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内容提要:制度型开放是我国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互动,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制度型开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投资贸易;统一市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向制度层面纵深推进,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向规则为主的制度型开放迈进。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外要求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对内要求建设强大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制度型开放突破了传统开放理念的设限,引领开放走向内外一体、变革创新的新阶段,是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进国内和国际大循环之间形成正反馈机制的重要结合点。本文创新搭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成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逻辑分析框架,进而针对性地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成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相关建议。

制度型开放的内涵及特征

制度型开放的内涵

制度型开放是将对内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构建符合经济全球化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作为两大战略目标,在具有较强外溢效应的相关体制机制领域,主动对标对表国际惯例和高标准通行规则,构建一系列全覆盖、宽领域、高标准的制度框架和管理体系,有效促进我国与世界经济有序融合的开放发展策略。从本质上看,制度型开放是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有机衔接和融合,其核心是开放领域通过制度创新,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甚至引领制定国际规则,提升我国规则体系的正向外溢效应,为实现国际国内要素资源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提供制度保障。从实现路径上看,制度型开放主要解决一直以来“重政策设计、轻制度规则体系设计”的问题,深化我国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互利共赢”的国际协调机制创新,打造无壁垒的全球自由贸易通行规则。

制度型开放的特征

一是将开放层次由“边境开放”向“边境后开放”延伸。制度型开放是适应国际国内发展形势需要提出来的,与过去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不同(表1),制度型开放的政策制度更加强调境内规则体系的适应性、兼容性的创新,提升全球高端要素资源的运筹转化水平,形成“开放即改革、改革即开放”的催化效应。

 

1  制度型开放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区别和联系

关系

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

制度型开放

区别

出发点不同

从促进某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目的出发去设计体制机制。

从更为宏观、更为全局的视角设计系统性的体制机制以促进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和世界现行体制、未来理想化体制相互包容和融合。

侧重点不同

集中于边境领域,通过调整关税、技术壁垒等商品出入境所面临的各种管理措施,促进商品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动,而并未关注商品和要素入境或出境后的运行机理。

边境后管理举措延伸,通过系统性的边境制度体系和边境后制度体系的协同发力,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举措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相对良好的外部环境,最终逐步形成有利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

联系

二者密不可分,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实施制度型开放将促进商品和要素跨境流动、优化配置,与此同时,要实现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需要系统制度设计来实现。

二是开放领域由“单向突破”向“全面开放”跃升。与以往流动型开放部分领域、部分环节“单点”着力、“单向”开放不同,制度型开放强调以制度集成创新保障国际国内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的全面开放,通过全方位系统性的制度设计,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更加系统、更加定型。比如,在引进外商投资方面,不仅制定外商投资市场准入单向方面的政策体系,更加要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进外籍人才居住生活便利化、创造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等方面进行全局性、系统性、集成性政策设计。

三是开放制度设计由“标准化”向“定制化”转变。与以往流动型开放构建全国统一的监管措施、通关时限等“标准化”流程不同,各地方、各领域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重点和侧重点不同,都需要结合当地和细分领域实际,因地制宜推动制度创新举措。比如,与制造业开放重点不同(其主要关注项目招引落地等方面的政策供给),服务业开放政策需要充分考虑服务业“轻资产”“易搬迁”等特征,更加关注企业业务诉求,注重“给市场”“给机会”。

西部内陆城市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重点领域

西部内陆城市由于地理区位条件、政策获取滞后等限制,与沿海沿边城市推动制度型开放侧重点有所不同。针对内陆城市与非沿海和非沿边不同的先天区位条件不足。一方面,要更加注重依托空港和陆港开展制度创新,聚焦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制度创新,加快探索陆上贸易规则,提升新型贸易方式和陆上贸易规则国际影响力,形成后发赶超优势。另一方面,推动从“依靠自身资源条件‘单打独斗’推动制度型开放”转变为“借势借力区域发展战略‘抱团’推动制度型开放”,注重利用国家开放发展战略,深化对内制度型开放,在区域层面更侧重协同共建统一大市场,联手提升国际话语权,“抱团”弥补区位缺陷。针对内陆城市政策获取的滞后问题,注重加强系统集成设计,对标世界银行国际营商环境评估标准体系,强化要素配套保障,推动由“提供优惠的政策环境”向“打造开放便捷、服务高效的营商环境和与国际接轨的制度规则环境”转变,建立更加符合国际规范和灵活高效的开放管理体制,以增强西部内陆城市对世界高端资源要素的吸附力、整合力和配置力。

新发展格局下成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思考

当前,我国正加速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相较于“两头在外”的传统开放路径,更加强调国际循环对国内循环升级的促进作用。对外要求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内注重构建强大的内需体系,建设强大国内统一大市场,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制度型开放突破了传统开放理念的设限,引领开放走向内外一体、变革创新的新阶段。成都是“一带一路”向西向南的开放前沿城市,具有对接南亚、东南亚等国家地区的发展优势,同时又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极核城市,具有广阔的腹地市场,在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层面,需要深化制度型开放提升与国际规则的融合对接能力,促进两个循环相互交融。在服务国内大循环层面,需要通过制度型开放提升内部要素优化配置水平、促进国内大市场建设,进而打破内外循环联通互促的制度性障碍。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层面:以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辐射带动全市域投资贸易制度体系与国际接轨

当前,以WTO为代表的传统经贸规则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的新规则正在加速形成,世界进入了以经济分工重组、规则体系重构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成都应当抢抓以RCEP为主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机遇,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对外开放窗口作用,以自贸试验区为重点,通过系统性的“边境”制度体系和“边境后”制度体系的协同发力,促进要素、资源、商品跨境循环,实现国际双向投资、国际贸易更加便利化。待相关成果具备条件后再在成都全域推广实施,形成以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辐射带动全市域的投资贸易制度创新与国际接轨的发展路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聚焦服务精准扩大有效投资、产品及服务高质量供给、高端要素精准供给,从外商投资、投资促进、对外投资角度探索构建与国际高标准接轨的双向投资制度体系;聚焦服务国际贸易发展质效提升、内畅外联现代流通网络构建,吸聚高能级流通主体、高端要素,从口岸通关便利化、陆上贸易规则、贸易方式创新等角度探索逐步消除产品服务及资源要素跨境流动障碍。

在国内大循环层面:以成渝地区先行先试带动西部辐射全国形成统一大市场

畅通国内大循环,主要依托强大国内市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成都应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战略牵引,以协同共建区域大市场为重点,在行业管理标准、统一市场体系等领域逐步消除制约区域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制度障碍,在制度型开放发展中进行引领、在辐射区域中协作共赢,探索形成一整套经验,辐射带动成渝地区乃至西部地区市场规则统一,更好服务国家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具体实施过程中,通过制度型开放打破行业垄断、市场分割、行政区划边界限制,破除商品及资源要素流动制度性障碍,形成从点到面的突破,引领成渝地区乃至西部地区商品、要素自由流动。

成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相关建议

深化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改革,链接国内国际的贸易畅通能力

1.推动新型贸易方式制度创新。深化服务贸易制度创新,依托成都自贸试验区,积极争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权限,借力重庆获批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政策红利,主动建立健全与重庆在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等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合作机制,探索在成都自贸试验区内试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深化数字贸易制度创新,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城市开展数字贸易合作,放宽数字贸易重点领域市场准入,探索在成都自贸试验区范围内允许外商投资音像制品制作业务,在自贸区天府新区片区设立数字贸易保税区,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机制,支持企业运用知识产权进行海外股权投资。深化市场采购贸易制度创新,探索跨境电商制度创新,围绕跨境电商需求推动扩大经认证经营者(AEO)互认范围,支持在成都自贸试验区制定跨境保税线下业务监管办法和操作规程,推动跨境商品“存、展、销”一站式监管运营,探索建立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跨境电商全球质量溯源系统。

2.加快探索陆上贸易规则创新陆上贸易运输规则,高水平建设成都“一带一路”国际多式联运综合试验区,联动重庆创新多式联运规则标准,建立多式联运数据交易服务标准化体系。探索陆上贸易金融规则创新,推动跨境铁路及铁海、铁空、铁公联运“一单到底”,深化以铁路运单、铁路多式联运单证物权化集成创新试点,探索建立具备物权性质的多式联运运输单证市场化推广机制,创新运用多式联运运单、提单及国际信用证等各种结算和贸易融资业务。探索陆上贸易纠纷解决机制,深入开展铁路运单物权化问题、铁路提单交易问题等涉“一带一路”、陆上自由贸易法律问题研究,推动形成陆上贸易法律问题裁判规则。

3.优化提升口岸通关监管效能。创新“提时效”改革举措,探索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中添加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预约申报功能,推广应用预裁定制度,试点“智能审图”检疫算法新技术;积极争取第五航权,探索机场国际货站、中航国际货站和机场安检功能前置至国际快件中心。加强“减单证”改革举措,在国际铁路港探索基于区块链的集装箱电子放货平台应用,实现全程电子放行。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深入推进无纸化方式申报,简化进出口环节随附单证。健全口岸通关合作机制,争取与日韩等RCEP成员国的相关许可证件的联网核查。探索建立中欧班列沿线铁路部门、海关等信息系统电子数据库的交换与共享机制。推动成都、重庆海关AEO高级认证企业便利化措施互认。

完善双向投资适配政策体系,打造国际高能级主体引力场和走出去竞争优势

1.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准营。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借鉴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全国率先出台负面清单做法,争取在数字贸易、文化创意、生物医药等领域进一步探索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提高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与成都重点产业全产业链的精准匹配度。积极对接RCEP规则,放宽对东盟、日韩、澳新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准入范围,深化汽车制造、广播电视设备制造等制造业领域开放,加快推动科研和技术服务、电信、健康及社会服务﹑金融服务等重点领域实现更大力度的开放。探索实施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创新完善投资自由制度,争取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领域审批权限下放,强化以过程监管为重点的投资便利制度。

2.完善投资促进政策体系。构建高效的外商投资招引工作机制,推动在全市设立外商投资促进服务咨询点,推进面向欧洲、日韩、东盟、“一带一路”沿线等重点国家(地区)的招商工作;健全招商重点领域与主导产业精准对接机制,结合成都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等在国内已初具规模优势的产业领域,着力引育链主企业,补齐成都重点产业链缺失环节,增强成都乃至成渝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完善投资全生命周期保障制度。强化外商投资实际控制人管理,建立健全外资企业联系员制度,尤其是要加强与外资链主企业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完善外商投资金融服务体系。稳步推进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体系建设试点,探索建立跨国公司资金池本外币一体化管理,争取设立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争取QDIE(合格境内投资企业)、银行不良资产跨境转让等业务试点。

3.建立健全对外投资制度。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改革,支持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合作,推动企业走出去管理重心移向“事中事后”,形成“事前合规备案事后规范报送统计数据合规建设、投资障碍、安全事件、问题困难、人员信息”全链条“走出去”管理体系。健全对外投资服务促进体系,探索制定动态化的敏感行业、敏感国家和地区动态调整机制,探索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一站式务平台。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制度创新,鼓励地方政府引入社会资本在自贸试验区内设立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基金和境外合作基金,加快“成都标准”国际化推广,推动认证认可结果与主要贸易投资合作国家(地区)双向互认。

协同共建区域统一市场规则,带动成渝地区乃至西部统一市场建设

1.引领建设区域行业管理标准体系。完善宽领域、深层次、一体化的行业管理标准体系。加快构建覆盖各个领域的标准体系,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相关城市建立标准化协调和合作机制,聚焦重点产品和服务消费领域,形成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商品服务标准和行业规范。围绕重点领域加快推动行业管理标准探索创新和形成引领性标准,在产业变革关键领域,积极布局技术创新研发中心,以先进标准引领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研发实现突破。建立多元共治的行业管理标准跨区域协同创新机制,探索实施头部企业首席质量官制度、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等。引导成立行业标准联盟,鼓励各区域平台企业、行业组织等联合研究制定新型行业标准体系。

2.带动建立跨区域统一市场体系。促进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制度衔接统一,探索成渝地区建立统一的负面清单市场准入规则,同步推动企业登记和许可在政策条件等方面的统一,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非市场化规定和行为。二是构建以信用一体化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加快实现成渝地区企业信用信息联通,逐步形成统一的区域信用政策法规制度、标准体系和评级体系,完善反垄断执法体制机制,建全跨行业、跨区域监管部门协调配合机制,逐步消除选择执法等不良现象。三是构建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制度。共同申请国家支持成渝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探索实施统一的建设用地指标人地挂钩调配方式,联合争创全国能源价格属地改革试验示范区,探索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互认制度、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证互认制度。

3. 协同推进商事制度集成化改革。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对标国际国内最高标准和最佳实践,最大限度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和环节,推动电子营业执照跨领域、跨行业、跨平台互通互认,逐步实现成渝地区电子营业执照“一次验证、全网通用”;深入推进高新区自贸试验区商事主体登记确认制改革试点,加快深圳、江苏等地商事登记确认制试点经验的复制推广,加强登记文件互认,降低企业跨区域制度型交易成本。加强制度集成创新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深化“异地同标”便利化市场准入机制,推动成渝地区市场主体准入同标准、无差异、无障碍,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同步推动行政审批、企业投融资、市场监管、机构调整等方面配套改革,创新构建跨省跨区域“企业从注册到注销全链条、集成化、系统化改革”的准入准营服务制度。

(编辑  季节)



* 彭星,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枢纽经济专业首席研究员;鲜果,李卓果,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中级经济师。



 

中国提出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超过了《巴黎协定》2℃温升控制目标下全球2065~207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的要求。但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境外投资(尤其是能源投资)大幅增加了东道国的碳排放,面临国际舆论的压力。因此,对中国境外投资的碳排放情况,有必要进行监测、计算、统计和分析,以更好地回应外部质疑。根据我们的估算,中国的境外投资至少在几方面帮助了中国和东道国的减排,为全球的减碳减排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是由于中国企业的技术较为先进,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为东道国提供了相对清洁的技术,帮助了东道国的减排。首先,从数据上看,中国ODI数量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排放量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其次,中国对“一带一路”的煤电投资,客观上有帮助东道国减排的效果。以中国神华国华印尼爪哇电厂项目为例,由于印尼在这个项目上采用了中国的煤电技术,选择了中国投资者,2018年印尼由于这个项目而减少的排放量约为900万吨二氧化碳。中国对投资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的煤电项目,在不同程度上帮助了当地的减排。另外,部分中国煤电厂除二氧化碳之外的其他污染物排放接近全球最高环保标准,且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新能源投资增长较快,这直接帮助了东道国的减排。

第二是在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中,不乏节能环保技术企业的投资,来帮助东道国的减排。中国需要尽快建立境外投资项目的碳排放情况的统计体系,并选择一些节能环保型境外投资典型项目,说明这些项目的减排效果,增进东道国对中国投资减排效应的理解。帮助东道国减排,是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利益交汇点。

中国的ODI与国内减排

中国的对外投资减少了中国国内的碳排放。由于对外投资,原本可能在中国国内进行的生产转移到国外,这在客观上减少了中国国内的二氧化碳排放。[1] 这里有两个前提假设:同样一笔资金,如果不用于对外投资将用于国内投资;以及相同金额的投资在国内外形成的产能是一样的。在这两个前提下,中国由于ODI(对外直接投资)而减少的国内排放在数值上等于:当中国ODI用于国内投资时,国内新增产能导致的国内排放数量。

中国对外投资隐含的国内减排量逐年增长,对中国减排的贡献率快速上升。以八大行业分部门的能源消费量看,2005年中国的ODI减少国内能源消费数量为2235万吨标准煤,2019年则减少了15626万吨标准煤的消费。ODI也减少了国内的二氧化碳排放。中国ODI隐含的国内二氧化碳减排数量从2005年的6188万吨增长到2019年的43269万吨,年度复合增长率为15%ODI隐含的减排量占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比重,从2005年的0.9%增长到2019年的3.2%。总的来说,中国ODI帮助国内减排的原因中,ODI规模的扩大是减排的重要因素,ODI行业结构的变化是帮助减排的核心原因,碳密度的变化在帮助国内减排方面作用较为平稳。

中国ODI帮助国内减排的原因有四方面的因素。第一,中国ODI规模扩大减少了国内的二氧化碳排放。中国ODI2005年的123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1369亿美元,年度复合增长率为19%。当其他条件不变,2005-2019年中国ODI每增加1%,为国内减排的贡献增加了0.59%

第二,中国对外投资结构的变化也是ODI帮助减排的原因。这其中有三方面的结构变化较为重要:一是制造业ODI显著增加。2008年制造业占ODI比重仅为3.2%,而2019年为15%。制造业消耗的能源总量远高于其他行业,制造业ODI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的国内产能转移到了国外,减少了国内的减排。二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几乎总是对外投资数量最大的部门,2004-2019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ODI比重平均为31%。虽然服务业消费能源总量较少,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ODI在帮助国内减排方面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三是采矿业占比下降。在中国ODI的早期,采矿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门,但近年来采矿业的重要性有所下降。2004-2008年采矿业占ODI的比重平均为23%2015-2019年这一比重下降为2.7%。采矿业是高排放行业,但由于在ODI中的占比降低,采矿业对外投资使国内减排的作用下降。

第三,不同行业能源强度不同,对减排的贡献不同。能源强度反映了同样金额的投资数量将消费的能源数量,单位是万吨标准煤/亿元。中国的能源强度最高的两个行业分别是“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和“制造业”,2005-2019年两个行业的能源强度分别平均为1.881.42。中国能源强度最低的两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和“其他服务业”,两个行业的能源强度分别平均为0.160.11

中国ODI中帮助减排最重要的行业分别是:“其他服务业”、“制造业”和“采矿业”。“其他服务业”占中国ODI比重最高,虽然该行业能源强度低,但“其他服务业”尤其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大量地帮助了国内的减排。对“制造业”和“采矿业”来说,这两个行业在ODI中占比较高,占中国各行业增加值比重也较高。与此同时,“制造业”和“采矿业”的能源强度也不低,因此这两个部门对于国内减排帮助较大。虽然“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能源强度较高,但中国ODI中该行业占比较低,2005-2019年占比的平均值为1.6%,帮助中国减排效果相对有限。

12005-2019年平均能源强度和行业ODI能源消费数

行业

能源强度(万吨标准煤/亿元

能源消费(万吨标准煤)

农、林、牧、渔业

0.16

12.1

采矿业

0.95

659.0

制造业

1.42

774.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88

183.2

建筑业

0.18

26.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31

318.8

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

0.17

186.2

其他服务业加总

0.11

4937.4

来源:《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9)》,《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20)》。

 

第四,中国ODI各行业消费能源的碳密度较为平稳,这意味着碳密度这个因素在ODI帮助国内减排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比较稳定的。碳密度衡量的是不同行业消费的能源中,清洁能源和化石能源所占的比例,以及化石能源内部的占比情况。不同能源占比不同,同样的能源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不同(如化石能源中原煤的碳排放和原油排碳量有很大不同)。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20)》和《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9)》,中国ODI各行业消费的能源中,比重最高的能源分别是:原煤、原油和电力。2019年与2005年相比,中国ODI消费的原煤数量占所有能源的比重下降了8.7%,原油和柴油则分别下降了1.7%5.6%,电力占比上升了20%。原煤、原油、电力都是排放二氧化碳系数较高的能源,这意味着ODI综合能源的碳密度仍然较高。由于这些投资都在海外进行,中国的对外投资减少了国内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ODI与东道国的碳排放

有舆论认为,中国将国内产能转移到国外,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大幅增加了当地的二氧化碳排放,这种说法是偏颇的。原因在于,中国部分生产技术虽然不是全球最高环保标准,但遵守全球中高端水平的标准,这个标准高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环保标准,中国的海外投资在客观效果上有助于这些国家的减排。

中国投资与东道国碳排放之间的相关关系

   我们选取了中国对“一带一路”的重点投资国家(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国家”),[2] 并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量与该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了相关度分析。[3] 结果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与该国排放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具体而言,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除以该国GDP,即剔除东道国经济规模的影响后,2018年中国的投资流量与东道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相关度为-0.2,投资存量与东道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相关度为-0.37,为显著负相关。中国的直接投资量越大,“一带一路”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可能越少。

2 2018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量与东道国碳排放量之间的相关度

 

流量

存量

(中国投资量)与(东道国二氧化碳排放量)

-0.096

0.0058

(中国投资量)与(东道国使用煤而排放的二氧化碳)

-0.063

-0.015

(中国投资量/GDP)与(东道国二氧化碳排放量)

-0.2

-0.37

(中国并购数量/GDP)与(东道国二氧化碳排放量)

-0.23

 

(中国并购数量/GDP)与(东道国使用煤而排放的二氧化碳)

-0.14

 

来源:《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Dealogic,国际能源署。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煤炭业投资的减排效果

习近平主席在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讲话中提到,中国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目前中国煤电项目存量较大,需要客观看待现有投资存量、在建和扩建煤电项目与东道国碳排放的关系。

煤电曾经是中国“一带一路”投资的重点行业。煤炭行业投资量占“一带一路”国家总投资的比重为9.3%,煤炭基建量占“一带一路”国家基建总量的比重为14.3%。如果加上煤电设备出口和服务提供,煤炭项目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重要性更高一些。中国对“一带一路”的煤炭投资和煤电项目,客观上有帮助东道国减排的效果。

第一,假设东道国的发电量和用电需求是确定的,那么中国的煤电项目客观上具有减排效果。中国煤电厂的煤利用效率显著优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同样的发电量所需煤的数量更少,产生的二氧化碳更少。以2015年国家能源集团子公司——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印尼爪哇电厂的投资为例,该项目是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设的最大规模燃煤电站,总装机容量为2×1050MW。以一年5000发电小时计算,该电厂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印尼当年总排放量的1.5%。该项目占印尼总发电装机容量的3.2%、火电总装机容量的3.7%。比较装机容量和排放量,中国煤电项目的排放强度显著低于当地其他火电项目,也就是遵守更高的环保标准。如果印尼在这个项目上不采用中国的火电技术,而选择当地平均的技术或者其他投资者,2018年印尼的二氧化碳排放将有大幅增加(约900万吨)。

第二,中国对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的煤电投资也是有类似的结论,在不同程度上帮助了当地的减排。

采用同样的指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中国是能源强度低的国家。中国化石能源利用中煤炭的比例较高,尤其是在发电端,火电占中国总装机容量的比重超过50%。中国大量利用煤炭能源,但所排放二氧化碳和能源强度都比较低,原因在于中国的火电技术相对先进。将这些技术投向“一带一路”国家客观上减少了当地的排放。

总之,中国的煤电投资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选项。在不减少东道国发电量的约束条件下,如果要同时满足较高环保性和较低成本两个条件,中国的煤电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好的选择。

第三,中国的部分煤电厂,除二氧化碳之外的其他污染物排放也很低。同样以神华国华印尼爪哇电厂为例,该项目投资的二氧化硫、粉尘、氮氢化合物的排放接近全球最高标准。无论是烟尘排放浓度,二氧化硫排放浓度,还是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神华国华印尼爪哇电厂的各项环保排放指标都远低于印尼国家最新环保排放标准,接近全球最高标准。

第四,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新能源投资增长较快,这直接帮助了东道国的减排。能源投资和基建占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和基建的比重均为50%左右,其中新能源投资增长较快。2005-20213月,中国投向“一带一路”国家的水电投资金额约120亿美元,占“一带一路”国家能源投资项目的比重超过一半。同期中国投向“一带一路”国家的替代能源项目金额约为83亿美元。

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与东道国的减排

中国的节能技术存在较大的对外投资潜力。特别是我国在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方面有较强的优势,具备对发达国家扩大投资的潜力。

新能源车的减排效果远大于传统燃油车。假设新能源车使用的电来自于火力发电,那么同样的行驶距离,新能源车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为燃油车排放二氧化碳数量的55%-70%。如果以每车每年行驶8000公里计算,一辆新能源车释放的二氧化碳约为0.96-1.2吨,而燃油车的排放数量约为1.68吨。

假设中国新能源车商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以年销售量5万辆、30万辆、100万辆不同情境进行估计,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项目能够分别为东道国减排2.4-3.6万吨、14.4-21.6万吨、48-72万吨二氧化碳,这还没有考虑新能源车技术进步的因素。

中国的节能技术可能成为减缓发达国家投资限制的手段。目前发达国家的安全审查对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安全审查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限制中国企业获得当地先进技术。中国节能环保技术的进步将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逆转中国和发达国家在投资项目中的议价能力。中国的节能技术对外投资可能成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利益交汇点。

(编辑  尚鸣)



* 潘圆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1]本文主要讨论二氧化碳排放,而不讨论其他污染物的排放问题,除非另有说明。

[2] “重点国家”的选取标准是2018年中国对该国投资存量超过10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国家,共23个国家。这23个国家分别为新加坡、俄罗斯、印尼、马来西亚、老挝、哈萨克斯坦、阿联酋、柬埔寨、泰国、越南、缅甸、印度、以色列、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蒙古、伊朗、沙特、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吉尔吉斯斯坦、科威特、埃及。

[3] 各国二氧化碳排放数据来自于国际能源署。


 

历史表明,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对社会制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发生,正极大地改变着原有政治体系和制度运行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不能忽视新技术革命的巨大影响。在新的发展阶段,应积极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供的历史契机,善用新技术成果,借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与完善。

推动新技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有效运用

充分利用新技术革命的经济成果为落实社会主义理念、推动社会主义发展创造物质条件。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21世纪的时代潮流,推动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指数级增长和生产方式的颠覆式变革。生产资料不仅是物质资料,还包括海量大数据;生产工具由机器系统扩展为信息物理体系,产业工人转变为数字技术的操作者。这一变化挑战了我们对社会生产力性质的界定和新技术如何更好地赋能劳动者等问题的认识。

新技术革命深刻影响当下经济社会发展,要确保新技术革命的成果能够惠及社会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理念的落实,推动新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被合理“嵌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同时确保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各类改革能够置于新技术革命的基础之上,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匹配,避免制度体系滞后于现实发展,新技术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社会治理生态”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数据驱动的社会治理已经成为国家实现社会高效治理的重要举措。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建设“数字中国”战略,要求提高社会治理能力;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强化社会治理的科技支撑力,首次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把数据、科技放在与土地、金融等生产要素同等重要的位置,进一步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在新技术环境下,海量的数据正在成为支撑各类数字技术应用的“燃油”,数字技术成为数字化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而数字化治理需要提高对数据更全面、多元、高效的掌握与运用能力,利用数字新基建构建平台化、社会化的新型数据治理组织,提高基于大数据集成和大数据分析的高效协同精准治理效能。通过云化平台和区块链等数字化共享与融合技术构建政府“数字中台”,推进全国各地政府数据的汇聚融合,完善政务数据的共享与安全保护,打通政府组织之间的数据流通闭环;通过构建数据流通规范机制,整合互联网大数据和各类政府数据,更精准地把握社情民意的脉搏,把握经济社会运行的状态和规律。在舆论引导、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数字化技术应用过程中的破坏性因素,特别要意识网络数字技术对传统科层制体系的冲击。从政府体系所处的外部环境来看,这种深刻的变化是必然的。以大数据的运用为例,当代社会治理环境更趋复杂化、治理诉求更趋多元化、治理场景更趋网络化。基于大数据构建多主体协同、信息均衡、数据驱动的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将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趋势。例如,近年来在浙江等地的政府改革中,数字技术应用到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领域。通过数字化信息以及互联网交互,治理服务与办事流程已经趋于智能化和自动化,人工操作与维护的成本大幅降低。通过大数据互联与云平台技术,推动了社会事务一站式办理无障碍、在线服务无缝隙、对接无误差、智能监管全链条对接无阻隔。全面采集各种互联网数据,结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对社会问题与风险进行提前预测和防控,提高溯源与分析能力。

基于社会治理的实践发展,智能化社会治理强调充分运用大数据理念、资源和技术,在数据、信息、平台、协作、安全五要素联动协同机制下,形成了一个囊括社会治理民情(诉求)汇聚、社会治理风险动态评估和基于知识库的诊断式的政府回应模式,这是一种全新类型的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以区块链技术的运用为例,区块链作为一项颠覆式技术革新,从技术底层解决了传统互联网面临的“数据孤岛”“数据确权”和信任构建问题,从而重塑大数据时代的治理结构,促使政府科层组织、政府与市场、政府社会关系发生改变,进而推动公私边界和治理价值随之重构。

新技术企业协同构建“政府—科技企业—社会组织”合作网络

当前,新技术公司介入公共管理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在欧美国家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腾讯与公安部刑侦局达成了全国打击伪基站违法犯罪活动的战略合作协议。公安机关同新技术公司的合作,使警务服务从处理一般的犯罪问题延展到公安的社会服务功能。

信息收集和低级别传送是百度和新浪等网络平台的优势,它们基于雄厚的技术能力,积累了强大的公共信息管理能力,这种能力一定会向政府治理结构转移。因此,政府要做好以何种形式加强合作的准备。这一重要的趋势是改变自己的管理规则和程序,组合某种新规则、新程序。通过新技术还可以有效减弱行政的隐秘权力运转,让行政规则和运行透明化。这个透明可以先向上级透明,然后过渡到向下级透明,最后过渡到向社会透明。从长时期看,建立一个巨大的社会合作网络,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体系在维护社会安全运行方面的“预测预警预防”的能力和具体管理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内新技术企业群体介入疫情防控,利用大数据管理、科技算法、远程呈现等技术优势,在病例收集、远程诊疗、分布式管理、保障物资供应链良好运转、对接国际救援资源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新技术公司还确保了疫情防控期间全国数亿人口的线上生活和社会平稳运行。互联网公司各显神通,百度成为公众获取权威信息和知识的主要入口,科大讯飞为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省区市提供了智能输入终端服务,京东物流、菜鸟网络等科技公司围绕疫情物资采购、生产、物流、服务等,持续迭代上线信息化模块,发挥全球供应链和科技支撑的组织效力,广泛调动国内外运力资源;百度、美团等公司利用海量数据的实时爬取、整合和分析能力,实时对接线上用户需求;腾讯和字节跳动等技术公司,向全国超过1000万家企业免费开放了在线远程办公系统。

我国疫情防控中互联网公司的参与值得高度重视,经验值得总结。新技术企业大规模参与疫情防控,是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现象级事件,标志着新技术企业已经成为危机管理和公共治理的技术主体。未来更多政府公共行为将同新技术企业的运营和支持密不可分。这次疫情防控也可视为我国政府融合新技术力量和更高效的组织方式开展危机管理和公共治理的一次实践演练,未来政府组织形态和行政权力运行方式也将因此而加速变革。

未来政府治理和新技术企业的合作,从政府角度看,一方面应确立协同思维,通过顶层设计与相关规划,配合必要的利益绑定,促进各分立的技术公司之间增强协同,对它们参与国家治理的行动进行更高效率的组织优化,共同构筑全新的公共治理架构和高效的安全预警机制。同时政府还应强化监管意识,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为海量公共数据的创新应用提供更多立法保护和政策支撑;建立防范技术巨头的“头部垄断”、保持更公平和更具活力的市场环境。

积极推动科技融入乡村发展,借助数字科技赋能乡村振兴

伴随着数字科技在乡村地区的广泛应用,数字化在脱贫攻坚、产业振兴和农村基层治理方面正在悄然发力,融入乡村发展的每个领域。数字化既改变了乡村百姓生活的点点滴滴,又推动了乡村发展和治理模式完善。

第一,数字平台助力实现脱贫攻坚目标。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庄严的政治承诺和重大历史任务,数字科技在实现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科技企业成为产业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化助手”,在农村脱贫事业中发挥了连接器、工具箱和生态共建者的重要角色。腾讯“为村”作为助力精准扶贫的智慧乡村工作平台,凭借平台能力、工具赋能与信息链接,致力于乡村移动互联网能力建设,有效实现了城乡资源的互联互通与地区之间的交流互动,使贫困乡村既有效获取外部资源,又增强了自身“造血”能力。美团通过科技创新,积极助力贫困地区中小微商户进行数字化改造,使全国52个未摘帽的贫困县全部实现线上化;京东物流、菜鸟网络等科技公司构建的供应链平台网络则为乡村物流提供了坚实保障。

第二,数字经济有力推动农村产业振兴。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信息化时代,得数字化者得先机。当前数字科技不仅成为城市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而且正在加速向农村地区广泛渗透,为农村产业数字化建设和产业振兴提供了良好契机。《2020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总体水平已经达到36%,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农产品交易总额的比重已超过10%2020年有了进一步提升。同时,伴随着“智慧农场”“无人农场”的破土而出,消费互联网不断向产业互联网延伸拓展,智慧农业应运而生,方兴未艾。数字经济将激发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激励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助力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三,数字应用引领乡村基层治理变革。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和农村人口流动加快,农村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客观上要求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方式发展创新。伴随着数字科技进入乡村,数字治理正在广大农村地区扎实推进,乡村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目前我国行政村“雪亮工程”覆盖率已达到66.7%,为乡村提供了良好的治安环境,也有助于实现乡村治理的智能化。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智治”正在创新完善建立法治、德治、自治基础上的乡村治理体系。许多地区借助信息服务云平台、物联网等先进数字科技将村民纳入乡村治理体系,推动数据公开与共享,着力消除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信息鸿沟,既实现了干群之间的高效透明沟通,又有利于推动实现民主治理和开放式治理。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在数字科技赋能下,乡村发展和基层治理积累了重要经验。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新发展阶段利用数字科技力量加快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改进和创新乡村基层治理,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一是加快新基建进程,推动乡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成熟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实现乡村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基础,前几年农村电子商务的加速发展主要依靠互联网在乡村地区的拓展和支撑,但目前我国农业农村的数字基础依然薄弱,农业数字经济在农业总产值中占比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应加快乡村新基建进程,为数字科技加速赋能乡村基层治理打好基础,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补齐乡村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短板,激发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要围绕农村产业、服务、治理、文化等进行以应用场景为核心的数字应用系统布局,推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继续向农村地区输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的加快普及。

二是巩固脱贫成果增强内生发展能力。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应继续发挥好数字平台在农村工作和乡村治理方面的作用,借助数字科技赋能,既要帮助贫困地区巩固脱贫成果,防止在脱贫后的过渡期返贫现象发生,又要增强乡村内生发展能力,推动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此,要针对原有深度贫困地区和重点扶贫区域,强化普惠性政策支持,加大数字化扶持力度,充分普及数字化手段,持续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

三是促进乡村区域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发展。农村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借助网络平台销售农产品促进了农村区域产业化进程。未来如何加快弥合城乡发展的数字鸿沟,推动农村地区治理现代化,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点难点。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南北方地区乡村电子商务差距进一步缩小,中西部地区百强县数字化产品呈现出发展周期短、产品特色明显、后发优势明显等特征。未来要进一步探索数字化赋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有效推动乡村区域经济更加均衡协调发展。

(编辑 尚鸣)



¨ 本文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大型新技术公司的政策参与和政治影响研究”(项目编号QA190401)的研究成果。

* 樊鹏,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


 

在对俄制裁措施不断加码的当下,欧盟却在遭遇能源供给体系脆弱性的反噬,寻求能源独立路径已成为欧盟诸国的“第一议题”。从2022518日审议通过Repower EU计划,到913日通过的欧盟可再生能源法案,再到美国近期就能源安全和气候投资3690亿美元的拨款,对清洁能源不断“追加”投资,预示着新一轮能源科技竞赛的“白热化”,对各国能源低碳转型的路径选择发起挑战。天然气较高的对外依存度是我国能源安全的“软肋”,能否跨越对天然气的路径依赖,实现从以煤为主到新能源接棒,是我国实现能源革命的关键。

“双碳”目标下天然气在我国能源转型中的作用

在能源和电力系统安全上,由于欧美环境要求高,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天然气供给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形成了以较为清洁和灵活的天然气为调节电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局面。天然气发电的杠杆作用,对于欧美特别是欧盟区域内的新能源规模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此次乌克兰危机对欧盟的能源供给造成极大冲击,为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欧洲各国开始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包括加快推动终端用能电气化和重启部分煤电项目。欧盟委员会审议通过Repower EU计划,提出将欧盟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的总体目标从40%上调至45%,到2030年光伏累计装机量达到600GW,争取在2027年前实现能源独立。913日,欧盟议会通过了可再生能源发展法案。同时,欧盟正在筹集近3000亿欧元,将95%用于加快和扩大清洁能源转型,其中可再生能源投资860亿欧元,氢能投资270亿欧元,电网投资290亿欧元,节能和热泵领域投资560亿欧元;天然气与LNG投资100亿欧元,石油投资在15亿至20亿欧元之间。为抢占科技制高点,改善能源消费结构,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欧盟也在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建设。欧盟如果能顺利渡过近2-3年的“困难期”,将大幅减少对于俄罗斯油气的依赖程度,全面转向以电能为主的终端用能结构,最终实现能源独立。

美国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上加大了投资力度。816日,美国《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正式生效,立法拨款3690亿美元用于能源安全和气候投资,重点覆盖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电池、电动汽车以及关键矿物等清洁能源制造业,旨在2030年将碳排放量减少40%。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气候投资法案。

能源安全与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密切相关。我国油气资源禀赋不佳,且未来增产增储的潜力不大,目前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较高。2021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2%,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达45%,这是我国能源安全的“软肋”。2021年,我国天然气探明储量突破6.5万亿立方米;天然气产量达到2053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8.2%;天然气表观消费量3726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2.7%(其中城市燃气、工业燃料、发电、化工消费量占比分别为38%33%19%11%)。我国LNG进口量大幅提升至7763万吨(约1084亿立方米,约占天然气进口总量的65%),并超越日本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LNG进口国,其中2021年从美国进口的LNG约为2020年的3倍左右。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要通过逐步推动交通领域电气化减少对于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降低对于进口油气的依赖。

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气电装机约10859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4.56%,利用小时数约2814小时,发电量约3055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3.68%。鉴于目前我国天然气资源禀赋不足,且气电发展规模占比不高,我国的能源安全应该建立在煤炭的高效清洁利用的基础上。盲目扩大天然气发电的应用规模,将加剧我国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目前,我国先进高参数煤电机组经过灵活性改造之后,调峰深度可达90%,基本与单循环天然气调峰电站相当。同时,相同容量的煤电、气电机组,煤电的度电成本更低。碳中和场景下,灵活性煤电+CCUS有可能成为我国电力系统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基于我国天然气储量和产量来测算未来天然气发电规模,刚性需求将建立在国内天然气供给的基础上,超过国内供给能力的天然气消费要有预案,并且要逐步应用国内的技术和资源替代。

 新型电力系统中天然气发电的发展路径

我国天然气发电的战略定位

为实现“双碳”目标,我国需要立足基本国情,强化能源保供,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未来,我国能源供给侧中,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的地位和作用将发生深刻调整和系统转型。

从资源禀赋出发,我国必须构建和强化以煤为主的能源供应体系,煤炭将发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长远战略储备和压舱石的作用;石油将发挥保障国家应急能源安全的作用,并逐步实现煤炭从燃料向原料的角色转变。

天然气发电作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过程中过渡补充电源,要建立在国内天然气供给的基础上,为新能源发展提供辅助调节和支撑。同时,未来能源的安全和保供压力应当尽量避免把调节能力或者电力来源建立在没有气源保障的天然气发电项目上,要尽快推进替代进口天然气的能源转型。

我国天然气发电发展目标与路径

天然气发电虽是提供系统灵活性的重要来源,但其发展受到资源禀赋、能源安全、经济成本、碳排放等多重因素制约,未来在我国的增长空间有限。结合基本国情和新能源产业全球领先优势,超越发达国家采取的由煤电-天然气发电-新能源发电的低碳转型发展路径,直接由煤电跨越至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引领全球能源和电力清洁发展。气电在能源转型中与新能源形成良性互补,成为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的支撑性电源和调剂性电源,应因地制宜、适当有序发展。预计到2030年、2060年,我国气电装机容量将分别约为2.2亿千瓦、3亿千瓦。我国天然气发电各阶段发展路径如下:

一是尽早达峰阶段(2020年~2030年)。我国用电负荷冬夏双峰特征将更加突出,新能源在电力系统中占比持续提高,电力供需紧平衡日益加重,电力调峰难度日益加大。气电在支撑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服务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等方面,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2030年前气电发展的主要方向,调峰电源在满足清洁低碳发展转型需求的同时,与风、光、水进行多能互补,促进风、光等新能源就地消纳和远距离输送,为未来进一步发展做好技术和政策上的准备。预计到2030年,全国天然气发电装机容量约2.2亿千瓦左右。

二是快速减排阶段(2030年~2050年)。该阶段是实现“双碳”目标最为关键的阶段。风、光等新能源迅猛发展,逐步构建以风、光直流并网为核心和“煤电+CCUS”为核心的交直流混联大电网,积极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微电网和局域网的建设,构建交直流混联大电网与微电网协同互济的新格局。这一阶段,天然气发电主要根据国内天然气生产供给的基础,作为快速减排阶段的调节性和支持性电源,主要用来辅助调节和支撑新能源稳定运行。预计2050年全国天然气发电装机容量约3亿千瓦左右。

三是全面中和阶段(2050年~2060年)。鉴于我国天然气资源禀赋不足,在页岩气等没有取得突破的前提下,天然气主要用于保障民生。快速减排阶段建设的超过国内天然气供给能力的天然气发电装机需要进行升级改造,加强科学技术研发,构建“绿电油气”产业生态,应用生物质燃气发电、液氨发电、天然气掺氢、纯氢燃机等方式逐步替代天然气,“天然气发电+CCUS”将主要承担基础能源保障和长周期储能的作用。预计2060年天然气发电装机容量约3亿千瓦。

我国发展天然气发电建议

在国际市场天然气、电力、油品短缺问题愈演愈烈,全球能源价格加快上涨的同时,近两年我国部分区域局部时段也出现了能源供需偏紧问题。我们要正视转型期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立足国内保障供应安全,进一步增强我国能源持续稳定供应能力,更好地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一是进一步明确气电定位,做好国家与地方统筹衔接。综合考虑我国资源禀赋、技术优势和所面临的复杂国际局势,需要尽快解决能源安全和技术“卡脖子”问题。建议国家层面从“双碳”发展和能源安全角度,深入研究并明确新型电力系统中天然气发电的发展定位、发展规模、实施路径等,逐步减少我国对于天然气的依赖,尽早实现能源独立,尽快推进能够替代进口天然气的能源品种发展。各地区应结合区域能源资源禀赋、电力系统特点和环境保护要求等,统筹优化各类能源规划,做好地方与国家规划的衔接。从长远看,天然气电站作为基荷运行既不经济,也不利于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建议能源主管部门专题研究天然气电站作为纯调峰电站运行的政策机制。

二是协调保障气源,降低天然气发电成本。进一步深化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不断推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理顺天然气产业链上中下游价格传导,提高天然气保障能力;建议仿照煤电企业和发电企业的模式,引导发电企业与天然气上游企业合作,通过签订长期购销合同、互相参股等方式,在实现燃气直供、减少中间交易环节的同时,获取稳定的天然气供应量和价格。拓展气电在环保价值和调节性能方面的正外部性收益。鼓励地方政府结合地区发展需要,完善辅助服务机制,因地制宜出台“两部制”电价等政策,确保气电项目能够保本微利运行。

三是加强技术研发,探索燃(掺)氢燃机示范。建议加大对天然气发电核心技术的研发攻关力度,推动发电企业与装备制造企业联合攻关和产学研深度协作,尽快突破相关核心技术,推动设备国产化和维修本地化,降低天然气发电机组单位投资成本和长期维护费用。加强以氢为燃料的发电供热燃机机组研发,打通风、光电-氢能-电热的技术路线,实现风光电能的大规模、长周期存储和利用。通过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制氢,以绿氢和绿电全面替代天然气发电,助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并逐步减少我国对油气的进口依赖,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四是优化产业布局,推动天然气与新能源融合发展。根据初步估算,2020-2030年,我国东中部和西部北部气电装机规模比例以8:2为宜。建议充分发挥天然气发电的灵活清洁优势,综合考虑电力电量缺口和调节能力不足问题,因地制宜推动天然气发电与新能源耦合供电协同发展,不断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促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首先,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经济发达地区,结合新能源布局和特高压输电通道分布情况,鼓励依托 LNG 接收站、天然气干线等选址合理建设高效天然气调峰电站,提高区域新能源消纳能力。其次,在冷热、电力负荷需求较大的城市核心区域或工业园区,通过发展冷热电三联供分布式能源电站,提高区域用能效率。第三,在天然气资源丰富、新能源发电较多的三北地区,开展风光气(火/水)储一体化项目的建设,优化风光出力特性,提升输电通道的利用效率和受端消纳能力。

(编辑 季节)



*  李鹏,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战略规划部副主任;杨朋朋、朱春萍,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张冲,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乐珊,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已形成共识,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明确提出碳中和的目标,采用碳关税、碳排放权交易等措施控制碳排放总量,引导投资向绿色低碳产业发展。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主动承担责任,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出发,提出了2030年前碳达峰、力争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我国既是能源生产大国,又是能源消费大国,还是碳排放大国。据国际能源组织(IEA)统计,2021年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363亿吨,我国排放总量为119亿吨,占比33%。按英国石油公司(BP)的数据统计,2021年世界二氧化碳总排放量389.8亿吨,我国120.4亿吨,占比为30.9%2030年以前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与碳排放总量还会有所增加,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由我国经济建设发展新阶段决定的。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确定发展思路、制定发展战略的基本方针。我国煤炭、石油、电力等大型国有能源企业纷纷采取具体措施,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抓住机遇,及时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初步见到一些成效。

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能源企业是关键。2021年我国能源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达105.2亿吨,占全国总排放量的87.4%,比2020年的88%略有减少,但仍然占比很高。因此,强调能源企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企业发展得好不好,不能只看规模扩张的速度,还要看能否向社会提供绿色低碳高质量的产品、提供绿色低碳高质量的技术服务和社会服务。重点是看企业经营水平是否持续提高,企业资产结构是否符合绿色低碳要求,资产质量是否提高,资本实力是否增强。

在全球能源市场大变革的新形势之下,我国能源企业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就要积极推动能源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按照清洁、绿色、低碳、高效的要求,提供质量合格、价格合理的能源产品。

    推动能源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究竟应当怎么办?国家能源局已有部署,具体方法千差万别,各有不同的特点和做法,每个行业、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规划。我以大型国有石油天然气企业为主要对象,就如何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转变经营理念,理顺发展思路

转变理念是解放思想、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前提条件。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石油天然气企业经过重组改制,经营实力和市场竞争能力有很大提高。但对标国际先进企业,从总体上看经营理念相对落后,经营方式仍然不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长期以来,我国油气企业发展高度依赖于油价,国际油价高,企业效益好;油价低位徘徊,企业经营就比较困难,企业领导者驾驭市场变化的能力显得不足。国际油价对油气企业,包括上下游乃至石油天然气化工企业的经营效益影响很大,这是客观事实,但不能“唯油价是从”“靠油价吃饭”。关注油价变化的目的是为了理解市场发展的趋势,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市场变化,争取企业经营的主动权。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油气对外依存度分别已达到72%43%。国际油价相对低一些,对国家大局是有利的,国家大型石油企业要千方百计稳定全球市场“供大于求”的基本态势,控制油价,以便我国获得更多利用国际资源的机会。国际大型油气公司正在努力改变自己的经营方式,以适应国际油气市场的变化。我国油气企业要按照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要求,摈弃粗放型的经营模式,加速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提高综合竞争能力,夯实企业基础工作,打造世界一流企业。

重视油气资源开发,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始终是我国能源企业特别是油气企业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企业经营发展的战略任务。乌克兰危机之后,美欧西方国家联手制裁俄罗斯,俄罗斯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双方都以油气资源为“武器”,突显出油气资源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由于美欧限制俄罗斯油气出口,导致欧洲出现能源短缺,推高国际油价,引发金融通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受阻,世界正在遭受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另一方面,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复苏步履艰难,油气行业上游投资大幅收缩,2021年全球油气勘探开发投资下降到3680亿美元,只有最高年份的一半,新产能建设脱节,未来国际市场油气资源供应存在诸多风险。

事实说明,“资源为王”的时代还远未过去,大国博弈,地缘冲突,归根到底是为了争夺资源。我们强调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并不是盲目退出传统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与光、风、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是互补互生、互相支撑的关系。光、风、生物质等新能源绿色、低碳、可再生,未来一定会替代传统化石能源。最近十年来,光、风、生物质等新能源发展很快,由于一些关键技术还有待突破,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加快完善,近10年乃至20年内,新能源还没有能力完全替代传统化石能源。2021年我国低碳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占比为17.29%,其中光、风、生物质为7.18%,水电7.77%,核电2.34%。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实施路径规划到2060年,以光、风、生物质为主的低碳清洁能源在能源总消费量中占比要达到70%-80%,清洁能源要在当前的基础上翻两番多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就是我国能源向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油气企业要发挥主要支撑作用,牢牢端稳能源安全的饭碗,大力开发油气资源,为发展新能源创造条件。

油气企业要做好两件事:一是要加大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力度,稳住年产原油2亿吨,力争有所增长,要大力增产天然气,继续做好常规油气勘探开发这篇大文章,努力拓展非常规油气领域,搞清国内资源,充分挖掘国内资源的潜力;二是要树立全球资源配置的思想,立足国内,发展海外,继续“走出去”,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建设多点、多元、多渠道油气供应基地,保障我国油气资源供应安全。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投资效益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投资效益,是推动企业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要支撑点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乌克兰危机改变了国际油气市场的格局,在美国的操纵之下,石油企业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越来越复杂。石油企业作为我国油气资源的主要供应商,要满足消费升级对油气的需求,企业要提升内在的经营能力,把企业建设成为高水平的服务平台,降低生产成本,为市场提供质量合格、价格合理的油气产品,让老百姓“买得到、用得起”。

降本增效不仅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高水平治理的重要任务,能不能降本增效,也反映企业的经营能力和发展潜力。我国企业降本增效的潜力非常大,根据《财富》世界500强公布的数据,中国有145家公司入围,其中大陆(含香港)136家,台湾地区9家。按规模排序,中国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分别排第三、四、五名;按利润排序,沙特阿美以1054亿美元高居榜首,埃克森、雪佛龙、壳牌等国际大公司都位于我们前列。大陆136家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809.8亿美元)、平均总资产(3580亿美元)、平均净资产(431.8亿美元),都超过了世界500强的平均水平。但是,我国企业的盈利能力与世界500强公司的平均水平差距比较大,美国有124家公司进入世界500强,平均利润100.5亿美元,而我们平均只有41亿美元,相差了将近2.5倍。我们需要从上游到下游全产业链的各个生产环节入手,采取有效措施全力控制成本,提升企业经营效益。

管理和技术是实现降本增效的两个基本方面。技术是基础,管理是手段。掌握新技术,进行精细管理,将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降本增效就会见到实效。在新形势下,要强调技术的作用,一支不掌握新技术的队伍打不了胜仗,技术不更新换代,企业生产经营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准噶尔盆地南缘高探1井打出40年来第一口日产千立方米以上的高产油井,推动准噶尔盆地勘探获得重大突破。这又一次说明,扭住技术突破这个中心环节,将管理实心化,企业生产经营就能够更上一层楼。

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

企业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要紧密结合企业发展战略目标,根据市场变化,优化产业结构。过去几十年里,在高油价、高利润的驱动下,油气产业一度投资过快过猛,形成结构性产能过剩,新产品、新产业开发滞后,区域发展也不平衡。面对国际市场格局的新变化,石油企业首先要通过“三去一补”优化产业结构,要按绿色低碳的原则,剥离不良资产,盘活存量资产,引导增量资产,升级传统产业,开发新型产业,把发展传统能源产业与开拓新能源产业紧密结合起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要调整产业布局,现有产业布局存在哪些不合理的地方,通过调查研究逐步予以调整,该停的要停,该转的及时转,改变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与市场脱节的现象。企业与市场的发展不协调,势必提高企业综合成本,增加无效供应。三是要优化投资方向。投资方向决定投资效益,选择投资项目,要认真做好风险评估,加强投资风险管理。资源型企业当然要重视资源开发,从单纯资源导向型投资转型到资源、技术综合导向型投资的方向上来,从单纯依赖资源开发的传统发展方式中解脱出来,优化资源配置,发挥现有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的作用,进行效率变革,提高劳动生产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引导企业持续发展。

深化企业改革,增强经营活力

要用新体制、新机制调动企业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要特别重视企业用人制度、分配制度、决策制度、管理制度、监管制度等重点领域的改革。这些都是影响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员工利益的基本制度,也是改革的难点。企业只有改革旧有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按市场规律办事,才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先机。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推动发展的根本道理,是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推动企业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关键在于企业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大力培养有能力、有作为、敢于改革、善于创新的青年干部,教育各级领导干部自觉加强学习,从计划经济思维模式转到市场经济思维模式,从规模建设型转到质量效益型,主动适应绿色低碳市场新秩序,转变领导作风,深入群众,带领群众一起探索企业发展的新路。

改善创新环境,加大创新力度

现代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理论、制度、技术、文化等领域的创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创新能力上。创新能力决定一个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基础地位,创新已经成为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改革的本质意义就是推动创新,用创新的方法摆脱旧的束缚,才能真正解决企业的增量问题。石油企业近几年涌现出一批创新的优秀成果,创新的形势很好,但与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比,技术创新还是滞后于油气行业发展的要求,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较仍有一定的差距。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大型国有油气企业要利用好现有条件,发挥科技攻关主力军的优势,组织研究传统化石能源绿色开发技术体系,减少和消除油气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要加强赋能技术研究,大力发展数字技术,建设智能、智慧油气田。对重大技术课题,要加强跨界合作研究,联合新能源开发技术公司,合作研发节能、储能、氢能、碳捕捉、碳利用技术,助推建设绿色零碳园区和分布式能源供应基地,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多做贡献。

石油企业是一个人才聚集的地方,创新资源非常丰富,创新的领域也很广阔,关键是要改善创新环境,完善创新机制,增强员工创新动力,在关键环节以及关键技术问题上加大创新投入。据国际机构统计,2018年中国企业的研发总费用不及美国的一半,研发总投入排名前列的2500个企业中,进入前50名的中国企业仅华为一家公司。企业内部缺乏鼓励创新的氛围,不少人才埋没在旧机制里面。企业要把生产发展过程中技术上的难点热点问题,当作科技研发的重点,分层次分类别组织攻关,整合应用技术,强化核心技术,研发前沿技术,培育自己的“独门绝技”。中美贸易摩擦的事实告诉我们,企业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前沿技术是无法引进的,唯有立足自主创新、持续创新,才能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要设计一种新制度,创造一种新环境,让创新者得到鼓励,使懒惰者受到鞭策,激发人人勇于创新,形成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

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国际合作的水平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石油企业按照党中央的部署,率先对外开放,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的办法,扩大国际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面对国际市场大变局,油气企业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总结几十年来对外开放的经验,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当前,油气市场扩大开放,重点是两个方面:一是要进一步开放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上游市场。既要充分发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等大型油企的主力军作用,同时要放宽准入条件,允许民营企业和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资油气行业,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加速国内油气勘探开发的步伐。二是要扩大对外开放,降低准入门槛。要根据市场变化,研究新的合同框架,设计新的商务模型;完善各类税费制度,建设良好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吸引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把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市场搞得更活。三是认真贯彻“走出去”的方针。鉴于我国油气资源有限,对外依存度不断攀高,我国石油企业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能源建设,加强与周边国家开展油气合作。要优化海外资产结构,提高海外投资抗风险能力,提高合作项目管理水平,与投资项目所在国共商共建共享,以项目建设为基础,建立利益共同体,建设油气安全保障供应体系。

加强文化建设,提升品牌价值

企业的品牌价值不单单是靠时间沉淀得到的,而是通过不断技术创新,用高质量的业绩,适应新环境变化,经过市场的洗礼而生存发展起来的。企业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就不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树一帜。

绿色低碳是现代企业的新品牌,这种品牌只能是在新技术引导下,利用人工智能、互联网等先进科技,在改造传统产业的过程中产生的。石油企业要用优质产品和优良服务,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好口碑,才能赢得市场的青睐。石油企业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历代石油前辈们艰苦创业,为我们留下许多不朽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传统优秀文化,注入新时代的先进文化,提升公司的品牌价值。要将我们倡导的先进价值观落实到企业各级干部的行动中,内聚人心,外树形象,构建起一整套能够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体系,用文化的力量促进企业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转型。

(编辑 季节)



* 曾兴球,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原总地质师。



 

近年来,西方不只是向国际社会贩卖各种名目繁多的“中国威胁论”,还在精准向中国推销五花八门的“陷阱论”,什么“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不一而足,弄得国人眼花缭乱,生怕掉进各种陷阱去。

近来,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引发的辩论为代表,与前些年流行的中国恐惧症形成鲜明对照,美国又开始鼓吹中国崛起峰值论。直接针对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讲话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的进程,唱衰中国防疫模式,炮制中国“创新陷阱”和经济发展“失速论”“失势论”。

陷阱论背后的陷阱

在各种“陷阱论”当中,前些年流行的金德尔伯格陷阱看似最不负面,其源自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的发现。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经济体和最大强权国家,但又未能接替英国扮演的角色,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结果导致了全球经济体系陷入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对当代全球化而言,同样存在缺少全球公共品的提供者的问题。20171月,“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在欧洲新闻网发表的文章里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论,引起学术界和媒体的关注。该陷阱论逆向思考,告诫美国人: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担目前美国无力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

金德尔伯格陷阱论实则和各种“陷阱论”一样,本身就是陷阱。

其一,陷阱说有其话语体系。金德尔伯格陷阱的理论根基是“霸权稳定论”,用此说形容中国,无形中就表明中美正发生霸权转移:中国正在取代美国霸权却又不能承担美国霸权的责任。欧亚集团2018年的风险预测也顺水推舟,将中国填补特朗普“退群”留下的权力真空当作排名第一的风险。

其二,“陷阱论”有其隐含逻辑。无论赞同还是批驳,只要用其概念,就会掉入其逻辑陷阱中。比如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逻辑前提是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不像一个国家内部,由中央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以维护社会秩序;国际社会只能由霸权国家出头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才能维护国际秩序。如果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会被认为是“霸权”行为,而如果中国不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会被认为不负责任。这就陷入Damned if you do, damned if you don’t(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境地。其逻辑陷阱是:这里的公共产品与我们强调的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给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中性涵义并不相同,它只是由霸权国家提供,而霸权国家是唯一的。如果中国如约瑟夫·奈建议的那样积极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全球安全公共产品,美国的联盟体系、霸权体系还能维持吗?这么说,只是希望中国在一些领域给美国帮忙,而绝非希望中国真的取代美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半个世纪前,毛泽东主席的话就充满了豪情。今天,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和理念,不就是提供各种各样的公共产品吗?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日欧总和,平均占三分之一。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说,如果没有中国,世界经济早就陷入衰退局面,并不存在什么金德尔伯格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用于中国,更是张冠李戴。中国自古有自己独立的文明体系,近代探索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构建了世界上最独立而齐全的工业体系,在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是那些依附于美西方体系的拉美国家境况所远不能类比的。

这些“陷阱论”往往只是在一些国家的局部经验、阶段总结,并不能成为普世的必然规律。比如“修昔底德陷阱”,且不说两千多年前的西方局部历史经验能否适用于当今世界,尤其是适应东方文明古国,仅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而言,西方史学界就一直有争议,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解释只是其中之一,并非真理,而且修昔底德本人的逻辑也是前后不一。在炒作这些美国学者的陷阱学说时,无形中提升了他们的话语权。然而,如果这些“陷阱论”是中国学者提出的,国内反而不那么热衷了。因为“哈佛教授”才能吸引中国人眼球。中国教育存在两大缺陷——不教拉丁文,不上宗教课,使得我们无法进行说文解字,正本清源,看穿各种陷阱说背后的陷阱。有些中国学者把美国的“软实力”概念拿来就用,不明白美国的软实力概念基于硬权力和软权力二分法思维,带有鲜明的“美国例外论”与天定命运情结——认为自己永远正确,且无所不能。这与中国传统内圣外王的权势观大相径庭。而美西方就是不承认中国的软实力,最近以“锐实力”来回敬。

中国处于伟大民族复兴进程中,文明体系、工业与国防体系、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体系都是独立而完整的,连续性、包容性最强,哪来这么多陷阱!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陷阱论”,大可置之不理,中国有些学者若一当真,就会掉进其陷阱的陷阱中。这说明,我们中间不少人所说的“四个自信”仍然还停留在口号上,在话语权上并没有自信;宁可花高价传播美国的“陷阱论”,而不去很好研究或传播中国学者的本土理论。

陷阱论背后的双重逻辑

西方“陷阱论”层出不穷,这些“陷阱论”的潜在逻辑是:中国如果不走西方的道路,前面就是万丈深渊;其本质是不认可、不看好中国道路。这反映了西方基督教思维的自以为是,认为自己代表了普世价值,终结了历史选择,致使西方总是不能实事求是地看世界、看自己、看中国。

各种“陷阱论”的本质是中国陷阱,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能否超越西方经验、西方模式及西方价值,打破西方普世的神话。给中国设陷阱,表面上是无法正视中国崛起,其实是无法正视西方概念;表面上给中国挖坑,其实是西方作茧自缚。

为什么“陷阱论”不断?面对中国的“四特”,西方的经验、知识、观念都不够用了。

特长历史:在欧洲人看来,中国相当于罗马帝国的悠久历史迄今还没有解体。戴高乐曾说过,中国是一个比历史还要悠久的国家。谁的历史?当然是西方的历史。西方知识很大程度上源于《圣经》,《圣经》记载了人类各种古老文明,却唯独没有中国。而在耶稣诞生前221年,秦始皇已经统一了中国。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政治治理方式大体上还是秦开创的郡县制。对于西方来讲,中华文明是当今世界上唯一连续不断的古老文明,仍焕发勃勃生机,不可思议。

特大规模:“在比利时人看来,中国就是一个洲。”欧洲人喜欢引用比利时前首相的话自嘲说,在欧洲只有两类国家:一类是小国,另一类是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小国的国家。”人类工业化起源于英国,那个时候英国才几百万人口,后传播到整个欧洲大陆,那也只有几千万人口,只有到了美国以后,工业化的人口数量才达到一亿级,而今天中国十几亿人在实现工业化。目前中国的手机用户已达12亿,网民数量达8亿,微信用户就相当于美欧人口的总和!

特世俗社会:使用当今世界唯一现存的非字母文字,继往圣之绝学,是西方所无法理解且把握的。更重要的,中国是历史上唯一世俗国家的崛起。让西方纳闷的是:中国不信教为何不垮?中国强大了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美西方原来寄希望于在改革开放中把中国皈依成同类,没想到中国有了“四个自信”!根源在中国有“天”的概念,天之下诸神并存:儒、道、释。中国把佛教中国化为佛学、禅宗,又把基督教中国化,让西方演变中国的接触政策落空。

特殊崛起:中国工业化没有靠海外任何殖民掠夺完成了原始积累,改革开放32年后就从农业大国变成世界第一大工业化国家,速度和规模均创造人类工业化奇迹。今天,中国人均GDP才是美国的七分之一,而GDP大体上已是美国的70%,史无前例。同时,中国未富先老,伟大复兴不是恢复历史最大版图,不是重复国强必霸历史,而是开创没有霸权的时代,和平合作,共同复兴。

当然,很难说西方学者是恶意拿这些陷阱来影响我们,一方面是西方知识不够,世界对中国的悖论导致各种“陷阱论”;另一方面,西方看不清中国,中国说不清楚自己。

为何说不清自己?因为长期以来言必称希腊,将西方理论奉为圭臬,“陷阱论”多是“哈佛教授”炮制出来的,中国的哈迷们再去呼应,媒体跟风,成为普世真理。如今,靠忽悠中国人出名的老外越来越多,那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排名就是典型例子。中国就是在炒作这些美国学者的“陷阱论”中不自觉提升了美国话语权。同时,中国发展太快了,不仅西方没有准备好,我们自己也准备不足,或者一直兢兢业业务实,无暇理论总结。现代化以西方为师,养成路径依赖思维定式,如今改革开放到了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需要更多的理论支撑,容易为各种“陷阱论”动心。

如果我们的学界总是奉这些“陷阱”为圭臬,会造成一种恶性预期,一种心理暗示,就是俗话说的,怕什么来什么。还是那句话,流言止于智者,陷阱终于自信。我们要坚定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

西方看中国,往往是从需要、期待出发,将中国纳入其轨道,引导中国的发展;中国人看自己,往往不自觉拿西方、尤其是以美国来参照,认定伟大复兴就是以超越美国为目标。一句话,西方用他们的眼镜看中国,中国用西方的眼镜看自己,这是“陷阱论”此起彼伏的供给与需求双重逻辑。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就不会为“陷阱论”埋单。中国正在开创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路,而西方并非过来人,不能对其有“拜菩萨”心理,要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定位好自身世界角色。

告别中式赶超陷阱

告别西式陷阱,也要告别中式陷阱。

党的十八大后,胡鞍钢教授关于“全面超越美国”论曾经一时成众矢之的。“超越美国论”反映了近代压抑百年屈辱的中国赶超志向,却遭来一些网民嘲笑甚至口诛笔伐,甚至指称他提出的超美论要为美发起对华贸易战买单,说超美论暴露了意图,暴露了实力,撞在了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枪口上!美国近些年相对于所有大国,实力差距都在拉大,唯独相对于中国在缩小。于是,唱衰者博得了爱国、理性的名声; 唱盛者随时要为问题负责: 就你忽悠的!

这也引发一个根本问题的思考:未来世界的竞争力逻辑,究竟是工业社会的逻辑还是后工业社会的逻辑,亦或所谓工业-后工业社会的进化逻辑本身就有问题?我们进入逻辑不确定性时代?我们进入没有彼岸的时代,中国崛起某种程度进入无人区?这是世界的不确定性?还是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

1.工业社会逻辑:中国的综合国力到底如何?我们有估计不足的地方,高端制造很多层面让我们很难看;但我们也有低估的地方,比如:中国在基建方面体现了国力和美国统计的问题。2016年,中国消耗水泥20多亿吨,美国不到1亿吨;中国消耗钢铁10亿吨,美国几千万吨;中国城镇竣工房屋面积422375.65万平方米,再加上乡村房屋竣工面积,竣工总面积大约近100亿平方米,美国竣工房屋面积1.88亿平方米;中国铁路公路等新建分别是上万公里、十几万公里,中国桥梁一年新建几万座,而美国基本是0!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建筑业GDP被统计为8000亿美元,而我们的国家统计局统计只有7500亿美元。再比如我们看看发电量,目前中国的发电量已经比美国多50%以上,大约是欧盟的两倍,多于除了中国的整个欧亚大陆,相当于美国、日本、俄罗斯三国的总和,或者是整个南北美洲,这难道不是综合国力第一的证据?如果细分的话,中国的工业用电大约要占四分之三,已经是美国的几倍了,而且中国的工业用电已经相当于全部OECD国家的总和,这才是一个全球制造中心的最有力证明。

2.后工业社会逻辑:关于综合国力的讨论实际上忽视了效率。这表明我国处于粗放型增长阶段,同时表明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基础设施较完善,没有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我们工业的效率较低,人均能耗比超出美国很多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差距。一个国家到了后工业化时代,经济总量中服务业占主导地位,高科技引导世界潮流的改变,这是根本差距,我们不能拿传统的产业来比较,没有可比性。

通过对“中式超越陷阱”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世界观上。我们应以天下观天下,不以他(美国)喜,不以己悲。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的新世界观,提示我们要从人类整体性看世界,不再纠缠于哪个国家的月亮比中国圆——其实我们人类共有一个月亮,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际社会不只是抽象谈论中国崛起,而是“一带一路”。这就把国际话语体系从近代几百年拉长到两千多年,超越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之争,倡导人类共同价值,解构了西方中心论,体现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

——认知论上。应超越而非简单驳斥“中式”“西式”陷阱。近代以来,中国人要解决的是中国问题: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改革开放后还要解决影响中国的世界问题:市场、技术、能源等问题;进入新时代,中国越来越着眼于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展示中国智慧。

——方法论上。定量分析如果不结合定性,冰冷的数据没有温度,就会违背常识、掉入陷阱。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仍然是我们基本的方法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更强调文化影响,推崇辩证思维,主张全面、综合、协调的科学方法。

切莫掉入美国设立的舆论陷阱

 随着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西关系互补性下降而竞争性增强,双方甚至进入“同质竞争”层次,美西方将中国视为“制度性对手”。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博弈更是从技术、制度到战略层面。中美之争,事关未来全球化规则和格局走向,关乎中国国家安全、国际竞争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

对华政策上,美国拜登政府“合作无量、冲突无胆”,只好不断打出制造舆论叙事牌,将中国塑造为“坏蛋”,以此凝聚其国内、盟友的共识,群殴中国。于是乎,新疆、香港、台湾、冬奥、人权······一轮牌打出来不见效后,又打出病毒溯源牌,最近还发起中国网络攻击的指控,盟友旋即附和之。

编造中国对美网络攻击,试图将中国塑造为“犯罪之国”,胁迫其盟友与中国脱钩。不久前美通过丹麦窃听欧洲海底光缆丑闻言犹在耳,斯诺登事件也殷鉴不远,为何北约和西方国家会附和美国?

美国在互联网方面技高一筹,可以大摇大摆地窃听、黑客他国,“合法地”犯罪。欧洲对美国互联网技术的依赖,使得窃听丑闻不了了之。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的2020年报告揭示,“2020年,共有位于境外的约5.2万个计算机恶意程序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约531万台主机”,还特别指出三个“北约成员国(美国、荷兰和德国),分别控制了中国境内446215万和194万台主机”。谁黑客谁,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事实上,美国政府联合欧洲和亚太盟友就网络攻击大肆抹黑中国,中国驻多国和国际组织的使馆及代表要求指控者拿出中国政府支持网络攻击的证据,他们没有一家能够堂堂正正地拿出证据,这是一场空前理屈词穷的指控。其要害在于,要中国自证清白以及对中国进行有罪推定式的调查,西方的舆论大环境构成了让中国越描越黑的超级陷阱。这样的舆论攻击,其实是自带话语机关的,你一旦跟着他回应,就很容易陷入越描越黑、授人以柄的漩涡之中。

虽说“为而不争,故莫能与之争”,但是面对美国一而再、再而三的造谣污蔑,我们不能无所作为,世界不能无动于衷。

首先,要搞清楚美国恶人先告状,污蔑、抹黑中国的伎俩,无外乎有以下心理因素作怪:

一是不怕神灵怕魔鬼经云:菩萨畏因,众生畏果。国际社会不怕中国,怕美国,不只是欺软怕硬,而是神鬼怕恶人。中国人和善,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不干涉内政。国际社会宁可得罪中国,不敢得罪美国。这在共建“一带一路”上也被证实:美国威胁“要中国钱,我要你命”,屡试不爽。

二是打时间差污蔑快,证伪慢,可以乱我节奏。数字时代有个摩尔定律——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舆论场也有类似定律:污蔑易,正视听难(耗时)。当人们发现伊拉克确实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萨达姆冤魂早已消逝。

三是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美国的盟友和依附于美西方的其他国家,要么敢怒不敢言、爱莫能助,要么袖手旁观、无可奈何,使得恶人先告状先得势。

其次,要争取国际舆论的中间地带。对于美国逢中必反、胁迫站队的把戏,美国盟友也看不下去了。2021年出版的德国知名记者、作家米夏埃尔·吕德斯新作《伪圣美国:为什么我们必须走出美国的阴影》通过列举大量实例,深刻地揭露了美国如何通过媒体和机构操控世界舆论。作者,欧洲媒体深陷在美国的话语霸权中,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世界强国。欧洲必须思考如何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护自己的利益,走出华盛顿的阴影。

我们要推进国际舆论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于变局中谋新局,于危机中育新机,掌握主动权,强化自主设置议题的意识,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在世界上讲好美国故事。“真相在穿鞋子,谎言已经绕地球跑好几圈了”我们要给国内外打预防针,并且举一反三,揭穿美国妖魔化诡计的三十六计,让造谣者自取其辱。我们与美国叙事斗争要比高——谁站在国际道义制高点,而非比烂——下三滥的造谣、污蔑、攻击。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联合世界一切能团结的力量,通过推动国际立法净化世界舆论环境。

当今世界正经历工业文明向数字化文明转型,中西竞争进入社会制度、治理模式的同质性竞争层面,从全球化核心技术、标准、规则乃至全球化体系本身延展开来。中美斗智斗勇到斗法斗叙事,既考验中国,也历练中国。中美叙事之争,也要把握正反合的逻辑,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

(编辑  季节)

 



* 王义桅,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资管新规的出台是服务于这个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随着资管新规过渡期的顺利结束,市场保本理财产品已经实现清零,银行理财行业进入了全面净值化的新阶段,市场转型升级步入“深水区”。

银行理财行业发展现状

经过三年多的转型整改,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水平已经取得显著进展,运作的规范性、专业性不断增强,在我国金融体系和资管行业中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性进一步突显。以“破刚兑、净值化”为核心,推动银行理财回归资管本源为首要目标的资管新规,已经取得积极成效。

一是银行理财市场发展有序推进,主体结构进一步多元化。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共有301家银行机构和21家理财公司有存续的理财产品,共存续产品3.63万只,存续余额29万亿元,同比增长12.14%分机构类型来看,截至2021年年末,理财公司存续产品10483只,存续规模17.19万亿元,同比增长157.72%,占全市场的比例达59.28%。从存续规模来看,理财公司为重要机构类型,理财市场已呈现出以理财公司为主、银行机构为辅的格局。银行理财公司和外资控股公司陆续成立,为银行理财市场注入新生力量。各个理财公司打造特色产品体系,市场格局进一步向专业化方向演进。

二是业务转型稳步推进,产品结构不断优化。理财业务规范化转型效果明显,存量资产处置工作有序推进,保本型产品持续压降。截至2021年年底,保本理财产品规模已由资管新规发布时的4万亿元压降至零,基本完成银行理财业务转型整改任务。

三是专业化水平持续提高,投资收益保持稳定。理财新规发布以来,理财产品的起售金额大幅下降,投资准入门槛有所降低,理财投资者队伍逐步壮大。2021年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增长3967.42万个,截至2021年年底为8129.90万个,同比增长95.31%

在投资者队伍继续壮大的同时,经过三年多的转型升级,银行理财自身的专业化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在产品端,银行理财已经开始从单一的理财产品供给方,向为不同风险偏好的客户提供差异化、综合化理财方案的服务供应商逐步升级转变;在投资端,银行理财一方面传承了母行在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优势,另一方面,也结合银行理财业务特点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了自身的信用风险识别能力。同时,银行理财也持续发挥自身在大类资产配置等方面的优势,保持了产品投资收益的整体稳健,积极发挥了为广大投资者保值增值的作用。

商业银行理财业务面临的挑战

资管新规实施三年以来,理财存量业务整改平稳运行,存量老产品基本已被处置完毕,资管业务实现了向新产品的平稳过渡。从2022年开始,银行理财将由各银行理财子公司主导,银行理财行业正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仍面临着许多方面的挑战。

体制文化难以适应行业竞争,人才激励大幅落后

理财子公司脱胎于传统商业银行,在运行机制、管理风格、处理问题效率等方面依然存在着非常浓厚的传统商业银行特点。而银行理财的本质是资产管理,其竞争对手并非商业银行。若照搬商业银行传统模式,在竞争异常激烈的资管行业当中无法获得长期竞争优势。如何在充分吸收和传承母行优秀基因的基础上,适应新的业务发展特点,向高效灵活的市场体制为核心的资产管理机构转型,将是理财子公司破局的关键。

首先是理财子公司的人才机制。人才问题是目前银行理财子公司所面临的关键挑战。目前,除个别理财公司以市场化招聘人员为主,大部分理财公司的主要人员均来自原有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板块。这部分人员虽然具备完备的银行传统理财业务素养和经验,但在产品的净值化管理能力方面仍存在一定短板。与此同时,随着理财子公司治理框架完善,业务类型的拓展和管理规模增长,理财公司对成熟人才的需求快速上升。但仅通过理财公司自身内部培养并不能在短期内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员需求。因此,以市场化方式在社会上招募人才,是短期内各理财公司弥补人才缺口、提升团队投研能力更直接、有效的途径。现阶段,如何吸引和稳定人才是理财子公司更加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大部分理财子公司薪酬水平与社会同业差异较大。

其次是理财子公司与母行之间的统筹协同。理财子公司成立前,各业务条线同属行内管理体系,理财业务与行内其他各业务条线的协同联动比较顺畅,具有表内外互动协同的优势。理财子公司成立后,理财子公司与母行成为两个经营主体,理财业务和其他业务分属不同的会计主体和利润中心,两者在业务划分、资金支持、利益分配等方面可能产生潜在的分歧与冲突。此外,目前理财子公司的薪酬体系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母行整体薪酬水平的制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理财子公司的人才激励机制难以适应市场化竞争。因此,如何在确保有效隔离风险的基础上,依托母行资源优势,实现理财业务与银行其他业务板块之间的利益平衡与合作共赢,构建相互赋能的新型表内外合作模式,同时做好母行文化、体制机制与理财子公司市场化发展需要之间的统筹与平衡,是当前理财子公司乃至其母行都需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

净值化转型步入深水区,业务模式升级仍在路上

资管新规的核心要求是银行理财的净值化转型。对于银行理财来说,这意味着产品供给端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意味着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即将步入深水区,银行理财业务模式所面临的深层次挑战也将更加严峻。

一是客户对净值产品的接受程度相对较低,投资者教育任重道远。目前,个人投资者仍是理财市场的主力。截至2021年年底,持有理财产品投资者数量[1] 达到8129.90万个,同比增长95.31%。其中个人投资者为8067.23万人,较年初增加3919.13万人,占比高达99.23%;机构投资者62.67万个,较年初增加48.29万个,占比0.77%。个人投资者风险偏好集中在稳健型和平衡型,合计占比约65%。整体投资风格偏保守。长期以来,银行理财客户大多偏好低波动、低回撤、追求绝对收益和长期稳健回报,甚至部分投资者将对银行存款的认知转嫁于银行理财,默认商业银行会按照预期收益率到期兑付本金及收益。但是由于资管新规要求,刚兑被打破,产品全面净值化,客户对于难以确定收益甚至是保本均无法保证的产品类型,是否愿意接受,现仍是大问题。今年以来,由于国内股市与债市均出现一定程度调整,导致银行理财产品净值产生较大波动。据中国理财网显示,3万余只存续理财产品中,累计净值低于1的产品占比超过5%。这是自2019年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改造后首次大面积打破刚兑,也引发了较大幅度的客户投诉与媒体关注,导致各家理财公司面临阶段性经营压力。

二是产品结构相对单一,产品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净值化转型背景下,传统银行理财产品刚兑的最大卖点已经不复存在。银行理财产品相比公募基金、保险资管等的相对优势也逐步弱化。未来如何与同业展开差异化竞争,是银行理财面临的另一突出挑战。这要求银行理财产品进一步明确自身定位,强化主动创新,从产品种类上实行差异化战略,满足不同投资者的差异化需求。在产品特点方面,一方面以特色化为主线,以促进产品的多元化和差异化;另一方面,将标准产品转变为针对不同客群的定制产品,从我能给客户提供哪些产品客户需要哪些产品的观念进行转变。

三是权益、另类等方面的投资缺少积淀,投研能力整体相对薄弱。无论是未来的增长主力固收+产品,还是具有长期发展空间的权益类和混合类产品,都需要借助权益、另类投资来增强产品收益。如何在净值稳定的前提下提高收益,是各大理财公司都要面临的问题,提升投研能力必不可少。此外,长期以来商业银行注重信用研究,而权益研究相对薄弱。从目前的情况看,截至2021年年底,银行理财配置权益类资产占比仅8.40%,绝大部分理财子公司的权益投资以委外合作为主,尚未建立股票池的理财子公司占比超过七成,现阶段还未形成权益市场的自主投研体系。长期看,建立起覆盖宏观、行业等投研一体化体系,培养覆盖固收、权益、大宗商品、海外等各领域的投研团队,加强绝对收益和大类资产配置的投研能力,将是理财子公司拓展产品多样性的必经之路。

四是风险管理体系面临重塑,风险管理与业务创新匹配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强大的风险管理能力是银行理财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银行理财涉及表内、表外部门众多,理财子公司风险管理体系的重塑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同时,在同业竞争加剧、产品创新频繁的背景下,银行理财面临多市场、多类别的风险因子,风险管理工作要及时有效应对业务变化的难度较高。如何平衡业务创新与风险控制,特别是要从传统信贷管理的框架与理念,逐步转化为对标准化资产投资管理的风险控制,提高风险管理与业务创新之间的匹配性,是摆在银行理财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点挑战。另外,理财子公司在建立新的风控体系的同时,能否充分挖掘母行原平台中沉淀的各类客户信息和海量数据,并联动母行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是风险管理体系重塑的又一大挑战。

金融科技实际应用较为有限,科技化程度仍然较低

近年来,金融与科技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科技手段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包括资管在内的各个金融领域。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得数字化工作与数字化服务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疫情影响下,大量客户转为通过数字化平台进行投资交易,使得拥有线上数字化平台能力的机构获得更多的增长机会。这进一步强化了资管机构对于金融科技应用和数字化转型的重视程度。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数字化快速渗透以及商业模式的线上化,资管机构正在加速自身的数字化能力建设,通过自建、并购等多种方式,围绕投研、营销、风控、运营等各个环节开展数字化升级。数字化能力正成为资管行业展开竞争的又一核心领域。

从国内来看,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不断发展,国内商业银行利用金融科技为各项业务赋能提效成果显著。相比之下,银行理财业务中,金融科技的实际应用较为有限,业务流程仍大量依赖人力,环节繁琐,整体业务流程效率低。未来如何在投研、交易、风控、产品设计、营销等细分领域逐步加强科技应用,提高整体业务效率,将对未来银行理财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从实际情况看,一方面,目前理财子公司科技投入普遍不足,大部分理财公司的科技人员占比不超过10%,以外部采购系统为主;另一方面,目前理财子公司对母行已有科技研发能力的利用程度尚不充分。长期来看,在数字化时代,持有科技赋能、系统平台优势的机构,将更有可能获得新业务提早发展的先机。各理财子公司将加大科技人才和资源投入,科技发展的竞争也将越发激烈。

政策建议

在我国加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的大背景下,为进一步提升我国银行理财行业应对全球竞争能力,进一步推动我国银行理财行业的长期稳健发展,我们提出以下几方面政策建议。

持续构建科学有效的行业监管体系

1)短期建议,加快出台银行理财相关配套监管细则和公平政策安排。一是统筹考虑现实约束,适度提高在政策执行层面的灵活性,支持银行理财加快转型。提高银行理财成本法估值的灵活性,允许以持有到期为目的或没有活跃交易价格的固收资产优先以摊余成本法估值;在特定资产投资规定方面,对私募200人限制、个案期存量非标资产承接等相关问题进行长效性、制度性安排;在部分监管细则方面,建议比照公募基金,进一步明确底层投资标准化资产的银行理财产品可直接认定为标准化资产,扩大银行理财有效需求;尽快明确银行理财产品在银行间市场直接开户的规则,便于去嵌套;加快出台银行理财FOF/MOM投资细则,更好发挥银行理财在宏观与资产配置方面的投研优势,明确理财产品互投规则。二是给予银行理财公平竞争的政策安排。税收政策方面,比照证券投资基金对银行理财实施公平税赋政策。净资本管理规定方面,相较券商和信托而言,理财子公司净资本管理规定在杠杆使用和投资范围等方面相对更为严格,应适度拉平。给予银行理财参与养老第一、第二支柱资质,持续提高银行理财资金参与养老金管理的深度与广度;进一步扩大银行理财产品代销机构队伍,丰富理财产品销售渠道;提高理财产品销售便捷性,适时考虑豁免对R4以上产品的销售面签等规定。

2)进一步推动完善资管行业的统一监管框架和上位法的修订与完善进一步统筹协调好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之间的关系,推动相关上位法修订,从而在法规层级上实现资管行业统一监管框架的提级。在遵循监管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突出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分步推进,稳妥实施。明确由人民银行负责资管行业的宏观审慎监管,银保监会和证监会则负责资管机构的微观行为监管。同时也要强化对银行理财等新兴资管业务的监管资源投入,加强监管力量。

持续培育健康成熟的行业环境与文化

1) 打造全方位的投资者教育体系由监管部门牵头,积极发挥各类投资者保护机构在投资者教育中的引导作用,联合行业自律组织和各类金融机构共同强化投资者教育,培养高质量的投资者教育队伍。同时,深化投资者教育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加大对资管新规特别是对“破刚兑”“净值化”等内容的教育和普及力度,改变投资者的“刚兑”思维,传递净值化理念。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通过科学设计投资者教育内容,合理定位不同教育主体角色分工,促进投资者群体素质的整体提升。

2)建议强化理财行业“信义义务”共识与责任。根据投资者的实际情况和产品属性,进一步细化信义义务规范标准。信义义务首先应该表现为投资者利益优先。目前,我国信义义务的规范主要是《公司法》《证券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其中,《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中有关受托人信义义务的规定,可以直接用于资产管理业务中的相关金融机构。但总体来看,上述规范对信义义务的规定简单,内容狭窄,难以在司法实践中被用来保护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

3)积极倡导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理念,加大培育中长期理财客户一是进一步扩大养老理财产品试点,更好匹配客户中长期养老理财需求;进一步明确理财子公司等机构在养老金第一、第二支柱等方面的投资管理人和产品供给方资质,提高养老金管理人和养老金投资品的多元化。二是继续稳妥有序扩大资管领域特别是银行理财领域开放,引入更多国际成熟机构投资者,优化国内理财市场投资者结构,引进成熟投资理念和先进理财产品,更好服务客户需求特别是中长期理财需求。

4)推动银行理财机构由“产品供应商”向“综合服务商”的定位升级转变,践行以客户为中心的宗旨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给予银行理财公司开展理财顾问咨询业务牌照,未来买方投顾的发展将改变资管机构“产品供应商”的单一角色,有利于围绕客户需求提供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的资产管理服务。同时,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加强数字化能力建设,根据投资者客观风险承受能力、主观风险偏好、收益诉求、流动性诉求等因素来刻画投资者风险画像,运用大数据模型分析用户行为特征,以更加准确识别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精准理财服务。此外,借助金融科技帮助长尾投资者获得公平便捷的投教服务,提高投教效果。

持续强化银行理财机构能力建设

1)加快差异化、突出银行理财特色的产品创新一是鼓励商业银行对集团内理财子公司、资产管理部门、私人银行部门以及控股公募基金等板块进行有序整合与协同,鼓励差异化发展。二是构建既符合资管新规要求,又适应我国银行理财客户特点的理财产品体系。三是进一步利用好母行的渠道、客户端优势,结合业务特色,做好客户、市场细分,深入挖掘市场需求,不断丰富产品线,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

2)持续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投研能力一是银行理财应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投研框架,搭建涵盖宏观策略、中观行业的大类资产研究体系。二是精心打造强有力的专业投研、交易团队,加快培养具有市场影响力、客户认可度高的明星投资经理和专家型人才队伍。三是针对银行理财在权益等资产领域投资能力仍相对薄弱的现实情况,各机构短期内可酌情采取FOF/MOM模式等委外投资模式开展相关投资,并重点做好委外投资中的管理人筛选、跟踪、评估等管理工作。

3)进一步强化全面、独立的市场化风控体系一是风险管理前置,在业务开展前对承担的风险形成清晰、可量化的评估,明确业务开展所需的风险预算。二是业务开展过程中做好风险监测、反馈、控制,不断优化完善风控手段,确保风险管理及时反映业务开展状况与环境变化。三是根据理财业务特点,以产品维度为核心,建立涵盖制度、产品、资产及运营层面等多层次的立体化风控体系,实现全面风险管理。

4)进一步夯实人才、系统、科技等业务发展基础一是要加强人才引进培养,推进专业团队建设。一方面,在内部为优秀人才提供明确的晋升通道、合理的绩效考核及薪酬体系,同时做好多元化人才引进,吸引更多优质人才加盟。另一方面,强化存量人员的培训力度,借助定期培训学习、外派培训等方式提升存量人员业务能力。二是加快理财系统建设。持续加大科技力量投入,配备专业人员,设置专业团队,通过自建与外包相结合方式,做好理财系统建设,支持业务转型发展。三是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数字化转型。银行理财要借鉴国外先进资产管理机构经验,加速金融科技在理财业务中的逐步应用,围绕智能获客、智能投顾、大数据风控等方向,加快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强化对母行科技实力的利用。

(编辑 尚鸣)



¨ 本文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商业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现状及展望”(项目编号A210703)的研究成果。

* 杨凯生,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

[1] 仅包含2018101日之后发行的理财产品。


 

1492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年份,这一年的1012日,哥伦布率领探险队登上了美洲的一个平坦小岛,后来哥伦布把这个岛屿命名为圣萨尔瓦多,西班牙语为救世主的意思。这一天在西方被当作纪念发现美洲的“哥伦布日”。

不过,500年后的今天,很多人开始质疑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一说法。在哥伦布到达前,美洲不但有人类居住,而且还有美洲文明。事实上,美洲并不是被“发现”,而是被入侵、被殖民。可以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说法是典型的西方叙事。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庆祝所谓发现美洲,明显渗透着欧洲中心论的西方叙事。哥伦布抵达美洲,给西方带来的是新希望,对美洲来说却是噩梦的开始。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被打造成西方的图腾,只是掩盖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用利剑和枪炮征服世界的事实,用西方叙事为其打造了合法性和正当性。

斯塔里夫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每一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每一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我们这一代很多人是在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自然也是一个西方居支配地位的世界。但这种以西方为导向的历史观已不合时宜,并且具有误导性。

“发现新大陆”背后的真相

哥伦布首次发现美洲大陆是真的吗?按照词义学的解释,所谓发现是指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或找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然而,按人类非洲起源学说,与其说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不如说是土著的印第安人才是美洲大陆的最早发现者。四万年前,他们从亚洲出发,通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并一直在那里生活繁衍。早在哥伦布之前,美洲大陆上就已经有了原住民——印第安人。恰恰是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后,土著印第安人才遭到驱赶与屠杀。

据推算,16世纪初欧洲征服者来到美洲之前,分布在南、北、中美洲的土著居民约有8000万到1.2亿人,而当时欧洲各国的总人口也不过1.2亿。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欧亚非大陆人口翻了近一倍。而经过几个世纪的殖民征服,印第安土著人口急剧下降到200万至500万之间。

根据史料记载,在被欧洲人发现和入侵之前,美洲大陆曾经拥有过灿烂的人类文明。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以及被认为当时已相当发达的玛雅文明,并称为美洲“三大文明”。

强大的印加帝国——也就是今天的秘鲁,就是由印加人建立的。玛雅人不光创立过书面语言,还创立过近似阿拉伯数字的计数系统、精确的历法,以及发达的农业体制。玛雅人还开辟了通往美洲大陆其他地区的重要商道。在天文方面,阿兹特克人发明的历法比当时在欧洲流行的历法更准确。在农业方面,印加人种植的农作物品种之多,超过了亚洲和欧洲。安第斯地区的居民还有很先进的环保意识,他们很早就懂得修水库,用管道引来高山上的清泉。中美洲的土著人能制作精美的陶瓷器,懂得根据不同气候条件储存食物和改进食物的营养。印第安人在医药方面也达到相当高度,会用草药治病,甚至会使用麻醉药做开颅手术。

在西方人眼里,美洲被视为无主的“新大陆”。由此美洲人不再是自己土地上的主人,欧洲人因为这个“发现”就有了“霸占”美洲的资格和正当理由,印第安人成为无主之民。所谓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显然有着美化欧洲人对美洲大陆殖民的一面。

今天看来,这是一个由西方编造的欺骗世界几个世纪的典型历史谎言。在西方舆论占据主流的时代,哥伦布被描绘成了一个所谓的探险家”“航海家地理大发现的先驱,西方借助强势话语和叙事,掩藏流淌在血液里的强盗本性,企图证明掠夺和霸占美洲大陆的正当合理性。但这一切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真实故事,更无法抹杀美洲文明对人类的贡献。

话语是帝国的最佳伴侣

福柯讲,话语即权利。西班牙的安东尼奥··内布里哈也说,话语从来都是帝国的最佳伴侣。这就提醒我们,西方话语天生就具有欺骗性和隐匿性。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这类说辞,暴露了“西方中心论”的本质。西方在主张权利的时候,根本不讲科学。他们用枪炮和钢铁说话,讲的是西方立场,只将真理设置在枪炮的射程。这种话语体系,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都有一定的欺骗性。

哥伦布的远航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哥伦布首航美洲后,以西班牙为首的西方殖民者,相继从美洲获得了大量的金银财富。这些财富不但源源不断地运回欧洲,还通过远洋贸易的方式流入亚洲。欧洲以此方式加入了欧亚贸易循环,为日后的崛起提供了准备。新航路的开辟,使海外贸易的路线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的面貌,更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哥伦布远航之后,西方国家以武力和资本为后盾,先后进行了500多年的扩张、侵略、杀戮和征服,从而完成原始积累,奠定了一定的实力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从那以后,西方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开始以不可阻挡之势崛起于世界,并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不但成就了海上霸业,而且还成就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所以成为里程碑,是因为他开启的是西方崛起的时代序幕,被掌握话语权的西方不断鼓吹几百年。

今天,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西方话语陷阱之后,非西方世界的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话语的危害性。随着中国以及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平视西方世界,敢于置疑“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等类似的西方叙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进步。

解构帝国黄昏的话语霸权陷阱

最近,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再次引发人们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关注与反思。在很多前殖民地国家的人们看来,女王以及她所代表的英国殖民体系对亚非拉殖民地的残酷剥削和掠夺,同样是英国王室故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长期以来有一个流行的观点,英国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原点”。但所谓西方文明的“原点”,本质上就是西方殖民掠夺的起点。在今天各种不见硝烟的鏖战中,仍然会看到美西方设置的强制议题和故意构建的西方叙事陷阱,也能看到美西方国家对非西方话语体系的重拳打压;看到美西方对那些挑战其话语垄断地位的媒体进行围追堵截,也看到美西方在洗脑民众和舆论场耍弄的各种伎俩。

现在美西方看似很强,却面临着帝国黄昏。美西方国家企图像过去的几十年和几个世纪那样,继续充当“殖民者”的角色,继续蒙骗、欺侮发展中国家。可惜的是,这只能是新版的“格林童话”,虽然美西方现在仍然强大,但绝不可能继续“垄断一切”。

今年以来,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下,加上乌克兰危机负面效应外溢导致粮食、能源等多重危机,当今世界面临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持续增多。世人进一步认清了“西方霸权话语才是撕裂世界、地区冲突的罪魁祸首。一旦世界出现冲突和争端,美西方总是借助话语霸权不断甩锅,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但是,世界从来都不是西方的世界,也不是西方的“新发现”,更不是西方的施舍恩赐,当然不能由西方主导。

今天的世界已不再是500年前的世界,也回不到500年前的世界。终有一天,响彻世界的平视话语会驱散西方傲慢、偏见和谎言的迷雾,推翻由西方话语定论的颠倒黑白,西方主宰的画地为牢、弱肉强食的世界也将被推翻,从而迎来天下大同、命运与共的光明未来。

(编辑 杨利红)



* 周文,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两年多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对各国经济社会生活和国际交流造成严重影响。而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激化了国际和地区矛盾。在新冠疫情和地区冲突双重影响下,今年以来,国际政治斗争尖锐激烈,世界经济衰退风险有所上升,国际安全形势日趋复杂严峻。

国际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国际战略格局在矛盾冲突中演变

疫情和冲突加速美欧历史性衰退

最近两年,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对全球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持续,则进一步激化了国际矛盾,美国和西方国家加速阵营聚合,全球化和多极化进程面临更多困难和阻力。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

疫情和冲突重创欧美,加剧西方历史性衰退,特别是美国问题积重难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6%。截至202210月中旬,美国新冠感染病例总数超过9676万人,死亡病例超过106.3万人,成为全球抗疫的反面典型。为应对日渐严重的经济社会困局,美国不断超发货币,通胀压力持续上升,今年6月通胀率达到9.1%,创近40年新高。为控制通胀,美联储连续强势加息,但8月通胀率仍高达8.3%,经济慢性衰退的风险明显加剧。美债务规模持续上升,至今年9月中旬债务总额接近31万亿美元,是其2021GDP总量的1.3倍多。同时,美国社会严重撕裂,两党政治斗争空前激烈,种族歧视引发严重社会不满,枪支犯罪愈演愈烈。此外,美国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乌克兰危机中不断添柴拱火、损害盟友,大发战争财,也导致其道义形象严重滑坡。

欧盟身陷多重危机,综合实力受到进一步削弱。新冠疫情持续蔓延造成欧盟产业链、供应链断裂,服务业和出口贸易遭受重创,消费和投资下降。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与美国一道对俄发起全面制裁,限制和降低从俄进口能源,阻断经贸和金融往来,政治上倒向美国,陷入地缘政治陷阱,导致欧盟国家普遍陷入严重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欧元大幅贬值,物价持续上涨,企业经营困难加重,经济增长乏力欧盟委员会7月发布的夏季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2年欧盟经济增长率为2.7%2023年仅为1.3%。欧盟不仅使自己深陷多重危机,而且进一步丧失了独立自主和战略回旋空间,使得其作为世界重要一极的地位受到严重削弱。

亚洲地区稳定发展,全球政治经济重心加速东移

在欧洲地缘政治危机持续加剧的大背景下,亚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疫情防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始终保持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和社会安全稳定。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扩大国际合作,积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国际影响力稳步提升。东盟各国逐渐放开疫情限制,经济快速恢复,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较快,前景向好。印度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处于相对有利地位,获得更多承接中低端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机会,以及乌克兰危机中的石油转口贸易,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GDP增长8.4%。日本、韩国虽反复受到疫情影响,但上半年GDP仍维持了0.9%3%的增长。面对美西方全面制裁,俄罗斯被迫将发展重心转向亚洲,进一步实施东向战略,不仅有利于打破美西方的封锁制裁,也有利于更好地满足亚洲地区的能源需求,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发展态势。

亚洲地区的稳定发展,正吸引世界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前来投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1-8月吸引外资1384.1亿美元,同比增长20.2%。印度上一财年吸引外资836亿美元,今年预计吸引外资1000亿美元。东盟2021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1740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外资在东盟并购额仍居亚洲首位。美国也将其全球战略的重心转向“印太地区”,陆续向该地区投放更多力量和资源,谋求对“印太地区”的全面控制。

西方国家加速阵营整合,多极化世界格局面临新挑战

最近几年,美国为维护日益衰落的霸权地位,面对中俄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不断拉拢煽动西方盟友,试图构建更加广泛的同盟体系,共同遏制中俄的发展,进一步激化美欧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矛盾。美国利用欧盟等西方国家与其在价值观上高度一致的有利因素,着力构建以制裁和削弱俄罗斯为主要目标的国际同盟,借此进一步强化对欧洲的控制。欧盟机构和多数成员国在政治上进一步倒向美国,在安全上更加倚重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紧跟美国步调,战略自主性日渐削弱。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迅速建立起由40多个盟友和伙伴组成的反俄军事政治同盟。为应对地缘政治危机,北约在美国主导下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援助、提供全面的战场外情报信息和军事技术支持,实质性地介入冲突,对俄打起代理人战争。在政治经济上,过去在国际事务中一度被边缘化的七国集团,在制裁俄罗斯的行动中重新发挥政策协调作用。多数西方国家跟随美欧对俄实施全面的极限制裁。乌克兰危机一定程度上不仅使美国维护霸权的力量得以进一步强化,而且也使多极化的国际战略格局受到冲击。美国及个别西方国家始终抱有遏制中国的战略冲动,乌克兰危机国际战略格局有因此进一步失衡的危险。

国际政治斗争复杂激烈,爆发新冷战的危险有所加重

最近几年,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崛起和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世界主要力量围绕国际秩序、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发展模式、价值观念、主权利益等重大原则问题的矛盾斗争日益尖锐复杂。美国持续对中、俄采取越来越严厉的遏制措施,导致中美、俄美之间的双边合作日益收缩,国际关系复杂演变。在美国驱动大国竞争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围绕单边与多边、霸权与民主、封闭与开放、对抗与合作以及战争与和平的斗争和较量更加激烈。乌克兰危机促使全球范围内冷战对抗甚至发生热战的危险明显上升。由于美国推行遏制中俄的敌对政策,国际关系当中也出现一些危险的趋势,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意识形态因素日益影响国家间关系,国际社会被分裂的危险逐步上升美国拜登政府出于维护霸权的战略需要,将推行价值观外交作为遏制中俄的重要手段,将当今世界的主要竞争定义为所谓的“民主主义国家”和“专制主义国家”之间的较量,蓄意突出意识形态差异。美国不断以“民主” “人权”为借口,肆意对中、俄等国进行抹黑和打压。同时,美国大搞意识形态划线,强迫其他国家选边站队,极力拼凑以所谓“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民主国家同盟,试图借助盟友力量维护基于美国霸权规则的“国际秩序”。亲美的西方政客紧跟美国步伐,将所谓的民主价值观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原则和重点,在涉台、涉疆、涉港以及民主、人权等问题上与美国沆瀣一气,大搞经济问题政治化,恶意污蔑中国在新疆实行“种族灭绝”,并悍然对中国发起制裁。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在美等西方国家的操弄下被刻意突出放大,导致东西方国家在“民主” “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与隔阂日渐加深,国际社会信任危机日益加剧,并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合作造成阻碍,一个走向全球化发展、彼此相互依存的世界,面临被美西方人为制造的意识形态鸿沟撕裂的危险。

美遏压中国的政策分化世界,东西方陷入冷战对抗风险持续增大美国将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和“步步紧逼的挑战”,加紧推行旨在遏制中国的对外政策。拜登政府不断拉拢西方盟友共同参与和配合其针对中国的战略遏制行动,试图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与中国进行新的冷战对抗。尽管美国的战略企图已经引起包括不少西方国家在内多数国际社会成员的反感和抵制,但美国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仍在加紧推行印太战略,极力拉拢和分化亚太国家,试图构建针对中国的集团网络,谋求对华在军事安全上遏制围堵,在经济科技上封锁脱钩。目前,美国已在亚太地区初步建立起以遏制中国为根本目标的小集团架构。为达到遏制中国的战略目的,美国最近在台海方向不断制造矛盾,蓄意加剧紧张局势,试图像对俄一样,先挑起冲突,然后再动员西方盟友对中国进行极限制裁,企图将整个世界拖入冲突对抗的深渊。

世界经济危机四伏,全球性衰退风险进一步上升

地缘政治因素干扰全球经济科技合作,破坏国际产业分工协作,造成全球范围内的供需失衡。美国拜登政府极力遏制中国发展。一方面,美国大搞经济问题政治化和安全问题扩大化,不断鼓动西方国家借所谓“安全问题”限制与中国的正常经贸、投资与科技合作。在美国要挟下,一些欧洲国家陆续放弃与华为在5G领域的合作,个别国家甚至鼓动与中国脱钩。另一方面,美国逆全球化潮流而动,通过建立“印太经济框架”、“芯片四方联盟”等封闭性机制,试图另起炉灶,建立排除中国的小圈子,对中国实行体系化的经济脱钩和科技封锁,最终将中国排除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之外。最近有国际商界人士预测,美国与中国全面脱钩将导致全球GDP损失30%。美国最近通过的《芯片和科学法案》,实际上就是将芯片生产与市场需求人为割裂,最终结果必然是损人害已,得不偿失。目前看,美国主导的芯片脱钩和产业封锁,罔顾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依存性,客观上将直接导致相关国家和地区产品主要销售市场的丧失。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芯片产业失去市场需求的支撑和驱动,必然会出现利润的下滑、产业规模的萎缩和科研投入的减少。而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研发,美国的芯片产业最终也将因规模和效益的滑坡而丧失领先地位。

美欧对俄极限制裁,导致全球能源和粮食危机持续加剧。俄罗斯是全球能源和粮食生产大国,对整个世界的能源和粮食供应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俄能源出口量占全球能源出口量的25%,其中对欧洲出口量约占欧石油、天然气总需求的25%40%。俄罗斯2022年粮食产量预计达到1.3亿吨,其中小麦产量8700万吨,计划粮食出口5000万吨。乌克兰也是世界粮食生产大国,2021年产粮8600万吨,出口4850万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俄发起史无前例的极限制裁,导致俄方能源和粮食出口受到限制,乌克兰粮食出口量也从20218月的559万吨下降到20228月的226万吨,减少46%,人为地制造了波及全球的能源和粮食危机。乌克兰预计今年粮食产量有可能下降50%,全球粮食供应紧张状况短期内恐怕难以缓解。目前,乌克兰危机和美欧对俄制裁的外溢效应进一步显现。世界各地能源和粮食价格普遍上涨,并向产业下游和其他领域传导,导致危机局势持续蔓延,其中欧洲受到能源短缺的影响更是首当其冲,欧洲的能源危机进一步加剧。

美国有预谋地实施货币宽松和加息紧缩,有可能导致新一轮全球性金融危机,加剧世界经济衰退。美国依靠金融霸权和美元的国际货币优势,一贯利用美元的宽松放水和加息回流来掠夺世界财富。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再次开启疯狂印钞模式,几乎无限制增发货币,两年间广义货币M2增加了6.3万亿美元,并引发美国40年来最严重通胀。为了控制国内通胀和收割世界财富,美元基准利率升至3%以上,并对外释放未来进一步加息的强烈信号。目前看,美元此轮持续加息,已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多国货币大幅贬值,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未能幸免,大多数国家资产严重缩水,被迫承受资本外流和本币大幅贬值的金融灾难,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严峻挑战。受此影响,本已困难重重的世界经济,将因此雪上加霜,进一步陷入衰退困境。

受疫情和冲突战乱等多重因素的复杂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已经大大放缓,陷入衰退的风险也在增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公布的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2年全球GDP增长3.2%2023年将进一步放缓至2.7%

国际安全形势复杂严峻,人类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加剧

乌克兰危机加剧美北约与俄战略矛盾,战事有进一步升级扩大的危险。乌克兰危机不仅进一步加剧了俄与美欧的地缘战略矛盾,同时也为美进一步遏俄控欧提供可乘之机。美国在冲突爆发后,动员其西方盟友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援助,意图通过外部的全面制裁和战争行动的直接消耗,彻底削弱和拖垮俄罗斯。为实现对俄全面战略围堵,美国和北约还在俄与乌持续交战无暇他顾之际,火线接纳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将北约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张到俄西北部边界,导致俄与美北约的地缘战略冲突进一步加剧。在此形势下,俄在战场内外所面对的其实是以美为首的西方同盟,乌克兰事实上已成为美北约与俄战略博弈的角斗场,俄也借此与美西方展开持久较量。乌克兰危机随着美国和北约国家日益公开和实质性介入冲突,俄与美北约之间的战略矛盾有可能进一步白热化,届时欧洲和俄罗斯都将受到进一步削弱,并使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都受到更加严重的冲击和破坏,而最终真正受益的却可能只有幕后的操纵者美国一家。

亚太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冲突对抗风险上升。为遏制围堵中国,美国政府近年大力推动实施“印太战略”,推动建立印太经济框架,着力强化与日本、韩国的军事同盟关系,连续在中国周边举行多边军事演习,不断在南海蓄意寻衅滋事。与此同时,美国还将台湾问题作为打压遏制中国的手段和工具,大打台湾牌,美方近年来公然违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逐步取消对台交往的政策限制,不断提升与台湾当局交往的级别。美国2018年通过所谓《与台湾交往法案》,允许美所有层级官员赴台。2020年签署所谓的《2019年台北法案》,极力为台湾当局扩大“国际空间”,妄图让台湾民进党当局实质性参与联合国组织活动。美国政府还不断加大对台军售的频次和规模。美国战略界恶意鼓噪放弃对台“战略模糊”政策,美国军方也在进一步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不断派军舰冲闯台湾海峡。为进一步加剧台海紧张局势,美国国会最近又炮制出台所谓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并于914日通过参议院外委会审议。美方策划的一系列军事政治行动,以及岛内台独势力的冒险活动,正在不断加剧台海局势紧张,推高冲突风险。此外,美日韩不断加强军事同盟,试图强化所谓的“延伸威慑”,导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温。事实上,亚太地区局势紧张,完全是由美国的遏华政策及其敌对行动所引起。美国推行以遏制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印太战略,是导致亚太地区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

中东地区局势持续混乱,冲突战乱难平。今年以来,中东地区局势虽然出现一些缓和迹象,但冲突战乱并未停止,局势依然紧张脆弱。巴以矛盾持续尖锐难以调和,以色列军队与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武装派别间的冲突事件不断发生。叙利亚局势持续动荡。美国长期侵占叙利亚东北部地区,支持叙反政府武装;以色列不断以各种理由空袭叙利亚地面军事设施,导致双方矛盾加剧、积怨愈深;俄土伊联手与美博弈,各方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以色列与伊朗矛盾深重难以调和,双方在较长时期内仍将维持尖锐对抗状态。也门局势依然脆弱。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虽然连续数月实现停火,但内部各派势力矛盾错综复杂,外部力量博弈激烈,真正实现和平仍需冲突各方和国际社会付出更多努力。中东地区已经成为全球矛盾最复杂、冲突战乱持续时间最长、局势最混乱的地区。

西方大国加大军费投入,导致全球性军备竞赛升温。为保持世界霸主地位,最近几年美国的军费预算持续大幅增长。2020财年达到7400亿美元;2021财年达到7405亿美元,实际开支突破8000亿美元;2022财年达到7530亿美元。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美国2023财年国防预算达到8133亿美元,增幅达到4%。法国2023年军费预算达到439亿欧元,较2022年增长7.4%2022年,德国军事开支为588亿美元。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德国一改战后70多年的谨慎低调政策,6月份正式批准增加1000亿欧元特别国防资金方案,欲重点更新武器装备,重建欧洲最强军队。北约其他国家也计划陆续增加军费开支,最终将军事预算提高到占GDP 2%的水平。日本极力借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和乌克兰危机加强军事化建设,在防卫费连续10余年保持增长的基础上,2023财年计划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预算,甚至欲比照欧盟国家,将防卫费开支提高到GDP2%,重点增强防区外打击能力,扩充无人机装备,建造新宙斯盾舰,发展高超音速反导能力,并计划在西南群岛和九州岛部署超过1000枚远程巡航导弹。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美西方国家普遍增加军费开支,不仅会进一步损害经济和民生,而且极易引发全球性军备竞赛,加剧国际和地区局势紧张甚至军事冲突风险。

(编辑  宋斌斌)



* 刘文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研究员。



 

20229月,上海合作组织撒马尔罕峰会签署了关于伊朗加入上合组织义务的备忘录,决定启动接收白俄罗斯成为成员国的程序,批准巴林、马尔代夫、阿联酋、科威特、缅甸成为对话伙伴。“上合大家庭”的覆盖区域从起始的欧亚地区及上一轮扩员的南亚地区,走向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实际覆盖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和绝大多数人口,拥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并肩负起维护亚欧大陆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职责。

欧亚大陆的陆权复兴趋势明显

上合组织国家基本上是陆权国家,其扩员实际上是拉开了“新陆权”时代的序幕。“新陆权”指陆权复兴。欧亚大陆是世界各文明的发源地,曾长期引领人类社会发展,但在大航海时代随着海权兴起而衰落。然而,当前欧亚大陆的陆权复兴之势日趋明显,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首先,当代科学技术实现飞跃。航海技术的飞跃和海上贸易的发展曾使荷兰、西班牙、英国、美国等海权国家兴起。当今陆上交通和信息技术的飞跃,亦为陆权复兴提供了重要保障。

其次,陆权大国战略合作加强。中国和俄罗斯虽都有海陆兼备的优势,但就战略文化传统和影响力区域而言,都属于欧亚大陆陆权大国。海权国家打压陆权国家的战略是控制大陆海岸线,即占领近海岸岛屿及半岛、海湾等陆海结合部。以从阿富汗撤军为标志,美国沿着历史足迹,将其力量从欧亚大陆内陆收缩到陆海结合部,对中国实施“印太战略”,对俄罗斯实施北约东扩。对此,中俄形成了互为战略依托的“背靠背”关系,加之伊斯兰世界普遍对中俄友好,中俄可通过经济和安全优势互补,共建欧亚陆权合作板块。事实上,位于中俄共同周边地区的中亚,已形成在安全上更多借助俄罗斯、经济上更多借助中国的局面。

再次,欧亚大陆一体化进程加快。美国在欧亚大陆不断制造冲突动荡和热点问题,意在使欧亚大陆战略格局碎片化。然而,欧亚大陆的次区域一体化以及次区域间的整合进程加快,域内安全合作机制日益完善。上合组织是域内最具影响的综合性多边平台。撒马尔罕宣言指出,“上合组织成员国欢迎上合组织秘书处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经社会签署谅解备忘录。”这说明,上合组织将加强与全球性和次区域国际组织的协同,这无疑有利于推动欧亚大陆的一体化进程。

中国等国拥有先进技术、强大产能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能够促进欧亚大陆设施联通,并围绕新基础设施布局对冲海权国家制裁威胁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这不但有助于域内国家维护主权与安全,实现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而且将颠覆以西方为中心的地缘经济结构,形成多中心的地缘经济结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等,都在为欧亚大陆一体化提供重要动力。

最后,新理念得到欧亚国家普遍认同。美国推崇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质上是基于霸权规则的单极世界秩序。美国为追求“绝对安全”和垄断利益,肆意篡改和取舍那些得到广泛认同的国际规则,将世界推入失序状态。失序意味着混乱,也意味着新生。上合组织新理念能够确保新国际规则体系更加符合时代精神和世界潮流。

上合组织示范新型国际关系

欧亚国家普遍认同“国际关系民主化”和“真正的多边主义”,并主张各国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和平稳定和发展振兴。

美国实施等级制的霸权多边主义,是强加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多边主义,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追求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多边主义,是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多边主义,代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与诉求。上合组织“坚持政治互信、坚持互利合作、坚持平等相待、坚持开放包容、坚持公平正义”,充分体现了“真正的多边主义”,能够解决霸权多边主义所造成的世界发展不均衡、发展利益分配不公正的问题,团结各国共同应对防灾、反恐等全球性问题。上合组织基于“真正的多边主义”所构建的国际规则体系,将为陆权复兴提供具有广泛认同的法律基础。

欧亚国家认同合作共赢的共同发展理念。美国利用金融霸权、高科技垄断、操控别国经济命脉等手段谋取垄断利益,严重损害别国安全与发展利益,促使欧亚国家加强平等互利合作,并加快“去美元化”和产业链、供应链、金融链、创新链重构的进程。欧亚大陆的共同发展将严重削弱美国的经济操控能力,同时开启确保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全球化进程。

欧亚国家认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美国主张的“绝对安全”出于霸权逻辑,基于实力主义和丛林法则,必然造成冲突、动荡乃至战争。欧亚国家遵循新安全观,加强安全合作,有助于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地区安全新秩序。

欧亚大陆国家占世界陆地总面积近五分之一、全球人口的70%,占世界GDP的一半以上。中俄是新陆权时代的引领者,中俄深化战略协作为陆权复兴提供核心动力,上合组织为陆权复兴提供核心平台。中俄以上合组织为平台推动建立的欧亚陆权合作板块,将是欧亚大陆进入新陆权时代的重要标志。

欧亚陆权合作板块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缘经济板块,也将成为多元文明合作共处的地缘政治和安全板块。该板块具有反霸性和开放性,将凭借自身地缘经济优势吸引越来越多的海权国家开展互利合作。在新陆权时代,欧亚大陆及周边国家将努力加强政治互信、安全互助、经济互利、文化互鉴,实现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霸权国家在欧亚大陆的没落是历史必然趋势。欧亚大陆一体化进程将加快,并最终迎来欧亚大陆陆权复兴。域内将形成更为公正合理的新秩序,并引领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陆权时代也是世界发展新时代。

(编辑  杨利红)



* 王晓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俄战略协作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


                      

 

绿色智能制造是应对种种不确定性、保持工业企业韧性的关键要素,可以让企业具备柔性生产的能力,面对各种上下游的不确定性因素时,依然能够保证生产的韧性,实现敏捷的响应和高效的运营。在实现“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推进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并举,更需要持续创新与健康生态圈的支持。

可持续发展是企业的必选题

技术创新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前进动力。可持续发展理念进一步落地,以及人口变化和劳动力世代变迁的大趋势,依然是制造业头上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工业企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都是空前的。

由于疫情防控原因,人们的差旅和互访受到很大限制,这意味着实地监控进程的能力受到限制,必须考虑将运维操作尽量远程化。智能制造是我们将要迎来的下一代自动化趋势。

根据《财富》杂志的调查,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94%的世界前1000强企业受到了供应链的挑战和冲击,加之近来芯片短缺、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影响,工业企业必须变得更高效和更有韧性,实现业务敏捷性,分布式运营,优化供应链,确保信息安全,注重质量提升。

由于32%的碳排放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工业企业,因此可持续发展是工业企业的必选题。为实现国家“双碳”目标,大量的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八大控排行业将面临减碳压力。另据国家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2020年的人才缺口超过1900万人,2025年这个数字将接近3000万人。技能型人才缺口的增加,决定企业必须要用技术赋能员工、赋能管理、赋能决策。

过去,我们判断一个工业企业成功与否,通常会看它的财务数据,如营收、利润、投资回报率等指标。现在,我们评价一个企业是不是优秀肯定要把企业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纳入考虑范畴。如何在“人、利润、地球”这三重底线中做到平衡是一项挑战,也是我们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一步。

如今,数字技术可以支撑企业推进可持续发展工作,数字化的赋能手段保证了与碳排放相关的实时数据的传输和分析,我们不仅可以全面了解企业的情况,还可以追踪产业链上下游的情况。

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如果一个企业能够通过可持续发展彰显社会责任,那将带来业务的增长,吸引新的人才和投资。随着碳交易机制的不断成熟和数字化监测手段的日趋完善,可持续发展带来的业务机会和经济效益将会进一步显现。

数字化赋能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可持续发展和数字化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两项企业长期战略。数字化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可持续发展为数字化提供了新的舞台和发展动力。以施耐德电气集团(以下简称施耐德电气)为例,2021年施耐德电气的全球收入达到290亿欧元,其中50%以上的营业收入来自数字化业务,包括互联互通的产品、边缘控制、分析、软件、服务等。同时,公司的可持续影响力收入占比已经达到70%(可持续影响力收入是指对气候产生积极影响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所带来的收入),到2025年这一比例将达到80%

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需要从如下三个层面逐步推进:

一是高效生产。生产是工业企业的核心,通过全厂统一的管控平台和智能监测系统,可以把可持续发展的KPI融合到日常运营管理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KPI不仅包括碳排放和环境监测数据,也包括生产节拍、生产能效、产能利用效率、质量合格等相关要素。通过生产最优化,保证企业的长期卓越表现。

二是绿色的产品。一方面通过循环利用,消除浪费,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另一方面通过优化产品碳足迹,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中和。

三是社会承诺。企业不仅要实现自身的碳中和,也要通过数字生态圈赋能客户和供应商实现全价值链的碳中和。

通过上述三个层面自内而外地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能够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和生产力,增加安全性和长期发展韧性。

数字化赋能是帮助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第三方权威机构的市场调研显示,依托工业物联网的闭环能源管理技术,可以带来大约23%的能耗降低;通过专家远程监控和运维优化,可实现最高43%的能耗降低。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工业,我们必须通过数字化手段增强企业的信息感知能力,充分挖掘和利用数据的价值,实现多层级、多功能的融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提升效率,实现高效生产;才能够减少碳足迹,打造绿色产品;才能够赋能价值链,兑现社会承诺。

全面减碳的关键,在于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要有覆盖从设计、实施到交付运维的全生命周期绿色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其中包括:绿色能源管理和可持续发展咨询、流程和工厂自动化、工厂和企业能效管理、绿色智能制造和精益咨询、工艺仿真优化、数字化交付、供应链控制塔等方案。

可持续发展是一场马拉松

可持续发展是一场不设终点的马拉松,工业企业必须制定长期战略,不断改善策略与方法。施耐德电气就是通过持续创新,实现了在中国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施耐德电气进入中国市场已有35年。截至目前,施耐德电气已在华拥有22家工厂,其中15家工厂获评“绿色工厂”,14家达到了内部认证的零碳排放标准;成立了四大研发中心,建立了开放式并面向所有用户的施耐德电气研修院及客户关爱中心。

中国已成为施耐德电气的全球第二大市场,对研发创新的高度重视和持续投入是施耐德电气在中国市场取得长足发展的动力之一,公司的创新模式正从一家企业的单点突破转变为生态系统的融合发展。

“多中心”模式是施耐德电气在全球的重要战略布局。中国是施耐德电气全球四大研发基地之一,包括4个研发中心与近2000名研发人员,成立了全球能效管理和工业自动化业务的中国中心,负责相关产品的战略制定、研发创新和生产制造,从而将中国智慧源源不断输向世界。施耐德电气工业自动化中国研发中心遵循“本地研发、中国首发”的发展愿景,融合国际品质与本土创新,以中国速度强化弹性供应链,实现了工业自动化业务的本土化。

施耐德电气坚持开放创新,携手生态圈伙伴为客户提供端到端解决方案。通过创赢计划等方式,与绿色智能制造和绿色能源管理领域的合作伙伴开展了广泛的联合创新,促使应用成果不断落地。公司在各地设立赋能中心,助力当地企业利用领先技术,加快研发创新,包括重庆万州赋能中心、绿色智能制造无锡创新示范园、北京亦庄的数字产业示范园等等。

此外,施耐德积极与中国高校开展深入的科研合作,迄今已经与30多所重点大学达成合作,每年有近12000名师生在施耐德电气联合实验室学习、从事科研活动,推进更深入、广泛的技术创新。公司还不断加强与客户的联合创新,与宁德时代联合推出创新储能解决方案,与明阳集团合作为海上风电定制专业化产品等。

由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与施耐德电气主办、中科创达、亚马逊云科技、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等共同支持的“绿色智能制造创赢计划”,至今已经举办了三季。该计划旨在通过联合生态圈伙伴,融合创新技术,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一系列可落地、可复用的联合创新解决方案,同时孵化出一批中小企业生态伙伴,让创新技术激发出工业场景生产力与效率的巨大潜力。自2020年以来,“绿色智能制造创赢计划”已为20余家初创型企业提供技术和资源,涌现出大量创新的工业技术和应用场景。

展望未来,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面向未来,工业企业唯有秉承绿色智能制造理念,通过战略性提速、场景化创新、绿色可持续、供应链协同,构建智能制造发展新生态,进而迈向数据驱动、开放、高效、可持续的未来工业。

(编辑  宋斌斌)



* 庞邢健,施耐德电气高级副总裁、工业自动化业务中国区负责人。



 

内容提要:数智工厂建设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当前数字化工厂建设进入了第二阶段。故此,需要对现行的发展模式进行总结,对新阶段数字化转型的方法和路径作进一步探索。企业要完成数智工厂运营模式转型,必须完成工厂数据生态体系建设、线上线下结合的运营方式创新、工厂内部数字化治理体系创新、小程序软件+指令数据集/执行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与人工智能的开发应用、数字化技能培训等六大任务。基于此分别提出了初级、中级、高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任务及实施的方法与路径。

关键词:工业中小企业;数智工厂;数据生态;数字化治理

 

工业企业的数字化建设,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主要任务,也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数字经济已经进入以数字化智能化工厂(以下简称“数智工厂”)转型为重点的第二轮发展时期。第一轮数字化转型的基本模式是云平台+互联网+消费与服务/智能手机,第二轮转型的基本模式是云平台+互联网+制造与服务/数智工厂。扩大数智工厂的规模,是我国第二轮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与战略举措,也是当下数字工厂和未来“产业大脑”建设的重要中间环节。其中,工业中小企业的数智工厂建设,面临错综复杂的数字化改造环境和艰难的企业数字化能力提升,是全世界都关注的难题。“庖丁解牛”的故事告诉我们,再复杂、再艰难的任务,只要找准了方法和路径,都可迎刃而解。

数智工厂运营模式转型必须完成的六个方面任务

目前,数字工厂与智能工厂已经到了融合发展阶段,有计算必有智能算法创新。在数智工厂建设中,已开始运用设备端计算、制造单元与制造产线端的边缘计算、云计算;工厂数据生态体系建设亦在推进中,有大数据必用人工智能。数智工厂的建设和运营模式,既要从可实现的条件出发,又要加强数字化供应商与工业企业双方主体合作,全面理解、正确处理好老企业数字化改造与数字化改革之间关系,为基层实践提供实际操作型的指导服务。供需双方既要履行各自责任,又要相互配合推进,明确以下六个方面的任务。这六个方面任务,是实现企业数智工厂运营模式转型的必要条件。

建设由行业云主导运营,数据底座与工厂一线相融通的数据生态体系

工厂数据生态体系是数智工厂建设的前提条件,为能够打通数据、用好数据,需要将生产领域、运营领域、管理领域、治理领域、销售领域等数据生态系统中的数据与行业云平台的数据底座融通,贯通其中的技术标准、业务知识、行为规则,建设一体化的数据生态体系。

以织造数字工厂行业云计算平台为例,分析离散型工厂生产场景的数据生态系统建设。基本标配是两类单元(单机制造单元、多机制造单元)、两种产线(制造产线、物流产线)的物联与员工的互联(即 HCPS),并有从物料到半成品再到成品生产的扫码数采系统,简称为两类数智化制造单元、两种数智化制造产线+数采系统

其中,员工(H)使用小程序软件+指令数据集/执行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制造单元与制造产线侧边缘计算(智能网关或服务器)上行到云平台的数据是制造单元或制造产线的工况数据、碳(能)耗数据,云平台下行到智能网关或服务器的数据是智能监测数据集与优化碳耗数据集,为智能预警、智能运维、智能碳耗管理奠定了基础。数字化管理与治理数据系统的标配架构是+管理人员的工位机,管理人员使用小程序软件+指令数据集/指令执行结果报告数据集

进行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运营方式创新

工厂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运营方式的创新是数智工厂改革的依据与主线,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数字化生产需要改变员工岗级、班组级、车间级、生产科与销售科的人员逐级请示汇报的运作方式,建立垂直“五跨”的运营(作)方式。(2)构建跨单元、跨产线、跨车间的横向协同生产的运营方式。(3)创建织品生产与经营业务一体化的、横向跨多个管理科室(或部门)的协同服务掌上办的运营方式,逐步推进工厂管理的扁平化。(4)构建类似于军队“战场情报实时采集、战术信息实时交互、多军种协同作战”实时一体化协同的企业运营方式。

完成工厂的数字化管理体制变革

深化数字化管理体制改革是数智工厂建设的动力,需要改革传统企业管理体制,推进采购、资产管理、仓储、生产管理、人事与工资、财务管理、销售与客户的数字化、无纸化、可视化,并创建与其相配套的管理制度。

创建工厂内部的数字化治理体系与体制

创建数字化治理体系与数字化管理体制,是数智工厂有序运营的必然要求和制度保障,需要处理好管理体制改革、数据治理体系、数字化治理体制三者关系。其中,管理体制改革要解决有规(法)可依问题;数字化治理体系创新要解决严密严谨(执法必严)、查证有功或违规行为的数字化证据链问题。

举例来说,要让数字化管理制度“长牙齿”,保证人人能遵守制度、事事能讲规矩,就必须建立健全跟踪员工生产经营行为的大数据监管体系与体制,实行“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有功必赏、违规必处”,才能保障数字化管理制度创新成果落地见效。

开发全厂员工使用的“小程序软件+指令数据集/执行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与人工智能的应用

首先,要开发好全厂员工使用的“小程序软件+指令数据集/执行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这是实现云平台动态地实时调度指挥全体员工,让员工去调控数字化的制造单元与制造产线,由管理部门员工提供协同的服务保障的必备条件,这是构建面向客户的一体化协同生产与协同服务的数智工厂运营方式的必然要求。要开发好这个数据集,将以“N+X”的数据集形式来体现。其中“N”项的岗位核心指令数据与操作行为规范等数据是固定的,“X”项的任务的指令数据是因不同时间、不同任务而产生变化的。同时,将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进行汇总统计,可自动生成各类可视化的数据报表,可以为各岗位人员提供越来越人性化、便利化、可视化的服务,以此为依托可以构建成以员工为主体的、类似于由云平台统一实时动态调度指挥的多兵种一体化协同作战的运营方式。

其次,开发四大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根据生产、业务、管理、治理等四大场景的数据生态系统建设的进展与业务数据运营的内在逻辑关系,开发各种人工智能算法与应用,并渐次推进。比如通过生产场景数据开发人工智能应用,不断提高智能制造、智能运维、智能质检、智能包装等智能生产与智能运维水平;通过持续推进“订单进度跟踪、合同履约提醒、节能减碳减排合规审查、安全生产跟踪预警、流动资金周转调控”等生产与经营一体化场景的数据并开发新算法,创新智能生产与经营的方式;通过开发“插单智能排产、动态调度管理、产供销智能协同”等管理场景数据的算法,可以创新智能管理;再通过治理场景数据的算法,渐次有序地开发智能监管、智能评价、智能治理体系,实现工厂的数字化治理体系与体制的创新。

只要针对生产、经营、管理、治理等场景数据,洞察其业务数据运作的内在逻辑,就能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的创新,使智能生产、智能运营、智能管理、智能治理年年有进步。

抓好数字化技能培训与先进文化建设

加强员工数字化技能培训是数智工厂发挥作用的关键,否则就会出现类似老年人买了智能手机却用不了、用不好的情况。要广泛动员企业员工,积极开展适岗技能培训,养成遵守数字化技能操作规范、数字化管理制度的习惯。企业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数字化技能、带头遵守数字化管理制度,以身作则地带领员工加强企业的数智文化、数智文明建设,这也是数智工厂建设最为关键的环节。

向数智工厂运营模式转型的方法与路径

完成上述六项任务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将“长规划”与“短安排”相统筹,步步为营,扎实推进。

六项任务推进的内在逻辑

实践证明,六项任务的实施是根据以下内在逻辑推进的。工厂的数据生态体系建设是根据工厂的产品制造、销售、创造利润的工厂职能要求推进的;数智工厂的运营方式创新是跟随数据生态体系建设的进程推进的;工厂的数字化管理体制改革是跟随运营方式创新的进程推进的;工厂的治理体系创新是跟随数字化管理体制创新的进程推进的。同时,员工使用的“小程序软件+指令数据集/执行指令结果报告数据集的开发应用是随同数据生态体系建设进程推进的;人工智能应用的开发是随着场景数据生态系统建设的进程推进的。总而言之,工厂数据生态体系建设的进程是决定其他五项任务进展的根本前提与依据。

数智工厂建设进程可分成初级、中级、高级数智工厂,根据上述六项任务的推进逻辑,可以编制“工业中小企业数智工厂数据生态体系建设任务的计划推进图”。其中,初级数智工厂要完成大部分生产领域的数据生态系统的建设任务,完成守住行业环保红线、破解制约行业利润增长共性难题的全部数据生态系统的建设任务,将要完成部分管理(即生产与销售管理)数据系统建设任务,还要完成部分管理与治理数据系统的建设任务。不同行业要守住的环保法定红线、破解制约行业利润增长的共性难题有所不同,导致数据生态系统的建设任务亦有所区别,如表1所示。

1  行业共性难题和解决方案示例

类别

行业共性难题

案例

解决共性问题方案

高污染的传统印染行业

①确保污水排放达标;②解决规模定制库存长、成本高、回款慢等影响利润增长等问题。

如长兴浦鑫家纺数码印花工厂

建成 50 台相匹配的数码印花生产的数据生态系统,采用个性化定制的方式,工厂实现了近零排放,实现了企业提质降本减排增效。

代加工的轴承行业

①轴承加工影响进度的因素多,交期不确定;②轴承加工质量不稳定。

如新昌县的轴承代加工的工厂

建设生产领域的数据生态系统,实现加工进度的可视化,加工质量的可追溯。

与房地产小区开发配套的工程木门加工行业

①门框架、门面板加工进度、产量不协同;②在工程门包装中错配多。

如江山市的亿美达公司

建设门框架、门面板数字化生产线与数采系统,实现门框架与门面板的协同生产与数字化包装,提高包装的齐套率。

产品组装类行业

①传统采购方式差错多,齐套率低;②零配件由人工负责存储配送,易发生错配。

如永康市的电动工具组装工厂

建设数字化采购管理数据系统,提高1000多个零配件齐套采购的准确率;建设零配件智能仓库与智慧工厂生产物流系统。

初级、中级、高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任务

上述六项任务是分阶段渐次推进的,工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沿着初级、中级、高级数智工厂逐阶升级。

1.初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任务。初级数智工厂是基本完成生产领域数字生态系统建设任务,实现生产数据、减排数据、销售数据、解决行业急需解决共性问题数据等一体化运营的智能工厂,这是“入门级的数智工厂”。初级数智工厂约可采集50%左右的数据,可开发30%左右的数据价值。

2.中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任务。中级数智工厂是在生产领域全面完成数据生态系统建设任务的基础上,基本完成管理领域与治理领域的数据生态系统建设任务,基本实现生产数据与管理数据一体化运营、数字化治理的智能工厂。中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与运营是在初级数智工厂建设与运营基础上、根据数智工厂生产与经营模式升级内在逻辑推进,也是初级数智工厂的升级版。

中级数智工厂需推进行业数据底座与云平台的建设,完成数智工厂生产与管理系统的80%以上数据接入,建成工厂操作系统,并完成企业近80%左右员工的云平台接入服务,70%以上的数据价值得到开发与体现。

3.高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任务。高级数智工厂是指全面完成产品设计(有这类需求的企业)、生产、管理、治理领域的数据生态系统建设任务,即全面完成企业数据生态体系建设任务的工厂,是全面实现产品设计(有这类任务的企业)、生产、管理、治理数据的一体化运营、全员协同生产与协同服务的智能工厂。

高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与运营,是在中级数智工厂的建设与运营基础上,根据现代工厂的建设与运营要求进行升级的。高级数智工厂要求100%完成工厂数据生态体系建设任务,完成100%员工的云平台接入服务,90%以上的数据价值被开发,并在提质降本增效上体现出企业效益来。

(编辑  季节)



* 毛光烈,浙江省原副省长,国家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主任。




内容提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着眼全球加速变革,着力应对新的风险挑战,着重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开创国际合作新局面的战略抉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本质特征、原则要求、方法路径等重要内容,深刻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时代之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实践相结合,是党领导经济工作取得的新的理论成果。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发展格局;战略意涵;路径举措

 

2022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1]当前,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着国内外深刻复杂变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只有将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科学判断和重大部署上来,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立足于办好自己的事,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才能创造无愧于时代的辉煌业绩。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要义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着眼全球加速变革,着力应对新的风险挑战,着重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开创国际合作新局面的战略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我国经济现代化指明了方向。自2020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来,多次阐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本质特征、原则要求、方法路径等重要内容,深刻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时代之问,极大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内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实践相结合,是党领导经济工作取得新的理论成果。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新时代发展的必然逻辑。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建党百年,我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处在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擘画蓝图,以深刻洞察力和战略判断力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系列决策部署,为新时代经济发展开辟了路径。

新时代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经济底盘稳固,基础条件在于我国拥有14亿人口,其中4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施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促进共同富裕,1.8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进城成为城镇的常住人口,城乡居民收入比显著缩小至2.51

按联合国的标准,我国人民生活已经进入相对殷实富足阶段,每百户家庭拥有汽车超过37辆,比2012年翻了一倍还多。城乡居民住房条件显著改善,累计帮助2亿多困难群众改善住房条件

20205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全国政协经济界委员时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 2020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3]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摆脱了贫困落后的局面,距离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战略目标更加接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立足于满足国内需求,繁荣国内经济,持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畅通国内市场主导的国民经济循环是释放内需增长潜力的必然选择,是推动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追求和战略举措,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本质要求。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顺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逐步扭转过分依赖净出口、投资率偏高和消费率偏低等特点,转向出口、投资、消费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纵观相关国家现代化进程,对外依存度过高、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以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脆弱性较为明显,其脆弱性尤其表现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甚至使国家经济安全受到挑战。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的冲击,充分暴露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的严重缺陷。2018年,美国挑起中美经贸摩擦,对华加征关税,采取极限施压政策。美国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行径破坏了全球经贸秩序,加剧了国际经济风险。拜登政府对华遏制政策在本质上并未改变,反而联合盟友在科技领域进一步对我国实施封锁,并加大对华出口限制。美西方政策充斥着冷战思维和逆全球化思潮。2020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中国自身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充分考虑经济全球化和外部环境变化所作出的战略抉择,顺应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4]“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5]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和改革攻坚期,要克服外部风险挑战多重因素影响,掌握发展主动权,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明确“以我为主”的发展方向,着力挖掘国内市场潜力,转向以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保障经济持续平稳运行。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自2012年起,我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和重要出口市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加速器。2021年,我国经济规模达到114.4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1%,高质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入国际大循环,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新经济新业态持续涌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兴服务业快速成长,高水平开放取得成效。202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6]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化全面创新改革,加快国际资源要素流通配置,以更高水平开放激活经济内生动力,以开放创新倒逼产业转型升级,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塑造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巩固提升产业国际竞争优势,推动外贸外资稳定发展,打造全球性资源要素引力场,开辟经济发展国际新空间。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深刻内涵

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保障经济运行循环畅通

社会经济循环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各环节环环相扣,有序衔接,构成经济社会运行的动态循环系统。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要保障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打通从生产到消费环节的堵点难点,理顺生产关系的各个环节,加速生产要素流转,优化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提升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促进微观市场主体小循环、宏观经济基本盘大循环,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保持经济健康平稳高质量发展只有立足国内经济的循环畅通,建立强大的国民经济产业体系,致力于办好自己的事,稳固基本盘,在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中稳住阵脚,经受住外部的风险冲击。

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心在于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国际经济竞争的重点是产业链和产业生态的竞争。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心在于保持产业链运转顺畅,上下游企业紧密协作高效衔接,夯实产业链供应链基础能力,保障产品、零部件、基础制造工艺、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补短板强弱项,加快产业链智能化和绿色化,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坚持创新引领,着力攻克“卡脖子”技术,聚力解决“断供”“缺芯”等难题,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着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增强产业链的韧性和粘性,提升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推动我国产业链迈向中高端。增强产业链的韧性和抗压性,确保在极限施压和极端条件下,产业链可以运转自如独立运行,具有较强的抗冲击力和抗风险能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基点在于扩大内需

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此,要强化需求侧管理,通过需求牵引供给,形成高水平的供给动态平衡体系,优化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优质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品质升级,创造新兴消费需求,挖掘市场增量和效益。同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升供给质量和效率,满足人民群众对品质生活的需求和期待。2020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7]扩大内需,也要在供给端发力,以供给创造需求,增强供给保障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提升产业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引导有效投资,提高投入产业比,减少重复建设和低效投资,盘活资源存量和闲置资产,加速现代物流高效畅通,提高国民经济循环的效率。

构建新发展格局动力在于高水平开放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要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而是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大路。2020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要走一条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实施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8]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与世界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坚定推进开放合作,以更高水平的开放驱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国庞大消费群体成为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巨大动能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为其他国家分享中国市场红利提供了机会。高水平的开放推动国际资源要素涌入中国,加速进出口的均衡发展,形成更为紧密的国际经贸关系,助推国际经济大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 [9]要坚持把握各地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精准把脉,因地制宜,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循环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事关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整体构建。保障产业链稳定畅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条件。产业链各环节梗阻、停滞、中断都将影响整个经济大盘的稳定。产业链环环相扣,上下游紧密贯通,多点成一线,实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整个社会生产过程,畅通产业循环,着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提升产业链的耦合度,疏通各个环节的堵点难点。以自身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优化产业政策环境对冲外部压力挑战。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发挥重大外资项目的专班协调机制,推动项目责任主体、主管部门落实稳经济稳投资的举措,切实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因素,加快项目投产发挥强链补链作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要素流通,实现国际经贸人员互通有无,探索建立国外客户、高层次人才、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闭环通关、查验、转运机制,完善企业保障的“白名单”制度,加速人财物高效流通,建立国际货运物流绿色通道。驰而不息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优质营商服务,提升产业政策效能,保障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可预见性,明确公开透明的监管机制,减少对微观经济的不当干预,稳定市场投资主体对政策环境的预期。

创新驱动产业链提质升级

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紧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变革的趋势,密切关注美国对华“精准脱钩”的风险,着力夯实产业链的基础,补短板强弱项,长远布局基础学科、基础产业、基础人才建设,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突破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技术瓶颈,提升产业基础制造能力,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

坚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突出自主创新,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摆脱对外国关键核心技术装备的依赖,以重大方向、重大需求、重大任务为牵引,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建设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心,部署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有效增强产业原始创新力和核心竞争力。

引导创新资源要素流入实体经济,推动科技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产学研合作赋能,强化数字技术融合赋能,完善产业创新链、价值链,推动企业研发平台建设,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深化技术成果应用,培育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汇集中小微企业创新能量。不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基本盘,筑牢产业链根基,抢占全球产业链战略高地,赢得国内国际双循环新优势。

促进供需体系结构适配

推动供需正向循环、双向牵引,实现供需动态平衡。我国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主要在供给侧。强大的供给体系,是保障国民经济畅通循环、安全高效的重要支撑。要纠偏市场资源要素的扭曲错配,用结构性的办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根本出路在于提高供给体系的质效,提升产品服务质量,扩大有效供给和优质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端的灵活调适,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所需,加快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牢牢坚持需求牵引的基调,优化收入分配调节,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相协调,塑造良好消费环境,强化消费体验,不断适应个性化、差异化消费趋势,培育新型消费,持续扩大内需,挖掘新的增长点,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能。

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推进市场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国家物流枢纽为核心的骨干物流网络建设和骨干多式联运体系,持续布局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市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以信息技术突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经济循环的梗阻堵点,搭建商贸流通新平台,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和第三方物流支付平台,推动市场信息互联互通,建设综合性商品交易平台。消除影响公平竞争的制度障碍,完善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落实统一的清单管理模式,建立统一的社会信用标准体系,出台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提升市场建设制度化法治化水平。保障市场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统筹推进统一的资本市场、土地市场、能源市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建立数据技术标准规范,加速技术信息流动,激发市场活力。推进智慧监管、虚拟空间监管,清理歧视性政策,破除市场不正当竞争的壁垒藩篱,依法开展反垄断,规范市场不当干预行为。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将要继续扩大市场开放,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集聚全球资源要素合作发展互利共赢。当今世界相互依存前所未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是维护国际社会和平发展的正确选择。我国仍将鼓励国外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开放发展的红利。打造优质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推动外资外贸稳定发展。稳定国内循环,带动融入国际大循环。

完善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支持国内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合作,深化双边多边区域投资贸易合作机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熟练掌握国际规则,及时掌握国际市场需求变化和发展动向,加强国际经贸合作对接,实现资源要素全球性优化配置,打造更多世界级规模化跨国企业,推动国内产业更好融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



* 夏旭晖,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1] 习近平.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 在新的征程上奋力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N].光明日报,2022-06-1001

[2] 习近平.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N].人民日报,2020-05-2401

[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4]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的主旨演讲[EB/OL].新华社,2020-11-19

[5] 代表委员谈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经济发展: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N].人民日报,2020-05-2801

[6]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新华社,2021-1-11

[7]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EB/OL].新华社,2020-11-3

[8] 吴秋余,王浩,刘诗瑶,罗珊珊.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N].人民日报,2021-11-401版)

[9] 习近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J]. 求是,2022831



 

20217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诞辰。1921年,12个年轻人在上海一座普通的石库门楼房里集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场人民革命,最终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今,作为百年大党的中共,究竟是正在变得老迈,还是依旧保持着年轻?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无论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何疑虑,都很难否认中共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长期执政党。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状态,还是个贫穷的国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41岁。而今天的中国,已被强大的七国集团视为不容忽视的竞争对手。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在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庞大国家里全面实现的。这一成绩堪称前无古人。但中国能否将这一成绩保持下去?能保持多久?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目前正在实施一项重大的自我更新工程,让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党和全国追求先进的青年人结合在一起,而世界其他国家可能还没有关注到这一重要的发展特征。

在全世界头号人口大国长期执政,中国共产党靠的是两大特质——自我实现和自我革新。自我实现是目的,自我革新则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中国共产党的终极自我实现是以其最初的使命为中心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忘初心。中共成立之初就确立了两个主要目标,实现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使中国摆脱近代以来屡受外侮、积贫积弱的屈辱命运,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恢复中国应有的世界大国地位。中国共产党过去做的以及未来将要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要实现这一目标。

第二大特质——“自我革新”,是中共的“杀手级应用程序”。毕竟,中国共产党已经主动实行了两次历史性的革新,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

第一次革新是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第二次是中国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1979年起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一系列改革把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如今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的庞大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实行渐进式的改革,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避免了苏联的命运,当年冷战结束时许多人曾预测,中国将走上跟苏联一样的道路。

过去的510年里,另一场革新悄然到来,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如何把它展开执行下去,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中国自身的发展来看,在这场革新中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2017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正是在那次大会上,中国公布了一场范式转变,目标从一门心思追求经济发展,变成追求均衡发展共同富裕

这一转折点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多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自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四十年来一直专注于经济增长,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遇到了新的挑战,即政治腐败、财富不平等和环境恶化等。2012年十八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采取严厉手段打击政治腐败,这场反腐斗争至今仍在继续。2017年以来,党开始认真解决另外两个问题。与这场革新同步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趋势,特别是年轻群体的趋势。

这些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出生的人(也就是所谓的90后和00后)与上几代人有本质的不同。这群年轻人数量将近4亿,是撑起中国未来的脊梁。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成长在一个日益繁荣富强的中国。而上一代人主要的关切点是中国有多穷,所以把目光都投向了如何发展经济,90后和00后却认为,他们这代人和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本质上是不平等问题。

有明显迹象表明,中国年轻人对资本和市场的看法正在转为负面,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支持明显提高。例如,在中国面向年轻人的主要视频社交媒体Bilibili上,2020年有关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资本和劳动的内容最受欢迎,这些节目数据的增幅超过任何其他节目。即使在极具企业家精神的科技行业,年轻人反对过度剥削的声浪也越来越高,其中既包括低收入快递员,也包括高收入但加班时间过长的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士。

在第二次革新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经济管理机构,从原来的计划经济管理者转变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引领经济发展的执政者。现在,通过把建设公平社会纳入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正在重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努力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最引人注目的实际行动,是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消除贫困的工作。这项伟大工作始于2012年,用了8年时间将中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9900万人摆脱了贫困——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数以百万计的党员干部奔赴边远农村和山区,深入艰苦恶劣的减贫第一线。据最新统计,在此过程中有1800多名党员以身殉职。

与此同时,政府开始下大力气约束垄断型企业。最著名的例子是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在即将上市的最后一刻被取消资格。政府更严格地执行《反垄断法》已成为常态。其目标是保护公共利益,尤其是劳动者的利益。

这种范式转变也带来了重大的挑战和风险。中国的年轻一代希望解决不平等问题,但也希望享有经济发展机会,继续提高自身生活水平。如果经济不能持续发展,这一期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另一方面,国家的再分配措施如果引导不当,就可能扼杀对增长至关重要的企业家激励机制。中国共产党能否成功把握趋势,统筹兼顾,形成有助于建设公平高效社会的实际政策?

另一个范式转变发生在中国青年当中,这就是中国如何看待世界,以及它与世界尤其是它与西方的关系。特朗普时代向中国人展示出的美国,与他们几十年来的印象截然不同。那些仰望美国,觉得“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的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新一代中国人眼里,美国和欧洲治理水平低下,不平等问题比中国更突出,而且表现得政治失能、社会极化、内部矛盾严重。

与前几代中国人相比,90后和00后一代年轻人对国家发展更有信心,更有认同感。他们很自然地响应党的号召,对中国道路更有信心。近期有两件事巩固了这一变化。一是新冠疫情,中国迅速控制住疫情,与其他国家一波接一波疫情的反复形成了鲜明对比。另一个则是西方对中国的敌意在不断上升。长期以来,中国民众已经习惯了西方对中国的各种批评,无论是腐败问题还是人权问题。但西方政界和媒体界当前这股妖魔化中国的风潮,则被中国人普遍认为偏执,缺乏客观性和诚意,只是在企图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发现西方描绘的中国并不符合他们生活中的实际情况。所以许多人对西方产生了怀疑和愤怒。西方攻击中国最频繁的两个问题,即新疆和香港问题上,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人都不认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年轻网民经常在网上呼吁抵制西方品牌和名人。

事实上,中国青年正在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目标——即“走属于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最坚定的支持者。来自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公众对政府领导力的满意度达到了惊人的90%。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近期一项调查显示,年轻受访者对政府支持度的提升幅度最大。2019年,超过80%的新入党党员年龄在35岁以下,人数接近190万。近80%的大学生表达了入党的意愿。

所有这些或许都让西方人感到意外。但既然中国年轻人的愿望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如此高度一致,那么未来的问题就在于中共这个百年大党要如何适应新形势,来更好地服务(和领导)年轻人。中国共产党需要把中国年轻人朴素的能量和理想导向建设性的社会主义,避面陷入过度的民粹主义;导向健康的爱国主义,避开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它将满足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物质愿望和精神理想。

(编辑  季节)



* 李世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咨询委员会主任。

陈元

曾为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现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谭姜山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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