难，也可进行远程治疗，合理化分配医疗资源；通过Al、大数据等技术缩短新药研发周期，降本增效；在医疗教学上，沉浸式VR模拟培训可以培养护士和医疗保健工作者临床推理和协作。数字藏品/NFT发展迅速，具有一定经济价值，2021年国外的NFT交易总额超过了400亿元美金。梵蒂冈将开设一个官方虚拟现实NFT画廊，以便世界各地观众可以查看其收藏的艺术品、手稿和其他物品，梵蒂冈将把一部分收藏品转换为NFT。元宇宙也可为虚拟战争服务，在现有兵推软件的技术上，基于元宇宙的无限资源、MR的先进技术、数字模拟等应用，让参与者身临其境参与战争过程。

工业元宇宙是传统工业升级的新引擎。珠海市横琴新区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经济学教授朱嘉明认为，在产业领域工业元宇宙改变了传统的制造业范式，利用各项技术的集合，保证元宇宙可以和物质世界维持着精准的、动态的、全方位的互动关系。基于数字孪生、AIoT、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通过在制造业等供给端构建物理世界与数字空间数字孪生体，重构飞机、高铁、服装、药品、建筑等行业研发、设计、生产、服务等全生命周期体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提出“数字孪生体2027计划”，建立数字孪生体工程体系，将大量飞行验证实验仿真放置于数字世界中完成。马斯克SpaceX通过大量数字孪生和仿真技术，火箭发射成本降到原来的七分之一。工业元宇宙将打破物理边界、组织边界、协作边界，在虚拟世界构建物理模型，加速创新，探索新的协作方式。

新秩序建立中的标准制定和法律主导

元宇宙的发展将带来相关的立法规制建设问题，首先不能失去在新秩序建立过程中的标准制定权和法律界定的主导权。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评估委员会主任彭俊指出，数字经济规则是要能够互联互通，打通各个国家之间的边界，能够形成一体化，而不是一个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国家的团体各自搞一套元宇宙，或者各自搞一套数字经济。需要逐步建立国际数字经济规则。

目前在国际数字经济规则制定中，各个国家的立场和主张并不一样。彭俊指出，国际数字经济规则谈判中争议的核心是数字贸易的自由化和数字主权监管之间的关系。美国的数字经济规则核心词是自由化，主张高标准的数据自由流动，做数字服务税，反对计算设施的本地化。欧盟的数字市场法案和数字服务法案则反对做数字服务税，强调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数据服务平台的监管和互通。中国既强调国家安全、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和计算设施本地化，同时又支持数据的互联互通。

风险与挑战

元宇宙存在的风险与挑战不容忽视。

国家安全层面。先发国家拥有技术和标准垄断优势，滞后国家对领先国家会形成技术和标准依赖，并在元宇宙可能催生的新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滞后国家在寻求接入领先国家的元宇宙时可能面临歧视性的门槛和要求。

社会治理层面。在元宇宙大融合下，虚拟世界将打破国家边界，全球互联互通将更加紧密，从社会意识形态、消费习惯，到审美喜好，全球将进一步同质化，对国家政治文化安全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同时，高度去中心化的运行机制，也将给国家社会治理带来挑战。

经济风险层面。由于相关技术仍待发展，元宇宙要实现产业化落地和商业化盈利还需要很长时间，目前总体处于高成本、低收益阶段，投资与收益不匹配。元宇宙的经济体系和货币体系与现实经济联动，可能存在经济秩序不稳定而引发金融风险的问题。

产业风险层面。一是元宇宙时代容易发生垄断固化,进而出现垄断导致的低质量陷阱蔓延在元宇宙和真实世界，如：平台与平台之间的恶性竞争、虚拟平台竞争导致实体产业举步维艰（渠道垄断/流量垄断/价格垄断）。二是由于核心技术缺失，产业发展路径背离社会需求。一方面产业链不完备易造成产业风险，对浅层技术簇拥，而对深层核心技术挖掘程度不够，带来产业风险，形成产业泡沫，导致“卡脖子”技术问题产生。另一方面企业扎堆涌入元宇宙领域，纷纷包装成元宇宙企业，元宇宙产业存在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过度迎合概念热潮可能产生偏离原有技术发展路径的行为，对产业格局和企业发展带来挑战。

个体心理风险层面，面临极度沉迷后的现实缺位风险。用户层面对于“元宇宙”这一概念及其相关产品怀有好奇心和新鲜感，但元宇宙的发展与监管体系仍未成型，且存在身份认同和人格解体等风险。

政策建议

积极拥抱、谨慎前行。当前美西方正在以逆全球化的方式对二战以来建立的规则与秩序进行攻击瓦解，但由元宇宙推动带来的新的全球化正在产生。中国具有巨大的应用场景市场和非常大的工程师红利及流量优势。应高度关注科学技术发展对时代变迁的推动作用，展开新一轮的全球合作与竞争。要积极培育元宇宙技术创新和产业培育，警惕虚拟货币和虚拟数字品交易等“泡沫化”现象。

一是把握价值锚点，防止概念炒作。元宇宙领域，技术与技术的集成应用是手段，元宇宙真正的价值发掘与实现应体现在实体经济方面。安筱鹏指出，元宇宙的价值锚点在于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带来的产业竞争的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国力的增强。如果将元宇宙过于狭义化，炒作元宇宙游戏、NFT、数字藏品等概念，将使元宇宙陷入和现实世界失衡的状态，进而迷失发展方向。

二是加强核心技术攻关，防止“卡脖子”现象。元宇宙相关技术发展不均衡，较落后的技术制约着元宇宙整体应用水平，需要不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提高技术成熟度。在元宇宙的基础技术上，我们应聚焦于数字孪生、XR、脑机交互、全息影像、AI和区块链等涉及元宇宙核心技术的突破，加快元宇宙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综合性智能化的信息基础设施。

三是构建元宇宙基建标准。即元宇宙之间的标准，或是下一代互联网的标准。元宇宙需要依赖一个互联互通的标准。传统由美国定义的互联网国际标准体系，即TCP/IP协议、域名的管理。如今，由于元宇宙话题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希望在元宇宙时代，中国能有更多的参与标准制定的机会，并且能够提出自己原创的技术标准。

四是合理监管，立法规制。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席李克穆指出，元宇宙属于新兴事物，监管部门应合理利用“监管”手段，留出创新空间。另外，元宇宙治理应以法治为基，相关部门需研判发展趋势，监管滞后会带来巨大的试错成本和监管成本，需完善体制机制，从安全预警、风险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方面完善治理体系。

五是加强伦理体系建设。元宇宙是人类社会的映射，伦理体系在元宇宙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将元宇宙领域的产能控制在地球生态系统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二是以人为本，充分考虑个体在元宇宙的刚需，不能只为大企业或者政府服务。三是技术可信和可控，能够被老百姓所接受，是元宇宙技术伦理方面的发展方向。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农业组织形式是贵州农业现代化产业组织创新的方向，交易成本的下降、发挥各类主体比较优势和利益联结的实现是组织创新的动力源。该组织创新路径表现为从中心组织向中介组织演进，从产业链的角度则沿着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路径演进。

深化农村改革，要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组织支撑。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是农业经营组织的创新。这种组织形式的创新有力地促进了农村“产业选择、培训农民、技术服务、资金筹措、产销对接、利益联接”实现有效组合，适应当前贵州农业的发展阶段。在不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这一形式创新改变了农业生产过程的组织分工关系，改变传统农业生产关系中的利益分配模式，加快引入现代要素，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并惠及小农户，从根本上解决小农户生产的脆弱性，推动贵州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保障。

当前在贵州大力推广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还面临着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龙头企业实力偏弱、规模偏小，科技支撑能力亟待提升，企业制度有待完善，制约着企业引领能力与溢出效应、联动效应的发挥；其次，农民专业合作社尚处于发展初期，组织生产、沟通市场的桥梁纽带作用发挥并不好，对农民增收带动有限；特别是当前合作社利益联接多数以项目资金入股分红、务工和土地流转等方式进行，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经营管理不规范、随意性大等问题格外突出。因此，有必要依据当前贵州各地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农业经营组织的运行与管理现状，应用案例分析方法，加强对农业产业组织演进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贵州农业现代化组织创新动力分析

农业经营组织的演变与农业发展所处的阶段密切相关。自2018年开始，贵州加快推进农村产业革命，实践证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是符合贵州当前农业发展阶段的。一方面，这种组织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当地特色高效农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实现了规模经济、降低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使农产品的品质得到保障，打破了“户自为战”的局面，促进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农户的利益联接向农业产业联合体转变。以突破“单一种养殖”，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塑造以龙头企业为中心的多方利益联接的联合体，实现多方利益主体的“共赢格局”。

当前，这一类农业经济组织形式呈现多样化的趋势，这与贵州各地结合自身农业发展水平所做出的选择密切相关。本质上是为适应化解“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之间矛盾的需要，以推进农业产销各环节有机衔接。

创新农业组织，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小农户种植效率低、在市场经济中缺乏竞争力的问题，是传统农业亟待破解的困局之一。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人数逐年上升，外出务工主要以青壮年为主，留守农村的中老年劳动力文化水平偏低、体力差、经营能力弱，无法和现代化农业所需的新型职业农民相比；他们一般选择种植收入较低的粮食作物；以家庭为单位的细碎农业耕种，效率很低。“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形式改变了小农种植局面，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农户”基于股权纽带实行纵向组合，促使各主体发挥各自优势，深化分工协作，使得贵州特色农产品的发展得以实现规模化。

加快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改变小农户的“粗放”生产方式，需要通过农业经济组织形式创新，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形式，实现集约生产，加快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贵州多山，地表崎岖，农户分散。在六盘水市等地农村，通过组织农民合作社，“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简称“三变”），把小农户联合起来。破解了小农户“自给自足”的约束，促使农户加强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并以合作社为桥梁，与龙头企业对接，完成从小农生产和市场的对接。

推动农业生产与大市场对接

小农户销售“提篮小卖”与现代市场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发挥龙头企业商业嗅觉敏锐的优势，推动贵州农产品走出大山，与广阔的大市场对接。传统小农受限于种植规模小、品种单一、产量和品质不稳定等因素，无法成为农民增收的稳定来源。

打破这一局限，需要农户加入合作社，通过合作社与龙头企业合作。在合作社的沟通协调下，龙头企业负责制定和实施引入技术、资金和风险管理的具体办法，农户更专注于自身具有优势的精耕细作环节，在三方分工协作的基础上，使农产品的量与质得到保障，加快优质农产品与大市场的对接，助力“黔货出山”。

助力农产品品牌化战略

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有助于推进地方特色农产品生产的标准化，发挥龙头企业品牌建设的带动作用，将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农户的利益通过股权纽带联接起来，使品牌建设的外部收益通过内部转化形成各方努力的共同目标。

从实践效果来看，2018年，贵州省农业龙头品牌带动农户超过211万户，增收总额超过140亿元，多方共赢格局初步形成。从农业经营主体的演进角度来看，以家庭联产承保责任制的经营体制为中心，从农户单一生产到“企业+农户”的订单农业或分包农业，再演进到当前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这个过程逐步增强了贵州农产品品牌建设的能力，提升了“黔货出山”的整体市场声誉。

健全农业全产业链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形式在逐渐改变贵州山地农业从低效种植向高效种植转变的同时，也实现了农产品的规模化，为进一步深化分工、实现精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搭建“产经销一体化，农工贸一条龙”的全产业链创造了可能。

龙头企业借助于合作社的中介作用，牵手小农户，将科技引入传统农业中，通过组织创新促使农业生产规模化的同时，龙头企业可发挥带动作用，引入产前种业服务、产中技术服务和产后营销策划，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有效地解决量与价的冲突，化解“谷贱伤农”的难题。

从贵州特色产业之一——金刺梨产业的发展来看，“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充当了延伸产业链、融合金刺梨产供销各个生产加工环节、提高金刺梨附加价值的组织角色。从这条成功的路径可以看出，具有要素聚集、利益联接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生产经营组织的创新，是健全贵州农业全产业链的有效路径。

促进农村三产融合

贵州农村一二三产业之间协调度较低，要素聚集水平不高，机制不完善和跨界配置难度大，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农业经营组织，以龙头企业为中心，促进要素聚集，合作社发挥中介作用，带动农户参与到农业产业链与价值链延伸与整合之中，可以有效促进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加快三产融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创新的理论分析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创新的动力

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创新的演化动力上，主要形成了以下有代表性的三种观点：

第一，降低交易费用，是促使“企业+农户”向“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演进的根本动力。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联系，起初主要是通过产品销售契约为纽带，此后是以合作社通过“反租倒包”与农户建立契约关系，主要表现为“企业+农户”方式。这种组织方式可以把企业和农户的外部市场交易内部化，虽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费用，但节约程度有限，因为企业与农户间信息不对称、小农户所得有限。“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更注重各类经营主体通过要素契约，更好地平衡各类主体的利益，让弱势农户的利益得到保障。合作社可以更好地促使合作企业与农户双方的信任与互惠关系的建立，演化为逐层递进的利益纽带关系。

第二，我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的基本模式表现为共生组织群，“小农”在市场化、社会化网络这一共生界面的基础上被“改造”。现代市场体系和社会网络的发展为共生系统提供了共生界面（刘畅和高杰，2016）。而“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可为农户获得有利的生态地位。

第三，实现利益联接可以保障农户分享产业链收益。农户往往被动卷入农业现代化，因资本进入而出现“二律背反”造成利益受损。通过合作社的介入，农户加入到“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从而成为“股东”，拥有资产和分红的权利，就有更强的动力去维护“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稳定性。

2014年，贵州六盘水开启了在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实施农村“三变”改革，通过龙头企业的引入，合作社的创建与运营，解除了要素流动的限制，有效激活要素，探索出一条具有贵州特色的创新利益联接的机制。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创新的演化路径

交易费用的下降，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分工协作收益的增加，是推动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演进的重要动力。在这一过程中，“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农户”的共生关系不断进化，基于“三变”的股权激励机制的创新与实现，促使各类主体利益更紧密地联接在一起，构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创新的内在逻辑。按照这一内在逻辑，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路径表现出由龙头企业带动型向中介组织联动和合作社一体化逐次演进。

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创新的演化路径上，形成了以下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

第一，从交易费用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逐渐从中心组织向中介组织演变。周立群和曹利群（2001）认为在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中，“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将会成为主要的组织形态。以商品契约达成的互惠合同促进了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的联接，但不能有效约束当事人，需要在“组织链”中加入新的元素——合作社。“龙头企业+土地股份合作社带动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以及发展农业服务组织带动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在实践中均被证明具有较好的成效。

第二，从产业链的角度，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逐渐从单一的纵向一体化，向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角度探究组织的演进。蔡海龙（2013）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的创新路径主要有两种：通过优化纵向产业链实现农业生产的一体化，通过合理方式适度扩大经营规模、发挥要素规模优势的横向一体化，这种观点是从产业层面探讨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的路径。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创新治理结构的选择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在不断创新演化中，组织形式的治理结构取决于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农业产业化的最初形式“龙头企业+农户”以产品契约的方式，帮助农民应对农业所特有的自然风险与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然而，由于不确定性、契约的不完全、双方的有限理性，导致订立的契约多为双方事后的转售、压级压价、敲竹杠等预留了较大的空间。因此，需要引入第三方参与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治理中，对双方进行监督，但这种监督很难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应依据资产专用性与交易频率来选择合理的治理结构。

依据汤吉军等（2019）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演化中的治理结构进行的分析，可以认为“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对应的是“双向治理”。如果在这一组织中双方交易频繁，资产专用性高，选择统一治理的关系契约是更为有效的治理结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形式创新会沿着准一体化的“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模式、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以及完全一体化的“龙头企业＋农场”模式的方向演进。

贵州依据农业发展的山地条件与生态优势，确立了集中资源，重点发展12个主导特色产业，这意味着“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中的各类主体随着专业化分工的深入，资产专用性的程度会越来越高，组织内部的交易频率也会随之上升，组织的有效治理结构将逐渐从双方治理的关系契约向统一治理的关系契约演进。

对策与建议

加大农村传统基础设施与新基建的建设

国家对农村传统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与建设，保障了交通网、信息网与物流网的畅通，促进了外部现代要素引入到贵州农业发展之中，同时也加快了贵州商品走出大山，加快脱贫攻坚的步伐。目前，为加快打破城乡“二元”格局，有必要加大对农村科技创新设施的投入与建设，为打造智慧型农业提供可能；提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整合资源和开拓市场的能力，推动贵州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创新演进。

加快集体产权制度变革，促进要素流动

实践说明，加快具有中心组织特征的“龙头企业+农户”的订单农业向具有中介化组织特征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转变，可以破解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中的困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快集体产权制度变革，进一步激活贵州农村各类要素的活力，加快组织创新步伐，激发更大的组织潜能，助力贵州乡村振兴与农村产业革命。

营造培育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村骨干人才

由农村能人大户主导的利益联结紧密型的合作社，在带动能力、发展潜力方面，相较于农民自发组织型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主导型合作社而言，表现更优。因此，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培育更多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村骨干人才，是加快落实以农户为主体的纵向一体化生产经营组织创新的关键。

大力发展农村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

贵州农村的实践表明，“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形式创新在实现农业规模化、品牌化方面表现突出，但是当前该组织在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公共服务缺位，这并不是龙头企业所擅长和愿意投入的领域。因此，贵州应该加快体制机制的创新，大力发展农村各类社会化的公共服务，提升各类要素收益，形成共赢格局。

（编辑  杨利红）

在近年被查处的各类腐败案件中，金融领域的腐败案件占有相当的比例。某些腐败大案涉及公职人员近百人，涉案金额达到十几亿元的规模，对国家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从2019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每年都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强调金融反腐，彰显出党和政府对金融反腐工作的高度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厘清金融腐败的发生特点及治理思路，对于提高党员领导干部防腐拒变能力、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金融腐败的主要表现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也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基石。金融行业具有调节和调度社会资金资源配置的职能，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如果因金融腐败问题导致资源浪费、资源错配，就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威胁金融安全，严重时还会引发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其他领域的腐败相比，金融腐败的主体广泛、形式多样，既包括金融监管者公权私用的行为，也包括金融机构的违纪违法行为；既包括金融从业人员的腐败行为，也包括非金融领域公职人员利用金融交易作为腐败工具的行为。从已曝光的案件看，金融腐败主要有四种类型：

一是利用审批权谋取特殊利益。金融监管机构及其公职人员有权对金融市场准入和机构业务范围实行较为严格的管理和限制，对金融资源尤其是资金配置拥有直接或间接主导权。现实中，某些领导岗位的审批权伸缩区间过大，对相关业务既可以积压案头、长期不批，也可以短期突击、大量审批。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监管干部有意识通过拒绝批准、提出不合理要求、故意拖延审批时间等方式进行设租，或是利用手中的监管权与他人共谋以获取私利。除了监管机构的审批权之外，银行等金融机构也掌握着信贷审批等权力，近年来屡屡发生的银行系统腐败，很多都是“关键少数”利用职务便利以贷谋私。

二是利用内幕信息开展腐败交易。金融行业专业性强，信息优势明显，信息不对称现象较为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有机会利用资本市场的敏感信息攫取非法利益。这种腐败交易的内容既可能是政策性信息，也可能是经营性信息；交易主体既可能是企业或行业主管部门领导及其相关人员，也可能是立法机构和政策制定部门；交易方式既可能是官员自己或其亲属介入市场获利，也可能是向他人泄露信息而寻租或受贿。

三是利用职务便利违规经商办企业。由于金融行业掌握着巨大的资金流，与关联企业的接触相当频繁，因而部分公职人员亦官亦商、违规经商办企业的腐败现象成为突出问题。有的公职人员在关联企业投资入股、兼职取酬；有的与自家亲属所办企业发生业务往来，或为亲属在关联企业安排职位；有的借他人名义开公司，再和自己管辖的单位签订单；还有的由特定关系人代持股份、股票、房产等。

四是将金融体系作为其他腐败行为的工具。除了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本身的腐败问题之外，其他领域的公职人员也可能利用金融工具“洗白”腐败收益，或是转移、增值腐败获利，使金融体系沦为腐败行为的下游工具和实现渠道。当然，这些行为通常也离不开金融行业腐败分子的参与和配合。例如，一些腐败分子利用期权交易的长期性特点，在公权私用后不急于向企业或个人索取回报，而是与对方暗通款曲，达成“君子协议”，通过干股受贿、期权腐败等这些新型腐败方式，在他们辞职或退休后再对腐败收益进行变现。

金融腐败的行为特征与生成诱因

近年来金融反腐力度持续加大，在“零容忍”“全覆盖”“强高压”的态势下，金融领域的政治生态、产业生态正在廓清。然而，伴随金融业的高速发展，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违纪违法问题仍然时有发生，金融领域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相较于其他领域的腐败问题，金融腐败有着较为特殊的特点与成因。

金融腐败的行为特征

1. 隐蔽性。从实际案例看，金融腐败涉及信贷、会计、储蓄、投资等多个操作部门，渗透到吸储、放贷、资金审批等多个工作环节中。由于金融市场交易过程日趋复杂，金融腐败很可能被合规合法的表面形式所掩盖。特别是随着金融业务创新力度不断加大和金融电子化、信息化快速发展，资本运作更趋智能化和复杂化，监管难度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金融腐败交易往往呈现长期性，如干股受贿、期权腐败等腐败形式，通常时间跨度较长，这就延长了腐败证据链条，加大了腐败行为因果关系的判定难度，使金融腐败行为更加隐蔽。

2. 专业性。金融领域的业务特征鲜明、市场工具丰富多样、专业化特点很强，无论是宏观形势和微观经济分析，还是经纪业务、自营业务、资管业务等，都需要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专业背景。这种金融体系所特有的专业性，使局外人难以准确理解和掌握相关业务流程，使外部监督者和金融机构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银行、保险、信托、证券、基金等机构推出了大量金融创新产品，有的业务环节还融入了更强的专业化技术手段，一旦信息披露不健全不透明，就可能为腐败提供滋生土壤。

3. 传染性。随着我国加大金融业务的监管力度，金融领域单独作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单一业务模块独立犯罪的概率也在降低。但是，现代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相互关联，特别是金融业务向综合性和创新性发展，同一业务链环环相扣，不同业务链交叉点众多，任何环节出现腐败问题，都可能传染至其他环节，这就导致金融腐败一旦出现，很可能是不同机构、不同个体的大规模“抱团腐败”。另外，金融圈相对较小，容易形成裙带关系，腐败可能在同学、朋友和亲属间传递，这也使金融腐败的亲缘案件较多，甚至监管者与监管对象之间也可能形成“腐败同盟”。

金融腐败的生成诱因

1. 客观诱因。腐败作为一种“预估之罪”，通常是个人或群体在权衡风险与回报之后的理性行为。对潜在的腐败者而言，稀缺性是导致腐败交易产生的核心因素。腐败激励因素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公职人员有权分配稀缺资源或对某类行为施加成本。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腐败的一项关键诱因是公共权力对资金这种稀缺性资源的垄断性配置，这为金融腐败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一方面，由于金融行业具有风险外溢性，政府对金融业必须实行较为严格的牌照准入和特许经营，对金融机构的资质提出一定要求。金融行业作为特许经营行业，客观上具备了一定的垄断性，存在设租寻租空间。同时，金融业处于实体产业资金运动的源头，是处理资金活动的中介，与财富的转移和保值增值密切相关，资金往来频繁的特点使金融业容易成为腐败行为利益输送的工具。特别是当前的金融业呈综合经营趋势，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相互渗透，互有交叉，许多金融企业成立子公司、分公司，开展各类业务，呈现出关系复杂化、业务混合化、利益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导致很多腐败行为往往借助金融活动完成。

另一方面，除了金融行业本身廉洁风险较高以外，当前的金融法治体系也存在薄弱环节，部分法律制度尚未健全。例如，新兴金融业务领域存在制度空白，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领域的法治体系尚未完善，有的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有的缺乏法律配套法规。又如，一些金融立法的内容过于强调原则性，对金融违法行为的规定总体偏向于粗疏，对许多具体的金融行为缺乏有针对性的严密规范，可操作性不强；在实践中，大量需要发挥作用的制度往往层级较低，导致立法的规制力较弱。

2. 主观诱因。相较其他行业，金融业通常潜藏着更为巨大的利益诱惑，不管是高级管理人员还是一般员工，都拥有较大的权力和权力异化的便利。面对巨额资金和专业性较强的业务工作，倘若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淡漠，思想防线被物欲的“洪水”冲毁，在业务开展过程中衍生和形成不良作风和陋习，就有可能走上贪腐之路。

总体而言，思想防线的失守有多种表现形式：一是 “江湖习气”积弊难除。在与市场主体的长期密切接触中，一些金融领域的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纪律意识淡薄，法律底线失守，浸透江湖习气，与私营企业主称兄道弟，“亲”“清”不分，自律自觉缺失，知规违规，知法犯法。二是“圈子文化”陋习犹在。少数金融领域的领导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中爱搞“小圈子”，圈中人对内抱团结盟，开展特殊利益交换；对外则以人划线，排除异己，掣肘使绊。实际上，这种“小圈子”也是源于市场经济趋利性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利益集团。三是“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爱虚荣、摆阔气、讲排场、高消费是金融领域长期存在的问题，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罔顾中央精神，纪律素养缺失、出入高档会所，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反四风”要求，贪污享乐，私欲膨胀。

更为严重的是，考虑到金融行业的特殊性，腐败易于传播蔓延，一旦不良作风和陋习导致“抱团腐败”在特定业务环节或特定部门发生，来自腐败同伴的群体压力，会使“站队”问题成为“圈外人”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要想不被孤立，只有挤进“圈子”，参与“抱团腐败”。只有挤进“圈子”，成为圈中人，才能获得特殊利益甚至本该享有的利益。在从众心理、利益考量和“法不责众”的心态下，“圈外人”就可能参与腐败行为，这也反映出现实中部分金融腐败的涉案人员从抵触、抗拒，到逐渐适应、习以为常的心态变化过程。

治理金融腐败的基本思路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金融反腐已成为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未来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一项重点工作。为了最大限度消除腐败的滋生土壤，有必要从制度和思想两方面着手，在进一步完善现行金融监管制度体系的同时，筑牢思想防线，坚持不懈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健全金融监管制度体系

我国主要有六大支柱抑制金融腐败：金融机构自身的自律监督；金融监管机构的外部行业社会监管；由财税、审计构成的外部社会监管；纪检监察机关的专责监督；公检法机关的法律监督；社会监督。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这套制度体系也存在监管套利、监管缺失等可能性和短板。对此，有必要提高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建立健全针对金融监管者的监督问责制度，尽可能剥离金融监管部门的发展职能而专事监管职能，纠正仅重事前审批、轻事中事后监管的倾向，明确其与被监管机构的关系。

完善部门间金融反腐协作机制，加强综合监管。金融反腐不同于一般性的金融业务工作，具有突出的政治意义，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一根本性问题。只有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和金融行业以及其他行业之间形成紧密协作，才能加大金融反腐力度。在金融业综合化发展的大趋势下，应当通过推进金融反腐体系建设加强不同监管者之间的分工合作，建立跨部门的综合监管协调机制和跨行业跨市场金融风险预警处置机制。除了要协调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还要协调好与税务、财政和审计等非专业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促使定期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法制化，明确交叉业务中的监管职责。

完善金融立法

完善金融立法是推进金融领域法治化进程的客观需要，也是加大腐败成本、提高执法效率的有效途径。时至今日，我国已经形成了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行业自律规则等层次的金融法律制度框架体系。然而，随着近年来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金融业面临着新的形势与实际需要，金融立法还存在许多与之不相适应的问题。

一方面，针对部分金融领域基础性制度缺失问题，有必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填补制度漏洞与不足，如尽快制定出台《期货法》《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等市场急需的法律法规。加强对依法规范互联网金融、投资理财产品等新兴金融业态的研究和立法工作。

另一方面，还需全面梳理现有金融法律法规，根据当前金融业的实际需要，修改完善《证券法》《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特别是通过制定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授权机制，对需要在执行中具体掌握或在实践中探索的相关事项，充分授权金融监管部门制定具体办法，避免频繁修改，提高金融立法效率。

涵养廉政文化，筑牢思想防线

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腐败斗争的实践经验表明，思想腐败是造成权力腐败、行为腐败、作风腐败和生活腐败的根源，因而需要“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双管齐下。首先需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应按照“忠、专、实”的衡量标准，选拔任用政治过硬、素质过硬、踏实肯干的金融干部人才，切实整治“以业绩论英雄”“以关系论能人”等不良用人风气。其次要强化对金融从业人员政治素养、职业操守和道德素质的培养，引导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和价值观。严格执行从业人员职业操守和行为准则，加强行业自律，推进以清正廉洁为核心的清廉金融文化建设。三是针对金融业公职人员特别是关键少数建立道德考核指标体系，在严防“有病入职，带病任职”的同时，还应做实同级同类干部警示教育，对普遍性和反复出现的金融腐败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坚持用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使公职人员心存敬畏、心有戒惧。

（编辑  尚鸣）

目前，全球气候变暖和全球要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不争的共识。世界各国无论是积极还是被动，都无可选择地朝着碳中和目标迈进。在这一进程中，欧美等西方发达工业国既是该议题的始作俑者，又占尽了国际道义高地和谋利先机，这就是碳缘政治的源头。

实现碳中和，要以相当高的经济成本为代价。据国际著名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估算，全球实现碳中和将累计损失75万亿美元GDP，其中仅中国就将损失20万亿美元。各国损失GDP的绝对值和相对值是多是少、该多该少，是碳缘政治中各方已经并在未来仍将不断博弈的焦点。

碳缘政治正悄然显现

随着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的不断推进，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形态悄然形成。所谓碳缘政治，是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体系中，国家之间引领与被引领、攫取或维护利益的行为和博弈，是影响全球资源重新配置和利益重新分配的重要杠杆。当前主导碳缘政治的是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它们占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道义高地，占据着能源科技的优势，控制着碳达峰碳中和话语权，左右着“双碳”进程，并不遗余力地忽悠、逼迫高碳消费、高碳排放国家作出更多、更进一步的承诺，将全球所有国家纳入由它们构筑的减碳轨道。

与地缘政治不同，碳缘政治将世界各国划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是以清洁能源消费为主的发达国家，包括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它们的能源消费结构中，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占比已分别达到22.4%和28.3%，而煤炭占比仅为12.6%。这类国家有明确的碳缘政治目标，不遗余力地推进温升1.5℃情境下的碳中和。美国则因油气资源丰富，是油气消费/碳排放大国，且实现了“能源独立”，为顾及其化石能源家族利益，特朗普政府背弃国际义务，一度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今后其政策可能“翻烧饼”。

第二类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国，其能源消费中煤炭仍占很高比例，碳排放居高不下；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新兴市场国家尤甚。中国能源消费的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占比分别仅为15.7%和8.2%，天然气占比尤其低，煤炭占比仍高居56.6%。印度的非化石能源和天然气占比分别为10.3%和6.7%，煤炭占比亦高达54.8%。这类国家在气候变化“国际道义”面前主动或被动作出“双碳”承诺，有些正在采取切实措施履行承诺，多数在盘算和观望。

第三类是依赖化石能源出口的资源国，以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沙特等中东北非资源型国家为代表。这类国家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要实现本国碳中和，另一方面要面对全球能源转型后化石能源需求急剧减少的尴尬局面，所以对碳中和的态度更趋保守和保留。这三类国家将围绕着“双碳”问题，进行一轮接着一轮的博弈。

西方碳缘政治玩家的三重目标

继续引领世界，保持领先优势

随着全球化的进展，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失去高科技领域绝对领先的优势。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升温2/1.5℃控制，在一众专家论证之后，便成为它们继续引领世界、保持领先优势的核心抓手，不遗余力地积极倡导和推进。目前它们仍在发号施令全球各国，围绕碳减排、碳中和与升温控制议题，并且凭借自身清洁能源消费占尽先机的优势，获取未来竞争优势。

利用低排放优势，广泛榨取碳利益

2019年12月，欧盟发布的《欧洲绿色新政》中提出了碳边境调节机制（俗称碳关税），要求欧盟进口的商品，须根据含碳量购买相应的碳排放配额，使进口商品与自产商品承担相同的碳成本。在该机制下的后续立法即将完成，预期在2026年将正式施行。碳关税一旦施行，将成为各国产品出口欧盟的重大障碍，引发一股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潮流，其他国家和经济体也将竞相效仿。与此同时，欧洲正在对贸易商品推行绿色论证和绿色标识，这又是一种新的非关税壁垒。

在这一安排下，发达国家利用自产商品低碳排放优势，一方面通过收取碳关税榨取他国利益，加上非关税壁垒抬高进口商品成本，削弱进口商品的竞争力，藉此支持本国经济，打击出口国经济。

扼杀化石能源出口国经济

化石能源出口是大多数资源国（如俄罗斯和中东国家）的经济支柱，其化石能源在GDP中占比、纳税占比、出口创汇占比都较高。全球一旦走向碳中和，对化石能源的需求将降至历史峰值的5%-10%，这些资源国为保有市场将面临激烈的竞争。如果不及时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寻求新的经济支柱，其前景堪忧。

左支右绌：资源国应对乏力

在应对气候变化各大里程碑上，各资源国虽然是议定书、协定和条约的签署国，基本没有落下任何一次、任何一个环节，但无论是减排行动还是对减排、温升、碳中和的认识，资源国并不是热心者、主动方或推动力。连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对于“双碳”都迟迟不肯跟进承诺，更遑论俄罗斯、沙特、尼日利亚这样经济实力不够强、更加依赖油气的国家了。它们对“双碳”承诺显得很被动，左支右绌、应对乏力。

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一直拖延到COP26峰会召开前，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才作出承诺。2021年10月13日，普京宣布致力于2060年碳中和；同年11月1日俄政府抛出粗线条的相关战略，计划半年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要求下属政府机构和企业据此制定相应战略规划。

该战略规划要求在维持减排和宏观经济稳定间平衡的前提下，2031年起进入减排阶段，确保到2050年（与未采取减排措施相比）总排放量减少6.91亿吨，吸收量增加6.65亿吨，净排放量减少13.56亿吨。不晚于2060年实现碳中和。

目前，俄罗斯发展新能源的基础几乎为零。据《BP统计年鉴》，2020年俄罗斯的水电与核电能力分别占世界的5%和8%，但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仅占世界总量的0.1%，相当于中国的0.4%。同期中国绿色能源占世界总量的27.4%，几乎与欧洲相当，为美国的1.56倍。由于化石能源极其丰富，俄对发展光伏、风电、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缺乏意愿，几乎是白纸一张。在固碳、发展CCUS（CO?捕集、利用和封存）/CCS（CO?捕集和封存）方面，俄最近刚在亚马尔LNG项目（由俄、法、中国企业合资，依靠中法两方技术资金支持）进行示范性试验。在发展碳交易市场方面，俄仅有萨哈林岛碳市场正在建设中。中国则于2021年初推出了覆盖全国的碳交易市场。

俄罗斯有苦难言。碳中和实现后，全球对化石能源的需求约为峰值的5%-20%。按高限20%测算，到2050年全球需求石油10亿吨（峰值按2020年需求量41.65亿吨的1.2倍计算）、天然气1.2万亿立方米（峰值按2020年需求量3.85万亿立方米的1.5倍计算）。这点市场“蛋糕”由如此多的资源国来瓜分，俄罗斯能分到多大的份额？对于经济和财政严重依赖油气出口的俄罗斯来说，这是不堪设想的，由此，尽快推进经济转型是俄罗斯的急迫战略任务。普京在宣布碳中和目标的同时宣布了新的LNG战略，要求到2035年俄LNG产能由原规划1亿吨提高到1.4亿吨，占全球份额的20%；当欧洲提出大力发展氢能时，俄随即提出向欧洲大量供应蓝氢（用天然气制氢并配套CCS）。如此一来将有大量二氧化碳需要在俄境内封存。

俄碳中和目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俄从今年起启动减碳项目，到2030年碳达峰时，碳排放总量需上升至9300万吨/年，比2019年增加4.4%；与不采取任何措施比，目标排放量只减少区区4100万吨（1.8%）；而碳汇（减碳）能力只增加区区400万吨/年，说明未来9年俄控排减排的措施力度有限。到2050年碳排放量比2030年减少3.82亿吨（17.3%），力度依然有限；但碳汇比2030年猛增6.61亿吨（增123.3%），这需要大力发展CCS/CCUS才可能完成。2050年后剩余的6.3亿吨/年要在10年内实现年度中和，又谈何容易。

可见，西方所玩的碳缘政治可能是资源国的梦魇，大概率将对其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甚至是毁灭性打击。

破解西方碳缘政治魔咒

履行“双碳”义务、兑现承诺，必须切实采取措施并加以落实。然而，履行承诺不是一切随着西方的调子起舞，不去认真算清这笔账。应该认真分析、面对和破解西方主导的碳缘政治。

破解西方碳缘政治，我国拥有自身的优势。一方面，发展新能源我们已初具规模，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已经达到15.7%，虽然不及发达国家，但绝对量远高于其他各国，很多方面居全球第一。2021年，我国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合计已达6.4亿千瓦，新能源车销量近500万台，占全球53%；氢能的配套发展也起步较快；储能电池发展势头良好，宁德时代电池已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37%。我国新能源科技已有长足进步，光伏、风电、特高压输电、核聚变等技术已经获得全球领先地位。

同时也要看到自身劣势。一是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煤炭等高碳能源消费占比过高；二是碳排放体量大，2020年碳排放量达到110亿吨，占全球的近1/3，减碳的任务十分艰巨；三是部分核心新能源科技仍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唯有认清形势、扬长避短，才能切实维护好自身利益，扭转当前不利局面，破解西方碳缘政治。

把控“双碳”节奏

大力发展新能源，改善能源结构，推动能源转型。国家规划已经明确，到2025、2030、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要达到20%、25%和80%。这就意味着化石能源消费比例将加速下降，能源结构将进行重大调整。要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氢能、核能、生物质能、地热等新能源和传统水电，到2030年碳达峰时，太阳能和风能装机容量要达到12亿千瓦。保持天然气消费适度增长，到2060年碳中和时，天然气消费需维持在5500亿立方米/年；为此要加快国内天然气开发，加快推进页岩气、煤层气、致密气等非常规天然气资源规模化开发。到2060年碳中和时，石油消费应维持在2亿吨/年左右。加快煤炭减量步伐，“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严控煤电装机规模，加快现役煤电机组节能升级和灵活性改造。在发展新能源强力减碳的同时，还需要发展负碳技术和产业，大力发展CCUS/CCS和森林碳汇。

从我国作出的“双碳”总体承诺出发，根据具体实际，安排“双碳”推进节奏。全国各行各业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安排减碳进展，切忌一窝蜂，更忌盲目跟风、紧跟西方的调门跑。中央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处理好减污降碳和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防止过度反应，确保安全降碳。能源的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减碳的节奏同样要握在自己手中。

在不折不扣完成“双碳”目标的前提下，减碳能晚些减时就未必要抢着早减，因为毕竟减碳需要成本，要付出代价；能在与西方斗争中争取到一些空间，就不要画地为牢、拘泥于西方的要求；能在低付出领域减，就不要去挑高付出领域减；能在（用）付出的同时也能有相当收益的领域（方式）减，就不要选择只付出无回报的领域，不要选择只付出无回报的减碳方式。这便是减碳的节奏。

保障能源安全，寻求“能源独立”

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始终要把能源安全作为前提。能源供应的安全一旦受到威胁，“双碳”的实施就很难一帆风顺。可能威胁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情况有：受欧美逼迫承担过高过多义务，化石能源消费减速过快；碳边境税过早过高、单边推行，碳非关税壁垒严重阻碍国际贸易，导致经济损失过大；履行减排义务过程中经济损失过重，导致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等。

实现碳中和的同时，以国内油气产量加上我国周边稳定的管道运输量，可基本实现我国能源独立目标，不再依赖于稳定供应性差的油气生产国和海上运输通道。2060年我国实现碳中和后，对石油和天然气的年需求分别大约为2亿吨和5500亿立方米，以国内的原油年产量（1.5-2亿吨）加上现有中俄、中哈、中缅原油管道的稳定年输量（8000万吨），基本可保证石油消费；以国内的天然气年产量（3500-4000亿立方米）加上增建后的中俄、中亚、中缅天然气管道年输量（2000亿立方米以上）和北极几个LNG项目年份额气（140-200亿立方米），也足以保证天然气消费。

在实施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根据中美冲突对抗的烈度预测，按上述能源独立的界定方法考虑，亦可一定程度地保障能源安全基本盘，辅之以一定的能源有序消费管理，可应对美国的封锁与讹诈。

大力发展能源科技

按照“双碳”目标，以下十个科技方向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包括：(1)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并网的智能电网技术；(2)长周期大容量的储能技术；(3)安全高效的核能技术；(4)推动道路交通降碳的先进电池技术；(5)实现船用燃料替代的关键技术；(6)实现工业深度脱碳的原料替代技术；(7)工业高品位热源替代技术；(8)低碳高效、因地制宜的供暖技术；(9)系统性节能提高能效技术；(10)CCUS/CCS等负碳排放技术。当然，传统化石能源中的煤炭地下气化和页岩油原位转化技术也需要格外关注和研发。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储能技术和“人造太阳”（可控核聚变）技术。储能技术如获得突破性进步，新能源的利用将呈几何级进展。我国“人造太阳”技术已经领先于世界，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物理研究所已成功实现可重复的1.2亿℃101秒、1.6亿℃20秒和7000万℃1056秒等离子体运行；成都可控核聚变研究装置中国环流器二号M(HL-2M)核聚变已将内部温度升高到2亿℃，相当于太阳中心温度的13倍。但该项技术距实际利用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一旦技术可控制、驾驭和利用，仅一两个人造太阳就够全人类所用，而且所需原料“氘”在海水中富含，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借力使力推动能源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推进“双碳”，首先意味着煤炭等高碳能源产业的逐渐萎缩，代之而起的新能源产业有光伏、风能、氢能、地热能、生物质能、核能等产业，以及新能源汽车、新材料、CCUS/CCS、伴生资源、稀有金属等产业的蓬勃兴起。这里详细谈及个别特殊产业。

一是大力发展CCUS/CCS产业。IPCC称，没有CCUS/CCS很难完成减排目标；到2050年CCUS/CCS将贡献全球减排量的13%。目前全球已有65个商业CCUS/CCS项目，其中26个在运行、2个暂停、3个在建、13个待完成投资决定、21个处于早期论证阶段，每年永久封存二氧化碳4000万吨。有34个试点和示范项目、8个CCS技术测试中心。拟建和在建的商业CCS项目有两大进展：一是美国枢纽和集群，通过规模效应大大降低二氧化碳封存单位成本，以商业协同效应降低投资风险。大多数新增商业设施可使用CarbonSAFE二氧化碳封存枢纽；二是英国2个新项目与亨伯零碳集群有关，亨伯将成为英国第一个净零产业集群。我国CCUS产业也已起步，如中石油新疆CCUS技术测试中心是全球八大中心之一，新疆油田和吉林油田等已建成30万吨/年以上规模的CCUS项目；大庆油田和中石化胜利油田100万吨/年CCUS项目已经启动，正全力建设。CCUS/CCS产业发展空间无限，按目前碳排放水平，要实现碳中和，全球每年需要封存二氧化碳 68.1亿吨(524×13%)，中国每年需要封存14.3亿吨(110×13%)。

二是发展碳交易市场。作为“双碳”的辅助工具之一，碳交易市场可起到碳价格发现、筹集资金等作用，有效促进碳中和进程，是前景较好的新兴服务业。全球碳交易市场尚在成长中，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已运行的市场，包括1个超国家机构（欧盟成员国、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8个国家（中国、德国、哈萨克斯坦、墨西哥、新西兰、韩国、瑞士、英国）和24个一级行政区，其管辖区占全球GDP的54%，覆盖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16%，区域人口占全球近1/3。第二类是正在建设中的碳市场，拥有明确授权或在起草相关法律法规，包括哥伦比亚、乌克兰、黑山、越南、印尼和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俄罗斯萨哈林岛。第三类是正在准备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巴西、智利、芬兰、土耳其、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日本和美国华盛顿州等。全球碳市场已通过拍卖配额为促进碳中和筹集资金1000亿美元以上。我国在8省市试点的基础上，于2021年初启动了全国碳交易市场，但目前交易还不够活跃，交易价格较低，交易量有限。2021年第一个履约周期累计成交额仅1.4亿吨，累计成交额58亿元。总体看，碳交易市场发展前景看好。

三是发展伴生资源开采产业。在油气开采过程中，曾经一度被忽略的伴生资源应得到保护和开采，如辽河油田的铀、铼、钪等伴生战略资源和稀有金属矿、塔里木油田的伴生战略资源氦气、青海油田的可制备粗碳酸锂的卤水等资源，都具备产业发展条件。

四是发展稀有金属采掘和冶炼加工产业。碳中和将大幅推高对铝、铜、锌、镍等稀有金属的需求。据伍德麦肯兹测算，在基础情境下实现能源转换所需铝、铜、锌、镍和铅的全球年需求量，将分别增加1500万吨、1100万吨、480万吨、230万吨和620万吨；在加速实现碳中和、气温上升控制在2℃情境下，对前四种金属的年需求量需进一步增加680万吨、360万吨、80万吨和100万吨（10%-16%）。另一方面，碳中和还将抬高稀有金属的成本和价格，据测算，到2025年，1.5℃情境下铝、铜、镍等金属成本和价格将升高118%、54%和34%。届时这些金属的采掘和冶炼加工产业将得到大发展，部分稀有金属甚至可能出现全球性短缺。

前文提到，实现碳中和将使我国GDP累计损失20万亿美元，这是加速能源转型的巨额成本和代价。另一方面，发展新兴的新能源产业又可创造巨大投资机会。据我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估算，碳中和将为我国创造138万亿元投资机会，其中2021-2030年为22万亿元、2031-2060年116万亿元。如果把握得当，善于借力使力，GDP的损失可以从新的投资机会中得到弥补。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在全球迈向碳中和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国家所履行的义务理应不同，公平原则理应得到切实体现，碳关税理应对发展中国家有相应照顾性安排，而不进行斗争是不可能自动实现的。在2021年11月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各方提出的7个方案（IPCC方案、G8方案、UNDP方案、OECD方案、Garnaut方案、CCPSM方案和Srensen方案），没有一个对发展中国家给予了恰当的照顾，没有一个对公平原则体现到位。

西方发达工业国碳排放几百年了，如今轮到发展中国家求发展的时候，忽然不让碳排放了；西方发达国家能源消费已经趋于清洁化、易于实现碳中和了，却拉着消费高碳能源为主“吃粗粮”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只许“吃细粮”；西方发达国家花费上百年才可能实现的碳中和，却要拉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短短三四十年里强制实现。这些都显然有失公平，这些细账必须在西方人面前算清楚，首先让西方世界背负道义责任，其次让西方世界承担更大、更多义务。为此需要与西方发达国家作长期艰苦的斗争。

欧盟即将推出碳关税，正在推行绿色认证和绿色标识。可以预期，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也将紧随其后。这一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有损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新的碳缘政治安排如何破解，需要我们以无可辩驳的数据面对西方国家的苛求，维护和争取自身正当权益。

中国作为第二类国家的代表，既要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和权力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也要为第二类国家的多数、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仗义执言，始终和它们站在一起，与它们一道共同维护和争取自身的利益。

（编辑  碣石）

近期，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邀请专家学者围绕2022年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国际科技竞争态势及挑战进行研判，探讨如何下好先手棋，更好地应对百年大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的复杂局面，推进我国经济加快发展，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中赢得主动权的途径和办法。

放缓还是复苏，全球经济压力增大前景不明朗

　2021年，全球经济强劲反弹，但受新冠疫情大流行持续、多国通胀居高不下、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深度调整、大宗商品供应短缺和劳动力短缺等因素影响，2022年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上升，下行压力和通胀风险并存。短期看，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策调整动向将是影响全球经济走势的一个最主要变量，特别是随着美国退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美联储加快紧缩步伐，利率上升如过快将对美国消费、投资需求形成抑制，可能导致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余永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重要国际机构预测，2022年美国GDP增速大致在3%-4%之间，比2021年略低。美国政策调整将对中国的国际收支造成不利影响，人民币贬值压力会有所上升，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受到一定影响。 只要人民币汇率保持足够弹性，对资本的跨境流通保持必要的监管，外部环境的变化不会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造成很大影响。

　　张宇燕（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如果不能消除发达国家与贫困国家在疫苗接种率上的巨大差异，未来几年全球复苏将受阻。即便疫情冲击逐渐消退，世界经济复苏仍然面临之前已存在的各种掣肘，其中有些因素因应对疫情而变得更加严重。短期看，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还是政策风险，主要发达国家应对通胀、维持复苏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如果失当，将可能引发资产价格动荡暴跌，扼杀脆弱的经济复苏，将经济推入滞胀通道，进而殃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长期看，掣肘全球经济的因素包括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的债务、劳动生产率增速迟缓、金融监管持久性存在漏洞，特别是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等。目前看不到科技创新可能带来的新增长点。预测未来3-5年，全球经济仍处在中低速增长区间（3%-3.5%），当然各国各地区增速会存在显著差异。　　

　　胡鞍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全球大变局加速，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包括国际贸易、投资、金融及国际交往（旅游）等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疫情既有可能短期化（2-3年），也有可能中长期化（5-10年左右），这将进一步加剧主要经济体分化，促进全球经济格局多极化趋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严重干扰，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吕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对美国近期经济走势的预测：（1）劳动力市场紧张，由此带来产能不足，本国产业链断裂的情况将会持续；（2）通胀将持续，美联储被迫加息，缩表势所必然；（3）加息可能触发股市崩盘，而股市是美国经济最后的蓄水池。美国持续了20年的货币宽松政策，牛市已很难维持下去了。

　　发展中国家总共外债是8.7万亿美元，随着美国货币政策转向，会引起资本外逃带来的一些问题。反映在固定收益上，主要金融市场国债收益率曲线将会上行，推高价格调整风险和期限溢价风险，债券融资成本将上升，并有可能使违约率上升。反映在股票市场上，高位回调的风险加大，尤其考虑到在成本推进的情况下，企业盈利能力减弱，有可能会使调整幅度加大。

通胀还是通缩，宏观政策面临抉择

　　余永定：自2021年三季度以来，发达经济体，尤其美国的增长势头放缓，同时物价大幅上扬。过去十几年，西方国家的主要问题是通货收缩，通胀率始终低于2%。2021年美国通货膨胀率开始上升，10-12月通胀率分别达6.2%、6.8%、7%，这是几十年没有发生过的事。关于通胀的原因有巨大争议，一派以美联储为代表，认为通货膨胀是疫情导致的供给冲击（供应链中断）造成的，另一派认为是美国极端扩张性的货币宽松政策造成的。

　　张宇燕：目前多数经济体通胀压力加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对未来物价趋势的判断和政策把握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应采取措施抑制通胀。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通胀压力加大是暂时现象。两方意见各有道理，不过，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央行政策工具箱中，治理通胀的工具数量多、空间大，远超对付通缩的工具。IMF预计，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压力将持续存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短期通胀压力不小，但中长期会缓解，同时不排除出现某种程度的滞胀的可能性。

增速问题还是结构问题，稳经济需要新思维

余永定：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处于低通胀或通缩状态。PPI（生产价格指数）从2012年3月起连续54个月负增长，2021年上半年CPI和PPI维持低位，下半年PPI上涨较快。最新数字显示CPI保持低水平，PPI已开始回落。没有通货膨胀，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速可以进一步提高。

李若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我国的财政赤字率（财政赤字/GDP）多年来不到3%，还有相当的政策空间。

余永定：有人习惯把宏观经济之外的所有问题统称结构性问题。但要注意：（1）结构因素是慢变量，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但不能用来笼统解释某个年度、季度的经济增速及变动原因。中国2010年第一季度增速是12.2%，从那时起一路降到7%，现在还有下降的可能，笼统用结构因素解释“应该降到多少”显然是说不通的。（2）结构性因素有多种，不同时期的影响各不相同，在给定时期内，单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也有特例，如2020年的疫情冲击）。（3）有些结构性因素可以互相抵消，如人口老龄化的负作用一定程度上可由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所抵消。（4）结构性因素对短期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要经过很长的因果链，必须分析各个环节、各因果链条的综合作用如何对消费、投资、政府开支、进出口以及生产条件等具体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而不能跳过这些环节，直接得出经济增速预测值。（5）对影响宏观经济的短期问题（如消费）进行具体分析，可从一系列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去认识，有助于判定消费变化的趋势、经济政策的选择及其效应。不应该把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和结构性改革对立起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也给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条件。总之，增长不是一切，但没有增长就没有一切。用财政货币政策推动增长，央行可支持财政压低利息率，降低财政融资成本，支持地方政府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

江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一个健康的经济结构应该是低成本运行的，现在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新增融资中，三分之一用来还息，这样高的财务成本怎么持续？而且还有大量不可计量的成本。这导致我们企业的运行越来越艰难。又比如房地产派生的巨大金融风险，它暴露了我们的金融监管远远不到位，房地产暴利背后是金融监管存在严重的漏洞。恒大平均一天3亿元借贷，谁拿到这3亿贷款都可以做成巨无霸的企业。经济一旦下行，就如海水退潮，这时才能发现谁在“裸泳”。

　　朱之鑫（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世界经济将开始新一轮周期。美国目前通胀率是30年最高（6.8%），欧洲是25年最高（4.9%），值得关注。判断国际经济形势，我们要特别注意美国的货币政策，注意产业链的调整，注意地缘政治对信息产业和能源产业的影响，以及资本回归美国带来的影响。要注意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问题。当前房地产贷款54万亿，其中42%-54%是预付款的。我国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同时有12000亿美元外债，外债中一半为房地产商借债，仅恒大就有2亿多外债。股市每天交易额中25%有外资的影子。小银行不良贷款率很高。这些都要进行详细研究。

宏观经济理论面临挑战

曹和平（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宏观经济分析一般使用总量均衡模型，即当年总需求（消费+投资+政府采购+净进口）=总供给（国民生产总值）。总均衡模型有三个限制性条件。一是劳动市场均衡，即菲利普斯曲线（经济下行对应失业增加）。但美国从2008年以来经济持续下行，失业率却不断下降。我国2011-2020年GDP增速从11.4%降至2.3%，失业率也一直处于低水平。劳动市场规律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经济，它的劳动就业弹性（就业边际增长：GDP边际增长）远高于传统产业的劳动就业弹性。二是货币需求函数。美国前些年增发货币6.9万亿美元，去年增发2万亿美元，但2021年物价指数不到10%。为什么？一个解释是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人们的手持现金和商业银行3个月储蓄替代了资产理财投资，商业银行储蓄大幅度下降，非银行机构用很小的一点流动性，可以经营非常大的一块资产。三是传统生产函数（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认为，生产规模扩大伴随边际成本上升，导致边际收益率下降。可是阿里、拼多多之类平台型企业，新增营业额并没有导致边际收益递减，因为它的边际成本是0。所以用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思考和判断今天的经济增长，要注意它的局限性。稳预期不仅要稳定消费者的预期，生产者的预期变得更加重要。这两个预期稳不住，将可能抑制消费者和企业家的行为，并影响到中长期的经济表现。

断链还是重构，全球供应链和生产链面临挑战

　　在疫情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双重作用下，过去一年芯片短缺、能源供应不足、航运不畅和运费暴涨，成为全球供应链主要痛点。迫使企业押注效率低但抵抗力强的供应链，最终推高价格。近期情况显示，部分跨国供应链中断，面临重构，一些产业正加速转移，供应链风险凸显。引起了国内外决策者、专家学者深刻反思。

　　朱宏任（中国企业联合会理事长）：国际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形成是全球化的产物。跨国公司和它们背后的国家力量是主要的推动因素。全球产业链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依赖性，围绕产业链形成的供应链则支持在全球组织资源。加入全球产业链的企业，由其科技含量和对产业链的控制能力决定利润的分配。波音公司上世纪60年代生产波音707时，只有约2%的零件在海外生产，以后逐渐由波音总部负责总体设计和系统集成，确定技术标准和合规标准。本世纪初生产787时，零部件制造90%在海外生产（涉及40多国企业），在美国组装试飞取证，波音掌控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管理和品牌管理，获取90%的利润。

　　中国加入WTO以后，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获取了巨大发展空间，制造能力得到极大提升，规模连续13年位居世界榜首，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逐渐稳固。但总体来说，我国制造业还处于中低端水平。如何向高端攀登？有人误以为只要在中低端的时间足够长，就可延续到高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发达国家力图通过设计、技术、品牌、供应链的管理，把你锁定在中低端。向产业高端前进没有别的路，只有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张宇燕：我国供应链风险实际上是很大的。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升一向被认为是地缘政治稳定的源泉，现在则被人认为是致命弱点，因为供应的高集中度意味着高依赖度，事关大国博弈，即“国家安全”。基于此，美国西方国家正陆续出台一系列旨在提高本土化率的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或使供应链多样化。美国有人公开鼓吹中美“脱钩”，执意切断两国高科技领域的交流，去年给了中国8万多留学生签证，其中去MIT学习的一个也没有。麦肯锡估计未来5年，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四分之一或者回国，或者转换到其他国家，涉及1.9--4.6万亿美元。

　　朱之鑫：所谓供给冲击主要指“一高四缺”，高就是价格高，四缺是缺芯片、缺电、缺煤、缺集装箱。人们常讲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还要关注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首先要“稳链”，其次要“补链”，第三要“优链”“强链”，不要一股脑都往某个热点上投资。

　　吕建中（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专职副主任）：我们分析全球能源供给危机，影响全球能源供需失衡的因素有四方面：（1）周期性供需失衡。能源消费和供给有周期性，新冠疫情期间需求大幅下跌，供给侧投资不足，疫情稍微好转之后需求抬头，但是供给跟不上。（2）结构性调整。我国能源资源存在错配，新能源投资，有风的地方不需要那么多电，需要电的地方风力和光照资源少。（3）金融性投机。能源资源比较安全, 货币“大水漫灌”后部分资金转移到能源领域。（4）极端天气影响。去年欧洲遭遇极端天气，可再生能源发电乏力，核电大国法国又停机，不得不从德国进口电。欧洲主要依靠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由于乌克兰危机，加重了天然气市场恐慌情绪，使欧洲能源危机加重。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美国等西方政客针对中国提出撤资中国、制造业外迁、去中国化、脱钩论等等言论，并搞了一系列小动作。全球供应链正发生巨大改变，朝着本土化、区域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中国需要探寻有效的对策思路：一方面，对于全球产业分工的演进重构要尽可能因势利导，在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中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在积极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中，通过高水平开放，化解部分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带来的风险，保障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脱钩”或“小院高墙”，科技创新战略亟须调整

美国在特朗普时代把贸易战作为打压中国的主要手段，拜登上台以来，将中美竞争主战场切换到科技领域。拜登政府在科技领域推行“选择性脱钩”或“小院高墙”战略。

与美国的科技博弈，要穿透他们散布的“选择性披露”迷雾。

卢周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美国白宫经济科技办公室前不久发布的《选择性披露：应对长期性战争的战略性措施》报告，认为在科技领域，常规的竞争办法只能暂时延缓中国发展的速度，无法从根本上遏制中国在技术上的最终赶超，故提出“极限竞争”理论，利用其技术领先的优势，向我们不断披露美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研发重点和技术成果，其中真假混杂，隐藏着技术迷雾，埋下技术陷阱，诱骗我跟进的同时误导我技术发展路径，进而消耗我有限资源，迟滞我发展的速度。报告提出了五个作战样式：（1）炫耀先进实力，威慑讹诈对手。（2）在已经走通的技术方向上释放错误诱导，防止跟踪或者后来居上。（3）在已经证明此路不通的技术方向全力公关，制造虚假繁荣，诱骗对手跟进。（4）在并行技术造谣抹黑，贴上“剽窃知识产权”标签对我诋毁，迟滞我方进展。（5）对走过大量弯路、付出过沉重代价的技术领域，把弯路、歧路描述成正道。

　　李若谷：对美国推行的科技脱钩不应再有幻想。应对脱钩的一个最重要突破点是人才。我们很多先进的科技企业都是回来的人创造的，大疆就是从美国硅谷回来的人搞起来的。要坚持不懈实施吸引人才政策，让海外科技人才有信心回来发展。

高梁（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拜登政府认为特朗普时期对华打击面太宽，同时也打击了美国在华投资的高科技公司和本国的消费者；对中国的科技封锁过于严厉反而刺激中国加快科技自主研发。所以美国缓一步，提出“小院高墙”思路：（1）在美方占有明显优势的技术领域对华严格封锁，一般科技领域保持合作，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如芯片要继续对中国出口、占领中国市场。他们有一个新的提法“分叉论”，就是有合有分。（2）对人才限制隔离，严格限制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的STEM（科技工数）专业求学，限制中国赴美学术交流，对在美华裔科学家实行监控，不准他们参与敏感课题或进入涉密实验室等，对打算回国的华裔顶尖科学家不择手段地限制迫害，阴狠毒辣。（3）组织遏制中国的国际联盟，特别是对网络和5G技术在不同地区实行分级管控。

我们要准备打持久战、总体战。首先要加快自己的科技研发速度，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解决创新链各环节的“堵点”“痛点”，提高创新体系的整体效率。其次，在事关国家社会安全的敏感技术短板方面，要未雨绸缪。第三，我国发展、开放和安全战略应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创新驱动战略包括了科技问题和产业化问题，创新链的“政产学研用”各环节，“用”即科技成果产业化非常关键。我们企业自主研发的科技成果和新产品，必须以有竞争力的性价比取得用户信任，通过供需双方反复切磋、不断完善，逐步扭转国内市场长期被跨国公司占领的态势，发展自己的科技创新产品。国家对处于弱势的本国科技型企业，应该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如果过分强调市场开放、缺乏相应的政策平衡，高科技产品的产业化问题就始终是实施“双循环”的“痛点”和“堵点”，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也难以落实。

眭纪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科院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目前我国研发投入总量仅次于美国，研发强度2021年达2.4%，已超过欧盟的平均水平，我国科学家发表论文、申请专利都是世界第一；创新发展的效果也很显著。但我们的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创新力量布局有待优化，评价体系、科研生态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一是新科技革命的挑战，过去我们主要是追赶型发展，原有模式不利于颠覆性创新的产生。二是全球化和国际科技合作遭到保护主义干扰，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毫不掩饰。三是我们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对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满足这个要求。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美间战略博弈斗争是全方位和长期性的，涵盖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各领域，是持久战，是力量与力量之间的掰手腕；其表象是贸易之争，背后是产业之争，核心是利益之争，实质是道路之争。博弈真正的制高点是科技，是关键核心技术。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已的事，从体制、机制各个方面来探索建立新型的举国体制，攻克卡脖子技术，力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当前国外政治经济环境仍然严峻复杂，疫情防控存在不确定性，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外溢效应有所显现。需要防范对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特别是要重视各种风险因素叠加对经济增长造成系统性冲击。

与会专家认为，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我国少数领域在领跑，部分领域在并跑，多数领域还是在跟跑。要和美国人抢时间、争速度。要正确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发挥广大科技人员和企业的创新动力，在重大战略性领域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尽快实现技术突破。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指针，更加注重原始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力争在更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形成局部优势，在芯片、关键原材料、工业软件、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加强科技攻关，培育创新型的领军企业，培育高端的科技领军人才。

　　（编辑  尚鸣）

生态产品是我国当前最短缺、最需发展的产品类型之一。2021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文件中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进行了系统化、制度化阐述，为构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具体路径以及制度保障指明了方向。各地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供给和价值实现，颁布了系列的政策措施，使之成为平衡发展和保护的重要举措。但是当前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都还时日尚浅，存在很多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生态产品可划分为公共资源、生态公共产品、生态私人产品和生态俱乐部四类产品。生态产品生产、交换、分配的基础是自然资源的产权，难点在于公共资源和生态俱乐部产品的供给和管理。生态公共产品产权大多归国家所有，生态私人产品产权归集体所有，而生态俱乐部产品、公共资源产品的产权大多为二者混合所有。生态资源的产权交易是通过对产权进行赋能或者赋利，使其成为可抵押、可融资的生态资产，进而将生态产品的非市场价值转化成市场价值。

现行自然资源所有权包括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两种类型。产权主体不同，其价值实现路径多有不同。对于集体所有权的自然资源在于使集体尤其是集体成员基于其自然资源获得利益，具体是以将生态资源的优势转化为生态产品、或经过生态资产优化配置、绿色产业组合、金融市场工具嫁接等方式实现生态资源增值。而国家所有权的自然资源管理的目标在于通过制度安排实现自然资源服务全民和持续发展的有效契合，使得自然资源权力束多样化以及合理化，最终推动自然资源利用的负外部性内部化，充分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调动使用者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实践中，各地往往统筹考虑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通过生态环境修复、发展绿色产业等途径使长期收益与短期成本相平衡，促进生态产品实现其价值。主要有两种类型的自然资源的价值化形式。

集体所有自然资源——发展生态产业

生态产业主要包括生态农业（含加工业）以及生态旅游，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自然保护区周边的生态产业发展。

生态农业是自然保护地周边产业的基础，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将传统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结合，利用传统农业精华，运用系列的措施，比如政策设计或者科技手段，设计相应的生态工程或者产业项目以协调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进而使得农业生产和生态保护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形成高质量的农业，进而获得较高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例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引导和扶持朱鹮栖息地社区农民种植绿色水稻，探索既促进朱鹮栖息地生态环境保护又能增加农民收入的协调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和栖息地保护双赢的案例，得到业内普遍认可。

生态旅游业是凭借生态旅游资源，以旅游设施为基础，实现旅游、保护、扶贫及环境教育等功能的旅游产业。与传统的大众旅游相比，生态旅游侧重对生态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比如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开展环境教育等，进而推动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模式的目标是使人类在欣赏大自然的同时不损害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并使人类认识到要保护自然，减少旅游等人为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同时，旅游活动也会为生态保护提供资金。生态旅游为当地居民增加大量就业的机会，鼓励其参与自然保护，以建立餐馆、旅馆、土特产商店的方式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1）“金骏眉”生态产品品牌发展经验。“金骏眉”品牌茶叶，是将资源环境优势转化成产品品质优势，并且通过品牌将产品品质的优势固化为价格优势和销售量优势的成功案例。从1986年开始，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将区域内10%的集体林划分为固定生产区域，供群众发展毛竹、茶叶、养蜂等生态产业；其余90%区域面积的自然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近10年来，核心区桐木村的茶山面积基本没有扩大，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不断增长，初步实现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这是“中国自然保护区较好解决保护和发展矛盾问题的一个成功典范”。

从操作过程来看，农户主要负责初级制作过程，而企业则主要负责在此基础上对产业的升级打造，比如后期的茶叶加工、制作、销售和品牌打造上对红茶产业进行升级，使红茶产品结构不断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高集约的方向演进，促进产品结构升级以及资金和劳动力向二产、三产集中和聚集，进而形成了以生态优势知名的品牌金骏眉，这也是我国早期较为成功的生态产品品牌探索。

（2）保护地友好体系的品牌发展经验。保护地友好体系（全称“自然保护地友好产品增值体系”，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解焱博士发起，实行会员加盟制）是专门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其周边生态产品的品牌体系。其特征是在自然保护地周边社区发掘并推广环境友好和健康友好的农副产品和文旅产品，主要出售给城市地区或者游客，并将收益返还给社区用于开展自然保护工作。该体系将消费者、保护地社区居民与保护区管理机构联系起来，通过合作伙伴建立完整的、具有保护价值的产业链，向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生态产品，逐渐引导其生活方式转变并获得收益，进而反哺当地社区老百姓，在自然保护地建立起可持续的自然保护机制。

比如，社会组织桃花源基金会积极参与到了保护地友好体系建设中，两者合力推进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并重。在保护区的外围，以生态产业扶贫为核心，要求村民按照生态的方法种植、生产、开发高品质的生态产品，随后借助桃花源基金会以及保护地体系组织的力量将这些生态产品推向市场。桃花源基金会支持的生态产品统一以“桃花制”的名义出售。“桃花制”品牌意味着这些产品来自于最优的生态环境保护区，有着严格的产品品质控制体系，是值得消费者信赖的、自然健康的农副产品，产品销售收入同时用于当地生态环境保护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目前的产品有四川老河沟自然保护区的花生、蜂蜜、蜂蜜酒，八月林保护区的明前绿茶等。

国家所有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1）基于NbS的山水林田湖综合保护修复和利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简称NbS）由世界银行于2008年首次正式提出，通过保护、可持续利用和修复自然或变化的生态系统来有效应对经济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和挑战，并促进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的解决措施。与传统生态保护工作相比，NbS以保障自然生态的同时提高社会福祉为目标，主要手段是对生态系统进行有效管理，提倡依靠自然解决，促进生态保护的同时推动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NbS的核心源于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的丰富多样的服务和功能，即生态产品。自然资源的外部性以及资本的“逐利性”使得以消耗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低投入高利润行业不断开采自然资源（比如矿业），定价主体的缺乏导致其价值往往被忽视或低估，造成市场成本和收益的扭曲及市场失灵。NbS通过对自然资源合理管理，能够有效减少商业对自然资源开采的依赖，将其重心转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商业项目中的NbS可为企业提供持续增长的机会，进而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推动创新盈利模式研发以及不断增加收入来源。

 “山+水”——广东粤北南岭典型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韶关市在粤北南岭山区持续开展针对矿产资源开发的大规模整顿和规范矿产工作，先后关闭了一批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小型矿山，从源头上遏制了当地生态环境恶化。粤北南岭山区也成为矿山地质环境重点治理区和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当地从NbS视角提出了依靠自然的途径解决重金属污染矿业废弃地的生态修复问题，明确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共治中的基本原则之一，即“依山就势重塑地形、因势利导疏导水流、柔性防护稳定边坡”。以此为基础，开展了粤北南岭山区废土堆生态修复工程，采用场地平整、清污分流、土壤改良、植被恢复、边坡生态袋植生和立体植被配置等关键技术进行生态修复，并建立了监测机制与优化措施不断对矿地生态修复方案进行调整，以保证修复效益的最大化。在大宝山矿区生态修复中，项目设计了一些基本的标准，比如遵循自然原理的生态修复规划等。实施了若干生态修复工程以及适应性生态修复管理，比如在地貌重塑、土壤重构和植被修复等基础上，培育了人工参与管理的植被群落系统；鼓励修复过程中选择乡土的树种，提高了植物自身的抗逆性和植物群落物种的多样性，增加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防止外来物种入侵的同时，使得废弃矿山在修复中逐步成为一个自我完善、正向演替的自然生态系统。NbS这一理念的落实保障了修复后的矿山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和自然资源管理的可持续性，最关键是其成本相对较低，并且后续也为场地的再次开发和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湖+林”——云南抚仙湖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在云南抚仙湖流域生态保护修复中，在“修山扩林、调田节水、生境修复、控污治河、保湖管理”并重的原则下，当地开展了修复抚仙湖流域的有关的生态修复项目，提升了流域生态环境承载力，保障了水体洁净和流域生态安全。根据抚仙湖流域生态环境状况与人为活动压力的情况，抚仙湖流域被划分为三大分区（水源涵养区、绿色发展区与护体保护区）和5个功能区，并且根据区域特点设定不同的保护策略。在流域空间格局优化与管控的基础上，项目设计了修山扩林、调田节水、控污治河、生态修复、保湖管理五大类共47项工程。其中，NbS理念是上述工程项目的重要指南。

耕地腾退和保护项目建设加大了抚仙湖当地政府的经济负担。从长远来看，单靠政府资金注入难以完成生态保护修复全链条的管理和维护。因此，当地也积极在生态修复的基础上进行保护、利用和开发。以削减农业面源污染为目标，以休耕及种植结构调整为手段、土地流转为抓手，发展节肥节水节药型生态农业，实现了农业园区的污染“零排放”。将废弃的磷矿改造，建设了污水处理厂，废弃矿渣用于附近土地平整，满足当地发展用地需求的同时，解决了周边生活污水和工业园区的工业废水处理问题；通过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工程对抚仙湖周边拆迁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进行处理，制作成混凝土和脱水砖，让生态修复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变废为宝，推动抚仙湖建筑产业可持续发展；此外，抚仙湖流域正在建设特色小镇，建成后将安置生态搬迁的群众，并带动群众就业、创业。

（2）生态银行的构建。生态银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银行，而是由政府搭建的专门对自然资源生态权属进行交易的平台。它的主要使命是对经济建设和开发活动引发的对生态系统或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进行修复或者补偿，促进“生物多样性中和”（Bio-diversity offset），最终实现“自然资本增值”或“生物多样性净增益”。

参考美国湿地缓解银行、澳大利亚生态银行、德国生态账户制度等，结合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现状，生态银行可以进行如下的制度设计：

首先，调整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法律法规，生物多样性净零损失应该成为规划以及重大工程项目的法定要求。规划、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需要对其选址、设计、施工等过程，特别是要对运营和生产阶段可能对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和分析，并核算生态信用变化的情况。工程项目在不能回避、削减的前提下要对生物多样性实施中和措施，优先就地保护和修复，然后通过购买生态信用抵消项目所产生的损失。其次，设立生态银行，对“生态信用”收储并交易。银行以“生态信用”为标的物。买方（借款方）是从事开发建设活动、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造成损害的开发者；而卖方（存款方）是保护者和修复者,通过保留、优化、恢复和新建生态系统四种方式产生或增加、存储“生态信用”。交易的进行以合同文书的签署为标志，合同中需指出保护修复的现状目标、地点位置、“生态信用”额度、工作计划、维护计划、监测方式、管理计划等，要明确不同时期的修复和管理责任。保护者或修复者承担相应的保护修复任务，并允许其在完成保护修复任务之后将长期的管理责任转移给地方政府、土地所有者或非政府组织等。土地所有者和生态多样性银行以签订保护协议的方式规范权责利。可由自然资源的主管部门主导设立生态银行，负责批准开发建设和颁发许可证，明确开发者在购买信用时的补偿责任，并监督银行的设立、营建和管理。交易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影响因素包括区域的位置、土地的价值、保护修复成本、生态服务功能以及物种多样性的变化等因素。

政策建议及思考

自然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需要以下基本的政策环境：

以产权约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

明晰的产权界定和完善的法律制度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在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过程中，要发挥政策优势，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构建法律保障制度。如健全生态资产确权登记制度规范，有序推进自然资源的统一确权、登记；丰富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的类型，界定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等权责归属，明确生态产品权责的归属；清晰化自然资源资产的权属关系和生态产品市场主体的责任和义务，保障对生态产品市场的有效监督。建立以产权约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包含三个层次：（1）从法律和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上明确生态产品归属，逐步实现对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2）清晰界定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主体和其权利。（3）规范自然资源的使用权，保障资产收益权，激活资产转让权，理顺资产的监管权。总之，需要统筹建立自然资源产权体系，保障其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明确的政府责任

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市场化、多元化实现，要明晰各层级政府间的责任边界，中央政府负责全国性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地方政府负责区域或流域性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而村集体组织负责社区性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政府是生态产品最大的供给者，应重点通过控制污染排放、加大生态系统修复等方式扩大生态产品的供给，保证生态系统能够持续提供形式多样的生态产品。此外，政府可适度调整产品价格，推动消费者对生产、消费等活动引发的负外部性付费，以此引导生产和消费向可持续方向发展。

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方式

优先支持我国生态重要性最高、生态系统最脆弱的地区进行生态补偿相关的制度改革，特别是重点生态功能区以及国家公园等重要的自然保护地。要展开跨区域协调联动，推动建立横向的生态补偿机制。探索在基于自然的理念下，实施山水林田湖草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开展国土综合整治修复、矿山环境恢复治理、海洋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推动山水林田湖生态系统得到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政府应以税收减免、低利率贷款、项目支持等形式给予生态保护主体一定的激励性补偿。银行等金融机构要加大对生态产业的扶持力度，给予这类企业或项目信贷支持，比如下调贷款利率、发行专项债券。各地可以创新开展生态空间产权抵押，推动生态资产证券化。结合乡村振兴政策，为农户提供人才培训、产品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等方面的服务进行智力或技术补偿。

健全的生态价值核算与评估机制

对生态产品进行核算和评估是建立生态服务市场交易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等的重要依据。它依托于基础数据的支撑，应构建统一、规范并且容易操作的统计监测核算体系和标准。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核算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区域范围，需要探索开展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的工作，比如自然资源负债表的编制，构建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的自然资源资产和负债核算方法和制度，优化建立实物量并确定价值量的核算方法。重点关注分类标准和统计规范并解决定价方法和定价机制的问题。二是明确不同生态产品的核算方法和技术规范。在对生态产品种类进行确认和细分的基础上，明确不同类型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路径。一般意义的生态产品，可以归结到农林渔旅产业，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地方实践进行分析。

政府引导下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局面

多元主体参与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也是构成产品交易的基础。比如《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提出，“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加快完善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中明确需要制定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的政策框架，即政府在推进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中主要起引导作用。政府的作用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制定政策和规则、激励各方参与、协调和统筹、监测评估成效、及时发布信息以及鼓励总结、研究和推广。探索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生态市场，落实《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积极培育发展生态保护相关的市场，促进第三方治理、生态保护相关的服务业、生态保护服务托管等服务业及新业态。重视多方参与监管，既要发挥政府职能部门市场监管的主体作用，也应发挥新闻媒体、环保组织和公众民间的作用，推动市场监管主体的多元化。

市场化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和交易机制

在明晰生态要素产权基础上，建立由许可证、配额或其他产权形式构成的市场化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交易体系，包括区域之间、企业之间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公平分配与交易机制，拓宽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的来源渠道。发挥政策、资金优势，建立专门平台或设立机构平衡不同区域间的生态产品供给，建立生态产品受益者同供给者的直接联系来完善现有的生态产品市场交易机制，进而推动生态产品供给双方的平等协商、公平交易，逐步建立不同类型的生态产品价值交易机制。比如以碳交易为核心的围绕森林、湿地以及草原等生态系统的碳汇交易体系。根据生态产品的种类和等级差别，构建生态信用制度和生态产品质量认证体系来确保生态产品的真实性，并根据交易双方的供需关系和模式来调整生态产品的规模和品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需要政府、企业等多种主体共同参与，针对公共性、市场性等不同生态产品创新制度安排，建立有效的价值实现路径。

（编辑 尚鸣）

时代主题是对相对较长一段时期之内世界主要矛盾与关键问题的判断。把握时代主题，评估力量对比，聚焦关键问题，形成对世界大势的准确研判，是适时调整对外战略、创造有利外部环境的基础。

党的十三大形成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表述，是对经济基础、战略任务、发展时机这三个层面上的一系列重要战略判断。在时代主题的表述上，需要适应外部环境和发展阶段的转变，不断充实内涵、明确重点。

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外部环境出现许多新变化。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有必要深入研判主要矛盾与关键问题，进一步深化对时代主题的认识。

“时代主题”问题上的认识转变

把握时代主题，始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即垄断阶段，也是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矛盾无法调和，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战争给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以及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条件——帝国主义导致战争，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因而列宁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帝国主义论”有力推动了20世纪世界各国的革命浪潮。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光荣成果，也是20世纪世界革命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严峻和复杂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在20世纪60-70年代美苏冷战、中苏交恶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一时代主题认识，成为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立足点。

改革开放后，随着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1985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把这一观点表述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提出“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重新界定时代主题，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奠定了基调。

三十多年来，冷战终结、苏联解体、美国身陷“反恐战争”，国际形势再次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不仅重构了国际经济版图，也使得世界政治格局更加错综复杂。但是，主要大国保持和平共处的基本态势没有发生颠覆性改变，世界各国人民维护和平、共同发展的基本愿望一如既往。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在坚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基础上，提出“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05年12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完整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平发展道路”的表述。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大国大党对世界的庄严承诺。

当今世界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我国经受住了国际各种复杂局面的考验，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余年间，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国际力量对比、各国政治形势、全球公共问题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世界主要矛盾已然大变。

首先，中美关系发生实质性转变，遏制与反遏制、局部地缘竞争、突发危机管控，将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内中美两国关系的常态。从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开始，中美关系急剧恶化。把中国明确视为“竞争对手”，已经成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为数不多的一致共识。美国不仅在贸易和高科技领域对华进行全面遏制，更在台湾、香港、南海、新疆、西藏等事关中国领土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领域频频制造事端。拜登政府上台后，并未积极改善对华关系，反而将对华经济制裁和高科技封锁法律化，频频拉拢“盟友”围堵中国。美国从阿富汗抽身后，势必转而集中注意力、调动各方资源“死盯”中国，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利用和创造各种机会，在经济、政治、地缘安全上加紧对华遏制。当前的中美之争，远不止是两国经济利益上的摩擦，已明显转向影响力之争、制度之争、道路之争。尽管美国回避以“新冷战”来定位对华关系，但未来一段时期，中美矛盾事实上已经成为影响当前世界政治格局的中心矛盾。如双方避免擦枪走火，不被动地卷入军事冲突，世界总体和平的局面就仍可以维持。

其次，以开放国内市场、降低贸易壁垒、推进金融自由化、组建全球供应链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已经退潮，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待完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自由化”为显著标志的经济全球化不仅没有“拉平”世界，反而进一步拉开了国与国之间、各国国内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后续的欧债危机，警示各国必须完善金融监管、有效防控金融和债务风险。受2020年起蔓延全球、持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势在必行。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高科技产业竞争，正在重新定义世界经济版图及各国的位置。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的经济发展与市场竞争相互交织，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劳动力禀赋、研发和转换效率、国家治理能力、地区合作态势等因素，已经成为决定各方实力差距的关键。总体上看，经济全球化速度放缓是大势所趋，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转向追求增长质量、防范金融风险、深化地区合作、重构产业布局。

第三，族群、宗教、阶层矛盾此起彼伏，且与各种“后现代”身份认同政治相互激荡、跨国联动，冲击着既有政治秩序，加剧了社会分裂。与传统战争形态不同，这类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可以表现为一国之内的或跨国性的和平的社会运动，也可能引发较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乃至武装冲突，但它们又基本不会升级为类似20世纪那样的暴力革命。尽管局部战争、地区冲突、国家内战从未绝迹，但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21世纪以来，这些因多元利益诉求与价值观念分歧引起的社会运动，不仅导致经济社会秩序的紊乱，更日益频繁地转化为国内政治危机。尤其在全球信息互联的时代，某一处的社会运动往往经由互联网传播放大，可能迅速蔓延成跨国事件。发达国家传统政党的衰落、“民粹主义”的盛行、各式各样的“政治极化”现象，发展中国家被冠名为“颜色革命”的种种政治动荡，基本都是以此类社会分裂局势恶化为基础的。它们持续冲击着各国既有制度架构和政治生态，也对政府间多边合作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在国际局势整体维持和平的大背景下，此类跨国联动的社会运动事实上已经把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串联起来，影响或左右着全球治理领域的议程设置。

第四，以全球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能源供给、生态环境、恐怖主义、网络安全为代表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复合安全取代传统安全，成为多边合作与全球治理的关注焦点。这些非传统安全议题，不仅是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瓶颈，也越来越成为国与国之间、各国国内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矛盾和冲突的汇聚点。核武器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战争的逻辑，“非对称”局部冲突取代了20世纪的大规模常规战争，成为国家间战争的主要形态。联合国与地区性安全机制尽管不能彻底消弭战乱，但的确有助于将武装冲突控制在有限范围，不至于一发不可收拾。特别是随着美国二十年“反恐战争”的终结，非传统安全问题将进一步成为大国博弈、地区合作、全球治理关注的重点。战争与和平曾经是大国较量最为直观的表现形态，也是国际关系研究向来聚焦的核心议题。但在21世纪，大国之间的角力已经转向了更具综合性的“复合安全”议题，国际新秩序的争议焦点，主要体现为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规则之争、利益之争。

因此，总体上讲，当前国际秩序的调整、全球治理的改革，将主要围绕着“维持世界和平总体态势，消化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改善各国公共治理，强化地区合作机制，着力应对复合安全挑战”展开。经过全球化改造之后的世界经济结构和跨国生产方式，客观上也制约了大国间以武力方式来处理纠纷。世界主要大国，将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国内经济社会问题上。国际竞争将更主要地表现在国家的科技创新力、经济竞争力、社会凝聚力等方面。

一言以蔽之，经过经济全球化的改造，国际关系与各国国内政治的基本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国际秩序与各国国内秩序的重心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国际安全与各国国内安全面临的挑战也发生了微妙变换，这就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应有之意。

“时代主题”隐含了三个层面的判断

回顾历史，对照现实，一方面可以说，“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各国人民的普遍诉求，这一良好愿望并没有改变；但另一方面，如果强调对时代主题的判断要能够反映一段时期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关键问题，那么，就有必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基础上，明确指出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关键问题到底是什么，进而弄清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面临的现实外部挑战有哪些。立足于统筹“两个大局”，才能更明确地把握时代主题。

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其实一直都涵盖三个不同层面的判断：

从经济基础层面来说，1916年，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的界定，是立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而言的，着重强调了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相对于自由竞争阶段的根本特点。今天，经济全球化带来生产方式重组的大背景下，帝国主义的表现形态、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国际社会的基本规则，已经与20世纪初完全不一样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取代了列宁所言的帝国主义时代，成为我们研判时代主题的认识根基。

从战略任务层面而言，无论“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其界定之初，要回答的基本问题都是“新的世界大战是否打的起来”“战争是否无法避免”。这些判断，并非是以百年为尺度的、对社会发展阶段形成的认识，而是对“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做出的战略研判。总的看，“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是邓小平同志在观察到上世纪80年代初冷战形势总体缓和、苏联国内发生明显变化的背景下做出的准确判断。由此，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才能够克服阻力、成功推进并取得伟大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时代主题的判断意味着正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的大方向，以此为基础，明确战略任务，做出恰当决策。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当时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的历程，还是要由衷地赞叹邓小平同志卓越的历史眼光和敏锐的战略直觉。

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同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来就是一体的。1999年到2001年间，国内曾出现过关于时代主题的讨论。当时的大背景，就是美国在冷战后以“唯一超级大国”自居，频频动武，为所欲为，也给中国施加了极大压力。世纪之交，中国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有理有利有节地应对美国战略压力，没有因外部的风吹草动而动摇自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任务。

从发展时机层面的判断看，“9•11”事件发生后，中国迅速抓住美国战略重点转移的有利契机，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党的十六大正式形成了“二十年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也就是我国推动改革、扩大开放、加速发展的有利时机。这也意味着把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进一步引申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国际社会的历史潮流”，进一步赋予21世纪中国对外战略在道义上的正当性。特别是针对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政府在2005年正式提出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明确承诺。这样，“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总命题之下，战略任务、发展时机、发展道路，就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

适时更新时代主题话语表述

清晰区分时代主题包含的三个层面：经济基础、战略任务、发展时机，就不难弄清楚，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形势下，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是不是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社会面临哪些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以此为基础，形成对时代主题的新判断和新概括。

第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是以承认经济全球化时代为基础的，这个历史阶段尚未过去。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那种以“新自由主义”为基调的经济全球化已经退潮了。但在较长的一段时期之内，各国都需要调整产业布局，改善全球治理体系。国际经济秩序和各国国内政治秩序，都不得不适应那种经济全球化为侧重点的转向，做出相应调整。

第二，中国还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虽然外部环境总体和平，地区风险仍需警惕。因此，在战略任务层面，“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依然与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相辅相成，与中国倡导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方针交相呼应，在道义上仍是必须加以肯定和坚持的对外战略基调。

第三，中美关系已经发生实质性转变，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显著变化，当今世界关键问题和争议焦点明显转向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复合安全挑战。特别是在绵延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以二十国集团成员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重塑国内秩序、完善公共治理的急迫考验。综合起来看，新时代、新阶段，对于中国面临的具体发展时机的判断，恐怕就不再是“战略机遇期”所能够清晰涵盖的了。

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必须以清晰地认识未来二十年左右世界主要矛盾发展的动态前景为基础。总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需要适应外部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变化，不断充实内涵、明确重点；特别是在“发展时机”这个层面，尤应深入研判、更新表述。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造成的复杂形势，要统筹“两个大局”，表达中国立场，就有必要将“时代主题”重新表述为：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安全与秩序成为各国人民的迫切需求。

延续“和平与发展”提法，表明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积极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坚定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心和信心。点出“安全与秩序”是迫切需求，则意味着对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各国面临的关键问题做出明确表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现行国际秩序、各国发展环境，都面临着与以往近四十年大不相同的总体安全挑战。安全需求，既包括传统安全需求，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需求，既包括国际安全、地区安全，也包括本国安全，最终要落实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与生活尊严。秩序需求，既包括国际秩序、地区秩序，也包括本国秩序，最终要体现在维护社会安定、增进社会团结。

明确提出“安全与秩序成为各国人民的迫切需求”，就意味着完善国家治理、加强多边合作、维护地区稳定、改进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尤其是负责任的大国不能推卸的政治责任与国际义务。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