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快促进数字经济、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构建稳健的数字人民币体系对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提高支付风险防控水平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国数字货币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经济快速蓬勃发展，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近十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015年的18.6万亿元上升至2022年的50.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27.5%增长至41.5%。数字经济的增长得益于庞大的人口规模、日新月异的基础设施、网络技术应用的高速发展等，其中数字货币特别是移动支付的普及对助力数字经济发展贡献巨大，成为中国对欧美发达国家实现弯道超车的利器。

广义数字货币的发展

从广义角度看，在一定程度上任何形式的数字化支付工具都可被称为数字货币。数字货币的发展依赖于支付体系的发展，早期支付体系的指令以纸质凭证的传递来完成，很多工作都是手工操作。随着指令的计算机化，支付效率逐渐提升，从银行卡起步，使用基于磁条卡或者IC卡的方式进行支付；随着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二维码、NFC等技术的发明，闪付、二维码支付等移动支付成为支付方式的主流。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指出，“支付体系的数字化等同于支付工具转化为数字货币。数字货币无法单独建立和存在，需要依托于支付系统才能运行。”得益于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技术的应用发展，中国支付体系快速数字化，引领全球数字经济稳步增长。

在国际上，随着比特币问世，加密货币发展迅速，但这些货币本质上是由开发者自我设计和命名，没有稳定的锚来进行定价，也就没有多少交易用它来支付，货币的属性大打折扣。

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

从法定货币角度看，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CBDC）发展稳步推进，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以下简称BIS）2022年的调查报告，全球86个国家或地区的央行已有约93%开展数字货币研究，正在进行实验或概念验证的国家或地区占比从2019年的42%增加到2022年的超50%。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瑞典、日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等国央行及欧央行近年来以各种形式发布了关于CBDC的考虑及计划，部分已完成了初步测试。

数字人民币的发展现状与特性

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小组，2016年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从2020年4月开始，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冬奥场景等“4+1”地区进行数字人民币试点。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副所长狄刚透露，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已扩展至17个省市的26个试点地区，应用场景已从零售消费场景延展到薪资发放、普惠贷款、绿色金融等对公企业服务，以及财政、税收、公用事业、电子政务、助农扶贫等政务服务场景中，为国家战略实施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组发布的《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数字人民币的设计特性包括：兼具账户和价值特征，不计付利息，低成本，支付即结算，可控匿名，安全性和可编程性。数字人民币采用双层经营模式，由央行负责向指定运营机构发行法定数字货币，运营机构负责兑换和流通。

数字人民币的对外表现和触达用户的载体是数字钱包，通过对钱包进行分类管理，可赋予钱包不同的权限等级。从持有主体看，数字钱包分为对公钱包和个人钱包；从设备载体看，数字钱包分为软钱包和硬钱包，按照权限归属可分为母钱包和子钱包，按照客户身份识别强度分为一、二、三、四级钱包，其中四级钱包为非实名钱包。

商业银行推动数字人民币面临的挑战

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和应用是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的重要工作，目前数字人民币的基本推动框架已搭建完成，第二层指定运营机构有10家，分别为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以及网商银行（支付宝）、微众银行（微信支付），形成“六大国有行+两家股份行+两家互联网银行”的格局。商业银行应把握好数字人民币发展的机遇，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与效率，为实现国内大循环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的货币基础。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推广数字人民币的主要工作包括：技术对接、商户拓展、交易场景搭建、用户注册培训和公众宣传等。就目前17个省级行政区全域或部分城市进行的试点推广看，商业银行在数字人民币推动中也遇到了法律、技术、应用、盈利和反洗钱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在法律端，规范使用方面存在一定的不明确或空白；在技术端，存在“双离线”支付短板和信息安全漏洞；在应用端，消费者未养成消费使用习惯；在收益方面也存在不小的挑战，例如出现利用数字人民币进行洗钱犯罪的案例。

法律层面的困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数字人民币作为一种创新设计出的法定货币，其可追溯、移动支付、匿名可控等特性提高了支付效率，补充了已有法定货币的缺陷，但现存的法律法规并未能有效地跟进调整。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修订于2015年，法规条例中未提及数字人民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于2018年修订，其中第二条“本条例所称人民币，是指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发行的货币，包括纸币和硬币。”也未提及数字人民币。国家颁布的行政法作为其他法律的前置法尚未在基本概念上进行明晰，必然会导致利用数字人民币的洗钱犯罪在其他法律中的法律界定、定罪量刑和司法认定上产生混乱。

技术层面的困境

“双离线”支付是数字人民币作为法币特性区别于其他移动支付的优势特征之一，即能在收付双方均离线状态下实现数字信息的传输，进而脱离网络的限制。该特性是一把“双刃剑”，在便利的同时仍存在支付短板，目前可行的控制手段是将该功能应用在小额支付领域。不排除有不法分子在“双离线”模式下将同一笔数字货币重复使用几次，即行业中所称的“双花问题”（Double Spending）。另外，随着数字人民币的大规模应用，系统的技术稳定性也面临着巨大挑战，需要运营机构投入大量的技术资源进行维护。

应用层面的困境

数字人民币的主流支付形式没有新的变化。作为一种新的法定货币，从应用最广的消费层看，仍然是扫一扫、碰一碰支付的表现形式，使用者需要额外下载APP，使用体验上并没有太大的提升。在硬钱包、母子钱包等方面的应用目前还不理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23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看（见表1），全国通过银联和网联进行的交易笔数高达2920亿笔，其中银联渠道占比25.31%，网联渠道占比70.87%，可见使用POS和移动支付已非常成熟，运行平稳。

盈利层面的困境

在盈利层面的挑战是商业银行需要面对的现实推广困境，作为业务产品，无法实现多方共赢，将阻碍其快速推广。银联POS、微信支付、支付宝等二维码支付业务中的推广各方，如发卡、收单、渠道服务和结算行等均可实现收益分层，从而实现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同时随着银行卡、微信等消费者端的普及使用，商户已接受了移动支付的收款方式，愿意承担部分的支付成本。数字人民币作为纸质现金的替代，具有不计息的属性，也将挤压商业银行结算存款的部分头寸，相对于传统收单产品，商业银行的推广边际收益较低。

反洗钱层面的困境

虽然数字人民币兼具账户和价值特征，可编程、可追溯，提高了监管部门追溯排查的便利度，但其运营和支付的模式相对于传统支付方式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从监管层看，监管义务主体运营机构仍然是银行和持牌机构，监管机构仍是央行，各运营机构仍存在数据孤岛的情况,不法分子可以利用交易信息分散于不同机构的“孤岛”特征，在操纵交易时选择性通过跨行交易切断追踪线索；从账户层面看，数字人民币可控匿名、支付快捷的特点，可能降低不法分子开户持币的难度，从而增加业务洗钱风险。

目前，浙江绍兴、云南昆明均出现了利用数字人民币进行洗钱犯罪的案例，上海甚至还出现了利用数字人民币为境外电信网络诈骗、赌博等上游犯罪分子拆分转移赃款进行“跑分”的团伙犯罪案件，不法分子利用数字人民币交易的隐蔽性和公众对数字人民币的认知不清晰，不断挑战法律的底线。

商业银行推动数字人民币的路径展望

作为国家层面推出的战略工具，数字人民币体系将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商业银行应从国家战略层面对数字人民币体系的构建采取相应的举措，解决在技术、法律、利益冲突、反洗钱中的现实问题，配合央行全面推动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的设计与落地，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体系的生态构成，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贡献。

配合完善相关法律规范

商业银行作为业务的具体执行层，应协助立法机关和央行制定适用数字人民币管理的法律，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均处于公开征求修改意见阶段，相关机构可根据数字人民币最新的技术发展情况，对数字人民币的明确定义和全周期监管、个人信息的保护、各机构间权利义务界限的划分、反洗钱等问题作出具体的规定。

开发特色的技术应用场景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和充分竞争，传统移动支付已经十分成熟，在没有强力行政手段推动下，数字人民币在零售端增加交易份额的难度巨大。商业银行应结合数字人民币的特性，在数字经济和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当下，开发更多有特色的应用场景，形成与传统移动支付不同的体验生态。第一，利用其交易效率、交易安全、低成本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在跨境支付、离线支付、消费金融、有条件支付等场景中进行高质量的应用。如目前国家关注外国来华人员的支付体验工作，商业银行可通过数字人民币为外国来华人员提供更高效、更方便的金融服务。利用数字人民币的可编程性，还可提高政府部门补贴资金的流向控制，确保资金的有效使用；第二，在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发展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可利用存量的客户资源，加快自身系统的迭代升级，改造基础系统设施，为构建多层次的智能合约平台创造准备。

加强商户侧的营销推动

    商业银行应利用数字人民币无跨行交易手续费的特点，加强商户侧的营销推动，借鉴支付宝与微信支付的运营方式，对使用数字人民币交易结算的企业，在银行金融服务中执行优惠政策，提升商户侧客户粘度，进而提高存款留存获得收益。

开展消费侧的知识普及

从第三方支付的推广历程看，从最初使用U盾的网银支付到线上快捷支付，从扫码支付到碰一碰支付，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使用越来越便捷。可以说，谁主导了消费者的使用习惯，谁就能主导交易。商业银行应加强对消费者客户和商户的知识普及，提高消费者对数字人民币交易的安全认知，促使其逐步养成使用习惯，同时为公众提供更安全便捷的数字人民币运营系统，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结语

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金融科技创新将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作为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数字人民币体系为社会提供了安全、普惠、快捷的支付方式，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虽然商业银行在推动数字人民币发展中面临法律、技术、应用、盈利和反洗钱等方面的难题，但应看到我国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发展的重要性，积极提升自身金融服务水平与效率，为实现国内大循环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的货币基础。

（编辑  宋斌斌）

伴随当今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货物与服务贸易中的无形资产价值占比不断增加，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决定机制开始发生重大变革。以知识产权、技术、人才、数据等为代表的、需要通过一定途径获取的“获得型”要素禀赋，因其呈现出与传统天然要素禀赋完全不同的边际收益递增特性，而成为一国贸易竞争力的新动能与核心驱动力。

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发达经济体开始感受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底色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如美国通过多轮单方面的技术施压和贸易制裁，企图在战略上钳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当今国际贸易竞争的本质已经演变成各国知识产权的竞争，而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成为各国维护自身国际贸易利得的关键因素，也逐渐发展成各国相互制约贸易竞争力提升的核心筹码。

以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对外贸易竞争力存在现实制约

在当前国际经济贸易大变局背景下，以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对外贸易竞争力存在如下国内国际的现实制约。从国内现实看，以“平齐型保护”为核心的保护体系设计思路难以为“获得型”贸易竞争力形成提供充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移植借鉴国外相关法律法规，在短时间内快速形成了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位一体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具有起点高、标准严、与国际接轨早的优势。但是，这一形成过程并未充分考虑到我国技术发展水平的阶段性特征，导致错配性保护的情形时有发生。例如，中国专利法实施三十多年来，超过九成的专利判决采取了法定赔偿方式，平均判赔额仅约为8万元，相较于美国专利诉讼中平均判赔金额500余万美元，差距十分明显。这不仅无法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产生强有力的威慑作用，同时也难以提升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与创新意愿。

其次，在“司法-行政”双轨制运行的执法保护体系中，行政执法在我国幅员辽阔、知识产权案件日益增加的大背景下，因具有处理及时、解决迅速、自愿执行率高等优势，而成为司法审判的有力辅助，但也因司法行政两者程序混杂、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导致协作保护效率低下和循环诉讼等问题；加之不同地区之间执法水平与保护意识的不均质性，进一步凸显了知识产权保护难以最大化创新激励效应，从而成为提升对外贸易竞争力的核心痛点。从国际环境看，全球产业链布局思维更迭，加剧我国在高技术领域的“脱钩断链”风险与知识产权国际规则话语权持续缺失的风险。在经历新冠疫情全球性蔓延的冲击、区域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抬头之后，供应环节全球性分散抑或集中在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潜在风险被充分揭示，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互利共赢”不再是分工重点，地缘政治利益成为强行阻断全球供应链正常运转的借口。安全及风险意识成为后疫情时期全球产业链重构逻辑的重要考量因素。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基于自身在经济和科技发展方面所具有的先发优势和垄断地位，以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的全球治理问题为借口，频繁采取遏制他国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措施。如以进口产品是否侵犯知识产权、是否强制技术转让等为由，对我国企业开展“337调查”“301调查”等，旨在实现自身“利益优先”目标，迫使我国与当前全球生产网络脱钩，从而维护其自身在国际分工中的垄断地位。

本轮中美贸易摩擦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知识产权国际规则治理的话语权存在明显缺失，国内国际制度间的协调能力问题也表现出欠缺，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保障，迫切需要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提升。

加快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形成对外贸易竞争新优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旨在加快更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设，有效促进形成对外贸易竞争新优势。

以“异质型保护”为核心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策略设计思路。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通过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建设，助力形成新型对外贸易竞争力，内在地要求我们立足自身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构建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具体而言，可从“技术阶梯”与“知识产权保护依赖度”二重异质性视角，设计最优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破解传统“平齐型保护”缺乏保护灵活性、创新激励政策低效等问题。

第一，对处于准前沿技术阶梯、且具有高知识产权保护敏感度的行业，可施行重创造、强保护的“创新型”策略。通过采取较短期的保护长度以及较宽的保护范围与侵权惩罚标准，保证领先企业先进技术的市场收益权，提高侵权成本，以短期高收益激发企业长期创新动力，从而助力我国成为国际前沿技术的“策源地”，打造一批新兴赛道的全球产业链“链主”，同时通过“示范效应”激励其他行业企业向上追赶，最终提升整体技术水平。

第二，对处于准前沿技术阶梯但为低知识产权保护敏感度的行业，可施行重规制、自保护的“自律型”策略，加快完善此类非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界定，拓展保护类政策覆盖范围或增添知识产权类别，并联合行业协会、行业内龙头企业建立创新成果的行业管理标准，为企业保护创新成果提供规则基础。

第三，对处于远离前沿技术阶梯但为高知识产权保护敏感度的行业，可施行重溢出、弱保护的“发展型”策略，在深入了解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基础上，积极寻求、利用这些法律条款和规则协议的“例外条款”，不断积累自身技术水平。

第四，对处于远离前沿技术阶梯且为低知识产权保护敏感度的行业，可施行重转化、窄保护的“应用型”策略，通过采取适当的保护长度和宽度，适度缩短知识产权保护期限，缩窄保护范围，将落脚点放在知识产权创新成果的转化与运用中，扩大行业的市场规模与整体质量。

以“司法-行政双轨保护机制协同”为基础的“三增进”执法保护体系优化。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的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之间的联合保护协调机制，不断增进知识产权的“保护效率”“保护威慑”与“保护意识”，从而为贸易竞争力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一是进一步明确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的功能定位，通过建立各类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衔接渠道，形成公认的执法办案程序规则和证据采集标准。实施差异化的双轨制成本干预，提升司法案源质量，降低逆向选择风险，同时降低行政保护成本，增强公共服务普及性。匹配建立双轨制执法保护演进形态和综合效率变化动态监测体系，做实知识产权“三审合一”的审判模式，协同提升保护规范性与案件处理整体效率。

二是释放司法保护的制度活力与示范效应，提升司法诉讼成本，不断完善和推广惩罚性赔偿制度，通过提高赔偿数额、加大赔偿力度，增强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遏制和威慑作用。同时，要更加关注案件办理质效，集中精力精审疑难复杂案件，主动瞄准国际前沿和先进规则，作出更多在国际上具有规则引领性的司法裁判。

三是运用数字技术构建多途径、常态化的国际国内宣传机制，以及应对知识产权纠纷的信息共享、预警和应诉机制，不断提升经济个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实现从“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转变。

以“区域生产网络主导”为抓手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话语权提升。后疫情时期，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从根本上变革了全球产业链的构建理念，由过去追求“交易成本最低”原则转变为追求“社会成本最低”原则，产业链的安全可控性成为生产环节、片段和工序区域配置的重要标准，未来区域生产网络将成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均衡解。

第一，以区域生产网络主导提升知识产权规则的国际话语权与国际治理水平。基于我国在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优势，通过构建“以我为主”的区域分工网络，制定并提出相关技术规则，提前布局知识产权国际网络以形成技术壁垒，进而有效提升我国的对外贸易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同时深度参与RCEP、CPTPP等多边贸易协定，以此为契机宣传知识产权发展的“中国实践”，分享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国经验”，提出知识产权规则的“中国方案”。

第二，以区域生产网络为枢纽，对等衔接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与标准。不断推进区域生产网络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一体化，谋划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联盟和跨地区性国际组织，引导签订体现公平公正的各项知识产权区域协定。以此为基础，合理、对等地对标衔接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与标准，为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第三，加快建设知识产权海外服务平台，重点推行知识产权海外风险负面清单制度。探索在重点贸易国家（地区）建设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海外分中心，依托国家海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平台“智南针”网，开展重点产业领域海外知识产权风险实时监测，定期发布知识产权海外风险负面清单，实现海外知识产权信息的高效流转和共享，为企业提供及时的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防控与纠纷应对指导服务，形成海外纠纷应对服务网络体系。

   （编辑  杨利红）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阔步前行，发展势头强劲。数据显示，我国工业经济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基本稳定，总体规模连续14年保持全球第一。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兴国之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出的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22 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突破 40 万亿元大关，占 GDP 的比重达到 33.2%。其中，制造业增加值达 33.5 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近30%，制造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竞争力持续增强，加快向制造业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基本形成了规模大、体系全、竞争力较强的制造业体系。

从现在到2035年，是中国制造业实现由大到强的关键时期，也是制造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关键时期。扩大制造业对外开放，要加大利用外资力度、促进重点制造业产品进出口，深化国际合作交流，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创新制度与技术。充分利用科技革命成果，促进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的信息化、智能化和数字化水平。扩大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是迈向制造业强国的关键棋子。

制造业的制度创新与开放是制造业对外开放的前提条件

    本轮科技革命意义重大，必将推动全球制度重构。中国的党政管理体系将逐步实现科学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生态化。政府将成为用数字化和智能化“武装到牙齿”的科学化管理与服务平台和生态系统。要把高水平、高效率的党政体系转化为现代制造业的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服务系统，成为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的坚强后盾。

现代化制造业对外开放需要一个内外融合的理论支持，这是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的基石。一是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全球经济理论出现了“世界命运共同体特征”。“通证制”的出现，使得分配制度数字化和公平化，使生产者、消费者与资本持有者共同参与分配。二是进一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用科技革命的数字化、信息化、生态化和智能化技术，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发展，形成全球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思想，必须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形成全球统一的、科学的、百花齐放的理论体系。三是创新未来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体系。现阶段，全球经济理论都面临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和科学化转型，面向科技革命的理论体系正在形成。中国要加大对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力度，把握全球经济理论和思想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对于中国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和建设全球制造业金融中心，为现代制造业提供一流的国际金融服务

中国现有的金融制度和体系与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不相适应。在货币制度、金融服务、风险管理、数字金融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要着手建立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化金融体系，抓紧解决一些短板和瓶颈，研究和建设“全球制造业金融中心”。

“制造业金融”是专门为制造业服务的金融体系和生态。中国制造业已经占到全球制造业的三分之一以上，如此庞大的体系如果没有一个高水平的货币金融体系的支持，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况且制造业的沉淀成本巨大，研发周期长，供应链复杂多变，价值链脆弱，面临巨大的国际风险，特别是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受控于人的情况下，中国急需研究和建设全球制造业金融中心和总部基地。

把科技金融战略、数字金融战略、绿色金融战略、供应链金融战略、价值链金融战略和制造强国战略融为一体。大力发展租赁金融，推动设备租赁证券化，建立全球设备租赁平台与生态，使中国现代制造业在融入全球租赁金融市场的同时，建立全球大市场。应当允许销售额超过3000亿元的现代制造业企业建立租赁证券化公司，开办数字化专利银行。通过市场微观机制，建立供应链联合体和价值链联合体，使现代制造业企业与全球企业联为一体，是防止地缘政治风险对企业造成伤害的“先发优势”。通过全球制造业金融中心把中国现代制造业企业定位在全球价值链制高点，防范各种货币金融风险。

可以参考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成功经验，向国家控股的前十大管理好、风控好的投资银行、证券公司注入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打造全球一流投资银行，在全球布局，全面提升中国现代制造业在全球的并购重组和风险管理能力，为现代制造业企业对外开放提供强大的资金基础。

实施全球供应链战略，建立以龙头企业为主导的全球供应链联合体和数字系统

美国于2012年实施了全球供应链战略。但美国去全球化的以邻为壑的经济战略使该战略走进了“死胡同”。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供应链规划、战略与信息系统，以企业为主导的供应链平台与数字化生态系统，以科技金融公司和数字金融公司为主导的供应链金融系统。发展供应端的订单与应收购融资模型，生产端的仓单融资与证券化，消费端的消费供应链闭环系统，使企业面向全球客户获得资金来源。研究与设计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主体的全球性供应链与供应链金融联合体，赋能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

实施全球价值链战略，帮助现代制造业企业占领全球价值链制高点，实现以先进技术和人才支持的高质量发展

    价值链一词最早由迈克尔·波特提出，是指企业内外部的价值关系。科技革命使价值链的概念向信息化和数字化方向拓展，使价值链成为价值运动的信息生态系统，而不仅仅是企业价值，还包括社会价值和个人的消费价值。价值的概念也发生了重要的扩展，价值是一定时间对人有用的信息。这一概念实现了马克思价值理论与效用价值理论的有机统一。最早提及这个概念的是2020年诺贝尔奖得主保罗·米尔格罗姆，他在拍卖模型中引入了基于纳什均衡的信息价值算法。个人的价值是价值的“原子”，商品价值和企业价值是人的价值的复合函数。

全球价值链的运动是人的价值运动。在中国制造业对外开放中，构建制造业企业的全球价值链战略，一是实施数字中国战略，把科技人才与知识产权的价值数据进行数字资产化管理，使工作量证明与个人价值数据建立纳什均衡函数关系，从而求解价值数据（邹平座，2023）。二是通过价值链管理，实施人口的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就业与再就业工程，为制造业企业对外开放提供高质量的人才。三是进一步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对制造业企业的员工价值数据进行托管、确权和私有化，推动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

以科技革命为契机，研究和建立中国式“布雷顿森林体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为现代制造业企业营造安全、赋能、稳定的国际货币环境

中国在发展数字人民币的同时，需要在全球范围内研究和发展以人的价值数据为基础的数字货币。这是货币发展历史的客观需求，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客观需要。货币发展历史贯穿三个重要的阶段：商品本位制、信用本位制和价值本位制。

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性质强调人民的中心地位，要推动中国优质的大型数字化企业“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研究和发展以人的价值数据为基础的数字货币，建立全球价值公链，设计全球价值链度量衡系统，形成以中国为主体的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支持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的重要武器，可以有效规避全球货币风险，并且把握全球货币主导权和话语权，为中国现代制造业企业的长期发展创造长期红利。

在中国产品“走出去”的过程中，大力发展基于价值链的数字化易货贸易，防止国际货币的异常冲击，探索建立新的数字化的国际贸易体系。

研究和建立“数字专利银行”制度，实现科技、金融、制造业企业联动发展

专利银行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专利银行是从专利权人手中吸纳有价值的专利，在不改变专利所有权的前提下对专利进行统一的托管运营，创造价值后与专利权人分享。在信息化、智能化的背景下，运用价值链模型能够准确求解知识产权的价值，因为知识产权数据本身就是一定时间对人有用的信息，可以通过米尔格罗姆方程式与纳什算法准确求解。这个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为数字化专利银行制度奠定了基础。

研究与设计全球性的“数字化专利银行制度”，将推动科技、产业与金融协同发展，推动高新技术研发、基础科学研发与教育、前沿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进而保护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知识产权，并且形成与把握全球科技数据，为中国现代制造业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与发展动力，从而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先发优势”。

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是一个科学的系统工程，应当谋定而后动。要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创新理论与战略，研究和设计面向未来的对外开放战略与技术。高度重视本轮科技革命的历史作用，做好顶层设计，为中国现代制造业对外开放营造一个一流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打造全球最好的价值链系统。

（编辑  宋斌斌）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制造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调整与变革。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掀起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为制造业带来颠覆性变革，在新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纵深推进、资源禀赋与力量对比深度调整、产业竞合与经济规划深入演进，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欧美“再工业化”战略实施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全球制造业生态面临重塑，竞争态势发生变化。中国通过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制造业正由“大”向“强”转变，部分区域制造业竞争优势逐步显现。

全球制造业生态面临重塑

科技创新是引发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深刻变革的重要力量，是制造业不断升级的根本动力。21世纪以来，面对能源和资源危机、全球生态和环境恶化、气候变暖以及各种新兴技术的广泛交叉应用，一场以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并迅速席卷全球，对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模式产生巨大影响。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森德勒在其主编的《工业4.0:即将来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一书中，将此次新技术革命及其引发的产业变革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并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同于前三次工业革命。它涉及的技术领域众多，且这些新兴的技术间高度融合、相互渗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技术系统，将为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带来同步性和系统性的影响。同时，这些新兴技术还将全面渗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并通过跨界应用创造出具有跨越传统产业边界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从而为制造业带来颠覆性变革。

从此次新技术革命的进展来看，一系列新兴前沿技术获得突破与应用，大数据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量子技术等多个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新能源、新材料在制造业各行业中大规模深度应用，生物技术正由生物医药、生物农业向生物制造、生物环保等领域拓展，一批新兴产业迅速形成并崛起，正在不断改变世界制造业的版图、竞争格局和竞争态势。

尤其是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并成为了制造业发展的强大引擎。随着这些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绿色化为特征的新兴技术在产业链供应链各个环节上的逐步渗透与融合，制造业的研发设计、生产模式、组织形态、商业模式等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

当前，智能产品日益多元化，无人飞行器、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纳米机器人、量子计算机等前所未有的产品，正先后走入人们的生活；得益于新兴信息技术的支撑，制造业正在由大批量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向互联网支撑下的智能制造转变，个性化定制、柔性制造、云制造、网络协同制造等制造模式日益兴起，智能工厂成为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平台经济模式发展迅猛，以平台化、网络化、生态化为代表的组织新模式，已成为推动制造业发展的新引擎；随着价值链重心向研发设计与营销售后两端的转移，服务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愈加凸显，制造业也将从生产型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业转型。

新技术革命不仅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革，还引发了产业发展构成要素的变化，将深刻改变全球产业链的要素禀赋格局。随着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大数据将成为制造业新的生产要素，和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并列。与此同时，全球气候问题日益严峻，绿色化也成为制造业重要发展方向之一。生产技术的绿色化势必要求能源转型，从而为新能源产业开辟发展空间，改变现有的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全球能源格局。发展中国家则受低碳转型的影响，传统要素成本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绿色发展级差将重塑国家间的要素禀赋结构差异。

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正在重构

在近三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全球产业分工呈现出越来越精细、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显著特征。当前全球制造业围绕美国、德国、中国、日本等制造业大国进行分工合作，各国经济、产业之间密切关联、相互依存。但近年来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不仅新技术革命的纵深推进对全球化生产分工体系造成了冲击，逆全球化潮流的兴起、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新冠疫情的冲击等诸多因素也在深刻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多重因素交织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本土化、本域化、全链条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

一是逆全球化势头上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化趋势减弱，保护主义抬头，基于全球化的产业分工体系受到威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保持竞争优势，将其国内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的矛头指向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逆全球化的投资政策、监管政策、移民政策等，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国。据美国的非营利组织Reshoring Initiative估计，美国自奥巴马政府实施制造业回流战略以来，到2021年，制造业回流已经带回了约26万个就业机会。其中，既包括台积电、英特尔、三星到美国建设高端的晶圆制造厂，也包含如中国在美国投资的福耀玻璃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欧美等国通过实施提高本国制造的法律规定及税收补贴等政策，在促成产业回流、转移的同时，重构了基于全球分工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使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向本地化、区域化演进。

二是国际经贸规则加快重构。为提高制造业竞争力，培育壮大本国制造业，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强化与全球贸易规则重构相互交织。尤其是美国，屡次违反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挑起大规模贸易战，推动贸易政策从WTO倡导下的自由贸易导向转到具有保护主义特征的“公平贸易”导向。美国及其盟友力图主导WTO规则体系改革，并相继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墨加协定（USMCA）》等系列区域贸易自贸协定，进一步强化区域内的经贸合作，筑高对区域外投资贸易壁垒，旨在重构有利于维护发达国家垄断利益的全球经济秩序。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的重塑，将直接切断产业链联系，进而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改变全球产业分工格局。

三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巨大。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蔓延，极大影响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受疫情影响，部分产业整合趋势加剧，全球供应链趋向更小范围、更加地区化的“重置”，关键生产环节加速向以美国、德国及中国、日本、韩国为中心的北美、欧洲和亚洲主要制造业基地收缩，三大制造业基地内部各自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更加紧密。同时，在疫情刺激下，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受到重视，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明确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战略，着力构建以自身为主体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各个国家不再追求产业链全球布局的高效率和低成本，转而强调产业的自主性、安全性、可控性，全球化布局的产业链呈现收缩趋势。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普遍受到较大冲击，大多公司目前处于观望态势，投资步伐放缓。短期来看，其全球化供应链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将呈现收缩态势；长期来看，基于安全和效率的平衡，跨国公司将主动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趋向多元化的发展方向。

全球制造业竞争不断升级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脱虚向实”的重大战略取向，不仅围绕制造业进行了一系列战略部署，纷纷出台了许多产业政策措施，并且加大了对制造业的投入，以期在信息、新能源、生物等新兴产业领域占据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从而掀起了一轮制造业竞争热潮。时至今日，世界各国仍在围绕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竞相出台相关扶持政策。随着政策的持续加码与发酵，全球制造业区域竞争态势也在发生变化。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早已由“去工业化”转向 “再工业化”。自奥巴马政府启动“先进制造伙伴”计划以来，美国近几届政府都在不遗余力地推进“美国制造”。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曾对欧洲汽车、钢铝等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大搞贸易壁垒。拜登政府时期，美国不仅发布了2022版《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进一步明确高端制造业发展重点，而且推出了《基础设施投资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对其他国家的竞争性打压导向更为突出，进一步加大了对本国制造业的扶持力度。

欧洲也一直围绕制造业在发力。最近几年，德、英、法等国分别在其《德国工业4.0战略》《英国工业2050》和《新工业法国计划》的基础上发布一系列新的、更具有针对性的制造业发展规划与政策。德国根据竞争形势变化，于2019年推出《国家工业战略2030》，旨在深化工业4.0战略，更加精准的扶持重点工业领域，推动德国工业全方位升级。2023年欧盟委员会提出了《绿色协议工业计划》，计划通过补贴、税收等扶持政策支持工业绿色化发展，以增强欧洲零碳产业竞争力。法国为加速推进再工业化，马克龙于2023年5月公布了“再工业化”计划，提出一系列扶持绿色产业及欧洲汽车、电池制造业的措施。意大利也在2023年6月通过“意大利制造”法案，旨在促进制造业发展及完善相关制度。

在亚洲，中国、日本、韩国为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相继出台制造业发展战略规划；越南、印度等国也在竞相采取优惠政策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两国制造业正快速崛起。越南近年来在其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基础上，相继出台了“四免九减半”、特殊投资优惠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使其一跃成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印度连续推出“印度制造”“印度技能”等系列政策，大力吸引外商投资及国际产业转移，目标直指全球制造业中心。随着越来越多欧美跨国公司以及中国企业将生产线搬迁至越南、印度，这两个国家已成为亚洲新兴的制造业基地。

伴随各国制造业扶持政策的连环叠加，围绕制造业的国家间博弈加剧，尤其欧美以及中美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稳定性持续受到冲击。欧美之间，自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欧洲深陷能源危机以来，美国以相对低的能源价格，吸引不少欧洲企业转移产业或加大投资。而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生效之后，更是有不少欧洲企业将投资计划转向美国，欧洲制造业进一步受损。中美之间，美国一直试图遏制我国制造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技术的发展，不仅通过频繁的贸易战打压中国，而且直接出台针对中国企业的限制政策。美国新近推出的《芯片和科学法案》中就明确规定，若半导体企业在中国建设或扩大半导体制造厂，企业将无法获得补贴，旨在限制中国快速发展的芯片产业。

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稳步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快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等问题，提出“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平，不能脱实向虚”等一系列重要观点，形成了关于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论述。2015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启了建设制造强国的新征程。

在制造强国战略指引下，我国政府近年来围绕制造业创新发展、工业强基、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以及绿色制造、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等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发展规划和战略举措，全力推动中国制造业由“大”向“强”转变。根据2015年以来中国工程院联合其他机构每年发布的制造强国建设指数，美国每年都排在首位，牢牢占据第一阵列；德国和日本紧随其后，处于第二阵列；中国同韩国、法国、英国等国家一直居于第三阵列。尽管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整体处于全球第三阵列，但从具体指标上看，我国除了在规模发展指标上占据明显优势，其他三项指标——质量效益、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均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仍存在较大差距。

面对这一现状，“十四五”规划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明确这将是我国较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在制造强国战略助推下，全社会重视制造业发展的良好氛围正在逐渐形成，坚持制造业国民经济主体地位不动摇、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脱虚向实”成为普遍共识，政策环境持续优化，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步伐明显加快。各部门、各地区高度重视，建立了高效的组织协调机制，形成了完备的配套政策体系，主要目标完成度较高，重大工程扎实推进，各项任务顺利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已成为引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为我国制造业提供了正确的道路和方向。

另一方面，与全球制造业竞争态势一样，在发展制造业这条“赛道”上，国内各区域之间的竞争同样十分激烈。尤其在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之后，“制造业首位”的热度持续攀升，各区域纷纷加快了对先进制造业的布局和先进制造资源的争夺。如，深圳于2022年5月再一次旗帜鲜明地喊出了“工业立市、制造强市”的口号。广州在2022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坚持产业第一、制造业立市”。两地的做法将制造业的重要性推向了新高度。

当前国内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培育情况，也反映出我国制造业竞争态势。2019年，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专项行动；截至2022年底，采取“赛马”方式遴选出45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决赛优胜者。从空间上来看，45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决赛优胜者分布在19个省份，东部地区有30个，中部地区有8个，西部地区有5个，东北地区有2个。根据遴选结果，在当前我国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版图上，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领跑全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长沙、武汉、合肥、成都等城市引领下，先进制造业也在强势崛起。

在当前内外部经济形势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各地都在积极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从区域上看，东部地区加快转型升级，率先培育了一批新兴产业及先进制造业，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优势大省地位继续巩固，起到了“挑大梁”的作用；中部地区和部分西部地区迅速崛起，四川、安徽、江西等在全国制造业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成为接续工业增长的“后起之秀”。在日趋激烈的制造业竞争中，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制造业区域竞争优势不断强化，这些区域也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编辑  季节）

在我国当前的电子商务发展中，电子商务平台的“寡头化”趋势日益明显，以京东和阿里集团为代表的少数电子商务平台快速发展，分别引领平台和B2C自营领域，双驾马车局面进一步巩固。[[1]]这种大型的垄断性平台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但作为新兴的经济模式，却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和政府监管，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例如强制用户“二选一”来排除竞争，用户数据的泄露与滥用，价格歧视进行“大数据杀熟”等乱象屡见不鲜，为我国当下的反垄断体系框架提出了新的挑战。

网络零售平台作为网络零售市场的监管者，同时也是竞争者，对参与平台的主体掌握着“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如此强大的市场力量，给我国依据《反垄断法》营造和维护市场正常竞争秩序带来诸多难题。

京东的发展模式和结构

 京东集团的结构

刘强东于1998年6月18日在北京中关村创立了京东公司。起先京东公司的经营范围局限在光磁产品，后发展成为光磁产品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代理商。2004年，受“非典”疫情的影响，京东开始开辟电子商务领域，开通了京东多媒体网。2007年，京东多媒体网改版为京东商城，京东商城便是后来京东集团的基石和主体。2012年，京东物流正式注册公司。2013年，京东商城开始去商城化，同年，京东获批取得虚拟运营商牌照，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移动通信服务。2014年，京东集团进行分拆，集团下设京东商城、京东金融集团、子公司拍拍网（于2015年关闭）和海外事业部。2017年，集团正式组建京东物流子集团。至此，京东横跨零售、金融、物流等多个领域，贯通线上线下的综合性实体。其中，京东商城是京东集团的支柱性产业，是京东集团的核心，其金融服务、快递业务、云计算、科技支持都以京东商城的零售业务为基础展开，以辅助和支持京东商城为出发点。通过建立完善的相邻业务体系，推动京东商城的网络零售核心业务的发展，核心业务和众多相邻业务部门相互关联，相辅相成，构成了京东集团的产业结构。借助于这一良性互动的产业结构，在2018年度中国零售百强名单中占据第2位，在福布斯全球数字经济100强榜排名第44位，2020年胡润中国10强电商中，京东仅次于阿里巴巴集团和美团，位列第三。京东作为网络购物平台，凭借在相邻市场的结构优势，形成电子商务网络零售市场中的强大市场力量。

京东商城

通过对京东产业结构的分析，可以探究京东在网络零售市场形成垄断的过程。而京东集团的产业结构横跨多个领域，不同相邻市场对京东核心的零售业务支持的原理基本相通，这在经济法理论中被称为“水床效应”。在不同相邻市场和京东商城零售市场的关系中，以京东商城和京东物流二者间的水床效应最为显著。

京东商城作为京东的核心支柱产业，经营着京东集团赖以生存的根本业务——网络零售。1998年，刘强东在中关村创办京东多媒体，卖视频剪辑的硬件和系统，在普遍采用议价制的中关村卖场，只有京东坚持明码标价、拒绝还价。在当时光磁产品制假售假泛滥之际，京东坚持卖正品开发票，2003年成为国内最大的光磁产品销售商。同年，“非典”爆发，京东从中关村退出、转战线上业务。2004年1月1日，京东多媒体网站正式上线。当时,易贝（eBay）以1.5亿美元收购易趣，马云创办淘宝，亚马逊以7500万美元收购卓越，线下连锁巨头国美和苏宁尚未探索电商的蓝海；中关村依旧红火，而京东只是一个小柜台，几乎没有生意。但京东秉持诚信、坚持不卖假碟片的良好商业信誉，获得了第一批网友的支持，为京东的线上零售业务赚到了第一桶金，逐渐打开了线上市场，完成了从线下零售到电子商务的转型。

2008年，京东的主要经营业务3C产品[[2]]在网络零售市场上初步占据了垄断性地位，成为中国最大的手机、数码、电脑零售商（占线上市场份额50%以上），手机也占线上零售份额的48%。[[3]]

2007年，京东经营范围从传统的3C产品向全品类扩展，从IT产品、数码通信、小家电到大家电、日用百货和图书，京东逐渐扩张为一个一站式的消费平台。

2014年6月，京东图书超过亚马逊中国，在图书在线市场中排名第二，同时，京东成为中国线上线下最大的家电零售商，在国内家电网购市场份额高达62%。通过跨业务线的整合，京东商城将其在单一产品市场的优势扩展到众多产品市场，并在各品类商品中几乎都能占据绝对的市场份额，在网络零售的具体市场确立并巩固了垄断地位。

京东物流

2007年，京东开始自建物流体系。起初的京东物流定位仅限于满足京东商城自身的物流配送业务，提升其在上海及华东地区乃至全国的配送速度，改善消费者在京东商城的购物体验。

2011年，京东推出“211限时达”，[[4]] 定义了电商快递配送及履约的行业标准。2012年，京东物流正式注册公司。2013年，京东自建物流网络覆盖全国1000个区县，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初具规模。同年，京东旗下同城业务品牌“京东到家”与众包物流平台“达达”达成合并，京东成为新“达达”的单一最大股东。

2017年，京东物流实现了物流网络中国大陆行政区县全覆盖，并全面开放为客户提供服务。2022年，京东完成了对国内大件快递业务的领导者德邦快递的收购，[[5]] 京东高层全面接手德邦快递。同年，达达集团正式回归京东，其组织结构发生重大调整。[[6]] 京东物流的战略布局正式形成，短距离的同城配送业务和以“大件快递”业务著称的德邦快递补齐了京东物流帝国的最后两块拼图，京东成为全球唯一拥有中小件、大件、冷链、B2B、跨境和众包（达达）六大物流网络的企业。

根据中国快递协会发布的报告，2019年京东物流在中国快递市场中的占比为14.9%，仅次于顺丰速运，居中国快递市场的第二位。在整个快递市场中，顺丰、京东、三通一达三足鼎立的格局初现雏形，而京东物流作为唯一一个依托电商平台的跨行业“非典型物流公司”在一众老牌传统快递企业中异军突起。

京东垄断性结构的形成

早期价格战中的掠夺性定价

垄断性结构是指网络平台在经营过程中，纵向横向之间相互关联形成的、促进平台在相关市场形成垄断性市场力量的产业结构体系。京东能够从早期激烈的电商竞争中脱颖而出，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性决策就是打价格战，用极低的价格换取流量，抓住消费用户群体在网络购物中对于平台的粘性，从而锁住自己的客户群体，建立市场优势。

在网络购物发展的初期阶段，打价格战是各方网络平台采取的通用策略。首先，电商免去了实体店的经营成本，又采用供应商或者卖家直接发货的方式降低或免除仓储成本，从而可以将货物卖出比线下实体店更低的价格、并赚取更高的利润。由于起初电商共同的竞争对手几乎都是线下的实体店，电商以自身成本优势，对相同经营范围的实体店的价格竞争中几乎都能形成有效的压制。而在电商之间的竞争中，不存在哪一方具有先天的优势。京东采取的策略是：当别人都卖一元钱的时候，京东只卖9角钱，而且在这一情况下比别人卖一元钱还要赚得多，这就是京东的核心竞争力。这个核心竞争力来自整体效率的提高。[[7]]

2013年，京东官方微博上“六月，有且只有京东”的内容掀起轩然大波，苏宁易购、易迅网、亚马逊中国相继宣战，中国电商比价大战正式拉开序幕，各个网络电商平台纷纷低价抢夺用户。

这一策略有成功的一面，激烈的价格战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最有利的，通过低廉的价格可以使消费者迅速地接受新生的电子商务产业，也为京东打开电子商务市场奠定了基础。但很快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网络零售市场持续的以价格战作为主要竞争手段的情况下，迫使生产厂家不断压缩生产成本，采用质量差、价格低的材料，生产更低价的产品。而价格战不断压低商品价格，最终必然牺牲产品品质，导致制假售假现象泛滥，打击消费者对网络购物质量的信心，损害市场信用和电子商务的发展。

这种激烈的比价也涉及垄断市场-排除竞争的问题。以放弃利润为代价扩大市场份额的做法，涉及掠夺性定价，这是值得关注的。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在这场价格战中，只有京东、苏宁、国美这样的老牌电器巨擘才有资格参与这场争夺用户的战争，其余中小型企业没有如此的财力和实力参与竞争，一定会被排挤到市场的边缘、甚至出局。掠夺性定价构筑了过高的市场准入门槛。

所谓价格战，是一场优势性企业之间抢占市场份额的竞争。根据赫伯特•霍温坎普的理论，事实垄断者将其价格定在其边际收入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交叉点以下，可以阻碍或延缓他人进入市场；垄断者可以确定一个低一些的“阻碍进入的”或“限制性的”价格，如此做在今天会损失一些利润，但利润流会更长久一些。[[8]] 赫伯特•霍温坎普认为，反垄断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保证市场的竞争性。除了消费者，还有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在竞争中挣扎生存，即便价格战能使消费者获利，但如果它影响了市场的竞争性，反垄断法就应当予以关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主席莉娜•汗认为，有大量研究表明，掠夺性定价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反竞争策略，并被各行业的主导企业用来压制或阻止竞争。[[9]]

京东能够在早期建立起优势地位，在网络零售市场卖出更多的商品从而获取更多的现金流，并凭借优势吸引投资，得以进一步扩张至当今电商平台的垄断性企业，与其在价格战中的掠夺性定价战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业务整合

京东另一个市场优势是其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业务整合。业务整合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横向的跨业务线整合，另外一个是纵向的垂直整合。

跨业务线整合是指：在开展网络零售业务时，拓展原经营范围的优势，不断扩大业务范围，开展多条业务线。消费者希望购物简单、快捷，不希望在一个产品上买完电子产品后再到第二个平台买书、到第三个平台买衣服，在不同平台间来回切换不符合消费者的浏览、搜索和支付习惯，这给售后服务也带来不便。

从利润的角度看，跨业务线整合不一定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比如图书市场蛋糕比较小，无法给京东带来销售额和利润，但京东进军图书市场则增强了老用户的粘性和新用户的消费信心。更多的用户意味着更大的消费市场，这为京东后来全品类市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通过整合多个不同范围的业务线，在多个市场扎根、吸收来自四面八方的养分，逐渐长成参天大树。

这也是常见的大型网络平台通常的经营策略：从创立之初做好自己的专业市场，然后向多品类、多市场转变；仅做单一业务的平台大概率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垄断性网络平台的形成，一定是依赖于扎根多个市场并利用不同领域市场的优势和互动。跨业务线的整合已经成为网络平台的一个垄断性结构标准。

京东业务整合的第二个方面是纵向一体化的垂直整合。京东以网络零售业务为核心，将上游业务和下游业务整合起来，将经营范围扩展至网络零售产业的全链条，。在从事网络零售业务中，主要涉足以下环节：创意、设计、研发、制造、定价、仓储、物流、支付、售后，十个环节环环相扣。如此涵盖了网络零售业务有关的各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网络零售产业链。京东对这些环节的涉足可以通过京东集团的结构体现：京东商城、京东金融、京东云、京东科技、京东物流、京东专卖店、京东便利店，相应的业务都能按图索骥嵌入相关的子公司或者业务部门，京东“赢家通吃”的局面显而易见。

垂直整合更容易引起反竞争的利益冲突，问题的关键在于数据。京东掌握的大量用户数据，可以通过对某一环节产生的数据，对其他的环节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集团从京东商城的零售业务获取到用户数据，对其加以整合分析，就没有人会比京东更清楚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产品，该去如何制造？该如何以最快的速度送达？消费者的经济状况又如何？是否应当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这些数据对于京东上游业务市场和下游业务市场的竞争都是弥足珍贵的优势：基于用户数据完善相关的上下游服务，以优化用户的消费体验再次增强网络零售的核心竞争力。

这充分说明，网络平台在垂直整合的过程中，能够通过对来自某一业务的数据洞察，削弱它在其他业务领域的竞争对手、强化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也完全符合经济法学中的杠杆理论和“水床效应”。

鉴于京东的垂直整合已涉及金融服务领域，网络平台的特殊地位是否会引发新型的金融风险，也值得关注。此外，京东产生的大量用户数据能否得到妥当的保护也需要被密切关注。

水床效应

京东商城和京东物流联动形成的水床效应是京东垄断性结构的重要来源，这一现象广泛存在于京东商城和京东集团旗下各业务的关系之中。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莉娜•汗的观点，水床效应指在本市场具有支配地位的企业，凭借其在本市场的优势在其他市场获得有利条件、借此进入新的市场建立优势地位，再利用新市场的有利条件反过来巩固自己在本平台的竞争优势，强化本市场的支配地位；即利用本市场的优势地位成功插入其他商业领域、创造反竞争态势，再用新市场的业务反哺本市场的优势地位，实现相互巩固促进的持续循环。[[10]]在我国的物流行业中，不可小觑的是以京东物流为代表的“非典型物流公司”，其并非传统快递企业，而是靠着原有的电商优势，硬生生地加入物流的战局里。[[11]]这个现象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京东集团之所以能够在物流市场打开一个缺口，原因和京东商城密切相关。

京东作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在线零售平台，有着数以亿计的客户、流量、订单，这使得京东在物流业务上有天然的需求和优势，这种有利条件使京东商城没有自建物流时就对第三方快递公司具有强大的议价能力，这为京东商城配送服务提供了更为便宜的价格和更好的履行条件，而这一优势又会吸引更多的用户在京东商城进行购物，这使京东商城在网络零售的支配地位进一步加强；京东商城优势的进一步巩固，为京东进军物流行业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有京东商城源源不断的资本输入，京东物流不惧新市场的任何挑战，雄厚的资本有更强的抵御风险能力。京东电子商务的扩张，使它在快递公司的业务中占据更大的份额，获得更强大的议价能力和更低的价格，这迫使快递公司不得不试图通过提高其他卖家的收费来弥补给京东的折扣。

这便是水床效应，它给予京东这样的强大买方双重优势：对自己更有利的竞争条件和给竞争对手造成更高的成本。优势买家的良性循环转变成竞争对手的恶性循环。此外，水床效应还可以将竞争对手的弱点转化为商机，当其他商家面对更高的运输价格，便开始考虑京东提供的物流服务，京东就此利用其在网络零售市场的支配地位进入物流市场，将自己插入竞争对手的业务中。

物流市场的反哺使得京东商城在网络零售市场的份额迅速扩张，京东则凭借在零售市场盈利进一步扩大物流容量，建立广泛的物流网络。京东物流的发展使得京东商城的商品流通成本降低了70%，物流的运营效率提升了2倍以上，京东商城52%的订单是在6小时内送到客户手里，92%的订单是在24小时之内送到客户手里的。2017年，京东物流成为世界上首批网购预约送达时间精准到30分钟内的物流企业。如此强大的物流能力，让很多进入或者想要进入物流市场的竞争对手望而却步，也会使投资者对这些“不识时务”的挑战者们失去投资信心，变相提高了物流市场的进入壁垒。而配送服务对客户选择电商平台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京东物流的发展对京东商城的贡献是直观易见的。此时京东已不再需要第三方的快递公司了，这充分说明了一个企业如何利用其在本市场的支配地位在另一个领域建立起反垄断态势，议价能力等结构性因素被长期忽略是现代反垄断理论不能解决这种阻碍市场竞争因素的原因之一。

相较于普通物流公司，京东物流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更快的送达时间、物流过程中极少的搬运次数和更短的库存周转天数，而这些优势都是京东商城赋予的。京东在中国电商中拥有最完整、最精准、价值链最长的数据，数亿中国用户真金白银的购买行为诞生的数据被京东详细地记录下来。这些数据链记录着每个用户的每一步操作完整数据。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精准分析客户需求，京东后台系统会把用户感兴趣的库存放在最近的运营中心，通过用户的消费习惯提前判断消费者可能出现的购买行为，实现“未买先送”。iPhone7首发时，京东利用大数据预测让第一个用户从下单到收货仅用了3分52秒，没有京东商城的支持，京东物流无法实现如此高效的物流效率。

其次，物流的核心就是追求如何让货物快速流通。京东物流模式非常简单，就是仓库和消费者之间两点一线，而普通快递公司的物流模式则是每个点都在收货，每个点都在送货，不同的点与点之间形成的网络非常复杂，而京东物流依托京东商城的销售预算的大数据分析，提前将商品布置到离消费者最近的地方，不超过300公里，从厂家到库房、到消费者，只有两次搬运，实现搬运的最短路径，意味着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京东调研显示，在我国，一件商品从厂家到消费者，平均要搬运7.2次。京东的二次搬运，成为决胜物流市场的关键手段，而这都需要京东商城网络零售业务的数据支持。

最后，京东物流承包京东商城的配送业务，相较于传统的个人快递业务，更能充分发挥仓库的价值，在京东商城网络零售业务的拉动下，京东物流仓库实现快速的周转。更快的周转带来更高的利润，所以库存周转率带来的是质的区别，这一优势同样是京东商城赋予的。这便是依托网络电商平台而形成的新型物流企业的天然竞争优势，传统的快递企业完全不具备，新兴的竞争对手很难达到京东的规模，难以具备与之竞争的能力，对网络零售市场的掌控和用户数据的收集为未来的物流市场设立了新的准入门槛。

京东利用零售和物流市场的双重优势地位进行搭售，创造零售市场的进入壁垒，给零售市场带来反竞争挑战。比如京东商城可以对使用京东物流的商品在搜索结果中排名更加靠前，更快运输京东自营的物品，甚至使京东物流对京东自营和独立商家提供不同的服务价格，制定歧视性政策。在实际中，京东自营的店铺和商品在搜索结果中往往排在最靠前的位置，而用户都只能选择京东快递作为配送方式，这已经影响市场的公平性和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权利。

京东通过水床效应，在两个市场都抓住了核心竞争力，走到电子商务的中心，既参与竞争，又向竞争对手提供商品和服务。这一利益竞争的“挤出效应”之严重，导致越来越多的独立商家甚至其他平台要依赖京东到达市场，这种对竞争对手的依赖已经损害了竞争过程的中立性。

当前的反垄断法规框架，尚未认识到京东带来的歧视和新的市场进入壁垒的威胁，以及京东对物流市场的入侵在网络零售市场带来的新的反竞争风险。如果仍局限于消费者福利的框架，将阻碍市场竞争的威胁仅仅着眼于价格，不认识到京东集团通过水床效应在多个市场间形成的垄断性结构，那么对每个市场的疏忽都可能会导致京东垄断地位的形成，因为它在这一市场的优势甚至支配地位不仅仅来自本市场，而是不同市场的合力。

（编辑  季节）

跨境电商作为国际贸易的一种新业态、新模式，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新动能、转型升级的新渠道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抓手，为我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目前我国三大贸易形态中，跨境电商作为新的贸易发展形态正在快速发展。支撑跨境电商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国际物流体系，包括国际间货物的运输、仓储、配送等多种环节。因为跨境电商的特质需求，促进了国际物流发展格局的新要求：必须具备可靠、灵活、高效和成本可控制等多个条件，才能提高国际物流发展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跨境电商与国际物流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在我国逐步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格局下，传统贸易方式难以满足对外贸易的新需求，跨境电商作为新的贸易形态应运而生。但目前，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面临很多问题，国际物流还需要进一步的成熟。在跨境电商发展的大环境下，对国际物流模式的研究正逐步深化，国内学者主要关注国际物流的效率和成本问题，国外学者则更加注重跨境电商的供应链管理和物流网络建设，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物流模式和技术应用方式。

目前关于国际物流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制约。一是国际物流模式在跨境电商环境下缺乏理论框架，且研究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对实证调研、案例分析等支持力度不够，普遍存在着以案说法的现象；二是随着跨境电商市场的快速变化和发展，现有研究成果的时效性和可操作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跨境电商的发展历程

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跨境电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跨境电商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互联网技术推动下形成的初期探索。一些早期的跨境电商平台，如 eBay、亚马逊等，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21世纪初开始涉足国际市场，开启了跨境电商的先河。这一阶段的跨境电商主要是以 C2C(Consumer to Consumer)模式为主，交易规模相对较小。

第二阶段，随着全球贸易的进一步开放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成熟，跨境电商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国际知名电商平台如阿里巴巴集团的淘宝、亚马逊等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并引入B2C（企业对消费者）模式。跨境电商的交易规模有了明显的提升，涉及的商品种类也更为丰富。

第三阶段是2018年之后，跨境电商进入了高速发展期，规模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形成了一批以平台集聚为特征的跨境电商模式。这些平台聚集了大量的卖家和采购商，在交易和物流方面提供了便利的服务。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和地区还制定了一系列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政策规范，推动了跨境电商的发展。

跨境电商环境下国际物流模式的主要特征

国际物流是在全球范围内，将交易的货物从卖方国家运送到买方国家的物流活动，涉及货物的运输，保管，装卸，通关，调拨等环节。二跨境运输是将货物从出售国运抵购买国的运输活动，包括海运、空运、陆路等多种方式，不同的运输方式优劣各异，适用的场景也各有不同。跨境仓储是指卖家国家对跨境电子商务商品进行储存、管理的过程。跨境仓储需要考虑商品的存储条件、库存管理、订单处理、发货时间等因素，以满足跨境电商的订单需求。跨境通关是货物从卖家国家出境到买家国家入境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海关进行的一系列手续。

多样性、复杂性、信息化是国际物流模式的突出特点。在跨境电商贸易中，由于商品的性质和订单需求不同，货物进行跨境运输时可以通过各种因素的比较选择适当的运输方式，如海运、空运、陆运、管道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海关法规和报关程序有所不同，所以要熟悉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商务贸易的各项规则，了解并遵守各国的海关法规和报关程序。货物跨境通关程序具有复杂性，电子商务企业应该具备相应的国际贸易和法律方面的专业人才，以应对可能面临的情况。信息化是国际物流模式至关重要的一个特性，企业在想提高物流效率和服务质量时，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对货物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跟踪，还要对仓储系统进行优化，建立高效的适应国际物流发展的仓储系统，在提高货物周转率、减少库存成本的同时，满足买家对快速交付的需求。

我国国际物流规模进入快速增长期

国际物流的发展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特点。(1)起步阶段以邮政系统提供的国际小包服务为主，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跟踪信息不透明。(2)快速增长阶段出现了国际物流公司，物流服务成本相对较低。(3)多元化服务阶段，物流服务商开始提供包括快递、空运、海运等多种物流方案，同时信息化水平持续提升，包裹追踪和管理变得更加便捷。(4)智能化与自动化阶段，物流企业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物流路径规划和仓储管理，提高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5)随着绿色环保的必然趋势，物流企业需要探索更加低碳的运输方式和可循环、可回收的包装材料。当前，我国的国际物流服务企业大都仍处于三、四阶段，物流服务质量依旧有待提高。

根据市场调研报告，预计到2025年，全球跨境电商物流市场的规模将达到数千亿美元。中国国际物流市场规模较大，增长率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所下降，但后疫情时代恢复了快速增长。2018-2023年，我国的跨境电商市场规模由9万亿元增长到16.8万亿元。跨境电商的迅猛发展，促使物流服务商的多元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菜鸟网络、亚马逊物流等多家专门为跨境电商提供物流服务的公司纷纷涌现。

根据相关调查，国内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低成本、配送速度快、物流信息透明的物流服务。一方面，通过物流信息化水平持续提升，买卖双方通过物流追踪系统与电子商务平台相结合，可对货物的运输状态进行实时跟踪，提高可看性与透明度。另一方面，快速配送需求的提升，对国际物流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物流服务提供商需要通过加强仓储和配送网络建设，以及合理规划运输路线，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物流交付需求。

跨境电商环境下国际物流模式存在的问题

关务风险和合规问题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海关法律法规和贸易政策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跨境电商在通关过程中面临着很多风险，包括关务风险和合规问题等。首先，各个国家的进出口法规、税收政策和商品检验标准有所不同，企业需要了解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如果不了解当地的产品标准，出售不合格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企业可能面临巨大的损失和风险，甚至影响企业的品牌形象。其次，跨境电商贸易需要考虑关税问题。如果企业申报货物价值或者缴纳关税错误，可能会面临罚款甚至承担刑事责任。第三，由于涉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而且货物在路途中出现损耗和破损的概率较大，因此跨国运输存在着很大的物流风险。此外，国家之间开展物流活动需要在互联网上进行信息交换和数据传输，信息安全问题就成为一大隐患。

 物流成本和效率问题

物流成本和效率是跨境电商的重点问题。运输费、仓储费、包装费、报关费等占据了跨境电商物流成本的很大一部分。如果货物因为各国海关的检查标准和程序不同导致在海关滞留时间延长，物流成本会提高；跨境电商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的物流水平高低也对物流服务质量造成了较大影响。如果在运输过程中遭遇货物丢失损坏等风险，处理的难度就比较大。由于国际物流距离远、手续烦琐、运输时间长等因素，如何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时效性成为跨境电商企业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售后服务和退货问题

跨境电商涉及跨国运输和多个环节的物流操作，在售后服务和退货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跨国运输退货需要经过多个环节，退货流程复杂、退货成本高、不同国家跨境售后服务难度大、难以界定货物损坏责任、售后服务水平难以得到保障等，种种因素可能给消费者带来不便，或使消费者权益受损。

由于各国法律法规和消费习惯不同，跨境电商企业面对的售后服务问题也比较复杂。由于不同国家（地区）之间语言和文化习惯的差异，企业与消费者沟通有一定阻碍；跨境电商面对多个国家和地区时，售后服务不能很好地满足部分消费者的需求，给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带来不良影响。

品牌形象和用户体验问题

国际物流模式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跨境电商企业的品牌形象和用户体验也存在不稳定性。如上述，跨境电商物流涉及国与国之间的运输，退货、换货环节比较复杂，一旦物流出现意外状况导致货物暂扣、货物退还、延迟交付，将导致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降低。

在跨境电子商务中，物流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专业的物流服务，运输时间过长、信息不透明，可能会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好感度，影响消费者二次购买的意愿。企业面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处理客户所反映的物流问题纷繁复杂，需要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专业物流人才短缺问题

在物流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对有专长、有技能的人才的需求量也会大幅上升。跨境电商涉及采购、存储、运输、通关、配送等环节，物流流程复杂，上述环节需要精确地计划和执行，以确保货物能够准时、安全、经济地送达目的地。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规、税收和合规要求不同，物流操作的复杂性增加，从而对物流专业性人才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跨境电商环境下国际物流模式的优化策略

提升交付速度和服务质量

在跨境电子商务的交易过程中，消费者对货物的配送时间和商家所提供的物流服务有着极高的期待。对此，可以采用一些措施减少物流的配送时间、提高物流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优化现有的国际物流模式，尽可能地满足大部分消费者的需求，提升客户的满意度。例如：(1)寻找相互信任的合作伙伴，与物流服务平台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制定并实施合理、科学的物流战略，共享发展资源，共同开发创造更好的物流解决方案，从而实现物流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升。(2)可以通过与多家拥有不同优势的物流公司进行合作，或利用第三方物流平台，为客户提供更多优质的物流选项，形成物流渠道和物流方式的多元化，提高企业的交付速度和服务质量。(3)可以在主要的销售市场建立海外仓，缩短物流配送的时间、减少商品流通的费用，提高交付速度。(4)优先采用先进的物流管理系统，实时跟踪货物状态和物流情况，为消费者提供透明的物流信息，提高服务质量，进一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5)通过售后客服服务专业化培训，提高客服对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客户的沟通能力，及时为消费者解答疑问，提高服务质量。(6)随着节能减排、绿色生活成为新时尚，采用绿色环保的物流方式可以帮助企业提高品牌形象，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降低物流成本

物流成本一直是决定企业盈利水平的重要因素。

首先，通过优化物流模式可以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物流效率，促进企业盈利的增加。例如：合理规划运输路线，优化仓储布局，降低仓储成本，采用智能物流技术和机器人等降低人工成本。

其次，优化供应链管理。合理的供应链管理，可以得到更加高效、更加协调的物流流程。通过选择更加合适的供应商和科学的库存管理、订单管理，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环节促进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和相互信任的物流公司进行长期合作，获得更加优惠的物流价格和专业服务。借助不同的网络物流平台，对货物进行更加优化的配置，实现共赢。最重要的是，要对物流技术和方法不断地跟进和创新，以提高物流的效率，降低成本。

再次，可以采用无人机、机器人等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现代化配送，在增加用户体验感的同时，提升客源增加利润，降低总体成本。

提升物流可见性和透明度

物流的透明度和可见度是跨境电商的国际物流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为提高物流的可见性，可以采用先进的技术，例如GPS追踪、NFC（近场通信）等对货物的位置和状态进行实时跟踪和监控，为消费者提供一个精确的位置，使企业和消费者能够实时查看物流的状态和进度，方便企业管理和提供服务。利用先进的管理系统建立一个完善的智能信息系统，对所有的订单和出库、配送、储存等环节进行数据的整合，保证信息的连贯性和准确性。

还可以借鉴菜鸟等网络平台的经验，创造一个平台，使用户和企业可以对包裹进行实时跟踪，以便企业更好地配送包裹，处理突发状况，同时提升了用户的体验感。

加强与上下游产业链之间的紧密合作，确保相关信息没有阻碍且安全、准确地在各个企业之间流通。

改善物流透明度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提供详细的报关指导和进度更新。可以利用自动化工具和相关的知识，向客户提供清晰的物流步骤和所需要的文件，并通过对物流数据的分析，预测可能出现的情况，适时调整经营策略。要积极主动地收集客户反馈，并根据反馈持续优化物流流程和物流服务。

优化供应链管理

优化供应链管理，可以使物流的流程更加高效、降低成本、提高交付速度。比如，可以通过供应商、合作伙伴的合理选择，降低运输距离、运输时间等。或通过有效的供应链管理，避免仓库货物的积压和订单的滞留，提高物流效率。

我国物流企业可以通过物流资源的整合并运用数据分析手段，为配送国际物流提出更加科学和有效的方案，不断地通过实践获得正确方法并及时改正缺点，满足消费者和商家的配送需求。通过持续研究，可以了解不同优化策略的优缺点，在适当的场合实施。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项重要议题。为降低对环境的影响，跨境电商企业可以打造绿色供应链来减少物流过程中的过度排放和污染，更多使用低碳交通工具和节能设备等。还可以打造可持续的资源回收系统，遵守环保标准，满足消费者对环境保护、绿色生活的要求，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加大培育和建设国际物流人才

人才是国际物流发展的关键，可以通过高校教育、系统培养等方式，解决目前国际物流人才短缺的问题，在高校中开设关于国际物流的专业课程，按照培养标准和现实需求授课，涵盖电子商务、国际物流法规等多个方面。学校要增加与相关企业的合作，让同学们多参加实践，在实践中引导同学们了解最新的行业动态和技术，进而提高专业技术，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价值观，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

综上所述，跨境电商环境下的国际物流模式研究，是一个多维度、动态发展的领域。本文虽然提出了一些问题和优化策略，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希望未来的国际物流能够找到更加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进一步实现国际物流的优化升级。

（编辑 宋斌斌）

中国跨境电商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自1999年阿里巴巴创建伊始，跨境电商就成为中国引领外贸业态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到目前仍然创新不断。政府通过跨境电商综试区等政策试点，高度重视外贸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推动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跨境电商国际合作，为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模式创新、监管创新、政策创新和业态创新，彼此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已成为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主旋律。

跨境电商发展现状

2023年是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在全球爆发式增长的一年。这一年也是跨境电商成为全球热点的一年。虽然三年新冠病毒疫情给世界带来了灾难，但是却间接促进了电子商务飞速发展。根据Aberlo的研究报告和统计数据，2023年全球26.4亿消费者至少有一次网购的经历。预计全球电子商务销售额在未来三年将有50%的增长。30%的消费者认为，网红推荐影响了他们的购买决策。29%的购买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直接发生。社交媒体直接触发了全球跨境电商的飞速发展。

2023年中国跨境电商发展主要有六方面特点：

1.跨境电商发展迅速，成为外贸新常态。

据统计，2022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人民币，达到2.1万亿元人民币，比2021年增长7.1%。2023年前三季度，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达到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其实这个数字是比较保守的统计，仅仅反映在我国海关跨境电商类别（海关监管代码：9610、9710、9810和1210）的统计当中。中国跨境电商业界人士普遍认为，我国跨境电商的规模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很多跨境电商实际上被统计在一般贸易项下，在统计之外也普遍存在。另外，跨境电商不仅仅是B2C针对消费者。2023年，中国B2B跨境电商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不仅仅反映在海关新设立的9710、9810的海关监管代码当中。因为海外市场传统外贸订单萎缩，很多外贸厂家入场跨境电商带货币出口，线上生意。以阿里巴巴发布2023年财报为例，阿里巴巴B2B业务（含中国商业批发1688和国际商业批发阿里国际站）第三季度营收达106.27亿元，同比增长15.29%。根据《2023年亚马逊全球开店中国出口跨境电商白皮书》，2022年到2030年，全球B2B电商预计将以20.2%的年复合增长率快速增长。一项亚马逊的调研显示，客户表示更倾向于线上购物。相较三年前,亚马逊上B2C电商业务的中国卖家数量增长了近90%。

2.跨境电商国际合作稳步推进。

截至目前，中国已与五大洲30个国家签署了双边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中国与这30个“丝路电商”伙伴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占我国跨境电商全球进出口总额的31.5%。多边和区域的电商合作机制也取得显著成效。2023年10月，“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在上海落地。“丝路电商”已经成为有效促进贸易畅通、产业对接和能力建设的国际公共产品。

3.创新仍然是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一方面，中国跨境电商的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企业实践和政府法规政策之间的相互调整和相互适应过程。2023年“全托管”成为跨境电商企业和平台的创新关键词。所谓“全托管”是一种在国际物流中创新的服务模式，让商家不必再为支付、物流、仓储、运营等繁琐流程而分心，全权委托跨境电商的企业或平台从事网上针对消费者的经营和服务，让商家更多地将时间和精力投入设计研发和生产环节中，打造出更受全球消费者青睐的商品与品牌，进一步推动跨境电商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政府的监管和政策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跨境电商综试区不断扩容，体现出党中央对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高度重视。截至目前，中国跨境电商综试区数量达到165个。2023年以来，各地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支持跨境电商发展的政策，为各地跨境电商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海关商检以及政府各部门的监管政策与跨境电商的实践和业务流程相结合。与跨境电商供应链结合的“嵌入式监管”也成为重要的监管创新实践。

4.跨境电商已形成跨越国境的服务生态体系。

跨境电商让商家可以把产品直接卖给海外的最终消费者。通常跨境电商的营销和网络的引流等都是跨境电商重要的业务环节。但是跨境电商发展不仅是一个网上营销的过程，也不仅是一个供应链的操作全过程，跨境电商涉及很多横向的和跨境的市场主体的多方合作。如中国跨境电商平台企业在非洲出售服装，除了在中国国内布局跨境电商的供应链，还在非洲与当地的服装设计师、模特、网红，甚至与当地的实体店进行合作。由此，跨境电商正在逐渐发展成为跨越国境的进出口商品服务生态体系。中国跨境电商的企业和平台越来越重视将跨境电商本土的资源融入中国跨境电商的服务体系中，这将深化中国跨境电商与所在国新的国际合作模式，使跨境电商不仅仅是一个进出口的过程，而是成为国际经贸合作的一部分。跨境电商不仅经营实物产品进出口业务，而且发展了服务贸易，也在拓展数字贸易的国际合作。

5.跨境电商与人工智能结合，开启“AI+外贸”的跨境电商智能化升级。

2023年，AI技术开始应用到各个商业领域，物联网让中国的实物产品与网络服务融合，打破了产品与服务的界限。大语言模型的AI技术让以往“不会做、做不起、不能做”的中小企业迅速成长为跨境电商的经营者。数字人24小时不间断直播、AI机器学习、大数据辅助决策、“小单快返”精准预测、AI用户画像、区块链智能合约等等，都在跨境电商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AI与传统外贸紧密结合，以阿里国际站的AI外贸为例，在外语交流、海外市场洞察、选品运营、客户分析以及人才配备上都有独特的优势。这使得中国跨境电商在全球市场又具有了新的竞争能力。

6.“跨境电商+产业带”的发展模式，引领品牌出海，助力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提升产品竞争力。

我国跨境电商发展制约因素和短板弱项

跨境电商贸易监管程序复杂，限制较多

我国跨境电商贸易监管程序和流程仍然比较复杂，海关类别比较多。跨境电商监管当中的关、检、汇、税各个流程仍然存在复杂和不统一的情况。尽管政府各部门已经作出很多努力，推出很多监管创新，包括增加跨境电商的监管类别，但这也基本上是在原有一般传统的外贸监管原则框架基础上所做出的调整。例如，海关9810监管代码下，出口到海外仓仍然存在退税困难。海关1210监管代码下，消费者所购买的跨境电商进口产品白名单范围仍然有限。跨境电商海外消费者以人民币跨境支付仍然不能实现等等。 

跨境电商企业和平台竞争加剧，“内卷”严重

2023年，我国跨境电商平台和企业，例如Temu、SHEIN等热门出海电商在海外强势扩张，竞争加剧，“内卷”严重。从竞争手段看，新兴平台以高投入和低价为武器，迅速打开市场，往往利用的是爆款折扣、补贴折扣、流量扶持、降低物流成本等手段，从事大促销活动。2023年对于跨境电商卖家而言，是具有挑战性的一年。企业在跨境电商产品“量”与“质”两个方面比较纠结。一方面，企业受到库存积压、资金问题以及各平台之间的竞争对订单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海外消费者对产品品质、品牌以及产品认证等要求越来越严格。企业对跨境电商未来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和担忧仍然存在。 

跨境电商面对不确定的法规环境，合规问题仍然是挑战

跨境电商带来的碎片化贸易遇到了全球各国贸易监管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各国也在不断探索和调整跨境电商的监管模式。即使在我国，国内跨境电商在不同地区的监管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这使得我国跨境电商在海外市场的法治环境下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合规问题是很多跨境电商企业以及监管部门特别关注的方向。特别是企业在跨境电商税收监管、跨境数据流动以及跨境个人数据隐私保护等方面面临极大的合规挑战。我国跨境数据流动监管规则在实施方面仍然存在不够清晰明确的问题，对企业而言很难把握和落实执行。 

政策建议

1.政策鼓励跨境电商平台在全球做大做强，政府加大力度支持跨境电商平台在全球布局服务生态体系。

跨境电商推动了全球市场快速转型。转型的趋势和方向越来越明显，未来全球商品交易市场起主要作用的是跨境电商平台，以及平台所赋能的众多中小微企业。创新的活力来源于中小微企业。平台与中小微企业的结合，以及相互作用的跨境电商服务生态体系是进一步增强中国跨境电商国际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政府的政策应更大力支持跨境电商平台在全球做大做强，推动跨境电商平台在全球布局服务生态体系，为中小微企业创造优质的营商环境。 

2.探索跨境数字贸易通道建设，推进跨境电商贸易便利化。

跨境电商推动中国的商家与海外的最终消费者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国应该更加注重推进中国与地理位置接近的周边国家开展跨境数字贸易通道建设。例如中日韩、中国东盟、中国东亚五国等探索“丝路电商”深度合作，构建互联互通的供应链体系，打通支付通道，推动针对海外消费者的线上支付人民币国际化。

3.进一步探索和推动跨境电商监管创新。

我国应进一步探索跨境电商监管创新，简化监管类别，提高通关效率，优化物流保税通道，扩大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白名单的范围，优化跨境数据流动监管的方法，重视跨境电商平台的治理，促进跨境电商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 

4.完善和提升跨境电商人才培养体系。

目前我国已经将跨境电商列入高校专业培养目录。在跨境电商领域的产教融合也做得风生水起。但是从业界反馈来看，跨境电商仍然存在大量人才空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跨境电商本身创新变化非常快，专业类别不断新增，企业很难寻找适合的人才。另一方面原因也由于我国高校专业培养目录没有商科类别。我国高校普遍缺乏对学生进行商业逻辑的知识体系构建。最新的商业实践知识在企业，学界更多的应该从企业商业实践中总结商业逻辑和专业理论。跨境电商是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其学科背景应该是商科。而商科是类似“理工科”当中的“工科”。理科的培养模式并不适合工科类的人才培养。应结合实战需求，在商科设立新型跨境电商专科，编写相适应的教材，加强理论研究。

（编辑   季节）

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肩负着扛稳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同时，种业又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亟待补齐的短板。

2021年，我国启动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现已完成“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的阶段性任务。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面向未来“五年见成效、十年实现重大突破”的战略部署，要以更大力度推动种业振兴取得新进展，牢牢掌握种业安全和竞争的主动权，为建设现代农业强国夯实种业根基。

我国种业市场规模和作物种质资源保存量均位列世界第二，但整体而言种业呈现大而不强的特点，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差距。2022年，我国农作物种子贸易逆差高达2.74亿美元。近年来，农作物种子贸易逆差明显扩大，进口额大幅增加；在进口各品类中，蔬菜种子进口额最大，占进口总额的51%，日本曾连续多年位列我国蔬菜种子最大进口来源国。

日本与我国同属东亚小农国家，人多地少、以小规模经营为主，但成为亚洲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并发展为全球公认的种业强国，在提升现代种业竞争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可有针对性地借鉴吸收其经验，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现代种业发展道路。

日本现代种业发展可供借鉴的经验

明确各级各类涉农科研机构和企业在种业科技创新中的定位。

日本粮食作物育种呈现半公益性育种、半商业化育种的特点，涉农科研机构与企业均是重要科技创新主体；经济作物育种则以商业化育种为主导，企业是核心科技创新主体。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日本国立涉农科研机构和地方农业试验场主要针对粮食作物种子开展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地方政府会对其生产的种子进行纯度、发芽率、病害等多方面的质量检验。其中，对本地自然条件具有高度适应性的良种有机会被地方政府认定为奖励品种，面向全国各地推广普及。企业在参与粮食作物育种时具有相对更大的灵活度，可不经由地方政府检验而采取独立的检验标准，但同时在奖励品种的认定上不具备先发优势。不同于粮食作物育种，日本蔬菜、水果、花卉等经济作物育种完全建立在种企专业化分工基础之上。

按照企业规模和业务类型，可将日本种企划分为大型产销公司、准大型产销公司、中小型产销公司和小型销售公司。从发展特点来看，大型产销公司在全球拥有广泛的采种基地，并自行配备了试验场和质检部门，由此得以确保种子供应的高效稳定；准大型产销公司通常会与涉农科研机构开展联合研发，双方能在优势互补中实现平台、技术、人才等资源的有效对接；中小型产销公司倾向于将重心放在具有比较优势的特定品种，客户群体相对固定；小型销售公司与农户联系紧密，对于市场动向的把握较为精准。近年来，日本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体系日趋成熟。日本农林水产省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累计登记品种数量为29229个，其中企业和个人登记占比高达84%。

适应农业发展新形势新要求，优化种业科技创新布局。

日本种业科技创新布局并非在其实现农业现代化之时就已完备，而是随着农业发展形势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持续优化。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处于农业现代化高速发展阶段，化肥、农药的施用和农机的普及分别起到了提高农业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效果。种业科技创新更加关注培育高产、多抗和适宜机械化作业的新品种。在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的同时，前期过量施用化肥、农药给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弊端逐渐显露，青壮年农业劳动力大规模流失引发的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也愈发严重，环境友好型、资源高效利用型品种和省力化栽培型品种进而成为日本种业科技创新的重点方向。20世纪90年代以后，旨在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的六次产业化，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农户的积极响应，种业科技创新出现了重视高附加值特色品种和加工型品种的倾向。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日益成为国际环境规则制定中的焦点问题。日本以此为契机，在涉农科研机构中扩建用于保管地方特色种质资源和濒危珍稀种质资源的基因银行，并将这些资源作为优质新品种选育的基础材料，促进了种质资源的深度挖掘。

构建严格的品种审定和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为强化植物育种者权利，巩固植物新品种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优势，日本对其1947年颁布的《种苗法》进行了多次修订，构建了严格的育种创新成果评价和保护体系。从品种登记来看，育种者需要向日本农林水产省提交正式的登记申请，登记审查主要考察新品种的五方面特性，包括特异性、同质性、稳定性、未让渡性和名称适当性。从权利保护期限来看，日本早于1998年就已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UPOV）最新的1991年文本，该文本规定，草本植物保护期为20年，木本及藤本植物保护期为25年，而日本现行的《种苗法》对于上述植物又进一步延长了5年的保护期。权利保护对象方面，日本根据UPOV1991年文本的要求，建立了实质性派生品种（EDV）制度并严格执行，为原品种权人主张自身权利和分享派生品种收益提供了有力保障。侵权处罚方面，日本《种苗法》对民事处罚和刑事处罚均作出明确规定，并采取两罚制。品种权人可要求侵权者和单位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侵权行为构成犯罪的，可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和自然人1000万日元以内、法人3亿日元以内的罚金。

日本现代种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要求全力打通现阶段我国种业发展的卡点堵点，全方位提高我国种业的科技创新水平。作为亚洲代表性种业强国，日本成功构建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合力、育繁推一体的现代种业发展体系，种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其经验能够为我国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提供有益的参考。

逐步建立起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种业科技创新体系。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种业科研和生产“两张皮”的问题十分突出，商业化育种机制不够健全，企业作为育种创新主体的地位未得到充分体现。为提高种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加速育种创新成果转化落地，可以参照日本经验，根据各类作物的功能和市场竞争力做好总体规划，在涉农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形成合理定位与分工。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涉农科研机构开展基础性、公益性研究的支持力度，并通过加快产学研创新平台建设和引导科企合作，实现种业科技创新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共享；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企业的育种创新主体地位，鼓励种企规模化、多元化发展，做优做强一批具有核心育种优势的龙头种企，着力构建国家种业企业阵型。

高度重视针对现代农业生产用种需求的种业科技创新。

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就已经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而我国如今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面临的国际竞争态势更趋复杂，承受的资源环境压力更加巨大。这意味着必须围绕现代农业生产用种需求，系统谋划种业科技创新布局，强化前瞻性、战略性布局，有效提高种业科技供给的韧性及其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应重点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培育和推广一批高产优质、多抗广适、绿色高效和适宜机械化作业、设施化栽培的自主选育品种。从具体品类来看，我国玉米、大豆、生猪、奶牛等品种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明显差距，白羽肉鸡和部分高端设施农业蔬菜品种仍高度依赖于进口。基于树立大食物观和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要求，应积极布局大种业，扎实推进种质资源库建设，加大生物育种科技攻关力度，充分挖掘现有种质资源的开发利用潜力。

持续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2022年，我国第四次修订的《种子法》正式施行，此次修订聚焦种业知识产权保护，重点包括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扩大植物新品种保护范围和环节、完善侵权赔偿和行政处罚制度，从宏观层面为保护育种原始创新提供了较强的法律依据。但我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尚有较大提升空间。一是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期限较短。我国设定的保护期限仅符合UPOV1978年文本的要求，比UPOV1991年文本要求的保护期限短5年，可根据现实情况适当延长保护期限，提高育种者的创新动力和效能。二是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落实相对滞后。目前我国已启动四大作物EDV制度试点，今后还要加快推动《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及配套规章制度修订，对实施EDV制度的步骤和措施作出详细规定。三是对种业侵权行为的处罚程度偏低。当前我国侵犯种业知识产权犯罪入罪门槛较高，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假冒伪劣、套牌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为育种原始创新营造公平有序的法治环境。

 （编辑 杨利红）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异常活跃，成为各国关注和发展的重点领域。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将促进人工智能和经济融合发展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2017年7月8日，国务院发布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实施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政策举措，正在形成人工智能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态。

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一是加强人工智能的科技创新。中国政府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持续加强前沿性布局，全链条全面部署科研任务，致力推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行业共性技术开发、应用科技开发，创新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的转化与应用。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算法、框架等方面，中国构建起体系化能力，为全球人工智能的科技创新积极贡献中国智慧。

二是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场景创新解决人工智能重大应用和产业化等问题，建设一批重大示范应用场景，开辟智能经济新领域、新赛道。同时，中国政府加快企业智能化转型步伐，推动企业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产业智能化和智能产业化水平。中国人工智能引领未来产业已初见雏形，加速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三是推进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的理念，提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布实施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积极支持行业企业探索治理实践，鼓励企业设立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强化企业和行业自律。加快推动人工智能立法的研究，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管理办法。深度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行动，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高级别人工智能咨询机构等国际组织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工作，推动联合国大会于2024年3月21日通过首个人工智能决议草案。

人工智能的跨界应用将引发社会发展的深远变革

当前人工智能正处于群体性技术变革的起点，重大成果不断涌现，将全方位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孕育着新的重大变革。

一是人工智能正在迈向多智能融合的新阶段。以ChatGPT和Sora为代表的大模型技术的重大突破，打开了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序幕，大模型已经成为主流技术路线，并加快迭代演进。基础语言大模型已出现突破性升级，全新的深度网络架构相继涌现；多模态大模型成为当前模型研究的主攻方向。多技术路径的交叉融合，加速了通用人工智能的到来，大模型技术正在与人工智能各领域实现交叉融合。这些突破将推动人工智能从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2.0阶段迈向大小模型协同、新智能形态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3.0阶段。

二是人工智能将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配。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它将推动实体经济实现革命性的升级换代，从而催生智能经济新形态，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领。人工智能将加速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实现质量变革、效益变革和动力变革，重塑工业的基础再造、生产和服务模式创新等各个环节，从而引领新型工业化发展，为智能经济提供全新的动能。人工智能激发的商业模式和经济形态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和渗透到各行各业，从而构建起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新形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人工智能将助力重大科学发现和前沿技术应用，与生物制造、脑科学、经济、能源、文化创意等领域交叉汇聚，有望打造颠覆性产品和产业，加速未来产业的发展。

三是人工智能将引发社会发展的深远变革。人工智能将广泛应用于教育、医疗、护理、家政等领域。随着智能化水平的提升，服务机器人也逐步走进千家万户，创造美好生活。大模型技术在医疗领域的推广应用，将加快实现个性化、专属化的数字医院远景。人工智能将带来文化创造和传播方式的创新，丰富文化产品，提升跨领域、跨时空的文化传播效率，加速文化融合进程。人工智能有望推进人类社会迈向人机共存的智能增强时代，物理世界、虚拟世界、信息世界将交互并行，“人-物理世界”的二元空间将转变为“人-物理世界-智能机器-虚拟信息世界”的四元空间，从而满足情感感知自动化、实时化、个性化的要求。

四是人工智能大规模的跨界应用，将带来多重安全风险与挑战。以生成式大模型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可以廉价地生成对人物、事件的错误描述，降低大众对真实信息的整体性信任，从而引发认知混乱，冲击原有的社会和生活秩序。人工智能的误用、滥用、隐私泄漏等问题，使用人工智能产品带来的价值扭曲和情感依赖等问题，违背了道德原则，破坏了公平正义，会导致伦理失范，从而引发深层次的伦理道德问题。同时，人工智能的智慧可能在部分领域超过人类，也将威胁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如何与人工智能共存，并在保证其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更好地造福人类社会，成为全球、全社会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

携手打造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我们应紧紧抓住人工智能重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机遇，并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种风险与挑战，携手打造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一是要以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融合发展。应瞄准人工智能的前沿方向，加快产生原创性、突破性的重大科研成果，多路径探索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应加速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推动产业智能化升级和颠覆式技术的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构筑起未来新的增长点。

二是加强人工智能与人文理念的交叉融合。应坚持科技以人为本，积极推动科技人文理念全面融入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全过程，助力打造符合人类价值理念、审美取向、情感体验、认知习惯的产品与服务，确保人工智能发展不偏离“造福于人类，使人类生活更美好”的宗旨，维护和提高人类文明的水平和境界。

三是持续深化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世界各国应携手一道，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坚持智能向善、智能向上，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的控制之下，从而实现安全、可靠、可控。应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工作，加快构建包容审慎的治理机制，完善人工智能研发的伦理规范，协力促进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

四是不断推动开放协同的国际合作。中国应把人工智能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手段，在应对气候变化、减少贫困、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中不断深化国际合作。应联合开展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深化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与合作，搭建区域性、全球性、多层次的人工智能治理合作平台与机制，共同协商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国际治理新规则。

（编辑  尚鸣）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制度型开放”进行了深刻的系列论述,为我们推进制度型开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为什么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

制度型开放是将国内经贸规则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度对接。制度型开放的“制度”既包括边境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也包括边境后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前者如，外贸经营权制度、关税规则、市场准入准营制度、国民待遇制度、股比限制、许可证制度、货币兑换规则、商务签证规则等。后者如，国有企业规则、补贴规则和产业政策、数字贸易规则、劳工政策、竞争政策、政府采购规则、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等。

与制度型开放相对应的是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两者内涵不同，但并非完全独立，而是相伴共生的。如，在改革开放之初，下放外贸管理权和经营权，打破国有外贸企业垄断，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并建立外汇调剂市场；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集中清理了23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对其中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分别予以废止或修订，同时建立健全贸易促进、贸易救济法律体系等，上述这些都属于制度型开放。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呼唤制度型开放，对制度型开放提出更高的要求。制度型开放并不是为了开放而开放，而是要服务和促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以及高质量发展。

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不是“被动”开放，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主动选择。

第一，推进制度型开放是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的战略选择。纵观全球，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把抢占更大国际市场份额、强化吸引和利用外资、加大引进高端人才作为重大发展战略，集聚吸引全球高端要素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先进的国际经贸规则不仅控制着全球高端要素的流动方向，国际经贸规则也日益成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只有主动推进制度型开放，才能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的质量和水平。

第二，推进制度型开放是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关键差距的现实需要。我们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在关键核心技术、高端制造、金融服务等领域仍需追赶发达国家，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利于我国向发达国家的规则、标准、制度看齐，保持合作，为我国经济注入更多活力，释放更加巨大的能量来推动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以此逐步缩小差距并赶超发达国家。

第三，推进制度型开放是深化我国与世界合作的必由之路。全球化的发展和科技革命使国际分工发生新的质变。随着全球产业分工模式的变化和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国际贸易投资出现新的趋势，国际经贸规则越来越朝着边境后领域、新兴领域转变，这必然要求各国在国内规则和制度上进一步实现兼容。

第四，推进制度型开放是破解美西方围堵打压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话语权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断组合将我国排斥在外的“小圈子”，企图通过制定规则标准来限制打压我国的发展，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推进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力争破解分化粉碎美西方分割封锁孤立边缘化我国的图谋，也有利于我国与国际社会进一步融合，避免使我国陷入“平行体系”。助力我国在国际规则标准制定中增加话语权，甚至将我们的规则变成国际规则，这也体现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自信与担当。

第五，推进制度型开放是推动营商环境内外兼修的重要保障。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相辅相成，需要国内国际协同推进。通过制度型开放，能够以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带动国内营商环境的市场化和法治化。以营商环境的确定性应对变化的格局和各种不确定性，大力培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对外开放的新标识、区域竞争的新优势。

当前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点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如同其他方面的开放一样，制度型开放也是双向开放，一方面是对标对接国际先进的经贸规则，清理改革国内不合理、不相容的法律法规，形成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相兼容、规范透明的基本规则体系；另一方面是把我们自己的领先规则向国际推广，接受检验，变成国际规则。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而言，制度型开放的重点仍是向高标准国际规则学习。关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最近系列重要讲话已经给出了定论。如，他在“一带一路”第三届高峰论坛上提出，主动对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高水平开放，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深化国有企业、数字经济、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领域改革；在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中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推动加入两个协定进程，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总书记重要讲话不仅明确回答了制度型开放的重点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而且指明了哪里的规则是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哪些规则是需要优先对接的。

近年来我国与国际接轨的步伐正在加快，但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强调仍要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我们体会有三方面考虑。一是许多高水平经贸规则经历了实践的长期检验，已经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可，成为国际通行规则，不接受这些规则就会与国际社会主流脱节，不利于我们继续融入世界经济。二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是我们扩大影响、做出修正的有效途径。只有真正融入主流，才能把自己的东西纳入主流让别人接受。也只有在国际比较中，才能检验我们的规则是否先进。在对接中可增强适应性和影响力，提升创设引领能力。三是大量事实说明，我们在许多领域还处在跟跑阶段，一些领域进入了并跑阶段，只有少数领域处在领跑阶段。

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重点领域

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包含两大方面。一方面是与国际上最新的国企规则、产业政策和补贴规则、数字贸易规则、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政府采购规则、竞争政策等寻找对接区；另一方面是在准入准营边境规则以及边境后规则上与国际最佳制度实践接轨，如股比限制、业务经营许可、商务签证、国际人才流动政策等。

第一方面的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任务充满挑战，因为我国在这些领域的规则与对应的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差距很大。如，国有企业规则方面，不仅要求国有企业必须遵从商业考虑原则和透明度要求，还严禁非商业援助；补贴规则方面，将禁止补贴的主体由政府扩大到国有商业银行再进一步扩大到国有企业，将禁止补贴的领域由货物贸易拓展到服务贸易及对外投资领域，将国有企业间的担保纳入禁止补贴的方式，要求提高补贴的透明度要求和通知义务，引入反向举证责任并加大惩罚力度；数字贸易规则方面，在数据治理特别是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和本地化要求上、在网络设备自主可控上、在新兴电信服务开放上都与我国有巨大分歧。这些规则是我们制度型开放的核心议题，也是处理与发达国家经贸关系和参与 WTO 改革、全球经济治理都绕不过去的问题，需要我们在坚守自己的红线底线基础上，与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寻找最大公约数。

对待上述规则差异，可以借鉴中欧投资协定，不回避敏感问题，从制度安全性弱的领域入手，实现双方诉求的平衡。在数字贸易规则方面，制定重要数据目录，实施数据安全管理认证制度，促进数据跨境有序流动。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方面，借鉴基于风险和技术中立的国际通行做法，避免将外资企业排除在外。我国可以探索首先放宽外资企业对增值电信（包括云计算、数据中心）的50%股比限制，再逐步允许外资开展数字贸易业务，为国家有序开放电信、互联网服务产业积累经验。在国有企业方面，深化国资监管机构职能转变，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购买、销售货物或服务时依照商业考虑进行决策，建立健全国有企业信息公开制度。在补贴规则方面，对标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全面加大补贴信息公开力度，避免出现WTO禁止性补贴，优化补贴实施方式，确保公平竞争政策和补贴政策协调有效，比如设立补贴的事后评估机制、补贴的全周期问责机制、补贴的退出机制，提高产业补贴的效益性和精准性。在政府采购方面，认真解决外资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进一步优化采购程序，完善采购管理，加强采购监督，构建规范透明、科学严密的政府采购管理体系。

（编辑  季节）

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政务法治、生态人文、区位优势、基础设施等制度要素与社会条件的综合体现。优越的营商环境恰如阳光、空气和水，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硬支撑”，也彰显着经济发展的“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仅是应对当前复杂国际形势、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创造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抓手，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一环。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市场化营商环境建设成效显著。简政放权方面，出台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方案，清理一系列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规定；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特别出台海南、深圳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推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化管理，取消和下放行政许可事项上千件；开展“减证便民”行动，深化“证照分离”改革，缩减企业开办时间至4个工作日内。减税降费方面，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连续多年下调增值税税率，确保全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特别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降低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取消、停征、减免上千项央地政府行政事业性收费。商事制度改革方面，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压缩全流程审批时间至120个工作日内；深化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纠正所有制歧视、地方保护等现象；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改革；建立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开展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专项行动，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施失信惩戒。

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协同实施。健全立法规制方面，从颁布《民法典》到修订《中小企业促进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央废止或修订不符合条例的规章文件近300件，地方结合实际情况积极开展规则性探索实践，从中央到地方的营商环境相关制度体系初步形成；降低市场准入准营门槛、提振各类企业投资积极性、健全公平竞争制度等专项领域立法不断深化。强化司法保障方面，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纠正执法不严、畸轻畸重等行为；高质量开展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保障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严厉打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特别针对头部互联网企业开展反垄断立案调查或处罚，遏制大数据杀熟、强迫“二选一”等市场乱象。创新监管方式方面，建立起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础，重点监管、信用监管为补充的新型监管机制；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探索“互联网+监管”模式，构建“智慧监管”“精准监管”系统。

我国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稳步推进。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方面，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制度创新成果达数千项；自贸试验区发挥稳经济、促增长作用，2022年21家自贸试验区实现进出口总额7.5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2225.2亿元，用不到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实现了占全国17.8%的进出口和18.1%的外商投资，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实际利用外资增速远超全国平均水平。降低外资准入门槛方面，推进外商投资法治化建设，颁布实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实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对500多份相关领域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进行“立改废”工作；健全外资项目储备和服务机制，推出第七批标志性重大外资项目。接轨国际与区域实践方面，构建与国际同步的营商环境制度体系，缩小与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差距；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在降准入、削成本、强保护、增便利上主动作为；建成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并覆盖全国所有口岸；新签署或升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十多项双边多边贸易和投资协定。

持之以恒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从国际视角来看，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尚未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广泛而高度的认可。当前我国营商环境排名位于全球第31位，与世界一流营商环境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从国内层面分析，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营商环境改善过程中依旧面临降低行政审批门槛、完善法治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多重挑战。城市间营商环境建设差异明显，与地理禀赋或行政级别不完全一致，呈现明显的层次化、非均衡特征。对此，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持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攻坚，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开放，持之以恒地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以更大力度打造统一有序、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度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坚决打破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大力促进商品要素资源畅通流动。努力加强政府服务意识和能力建设，持续简化企业注册、办理审批、获取执照等程序规定，更大程度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管制，切实保障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参与竞争；完善特许经营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激发民间投资新活力；健全要素支持、税收减免、知识产权保护等，积极培育和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型企业。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督和信息公开，提高市场效率和透明度；健全政企沟通机制，规范政策制定程序，广泛征求相关利益方意见；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加强政策文件出台后评估，增强政策稳定性可预期性；完善惠企政策精准直达机制，抓好惠企政策实际兑现。

以更高站位打造公平公正、稳定透明的法治环境。进一步发挥法治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引导、规范、促进和保障作用，将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贯穿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全过程；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持续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保护各类经营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坚决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或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规范涉及产权强制性措施，健全冤错案件有效防范和常态化纠正机制；优化行政执法监管问责，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建立健全法律服务体系，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法律培训等服务，为市场主体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支持；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普及，提高市场主体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引导市场参与者依法经营，自觉维护市场秩序；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倡导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风尚，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和法治信念，促进全社会形成依法治理、依法经营的良好氛围。

以更大力度打造循环畅通、合作共赢的开放环境，进一步提升贸易竞争力。扎实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持续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不断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招标投标、标准制定，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投资经营便利化水平；继续完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适当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贸易，主动参与世贸组织规则改革，继续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进程，不断推进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完善。高度对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数字经济规则，纵深推进系统互联和数据共享，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规则制定，以数字技术赋能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加强国际市场信息共享与合作，建立健全国际市场信息平台和数据交换机制；积极宣传解读涉企法律法规和政策举措，广泛宣介我国营商环境建设成效。

（编辑  宋斌斌）

开放是中国最大的改革。没有开放就没有发展，没有开放就没有未来，没有开放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改革开放正向纵深推进。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第六届进博会等召开，向外界展示了中国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强大意志和坚定决心。

中国高水平开放步伐加快的三大转变

近年来，随着地缘竞争挑战加剧，全球出现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排他主义，严重冲击二战以来的国际经贸秩序，多边贸易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一些国家大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筑高贸易壁垒，强化技术管控、投资管控、长臂管辖。在“逆全球化”加深的背景下，中国高举全球化大旗，坚持开放发展理念不动摇，以扩大开放为深化改革增添动力，加快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步伐，呈现三大转变。

一是从被动履约式的政策性开放，转向全面自主均衡的制度型开放。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多年来的开放进程主要是以遵守既有国际规则“履约式”的开放为主要方式，然而在新的发展阶段，对外开放必须更加具有主动性，更加契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应当实现自主开放、均衡开放、制度型开放。

二是从注重便利化层面的改革转向更加注重自由化层面的改革。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通过降低关税水平，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持续提高，但要素自由流动、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仍然较低，地方保护主义、区域性壁垒、条块分割、准入壁垒也导致资源要素未能有效流动。

扩大开放，不仅包括对外开放也包括对内开放。2020年以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相继出台，不断加大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标志着结构性改革和对外开放进入“深水区”。

三是从眼睛向内的体制机制创新转向眼睛向外的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全面推进制度型开放，必然要求加强规则对接、规制协调、管理提升、标准制定，培育壮大参与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更好利用全球先进资源要素。

当前，国际经贸规则正在加速重构，2018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先后有《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墨加协定（USMCA）》《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等超大自贸协定签署。这些协定关注的重点已从传统的关税、配额、海关监管、非关税削减等“边境措施”，转向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知识产权、竞争法规、国有企业、监管框架等“边境内措施”。由此，制度型开放是将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进行紧密衔接。近年来，我国正积极主动对标先进经贸规则，提升与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的相容性，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培育和激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

中国高水平开放纵深推进的三个基点

一是以制度型开放为主轴统领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几乎同步，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经历了一条从“政策型开放→商品及要素流动型开放→制度型开放”的开放发展路径。制度型开放是商品和要素开放的升级阶段，其本质是“境内开放”，它不同于以往的降低或减轻贸易壁垒等“边境开放”。自2013年开启上海自贸区建设试点以来，我国逐渐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从对接国际经贸规则转向引领国际经贸规则，从正面清单管理模式逐步转向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开放的系统性和制度性正在逐步显现。2023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聚焦知识产权、竞争性政策、线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提升数字贸易便利化水平，增加透明度，进一步深化改革，着力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二是以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为重点吸引和稳固外商投资。2023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涉及公平竞争、税收优惠、数据跨境传输、研发支持等领域和议题，需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陆续发布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等，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经过了7次缩减，为建设开放、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提供了政策支持。2013年至今，我国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特别管理措施条目已由最初的190项缩减到现在的27项，缩减幅度高达86%。全国版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已由2018年的48条减至31条，缩减幅度达35%，对外开放的范围更大、层次更高。特别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宣布，中国将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至此，我国制造业条目限制已经全部归零。

三是以打造高水平开放平台为契机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2023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率先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北京等具备条件的5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相关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聚焦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商务人员临时入境、数字贸易、营商环境、风险防控等6个方面。近年来，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力度不断加大。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积极对标DEPA、CPTPP、RCEP等高标准贸易规则，积极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的先行先试工作。

目前，我国已先后设立28个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37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12个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搭建宽领域、多层次的创新平台。其中，28个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深入探索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体制机制、政策体系和开放路径，形成一系列创新经验和实践案例，有效引领带动全国数字贸易创新发展。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开展国际互联网数据交互和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试点，设立区域性国际业务出入口局，在重点园区开通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积极探索建设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新机制。

未来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方向与路径

从中国实行高水平开放未来的发展方向看，要迈向新高度就必须实现新突破。目前，我国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还有较大差距，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还任重道远。为此，要坚持顶层设计与试点探索相结合的思路，实施更具系统性、前瞻性、战略性的改革开放举措，全面扩大我国在全球多边规则框架中的影响力与主导权。

对内，以加快营商环境改革升级，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应对近年来改革探索形成的成熟做法加以提炼和系统集成，使我国制度型开放体系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积极推动“边境后开放”改革举措加快落地。目前，世界银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经济论坛等组织纷纷将数字营商环境纳入评价指标体系，数字营商环境也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参考指标。为此，应当对标世界银行新的宜商评价指标体系（B-Ready）加快数字营商环境改革，推动评价体系中高标准经贸议题规则落地，不断补齐营商环境国际化的短板弱项，推进各领域营商环境指标，力争进入国际化先进行列。

对外，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投资谈判，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第一，继续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加快推动恢复上诉机构正常运行。加快推进电子商务、渔业补贴、投资便利化、贸易与环境等议题谈判。第二，加快升级现有FTA。积极推动RCEP各参与方尽快将服务贸易规则中的正面清单模式转为负面清单模式，有效减少边境壁垒。第三，深入参与数字贸易、绿色发展、产业链供应链等新兴领域规则制定等。重点以CPTPP谈判作为制度型开放契机，在知识产权保护、补贴政策、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边境后”领域，加快形成高水平的新型规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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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此过程中，新疆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融入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断提升新疆人权发展水平，坚定不移推动新疆人权事业取得新发展和新进步。本文重点从新疆各族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受教育权的保障，扶贫脱贫促进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方面进行分析。

通过保障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受教育权促进人权

我出生在南疆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银行职员，母亲只有小学学历且没有工作。我们家有7个孩子，父亲去世时，我和弟弟还在上小学，家里重担都落在了母亲身上。母亲很勇敢，经常对我们说：“只要你们愿意读书，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上学。”在母亲的激励和国家教育政策的支持下，我家7个兄弟姐妹，均接受了全日制教育，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为3人，高中和中专学历的4人。

作为一名从南疆走出来的博士，我能走到现在得益于母亲的坚持和执着，得益于学校和老师的关怀，更得益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以及欣欣向荣的时代背景。对此，我倍感幸运和感恩。

20年前我中专毕业后，重新参加高考，依托国家少数民族高考政策考入复旦大学，后又在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求学期间，学校的老师得知我家境困难后，为我提供了国家助学贷款和助学金，还协调安排给我落实勤工助学岗位。2005年刚进入复旦大学时，学校给我发放10000多元助学金，而当年的学宿费仅为6000元。2014年-2018年，在清华大学读博期间，学校每月给我们发放3000元生活费，完全能满足我的学习和生活需求，也因此我能专注于学习，顺利完成学业。读书期间，学校给我提供的各类奖助学金超过15万元。其实，在我身边不乏这样的实例，千千万万的新疆学生通过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接受高等教育，并享受幸福体面的生活。

我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尤其是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1949年，新疆文盲率在90%以上，[[1]] 高于全国文盲率近10个百分点[[2]]。2022年，新疆的文盲率降到2.66%，[[3]]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949年，新疆仅有1所大学、9所中学、1355所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19.8%。2020年，村村建有幼儿园，小学3641所、普通中学1211所、中等职业学校（不含技工学校）147所、高校62所。[[4]]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为649.7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在校生为484.5万人，占74.57%。[[5]]

在全疆受教育程度人口中，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为16536人，比全国平均水平多1069人。[[6]] 截至2020年，新疆累计培养高校毕业生211.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76.7万人，占36.3%。[[7]]

目前，我在新疆大学任教，承担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学任务。所在班级都有来自新疆各地的少数民族学生。本人指导毕业论文的学生也有来自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学校和学院优先录取和细心培养各学历层次的少数民族学生。走在校园，我们可以看到各民族学生手足相亲、安心学习的景象。

维吾尔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南疆四地州，占当地人口的83.74%，占全疆维吾尔族人口的74.01%。[[8]]为确保所有学生接受教育，南疆四地州实行从幼儿园到高中的15年免费教育，并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为学生提供免费的营养餐。2019年我在农村工作期间，经常看到村里的学生将学校发放的蛋糕和零食带回家，与家人分享。

此外，新疆依法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同时在中小学开设了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蒙古语、锡伯语等课程，充分保障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成立了新疆教育出版社，配备了少数民族教材编译人员，加强了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的编译出版工作,出版少数民族文字的中小学各类自编教材的大纲、配套教材和各种课外读物。我的小学和高中都是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校完成的。

为确保新疆各族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的受教育权，新疆不断拓宽教育渠道，持续增加教育投入。从1989年起，新疆启动“内地高校支援新疆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协作计划”，协调内地高校招录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推动他们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中央部委和内地省市所属的近300所学校，每年从新疆招录1万名少数民族学生。[[9]]。例如，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南京大学每年招收100名左右的新疆籍学生，其中一半是少数民族学生。[[10]]

此外，2006年国家实施《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内地高校面向边疆民族地区定向招录硕士及以上研究生。截至2021年，该计划累计招录培养约5.7万名研究生，其中，共向新疆分配8000个招生名额，推动新疆籍少数民族研究生数量不断增加。[[11]]

我和我的妻子都在新疆县城出生长大，目前在乌鲁木齐工作。我俩都是通过国家的这两项专项政策接受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得到稳定的工作岗位和收入，并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此外，新疆通过实施少数民族科技骨干特殊培养、对口支援省市和高校委托培养等多种方式，大力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例如，2000年，维吾尔族人口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为962人，2020年达11432人，其中硕士988人、博士1533人，增加11.8倍。[[12]]又例如，2017年，新疆财政教育投入为724亿元。[[13]]2023年，全疆各类教育资金投入达1039亿元，重点支持农村学前免费教育、农村园舍、营养改善和校舍安全提升等。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新疆少数民族群众的受教育权得到充分保障，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持续提升。

  通过扶贫脱贫保障新疆各族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教育、扶贫和就业是相辅相成的过程。教育水平的提升推动就业能力和规模的提升，稳定的收入又推动各族群众教育和生活质量的持续提升。

1978年，我国政府对农村贫困状态进行统计。按照当时的标准，新疆农村贫困人口约532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58.36%。2010年，全疆贫困人口降至249万。[[14]]2011年，国家提高贫困标准后，新疆又将80万人纳入扶贫范围，全疆共有329.77万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31%。[[15]]2017年底，全疆的贫困人口降至189.78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1.57%。[[16]]

2020年，全疆所有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和付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的重要指示。

在此期间，中央和自治区持续增加扶贫资金投入力度，支持全疆尤其是南疆地区扶贫工作。例如，2010年至2014年,全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为110多亿元。[[17]]2020年，新疆投入的各类扶贫资金达428.6亿元，其中专项扶贫资金达198.23亿元。[[18]]2023年1-10月，新疆投入资金211.24亿元，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19]]

随着脱贫攻坚进程的顺利推进，新疆各族群众的收入水平不断提升。1978年新疆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19元和119元，2023年分别达到40578万和17948万元，[[20]]约分别增加127倍和150倍。

新疆各族群众收入水平的提升，推动其消费支出及结构和受教育程度均发生改变和提升。例如，1980年全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418元和151元。2023年分别达到26134元和13645元，[[21]]约分别增加62.5倍和90.4倍。

从消费结构来看，1985年，新疆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分别占人均总消费支出的46.8%和57.9%。2020年，下降到31.3%和32.2%。用于住房、医疗、教育、文化和交通通信领域的支出逐步增加。这表明，各族群众解决“温饱”问题后，更加注重衣着质量和住房水平、医疗条件的改善，并通过外出旅游等方式开阔眼界，满足丰富文化精神层面的需求。

例如，全疆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从1983年的10.2平方米、2000年的17.3平方米，增长到2020年的29.4平方米；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从1983年的11.9平方米、2000年的20.06平方米，增长到2020年的36.07平方米。又例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从2000年的94.65万人、2010年的231.99万人，增长到2020年的427.5万人。

1978年,新疆公路通车总里程为2.38万公里，2023年约达22.83万公里。实现了所有乡镇及具备条件的建制村100%通硬化路。全疆所有地州市和近87%的县市区修通高速公路，[[22]]各族群众的出行变得更加通畅。

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家住在县城，姥姥和亲戚住在农村。每逢节假日，我们一家人骑自行车或摩托车到乡下看望他们。有时候，他们也赶驴车到我们家做客，一路基本上都是土路，若遇到下雨天，路面变得泥泞不堪，走路极其不便。近年来，每次回家，我找机会到乡下走走，以前的土路已经消失不见，都是笔直的柏油路，乡亲们开着车进城或串门。

此外，随着更多的人脱贫致富，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更多人接受良好的教育。新疆各族群众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又推动他们实现更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持续提升。

小时候，一到冬天，我们县城经常停电停水，相当部分农村没有安装电灯，居民仍使用油灯，更谈不上看电视。许多县城和农村都有几个小水塘，经常看到居民从小水塘打水，用于饮用和做饭。为此，在推进扶贫工作的过程中，各级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居民的用电用水环境。2023年，新疆投资20.1亿元建设60项农村供水保障工程，为368万农村居民提供用水保障。[[23]]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集中供水率分别达到了97.9%和99%。[[24]]城镇供水普及率达99.3%。据2018年的全国第三次农业普查，当时全疆通电话的村便已达到89.1%以上，通电的村达到93.2%以上。[[25]]目前，新疆所有的行政村已经全部接通了大电网，接通动力电后，[[26]]农民再也不愁用电用水。

2017年-2019年，我在和田农村工作期间，全村几乎没有停过电、停过水。晚上，看到老百姓坐在灯光明亮的房子里观看电视，享受家人团聚的欢乐。这美好的场景至今令我难忘。

新疆曾经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南疆贫困人口高度集中，贫困程度比较深，减贫成本比较高，脱贫难度比较大。如今，在现行扶贫标准下，全疆77.25万户、306.4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666个贫困村全部退出、35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南疆四地州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彻底消除。[[27]]新疆各群众的生活环境有了大幅度提升。

我国政府始终将各族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通过扶贫脱贫提升包括新疆在内的全国各族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改善生活工作环境，切实保障各族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共享发展成果。这是我国对人类人权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编辑 季节）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演进，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正在不断创造新的供给，激发新的消费需求，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呈现出五个新特点

一是数字基础设施支撑更加有力。截至2023年年底，中国累计建成5G基站337.7万个，同比增长46.1%。网民规模达到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7.5%。算力基础设施综合水平稳居全球第二，算力总规模超过230 EFLOPS。越来越多的城市成为“双千兆城市”，不断打通数字经济发展的大动脉。

二是数据要素活力更加迸发。数据生产量和存储量快速增长，数据资源开发能力持续增强，为智慧城市建设运行、工业互联网利用等数字化应用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以人工智能为例，中国10亿参数规模以上的大模型数量已经超过100个，行业大模型深度赋能电子信息、医疗、交通、金融等领域，形成了上百种应用模式，赋能千行百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产业数字化转型更加深入。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5G、千兆光纤网已融入71个国民经济的应用中，应用案例已经超过了9.4万个，建设5G工厂300家；制造业重点领域数字化水平加快提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到了62.2%和79.6%；截至2023年年底，具备行业、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340个，工业设备连接数超过9600万台（套），有力推动了制造业降本增效，为新型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是服务业新业态更加活跃。2023年，中国网上零售额15.42万亿元，移动支付普及率达86%，居全球第一。以数字化支撑的沉浸式旅游等正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在线旅游预订的用户规模达到5.09亿人。扩大消费新动能更加强劲，“数商兴农”成效显著。

五是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稳步增长，截至2023年年底已达到66.5%。数字政府建设成绩显著，在线公共服务更加便捷可及。智慧出行、智慧医疗等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网约车、互联网医疗用户规模增长明显。国家数据局正式挂牌成立后,为进一步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加快破除阻碍数据要素合规、高效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围绕优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体制支撑。

推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

一是加快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坚持问题导向，加快推出一批可落地的政策文件，回应社会关切，逐步构建有利于保护各方权益、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数据产权制度。加快培育多样化、多层次的数据流通交易体系，探索建立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的收益分配机制，不断完善多方共同参与的数据安全治理机制。此外，还将积极配合财政部门推进“数据资产入表”，及时解决入表实践中面临的实践问题，加快完善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制度。

二是不断激发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活力。2023年年底，国家数据局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通过开展试点、举办大赛、征集案例等方式，挖掘并推广一批典型应用场景，以深化数据应用，为不断释放数据价值营造更广阔的空间。积极推动公共数据资源管理和运营机制的改革，以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引领、撬动各方数据的融合应用。大力推动企业数据的开发利用，处理好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关系，在保护好各方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更好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三是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建设的必要性更加突出。目前，国家数据局在产业生态、算力供给、网络传输、业务调度、系统运营、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了部署，目标是构建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通过优化算力布局，更好服务数字经济发展。积极探索布局数据基础设施，加快数据空间、高速数据网等技术的研究，推动区块链以及联邦学习、多方安全计算等隐私计算技术的应用，打造安全可信的流通环境，为促进跨行业、跨地域数据要素流通、开发、利用提供基础设施支撑。

四是不断培育壮大数据产业生态。数据要素开发利用离不开各类经营主体的积极参与，当前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尚在起步建设阶段,通过加大对各类数据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的培育力度，繁荣数据开发利用产业生态；推动国内外企业积极参与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共享发展红利。

五是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在推进数据领域高水平开放方面，中国政府出台了《扎实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明确部署要不断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特别是跨境新规豁免了跨境寄递、跨境支付等场景，延长了数据安全评估的有效期，能够更好促进数据实现安全、高效的跨境流动。后续将结合实施情况，不断调整完善政策，持续加强多双边数字领域合作，与主要经贸伙伴国家和地区携手建立数据跨境流动合作机制，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数字领域规则的制定。

（编辑 尚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