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本人在多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中心首席法律顾问工作中，对全国的民营经济有了深入的了解。在我国国民经济的投资比例中，现在民营经济占到了41%以上，外资占到20%左右，国有经济占到39%左右；民营经济对全国GDP直接贡献在62%以上；民营企业数量占到全国企业的97%以上；吸纳科研人才70%以上；吸纳全国就业人口80%以上。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民营经济在制造业的投资高达80%以上。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下，国家应对经济下行的严峻局面时，如何增强民营企业家投资信心，保障民营企业正常经营秩序，发挥民营企业的积极作用，已是社会主义建设大局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发挥民营经济积极作用的十项建议

第一项建议：为保证国家政策和两高司法政策精神精准传导到每一个案件，最高法院应当对存量司法解释进行大幅度补充修改。

一、我国法律是成文法。成文法具有稳定性的优势，同时在国家深化司法改革过程中，各种经济关系、法律关系，包括法学理论均在变化中，法律必须随之变化修改。但法律的修改具有滞后性，需要有国家政策对法律适用加以指导，在党和国家的政策精神与法官直接审判案件之间，需要有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作为审判指导的过渡依据。

二、司法解释，包括最高审判机关和最高检察机关对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做出的具有直接指导作用和约束力的解释，是法院和检察院进行审判和检察工作的直接依据。由此，在法律修改之前，依据现行政策，在法律精神的范围内，可以使审判工作、检察工作适应社会生活和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

三、司法解释重点。一是围绕审判工作要充分保护民营经济发展为修改司法解释的指导思想；二是在成文法没有修改之前，加大对存量司法解释的修改工作，包括大量指导案例的编纂指导作用；三是司法解释的修改，应聚焦当前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四是由于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非常复杂，我们在此文中仅涉及企业犯有涉税非暴力经济犯罪，企业实际控制人承担法律责任的若干具体问题。

第二项建议：各级审判机关主要负责人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大局意识。

一、一个案件能否正确判决，涉及非常复杂的因素，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业务素质的因素。将国家保护民营经济的政策精神、两高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真正精准传导到每一个案件，对每一个承办法官的业务素质和理论水平均是严峻考验，需要部门领导的关注和指导，使一些疑难案件得以正确处理。二是案外因素的影响。一个案件，在明显证据不足、法理不清、政策导向不明的情况下，历经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检察机关的检察阶段、审判机关的审判阶段，中间掺杂了太多的案外因素，日积月累，形成巨大的负面因素阻力，不是承办法官个人能够抵御消解的，这对一级审判机关首长的政治素养、大局意识和担当精神的考验，一把手是关键。

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精神，能否精准传导到各个案件，各级审判机关的主要负责人责任重大。对民营企业犯有非暴力经济犯罪，民营企业家如何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涉及到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涉及上下游供应链的正常运行，涉及大量员工的就业问题。因此，要从有利于提振、树立民营企业家的投资信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这一政治大局，来衡量审判机关的审判指导思想。

三、要有保护民营经济的担当精神。党和国家近年多次提出保护民营经济，改善民营企业营商环境，首先是如何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经营权利，树立民营企业家的投资信心。在这一方面，社会舆论的不同认识、司法审判的传统思维定势、法学理论研究的滞后，都为运用法律保护民营经济发展造成困难。各级审判机关主要负责人应当直面和解决审判实践中的实际问题。

 第三项建议；为保护民营经济所做的司法解释修改工作，要针对民营经济发展所遇到的具体问题。

民营企业受到损害的案件中，突出显示了几个特点。一是民营企业家响应当地政府号召，投资建厂；二是民营企业家冒着经营亏损，艰难创业，取得成功；三是民营企业在经营中陷入当地复杂的政商关系和不正当竞争之中；四是民营企业家被长期羁押或判刑，企业破产，员工失业，经济受到严重损失。

民营企业家既是民营企业的投资人，也基本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和生产经营的核心管理人员。对涉嫌非暴力经济犯罪的民营企业家，过度使用羁押、逮捕措施，直接后果就是，由于民营企业家长期被羁押，企业最终被拖黄、破产。企业中的大量员工面临失业。一个企业的上下游供应链也因此中断，导致更多的企业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处理一个民营企业家的问题，绝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企业能否保持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要考虑到民营企业是吸纳社会就业人员的主要劳动力蓄水池。所以，目前处理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这一类非暴力经济犯罪案件中，两高文件都不断释放出越来越宽松的司法解释精神。最高法院周强院长在两会后强调，要对不利于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司法解释坚决修改。最高法院部分法官提出重要意见，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中因抵扣造成的损失，只要企业在生效判决之前予以填补，就不再计入经济犯罪的数额之中。这已经是非常强烈的“宽松处理”的刑事政策信息。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党和国家的政策、两高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如何精准传导，落实到每一个具体案件，仍然具有很大距离。在我们处理的一些案件中，对民营企业家长期羁押，在定罪量刑方面依然采取过于粗糙和过于严厉的措施。致使有的企业受到不当处罚，对当地民营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四项建议：及时对题述案件的相关司法解释作出重大修改。

我们讲公平正义，讲依法治国，首先要摆正政策和法律的关系。公平正义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要坚持“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三个统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在我们承办多个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案例中，多有对民营企业家处置不够公正，不考虑民营企业正常经营秩序，多有涉及当地政府的职责、背后的权钱交易以及不正当市场竞争等复杂问题。

我国法律的制定，要经过制定政策阶段、案例指导阶段、司法解释阶段，最终落实到制定法律阶段。作为成文法国家，法律制定既有稳定性和规范性，又有滞后性。最高法院的指导性案例和司法解释，就成为政策传导落地的重要环节。

由此，我们需要结合具体案例，对民营企业家案件类型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并对司法解释作出重大修改完善，使之发挥保护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第五项建议：对民营企业实行特殊保护问题。

民营企业家个人和企业的关系，具有主体混同、人格混同、财产混同、行为混同等一系列不可分割的特点。我们在立法中过去倾向对企业犯罪轻罚，对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企业实际控制人重判。理论基础是，企业法人实际不具有独立人格，所以，法律责任落实在企业实际控制人身上。企业犯有非暴力经济犯罪时，对企业实际控制人过度羁押，忽略法律责任构成要件的精准分析，随意宽泛使用刑事推定，过度宽泛适用优势证据、盖然性认定，结果造成对企业实际控制人粗线条判决，并且重判。这一结果，就使企业投资人不敢投资，不安心经营，对企业经营没有长期打算，严重影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笔者在诉讼第一线接触了大量民营企业家被长期羁押和被重判的案例。我们的立法，在涉及企业非暴力经济犯罪时，对企业轻罚，对企业实际控制人重判，这是否符合立法发展的大趋势？我们的“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等司法原则，在对企业家判刑方面极难落实，刑法理论中的刑事推定原则、优势证据原则、盖然性认定原则，取代了“罪刑法定”原则，取代了对犯罪责任构成的精准分析，为粗线条判决开了方便之门。

我认为，应该对民营企业实行特殊保护政策。特殊保护不是法外施恩，而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完全一致的，任何人不能享有超越法律规定之上的特权。对民营企业特殊保护，是指要在立法上制定符合民营企业发展的相关法律，二者绝不相悖。没有政策就没有法律，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政策。所以，对民营企业实行特殊保护政策，是指为保护民营经济发展，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具体问题的精准保护，而不是无限制扩大特殊保护范围。

当前，首先是对犯有涉税非暴力经济犯罪的民营企业，采取“重罚、轻判”原则。所谓重罚，就是对企业非暴力经济犯罪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一定要全部填补并接受相应惩罚，包括滞纳金和罚金，使这一类经济犯罪无利可图，得不偿失，失去犯罪获取不当利益的内在动力。所谓轻判，就是对经济犯罪企业的实际控制人，采取刑事责任轻判原则。当企业填补了全部经济损失之后，对企业实际负责人作为直接法律责任的承担者，应当采取轻判的原则；对企业实际控制人尽早变更强制措施，脱离羁押状态，并且获得较轻甚至最轻刑罚，使其能够回到生产岗位指挥企业生产。

刑法修正案对偷税罪做了重大修改，不仅罪名改成逃税罪，而且只要行为人交纳了所逃税款和滞纳金，以及税务机关作出处罚决定的罚金，则可以不再作为刑事案件立案处理。这个规定在社会各界反响不一，但成为当前刑事政策改革的一个方向性问题。而同样是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处罚明显比逃税罪要严重几十倍以上。情节严重，10年以上的基准起刑点，是抵扣数额250万。逃税可以高达几亿、十几亿，只要交纳税款和罚金，即可不受刑事处罚。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即使企业填补了国家损失，企业的直接责任人仍然要接受严重的刑事处罚。两相比较，显然立法上确有严重失衡之处。但我们讲公平正义，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兼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对企业为犯罪主体、企业家为直接责任人的非暴力经济犯罪，应该慎用羁押逮捕措施，在政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能够从宽的尽量从宽，对于非暴力犯罪的民营企业家的处罚，企业经济处罚从重、个人刑事处罚从轻，应该是刑事政策改革的一个方向和趋势。

在2004年最高法院专业研讨会中，就有部分法官提出，只要在生效判决以前企业填补了国家损失，即不再计入犯罪数额考量。这一观点越来越凸显其现实意义。最高法院最近出台的新的司法解释，对于长期拖欠债务的企业登上黑名单；但不再对企业实际控制人同时登上黑名单；从而使企业控制人可以比较正常地履行企业经营的各项权利。这显然不仅是具体司法解释的重大突破，也是在法理和法治理念上的重大突破。

第六项建议：我们需要一大批指导性案例，以指导具体审判实践。

  英国的判例法，并非所有判例皆可成为法律，还有一部分判例不具有法律效力，但经过一定程序筛选，作为指导性判例，为法官审判提供参考。由此，我认为，中国作为成文法国家，也可以取他山之石，制定相应的指导性案例，指导法官的审判工作。这样，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就成为政策转化成法律过程中的中间环节，使其精准传导到具体案件审判工作，并弥补成文法相对滞后的不足。实践中，我们需要一大批指导性案例，作为精准传导国家政策和法律的重要环节。

政策和司法解释精准传导落到实处，要有案例指导环节，司法实践中的很多问题，亟待最高法院解剖具体案例，上升为理性认识，形成指导案例。通过指导案例，将国家政策、两高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精准传导，落到实地，指导每一个具体案件，最终条件成熟后制定为法律。

建议最高法院制定制度，应将复杂疑难案件、法理上存在重大争议的案件、律师和审判机关有重大意见分歧的案件，加以研究和具体指导，并形成指导性案例。

第七项建议：对犯罪构成要件精准分析，积极适用疑罪从无原则。

我们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有一个思维定势，只要是企业实际控制人，就必然推定为对企业经济犯罪负有直接责任。然而，企业实际负责人和企业经济犯罪之间是否有必然的直接因果关系，需要经过精准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分析。在审判实践中，这一重要环节被完全省略。涉及证据不充分的案件，如何适用刑事推定？如何适用优势证据？都应该采取严格限定，审判机关不应有较大自由裁量权。我们很多案件存在不当使用刑事推定，没有犯罪构成要件的精准分析，而推定定罪是对“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的直接否定。例如，凡是企业控股投资人，即推定为企业实际控制人，推定为企业直接责任人，三个环节完全靠传统思维定式推定认定，显然违反了刑事责任犯罪构成要件分析的基本要求。

第八项建议：审判机关对于符合条件的被告人，应尽快变更强制措施，取保候审。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律师在诉讼各个阶段提出，对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主要证据均已到位并且被固定的情况之下，应当尽快变更强制措施，对在押企业家采取取保候审等措施，使其一方面继续接受司法机关的审判，另一方面能够回到生产岗位，对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即时亲自加以解决，保证企业的正常经营。对于严重存在证据不足的情况，应当大胆以疑罪从无的原则作出处理，包括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审判机关以疑罪从无宣告无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几乎很少有如此处理的先例。他们往往并不真正缺乏认识，而是受到各种案外因素的影响，致使很多证据确实不充分的案子，依然经过侦查阶段、检察阶段、审判阶段，最后被判有罪；或者在审判 阶段，以判处缓刑结案。而在漫长的羁押过程中，民营企业已经被拖黄、拖垮。每一个案件，对企业家的过度羁押，或者判刑不当，都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民生成本、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我们要保护民营经济正常发展，需要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

第九项建议：建立疑难案件直接上报上级法院的报告制度。

为什么保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民营经济生产秩序的国家政策如此明确，很多案件仍落实不了？其实，一线审判人员基本已具备很高的业务素质，但是囿于具体情况，法官难以解网破局。很多判决是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影响下做出的。下级法院在地方复杂关系中单靠自身力量不够，需要最高法院在制度上帮助下级法院解网破局。

本人建议，建立疑难案件直接报告制度，由上级法院直接拿出指导意见。将直接报告制度规定为硬性执行制度，以制约地方对审判工作的干扰，为下级法院依法审判撑腰打气。

第十项建议：最高法院和各级法院建立律师反映意见的绿色通道。

我们在业务第一线所遇到问题，最为困惑的是缺乏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顺畅沟通的渠道。我们希望建立法律共同体，是为了实现司法公平正义。但是，只有公检法三家，都是司法公权力机关，没有律师代表，没有制衡机制，就没有真正的法律共同体。特别是在法院审理民营经济发展的案件过程中会有很多新问题，多听取律师意见，对于提高审判机关的办案质量，有百利而无一弊。建议最高法院建立一条从上到下听取第一线律师意见的绿色通道，能够将意见直接迅速反映到最高法院和高层领导。

（编辑  季节）

国际法还管用吗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目前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屡屡退群、毁约，退出运行正常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等；退出了正常履约中的国际协议，如《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核协议》，并且频频制裁他国、干涉他国内政，不断违反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法。

    由于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违反国际法的遏制打压行动，中美两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历史低点，还在进一步滑向危险的深渊。在这个背景下，人们就要问：国际法还是法吗？国际社会还有规矩吗？国际法还管用吗？

    法律是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规则。毋庸置疑，人类社会，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社会，都离不开规则、离不开法律，这是常识。

    法律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大类。国内法由各国自己制订，主要是处理本国事务，调整国内的社会关系。当然，国内法有时也可以用于调整涉及本国的涉外关系。国际法是由各个国家或者相关国家协商制订，用于处理国际事务、调整国际社会关系。所以简单讲，国际法的形式就是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

    近现代国际法的产生，是基于独立主权国家的兴起。在国际关系史上，1643-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标志着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以及国家主权原则、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等国际法原则的确立。此后，国际法历经曲折的演变和发展，时盛时衰、时强时弱、时善时恶、时起时落。中国近代以来，曾深受基于强权政治的国际法规则和制度之害，1842年中国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之后，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侵占领土、设立租界、驻扎军队、剥夺关税自主权、建立领事裁判权等等，这些在帝国主义强权下形成的国际法显然是恶法。在当时的国际秩序中，中国对这样的国际法是有深刻的感受和痛苦的记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宪章的产生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建立，标志国际法取得了新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战后的现代国际法，就是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体系。战后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现行国际法基础之上的。

    战后的国际法总体上还是进步的，它的宗旨是要维护世界和平及安全，推动世界合作及发展，追求公平正义。尽管它有缺陷，而且也没有国内法的强制执行力，还有许多应该改革或改进的地方。但必须充分肯定的是，现代国际法对战后70多年世界和平及安全、国际合作及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现行国际法的学习者、追随者、适应者，也是现行国际法的遵守者、践行者、受益者，更是现行国际法的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对外签订了27000多个双边条约，500多项多边条约，其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和决定加入的国际条约有420多项。而我国全国人大制订的现行立法是278项。我认为，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能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及综合国力能够进入世界前列，不仅仅得益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也得益于学习、践行和建设国际法，发展国际法。中国因加入WTO而受益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当然，在国际关系发展史上，每当遇到世界局势的重大动荡时（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对国际法的破坏），人们就会对国际法的存在和作用产生怀疑。但是历史也证明了，在大动荡之后，必定伴随着国际法的重建、复兴、进步和发展。可以肯定地说，国际法在处理当前中美关系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武器。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不仅当前是管用的，而且今后还要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中美两国对国际法的基本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过去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了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一切特权。与此同时，我们对国际法采取了正确的态度，接受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且恪守中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条约，反对国际法中的消极规则和制度，主张对国际法加以改造，并积极为国际法的编纂、创制和发展做贡献。以下事例可以表明中国对国际法的基本态度。

    一是1954年，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在同其他国家建交的时候，都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放入建交公报文本中，它成为当今中国遵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二是1958年，中国发布了一个关于领海的声明。声明宣布，我国领海宽度是12海里，而且这个规定适用于中国大陆、台湾、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中国其他岛屿。这就为现在我们解决南海岛礁的问题埋下了伏笔。

    三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特别提出，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

    四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制订了《涉外经济活动法》（1985年）和《民法通则》（1986年）。《民法通则》第1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规定不一致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申请保留的条款除外。

    五是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全球治理与国际法制，不仅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开创性的国际法价值理念，而且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法的思想。法学界正在研究习总书记的一些关于法治的论述和思想，当然也包括国际法的思想。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特别强调，要加强涉外法治工作，建立涉外工作法务制度，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提高涉外工作的法治化水平。

上述五个典型事例，反映了我国对国际法的基本态度。

美国对国际法的态度

可以说，战后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显然，构建战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美国至少在口头上是赞成和支持的。战后70多年，美国尽管在不同时期有一些变化，但总的来说，它在表面上、在口头上，包括在一些实际场合当中，还是坚持和维护国际法的。即使它的一些行为、一些行动明显违反国际法，但美国一定要为自己披上符合国际法的外衣，强调其合法性，绝不承认自己违反国际法。

    美国对待国际法的态度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依归的，它惯于借维护国际法之名，行谋取一己私利之实，合则用，不合则弃，有时甚至视国际法为玩物，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说未经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也没有加入这个公约，但是它到处拿着公约说事，要求其他国家按照公约办事。

    最近美国退出了《伊核协议》，现在已不是《伊核协议》的参加国，但是它先后两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提议，要求安理会按照《伊核协议》恢复对伊朗实施全面制裁，结果15个安理会理事国投票，2票反对，11票弃权，2票赞成。只有美国自己和多米尼加两国赞成，其他13个国家都是投了反对票或者弃权票，包括它的盟友英国和法国。美国已经退出了《伊核协议》，就没有权力要求按照《伊核协议》制裁其他的国家。美国对国际法的态度从这个案例也可见一斑。

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中持有的国际法立场

    当前，美国对中国发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战，将新冠疫情的责任甩锅中国，就台湾、香港、新疆、西藏问题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在中国南海、台湾海峡频频出动舰机，耀武扬威，以武力相威胁，制裁中国的华为等高科技企业，限制中美科技人文交流，扬言要全面“脱钩”，把攻击矛头直接对准中国共产党等等，不一而足。

    美国的这一系列操作，凸显其面对中国的崛起和世界大变局的不安、焦虑和狂躁，以其所谓“山巅之城、灯塔国”的道义制高点和法治经纬，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

    对当前中美关系，我们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在斗争中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善于运用国际法的思维方式，运用好国际法这个武器。

    这里讨论一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国家责任问题。

    今年3月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美国的疫情尤为严重。美国疫情的蔓延应该是美国政府自身的问题，但美国为了推卸责任、转嫁矛盾，不断就新冠疫情散布“中国病毒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甩锅给中国。在其舆论煽动下，美国国内已经有20多起就新冠疫情针对中国政府提起的要求追责或巨额赔偿的法律诉讼。这就涉及到新冠疫情暴发的国家责任问题。

按照国家法中的国家责任制度，在国际社会活动中，国家对其国际不法行为或者损害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或国家责任），但要追究某个国家因其行为导致的国家责任，需要两个构成要件：第一，该国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国际公约或国际习惯法；第二，这个行为可归因（归责）于该国的国家行为。

所以，美国抛出新冠疫情“中国责任论”，可以从两点加以否定：

第一，国际法没有任何关于病毒起源地国对疫情蔓延要承担国家责任的规则。现在在国际公共卫生领域，最主要的国际法是国际卫生条例，按照该条例规定，中国的抗疫行为没有任何违反国际卫生条例的行为，所以中国当然不应该承担责任。

第二是对华诉讼中的国家豁免问题。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多个联邦地区法院先后受理了20多起因新冠疫情针对中国政府提起的索赔诉讼，其中大多数是民间个人作为原告提起的。其中有两起诉讼案是美国两个州的总检察长代表他们的州政府提起的对中国政府的索赔诉讼，这在中美交往史上还是第一次。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曾多次发生针对中国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诉讼，但只是偶尔的一两起，这次一下20多起，这很明显是美国基于政治目的发动的法律战，是典型的诬告、滥诉，应该说它是严重违反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国家豁免原则。

    第三，美国的所谓“长臂管辖”问题。美国搞的长臂管辖，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目的，由美国的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基于美国具有域外适用效力的国内法，对外国政府、企业、个人及其行为行使的扩张性的行政执法管辖权和司法管辖权，只要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及其行为与美国有最低限度的联系，它就可以行使长臂管辖权。

    过去这个概念是美国的民事诉讼里面提出的，但现在已经扩展到了行政执法领域、刑事领域。华为的孟晚舟案件就是长臂管辖的结果。华为即使跟伊朗有商业往来，违反了美国制裁伊朗的法律，但这个行为不是在美国发生的，而是在中国或者中国香港。可是按美国的法律，它也有刑事管辖权。

    一个国家依据自己的主权，可以对涉及本国的事务，在立法、执法、司法上具有一定的域外管辖权，但是不能侵犯他国的主权，并且要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现在美国无视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肆无忌惮地基于本国国内法，在国内法院对外国政府、企业、个人提起诉讼，行使管辖权。所以这实际上是以国内法对抗国际法，以国内秩序颠覆国际秩序，以单边主义替代多边主义，是十足的霸权主义行为。

    习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要加快制订我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建设，意味着今后我们的法律也要在域外管辖、域外使用方面下工夫。

处理中美关系应坚持的国际法立场

    基于民主和法治是人类经过艰苦探索找到的治理国家的最佳原则，也是全球治理的最佳原则，可以肯定地说，公认的国际法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行为规范，是全球治理的重器，也是国际社会通用的话语体系，国际法基本原则更是人类的价值共识。在处理中美关系的过程中，我们要使用国际法这个武器，高举国际法治的大旗，占据坚守法治的道义制高点，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坚定不移地坚守良法善治下的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坚定不移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不移地建设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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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

市场失灵和国家的经济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关键之一是提出一个系统而全面的国家经济理论，以解释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国家的作用。

国家内生经济作用的界定，来自上文所述参照系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具有不可调和的性质，而凯恩斯在马克思的基础上，论证了国家经济作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是由内生性理论和外生性理论共同构成的。前者主要从克服市场失灵出发解释国家的经济作用；后者说明：国家发挥经济作用的目的，还在于维护和巩固特定阶级关系和权力的再生产，进一步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等各项规律的要求。还应注意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党和国家一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经济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同时也是其政党-国家的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国家理论，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运动规律与特定历史制度因素的结合，在性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等制度型式也嵌入了市场，无论是参照系理论还是市场失灵理论，都须接纳与之相关的新的内容；国家的经济作用的理论，也相应地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除了克服市场失灵以外，国家发挥经济作用的首要原因是维护特定阶级关系的形成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经济史的种种事实说明，和内生性作用相比，国家的外生性作用是更为根本的，那些以克服市场失灵为目的的干预和介入，一旦从根本上危及特定阶级关系和权力的再生产，就有可能被终止或废弃，反映阶级力量平衡、具有高度路径依赖特点的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决定了国家的内生性作用的社会性质、内容和限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发挥其经济作用的根据，还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规律。国家作为生产资料公共所有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代表，都将在社会的范围内按照社会的需要，尽量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具有鲜明的制度属性。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经济作用也有可能违背甚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旦我们将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作为参照系来解释市场经济的效率，该参照系也就同时成为这样一种标准：当国家的经济作用促进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其作用便是生产性的，即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反之，就具有榨取性或汲取性，即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对国家经济作用的生产性和汲取性的区别，同时也给出了评价相关制度（或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绩效的标准。一个例证就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竞争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作为三维市场经济的主体，推动了高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然而地方政府竞争也导致了一些负面现象，主要表现为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形成和经济的脱实向虚。

国家理论研究的内生进路和外生进路是相互补充的，就需求侧而言，在面临产能过剩和危机的威胁时，要求国家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为了实现经济赶超的目标，客观上要求国家通过各种战略投资活动、产业政策等促进企业自生能力的提高等等。在此过程中，国家权力会以不同形式嵌入市场，转化为基础的一部分，即在经济内部发挥作用。

然而，那些从需求侧影响国家形成的力量，并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市场失灵解释了国家干预和介入经济的必要性，但国家究竟能在多大范围和程度内发挥作用，以克服市场失灵，取决于一国政治力量的平衡、意识形态所提供的经济发展愿景以及国家主权者的政治决断，这些因素定义了国家的外生性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可以更为主动地、更有创造性地界定其内生性作用的边界，并将这种内生性作用与服务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外生性作用相结合，两者共同助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以宏观调控为例，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审慎宏观管理”，大体囿于内生性作用的范围，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的战略性宏观管理的作用范围和程度大大超过西方的宏观管理，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优势。图1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体系的全貌。

图1   国家理论体系全貌示意图

五重市场的失灵和国家的经济作用

国家的内生经济作用的理论，可以在五重市场结构的框架中得到进一步深化。

第一，普通产出的市场，也就是由投资品和消费品（这里排除了纯粹的农产品）这两大部类构成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存在着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凯恩斯在《通论》里系统地论证，在一个完全由私人主导投资权力的市场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必须由社会接管一部分投资权力。

第二，劳动力市场，这一市场服从波兰尼所揭示的矛盾，即劳动力作为所谓“虚构商品”，一方面为市场的无限扩张带来了动力，另一方面也会造成社会解体的危险，从而构成当代市场经济的根本矛盾。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明斯基强调，只有让国家作为最后的雇主，才可能解决市场经济中的充分就业问题。笔者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通过国家权力带来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保护运动，维护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之一。

第三，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消费资料市场，也就是战略性基础设施的市场。在这个市场，由于投资的结果缺乏可独占性，收益的不确定性较高，如果由私人资本占主导的话，会造成供给不足的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组织和协调生态、国土、能源的再生产，并负责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从而主导了这一部分的发展。

第四，金融资产市场。因为普通产出市场有效需求不足，资本产生过剩，所以迫切地需要在金融资产市场寻找投资机会。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这带来了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并使得金融资产市场的发展和实体经济日益相脱离。这意味着，这一市场的可持续运行，需要国家作为最后贷款人和最后的安全保障提供者发挥作用。[1]

第五，农产品市场。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了社会平均水平，使农业生产由以往的结构性稀缺转变为结构性丰裕。由于农业部门难以通过产品创新重新制造产品的稀缺，该部门不再适合以纯粹市场经济的方式组织生产。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对农业部门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计划干预和调节。在美国，在这种干预从1930年代就开始了。

由五重市场结构的视角出发，一方面可以深化我们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市场失灵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具体地界定国家的经济作用。现代市场经济的内涵是复杂的，不同市场的市场失灵形式也是多样的，国家干预为此也需采取不同的方式。[2] 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农业为例，国家干预和介入甚至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如何基于这一视角，构建更为切近而具体的市场经济理论（这同时意味着对前述参照系和市场失灵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并从中引申出更为丰富和具体的国家的经济理论，是未来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小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完善，要求“政策-制度”话语和“学术-理论”话语实现良性互动和转化。但在较长时间内，一些学者过于强调政策-制度话语的重要性，其研究成果缺乏严谨的学理性分析；一些学者则试图放弃政策-制度话语，放弃马克思主义，从西方经济学话语中寻求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这两种思路都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性学说的构建。

长期以来，中国道路一直没有被正确解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市场经济3.0”的国家理论。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市场经济只能是“强市场、弱政府”模式，用这样的理论解读中国道路，得出的必然是诸如“国家资本主义”“新权贵资本主义”等玩弄污名化把戏的一类结论；给出的也必然是诸如“政府退出”“国企私有化”等一类暗藏杀机的“毒药方”。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就必须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当前，系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但不少学者却陷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逻辑主线等问题的无休止争论之中。争辩这些基本问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拿出一个完整的且具有学理性的理论体系。致力于构建这样的完整理论架构，将能够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走向繁荣。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需要融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长期以来，学术研究中很难真正看到“中、西、马”之间的有机融合。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长期无法进行有效的对话，理论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则可以看作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体地位，进一步推动“中、西、马”有机融合的一种有益尝试。

笔者致力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即市场经济3.0理论，对国家的经济作用从内生性和外生性两个维度加以阐释，从而对中国的“强市场、强政府”新市场经济模式给出了学理的证明，对竞争性地方政府、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党的经济作用等“中国特色”也给以系统的学理化阐述。只有这样，试图解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密码”，从而扭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尴尬局面。[3]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界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知，解析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话语权的尝试，这对于清除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造成的种种不良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编辑  苏歌）

2020年年初，某明星粉丝事件在中国网络上展示了粉丝集团的能量。因为不满以某明星作为角色的一篇小说，他的粉丝群集体举报了登出这一小说的网站，并成功使其被屏蔽。之后，数位微博博主在表露对该明星及其粉丝不满后，遭到了大量辱骂和人肉威胁，最终退出微博。在现在的网络上，这种“一群人在无利可图的环境下，抱成了一个集团，去共同行动”成为一种网络现象。如果将互联网比作一张四通八达的巨网，那么网络上的这些集团，便是巨网上的一个个“死结”。在明星粉丝中，这种“死结”的出现尤其频繁。本文试图分析“死结”的成因，并讨论它们对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

趋同性与排异性

“死结”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其成员思想的趋同性，第二是其成员对排异的热衷性。趋同性带来了共同行动的土壤，对排异的热衷带来了行动的原因。

趋同性首要的一个成因便是回音室效应。回音室效应是讨论网络媒体时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汇。它的大意是，人会更多关注和自己意见相近的声音，而在网络环境中，和自己意见相近的声音更容易被发现并获得关注，导致人们最终耳朵里充斥的都是类似的声音，而与自己相左的意见则不会出现。这些近似的声音使人们对自己之前的意见更加确信，从而失去了与其他不同意见交流的机会。这就好比一个人在一个回音室中发声，回音室传来的都是他本人的回音，但他却不知道，并以为这些回音就是所有外界的意见，而外界则都和他一样。

现在，许多网站的算法都加剧了这一效应。通过分析用户之前的搜索偏好，网站会自动向用户推送他可能会喜欢的内容，从而更多地将用户的注意吸引到和他相近的意见上。在某明星粉丝事件主要的舞台上，不仅有算法推荐，还有超话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超话就是人工制造的巨大回音室。只有关注了超话的人才能在超话中发表言论，而超话的管理员“主持人”则有权力任意屏蔽超话中的帖子和用户。因此，不符合主持人要求的声音无法在超话中出现，超话成为主持人和与他相近的人的回音室。

除了个人和算法对信息的筛选之外，语言也帮助塑造了回音室。以明星粉丝为例，很多粉丝群体都对他们的明星有独特的称呼，比如某明星就被叫作“兔兔”，而粉丝称呼自己为“小飞侠”。除了粉丝以外，很多亚文化群体都有他们独有的名词和笑点，如果不是对这个群体深入了解的人，可能看这个群体内的人对话，只能是半懂不懂，更别提互相交流了。如果说算法和个人偏好构成了回音室的四壁，那么语言就构成了回音室的屋顶。在此之中，人们能听到的不同声音极为有限。

语言的另外一个效应在于趋近人们的想法。人的思考以语言为载体，而使用语言相近的人，思考方式便不会偏差巨大，因为思考依托于词汇，而语言中出现频率低下的词汇，它的所指在思考中也不会高频出现。而语言中高频出现的词汇，它的所指则会被优先体现出来。因此，使用语言相近的人，思考方式很可能比使用语言偏差巨大的人更加接近，从而进一步放大回音室效应。

排异性则来自对自己身份认同的需要。马歇尔·麦克卢汉曾说，我们在被电子媒体部落化后，都将如同小母鸡潘妮一样疯狂地四处打转，寻找我们过去的身份，并在这个过程中释放巨量的暴力。身份认同是“死结”形成的重要原因。现代社会原子化的人，在寻求身份的过程中，发现了成为“死结”的这条捷径。还有什么比加入网络上的一个死结成本更低的事呢？与低廉的加入成本相比，进入死结后一个人所能得到的认同，对自己身份的肯定，可以说高到不成比例。

身份的认定需要边界。假设全世界所有人都成为中国人，那中国人这个身份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每一个死结在不断的扩张并吸取新的成员时，也在不断地排异。某明星粉丝事件，其实起源于他的粉丝内部的矛盾。一名粉丝以明星为角色写了一篇小说，而这篇小说和该角色遭到了其他粉丝的反对，导致小说发表的整个平台被举报屏蔽。这个小说作者就是被排出的“异”。他就是举报他的那一部分明星粉丝组成的死结的边界。死结是在不断地排异中的。因此，在吸收与排出的过程中，死结成员的认同必然越来越强烈，思想越来越趋同，而排异行动本身带来的攻击性，也成为死结的一部分。

拥有了强烈的认同和相近的思想后，死结变得有组织起来，拥有了比其他无组织的网民强大许多的力量。在意识到自己拥有力量后，死结的攻击性便不仅针对它体内的异，也针对它体外的异。在这个阶段中，死结就成为一个具有社会影响的组织。通过集体评论、谩骂以及人肉等手法，一个死结轻则可以逼迫他人道歉，重则可能影响他人的现实生活。但是，互联网对交流的加速，除了方便用户找到“同”之外，也方便自以为思想相近的人们找到他们之间的“异”。在交流不充分的情况下，两个思想相近的人可以很快发觉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而忽略他们的不同。因此，一个有系统思想的人找到另一个类似的人，是有可能的。但是在交流非常方便的网络上，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观点上的不同。在最好的情况下，拥有不同观点的人可以求同存异；在最坏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认同其他任何人，随之而来的是极端的原子化。所有个人都是网络上的孤岛。

总体而言，思想越成系统的人，越难以在网络时代认同别人，因为在大量的交流下，他会发现别人的观点总会在某个地方违背自己的原则。因此，即使有大量反对死结的个人，由于无法互相认同，难以形成组织，所以即使反对者数量庞大，也往往不是对手。因此一个死结几乎在网上无往而不利，通常只有另一个死结才可以与其抗争。

死结的能量

正因为追星较少涉及一个人的思想系统，死结才会经常出现在追星粉丝群体中。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死结是一个仅影响娱乐圈的行为呢？并非如此。死结的能量足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政治活动。美国的达拉斯警局推出一款app供用户举报抗议游行者后，韩国歌手粉丝向该app上传了大量韩国歌手演唱视频，导致该app陷入崩溃状态。部分白人使用#white life matter(白人生命重要）标签发推特，来反对近期的黑人运动。很快，这些人的推特评论区也被韩国歌手的视频占据。特朗普在俄克拉荷马举行竞选集会，但是大量韩国歌手粉丝预定了集会门票却不去参加，据他们宣称，这导致实际参加集会的人数低于预期。韩国歌手粉丝的这些行为，证明了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影响政治。

在以上事件中，参与这些活动的不止有韩国偶像的粉丝们。但是，首先发起活动并使活动具有规模的，无疑是粉丝群体。个体在网络上的力量是微小的，一个人在手机app中刷无关视频，很容易被屏蔽，或者直接无视。但形成规模后，就可以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并形成一种潮流。正如每一次雪崩都源自大量雪花同时崩塌，而非一片雪花的落下。

死结的形成

死结是否仅仅存在于追星粉丝群体当中呢？也未必如此。形成死结的，如上所述，是一个具有相近的思考方式，拥有强烈排异愿望的群体。实际上，很多互联网亚文化社群，或者某些网站/论坛的用户，都有可能形成死结。这些集体拥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规矩和语言，儿他们的领导者，比如论坛的管理员，正如微博超话的主持人一样，极其愿意执行他们的规定。不能遵守规定的，都被排出了集体。而不能掌握这些集体语言的，根本无法进入集体。互联网本身的回音室效应，配合独特的规定和语言，制造了思考方式接近的人。而对自己集体的认同，和管理员对异端的删除，带来了强烈的排异愿望。以上只是一个追星粉丝群体以外的例子，实际上，可能形成死结的网络群体，并不止这些。

本文无意对死结影响政治做出道德判断，而是指出这一种现象。当今的网络中，由于各种原因，布满了无数的死结。这些死结由于思考方式趋近单一，所以一定程度上他们的行动是可预测的；由于他们拥有组织性和攻击性，所以他们可以被用来对可能的对手发起攻击。攻击的方式可能包括现在所见的人肉、谩骂、刷屏，也可能包括更加先进的方式。单一的思考方式，导致死结面对某一种外界刺激，大概率总是会做出同一种反应，比如某明星的粉丝在见到不合他们心意的小说之后，集体举报了发布小说的网站。如果在将来的政治活动中，有人可以预测死结的反应，并给予死结群体相应的刺激，那么他们便在网络空间上获得了相当的力量——足以让一部分人的声音被淹没的力量，正如韩国歌手的粉丝们淹没达拉斯警局的app一样。可以想见，在将来的舆论战和网络战中，对死结的利用，可能是胜利的关键所在。

（编辑  季节）

数字化转型是在疫情之后我们国内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引擎，我们希望能够借助于数字化转型来实现经济的高质量的发展。

充分利用生产要素推动经济发展

数字化转型，是要充分利用我们新的生产要素去推动经济的发展。今年4月9日国家正式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份文件拓展了生产要素的内涵，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之一。       

我们知道，土地、资本等等要素都是掌控在以政府为核心的市场主体手里。一旦说某一个新要素的出现，那可能它会带来经济上的巨大革命。我们之所以现在如此重视数字经济，这是和数据要素市场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的。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各种统计中说到，我们的数字经济占了百分之多少，实际上那个统计里边包含了很多传统产业的数据，而并不是真正都是数字产业的直接贡献。习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做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这样两件事情。

挖掘数据内涵价值

如何把我们数据内涵价值发挥出来？当一个企业面对土地、面对资本的时候，我们知道该如何去使用，如何去创造价值。但当我们面对的是100T的数据的时候，它到底有没有价值，有什么样的价值？它的价值创造的方式，肯定不同于土地、劳动力、资本这样的一些要素。我们需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这是我们做数字化转型的最基础的工作，应该说它是理论的贡献，也是实践的土壤。

政府在上述文件里讲了三个方面。

首先是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这部分数据，不论是工商注册方面的，还是交通方面的，还是其他的一些市政数据，这些数据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要善于挖掘，勇于思考，尤其是对参与这一类数据的企业而言，更要想办法从中间创造更多的价值。因为这是政府所能掌控的资源，要推进它的市场化，就要有更多的市场主体能够参与其中。比如说公交系统，原来公交系统是政府的补贴大户，例如北京公交，有20万员工，北京市政府一年要补贴150亿元左右。以前我们只看到这是城市便民的基础设施，没有去挖掘它背后的数据的价值。如果仔细地分析这家公司，它拥有几千公里的运营线路，12000个站台，3万辆公交车，每天有1000万人次的乘车量，这样一家企业在数字时代，如此巨大的数据量是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的。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发掘这些数据背后的价值，把这些数据资产推向市场，北京公交就不再需要政府的补贴过日子了。如果能省下来150亿，意味着可能可以补贴三个清华大学了。这是在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时一个非常实际的、有巨大价值潜力的一件事。

目前政府数据已相对标准化，但还没有实现跨部门的共享，数据跨部门打通，这里要做的工作还是很多的。真正大量的数据还不是政府的数据，而是来自于社会上的海量的数据，这部分数据资产的价值是更加难以去挖掘出来的。

第二方面，国家提到要提升社会数据资源的价值。通过什么手段来提升，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也就是说，我们一定是在这些新业态、新模式当中找到社会数据应用的一些新的方法，才有可能把其中的价值创造出来。现在全国各地可能很快出现类似土地交易市场的数据资产交易市场。数据资产交易也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行业，我们要起到对社会数据进行规范，对它的新业态给以支持的作用。当然核心是要去解决数据资源的整合和安全保护，这里面包括了确权、定价、交易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模式。这是经济发展进入数字经济阶段之后，需要加以利用的社会生产要素。利用的方式，是“上云用数赋智”，这六个字听起来比较拗口，其中有三个层次。

上云的是企业，推进打造数字化企业的工作。现在大企业都在自己干这个工作，中信集团也在做自己的云。我们更加希望中小微民营企业能够上云，可是对这些企业来说，它上云最大的问题是成本太高，在生产要素发生改变之后，我们要让中小企业能够通过上云创造出新的价值，就是要转型，要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这样它才能有价值。

我们不是为了上云而上云，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而是要实实在在地帮中小企业解决它的经营困境。中小微企业现阶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融资难、融资贵。其原因是，现有的金融体系基本上是以主体信用为核心，简单说就像是当铺一样，你必须要有几A级的主体信用评级，你必须要有抵押物给我。我们的中小微企业以灵活性见长，它的主体信用评级肯定比不过国有企业，它能抵押的东西都已经抵押得差不多了，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是希望通过上云盘活动产而不是不动产，就是要解决交易信用在整个经济循环中的价值，而不止是主体信用。如果我们的金融能够变成是以交易信用为核心，这时候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解决。但是交易信用、订单这些东西造假太容易，很难识别它的真伪。我们通过鼓励上云用数赋智，鼓励企业用大智移云、区块链等等新技术，实现资产（尤其是动产）的可穿透，从而使金融机构能够了解每一笔订单的真实性。这就可以用它的交易信用代替它的主体信用，中小企业面临的一些问题就有可能得到解决。

利用数字资源创造新价值

第一个是数字化企业，是要去鼓励大家做这样一些事情；第二个是产业链；第三是产业生态。

我们从这三个角度，可以看到怎样利用数字资源帮我们创造新的价值。这里需要做两件事，第一是要有硬的基建，就是现在国家强调的新基建。第二个要有软的基建，就是我们的数字化的生产关系。

硬基建不同于传统的基建。从投资的角度比较，投资主体要实现多元化，尽可能地鼓励市场化运营的模式，而不是传统基建如PPP这样的经营模式。

新基建所覆盖的范围，实际上涉及到每一个行业，新这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可带动十万亿级的产出，它完全不同于一般理解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投资的计算方式。这里要有新的盈利的模式，比如说5G，5G留给中国的窗口期其实并不很长，我们需要加速找到它价值创造的方式。如果仅仅投资建500万个基站，投下万亿资金，但如果没有带动效应，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

运营商现在正在算账，5G基站的密度远高于4G，总体耗电量大幅增加。中国移动这样的运营公司，目前每年电费消耗就是百亿级。如果电费消耗要增加8到10倍，意味着这家公司的利润将会被吃光。因此必须有新的盈利的来源。

所以新基建的瓶颈不在基建自身，而是在于企业在新基建中的价值创造。我们怎么能够在新基建的过程中让企业发挥作用？5G的真正价值创造的地方不是在To C端，而是在To B端。对大量的企业而言，一旦当To B端的5G网络进到厂子里边去了，它的价值从哪里来？这是在硬件的基础设施建设时要思考的问题。

数字化的生产关系特征

从软的基础设施角度来看，重要的是重构生产关系，价值来自于生产关系重塑的过程之中。我们现有的生产关系是层级化、职能化的，这一套生产关系是适应于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需要的。现在需要跟数字化生产力匹配的新的数字化的生产关系。这里举个例子，货币是最典型的生产关系，一旦它变成了DCEP，也就是我们正在第二批试点的中国的数字人民币，它所带来的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是极其巨大的。

这类的数字化生产关系，它具有一些在数字时代的典型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数据透明。我们原有的层级化很容易出现上级对下级信息不透明，这就会带来权力寻租，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等等现象。我们现在的很多产业生态，实际上是在低端循环，如果这种低端的产业循环不被打破，我们不可能实现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所以我们首先要敢于在企业内、在产业链内、在我们的产业生态内做到数据透明。

第二个特征是全员可信。在1994-2019年这25年间，消费互联网在中国创造了很多奇迹，但是消费互联网没有解决的一大问题是可信的问题。我们现在说进入到产业互联网阶段，产业互联网的核心是可信，是企业之间要建立一种新的信任关系。一旦新的信任关系建立起来，企业和企业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第三个特征就是身份对等。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中国是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做到人人平等，现在有了区块链等等这样的技术手段，能够让我们实现身份对等。它的好处是“智慧人口红利”，就是它有利于充分释放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就劳动力而言，我们的“人口红利”可能告一段落，我们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但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能够充分开发每个人的智慧。原有的层级化、职能化的架构，导致我们每个人一辈子工作下来，往往会有“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的感慨，这中间造成了多么巨大的浪费。假如我们能让每个人“人生如意十之八九”，所能创造的价值将会远远多于现在创造的价值。这样的生产关系才能够释放更加巨大的生产力，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财富。

所以，在数字化转型中，我们希望构建的社会、构建的企业是二维的，一个是实体市场，也就是城市；另外一个是虚拟市场，银行不再只是在各个社区、各个城市去开设营业部，而是要在网络空间里经营，我们可以叫PCS或者叫CPS，因为人是在一个双重空间里面的。我们的人群已经从树状结构变成了网状结构，所以我们要重新构建这样一种类型的企业，构建相应的社会，而企业治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就会发生改变。

（编辑 季节）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成为2019年年底至今影响最为深远的“黑天鹅”事件，目前全球确诊病例超过3000万人次且仍在蔓延。世界银行最新预测显示，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将负增长5.2%，公共卫生危机正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近期全球主要经济体谋求重启经济，但是各国的疫情走势并不同步，尤其中美博弈带给全球经济复苏和产业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增大。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和都市圈运营或将呈现以下六个值得关注的趋势：

趋势一：都市圈集聚进程加快

城镇化初期，在虹吸效应和集聚效应的共同作用下，人才、资本等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都市圈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化的新趋势。疫情的发生是对大城市和都市圈的一次“暴力检验”，相对于乡村或者小城镇，大城市资源更为集中，运行效率更高，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能力更强，在疫情中展现出了更强的吸引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2月，全国3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跌超过80%，但是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改善速度显著高于二、三线城市。截至7月底，一线城市新建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3.6%和5.7%，涨幅相对于上月扩大0.3和0.5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1%和2%，涨幅相对于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和保持不变。三线城市新建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4.5%和1.8%，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0.1和0.2个百分点，连续16个月保持不变或者回落。疫情过后，随着未来城市建设的不断完善，大城市和都市圈将会获得更多动能。

都市圈郊区化日渐明显并成为大都市圈集聚加快的重要特征。从都市圈内部结构看，人口过分集中于核心城市，居民普遍受到交通出行、住房价格、环境恶化、物价高企等问题的困扰，且在疫情期间容易产生群体性感染，更加影响了居民的生活体验。

58同城和安居客3月份发布的《疫情期间楼市报告》数据显示，超过50%的受访购房者表示，受疫情影响更加倾向于购买人口密度低、社区环境好的小区住宅，48.4%的购房者更加倾向于购买郊区住宅。疫情过后，居民对住宅的偏好发生改变，对物流条件好的社区、中大户型的产品更加青睐。在疫情后通货膨胀的预期下，大部分高净值人群仍将不动产购置作为对抗通胀的有效投资途径，更加推升了别墅的需求。

趋势二：城市交通出行方式回归保守

疫情期间，为减少人员出行，各地纷纷降低公共交通满载率；大量居民居家办公，各类学校停课，居民出行需求进一步下降。如图1所示，2020年上半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轨道交通客运量同比分别下降58.45%、41.85%、43.08%和38.45%。日均客运量同样有较大幅度下降。随着疫情的稳定，轨道交通载客量有所恢复，但是相对于2019年仍有较大差距。

图1 2020年上半年北上广深轨道交通客运量对比（单位：万人次）

从公共汽电车运营的角度看，其趋势与轨道交通基本一致，北上广深四地公共汽电车客运量相对于2019年都出现了明显下降。以疫情最为严重的2月份为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公共汽电车月度客运总量同比分别下降77.88%、81.19%、79.34%和84.58%。在疫情趋于稳定的6月份，四地客运量仍未恢复到2019年同期水平。

图2  2020上半年北上广深公共汽电车客运量对比（单位：万人次）

疫情期间，通过高速免费、暂停单双号限行等方式鼓励私家车出行，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汽车消费。中汽协统计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1月份中国汽车销量同比下降18%。但据中汽协在5000多户家庭中开展的汽车消费调查显示，居民购车需求实际上并未减少，只是由于疫情影响导致短期需求受到抑制。考虑到“开车外出减少感染机会”等因素，新冠疫情反而激发了部分潜在消费者的购车意愿。另据中汽协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汽车产销分别达到220.1万辆和211.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3%和16.8%。其中高端SUV零售销量大增，以奔驰GLC为例，1月份销量达到1.64万辆，同比上升32.4%，疫情对汽车消费的激励效果逐步显现。需要注意的是，与不断增长的购车需求和汽车保有量不相适应的是，国内停车位与停车需求量之间的缺口在不断扩大（见图3）。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数据显示，中国城市汽车与停车位的平均比例为1:0.8，远低于发达国家1:1.3的水平。与此同时，ETCP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停车场空置率达到44.6%，全国城市超过九成的停车位使用率低于50%。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停车信息不畅，解决之道就在于智慧停车的发展。

图3  2015-2020年国内停车位与需求量对比

趋势三：互联网+新兴产业脱颖而出

远程办公模式

新冠疫情期间，为降低人员集中和交叉感染风险，以阿里、腾讯为代表的大批互联网公司开启了远程办公模式，并研发了相应的远程办公软件，腾讯会议、钉钉等APP注册用户量激增。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20年效率办公类APP数量环比涨幅超过72%，而2019年环比涨幅只有不到6%，日均独立设备数从1月份的700万台跃升至目前的3000万台。从横向对比看，中国远程办公软件服务渗透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据阿里云、互联网数据中心等机构统计显示，目前中国各行业远程办公软件服务渗透率不足11%，同期美国的渗透率超过30%。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企业数字化的重要性被充分显现，远程通信、在线办公等软件服务渗透率将有机会进一步提升。

线上购物模式

疫情暴发前，线上消费已经不断挤占线下消费市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份，中国网络购物用户已经达到7.1亿户，同比增长16.4%，占网民整体规模的78.6%。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传统的线下消费转到线上，扩大了电商平台用户规模，提升了线上购物的渗透率，使得线上消费对线下消费的替代加速。与此相对应的是，即时物流行业订单规模不断激增。如图4所示，中国即时物流行业订单规模从2013年的9.5亿单激增到2020年的超过240亿单。其中，中国外卖O2O市场交易规模从2014年的97.4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接近8000亿元。巨大的市场为快递公司带来了巨额的利润，2019年，顺丰、中通、韵达、圆通和申通的利润分别达到了57.97亿元、52.92亿元、26.47亿元、16.68亿元和14.08亿元，股价也出现了大幅度上涨。

图4  2013-2020年中国即时物流行业订单规模（单位：亿元）

趋势四：城市公共卫生医疗体系面临重大变革

新冠疫情对各国医疗体系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疫情暴发初期，医疗基础设施不健全等问题被无限放大。据《2019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和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整体看，我国医疗费用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6.6%，而同期美国医疗费用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15%。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更是从2005年的接近21万人减少到目前的不到19万人。从质量来看，中国ICU床位占总床位的比例接近5%，而同期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为15%，其中美国达到了18%。

图5 全国部分大中城市医疗资源分布情况

如图5所示，中国大量的医疗资源集中分布于特大城市。在全国773家三甲医院中，北京、上海和广州占据了其中的206家，占比超过26%，但是上述三市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4.2%。相比而言，部分中小城市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以湖北黄冈为例，其新冠确诊病例仅次于武汉，但只拥有2家三甲医院，无法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即使拥有36家三甲医院和34684位专业医生的武汉市，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其医疗资源依然无法满足救治需求。据不完全统计，疫情期间，全国超过340支医疗队、4.26万人支援武汉，助力新冠患者救治。随着新冠疫情趋于稳定，国家势必加速补齐医疗资源在总量及分布上的短板。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医疗卫生领域将会出现重大变革，“重治轻防”的思路将得到扭转，预防医学和健康产业将获得大发展。

趋势五：城市大数据技术助力疫情防控

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城市大数据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健康码”为例，出于疫情防控的需求，2月9日，杭州市余杭区首先推出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健康码”。22日，武汉市“健康码”上线，随后全国各地都相继上线各自的“健康码”，逐步实现以最小接触实现数据实时更新，克服了手工登记信息的不便。3月31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升级“防疫健康信息码”，关联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防疫“健康码”，实现全国防疫信息共享和互通互认，“健康码”真正成为居民出行的有效数字通行证，有力助推了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除了“健康码”之外，其他城市大数据技术也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电信大数据记录分析用户位置及轨迹数据，有效跟踪统计重点人群人员流动情况，服务疫情趋势预判和精准防治。通过电力、自来水、燃气等大数据的细微变化分析，精准判断所辖区域人员流动和分布，对居家隔离人员进行实时监测，助力社区精准排查。受本次新冠疫情影响，城市大数据引发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其数据有效收集、储存和应用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内的发展重点。

趋势六：“AI+城市运营”全面助推“新基建”落地

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概念。早在2018年，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和华晟基金联合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城市白皮书》指出，智慧城市是综合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区块链、量子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实时感知、高效传输、自主控制、自主学习等特征的高度智能化城市，新基建内容已经被涵盖其中。

基础设施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智能基础设施包括了数据收集、传输、存储和处理等，数据收集阶段主要依赖于传感器实现，大量的传感器放置于智慧城市的各个角落，不断以各种形式收集各个类型的数据。传感器信息有利于城市运营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及时获得信息并做出正确决策。高速网络通讯是实现信息传输的重要保障，5G等新一代传输技术的应用对于处理智慧城市的海量数据至关重要。大数据平台实现了大容量数据存储，确保数据存储达到足够的时限，支撑智慧城市日常运营和未来战略的制定。实现海量数据快速处理，从中获得洞察力是智慧城市运营的关键，进而通过手工或者机器实现快速响应。物联网执行器是智能基础设施的一部分，用以自动执行部分行动以响应智慧城市环境变化，提升城市回应度。

2020年两会期间，新基建和医疗健康成为关注的重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出现。疫情稳定之后，为加速重启经济，我国加大新基建领域投资势在必行，并将以此为契机，促进数字化转型。从各地专项债发行情况看，截至7月底，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大直辖市分别发行专项债871亿元、385亿元、715亿元和674亿元，其中新基建项目发债额度占比分别为14.92%、74.99%、18.85%和1.79%。可以发现，四大直辖市的新基建投资占比都较低（上海的新基建专项债全部为轨道交通项目），大量投资仍然投向传统基建项目。新基建项目短期有助于扩大有效需求，长期有助于增加有效供给，将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结语（二级标题）

后疫情时代，伴随着各国经济重启和中美之间的全方位博弈，未来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从中国国内看，新冠疫情的影响在短期内不会完全消除，部分行业领域的发展轨迹已经被扭转或改变。中国城镇化路径、居民出行方式、办公方式、商业模式等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以城市大数据技术为核心的智慧城市运营将是必然趋势；在外贸受阻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内循环将促使中国城市产业供应链重构，其中开放度更高的沿海城市更加明显。中国的城市与都市圈运营，如能在本质上把握本次新冠危机叠加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智慧城市文明，必将在全球多元博弈的格局中，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领导地位，最终支撑并主导全球城市产业供应链的重构与重建。

                                          （编辑  宋斌斌）

能源安全是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英国经济学家E.P.舒尔茨在1964年指出：“能源是无可替代的，现代生活完全架构于能源之上。”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1973年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人们开始意识到能源安全的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世界石油短缺和油价暴涨，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1974年，国际能源署成立伊始，正式提出了以稳定原油供应和价格为中心的能源安全概念，西方国家据此制定了以能源供应安全为核心的能源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能源需求和价格快速增长以及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国家能源安全还包括了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等问题的关注。能源安全的内涵也应扩展为以增加经济竞争力和减少环境恶化的方式，保证充足和可靠的能源供应。

当前世界所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不仅是供应安全问题，而且包括能源供应、能源需求、能源价格、能源运输、能源使用等安全问题在内的综合性风险与威胁。

中国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和碳排放国，但由于资源禀赋不同，又是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国。亚太地区是全球石油消费主要地区，中国占据了亚太地区将近40%的石油消费量，连续第三年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2019年我国原油进口量50572万吨，同比增长9.5%，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0.8%；天然气进口量9660万吨，同比增长6.9%，对外依存度已达43%。

仅就对外依存度而言，我国能源安全主要表现为油气安全。但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水利枢纽和众多的大型水电站，全球种类最多的大型核电站，全球最多的大型超临界、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全球最高电压等级和最长里程的输电线路，以及远距离的原油管道、成品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等，其中许多大型设备的关键部件和继电保护、安全自动装置、调度自动化和通信等二次系统均有大量的进口，这就直接关系到工控系统的网络安全等问题。一旦战事降临，遭到袭击的后果不堪设想。在中美关系严重破损、国际商业环境日趋恶化的特定时期，一定要高度重视能源领域的安全问题。

通常，能源安全的判定标准主要有可靠的供应、合理的价格、充分的石油战略储备、可靠的运输通道和合理的能源结构，这些因素共同构成能源安全的基础。但从国家安全角度看，能源安全应有更宽广的视角、更深层的理解和更丰富的内涵。

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几项重点工作

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确保能源安全，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立足国家安全，全面审视规划好能源安全。在编制“十四五”规划过程中，要突出重点、谋篇布局，统筹做好《能源安全专项规划》，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明确我国能源安全目标、重点和实施路径。美国借助能源独立，对全球石油市场的掌控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成为国际石油市场又一只“看得见的手”。欧佩克石油市场份额被美国挤压，内部凝聚力和整体影响力逐年下降。因此，要充分考虑国际政治因素，既研究能源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又要研究国际政治对能源的影响，尤其是关注在美国单边主义影响下的国际能源地缘政治的变化，主动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与世界能源大国包括输出国和输入国形成良好的沟通协商机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油气资源开发投资，参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动亚、欧、非三地能源市场融合，互赢互利。打好“战略买家”这张牌，准确把握好与石油输出国的能源外交，密切关注海上运输安全，建立多元、多点、多渠道的油气供应基地，构筑好我国能源安全的海外屏障，保持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性。

二是强化国内资源勘探开发，确保油气基本供应。全球石油资源主要分布于中东和美洲地区，我国石油资源相对匮乏。随着石油消费的不断增长，不得不大量依赖进口，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2014年以来，我国原油产量呈现先升后降趋势，2019年，实现止跌回升至1.91亿吨，仍低于2亿吨。从石油资源探明程度看，我国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潜力依然很大，石油储量的增长处于高基值发展期，天然气勘探处在早期勘探阶段，海相地层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探明率仅为5%左右。2019年，我国三大石油公司加大了国内勘探开发力度，勘探开发形势明显好转。我国油气资源开采技术条件复杂、成本高，与国际市场对比，虽然不具有更好的竞争优势，但可以成为稳定的基础性资源。因此，要加大油气勘探力度，尽快摸清基础资源的家底，做到心中有数。此外，结合国际市场的价格波动，适时做好石油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利用我国煤炭工业的资源优势，保持煤制气、煤制油的领先优势；加大煤层气、页岩气、页岩油的开发利用，都是应对油气危机的正确选择。

三是推动能源革命，加快能源结构的战略转型。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一致同意通过的《巴黎协议》提出：若将全球变暖温度控制在摄氏2度或1.5度以内，全球需要本世纪中叶左右实现净零碳排放。2003年中国碳排放超过欧盟，2006年超过美国，2015年超过美国与欧盟之和。按照发达国家2050年、发展中国家206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要求，2050年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时也应推动实现净零碳排放。2010年以来，国内光伏成本下降84%、风电成本下降50%、锂电池成本下降85%。如果光伏、风电、锂电池成本都能够持续下降，加之氢能和生物质能的开发应用，完全可以逐步替代煤炭、石油等传统高碳的化石能源，实现我国能源结构的战略性转型。因此，在能源革命的背景下，需要树立新的能源安全观，加快能源领域的科技创新步伐，推动能源领域的学科交叉与融合，依托重点企业、科研院所开展协同创新。围绕高效太阳能、海上风电、高效储能、燃料电池、氢能开发等关键领域，抢占技术制高点，加速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聚焦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能源领域的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可以预见，随着氢能、生物质能、天然气脱碳技术的发展，气体能源+新能源+能源互联网将彻底改变目前的能源格局，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能源不够安全、不够高效、不够绿色的被动局面。

四是持续提高能效，实现传统化石能源的减量发展。与国际能源发展对比，我国能源发展的最大短板是浪费大、能效低。按照世界平均能源效率计算，我国目前能源消费量可创造比现在多一倍的GDP；以美国能源效率计算，可以创造相当于现在三倍的GDP；与日本、英国对比，能效差距还要更大。能效差距除了体现出我国产业结构偏重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与能源的生产和利用方式有关。这就是说，只要持续地提高能效，即便不增加能源投入也可以支撑经济发展。因此确保能源安全，迫切需要加快发展动力的转换，提高产品、产业和系统能效，包括推行国际先进能效标准和节能制度，推动形成全社会节能型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综合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切实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的能源转型；以智能高效为目标，加强能源系统的统筹协调和集成优化，推动各类能源协同协调发展。城市是综合智慧能源关注的重点，城市能源消费量约占全部能源消费量的85%，其中建筑耗能占比为30%，交通耗能占比20%。因此，要及时总结我国近年来在多能互补、分布式能源、绿色建筑、绿色交通、低碳城市、零碳园区、微电网等方面的积极探索和成功案例，加快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试想，随着电动汽车、无人驾驶、智能充电以及氢燃料电池的快速发展，就会在交通领域大大减少石油消费，在替代能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能源安全的保障程度。

五是未雨绸缪，确保能源生产运行安全和网络安全。在确保能源经济安全的同时，须臾不能放松能源重大安全事故的防范。不仅要关注煤矿爆炸、原油泄漏、危化品和输油管道爆炸、水电溃坝、火电厂爆炸、电网瘫痪等传统重大安全事故，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环境下，更应关注能源网络安全工作。

2010年9月“震网病毒”袭击伊朗核电站，约30000个终端被感染导致放射性物质泄漏，其危害不亚于切尔诺贝利事故。2015年12月“乌克兰电网攻击事件”，黑客利用欺骗手段，植入“Black Energy”恶意软件，引发电网主机系统崩溃，造成80000用户大规模断电。因此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论述，按照《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网络安全法》等文件，切实完善网络安全监督管理体制机制，落实好网络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全方位网络安全管理。加强行业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网络安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支持网络安全自主创新与安全可控，按照“安全分区、网络专用、横向隔离、纵向认证”的原则，完善结构安全、本体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建立行业、企业网络安全态势感知预警平台和行业网络安全应急指挥平台，提高网络安全态势感知、预警及应急处置能力。推进能源网络安全核心技术突破，重点在关键系统、重大装备、防护体系、专用芯片、密码应用、攻防对抗和检测技术等领域，加强自主创新与应用突破。关注能源生产、经营、消费等领域发展带来的网络安全问题，加强对“大云物移智”等新技术以及微电网、充电基础设施、车联网、“互联网+”等新业务的网络安全风险研究，为行业发展提供网络安全保障。

（编辑  高梁）

完善养老保险三支柱体系，首先要坚持立足国情，充分考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以及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形成的历史沿革和主要特征；其次，要选好改革突破口，把握好改革节奏和力度，针对养老保险三个支柱的定位和作用，研究制定相应的改革目标和政策措施；第三，要注重发挥养老保险体系的正外部性，把完善养老保险体系与形成并推动长期资金入市有机衔接起来。

   增强制度体系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首先，基本养老保险在广泛而较为公平地覆盖全体国民、提供基本养老生活保障、体现政府责任等作用方面，是其他养老保险制度无法替代的，要始终坚持并巩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主导地位。其次，要重视发展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在提供补充养老保障、改善国民养老保障水平、满足差异化需求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不能将“补充”简单等同于规模小、作用小，而是要积极鼓励引导其加快发展。这也是提升养老保险体系效率的有效举措。

要突出改革重点。基本养老保险由于其覆盖全国，社会影响力大，民众依赖度高，其制度的调整应稳妥有序，以完善政策为主。第三支柱仍处于起步阶段，制度空白较多，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可以广开思路，大力推进改革。

要引导社会转变观念

   在养老观念方面，要处理好基本养老保险与第三支柱的关系，正确地看待养老保险的责任划分，正确认识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才能正确看待自身养老的责任，开展养老金积累。在金融消费观念方面，要正确认识什么是养老金融，通过金融方式解决好养老金积累与安排的问题。这些都是形成长期资金的基础。首先是要形成合理的养老金安排和规划。

坚持提供长期资金，长期提供资金的基本思路

一是在扩大资金规模方面，要将重点放在发展第二支柱、第三支柱等市场化养老保险制度上。虽然第一支柱现有结余资金远远超过第二、第三支柱资金规模的总和，但受到缴费水平和潜在支付压力等因素影响，已很难维持并继续扩大。在制度不发生重大调整的前提下，第一支柱可投资的资金增长有限。未来养老金发展的重点在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

二是在延长资金期限方面，要用好现有的具备长期资金特征的基本养老保险结余资金，完善第二支柱制度设计和运行管理，强化长期资金属性，加快建设第三支柱，从起步阶段就坚持围绕长期属性开展制度设计。

完善养老保险三支柱体系的思路和建议

要巩固制度、提升效率，完善第一支柱制度

坚持基本养老保险的主导地位，改进制度管理运行。

一是要增加制度透明度。长期以来，社会各界对于基本养老保险运行情况了解不多，相关信息数量少，更新速度慢，这也是引发各界对于基本养老保险可持续性质疑和争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国家大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有关部门应研究如何改进信息披露，适当提升制度运行透明度，减少社会争论，也有利于使广大群众形成合理的养老金预期。

二是要更为合理地开展养老保险制度预测。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科学制定相关参数，对养老金缴存和支付、资产与负债等进行更为准确的预测。同时，可以考虑适时引入相关政府机构、外部专业人员或机构等参与，增强预测科学性。

三是要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计发月数、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等重要指标进行评估。结合预期寿命延长、社会投资收益率波动等适当进行调整。

四是要制定合理资金委托投资方案。在编制科学的养老保险制度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等基础上，合理计算可以用于委托投资的资金规模和期限，细化管理，在确保养老保险制度平稳运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资金管理效率。

五是要进一步做好基本养老保险预期管理。结合基本养老保险预测结果，制定针对广大群众的科学的基本养老保险宣传教育方案，让他们了解基本养老保险的定位、功能，引导其自愿加入第二支柱、第三支柱，为补充养老保险扩大发展空间。

优化制度、改进管理，完善第二支柱制度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推动企业年金制度改革要充分考虑企业承受能力，应坚持立足国情，重在优化制度，改进管理。

一是对企业年金制度进行评估。企业年金制度已运行多年，在覆盖面、养老金规模、作用发挥等方面未达到预期，应组织相关领域专家或借助第三方机构的力量，系统梳理总结造成上述问题的内外部原因，科学评估制度运行效果。

二是探索完善制度运行模式。首先，应进一步理顺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关系，强化受托人选择、监督、制定投资策略等职责，使受托人真正发挥出基金受托管理的重要专业作用，而不是简单的“传声筒”。其次，可考虑取消账户管理人。现有四类管理人增加了企业年金制度运行的复杂性和成本，近年来金融机构信息化水平提升很快，账户管理完全可以通过信息系统予以解决。再次，简政放权。调整现行的企业年金计划、各类管理人资格审批管理方式，逐渐向事后备案或完全放开转变，以减轻相关主体负担，提高管理效率，增强企业年金制度吸引力。

三是改进企业年金投资管理方式，健全长效评价机制，引导长期投资理念。企业年金是长期养老金，现行的短期业绩考核和排名规则引导委托人过分关注短期收益，也会导致管理人出现跟风投资和增加交易频率的行为，不利于形成长期规模资金。应探索制定科学合理、符合其养老金特征的业绩考核指标，增加长期投资业绩考核比重。引导参与主体提供长期管理服务和长期养老金产品，而不是简单采取委托投资管理模式，签订短期委托管理合同。

四是研究非正规就业条件（弹性就业、灵活就业）下，如何发挥企业组织、缴费的能力，引导个人开展养老金积累。例如，允许企业为员工个人养老金积累提供支持，相关企业缴费可比照企业年金制度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五是研究调整税收等政策，适时打通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允许企业年金计划参加人在调整工作单位、失业等情况下，将第二支柱积累养老金转入第三支柱。

六是探索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联动发展。鼓励机关事业单位为编外人员建立企业年金计划，并提供缴费支持，已解决正式员工加入职业年金计划后，解决编外人员养老保障的公平性问题。

市场主导，政策引导，加快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第三支柱

一是尽早将税延政策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公众对于投保税延养老保险呼声较高，希望能够享受到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试点保险机构经营平稳，在涉税操作、产品设计、销售管理、支持服务等方面积累了经验，具备扩大经营地域的能力。中保信平台运行稳定，能够满足财税部门、参保人、保险公司等各方需求。我们认为，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符合公众需求，具备实践基础。

二是将符合条件的银行养老储蓄、银行理财产品、养老目标基金等纳入税收递延政策试点。

三是简化税延额度计算方式，取消6%的比例限制，直接采取定额模式并适度提高额度上限。

四是坚持养老金长期终身领取原则，在领取期通过制定差异化税率，引导参与者在领取时将所积累的养老金转换为可长期终身领取的养老年金产品，实现与基本养老保险的有效衔接。

五是研究调整目前的税收递延模式，从EET转换为直接免税的方式(EEE), 不再对个人领取养老金征缴税款，鼓励个人加快养老金积累

六是简化涉税流程，将税延养老保险涉税操作相关功能纳入个人所得税APP，推进税务系统与中保信平台对接。引入个人养老金积累补贴政策。

七是探索制定交费补贴政策，引导个人将金融资产转换为养老金。

八是探索将养老金融业务纳入金融消费者教育。提升国民养老金融素养。加强对养老金融业务期限长、收益稳健、长期终身领取等基本特征的宣传，引导消费者理解并逐渐认同养老金专业管理、长期积累的消费观念，接受养老金终身领取的制度安排。加强对于不同类型养老金融产品特点的宣传，引导消费者建立生命周期投资观念，合理选择符合其年龄阶段、风险偏好、目标收益等的金融产品。

  完善制度，加强监管，引导推动长期养老金入市

养老金入市，有利于资本市场稳定与良性发展，但资本市场本身也需要自我完善，加强信息披露、投资者保护等制度建设，为养老金入市创造基础条件，有效保障其正当权益，营造出适合养老金发展的市场环境，吸引长期资金不断流入资本市场。总体来看，就是要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一是坚持保护投资者权益不动摇。依法保护各类股东知情权、监督权、参与决策权、资产收益权等各项权利，鼓励企业长期经营，合理回馈投资人，逐渐使投资管理人，特别是养老金管理人形成稳定回报预期，逐渐调整追涨杀跌的短期投资风格。

二是优化资本市场相关税收政策。建立引导性的差别税收制度，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投资行为。目前，我国对股息红利征税，但对价差交易的资本利得不征税，可能间接刺激投资者的短期行为。研究建立以引导鼓励长期投资为导向的资本市场税收政策，有利于吸引养老金入市。

三是支持产品创新，丰富长期资金投资标的。推动REITs等适合养老金投资的产品加快发展，研究推出适合养老金投资进行风险对冲的金融工具。

四是监管部门要秉持依法监管、从严监管的原则。加强对上市公司内外部的约束，避免上市公司出现追求规模增长而忽视股东回报以及脱离主业盲目投资等行为。

五是健全符合养老基金长期性和稳定性特征的投资长效评价机制，引导长期投资理念。 

（编辑 季节）

市场经济3.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实践，为创造新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但在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话语体系的“任意剪裁”下，中国崛起的“春天的故事”被不断歪曲和误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英国早期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二战后西方的国家干预型市场经济模式有着显著和根本差别。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模式，实现了对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超越。要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后的逻辑，必须构建市场经济3.0的理论话语体系。

笔者认为，市场经济发展史可以划分为市场经济1.0、2.0和3.0三个版本。[1] 按照一般的理解，市场经济1.0对应于工业革命之后在英国出现的自由市场经济，其市场主体只有私有企业一维，国家只是充当市场的“守夜人”，与市场截然分开。市场经济2.0对应于二战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其市场主体扩展为中央政府和私有企业二维，政治权力开始内嵌于经济之中，国家开始成为市场经济内生性主体。市场经济3.0对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是对市场经济2.0的发展与超越，集中体现为：第一，国家的经济作用更加宽广；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种经济制度；第三，市场经济3.0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组成的三维市场体制。[2]

不同的市场经济版本，对应于不同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代表构成了市场经济1.0理论。凯恩斯、当代演化经济学以及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组成市场经济2.0理论。以新结构经济学为代表的解读中国经济的理论属于一种过渡形态的理论。而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市场经济3.0的理论体系。

主流观点一直认为，市场经济只有1.0和2.0两个版本，从而对政府作用的讨论，不免陷入“自由放任”还是“政府干预”这个钟摆式陷阱。将市场经济3.0纳入学术谱系当中，无疑肯定了中国模式的实践与理论价值，这也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转型，提供了新的实践与理论参照。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构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要求国家理论必须能够很好地解释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有关机构（如地方政府）以及党的经济作用，否则将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晚年列宁之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史上，曾经有几次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争论，其中最著名的一次争论，是围绕十月革命的合法性问题产生的。后来成为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的葛兰西，当时发表了《反对〈资本论〉与革命》一文（见人民出版社出版《葛兰西文选》）。他一方面肯定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同时又体认到，十月革命的发生和历史唯物主义或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是相矛盾的，对这种矛盾客观上需要一个解答。他的这种认识，当时在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身上也有反映，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接纳了后一种看法。

列宁在其晚年对类似问题做了深刻思考。在他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提出了一个解答，其中包含两个要点：第一，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是由偶然性组成的，十月革命在落后的俄国爆发并成功，体现了这种偶然性。第二，列宁问：为什么不能先夺取上层建筑，建立苏维埃，然后再从文化和生产力上赶上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呢？列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解释了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行性。就客观方面而言，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爆发革命的理论。就主观方面而言，列宁早在《怎么办》里提出了新的建党学说。十月革命是在这一关于革命可能成功的“偶然性”理论的指引下搞成的，而不是盲目的暴动。

在中国，毛泽东同志也为中国革命提出了“偶然性”理论，从他在井冈山时期的著作到抗战时期的《论持久战》，再到《新民主主义论》，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理论的发展。如果只有历史偶然性，强调生产力归根结底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丢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提出了具有因果性质的规律，代表了世界历史中的必然性方面。列宁指出，如果我们谈论的不是一次平常意义的政治革命，而是经济社会形态的变迁，则生产力必须发挥作用，但这种作用在他那里可以是“事后的”，就是先改变上层建筑，然后在生产力上再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

如果说列宁试图在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建立起联系，邓小平同志则在更高的层面代表了必然性的回归，这一回归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关键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他接过了列宁之问，即接纳必然性，并将其发展到新的高度，提出不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完成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

 历史唯物论的传统认识需要更新

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了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从理论上系统全面地对此加以解释，一个先决条件是要全面更新对历史唯物论的传统认识。

习近平同志早在福建工作时期发表一篇学术论文，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经济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经济化”，[3] 并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4] 这一表述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对历史唯物论既有命题的新阐释：上层建筑（国家权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显然嵌入了经济社会基础，成为后者的一部分。这样，经济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两种制度领域截然二分的传统假设，就难以成立了。

    一些学者在这条路线上继续发展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例如，史正富教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概括为包括企业、竞争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三层主体的市场经济，以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维（私营企业）市场经济。[5] 为此，我们需要发展包括两级政府在内的关于市场经济主体的动机和行为模式的理论。

    笔者重点讨论了如何更新对历史唯物论的认识，解释当代中国制度变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要围绕两个核心论点：

    第一，生产关系在功能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生产关系表现和适应生产力，另一方面，生产关系服务于对剩余的占有和支配；后一种可能性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不仅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且会受到生产力之外的其他因素，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的直接影响。只有当上述两重功能彼此统一时，生产关系的改变才会伴随着不可逆的生产方式整体的变迁，带来经济社会形态的真正进步。

第二，任何一种制度型式（如血族、宗教或国家等），只要承担生产关系的功能，就直接成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抑或经济和政治、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区别，并不是两类不同制度的区别，而是制度因其功能的差异而产生的区别。在历史上，血族、宗教和国家都曾扮演过生产关系的功能；在国家权力承担生产关系作用的场合，整个国家机器在功能上被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如外交、军事）仍然是纯粹的上层建筑，另一部分则嵌入了经济基础，并成为后者的一部分。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经济，也存在于现代市场经济当中。这一观点是波兰尼理论的一个回应。在波兰尼看来，一个“脱嵌的”（完全摆脱其他制度型式的嵌入、纯粹自我调节）的市场，事实上是一个乌托邦。[6] 换言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必然是有市场之外的制度型式嵌入的。波兰尼的所谓“嵌入”，意味着市场之外的制度型式承担了生产关系的功能，因而成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7]

这里有必要强调：第一，国家成为基础的组成部分的原因，不仅在于国家是公有经济的法权意义的所有者，而且在于国家权力直接承担了生产关系的功能。第二，国家发挥生产关系的功能，不只是建立在作为国有经济所有者的前提上，国家还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参与生产关系的建构和发挥生产关系的作用。政治经济学需要对这些具体途径开展更为切近的类型学分析和研究。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市场经济的参照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化，需要提出一个理论参照系，以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笔者认为，借鉴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可以作为上述理论参照系。孙冶方、卓炯、蒋学模等老一代学者很早就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马克思将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取得剩余的方法划分为两种，即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前者单纯建立在榨取或动员的基础上，后者则以生产力的进步为前提。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崛起之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便成为居主导地位的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形成、发展和走向以资本过剩和人口过剩为表征的危机，并引发国家的干预。

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发展为解释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其前提是承认剩余价值和资本等概念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具有特定的阶级属性，另一方面也具有公共性或一般意义的社会性。在一切阶级社会中，都存在以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剩余。经济剩余的性质，一方面取决于这种剩余由谁来支配，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它如何被生产出来，以及在何种用途上被使用。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剩余价值的增长主要来自生产力的进步，同时迫于竞争的压力和资本主义经济内含的生产过剩的矛盾，进一步推动资本投资于新部门和新产品。由此还引申出马克思的另一结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以及科学知识“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解释了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也就是演化经济学所说的一个经济体接纳创新的能力。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包含着工人实际工资提高的内在趋势，带来了工人阶级消费水平提高的可能性，从而具有一般意义的社会性。另一方面，由于剩余价值的支配权掌握在资本家阶级手中并服从于其统治的目的，剩余价值以及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又具有资产阶级的属性。

如果我们采用一个纯粹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将其作为参照系来解释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那么这一模型一方面要求抽象掉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这就同时假定了作为分配性正义按劳分配原则可以实现；另一方面还要假设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地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家可以定义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的委托人”，[8] 即受社会委托承担了积累职能的那部分人。将这两个维度结合在一起，就共同界定了一种所有制的经济含义。

剩余被利用的方式，决定了这种生产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具有阶级性（剥削性），或一般意义的社会性。可以从现实生活中举一个例子，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种剪刀差所造成的剩余的转移，表面来看是对农业和农民的剥削，但这些剩余被集中用于国家的初期工业化——在这里发挥作用的生产关系（作为支配剩余的经济权力）是服务于国家的长远利益的。在一个纯粹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中，生产关系或所有制的社会性质也可以在类似意义上来理解。

据此，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和发展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在剥去其附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外壳后，我们可以将这个理论一般化，将其作为一个参照系理论，用于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预设了企业之间充分的竞争，这种竞争迫使企业将其剩余价值或利润最大限度地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那么，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是否可以充分地参与竞争？过去40多年改革的许多事例表明，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需作澄清的还有这样一个理论问题：价值规律究竟是否能脱离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规律而独立存在？实际上，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的诸般作用，如通过价格、竞争、生产要素的流动调节社会生产和资源配置，促使企业节约成本等，都是以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规律为中介而实现的。离开这一规律，上述作用一个也不能实现。

需要指出，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同时包含了资本积累的各种矛盾；那些导致技术进步的因素，也会同时造成失业、利润率下降乃至危机。如果我们要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论作为参照系看待，必然要求将那些符合参照系要求的部分，与那些解释积累内部的矛盾和危机的部分相对区别开来。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与市场失灵

在现实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往往不能以纯粹的方式实现，它会遇到多重条件的约束，它涉及积累自身的环境（利润率是其主要表征）、与积累和竞争相关联的制度因素、以及科学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分别被称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条件、制度条件和科学-技术条件。

首先，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实现，是以一场蔓延到两大部类的技术革命为前提的。机器的出现使得科学技术知识在生产中的运用变得日益重要。马克思总结了科学知识和工业的关系：一方面，科学运用于工业，在这里，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外生的；另一方面，马克思敏锐地发现，在他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换言之，技术创新具有所谓的内生性。

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条件（有利于积累的经济环境），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在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同时，又会自行破坏其实现的经济条件。第一，技术进步在长期内推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带来一般利润率下降并导致积累率下降，资本和人口会出现双重过剩；第二是马克思对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考察——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内变动的最低限度”。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条件，一方面是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其他两个条件（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相结合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其形成和瓦解受到国内阶级斗争和国际间竞争的强烈影响。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二战后形成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在这一体制下，集体谈判、成本加成等制度型式，造就了新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实现机制，即寡头垄断企业可以在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增长的基础上，根据一个预期利润率设定价格，这种定价制度遏制了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而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就可以借此挤压落后企业的利润。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在这三重条件难以满足的情况下，全社会剩余价值不能充分地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从而导致人口过剩和资本过剩，大量剩余价值转用于奢侈性消费和与实体经济无关的金融资产投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机制遭到了破坏。20世纪80年代以降，新自由主义的盛行造成了一种不利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环境，这便是资本积累的金融化。这使得剩余的获取脱离了生产甚至以榨取劳动力价值作为利润的新的来源。

现代市场经济能在多大程度上将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和生产力进步结合在一起，从而证实自己的历史合理性，是任何一个制度面对的根本问题。

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三重条件的描述，事实上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失灵”理论。这里的“市场失灵”是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不是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参照而界定，而是涉及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积累过程的一切矛盾。在这三重条件遭到破坏的条件下，国家的经济作用就显得重要起来。国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尝试重建这些条件，使得经济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一参照系复归。

大体说来，保证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科学-技术条件，要求国家在汉密尔顿-李斯特所倡导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作用；保证相对剩余价值的经济条件，要求国家发挥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作用，同时还要发挥汉密尔顿-李斯特所注重的贯彻长期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作用；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条件，它与其他两种条件是密切结合的，比如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城市）之间的关系、资本和资本的关系（包括国资和非国资的关系）、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等等。国家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制度变迁中都起到重要作用。总之，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和以此为前提的市场失灵理论出发，可以引申出国家的经济作用，进而构建一个国家的经济理论。

在这一理论架构下，国家的作用是“内生的”，国家不仅通过嵌入市场经济内部，即作为基础的一部分发挥作用，同时国家发挥其经济作用的过程，是国家因应市场经济在矛盾中的发展而再形成的过程。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里，国家的作用被看作是一个可持续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机制的必要条件，担负这一功能的国家也相应地“嵌入”市场经济，成为市场经济的内在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国家发挥其经济作用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形成的过程，国家的经济理论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形成的理论。在此双重意义上，我们将国家的经济作用视为内生的。强调国家的这种内生性作用，有利于我们破除将市场经济和国家视为某种二律背反的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教条，建立一个更为包容、更具一般性的经济理论体系。

                                  （编辑  苏歌）

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疫情冲击下的国际新格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具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在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凸显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价值。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是应对变局的必然选择

当前和“十四五”及未来更长时期，中国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逐步增大，亟待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经验看，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下，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对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当前形势及未来长期趋势看，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外需萎缩不振，既是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要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和对策储备。

面对新形势、新变局，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其内涵就是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进一步提升价值链的主导能力；其外延就是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有机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前移，带动我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

在全球新格局下凸显“一带一路”战略价值

2018年以后，全球化进程放缓，而区域和次区域合作逐步强化，“一带一路”倡议联通了有活力的亚洲与有实力的欧洲。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后，中国需要加强开拓美国之外的全球市场，同时欧洲国家需要亚洲大市场，在当前环境下更加凸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独特价值。从亚洲看，中美贸易摩擦前，中国企业中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迁移就已经开始并在加速，东南亚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趋势将长期化。在中国产业转型过程中，加强与东盟合作关系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点。

以重大项目为纽带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策略选择

通过“一带一路”重大项目的一体化和国际化开发，充分用好国际国内的“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打通人民币回流机制的关键环节，有效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1.在资源保障上对接周边地区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积极发挥亚洲及周边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比较优势，在资源合作中共同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对冲中美贸易摩擦和营造有利的地缘环境。例如，几内亚西芒杜铁矿项目是中非合作开发的重大资源类项目，项目的成功开发能够加快我国建立稳定的海外铁矿石基地，摆脱我国在铁矿石上的高度依存、价格长期受制于人的局面。该项目也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的对非合作“八大行动”的务实举措。此外，在周边国家推动以民企为主的农业“走出去”，在粮食补贴及配额方面进行优化，建立风险补偿机制，逐步形成1亿吨粮食的海外储备。

2.在合作机制上联合多边机构共同开发建设。拓展开发性金融、国际银团、PPP模式、投资基金、第三方合作等“发展融资工具箱”，构建覆盖沿线国家的投融资促进网络。设立“走出去”与援外结合的对外投资平台公司，增强第三方合作特别是友好国家及企业的合作，促进援外项目与产业项目的相互转换。例如，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丝路基金和世界银行集团下设的国际金融公司（IFC）联合融资支持的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项目，按照市场化原则，发挥资金动员优势，在各利益相关方权责分配、融资方式选择、商业风险和融资风险分担等方面采用国际惯例，学习其环保及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做法，有效满足合作国发展诉求，增强风险控制能力、国际影响力和第三方合作吸引力。

3.在货币使用上以重大项目为平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从实践效果看，“一带一路”建设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形成了中国的生产、产品和贸易的优先次序，然后才体现为人民币进行支付和结算，这就在客观上助推了美元化，新冠疫情发生后这种状态更加突显。对此，需要充分利用新冠疫情防控与经济重启来推动国际合作，立足大宗商品交易、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建设融资、货币互换和储备等货币国际化关键环节，统筹建立人民币区域性闭环回流机制。一是以能源、矿产等大宗商品贸易为载体，构建以人民币为计价、支付和结算货币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二是在重大项目及境外产业园区建设中，引导市场主体扩大融资安排中的人民币规模，持续推动人民币跨境资本运用和结算使用；三是深化货币互换合作，引导互换人民币进入当地授信系统，增加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四是鼓励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新开发银行（NDB）将人民币作为主要结算货币；五是通过东盟、上合、金砖国家、亚信及银联体等多双边合作机制，推动更多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外汇储备，强化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加强重大项目境外资产保障机制建设

纵观“一带一路”建设全局，我国对海外项目及其所在国的资金、资本、资源等系统性投入大幅增加，与其配套的国家保障机制和利益保护机制尚未健全，存在的中长期风险敞口将威胁我国发展全局，亟需早作谋划、长期布局和妥善安排。

对此，应吸收和借鉴“一带一路”建设七年来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结合国内外各方关切，聚焦重大项目在推进实施中暴露出的共性问题。坚定不移地深化对外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有效管控境外投资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资产损失，增强长期获益能力，为我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的稳定发展提供安全、可持续的金融支持。

1.建立项目分类机制与系统化解决方案。“一带一路”建设是系统性工程，涉及的领域极其庞大，主要政策工具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和金融机构，需要聚焦重大项目的系统性谋划，从项目全生命周期入手对项目进行分类，并给予相应的融资安排、担保、风控和运营维护，加强对当地贡献和中国收益等方面的事后评估。如港口、铁路、公路、电网等中长期项目，由于投资金额大、经营周期长，且执行过程中涉及当地及周边国家的地缘、外交、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需要国家给予政策支持。在投融资方面，配套财政资金、援助资金及开发性融资安排；在绩效考核方面，制定合理的尽职免责和风险补偿政策，降低资金综合成本，强化财务可持续，激发实施主体的积极性，保障项目长期可持续的高质量运作。

2.在经济下行周期增强风险处置能力。“一带一路”建设初期处于全球经济扩张期，中资机构在海外经营风险应对方面经验不足，与国际水平差距较大。目前在经济调整期、冲突期和下行期，更急需补课，提升强化风险化解和处置能力。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经历过数次风险周期的教训，在大量违约处置中能够妥善平衡国际规则和双边关系。因此，我们应加强深入研判，长期关注海外经营风险，如地缘冲突、宗教文化、债务可持续，以及全球疫情的长期影响。增强对重点国家债务治理能力，对待债务减免诉求，既要积极回应、统筹考虑，又要分类施策、因国施策。统筹兼顾沿线国家的疫情演变形势、综合防疫能力、双边合作关系、地缘政治局势等因素，坚持底线思维，及时提出阶段性解决方案。鼓励合作国政府采取PPP模式，将主权债务转化为国际投资行为，保持合作国债务处于可承担、可持续水平。

3.建立沿线国家债务治理长期合作机制。从实践经验看，债务承载能力要兼顾债务规模和使用效率、经济周期、金融环境等综合因素，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治理机制和实际国情，坚持适度负债与经济效益并行不悖的原则。全面评估债务本身带动的造血能力和项目建设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统筹测算对债务可持续性带来的积极影响。一是设计长期有效的债务治理合作模式。重点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运作模式，将建立债务治理合作机制纳入“一带一路”多双边合作正式议题，通过防控机制建设减少国别风险敞口。二是确定务实管用的债务治理合作内容。督促合作国对政治、经济、外交、地缘等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做好评估可研，针对不同情景提出风险防控预案和配套的融资方案。三是协助合作国建立债务风险限额管理体系，整合各类金融机构信息数据，识别、监测成员国的各类债务水平和国别风险敞口。

4.坚持推行“投建营”一体化的深耕模式。疫情之下更加凸显保障中国海外资产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亟待加快适应国际竞争已由价格向投资运营转变的发展格局，对于重大项目合作应进一步增强本土化和长期运营管理意识。中资企业应全面融入当地政治、环境与社会生态圈，做政府责任的分担者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务实对接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诉求，借助援助资金、优惠贷款、商业性贷款结合的国际发展融资支持。全方位提供规划咨询、融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等高质量综合服务，有效解决当地政府债务负担加剧、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等发展短板，以此获得更多市场份额和技术开发能力，推动中资企业进入发展全球化、经营属地化、产业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5.切实推动建立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充分预估疫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建和筹建项目的综合影响，根据项目延期引发的资金供给、建设进度等风险损失，充分发挥发达国家在投融资、设计、咨询、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精准制定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领域与模式。通过“扩大合作空间、让渡市场份额、弥补资金缺口、对冲延误工期”等应急举措，共同为沿线国家提供高质量、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准确把握疫情带动的应急合作契机，完善第三方市场合作机制，提升合作各方的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

                             （编辑  季节）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重创了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冲击了全球贸易和投资，逆全球化呈现加速趋势。各国基于抗疫供给安全、减少对其他国家依赖的考虑，将可能采取重振制造业、将海外投资转至国内等措施，从而引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大变化。逆全球化思潮下的价值链重构势必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应主动发挥中国制造业大国和全球产业链中间地位优势，保持稳健的定力和适度的张力，夯实引领新型全球化的基础，全面深化“一带一路”建设。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重创全球经济，催生全球化的逆潮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尚没有明显减缓迹象，各国为控制疫情采取的封锁措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全球经济贸易发展。今年3月初，OECD发布《中期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在中国疫情于第一季度达到高峰，且假定其他国家疫情受到遏制的情况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下降约0.5个百分点；若疫情持续蔓延，全球经济增速可能会减半至1.5%。根据WTO 4月初的预测，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下降13%至32%，萎缩程度远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12.5%。跨国公司及其境外子公司延迟资本支出，推迟或搁置现有投资计划，导致停工停产和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最新评估显示，疫情带来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危机，可能会导致全球新增约2500万失业人口。疫情蔓延造成的全球经济贸易衰退，正严重打击生产者、消费者的信心。

近几十年，全球化进程带来各国经贸联系和产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当前全球供应链占贸易比重为28%，占全球工业生产比重高达46.7%；比较优势下的国际分工促使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迅速发展，提高了各国劳动专业化程度和效率，但同时，国际分工也带来了巨大的脆弱性。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各国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停工停产措施，直接冲击着东亚、欧洲和北美全球三大生产网络，单一来源的供应商或专门生产特定产品的区域，可能在危机时期暴露出意想不到的脆弱性，使得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和地区出现物资供应危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近两年，特朗普推行的“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进一步催生逆全球化趋势。疫情促使各国反思国际分工的代价，基于国家安全的目标，一些国家和地区将加快政策转向，强调内向发展和自主发展。

积极应对，加快布局新型经济全球化

疫情不一定导致全球化逆转

正如贸易保护主义始终伴随着贸易自由化过程，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也是相辅相成的。19世纪以来，多次全球化浪潮都曾因危机导致短暂倒退，危机之后则是更加强劲的全球化进程。

全球化本质上源于资本的驱动性。当一国资源、市场满足不了资本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的要求，资本就会超越国界，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去寻找新投资机会，不断地在世界各地流动，经济全球化的源动力就不会消失。

当前的全球化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上世纪末期，全球价值链尚未形成。在本世纪，全球价值链紧密结合，创造了一个复杂的、相互依存的经济系统。跨国公司产品零部件经常由全球数十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由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控制其经济所需的所有商品和组件，这种高度的专业化生产使得替代变得非常困难。由此，疫情之后，尽管各国力图将生产集中在本国，但企业也会选择供应链的多样化，引入更多参与方。

全球格局的大调整或迎来新型全球化

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基本是由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推动的。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贸易中的地位发生了较大变化，过去10年间，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迅速崛起，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在美国之外，陆续出现了多个力量中心，改变了长期由欧美主导世界经济的格局。美国感到自己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好处，远不能抵偿本国制造业的衰落和中产阶级的损失。基于这种认识，特朗普上台后不断干扰全球产业链正常运行，谋求全球化利益的重新分配。

但是，美国未必能够轻而易举地退出全球化。一方面，美国国内支持全球化的利益集团仍具有较大影响力，全球化对美国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美国对世界的依赖程度在过去20年间大幅提升，无法真正地退出全球化实现自我孤立。现在美国更多地是通过综合优势地位，改变自认为对其不利的国际经贸规则，实现全球化利益的再分配，外在则表现为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倾向。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以及以中俄印巴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开始偏离美国与西方设计的轨道。美国和西方国家纷纷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社会分裂日趋严重，保守主义、孤立主义呼声四起的同时，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开始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由于中国较早地控制了疫情并恢复生产，对西方国家的刺激更甚。在此背景下，由美国主导并创建的全球化体制困难重重，疫情之后，我们将迎来新型的全球化。

提前布局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

逆全球化思潮将对中国经济贸易产生重大影响

改革开放和加入全球化，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2003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在全球占比仅为6.8%，2017年已经提升至23.9%；其间对外贸易额增长了约6倍；电子、机械和设备领域的产出占全球份额的38%-42%，2019年中国是全球120多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

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以极大的代价基本控制了国内疫情，开始复工生产、复苏经济。但因上述种种因素带来贸易保护主义回潮，原国际经贸秩序和全球生产网络受到极大干扰，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趋于严峻，并影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可能调整全球产业布局；一些海外加工企业转移或回流，将可能降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也将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带来极大压力。

当前，“一带一路”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逆全球化趋势将增加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已经对沿线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政治形势复杂的国家带来严重影响，逆全球化将会使这些沿线国家雪上加霜。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较复杂，中美关系趋于恶化也会给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增速如放缓，将给周边国家产生较大影响，对东盟的影响尤为突出。相关机构预测，若中国经济增幅下降1.0%，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将下降约2.8%，直接造成东盟经济损失约24-34亿美元，占东盟国内生产总值的0.07-0.11%。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调整也是提升我国影响力的机遇

充分发挥制造业大国优势地位作用，通过协助全球抗疫提升影响力。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一制造大国，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高达28%，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疫情蔓延时期，中国积极向全球提供抗疫和维护社会正常运作的物资，协助全球抗疫，充分发挥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的重要作用。

从全球产业链中的相互关系看，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逐步减弱，而同时国际市场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不断提升。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分析数据，按照贸易、技术和资本的依存度指数看，2000年时，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指数为0.4，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为0.8；2012年时这两个数据分别为0.7和0.9，到2017年时则分别为1.2和0.6。面对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中国基于基本控制本国疫情的现实，可充分利用自身在全球产业链的重要地位，坚持开放，尽力维护全球供应链，化解某些经济体的“脱钩”倾向。

抵制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去中国化”倾向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美国逐渐接近，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已就遏制中国的发展形成共识，并借口疫情“甩锅”中国，加紧营造中美间的紧张局势。美国已经在科技和知识产权领域推动与中国的“脱钩”，特朗普政府出台了“由国家全包成本费令美国企业从中国撤回”计划。在美国的推动下，欧洲和日本也开始强调自给自足、重视区域市场。虽然在短期内“脱钩”有较大难度，但假以时日，美欧将可能各自建立相对独立的合作圈，对中国外向型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加上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加工型外资企业正加快向东南亚转移，如果国内产业调整升级步伐跟不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

美国打压中国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阻断中欧间的经贸合作。从全球经济版图看，各区域间的经济贸易联系日益密切，但各区域贸易占全球总贸易的比重存在较大差异。1995-2007年间，全球发达经济体消费了81%的全球商品，而在2017-2030年间，预计发达国家在全球消费总额中的比重将下降到49%。与此对应，发展中经济体的占比将由19%提升到51%，其中，中国将由10%提升到16%。全球化让世界各区域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如果亚太地区和欧洲地区紧密结合，将使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地区成为真正的孤岛。

强化区域性合作

当前，中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端位置，前端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严重，后端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人力的依赖不断提升。我们需要从价值链两端着手，应对美国推行的“去中国化”企图。

强化与欧日的经贸合作与联系。美国强迫其欧日盟友一起与中国“脱钩”，我们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虽然中国对美国的高科技有很大的依赖，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与欧日合作进行替代。首先，加快推进自2013年就已经启动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争取尽快签订协议，进而启动中欧FTA（自贸）谈判，以强化中欧双边经贸合作的基础。其次，在欧洲寻找新的具有价值的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伙伴，深化中国与欧洲的经贸关系。英国脱欧已近完成，其加强与其他国家经贸合作的意愿强烈。其三，加快推进中日韩FTA谈判进程，基于签署的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完成谈判的RCEP法律文本，尽快签署中日韩FTA，筑牢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巩固全球价值链下游的需求。首先，深化与RCEP签署国的经贸合作。目前RCEP文本谈判已经完成，16国中仅印度没有加入，应进一步巩固与东亚、南亚、东南亚的经贸联系。其次，探讨推进中蒙俄FTA谈判，强势构筑以周边国家和地区为主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第三，通过“一带一路”的经济走廊建设，将东南亚地区与欧洲紧密连接，构筑庞大的亚洲经济板块，共同应对逆全球化的挑战。

发挥建设性作用，进一步推动多边主义发展

推动多边主义发展形成新型全球化，符合中国的利益。在以WTO为代表的多边主义面临困境之际，中国应该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多边主义发展，首先应推动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和谈判。

WTO体制所遭遇的困境，不仅源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也源于其自身的规则缺陷。目前美国特普朗政府孤立主义倾向日益鲜明，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极大危机，而中国在WTO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我国应主动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建设性方案。在现有框架内探寻渐进式改革路径，通过程序性、技术性改进，推动多边贸易体制走上正轨。

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推动构建新型全球经贸规则体系。“一带一路”倡议与WTO基本原则是相互吻合的，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不仅遭到一些西方国家的质疑，也由于缺少通行规则，其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断加大。规则的构建应尽量符合已有国际经贸规则，再加上沿线国家基本都是WTO成员，WTO有资格成为“一带一路”规则构建的借鉴对象。在WTO改革和谈判陷入困境之际，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相关规则的构建，正可充当WTO改革中国方案的规则试行平台，进而推动构建新型全球经贸规则体系。这不仅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经贸规则中的话语权，也有助于推动多边主义发展。

                               （编辑  高梁）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兴起，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形成了历史性交汇，也为我国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历史机遇。在发展动力转变的关键时期，需要新的发展理论指导发展政策和实践，才能为制定创新发展政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合理的理论基础和启示。

主流经济理论对创新的忽视

现代经济学自诞生以来，经济发展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探讨的核心议题。但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学者们的注意力却由经济发展问题转移到了资源配置和效率提高问题上，对长期发展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原因之一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研究重点转向市场均衡，更为关注那些隐藏在需求和供给曲线背后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产出、投入和价格。例如，自20世纪以来，尽管科学技术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但科技和创新始终不是主流经济理论关注的对象，而是以“黑箱”方式来对待科学和技术（Freeman和Soete，2004）。直到20世纪中叶，主流经济学才把技术纳入其分析框架之中，但是长期以来把技术看作外生变量，仍然没有打开技术的“黑箱”。虽然新增长理论将技术内生化，但是没有考虑创新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因此，尽管经济学家对发展的兴趣由来已久，但一直到现在为止，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无法有效地回答这一问题。对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发展仍然是一个谜（Helpman，2007）。

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不关心发明和创新，不仅是由于他们专注于其他问题或是对技术的无知，更根本的原因是主流经济理论本身固有的局限性（Freeman和Soete，2004）。新古典经济学基于一种机械轨道的概念发展成为一种经济增长理论。这种经济模型的特征是对资源数量的变化进行描述，但没有描述与“质变”相关的演化过程（Dopfer，2004；陈平，2019）。以偏好给定不变作为假设分析经济系统的运行，是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其核心是价格理论，企业内部的运行机制被简化为以生产函数来表示。技术进步被当作外生变量，即技术变迁和新发明会“从天而降”，并向所有人免费提供，企业可以随时获得相关技术。但是这种理论没有考虑规模经济和累积经验所创造的进入壁垒，知识被这些壁垒所保护，具有很高的获取成本，一般不容易获得（Reinert，2010）。

在当代社会，因创新而引发的“质变”已成为各国竞争的基础，这也是各国政府积极发展科学和技术的理由。但是支撑当下发展政策的主流经济理论无法把握不同经济活动之间“质”的差异，主流经济学对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解释是苍白无力的，对提出科技和创新方面的政策建议没有多大帮助，这使人们对经济学的不满与日俱增（Reinert，2007）。

主流经济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误导

二战结束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落后状态，其发展政策随着发展理论的变化而不断演进。但是随着新古典范式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占据主流地位后，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基本上都是围绕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律提出的。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国际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开始推行“结构调整计划”，包括自由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自由、放松管制及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林毅夫，2012）。但是，这些政策建议不但没有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反而使很多发展中国家不断误入迷途、陷入困境。例如，拉美国家的改革在“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结构升级停滞不前，陷入了“低技术、低附加值、低工资”的恶性循环陷阱之中（Reinert，2010）。用李斯特（F. List）的话来说就是，发达国家正在撤掉发展的梯子，即自己在崛起的过程中采用了重商主义手段，却向后发国家推销自由主义思想。

由于主流理论对增长和发展问题的解释力不足，从中得出的政策建议更是不可行。发展中国家要么不知道如何改变，要么根本不能实现必需的改变。世界银行在一份关于20世纪90年代发展教训的报告中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改革过于强调对资源的配置和有效利用，而不是能力提升。虽然它们致力于更好地利用现有能力，以建立长期持续发展的基础，但它们没有提供足够的激励来提升这种能力。因此，发展政策需要认识到经济发展的复杂性，而不是用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解决。这就促使我们对现有理论的有效性和实用性进行反思，并寻求一种全新的思路，以确定制约每个国家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林毅夫，2012）。

创新发展理论的主要观点

当一个更具创新性的经济出现时，经济学理论需要回应这些变化。新的理论体系应加入开放性、不确定性及新颖性等概念和假设，并成为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原理（Arthur，2014）。创新发展理论的着眼点不应放在由一般均衡理论衍生而来的不切实际的假设上，而应该重点关注技术竞争和创新、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等动态行为。为了实现这种转变，最重要的是形成另一种能够持久的、基础扎实的可替代理论，而不是追随当前流行的正统理论（Hodgson，2007）。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创造，而不是新古典主流的资源配置；新奇事物的不断涌现要求我们更注重定性研究并与数量分析相结合，而不是脱离现实的数学形式主义（贾根良，2004）。

从经济学的源流来说，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再到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他们一直都非常关心经济发展问题（Nelson，2001）。只不过到了新古典时代，研究长期发展现象的理论逐渐被边缘化。在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的沉闷世界中，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犹如一记惊雷，打破了均衡世界的宁静。熊彼特（Schumpeter，1934）认为，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经济发展是一个“质变”的过程，当某个产业或部门的某个企业成功地引入了一项重要的创新时，它将享受到高额的利润回报。一组新技术和产业的问世会吸引模仿者蜂拥进入这个产业或部门，带来经济活动的扩张，从而引导出一个长期的高涨阶段。熊彼特用创新理论验证了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存在性、持续性和规律性。但是由于熊彼特的理论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格格不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受到学者们应有的重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演化经济学家继承了熊彼特的思想，因此被称作“新熊彼特学派”。该学派批判地继承了熊彼特的理论，广泛地探讨了“熊彼特竞争”的各种问题，如创新收益率、竞争的可持续性、企业规模分布、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和新企业创办的作用等，提出了技术、制度与产业结构共演的演化增长理论，发展了目前对企业战略产生重大影响的企业能力理论，以研究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和创新体系等闻名于世（贾根良，2004）。演化理论是对经济变迁的速率和方向的解释，是关于一般动态过程中主体的差异在绝对和相对数量上的重要性方面增减的理论。对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来说，对经济现象的演化解释为他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使创新、竞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显得特别有意义（Metcalfe，2004）。

创新发展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只有真正理解了经济发展的机制，才能建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政策。放眼世界，战后只有少数国家（或地区）实现了成功的追赶。这些沿着产业和技术阶梯不断上升的国家，很少遵循主流经济理论范式的政策处方，而是采取“创新追赶”战略。为赢得竞争优势，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制定自己的国家创新战略，改革税收和管理体系，加大对科技的支持，完善教育体系，鼓励对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以及采取其他各类促进创新的措施（Atkinson和Ezell，201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但这种增长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传统要素投入的基础上。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自然环境的恶化，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走向创新发展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自主创新作为进取性的精神状态、后来居上的竞争战略和实现技术进步的方式，在中国工业界顽强地扩散开来（路风，2020）。在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时期，需要新的发展理论指导发展政策。创新发展理论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极具参考价值。而中国的发展实践也为建立和完善创新发展理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甚至为重新思考整个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重新解读创新发展的机制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和千载难逢的机会（文一，2016）。

与创新在发展实践中的重要作用相比，创新发展理论的研究相对缓慢，而且在主流理论中处于边缘地位。现有的创新发展研究多以发达国家的案例为主，对发展中国家并不完全适用。虽然创新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现象，但是创新发展过程中涉及很多利益冲突（包括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而非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因此需要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国家、制度与政策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为了更有效地支撑创新发展政策制定、指导创新发展实践，急需加强创新发展政策的理论研究。

（编辑 高梁）

金融处在现代经济社会的枢纽位置，其发展模式与状态，关系经济资源配置的优劣，关系经济社会能否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

当前，我们的外部环境错综复杂。我们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全面审视我们的各项方针政策，做好迎接伟大斗争的各种准备。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金融政策、制度如何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要为金融重新定好位，否则，“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将流于空洞的口号。

美国在这场大疫中的混乱表现，深刻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矛盾，也许这些正在发生的变化能够帮助部分国人破除对美国的迷信。我们不应简单地把美国作为现代金融的样板，一味盲目模仿跟随。要立足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思考中国的问题，同时深刻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周期规律。要坚持金融服务本原，抑制金融逐利冲动，为中国金融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

2008之后的中国金融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一反罗斯福新政以来40年的金融抑制政策，放任金融界背离为实体经济担任融资中介的服务模式，以金融创新为名，通过金融衍生品和金融杠杆投机套利，疯狂追逐利润，金融业态转变为赤裸裸的金融交易模式。至2008年登峰造极，随即暴发了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重创全球经济并影响至今。这场金融灾难震惊了世界，也迫使美国反思并着手改革，相继推出了金融监管改革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和旨在限制银行自营交易的《沃尔克规则》。尽管这一法案因金融集团的强烈抵制而未能起到有效约束作用，但毕竟还是在修正错误，建立规则。

可是，我国金融界相当一些人对这场危机却没有从根本上引以为戒，当时业内有一种奇怪的论调并在形成某种共识，即“美国金融走过了头，中国还不够”。他们并未深入思考金融的本质、金融服务的对象和方式，没有认识到美国金融灾难的根本原因是方向、道路问题，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还是自我服务的问题，这绝不是量的控制、度的把握能够解决的。金融一旦背弃融资中介的天职，盲目追逐利润、沉醉交易投机套利，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不仅葬送自己，也会使其帝国在历史周期中早早走上穷途末路。

正因为没有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刻思考，我们反而加快了仿效美国金融的步伐。我们新增了大量金融机构，新设的银行、保险公司等不断涌现，以赌上市、投机套利为宗旨的私募基金如雨后春笋，仅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基金就高达2万余家，此外还有数十万家未登记的类似企业。影子银行业务、各类金融机构的理财业务、P2P、上市公司垃圾股的借壳炒壳等等泛滥成灾。房地产、大宗商品日益金融化。金融衍生品以金融创新为名，甚至打着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旗号，从场内蔓延到风险更大的场外，从金融期货蔓延到商品期货，不断叠加且愈发复杂。杠杆交易、高频交易等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算法交易像病毒一样四处流行，使得金融市场更加脆弱，危机四伏。

近年来，无论央行怎么“放水”，资金都很难流入实体产业干涸的田地里。这不是央行的货币政策有问题，而是金融和金融化的房地产来钱快、赚钱多的示范效应产生巨大的虹吸作用。这些被虹吸的资金一方面在金融市场空转，让金融机构赚得盆满钵满；另一方面使实体经济逐渐收缩，金融泡沫逐渐吹大，酝酿金融危机。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减弱，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的金融化。

金融危机前的2006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18784亿元，2019年为61996亿元，比2006年增加了2.3倍。2006年金融业利润总额为3950亿元，2019年为29613亿元，比2006年增加了6.49倍，其增长幅度为工业利润增长幅度的282%。

2006年，我国工业利润与金融业利润的比例为4.8:1；2019年这一比例为2:1。短短13年，工业利润在经济总量中的迅速萎缩和金融业利润占比的大幅扩张，说明中国经济的金融化已经十分严重，对这一趋势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经济金融化的危害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安身立命之本

中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同于简单服从国际分工的小国，无论从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还是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我国都必须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以制造业和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即使在当今信息化时代，制造业的重要地位也是不可动摇的。没有制造业的支持，服务业或任何其他行业都将难以为继。制造业体系的完整性、所处阶段品级，决定了国力、国运和国家的安全。

有些观点认为，一些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GDP比重远高于我们，就提出要建立“服务业大国”，这种简单类比会造成误导。我们必须澄清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主次关系：第一，一些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中服务业比重高，是由于制造业的发展为社会生活领域提供了技术支持，创造了需求，制造业生产率提高为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提供了条件。服务业的发展是经济技术进步的自然产物，不应该是刻意追求的目标，也不能本末倒置、揠苗助长；第二，生活服务业是满足群众生活需求所必需，但其劳动生产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低。我们更应注意引导发展和先进制造业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第三，美国近30年来放任服务业和金融业盲目发展，导致“去工业化”和产业失衡，而且造成贫富悬殊、社会分裂。这次新冠大疫来临，连最基本的公共卫生用品也无法保障，这是他们的教训。

金融放任发展侵蚀工业体系

金融放任越位发展，必然虹吸大量资金、空转套利，妨害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工业和金融此消彼长的现象。

1.金融繁荣使实体经济资金短缺昂贵。放任金融发展而涌现的大量金融机构，其服务对象和业态模式已经异化：轻融资中介功能，重金融交易投机套利，吸噬挤占大量资金在金融市场空转。央行虽然不断“放水”，但新增货币投放却被金融机构截流，很难流入实体经济。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也因为众多的金融企业要吃饭分羹，增加了融资环节，层层相扣，加大了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导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举步维艰。

2.金融的超额利润阉割了实业投资的动力。制造业等实体产业因为投资周期长，资产流动性差，不确定因素多、风险大，理应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一般情况，实业净资产收益率应是金融投资收益率的2-3倍）。但近几十年，新自由主义误导金融陷入交易市场自我服务，追求过高的息差收入、花样百出的业务模式和自营交易套利，使金融投资收益率大大超过实体经济。这又吸引许多资金转而投向金融机构，或投资、投机金融市场，使实体产业发展相对萎缩。长此以往，中国经济将失去持续动力。

3.金融业的高薪收入误导青年学子择业方向。现在大批优秀的青年学生在选择专业时往往选择金融，而不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专业，许多苦读多年的理工科毕业生也转入金融业。这势必对我国科技和实业发展，以及经济增长动力产生负面影响。

金融盲目发展制造危机

我们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首要任务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首先要明确：重大金融风险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这种重大金融风险是现代经济发展必须承受的代价吗？或者说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是否必须在这种充满风险的金融模式下战栗前行，一次次遭受金融风暴的蹂躏，透支国运？这难度是现代经济的宿命吗？

重大金融风险最可能发生在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

金融风险有各种类型，在许多经济活动中都可能出现，而重大金融风险往往发生在金融交易市场。在金融交易中发生风险概率最大、冲击烈度最高的就是杠杆交易，和同样具有杠杆放大作用并有跨市场风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资本市场，包括为实体经济提供直接融资服务的一级股票市场，为便利股东转让股份而设立的二级股票市场。一级市场的融资能力与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成正比，息息相关。任何交易都会有风险，金融交易也不例外。但从历史和市场实践来看，传统的股票现货市场风险有限。

重大金融风险往往与杠杆交易和衍生品交易密切相关。杠杆交易与衍生品“创新”的理由，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抑制市场波幅和管理对冲风险。

融资融券是资本市场杠杆交易的主要形式。名义上融资融券是为市场增加流动性、促进市场交易、稳定市场，但市场实践却是另外一回事。在股票市场，投资（投机）者是否积极入市，要看大市氛围；熊市或市场冷清时使用融资杠杆的投机者鲜有入市，当市场进入牛市热闹起来，此时问题不再是市场缺乏流动性，而是市场过热、流动性爆棚，投机者利用融资杠杆大举入市，迅速吹大股市泡沫、透支牛市，加大股市风险。当股市泡沫破裂，市场进入下跌通道时，投机者不会继续融资增持股票，也不仅是平仓或被平仓抛售股票，还会反向操起融券工具与其他衍生工具一起做空，反方向套利，助推股灾。在市场实践中，融资融券不是逆市场周期提供流动性和有助于市场平稳的管理工具，而是投机者顺周期使用投机套利的工具。2015年疯狂短命的杠杆牛市转瞬间变成股灾的市场实践，已经充分说明杠杆交易不是善类，而是助涨助跌的灾星。

品种纷繁复杂的股指期货、期权，外汇期货，期货期权等场内、场外金融衍生品，无一例外都是以对冲风险、平抑市场波幅的风险管理工具为名，堂而皇之设立的。理论上的简单推导，经不住市场实践的检验。金融衍生品在多种内外因素的叠加作用下，甚至是小概率事件的影响下，也会发生无法估量和无法控制的核裂变，非但不能控制风险，还会造成金融危机。

在衍生品市场中，鲜有实体产业主体参与衍生品交易，个别被金融机构忽悠参与“套期保值”者，往往赔得找不到北。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主力，大多都是对冲基金等以投机套利为目的的金融机构。以外汇衍生品交易市场为例，全球每天外汇交易额大约6万多亿美元，但其中与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有关的交易量只占约3%，97%的交易都属于投机套利。这种交易怎么能够为实体经济服务？

遍访各种财经媒体资讯和历史资料，鲜闻有人因使用衍生品交易而躲过了风险劫难，却屡屡看到欧美金融巨头因衍生品交易被断送或遭受重创。1995年，有233年显赫历史的英国老牌贵族银行——巴林银行，因日经225股指期货合约和看涨期权交易发生巨额亏损，轰然倒闭。美国华尔街“套利之父”约翰·梅里韦瑟创建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拥有被誉为“点石成金”的团队，却在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的小概率事件中濒临破产；此后原班人马东山再起，加强了风险控制，但还是在2008年因衍生品交易没有逃脱覆灭命运。同期因衍生品交易而破产和濒临破产的还有雷曼兄弟公司、贝尔斯登公司、美林公司等。摩根大通在次贷危机中躲过了初一没躲过十五，同样因衍生品交易在“伦敦鲸”事件中遭遇重创。

其他因衍生品翻船的金融投资者更是不胜枚举。远的不说，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和香港国泰航空公司都曾先后因套期保值合约、燃油对冲等衍生品交易造成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巨额亏损。近期又发生了中行“原油宝”事件，衍生品交易巨亏300亿。

还有主权国家被误导的例子。2001年美国高盛为希腊量身定制了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案，冲减希腊政府的公共负债率、掩盖财政赤字，以“帮助”希腊加入欧元区达标。失去约束的希腊深陷债务危机无法自拔。而高盛购买了“信用违约互换”（CDS）来对冲明知有风险的对希腊的借贷，同时还利用知情人地位，廉价收购CDS，又做空债务抵押债券，一方面加大了希腊的借贷成本，另一方面从中获取暴利。高盛不仅把希腊玩弄于股掌之间，还和美国评级公司默契配合，引发了整个欧元区的危机。

在1984年就参与华尔街开发金融产品和交易模型的理查德·布克斯塔伯，在其《金融的魔鬼》一书中指出：“我们试图改善金融市场的状态，却直接导致了金融市场的结构性风险，而风险的源头正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创新。”“我们……增加了金融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引发种种危机。复杂性下边潜伏着大灾难”。

市场实践清楚地告诉我们，金融衍生品不是改善金融市场状态、管理金融风险的工具，而是金融机构用以满足其贪欲的投机套利的冒险工具。他们的冒险，会给我们的金融市场和国家带来巨大风险。这种风险和发展实体经济没有关系，甚至和发展正常的金融服务也没有关系，反而产生巨大的金融泡沫风险，更不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承受的代价。

因此，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不能仅仅依靠被动监管。正确的做法是，要把金融关进服务实体经济的笼子里，用制度限制他们以“创新”为名为所欲为，自我服务。对于擅长衍生品交易、专事投机套利的海外金融机构，我们也应保持高度警惕。应该鼓励其直接投资，限制金融投资。

金融放任发展会拉大贫富差距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为美国经济注入4.125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流入金融市场。美国股市标准普尔500指数从2009年3月9日的最低值676点，一路上升至2020年2月19日的3386点。这种资本市场的辉煌和实体经济基本无关，而且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美国前1%的最富有人口拥有的财富占比，2008年已经为36.33%，到2019年达到42.5%；而占总人口90%的大众拥有的财富和收入水平连续30年下降，后50%低收入人群拥有的财富仅占美国财富总额的3%。

招商银行与贝恩财富每两年联合发布的“高净值客户”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197万高净值客户拥有61万亿元可投资资产，已经占全国居民和企业存款余额（147万亿元）的41.5%，而2006年这一比例为16.1%。这种财富快速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与这些年快速发展的经济金融化、房地产金融化趋势不无关系。我们必须检视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目的，不能放弃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坚决铲除贫富分化的金融温床。

资本主义的兴替周期不是社会主义的规律

近500年来资本主义交替的百年周期，是今天的一面镜子

从16世纪初开启的大航海时代，先后造就了西班牙/葡萄牙/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美国周期四个“百年周期”，开创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刺激欧洲商人在美洲—非洲—亚洲—欧洲间建立了跨洋贸易（金银、奴隶、手工业品等），为资本主义的滥觞积累了财富，创造了条件。虽然它们在随后的兴起过程中各有特点，但是这四个先后兴替的“百年周期”都有着相似的规律。在早期的兴起和壮大阶段，它们无一不是依靠实业起家和发展壮大，而当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就会转向更加轻松快捷、利润更高的金融业，即进入了最繁荣和财富最充盈的阶段。然而盛极而衰，随着资本由实体经济向金融领域的大规模转移，实业开始萎缩，经济逐渐失去动能，金融泡沫逐渐增大，加之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和挤压，周期性的大危机将不可避免地暴发。

20世纪80年代里根上台之后，大举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美国的经济金融化愈演愈烈。与此前荷兰、英国周期不同的是，美国周期的金融化程度更高，问题更严重。一方面，华尔街以金融创新为名，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金融衍生品交易、杠杆交易、高频交易和大宗商品交易中投机套利，使美国的金融更加危险；另一方面，美国使用美元霸权和金融工具，在全球资本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收割发展中国家，破坏实体经济。越吹越大的金融泡沫终于引爆了2008年金融海啸。但不思悔改的华尔街在实体经济持续疲软的条件下，依然吹出了十年牛市的“奇迹”，继续透支国运。美国对金融化的执着，是资本的执着，是历史规律使然。

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经济金融化倾向

我们今天从事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与扬弃。如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兴未艾，却过早地出现了经济金融化迹象，需要我们高度警惕。最重要的是，需要清醒的社会主义制度自觉。

1.用社会主义制度重塑金融。在资本主义价值观体系下，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天经地义，虽然他们不乏有识之士批评金融异化妄为，但却无力改变这种愈演愈烈的趋势。

这种金融异化的悲剧唯有社会主义可以避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为全体中国人民谋求最大利益，要求金融为全社会利益服务，为实体产业服务，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提供服务，而不能允许以“金融创新”为幌子盲目效仿美国。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可以制定为人民而不是为资本的新型金融制度，规范金融服务，抑制金融放任发展，抑弊兴利，使金融有所为，有所不能为。这就是我们能避免资本主义“百年周期”的理由与底气。但这一切取决于我们有无制度自觉。

2.在金融领域倡导简单哲学。在社会治理、经济运作方面，最佳状态应该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而不是越搞越复杂。本来金融很简单，就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中介服务。搞金融创新的目的，应该是提高服务水平，为客户提供低成本、高效率、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而不是故弄玄虚地复杂化。

目前，我们有人把借复杂化自我服务的美国金融视为圭臬，把杠杆化、衍生品、计算机高频交易等十分凶险的金融流行病当作现代金融市场的标准配置。其实这样错了。这些让人们艳羡不已的美国金融原本不需要如此复杂，复杂不仅与金融服务无关，而且让美国金融更加危险。① 金融市场复杂化绝不是先进，而是灾难。我们必须急流勇退，坚决反对金融复杂化，倡导金融简单哲学，让金融老老实实地做融通资金的中介服务，做它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的决策层和监管者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金融价值观，坚持金融服务实体这一底线原则，注重政策的作用力方向研究，在面对金融机构的“创新”申请时，一定要审视评估，实证分析“服务实体经济”的服务方式、传导路径、业务流程。坚决抵制借服务实体经济和创新之名，搞金融复杂化自我服务。我们监管当局要有定力，要能顶得住监管套利者的游说，和金融中心之间竞争的诱惑和压力。坚守金融服务初心，坚持简单哲学。

经济金融化是资本主义向周期顶峰冲刺并导致早衰的制度性宿命。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有可能超越这种历史局限。前提是必须有高度的制度自信和制度自觉。我们要不忘初心，解放思想，破除美国金融迷信，重新构建社会主义金融服务制度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服务、奋斗！

                                  （编辑  季节）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继2013年出版《21世纪资本论》之后，又于2020年出版了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的英文版（法文版于2019年出版）。此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前现代世界各国不同形式的三元功能社会，即“教士，贵族和劳工”，以及三元功能社会在法国大革命后向所有权社会的转变；第二部分讨论西方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及其当代遗产，包括英国解放加勒比海奴隶时为赎买奴隶主的奴隶财产权而发行公债的宏观经济影响；第三部分讨论所有权社会在20世纪前70年所遇到的战争与革命的挑战和对不平等的局部改进，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又重新造成全球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高度不平等；第四部分提出他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方案，即21世纪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本文仅就对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有直接关系的三个概念——“大象曲线”、“婆罗门左派”和“参与式社会主义”进行评价。

“大象曲线”

   “大象曲线”这个概念最初由C.Lakner和B.Milanovic两位学者于2015年提出。皮凯蒂根据他和全球100多位学者合作搜集的80多个国家的数据，对“大象曲线”做出了更全面和精致的描述。 

在1980到2018年间，在全球收入下端50%的人群的购买力有60%-120%的增加，在全球收入最高端的1%的人群的购买力有80%-240%的增加，而收入中端人群的购买力增加值则小于两端人群的增加值。之所以叫做“大象曲线”，是因为“大象鼻子”所代表的全球收入最高端的1%人群的收入增长高于下端50%人群的收入增长。这一曲线比较符合我们的直觉，即全球价值链生产的外包效应，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和发达国家的上层阶级获利，但后者获利多得多（1%顶层人群的收入增加快于50%底层人群的收入增加），而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收入则增加较少甚至下降。皮凯蒂进一步给出了2018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分配情况：

2018年，10%最高收入人群占国民收入之比，在欧洲是34%，中国是41%，俄罗斯是46%，美国是48%，撒哈拉非洲是54%，印度是55%，巴西是56%，中东是64%。

“大象曲线”是对全球收入分配状况的描述，而全球财产分配则连“大象曲线”所表示的最低50%人群收入有所增长的情况都不存在。下面是皮凯蒂提供的被广泛认为比较平等的瑞典的财产分配在1780-2015年间的演变情况：

这一段时期，瑞典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总财产的84%-8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的总财产下降到50%，受益者处于财产分布在50%到90%间的人群，而财产分布最底层的50%的人拥有财产比例则几乎一直没有变化。其它国家的财产分配不平等程度比瑞典有过之而无不及。换言之，财产分配不存在收入分配那样的“大象曲线”。或者可以这样直观地理解：农民工虽然收入有所增加，但他们的生活基本上还是“从手到嘴”，储蓄增长很慢，离他们能在大城市买房还差十万八千里。

“婆罗门左派”

综合全球收入分布和全球财产分布的情况，人们会问：为什么处于收入和财产最低端的50%的人群没有通过民主政治来改变这一局面？这就涉及皮凯蒂书中另一个关键概念：婆罗门左派。“婆罗门”是印度历史上的种姓制度中最高的等级，皮凯蒂用此概念描述当前西方的教育知识精英阶层。他认为，80年代以来欧洲和美国政治的一大变化，是“婆罗门左派”的兴起改变了1950-1980年间的阶级投票模式，他提供了法国选举中投票行为变化的轨迹。

在1950-1970年间，法国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少和财产较少的选民倾向于给左翼政党投票（法国社会党，法国共产党，法国激进党和绿党）。当时受教育程度的分布和收入与财产分配是一致的，即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收入与财产也较少。但1990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左翼政党成为教育程度高的选民的投票对象（即“婆罗门左派”），尽管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并不是收入和财产也最高。皮凯蒂发现，这种现象在整个欧洲和美国都大同小异。例如，美国民主党1948-2016年的得票情况也是如此。

在1948年，美国民主党在教育程度最高的10%选民中的得票率低于在教育程度最低的90%选民中的得票率，两者之差为21%；而2016年特朗普当选时，民主党在教育程度最高的10%选民中的得票率高于在教育程度最低的90%选民中的得票率，两者之差是23%。换言之，在1950-1980年间，代表底层工人阶级（教育、收入和财产都低）的左翼政党已经变成代表教育程度高的人群的政党，虽然这一人群还不是收入和财产最高的人群。

皮凯蒂认为，西方主要国家的“婆罗门左派”和“工商右派”在1980-2020年间交替执政，使得收入、财产和教育程度都低的50%的民众看不到希望，是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靠打白人工人阶级牌当选总统的深层原因，说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已经在其发源地受到重创。

那么，西方左翼政党（美国民主党、英国工党、德国和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以及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等）婆罗门化的机制是什么？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这是白人工人阶级的种族歧视本性造成的。皮凯蒂认为，这种解释过于依赖美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民权运动的经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1968年的竞选采用了“南方战略”，把美国南方大量不满意民主党，支持黑人公民权的白人工人从民主党争取过来。皮凯蒂指出，这种解释预设白人工人阶级比教育程度更高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有更强的种族歧视倾向，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况且在欧洲很多没有美国那样明显的种族问题的国家，左翼政党的“婆罗门化”也出现了，可见这种长期社会结构演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很可能与公共教育投资取得成绩的同时，仍然存在人均投资严重不平等有关。他认为，不是底层50%的人群因为种族歧视而抛弃了左翼政党，而是左翼政党代表了教育程度高的阶层而放弃了改善底层50%人群的社会经济纲领。

皮凯蒂特别指出了西方左翼政党在二战后的三大思想失败：没能发展出关于更加公正的财产权理论，没能应对教育不公平的挑战，没能建立新型的国际主义。

“参与式社会主义”

为了纠正西方左翼政党的失误和激发起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公共讨论，皮凯蒂提出了他的“参与式社会主义”(participatory socialism)的经济、教育和政治改革方案，其基本要素包括：

建立“混合经济”

皮凯蒂认为，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实行“混合经济”，即公私所有制共存的经济体制。西方国家因为净公有资产（公有资产减去公债）基本为零（5%以下）或为负，实际上已经不能被称为“混合经济”。 

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净公有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例还在15%-30%左右，但从80年代开始就已经大规模私有化，使得净公有资产的占比下降为零或负。2013年，西方国家中只有意大利的净公有资产为负，但到2019年，美国和英国的净公有资产也为负值。图2还表明，中国的净公有资产占比从1978年的70%演变并基本稳定在目前的30%左右。

皮凯蒂强调，净公有资产为零或为负，加上“新自由主义”给富人减税（例如，里根1986年把1932-1985年间对富人的联邦所得税率从86%降到28%），导致西方国家主要靠发行公债来维持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而欧盟发行公债又受到1992年欧盟成立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的限制。2012年，欧盟达成“预算条约”，规定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0.5%。这里的3%和0.5%，都是指“二级赤字”，即给公债付息后的赤字。皮凯蒂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公债等于该国GDP的100%，利率是4%，那么它就需要相当于GDP 3.5%的初级预算盈余才能满足2012年预算条约的0.5%规则”。这将严重限制国家履行公共投资、社会保障、教育和宏观经济管理职责的能力。例如，2018年意大利无法承受0.5%规则，最终欧盟委员会和意大利达成妥协，同意意大利的赤字定在GDP的2%，但这仍然需要意大利维持0.5%-1%的初级预算盈余，而这一盈余本可用于使意大利的教育投资增加两到三倍。这是在国资、国债和税收三者互动的情况下，国资为负值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力的削弱的一个例证。

建立“公民资本禀赋”和 “公民基本收入”

当前，公民基本收入在世界不少国家已经进入政策议程和实验阶段。皮凯蒂提出“参与式社会主义”改革方案则进一步提出需要“公民资本禀赋”（universal capital endowment）。他提供了全欧洲财产分布的演变：1900-1910年间，欧洲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总财产的80%-90%，而2010-2020年间，这一比率下降为50%-60%，这一“小改善”主要为财产分布位于50%-90%之间的中产阶级上层所获取，他们的财产占比从1900年的10%上升到2020年的30%-40%。而处于底层50%人群的财产占比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5%-10%。皮凯蒂认为，这非常不利于占人口50%的人民的自主创业，也完全和西方推崇的“机会平等”精神背道而驰。因此，他建议用“年度财产税”和“遗产税”来给每个年满25岁的公民一次性发放“公民资本禀赋”。这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化的遗产继承制度”或“土地改革的普遍化”（土地改革旨在使土地占有更平等化，但皮凯蒂认为其逻辑不限于土地）。具体来说，“公民资本禀赋”的数额可以定为成年人平均财产的60%，目前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成年人平均财产是20万欧元，所以每个年满25岁的公民可以获得一次性“公民资本禀赋”12万欧元。这是使资本社会化和临时化，加强其在代际内和代际间的流动性的重要步骤。

皮凯蒂建议，“公民资本禀赋”的资金来源是累进年度财产税（占GDP的4%）和累进遗产税（占GDP的1%），而“公民基本收入”的来源则是累进所得税（其中包括社会保障税和碳税）。所得税占GDP的45%，其中5%用于支付连续性月度发放的“公民基本收入”，40%用于“福利国家”的公共卫生、教育和养老等开支。“公民基本收入”的额度可定为平均税后收入的60%，随着公民其它收入的增加，“基本收入”的发放额相应（按较低比例）减少。经过计算，皮凯蒂认为实际上获得“基本收入”的人将是总人口的30%，用当年GDP的5%即可以发放。至于税率，皮凯蒂的方案是，对于高于平均值10倍的财产、遗产和收入，税率为60%-70%；对于高于平均值100倍的财产、遗产和收入，税率为80%-90%。

发展“劳资共同决定”的企业制度

皮凯蒂十分赞赏德国和北欧国家企业的“劳资共同决定”制度。德国公司法中的关于劳资共同决定的企业制度出现于1945-1951年间，它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德国1919年的《魏玛宪法》，其中明确写入了有关经济民主化条款。受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影响，1918年11月，德国慕尼黑成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战败后的德国，重返家园的很多士兵生计无着，很多企业主逃跑，工人士兵委员会接管了不少企业。“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虽然仅存在6个月，但“经济民主化”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1951年，德国首先在煤钢生产领域推出劳资共决制。按照《煤钢共决法》的规定，当企业工人达到1000人以上，企业最高决策机构——监事会做出决策时，要实行对等共决制，即雇员代表和股东代表之间各占一半的席位。1976年的《共决法》规定工人人数超过2000人的企业，要适用“准对等共决制”，即：当劳资双方代表在监事会表决时，如果出现各占50%的平局，股东选任的监事会主席有权投出决定性的一票来做出最终决定。

皮凯蒂建议，“准对等共决制”应从两方面改进。第一是“公民资本禀赋”将使得职工有购买本企业股份的兴趣和能力，从而可能使职工作为股东在资方代表一方也有发言权；第二是改革“一股一票”体制，对投资超过企业总资本10%以上的股东，其投票权将是其股份的三分之一。这样职工参与企业发展方向性讨论的民主权利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值得关注的是，法国也在2013年立法引入了较德国为弱的“劳资共决制”；英国工党首相Harold Wilson在1978年建立了研究“劳资共决制”的委员会。2016年，英国工党纲领中正式写入了一些学者起草的“12点劳动法宣言”，其中包括大企业董事会中，职工董事占20%和全部董事由股东和职工的“混合代表大会”产生。

为何法国和英国的“劳资共决制”比德国和北欧国家相对滞后？皮凯蒂认为，原因是从二战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社会党和英国工党一直把国有化作为主要纲领，而忽视了大企业内的经济民主问题。而德国社会民主党早在1959年就放弃了“国有化”纲领，重点发展“劳资共决制”。从皮凯蒂既注重“公私混合经济”又注重“劳资共决制”来看，他实际上创造性地综合了德国、北欧、法国和英国（甚至包括中国的“混合经济”）的社会主义探索。尽管他批判西方左翼政党在二战后的三大思想失败和“婆罗门化”，他在“经济民主”纲领上还是继承和发扬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

公共教育投资和升学机会的公平化

皮凯蒂认为，西方左翼政党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婆罗门化”和教育机会不公平有着密切关系。 

2018年，20岁的法国青年享受的平均公共教育投资大约是12万欧元，即平均15年求学期每年8000欧元。但其中有10%的人16岁就结束了学校学习，他们实际上只享受了65000-70000欧元的公共教育投资，平均每年6000-7000欧元。而对于25岁才完成高级学位学习的10%的人而言，他或她实际上享受了20万到30万的公共教育投资。

针对上图所显示的法国公共教育投资的不平等现象，皮凯蒂认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让16岁就结束学校学习的人可以在工作生涯中的任何时点，自主选择继续间断性学习，直到他（她）实际上享有和25岁才离开学校的人同样的公共教育投资。同时，皮凯蒂强调，高中和大学的录取标准应该考虑学生的家庭背景：一是把父母的收入作为录取打分的因素，二是把学生的居住地作为打分的因素。皮凯蒂希望他提出的初步教育改革设想能够激发更广泛的公共讨论。

用公民“民主劵”克服富人政治献金

皮凯蒂深知，目前西方国家选举中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实际上已经破坏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他的上述改革设想不可能被提上政治议程。因此，他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方案中提出用公民“民主劵”（democratic vouchers）克服富人政治献金。

给每个公民发放民主劵的设想，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开源软件法律问题的莱西格（Lawrence Lessig）教授于2015年提出的，2017年在美国西雅图市的选举中被正式采用。西雅图市的每个公民在选举注册时自动收到4张面值25美元的民主劵，他们用来自由支付给自己支持的候选人。选择接受民主劵的候选人必须严格遵守竞选支出限额和不得在民主劵之外获得个人超过250美元的捐款。对于选择不接受民主劵的候选人，也不得获得个人超过500美元的捐款。西雅图民主劵实践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突破了美国1976年首次投入使用的总统选举公共基金的若干规定。

总统选举公共资金的本意是克服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每个美国公民在报税时可以在税表“你是否愿意在你的纳税额中划给总统基金3美元”一栏中打钩。这3美元不是额外支出，而是在纳税人本应缴税的额度内。但公民不能指定这3美元划给具体哪个党的总统获选人。197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特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福特被划拨给同样的2180万美元的竞选经费。这是用公共资金替代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的重要进展。然而，总统选举公共资金的具体设计上存在严重漏洞。第一，由于纳税人在报表中不能指定自己偏好的政党，导致很多人对在报表中打钩不感兴趣，从来没有超过35%的纳税人这样做；第二，尽管竞选支出限额是必要的，但美国规定的支出限额一直停留在1976年的水平上，而竞选费用不断上升；第三，总统候选人有不使用公共资金的选择权，从而也不必受竞选支出限额的限制。而美国最高法院2010年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判决中，肯定大公司、非盈利机构和工会的政治捐款都是“言论自由”，其额度不能受到限制。这样，从2012年以来所有总统候选人都选择不使用公共竞选资金，使得“总统选举公共资金”名存实亡。

总结世界各国建立选举公共资金的经验和教训，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茱莉亚·卡热 (Julia Cage) 教授在《民主的价格》一书中提出了在法国实行“民主平等化劵”的设想，这类似于197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公共资金，法国公民在年度报税单上有打钩的选项，但在打钩时明确将7欧元的民主平等化劵配置给自己支持的政党和政治运动。同时严格限制或禁止私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皮凯蒂完全同意这个设想，认为在年度报税时意向明确地使用民主平等化劵，实际上是一种“软召回公投”(soft recall referendum)，即公民不是一定等4或5年才能在选举中表达政治态度，而是年度性地对各个政党和政治运动进行评价，这将有助于各政党和政治运动展开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对话，而不是仅仅倾听富有的个人和大公司的意见。

新型国际主义——社会联邦主义

皮凯蒂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改革方案，如果仅仅在一个国家内实施，将会遇到很大困难。上文提到，他主张利用年度财产税和遗产税建立公民资本禀赋和公民基本收入，这将会导致富人和大公司把财产转移到别国的避税天堂。皮凯蒂指出，欧盟内的避税天堂主要是卢森堡、爱尔兰、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四国。2014年，一群国际记者发布了“卢森堡解密”（LuxLeaks）,揭露卢森堡政府建立避税天堂的种种隐蔽做法，同一批记者两年后又发布了“巴拿马文件”。在1995-2013年间任卢森堡财政部长和首相的容克（Jean-Claude Juncker）甚至在2014-2019年间担任欧盟最高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

目前欧盟的制度基础是2007年通过的“里斯本条约”，其中明确规定欧盟的共同财政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必须由成员国一致同意，每个国家都有否决权，而有关商品，资本和人员流动和市场规制的政策则可由“有条件的多数原则”决定，需要55%的成员国同意，且其人口达到欧盟总人口的65%。由于“一致同意”原则，欧盟各国共同的财政和社会政策极难出台，这从2008年金融危机和当前的新冠肺炎危机中，欧盟都未能发行共同债劵可以明显看出。而没有共同的财政政策，欧盟也就不可能逐步消除成员国之间的不平等。因此，很多欧盟国家的普通民众认为欧盟只是“市场联邦主义”，而不是“社会联邦主义”。2016年英国的脱欧公投以及匈牙利和波兰等东欧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都说明如果不建立“社会联邦”，欧盟已经难以为继。

为了发展新型的国际主义——“社会联邦主义”，皮凯蒂等人发表了“欧洲民主化宣言”和起草了“欧洲民主化公约”（http://tdem.eu/en/manifesto/），并发起了欧盟成员国公民对公约的签名运动。“欧洲民主化公约”提出建立“欧洲公民代表大会”（European Assembly），其中80%代表来自各成员国的议会议员，20%的代表来自1979年以来普选产生的欧洲议会议员。“欧洲公民代表大会”将有权批准四项最重要的欧洲范围内的“共同税收”——公司利润税，高收入所得税，大额财产税和碳税，从而克服避税天堂对“参与式社会主义”措施的阻碍。“欧洲公民代表大会”作为一项制度创新的新颖之处在于，它许可欧盟成员国的子集（如德国-法国-比利时）组成“三国公民代表大会”，征收三国范围内的四项“共同税收”，由此逐步过渡到所有成员国的共同税收。“共同税收”的用途可有两种：一是将50%的“共同税收”返还给各成员国用于削减国内的中低收入人群的税负，二是将另50%用于欧盟范围内的科研，教育，环保。同时，欧洲公民代表大会的社会联邦主义逻辑不限于欧洲，皮凯蒂认为，完全可以建立欧盟-非盟公民代表大会及其子集。他尤其关注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2018年峰会已经提出的“非盟共同税收”设想。这样，新型的21世纪“国际主义”初现轮廓。

   以上是对皮凯蒂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的内容概括，有的读者可能觉得他的“参与式社会主义”全球改革方案是乌托邦，或者削减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必然带来效率的降低。其实，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目前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必须进行深刻的制度变革，不仅许多传统左翼人士这样想，而且许多传统右翼人士也这样想，今年的全球新冠肺炎危机更强化了人们的这种认识。皮凯蒂说，他的改革设想的出发点类似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中的“差异原则”：资源和机会应该平等配置，不平等只有在有利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时才是合理的，否则就应该削减不平等。这个“差异原则”非常直接：不平等对强势群体总是有利的，只有当它对弱势群体也是有利之时，才对社会整体有利，使得社会得以超越“在贫困中的平等”。皮凯蒂的定量研究则证明，一个世纪以来处于财产分布底层的50%人群的财产占比没有变化，说明当前的财产分配状况不符合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处于财产分布顶层的1%的人群，只要做出完全可以承担的牺牲（皮凯蒂提出的财产税和遗产税的税率，和1930-1980年英美实行的税率在同一水平），就可以大大改善处于财产分布底层的50%人群的人生机会，而多数人的创造性一旦得以发挥，将促进社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本文从近年来大众文化中流行的中国叙述文本切入研究，并将这股新伤痕书写的精神脉络追溯到上世纪的“伤痕文学”，论述重点是“伤痕文学”这样“历史的终结”版的中国叙述从何而来，为何在今天仍有回归的土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重建新时代中国叙述的紧迫性。

关键词：历史的终结  中国叙事  伤痕文学

在当下，大众媒体中的中国故事与故事中的中国，以及故事所讲述的年代，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崛起时代需要建立足够的文化自觉基础，以中国为主体，立足中国实践，融会贯通中西方文明，形成中国叙述的新价值，正如贺桂梅教授所指出的：中国叙述行为本身，不仅意味着如何"描述"当下中国的现实状况，也包含着如何"引导"社会发展方向，如何应对现实中存在的社会问题。[1]

“中国叙述”需要在历史的坐标中处理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近年来，大众文艺从小说《软埋》到电影《芳华》，再到热播的电视剧《风筝》，乃至于青春电影《无问西东》均属于这一模式下的产物。尽管这些作品分属小说、电影、电视剧等不同的文艺种类，但它们均从个体主义的叙事立场来对大历史进行简单的伤痕式呈现。由于认知与格局的偏差，它们无法对新时代的宏大背景与重大议题做出真正的回应，无法承担溢出文艺本体之外的功能。究其原因，这些作品是带有“伤痕”底色的“历史的终结”版的中国叙述。

当代中国面临的，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能不能在欧美霸权下开创出新世界文明秩序的问题。而上述“历史的终结”版的中国叙述，同处于历史巨变期的中国现实是相互脱离的。社会意识层面再次显示出其延宕的特点。那么这种“历史的终结”版的中国叙述从何而来？为何在今天会有存在的土壤？

伤痕书写与消失的大历史

 “伤痕文学”的出现，根源在于中国处于变革时期复杂性，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文革”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时期，以卢新华的《伤痕》、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等为代表的一类作品，使得“伤痕文学”作为一种文艺潮流出现，“伤痕文学”关注的是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个人命运曲折，展现知识分子、艺术家、老干部、知青个人在错误路径下的艰难经历以及“文革”时代的荒谬性。代表善良、美好的主人公在“文革”中成为被批判、被迫害的客体。在这种将个体美好的东西“撕毁给人看”的悲情之中，以个体悲剧展示时代阴暗面的方式来揭示宏大叙事的压抑性，并在解构“文革”过程中形成新的普遍主义的叙事成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些新时期的文化人在催泪与反思热潮之中以伤痕、被耽误的年华、不堪回首的岁月等方式，在批判“文化大革命”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中起到积极的历史作用。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其发挥着告别“文革”、迎接“新时期”的功能作用。

正如刘复生指出，“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只有一个文学思潮，那就是‘伤痕文学’思潮”。他所指的“伤痕文学”包括了“文革”后期的知青民间创作一直到伤痕小说、反思文学、现代派小说等文学样式，经历了最初将“文革”与“文革”过程分开，发展到后来“走向对一切革命价值与社会理想的否定和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全面拥抱”。 [2]这种演绎为广义上的“伤痕文学”，将狭义“伤痕文学”步步推进的反思文学、现代派小说，完成了现代性的转型：传统“伤痕文学”以反思“文革”之名试图挣脱政治工具论之际，中国的文艺被认为是对苏联上世纪六十年代“解冻文学”的重演，实现向另外一种“告别革命大历史”的转型，呈现出“对个人的命运 、情感创伤的关注 , 和作家对于`主体意识' 的寻找的自觉”[3] 的特点。

问题在于，建立在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基础上的个体化叙事，对体制同样构成挑战。尽管不缺原则性指导，但现实政策落实困难重重。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之下，流行着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作为对这种挑战的回应，早在1979年理论务虚会议上，邓小平就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期及时结束思想混乱。正如后来学者所观察到的：“曾经参与中苏论战的邓小平深知政治原则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政治正当性的源泉。市场和计划作为手段，完全可以采用实用主义的立场，但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4]

这种政治原则层面的规定性，在今天看来是必须的。尤其是在中国再次融入世界过程中，文艺可能再次成为新的意义赋予的媒介：尽管文艺的创作者的表达都是真实的，但真实的内容却在无意识中被裹挟进了更为复杂的文化生产的场域：有研究者指出，“伤痕文学”的命名并非中国原生、而是美联社文章经《参考消息》转载后被中国接受；据此来阐释这套文学话语背后的帝国主义文化政治的全图。[5]

从文艺社会学角度来看，“伤痕文学”也绝非是简单情感宣泄。以“伤痕文学”为代表的文艺思潮，处理的是当时的现代性转型议题，这是继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文艺再次占据社会中心位置所发挥的作用。而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延续至今的文艺创作思想，本身只是一种“他者思想”内化的通俗体现而已。由于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起点，因而“历史的终结”就只能在“告别革命”，以个人、人道主义、人性等名义，完成对革命的质疑乃至审判，方才能让转译过来的西方国家的“现代性”着地。“告别革命”之后，诉诸情绪的“伤痕文学”也积极将同时代的思想、文化讨论成果融入到创作理念中。这一潮流的发展态势呈现出两个方向：一是文学同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所谓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艺样态；另一个方向是文学脱离社会与政治，越来越向个人化书写、纯文学书写的方向发展，形成所谓“现代派小说”。这两个方向均将舶来的人性论与人道主义变成新的书写价值标准，在政治无意识中将“历史的终结”以去政治化方式内化。

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文艺作品中的中国社会走上了汪晖所言亚洲版的“历史的终结”。[6] 历史的复杂性变得粗糙起来，变成了归来的“右派”的故事；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变成了“文革”十年中上山下乡的知青、受迫害的开明干部、秉承良知的知识分子等个人伤痕与情感的宣泄。它们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定位问题的时候，客观上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另外一种重新政治化的功能。作为对当时文化危机所做出的一种政治回应，邓小平提出了在组织上全面整党与思想战线上“清除精神污染”。[7] 然而这个过程，却同时又是中国革命的大历史叙述被放逐和不断衰落、日益成为“问题”的过程；文化界所崇尚的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纯文学与告别革命等意识形态和观念无法撑起中国宏大的革命历史；大历史被日益小资化的表达排挤了。

“新伤痕”与历史蒙太奇

 “新伤痕”书写是在中国崛起、复兴的时代背景下，言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伤痕。“新伤痕”书写在精神内核上并没超出伤痕文艺范畴，内容更加空洞和教条化了。面对这种陈旧的中国叙事，多数质疑者试图在舆论界一度失去历史坐标的今天重新回归历史语境。然而，在各种“戏说”与伪历史作品充斥的当下，在“旧伤痕”叙事的成规面前，这种回击一般都显得乏力。年轻一代对“旧伤痕”可能并不熟悉，但在“新伤痕”书写者那里，“文革”以及对“文革”的清算本身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在市场化、全球化过程中，一些新老精英将市场经济中被放大的利己主义作为他们裁剪历史精神的原则。此时，个人主义或他们口中的“人性”就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不同于“伤痕文学”所追求的面向当下的和解，“新伤痕”则试图将这种伤痕债务化与扩大化，将所谓“浩劫年代”的叙述扩展到了新中国的建立：《风筝》中是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惨不堪言；《无问西东》中则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及“文革”前夕的1962年，人性颠覆；在《芳华》之中，改革开放初的对越战争也成了“新伤痕”。可见“新伤痕”的中国叙述，已经不再停留在“文革”，而是扩展成了整个社会主义清算史；而中国崛起之路也成为一个历史债务缠绕与内部矛盾淤积的历程。

问题在于，这种债务叙事事实上是精英基于利己主义立场编织的：文本采用历史蒙太奇编织起一个个精致的叙事--即将个人从大时代裁剪出来，并以此为中心而非特定历史情境来重新组织材料，甚至不惜夸大、编造。八十年代引起争议的“伤痕文学”作品，到九十年代后在文学商业化、市场化浪潮下，演变成一种文学的叙事“成规”和“惯例”：《白鹿原》、《一个地主的死》、《活着》、《丰乳肥臀》等，实际上是要将革命的历史以“伤痕”、“纯文学”之名再颠倒回去，其遵循的依然是八十年代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的逻辑——“把所有人都当人来写”， [8] 尊重“人”的价值、采取人性叙事等，将八十年代以来价值的逆转加以固定化，变成新的教条信仰。

这种“把所有人都当人来写”的经过裁剪的叙事中，那些所谓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未必是主流文化期待的历史主体。在颠倒的价值判断下，历史蒙太奇赋予个体主义叙事合法性。在电影《芳华》中，小说作者与编剧严歌苓个人曾经的情感经历被包裹在冯小刚温情脉脉的小时代“旧青春”叙事之中，而新时期的对越反击战，成为同一战壕中战友因爹不同命运殊途的“新伤痕”。[9] 柳云龙执导、主演的电视剧《风筝》更是以谍战剧、职场剧、国共剧等多种影视文本杂交的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解构，国共的角色在以信念与人性之名的叙事之中出现了大崩盘：而国民党军统特务则被描写成重情义、富有人性的群像。电影《无问西东》则更是将各种错乱时空之中的事情混合剪辑在一起。为了达到对新中国建设时期的控诉，更是将沈阳某医学院扒坟的事件挪到了清华园，硬生生让清华来背负这笔“债务”。影片之中，以清华校史之名串联起来的后现代碎片叙事结构，替代了真实历史发展真相与历史的叙事。有研究者指出：《无问西东》说到底不是电影技术表达的问题、不是讲故事的技巧问题，而是讲述历史的问题、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叙事（historia）的问题。只就影片自身的故事层面上去争辩它的好赖，就说不到点上。影片本身的问题是，对于它所要处理的那个时代缺乏最起码的感知，一任自己沉浸在神话里，“特别是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那个故事段落，彻底暴露了影片创作者对历史的无知，以及基于这种无知的对那个时代的诬蔑。”[10]

这种缺乏历史的“寻根”“反思”，以个体主义之名完成了对作为整体的历史的掏空。尽管“新伤痕”文艺的叙事年代各不相同，其“寻根”的神话表述更多指向的是今日共和国之根。《风筝》之根则追溯到了革命战争时期；《芳华》在指向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的同时更是指向了改革开放初期之“根”；《无问西东》寻的清华“新根”是民国的传统。这种“寻根”的神话表述，用一个人、一个机构的历史蒙太奇替代了整个大时代的叙事。

整个思想界，在八十年代尽管是真诚的，但是大家基本上还是认为外来和尚会念经，虚心学习先进国家，通过他者认识自己，因而才有了“河殇”叙事。在这种被戴锦华总结为“反认他乡为故乡”的过程中[11]，中国逐步在情感层面以自我憎恨的方式告别过去，在知识层面积极和世界接轨，快速将现代化逻辑内化。

在市场经济中，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文艺的群众性衰退，越来越出现江湖化态势，人民文艺衰退成为精英文艺与都市文艺。作家、文艺工作者在强调独立、自由创作过程中高扬个体主义价值，商业因素越来越渗透到整个文艺生产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再次完成了缙绅化，视野日趋局促，距离作为整体的现实、时代与人民越来越远，体验社会生活机制的缺乏使得文艺视野越来越局限在作者的个人意识之中。文艺越来越停留在作家、文艺工作者个人的意义表达层面，这种文艺与人民、真实生活世界的断裂恰恰是通过“伤痕文学”这种催泪与煽情的方式遮蔽的。在这种历史蒙太奇的裁剪之中，时代与历史对于主体的“孽债”被以伤痕的方式显现与表述。自八十年代以来，文艺完成了“纯文学”“纯电影”等转变的时候，文艺长期脱离人民、脱离社会实践，也就丧失了言说中国社会变迁中工人、农民生存的真实经历的可能。与此同时，顶替文艺功能的是更为蹩脚的叙事产品——黄色新闻[12]。

与此同时，九十年代以来的文艺领域市场化与商品化改革，使得八十年代以一种窄化、教条化的文化形态延续。时髦的全球化与文化产业化，强化的是冷战终结前另一方的文化霸权。美国基于中产阶级读者偏好的通俗文学与好莱坞叙事，替代了新中国长期影响作家情感结构的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艺，以及苏联的文艺形态。革命史中被贬低的王侯将相再次被抬升到政治家、民族英雄、先知等位置；而农民起义被贬化为现代化过程中的障碍；曾经构成三座大山的帝国主义与洋大人则成为现代化代表，最现代化的是十里洋场上海。历史书写完成了民国对共和国的“不战而胜”：该叙事中民国即便在动乱中也延续现代化的追求，唯独在共和国政治运动中中断了现代化，使得知识分子颠沛流离，倍受摧残。历史蒙太奇再次衔接上的是1978年现代化重启，而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作为异质性的历史被剪掉或忽略全球化的向度，使得来自全球霸权中心的价值成为历史衡量的尺度。单向度的现代化逻辑，使得前三十年成为难以言说的历史，历史的蒙太奇变成了一种学术与文艺的事实。新伤痕文艺以后现代大杂烩与历史蒙太奇的方式形成一个个逻辑自洽的衍生文本，使得书写者以“纯文艺”之名成功绕过审查的环节。《白鹿原》、《一个地主的死》、《活着》、《丰乳肥臀》等莫不是以家族史、生命史的方式来对大历史进行历史蒙太奇的处理，这也成了新伤痕文艺延续的微观个体叙事解构宏大叙事的“传统”。

在这种“去政治化”的文学政治之中，曾经在革命文艺之中作为人民对立面的阶级被赋予的新意义：这些曾经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被视为逝去的精英、无辜受害者，在革命的逻辑被抽离被现代化逻辑替代后，再一次粉墨登场。他们的形象也在频频的翻案史学的支撑下变成依靠劳动致富、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先进阶级”。叙事在这里发生逆转，敌我关系模糊了。那些被打成“敌人”的人，或是早期革命队伍成员、积极分子，或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功臣，或是为革命做出贡献的开明绅士。然而，他们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最后成为了个人悲剧命运的来源。“新伤痕”书写则将这种洗白的逻辑通过历史蒙太奇的方式“自然化”。

中国叙述的债务：“无问西东”还是“一路向西”（二级标题）

在今天无论是“无问西东”还是“一路向西”，均成为某种不得不正视的历史债务，是今天中国叙述不得不承担的。当下崛起的中国有必要重新思考何为现代中国的问题，以生成新的中国现代文明与中国叙述。

在经过了漫长的“反认他乡是故乡”之后，思想界与文艺界并没有做好中国叙述的准备。新伤痕文艺的创作者中不少原本是体制内培育的歌颂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者，有的甚至在行业中身居高位，结果居然创作出脱离现实、质疑政权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文学作品。

问题同样严峻的是媒体领域。新伤痕文艺在风行一时的过程中，媒体都扮演着重要的参数。在历史终结之时，商业逻辑主导了今天的媒体：尽管不少媒体号称官媒、党的喉舌，然而到底有多少喉舌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则一直是大写的问号。这个问题同样是一个市场化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今天，这种历史遗留问题形成的债务本身已经结出了果实。如果说生于50年代的一些作家在伤痕文学基础上扩大了伤痕叙事的范围，形成“新伤痕”叙事的话，那么“七五”后的李芳芳则以《无问西东》向老一代伤痕作家们致敬：这再一次提醒我们话语本身的繁衍性以及置之不理将会使得这套话语“道成肉身”，变成某种社会事实的叙述。而在今天这个传播渠道众多、众声喧哗的新媒体时代，历史事实本身的社会性由于传播不足反倒不如那套漏洞百出的叙事话语。作为新一代“伤痕”书写的继承者，这位成长于改革年代的“七五”后比她的前辈更加国际化，也比这些前辈更具有“反认他乡是故乡”的典型性。李芳芳采访中坦言，她从小接受的是中美教育，“家里人希望我得到中西方最好的教育，对此他们竭尽所能。”[13]这种所谓中西方最好的教育以及经历导致她本身的政治无意识：在她的认知之中，中国更多是蜗居台湾的国民党在冷战期间形塑的“文化中国”概念。这种价值与理念，导致她真正想表达的清华，事实上是接过西南联大名士风流与精英主义衣钵的台湾新竹清华，[14]而非曾被人民革命改造过，拥有“人民的清华”传统的清华。

在表达技巧上，《无问西东》的导演娴熟地将老一辈的历史蒙太奇的方式发挥到了极致：她选择了能够体现买办性与精英主义的历史时段，做足了影像修辞。影片中，买办的清华被用今天想象的充满全球化色彩的民国范与民国精英替代了[15]；人民的清华则被妖魔化的“文革”时代群氓暴力替代了；她甚至移花接木将发生在沈阳某医学院的故事嫁接到清华大学，从而来表现大时代之中，处在暴力逻辑之下的可怕，以形象塑造的方式对历史的逻辑进行解构与替代。

在这种表达中，二十年代的清华风流名士、四十年代的精英子弟都以某种“去男性气质”的方式表达出来：在片中最有男性气质的是趾高气扬的美国教官，中国的学生、教授与飞行员相反是孱弱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表明：在充满男性气质的西方殖民者面前，中国的形象就是一个“女性”，或空有颜值而无男性气质的精英。因此，沈母反对儿子投笔从戎之际说那番“你还没享受生活”，除了徒添几分悲情外，同时也传播了当下及时行乐的价值观念。这同样也不符合国民政府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学生十万兵”的精英价值表达。尽管有文章曾经批评她采用了国民党的文宣[16]，但须指出的是，她对国民党价值表达同样是“去历史的”：美国飞行员教官高大勇猛成为了价值评判的标准，而中国的飞行员只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式的“柔软的主体性”；在同日军作战之中，只见中国作为受难的客体与反抗的牺牲者，而不见人民斗争——这方才是真正的抗战主流；在表现中国飞行员的飞行与空战段落，则大量平移了日本走红电影《永远的零》之中对日本零式战机的表现手法与技巧。而真正代表中国脊梁的陈鹏奔赴沙漠研制原子弹的段落，却放在小时代小确幸三角恋之中——而这源于创作者缙绅化的处理方式：故事之中从梅贻琦到张震这个脉络下来，推崇的要么是被西方文化接纳的泰戈尔[17]，要么是西化的价值。“无问西东”事实上要遮蔽的恰恰是政治无意识层面的“一路向西”。这种 “一路向西”的价值表达，将“西”放在了真理的位置上。然而，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实践经验正如汪晖所言的“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就是真理”[18]——这也是影片中中国为何如此柔弱之所在。

在经历了新时期“伤痕文学”、伤痕电影洗礼之后，作为情感结构上的伤痕文艺之子（女）以及价值上完全接纳了冷战另一边文化成长起来的一代，由于长期以来文艺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混乱加上电影工业属性，造就了这样一部“一路向西”的清华献礼片。这导致她越是真诚、越能煽情，离真正清华精神就越是南辕北辙，越是陷入某种单向度的现代性幻觉中不能自拔。

重建中国叙事，走出历史终结的迷雾

今天新时代文艺真正的纠结点在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仍生活在八十年代，那时建立起的观念仍然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基本框架。”[19]如果说刚打开国门，国人还缺乏文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那么今天中国全面复兴的新时代，则到了反思这个亚洲版“历史的终结”的时刻了。

在新时代，真正问题是中国历史并没有终结，但是却被伤痕文艺的叙述话语裹挟进了历史终结的困境中。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反被国内某些精英共享且唯一的“彼岸想象”即美国想象管起来的世界想象，帝国主义与殖民秩序以某种文明、发展主义的叙事形态重新归来。这正是八十年代“伤痕文艺”的遗产与历史债务。在九十年代以来，这种遗产延续着，扩大的新伤痕书写是在市场环境带来的主体多元化与表达多元化背景下完成文艺的重新政治化。原本多元化的目的是以多元化的实践加强党的领导，丰富文艺的形态。然而，由于缺乏对中国叙述与宏大叙事在实践层面行之有效的引导，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原本过气的“伤痕文学”在全球化时代复活了过来：严歌苓多部作品拍成电影及电视剧，继续影响年轻一代观众的情感结构，同时也在向我们这个时代索讨历史的债务，在叙事之中向我们显示彼岸所携带的“自由民主”与优越感，以阴暗的方式来表现中国历史中伤痕与荒谬之际[20]，国内的文艺界却不断用八十年代以来那套所谓“纯文学”的“人性”的话语遗产来为之辩解。

中国崛起的大历史实践正在冲破这种颓废式、教条化知识体系与叙事的牢笼。这个过程正如汪晖所言：“不打破现代的幻觉和帝国主义强加的幻觉，我们很难把自己的历史经验开放出来，从而帮助我们在当代世界中重建我们的价值取向。”[21]

“历史终结论”的破产，使得我们从个体主义伤痕叙事框架中跳出来，正视作为整体的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重新叙述中国经验的时刻。中国叙述需要从这种伤痕叙述与债务式叙事中走出，重新打开唯西方本位的历史的终结屏蔽掉的历史可能性。[22]这也是寻找创造打开新时代中国叙述的关键所在，是一个重新发现真正中国脊梁的过程。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