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复兴与中国道路再次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带给许多亚非拉国家前所未有的自主发展机遇。三百年来第一次有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态度来面对欠发达国家。第一次有一个大国具备同时在上百个国家兴建电厂、超高压输电网、光纤通信网络、铁路、地铁、高速公路、海港等基础设施的超级能量，以及协助其他国家克服发展中的瓶颈，而且能为全世界中低收入群体供应物美价廉的工业产品与电子商务平台，协助几十亿人跨入数字与网络时代。

我们要从全球视角来理解近代中华民族走过的道路和中国复兴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唯有以全球史的架构来探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大课题的有机联系，我们才能看清中国未来应该走的道路，以及可能面临的艰巨挑战。

一百多年来，中国从被帝国主义欺凌侵略而濒临生死存亡关头，到恢复民族独立自主地位，重建统一政治秩序，然后一步步发展成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过去70多年在现代化道路上奋起直追，中国在很多方面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超越了过去其他民族与文明曾经创造的历史纪录。未来中国还会发挥更关键的作用，这对全人类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

世界经济活动重心的千年移转

2018年10月，《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一个新的霸权：中国世纪仍方兴未艾》的报道。这篇报道引用了一张信息量很大的历史地图，展示了过去2000年来世界经济活动重心的空间移动。

该图从公元元年开始绘制。在前1600年的时间里，世界经济地理重心的位置移动范围非常小，一开始它落在今日的中亚细亚，先微微地向南移动，然后缓慢地移向中国西域。在这个重心的东边与南边，有中国和印度两大古文明国家，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两大古文明历经几千年，在大多数时期各方面都是比较先进的，从农耕、纺织、冶金、医药到天文。世界经济地理重心长期相当接近这两大文明板块。从16世纪开始，世界经济重心往西北移动，1820年后更加速往西走，体现了西方的崛起，这段历史包含航海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与工业革命。

接近19世纪末，北美大陆崛起。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英国，在二战结束时达到顶峰。战后西欧重建复兴，东亚也开始加快发展，世界经济重心从1960年开始缓慢往东移动，出现了日本的兴起和东亚“四小龙”经济奇迹。1980年之后，全球经济重心快速往东移动，此时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到2010年，重心继续快速东移，这时印度经济也开始加速发展。

是什么力量把这个重心一直往东牵引?显然中国是最大的牵引力量。这张图预告不久之后，人类经济活动分布的重心可能会回到19世纪初的起点。所以《经济学人》的这篇报道感叹，如果从统计数字的构成来看，过去三四十年间很多所谓的全球趋势，其实主要就是中国趋势。因为中国的体量太大了，它自身的趋势就影响了全球趋势的各种指标变化。

图2是美国智库“经济周期研究院”（Economic Cycle Research Institute）根据过去200年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的购买力平价（PPP）估算的GDP数据所绘制的统计图表。图中显示，从1820年（清嘉庆末年）到1950年，整个人类历史的故事基本上就是西方的兴起。西方国家的绝对支配的地位，一直持续到1970年。图中最上面部分是美国，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然后是英国（这些都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之后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接下来就是荷兰等中小型西欧国家，合起来就是传统定义上的“西方”。所以将近两百年来，西方一直是人类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其他地区的民族都是配角，甚至是西方殖民的对象。

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这两大曾经占全球经济份额非常高的古文明，相对比重一路下滑。二战结束后，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比较突出的变化是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与日本的兴起；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的40多年，非西方世界（尤其是亚洲）全面崛起的大趋势已形成，其中中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战后亚洲崛起的历史意义是非凡的。这批亚洲国家和地区成功的后起工业化案例，是在西方国家已经拥有丰沛的资本积累、盘踞产业价值链的顶层、掌握多数核心技术与专利保护、控制能源与其他重要资源的供给渠道、全盘主导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与交易规则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后起的新兴经济体主要依靠自身的积累、勤奋与学习，积极把握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从参与低阶的国际分工开始。它们从不依靠战争扩张、殖民掠夺，也不依靠对资金、技术与市场的垄断，这和西方崛起的历史轨迹非常不同。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对16世纪到二战结束西方崛起过程中对非西方世界的残暴侵略、掠夺、榨取与不对等交换避而不谈，也对战争对激发工业革命的关键作用视而不见。例如，西方新制度学派的学者道格拉斯·诺斯的作品，就是通过扭曲历史让读者相信：英国、荷兰、法国与美国等列强的成功崛起，主要是因为它们选择了正确的制度演进路径。哈佛大学的阿西莫格鲁则试图让读者相信，后起的殖民帝国（像英国）给殖民地留下的法治遗产，为他们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而新古典经济学者更是刻意忽视国家机构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的强势主导角色，而把成功的要诀简化为让自由市场机制发挥关键作用，保护私有产权、降低交易成本等。

人类学家估计，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有大约1.45亿原住民居住在西半球，到了1691年，美洲原住民有90%以上（约1.3亿）因屠杀、奴役、传染病或饥荒而死亡。美国的领土扩张基本上就是靠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并进行种族屠杀；美国还从墨西哥人的手中掠夺了今日西南边境的广袤土地，又以政变方式罢黜夏威夷王室而将国土扩张到太平洋。

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掠夺，以及对中国的巧取豪夺，同样见不得人。根据乌特萨·帕特奈克和普拉巴特·帕特奈克这两位印度经济学家的估算，在170多年的殖民期间（1765-1938年），英国从印度掠夺的财富之总数是天文数字，其价值保守估计相当于今日的45万亿美元；期间累计有18亿印度人因受严重剥削、生活极度困乏而死。所以，世界经济重心一路往西移动的历史路径，是由广大非西方世界人民的血与泪铺成的。这段血腥与残暴的历史直到二战后殖民体制崩解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才结束。

中国正在迅速崛起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历史纪录。1987-2017年30年间，中国的GDP增长了36倍。

历史上，另外一个曾经出现大规模快速工业化的国家是美国。尤其在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兴建了横跨东西两岸的铁路网，工业化进程全面加速。如果以2017年为终点反推，相较之下，美国花了117年才让自己的GDP增长了36倍。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追赶速度是美国的3.9倍。而中国在建设21世纪水平的基础设施的速度早已让美国瞠乎其后：到2018年，中国的高铁营业里程已经达到2.9万公里，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2/3；现在中国已经有近13亿人用上4G通信，4G信号的人口覆盖率远远超过美国。中国速度史无前例，尤其是在如此辽阔的版图上创造经济奇迹的速度。这很自然地让西方国家和其他周边国家感到震撼，甚至带来压力。中国的崛起在全球范围内的作用，就是引导全球发展趋势。

中国快速发展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让7亿多人脱贫（按照国际极端贫困标准衡量），也同时让人类社会快速迈向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的目标。联合国制定的新千禧年发展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在1990--2015年之间，将地球上生存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减半，然后逐步迈向全面消除贫困人口的目标。现在看来，这个艰巨的任务能达成，最大的功臣就是中国。

图3说明了过去百年来想要赢得这场全球脱贫的战斗是多么不容易。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人口不断增长，贫困人口也不断在增加，这一趋势到二战之后还在继续，这对全人类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发展趋势。 

不过，20世纪70年代以后，转折点慢慢出现了。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国内绝对贫穷人口的比例和总数都在不断快速下降。1990年中国还有7.5亿多贫困人口，到2015年只剩下不到2000万人。进入21世纪，中国还拉抬了很多相对落后的国家，为帮助它们消灭贫困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以多元维度评估中国复兴的全球意义

中国复兴带动了世界秩序的重组和多方面的结构性变化：

1.赋予经济全球化巨大的推进力量，让超级全球化的作用与冲击全面放大；

2.削弱美国霸权的权力基础，触动战后国际秩序的全面转型；

3.打破西方垄断普世价值的话语权，推进多元现代化模式取代一元化模式；

4.拉抬非西方国家的全面兴盛，全面释放南南合作的巨大潜力；

5.引导全球化的未来走向，引领发展中国家修改全球化规则，改革全球治理机制与结构；

6.加速由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往后西方世界秩序的转移。

首先，中国的快速崛起与经济全球化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中国既受惠于过去30多年的经济全球化，同时又成为推进全球化的巨大力量。

其次，中国的快速崛起，客观上削弱了美国霸权的基础。美国逐渐失去生产、贸易、科技创新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地位，尚能勉强维持安全与军事、金融与货币领域的霸权。

第三，中国崛起打破了西方对普世价值话语权的长期垄断，撼动了西方主导的国际发展机构对最佳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及路径的话语权。中国模式激发了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重新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及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之间取得平衡。中国发展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可以在美国式资本主义、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第三条道路。而中国政治模式在平衡程序、能力与结果三个环节，以及引导社会追求最佳公共选择上有其明显的功效。

第四，中国的快速复兴带动了非西方国家的全面崛起，开启了深化南南合作的新时代。多年来，很多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难以摆脱对前宗主国的依赖，彼此间的经济合作联系也比较薄弱。但中国的快速崛起，对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非洲乃至拉丁美洲国家而言，它们有机会与中国开展全方位的经济合作、建立互补关系，中国也可以协助它们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第五，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开始带动全球秩序的重组，并发挥了积极与建设性作用。

最后，中国已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全球或区域政策协调与深化合作机制，并正带领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以及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中国也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大量补充性或替代性公共产品。中国可以对全球化未来的路径、指导思想，或者人类社会各地域彼此之间的经济合作和经济交往规则，产生巨大的引导与修正作用。

世界经济舞台主角换人

中国开始全方位发挥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作用，这使西方国家很不适应，伴随而来的失落、焦虑与敌意，也在预料之中。欧洲对“西方中心世界”的消逝有强烈的抗拒心理，美国更是对“唯一超强”地位有强烈的恋栈心态。美国最核心的利益是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维护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不允许任何可能超越自己的挑战者出现。因此，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与对抗在可预见的将来必然越来越尖锐。这也意味着，当中国越来越接近历史舞台中心地位时，面临的挑战必然越大，战略形势也必然更险恶与复杂。

特朗普带来的变局逼着中国和其他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重新思考自己应该在全球秩序转型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有所作为。事实上，过去几年，中国在相对低调的情况下，已经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补充性或替代性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开始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做一个榜样，同时努力推动国际秩序的重组。这既符合新时代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

就拉动世界经济脱离2008年之后的衰退而言，中国发挥的作用非常大；中国对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近1/3，超过美国很多。当下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是中国与新兴经济体。整个新兴经济体为全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70%以上的份额，而美国在18%左右。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短短十几年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2011年以后，中国的融资规模就明显超越美国。此外，中国也扮演着关键的发展项目融资角色，在亚投行成立之前，中国很早就通过国家开发银行与进出口银行，对很多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项目融资，其融资规模在非洲与拉丁美洲都超过世界银行与地区开发银行加起来的总和。

中国还有一个特殊作用，就是能够帮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掘经济增长潜力，尤其是克服基础设施不足的瓶颈。中国针对不同地区的合作需求，建立了独有的“多加一”模式（或“区域加一”模式）。例如，中国与非盟、阿拉伯联盟、中东欧建立了合作论坛，同时建立各类越来越紧密的多边合作机制，有领导人峰会，有部长级会议，还启动了很多专项合作，展现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化经济伙伴关系、全方位互联互通的强烈意愿。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逐渐成为很多重大议题的关键倡议者，至少是一个塑造全球共识的重要构建者。最明显的例子是2016年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在此之前，G20峰会关注的都是短期问题，比如保护主义、全球经济复苏或金融系统性风险。但在中国的倡议下，G20峰会终于把视野拉回到全球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中长期议题上，这是非常不易的。

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商机制，主要由两个集团主导。一是以美国为首的G7集团，二是以中国为首的“金砖五国”。因特朗普的激进单边主义，G7集团内部纷扰不已；而“金砖五国”已成为“金砖+”，中国计划把土耳其、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重要新兴市场国家吸纳进来。过去，世界各种经济合作规则的主要制定者是美国和西欧，今后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性会超过G7。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发布了《长远前景：2050年全球经济排名将会如何演变?》，这份分析报告最重要的结论之一，就是世界经济中的七大新兴经济体（Emerging Seven Economies，简称E7）将取代传统的G7集团。E7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根据购买力平价GDP估算，1995年E7的经济总量只是G7的一半，但2015年E7的经济总量已经和G7持平。估计到2040年，E7的经济总量将会是G7的两倍。未来20年，我们将进入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第二阶段，经济舞台上的主角会有很大的改变。

美国兰德公司描绘了2050年世界经济版图的轮廓（见图4）。届时，以购买力平价GDP为比较基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非中国莫属，经济总量将达到58万亿美元；印度的经济规模将可超过4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将以34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屈居第三。传统的七大工业国，只有美国、日本、德国与英国还会进入前十大经济体。日本将下降为第八大经济体，而印度尼西亚、巴西、俄罗斯与墨西哥在经济体量的排名上都会超越日本。东亚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世界贸易的最重要源头，而中国必然成为亚洲的龙头。在这个大趋势下，亚洲的国际政治，特别是中日韩三国关系以及中印关系，将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轴。

中国道路影响人类未来

中国携手世界共筑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可以从涉及人类社会整体福祉最关键的五个方面着手，协同其他国家追求普遍安全、和谐共生、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境界。

首先，中国仍有维持长期中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并与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巨大互补优势，具备带动非西方国家持续发展的巨大能量。同时，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即优先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存发展权利；在赋予资本以优先地位的同时，又能有效节制资本的掠夺性与破坏性。

再者，中国仍在探索最佳的社会治理模式：制度创新的动力丰沛，愿意学习与引进其他国家最佳的实践经验，鼓励多元文明相互借鉴。

最后，中国已经基本建立科技自主创新生态体系，在许多新兴科技领域开始走向世界前沿，可为14亿人开创全新的知识型经济与智能型社会治理模式，在全球科学知识群体中做出重大贡献。更重要的是，中国传承兼善天下的文化基因，中国知识精英阶层仍深受传统的天下观、义利观等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更愿意承担对弱小者的扶持责任。

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对非西方国家的崛起持有悲观的论断，认为非西方世界缺乏相应的文化传统与法治根基，如果西方国家不主导，这个世界一定会分崩离析。他们刻意低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忽略其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建设性作用。

从《巴黎协定》的谈判与签订过程可以看得很明显，中国、印度、巴西与南非等国对人类面临的重大全球议题，已经有能力也有意愿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协商，承担应负的责任。中国这十几年来非常重要的建树，就是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全球与区域政策协调和深化合作的机制。中国通过“多加一”多边政策协商平台，启动了很多专项合作，并推动跨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而美国从来没有搭建过这样的多边合作机制，

此外，中国大力推动协助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的长期融资机制，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以及区域性的丝路基金、中国-中东欧基金、中非发展基金等。同时，中国也在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之外提供替代性设施，例如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跨境电子支付平台、银联支付系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中国在全球通信与导航领域也提供新型公共服务产品，包括推动制定全球统一的5G标准，全球IPv6根域名服务器的架设计划，北斗卫星定位与通信系统，等等。中国也开始提供能源与金融交易替代性结算机制，这些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以美元作为唯一的结算货币或储备货币的格局。

（编辑  季节）

一

进入21世纪20年代，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进入动荡不定时期，国际格局、全球体系、世界秩序发生相应的改变。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何在严峻的风险挑战面前，准确把握时代大势，积极有为，趋利避害，破浪向前，按照十九大确定的目标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按照唯物辩证法，事物的发展充满着矛盾。矛盾的运动、发展、演进，推动着事物朝不同的方向发展并形成不同的结果。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且长久挥之不去，美国执政当局对中俄疯狂地进行“双遏制”，政权安全、气候变化、科技创新、结算工具、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等等问题无不缠绕着各国政府。这些都是促使国际格局发生变化的特别载体。但是国际格局的演变，从根本上说，离不开对世界主要矛盾的分析与判断。

习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了然于胸，同时又要紧紧围绕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我们要按照这个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形势、国际关系、国际格局等等重大问题，以求主动谋划和因势利导。

二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上存在着哪些重大的矛盾？哪些矛盾推动着国际格局发生演变？目前看，至少有以下几类最为活跃和重要。

第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即南北矛盾。资本天生为增殖而来，它通过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来实现自己最大限度的增殖。代表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并从中获取巨大利益的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极力推行它们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依据由它们主导制定的各种经济活动规则，通过跨国公司和受它们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以各种名义、各种手段从发展中国家榨取并占有更多的物质资源和市场份额，进而实现资本的最大增殖和财富的无偿占有。广大发展中国家，历史上都是受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它们通过民族解放运动，陆续成为政治上独立的主权国家。但由于生产力整体水平低下，产业结构落后，其经济发展往往不得不具有对外依附的性质。绝大多数国家受控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反恐一时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重点，加之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一步兴起，使得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得以较快增长，出现了群体性崛起。它们反剥削、反干涉、反控制、反“布局”的意愿与能力日渐增强，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明显增多，引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体恐慌。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越来越不适应国际关系新的现实，同发展中国家的斗争愈演愈烈。

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决定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各自拥有的政治经济力量是不平衡的。由于近现代历史多方面的原因，美国积累了大量财富，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头羊，对其他发达国家一直保持着居高临下的态势。美国历届执政当局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面前，对待盟国历来同样不手软。日本、德国、法国等等，都曾因为某些大宗产品的市场份额问题遭到美国的整治与扼杀。美国同其他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相互间在主导世界经济走向、在全球各地区发挥作用和扮演的角色、在所占有的世界市场份额等方面，始终存在着激烈甚至残酷的利益争夺，最终多以美国取胜。随着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发展，欧洲与美国的矛盾明显增加了。“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以及欧洲一再提出要实现战略自主、建立欧洲防务，甚至明确地一再说美国不靠谱，即是明证。美西内部的矛盾和争斗今后还会进一步加深。

第三，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同中国的矛盾。美国执政当局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长久统治的目的，对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无不充满敌视，一心一意要摧毁他们眼中的“另类”。由共产党执政的古巴、朝鲜、越南、老挝都曾经并正在受到美国的肆意打压、颠覆和制裁。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对我采取“柔和”政策，希冀通过将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办法，将中国逐步“同化”，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感到事与愿违并发现中国快速崛起的势头还在上扬之后，便公开叫嚣要规制中国。拜登政府大搞所谓“民主国家联盟”，以意识形态划线，拉帮结派，从政治、经济、贸易、科技、安全、军事等方面全方位地对我进行围堵、打压，不断在涉我制度安全、政权安全、国土安全等领域制造各种问题和障碍，阻遏我发展。中美关系恶化、结构性矛盾加深，非短期内能得到缓解。

第四，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矛盾。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非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不少西方发达国家连续出现长时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活动和罢工运动，明确反对能源涨价、社会不公，要求增加工资、更换政府、提前选举议会和总统的呼声（如美国的“华尔街运动”、 国会大厦骚乱事件，法国的“黄马甲”运动，意大利的“五星运动”等）不绝于耳，甚至发生流血冲突。“民粹主义”一词再度横空出世。所谓民粹主义者，不过是相对于那些建制派即当权派及社会精英而言的“草民”，即普罗大众。但“民粹主义”被左中右各种政治力量所利用，鱼龙混杂。有包括白领和蓝领在内的工人阶级，也有外来移民阶层，还有本国的民族排他势力，甚至恐怖极端分子也在其中。我们要注意，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统治者使用“民粹主义”这个词汇是有意识的，目的就是掩盖和模糊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性质，其间充满了政客和精英对人民群众的厌恶和鄙视。我们不应不假思索地拿来就用。至于发展中国家执政当局同广大工人阶级的矛盾与冲突，同样是十分激烈的。大多数国家政权掌握在本国民族资产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代理人）的手中。受“金钱政治”的局限，没有强大资本的支持，真正代表本国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永远“打不进”政权。议会选举、总统选举不过是资产阶级“左手”倒“右手”的游戏罢了。而且这里面还往往掺杂着民族、宗教、部落之间的矛盾，使得工人阶级同本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

上述四类矛盾相互交织，相互联系，推动着国际格局以至世界秩序发生演变。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依然还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资本主义时代，进一步说是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在国际社会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不懈追求的目标，就是要使其手中的资本能在国际循环的全部过程中实现源源不断的增殖，比如说在能源矿产的开发与挖掘上，在其他各类大宗产品的生产与贸易链条上，亦或在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的研发与运用上，再或是通过金融资本、通过股市、通过所谓货币宽松政策无底限地印钞洗钱上。这一完整的过程，也都一一体现在上述四大类的矛盾与冲突之中。

三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从两极格局转向多极格局或者说是“一超多强”格局的时期。不过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仍然是“西强东弱”，即美国同其他发达国家相互间矛盾尽管在增加，但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发展中国家不掌握话语权，在国际舞台上对各种不公平、不公正现象进行抗争的整体力量还十分弱小，面对各种无端指责和刁难，常常毫无争辩之力。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诉求得不到响应，更谈不上满足，顶多是在每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发发牢骚。现在，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宣布愿同世界各国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呼吁齐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况下，在20国集团、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东盟、阿盟、非盟、南方共同市场等全球和地区组织方兴未艾的情况下，在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情况下，在多国更多实行本币结算并尝试建立独立于 SWIFT 系统的新结算机制的情况下，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国际格局“东升西降”的态势变得更加明显。

有几个重要表现。一是全球经济版图在重画。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去20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80％，过去4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全球占比从24％增加到超过40％；而发达国家经济相对衰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日益缩小。

二是世界经济中心正在从美欧向亚洲加快转移。2020年，亚洲国内生产总值全球占比约为38％，世界500强企业中亚洲企业占了227家，联合国人居署评选的全球可持续竞争力前10名城市中有5个来自亚洲。国际垄断资本在向亚洲作新的投资布局。

三是美国等西方大国内部矛盾重重，政治恶斗、社会撕裂、贫富悬殊问题突出，制度失灵、政府失信、民众失望困局难解。所谓“自由民主”光环不再，海外“民主移植”行不通。对新自由主义的迷信正在破除。

四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各种平台和机会，较之过去更加强烈地要求实现国际生活的民主化，首先是要求联合国能与时俱进，改革完善，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他们赞赏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不愿在美国逼迫下跟着走下去。

五是中国和俄罗斯从世界上维护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跃升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中俄组合”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这方面，中俄领导人已经有多次表述。世界舆论对中俄两国在世界上发挥的正能量作用，客观地讲，也在更多地给予肯定和支持。

四

国际格局演变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对它的研究和宣传，要注意不能落入西方国家设立的陷阱。比如，有些美国人几年前鼓吹中美“G2”，即打造中美两极格局。也有人说当今世界是中美俄三极鼎立的格局。我们对此不能同意。中美两极格局，将过去的苏联换成中国，表面看很恭维我们，实则有其险恶用心。中国不是冷战时期美苏“两极格局”的接班者。苏联后期在对外关系方面有霸权主义行为，注重谋求势力范围，在世界多地拥有军事基地。中国自始至终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搞霸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侵犯他国领土，更不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他国。中国不是苏联，从来不搞霸权主义。世界各国对苏联的扩张行为记忆犹新，把苏联换成中国，实际是往中国身上抹黑。

那么，可以认同中美俄三极鼎立的格局吗？同样不能。因为这样就等于否定了世界多极化，否定了经济全球化。世界不是美国说了算，也不是中俄两家说了算，而是国际社会的全体成员说了算。我们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世界多极化。脱离开多极讲三极讲两极，都是上了圈套，毫无疑问是战略选择上的误判，将会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

未来一个时期，我们要在国际上继续坚定捍卫国际公正正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任务是很艰巨的。坚持底线思维、坚持敢于斗争精神是关键；有理有利有节，是把握分寸的主要原则；加强谋划、多做预案，应该成为我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1、认真对待中美斗争持久战。中美力量消长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要看到并且坚信，无论美国怎么制裁、打压中国，也挡不住我们“往上走”，挡不住美国“往下掉”。要把握住“时与势在我们这边”这个道理，坚定信心，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

2、进一步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和友好交往。牢固树立周边命运共同体意识，抓住东盟、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东亚峰会等周边组织和机制，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等优先在周边取得更多成果，推动周边国家更多融入以本币结算的产业链供应链。

3、构建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在国际上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及其一切变种行为。目前在世界上只有中俄两家最有力量，也最有号召力。我们要强化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扩大战略腾挪空间，共同抗衡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遏制打压。充分发展和欧洲国家的多边合作关系，支持欧洲实现战略自主的追求。总之，要尽一切可能推动国际社会形成求稳定、争合作、促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4、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处理好我国利益不断拓展、同发展中国家碰撞增多问题。着眼长远，更多关注中小国家和弱势群体，切实实施国别政策，让发展中国家更多体会到中国发展强大带来的总体利益。

5、营造好多边舞台。面对现存的多边体系在较长一个时期难以根本改变的现实，我们要充分用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重要的国际制度性权力，增强运作多边机制的能力和本领，加强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科技、法律、民间等等资源手段的全面统筹与协调作用，注重分析矛盾、调动矛盾、转化矛盾，丰富解决全球性热点问题的手段和方法。

（编辑  季节）

2021年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散发、多发等外生冲击增多的多重挑战，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民经济持续修复，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预计2022年，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供需增长面临的约束减少，增长稳定性进一步增强。如果不再发生大规模疫情，我国经济增长有望达到潜在增长水平左右。

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2021年，虽然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保持稳定，“不急转弯”，没有出现疫后政策的集中退坡，但仍然有部分政策力度减弱或者退出，财政支出后置，专项债拨付延后，货币社会融资增速放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有所减弱。宏观调控的“跨周期”导向强于“逆周期”调节。

展望2022年，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有较为充裕的调控空间，且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政策部署来看，2022年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度靠前，财政支出要保证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这一系列的政策部署将有力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整体保持平稳

2021年投资增长总体呈现平稳态势，从三大类投资的情况来看，预计2022年投资增长的平稳态势仍将延续。

一是制造业投资增长的内生动力较强。2021年以来，制造业投资总体呈现稳重微升的态势，展望2022年，预计制造业投资增长将进一步提速。首先，2021年工业企业整体利润情况较好，从历史数据分析得出，企业利润增长和扩大投资之间存在一定的滞后期，2021年的利润高增长有望成为2022年工业企业扩大投资的基本支撑。其次是2021年各种原材料价格轮番大幅波动，企业扩大投资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很多企业因此取消或者推迟了扩大投资的计划。预计2022年原材料价格波动将会显著缩小，平稳的价格环境有利于企业进一步扩大投资。第三是减税降费等一系列“保市场主体”的政策实施有望改善企业预期，成为企业扩大投资的催化剂。2021年，虽然疫后支持政策“不急转弯”，但包括减税降费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呈现力度减弱或退出，2022年在加大力度保市场主体的政策刺激下，企业生产压力和预期将有所改善。第四是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较快的趋势仍将延续。在产业转型升级、新动力持续增长下，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持续快速增长，预计这一趋势仍将延续，成为带动2022 年制造业投资增速的重要动力。

二是房地产投资总体呈现缓中趋稳态势。2021年，在一系列政策影响和高基数的影响下，房地产投资总体呈现回落态势。当前在更好落实“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情况下，房地产政策已经出现边际调整，有利于推动房地产业健康稳定发展和良性循环。预计2022年房地产企业面临的融资环境将有所改善，同时房地产企业对于“两集中”和“三线四档”的适应性也更强，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善房地产企业的总体预期，有利于进一步促使房地产投资增长呈现缓中趋稳。

三是基建投资增速将显著加快。首先，是专项债支出进度加快。在2021年财政政策支出后置和2022年支出适度超前的政策效果叠加之下，政策对基建投资的支撑效果将会集中显现。其次，从目前全国未来30天的天气预报情况来看，普遍预期中的极寒天气并未出现，这一方面有利于北方地区户外基础建设项目施工的开展，另一方面也减轻了项目所需的能源电力等的保障压力。第三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建投资适度超前”的总体政策基调下，各地项目开发和储备充裕，尤其是“十四五”重大工程项目的引领带动作用将会显现，预计2022全年基建投资将保持稳定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有望实现边际改善。疫后消费增长的缓慢复苏主要受制于线下聚集类、场景服务类消费未完全正常化，消费恢复情况差异跟各地疫情防控松紧关系密切相关，疫情压力小、防控好的地方消费恢复相对较好，反之相反。展望2022年，预计多方面因素将驱动消费增长较2021年边际改善。

一是居民收入和就业增长保持稳定。在疫情冲击之后，“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成为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最重要目标，居民收入和就业平稳增长，这成为保障消费平稳增长的最基础的支撑。

二是居民消费倾向持续恢复。疫情冲击以来，受到预期回落和防控措施等影响，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显著降低，最低点较疫情前降低了近五个百分点。但2021年以来，随着疫情防控措施总体好转，居民消费倾向持续修复，2021年三季度达到65.8%，基本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

三是消费升级部分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疫情冲击下，居民消费升级的趋势并未改变，2021年文化办公类、体育娱乐用品等消费升级产品均保持快速增长，1-11月，二者增速分别达到20.2%和22.4%，较整体消费增长高出近10个百分点。

四是疫情总体改善有利于聚集类消费改善。随着2022年疫苗接种更趋普及，预计疫情防控较2021年进一步改善，疫情对消费的制约进一步趋弱，线下消费场景恢复将进一步驱动消费增长有所回升。

总体来看，2022年消费增长将继续修复，总体增速将好于2021年。

出口增长仍将保持韧性。2021年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增速屡超预期，预计2022年几方面因素仍将支撑出口增长。

一是全球经济有望实现趋势增长。随着各国疫苗接种率的提升和经济内生动能的修复，全球经济增长扩张态势有望延续，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均将实现持续修复。

二是全球经济恢复，结构矛盾仍将存在。疫情以来的海外供需恢复不同步，外部供需缺口拉大，目前这一现象并未因疫苗普及而出现实质性缓解，预计2022年供需缺口仍将存在，这也将继续拉动我国出口持续高景气，进而拉动中游相关工业制造业高增长。从疫情以来的时间发展线索来看，海外供需缺口带来抗疫类、在线办公设备类、地产后周期消费、电子、通用设备、文教体育用品等先后比较旺盛，驱动我国出口高增长的内部结构持续演变。

三是也存在掣肘出口增长的不利因素。首先，随着疫情有所缓解，新兴市场国家生产供给能力可能逐步修复，使我国对海外新兴经济体的供给替代效应可能有所减弱，部分转移至我国的订单或将有所回流，但回流幅度、节奏受制于供应链粘性等可能不会很大。其次，随着海外财政刺激措施边际走弱、货币政策边际收紧，可能会使海外对我产品出口的需求边际走弱。综合预计，2022年我国出口增速可能会出现边际放缓，但总体增长仍具韧性。

工业增长总体保持平稳

2021年工业增长总体态势良好，预计四方面因素有望支撑2022年工业继续平稳增长。

一是外需链条仍将保持较快增长。供需缺口需要通过持续从中国进口来加以缓解，进而持续拉动我国相关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增长态势，并带动对中、上游制造业需求。从目前病毒最新变异的奥密克戎的影响和疫苗应对的有效性看，2022年海外疫情防控可能总体仍不容乐观，由此造成的海外供需恢复缺口可能仍将对我国中、上游相关制造业形成支撑。

二是消费增长的边际回升有望带动消费品制造业回暖。2022年，在居民收入稳定、消费倾向好转以及国内疫情防控边际改善有望带动线下消费改善的综合作用下，预计消费增长有所提速，进而拉动中下游消费品制造业有所回暖。同时，2022年投资增长总体将保持平稳，这有利于上游原材料行业和中游机械设备类行业保持稳定增长。

三是供给约束有望缓解。2021年，供给约束严重制约了工业增长，上游煤炭、电力等能源原材料短缺，中游包括芯片在内的关键零部件短缺，下游集装箱“一箱难求”，海运费暴涨，这些供给体系的短缺均对工业增长形成显著制约。当前，这些约束因素出现缓解迹象，在“保供”等一系列措施作用下，工业“有序用电”现象缓解，芯片产能逐步扩大，海运费波动中有所下行，预计2022年工业生产面临的供给约束将进一步缓解。

四是能耗双控对部分工业领域的影响预计有望较2021年有所减弱。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以及“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等表述均减轻对工业增长的影响，部分地区因缺少能耗指标，导致招商引资项目无法落地的情况将有所缓解。但是，补库存周期的结束和2021年工业高增长产生的高基数效应等也会对工业增速造成一定的影响。综合来看，2022年工业增长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服务业增长呈现持续回暖

疫情之前，服务业增长速度持续高于工业增长，2020年疫情冲击后，服务业修复速度显著慢于工业，预计2022年服务业增长将呈现持续回暖。

一是生产性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受工业增长保持稳定拉动，物流、运输、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将同步保持较快增长。

二是生活性服务业将有所提速。生活性服务业恢复缓慢是造成服务业整体恢复较慢的主要原因，预计2022年在疫情形势总体稳定、消费持续恢复等拉动下，生活性服务业的修复速度或将进一步加快。

三是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持续保持较高增速，2021年1-11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2.0%，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7.7%。在产业转型升级的持续推动下，预计2022年现代服务业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价格水平总体稳定

2021年，PPI指数涨幅持续走高，CPI指数涨幅稳定，预计2022年PPI指数涨幅回落，CPI指数涨幅走高，但总体仍将保持在合理区间。

一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仍保持温和。受2021年生猪价格大幅下降影响，部分养殖户退出市场，从当前猪粮比、生猪存栏边际变动情况以及历史数据规律来看，预计2022年猪肉价格可能会呈现触底回升，因为2021年的超低基数，同比涨幅可能较大。其次，PPI指数涨幅向CPI传导。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2021年PPI涨幅向CPI指数的传导并不明显，但包括家电、日用品在内的多种商品价格已经出现上涨显现，加之2022年消费增长逐步改善，预计PPI指数向CPI的传导将进一步现象。同时2021年CPI指数前低后高的走势导致2022年的高翘尾，在统计技术上进一步推高了CPI指数的涨幅。总体来看，预计2022年CPI指数上涨幅度将超过2021年，但全年涨幅仍会比较温和，整体会保持在3%以下的合理区间内。

二是PPI指数涨幅将较2021年明显回落。当前，大宗商品等生产资料价格已经处于前所未有的高位，在全球疫情总体稳定假设下，供给情况将进一步好转，供需缺口收窄，加之全球货币政策总体收紧，流动性收缩，预计2022年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大幅上行的动力有限。加之受2021年高基数的影响，预计2022年PPI指数涨幅将显著低于2021年。

（编辑  季节）

2021年7月30日，针对当前仍然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的新政策思路。当下，“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方式已无法适应我国新的发展条件，而从“逆周期”到“跨周期”，绝非仅仅是周期性宏观调控的转型，而是积极跳出周期思维的转变，基于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的实践，使设计与调节落实于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宏观治理之中。

 “逆周期”调控方式已不能适应我国当下阶段新的发展条件

自1992年以来，我国一直明确地采用“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方式。1992-1997年期间，采用“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达成了防止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保持较低物价涨幅、确保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进入1998年后，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暴发，我国按照“逆周期”思路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辅以适当的货币政策。在随后的年份中，我国一方面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也通过适度增加货币供应的方式开始启用稳健的货币政策，一直到2003年均采用“一松一稳”协调配合，主要服务于扩大内需目标。2004年起，我国宏观调控政策转为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双稳”协调配合持续至2007年，服务于保增长、防通胀的目标。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我国宏观调控政策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双松”协调配合了两年，完成了保增长的目标。从2010年到2019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再次回归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松一稳”协调配合调控，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下，服务于稳增长、调结构、稳物价和供给侧改革等目标。2018年，中美贸易战暴发后提出“六稳”、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又辅以“六保”的目标。总体观之，自1992年以来，“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实践轨迹逻辑为：双紧，一松一稳，双稳，双松，一松一稳。

传统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集中于保增长、稳增长、防通胀。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得以实现的最为重要的有利条件，恰在于大环境保持着相对确定性。2018年后，中美贸易战、全球新冠疫情暴发，我国宏观经济层面面对严峻考验，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一些有利条件为我国“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提供了较大可能性与空间。

然而，时至今日，整体形势呈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诸多确定性条件几乎“一去不复返”，即大环境在较长时间段内都将处于不稳定之中，具有相当高的不确定性。从发展阶段上来看，我国已步入中等收入阶段，正走向高收入阶段过渡的关口，应当认识到：国民经济结构性过剩（而非短缺）已是新常态的要素之一，中等收入群体尚在形成期，特殊的“焦虑感”问题和增长中的贫富差距问题不容小视，经济增长新动能仍在蓄力期，发展中地域、产业、行业等结构性问题还相当严峻。在宏观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已转为对高质量的追求下，国内发展条件发生很多变化，更多趋于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外向型经济随着全球化逆转，一些外部势力的去全球化与去中国化，全球经济和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可能陷入长期低靡，而决策层适时启动的从“出口导向的大进大出战略”转为“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敦促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格局进行深刻转变。于是，纵观全局，传统的“逆周期”相机抉择宏观调控方式，已然不能充分适应我国当下新阶段的发展条件，而“跨周期”宏观调控方式将成为扩展的宏观调控与治理下新的表述。

“跨周期”宏观调控将覆盖多个“逆周期”过程，以优化结构支持发展后劲

从主流经济学原理的阐释看，政府宏观调控是以社会总需求管理为主干预经济运行的一种方式，逆周期调节是其基本特征。由于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需求总是不足的，而政府调控将通过对需求总量逆向调节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在“熨平周期波动”的取向下推动社会实现宏观经济供需平衡。这种宏观调控方式发挥作用的主要时序特点，在于维持宏观经济的短中期平衡，通过逆周期手段连接，成为长期宏观经济发展状态的较低幅波动。

所谓逆周期的思路简明清晰：在经济低迷之时采取积极、宽松的措施进行刺激，而在经济过热之时采取消极、紧缩的措施实行降温，以此来实现降低宏观经济波动幅度、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目标。“逆周期”相机抉择的宏观调控方式在短中期均衡中取得其效果后，推进到“跨周期”宏观调控思维，要进行“瞻前顾后”式的长期考虑，能够覆盖两个和两个以上周期的“扩展版”，以求更具预见性和连续性地优化宏观调控与治理。特别是2020年后，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以及疫情很难在短中期内得到完全抑制的紧迫局势，市场不但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而且更多存在着信息突变且不能及时传导的情况。那么此时，若还是按照传统宏观调控的逆周期思维方式来做调控，便会形成较明显的局限性。因为逆周期调控适应于相对确定性的环境，一旦进入不确定性很大的环境，政府的逆周期政策自身就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把调控的眼界扩展到长期的跨周期的更纵深状态，从而更好把握短中期不甚清楚而长期看却可能窥其端倪的确定性因素，做好未雨绸缪的工作。

同时，短中期“逆周期”调控，基本是处理“快变量”型总量状态的需求管理，而在“跨周期”概念下，需要把调控与治理的注意力和发力点，更多放到长期的、“慢变量”型的结构状态的供给管理之上，以结构的优化支持整个发展过程更有“后劲”，更具有可持续性。

总之，“跨周期”宏观调控的实质是扩展“逆周期”相机抉择的眼界而覆盖多个“逆周期”过程，在宏观调控中直面不确定性的存在而以长期视野下的确定性对其加以对冲，并以针对“慢变量”的结构优化努力，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儿。

“跨周期”宏观调控设计和调节是优化国民经济宏观治理的“升级版”

“跨周期”宏观调控的思路和设计要领是置于国民经济宏观运行长期视野下的整体布局，内在逻辑是更好地结合若干个短中期的需求管理过程于一个长期的结构优化过程中，在传统调控基础上打造更高水平宏观调控与治理的“升级版”。因而，在表述上，从原来的“管理”、“调控”升格为“治理”，具体从以下三方面考虑：

第一，短期问题要纳入长期观察。就短期看，容易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利于解决根本问题，长期可能还要出问题，而“跨周期”调控绝非忽视短期问题，而恰恰是要从根本上解决短期问题，视野要更为开阔，以是否利于长期高质量发展“着眼”，来判定短期宏观经济调控的“着手”。

第二，总量问题的分析和把握要紧密结合结构问题。虽然社会有效需求的短期宏观调控属于总量问题层面，但是，这一总量问题的“治标”表象下关联着深层矛盾与关键性“治本”的实质性结构性问题。“跨周期”宏观调控绝非可以忽视总量问题，恰是要一方面“透过现象看本质”、另一方面扭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活的灵魂”，将总量问题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找出来、分析透、解决好，切实为经济长期稳定高质量发展缓解制约、疏通经络、内外兼修，消除堵点，培养元气。

第三，相机抉择要更为注重从预期引导入手。传统宏观调控的着手点是“见事快”、“逆周期”根据现实景气判断在事后作出更关注短中期效果的调控动作；而“跨周期”宏观调控的着手点是以前瞻预测引出“先手棋”、“稳预期”，是在事前作出的更关注长期效果的调控动作，并且未来以中长期预期引导的过程实现，这也是对于短期宏观经济而言更具“包容性”的调控动作。

 “跨周期”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治理需与相关政策互为基础、互为依托、互促发展。具体可从三方面考虑：

第一，经济指标是经济发展结果，“跨周期”宏观调控应避免本末倒置。国民经济核算视角下的消费、投资和进出口等经济指标，究其本质，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其真正的动能来源，长期发展的动力机制要“把激励搞对”而真正释放生产力。

第二，“跨周期”宏观调控是应对长期不确定性的预期思维。宏观经济学理论所强调的经济周期，本质上是利用事后归因方法所作出的一种抽象总结，在这种理论框架下引入确定性思维之后，是在对其沿着规律性轨道前行的一种揭示各项调控中宏观政策的可能轨迹，是基于确定性判断而对于扑朔迷离的非确定性的消解。与传统农业、工业社会相比，我们已然处于人类变化速度越来越快、内生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信息社会，需要扩展“逆周期”相机抉择这一理论框架，掌握好“跨周期”全景纵深。

第三，“跨周期”宏观调控是从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入手，为宏观经济运行注入确定性，从根本上改善行为预期。稳预期、引导预期将成为今后宏观政策组合的最重要功能，并依托于解决结构性的问题来支持可持续发展，以长期着眼点支撑短期落脚点，以事前行为预期的有效引导结合事后归因基础上的相机抉择，以中短期和长期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高质量发展，在国内国际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形成“为我所调，动态施控”的更多确定性。

（编辑  季节）

截至1月25日，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为2022年设定了经济增速目标，市场普遍预期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大概在5.5%左右。这对观察中国今年经济走势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经济学家余永定在1月22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的“全球经济形势与科技发展”研讨会上发言指出，从宏观政策的层面上看，2022年我国应该明显提高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同时执行更具扩张的货币政策以协调、配合。

                                                  ——编者按

   第一，对中国2021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有一个比较客观、准确的认识。2021年，中国GDP增长速度是8.1%，如何看待这一增速？我们可以将2021年8.1%的增速同疫情前201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较一下。同比将涉及到基数问题，环比则不直接涉及基数问题。我们比较一下2019年和2021年各个季度的环比增速。2019年4个季度环比增长速度是1.6%、1.2%、1.3%、1.6%，相应的年化增长速度为6.6%、4.9%、5.3%和6.6%。而2021年4个季度的环比增长速度年化之后几乎都明显低于2019年（除第四季度）。不难推断，如果扣除基数效应，2021年的经济运行低于2019年的GDP增速6%。在假定不发生疫情、2020年正常增长的情况下，2021年的经济增速是低于“潜在经济增速”的。虽然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有多少我不知道，但从产能利用、物价和就业水平等方面来看，多年来中国经济是在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之下运行的。

第二，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处于低通胀甚至通货收缩状态。从2012年3月PPI（生产价格指数）连续54个月都是负增长，直到2021年前两个季度，我国的CPI和PPI都是不高的，平均来说，CPI在过去10多年大概不超过2%。2021年下半年物价，特别是PPI上涨较快，但最新的数字显示，目前在CPI继续保持低水平，而PPI则已经开始回落。

没有通货膨胀，甚至出现通货收缩，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是可以进一步提高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没有发展，什么都谈不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增长才是硬道理”。当然增长不是一切，但没有增长就没有一切。

我们要重视增长的质量，但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脱离增长就谈不上高质量。在现实中，如果经济低迷，则结构改革、技术创新和共同富裕等工作的推进就都会变得十分困难。我们要努力实现高质量增长，但100万亿元GDP就是100万亿元GDP，从价值层面看，所有GDP是同质的，否则同一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同一时期的GDP将无法比较。在产品和项目的层面，确实存在只顾数量不顾质量的问题，这样的经济活动可能根本不创造价值。如果这些经济活动的产品被计入了GDP，就说明我们的市场、监管和统计出了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并不一定要以降低GDP增速为代价。

第三，经济学界在讨论是否应该争取获得较高的增速时，存在着一些方法论的错误。例如，有观点认为，中国面临很多结构性问题，较高的增速不现实。

什么是结构性问题？一些人习惯把宏观经济之外的所有问题统称“结构性”问题，简直可以把“结构”当作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可以往里装。从一些学者的文章中可以看到，“结构性”问题包括：人口老龄化、投资-消费-出口在GDP中的比重、民营企业和国企的地位、收入分配不均、资本市场欠发达，自主创新动力不足、区域经济不平衡、城市化滞后、服务业占比不高、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规模收益递减等等。可以说，宏观经济之外的所有问题都在内，都被单子装进去，可以开得很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结构性因素肯定是要影响经济增长的，但无法解释特定年度和季度经济增速的变化。关于这个问题，我有四点评论。

第一点，所谓结构性因素一般来讲是慢变量，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以集腋成裘的方式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对于每年、每季度GDP增速，这些因素的影响是很小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尽管在几十年中累积的影响可能很大。

第二点，结构性因素有多种多样，同时影响经济增长。每个因素在不同时期的影响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讲，在给定的时期内，单个结构性因素对GDP增长的影响是微小的。当然也有特例。如果把“外部冲击”归类于结构性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影响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最重要原因。

第三点，有些结构性因素是可以互相抵消的。比如人口老龄化，一般来讲，在假设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将导致经济增长潜力的下降。但其他因素，例如技术进步也在发挥作用，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很大程度可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但如果说这一因素导致经济增长潜力下降了1-2个百分点，则是缺乏根据的。

第四点，结构性因素对短期宏观经济变量影响，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因果链条。必须找到因果链条的各个环节，才能确认某个结构性因素对某个年度的GDP增速的具体影响。不仅如此，因果链条不是单一、直线的，诸多因果链条还会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直接影响年度、季度经济增速的因素，主要是短期宏观经济变量：消费、投资、政府开支、进出口等。当经济增长主要受供给约束时，要分析决定当期供给的供给方因素。如果想证明某特定结构性因素决定了经济增速只能是6%，那就需要把因果环节逐个列举出来。比如人口老龄化（用某种量化指标度量的老龄化程度）影响了A，A又影响了B，B又影响了C……最后作用到消费、投资、净出口。如果没有对各个环节的情况进行分析，是不能直接跳跃到中国经济增速只能是6%这样的结论的。

中国2010年第一季度增速是12.2%，从那时开始，经济增速就一路下降，几乎每个季度都是下降的。如果从12%降到10%可以用结构性原因解释，但从10%降到9%，再降到8%……现在几乎向着5%的方向下降。是否可以用同一个因素（如老龄化）或同一组因素（如老龄化、环境恶化和规模效益递减）来解释这一现象？以抽象的原因直接推导具体结果，逻辑上是错误的。总之，结构性因素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但不能用来解释年度和季度经济增速的差别。

宏观经济关注的是短期问题，考虑的时间长度是年度、季度甚至月度。在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是要假定“结构性”因素给定的。做短期分析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消费、投资、净出口等具体因素。例如，消费增速减少了，为什么减少了？同什么因素有关?这样倒推回去，可能会涉及一系列长期、结构性因素。找出这些因素，有助于判定消费变化的趋势和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影响消费的可能性。

第四，如何刺激消费的问题。2020年年初，很多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发放政府补贴提振居民消费。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这肯定是一种可以考虑的思路。但如果消费者的收入下降、对经济增长前景悲观，即便发了钱，居民可能也不会用，而是会把钱存起来。2020年，武汉解封之后，我们曾经预期消费可能出现“报复性增长”，但这个预期并没有实现。经济理论告诉我们，消费受现实收入以及收入预期的影响。如果我们不能够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速、使居民的收入增加、并使居民有稳定的收入增长预期，实现消费增长应该比较困难。当然，对于因疫情冲击而导致生活困难的低收入阶层必须提供救助。但这不是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而是和谐社会建设问题。

第五，如何确定经济增长目标。最近中央提出“稳增长”非常及时。在目前的语境下，“稳增长”应该是遏制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跌。但中国应该争取实现多高的增长速度呢？学界普遍认为，我们应该首先算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再根据这种计算结果来决定GDP增长目标。我在过去很长时间也持有这种主张。但问题是，“潜在经济增速”是很难准确计算的。中国更是如此：模型过于依赖严格的假设，很多基本统计材料阙如。统计局还在“挤水分”、调整统计数字。其实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多年后再回头调整经济增速数字的例子并不鲜见。

我们在几十年的经济学研究中，曾经碰到过不少著名经济学家，他们因准确预测了某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或增长趋势而名闻天下。但实际上他们这辈子可能就预测对了一次。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要计算的，这种计算结果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在确定经济增长目标时，不能以这种计算为依据。

我特别赞成“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哲学：大方向清楚，但搞不清楚政策的具体的结果会是什么，不妨先试试看。这种开放式思维方式是很成功的。事实是：有些决策者不懂经济学，但他们做经济管理工作比懂经济学的人做得好。你说中国过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维持了40年10%左右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体量在世界排名18，GDP总量不足日本的1/4，甚至低于荷兰那样的“蕞尔小国”。2010年我国GDP总量赶上日本，现在是日本的3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成功了就是好的。

我是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社会科学院的，进去的第一天就听同事讲中国“货币超发”、要发生通货膨胀、要发生经济危机。大量“超发”的货币是“笼中之虎”，放出来不得了等等。我等“笼中老虎”出来等了40多年，头发都等白了。如果当时的决策者像我们这些研究人员希望的那样小心翼翼，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经济了。经济学不是一种确定的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是艺术。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幸好当初政府没听经济学家的一些中规中矩的意见。如果听了，中国经济恐怕没有其后近40年的平均10%的增速了。

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发布了不少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报告。现在你再去读那些报告就会发现，这些报告的预测，大多同中国后来的实际发展相差甚远，有的可能还是“南辕北辙”。撰写报告的世行专家都是当时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因为世界太复杂、中国太复杂、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太大。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经济发展规律了解得非常少，必须抱着非常谦卑、随时准备纠正错误的态度来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

第六，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应该建立在经验-试错的基础之上。如果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失控、金融脆弱性严重恶化，就需要降低经济增速目标。反之如果通货膨胀没有失控，金融脆弱性没有那么严重，就应该采取更具有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争取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速。2019年，我提出保6%的主张，我认为6%是具有象征性的。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开始基本上是逐季下降，2019年已经跌到6%，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事实上，当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相当低；虽然杠杆率比较高，但金融体系基本上还是健康的。中国依然有比较大的政策空间。在没有进行尝试之前就认定必须让经济增速降下来，是很值得商榷的。经济增速长期下滑会产生所谓“磁滞效应”(hysteresis effect)：经济增速下滑时间过长，就会出现再想快也快不起来的情况（工人长期失业难以重新就业、团队解散后难以重新组织）。听任经济增速下滑、听任投资增速下滑，经济增长潜力就必然下降。

总之，只要不存在通货膨胀失控的危险，只要没有暴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明显风险，我们就应该把经济增速定的尽可能高一些。

目前，市场对中国通货膨胀失控的担心已经明显减弱，但对于金融风险的担心还是比较强烈的。我以为，长期以来，外界对中国暴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估计得过于严重了。2008年以来，每年有很多人预测中国要发生金融危机。2012年我到纽交所交流，当时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要崩溃、温州的地下金融要把中国的整个金融拖垮，还有“影子银行”等等问题。我们则向纽交所的人解释：这些问题都存在，但根本不可能使中国出现大的金融危机。例如，温州的地下金融的规模跟中国整个经济相比，实际上九牛一毛。我们应该关注它，不能无视它，但它不会造成你们所认为的那样的危机。

第七，增速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在上升，我们正在下降，增速的差距正在缩小。印度的增速已经连续两年超过中国。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从美国一些学者，特别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学者最近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很高兴看到中国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降。中国有潜力，也有能力遏制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下降，能够使经济增速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之上。

第八，建议决策部门还是应该为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确定目标。当然，这个目标是引导性的，不是指令性的，但必须有个目标。没有增长目标就难以制定具体政策。实际上，每个政府部门、各级政府都有隐含的目标，只不过没有明说。而没有统一和明确的增长目标，各个政府部门和各级政府就难以协调行动。在确定目标之后，我们用试错的方法尝试去达成目标。如果目标确实无法实现，我们再退回来也不晚。

第九，中国完全可以为2022年设定5.5%的增长目标。应该可以根据历史数据和经验计算出，为了实现5.5%的增长目标，中国消费、投资、出口所需要实现的增速。宏观经济变量中的大部分是内生的，只能根据一定假设，预测它们的增长速度。但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基本上是可以由政府控制的。因而，可以根据不同的有关消费、投资（扣除基础设施投资）、出口增速的假设，计算出为了实现5.5%的经济增速，基础设施投资应该保持的增速。当然，计算过程不是能够一次完成的，可能需要多次迭代。无论如何，最终是可以计算出一组最可能实现的、自洽的为实现GDP5.5%增速，基础设施投资需要实现的增速。2021年中国基础设施增速仅为0.4%，而在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之前，中国基础设施投资一般保持在20%左右，在“四万亿”时期，2009年6月，基础设施投资累积同比增速高达50.7%。退出“四万亿”之后，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一路下跌，2012年2月进入负增长区间。2013年一度回升到20%以上之后，即又开始持续下跌。2021年全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0.4%，远低于新冠疫情前3.8%的年增速，甚至不及2020年0.9%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应该是逆周期的，是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2021年基础设施投资顺周期下行，又如何不拖累GDP增速呢？这显然不能由所谓“结构性”因素来解释。

在经济持续下行、预期不振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增长只能主要依赖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提高创造“挤入”效应，带动制造业投资， 并通过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已经超前，没有更多项目可建了？并非如此。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宽广的概念，不但包括“铁公基”等老基建，而且还包含“新基建”，并且包括一系列软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即便是传统基建项目，我们依然存在巨大的补短板任务。2021年夏天，郑州一场大雨死亡失踪380人已经充分说明问题。

基建投资没有收益的说法也是片面的。在努力提高投资效益的同时，必须看到，基于基础设施的功能与性质，基础设施投资的成败是不应完全或主要以商业回报来衡量的。

基础设施投资的可控性来源于中国的制度优势，是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想学习而不得的优势，放弃这种优势是自废武功。不仅如此，由于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房地产调控会导致相关投资增速下降，进而拖累经济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就更有必要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对冲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第十，房地产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中国房地产投资在GDP中的占比是全世界大国中最高的国家，中国房价的增速是全球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房地产的主要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虽然2003年把房地产行业定为支柱产业是错误的，但难以判断房地产是否有全局性的严重泡沫。我们的金融管理部门长期处于两难地位。一旦发现房价增长过快，就会出台房价调控政策、相应退出原来的宽松政策；而当房价增速受到抑制导致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降、进而影响整个经济增速，于是房价调控政策被搁置，货币政策转向宽松，房价报复性反弹。到目前为止，我们经历了数个这样的房地产周期，我们货币政策的松紧，很大程度受制于维持房价稳定的政策意图。抑制房价上涨似乎变成了货币管理部门的主要政策目标，而稳物价、促增长的宏观经济目标则退居从属地位。

“房子不是用来炒的”。一线城市房价确实过高、上升过快，不利于民生和经济长期发展。但货币政策的目标应该是调节增长（就业）和通胀。抑制房价应主要应通过房产登记全国联网和税收等非货币政策手段解决。

房屋建设中存在严重结构性问题。一方面，存在大量空置的高端住宅；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年轻人难以解决住房问题，房贷压力沉重。应该增加廉租房供给，健全房屋租赁市场，逐步消化三四线城市存量住房。

本轮房地产调控确实存在时机选择、“一刀切”等问题，应该调整。但要接受经验教训，避免突然改变政策方向，造成市场的震荡。

第十一，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必须解决融资问题。2008-2009年投入四万亿元的重要经验教训是：应该主要通过政府发行国债、而不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从银行贷款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目前我国一方面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另一方面存在发行国债的较大空间。发行国债可能是中国解决目前经济困难的不二法门。发行国债导致利息率上升等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同时，扩大国债发行量对于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发行国债的具体方式（如地方债应该如何发，是否把专项债改为一般公共债等问题）则可以进一步研究。

2021年中国财政政策偏紧，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恢复。从宏观政策的层面上看，2022年，建议政府提高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政府无需过于拘泥于财政赤字率不应该超过3%的教条。3%的设定并无任何坚实的理论根据。经验证明，在许多情况下，降低赤字率的最有效方式是提高经济增速。而提高经济增速，在短期内就可能不得不增加财政赤字。1996-1997年日本紧缩财政的失败经验和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2000年代初的财政扩张的成功经验都说明了这点。

第十二，2022年应该执行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加强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经济过热时期，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发挥作用。在经济下行期间，由于“流动性陷阱”之类问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会受到极大制约。一方面，企业的沉重利息负担使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难以承受。中央银行不仅应该而且可以通过降息等方式缓解企业和居民财务困难，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预期不佳，即便银行增加信贷、降低利息率，企业和居民的贷款需求可能也不会有很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必须同扩张性财政政策紧密配合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如果大幅度增发国债，国债利息率必然上升，进而导致金融体制中各类利息率不同程度的上行。这时，降息等扩张性货币政策措施就可以降低国债发行成本，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国债市场需求不旺，中央银行完全可进场（二级市场）购买国债，活跃国债市场、降低国债成本。在这方面中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

第十三，由于通胀形势的恶化，美国在2022年将开始退出已经执行12年的极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将对中国的国际收支造成不利影响，人民币贬值压力会有所上升，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是，由于美联储政策调整将是渐进的，相信2022年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急剧变化。中国只要允许人民币汇率保持足够弹性、对资本的跨境流通保持必要的监管，外部环境的变化应该不会对中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造成很大影响。

第十四，关于2022年的经济增速。市场似乎普遍认为应该是5.5%，对此我比较认同。一方面，我们毕竟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经济增速低于2019年是正常的。另一方面，我们有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余地。但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是要有条件的。一是项目储备足不足，因为事先没有预做准备，可能找不着项目。二是地方政府是否做好了思想和组织方面的准备，否则难以承担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任务。总结2008年“四万亿”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能操之过急。毋庸赘言，宏观经济政策的成败，不仅在于设计，而且在于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度环境、政治生态。

对于202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我们有理由感到乐观。

（编辑  苏歌）

进入新时代，我们在保持对外开放的同时，不断提升我国在核心领域的自主可控能力成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必有之义，也是产业优化升级必须解决好的关键问题。　　

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的目标

从政策措施上看，既要构建精准的产业政策体系，发挥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引导和调节作用，也要在创新体系、金融体系的完善、人才队伍建设和企业创新能力的培养方面加强工作力度，完善体制机制，培养良好的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

   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实质和核心。必须掌握好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　　　

支持重点产业发展，拉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工业化建设。苏联援建“156项”的基础上，我国工业战线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为其后的工业化建设准备了人才、技术和物质基础。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打开国门，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快速壮大了我国的产业规模，提升了产业技术水平。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吸引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拉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同时，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

随着中国的产业技术水平逐步靠近技术前沿，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成长为世界第二，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在这一形势下，美国把中国认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已掌握一定高端科技、有能力向国际产业链顶端攀升的龙头企业进行“斩首式”打压。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和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

改革开放前30年，由于我国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经济实力相对比较弱小，通过国际合作和参与国际分工，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打入国际市场，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而进入新时代，我们在保持对外开放的同时，不断提升我国在核心领域的自主可控能力，已成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应有之义。只有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才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才能进一步畅通国内循环，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均衡；才能将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和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发挥出来；才能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的位势和影响力。从而，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成为我国产业发展必须要解决好的关键矛盾。

当前，我国在多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大装备的整机设计、制造、运行上已基本实现了国产化和技术的自主。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制造业部分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软件、仪器仪表、计量设备和少数整机，仍然存在瓶颈和短板，甚至有被“卡脖子”的风险。特别是集成电路、操作系统、工业软件、仪器和计量设备、基础材料、高档数控机床具有很强的通用性和渗透性，其存在的瓶颈和短板影响广泛，应是重点突破的领域。

这些瓶颈和短板的存在，既有历史积累不足的客观原因，也有国内循环不畅、体制机制不顺等现实原因。需要设定切实可行的目标，精准地明确范围，并采用合理的策略加以推进。一是对于已经具备基本技术能力的短板产品，要畅通国内大循环，给予国内技术产品迭代升级的机会。二是对于存在技术短板的领域，通过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实现技术突破。三是在新的赛道上提前布局。　　

　　从解决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的思路来看，一是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通过畅通国内循环给市场带来调动企业攻克关键技术的积极性。政府要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上加大支持力度，为企业在科技攻关上提供支撑。二是将增加政府财政投入与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结合起来，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应该由政府投入的领域，如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要加大投入力度并保持投入的集中和稳定，以产生积累性效果。与此同时，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调动起来，通过规划引领、政策引导、财税金融支持等方式，将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协同起来，从而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效率，提高财政投入产出比。三是将独立自主和国际合作结合起来，提高内循环的效率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我国相关领域还不能替代国外技术和产品时，坚定不移地研发替代产品的同时，还是要购买国际先进的产品和技术；当我国具有相关技术和产品能力时，仍要开放竞争，将过去的垂直分工调整为水平分工，在各自都掌握技术体系的情况下，通过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来开展贸易。

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的政策措施

　　要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的目标，从政策措施上看，既要构建精准的产业政策体系，发挥政府对产业发展的直接引导调节作用，也要在创新体系、金融体系、人才政策、企业发展机制上加快建设，完善体制机制，培养良好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和创新生态。在建立以我为主的国内体系的同时，还要用好用活国际市场和资源，进一步加快自主可控步伐，提高经济循环的效率。

　　一是构建精准的产业政策体系。加强产业规划引导和部门协同，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统筹制定产业基础创新能力建设规划和实施路线图，建立有利于持续创新的基础能力体系和政策实施机制。通过实施首台套重大装备鼓励政策、关键基础设施加强国家安全管理，鼓励支持国产技术产品的应用。在重点行业，逐步建立供应链安全管理的制度，引导企业建立供应链自主可控的方案，避免对单一供应商的过度依赖。生态环保产业和战略性产业，要直接推动国产技术和产品的应用，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中优先使用国产产品，为相关产业的发展培育早期市场。

　　二是建设基础雄厚、开放协同的创新体系。对创新体系进行合理布局。在研发方向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三个环节同步发力，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偏废，在当前，从过去偏重消化引进吸收集成转向重视原始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阶段，要重视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在机构定位上，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遵循创新的规律，发挥各自优势，形成科学合理的创新体系。具体而言，国家实验室和大学重点应放在基础研究上，行业机构提供共性技术研发，企业既要做产品开发，也要有一定的工程开发能力，能够和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对接起来。对于实力强大的企业，鼓励企业向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领域延伸。在战略性领域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研机构，以政府持续稳定投入为主，解决相关领域的原始创新和人才培养问题。在重点行业建设工业技术研究院，采取政府、企业、市场共同投入机制，解决行业发展的共性技术供给问题。可以将现有央企中具有公共基础研究功能的大研究院所改造为面向行业的非营利机构，也可以新设相关机构。工业技术研究院不直接生产产品，通过输出先进共性技术和为企业提供服务来实现滚动发展。组织实施重大科技攻关。通过重大工程、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来牵引科技能力的提升。推动公共科研机构开放共享和组织创新。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　　

　　三是进一步提升市场主体进行创新和科技攻关的激励力度。增强国有企业的科技创新的动力。在考核机制上将科技投入和产出作为创新性国企的重要考核内容。在人员任免上，对以技术创新为主的国企，负责人的任用要强调专业化，主要负责人要保持相对稳定，并建立促进其长期投入和大胆创新的干部政策。在容错机制上，对创新难度较高的领域，不能急于求成，要对失败有一定的宽容度。充分激发并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鼓励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包括战略性产业创新上进行长期持续投入。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吸引有创新能力、核心技术和优秀领军人才的新兴市场主体进入，形成各类市场主体发挥各自优势、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政府在市场准入、研发支持、政府采购、人才培养等方面应一视同仁。要为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环境，让它们在竞争中夯实基础，降低制造成本，增强后劲。要优化产业组织，培育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聚焦细分领域，培育制造业隐性冠军。在零部件领域，着力培育具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研发能力的跨国龙头企业，为解决“卡脖子”技术和参与全球竞争打造强有力的市场主体。　　

　　四是建立健全培养和激励科技人才政策。加快引进海外人才。鼓励海外科技人才回流，以包容和多元化的方式引进领军人才。同时要加快国内人才培养，围绕核心技术和相关产业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的需要，大力加强高校教学工作，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加快高素质人才培养和创新型人才培养。加大人才的激励，完善知识产权收益分配制度，通过推动国有科技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和明确国家资助的知识产权归属等方式激励创新。

　　五是完善高效协同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大银行信贷支持。继续坚持并做好制造业的中长期贷款和银行贷款同步增长的政策，将各银行落实情况纳入宏观审慎管理（MPA）的框架并逐步提高权重。加大资本市场支持。发挥科创板、创业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支持优质企业上市融资。为创新链的前端注入长期资本，拉长现有产业投资基金的设立和考核周期，允许社保基金在保障安全性的前提下以适度的比例投资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并拉长考核期。

六是加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和科技合作。要鼓励双向投资，既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和产品来华投资，也要鼓励中国企业到国际上投资并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对于我国有优势的领域，比如高铁、5G、新能源装备、动力电池等领域，鼓励企业“走出去”，抢占全球向绿色低碳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市场机会。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开放我国的基础研究，吸引国际研究人员加入，加强与非美国家的科技双边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发挥我国市场大、产业化进展快的优势，提升国际标准制定话语权。加强内外部政策的协调。按照WTO和国际通行规则来进行科技投入和产业培养。应对当前的补贴进行系统梳理，把更多资金投入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购买者补贴上，不仅有利于和国际规则接轨，促进国际合作，也有利于提高我国资金补贴的效率。

（编辑  季节）

三次分配

“三次分配”这个概念是由中国学者厉以宁教授最早提出的。1991年，在“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厉教授使用了“影响收入分配的第三种力量—道德力量”这种提法。[1] 次年，他在《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了“第三次分配”概念，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上都存在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靠市场，第二次分配靠政府，第三次分配靠道德和信念的力量”。[2] 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政府财政汲取能力降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几乎完全无力进行二次分配。[3] 这可以看作是厉教授提出“三次分配”的时代背景。

“三次分配”一般被理解为由高收入人群在自愿基础上，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的分配，这与国外对慈善现象的理解几乎完全相同，而国外并没有“三次分配”的提法。

无论叫“三次分配”也罢，叫“慈善”也罢，它们都暗含一个前提与一个假设，即社会是分化的，存在富人与穷人；富人捐款，穷人受益。而这个前提与假设也带来一个疑问：如果富人在初次分配时都不愿意做到尽量公平，为什么会对三次分配感兴趣呢？在经济实体之内让初次分配公平一些，至少会增加内部凝聚力，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和积极性，最终有利于该实体，而富人为什么会愿意在社会上参与对陌生人第三次分配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厉教授的说法：“第三次分配靠道德和信念的力量。”果真如此吗？

慈善古已有之，中外皆然。在传统社会，对慈善捐赠没有税收减免，那时的慈善可以被看作是基于道德。但即使在传统社会，道德也不是唯一解释，因为慈善至少还有另外一种作用，即它是富人身份的象征，它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游戏。慈善活动通常是一种高度排他性的专属社交，富人借此聚会，以示与普通老百姓区隔，且高人一等。哪怕把动机放在一边，其实传统慈善的力度非常小，适用范围也非常小，其再分配的作用几乎微不足道。

1929年，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英国顶级瓷器品牌玮致活（Wedgwood）的家族继承人乔赛亚·威治伍德五世（Josiah Wedgwood V）曾在查德·亨利·陶尼指导下写过一篇毕业论文，题为《继承经济学》。通过对大量统计数据的分析，这位豪门子弟得出的结论是，慈善捐赠对总体的收入分配影响甚微，只有政府通过税收与开支才能达到再分配的目的。[4]

现代慈善与传统慈善的一大分别是，前者往往伴随着政府的减税等优惠政策，这使得道德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变得更加模糊。身价上千亿美元的沃伦·巴菲特曾许诺死后捐出99%的财产，被人誉为“当今世界最慷慨的慈善家”。但他的儿子皮特•巴菲特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少数富人的所谓慈善行为与其说是大公无私地“回馈社会”，不如叫作“良心漂白”。它无助于消除社会中的贫困、不平等、不公正，只会使贫困、不平等、不公正永久化。用一只洗净的手捐出另一只肮脏的手掠夺来的财富，充其量只能让富人晚上睡个安稳觉，确保底层老百姓不会造反。[5]

为了考察现代慈善或三次分配的运作逻辑及其作用，我们可以剖析一下美国这只“麻雀”，因为美国常常将自己标榜为现代慈善的样板，中国也有人对美国样板顶礼膜拜。[6]从数据看（图1），美国的慈善捐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确实是全世界最高的，而且比其他国家高得多。

                 图1  慈善捐款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2016年

数据来源：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Gross Domestic Philanthropy: 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GDP, Tax and Giving, 2016, https://www.cafonline.org/docs/default-source/about-us-policy-and-campaigns/gross-domestic-philanthropy-feb-2016.pdf.

美国富人为什么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游说政府降低与自己相关的各种税收，并千方百计地逃税、避税，[7]一方面还愿意进行慈善捐款呢？

首先，减免税是影响慈善捐款的非常重要因素。

自1917年以来，美国联邦所得税制度中就存在对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即允许从应税收入中扣除私人捐款的金额。因此，捐款得到的减税率等于纳税人应缴的边际税率。以美国顶尖富豪（人口中收入最高的0.01%）为例，他们慈善捐款占其收入的比重在过去100年大起大落。在20世纪30年代后，他们变得好像越来越“慷慨”，到60年代达到巅峰；其后一路下滑，只是在90年代略有小幅回升。究其原因，他们捐款的“慷慨”程度与他们对应的联邦个人所得税率几乎完美同步（图2）。二战期间，美国把最高所得税率提升到90%。这时，这些富豪如果不捐款，也会有90%的收入需上缴国库，还不如“大大方方”地把钱捐出去，既赚取美名，也没有损失多少收入，实在是一举两得。其后，随着边际税率下降，他们捐款的热情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当里根政府把所得税最高税率降至30%以下时，这些富人的捐款热情也降到谷底。由此可见，减税的刺激作用有多大。[8]

          图2  美国最富纳税人的有效边际税率与捐款力度，1917-2005年

数据来源：Gabrielle Fack and Camille Landais, eds., Charitable Giving and Tax Policy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70.

其次，捐款流向的可控性是影响慈善捐款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在20世纪40-60年代，伴随着美国超级富豪们的捐款力度不断提高，美国的私人基金会数量也快速增加。富人将钱捐到自己控制的基金会，这部分钱财便很难与纯粹的家族资产区分开来。这些基金会可以向其创始人、他们的家人或朋友提供赠款，也可以捐给特定的政治人物或组织。那时接受美国税务局审计的基金会比重很低，为虚报捐款数额开了方便之门。在这种情况下，捐款往往不过是富人将钱从左手倒到右手，还能少交一部分税款，基金会成为避税天堂。美国于1969年通过的《税收改革法案》填补了一些漏洞，其效果可谓立竿见影：此前，美国每年新设立大约1300个基金会，此后每年新增基金会的数目骤降至300个以下，慈善捐款总额也在几年内下降30%。[9]

谈到慈善捐款，不少人的认识里有两大误区，亟需澄清。

第一个误区：越富的人捐款力度越大。

以个人计，富人捐款的数额是会比其他人多一些。但如果看捐款占各自收入的比重，就是另一种状况了。如图3所示，美国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纳税人，捐款占年收入的比重为8.4%。随着收入的提高，捐款力度不升反降，即使是年收入在50-1000万美元的富人，其捐款力度也比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人低得多。最后一个收入组的门槛是1000万美元，上不封顶，囊括了所有超级富翁，直到这里，捐款力度才赶上来，但仅比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人高不到1%。

            图3  美国纳税人的收入组与捐款力度，2017年

数据来源：Tax Policy Center, Briefing Book 2021, p. 338. https://www.taxpolicy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briefing-book/tpc_briefing_book_2021.pdf。

捐款可以免税，但低收入纳税人的捐款少、适用的税率较低，免税也减不了多少钱；高收入纳税人则不同，他们适用的税率较高，实际减税幅度相对大得多。换句话说，收入越高，捐款成本越低。图4告诉我们，对美国60%的中低收入人群而言，他们每百美元的捐款基本上是实实在在的捐款；而对最富的1%人群而言，他们的实际捐款额只占他们声称捐款额的70%，中间的差额是他们的减税受益。2018年，美国联邦政府为慈善捐款减税总额高达541亿美元，其中56.4%（即305亿美元）进入了顶尖1%家庭的腰包。[10] 捐款成本比所有人低得多，但捐款力度却未必高，这才是美国富人捐款的真实状况。

                   图4  各收入组每百美元捐款的实际成本，2020年

数据来源：Tax Policy Center, Briefing Book 2021, p. 339.

第二个误区：慈善捐款主要让低收入人群受益。

实际上，从捐款的去向来看，美国慈善捐款的主要受益者并非是低收入群体。[11] 表1揭示：（1）按受益程度排序，教会与相关神职人员是最大赢家，他们获得了捐款总额的40%；再往后是与穷人没有多大关系的私立“教育”（18.2%）、“艺术”（9.1%）、“综合”（8.8%）、“健康”（8.7%）、“其他”（7.8%）；排在最末的才是与穷人相关的“满足基本需求”（7.5%），份额不足全部捐款的十分之一。（2）按捐款群体看，家庭年收入少于20万美元的两个收入组更倾向于为“满足基本需求”捐款（分别占这两个收入组捐款的10.4%与12.4%）；在他们之上，收入越高，为“满足基本需求”捐款的份额越低。在2005年全部19.03亿美元为“满足基本需求”的捐款中，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上的人群一共只捐了7.23亿美元，仅占他们捐款总额的5.8%与3.8%。这意味着，如果让私人决定捐款去向，受益者更多是中上阶层，很难实现“三次分配”帮助穷人的目的。

表1美国各收入组的捐款流向，2005年

数据来源：Center on Philanthropy at Indiana University, Patterns of Household Charitable Giving by Income Group, 2005, Summer 2007, https://scholarworks.iupui.edu/handle/1805/5838.

陷入两个思想误区，就会对三次分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在二次分配之外再加上一个三次分配，一定会使最终收入更加平等。一旦跳出两个思想误区，人们就会意识到，结局未必如此。作为三次分配标杆的美国很说明问题，它就清清楚楚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图5中的左图比较了四个典型国家三次分配的力度（最富有的10%人口的慈善捐款所占收入比重），右图比较了同样四国最终收入的基尼系数。我们看到，三次分配的力度与最终收入差距的大小成正比关系，即三次分配不但没在缩小不平等方面发挥作用，反倒是其力度越大，最终收入的差距也越大。三次分配力度最大的是美国，它也是最终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相反，三次分配力度最小的是丹麦，它也是最终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加拿大与法国则处于两极之间。

                           图5  三次分配力度与最终收入差距

数据来源：左图Gabrielle Fack and Camille Landais, eds., Charitable Giving and Tax Policy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 12；右图Frederick Solt, The Standardized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v1-v7,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hdl:1902.1/11992.

为什么在二次分配之外加上三次分配反倒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慈善捐款的减免税。如果不减免税，政府本可以拿这笔钱来增大二次分配的力度；减免税等于是降低政府二次分配的力度，把省下来的钱交由捐款者私人支配，而他们捐款的流向往往与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目标背道而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并不是所有欧美国家都像美国那样对慈善捐款全额免税（Deduction）。有些欧美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只允许一定百分比的慈善捐款享受税收抵免（Tax Credit，如意大利是19%的捐款），还有几个欧洲国家（如芬兰、奥地利）对慈善捐款则完全没有任何减税刺激，[12] 这其中以最终收入平等著称的瑞典是最突出的例子。[13]

《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在其2020年出版的《资本与意识形态》一书中，把对慈善的思想误区称之为“慈善幻象”（Philanthropic Illusion）：受益于税收减免的慈善捐款本应是公共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为二次分配助力，但却被从公共财政收入中剥离出来，变成由私人决定其用途的“三次分配”。皮凯蒂尖锐地指出，现行慈善捐款减税制度，实际上是让中下层阶级通过税收补贴富人的慈善偏好，让富人控制了公共物品的分配权。皮凯蒂特别提醒读者，这种幻象对穷国尤其危险，因为“富裕国家的历史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是最好的发展方式”。[14] 另一位学者干脆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一种没收公共物品与凭借财富获得控制权的巧妙方式。[15]

我国慈善捐款不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0.03%；基于美国的教训，也没有必要通过税收减免人为催高。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三次分配充其量只是一种辅助手段，中国无需在这方面花费太多政策资源。

结论：远大目标与实现步骤

2021年，皮凯蒂出版了一本新书，其标题十分醒目《奔向社会主义：烽火世界随想录，2016-2021》。在题为《社会主义万岁》的序言中，他回顾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从一个迷信市场机制的自由主义者，到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平等现象的学者，最后转变为一位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不仅奋力打破“慈善幻象”，而且意识到仅仅依赖福利国家的二次分配也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实现真正的平等，必须把注意力转向初次分配，例如让员工代表参与公司重大决策，这就是他所主张的“参与式社会主义”。[16]

指导我们前进方向的是科学社会主义。我们理应做得更好，也可以做得更好。一方面，我们应坚定共产主义关于人的解放、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我们应奔向共同富裕，因为它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不可跨越的必要步骤。共同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稳步推进。

根据本文分析的国际经验，在现阶段，我们追求共同富裕的主要手段是二次分配，其重点是逐步加大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基本需求的公共支出，“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7] 与此同时，不应忽视零次分配的作用，要在社会政策上鼓励与支持家人、亲友、邻里、乡党间的互惠互助。中长期，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手段是在初次分配上做文章，这就要求在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引导非公经济实体逐步调整所有者、管理者与普通劳动者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地位，把非公经济变为名副其实的“民营”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将千千万万个经济实体内部的分配变得更加公平。至于三次分配，宣传公益精神足矣，毕竟它只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辅助手段。

（编辑  季节）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石壁墙上,用中英日等多国文字镌刻着“遇难者300000”,它向世人昭示日本侵略者的罪恶,也让国人铭记曾经遭受的屈辱与伤痛。然而,这场浩劫发生之后的八十多年里,却不断有人以种种“理由”质疑死难者是否达到30万之多,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他们通过所谓的“精确考证”,提出20万人、10万人、5万人、3万人乃至3000人、47人等结论。诚然,死难者数字的消长并不会影响对日军罪恶行径的定性;但是,这种质疑行为的根本意图是,企图以人数的“不精确”和“不客观”,来证明事实认定的“不精确”和“不客观”,进而将南京大屠杀由客观事实定义为被害者主观建构的“被害记忆”,从而否定大屠杀事实的存在。因此,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的捍卫,不仅关乎历史事实,更关乎民族尊严。事实上,30万死难者应是指大屠杀死难人数的下限,最直接的根据来自战后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决。

屠杀罪行是战后审判的重要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国际惩办战犯的法律条例与协议规定,战胜国组织国际法庭和受害国法庭审判战争罪行。甲级战犯由国际法庭收审,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又称“东京法庭”);乙级、丙级战犯由受害国法庭审判定罪。

东京法庭由中、美、英、苏等11个国家委派的11名法官组成。中国法官梅汝璈代表中国方面参与审判,担任中国驻东京法庭代表团团长。该法庭从1946年4月29日开始,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提起诉讼,至1948年11月12日宣布判决,历时两年零六个月。1945年11月,中国在重庆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并先后在南京、上海、北平、太原等城市设立10个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乙级、丙级战犯。其中,涉及审判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军事法庭是1946年2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学者一般称为“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简称“南京法庭”。

由于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期间法西斯暴行中最为突出的事件,因此东京法庭对于此案的审理特别严肃认真。据梅汝璈回忆,他们“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的时间专事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人数在十名以上)的口头证言及检察及被告律师双方的对质辩难,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并且鞫讯了松井石根本人”。

南京法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审判主要有两起案件:一是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案,1947年1月9日立案,被编为“审字第1号”,由石美瑜、宋书同、李元庆、葛绍棠、叶在增5位法官及2位检察官审理,1947年3月10日宣判。

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谷寿夫率部首先攻破南京中华门,指使和怂恿部属滥杀无辜,是直接实施屠杀南京军民的罪魁之一。1946年2月,驻日盟军应中国政府要求,以战犯嫌疑者名义逮捕谷寿夫。同年8月1日,谷寿夫与12名乙级战犯一起被押至中国受审。二是日军少尉向井敏明、野田毅以及田中军吉战犯案。向井和野田系日军第十六师团少尉军官,两人在进攻南京途中,相约以100人为目标进行杀人比赛。到达南京紫金山时,向井杀了106人,野田杀了105人,分不清谁先杀到100人,于是以150人为新的目标,继续向南京城内进行砍杀比赛。另一位日军军官田中军吉,曾手执一把名为“助广”的军刀,先后杀戮300多名中国人。该案于1947年9月20日立案,被编为“审字第13号”,同年12月18日宣判。

屠杀事实与遇难人数于法有据

东京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定罪,从法律上认定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而南京法庭对上述两起案件的判决,则为认定大屠杀死难人数提供了直接依据。

抗战胜利后,南京市政府、南京市临时参议会、首都地方法院,成立了“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机构,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专项调查,为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提供了大量证据。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提交给南京法庭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述要》共有2784件调查结文,其中,中华门一带约占三分之一,有十余万人被害。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战犯谷寿夫判决书》,谷寿夫案共记录集体屠杀28案,零散屠杀858案,无辜军民被日军残杀有案可查者达886起。其中,仅发生在中华门区域的就有378案,占零散屠杀案的43%。3月10日,南京法庭对谷寿夫案作出判决,判决书明确指出:“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12月12日至同月21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南)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虏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人。此外零散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向井敏明、野田毅一案的判决书也提及屠杀遇害者有30余万人:被俘军民遭集体杀戮及毁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15万人以上,均为该确定判决根据确切证据所认定之事实。

遇难者人数实为30万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据上述判决,南京法庭不仅判定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为“三十万人以上”或“三十余万人”,还明确指出“三十余万人的数字”是由“集体屠杀十九万人”和“零散屠杀十五万余人”构成。法官考虑到战场客观条件和事实认定的难度,没有简单地把19万和15万相加,而是留有一定的余地,即 “30万”既是约数,也是确数。所谓约数,是指死难者超过 30万人。所谓确数,是指不少于30万死难者,或者说“30万”是下限的数字。此外,判决提到的屠杀30余万人的时间、地点、加害者、受害对象、加害手段等辅助信息,也印证了认定结果的准确性。

东京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判决,虽然没有直接将遇难人数认定为30万,但指出“日军仅于占领南京后最初的六个星期内,不算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即屠杀了平民和俘虏二十万人以上”。“二十万人以上”究竟是多少? 该法庭没有作出明确判定,但这个开放性的结论至少说明,东京法庭亦认定20万仅为遇难者人数下限,而非上限。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二十万人以上”的结论尚未计入“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

综上所述 ,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南京法庭直接判定为30余万,东京法庭虽然判定“二十万人以上”,但考虑到“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未计算在内,可以说两个法庭认定的死难者数字基本相近。

此外,30万死难者仅是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恶之一,并非唯一罪行。为期六周的暴行中,除屠戮无辜军民外,日军在南京内外发动的掠夺、奸淫和焚烧破坏等罪行同样是大屠杀的一部分。东京法庭的判决书中指出:日军“在占领后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这类的放火在数天以后,就像按照着预定的计划似的继续了六个礼拜之久。因此,全市约三分之一都被毁了”。南京法庭在判决书中也明确判定:“查被告在作战期间,以凶残手段,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肆施强奸、抢劫、破坏财产等暴行,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各规定,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

（编辑  季节）

“20世纪中国”及其历史叙述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大陆众多重要小说家陆续投入相似类型的创作，就是通过一部长篇小说（或者系列长篇小说）叙述“20世纪中国”的长时段历史。他们感到从整体上把握和叙述“20世纪中国”的时机已经来临，故试图提供不同于正统历史叙述的新叙事，这些努力已经衍化成一种可以称之为“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

一大批重要小说涌现于这一潮流之中。《古船》（张炜，1987）、《白鹿原》（陈忠实，1993）和《穆斯林葬礼》（霍达，1988）是最初的标志性作品，较近的则有贾平凹的《秦腔》《古炉》《老生》《山本》，以及莫言问鼎诺贝尔奖时被重点提及的《丰乳肥臀》、《蛙》和《生死疲劳》均为此类创作。以茅盾文学奖为例，从第三届（1988）以来，28部获奖作品（不包括第三届获荣誉奖的两部）中近半作品是此类创作，例如，第三届（1991）的《穆斯林葬礼》；第四届（1994）的《白鹿原》；第五届（2000）的《长恨歌》（王安忆）、《尘埃落定》（阿来）、《茶人三部曲》（王旭烽）；第六届（2005）的《无字》（张洁）、《历史的天空》（徐贵祥）；第七届（2008）的《暗算》（麦家）、《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第八届（2011）的《你在高原》（张炜）、《蛙》、《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第九届（2015）的《江南三部曲》（格非）等等。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中国著名小说家多有此类创作，例如张炜、韩少功、莫言、贾平凹、王安忆、李锐、刘震云、阎连科、刘醒龙等，似乎“重述20世纪中国”已经成为这一代作家考验自己的文学能力、衡量自己的文学贡献乃至面对自己人生的一种“隐秘测量”。

由于卷入“重述20世纪中国”的重要作家较多，重要作品较多，影响范围较广，持续时间较长，“重述20世纪中国”堪称近30年来最为重要的文学现象或者文学潮流之一。不过，至今少见关于此潮流和现象的专门研究。

将“20世纪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对象，是在20世纪走向终结的时候才出现的现象。与此相应，“重述20世纪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在90年代后蔚为潮流。

在人文社会学科过往研究中，“20世纪”这个词有不同的含义：一种常见用法是公元纪年的20世纪（1900-1999年）。而文学研究界常采用的涵义是钱理群、陈平原和黄子平等人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其中的“20世纪”后来经常向前延展到晚清。另一种用法则强调20世纪是革命世纪。例如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所称“短促的20世纪”：上限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下限设于苏东剧变，即革命世纪的“开端”和“终结”。杰奥瓦尼·阿瑞基在其《漫长的20世纪》则提出了“漫长”之论。汪晖认为，中国的20世纪是“短20世纪”，即从辛亥革命（1911）前后至1976年前后，70年代后期至1989年间的“80年代”，是中国的“短20世纪”的尾声。^[1]

从近30年“重述20世纪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来看，核心问题是如何评价、理解和叙述20世纪中的“中国革命”，这是不同角度、不同立场的创作者们共同关注的对象，也是社会意见分歧的焦点。与此相应，在这些“重述”的作品中，最为多见的是叙事节奏从革命开端到整个革命进程，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其中改革开放时期又往往被认为是“后革命”时期。

从整个社会思想来看，“重述20世纪中国”浪潮兴起之时，李泽厚、刘再复等学者提出的“告别革命”的论题，成为20余年来中国思想界引发众多争论的核心议题，文学领域的“重述”潮流与这一重要思想变化之间，存在很强的互动。例如，贾平凹在最近出版的《老生》“后记”中非常清楚地指出，其核心问题仍然是“告别革命”。因而，大致可以说，“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革命世纪”的重述。

通过长篇小说重述“20世纪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革命历史小说”的反写，但我们这里所说的“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并不限于批评界一般所称的“新历史小说”。在文化、思想领域，在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尤其是在革命史阐释权的争夺日益激烈的今天，“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已经深刻地镶嵌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这个重述勾连着对不同历史价值的追索和确认。   

即使放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当代中国文学中这种对重述历史的热衷也是绝无仅有的，但当下中国的这波“重述20世纪中国”历史的潮流所针对的，主要不是小说叙事形式、语言、艺术风格的变革，而是历史观和历史价值的变化。当然，由于要在新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视野下重新建构历史，创作中会出现和强化某些文化、地域性的因素，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形式表达。但这些并不是可与“重述20世纪中国”这样一个潮流性的文学现象相配的重要文学形式的变化。我们可以说，这一文学上的重述潮流，是一个内在于当下文化和思想变动并作为当代思想文化变化重要表现的潮流，要对其作出评判和批评，需要超越于纯文学的视野。

“重述20世纪中国”潮流的多元构成

在上述潮流中，那些意在颠覆或者解构的书写方式，那种把过去的革命历史小说整个地嘲弄了的书写，以及所谓新历史主义的书写，并不是更需要重视的。严格地说，这些都是对以往的革命史观在形式上的颠倒，并没有刻意建立自己的史观，在眼花缭乱的20世纪重述中仍是同时代的主流史观，只是大多数作家有意无意地遵循了自己同时代的主流叙事逻辑。这股潮流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蔚为大观，这一起源本身就提示了主流历史叙事的深刻影响。

在“告别革命”成为80年代以降的基本诉求的大潮中，嘲弄和解构革命历史小说有多少新意吗？更值得重视的是王安忆、韩少功等作家，在整体上，他们尊重以往的革命史观，并试图沉入20世纪中国的内部，去总结20世纪中国革命的经验，检讨以往史观的局限性。对这一潮流中的作品需要做一定的分类，有所侧重地加以研究。

从整体上看，近30年来，中国作家对“20世纪中国”的重述是多元的，我倾向于区分为三类。数量最多的一类是作为解构者或颠覆者出现的，它们与作家们在成长时期熟知的革命历史小说等叙事之间或多或少存在一种文化对峙。例如，《古船》《白鹿原》《生死疲劳》《老生》等等。另一类则比较强调文化调和，试图呈现不同方面、不同时代的综合。例如，霍达的《穆斯林葬礼》凸显了文化追求、经济利益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与综合，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融汇。还有一类比较强调发掘20世纪历程中那些有活力、有价值的要素。

“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是与世界范围内的“冷战”终结、“历史终结论”流行一时密切相关。一些评论家在评论阎连科的《四书》时，将它与帕斯捷尔纳克等前苏东作家的作品比较，原因就在于都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历史背景。“重述20世纪中国”的核心其实是要反思和“检讨”20世纪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在当前的思想光谱下，重述会遇到两大问题：怎样理解20世纪进程中的连续和断裂的问题；怎样表述文化在20世纪中的展开形式及作用问题。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革命的世纪，它是两千多年的文明史中非常独特的时期，断裂的程度是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所不具备的。“20世纪中国”不是能在一般的历史演进中推演出来的产物，恰恰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反历史”的。创造新世界、跟过去决裂的强烈愿望最后产生出一种政治的动力和合力，推动革命事件的持续发生，但离开对革命性的理解，很难叙述“20世纪中国”的历史。

无论基于启蒙视野、革命视野还是现代化视野，我们都不会否认“20世纪中国”是一个现代文化创制和普及的过程，它是塑造现代民族国家，型构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前提。伴随这个过程的是传统士绅阶层的解体，而一波接一波的社会和政治革命更是打破了固有的社会阶级分野，创造了一个社会相对平等的现代化前提。在这个现代文化的创制过程中，在当今“后革命”时代，伴随着大多数人有能力享受文化成果的同时，20世纪中国社会革命的过程和现代化的前提，在文化作品的历史叙述中却往往被忽视。当人们叙述“20世纪中国”文化的时候，描述的重点是那些“民国范”的现代精英或传统乡绅精英，而底层民众及其形象却日益被粗鄙化、流氓化。这一倾向在叙述20世纪上半叶战争时期的作品中尤其明显。实际上，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人民战争和土地革命，包含着对流氓、黑帮的改造，新人的再造与社会的再造，是革命运动非常核心的议程。

除了重新激活“革命世纪”的意义，我们也要直面“革命世纪”内部包含的难题。

绝大部分“革命历史小说”在推崇和肯定革命之必要性与合理性的同时，并没有对革命面临的难题有充分的认识，特别突出的是那种对“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的赞美与铺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劳苦群众是那些被剥夺殆尽的人们，他们自身首先需要锻造成为“主体”，而离开革命的实践，是不可能自动成为“主体”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一方面是社会和政治的革新，一方面是主体的锻造。因此，“人民”是处在一个永远在创造的过程中。

社会主义革命必然面对数不清的难题。但是，建国以后的很多革命历史小说对这些难题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多数作家是站在“革命已经胜利了”这一认识上来写作的。因此，不可避免在作品中传递出一种“胜利者意识”，不能正视现实本身。如上述，80年代以降的“重述20世纪中国”潮流体现了一种“历史终结”的意识，但其实过去的革命历史小说也有一种“历史终结”的意识，这是内容完全不同的“终结”，但都包含了对现实难题的无视。我们研究“重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潮流，首先要分析这股潮流对于“中国革命”的描述，但同时也应该分析他们对于当代的现实问题是否具有阐释的能力。说到底，“革命”不是在头脑中就可以告别的。

“20世纪中国”的自我表达、重述与再重述

   中国的“短20世纪”伴随着战争与革命、侵略与反侵略、创新与复辟、追求平等及其反复，也充满着动荡、暴力、阴谋和苦难。近30年“重述20世纪中国”的作品，对“20世纪中国”激荡而复杂的历史已有丰富的展现，提供了多重的角度和面向。我们的讨论围绕以下相关问题进行：“20世纪中国”与乡村叙述，“20世纪中国”与文学叙述中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其危机，乌托邦与“20世纪中国”，新秩序的建立与新社会图景的缺失，“真实”与历史叙述，等等。这些问题既包含在20世纪历史的自我思考和表述中，也体现在“重述”潮流的文学文本中。

把握这些“20世纪中国”的不同脉络，是将我们的讨论历史化的基础。“重述”潮流有一个潜在的对话对象，那就是在历史展开过程中的自我表述。在具体展开“重述”潮流的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把握20世纪进程中那些“自我表述”的关键要素。

可以说，革命本身即叙事。今天中国社会意识已经出现多元的状况，“重述”潮流只是多元叙述的一部分。

需要关注文学创作中新的“再重述”潮流兴起的可能性。随着近年来社会分化的累积、社会思想辩论的扩展，青年一代的社会意识状况已经与50后、60后一代的思想状况颇不一样，这种差异会在文艺创作中表现出来。在更多元的历史视界中总结前30年的“重述”潮流，对于一个更为丰富、更有自觉意识的“再重述”时期的到来，是有意义的。

 中国的“20世纪”之所以仍对当代有意义，不仅是因为在它的历史中包含的动荡、暴力和苦难，而且是因为它对于所有这一切的挑战。在动荡的潮流中，有主流和支流之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才是主流。这个主流也构成判断中国当下思想状况的基本坐标。文学上“重述”潮流的意义也需要在这个坐标上来加以判定。

20世纪开端的“断裂”意志及其消失

与以往历史断裂的自觉意识，构成了整个现代史的起点，是“20世纪”在史观上一个根本的表达方式。对于即将迈入20世纪的变革者而言，断裂首先表现为将过去的历史做整体性的把握并与之一刀两断。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宣称汉代刘歆“篡乱伪经”之后两千年都是“奉伪经为圣法”，将两千年历史的正当性一笔抹杀，他在《孔子改制考》中则连六经本身的真实性也加以动摇。谭嗣同提出“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章太炎用“国故”来指代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而试图“论衡”之。康有为将孔子的历史基础完全抽掉的“尊孔”行为，与章太炎的“诋孔”一道，成为之后新文化运动反孔反传统的先声。

众所周知，“断裂”更是新文化运动的明确意识。《新青年》《新潮》等杂志的名字，《新的，旧的》《青春》等文章，都在体现着这一特点。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中宣布1915年之前的历史应全以“古代史”目之。而从20年代后期开始，以“新”命名自身的新文化运动也需要以辩证的“断裂”态度来对待了。毛泽东在1939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讲话中，在肯定了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的首先觉悟之后，也清楚告诫，如果知识分子不能走和工农民众结合的道路，“将一事无成”。虽然，不仅旧事物，而且新事物也需要在变动的历史形势中否定和扬弃自身，这个逻辑贯通了整个20世纪。

“断裂”意识凸显的是新的主体的创造能力，并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所谓断裂，是在“与工农民众结合”这个具体的道路中展开的。说到底，“断裂”意识所要斩断的不是中国历史的全体，而是梁启超所说的“君史”和“二十四姓之家谱”。只有通过这种“断裂”意识，原来被排除在历史之外的底层民众才能活转过来，他们的生产、斗争、创造、发明才能昭告于世。没有断裂，就没有延续，就没有现实，这是断裂和延续的辩证法。

“重述”潮流对20世纪开端的叙述，大体上并没有呈现“断裂”的气息，更多的是王朝兴替的成败氛围，和原有社会逻辑的延续。例如，《白鹿原》所讲述的最初变动发生在朱先生调停清廷巡抚方升的二十万人马对“反正”的张总督的进攻，这是一次王朝更替过程中的普通劝说，每一方并没有表达自己对于“革命”的态度。《古船》（张炜）对于20世纪开端的倒述，呈现的也是历史的延续性，“古堡”与老隋家的“下老洋”，承续的是近代已有的粉丝工业生产与海洋贸易。

李锐的《旧址》（1993）对“革命”的叙述开始于1927年，对1910年则是作为延续的历史一笔带过。在此后的作品《银城故事》，李锐写同盟会银城起义指挥刘振武的失败，与以往王朝的民乱故事并无太大区别，主要关注的是家庭兴衰和个人生死，但中间缺乏对于革命意识的叙述，这种写法以让革命消失的方式表达了对革命的态度。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开端部分写民国初年“村长的谋杀”，基本内涵也是“改朝换代”之际的个人恩怨和仇杀。

这些“重述”小说从一个方面显示“革命”叙述出现的重要转型，即从关注“革命”和“再造”，转而关注家族的兴衰荣辱和个人的生死成败。20世纪开端时期的经典作品如《阿Q正传》，注重从内在脉络叙述革命的契机、问题和挑战，这些叙述建立在肯定和认同革命价值的基础之上。而“重述”潮流叙述转型的核心是价值观的转变，这也是“20世纪”终结的一个清晰标志。随着价值观的转变，“革命”叙述的基本模式不可避免地从内在叙述转向外在叙述，“革命”不再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于是“断裂”意识已经在“重述”作品中消失了。

“革命世纪”的自我表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统一战线破裂，国民党走到了工农的对立面，共产党脱下了知识分子的长衫，日益工农化、本土化。这一事件之后，革命文学崛起，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大讨论展开，毛泽东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这一时期的革命文学可以看作寻找社会变革主体的文学表达。其中茅盾的经典之作《子夜》不仅是对30年代中国“现实”的“科学”刻画，而且是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形象化确认。“20世纪中国”的自我表述，有着重塑20世纪中国的内涵，这是文学当代性的鲜明体现。

这一寻找历史主体的过程，到抗战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根据地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在广泛基层民众动员基础上的人民战争的开展，农民和普通青年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新文化得到了真正全面的普及，地方文艺形式也开始融入了新文艺中。

   无论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定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还是1949年的新中国建立，中国当代文学在其肇始之时，即包含了两层内在诉求：一是对20世纪革命及其经验的总结；一是对未来社会的新结构和“新人”的设计和想象。这两个方面是相互渗透的。毛泽东在讲话中敦促来自上海“亭子间”的文人们与“新的群众”相结合，写根据地，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这样才会有“全国意义”，甚至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从文学史的脉络观察，近30多年来的“重述”潮流有一个潜在的对象：革命历史小说。1954年，冯雪峰在评论《保卫延安》时，提出了“英雄史诗”的问题。他认为《保卫延安》蕴含了“史诗”的基本元素和可能性，“史诗性”有三条标准：把握历史本质的抽象思考能力；具体描写英雄人物的感性表达功底；传达一种启人向上的精神氛围。“史诗性”的表达，是1949年后所称的“人民文学”的核心。所以，在对“革命历史”的叙述中，如何表现作为“集体主体”的人民的成长，表现在历史的过程中“新人”的成长，也就成了新的文学的重要主题。

   在历史叙述的意义上，可以将广义上的“革命历史小说”称作革命政权建立后，以确立合法性和进行自我教育为目的的关于中国革命历史的自我表述。这个进程到“文革”结束后便大致终止，与我们所说的“短20世纪”的终结基本同步。

历史总结的自觉意识

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重述20世纪的诸多长篇小说，乐于渲染包括暴力和饥饿等在内的各种肉体性的苦难。从文学自身的脉络来看，这正是对于之前纯化的革命历史小说的反拨。用暴力和苦难来解读革命，不仅是这些小说所习惯采用的手法，也是当代思想文化的一个底色。从这个角度说，“伤痕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其思路却一直保留到今天。

前面提到的“重述”例子，大多是所谓50后作家，当然他们也呈现出了复杂的面貌。60后作家也进入了这一潮流中，如余华、格非、苏童、叶兆言、李洱等。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潮流及其观念近年来也扩展到70后的作家中。例如乔叶的《认罪书》带有一种浓厚的赎罪意识。她有一个说法，“细细数来，我身边那么多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和‘文革’有关系，……既然这么多和我有关系的人都和‘文革’有着枝枝蔓蔓丝丝连连的关系，我怎么能认为自己和‘文革’没有一点儿关系呢？”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叙述，新一代作家似乎天生带有某种历史的“负罪感”，无法突破历史的厚壳。但需要追问的是：是什么构成了障碍？障碍是否内在于作家的认识和知识结构？70后作家大概还没有学会上一代作家的思想方法，他们还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这一代人在历史中究竟处于何种位置，承担着何种历史责任。

50后的作家群体似乎有一种面对和叙述现当代中国史的责任感，而且不因为文学被边缘化而改变。一个关键原因是，他们了解或者经历过改革初期总结历史的政治辩论过程。执政党这种阶段性地总结自身历史的政治自觉，来自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内政治机制，即自觉地通过有关路线方针政策的党内讨论寻找未来道路与方向，对经验得失做出阶段性的总结，并建立自身的历史叙述。

近30年来的“重述”潮流，包含了建立现当代历史叙述的政治意识和努力，相当部分“重述”作品同时延展到改革开放时代或者新世纪。

（编辑  季节）

在苏联解体前后一段时间，苏联历史已经被西方散布的历史虚无主义糟蹋得面目全非，爱国主义精神受到严重损害，国家发展遇到极大的灾难，引起了越来越多俄罗斯民众的不满。普京执政以来，推行民族复兴、主权民主的国家振兴方针。2007年6月21日，普京在接见参加历史及人文社科教学与研究的一线教师时，提出了绝对不允许丑化、歪曲俄罗斯民族历史的要求。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于2007年出版。这是俄罗斯最早体现普京执政新思想、具有初步导向性的历史教学参考书。该书出版两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吴恩远教授等翻译的中译本出版，在中国史学界和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现代史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把现代史写到离现实最近的地方

2007年出版的《俄罗斯现代史》，载入的历史研究内容延续到2006年，描述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的俄罗斯历史，即从伟大卫国战争结束的时刻至今，从苏联的伟大历史性胜利到它的解体，从主权俄罗斯的诞生到它已经走过的第十五年，表现出作者面对现实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也增加了对于读者的巨大吸引力和现实指导作用。对当代人关心的问题做了全覆盖的阐释和分析，表达了史学工作者对社会的诚实和奉献，体现了历史科学的真正价值。

 历史资料多种形式、多种角度增强了全书的客观性

《俄罗斯现代史》的主体、主线，穿插了大量“实际情况”“观点”“同时代文献资料”“供思考的信息”等专栏资料。各个专栏提供的各侧面详尽的原始资料，增强了客观性和说服力。

对于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该书设有“供思考的信息”专栏，其中提供了“关于斯大林的历史作用的争论”专题资料，还插入“实际情况”专栏、社会舆论调查情况数字图表等。打开了人们理解问题的新视角、新思路，增加了学术性和科学性，使历史得到更清晰生动的呈现。

突出表述俄罗斯现代史主线上的重大问题

现代史沿着俄罗斯现代史的主线，对39个重大现代历史问题作了专题研究和评介，包括：“与曾是反法西斯同盟国盟友的最初冲突”“斯大林继承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恢复斯大林主义的尝试”“‘老人政治’时期结束”“中苏关系”“捷克斯洛伐克危机”“1991年八月政变”“俄罗斯寡头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寡头的冲突”等。对于这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提炼，贴近了人民需要了解的历史现状和关注热点，很接地气。

例如，就身为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搞总统制”，现代史中写道：1990年3月1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并对苏联宪法进行修改和补充》的法律，部长会议的大部分活动都交给总统，从而向“强总统”“弱议会”演变，目的是从法律上可以保障私有制合法化；1990年9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稳定国内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的补充措施》，该法案实际上泯灭了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界限，让总统在确立私有化的进程中能够在法律层面放手去干。这一段史料比许多长篇大论更有说服力和客观性。

挖掘和运用大量档案资料，扩大读者观察视野

在苏共二十大至苏联解体的40多年中，由于当政者封锁消息，人们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具体情况不甚了了，特别是不了解当时党内外对赫鲁晓夫背叛行为的反映。苏联解体后，随着一些历史资料的面世，真相随之大白。

根据有关档案资料，针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苏联发生了抗议活动。在第比利斯，一些人把批判斯大林看作是对民族英雄的侮辱，1956年3月4日大学生们走上街头，要求赫鲁晓夫下台；3月9日示威活动被武力驱散。1956-1957年有3380人被逮捕，这几乎是1953-1988年因反苏鼓动而被逮捕者总数的一半。这个史实揭露了赫鲁晓夫残酷镇压与他不同意见的党员和群众。

书中还记载了1962年6月，当局残酷镇压新切尔卡斯克工人罢工抗议涨价事件，揭露了当时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表述对赫鲁晓夫政策的不同意见”而遭受迫害。

书中还提到，1937年8月14日，赫鲁晓夫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谈到肃反问题时号召：“应当消灭这些坏蛋！消灭一个、两个、数十个，我们要消灭数百万个。因此，就必须手不发抖，就需要踏过敌人的尸体来造福于人民。”因而由赫鲁晓夫来批评斯大林的肃反工作，必然造成苏联政权和社会的动荡。

全面反思和肃清历史虚无主义影响

《俄罗斯现代史》对俄罗斯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做出了全面反思和拨乱反正的分析、评价。

充分肯定苏联的历史价值

苏联解体前后一段时间内，它的历史和社会制度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联合攻击下被肆意糟蹋。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对于苏联历史的全盘否定，迎合了西方颠覆苏联的目的，使作为苏联主体继承者的俄罗斯丧失了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尊严，人民大众不但遭受了长期的社会震荡的生活艰难，更失去了精神上对祖国的归属感。在普京领导下，“俄罗斯社会科学界对世界历史和俄国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了重新评价”。该书的总序言指出：“对全世界千百万人们来说，苏联曾是最好的和最公正社会的榜样和方向。”

该书充分肯定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贡献：“苏联社会的内部矛盾并没有影响二战年代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在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经济和政治势力支撑下，苏联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力量对二战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苏联为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胜利付出了最大牺牲，做出了那么重要和宝贵的贡献，是有理由期望西方盟友帮助自己重建被破坏的经济。”“苏联……显示了最高程度的内部动员和团结的能力，苏联……消灭了最危险的敌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的国际威望提高到战前无法相比的水平。”

1945年7月，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得意地向斯大林进行炫耀和威胁。1945年11月3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属联合情报司令部准备了一份对苏联进行原子弹轰炸的目标。当时人们的共识就是“苏联需要有自己的原子弹来保卫自己”，连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也承认这“绝对必要”。斯大林在苏联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向有功人员颁奖时说：“如果我们晚一年半造出原子弹，那我们可能就得亲自‘尝一下’它的味道了。”

评价斯大林：“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

《俄罗斯现代史》指出：“斯大林被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这是自赫鲁晓夫执政以来，苏联官方教科书对斯大林的最高评价。书中认为：“为了能有助于弄清斯大林历史作用的问题，我们不仅需要把斯大林放在苏联时期的历史框架中审视，而且应当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分析。”“丘吉尔绝不是斯大林的拥护者，但他却说道：‘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手扶木犁的国家，他死后却留下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就奠定了对斯大林客观评价的基调。

对于斯大林执政时期强调集中统一领导的特点，该书认为这种特点不能以执政者个人品质或心理特点来评价，主张从俄罗斯国情特别是其传统文化的特点来解释：“在与西方开始了‘冷战’的条件下，对斯大林等领导来说，根本不可能谈到国内制度民主化问题……进一步动员和集中成为对内政策的主要方向。”“在俄罗斯国家传统上第一把手的权力具有无所不包的特征……，俄罗斯国家发展的不利条件要求把所有资源，包括权力资源，集中到一个中心并按关键的部门集中分配。”该书还认为，斯大林实现了信仰、君主制、多民族单一国家体制三者的结合，“最终，正是斯大林创立了单一制的国家”。

该书基本认同斯大林发展国民经济的赶超战略、经济建设的“强行军”以及实行集中统一的执政方式：“1931年2月，斯大林提出了加速现代化的公式：‘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1941年夏天的事件证实这个预测具有充分的道理……对政治—历史事件的研究表明，在受到类似严重威胁的条件下，甚至所谓‘温和的’和‘灵便的’政治体制，照例会演变成对实行严厉的政治组织有利的形式，……这是由于处于‘被包围的要塞’形势下（既面临外部侵略的威胁，同时又缺少发展需要的时间和资源）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性决定的。”这一客观分析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也使空喊抽象民主的西方政客无言以对。

该书总结了世所公认的斯大林的成就：“正是在他领导期间，国家的领土扩大了，达到了从前俄罗斯帝国的边界……；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这个结果不仅使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剧提高，而且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苏联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实际上消灭了失业现象。”

苏联对外关系：超越霸权主义的客观评价

同时，书中也指出了斯大林执政时期另一方面的后果。

在全球化的新环境里，《俄罗斯现代史》坚持把俄罗斯的现代历史放进整个世界环境中分析，在历史编纂学上开辟了“国情与世情”的新视野。

（1）战后两大阵营形成中，苏南关系的恶化，双方都有责任。

战后不久，随着丘吉尔铁幕演说和杜鲁门的反共计划，美、苏反法西斯盟国关系开始分化，不久后苏南关系恶化。这两件事来自同一个根源：美国统治集团实施的反共主义和遏制主义。

苏联反法西斯的胜利进军，使得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国建立了共产党人（主导）的政权，阻碍了美国战后称霸欧洲的美梦。美国企图利用“马歇尔主义”的“美援”为诱饵，在苏联与东欧国家中打进分裂的楔子。《俄罗斯现代史》指出：“美国制定的‘马歇尔计划’……从一开始，参加实施这个计划的国家就必须接受所谓‘民主’的条件，而实际上是接受执行反苏方针的条件才能得到援助。”1947年，他们千方百计地把莫洛托夫率领的参加巴黎“马歇尔计划”的苏联代表排斥回国。

同时，“美国原期望某些东欧国家会以得到‘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而对抗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果然表示“渴望得到美国的援助”。苏联则对波、捷两国做了工作，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这实际上是美英苏三国元首在雅尔塔、波茨坦谈判桌上斗争的继续和进一步展开。

美英发动冷战后，斯大林于1946年6月就成立九国情报局之事首先与铁托和季米特洛夫进行协商。铁托表面上应酬斯大林，实际上热衷于建设由自己控制的“巴尔干联邦”。《俄罗斯现代史》简要记叙了矛盾的发展：

早在1943年10月9日，铁托就在书信中表达“我们应该在军事的和政治的意义上成为巴尔干各国的中心”。当保加利亚解放后与南斯拉夫代表团商谈联邦事宜时，铁托认为保加利亚只能取得类似南斯拉夫国内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小国那样的地位。这引起了南、保两国之间的争执。铁托没有与苏联沟通，私自把军队开进阿尔巴尼亚常驻。因而斯大林对南斯拉夫领导人进行了指责。

1947年9月，九国情报局在波兰召开成立会议。在苏共的坚持下，情报局总部设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并于翌年1月中旬在贝尔格莱德召开情报局第二次会议。苏联的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变铁托另立中心的基本想法。1948年1月2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编辑部声明，宣布苏联政府不赞成南斯拉夫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筹组巴尔干——多瑙河联邦的计划，苏南矛盾逐渐公开化。此后，苏共中央做了种种努力，如邀请南、保两国代表会谈，与南共中央进行几次书信交换意见，建议召开情报局会议讨论南共问题，都未取得预期成效。同年6月28日，情报局在罗马尼亚召开第三次会议，决议开除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开始以对国内的‘斯大林的代理人’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作为回答。同年11月下半月，情报局第四次会议通过决议，指责南共是“由杀人犯和间谍控制的政党”。铁托向西方求助，美国与南斯拉夫签署了军事和经济援助条约。

从历史资料可以清晰地看到：如果说斯大林领导的情报局有对南共处理过重的错误；同时也应承认，铁托当时也有不顾全大局、另立中心、激化矛盾的部分责任。

（2）关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前后，关于匈牙利事件的定性分析，在匈牙利和东欧各国都有分歧。

该书对匈牙利事件爆发的原因做了客观表述：“应当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严重的危机，在这些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严厉地批评执政党，情况特别严重的是波兰和匈牙利。”该书认为，把波兰十月事件称作“人民骚动”，把匈牙利事件称作“真正的反共起义”；认为匈牙利事件的外部原因有两个：“第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报告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引起了危机；第二，美国‘自由之声’等西方无线电台公开号召匈牙利人发动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起义，并暗示说西方将给予军事援助。”这确实是不容忽视的两个重要因素。

书中对事件内容的描述与实际相符：“1956年10月29日，布达佩斯市委和当地国家安全机关大楼被攻占……共产党员被绞死、被折磨致死、被枪决。10月31日，匈牙利反共派头目、红衣主教约·明曾蒂从看守所里被释放出来。伊·纳吉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

匈牙利事件以往的争议是：到底是继续称作“匈牙利反革命事件”还是采纳匈牙利反共势力的说法？现在用“反共起义”来描述匈牙利事件，体现出事件本来的性质，这是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各派都能接受的定性。

（3）戈尔巴乔夫有意推动东欧国家非共产主义化。

《俄罗斯现代史》记叙了戈尔巴乔夫出卖波兰、逼迫波兰执政党服从西方指引的资本主义道路的行径。1989年4月，当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邀请“团结工会”活动家马佐维耶茨基组成联合政府、遭到波兰统一工人党抵制时，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波兰共产党领导人拉克夫斯基，说服他：必须合作，将政权交给‘团结工会’。此后，他号召‘推进民族和解事业’，批准了波兰从共产主义体制向民主制度的和平过渡……美国国务卿贝克说：‘戈尔巴乔夫驯服了一只虎，想来，他甚至已经在鞭策他了’。”

书中记叙了戈尔巴乔夫干涉民主德国的情况：“1989年10月初，在庆祝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访问民德。随即，民德发生了大变局。”“戈尔巴乔夫对昂纳克说话非常严厉……停止国内游行示威的唯一方法，就是按照苏联模式走改革路线，只有这样，昂纳克才能拯救自己的政府……”“回到莫斯科之后，戈尔巴乔夫对其战友们说，昂纳克必须下台，而且要越快越好，因为‘东德领导人已不能控制局势。’戈尔巴乔夫还下令驻东德的苏军（近50万人）不要干预东德国内发生的事件。”

该书还展现了戈尔巴乔夫1989年12月访问华盛顿时的情景。据布什日记记载：“我强调说，‘我们支持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戈尔巴乔夫说，‘我同意。’我又寻求确认，‘第二部分也同意吗？’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对两部分都同意。’”戈尔巴乔夫在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前如凶神恶煞，但在美国统治者面前奴性十足。

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

《俄罗斯现代史》对于苏联的解体做了比较客观的记录和分析，并提及普京的评价：“我深信，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我认为，前苏联的普通公民和后苏联空间内的公民、独联体各国公民、普通的公民们没有从中赢得任何东西。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书中指出：“苏联解体似乎证实了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断言说体制不能改革、必须被摧毁。15年后，这种观点在很多方面已经失去了说服力，至少是非常幼稚的（中国和越南就在全世界面前提供了一个反证）。这些国家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发展迅速。现在，在世界各国经济自由度的排名表上，共产主义中国高于民主的俄罗斯。”

揭示叶利钦推行的私有化进程是个“大骗局”

20世纪90年代迫不及待的“私有化”浪潮，根本改变了俄罗斯的社会性质和面貌。该书指出：“在1989-1991年期间，自发的官僚私有化就已经开始了。盖达尔政府特别是丘拜斯领导的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开始实行私有化政策。”书中引用了被称为俄“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在谈到私有化时的自白：“本质上全民财产被偷窃一空……国家财产大致以两种方式被掠夺：第一种，国有企业的财产被改编为某个新组建的股份企业的部分财产；第二种，经过简单的赎买租赁，把国有财产变为私有……自始至终，所有自发的私有化都是犯罪行为，因为没有任何的法律基础。但想要证明这一点完全不可能。”

该书描述了1992年4月6日，叶利钦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关于私有化的报告时，引起会场一片反对声：“代总理盖达尔的发言引起了代表们更大的愤怒。在他的发言中，提到了西方所允诺的经济援助，这被认为是值得乐观的主要理由……4月11日，对修改经济改革决议投票时，各部长们愤然离开会议现场，并向总统提交了辞呈。”可见，当时叶利钦推进私有化改革，将唯一的希望压在西方的巨额援助上。而美国援助的承诺很快破灭，他的改革计划也全部崩溃。

经过1995年的抵押拍卖和后续的私有化运动，俄罗斯经济完全落入操纵IMF的美国人手里。“每年的国家预算都必须得到IMF的通过。任何独立政策的实施如果不完全符合西方的意见，国家就面临破产的危机。”作为政治结果和经济结果的副产品，就是寡头资本主义的产生。

揭示叶利钦的最后检讨和交出权力的真相

书中指出：“叶利钦一直未能找到可信的人和相对能够保证叶利钦及其亲信免受司法追究或不经司法程序而遭迫害的人。”1999年8月9日，随着斯捷帕申总理被解职，联邦安全局局长普京被任命为总理。普京的支持率急剧上升。叶利钦在发表的迎接2000年的讲话中宣布：“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了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能够胜任总统的职务。”

在俄罗斯人眼里，叶利钦最成功的事情大概就是选了一个很好的接班人。叶利钦的改革使俄罗斯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而普京的口号是“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是首要任务”。虽然他表示，“政府不会重新审查私有化的结果”，但也绝对“不能容忍商界使政府权限私有化的图谋”。

美国霸权主义导致美、俄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

理解叶利钦和普京的施政方针，还得从俄美关系来判断。《俄罗斯现代史》指出了美国在整个苏联解体过程中施展的欺骗手段。

书中指出，华盛顿并没有把抛弃了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当成朋友，原因是“如果俄罗斯恢复经济和政治实力，它将成为美国的竞争者和对手；这将不是意识形态的竞争，而是超级大国的竞争”。美国提出的“把西方技术资本与俄罗斯的资源和劳动力结合起来”的意见完全是无稽之谈，“在贸易中不给莫斯科提供最惠国待遇”。美国这种实用主义的欺骗手段严重伤害了俄罗斯人的尊严和基本信任。

书中说，“北大西洋联盟以向东方扩张，作为对华约组织解散及苏军从德国和波罗的海地区撤出的回应。如果得到的结果是波兰的坦克转而对准俄罗斯，位于波罗的海国家的机场缩短了战斗机和巡航导弹飞抵俄罗斯的时间，那么是否值得摧毁华约组织和经互会？是否值得拆散苏联？”这是“被崇拜西方的民主派自1988年满怀激情地继续政策失败——俄罗斯重新被孤立”。

面对西方的种种流氓行为，曾经的俄罗斯亲美势力几近精神崩溃，十年间俄公众对美国的正面评价从1993年的74%下降到37%。

中俄学者在历史研究领域将有更多共同语言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决定于这个国家的人民认识真理的能力。在普京总统的坚强领导下，俄罗斯正在破浪前行。中国学者读这本书后会产生许多同感。

爱国主义和公民意识

正如该书所指出的：“今天爱国主义的题材受到新的重视。这是尊重自己祖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感情，这是对历史、对自己的‘可爱祖国’的爱护态度。很多人把爱国主义与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的觉醒，与个人对国家命运和国家文化的未来所负的责任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爱国主义成为中俄两国人民最基本的觉悟。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恢复历史进步的本来面貌

国家要走向繁荣富强，要战胜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挑战，绝不能无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破坏。国内外敌对势力抹黑国家进步事业的历史，丑化人民敬仰的执政党和领袖，这实际上是颠覆和反颠覆斗争的一部分。只有恢复进步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才能鼓舞人民团结奋斗，实现民族幸福和进步。

从本国特点出发，独立自主发展

西方国家将自己信奉的原则称作“普世价值”，动辄指责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符合他们的“普世价值”，这纯粹是无稽之谈。

正如书中所指出：“俄罗斯所有成功的统治者的突出之处是，能认清自己国家的特点……俄罗斯国家过去需要，现在仍然需要集中力量。”今天，中俄两国人民都在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必然具有独立自主的共同语言。

随着中俄两国战略利益的共同点不断增加，两国历史学者在评价苏联历史、评价国际政治、反对霸权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也不断增加。当然，由于国情不同，两国学者对历史问题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不断地在研究中尊重实践、探索真理、求同存异，中俄历史学者的共同语言就会越来越多，从而不断加深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与合作。

（编辑  碣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成绩显著，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大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亦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十二五”规划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就业优先战略来解决三大人群就业问题，“十三五”规划再次提到就业优先战略的重要性，完善就业政策可以为劳动力创造符合价值的就业岗位，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十四五”规划强调提升就业质量的必要性，提出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与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相关举措。

202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约为55.40万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54.53%，在GDP比重中，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已长达9年超过工业增加值占比。同时2020年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达51%。数据表明，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带动就业增长的最大驱动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下，产业结构优化的突破点着眼于服务业的发展，尤其金融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新产业，成为推动新的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增长点。

高端服务业由于高附加值、高产业带动、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等优势在服务业中脱颖而出。各地更是扎实落地各项政策，例如成都市、上海市、北海市、天津市、广州市等都出台了发展高端服务业政策，加强品牌建设，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深化管理改革要求，实现核心城市促进就业的引领带动作用。从政策上可以看出，我国已逐步认识到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

高端服务业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概念的词，本文基于2020年GDP和现代化基建化城市指标维度考虑，选取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长沙、重庆、苏州、深圳、郑州、青岛、杭州、成都共12座城市为研究对象，厘清现阶段我国高端服务业发展与自身就业之间的关系，有效减少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对自身就业增长的负面影响，继而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改善我国高端服务业就业现状。

高端服务业发展及对就业的影响现状

高端服务业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又是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高端服务业价值链高、延伸性长，能有效促进新产品与新商业模式衍生，推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就业数量直接增加。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代表资源配置分配完善，能提高地区投资吸引力，拉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全面发展和就业水平提高。

高端服务业的界定与分类

高端服务业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如雨后春笋般在工业化阶段应运而生，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是以提供技术性、知识性和公共服务为主，具备“五高四化三密集两低”（“五高”是指高科技含量、高人力资本投入、高附加值、高产业带动力、高开放度；“四化”是指智力化、资本化、专业化、效率化；“三密集”是指技术密集、知识密集、资本密集；“两低”是指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特征，处于高端部分的服务业。高端服务业作为新常态经济的火车头和经济引擎，近几年诸多学者从投入产出、功能、产业链、空间效应和服务高端性等多维角度对其界定。相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高端服务业是处在价值链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中间产品，是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中最显著的行业。它通过生产与投入产品、服务之间的桥梁作用转化，对提升生产效率增加附加值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高端服务业所涉及的具体行业在经济水平变动背景下也在不断变化。高端特性的服务存在于现代、传统或生产、消费各个服务环节或各个服务领域，而不局限于“现代”和“传统”、“生产型”和“消费型”等已有概念的禁锢，应当将其划分为一个新分类。本文考虑到中间需求率的变动性以及分类方式的持久性需求，结合分类标准，将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后文统称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后文统称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后文统称科学技术服务业）这四大类均划分为高端服务业。

高端服务业发展现状

经济高速发展下，高端服务业引领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而高端服务业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有效途径，因此分析我国的高端服务业发展趋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这里用高端服务业的产业能力揭示其发展现状。

随着生产总值不断创新高，城市高端服务业整体的生产总值也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如表1所示：2004年至2020年间，一线城市的高端服务业生产总值从2004年的6337亿元上升为2020年的73937亿元，增长10.6倍，高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也从2004年的597亿元增长为2020年的9672亿元，增长15.2倍，产业规模从2004年的16.1%增长为2020年的29.1%，提升了13个百分点。种种迹象表明，经济总量不断扩大，高端服务业的生产总值和产业规模呈现增长趋势，并且高端服务业生产总值增长趋势高于城市生产总值增长趋势，反映出高端服务业拉动市场发展，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占较高的地位；其次，高端服务业的资金产值率呈波浪式发展，在值10上下波动，反映出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投资额呈现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具体从2009年起呈下降趋势，对比发现该波动是高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波动导致。至今为止高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还不到30%，反映出当前即使是一线城市的高端服务业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其基础规模较小，这是由于发展起步较晚的缘故。

表1  2004-2020年高端服务业产业能力相关指标数值表

数据来源：各省份、城市统计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科技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2004-2020年这17年期间，从高端服务业分行业生产总值占GDP比值结构上看（表2）：信息技术服务业从2004年的26%起伏至2020年的27%，金融业在39%~49%间起伏变动，商业服务业从2004年的19%到2020年的17%，科学技术服务业在12%~14%间平稳波动。分行业下从大到小排名为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商业服务业与科学技术服务业，并且金融业产业规模远大于其余三个行业。同时，将17年间分行业高端服务业生产总值结构分布画出趋势图，发现四个行业在17年间的占比保持相对的稳定，说明各行业下结构分布保持稳定，发展比较协调，影响机制基本一致。

从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波动上来看：信息技术服务业从2004年的56%下跌至2020年的24%，金融业从2004年到2020年在10%以内上下波动，商业服务业从2004年的23%上升到2020年的51%，科学技术服务业从2004年到2020年在17%至20%之间上下波动。若分行业从大到小排名为商业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商业服务业，其占比17年间上升了28%，呈下降趋势的是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和科学技术服务业占比保持相对稳定，没有较大的突破。

各行业下呈现出各自的发展特色，发展最为显著的为金融业。金融业作为产业规模占比最高的产业，但固定资产投资额却是占比最小的，说明金融业已经是比较成熟的行业，处于发达阶段，对基建需求较少。信息技术服务业与商业服务业代表朝气蓬勃的新行业，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表2  2004-2020年高端服务业发展分行业占比分布表

数据来源：各省份、城市统计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科技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高端服务业中的就业现状

近年来，我国的第三产业不断扩大吸纳就业规模并且提升就业标准，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因为人力的涌入，对高端服务业的就业数量与质量都会产生影响。在此，主要针对12座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中，关于2004-2020年高端服务业就业数量中的就业规模和就业增长率，以及就业质量中的人均工资、工资水平和就业结构展开讨论。

1.整体就业现状。由表3可以看出，近17年来高端服务业城镇单位的就业人数是稳步增长的，从2004年的253万人增长为2020年的1022万人，总人数增长了3倍。对比城镇单位的总就业人数，2020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其增长幅度对比表明高端服务业的就业人员需求空间很大，增长势头猛，是促进就业的有效途径。尤其是2013年高端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速达到高峰。就业结构从2004年的13.7%到2020年的23.8%，上升了10个百分点，表明高端服务业吸纳就业速度快于全行业平均速度，吸纳就业效应显著。除2011年外就业结构的占比稳步上升，加快资源配置优化的步伐。人均年工资从2004年的42886元到2020年的188784元，从总数上增长了3.4倍，并且呈现逐年增长趋势；其增长趋势从2013年起表现稳定，但人均工资与全行业人均工资比值随着时间的波动表现不明显。高端服务业城镇单位的人均工资基本保持在城镇单位就业平均工资的1.5倍，表明高端服务业就业的人均工资涨幅是迎合时代需求的自然趋势。高端服务业就业弹性在0.7上下波动，因2013年高端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过快，其值在2013年达到高点，其余时间比较稳定，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表明高端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规模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由此可见，站在绝对发展的角度观察，表明高端服务业就业规模和人均工资呈现良好的增长趋势，但增长速度有所降低；站在相对发展的角度，反映出高端服务业就业规模和人均工资表现一般，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表3  2004-2020年高端服务业就业相关指标数值表

数据来源：各省份、城市统计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科技年鉴》、《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2.具体行业发展现状。从就业规模占比上，高端服务业细分行业中，商业服务业吸纳的就业人员是最多的（表4），占比一直保持着第一，均为30%以上，而其余三个行业在近几年占比差不多。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规模占比上升幅度最多，从2004年的14%上升到2020年的25%，共上升了11%，而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占比波动不大。拉长时段看，发现2010年前（含2010年）各行业占比划分明显，存在高占比和低占比行业，随后低占比行业缓慢上升，在2019年时各行业占比几乎一致。表明在这17年中各行业发展势头良好，齐头并进，尤其是信息技术服务业以绝对的发展优势吸纳就业。从人均工资上，细分行业按工资平均水平从高到低排名为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技术服务业和商业服务业，金融业的人均工资远高于其他三个产业；按人均工资增长幅度从高到低排名为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技术服务业、商业服务业，增幅倍数分别为3.72、2.64、3.55和3.36。最显著的就业质量效应是各行业在2004-2020年这17年间的人均工资都是逐年上升的，增长速度比较稳定，反映出当前的工资涨幅不容易受外界干扰。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高端服务业所细分的4个行业的就业规模和工资水平以良好稳定的趋势发展，其规模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值得关注的是商业服务业，就业规模最大但人均工资最低，不难得知商业服务业就业门槛相对较低，拉低了人均工资平均值。与其相对的是金融业，就业门槛最高，劳动者报酬居高不下，间接导致金融业就业规模占比相对较少。

表4  2004-2020年高端服务业就业分行业分布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