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很多学者在看待产业政策时，主要以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为依据，而不是从中国的国情和国策出发，用中国的实际来说明产业政策的地位与作用，这暴露了当下经济学所存在的脱离实际的理论缺陷。

产业政策的依据：国情基础和基本国策

从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到现在国家强调自主创新，都贯穿着一个内在的逻辑，即在我们的国情基础上做出的基本国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要在政治上实现独立自主，首先要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强调独立自主，并不是否定国际交流合作、拒绝按照比较利益参与国际分工，而是更加注重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不依附于任何大国，不向任何霸权屈服。建国以来近70年，不管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在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国始终都把坚持独立自主放在首位，并以此指导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政策。

正是因为这样的基本国策，中国走了一条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工业化道路——追求建立自主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不是单纯为追求比较利益、由市场来决定自己的产业结构走向。中国即使在20世纪50、60年代接受苏联援助的条件下，也没有动摇过这个目标。当时苏联也希望中苏之间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形成某种国际分工。此后中苏关系破裂，终止对华援助，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团结一心，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建立了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

后发国家不可能在全球化下自动实现产业升级

今天有一些经济学家常常基于市场经济理论，批评我国前30年的工业化路径和产业政策不经济、效率低。但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生存和发展之道，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率，尊重经济规律，更要服从建立在国情和国家整体战略基础上的长远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正是由于前30年的节衣缩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本配套的技术储备，才有可能在改革开放时期，高效率地吸收国外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连续30年的高速增长。这正是中国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突出优势。

??? 改革开放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我们难以想象，一个政治上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今天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可以完全按照市场经济或比较利益的原则来决定如何发展经济。

??? 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引进市场经济规则，改革经济体制，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在区域发展领域，我国利用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和丰富的、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引进国外资本，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三来一补”出口加工业，从而在国际市场中发挥了比较优势，深度地参加了国际分工，推动了沿海地区的经济起飞。

??? 应该说，从沿海地区起步的招商引资、利用低工资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模式，对吸收非农就业、加快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进程，起到巨大的作用。然而，国家的改革开放战略需要从多方面持续深入推进。沿海发展战略的成功说明加入国际市场和参与国际分工的有效性，但这不等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全部。可是不少人从中形成片面的认识，似乎只需依靠市场机制，抓住开放引资，就可以自动实现经济持续发展、产业升级和小康目标；甚至一度流行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已经过时”的论调，将其斥为“封闭落后”的观念；一些人将“比较优势”奉为圭皋，淡化或主张放弃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产业升级目标。一些人不能正确理解如何充分利用好外资，很多情况下没有达到以市场换技术、走引进国外技术——实现国产化道路的目的；在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的过程中，忽视了自主吸收消化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而形成片面依赖从国外引进技术的倾向。在相当多的行业不再追求或重视建设独立的技术体系，包括在一些重要的支柱型产业部门放弃了自主开发。[1] 但实践证明，这种路径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成功的，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 当我们向西方跨国公司开放，人家占领了我们的市场，核心技术却不向我们转让。特别是在决定综合国力关键的高技术工业部门或环节，“市场换技术”处处碰壁。一旦我们放弃自主创新，其结果将被锁定在产业链中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制造加工环节。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工业化程度提高了，但目前还不能摆脱对国外高端技术、核心元器件和高端产品的依赖。如果这种局面得不到扭转，我国的工业产业就无法真正改变落后状态，而且在某些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拉越大。

自主产业政策的重大转折

无数事实证明，在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事关综合国力的敏感领域，其核心技术不可能依赖通过引进得到。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发核心技术并据此实施相应的产业政策，就难以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同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科技大会，正式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这是我国科技和产业政策的重要节点。《决定》指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改变关键技术依赖于人、受制于人的局面”；以“有利于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使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显著增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一批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2]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他还说：“要准确把握重点领域科技发展的战略机遇,选准关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战略必争领域和优先方向,通过高效合理配置,深入推进协同创新和开放创新,构建高效强大的共性关键技术供给体系,努力实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3]

??? 在这一重要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大飞机项目上马，高铁由原来铁道部主持以引进为主的发展模式改为科技部参与，共同在自主开发的技术基础上通过引进、消化、集成创新形成自主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正确道路。国家对一大批自主创新项目的支持，都是这种产业政策的体现。不仅工业，在农业领域，国家对制种业和农业技术研发的支持政策，要求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也都体现了产业政策的转变。

在我国，产业政策在国家的五年规划中都有明确的体现和具体的政策安排予以支持。2015年，为响应工业4.0的挑战和实现到21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我国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九大战略任务和重点。事实证明，我们国家的这些产业政策效果总体是好的，正在取得越来越显著的成果，激发、鼓励了企业的创新，扶持、支持了一大批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发展。

在我国，评判产业政策的好与坏不仅要看微观层面的效益，更要看是否确保了我国的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确保了我国在政治上的独立自主。

中国国情是产业政策的出发点

??? 中国应该由自己的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决定经济发展的路径、制定自己的产业政策，还是单方面遵循市场教条、被动服从国际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来决定中国经济结构的走向？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是非曲直应该是很清楚的。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不足以评判中国的发展道路，它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所谋求的发展目标、所走的道路不同。如果只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出发，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基本国策进行指手画脚、评头论足，就表现出这些学者对我们国家所走的道路、几代人的艰苦奋斗缺乏基本的了解和尊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文化与西方经济学理论面前，究竟立足于什么样的基点，以什么为准则，建构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值得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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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苏歌 迟晨光）

2008年世界各国都陷入了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六年过去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复苏过程仍然步履蹒跚。全球经济不得不面对低增长的“新常态”（the New Normal）。许多经济学家呼吁增强宏观经济政策层面的国际合作。当决策者事实上只根据其国内授权制定政策的时候，何种国际合作是可能的呢？本文认为，当存在一种全球体制，在此体制下“协同自治”能够带来好的结果时，国际合作是可能的。特别是全球经济危机的出现使得国际合作再次成为必要。

本文特别强调，在合适的环境中，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协同的单边主义”有助于将全球经济导向较好的结果。

“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的国际协同和单边主义

布雷顿森林体系：双目标-双工具体系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目的是防止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局面的重演。但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需要追求“内部平衡”，同时也需要一个能保证“外部平衡”的工具。对每个国家来说，财政政策被用来保证充分就业，而货币汇率被设置在这样一个水平：在此水平该国能够使其出口具有充分的竞争力，出口所得可以支付在充分就业情况下所需的进口。这实际上是一个“双目标-双工具”的体系。

IMF负责监督每个国家的政策调整过程。任何一国汇率的调整都需要达成国际协议。每一个国家都可以运用自己的财政政策追求国内充分就业的目标，而不用担心全球经济衰退会使这种可能性脱轨。但在这样一个体系中，需要发挥“协同自治”的作用，因此要加强协调工作。首先，需要对每一个国家的汇率都达成国际协议。第二，IMF被指定为遇到外部平衡困难的国家提供流动性支持。第三，需要对各国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进行监督。

凯恩斯曾担心，美国即使处于国际收支盈余的状态也不愿意调整汇率，因为它希望通过低估汇率以促进出口贸易；或可能通过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替代汇率的调整；或可能试图对缺乏竞争力的边缘国家施加外部平衡的压力，从而导致全球衰退。

亨利-迪克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则担心，第二梯队的国家（特别是英国）在处于对外收支赤字时，可能拒绝约束其国内财政政策，这时，调整其名义汇率时，将不会带来纠正其对外收支赤字的效果，而只会带来通货膨胀。

在很多年内，全球储蓄被有效地用于投资——通过“马歇尔计划”和世界银行，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关贸总协定致力于推动贸易自由化。凯恩斯和怀特的担心都最终未能成为现实。

浮动汇率的国际货币“无体系”

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随着技术知识向德国和日本的转移，以及美国国内的通胀水平未能得到很好控制，导致美国国际竞争力逐渐衰弱。最终，1971年针对美元的投机性攻击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关系被废除，转变到各国汇率相互浮动的制度。

直到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恢复了增长。在发达国家之间，“布雷顿森林体系”被重新出现的“无体系”[②]所取代，不同的是，各国有了以控制通货膨胀为目标的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但是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又内嵌于浮动汇率的国际货币“无体系”之中，不存在国家间互动行为的全球治理机制。IMF不再履行其早期的职能，转变为治理第三世界国家金融危机的机构。

直到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新的“无体系”带来了一个经济持续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的非凡时期。处于边缘国家的实际收入水平趋近于更发达国家的水平，这首先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经济奇迹，随后是中国的崛起。

货币政策的单边主义，发达国家和东亚之间的不平衡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是一个“单政策目标/单政策工具”的宏观经济体系：运用货币政策积极追求内部平衡，目标是控制通胀率和资源的充分利用。浮动汇率使各国可以使用本国的利率作为政策工具，影响汇率，以抵消国内冲击的影响，或隔离来自国外的冲击[③]。

财政政策被局限于保证公共部门收支平衡。外部平衡不再作为政策目标，因为在一个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环境中，各国都能够从国际上借款。尽管对美国和其它国家间的不平衡状态的评论持续存在。

在这样一个国际货币体系的“无体系”中，即使各国独立行动，每一个国家都能实现其所想实现的政策目标。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国际合作——甚至是国际协调——都是不需要的。这就是单边主义，它甚至都不需要“协同自治”。

自1980年代起，国际经济秩序随着东亚的崛起变得更为复杂。1997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危机之前的信用扩张是建立在风险成本被低估、固定汇率体系为支撑的基础之上的。危机之后，东亚的经济增长再次恢复到令人瞩目的水平，这一次主要由中国带领。

因为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有非常庞大的贸易赤字，所以如果他们希望实现充分就业，就需要非常低的利率。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国将国内利率降到了历史性低点。这一政策的结果是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更大的贸易盈余——以及美国的贸易赤字。

由此产生的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看上去并不构成问题，而只是反映了东亚向美国的贷款。这种全球的“无体系”并不需要国际合作，甚至都不需要“协同自治”。这个系统同样被认为运行良好，直到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果

危机开始后即刻的合作

2008年的金融崩溃和随后的去杠杆化，导致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快速的经济衰退。

2009年4月在伦敦召开的G20峰会上，各国决策者与IMF紧密合作，一致达成的宏观经济扩张政策，在防止金融危机演变成又一个“大萧条”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每个国家的利率降低至零时，货币政策的作用将非常有限。各国同意实行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政策以应对全球总需求的崩溃[④]，这意味着每个国家又多了一个额外的政策工具。每个国家的财政扩张政策都会有溢出效应，一致行动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将受益于其他国家正在实行的政策。这种形式的财政合作是一种“协同的单边财政扩张”。

2009年9月在匹兹堡召开的G20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承诺他们将相互合作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他们启动了“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政策框架计划。该框架导致了一个多边合作过程的创立。通过这一多边合作过程，G20领导人首先为世界经济确认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目标；第二，对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一系列宏观政策措施达成一致意见；第三，G20领导人承诺将对实现他们目标的进程进行相互评估。G20互相评估过程（G20 Mutual Assessment Process, G20MAP[⑤]）是与IMF合作治理。G20MAP可被视为在全球宏观经济决策中，将“协同的单边行动”制度化的一种努力。

许多人都希望，G20MAP能够提供当前所需要的一个框架，使决策者可以开展国际合作以刺激全球需求，并保证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财政紧缩：需要矫正的错误选择

从2010年年中开始，各国决策者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尽管许多国家需求不足，但开始实行财政紧缩政策。2010年6月在多伦多举行的G20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决定撤回财政支持政策。从那时开始，美国、英国、欧元区特别是德国，纷纷采取了相应的财政紧缩政策行动，各国政府各自决定其财政紧缩的程度。

政策工具的短缺很快显现出来，特别是经济复苏刚开始而利率处于零边界上[⑥]。结果，尽管短期利率已经不可能再降低了，可是美国和英国以及欧元区还是都实行了量化宽松政策以刺激经济发展。但是量化宽松政策能够取得的效果是有限的[⑦]。

财政紧缩与量化宽松同时并施的成本巨大。每个国家在巩固其财政状况时给其他国家带来了重担。发达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零边界利率及量化宽松）以降低公共赤字，同时刺激经济增长，但效果不甚理想。

如果在利率不很低的情况下，各国采取财政紧缩政策是可能奏效的。在任一国家，实行财政紧缩可以降低公共债务，而降低利率和低估汇率可以保持资源的充分利用，并补偿因财政紧缩而减少的需求。如果该国足够大并且低估其汇率，全球的利率都会降低以维持世界市场的总体需求。如果所有发达国家都实行这样的紧缩政策，他们之间的汇率将保持不变；但是全球利率仍将保持低位，从而刺激所有国家的需求增加。这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2X2模型，在这种情况下，单边的财政巩固政策将带来好的结果。

但是当利率降至零边界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利率不再能够伴随财政紧缩政策而下降，因而需求和产出都将持续减少，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增加了巩固财政的困难。

当然，量化宽松有助于缓和需求的下降。但量化宽松在刺激国内支出时只是部分有效。其起作用的主要方式之一是通过低估汇率刺激净出口。显然，这一种政策会给其他国家带来负面后果。例如“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和“贸易转移”（Trade Diversion）。可以说，量化宽松政策带来了很少的需求创造（通过刺激国内总需求）和很多的需求转移（通过削弱国外总需求促进净出口）。这形成“汇率战”。

“汇率战”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当全球需求短缺时，一国采取财政紧缩和量化宽松政策，会给其它国家带来“需求转移”的损害。当所有发达国家同时采取此类政策，“需求转移”效应在这些国家间相互抵消。总体而言，“需求创造”在这些发达国家非常有限，因而总体效果是世界总需求和总产出都将变得很低，各国的预算状况也不会得到多少改善[⑧]。很显然，这是福利的损失[⑨]。

明了各国激进的财政紧缩政策所造成的错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财政政策的效应不能为货币政策所抵消，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会更大，这正是利率在零边界时的情况（量化宽松政策只能稍微缓和这一问题）。此外，由于迟滞效应，产出下降会减少经济的供给潜力，因而紧缩政策可以变得“事与愿违”。本文的另一个论点是，一个国家的紧缩政策将导致其他国家的产出和税收的减少。

G20的国际合作使得这些问题曝光，并将采取相关行动予以纠正。但遗憾的是，由G20主导的“协同的单边紧缩”过程似乎将事情弄得更糟， 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

当然，速度较慢的财政紧缩意味着更大的财政赤字。这需要在经济复苏增强的同时，对财政纪律有一个长期承诺。但对于美国、德国、英国来说，他们似乎有着许多各自不同的原因，使得他们不愿意朝着这个方向前行。

总之，财政紧缩使得全球政策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协同的单边主义”：全球经济增长的目标

基础设施投资和微观经济改革

对国际合作的需要终于得到了承认。2014年9月20-21日在澳大利亚凯恩斯（Cairns）召开的G20财长会议的公报宣布，“我们将考虑近期的经济状况，继续灵活地执行财政政策，以支持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同时将公共债务占GDP的份额保持在可持续的轨道上”。2014年10月2日，IMF总裁拉加德在华盛顿的演讲中，对朝此方向的行动表达了强有力的支持。

澳大利亚的策略是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微观经济改革，以追求全球总需求和总产出的增长目标。同时，澳大利亚也要求各国选择适合自己国家的方向前行。这一策略既是协同的，也是单边的。

澳大利亚推进国际合作的策略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 “宏观经济和改革优先重点”文件中阐述理念。澳大利亚官员要求IMF在文件中明确列出宏观经济政策可能的改变、促进基础设施投资的措施[⑩]、以及供给方进一步改革的方案[11]，以便各国能够从中进行选择。悉尼会议最终确认一项“全球增长策略”。该策略是有意识地设计为一个“协同的单边主义”进程，其结果是一整套的政策改变，其综合效果可能将全球产出的水平在2018年提高两个百分点。在悉尼会议上，这个2%[12]的数字被采纳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目标。

第二阶段，要求各国在2014年6月之前，考虑他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实际改革方案，作为他们在整体策略中所承担的部分。在那次会议上各国提出了他们具体的改革方案。

第三阶段，对每个国家的改革方案由G20的其它国家进行“同行评议”，以便拿到2014年9月在凯恩斯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那次会议通过了“布里斯班行动计划”，并确认了一系列补充的政策措施以实现集体经济增长的宏伟目标。

最后阶段，是2014年11月在布里斯班举行的G20领导人峰会上对“布里斯班行动计划”达成一致。会议的公报说：

今年我们设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到2018年G20的GDP至少增长2个百分点。IMF和OECD的分析表明，如果我们的承诺得到完全的落实，GDP将增长2.1个百分点。这也意味着全球经济将增加2万多亿美元。

这一行动看来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重要步骤，而且这不是“一次性”的行动计划。这是一个持续的合作过程，此过程中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微观经济改革将刺激全球的总需求。如同东亚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将一个问责的体系制度化以保证各国切实执行他们所提议的措施，看来是重要的。

“协同的单边主义”策略为何有效？

刺激发达经济体的需求

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并进行供给方改革的策略，在导致投资增加的意义上将刺激全球的需求。这会带来资本资产的增加，新创造的资本资产将提高供给方的产出潜能，同时也会在投资期内增加需求。这一点在凯恩斯G20财长会议的公报中表述得很清楚：

投资对于刺激需求和促进增长都至关重要。

但是，“刺激需求”政策如何与寻求削减公共支出并提高税收的财政紧缩政策协调一致呢？

一个答案是，公共部门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将部分地来源于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的合伙关系（PPP）。澳大利亚财长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G20内部存在的广泛共识认为，各国政府已经不再具备提供基础设施的预算能力……除非我们与拥有大量资本的私人部门形成合伙关系，否则在中期内，我们将不可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

第二个答案是，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使发达国家缓和国内的紧缩政策。基础设施投资将创造新的资产，这些新资产可以作为追加的公共部门贷款的抵押物。决策者知道新增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会导致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因而会愿意缓和紧缩政策。

公共部门的投资是需要时间才能投入运行的。修建一个新机场、一个道路网，或者改造一个港口，都需要耗费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但是这仍然与下一个五年内的刺激需求活动的目标是一致的。

然而在短期内，需求的增长仍然要来自供给方的改革，即劳动力市场改革、促进竞争、以及增加市场准入。很多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供给方改革的正效应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体现出来；而在最初几年，人们甚至往往只能得到负效应，就像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推行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一样。

供给方改革的目的不仅限于降低成本，同时也要促进私人部门投资的增加。公司必须认识到，供给方改革降低了他们的生产成本，为在未来卖出更多的产品创造了机会，由此而鼓励他们增加投资。投资增加将有助于提升工资收入水平，导致需求和产出的增加。如此，私人部门就和公共部门一起促进了发达国家内需求的增加。

但这并不能保证发达国家供给方的改革是充分的，以至于能够鼓励这些国家的需求增加，正如令人失望的欧洲“里斯本进程”的结果所展示的那样。“里斯本进程”旨在通过微观经济改革，刺激欧洲需求和产出的增加，特别是欠缺竞争力的南欧国家。但改革没有得到推行，也未对这些国家的需求产生多大影响。

总体而言，发达国家中私人部门投资仍然处于非常软弱的状态，因此刺激公共部门投资是提振需求的根本途径。

刺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需求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情况截然不同。必须建立可靠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以抵御来自国外的冲击，并使得更快的需求增长成为可能。增加公共部门投资非常关键。但在这些国家内，供给方的微观经济改革在创造私人部门的新增投资方面特别重要。

在这些国家中，基础设施投资的机会，或者更一般的资本有效利用的机会，都被许多阻碍因素所抑制。国际贸易的开放，特别是参与国际价值链提供了大量机会。但竞争（尤其是服务业的竞争）总是受到规制政策的限制，并阻碍了新企业和创新企业的诞生。印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某些阻碍因素能被克服，这些国家将产生更多的投资机会，也会带来更广泛的收益。

此外，供给方的改革可以降低国家风险溢价，从而进一步刺激投资。日益增多的支持投资的金融资源使得政府能够实施更宽松的政策，从而公共部门能够投资更多的基础设施。

成功的供给方改革将直接导致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私人部门（以及可能的公共部门）投资的增加，从而刺激全球需求。

国际溢出效应

新兴市场经济体所需要的巨大投资意味着对发达国家资本流入的需求，但是，目前仍然存在很多金融障碍阻碍了这样的资本流动，这些障碍包括限制性的金融管制、缺乏长期融资的深度市场，以及缺乏对金融收益的规划和实现的能力。如果这些障碍能够被克服，外国直接投资增加所带来的金融资本流入，将推动新兴市场经济体投资的增加，从而有助于促进全球需求的总体增加。

当然，这样的资本流动需要得到很好的管理。对国内经济的宏观审慎管理、以及提供全球流动性的国际合作，对于这样的资本流动是至关重要的补充。

如此海量的资金跨境流动，除了在增加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和需求的作用外，其所带来的全球影响是意义重大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大规模增加的投资将提升对于发达国家商品的需求。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出会导致发达国家汇率的贬值，提高对这些国家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需求水平。这将提升发达国家贸易部门的利润率，从而鼓励其国内投资，这又导致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新兴市场经济体：需要提供全球流动性方面的合作

最后，将新兴市场经济体更好地隔离于全球经济冲击是必要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低利率政策已经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了不良影响。它导致了不稳定的资本流动、过大的汇率变动，并给金融稳定性带来了风险。自2008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并不需要低利率。但当它们提高国内利率时，难以抵御因发达国家低利率政策引起的海量资本流入的冲击。许多国家都经历了由国际套息交易推动的资本流入所引起的金融泡沫。这导致这些经济体汇率升值（很多情况下是过度升值），而这也不能对冲金融泡沫的程度，使这些国家很容易发生货币崩溃。自2013年后期开始，当美联储暗示将提高美元利率时，对美元利率一定会上升的预期导致印度、土耳其等国汇率大幅下降，同时导致中国日趋从紧的金融条件。

在现实中，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和浮动的汇率使这些国家不可能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使自己免受国外低利率的影响，这正如“三元悖论”所指出的[13]。同样，这些国家也不能抵御国外高利率提高带来的冲击和影响。雷伊曾经指出，“三元悖论”事实上就是一个“不可能困局”。由于国际资本市场是开放的，即使允许汇率浮动，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无法恰当地保护自己以抵御外部环境的变化。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再一次成为忧虑的对象。自从他们可以在国际上借贷（不同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收支平衡已经不再是重要问题。但是国际收支平衡是表明脆弱性的指标。由于货币升值导致有些国家出现巨大国际收支赤字，他们易于受到资金抽离和货币崩溃的伤害。特别是，当该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规模很大，因而需要长时间的矫正过程时，这一问题将变得非常严重；因为在此期间该国还不得不继续向国际借债。即使它的基础政策是完好的，它也需要从国际上获取流动性，因为私人资本市场无法满足其需求。

现任印度储备银行行长拉詹以及前任副行长莫汗都表示，在这些情况下，美国在制定其货币政策的时候，需要考虑其他国家的需求和利益——换言之，这是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根据。但这是不现实的。如果美国采取这样的货币政策，它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美国对其国内总需求的管理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活动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其他国家担心美国国内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导致过多的资本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另一方面，人们又希望美国采取刺激政策以提振美国经济及全球需求。要使货币政策同时满足这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14]。

新兴市场经济体担心美国提升利率的行为将导致新兴市场汇率更加脆弱，而不是美元低利率所带来的直接影响。重要的是，美国不应该出于对其他国家稳定性和脆弱性的考虑，而偏离其经济复苏政策。美国仍然需要通过其利率政策来控制通胀并增加产出。这意味着以下两方面的行动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可以将它们看成是蕴含着“协同的单边主义”的过程。

首先，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需要单方面采取政策保护他们的利益并减小其脆弱性。这些政策是与发达国家采取的增强金融管制和宏观审慎政策相平行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需要保持汇率的灵活性，但同时也需要有能力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适量的外汇储备能够支持这种能力。它们也需要审慎地管理资本账户。根据金融不稳定的根源和制度环境的情况，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的资本管制措施可以作为发达国家宏观政策的部分补充。

第二，这也意味着需要国际合作支持新兴市场经济体，为它们提供外汇流动性，当它们因美国利率提升或其它原因而面临资本外流和货币崩溃时，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以支持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单方面政策。这不是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协作，而是治理日益一体化的国际金融体系。

有两种方式可以推动完成上述合作。第一种方式是各国央行间的货币互换。美联储和其他发达国家央行的货币互换是最近金融危机中保持金融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但一般而言，除了中国、韩国和波兰的央行与美联储之间有少量的货币互换之外，其它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还不能进行货币互换。真正的国际合作应该是通过IMF实现这样的货币互换，而不是由各国央行分别独立与美联储进行双边互换。

第二种合作方式是加强和扩展IMF的政策工具，包括其“弹性信贷额度（Flexible Credit Line, FCL）”和“防范信贷额度（Precautionary Credit Line, PCL）”制度。这些政策工具使得IMF能够对满足资格标准的国家提供流动性，而不干预其国内政策的制定。此时提供流动性的风险便是部分地由IMF（即IMF的股东）承担，而不是像在货币互换协议中由提供储备货币的国家单独承担。

第二种方式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由于“供给方”和“需求方”两方面原因使其难以实施。就供给方来说，IMF的贷款条件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但一般而言，IMF的贷款项目通常伴随着严格的宏观经济政策条件，以确保使得该国有国际偿还能力的政策改革就位。但是由于“弹性信贷额度”和“防范信贷额度”是为那些已经满足IMF对政策框架要求的国家提供流动性而设计的，而获得这两个额度的国家可能会出现不再具备偿还能力的情况；那么，该由谁来承担货币互换的风险（译者注：作为中介的IMF，还是货币储备国）？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仅仅和发达国家实行货币互换，而在2013年的金融脆弱时新兴市场经济体不能进行货币互换的原因。

对于需求方而言，困难来自于这些国家并不愿意为了得到“弹性信贷额度”或“防范信贷额度”而取得IMF的资格认证，因为他们害怕这样的资格认证会被解释为是其脆弱性的表现。更深层的原因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仍然残存着对IMF的不信任，因为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IMF的贷款条件迫使各国采取过分严厉的紧缩政策。。但是“需求方”最重要的困难还在于IMF对配额和治理的改革进展缓慢。这些改革将最终调整各国能够从IMF借贷的配额，以保证其限额与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更紧密相连。此外，这些改革也将保证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在IMF执行董事会的投票权重也得到类似的调整。然而，尽管这些改革方案已经在国际谈判中达成共识，但是却没有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认可。IMF治理体系改革的滞后已经伤害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决策者与IMF一起构建国际货币体系的信心。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国际流动性的提供仍然由一个发达国家过度控制的机构来管理是不可接受的。当前这种情况使得IMF的其它贷款机制也很难被广泛采用，即使它们能够很大程度地减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脆弱性。

G20国家需要找到能解决IMF的治理困境的方法，而这也已获得了广泛共识。2014年9月的G20财长会议公报中提到：

IMF的配额和治理改革仍然是G20集团的一项重要的优先事宜。我们承诺将维持一个强大的、有充足资源的IMF。我们将继续敦促美国在今年底批准认可早在2010年即已达成协议的改革方案。我们将重申2013年圣彼得堡的领导人协定以及2014年4月的协定。

在澳大利亚作为G20轮值主席的这一年里，对新兴市场经济体提供流动性的改革毫无进展，而这对于这些经济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2015和2016年，当土耳其和中国作为G20的轮值主席时很可能将其作为重要议题提出。但如果这方面工作仍然无法取得迅速进展的话，IMF国际合作的重心将不再是管理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它也不再是G20国际合作的重心。东亚国家发起的“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金砖国家银行的崛起（最近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建立的全球发展银行）都显示了这种转移的可能性。

（编辑  迟晨光）

金融呼吸：用战争驱赶资本

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中国目前仍然保持6.9%的增长率。更重要的是，当全球发达国家都是低利率、零利率、负利率的情况下，只有中国仍然以较高的利率在吸引着国际资本。这将使我们与美国面临着一场真正的金融资本的争夺战。

    虽然我们今天又一次看到了索罗斯的身影，但是我们不要把他们当作是金融战的主力。因为这样一个大趋势，不是任何一个投资机构、一只对冲基金能够独自营造出来的，它必须是一个国家力量才能制造出来。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金融战几乎都是“美国制造”。美元是全球结算货币，美元也是国际资本最主要的代名词。我们今天能够观察到的，都是美国为了让资本回流美国、去迎合美国资本项目的顺差而营造出一种趋势。没有这种趋势，索罗斯他们是掀不起大风浪的，他们恰恰是在美国的大背景下才能兴风作浪，这是我们对今天的金融战的一种理解。

现在究竟鹿死谁手，我们还暂时看不出来。而美国所做的这一套，我把它称作美国的“金融呼吸”，就是美国把钱放出去，大水漫灌，形成了“呼”。然后，当大水漫灌给其他地方带来经济繁荣，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把羊喂肥了，再开始宰杀它，这就是美国的“吸”。这种大开大合之间的“金融呼吸”，可以看作是一种广义的做空和做多。这就是用金融的手段制造金融趋势。如何制造这个趋势，美国比其他国家更有办法和经验，而且屡试不爽。

伊拉克战争：不为石油为美元

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拉克战争？对此人们自然会想到石油。但是，如果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的话，那么油价怎么会从38美元变成149美元，美国军队打下了伊拉克却没有享受到低油价，事实上美国并没有从伊拉克拉走一桶石油。我认为，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是因为美元与石油之间的挂钩。

当全世界的石油都用美元结算的时候，美国打仗提高油价意味着什么？通过战争把油价从38美元一桶提高到149美元一桶，你如果想买石油，就只能用你国家的产品和资源去换美元。而此时的定价权在美国手里，它可以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从你手里收走你的产品，然后给你一张绿纸。

回想一下，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向美国出口衬衣，到现在一件衬衣还只有2美元，这样定价权的操控多有力量。美国人通过战争打高油价，其实是打出了全球的美元需求。美国政府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印刷美元，然后还可以说不要指责我滥印美元，是全球市场对美元有需求。但是这种需求是美国通过战争打出来的。所以说，美国打伊拉克绝不是为了石油，而是为了美元。

    我们还可以看另一个例子，美国人为什么一定要致萨达姆于死地？1999年欧元正式诞生之后，萨达姆以为他可以在欧元和美元之间玩点小把戏，马上就宣布伊拉克的石油交易将不再用美元结算，而改为用欧元结算，而更让美国不能忍受的是，俄罗斯马上跟着宣布其石油交易也将用欧元结算；然后伊朗的总统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也跟着宣布，石油交易也考虑用欧元结算，这还了得吗？枪打出头鸟，美国必致萨达姆于死地。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一年后才抓住萨达姆。可是实际上在2003年的7月美国攻克巴格达之后不久，就迫不及待地成立了伊拉克临时政府。更引人注目的是，临时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条法令，不是如何稳定国家的局面，而是宣布伊拉克的石油交易由欧元结算改回用美元结算。

科索沃战争：美国对欧元的第一仗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是又一个生动的例子。科索沃没有石油，也没有美元，美国为什么要打科索沃呢？按照美国的说法，是米洛舍维奇政权在科索沃屠杀了9万阿族人，制造了惨无人道的人道主义灾难，所以美国要替天行道，以人权高于主权的名义打击南联盟政权。可是打完仗之后，美国人就公开承认，所谓屠杀了9万阿族人完全是个弥天大谎，是美国中情局和西方媒体联手造出来的谎言。美国打南联盟，表面上是为了除掉一个“红褐色”政权（南联盟的领导人过去都是共产党人，被认为是红色，然后美国人说这些人现在全变黑了，黑色和红色掺到一起就变成了褐色，所以说把他们称作“红褐色政权”）。但真的是为这个目的吗？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欧元启动之日，欧洲人自信满满，自己把欧元与美元的比价定为1比1.07。美国人当然不高兴，凭什么一个刚刚启动的货币，还没使用，你的币值就高于我。按照西方的说法，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我们不能够因为你发行一个新货币就跟你打仗。但不打仗不等于不打经济仗，不等于不打金融仗。欧洲人最后发现，科索沃战争实际上就是美国人对欧元的第一仗。

    科索沃战争， 经过78天的狂轰滥炸，米洛舍维奇政权垮台了。70多天在欧洲腹心地区的战争状态，让全球的投资人对欧洲投资环境的恶化充满了担忧，然后资本撤离了。当时全球大约有7000多亿热钱，其中有5000多亿离开了欧洲，，欧元直接下跌30%，变为0.82美元兑1欧元。欧洲人这才第一次领略了美国人为美元而战的厉害。

通过这些例子，我们还看到了美国人如何通过战争来驱赶资本，这是我们过去没有领略过的。7000多亿热钱有5000多亿离开了欧洲，其中2000多亿到了美国，这笔钱正好支持了当时克林顿时期的经济，带来了连续90多个月的经济繁荣。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连续90多个月的经济增长记录，这是克林顿时期创造的奇迹。还有2000多亿热钱去了中国香港。香港是弹丸之地，显然投资人们是指望着拿香港做跳板进入中国的内地，看好中国的经济。可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不幸的事件。

    美国用5枚精确制导炸弹，非常准确地“误炸”了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一方面美国宣称其武器是精确制导，可以从通风孔里钻进去，消灭地下室里的人，一方面又说是“误炸”。这完全说不通。当中国使馆被炸之后，在香港滞留的2000多亿热钱迅速抽逃，最后全都去了美国，支持美国经济的繁荣，一口气顶到104个月，这一轮繁荣期才结束。

阿富汗战争：打回全球投资人的信心

2001年，恐怖分子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发动了“9·11”恐怖袭击，使美国本土第一次遭到了恐怖主义的袭击。美国人发动阿富汗战争明显是为了复仇，这总和美元没有关系了吧？但是我们看一看，美国在过去的20年里发动的4场战争，有3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这样中等规模的局部战争都是要准备半年时间，而唯独发动阿富汗战争不到一个月、20多天就打响了。打得非常仓促，仓促到居然仗打到一半的时候，就把巡航导弹全部打光了，临时紧急调整，弄得手忙脚乱。美国人明明知道打一场局部战争需要半年多的准备，为什么阿富汗战争却这么仓促？原因就是华尔街等不及了、美国迫切需要通过一场战争打回全球投资人的信心。果然像美国人所预期的那样，巡航导弹在喀布尔落下的当天，道琼斯指数短暂下探之后，迅速地反转，一天回升600点。全球的投资人长松一口气，华尔街一片欢呼，这就是美国人用军事手段去打金融战。一场战争，达到美国所需要的金融效果。而全世界也只有美国人可以打这样的战争，因为美元是全球的结算货币。

中国面临的金融大战

    今天的中国是不是正在卷入一场金融大战，很多人为此感到忧心忡忡，但是我们又被很多事情所分心。钓鱼岛、黄岩岛、香港占中、南海等等，我们没有人会把这些事情和金融战放到一起思考，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全部放到一起观察，它会产生什么效果呢？

    2012年年初的钓鱼岛争端发生之前，中、日、韩东北亚自贸区的谈判已经接近要达成协议的阶段，马上就要有成果了。但是钓鱼岛争端的出现，一下子就把东北亚自贸区搅黄了。而我们很多人以为日本人购买钓鱼岛就是一帮右翼分子所为，甚至没有注意到，石原慎太郎在购买钓鱼岛之前，专门去美国长游了一次，跟美国的许多政客有过很密切的接触，至于这背后究竟有什么无从猜测，但是我们要相信这里面不会那么简单。石原慎太郎在美国其实是一个并不受待见的日本政客，但是这一次美国却破天荒地支持他，而钓鱼岛争端浮出水面后，直接搅黄了东北亚自贸区。

    东北亚自贸区是中、日、韩、港澳台地区将近20万亿规模的经济体（规模起码十五六万亿），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且这个经济体会南下与东南亚自贸区整合，成为东亚自贸区，一个世界第二、甚至第一大经济体很可能就此出现。它还有可能会向西去整合南亚次大陆、中亚五国，甚至整合西亚的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那么一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体就将出现。

如果这样一个以亚洲为主导的经济体，它一定不会使用欧元或者美元作为内部贸易结算单位。我和几位学者在2003年提出“亚元”的概念。但之后考虑到欧元的前车之鉴，我转而对欧元持反对态度了。欧元虽然作为欧盟的统一货币，但是由于欧盟各国不肯交出自己的财政主权，结果欧盟并没有能力对欧洲的财政政策做出安排，至今欧元仍是个软货币。我们如果搞“亚元”，指望哪个国家交出财政主权呢？肯定谁都不肯交出。所以我坚决支持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成为未来亚洲的区域货币，甚至逐渐成为国际的结算货币。

只有这样，中国巨大的甚至有些过剩的人民币存量才能被世界所消化。因为中国发行的人民币的总量实在是太大了。美联储于1913年成立，到2013年整整100年，它发行的美元一共是10万亿。而按照中国央行的说法，2014年发行138万亿人民币，按6.5来兑换美元，相当于发行了20万亿美元。这么巨大的货币存量，让中国13亿人来消化非常困难。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点：中国今天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而我们上游要购买很多国家的资源和能源；下游要依靠很多国家的市场，我们生产的产品要为它们所用。既然中国对上下游国家的经济有这么巨大的引擎作用，总不能让好处都是别人拿走，麻烦都留给中国。

人民币未来有可能成为国际结算货币，甚至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结算货币时，会出现什么情况？世界货币由美元、欧元、人民币三分天下之后，美元一统天下的全球霸权地位就会受到威胁。所以，美国一定要打击中国，无论东北亚自贸区，还是其他什么。其实最后捍卫的还是美元的权力。

2015年美国在鼓动各方势力给中国找麻烦都不能得逞的时候，美国人不得不派出自己的军舰和飞机，一次次闯入中国南海岛礁周边12海里的地方。今年斯坦尼斯号航母特混大队再次从中国南海经过，再次向中国施压、示威。网上很多人说，这是美国人扇中国人的耳光，这就看得太浅了。美国人不仅仅是要扇耳光，它就是要让中国周边的投资环境承受不住美军这样的压力，让投资者感觉到大战将临，不敢把钱留在这里，这才是美国真正的意图。而中国和美国正在开始新一轮的金融对杀。2016年2月3日晚上，中国和美国的金融战场搏杀出现了这样一种奇观：美元当天晚上所有的多头被“屠杀”，而所有做空中国的空头被“屠杀”。一个晚上1万亿的美元市值全部蒸发，这说明中美之间的金融的博弈已经到了接近白热化的程度。

所以，美国才会派出它的航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本来它完全可以不从南海走，但却一定要绕一个大圈、多花5天的时间非要走南海。显然它不是为了让中国的军舰围观它，它就是要做一次秀给全世界看。这样一种时刻，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在营造趋势。当趋势倒向美国一边的时候，金融战已进入收官的阶段。

目前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美国近期会再次加息，因为条件对美国并不有利，美国人制造的趋势还没有完全达到它的目标，所以金融战还没有到最后打响的时刻。现在属于战略僵持阶段和战略趋势的营造阶段，到下一步才进入战役期和战术期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索罗斯等类似的金融机构会正式登场。中美金融战最后的厮杀何时到来，我们拭目以待。

专家评论

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战争的目的是掠夺和财富的再分配，资源的再配置。过去是靠军事手段，今天看现代战争的主要战场是金融。所以军事是硬战，金融是软战。

时建中（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金融战发动的路径有一些特点。或者是从金融市场本身开始，或者是通过战争手段来开始。如果我从金融法研究的角度来看，那可能就是这样一句话，“苍蝇一定要叮一个有缝的蛋”。那如果这个蛋没缝怎么办呢，我打也给打一个缝出来，然后把这个蛋变成一个臭蛋。因为是一个臭蛋，所以资本就逃离了，那么美国的目的就达到了。从非军事的角度来看金融战，首先要制造金融风险，扰乱金融秩序，破坏金融稳定，损害金融安全。这样把金融市场的风险秩序稳定破坏之后，传导到了经济非金融领域，甚至传导到社会领域，再传导到政治领域，这样用传统的军事手段不能实现的目的，通过金融战完全可以实现，因此金融战是现代战争的一个部分。

张捷（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交易中心主任）：美国崛起的时候，它奉行的不是开放，而是孤立主义，它是不让外国资本进来的。在国家快速发展的时候，外国资本进来伴随着你的发展，等到它要走的时候，它1美元就要变成10美元，外汇储备再多也平衡不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中国道路的理论研究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挑起了这个大旗，进行中国道路的研究。在这些地方绝对不能人云亦云、跟着外国的舆论走。

李肃（和君创业总裁）：乔良将军从军事角度把金融、地缘政治和整个产业打通了。从美元统治全球经济的历史角度，把中美关系以及美国与世界关系放到这里边，然后把它讲清楚了。他开创了一个体系，用金融战争的眼光去看世界大势。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确实成为一个现象。别的经济学书也曾经畅销过，但皮凯蒂的著作是一部能够改变舆论走向的严肃学术作品，大多数畅销书都做不到这一点。而且它让保守派大惊失色。所以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詹姆斯·佩特库奇斯（James Pethokoukis）在《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上警告说，必须对皮凯蒂的作品进行反驳，否则“它就会在知识界传播，重塑政治和经济观念，而未来所有的政策论战都会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展开”。

那就祝他好运吧。这场辩论中真正令人惊讶的事情是，到目前为止，右翼似乎未能对皮凯蒂的论述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反击。他们做出的反应全都是贴标签。具体而言就是宣称皮凯蒂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任何认为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是个重要问题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首先，我们来谈谈为什么《21世纪资本论》一书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皮凯蒂并不是第一个指出我们面临的不平等正在迅速加剧的经济学家，也肯定不是第一个强调收入差距的人——绝大多数人口收入增长缓慢，而最富有的阶层却收入飞涨。皮凯蒂和他的同事的确给我们的知识增添了大量的历史深度，也揭示出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新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

重点并不在此。《21世纪资本论》一书真正的新颖之处在于，他摧毁了保守派最为珍视的一些错误信条。保守派坚持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靠才能成功的时代，富人的巨额财富都是赚来的，也都是应得的。

在过去20年里，每当有人尝试把顶层人收入高涨变成政治议题，保守派的回应都是从两个方面辩解：首先，否认富人的境遇真的有那么好，否认其他人的境遇真的有那么坏；如果抵赖不成，就宣称顶层人士的收入是他们提供的服务换来的正当回报。不要管他们叫“那1%”或“富人”，他们是“就业岗位创造者”。

但如果富人的大部分收入并非来源于他们的工作，而是来自他们拥有的财产，那还怎么用这种说辞搪塞？如果越来越多人的财富，并非来自创业进取，而是来自继承，又该怎么说？

皮凯蒂阐明了，上面这两个问题并非泛泛而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社会确实是由一个继承来大量财富的寡头阶层把持的。这本书令人信服地阐述道，我们正走在退回那种状态的道路上。

那么，如果一个保守派担心这份诊断书可能成为向富人加税的理由，他该怎么办呢？他可以试着以有理有据的方式反驳皮凯蒂，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任何迹象。就像我说的，实际上全都是贴标签。

我参加关于不平等的辩论已经超过20年了，还没有见到过保守派的“专家”能够对这些数字提出反驳，而不在智力上摔跟头。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仿佛根本并没有站在他们那一边。与此同时，只要任何人对自由市场原则从任何角度提出疑问，都会被“抹红”，自从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之类的人试图阻挠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开始，这就已经成了右翼的标准操作程序——不是证明那种理论是错的，而是谴责那是“集体主义”。

不过，看着保守派们一个接一个地谴责皮凯蒂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很令人惊奇。即使是比其他人更有城府的佩特库奇斯，也把这本书称作是“软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成立的唯一前提是：只要一提财富不平等，你就会成为马克思主者。（或许他们就是这样看待这个议题的。最近，前参议员里克·桑托勒姆谴责“中产阶级”这个词是“马克思主义的调调”，因为你懂的，美国没有阶级。）

不出意料，《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扯了很远，从皮凯蒂呼吁用累进税制作为一种限制财富集中的方式，谈到了斯大林主义的邪恶。《华尔街日报》只有这点儿本事吗？答案显然是：是的。

现在，替美国的寡头们辩解的人显然没能做到条理分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也节节败退。钱仍然能说了算——的确，现在金钱的声音比过去更加响亮，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谢以罗伯茨为首的最高法院。不过，观念仍然意义重大，它能影响我们围绕社会议题展开的讨论，并最终影响我们的行动。皮凯蒂的著作引发的恐慌显示出，右派在观念上已经乏善可陈了。

（保罗·克鲁格曼，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编辑 季节）

法国70后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震撼了陷于大衰退中六年至今难以自拔的西方世界。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评论称该书引发的是“皮凯蒂恐慌”，《纽约时报》评论的标题是（皮凯蒂的书）“较劲斯密（和马克思）”，《商业周刊》惊呼“经济学的风暴要来了”！皮凯蒂的书揭露了300年来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扩大的总趋势，犹如《共产党宣言》的开头“一个幽灵在西方游荡”。不过这次的幽灵，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反思资本主义。

本文愿意从经济学和历史观察的角度，来分析皮凯蒂的新资本论。该书讨论的议题也涉及中国的不平等增长。皮凯蒂批评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例如库茨涅茨收入不平等的钟形曲线和索洛的内生增长论，正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经济自由化、反对中国独立自主的产业政策、主张中国的结构调整要放弃中国特色而转向美英模式的理论依据。所以皮凯蒂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间接涉及中国国内关于坚持中国道路还是仿效美英模式的争论，值得大家认真思考。

皮凯蒂对资本/收入比演化的历史观察

和国内追随英美主流的学者相比，皮凯蒂显然是登泰山而小天下。从来是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教训全世界。这次之所以是法国非主流经济学家教训美英主流经济学派，原因有四：

第一，皮凯蒂认为要研究不平等趋势，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参照系应当是法国，而非英国与美国。为什么？英国的光荣革命不彻底，至今贵族精英的地位稳固。要研究贫富差距原始财富的继承，英国不能代表多数经过彻底资本主义革命的国家。美国的增长也不典型，因为独立战争时美国人口只有300万，如今人口3亿，国土面积大幅西扩。美国人口与领土的巨幅扩张，当然可能淡化贫富差距的后果。法国大革命时人口约3 000万，300年后只增加到6 000万，和欧洲多数国家的人口增长幅度类似。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大革命废除了一切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法国的贫富差距也有不断增长的趋势，经济学含义就极为深刻，即资本主义的法律平等，不能保证社会的经济平等。这是皮凯蒂经验观察的革命性发现！这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判断中国模式的优劣，一切以英美模式为准的价值标准是重大打击。

第二，斯密的《国富论》没有对国家财富给出测量方法。皮凯蒂分析不平等的趋势，没有采用含义不明的基尼系数，而是把马克思收入分配的资本与劳动的两分法数据化，皮凯蒂揭示的资本收益一直远超劳动收益的历史趋势触目惊心，一举粉碎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经济自动达到一般均衡和最优分配的神话。皮凯蒂分析当代的资本结构，排除了政府债务，因为国内居民购买的政府公债，其资产净值为零。皮凯蒂把国家资本明确定义为四项资本之和（农地、房产、其他国内产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净值），然后分别考察其价值的历史演变。读者也许记得西方自由市场如何“藏富于民”的宣传。即使在法制完备的西方，皮凯蒂发现发达国家依然将大部分财富集中于最富的1%人口之手，而只讲私有产权、没有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印度和俄罗斯，更是将国家财富集中于少数大家族和寡头手中。皮凯蒂用自己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巴黎大学任教经历的对比，批评美国主流经济学玩弄数学脱离实际的弊病，非常值得国内从教科书上学习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学家们思考。

第三，皮凯蒂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法国和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1700~2012年）收入、资本、人口、增长率等历史数据，加上德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加上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并分析收入结构中劳动和资本的分成比例，发现了“不平等的结构”。作者对21世纪不平等的全球演化的原因做了细致的分析，包括英法的公债、欧洲的财产税、中国的资本扩张、美国的移民改革、多国贸易保护、债务问题、社会资本积累和自然资本恶化等。各国数据明确显示：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增大而非缩小贫富差距！换言之，美国诺奖经济学家库茨涅茨依据美国历史数据发现的钟形曲线（也称为倒U 形曲线，声称美国技术进步的过程中，贫富差距会先增大后缩小，所以政府可以容忍一时的不平等扩大，而无须做政治干预），不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换言之，市场完善（或称“完美市场”）不可能解决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皮凯蒂还具体分析了诺奖经济学家索洛的外生增长论为何没有导致世界增长率的趋同和贫富差距的缩小，而内生增长论鼓吹的人力资本积累又如何使教育可能成为巩固特权而非摆脱贫困的工具，用历史数据全面否定了美英主导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

皮凯蒂对库茨涅茨和索洛理论的批评，对中国经济学界关于中国转型方向的争论有重大意义。因为高调批评中国经济是粗放增长，把东亚奇迹扭曲为高储蓄高投资，没有实质性的技术进步，主张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是要素市场自由化的国内经济学家，依据的正是索洛的内生增长论。正如笔者的“代谢增长论”所批评的，索洛把技术进步描写成随机冲击的积累，而非小波模式的新陈代谢，预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会趋同，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索洛理论唯一的“贡献”是否定发展的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否定科学技术进步不是市场主导的历史事实。请问美国的航天工程、互联网、GPS卫星和导航系统、全球海军基地和信息监视网络，也是民营市场随机创造的吗？中国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产业的迅速升级，离开中国前三十年建立的独立科技体系能成功吗？为什么“二战”后早就建立私有产权和议会民主制的亚洲大国印度、土耳其和菲律宾，没有一个有能力发展航天、卫星、高铁、计算机等现代化工业，摆脱对西方的经济依赖？

第四，皮凯蒂观察到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收入不平等有所下降。一是19世纪70年代之后，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化趋势有所收敛，但是不久即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是从“一战”结束到“二战”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收入分配有了很大的改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平等的程度再度恶化。总的历史趋势是资本收益率为经济增长率的几倍。收入分配改善的原因不是经济的内生机制，而是政治的外来干预，包括战争、革命和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运动，导致发达国家资产的大幅缩水；政府经济干预包括房租管制、国有化、证券交易和资本流动的监管等，都会影响市场的资产价格。新古典经济学资产定价理论描写的自由经济和有效市场，完全是数理经济学的乌托邦，和真实资本主义没有关系。

皮凯蒂的观察盲区：苏东竞争和马歇尔计划的影响

我们要指出的是，皮凯蒂对1945~1970年间美国分配改善原因的分析并不全面。他完全忽略了这一时期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崛起，迫使西方资本不得不改善劳工福利的国际竞争压力。东欧国家在此期间创造的充分就业、全民医疗和福利住房，虽然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苏联廉价能源的供应而难以持续，但是冷战时期的苏东经济逼迫德、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大幅增加了工会在收入分配中的话语权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削减工人已经得到的福利，1990年后全球不平等的竞争趋势急剧增加。70后出生的皮凯蒂看不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效应不亚于战争对资本的摧毁效应。5月19日《纽约时报》发表的布鲁克斯的专栏“大辩论”（The Big Debate），深刻揭示了苏联解体后，西方世界误以为没有了竞争者，导致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全面倒退。

皮凯蒂也没有注意到，美国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实质是美国大规模资本扩张的“非均衡战略”。我们一直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是封闭社会的永动机模型，因为生命和社会体系的本质是“非均衡”。中国改革的成功和苏东转型的悲剧，突显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战略与休克疗法的“均衡思维”的后果。我们可以想见，“二战”结束后，美国军火工业失去大量订单，大批退伍军人急需工作。如果当时的美国政府也推行这次金融危机中伯南克主张的“再平衡”政策，美国大批削减“过剩产能”，欧洲大规模削减“公共财政”，等于在危机中推行反凯恩斯的货币主义政策，结果必然是制造第二次大萧条。幸好美国当时务实的政治家反其道而行之。美国用马歇尔计划向西欧日本大规模输出美国的剩余产能，不但创造了美国经济的繁荣，西欧日本的复兴，同时也使美国产品占领英法等老牌帝国的传统市场，并扩张到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全球市场。同时期美国国内还实行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利率管制，鼓励普通居民拥有自己居住的房产，大大抵制了社会主义模式对美国工人的吸引力，使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经济免于西欧受到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假如不是中国崛起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的冲击，美国收入分配的改善也许因为美国全球化的霸权地位，会继续保持到今天。

此次金融危机，美欧日等国由于利益集团的阻碍，使凯恩斯刺激政策寸步难行，才导致今日西方经济在大衰退中停滞不前。国内一些经济学家跟在伯南克后面，呼吁中国也要推行美欧失败的“再平衡”政策，只会重走美欧走过的弯路。林毅夫批评伯南克的“再平衡”理论，大方向是正确的。问题是，英美推行资本全球化的前提是海军霸权。中国今天要想走出去，外部条件是非洲政局的稳定和中国远洋海军的强大。中国在条件成熟之前，可以先考虑把重点放在已故发展经济学家邓英淘的《再造中国》中提出的西水东调新途径，以及复旦大学史正富在《超常增长》中提出的建立长期战略基金，这些都是用开发大西北的战略消化目前出口下降造成的“过剩产能”的好建议，比美国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更具战略眼光。

空想资本主义的由来和非议

应该指出，国内外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并没有指明市场万能论的理论根源。对比16~19世纪西方出现的空想（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潮，例如托马斯·莫尔、圣西门和傅立叶等按劳取酬和公有制的理想，笔者认为用“空想资本主义”来描写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更为确切。空想资本主义在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哈耶克和科斯。我们就用皮凯蒂的数据，来分析空想资本主义如何误导大众，理解现实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出路。

《纽约时报》评论的标题就指明皮凯蒂的矛头主要指向斯密，捎带了马克思，但是说不清斯密的问题在哪里。亚当·斯密是个真诚的空想资本主义者。他在《国富论》第一卷第一章观察到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又在第一卷第三章的标题上强调“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斯密显然意识到生态和人口对市场规模的制约，他也清楚殖民扩张和掠夺战争更能扩大市场规模。斯密只是在第四卷第二章的细节里，悄悄加上“看不见的手”的寓言，想象从自利出发的自由贸易可以协调区域间的劳动分工，无须战争和政治的干预。斯密把《国富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标题，却没有给出国富的定义。他在第一卷第五章内引用霍布斯的话，承认“财富就是权势（wealth is power）”，却又争辩说：光拥有财富不等于立即取得政治权力。善良的伦理学教授斯密，一面多次批评地主和资本家为富不仁，认为英国的殖民扩张得不偿失，一面企图用道德情操来缓和市场经济的社会矛盾。但是，皮凯蒂的历史分析清楚表明，斯密的空想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并未实现，市场机制不能保证分工和谐和社会公平。

到了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供求平衡的微观理论完全否定马克思从宏观历史角度提出的市场经济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无政府倾向的内在矛盾，必然造成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皮凯蒂的研究清楚指明亚当·斯密代表的空想资本主义理论的破灭。分工加贸易不见得能导致国富，因为发达国家控制的资本积累主导了财富的分配。工业化和殖民主义导致富国和穷国的贫富分化，并引发一系列的战争和革命。决定市场份额的不仅是贸易的比较优势，而且是武力的比较优势。民主和道德都不足以制约资本的贪得无厌。革命和战争导致西方富国的兴衰和产业中心的转移，没有一个富国能长久保持国际分工格局的霸权，私有产权界定的资本收入也周期性地蒸发和毁灭，所以资本也无法积累到无穷。

空想资本主义的第二个代表人物当属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凯恩斯是英国的战争理财高手。在大萧条期间诞生的凯恩斯经济学，实质是西方战时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哈耶克早期研究经济周期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注意到迂回生产和内生货币的运动，发现央行的信用扩张是经济周期的重要来源。但是，哈耶克的空想资本主义达到荒唐的程度。他在大萧条时期主张政府无所作为，强调市场经济有天生的恢复能力，犹如主张重病患者无须医药的救助，听天由命可以取代医学的干预。战后哈耶克反对通胀政策的药方是废除中央银行，等于放弃国家为战争筹款的铸币权，这让同样鼓吹自由经济但是主张央行独裁货币政策的弗里德曼，完全不能容忍哈耶克合理的内生货币论。哈耶克被赶出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边缘化为经济哲学家。虽然哈耶克是一个有见地的货币经济学家，却是失败的政治经济学家。即使他最终获得诺奖的桂冠，也无法实践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政策。

空想资本主义的第三位大师，当属刚去世的芝加哥大学教授、诺奖经济学家科斯。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否认新古典经济学都接受的政府干预市场失败（如污染等外部性）的需要，认为利害双方的自愿交易可以化解社会冲突，在交易成本低的条件下，社会利益冲突的化解只需界定产权，两方交易，无须法庭、社会仲裁等第三方干预。新制度经济学成为最彻底的无政府经济学理论，把空想资本主义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在城市化和基础建设中面临的征地矛盾，地价节节攀升，内地农民和大学生的就业日益困难，而城郊的拆迁户和近郊农民却从劳动者大批转化为食利者，完全否定科斯存在均衡价格与初始制度安排无关的预言。科斯本人小心翼翼地避开收入分配问题。有人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只对交易成本为零的社会成立（他似乎不明白原始社会的交易成本几乎为零，但是没有剩余价值）；似乎当代社会的交易成本远大于零，就难以界定企业家的剩余价值。皮凯蒂的定量分析清晰地表明可以定量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不平等的趋势。这就为收入分配政策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不平等的起源和对策

《纽约时报》的评论注意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方向正确，但是推测有误。马克思预言了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同时断言资本回报率会递减，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皮凯蒂的数据发现，西方的资本回报率相当稳定，只是数次被革命和战争打断。皮凯蒂虽然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者模型，但是因为他的经验分析单位是国家而非产业，也就没有提出取代新古典外生增长论和内生增长论的理论模型。

斯密对资本主义真正的洞见，不是什么“看不见的手”，而是“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我们注意到市场竞争的实质不是价格竞争，而是市场份额竞争。垄断企业获取超额利润的方法是用价格战、专利战、兼并战等手段排除竞争对手，控制市场份额，然后控制市场的定价权。空想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假设两人的平等对称博弈，现实市场是多人的不平等不对称博弈。市场赢家不一定是创新的企业家，很可能是投机的金融家。假如你读过意大利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银行的发家史，你就知道文艺复兴的金主，其实是教皇权力和金融家金钱交易和权钱勾结的产物。美国的民主政治退化为金主政治，得到最高法院的保护：美国选举大额捐款不设上限，竟然被最高法院解释为保护“言论自由”。西方如此赤裸裸的金钱民主和利益政治，使皮凯蒂的“全球累进资本税”的实现希望很小，因为要建立全球政府，推行全球累进财产税，和各国同时进入共产主义一样困难。

中国创新的战略和机遇

对西方体制的近距离观察，给笔者找到破解皮凯蒂困境的中国机遇。

第一，国际竞争是制约美国模式的主要武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冻结中国存在美国银行的资金，迫使苏东国家把美元资金存在西欧银行，形成欧洲美元市场，在20世纪60年代有效制约了美国自利的货币政策。如果美联储的利息降到低于欧洲美元的利息，美国资本就会出逃，而非增加在美国的投资。伯南克的零利率政策无法刺激美国的投资和就业，因为美国资本看好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市场，对奥巴马政府的改革能力失去信心。中国已经开始和主要贸易伙伴发展货币互换协议，如果中国政府在上海建立亚洲美元国债市场，有可能突破美元和美债的世界霸权。

第二，中国可能比西方率先找到高速增长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从而改变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笔者注意到，美国和中国从每月的工资收入中扣除所得税和福利税并不困难，但是要征收财产税和遗产税将阻力重重。类似的，台湾实行土地改革的私有化后，不但工业化引发的地价高涨改变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财富和权力分配，也使台湾基础建设的征地困难重重，使台湾经济的停滞积重难返。相比之下，集体土地所有的中国大陆，在基础建设上突飞猛进。可见中国产权的混合所有制，在实践中远胜于西方和东亚的土地私有制。如果注意到资本的超额收益，源于市场份额提成，而非劳动时间付酬，则在中国用税收和社会奖励等多种方法缩小贫富差距，又不打击创新者的企业家精神，在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下，是可能做到的。

（陈平，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本文摘自FT中文网，转摘有删减）

                                                   （编辑 季节）

看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代表作《21世纪资本论》将成为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或将是这个10年最重要的一本。皮凯蒂可以说是世界上研究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领域数一数二的专家，他不单单是记录了如何有越来越多的收入汇聚到一小群经济精英的手中，他还有力地证明，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

——保罗·克鲁格曼

财富分配已成为时下最广泛讨论和颇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但是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其漫长的演进过程呢？私有资本的不断积累真如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预言的那样，将导致财富被少数人掌握吗？或者如西蒙·库兹涅茨在20世纪所设想的那样，增长、竞争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不断博弈将会逐渐降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促进其更加和谐地发展？我们对财富和收入从18世纪演变至今真正了解多少？当下，我们从中又可以汲取怎样的经验呢？

从马尔萨斯到大卫·李嘉图

经典政治经济学诞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法两国，关于社会分配问题的讨论贯穿始终。人口的持续增长——这是以前不曾出现的情况——再加上农村人口的外迁以及工业革命的来临，使每个人都深深意识到激烈的变革正在进行。这些剧变又是如何影响财富分配、社会结构以及欧洲社会政治稳定的呢？

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原理评述》一文中明确指出：人口过剩是影响财富分配的首要因素。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主要关注的是土地价格和土地租金的长期演进。他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知识是非常精通的。他受到马尔萨斯模型的影响，但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对以下逻辑悖论十分感兴趣。一旦人口和产出开始稳步增长，相对于其他商品，土地会越来越稀缺。根据供需原理，这意味着土地的价格会不断上升，支付给地主的租金也会上涨。如此一来，地主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而提供给其他人的份额就会减少，从而破坏社会平衡。李嘉图认为，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政治上来说，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是稳步增加对土地租金的税收。

这一悲观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土地租金在较长时间内仍将居高不下，但最终，随着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下降，相对其他财富形式，农田的价值不可避免地下降了。在19世纪初期，李嘉图没有办法预测未来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或工业的发展。就和马尔萨斯一样，他不能想象人类会从食物需求中完全解放出来。

然而，李嘉图对土地价格的洞察让他他提出了“稀缺性原则”意味着某些价格可能在几十年后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这有可能足以动摇整个社会。价格体系在协调数百万个体的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际上，现今新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有数十亿人。问题是，价格体系既不能发挥约束作用也不能体现道德观念。

在21世纪，对于理解全球财富分配来说，忽略“稀缺性原则”的重要性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了更具说服力，我们可以用世界主要国家首都城市房地产价格，或者石油的价格来代替李嘉图模型中农田的价格。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将发生在1970~2010年间的趋势推导至2010~2050年或2010~2100年，将导致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相当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及政治产生失衡——这将使我们不可避免地想起李嘉图的预言。

可以肯定的是，原则上有一个相当简单的经济机制，可以使经济恢复到平衡的轨道上：需求和供给的机制。如果某种商品的供给不足，价格太高，那么，对该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这将导致其价格的下降。换句话说，如果房地产和石油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搬到乡村去或者用骑自行车旅行替代开车（或两种都做）。不用担心这种调整可能令人不快或是过于复杂；这种调整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地主和油田所有者以其余人口为基数进行大范围的积累，这样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拥有可拥有的一切，包括农村房地产和自行车，并且将会一劳永逸。与之前一样，最坏的情况从来不会发生。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弄明白，在涉及某些相对价格发生巨大变化的财富分配上，绝不能排除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当然会产生较大而持久的分歧的可能性。这是李嘉图稀缺性原则的主要含义。但我们没有必要因此而孤注一掷。

马克思：无限积累原则

在马克思于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也就是李嘉图的稀缺性原则发表后的一个半世纪，经济和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问题不再是农民能否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或是土地价格将疯狂上涨，而是如何理解现在正迅猛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

当时最引人注目的现实是工业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但在人口增长和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大环境下，大批农村人口外迁，导致大量工人涌入城市贫民窟。工人们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非常低。新的城市悲剧发生了，更为明显，更让人震惊，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旧制度造就的农村悲剧更加悲惨。《萌芽》、《雾都孤儿》和《悲惨世界》并不是来源于其作者的想象力，而是来自于在工厂工作的那些根据法律限制仅大于8岁（1841年的法国）或在矿山工作的大于10岁（1842年的英国）的童工们。维莱姆博士（Villerme）的著作《制造业工人的现状》于1840年在法国发表（推动了1841年一个尝试性的新童工法律的颁布），描述了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中描写的同样肮脏的现实。

事实上，今天我们所掌握的所有历史数据表明，直到19世纪下半叶——甚至是到后三分之一时间才出现了工资购买力的显著上升。从19世纪的第一到第六个10年中，工人的工资停滞在非常低的水平——接近甚至不如18世纪及其之前的水平。据我们的观察，英国和法国在这漫长的工资停滞的阶段停留得更久，因为在这一时期,它们的经济增长正在加速。两国的资本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工业利润、土地租金和房屋租金——利用目前可用的不太完整的资料进行合理估算，在19世纪上半叶大大增加了。随着工资部分赶上经济增长，这一份额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略有减少。我们在1870~1914年间看到的充其量是稳定在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不平等，以及在某些方面不平等程度的螺旋上升，尤其是财富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很难说如果没有因战争引发的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冲击，借助历史分析和一点远景预测，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些冲击视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强大到足以减少不平等的唯一力量。

资本在19世纪40年代繁荣发展，工业利润增长，但劳动收入却停滞不前,这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一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起来了。他们的中心论点很简单：如果经过半个世纪的工业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还是和之前一样悲惨，而立法者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禁止工厂雇用8岁以下的儿童，那么工业发展的好处在哪里？技术创新、辛苦工作以及人口流动的好处又在哪里？现有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破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们想知道其后的长期演变：你们到底还能说些什么呢？

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设定的任务。1848年，他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一篇简短而强有力的文章，它的第一章由一句名言开始：“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文章第一部分以同样著名的革命预测结尾：“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在接下来的20年里，马克思做了多卷的论述文章对这个结论进行论证，同时第一次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及其崩溃的原理。马克思没有完成这本著作的撰写，《资本论》的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而马克思于1883年带着两卷未完成的遗憾就与世长辞了。他的朋友恩格斯将其遗留的手稿片段进行整合，在其死后将这部大作出版供世人瞻仰。

和李嘉图一样，马克思将他的研究重心专注于对资本主义体系内在逻辑矛盾的分析。他因此寻求将自己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即认为市场是具有自我调节系统的，就是说，系统内部可以通过自身调节，在不出现重大偏差的情况下达到均衡，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和让·巴蒂斯特·萨伊生产创造需求理论有异曲同工之意）、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区别开，马克思认为这些人只是一味地谴责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却不曾为解决他们的实际经济困难提出真正的科学分析。总之，马克思将李嘉图的资本价格模型以及稀缺性原则作为强化资本主义动态分析的基础，当时资本是工业设备（比如机器、厂房等）而非固定资产主导，因此原则上累积资本数额没有限制。事实上，他的主要结论可以被称为“无限积累原则”，即资本将不可逆转地不断积累并最终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个没有天然界限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终将灭亡预言的分析依据：资本收益率稳定降低（这样将遏制资本积累并导致资本家之间的激烈冲突）或是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无限制地增长（这迟早将变成工人运动的导火索）。不论发生何种情况，社会经济均衡或是政治稳定都将变成奢望。

尽管存在局限性，马克思的研究在很多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首先，他以一个重要问题开始（关于工业革命期间空前的资本积聚），然后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现代经济学家都应该以他为榜样并从中受益。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提出的无限积累原则表现出其深邃的洞察力，它对于21世纪有效研究的意义毫不逊色于在19世纪的影响。从某个角度看，这个原则比李嘉图的稀缺性原则更加让人担忧。如果人口和生产力增长水平都相对较低，那么财富积累自然会引起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如果它增长到极致，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时候。换句话说，低增长不会完全抵消马克思的无限积累原则：由此产生的均衡状态尽管令人烦扰，但与马克思的预言仍相去甚远。如果积聚终止于有限水平，那这个有限水平恐怕高到足以影响社会安定。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某些欧洲富裕国家和日本，私人财富水平在国民收入中呈现的高水平，直接辅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重新成为关注点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显著加剧，尤其是美国，其在21世纪头10年收入集中的程度回到了——事实上甚至略微超过了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因此，理解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收入不平等为何以及如何下降至关重要。可以肯定的是，贫穷和新兴国家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很可能会被证明是一种在全球层面减少不平等的有效力量。但是这一发展过程让新兴国家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在发达国家产生的焦虑则更甚。此外，最近几十年在金融、原油、房地产市场观察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失衡，自然引起对于索洛和库兹涅茨“平衡增长路径”（balanced growth path）必然性的怀疑，他们认为所有经济变量都以相同的速率在变化。到2050年或2100年，世界会被交易商、高层管理者和超级富豪所所掌控？又或者世界可能将被避税天堂所掌控，因为上述角色中会有许多去那里寻求庇护。如果不问谁会掌控什么，而只是从一开始便假定增长，在长期是自然而然“平衡”的，这种想法是很荒谬的。

我们正在见证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经济的变化，并且很难知道这些变化的广度，或者说几十年之后全球财富在一国内或多国间将如何分配。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将分配问题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致力于研究其长期趋势，鉴于此，他们理应得到极高的评价。尽管他们的答案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但至少他们提出了正确的问题。

我们没有任何根本的理由来相信增长是自动平衡的。从很早起我们就应该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忽视了财富分配问题。如果不平等问题重新成为中心议题，那我们就必须开始收集足够广泛的历史数据，以便更好地理解过去和现在的趋势。只有通过耐心地建立事实和样本，再在不同的国家间进行比较，我们才有希望识别出发生作用的机制并对未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预见。

                                                     （编辑  季节）

娱乐不是政治的绝缘体

截至2016年，春晚已经连续3年被网民评为“史上最差春晚”，网络上至今仍保留着那些吐槽2014、2015年春晚的评论。对节目质量表示不满似乎已成为常态。今年，在“形式陈腐”、“内容陈旧”的标签上，一些人为春晚节目质量欠佳找到了新的原因——政治挂帅。“春晚变成思想政治课”，“政治毁了春晚”，舆论形成一种强势逻辑，即春晚作为一档大众娱乐节目不能讲政治，因为讲政治，所以质量差、不好看。

那么，看似轻松的娱乐与严肃的政治之间是否真的相互矛盾、无法共生？

2015年8月6日，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离开了在美国广受欢迎的脱口秀节目《每日秀》，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当时准备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的希拉里等政客纷纷公开表示遗憾。回顾这档节目的历史可以发现，奥巴马曾先后七次参加过该节目，现任美国国务卿克里的电视首秀也献给了它。政要们争相作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类以调侃政治为主的脱口秀节目在选民中的影响力。有调查显示，18至29岁的美国人中，有近一半会从《每日秀》等政治类脱口秀中获取与选举有关的政治信息，超过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在投票时的态度受脱口秀的影响。[1]

事实上，娱乐从来都不是政治的绝缘体，像《每日秀》这样的电视娱乐节目，本就是为政治而存在，这些被广受爱戴的名嘴主持甚至被誉为“能够左右民意的人”。

尽管人们似乎认同娱乐对政治的影响，但却往往拒绝政治与意识形态对娱乐的教化和灌输，这也是此次春晚受到非议的一个原因。

实际上，无论我们是否情愿，政治都在以一种隐蔽而微妙的形式嵌入在依靠媒介传播的娱乐或其他文化产品之中。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无论综艺节目、电影、电视剧，它们都是由一系列视觉、语言、声音符号排列组合而成的、具有丰富意义的符号系统。它们被观看、传播的过程，同时就是意义交换的过程。作为意义的载体，这些符号系统同时也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载体，而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政治则是不可分割的。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个人主义构成了美国政治的基石。关于美国个人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所提出的天赋人权概念。洛克认为，天赋人权包括平等权、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个人人权高于一切，作为个人共同体的国家是以保障个人权利为存在依据的。以这种抽象的人权理论为基础，个人主义在美国逐渐衍生为一套与平等、自由、竞争等概念相结合的观念体系。它崇尚机会平等，它相信个人自由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基本保障，而竞争则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根本途径。[2]

在美国的电影和电视剧中，个人主义无疑是最突出的主旋律。在众多的好莱坞电影中，我们都很容易发现将个人“神话”的英雄主义倾向。从早期的《第一滴血》系列、007系列，到后来的《独立日》、《爱国者》、《碟中谍》、《超人》、《空军一号》、《钢铁侠》等，一个个崇尚自由、永不言败、关键时刻能够力挽狂澜的英雄形象被不断塑造出来。这些英雄向观众传递着这样一种信息，即个人能力无可估量，单凭个人就可以完成拯救世界的终极任务。而诸如《肖申克的救赎》、《幸福来敲门》等影片，则以较为温和的形式展现了美式个人主义。这些影片告诉观众，人需要有梦想，梦想就是追求自由与幸福，只要通过个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梦想就会实现。

即便是在《纸牌屋》这样展现政治腹黑的电视剧中，充斥着阴谋、诡计和私欲的剧情中仍然成功嵌入个人主义。在原版《纸牌屋》英剧中，主人公是一个没落的苏格兰贵族，背负着重振家族辉煌的使命，他重回权力中心的剧情展现了英国梦。而在新版美剧中，主人公变成了一个从南卡罗莱纳州小巷走出的小人物，他野心勃勃，白手起家，通过个人奋斗，在复杂而激烈的竞争中沿着社会地位的阶梯拾级而上，超越阶级的界限，登上权力的顶峰。这是典型的美式个人主义，也是美国梦的展示。

由此可以看出，在欧美国家的经典剧目中，娱乐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并非表面看起来那样对立，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多元意识形态挑战文化领导权

电影、电视剧、电视节目既是娱乐，也是媒介产品，它们都承载着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都会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精神层面的影响。

美国学者格伯纳提出的涵化理论认为，受众在媒介的长期影响下形成了社会认知模式和社会行为方式。一些研究显示，长时间收看电视的人，其对社会现实的认知更接近电视所构建的“虚拟景象”，而非客观现实。还有研究表明，媒介接触与价值观显著相关，经常接触西方娱乐内容（观看西方电影、娱乐节目）的人相较于经常接触传统娱乐内容（观看国产电影、曲艺和戏曲节目）的人，其履行家庭职责的愿望更低，个人及时享乐的愿望更强。[3]

文化领导权（hegemony）是由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的。该理论认为，统治者可以通过文化和精神形成一种“社会共识”，从而使被统治者心甘情愿地“同意”和“接受”被统治的命运。换句话说，武力不是获取政权、控制社会的唯一途径，构建文化领导权同样能够达到目的。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就是通过这种机制统治人们的思想。文化领导权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强调制造“同意”（consent）。本质上，确立文化领导权亦即确立政治领导权的合法性；从方法上看，是要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的价值观，使其同意并接受对应的意识形态。

媒介文本的隐蔽性以及文本再现的多元化赋予了电视、电影等媒介形式在意识形态建构中的特殊地位，它们更容易实现“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媒体传播领域争夺文化领导权，对于巩固和改善党的领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这并非易事。

全球化与市场化的进程使得中国电视、电影中常常出现不同意识形态维度交织、多元意识形态竞争的现象。而这种局面或多或少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有研究指出，进入上世纪90年代，欧美广播电视领域掀起了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改革浪潮，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自由化，在广播电视领域引入新的经营者，商业性频道出现；第二，商业化，广播电视的经营更加侧重营利性而非服务性，强调市场因素的影响，减少对广播电视的公共投入；第三，放松管制，国家放宽对节目内容的限制。[4]

这场变革不仅对欧美广播电视产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使传播内容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广播电视的商业化使得节目内容的政治倾向性更明显。市场化经营策略使得临时性雇员增加，这些人缺乏工作稳定性保障，对上层（媒介拥有者、经营者）的政治倾向性更敏感，更可能将这种政治倾向反映在节目中。另一方面，在市场逐利的驱动下，为了吸引受众注意，广播电视的传播内容越来越娱乐化。不仅娱乐性节目的比重在整个广播电视节目中增加，而且新闻时事节目也出现娱乐化和小报化的倾向。同时，由于国家放松对广播电视内容的管制，更多色情、暴力场景出现在节目中，毕竟这样的画面更具冲击力，更能够吸引眼球。只有保证受众数量，才能保证充足的广告收入。广播电视内容呈现出更多的个人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媒体拥有者和经营者更乐于倡导人们追崇资本与财富，以鼓励进一步的消费行为，促进物质繁荣，带来更多的广告。至于那些容易引发不满与矛盾的社会公共问题，则不再是他们首要考虑的对象。

此外，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保护自己的利益，各大媒体集团纷纷合纵连横，加强实力，以保证节目源和传播渠道，同时寻求全球化的拓展。

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既有与欧美相似之处，也有本质的差别。

赵月枝曾指出，“从诞生之日起，（中国）电视便从制度和指导思想上融入了作为党的宣传喉舌的既有媒体体系。”那时候，电视节目内容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电视节目的播出也有明确的政治教化意义。

随后，中国媒体领域也经历了“商业革命”。尽管制度上，媒体仍归属于国家，是重要的政治传播工具；然而，在实际的运营中，媒体开始走向商业化、市场化。于是，中国媒体的传播内容也充满了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冲突和矛盾。一方面，既有的“主旋律”仍然在唱；另一方面，传播内容也呈现出娱乐化的倾向，同时孕育出一种“去政治化”倾向，使得人们对政治性话语越来越陌生，甚至产生抵触情绪。加之中国对外开放后，中国成为国外媒体集团全球化扩张的重要市场，各种不同价值观的文化传播产品也源源不断地输进中国，这使得中国的传媒市场成为充满多元化意识形态竞争的场所。

在这种背景下，要保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统一全民思想并非易事，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强制灌输的方式是行不通的，人们已不习惯那种直截了当的政治表述形式。党需要智慧与耐心，制定正确的文化政策，重视知识分子队伍建设，并且寻找一种能为公众所接受的表达形式来进行思想的同化与统一。

选正确的人 做正确的事

乔姆斯基在《制造共识》中指出，美国媒体是为控制着它并为它提供资金支持的强大社会利益集团服务并代其从事宣传的。这些集团的代表人物都有重要的议程及要求遵循的原则，都有着影响和限制媒体政策的力量。但这种影响和限制不是通过简单的干涉来完成的，而是通过选择具有“正确思想”的人力，并经由编辑和记者对符合利益集团政策的各项首要原则和新闻价值的定义进行内化而实现的。[5]欲统一被传播者的思想，首先要挑选具有正确思想的传播者。正所谓选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要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毛泽东主席也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谈到，要了解、熟悉文艺工作的对象（工农兵及其干部）；我们的文艺向工农兵普及，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文艺的提高，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

媒介作品的创造者，不仅自身要认同、理解社会主义价值观，还需要注意工作方法，有效传递这些信息。从葛兰西的观点来看，只有将抽象的意识形态、国家精神与广大民众的生活体验和人生经验相结合，才能使人们发自内心地认同并接受，甚至将其内化为“常识”来指导日常的生活。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党的文化领导权，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

（编辑  王生升）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青年学会于2015年12月召开座谈会，主题是“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与中国道路的未来”。本刊上一期发表了有关全球治理核心模式变化及西方主要的治理核心内容。本期重点正如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开幕词中指出的，座谈会的主题体现了问题导向的思路，目前研究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正是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环境和背景。关注中国在国际秩序和中国内部治理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两极相联”的全球新秩序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格局发生变化，从未来的长周期来看，全球的秩序是什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鄢一龙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指出，欧洲的工业革命及其市场跟中国是密切相连的。这个“两极”概念可以用来描述未来全球的秩序。

    第一，现存的全球秩序具有两重性。目前它是一个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多边体系，全球的经济活动都依托于这个体系，所以它具有进步性的一面。但是这个体系又存在着内在的不平等性，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中心—外围”[1]的体系，特别是一个以美国霸权为主的体系。实际上，中国很难再建立一套新的霸权来挑战现有的这个霸权。现有的霸权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积极意义，就是实现了所谓“美国之下的和平”。

    第二，从一个长周期来看，全球确实是处于两极的消长期，美国的霸权本身存在一个内在的危机，使它已经处于一个长周期的衰落中。而中国则在制造、创新及金融等诸多领域不断兴起和发展。

    第三，中国在这个全球体系中的角色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中国是这个全球体系的受益者，中国是二战的胜利国、联合国安理会的理事国；不但加入了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国际组织，而且都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中国实际上是目前全球体系的赢家，同时也是一个庞大的保守力量，不可能去颠覆这个体系。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中国不可能完全被“中心—外围”的全球体系所吸收。

    鄢一龙认为，从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双重性来看，中国所能选择的最佳策略基本上有两个：一个策略是继续积极融入，融入后再去改造这个体系；另一个策略是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如“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对现有的体系进行补充。

鄢一龙指出，中国兴起之后，它作为一个能动的力量，以主导国家的身份加入全球体系之后，有可能形成中美“两极相联”的一个新体系。这个“两极相联”的体系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两极相联首先是两极竞争。可以预见，未来几十年，中美将围绕诸多领域开展竞争，包括在中国周边地区军事主导权的竞争，全球金融治理主导权的竞争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一带一路”的战略竞争，就是其中最新的一个竞争。

    第二，中美两个体系可以形成互补。因为美国治理有其自身的缺陷，实际上很多东西它都不能关照到。而中国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比如像亚投行的投资，它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对那些附加很多政治条件的投资是一个补充。不仅在投资领域，在其他很多方面也都是如此。

第三，中美可以携手合作。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两国达成气候共识，最后推动了巴黎协议，形成多边共识。所以说“两极相联”从根本上强化了多边体系，为解决多边体系中的困境或者僵局提供了一种机制。

警惕传播领域中的市场化陷阱

    国内传播领域的治理现在面临两个比较大的压力，一个是网络信息的舆论爆炸和复杂化；另一个是媒体转型，即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转变。而目前主流的治理方式，是以市场化、资本化开发注意力为手段，寻求传播渠道的主动权。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维佳认为，这种治理模式忽视了整个媒体运行当中运营方式、管理方式、操作范式、从业者价值认同等复杂问题对全社会文化认同的直接影响，错误地认为对注意力资源的开发可以直接带来文化动员能力的提升。

王维佳分析说，注意力资源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它追求普遍性的到达率或者收视率，或者发行量等等，这是它的基础面。第二个层次是注意力资源本身是有层次的，比如说不同影响力的人群，不同消费能力的人群，他们的注意力资源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你放手去让媒体做市场化开发的时候，那么它会主动地和那些影响力更强、消费能力更强的人群产生一个文化政治的黏性。

王维佳认为，媒体经常将舆论监督权称之为“第四权力”，但实际上在西方政治体系当中，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这些权力，都有一定的民主授权的机制，唯独媒体这个权力是没有民主授权的，哪怕是形式上的民主授权机制都没有。媒体是以伦理（比如说媒体的责任感）或者专业主义等方式来塑造它在社会上垄断舆论权力的合法性。但是这种垄断实际上是以注意力资源开发和商品的逻辑来展开的，而并没有民意的基础。

    王维佳进一步指出，媒体市场化带来的后果是，媒体运行最后会和社会主导力量更强或者消费力量更强的群体形成一个文化政治黏性，与此同时丧失了基层治理的能力。这几年来我们看到，在基层治理上实际遇到越来越多的困境，包括我们这几年来提到所谓的乡贤建设等等。许多地方甚至不得不把基层治理的主导性让给资本能力比较强、商业化能力比较强的阶层，进而导致媒体挟持行政资源的结果。因为媒体力量的介入和主导，可能会造成行政资源的重新布置，或者行政议程的重新组合。这些问题集中发生在那些与城市中产阶级生活关系密切的领域，以及重大危机事件频发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卫生领域、药监领域、环境领域、治安领域、市政交通领域等等。

所以，媒体在注意力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商业化逻辑，或者说与一定群体产生的文化政治黏性，往往会导致一系列媒体所产生的舆论倾向。因此，在实践中要特别警惕传播领域中的这种市场化陷阱。

探索有示范效应的基层党建

    区域化党建是这几年基层建设过程中发展的一种模式。区域化党建的主要内容，就是把党的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三者结合起来，共同推进。在实际的社会管理中发现，原来那些为了党建而搞党建效果并不好。所以，有些基层开始尝试将社会治理和社会公共服务结合起来搞党的建设。比如在北京平谷的两个村，一个村旅游业非常发达，但是它提供不了餐饮业；另外一个村没有旅游资源，但是它可以提供餐饮服务。于是乡镇就出面建立一个联合党支部，统一了两个村的管理和建设，一个村发展旅游业，另外一个村发展餐饮业，彼此互补；中间的往来业务，用党组织这个渠道来进行沟通。这样就把当地的发展和党组织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这种实践现在也越来越多了。“十三五”规划提出来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功能，正是把握了基层党建的新趋势。对基层党建的这个新趋势，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室主任田改伟谈了如下看法：   

首先，区域化党建是适应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新阶段出现的模式。过去是“一加一帮扶模式”，尤其在农村，党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农村的穷困家庭脱贫致富。所以提出干部要联系一个党员，一个党员联系一个家庭，帮助贫困家庭脱贫致富。那种模式是改革开放初期兴起来的，到现在也并没有完全终结。后来发展“网格化”党建，就是把党支部建立在社会治理的网格之中，来发挥党组织的这种作用。区域化党建突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通过区域基层党组织在整体和系统中的中枢作用，来统筹各种社会事务，解决各种矛盾。所以说，区域化党建是应时而发展的新模式。

    其次，区域化党建有中央政策的支持。党中央一直强调发展基层党建，从服务型、学习型、创新型，到现在对基层党建提出要在基层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实际上，中央一直不断在发文件，要求在实践中基层不断充实党组织，在基层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中央政策的支持是非常强大的动力。

第三，区域化党建做实了乡镇政权。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政府很多权力出现了虚置。实际调查表明，农业税取消之后，乡镇很多权力深入不到农村。现在通过区域化党建把乡镇的政权进一步深入到村一级组织。具体做法是，几个村共同成立一个党总支，而这个党总支的负责人往往由乡镇领导兼任，一般都是副乡长、副书记，甚至是乡长和书记亲自兼任。这样的话,就把乡长和书记的权力和职责很明确地落实到村，乡镇的政权一下子就做实了。

边疆治理的新问题与新思路

    边疆治理问题是以民族问题或者宗教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则滥觞于经济社会变迁的机制。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刘晨光认为，当代引起边疆问题的机制，是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结构性力量。市场化是改革，全球化是开放；我们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带来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边疆地区以一种重叠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有时候又伴有极端的民族和宗教的问题。这是现代边疆治理的一个基本特征。新形势下边疆治理的新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民族团结问题。民族团结问题现在基本上是共识，尤其2008年之后，包括西藏、新疆的干部也都形成这样一个共识。边疆地区已经开始淡化原来那种盲目重视GDP的发展模式，但是并不是不发展。而民族团结成为比较突出的工作重点之一。

第二，是基层治理问题。边疆的稳定关键还是在基层，包括基层干部的建设。目前来讲基层的治理问题，可能最多的还是基层干部的问题。需要培养那些真正能够懂得当地语言、宗教的干部。

第三，是发展的问题。有的人会觉得，边疆地区不需要发展，搞好稳定就行了，这当然是错误的。因为发展和稳定是辩证的，没有边疆地区真正的发展，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就没有边疆地区真正的稳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发展，而在于怎么样发展，这个是关键。边疆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发扬本地资源禀赋优势，考虑当地生态环境的承受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这涉及到如何帮助当地发展产业的问题，仅仅靠当地现有的水平和能力是不够的，必须要靠外部援助。而这个援助可能需要国企将之作为一个政治任务而不是经济任务承担起来。

第四，是援助机制问题。这些年对边疆地区的援助，基本上是以资金项目为主，就是财政拿钱。所以搞基础设施建设，西藏并不缺钱，但是直到今天为止，藏区基本的水、电、路在很多偏远地方还是不完善，中央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去援助，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帮助当地建立自我发展机制。资金项目肯定要上，但是没有好的机制，这些资金项目可能也得不到很好的应用。   

关于边疆未来的发展思路，刘晨光还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真正落实人民民主，具体细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二，政治统一和文化多元相结合，政治上的统一包括政治上的整合和文化上的多元，要具体赋予其内涵，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三，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是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追求的根本所在。不能简单地把边疆看作落后的地区，单纯搞援助就行，这种方法行不通。要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认真贯彻到边疆地区。

    第四，在体制机制建设方面，要注重提高本地的自我发展能力。要将外部援助机制与本地发展结合起来，两方面同时并进。

在“一带一路”这个大战略背景下，边疆地区是比较关键的地方，特别像新疆。因此我们要转换思路，改变传统的“中心–边缘”的思考模式，将边疆地区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中心，而不再是原来的单中心，在全国实现均势发展，使边疆地区和内地、周边都形成互动。

全球化时代的群众路线

关于群众路线，邓小平曾说过，“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所谓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在过去所取得的成效是比较突出的，它主要强调中国共产党和国内人民群众的关系。在全球化时代，群众路线是否还具有另外不同的意义，也就是说能否走出一条国际化的群众路线，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现在很多企业“走出去”投资的时候，马上就会碰到外国群众的社会运动，很多事根本就没办法再往下进行。

1960年肯尼迪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提出建立“和平队”（Peace Corps）。和平队的主要使命就是以志愿者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教师、医生、护士、各种技术人员等“中等人力资源”，通过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发展，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展现美国文化的精华，改变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不良形象，增强美国对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吸引力，并以此向这些国家传播美国的文化及价值观念。和平队的志愿者必须是美国公民，一般都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他们通常在接受几个月的培训之后，在美国境外服务两年。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对此分析说，美国和平队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的特殊意义，但是实际上它解决了好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情报问题，和平队到了这么多国家，人撒出去了，必然有情报；第二个是民间外交问题，和平队和相应的国家进行“民间外交”，这一点跟我们的群众路线很相似。群众路线首先要能发现群众，只有人进去之后才能够发现群众，然后通过人的作用把这些群众进行整合。所以派人进去特别重要；第三个是干部力量储备问题，就是可以借机培养一批具有全球经验、善于和基层群众打交道的一批人才，他们在未来就可以成为干部的储备。

章永乐进而分析说，反观国内，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说大学生当“村官”等诸如此类。但是这些做法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也许更多的是作为解决就业的权宜之计，还没有被看作一个长远地培养干部的机制。在全球化背景下，内外结合可能很有比较必要。

    国内某些大学在这方面的投入有一些基本的储备，比如说最近北外设置了几十个国家的语言要进行开放式学习；政府也有一些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构建孔子学院。但是像和平队这样将整个人才都撒出去，然后与相应的国家形成民间的紧密联系，可能还是一个有待展开的工作。

    章永乐说，中国正面临全球治理格局变化的局面，一方面观念上需要进行整合；另外一方面则需要一批既有中国经验又有全球经验的人才去参与，逐渐开辟中国道路。现在也许还暂时看不到一个非常强有力、已经成形、内外完全整合起来的思想体系，但是有了这些基本的路径，有了这些基础设施，坚持顺着这个路走下去，也许在未来就可以走出一条中国道路。对此，我们应该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章永乐博士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大家热烈的讨论。

    黄平认为，群众路线过去是我们胜利的法宝，战争年代没有财政能力，没有技术支撑，没有军事实力，靠的就是群众路线。今天中国在世界上开展那么多项目，比如“一带一路”的投资，在非洲、拉美的投资也越来越多。若要将这些投资真正变成扎根基层的项目，还需要把原有的资源激活，用新的语言讲述，让人更易于接受。

    北京大学潘维教授特别赞成国际的群众路线道路。他说，据研究，美国一个和平队队员的平均成本在20多万美元。他们还有自己的一套组织系统，诸如把人放在哪儿、如何生存，都是有规矩的。而中国出去的人才是有名额的，拿了那个名额出去以后，还会发现安全没保证，对接机构没保障，资金没保障，但是类似孔子学院的项目成本极高，而且人只能待在孔子学院。这种项目涉及到专项经费，在具体的操作技术上还有很多问题。

潘维强调的是在基层组织的基础上搞群众路线，群众路线能够贯彻的核心是要有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可以做到以点带面，就是毛主席讲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种以点带面的网络化的方式，其实过去共产党这么做，社会运动也是这么做的。

利弊权衡 实事求是

孔丹在发言中强调，30多年来，中央的很多政策都是利弊权衡的一个决定，既不是百弊无一利，也不是百利无一弊。根据情况变化加以调整，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比如当初的包产到户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在那个时代如何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再比如说，有人说文革可以防止腐败，但是让文革搞下去，国家会怎么样？孔丹认为，历史的问题就应该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关于中国道路和全球治理，中央政府有一个框架，我们应把这个框架通过时间和理论来加以推动。

（编辑  迟晨光）

破除制度迷信 坚持实事求是

现在从上到下都说体制改革就是要“啃骨头”，就是要“改体制”。实际上，体制问题有可能掩盖的是政策、方向、道路和领导人能力等方面的问题。潘维[1]教授认为，言必谈制度是一种“制度迷信”。对此，他提出了三点批评：

    第一，制度迷信颠倒了因果关系。制度是长出来的还是设计出来的？制度迷信者往往将制度视为几个“聪明人”在顶层设计时就冒出来的，这显然颠倒了因果关系。

    第二，制度迷信导致了教条主义。对某一种体制的崇拜，实际上有可能在本地 “水土不服”，由此导致了某种意义上的教条主义。

    第三，制度迷信掩盖了一个真理——即制度越简单越有效。复杂的制度往往是拿一个制度去堵另一个制度的漏洞，越是叠床架屋，制度所带来的漏洞就越多。拿一个制度去覆盖一个制度，只会导致更多的制度漏洞，活人很容易绕过死制度。所以，根本的问题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的问题。我们需要反思大家口口声声所说的要“改革制度”这件事情。

潘维还分析了历史上王莽改制的例子，并特别强调，现在这个时候就有类似“王莽改制”那样的危险性，不谈政策，不讲实事求是，不解决老百姓具体的实际问题，而是天天在那儿空谈理想制度的实现，这叫做历史唯心主义。

全球治理模式的变化

    目前中国道路面临新的治理格局，包括世界格局的变化，黄平[2]所长认为有必要重温毛主席所说的四句话。

    第一句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理论基础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仍然是最基本的东西。

    第二句是，“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原则。离开这两条根本原则，什么事也干不成。

第三句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第四句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要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这句话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黄平指出，全球化不应该是一个客观的描述，其实它背后也具有张力和多重可能。比如说，一种是美国主导或者西方式的单向的全球化；另一种是各国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能够参与进来，甚至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现在称为“治理模式和治理规则的制订的全球化”。

    黄平认为，全球化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包括资本、信息、劳动商品的流动，甚至是劳动者的流动，它也包括整个治理结构的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设计的，全球治理模式的改变中最重要就是非国家行为体成了主要的行为者。比如说跨国公司，上个世纪80年代，全球排在最前面的10个跨国公司，其资本总和已经达到联合国倒着数的那100个国家资产的10倍以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达沃斯论坛那么有影响力，而联合国却越来越像一个俱乐部的原因。联合国以国家为单位来参与，而达沃斯论坛是以大公司为主导，小的公司、组织也有很多参与，还有微型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甚至是个人。这是一种全球治理格局甚至治理模式的变化，而在这样的变化中，一个最重要的、客观趋势的变化，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的崛起。而这样一个非西方的崛起不止是一个国家的崛起，它是一个区域、甚至是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在冷战格局的时代，曾经出现日本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发展，“四小龙”的发展，以及中国刚开始的改革开放（那时还只不过是沿海一些特区）。现在整个非西方世界，正在用一种非资本主义的方式崛起，或者说很大程度上以非资本主义方式崛起，这是三五百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所以说，中国近代是“三个三十年”，改革以来的三十年；建国以来从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还有从1919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我们不能只看到我们眼下这三十年的成就，还要看到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的三百年的变化，以及中国至少自秦汉大一统以来的三千年的变化。治理格局变化下的中国道路，它的意义在方法论和认识论范畴中，不止是道德和价值层面去评价好不好、有没有、该不该的问题，而是在认识的、分析的层面把这样一个非国家的现象、全球化的现象和非西方的现象变成一个分析的范式。

    黄平特别强调，用所谓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论框架来分析下一步的治理模式，就不止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是一个西方和以当时英国模式为蓝本的线性发展路径，但当今整个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以及在这个变化下的中国道路所蕴含的意义则要丰富得多。

西方主导的治理核心

     过去大约五百年来，西方主导的整个全球治理格局正面临新的变化。回过头来看，过往这五百多年来西方的全球治理模式是什么？它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失败在什么地方？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在哪里？对这些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强世功[3]教授认为，全球西方主导的五百年治理的核心由两个概念构成。

    第一个概念是，全世界范围的国家，都要在西方文明的导向下变成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国家。这是西方治理的第一个要素。与此要素相对应的第二个概念就是资本。换句话说，这两个概念构成了过往五百年治理的最主要的特性，其他都是附带的。但是，至今的全部问题是这两个概念本身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我们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不断地在摧毁民族国家、主权国家。而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在这样一个格局：尤其是从20世纪70年代跨国公司兴起以后，资本已经形成全球一体化的格局。面对一个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资本要实现全球的一体化，就必须要摧毁这些主权国家。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新的全球问题。今天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如何面对失败国家的问题。如果失败国家处在宗教地区，马上就会变成不稳定因素。换句话说，如果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内在的矛盾，任何一种治理方式都不可能获得理想的成果。

    如何理解这两个内在的矛盾，即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强教授认为，这是两个现象的矛盾。金钱、利益或者说资本和所谓的道德、政治、宗教信仰之间，究竟哪一个在价值上有所体现？这个矛盾从古至今就存在。古代的传统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一定是政治、道德优先于利益、经济，而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后，则是把这个秩序倒过来了。倒过来以后，资本主义就特别容易摧毁民族国家的政治、道德，甚至一切东西。资本主义兴起的这五百年的历史，就是资本和民族国家矛盾的历史，实际上也是资本摧毁道德、摧毁宗教，甚至摧毁一切的历史。在这样一个全球的背景下，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存在，已经成为资本和政治进行斗争的最后一个战场。所以我们看到，冷战结束以后，中国的全部问题表现为政治与资本的角力。资本控制政治，还是政治反过来控制资本，这个问题要从全球的历史范围来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很关键。中国能不能成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的问题。换句话说，要是中国失败了，那就是资本主义的治理模式取得了全部的胜利。

    为什么中国变得如此重要？强世功教授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高于资本并控制资本，但是中国的利益不仅仅是社会主义。中国有五千年的传统，虽然历史上有高度商业化的市场经济，但中国社会是资本一直从属于政治，道德高于资本。这就是中国有那么发达的商业，但并没有变成西方资本主义的原因。如果从漫长的历史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体制，是借着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借壳上市”。所以今天中国和西方的斗争，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国几千年来处理政治和资本关系的模式和西方的政治模式有所不同。中国的模式，我们现在的模式，核心在于资本要从属于政治的目标，道德的目标；社会的目标要高于资本的利益目标。如果中国要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这样一种模式能不能在中国取胜，甚至能不能作为一种范式在中国、在国际范围内取胜，就变得至关重要。

    “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切入点，“一带一路”的治理模式和西方的资本模式相比，究竟谁能成功？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能否在全球范围内成功，很快就和“一带一路”能否成功划分到一起了。如果中国在“一带一路”不成功，那就证明中国要抵抗资本的模式也将是很难的，换句话说，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全球意义的模式。所以，中国今天的模式绝对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还涉及到此模式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处理问题。

中国道路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影响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习总书记的讲话中提出，一个是“谋求制度性话语权”，还有一个是“建构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这可能就是中央对未来全球治理的定位，它的方向是谋求制度性话语权，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它的重点是建构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就全球治理而言，中国的看法和西方的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的期待这两者之间是有错位的。西方的发达国家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实际上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期待就是中国多出资金、多做事。它们并不希望中国成为世界霸主，西方发达国家不希望中国挑战西方在全球现有的主导的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则是随大流，但是它们希望中国的发展经验能给它们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希望中国能帮助它们解决一些现实问题；同时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全球治理归根结底要服务“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参与全球治理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要为中国国内的发展，同时又为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世界和平。汪卫华[4]教授就此总结说，就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而言，如果说美国的影响力可以用“新干预主义”来标识的话，中国现阶段的作为则可称之为“多重的双边主义”。

在谈到中国道路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影响时，汪卫华教授总结了四个方面。

首先，中国不是为了治理全球而参与全球治理，而是为了中国的发展参与全球治理。这个目的很清晰。

其次，今天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不是像当年英国那样向全世界推广自由贸易，以及像美国那样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这种带有理念性的东西。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非常实际的，它不是一个理念主导式的，所以它的身段是可以放得很低的。但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的核心词叫“话语权”，可是当你连话语都提不出来的时候，哪儿来的话语权呢。

再次，中国现在所谋求“制度性话语权”，实际上就是如何有效地影响全球治理各个具体领域的议程设定。话语权不是话事权，话事权是最后你说了算，而美国追求的就是话事权。但是，中国不去追求这种话事权。习总书记的讲话里提到，各国可以在一起广泛地进行商量。所以，制度性话语权的核心就是议程设置，比如G20峰会，本来是一个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机构。2015年轮到中国当G20的主席国时，我们发现从澳大利亚开始， G20峰会朝着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方向侧重，土耳其也有这个意图。而中国现在在世界上最耀眼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发展经验，那么这个发展经验能否借助于G20峰会这个多边的框架，放到世界各国议事日程当中，成为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这才是所谓的制度性话语权，而不是我们要去替代美国“民主”之类理念性的东西。

    最后，中国对于多边框架的理解是很现实的，并没有打算建立一个机构、一个组织。我们今天经常使用“多边框架”这个词，但是我们不把它作为一个制度来理解，也不把它作为一个机构理解，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中国有一系列“一加多”的框架，其中大概有六个比较成形的：中国和东盟的关系，这是战略伙伴关系，是“一加十”的关系；中国和欧洲的峰会；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一加十六”的合作机制；中国和拉共体的论坛。另外，2014年习总书记在南太平洋和8个国家在斐济进行集体会谈，未来很可能还会有一个中国和南太平洋的“一加多”的论坛。实际上，这六个到七个“一加多”的对话合作的平台，加上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五国”这两个事实上的多边机制，基本上已经覆盖了世界上除了北美之外的所有地区。这样一个很务实的做法表明，多边框架是适合维持现状的，而双边方式、双边关系、双边外交的关系是适合解决问题的。这一点在中国的外交经验和其他国家的经验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对于上述四个方面的主要特点，汪卫华教授给其戴了“一顶帽子”，名曰“多层的双边主义”。为什么要戴这个“帽子”呢？汪卫华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回答，现在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全球治理话语权全是在“多边主义”的框架下展开的，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是如何参与全球治理的。

建立正确的分析框架 为中国道路及全球治理破题破局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强调，没有一个正确的分析框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对潘维老师所提到的王莽改制，孔丹认为，王莽所谓的“顶层设计”是脱离实际的，所以他失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迷信”确实是历史唯心主义。

眼下有相当一部分具有一定学术地位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就是市场化。他们甚至直截了当地说，三十多年的改革就是市场化的改革，谁反对市场化的改革就是反对改革。对此孔丹表示，“我也是改革的一个积极参与者，我反对所谓改革就是市场化的说法。”

    对于世界格局变化中国如何应对的问题，以及政治和资本的关系问题，孔丹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骑在资本的马上”，而有些人都在提“骑在市场的马上”，而且想把这匹马驯服，这是非常艰难的。市场和资本的内在本质是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存在内在矛盾的，要把分寸把握好，把握不好就不是“骑马”，而是“马踏人翻”。现在很多严重的问题都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孔丹表示，比较赞成汪卫华的意见，中国是为了自己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不是像西方或美国那样是为了治理全球而参与全球治理。我们习总书记在联合国的讲话中有一句话很令人震撼，他说，中国在联合国这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是站在第三世界角度去拥抱全球化的，正因为要发展，所以才需要融入全球化。如果能够封闭地独善其身，那我们何必还要参与全球化呢？

对于所谓分析框架，孔丹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不能脱离实际。他希望年轻的后进者在分析问题、做交流的时候，要对分析框架给予高度的重视，否则就可能会南辕北辙。

    孔丹特别提到，看法、观点乃至理论都要和现实连接起来，付诸实践，叫“破局”。现在对全球治理格局变化问题的讨论，可称之为“破题”，仍需要通过实践来“破局”。“一带一路”就是“破局”的要点。

（编辑  迟晨光）

2015年年末，一场风波搅动了中国资本市场：一个并不知名的深圳潮汕系资本集团“宝能系”（含近三年陡然崛起的中小型保险公司前海人寿及钜盛华等其他实体）频频大笔购进知名上市房地产企业万科的股票，成为中国保险公司举牌现金牛型上市公司的最新案例。而万科创始人王石一开始表示不欢迎宝能系成为大股东，后几经起伏，以万科停牌，王石寻找同盟军暂时“休战”。目前，事件还在发展中。

很多人将“宝万之争”描绘为中国版的“门口的野蛮人”。的确，这个事件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即金融资本以杠杆力量对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采取主动进取运作的阶段，对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有着重大影响，对于中国的产业发展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门口的野蛮人”的美国经验

    “门口的野蛮人”这个词产生于美国80年代资本市场。当时，美国大部分大中型企业都已经成为上市的公众公司，股权结构分散，创始家族只留有少数股权且退出经营，实际权力由管理层把握。80年代美国刚刚经历70年代剧烈的通货膨胀，公司治理比较松散，和19世纪中后期美国工业崛起时的白手起家的工业大亨相比，职业经理人组成的管理层缺乏再创业激情。这时出现了一批金融资本公司，通过大比例收购股份（即所谓“举牌”上市公司）“掌控”上市公司，启动资本运作。这些资本运作有时将联手管理层，如给管理层大量期权激励，实现MBO（management buy out），有时对原管理层带有敌意，后一种情况就是所谓“门口的野蛮人”。而这种资本收购的操作，就是近30年逐渐为世人所知的“PE”（private equity）业务。[1]

收购上市公司，要支付的是市值对价，往往数值巨大。金融资本（管理）公司用于收购公司的巨额资金主要来自于各种杠杆。金融资本力量的发起者是管理者（管理公司），它要找到有限合伙人（LP）来设立基金，这个基金开始在市场上出击，通过夹层基金和债务杠杆两层撬动，实现几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的调动。当时，KKR这种由几个人组建的金融资本实体能募集这种资金有几个原因：一是美国各州养老基金尤其是公务员养老基金逐渐壮大，他们成为并购基金的投资人；二是美国垃圾债券被广为宣传，迅速成为最主要的资金调动工具；三是保险公司、银行也在寻找投资/贷款去处，遂成为夹层资金或银团贷款的供应者。三者衔接，巨额资金就凑出来了。

那么收购公司这种业务为什么能够让KKR等资本管理者获取暴利，奥妙在哪？金融资本公司的运作多为全面收购上市公司并退市。退市后，往往对管理层提出削减成本、“提高效率”等“进取性要求”。收购的奥妙在于，上述资本运作往往要求设立一个工具实体（如基金设立一个专门性子公司），各类债务是以这个工具实体名义借的，美国公司法允许收购者（工具实体）与被收购者（原上市公司）合并。这样，进攻者为了收购而制造的债务反而要由被收购者承担。于是，一方面债务支付利息（往往利率较高）形成收购后被私有化公司的成本，降低净利润，达到了少交公司所得税的效果；另一方面，控制者（金融资本公司和共谋的新管理团队）有动机尽快偿还债务，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甩卖业务，尽快还掉债务本金。由于控制者并不特别精通行业，这种拆分甩卖多半比较短视，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在逐渐清理债务的过程中，债务利息负担也逐渐减轻，这样就会在收购后形成一个“非常好看”的净利润逐年快速增长的报表。有两三年“靓丽轨迹”后，控制者就启动重新上市，而美国股市自1982年起进入漫长牛市，这种重新上市公司很容易获得较高估值倍数——尽管这些公司所在行业的实体经济环境已经进入停滞阶段。因此，美国私募股权类金融资本在80年代的快速发展，和80年代美国资本市场进入慢牛密切相关。纵观整个操作过程，这主要是一种“财技”，对于实体经济的技术提高并无太多意义。而在整个生意链条中，最暴利的是资本管理公司（基金管理费、基金增值的奖励、“咨询费”），然后是愿意和资本管理公司合作的管理层（无论留任还是新聘）、作为LP的养老基金，再下来是夹层出资者、银团贷款和垃圾债券认购者（垃圾债券）——越到后面风险越大，因为垃圾债券是可能违约的。尽管美国出现了慢牛的得天独厚环境，但由于利息过高，而收购的对象规模迅速高到一定规模，市场消化不了，到1990年，收购型PE业务还是崩溃了。这也造成美国垃圾债券市场的快速没落。

“门口的野蛮人”是美国资本市场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代表着现代大生产的虚拟产物——金融市场倒过来成为实体经济的操作主体。这种主次位置倒换在美国此前历史上不多见。30年代以前，资本市场是企业创立者的融资工具，权力在大亨（第一代创业者）手里，而资本市场上下颠簸剧烈。罗斯福新政后，50年代启动了与股市相伴随的股权大众化、社会化进程，进入“所有权公众化，经理层控制公司”的阶段，权力在职业经理人手里。[2]80年代，金融资本管理公司的出现则标志着权力收敛到资本运作者手里。但是，这种资本运作的效果并不很好：所谓“提高效率”只是财务上的操作，技术上并无创新，美国80年代兴起，90年代成为经济增长主力军的信息产业和上述资本运作并无联系。

收购型PE的资本运作带出了一批“股市突击手”（corporate raider），[3]在资本混战中趁火打劫。更重要的是，大批美国50-70年代经济核心力量的大中型公司成为资本运作的对象，[4]技术提高有限，核心技术在兼并收购战中发展停滞。这种现象延续到21世纪，客观上造就了中国各产业崛起的机遇期。80年代，美国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将这种操作模式打扮成“提高公司效率”的典范，而崇尚暴富的社会风气也将其中的当事人推举成“资本英雄”，并将这种行为赞誉为“积极股东主义”，这种思想也影响了新生的中国资本市场的从业者。只是中国资本市场历史很短，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大多类似于美国早期股市，而且缺乏慢牛环境，这种运作没有出现。

“门口的野蛮人”的中国版本

    2014年底，安邦举牌招行、民生，2015年底，宝能系（含前海人寿）举牌万科。中国资本市场上出现了类似美国80年代收购型资本运作的现象。由于中国资本市场除行政性合并退市以外，尚少有针对行业内知名公司发出收购要约的现象存在。安邦、生命人寿、宝能系的这种通过公开市场大比例（10%以上）购入知名上市公司股份的行为能否最终成为美国式的私有化退市型并购，尚有疑问。

为什么中国在这个时候出现“门口野蛮人的现象”？因为中国的宏观经济格局出现了类似于美国80年代的情况。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黄金增长时期结束，地产等增长驱动力消解，这和美国80年代传统经济部门缺乏增量、经济新增长点尚在孕育中有相通之处。增量缺乏的大环境将会诱使人打起存量运作的主意，而举牌上市公司，本质上是一种存量上折腾的资本运作。而在资金与举牌对象这两方面，中国也具备了类似美国80年代的条件，只是具体形态有所不同。

在资金方面，经过十几年“货币（贷款）密集型”经济增长，中国货币充盈，但在法律上不具备美国允许基金公司设立实体、发行用于并购的债券的便利，而且中国还处于民众要求保本高息的阶段，此时，游走于几个监管圈之间的“万能险”[5]（实质不具有保险功能的理财产品）就成为撬动杠杆的重要突破口。而敢于抓住万能险进行大规模营销扩张的，只有那些没有国有监管负担的民营中小型保险公司，安邦、前海人寿（宝能）此类公司成为中国版的“门口野蛮人”并非偶然。

至于收购对象，中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股权状态类似于美国资本市场发展早期（1950年代以前）的情况，要么是国有企业（国有集团公司往往占比例很高，至少高于30%的大股东地位），要么是民营家族性企业（家族及一致行动集团往往占有高于50%股份），对这两类企业进行公开市场大比例（10%）买进举牌没有意义。中国的举牌对象只能是一批股权分散的企业——通常是在原体制内的边缘部门成长起来的企业或行政上级别较低的地方国企。90年代初中期以来，中国确有这样一批特殊企业，创业者没有资本，借着体制内缝隙的机遇创立企业，但大股东是体制内的单位不是创业者本人。随着创业者本人退休（如民生银行），或者疏忽（如万科），或者原团队内部争议，强人退出（如金地），这些公司就成了二代职业经理人经营的“无实际控制人公司”。而能与“万能险”堆积的百亿级别资金匹配的，正好是过去黄金时代最受益的领域的公司——地产和商业银行领域。所以，举牌风波从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起，继而蔓延到地产公司（金地、金融街继而万科），再蔓延到其他一些领域的公司（如金风科技、同仁堂）。

图1  网络传播的宝能系融资图

    具体到“宝万之争”上。收购方为旅居深圳的潮汕系资本力量姚氏兄弟控制的实体，和美国PE类似，动用了层层杠杆（美国有退休基金、保险公司、银团贷款、垃圾债券等三四层不同性质的杠杆）。宝能系动员资金主要来自两大支柱：“钜盛华”公司反复关联的“浙商宝能基金”动用理财产品（形成基金LP出资来源）并进而带动银行贷款，以及“前海人寿”动用万能险产品，宝能系实际自有原始出资现金可能也就在10亿元上下。潮汕籍群体这么做是不奇怪的，无论是地产业的李嘉诚，还是家电零售业的黄光裕，游走在家乡之外的潮汕商人，通常喜欢介入技术要求不很高，但把握时代机遇要求较高的领域，寻求短时间内的跃迁式发展。类似的群体还有温州为代表的浙江商人，宝能此次运作和浙江民营商人的浙银资本合作是意料之中。不过在笔者看来，潮汕籍群体的眼光比美国搞纯粹财务运作的PE可能还要高一些，从深圳潮籍地产商深度介入21世纪以来深圳新核心区——福田中心区的开发可以看出来。另一方面，万科在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也没有美国PE运作的对象——美国一批中坚传统技术公司那么高，毕竟房地产的技术水平是有限的。万科的创立领导者王石，是“中国商业文明”概念的主要发明人之一。其实这种“中国商业文明”，是带有浓重的倾慕西方的色彩的。而王石之所以这么大意让人“奇袭”，和他长期脱离公司的战略规划及日常经营，热衷于商业之外的带有深度的社会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从这一点上看，王石在宝能大举举牌后，试图调用财经媒体界盟友，高调表示“不欢迎宝能系当大股东”是不奇怪的——如果他自己的经济大本营被一个陡然崛起的深圳资本运作者“攻陷”，即便他留在万科董事长的位置上，他要再从事那些意味深长的社会活动，效果也要大打折扣了。这正是王石去安邦、去各路公募基金寻找盟友的原因。但是，这种拒绝恰与过去“中国商业文明”灌输的不干预经济金融自由主义相反，因此王石遭遇了诸多曾经是他的崇拜者的群体的嘲讽。

中美两国“门口野蛮人”的不同及监管方合适的态度

可以再做一些推演，中美两国的“门口野蛮人”的不同前景可能会看的更加清晰。由于中国法律不允许像美国那样，让收购实体与被收购实体合并，由实体经济的被收购实体承担债务，因此中国的举牌者入主上市公司后，不太可能进行100%的收购及私有化，更不可能像美国PE公司，利用法律来让被收购公司承担重债，操作出增长亮丽的财报再上市赚估值差。更可能的情形是：举牌者占有较大比例的股份（如25-30%），而后影响上市公司的战略与自己储备的资源配合，在合理的规划下，可能实现积极的增长，进而在股价上实现较为稳定的升值——从而一方面活络了企业，一方面能应对杠杆的回报要求。因此这将比较充分的考验资本运作者对产业的理解能力。

一个已经发生的例子，是万达出海收购美国第二大院线AMC公司——该公司原本为美国PE控股，多年停滞，万达引入自己在国内的管理经验，让公司老员工上升为管理层，调动了积极性，再次上市后估值倍增，而且成为中国影片进入美国的一个窗口。可见中国资本运作者的能力可能比美国纯财务人员出身的资本运作者要高。有资料报道，宝能推崇万达，也确实在全国做了类似的战略性布局，希望借力万科品牌相结合做活局面。如果此举成功，也是有魄力的创举。

因此，对于地产这种技术含量并不高的领域，无论是监管者还是股民，倒不妨坐观其演变。我认为，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一些有价值的技术型公司可能遭遇的资本“突袭”。美国80年代以来对大型成熟公司过于频繁的兼并收购资本运作，以及并购后过于短视的资产拆分甩卖，这已严重拖累、损害了美国工业经济的中坚力量，很多曾经居世界领先地位的汽车、电力装备、军工领域的制造商都在折腾中被逐渐瓦解，这种事情决不能允许在中国再次发生。而当前恰有一批中国的技术型上市公司，因为创始人早期无资本要“借力创业”，也处于股权分散的状态，如格力电器、特变电工、中兴通讯等。这些企业有的尚在灵魂人物领导下，有些已经进入二代团队控制的状态（如中兴通讯）。后一种情况的企业随时可能成为新型资本力量染指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应当给予关注，在必要情况下制止短期性资本力量干扰专注于长期战略的中坚企业。

另一方面，中国可否反过来，动用杠杆，收购国外有价值的企业呢？这是可能的。自2014年以来，在半导体领域，以紫光集团为代表的一批资本力量正在世界半导体行业界掀起阵阵旋风。半导体行业在美国、台湾地区估值不高，同时又是我国迫切需要获得抓手的战略部门。撬动国内富余资金，收购美国、韩国一些优质半导体企业，实现技术的引进及在国内落户，并实现产业集群的带动，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纵观中美两国历史，资本市场在让生产力载体变成社会财富载体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它实现的公司股权社会化是公众分享社会进步财富的重要手段。但是股权社会化并不是公司治理“历史的终结”，历史呈现循环交替上升的趋势，当社会化到一定程度，权力领导人倦怠退化之时，就有新的有胆量的群体用新的手段（资本手段）破局而起。这是很难压制的发展趋势。但是，对其进行有效监管和引导，让它服务于技术的持续进步，是可以做到的。这方面，美国为中国提供了众多可以汲取的教训，中国应当走出自己具有正面意义的“股东积极主义”之路。

（编辑  季节）

宗教问题的现实性和复杂性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宗教问题首先具有其现实性，它在实践和理论方面是极其重要的；其次，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非常难，也就非常“硬”。当我们面临中国梦、面对民族复兴的目标之时，我们同样面对一些国内国际的现实问题。

宗教问题是现实的，有很多当前需要关注的事情，我们必须去面对，不应回避。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是复杂的，宗教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紧密联系的，无论治标治本都要拿出办法。

白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宗教（尤其是大宗教）有两个面向：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宗教的出世间法，是指其超越人类生命及其认知的有限性，具有超越性的世界解释体系和实现解释的路径指引的意义。与此同时，宗教作为一种世间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在世间弘扬教义，争取信徒，并且尽量扩大它在教众以及整个人类世界当中的影响。这是宗教的世间法的面向。

在“世间法”这个维度上，宗教事实上是人类早期提出的一种将不同人群有效地组织起来，并且构成某种信仰共同体的实践。在各种宗教当中，因为基督教在早期很长一段时期受到压迫，因而发展出了一套比别的宗教更为严密、系统的有效组织形态。这样的一个严密、系统、有效的组织形态，经过特定发展之后，形成了一个特定的流派，即东正教。

列宁构造的所谓具有铁一样纪律的共产党，它体现的一些根本的组织原则：如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等这样一套组织机制，其背后的文明论传承是东正教。

东正教的基础是建立在一个由上而下的单维度的宗教教义传播、训导、选拔的机制之上，因而它的先锋队组织只有到人民中、到群众中去，教育群众、引导群众这个维度，但是它缺少一个互动的机制。我特别想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尽管从一开始是依照列宁主义式政党的原则组建并强化党的组织的，但在毛泽东主席为共产党奠定的党群关系中，党和群众的关系从来不是单向的。它从来是强调是一个双向的——不但到群众中去，而且要从群众中来；不但有教育群众，而且要接受群众教育。中国共产党成执政党之后，曾经极为有效、双向的跟群众互为师生的关系与互相影响的交流，伴随着与现代国家管理相应的整体性的一个现代官僚体制的建立，事实上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要在这个时代重新让共产党恢复理想信念，并且让共产党保持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必须思考如何让共产党这样一个组织在当下的现实情境当中，能够重新有效的激活曾经在历史上对它发挥极为重要的治理机制。

我们怎么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传统文明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底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传统文明。中国共产党是两个先锋队的形态：它同时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先锋队，它的这样一个合体本身是承担起了具有普遍代表性的精英团体这样一个身份。

如果要讲中国共产党修养的话，一般来讲，儒家肯定是一个重要的资源，特别是它的心性论方面。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另外一种传统思想资源可能更为重要——就是中国化佛教。中国化佛教有两个重要要素，一是平等，一是觉悟，这两点社会主义也作为自己特征。

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要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理论。“宗教复兴”在国际层面，是所谓的文明冲突带来的问题；在国内层面，是宗教问题的外溢或者社会化，宗教变成社会问题才引起了关注。

我把宗教大致分为如下几种形式：一种是治理型宗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方的三大宗教。它的特点是有信仰、有行动、有组织。治理型宗教实际上是一个治理结构，一个类似政府或者超越政府的结构。第二种是信仰型宗教。比如佛教、道教，除了信仰之外，它也讲修行。还有一种就是邪教，犯罪型的。这几种类型中非常值得关注的是治理型宗教和邪教。

中国的宗教和信仰情况跟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有非常大的不同，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论。

首先，这个理论要全面理解我国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这里有几个要点：一、我们讲的是宗教信仰自由，而不是宗教自由；二、我们的宗教信仰也应包括不信教的自由，包括退教的自由。

第二，要尊重中国的宗教治理传统。这里有几个问题：一是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在传统中国尤其是中原地区，在中央政权层面不存在西方意义的政教关系。宗教不干政，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二是中国传统对宗教有一个很好的治理手段，以社会秩序和民生作为导向，尤其对宗教犯罪进行打击。三是我们的立法应当完善。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但不管有多少个问题，首先，政治问题它不管，管的全是行政问题；其次，在宪法层面上，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需要权威的解释。

第三，宗教本身的行动要合法，要组织有度。还有就是规范传教。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全有序，在宗教信仰自由和个人的信仰权利以及社会秩序之间，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殷之光（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埃克塞特大学讲师）：政治神学是超越现实的未来想象。首先，我感觉，我们现在讨论的宗教和政治的关系，讨论政教分离，在某些问题上是没有意义的。我不晓得欧洲其他国家的具体情况，但是英国的实际生活大部分都是和宗教捆绑在一起，只不过渗入日常而不自知。我们今天在学术讨论中过于强调所谓的政教分离，它在现实中实质性价值到底有多大？

我认为，宗教问题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危机，当我们谈论政治再也不从理想的角度去谈了，我们也不再谈政治神学了。但实际上，政治本身就必须包含一种超越现实的对于未来的想象，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对于现在与过去的重新叙述。

在伊斯兰国的政治宣传片中，提出了现在的战争是一场“我们”对“他们”的战争；它希望建立的世界秩序是完全建立在以它为中心的秩序。也就是说，它对于未来的想象是建立在对自身的想象之上。同样，欧洲就是以极端民族主义作为回应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回应方式同样也建立在以自我为中心之上。以自我为中心，本身就不指向世界，更不指向未来。而我们在五六十年代所提到的一系列对于第三世界的论述，就超越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想象——我们把对世界的想象和对于未来的想象联系在一起。现今世界，除了前南斯拉夫之外，中国是唯一一个把世界人民大团结挂在自己的政治中心的，这极具象征意义。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要和世界革命连在一起？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性的理想，是对于未来世界的想象。

唐杰（重庆大学讲师）：现代社会中宗教的实证性。实证性这个概念来自于黑格尔，实证性的宗教区分于自然宗教。在自然宗教中，作为一个共同体内的所有人跟神是有关系的。黑格尔用实证性批判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官僚化——即总目标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其他人只是在一个细节里面。

这个概念已经说明，现代工商业社会有这样一种倾向：个体不能理解现代建制的前提。对于黑格尔来说，他当时之所以批评这种实证性，首先要克服“现代”的四分五裂。他和同时代的人希望以总体性的召唤把个人投入到一个无限的事业中去。以这样一个宏大的目标，生活才会充满意义。我的问题是，如果现代化本身是一种实证性的宗教生活方式，那么正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出现宗教复兴到底是什么原因?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它趋向于一个秩序的重建，实现一个实证性的生活方式，建立一个实证宗教。第二，它是对既有实证性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抗。从这个角度去看儒家思想的复兴现象有两个方面：第一，在共产党自身总体性目的势弱的时候，需要借助传统儒家思想来恢复秩序。第二个，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是现代性的，现代性其实就是宗教。在这种方式下，儒家成为一种反抗式的思想存在。

比较视野下的宗教信仰与社会治理

欧树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今天主要讨论一个核心的问题，宗教虔诚是否有利于社会治理？

一种观点认为有利，其中一个解释就是：如果信教的人越多，社会当中的暴力犯罪与自杀等问题就会越少，人本身也会越健康。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信教的人更服从管理。

但是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美国人普遍支持有神论，但是根据1990年到2005年的一个大规模调查的结果，有神论其实存在很多不利的地方。谋杀率、青少年性病的发病率、堕胎率等数据证明，其实越信教越可能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信教并没有带来社会秩序的好转。所以，也有观点认为，宗教信仰不利于社会治理和社会健康。

再看中国，2012年社科院与中国人民大学长期跟踪得出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89.56%的人没有宗教信仰，信教的人中排在第二位的是佛教，第三位是新教，第四位是道教，第五位是伊斯兰，第六位是天主教。根据2015年人民大学的中国宗教报告提出，中国的宗教治理存在如下几个问题：第一，90%的宗教活动场所是1982年以后批准设立的，90%的场所建立了现代管理制度，30%的人进入到人大、政协、青联等国家体制，60%的人认为宗教政策是松紧适度的。第二，半数以上的宗教活动场所的负责人反对政教分离原则，支持用国家力量来发展宗教。第三，信教的教徒结构已经发生了转换，不再以老人为主，半数以上的教徒在60岁以下，文化程度比较低。第四，教职人员年龄结构在30到60岁，其中11%拥有大学文化程度。宗教界最希望做出的宗教政策调整有三点：第一是尽快审批新场所，第二是要登记，第三是教职人员认证。在调查中发现，信仰天主教的人文化程度最高，13%以上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伊斯兰教是制度最完备的，95%的清真寺建立了各种规章制度，管理最严格。佛教是最有影响的，每年的慈善事业做得较好。道教是五大宗教当中国际化程度是最高的，11%的道观都有国际文化交流。

从总体上来说，世俗化更有利于社会治理。中国宗教发展的原因，可能的确和共产党政治功能的弱化，尤其是基层组织的弱化有关系。中国宗教政策的调整可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要放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衡量世俗化和宗教化之间的关系，第二是理念的方向也在发生非常危险的转变，不认同政教分离的人越来越多。第三，伊斯兰和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之间的关联，有可能会更加密切。

从政策法律意义上来说，我国社会治理的困境需要一个内外的视野。内部的宗教问题，实际上是与阶层分化和民族问题结合在一起；从外部来说，又是和地缘政治以及国际关系结合在一起。这突出表现为新疆和西藏边境的治理困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

难民潮、人口变迁与宗教复兴

贾晋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难民潮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只是当前难民潮的发生具有特定的根源。

中东人的主食是面饼，当前全世界最大的小麦进口国是埃及。在中东地区，不管是在文明、人口还是社会和经济上，埃及都是核心国家。埃及有8500万人口，2013-2014年共进口640万吨小麦，2014-2015年是460万吨，估计2015-2016年可能是400万吨。为什么几年来小麦进口会大幅减少？主要因为它的收入在减少。

埃及的四大经济支柱，第一是石油出口；第二是侨汇；第三是旅游；第四是航运，也就是苏伊士运河，这也是埃及的四大收入来源。石油出口是中东地区普遍的也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我们知道，现在国际的油价低迷已经持续了一年。收入减少意味着可以买到的粮食减少，生活水平下降。正常情况下，埃及的食品通胀率在10%左右，今年达20%以上。作为中东的核心国家，埃及代表了整个中东的情况，今年叙利亚粮食缺口大约是80万吨。连最基础的粮食都已无法保证，这是难民潮发生的一个经济背景。

历史上每次发生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事件，都预示着历史的重大转折。从其他数据来看，如人口生育率，欧洲的希腊为1.3，意大利1.2，西班牙1.1；亚洲的韩国为1.2，日本1.3，中国1.6，都远低于需要维持人口数量的平均生育率2.1。2005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法国城市人口当中，40%是穆斯林，其中大部分是15岁以下的青年人；预计2040年法国总人口当中的穆斯林占比将超过50%。这是一种意义巨大的趋势。而且世界上出生率最高的一些国家也是穆斯林国家。高出生率并且人口结构比较年轻的国家，将成为未来世界人口主要输出的地方。

这种人口变化跟宗教结合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含义?

当前全世界考古最大的热点是土耳其西南部的哥贝克力石阵，它产生于1.3万年前。而根据基因科学推断，小麦的最早产地距离哥贝克力石阵只有30公里，这不可能是偶然现象，这里确实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早期的三大宗教，都是起源于这个地方。宗教本身解决了人类的组织问题，人类因为有了超越自然而存在的理由，才能够逐渐组织起来。从人类文明产生一直到现在，最大的组织性来源就是宗教。

从这个角度来看，之所以有宗教复兴问题，是因为现代性提供了新的组织形态，以国家、政党之类的现代组织替代宗教组织。但是发展到当代，个人可以不通过这种组织行为进行自己的社会活动。也就是说，人类处在一种脱离现代性组织结构的关头。这就是宗教在当代复兴的原因所在。

维吾尔族宗教信仰的比较研究

祖力亚提（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新疆的穆斯林，除了塔吉克之外大多都是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还有一小部分叫做苏菲派。所谓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与这两者关系密切，尽管不能等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原教旨主义开始进入到新疆地区。但原教旨和极端宗教还是不太一样。极端宗教最明显的特征，首先是暴恐，其次是干预世俗的生活。比如说婚礼的时候不能唱歌。比如政府发的结婚证，它不承认；再有就是坚定的排斥异教徒。这是极端宗教的表现。

现代维吾尔族的形成和伊斯兰教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回纥在历史上信仰了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促成了近代维吾尔族的形成。我们看待新疆的宗教问题，包括对维吾尔族的宗教政策，不能抛开这些深层次的原因。

现实的问题是，现代化来得太急。而现在新疆的维吾尔族精英，不管是商界精英还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已经认识到，整个民族现在已经被极端宗教或者原教旨主义裹胁了，停留在最保守的状态中没有前进，已经离现代化越来越远。

我们的整体教育程度，包括科技文化创新能力，怎样才能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现代化太急，导致大家焦虑，出现了文化上的不适应。

这样的讨论很多维吾尔族人都在跟进，但这似乎只是我们内部的事情，大家的关切度不高。我们要关注到维吾尔族内部的一些知识分子的讨论，让他们的影响扩大。

吐尔孙（清华大学博士生）：对新疆宗教状况，我谈四方面要素：第一，现代性问题。基督教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宗教的现代化，基本能够适应现代社会。但是伊斯兰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运动与过程。大概从清朝末期开始，汉族中原地区就出现了现代化的过程。从建国初期开始，新疆部分地区出现了现代化景象，但到文革中中断了，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社会的青年看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思考问题的方式难以适应外面社会，出现了整体的失落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容易通过宗教找到一些精神的安慰。宗教问题的出现，是一个民族还难以实现或适应现代社会的一个表现。

    第二，教育问题。维吾尔族的升学率非常低。初中毕业以后上高中的不到40%，高中毕业以后上大学的不到10%。在宗教教育这方面，全国也只有几个学院能够培养出宗教人士。但是新疆有一千万人口，有宗教需求，但是没有足够的途径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第三，文化问题。解放初期，维吾尔族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当时国家拨出很大一部分资金支持民族地区的文化事业。文化大革命时的《红灯记》，也被翻译成维吾尔语。市场化改革以后，电影院没了，至今很多县城没有电影院，当地群众的汉语水平比较低，很难通过汉语频道来了解或者接触到文化产品。在文化空虚的情况下，他们很容易就转向宗教极端主义。

    第四，民生与就业问题。现在维吾尔族社会，青少年就业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业是导致各种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维吾尔族的产业工人逐年减少，一方面因为他们本身的语言能力比较差，劳动技能、技术不过硬，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改革开放过程中过度强调自由主义，过度强调市场的作用，但是没有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看得非常透。首先，要保证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需求，尊重信教群众的习俗，拓宽信教群众正确掌握宗教常识的合法渠道。现在一些学者和官员把好多问题归结到清真寺，其实清真寺本身不是问题，如何正确发挥维吾尔族人民的作用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最根本的还是提高维吾尔年轻人的文化水平，提高他们的技能，把就业、民生作为解决问题的重点，从战略高度进行解决。

所以，我们谈新疆的宗教问题，不能就宗教谈宗教，而是要把它放到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当中来分析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宗教问题

田文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宗教复兴是因为现实世界出了问题，并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体现出来。比如中东伊斯兰的几次复兴运动，都发生在伊斯兰世界面临危机的时候。被蒙古帝国灭掉以后，出现了第一轮的原教旨主义；18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也处于危机状态，就出现了瓦哈比主义。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伊斯兰世界再次处于一个转折和危亡的时期，出现了所谓的打着现代主义旗号的宗教复兴。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宗教复兴的根源也是在现实。在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信仰宗教的比例非常低。改革开放之初，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是99%，现在比重降到20%，这意味许多个体是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生活，这些没有保障的个体，都是潜在的宗教信仰追随者。这其实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种无力、无助感在精神上的体现。

面对中国的宗教复兴，实际还是要回到共同富裕的道路。让每一个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个体，有一定的安全感。

反思农村宗教消极治理思维

吕德文（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农村的宗教在扩张，尤其是地下基督教，基本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怎么去应对它？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希望通过发展民间宗教去抵御外来教会的传播，但实际上，民间宗教在地下基督教面前不堪一击。还有一种观点是，地下基督教很难管理，为什么不把它合法化呢？这涉及到我们用什么样的思维管理宗教问题。

总体上现在对宗教的管理，尤其是对农村宗教的管理就是统战和行政两个思维，但都存在严重问题。统战思维落实下去就是只关注教会里有地位的。这就不是真统战，而是搞关系。行政思维就成了只要你不出问题我就不管。这两种搞法导致我们基本上掌握不了基层宗教的信众。宗教局一般也没几个人，宗教管理也没有纳入整个地方基层组织的治理内容。

现在宗教治理实际上非常消极，基本上是失控的，有几方面因素：

首先，整个基层组织，党组织也好，政府组织也好，实际上处于一个弱化的状态。在现有的治理体系中，只要跟政府的目标没有多大关系的，不能转化成数字化管理的，基层都不太有动力。其次，农村的宗教组织，在某种意义上和党组织是同构的。党组织过去做的工作它全做，而且学得非常像。现在基层组织到小组一级已经没了，自然村已经瓦解了，很多行政村的组织是瘫痪的，但是地下教会组织却非常完善。

因而，我们现在不能消极对待宗教的这种社会组织土壤。以前的民间宗教之所以有发展能力，很重要的原因是教会的组织跟它的基层组织相配合。现在基层组织的瓦解与消极无为，是治理中的最大隐患。

（编辑 丁凡）

共商共建共享   扩大“一带一路”朋友圈

在开幕式上，丝路论坛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做了《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命运共同体》的主旨发言。陈元指出，“一带一路”与命运共同体建设是顺应世界大势的“天下大计、百年大计”，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促使亚非欧的广大区域发展成为一体化的经济空间，为形成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加强命运共同体建设，有利于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成果转化为情感纽带，上升到精神层面，增加相互间的认同感，为“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创造良好的社会与人文环境。“一带一路”与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开放包容的共同体。

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在演讲中表示，“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之路、互利合作之路、文明融汇之路。开放性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鲜明特色，“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但不是中国的专利，也不是中方一家的独奏，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生产要素和资源禀赋各异，我们愿与相关国家积极推进互联互通建设，为沿线各国的发展增添新动力注入新活力，更多惠及沿线各国人民。“一带一路”不仅是重要的商贸通道，也是超越国度、跨越时空的文化走廊。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传承和弘扬古代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的精神，推动多样文明平等交流，使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交融寓于深广，拉紧友谊的纽带。

“共商”、“共建”和“共享”是“一带一路”的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赵白鸽认为，“共商”是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形成对发展目标的共识，并共同探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和路径。“共建”是要形成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而不是施舍。“共享”是指“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果应该由沿线国家的全体人民共同分享。她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将带来新的历史时期全球治理结构的改善，将致力于促进各国公平、平等地参与和实现发展，特别是让更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够参与全球治理。治理的内容不仅是经济，而且涵盖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面。其次，“一带一路”将形成全球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让被忽略的国家和人群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将促进形成一个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共同应对21世纪的挑战。

丝路论坛副主席、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表示， “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带来巨大机遇。“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是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阔“朋友圈”，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进入“朋友圈”。“一带一路”是多元的，涵盖各个合作领域，合作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一带一路”是共赢的，各国共同参与，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实现共同发展繁荣。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认为，“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中国发展融入世界的需要。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着眼于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现在世界经济遇到困难，需求严重不足。环顾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希望在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转型、向更高级经济阶段的发展离不开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因此，“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中国融入世界继续改革开放，特别是在更高层次上开放的需要，它顺应了亚洲地区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需要。同时，“一带一路”也是打破冷战思维、零和游戏的重要战略构想。

加强互联互通  打造经济共同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赵胜轩认为，建设“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提出，呼应了沿线各国实行对外开放、实现繁荣发展的现实需求和共同愿望，顺应了当今时代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历史潮流。“一带一路”建设不是某个国家的对外扩张，不是谋求势力范围或经济霸权，而是沿线各国实现共同利益、共同发展的需要。“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加强政策共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促进沿线各国发展，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国税总局前副局长许善达认为，中国应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与有关国家的共同体建设，扩大中国的经济疆域，从而在实现政治和平的同时，使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换言之，通过相关项目建设和发展，实现经济共同体的建设，才是“一带一路”建设最本质的东西。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既有战略性和内在需求，也有自己的历史传统。与过去不同，“一带一路”是基于平等基础的范畴，但它又具有内部的弹性，尊重当地发展，强调互利共赢，强调开放性，并且根据具体条件加以变通，这些都是与欧洲和其他国家建立共同体的最大差异。

自从2013年习近平主席正式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已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在政策沟通方面，2015年3月，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其中，蒙古有“草原丝绸之路计划”，哈萨克斯坦有“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印度尼西亚有“海上强国”战略……。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签署并发表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得到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的积极支持。

在设施连通方面，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跨境公路、铁路、油气管道、网络高效运转，渝新欧、汉新欧等一系列国际货运班列陆续开通运营，各国在基础设施领域不断上马大项目，互联互通的广度和深度与日俱增。

贸易畅通方面，过去十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年均增长19%。今年年初以来，在全球贸易总体下滑的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仍保持快速增长。据预测，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将突破2.5万亿美元。

在资金融通方面，中方倡议成立了资金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资金规模为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对现行国际金融机构形成有益的补充，还建立了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非基金和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等。       

在民心相通方面，中国与沿线各国的人文交流越来越密切，专家学者互访、互办旅游、电影周等日益常态化、规模化。目前中国已与4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缔结各国互免签证协定，19个沿线国家和地区给予中国公民落地签证便利。

程国平副部长在讲话中表示，目前世界经济依然处于复苏与衰退的拉锯战中，全球有效需求上升和国际贸易回暖尚需时日。而“一带一路”建设将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给沿线国家和世界带来多重复苏与发展的机遇。

一是增长机遇。一方面是“硬”拉动，通过实实在在的经济项目增加供应和就业，促进区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拉动沿线国家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是“软”促进，让亚非欧国家找到一个共同努力的方向，共同奋斗、共谋发展。

二是互联互通机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包括“一带一路”的六大经济走廊和海上重要港口等交通大项目建设。2020年前，中国将建设172个重大水利工程，投入资金约1000亿美元。

三是投资机遇。中国企业已成为国际投资融资新的生力军。去年中国共实现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同比增长15.5%，其中非金融类投资同比增长14.1%。目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占中国对外投资的比例不到20%，还有很大增长空间。

四是合作便利化机遇。“一带一路”建设将自贸区合作作为重要方向。目前中国约30%的对外贸易通过自贸区完成，其中大多是与“一带一路”沿线的伙伴们进行。中国还在商谈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日韩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积极对接“一带一路”  驻华使节正面回应

丝路论坛上，有关国家使节和上合组织相关负责人纷纷表达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和参与热情。

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表示，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具有历史意义，是一种创新性、多领域的互利合作，共同目标就是保障欧亚大陆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各国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今年5月8日，习近平主席访问莫斯科期间，两国发表了关于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为进一步落实“一带一盟”对接的联合声明，欧亚经济委员会决定启动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合作谈判进程。预计在相关合作框架内，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将就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协调出台一些举措；而涉及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自由经贸协定，将成为“一带一盟”对接的经济纬度。俄中两国认为，地区合作的重点方向是进一步扩展经贸合作、优化贸易结构、简化投资和贸易手续、发展产业合作等等，双方尤其重视运输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一些重点项目成果将在2015年12月举行的欧亚经济委员会会议上完成，届时将制定与中国进一步合作的路线图草案。

上合组织秘书长德米特里·梅津采夫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独特的国际组织，既可以保证和平与安全，也能够推动经济和贸易合作，支持人文交流，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同样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他表示，上合组织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抱有很大兴趣，应该抓紧时间落实，继续付出巨大努力，建设新的经济走廊。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应该是平衡的，不要导致欧亚大陆一些非建设性竞争性项目的出现。

法国驻华大使顾山说，“一带一路”的倡议令人兴奋，这是促进世界繁荣和平的重要事业。我们的共同追求是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也就是分享的发展。法国作为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愿意同中国一起通过“一带一路”的参与和各方分享增长。同时，“一带一路”还要体现在一些具体项目上，例如从重庆到德国杜伊斯堡的铁路、从成都到波罗斯市的铁路，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作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法国企业愿意和中方分享经验、建立合作，共同促进一些履行社会环境责任的项目。

在英国驻华使馆公使兼副馆长罗廷看来，“一带一路”是古代丝绸之路在当代的延续，是东西方之间一座桥梁。古代的丝绸之路不只是商品、货物、人流的远距离运输和交流，而且是技术与科技的发展以及文明与思想的传播，这种丝绸之路精神非常重要。今年习近平主席访英期间，中英双方明确在“一带一路”方面进行充分合作，英国希望能够以此处理好国内经济不平衡的问题。英国也将积极参与到新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当中。

冷思考细落实  旗舰企业加快全球布局

中信集团：坚持正确的义利观

作为最早“走出去”的企业典范，中国中信集团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全国政协委员、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表示，“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是国有企业践行国家战略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企业难得的发展机遇。中信集团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全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做出贡献。在投资中，中信集团将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即“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必要时做到舍利取义”，从长远考虑帮助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实现互利共赢。

常振明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对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需求很大。中信集团将综合考虑人口规模、资源储备、项目盈利前景等因素，重点关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东南亚的泰国、缅甸和越南，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的投资机会。

中信集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独特优势。一是综合优势明显，能够提供综合解决方案。中信集团拥有银行、证券、信托、基金等金融业务，以及工程承包、资源能源、装备制造等实业投资，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和融资能力，能够发挥综合产业优势，为客户提供项目前期策划、投融资安排、建设、运营等一揽子综合服务方案。

二是中信股份在香港整体上市，为中信集团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搭建了平台。

三是在海外布局多年，具有品牌优势。中信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在境外开展直接投资的企业，早在1986年就投资了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这是中国当时在海外最大的一笔投资。目前中信集团已在沿线多个国家开展投资。其中中信重工在西班牙、印度、东南亚等地设立分公司；中信资源在印尼、哈萨克斯坦投资了石油项目；中信建设在伊朗、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缅甸以及非洲一些国家承建对外工程承包项目。在“走出去”过程中培养了一支熟悉国际市场的人才队伍，与多个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公共关系。

下一步，中信集团将在以下三个方面积极参与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一是发挥金融助推器作用，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中信银行已确定首批近40个重点推进项目，拟融资总额约1100亿元，目前已投放186亿元。

二是利用“走出去”过程中积累的优势，加大直接投资力度。中信投资的印尼Lofin油气田项目，目前天然气可采储量、凝析油探明储量分别达2.02万亿立方英尺和1800万桶，油当量约3.54亿桶；中信集团刚刚签约伦敦皇家阿尔伯特码头项目，是迄今中国企业在英国单体开发的最大绿地项目。

三是建立独特商业模式，加大合作力度。中信将与国内优质企业合作组建“联合舰队”，抱团出海；同时加强与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交流合作。

四是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中信在项目所在国积极开展教育医疗、扶贫开发、赈灾救灾、人居环境改善等公益慈善活动，树立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为深化人文交流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中石化：立足长远 统筹规划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傅成玉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重大国家发展战略，涉及长远、衔接国际，不能一蹴而就。“一带一路”倡议如何落地，需要冷思考、细规划、实措施，需要踏踏实实、认真研究。

结合企业“走出去”的经验，傅成玉认为，首先，“一带一路”建设要与国家已有的重大发展战略相适应。如何把已有的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融会贯通，协同发展，从规划到产业布局，从企业项目到整个宏观战略的顶层设计，都要统一考虑。同时，“一带一路”不能一厢情愿，必须与当地国家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对接，为当地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一带一路”涉及60多个国家，多数都是不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相对较少，政策法规不完善，市场有限，其中很多复杂而具体的问题需要政府和企业在选择项目时对未来进行整体评估。

其次，落实“一带一路”建设要与国内的调结构、转方式、绿色低碳发展相协调。我国企业特别是工业制造企业，要加大国内结构调整和去产能的力度，用两到三年时间使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一个台阶，使我们的技术和产业真正进入中高端。

第三，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要以创新为驱动力，把技术升级换代作为主要的投资领域。“一带一路”要与企业自身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协同起来，特别是与国家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等紧密结合，通过技术改造促进产业升级。

第四，“一带一路”建设要重视风险防范。不管是顶层设计，还是企业的项目选择，风险是我们“走出去”时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既要着眼长远，又要抓住当前机会，企业必须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在理念上要坚定，在实施上要清醒。

中车集团：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近期，南北车重组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更高期待，重组后的中国中车，规模和技术都位于国内装备制造业前列，我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规模已居全球第一。中国中车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徐宗祥表示，要成为真正领先全球的企业，中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要把握好“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加快全球布局。

近年来，中车不断加快国际化经营步伐，不断打造海外业务升级版。目前中国中车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达到30%，海外市场占比10%。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基本前提，铁路等交通设施更是优先建设的领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一带一路”的推进速度和成效。对于加快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徐宗祥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是政府为核心，全力搭建多层次的公共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单一企业力有不及，需要政府在统筹协调国与国、区域组织、企业和社会团体的关系中发挥核心作用，搭建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平台。

二是资本为先导，加快启动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未来10年亚洲基础设施将新增投资8.22万亿美元，即每年新增投入8200亿元。未来解决“一带一路”部分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不仅要靠公共资本的先导作用，也要充分调动私人资本的积极性。需要金融创新带动社会资本（如PPP模式等），通过吸引各类私人资本、商业资金和社会资金直接投资建设和经营。

三是产业联合，发挥优势，赢得主动。以高铁为代表的中国轨道装备制造业

具备四大竞争优势：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平、运营经验、服务精神和综合性价比优势。从轨道交通领域来讲，中国具有完善且强大的产业体系。同为中国企业，我们的装备制造、通信信号、基本建设、运营管理以及金融企业更容易组建“联合舰队”，实现抱团出海。因此，中国企业有条件将优势化为胜势，在竞争中赢得主动，在规划建设中起到主导作用。

四是产能合作，扎根当地，寻求共赢。中国中车将加强与沿线各国实施国际产能合作，统筹采用直接投资、并购、联盟等方式，加快国际市场布局和拓展。在推进全球化经营的同时，推进产品品牌、市场营销、产品制造、人力资源、研究开发、资本运作等与东道国本土资源的深度融合，实现共同发展。

搭建高端智库 提供智力支持

“一带一路”与共同体建设需要广纳各路英才、汇集各方智慧，源源不断地为之提供思想指导和规划设计。因此，围绕“一带一路”和共同体建设，继续加强新型智库平台建设十分必要。

陈元指出，“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一方面加强能力建设和战略投入，加强对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高度重视全球治理方面的人才培养；另一方面需要新型智库平台出谋划策，而新型智库平台又可以借助 “一带一路”和共同体建设锻炼身手、发展壮大。赵胜轩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发展战略，也是一项艰难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凝聚沿线各国人民的智慧，其中智库能够发挥独特的优势。尤其是沿线各国智库熟悉本国政策和国际问题，能够客观地进行第三方评估，及时提出建设性的对策和建议。

实际上，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与之相关的智库平台大量出现。2015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统筹成立了蓝迪国际智库项目（RDI,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作为国际化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平台，蓝迪国际智库项目凝聚国内外政党、政府、社会、企业、金融、国际组织等各方面资源，搭建国际国内合作平台，为建设“一带一路”提供智力支持。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年还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以此为平台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社会各界的智库资源，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丝路论坛就是多家智库协调行动的一次成功尝试。成立于2014年的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是第一家由大型中央企业中信集团公司兴办的智库，正在努力办成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高端综合性智库之一。

强化共同安全   严防法律风险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风险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认为，安全是“一带一路”的题中应有之意。我们应该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安全问题，要把安全和发展结合起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建立泛亚区域的安全框架，培育适合共同体建设的安全观念，创新能够应对多种威胁的安全机制，强化“一带一路”的安全保障，以实现共同发展。

首先，要谋求建立泛亚区域的安全框架，即区域国家共同建立处理和解决安全事务的总体方案和基本规则。和以前的区域合作计划相比，“一带一路”构想更具综合性，要建立一个共同安全、共同发展的泛亚区域。不要成为“被嫁祸”的地区，就要建立起能够维护自身安全的总体框架。

其次，要培育适合“一带一路”和共同体建设的安全观念，创新能够应对多种威胁的安全机制。

第三，还要强化“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安全保障，组织力量进行细致的国别调查和区域调查，发现真实的安全威胁和隐患，提供针对性政策，并做到时变策变，处变不惊，应对有方。

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包括60多个国家，国内外对“一带一路”的最大担忧，就是政治风险、法律风险、投资风险、安全风险等，特别是法律风险。我们在调研中感受到，国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并不十分熟悉，要加强对这些国家法律制度的了解与研究，涉及投资、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甚至社会保障、涉外制度等方面。不同国家间法律制度又有很大差异。例如，新兴经济体在法律上有很多自身独特的规定，如果我们不了解清楚，很可能会产生一些争议，发生一些纠纷。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重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议，这对于保护国内投资者，推进企业“走出去”非常重要。此外，还要进一步加强商事仲裁机制的作用，加强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从而有利于减少法律风险，降低成本障碍。

重塑世界经济地理  提升中国话语权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认为，“一带一路”的关键词之一，就是经济地理革命。它起源于2009年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是21世纪最重要的革命，旨在重塑世界新地理，基本思路就是提高密度、强化连接。“一带一路”的路线图一旦确认，将推动形成一个更加宏大的路线图。例如，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国家电网将不仅重塑中国的电力基础设施，也将重塑亚洲、非洲和欧洲的电力设施。今天的中国将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效地推动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亚洲经济地理乃至世界经济地理，从而开启下一个一百年的“共赢主义时代”。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表示，如果“一带一路”成功实施，就意味着国际秩序的重塑，意味着对全球经济、贸易、货币、金融乃至政治军事秩序的真正重建。

从金融方面看，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加入重建全球货币金融战略秩序的时机已经成熟。2008年以后，新兴国家对世界市场的贡献率达到60%，中国占到一半，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同时中国还是世界45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现在全球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特别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与日俱增。与之相对应，中国在整个国际秩序中的话语权或者发言权却非常不相称。

向松祚认为，在全球秩序的重建和改革中，货币和金融秩序是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中国需要有一个更加高瞻远瞩的国际金融战略，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如何让金融货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二是如何把中国制造业或者实体经济的全球地位转化成为货币金融的全球地位。三是中国企业、中国产业和中国资产要到海外配置资源，这是必然趋势。

随着“一带一路”的实施，世界上一半国家可能成为未来人民币货币区的成员，未来人民币将真正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甚至世界第二大货币。“一带一路”建设对于中国的金融开放和金融战略如此重要，就是在于它的成功实施将使人民币获得庞大的货币区支撑，从而提高中国在全球货币金融领域的话语权、定价权和影响力。

直面困难挑战  脚踏实地推进

孔丹表示，“一带一路”和共同体建设是中国提出的伟大构想，是造福人类、推进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战略宏图，因而也是充满挑战与风险的漫长征途，对其中的艰难险阻一定要有深刻认识，在思想和行动上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一带一路”和共同体建设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它涉及处于不同发展水平、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数十个国家，几十亿人口，其中的复杂性、艰巨性不言而喻。“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以来，国际上高度关注它的走向，既有乐观的期望，也有悲观的预测。我们在以平常之心对待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国际舆论的同时，又要最大程度地考虑风险，争取防患于未然，精心设计推进方案，仔细衡量成败得失，尽可能减少失误和波折。

“一带一路”和共同体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有来自国外的各种风险，也有来自国内的不同挑战。国外的风险，不仅可能来自“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国家，也可能来自域外国家的干扰；风险又会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乃至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种族、宗教、语言、法律、政治体制、生活习惯等方面千差万别，中国企业和机构以往与这些国家往来相对较少，中国的院校和研究机构对其关注也不多，建设“一带一路”所需要的经验积累和知识准备都远远不够，在所有方面几乎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套用，需要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因而“一带一路”和共同体建设不仅有复杂性、艰巨性，也具有长期性，我们要有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和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都谈到“一带一路”建设的融资问题。李若谷特别提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基础设施是合作的基础，产业合作是关键，融资是一个突出问题。其中，对于融资问题，中国恐怕要投入大量资金，刚开始还要以优惠的资金为主。

坚持实事求是 加强方法创新

今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正在由国际倡议转化为现实行动，由宣传与认识逐步进入到操作实施阶段。

陈元副主席建议，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方法推进“一带一路”和共同体建设，要着力做好如下四个方面：

一要有高远视野和扎实步骤。不可只重表面光鲜、忽视实际效果，亦不可只重眼前收益、忽略长远利益；要防止出现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现象；要以严谨的科学精神，认真做好调查研究，特别是要把基础性工作做细、做实。

二要有系统思维和整体意识。不谋全局，难谋一域，要做好全局性的规划设计，统筹好中国内部不同职能部门、不同地方，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统筹好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的和不同的利益关切与愿望期待，共同下好这盘事关区域乃至全球的大棋局。

三要有思想突破和方法创新。“一带一路”和共同体建设，是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更大规模参与国际事务、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尝试。要在思想方法上做出“不法古，不循今”的创新，既要打开视野，又要打破一切成规，积极探索前所未有之法。例如，对外投资上可以在开发性金融的实践基础上，创新设计出一整套“一带一路”投融资新方法；机制保障上要推动相关部门职能的转变与完善，形成合力。

孔丹认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讲究科学方法。万事开头难。当前处于“一带一路”与共同体建设的起始阶段，选取哪些国家、在什么样的地点、以什么样的方式、实施什么样的项目，作为“一带一路”与共同体建设的突破口，要有认真的分析和细致的规划。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要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评估各种风险挑战，确定目标，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划。

陈云同志曾经强调，要避免片面性，还需要运用“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尤其是要与他人多“交换”意见，才能了解全面情况。要认真总结以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经验。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力量，早在十几年前，很多中国企业就在国家的号召下开始了海外拓展。这些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有过成功案例，也有不少失败教训。这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在总结基础上，争取多复制成功，减少失败。

面对复杂局面要有预先设想，要准备好应对方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有精神准备，还要备有可操作、可实践的办法。我们应该建立起信心，相信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企业的海外发展会面临更多、更大、更好的机会期。（编辑 苏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