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逻辑和路径，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从战略传播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首先，我们要厘清战略传播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对什么是战略传播、什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等等做出清晰的界定。

    第二，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基本理念、路径和逻辑，需要回归到民族问题和新闻传播最基本的理念和逻辑中去，从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核心内涵中寻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逻辑内核。

第三，做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战略传播还要坚持人本、聚焦实践，共同建设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战略传播的基本概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国际传播和对外宣传工作的最新要求。不同于一般的公共外交或对外宣传，战略传播是一种精心设计或系统规划的传播。战略是控制和使用一个国家种种资源的方式，它关乎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

    战略传播在传播过程上，强调整体性和协同性，强调多元主体统筹协调形成合力。它非常强调宏观性和系统规划性，要求把相关传播工作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强调各个部门和各种力量在传播过程中的高度协同。

美国战略传播的发展

    根据现有研究，战略传播来自美国企业界，是从大型跨国公司进行涉及企业发展和企业形象的营销推广活动中起源的。在“9·11”之后美国特别突出了思想战、心理战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提出了这些新的战略发展概念，不断在这个基础上推广实施。

   以美国的战略传播为例，2001年美国在联邦政府层面建立了专门机构，强化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作用。2001年11月，美国政府设立了战略影响办公室，这是美国作为国家层面推动战略传播的源起。

    2004年后，美国开始研究将政府各部门的对外传播资源进行全面整合，提出了国家战略传播的理念。它的标志性事件是2004年国防科学委员会的报告《战略传播：国防部、国防科学委员会的报告》，直接把战略传播作为这个报告的核心支撑。

    2010年之后，美国的战略传播对整个体制进行全面系统设计和实施。奥巴马向美国参众两院提交的《国家战略传播构架》，对美国的战略传播各方面进行了非常全面的梳理，美国的战略传播从设想逐步变成了现实，在政府层面形成了系统的传播机制。

    根据学者们的梳理和讨论，美国的战略传播体系主要有如下特征：

    第一，以价值观、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为核心诉求，更加集成化、系统化和专业化，强调战略传播的宏观性的主要特点。

    第二，建立由总统负责、国安会统筹、部门分工合作的国家战略传播组织架构和工作机制。

    第三，着眼于国家发展中重大战略需求和现实问题，加强战略传播的理论和政策研究。

    第四，特别重视针对目标受众的精心运作的传播和接触，与利益相关者保持良性互动。

从美国战略传播体系的主要特征可以看出，美国非常重视在战略发展的顶层设计，强调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核心观念，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事件，或者某一个故事，甚至不仅仅是简单的国家的形象，其实传播的是美国的价值观，它的国家利益，这是更好地服务于美国战略利益的基础和前提。

如何做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

    做好中国的战略传播有几个方面。首先要以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为着眼点。战略传播本身就是通过传播策略来影响人的观念、态度和行为，强化或维持有利于本国的利益和目标。战略传播本质上是作用于人的认知。新闻传播的基本理论表明，新闻不仅是对现实图景的反应，某种程度上也是人们建构日常世界的一种认知框架，从话语到叙事都体现了系统化、连续化的认知建构过程。如何运用战略传播影响人们的认知，如何更好地塑造中国自己的形象，如何在这个基础上打破美西方对中国形象的建构，是我们战略传播非常重要的着眼点。

    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战略传播列为八项国家实力之一，非常重要。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硬实力的提高，也是价值观和思想文化软实力的提高进程。这关系到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是否能够更好地争取民心，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威望，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我们一直提分众传播和精准传播，提高感召力、亲和力和说服力。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国家对中国的需求是不一样的。非洲国家希望了解的内容不仅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他们更想知道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中国的经验能不能为他们所用。而美国和西方对于这样的内容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另外一套逻辑。我们讲感召力、亲和力、说服力时要将不同的传播对象分开来进行，在传播当中实现比较好的效果。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战略传播，既超越于传统的民族议题对外传播，同时也要置于国家战略传播的总体框架之下，强调与国家总体战略传播的目标相一致。从这个角度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是传统民族议题对外传播的转型升级。

    那么，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究竟应该由哪些主要内容来构成？截至目前，这仍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我想，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体系，起码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主要面向；第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方式方法；第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所涉及的重要核心议题。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主要面向来看，要从下面一些主要维度切入：

    一是民族议题的维度。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核心，也是西方或者其他国家对我们特别关切的方面，我们不能主动放弃。和民族议题维度相匹配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塑造与民族议题的对外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塑造不是某个单一民族的形象，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形象，也即我们作为中华民族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形象。

    二是历史的维度。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中华文明的叙事之间有怎样的联系？最近很多学者写文章，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如何在相互冲突、相互融合当中形成和发展，历史的维度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切入点。

    三是现实的维度。讲中国的民族议题，首先不能认同西方对我们民族国家的设定，与之相对应，我们要讨论怎样构建我们的国家认同，在多极化世界中寻找能够实现中国国家认同的方向和维度。在当前特别是在国际上，这是非常重要的。

    四是制度的维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质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道路，这是中国对民族问题的道路和制度探索中非常有影响和成就的方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中国道路的一个重要代表，在全球有很大的影响力。

    五是文化的维度。比如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在全球化时代寻求我们的文化认同。民族问题往往和文化认同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人们的身份往往取决于你选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认同什么样的文化。在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受西方各种影响，特别是受资本的影响。我们需要不断构建我们的文化认同。

    六是政治的维度。中华民族的概念有非常强大的政治属性，孙中山就曾提到五族共和。中华民族的概念是一种建构，这个建构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政党政治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是不能够回避的。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一个完整统一的新中国的过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需要整合各方力量，特别是各个民族的力量，共同为实现伟大目标而奋斗。

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逻辑和方法

    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方式方法包括：主体协同、国际舆论斗争、国际形象建构和分类传播、精准传播等方面。

第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主体和协同。战略传播与其他的传播不同，强调宏观的规划性、主体和协同性。体现主体和协同，要明确以谁作为传播主体，哪些机构和人员作为重要的协同方。

    第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与国际舆论斗争。中华民族本身的形成过程也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战略传播作为国家层面的规划，毫无疑问是要参与到国际舆论斗争中去。

    第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和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不仅仅是要树立好中华民族的形象，还要明确与中国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

    第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与分类传播、精准传播。作为一个传播的整体，它需要宏观的设计和整体的规划，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不同国家，每一个不同的文化领域，又需要进行分类和精准传播，这里也有冲突和矛盾。

    此外，还要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核心议题，这不仅包括传统的涉疆、涉藏传播，更重要的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上升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层面。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中提炼出解决当代民族问题的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内核。

回归民族问题和新闻传播的理念和逻辑

    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的逻辑和路径，需要探索民族问题的道路逻辑和新闻传播的理论逻辑。

    一是民族问题的基本理念和逻辑。在民族问题上，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逻辑就是很好地坚持了“两个结合”——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有它自己的独特逻辑和规律，恰恰是遵循了中华民族历史形成逻辑和规律，我们才找到了这样一条道路。

    我们不能局限于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框架，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历史实践的结合中理解中国所形成的民族、国家和文明形态：在两个结合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什么样新型的民族形态，形成什么样新型的国家形态，最后形成什么样的文明形态，这是讨论民族议题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新型的民族形态。中国的民族与西方的民族有非常多的区别。我们的民族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解放理论和中国历史传统构成下的一个新型的民族形态。北京大学的马戎教授曾经说过，中国的民族在西方能够对应的概念是族群，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西方的民族概念。从这一角度来讲，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历史传统来看中国的民族，它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历史过程论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规律的深度的结合。从共同体来讲，它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交往联合论与中国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客观实际的深度结合。我们的民族概念是在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中国历史传统构成的一个新型的民族形态，不能被西方的民族概念所框定。

    新型的国家形态，表现为多民族国情与单一制国体有机统一，是和而不同的多民族国家。从这个概念来理解，在对外传播、国际传播时要讲清楚我们的民族是什么概念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形态，这和西方的民族国家是完全不同的，是不能够被西方民族国家概念所统辖的。

    新型的文明形态。西方有一个线性的历史观，某种程度上是以古今来代替中外，它以历史纵向来代替横向多样性存在的可能，西方的历史观轨迹永远是从不发达到发达、从野蛮到文明，其实就意味着从东方到西方，所以当中国这样一个东方的大国，它有着与西方在人口、经济规模各方面体量总和相当的一个国家，它的复兴将对西方带来非常大的冲击。这就是中华文明作为新型文明形态所带来的影响，是我们能够为世界作出的贡献。

    比如萨义德就比较了东方和西方不同的逻辑，他所著的《东方学》清晰地梳理了西方关于东方的认知是怎么形成的。最早西方的探险者在对东方的描述中深深印刻了当时西方对东方的政治理念，在它进行知识生产的过程中，把时代的一种政治理念变成一种学术化的表达，而且不断地通过学术的传承承袭下来，成为西方共同的知识库中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从当代知识的运用来讲，学术又再次从现实政治运用当中得到了赋权和再确认，进一步强化当代的政治理念在学术中的渗透。很多人认识东方或东方的世界，不是通过现实去认识的，往往是通过历史文献和研究来认识的，其实这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偏见和时代因素，而他们对活生生的现实视而不见。

要打破西方对于东方建构出的这样一套观念和逻辑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可以通过一点点去交流和建构，跳出西方的框架。

    在民族问题的这一基本逻辑下，做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战略传播，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涉民族议题，而是要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中国道路联系在一起：文化上，是文化主体性和共有精神家园的建构；政治上，是民族凝聚力和大一统的格局形成；经济上，则是推动经济互补共生和中国式现代化。

    现在文化认同是非常热的词，在文化主体性与共有精神家园方面，我们所认同的文化应该是中华民族整体性文化，打造的是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不是具体的某个单一民族或某个区域的精神家园。要讲好这个故事，就要从历史和各个方面讲清楚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展故事，在发展中与各族文化之间的互鉴融通之间的联系。如果只强调某一个民族或者某一种文化，事实上就把这些区域上的整体性破坏了。要更好地讨论和传播区域文化，我们国家的文化是怎样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由各个民族共同形成的，只有在这里才能够找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民族凝聚力与大一统。我们今天的民族凝聚力来源于共享的文明核心价值，来自近代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信念。我们如果把历史作为一个连续体，从满清末年改革派洋务运动，到后来孙中山领导的民国，再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它不断地解决中国各个历史阶段复杂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凝聚起来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以前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在朝鲜战争中却可以去和美国军队拼刺刀，这中间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其实和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民族凝聚力有非常大的关联。

    这个问题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很多志士讨论的问题。蒋廷黻提到，近百年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他说西方这么小的国家为什么能侵略中国，就因为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能够吸取民间各种资源整合起来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中国所不具备的。

    传统的中国并没有现代国家的概念，也没有相应的动员机制，没办法调动国民的力量，国民是一盘散沙。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把工农大众很好地组织和动员起来了，形成了非常强大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大会讲话中提到，回顾中国历史过程，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贡献，就是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所以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新中国的成立，都在于通过革命将各民族人团结起来。

    经济互补性共生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是一家，谁都不能落下，都要实现共同富裕过上好日子。很多民族问题和经济有密切的联系。很多问题和经济发展有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讨论民族问题时，要讨论如何让更多民族地区的百姓，更好地参与到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当中，让他们在经济增长中更多受益，这样才会有共同的命运感。由此，怎样在中国式现代化和经济互补共生中去解决民族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

    二是新闻传播的理论逻辑。做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战略传播，要明确传播什么、怎么传播？怎么以我为主进行传播？怎么通过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设更好地实现传播？

    先从例子来说。新疆棉事件被西方舆论炒作得沸沸扬扬，西方以所谓强迫劳动作为借口排斥新疆棉出口。如果把它作为新闻传播的问题来审视，可以看到西方的新闻自由和一些最基本的逻辑，到国际报道里突然失效了，他们只想看自己愿意看到的东西。为什么西方的新闻自由到了国际传播当中变得非常虚伪呢？其实这里有很多逻辑，西方的媒体需要迎合所谓的民意，而另一方面，西方受众对于东方和中国的认知是在西方知识体系培养出来，只有把中国纳入这个叙事话语里，西方的受众才能够理解。

可以说，西方对非西方（包括中国）的报道所体现的是西方对于非西方的控制，通过树立一个他者形象，来不断强化西方对自身的认同。凭借对表达权的全球垄断，西方以新闻自由为借口还剥夺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权力，不断维护和巩固西方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

在当今的数字时代，当技术革命席卷一切时，我们有时候会形成一种误区和假象，似乎在技术发展背景下，新闻传播的理论都是普世的、共通的，没有东西方差异的，这显然是一种错觉。

    不断涌现出来的新兴的新闻理论和新闻观念，其实所体现的并不是技术的影响，而恰恰是西方自身的发展变化。比如西方特别强调的后真相、情感取向等等，不仅仅是因为技术的影响，更多是与西方自己的政治社会有密切的联系。

     西方新闻学讨论的核心话题是新闻与民主的关系，新闻怎样促进和影响民主。民主是多数人的意见，而新闻是致力于报道事实的真相，但当社会越来越复杂的时候，事实的真相是不可能在短期内被把握的。很多问题是社会性的，它会淹没在各种各样间接的媒介当中，淹没在各种统计数据里，淹没在人们很难在短期内确切地去求证的事实里，所以变得非常模糊。这个时候，民主就发挥了非常大的威力，最后媒体会有意无意的把多数人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当成真正的东西来传播，民主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对于新闻真实的界定。更糟糕的是，当前西方的政治生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传统的民主政治不断失灵，民粹主义浪潮中精英与大众对立带来新的社会连接困境。这些都在不断动摇着西方新闻学的一些基本理念。

    比如说西方希望用透明性来代替客观性，成为当前新闻的主导性逻辑。但透明性代替客观性，内在逻辑和客观性是一样的，仍然是一套新闻专业的话语逻辑。它所致力解决的是公众的信任问题：当公众已经不再相信传统媒体能够保持第三方客观公正的立场的时候，要求自己更多参与进来，更多发表观点，新闻从业者通过强调透明和参与来试图重新获得公众的这种信任。我们会发现，相对于以前的客观性，当我们更多讨论透明性的时候，它所体现的其实是西方专业主义理念的倒退和衰败。

   （编辑  季节）

今年8月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成立10周年，这十年也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后取得辉煌成就的十年。可以说，十年来，基金会以及基金会建立的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广泛汇聚了新时代发展倾心尽力的有识之士，建立起来自政产学研的咨询委员和青年学会会员两支学者队伍，发挥出“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做致用之学问、建中国之学派”的作用，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界和高端智库领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十年来，我有幸参与到基金会的许多活动中，既受益匪浅，也感慨良多，在此谈三点深刻感受。

广纳人才，发挥众长

党的十八大以后，由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和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治国理政都遇到了许多新变化、新问题，既需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加强实践探索和理论认识，也迫切需要登高望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协调好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发展与安全关系、城乡关系、央地关系、改革开放与社会稳定关系，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解决的打通堵点、解决难点的反腐防腐、供给侧改革、脱贫攻坚、防范金融风险、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战略性问题。于是，政产学研各界的各层级、各种智库应运而生，一时遍地开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这个由特大型国有企业成立的高端综合性民间智库，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

从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中信基金会的特点和独有优势：中信基金会是一个跨地区、跨行业、跨学科的智库。一是参与成员真正是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区；二是跨行业，广纳人才，咨询专家和会员来自党政部门、企业、科研单位和高校，以及来自社会各阶层，可谓不拘一格，唯才是用；三是年龄结构跨度大，既有退休的领导干部、企业家、科研人员和教师，也有在职的党政干部、企业家、科研人员和教师，还有在校博士生，可谓老中青“三结合”，发挥各个年龄段的优势和所长；四是学科跨度大，“基金会研究院”下设7个学部，分别为：文史哲学部、经济学和管理学学部、社会学学部、政治学学部、法学学部、传播与新闻学学部、战略和国际学学部。还专门设立了青年学会和博士学术促进会，接纳青年学者参加进来，两者成立初期即有成员近150人；为了培养和鼓励博士研究生更好更快成长，还设立了优秀博士生奖金。据我观察，基金会的咨询专家上至“30后”，下至“90后”，其中以“50后”“60后”“70后”“80后”居多，在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上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和后继有人。

基金会的上述组织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它打破了现在许多智库所受的地域限制、行业或专业限制、机构限制以及在职限制，既能够站在实践和理论的前沿，又能够自由组合、灵活安排时间，使各种人才在基金会可以充分发挥各自所长，分工合作、各得其所。

实事求是，建言献策

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提倡“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拿出真见解”的“三真”学风。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之时就明确了自己的宗旨、目标和任务。那就是：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战略思想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为基础，立足具体国情，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积极配合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和部署，围绕社会科学各领域重大问题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等深入开展研究，正确引导学术思想和研究方向。

中信基金会的定位非常明确，那就是：紧密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强化问题导向意识，发挥咨政建言作用。与此同时，还提出了要发扬“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拿出真见解”的“三真”学风。

十年来，就我所知和参与的科研活动来看，确实严格遵循了上述宗旨、落实了定位、体现了“三真”学风。每个阶段，都针对党、政府、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及时召开研讨会、发布招标课题、形成内部报告和公开发表的论著。

在参与研讨交流活动和承接研究课题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在研究问题、提出建议时，基金会都要求吃透中央精神，准确把握研究的政治性和政策性，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有什么影响、怎么办”的问题。要求课题组要脚踏实地，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掌握一手材料，避免“想当然”。对于一些长期性的重大问题，提倡做好长期跟踪，积累经验，久久为功。中信基金会将主业始终围绕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重大问题和难题，开展理论和对策研究，大的如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问题，具体的如经济形势、金融安全、依法治国、收入分配、农村土地流转、医疗改革、股市问题、新型举国体制，等等。

例如：针对新时代以来如何通过深化改革，使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基金会多次举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设立了“以国企混改适应与引领经济新常态”“国有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功能与作用研究”“中国‘举国体制’形成演变研究”等课题；还与国资委合作，开展《当前国有经济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国有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使命》等重大项目研究，对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发挥了重要建言献策作用。

打破研究壁垒，构建中国学派

作为特大型国有企业成立的高端综合性民间智库，中信基金会成立十年来，可以说很好地履行了“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的宗旨，充分发挥了“研究问题的平台、正面发声的窗口、建言献策的渠道、对外交往的桥梁、凝聚健康力量的阵地”等功能，形成了一支跨学科、高水平、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学术人才队伍和独特的运行机制。按照孔丹理事长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成立时的话来说，中信基金会作为一个民间智库，相对于党和政府以及体制内的智库作为“主力军”，我们要发挥好“偏师”的作用，与主力军配合好，甚至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还要冲锋在前。

中信基金会从成立之日起就志存高远，在积极为党和国家治国理政和解决重大问题建言献策的同时，还努力在重大理论问题和学术话语体系方面进行探讨，为推动“中国学派”的发展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季红社长和高梁总编辑在编辑学术期刊《经济导刊》时组织发表很多重要学术文章，并建立《导刊内参》，为建言献策开辟内部报告渠道。基金会推动的这些工作都要求成员要“站位高、格局大、视野广、思路新、措施实”。

中信基金会还经常性地召集学术活动，“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开展国际交流，提升中国理论界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例如中信基金会成立不久，即于2014年11月中旬，邀请《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访华，并举办“公平和发展—资本与人本”论坛，并由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这本著作，当时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2015年10月31日，基金会与中信出版集团共同主办、《经济导刊》协办“2015京城国际论坛——世界秩序与中国角色”，并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世界秩序问题进行主旨演讲及高端对话。

又如中信基金会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2015年11月6-7日，与全国政协主管、陈元副主席担任理事长的丝路规划研究中心以及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合作，联合举办 “丝路论坛：一带一路与共同体建设”。论坛以“一带一路与共同体建设”为主题，积聚政府、企业、科研、教育等各领域的智库资源，提供一个多元开放的思想平台，全面诠释“一带一路”与建设共同体之间的有机联系，并从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多角度协同研究，为“一带一路”和共同体建设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的挑战，提出具有思想内涵、实践价值的应对方略。这次论坛共邀请62位来自国内外政界、商界、专家到会发言，共约500人参会，26家媒体与会报道，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为了扩大影响，中信基金会还举办“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季红社长在中信出版社组织出版《中国道路丛书》和《中国学派集成丛书》，精心编辑出版了很多高质量的有关中国式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学术丛书，为推动中国学派的学术成果的出版和传播做了很大贡献。

十年来，中信基金会在中国智库建设、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言献策、推进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支持中国学派，建立和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虽为“偏师”，却上了主战场，发挥了主力军的重要作用。

时光荏苒，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走过了十年里程。2014年8月，在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的亲自推动下，中信基金会应运而生，并成长为我国高端智库建设中的一支生力军。

大约在2018年左右，季红同志引介我成为中信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随后参加了中信基金会组织的相关研讨会和几项研究工作，对中信基金会的发展有了更多的感悟，也在中信基金会的指导下有所进步。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研究工作

中信基金会具有强烈的使命责任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做出了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建设一批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总书记强调，“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中信基金会成立伊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孔丹理事长要求，基金会的研究工作，要深刻认识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特点、新的挑战性的问题、新时期的关键重要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重要本问题，涉及“有限政府”还是“有为政府”的争论。实际的情况是政府的越位、缺位都存在，有些该管的没管住的地方应当强化公权力的作用，比如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在持续推进经济增长时还要重视解决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和消除贫困，没有政府作为就谈不上分配公平。根本前提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驾驭市场经济，如何保证自身不变质，始终保持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

形成一套使“三真”能落地的课题管理办法

中信基金会一贯提倡“三真”学风：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真解决问题；致力于提出切实可行、可实施可操作的政策建议，但要从实际出发，避免重视政策建议利弊分析。现实中不存在纯理论研究中只有利而无弊的最优方案，所有政策决策都会面临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抉择。同时，任何决策都是在时变性的特殊条件下做出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原有决策过程所依据的条件会发生变化，利弊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决策之利有可能转化为弊。因此，智库决策建议的研究，应当清醒地把握和探索动态发展可能出现的利弊转换，从复杂动态而不是简单静态提出建议，才是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才能真解决问题。

十年来，中信基金会在做好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一个重要做法就是摸索形成了一套使“三真”能够真正落地的课题管理方法。首先要吃透中央精神和交办部门需求，反复沟通，准确把握研究的政治性和政策性，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有什么影响、怎么办”的问题。其次，要脚踏实地，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掌握一手材料，避免“想当然”。第三，要加强课题负责人制度，组建好课题团队，注重交叉学科，多角度研究，发挥协同作用。第四，要做好长期跟踪，积累经验，久久为功。

总体而言，中信基金会要求课题组在承担国家高端智库课题时，站位要高、格局要大、视野要广、思路要新、措施要实，前瞻性要强，能从静到动。在“如何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中央战略部署”、“如何深入调查研究，掌握一手材料”、“如何与交办部门做好沟通，把握课题的要点和要求”、“如何实行课题负责人制度，发挥协同机制，增强时效性”和“如何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做到奖优罚劣”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规范。我曾几次参加基金会组织的国家综合部门交办的高端智库课题，尤其是参与国家发改委交办的国家级课题，基本是跨领域、多团队合作，我在其中组织了子课题团队，紧密配合总课题报告，在严格的流程管理、热烈的观点碰撞、严谨深入的质疑过程中获益。

形成了比较成体系的智库认识论和方法学体系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认识论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智库是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将专业学术知识转为决策参考意见的有效组织方式。智库的成功离不开学术的经世致用。但是，既有的学术成果是对过往实践的总结，新的实践会不断催生出新的时代性的学术成果。中信基金会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强调实践对理论的前提性和决定性作用，专家学者要与实际紧密地结合，使自己的研究紧跟上不断发展的实践。在课题研究中和在日常工作中要坚持实践性原则，在调查研究中积累，在调查研究中提升对真实世界的认知能力。孔丹同志对青年学者们说，中国共产党哪个阶段的奋斗纲领都不是先验的，方针政策的制定也不是一次到位，是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的。历史是实在的、生动具体的，只从纸面上理解是不够的，要注重理论和实际紧密联系。

中信基金会形成了比较成体系的智库认识论和方法学体系，其一是强调看问题全面性而不是片面性。坚持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分析形势，要讲足成绩，也要看透问题。讲成绩要充分，讲问题要透彻。其二是遵循问题导向，强化实践意识，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升认识水平。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提出了问题，就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提出了问题，就要下力气寻找解决问题的合理途径和依据。其三是坚持新理念与新实践之间的相互正反馈，形成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推动，不断深入。

在承担“对外开放回顾展望”课题的研究中，基金会组织课题组对制度型开放的新理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深入研究，从广泛的中外法治实践对比中，印证制度型开放理念的重要性。用制度型开放的新理念衡量近些年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总结经验并发现不足。从实践层面来丰富制度型开放的内涵。

坚持点面结合的实践观。我国是一个大国，是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的大国，是存在显著地区差异的大国。从实践出发就是要承认重视差异性，在差异中发现确定的一致性。深入植根于差异性实践，发现各地可以广泛复制的实践探索，是中信基金会重要的实践引领的研究方法。我个人长期在深圳工作，对深圳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型比较熟悉，对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实施以来广东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也比较熟悉。我曾经觉得这只是一地的局部性做法，但中信基金会先后两次安排我的大会发言题目，都是肯定深圳、广东的做法对于加快全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意义，推动专家学者在调查研究中向实践学习。

重视数据分析。实践调查研究，既要重视定性研究也要重视定量研究。特别是重视定量研究中的横向可比性研究。中信基金会在组织香港问题讨论时，包括了广泛深入的国际与国内定量对比研究，反映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正在崛起的科学中心所具有的可以量化识别的优势，也透视出香港科学中心建设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客观上仍存在着的产业技术创新发展滞后、动力不足的问题，正确认识优势和劣势，这样的研究对于香港渡过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社会结构转型的困难显然是有帮助的。

构建中国特色研究体系

“研究中国，讲好中国故事”是中信基金会正在发力的重要领域。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两条道路、两种制度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我国发展机遇、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因素持续增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面临更多难题和挑战。构建中国特色研究体系，是关系国家治理完善和中国学派建设的当务之急。要坚持求真务实，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好各项工作，发挥五个功能平台的作用，即：研究问题的平台、正面发声的窗口、建言献策的渠道、对外交往的桥梁和凝聚人才的阵地。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信基金会在公共外交等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在世界舞台上亮相发声，形成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智库的担子会更重，任务也会更加突出。

（稿件来源：季红约稿    字数：5950字）

内容提要：20世纪后，在经济运行与发展方面的最重大变化，是现代市场经济取代了传统市场经济。传统市场经济是一只手——“看不见的手”调节，现代市场经济是两只手——“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共同调节。

从传统市场经济转为现代市场经济，企业制度、政府功能与市场秩序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重大变化。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只有经济好股市才能好——这是传统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股市是经济的发动机，只有股市好经济才能好——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在社会的优质资源高度汇集在股票市场的情况下，没有股市的健康发展，就难有经济的生机勃勃。要在经济全球化的群雄逐鹿中使股票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重器”，就必须让股市具有超凡脱俗的核心竞争力。中国应当实施积极的股市政策，把股票市场从随机漫步式的发展模式提升为国家战略。

关键词：现代市场经济；股市核心竞争力；积极股市政策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在经济运行与发展方面的最重大变化，是现代市场经济取代了传统市场经济。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企业制度、政府功能与市场秩序上，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引擎——社会资本流动的主渠道与资源配置的主机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重大转变；现代股票市场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最耀眼标志登上了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主舞台。

从对经济的依附地位转变为枢纽地位，是股票市场发展进程中的革命性变化

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先进技术、先进趋势与先进潮流都将首先体现在股票市场上，绝大多数一流企业都把股票市场作为持续发展与不断跃进的主战场，成为股票市场的中坚力量。正因为如此，股票市场的功能与作用才能日益强大，股票市场的变动与演进才更加瞩目，日益成为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的主导环节与驱动力量。[1]

通过横向竞争、纵向竞争与立体竞争，股票市场给社会经济提供了一个资源配置与再配置的优化场所，最充分也最有效地利用与整合了社会资源。

股票市场疏导整体经济。从货币的角度来说，它是从资金向资本转换的枢纽；从产品的角度来说，它是从发明、发轫向成熟转换的枢纽；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它是从初级向高级转换的枢纽；从竞争的角度来说，它是从无序向有序转换的枢纽；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它是从预期向信心、信任与信仰转化的枢纽。

一个具有较高关注度、较宽辐射度、较大影响度、较厚响应度与较佳美誉度的股票市场，对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影响不可估量。

股票市场锻造现代企业。股票市场既是训练场又是竞技场，企业在进入市场、从事市场活动与退出市场的全过程中，都要接受健全、健康、严格与统一的规则。

从宏观到微观、从行业到企业、从生产到消费，现代企业制度的熔炼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将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理念与企业范式，进而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微观基础。

股票市场形成了与自然人所有权完全不同的法人所有权，进而使得生产社会化、资本社会化、风险社会化与经营社会化在上市公司中实现了完美的和谐统一。没有股票市场的创新、发展与完善，就没有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崭新的企业形式。

股票市场引领资金流向。在运动中实现增值，在竞争中寻求发展，是资本这种现代市场经济最稀缺资源的显著特点。如果没有股票市场，或者股票市场不规范、不健全，对社会公众没有吸引力，社会资金就只能躺在银行里，而不能较快地从资金转化为资本，资本的生成机制、组合机制、竞争机制、增值机制与创新机制都无从产生并有效地发挥作用。

股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股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分为内部配置与外部配置。内部配置机制在于，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最有效地利用市场环境与市场资源，在聚财→用财→生财的过程中整体有效、有序、有力。外部配置机制在于，资本在市场上流动性的好坏将使社会资源通过价格信号在各个企业间流入与流出，使企业在运用资本与资本机制的同时，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市场调节，进而使稀缺的社会资源流向最有效率也是最有前景的行业与企业，形成社会经济的有效运转与良性循环。

股票市场整合社会预期。股票市场的本质就是预期。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人多面广，辐射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与各个层面，因而其运行最能在整体上反映社会大众对国家发展的预期与对社会稳定的预期。

从本质上来说，股票市场的长期走势实际上是投资者对未来的一种公共投票。对股市预期向好，协调机制就会产生并对社会经济运行起积极作用；对股市预期向坏，紊乱机制将会形成、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破坏作用。

利用股票市场来引导预期、稳定预期、转变预期、整合预期与强化预期，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宏观管理的主要途径与重大课题。

股票市场制衡宏观政策。股票市场的运行是千百万人在利益驱动下的合力结果，它对宏观政策的反应最及时、最真实、最深刻也最准确。决策科学，市场会以昂扬向上的态度做出正面反应；决策失误，市场会以决绝果断的方式做出负面回应。股票市场在整个社会的高关注度、高响应度与高扩散度，使得宏观政策不可能过深、过久、过大地偏离社会经济的运行轨道，从而有利于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失误的发现机制与错误的矫正机制。

股票市场矫正企业行为。企业的健康发展与有序运行来源于科学与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在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下，投资者可以通过双重投票权来及时、准确、客观地表达对公司决策与发展前景的鲜明立场。

在股东大会上，投资者可以通过用手投票来对公司决策进行表决，“少数股东权”机制的引进保证了每个投资者正当权利的有效行使；在股票市场上，投资者可以通过卖出股票来“用脚投票”，特别是在公司决策出现重大偏差时，“用脚投票”可能会导致公司股价大幅下挫，进而促使公司尽快矫正走偏行为，重回正常发展轨道。

股票市场培育金融意识。股票投资是一种风险投资，它可能带来很高收益，也可能蕴含巨大风险。投资者进入股市，即从工资劳动者变成了市场投资者，实际上也是进入了“雷区”，必须审时度势，谨慎选择。

在当今社会，没有任何阶层比投资者更加关心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也没有任何人比投资者更注重宏观政策的变化乃至世界经济的总体趋势。这支队伍越发展壮大，就越有利于培育整个民族的投资意识、投机意识、利率意识、风险意识与信用意识，进而也越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

股票市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具有如此广泛的功能与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是在传统市场经济中根本无法想象也完全无法做到的。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只有经济好股市才能好——这是传统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股市是经济的发动机，只有股市好经济才能好——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在社会的优质资源高度汇集在股票市场的情况下，没有股市的健康发展，就难有经济的生机勃勃。

我们说股票市场的“晴雨表功能”已经被“发动机功能”取代，并不是说股市的晴雨表功能已经彻底消失，在某些情况下，股市的晴雨表功能还在或明或暗地发挥着作用，只不过其主体功能已经被发动机功能所取代。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年4月发布的报告，2023年，全球GDP总量约为104.79万亿美元。[2] 这年年底，世界股票市场市值前10名企业的总市值约为15.45万亿美元，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4.74%，约占美国GDP的56.47%，约占中国GDP的87.48%，约占德国GDP的346.61%。[3] 股票市场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对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助力、推力、张力与扩散力。很多科技企业在创业之初都得到了依托于股票市场的天使投资基金的支持、并得到了各类投资机构的持续投入，才得以快速而又持续地发展起来。微软公司在近十多年间，股票价格上涨了十多倍，几十年来，它以一张巨形的网络，推动了整个世界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应用与升级，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难以估量的重大贡献；苹果公司的数字化转型不但促进了全世界电子消费品市场的智能化飞跃， 而且其股票市值也在2023年底以3.07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特斯拉公司成立于2003年，股票上市后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但由于它代表了世界汽车领域发展的新方向、新趋势与新势力，因而股票市场一直以巨大的包容性推动其股价上涨，为公司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与精神激励。直到2019年以后，特斯拉才开始进入持续盈利状态，不但其股票市值跃进全球前十，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意义深远的电动车革命。

英伟达公司曾经面临破产边缘，依靠一笔巨额的天使投资才得以摆脱困境，并且在芯片与人工智能领域逐步实现了弯道超车，近年来在股票市场上表现亮眼，特别是在2024年上半年，股票价格涨了一倍多，其股票在市场上的每一次波动都给全世界的相关股票带来重大影响，对推动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与更迭换代实在是功不可没。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股票市场的好坏，取决于股票市场能不能成为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的“定海神针”。2008年，美国遭遇了历史上空前的次贷危机，经济与社会面临崩溃边缘。依靠强力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国政府迅速稳定了市场预期，股票市场在危机中走出了持续16年迭创新高的超级大牛市，巨大的财富效应不但帮助美国经济走出了次贷危机，而且还出现了持续的经济繁荣。日本在经历了“失去的20年”以后，也是依靠前无古人的宏观政策激活了股票市场，不但股价指数在35年后创出了历史新高，还引领经济走出了长期停滞的阴影，经济与社会开始重新出现生机。而在印度，长达20年、涨幅近20倍的大牛市给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与能量，经济增长速度更是跃居全球之首，股票市场的发动机功能与加速器作用一览无遗。

股票市场要成为经济全球化群雄逐鹿中的“大国重器”，就必须具有超凡脱俗的核心竞争力

一个好的股票市场，其基本制度与运行规则必须符合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制度底线与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准则，并且是螺旋式上升的制度型牛市而不是指数型熊市，更不可能是长期在低位徘徊的牛皮市。没有股票市场的波澜壮阔，股市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股票市场，必须是法治化的市场。法治给市场信心，制度给市场前景。法律的稳定性进而投资环境的稳定性是股票市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条件。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信心来源于对市场法律环境与基本制度的辨析与信赖，投资者对市场信息、发展趋势与游戏规则了解得越多、越深、越具体、越透彻，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就会越强，参与市场的热情就会越高；反之，如果没有一个健康完善与行之有效的法律保障体系，市场就会陷入混乱无序的偏狭状态，投资者就会对市场的变化原因与发展趋势感到无助、无奈与无力，这将会大大降低投资者对市场的评价度、信任度与参与度。

建设法治化的股票市场，必须把握好三个重要的基点。一是股票市场的法律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必须充分体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并且要覆盖投资端、融资端、交易端与监管端，进而把股票市场的所有领域与所有行为都置于法律的调节与制衡之下。二是现代股票市场是一种国际化、开放性的运行体系与发展机制，国内的企业要出去，国外的资本要进来，因此，股票市场的法律制度必须具有国际视野，要在制度制定中与国际惯例接轨。在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入、广泛地向社会经济的每一个领域扩散的宏观背景下，很难想象会有一个与国际惯例完全相悖的股票市场及其法律制度。三是股票市场的法治建设必须突出以投资者为本的市场定位与发展理念，把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作为重中之重。监管机构不仅要依法行政，而且本身更要受法律的强力约束，不存在任何的“治外法权”。类似于限售股转融通这样的政策就明显违反了《证券法》的制度约束，严重损害了投资者利益，因而根本就不应该使其有任何的存在空间。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股票市场，必须是市场化的市场。市场化是股票市场安身立命的基础。一个完全市场化的有效股票市场，扩张应该是市场的自我扩张，收缩应该是市场的自我收缩，协调应该是市场的自我协调，选择应该是市场的自我选择，市场机制应该在运行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地发挥主导作用。消除市场中的利益积弊，引领成长中的产业导向，积蓄发展中的社会动能——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产业的升级换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如果股票市场的市场化基础与机制被侵蚀甚至取代，市场的正常机理就会发生错位甚至扭曲变形，其运行就难以避免会出现重大的机制走偏。

一个行政色彩极其浓烈的股票市场，不可能按照市场化原则来配置资源，股票市场本应具有的内在机制都会被破坏殆尽，进而会使股票市场从发展因素变为迟滞因素，从稳定因素变为紊乱因素，从正面因素变为负面因素，不但不能助力国民经济，反而会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拖累与主要羁绊。

建设市场化的股票市场，需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融资与投资的关系。一级市场是进入股票市场的台阶，二级市场才是股票市场神威凸显的广阔舞台，股票市场的功能、地位与作用大都体现在二级市场上。如果把发展的重心与重点过多过久地放在一级市场而忽视甚至放弃或放任二级市场，就把股票市场变成了不需要还本付息的融资场所，这对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股票市场不以投资者为本而以融资者为本，那就是将股市发展战略的逻辑颠倒了，这样的股票市场就很难有持续的存在价值与发展前景。道理是不言自明的：投资者既是市场资金的提供者，又是市场交易的参与者，更是市场风险的承担者。没有投资者的付出，融资者不但得不到直接融资，更不可能享受市场倍数，正因为有溢价融资与溢价交易，才必须给投资者以相应回报。如果只有一级市场有财富效应，二级市场的财富效应丧失殆尽，参与二级市场的投资者都亏损累累，股票市场的发展就是本末倒置；长此以往，市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是上市与退市的关系。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来源于充分竞争与优胜劣汰，一个只进不出或大进小出的市场，本质上不可能具备股票市场的核心功能与积极作用。最近5年，中国股市上市数量达到1840家，平均每年368家，而5年退市的企业只有100多家。[4] 市场的盲目扩张使得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市场机制严重紊乱。在一个垃圾遍地的股票市场上，风险识别与价格定位都将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混乱。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无论是上市还是退市，都应该是市场自我选择的结果，而不能是行政机制下的人为导向。在投资者损害赔偿机制极不健全的情况下，退市给投资者带来的只是灾难而不是福音。因此，打通退市机制的关键是建立与完善上市公司的违法惩戒机制与对投资者的损害赔偿机制，没有这样的机制，上市与退市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理顺。不尊重市场的供求关系，人为地进行股市扩容的“大跃进”，股票市场就会从资源配置的载体变为社会寻租的场所，在这种情况下，不但IPO的积极作用会被完全扭曲，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内在制衡机制也会严重变形。其结果，就是积极功能被大大削弱，消极作用被无限放大。在这样的股市生态环境下，企业上市的目的就很可能不是为了公司发展而是为了高价套现，财务造假、市场操纵与五花八门的怪象也会层出不穷。

（编辑  季节）

《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对国家治理提出明确要求

公报首次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即“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公报中有14处提到了“治理”，包括“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引领全球治理，主动塑造有利外部环境”等等，表明党中央已把治理问题视为新时代背景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头等大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之路是在不断探索中铺就的，新时代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以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加速现代化进程。

治理是一个调配资源以实现目标的决策范式和运行机制，治理体系的优劣和治理能力的高低决定了调配资源的效率和实现目标的速度。在管理学中，核心能力建设依赖于资源与能力的有机结合。对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中国而言，对外以高水平开放深化合作网络、拓宽合作领域；对内以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契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宜商环境，是充分调配国内外两种资源、服务于国内外两个市场的最佳战略选择。

治理体系的改革需要具备明确的价值导向，具体来说，需要同步接受效率和公平两个维度的检验。改革不是单纯意义上对现状的改变，更不是文牍主义的花样翻新，而必须真正在实践中取得“改善”的成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一直是检验改革成效的黄金法则。

制定决策需要在多重矛盾中找到最优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百年变局下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需要以沉稳的心态和开阔的视野，在纷繁芜杂的现象中认清事物的本质，把握其运行规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对外开放和国家安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等一系列对立统一关系。如果突出强调任何一端，即使在局部看似合理的，但有可能使整体偏离理想的目标。

认识问题需要从界定和解构问题入手。决策的效果源于决策者的认知水平，其中一个是事实问题，一个是逻辑关系问题。供给侧改革成效存在一些问题，原因有三，一是缺乏对需求侧的针对性；二是改革不能仅关注个别领域商品的供应，更需要关注公共品的匹配度；三是不能轻视市场自身对于供需两侧的调节作用，包括不能忽视国内某些行业的过剩产能问题。毕竟，产能是否过剩是相对于现实的需求市场而言，弥补市场失灵是政府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但前提是建立明确的判别市场失灵的标准，并根据失灵的程度决定纠偏的力度，而不可轻易“一噎之故，绝谷不食”。相应地，在加速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的住房存量能够满足现实市场多少比例的需求？取缔教培行业1000万个高端服务业岗位，能够实现“双减”目标吗？能够鼓励育龄夫妇多生孩子吗？这都需要有准确的判断标准。

在经济学上，最佳的决策要趋近帕累托最优边界。边界之外的资源配置即使是可行的，但不是最优的，因此是低效的。公报中讲“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同样一块楠木，可以作劈柴，可以作家具，也可以雕刻成工艺品，其价值和作用则大有分别。相信一位北大的核物理学博士可以胜任朝阳区城管的岗位，拿到北京户口，进入体制编制，这可能是他自己的最优选择，但对于宏观的国家和社会可能造成人才资源的低效使用。同时，科技创新不同于工农业大生产，可以全国人民一起加油干，而创新是梯次级的，不能搞地毯模式的一哄而上；创新成果的扩散是瀑布式的。因此，对于创新的投入要更加侧重纵向一体化的布局，充分发挥各地在创新链和供应链不同环节的比较优势。针对全国各地争相抢滩“三新”的热潮，公报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恰逢其时。

缺乏实施条件的政策无异于空中楼阁，会招致对政策权威性的反噬。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单凭良善的主观意志频频出台新政未必能结出理想的硕果。

治理需要最大程度地兼顾各方的利益诉求。“问道于野”是一种常识性的智慧，任何政策在出台之前都要深入了解施政对象的感受和期待。在经济利益面前，个体和组织都将有自己的一本账。顾炎武提出的“合天下之私以成大公”，其核心思想在于，服务于全局利益的政治意志要努力找到与无数个体意志的重合点。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全局性的倡议能否得到积极响应，改革的举措能否得到顺利贯彻执行，取决于其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众多局部以及广大公民个体的实际利益。

经济治理首在主体身份和权利平等。只有平等，才能实现公平竞争。决议在“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在确保平等方面，所依据的法规以及解释和执行必须是高度一致的，公正而透明的，因此需要清理那些与之相抵牾的歧视性政策、法规和做法。

依法治国是国家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公报提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改革，健全法律面前公屏购买和公正的保障机制，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要深化立法领域改革，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下一步需要建立可衡量、可评估的标准，并定期向全民公布在各个方面取得的实际进展。

国民经济治理有两件事：一是增长，二是分配。增长需要效率和活力，分配需要公平。而公平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公报中出现了四处“公平”，两处强调了公平的市场环境，两处强调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前者在于促进增长的原则，后者强调劳动成果的分配原则。

完善信用体系是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信心来自信任，而信任是相互的。完善的治理并非一路收紧权力，政府要信任基层和个体的自主决策能力。近半个世纪以来，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效，主要源于自上而下的放权和赋权。与之相对应，先富起来的人对自己的财产是否有信心，投资对未来的获利能力是否有信心，消费者对就业和持续的收入来源是否有信心，直接关乎中国经济韧性与发展潜力。改革开放当中所产生的“挤牙膏”“发红包”“急转弯”“急刹车”政策模式不利于建立稳定预期。全会公报提出制度化、法治化，就是要改变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的现象，约束政策制定者的随意性，同时抑制市场主体的投机性，从而坚定各类利益相关者对政府、法治和政策的信心。

经济善治可以总结为六项基本原则：（1）产权明晰且受到严格保护；（2）各类市场主体，不分国籍与权属，身份和待遇一律平等，政府及其所支配的机构亦鲜能例外；（3）契约自由，进出市场自由，信守承诺；（4）竞争规则公平；（5）法治化的市场规则明确、统一且稳定；（6）政府运用公权依照正当程序集中提供公共服务，守护市场规则，纠正市场失灵。

（编辑  季节）

中国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就要主动去发现矛盾、消解矛盾，创造好的条件，让外部环境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把国际上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联系起来，看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美国一直是所谓的“世界老大”，维护着以它为中心的“单极化”国际秩序，这背后是有很强的经济逻辑的。美国市场经济支持下的资本与企业，美元体系和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贸组织和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等等，这是一个体系，不是简单靠军事实力或安全条约维护的。经济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是服务于政治的。在现实情况下，当它要制裁、要打压、要限制别人的发展时，经济制裁之类的手段是首选。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不遇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从国内看，我们的二十大到现在的三中全会，各项应变战略都很清晰。看国外环境，看英国大选、法国大选和正在展开的美国大选等等，都以各自的方式反映了目前的国际变局，也反映了各自对国际变局的理解以及对策。所以在决定对策时，我们横向和纵向动向都要看清。横向看，就是周边的情况，包括发达经济体的情况；纵向看，就是历史维度，看他们走到今天的历史路径。结合这些，考虑我们的对策。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指导下，具体谋划如何“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如何引领全球治理，如何主动塑造有利外部环境”等等。

国际环境的有利因素

现在国际上存在一个有利因素，一个不利因素。有利因素首先就是政治上有利。不利因素首先是经济上不利。所谓政治上有利是指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上以美国为霸主的多元体系目前正在瓦解。具体看，英国左翼的工党上台，明确它是不认同美国单极逻辑，英国工党提出的愿景是做全球“南方国家的超级大国”、经济发展的领导力量。希望大家都依赖和需要它。其实它就是利用英联邦国家的影响力让自己重新成为世界的一极。法国的左翼和右翼都不认同美国单极化秩序。例如英国的工党，法国左翼的梅朗雄都是同情巴勒斯坦，表示将要承认巴勒斯坦国。这就是多极化世界观的很具体的表现。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各个体系，像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伊斯兰国家等，正在以不同的方式组合，都不喜欢美国单极体系，希望有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包容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政治形态，不同的发展路径和不同的历史解释。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比如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态度，对俄乌冲突的态度，特别这次乌克兰和平峰会上，这些南方国家的参与和表态，都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最后是美国内部。特朗普、共和党和民粹右翼是倾向孤立主义的，想退回美国本土，他们和冷战时期长大的华盛顿精英不同。他们实际上并不认同单极逻辑，或者说至少不愿意让美国再为单极的世界买单，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是如此。实际上，特朗普的理念就是对拜登所代表的传统美国单极政治秩序的一种挑战。总之，从国际环境看，美国正在相对衰落，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强调谋求各自的发展，都希望有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这一趋势对于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和我们有共同语言的国家越来越多，我们是多极化秩序里面最为重要的一个力量。

应对国际经贸挑战：出口和海外投资

从经济角度看，不利因素较多，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一方面，大家都能看见美国的相对衰弱，但这只是相对的衰弱。因为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在集成电路、在AI体系方面还非常强大，在一些领域还有拉大距离的可能。它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和技术储备，其产业链上还带着日、韩、荷兰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技术和制造能力，而且这些经济体都是遵从单极秩序的。美国高技术产业还有金融资本的支持，应该说非常强大，甚至在一些领域，还有和中国拉大距离的危险。譬如说，中国创业企业之前在金融和资本方面是非常依赖美国的，美国“断链”对我们就会有影响，我们“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也减少了，创业企业退出困难了。美元资本一撤，对我们创业生态都会有影响。当然，芯片和AI不是全部，我们搞自主研发和产业升级也不是要完全替代进口。

经济问题还涉及方方面面。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意味着美国西方工业的相对衰落。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个大的方向，就是以中国制造为基础的国产品牌产品出海。和以前的区别是，中国不再简单地以被动加入全球供应链方式参与全球经济，而是中国品牌的国际化、在海外销售。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制造已经相对成熟，在工艺、质量、设计、品牌价值方面已经基本达到了国际水平，在成本、性价比方面极具竞争力。在国内可以看到系统性国产替代在发生，国际品牌正逐步被挤出市场；许多企业积极出海，把中国品牌销往全球。这是这些年强调和鼓励高质量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本土制造业具备了为全世界提供高质量生产的能力。

在这一过程中，还伴随着对中国不利的一面，就是我们遇到了反经济全球化的力量，特别是来自发达市场的抵制。本来他们已经存在反全球化反资本的思潮和运动，在中国制造输出、中国产能释放情况下，他们认为我们品牌出海会给他们带来冲击，影响到他们在全球市场的垄断地位，必须遏制中国的发展。

这里就讲大家明显感知的。首先是新能源车。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对汽车市场非常敏感，这是他们极少数还保留的较强大制造业。中国新能源车在国内市场“卷”完之后大规模向欧美输出，当我们大量生产的新能源汽车运到欧洲，给他们是很大的心理冲击，认为是侵占了他们的市场。他们大张旗鼓地宣传，说中国新能源车的竞争优势来自中国的产业政策、补贴和低工资成本，以及忽视环保和工人权益等等，于是他们出台种种反倾销政策。他们给我们的电动车加关税，我们就给欧盟的猪肉加关税。本来我们是希望跟欧洲搞好关系，这样一来等于多了一个冲突议题，双方人员一见面，就争执有关贸易问题、关税问题。

我们是否可能到欧洲去投资设立新能源车的合资公司？共同搞研发，本地制造、本地销售，以此增加当地就业和税收，让欧洲能够分到一杯羹。回想当年我们发展汽车产业走过的路也是这样的，为绕过进口车关税，欢迎外商前来建合资厂，在本地销售，我们从中学到管理和技术，构建供应链体系，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现在欧洲国家希望我们去他们国家合作去。据报道，英国工党声称重新评估和中国的关系，希望经济上要加强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在英国投资，创造就业，带来税收。经济合作的密切也会加强政治上的互信。

再一个是零售，最有特点的就是跨境电商。比如Shein, 还有拼多多的Temu，主要卖服装、日用品、电器等消费品。这和一般的品牌零售店不同，中国厂商很多可以直接触达出口国的消费者。那边的终端消费者和中国制造、中国供应链直接见面，这边掌握了消费者的最新的潮流款式，结合一些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可以马上研发新产品，然后通过物流体系运输、配送到西方国家的消费者手里。国内制造业一方面产能极大，国内需求市场无法完全容纳，竞争激烈，企业利润率有限。另一方面国产品牌在海外已经有竞争力，出海向这些有购买力的发达国家市场发展是重要选择。企业搞跨境投资和供应链转移是“没办法的办法”，可能的话还是希望在本土制造，然后以贸易的方式销售到海外。国家对发展跨境电商很重视，因为这可以创造新的增长点，通过出口、释放国内产能、弥补内需不足，对人民币国际化也有帮助，加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也有利于政治交往。最近，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拓展跨境电商出口推进海外仓建设的意见》，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发展，多次就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工作做出部署”。很多国有企业、主权基金都参与海外建仓的工作，也就是铺好跨境电商的基础设施，帮助把中国制造“铺”出去。

但问题是欧美怎么看这件事。你中国的产品很好，但你跨境电商的发展冲击了他们的零售商，以及本土品牌产品的制造业和就业，他们的生计和社区就会被消灭。从他们角度来看，这是零和博弈：你中国制造是不是要赢者通吃？这样他们就搞反倾销，加关税，对中国的所谓“不公平贸易”措施进行调查，最后的结果就是小院高墙，把你堵在外面，说你搞倾销，说中国的电商以及整个中国制造，从基础设施到电信网络搭建，都是举国体制和产业政策的结果，而非市场化的结果。

他们千方百计找理由抵制中国制造，背后有着深刻的民众基础，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的就业和产业，这关系他们社会稳定的问题。所以他们认为，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制造的输出会损害他们的利益。故此，他们大造不利于中国的舆论。特别是美国政客善于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中国身上，变成反华政治。这仅是欧美日，那么这个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我认为，只要是有产业发展需求的国家（有些国家没啥产业，如一些阿拉伯国家）就会认为你这样的模式，对他们是一种冲击，会伤害他们。

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一开始就是外商直接投资（FDI）驱动，一开始吸引港台企业，然后是日韩欧美企业来投资。最早是来料加工方式，发展外向型经济，然后是技术升级，可以生产更复杂的产品如电器、合资汽车，面向本土消费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到了许多，也让投资的外方分享到了收益，形成互惠关系。这是一种双方互利互惠的状态。现在如果我们仅仅单向输出，就会变成一种冲突，双方矛盾加深，减少彼此的信任。

所以，经济和政治的互动并不一定总是良性的，有可能因为经济交往反而削弱了双方政治互信的基础，甚至导致反制的力量，希望摆脱对对方的经济依赖，这就不利于塑造好的外部环境。在目前这个历史时点，是绝对不能低估这个问题的，要提前看到促进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良性互动的问题，避免发生冲突。

企业出海必须注意的一些问题

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对两者之间的张力和潜在的矛盾要有清醒的认识。二者不是相互孤立的。要结合历史和当下，看横向也要看纵向，把问题把握清楚。

要看到，简单的依靠外贸出口可能不能解决问题，或者仅解决了部分问题，但可能导致另一方面的问题和不利后果，这个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一些。所以，我们要允许企业出海投资，进行一定的产业转移，在满足当地市场的同时，也照顾当地政府的诉求。就是刚改革开放时外资来华投资的模式，只不过是我们投到国外去。但同时要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产业外移的同时伴随就业与技术外移、税收减少等问题，甚至资本无序外流问题。特别是企业国际化后，对母国的忠诚度，对国家战略的理解和坚持可能会削弱。但如果我们要和各个国家搞好关系，一定不能简单依赖贸易国际化，一定会有资本国际化，这是一个没法绕过去的趋势。

企业出海投资必须守住底线

第一，要防止为满足本土需求的制造业外流，防止国内制造业中空，因为制造业一旦转移出去就很难重建。我们不能走欧美日当年的老路。

第二，要保持住自己的核心技术不能外流，外国也有知识产权盗窃的问题，美国打贸易战中搞的很多措施和机制可以供我们借鉴。

第三，要注意防止资本无序外流。全球化了，怎么保证这些企业对国家、市场、社会、人民的忠诚和投入。它是不是还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基本的导向问题。

第四，要保证本国民众在企业出海过程中也可以受益，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让企业更多地回馈祖国。第五，尽量让这些海外投资项目能够和中国的外交战略有所匹配，而不是孤立进行。比如华为到土耳其投资，搞了全球第二大研发中心；阿里在土耳其收购了一个本地电商公司trendyol，非常成功。是否在此基础上加强和土耳其这个地处亚欧要冲的国家的双边关系？又比如英国希望中国企业前去投资，应该就此机缘，加强双边政治交往。政治和经济要联动，政府和民间也得联动。我们走出去不能都搞基建，还得有产业投资，让人家也发展起来，产生可持续的经济效益。

第五，要有底线意识，要居安思危。国际环境复杂，政治经济联动、企业政府联动不容易，变数很多。所以不能简单依赖外贸出口来解决我们的产能过剩问题，根本出路是扩大内需，不能都依靠外国需求。还得靠内需，特别是未来两三年非常重要，所以要增加信心，扩大内需。

（编辑  尚鸣）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大国博弈更加激烈。面对国内外新挑战和新形势，如何化解国际舆论疑虑，如何回应人民群众对改革发展的期待，真正的、切实的、有效的改革创新是制胜法宝，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绝招。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锚定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必将极大促进了在全社会形成更加广泛的改革共识，更加明确了改革路径，更加增强了改革动力，更加优化了改革方法，更加锚定了改革重点，必将汇聚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激发全社会创新发展的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赋能更强劲的动力。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当今世界，国际局势跌宕起伏，发展鸿沟不断拉大。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大力推进制度体制革新，找准改革的突破口，增强改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升人民群众改革的获得感，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实质性、关键性的作用。

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改革发展依靠人民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坚持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天下之重，莫重于民生；天下之大，莫大于民心。激励人民群众首创精神、激发治理动力与活力，进一步提升治理水平和群众工作能力，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的根本问题。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起，就把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克服艰险困难，从弱小到强大，正是依靠人民一以贯之的拥护和支持，带领和依靠人民不断由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未来也在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等重要观点，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人民观明确了党的根本立场、根本价值、根本观念，关系党的性质宗旨、国家的方向道路、民族的前途命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人民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新篇章。

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坚持人民至上，牢固树立人民观念，是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坚守党的初心使命的生动体现，是新时代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理念。

坚持人民至上，提升改革的含金量，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社会治理为了人民”。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发展为了人民，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让人民群众不断提高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将继续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 听民意、解民忧、聚民心、惠民生，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不裹足不前、铢施两较、该花的钱也不花，也不好高骛远、寅吃卯粮、口惠而实不至。要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让多元活力竞相迸发，让社会资源充分涌流，人人尽责、人人参与、人人享有、人人都有。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发展中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补齐民生短板，增进民生福祉，让各族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推进共同富裕在行动、在身边。” 坚持人民至上，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把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培训服务，精准有效实施减负稳岗扩就业各项政策措施，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重点抓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群体的就业。要开拓就业渠道，加强对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人等困难人员就业兜底帮扶。要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参保扩面，加大社会救助、医疗救助、低保和困难家庭保障扶持措施，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促进脱贫县加快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把制度完善起来，把责任落实下去，尽最大努力防范各类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奋进新时代，必须坚持在改革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问题导向，以有效改革促发展、惠民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和整体推进，要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这六大关系既辩证统一又一脉相承，既着眼长远又脚踏实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是我们党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为我们驾驭复杂局面、战胜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革新事业，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我国在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但一些深层次问题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矛盾亟待解决：

一是地方改革创新的探索积极性正在下降；

二是干部担当作为精神缺乏的现象日趋严重；

三是区域发展差距仍然存在，治理现代化在区域间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仍然突出；

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强，层层压力传导和制度刚性有余，而弹性活力不足；

五是社会利益关系逐步进入内卷化的“存量博弈”时期，调整利益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

六是国家治理制度叠加堆积、固化僵化倾向明显，运行受阻而成本增高。

面对新挑战、新问题，只有准确认识国家治理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正确把握和处理好国家治理中的复杂关系，找准改革突破口，把握改革关键点，才能使中国改革取得新突破、新进展和新成效。

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努力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我们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提升全党改革创新能力，使新时代改革充分体现人民性、实效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注重善于化解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有效推进全面改革创新：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和辩证法，

二是正确把握并着力处理好以下若干关系：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制度体制与方针政策的关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长期目标与近期任务的关系；重点工作与一般要求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整体与局部关系；常态化治理与非常态治理的关系；整齐划一与重点突破的关系；发展为先与治理为要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管治模式与创新导向的关系；秩序规范与活力效率的关系；全面领导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民主与民生的关系；上级压力与下级动力的关系；成本与成效的关系；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的关系；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关系；舍与得的关系，等等。

以上改革与治理中二十组关系，折射了当前改革与治理过程中广泛存在的一些中观、微观层面的突出问题和难点痛点。进一步明确和处理好上述问题，有利于理顺国家治理与推进改革的内在逻辑，有利于认清和解决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矛盾，有利于准确把握和科学回答改革和发展的矛盾和问题，有利于有效化解前进中的各种风险和隐患，持续增强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的水平，从而实现国家治理既井然有序，又生机勃勃、活力迸发，实现百姓安居乐业，社会海晏河清，政治清明景和，进而迈向协和万邦、国泰民安的良政善治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取得重大成就，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蕴含着完善社会治理方式的新要求，主要体现为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基、智治支撑，续写了经济长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中国奇迹。

坚持人民至上，推进改革创新，需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全体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做到一切工作都为了实现人民利益而展开，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广泛集聚发展力量，使发展成为造福人民的发展。要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积极回应人民现实需求，找准做好工作的着力点、切入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美好生活期盼。要广泛凝聚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坚守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走好群众路线，站在群众的角度看问题，学会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努力使各项政策举措体现民意、增进民利、赢得民心。要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让民生工作经得起群众检验，经得起实践检验和历史检验。

坚持人民至上，共创美好生活。需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彻到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生活过得好不好，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要从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反复出现的问题出发，拿出更多改革创新举措，把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努力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平。进一步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努力缩小地区、城乡和收入差距，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逐步健全国家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快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着力增强非基本公共服务弱项，努力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围绕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优抚安置、残疾人服务等，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

  坚持人民至上，持续推进改革创新，改革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牢记让人民生活幸福这一“国之大者”，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采取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显的改革举措，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

（编辑  季节）

    2024年7月20日，中信基金会在京举办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座谈会，来自不同领域的十六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议题发言。孔丹理事长主持座谈会，他指出，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对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做了概括而全面的表述，《决定》提出“要用钉钉子的精神抓好改革要求的落实”，可以看到中央落实改革的坚定决心，并将有序推进这一重大战略部署的落实。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谋划和部署改革，是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卢周来（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国家创新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教授）指出，党的二十大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二十届三中全会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质量发展、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教育科技人才、城乡融合发展、对外开放、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和改善民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国家安全、国防军队现代化和坚持党的领导等方面，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保障、重要任务、战略支撑。这一系统的表述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自我发展的全新道路。”[1]

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三中全会公报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动力”；“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孔丹认为，这是十年来我国经济工作实践中总结的更为完整准确的表述，体现了我们思想认识上的重要进展。   

    贾康（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认为，我们要承认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的基础作用，同时也要承认市场的缺陷或失灵（特别在维护公平正义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不可缺少。同时，中国作为一个追赶的经济体，更要讲追赶赶超战略，资源配置层面上有一个市场决定论和政府作用论的有机结合。

    李玲（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健康发展中心主任）认为，改革开放45年，初期改革的基本取向是“放活”，极大地激发了微观经济活力，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今天我们更需要综合性的改革，围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形成全面、全局、全方位的合力。

总结历史经验，在探索中不断开拓进取

    李克穆（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回顾了自己20世纪80年代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参与研究谋划改革方案的情景。当时老中青研究者经常一起讨论研究，氛围宽松，领导重视听取大家意见，年轻人敢于争论。大家都是为了探索适合国情的改革道路、促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1982、1984年在莫干山分别召开了两次改革研讨会，一次是老一辈学者邀请外国学者参与讨论，另一次是年轻学者召集的改革研讨会。1985年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等部门在“巴山轮”召开了中外宏观经济问题研讨会，国内一批知名专家学者和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在内的国外著名经济学家参会，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建议。

    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是渐进曲折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是在实践中一步步摸索过来的。邓小平南方谈话重在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改革的先行者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来之不易。今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仍然要继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开拓进取。冲破一系列阻力需要勇气和智慧，要敏锐地预判和应对各种不确定因素和变数，在改革中不断寻求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

以创新为第一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三中全会公报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高质量发展就是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发展。李玲认为，要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主动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动态迭代，新一轮改革要在教育、科技、人才领域推动相应的改革，创造有利于人才培养发现和适应激发创新活力的体制机制环境。   

    王郡里（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原广州军区副参谋长、驻香港部队原副司令员）和鄢一龙（中信基金会研究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认为，要追求跃升式的新质生产力，以及伴随着一种新的生产力质态的形成。随着数字化人工智能技术的爆发式发展，我们面临数字化、智能化的革命。这是一个非线性变化的时代，本质是新生产力的革命，是继农业、工业之后的新的产业革命，将可能导致现有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未来的改革更需要高质量发展的导向。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关键是处在各领域方向、决定性岗位的高级干部要有战略自觉性，要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学。

    李玲认为，培育新质生产力，也包括推进新质生产关系的动态迭代。我们的目的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这与西方单纯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和微观效率是完全不同的。

    实事求是，联系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李克穆指出，改革开放正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例如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若干难点，经济社会发展处于矛盾凸显期，意味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国际上政治经济紧密交织，地缘政治错综复杂；人工智能的发展与监管呈现出全新的态势。对于这些问题都要做深入的跟踪研究。

    张树华（中信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认为，从国家治理角度看，国内社会利益关系正逐步进入内卷化的“存量博弈”时期，牵一发而动全身。目前政府工作存在一些亟须改进的问题：制度叠加堆积和固化僵化倾向明显，层层压力传导，制度刚性有余、弹性活力不足；基层普遍缺乏担当作为精神和改革创新探索的积极性；区域间发展和治理水平差距仍然存在。这些年各部门的改革文件很多，但实质进展不如人意，形式主义长期存在，影响党风、政风、文风、会风。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的改革也搞不好。

    刘宝成（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院长）：社会信心来自相互信任，决策者要信任基层和个体的自主决策能力，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效首先来自对市场主体的放权以及科学的宏观调控。其次，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出台要建立在深入细致调查和全面论证的基础上，缺乏实施条件的政策反而会损害政策的权威性，频频出台新政未必能结出理想的硕果。企业界反映经济政策的出台常有“挤牙膏、发红包、急转弯、急刹车”现象，不利于建立稳定预期。投资者对未来的获利能力是否有信心，消费者对就业和持续的收入来源是否有信心，关乎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发展潜力。

    多位专家指出，目前基础工作中，很多干部以避责为主、以不出事为上。改革的目的是发挥全社会活力，如何处理好“放活”与“管好”的关系，需要深入研究。我们多年来着力解决传统体制下的条块分割现象、以求发挥多方面积极性，但目前还没有走出“放乱收死”的循环。如当前一些地方为解决财政困难搞了一些侵犯企业利益的土政策，失信于民，且为害经济大局。中央制定的改革方案都很好，但往往一个很好的政策执行不下去，或不了了之或走样。如房产税改革。经济发展处于低谷，社会上有一种失落和迷茫感，存在“躺平”心态和“改革综合疲劳症”。

    刘纪鹏（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原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说，三中全会提到，以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突出重点和改革实效，要让人民群众获得幸福感。但是目前来看资本市场在这方面上还是比较欠缺。股市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隐患，普通百姓是带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进入股市的，但因种种原因，股市多年低位徘徊，2亿股民中很多人的情绪从失望到绝望。

    孔丹谈到，中央部门的权威解读提出“要扎实推动人民群众和企业可感可及的改革”，“要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要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这里不仅提出了改进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体制问题，也包括提升居民收入、支持扩大内需问题。居民财产性收入也包括房地产收入和股票、基金及各种理财项目。

    到会专家们建议，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和辩证法，提升全党改革创新能力。切实了解群众的主要关心和期盼，把握改革关键点，抓住真问题和主要问题，重点突破，务求实效，真正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为有效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必须下大力气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基层作为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更不能被这个“顽瘴痼疾”束缚手脚。要解决好党风、政风、文风、会风问题，精文简政，简政放权。要处理好顶层规划、系统集成和发挥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大胆实践探索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既要鼓励基层试错又要审慎评估风险，及时出台规范措施，处理好“发展中规范”和“规范中发展”的关系。要认真研究对各种类型企业落实平等待遇问题，切实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任何政策出台前都要深入了解施政对象的感受和期待，尽量兼顾各方利益诉求，而不是坐在办公室主观构想理想的图景。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制度化、法治化，就是要改变政出多门和政策制定随意性的问题，同时抑制市场主体的投机性，从而坚定各类利益相关者对政府、法治和政策的信心。  

    解决好有序扩大对外开放中的具体问题

    李克穆提出，改革离不开对外开放。金融开放要把握好尺度和时机，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需要十分审慎。

    任意（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认为，国际政治和经济是紧密联系的。我国在国际经贸方面受到发达国家市场的反经济全球化势力的抵制，说我国用非市场化手段搞不公平贸易，认为中国制造输出损害他们的利益（产业安全和就业），制造不利于中国的舆论，并采取制裁、提高关税和反倾销政策。中国企业出海投资，必须守住底线，保护满足本土需求的制造业体系，防止核心技术外流和资本无序外流，最好和国家的外交战略有所呼应。

    陈少波（中信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正思香港顾问有限公司总裁，香港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提出，香港在对外开放中，可协助国家在目前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拓展自己的影响力。香港在长期的国际化条件下，形成了多种国际交往网络，包括政府机构网络、各专业协会、工会组织、慈善团体、宗教机构、学术平台、商会和财团等；香港还可以利用自身条件拓展华人同乡社团的跨洋亲情网络，以及强化香港国际传媒中心的优势和潜力。可以统筹考虑运用这些力量，助力大陆化解逆全球化挑战、解决科技卡脖子问题，以及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软实力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孔丹指出，我们曾专门讨论中信在香港经济重振中如何发挥更大作用的问题。过去香港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解决现在香港遇到的困难，要根据香港所需，尽国家所能，通过举国体制优势来帮助香港、反哺香港。我国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香港可以依托它特定的优势，发挥自己的特长。国家所需和香港所能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王郡里认为，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必须面对来自外部的较量，即美国对我全方位的遏制竞争。三中全会提出的国防军队建设现代化目标任务要求5年完成，有一种紧迫感，斗争即将猛烈到来；外部影响也不可避免地与当前内部矛盾叠加，使经济发展和安全稳定形势越加复杂和严峻。要考虑一个大的战略问题，就是继承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理论的方法，解决好依靠谁、团结谁、争取谁、打击谁的问题。

    王湘穗（中信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说，三中全会提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引领全球治理，塑造外部有利环境。我们要努力保持全球总体的安全稳定，以保证发展目标的实现。当前国际斗争形势有一个重要变化：国家间冲突以军事性战争为最高形势，而现在大国间冲突更多表现为混合战争样式，包括科技战、认知战、舆论战、金融战、贸易战和各种制裁等等和军事战争交织的混合战争方式。特别在国家决策层面，对这一点应有高度的认识。我们要致力于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对冲北约的全球性进攻，需要我们投入很多工作。

    王晓泉（中信基金会中俄战略协作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秘书长）谈到，面对美国对我国的极力遏制打压，我们应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对冲美国这一战略图谋。中俄在国际政治上有共同的理念和主张，俄罗斯始终保持对我国核心利益的支持（涉疆、涉藏、涉台、涉港等），中俄应该携手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中俄两国在经济领域也有广泛的合作空间。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奇迹，未来的发展还要依靠改革

    张树华、王郡里指出，在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之际，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第一时间学习贯彻研讨，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显示了中信基金会高度的政治敏感力和政治执行力。

    专家们一致认为，改革的本质是要解除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和弊端，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和阻力。要用“钉钉子精神”推动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使我们有更充分的信心，就是在基本原理密切联系实际的过程中，我们有希望按照人民美好生活的意愿去进一步认识客观规律，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把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和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

  （编辑  碣石）

攻坚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困难企业的政策性关闭破产

国有困难企业的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是从1994年由国家经贸委组织的“优化资本结构”城市试点开始起步的。最初的试点城市是18个，1996年经国务院批准扩大到58个，1997年继续扩大到111个，基本已经扩展到全国。试点范围的迅速扩大反映出改革试点政策已得到高度认同和渴求，这项艰难的探索性工作为国有企业改革脱困准备好了一把真正的“杀手锏”。

国有困难企业关闭破产是一场大规模的结构调整，最直接的目的是让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国有企业有可能通过破产机制退出市场。这个目标本身意义重大，只有让困难企业能够实现正常退出，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才能发挥作用，而其更深层次的价值在于，通过这种方式来化解在经济转轨中必然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国家的产业结构才有可能优化。这对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意义更加重大。

我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建设的。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出发点与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经济发展的环境也不一样。计划经济时期建设的企业转轨到市场经济后从体制和结构上不一定能适应，有些甚至难以生存。形成了经济转轨中的结构性矛盾，需进行主动、有效的调整，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国有困难企业的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就成为我国改革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艰难彻底的调整方式。

国有困难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的正式提法为“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除了企业破产之外，还有企业兼并和减员增效两种方式。

当时国家之所以提倡企业兼并和减员增效两种方式，是因为社会承受能力不足，担心企业破产过于集中而影响社会的稳定，有一段时间在政策上还强调“多兼并，少破产”。因此，1997年和1998年实施的项目分布是：企业破产1031户、企业兼并2540户、减员增效1494户。但是，企业兼并和减员增效两种方式的实施效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减员增效企业虽然大部分减少了亏损，但真正实现了扭亏的很少，1998年实施的减员增效项目中只有5.5%的企业实现了扭亏。企业兼并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但出现的问题也很多。一些地方政府操作“拉郎配”，强令本地优质企业去兼并困难企业以享受政策，但结果往往很不理想；也有一些企业利用兼并政策盲目进行“低成本扩张”，使自身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甚至最终把自己拖垮。

直到1999年之后，随着再就业中心在全国城市中形成了网络，社会的承受力提升，这项工作才逐渐调整到以企业破产为主。2000年以后，企业兼并项目也不再安排了。

国有企业破产工作最大的难题，一是如何筹集改革成本，二是如何安置职工。

破产企业职工安置费用通过优先清偿给予保障，是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与按1986年《破产法》依法破产的最大区别，这将解决企业破产在成本支付方面最大的一个难题。由于优先保障了职工的安置费用，企业破产后债权银行的清偿率都非常低，一般不会到5%，实际上是用银行的资金补了社会保障，国有商业银行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企业破产后对下岗职工如何管理，这在工作初期也是个难题，1997年全国开始筹建再就业服务中心后，这项工作就有了一个较稳定的依托。1997年3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家经贸委为组长单位，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劳动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土地局、国资局等部门组成，并邀请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参加。全国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由国家经贸委负责。

由全国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充分听取各省市意见的基础上，直接提出项目名单，送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审核，再由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相关金融机构提出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下达。工作的重点也越来越突出，主要推进纺织、煤炭、有色、冶金、军工、制糖等困难行业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的破产。

这样一套组织体系和计划管理方式非常必要。

当然，这种工作的组织形式和计划管理方式确实行政色彩很重，学者们也有一些批评和非议，但这种模式很可能是在当时条件下能保证工作有序推进的有效办法。

国有困难企业的政策性关闭破产，是整个国有企业改革中推进最为艰难、社会风险最大的工作。在推进过程中群体性事件频发成为这项工作一个最突出的外在特征。

企业破产引发群体性事件很难完全避免。企业破产使职工失去了工作岗位，而企业之所以要破产的原因与职工基本没有关系。尤其是一些老工业基地的大型国有企业，往往是一家人、几代人都在同一家企业工作。虽然政府为下岗职工支付了经济补偿金，但企业破产对职工切身利益的冲击实在太直接、太大了，化解群体性事件几乎成为国有企业关闭破产工作中一个标配的任务。

为缓解企业破产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地方政府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一种相当普遍的做法是，以破产剩余资产首先重组一家新企业，然后安排一部分下岗职工再就业，部分地缓解一些矛盾。这种做法一开始并未得到高层的认可，但最后这种做法也被默许了，底线是再就业的职工必须转换身份、重组的企业不能仍然是国有企业，以保证新重组的企业不会再作为传统的国有企业出现第二次破产。

由于地方党委、政府要对本地的社会稳定负总责，在当地有国有企业操作破产时，政府都要组织清算组进入企业，主要是做稳定职工的工作。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无情破产，有情操作”。一旦有群体性事件发生，负责破产操作的政府部门要在第一时间组织工作组到基层做工作。工作组基本都会被下岗职工围困，多少个小时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工作组成员打不能还手、骂不能还口，只能耐心跟群众做政策解释工作，直到警察把他们救出来；解救出来后，往往还要再次返回继续做工作，直至事态平息。很多省市工业系统负责国有企业改革的同志大都有这样不堪回首的经历。

资源枯竭矿山企业关闭破产有关问题。1998年为解决煤炭和有色金属行业的困难，中央向地方政府下放了一批中央直属企业。这些企业中有一些是资源枯竭的矿山和需要破产退出的困难企业，它们的破产是工作中的难点。

一是作为中央下放的企业，各项破产成本的支出责任往往并不十分清晰，而企业和职工都是拖不起的，工作稍有迟缓就会出事。二是其中有不少资源枯竭的矿山企业，地处偏远、缺乏社会依托，职工再就业的机会很少，处置面临一些特殊的困难。三是这些企业规模都比较大，职工人数很多，聚集程度较高，非常容易出现群体性事件。中央下放的有色金属企业中，需要破产的有198户，涉及职工61万人；1999年在国有重点煤矿中，资源已枯竭的煤矿有124处，涉及职工88万人。

为明确中央下放企业破产相关费用的支出责任，国务院于1999年5月下发了《研究辽宁部分有色金属和煤炭企业关闭破产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

“33号文件”对职工安置的经费来源、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拖欠、公共设施移交地方后的补偿等问题做出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责任。

资源枯竭矿山的转型处置是世界各国都曾遇到过的难题。发达国家一般的做法是：制定中长期调整规划，逐步关闭矿山，多渠道安置员工；同时，投入资金、制定优惠政策，帮助当地逐步实现产业转型。这个过程一般都很长，法国关闭国内煤矿历时20年，日本关闭本国煤矿用了30年。按理说，资源枯竭矿山的关闭和企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但当时由于没有专门制订的政策，除了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之外找不到别的处置方式。

与一般的国有企业破产相比，资源枯竭的矿山企业破产的难度要大很多。本溪煤炭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本煤公司）是全国第一家实施整体破产的大型国有煤炭企业，是中央下放企业之一。本煤公司有90多年的开采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煤矿资源逐渐枯竭，煤矿进入了衰老报废期，企业还有全民所有制在职职工1.5万人，全民离退休职工2.1万人；集体所有制在职职工1.6万人，集体离退休职工两千多人。

1999年7月，本溪煤矿公司的破产进入了法律程序，由本溪市负责操作。破产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群体性事件。职工累计上访、信访达到10万人/件次，上访人员堵塞铁路15次、阻断公路28次、冲击省市两级党政机关上百次，最多时聚集了近万人。

事件发生后，国务院立即派出由国家经贸委牵头、有关部门组成的工作组到沈阳、本溪研究解决问题。工作组在现场深入研究了有关的政策问题，听取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意见，形成了《关于研究本溪煤炭实业公司破产有关问题会议纪要》，对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完善，这个纪要后来被称为“本煤政策”。这次政策调整对本煤公司破产的继续实施和事件的逐步平息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此基础上，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对涉及的政策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2000年6月，出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资源枯竭矿山关闭破产工作的通知》，即“中办发2000年11号文件”，内容比本煤政策更加规范和全面，在职工安置政策方面有新的突破。

这些新的政策适合资源枯竭矿山企业的实际，体现了国家对这类特殊企业和职工应尽的责任。“11号文件”日后成为资源枯竭的矿山企业实施政策性破产的主要政策依据，这个文件的制订和发布对于我国解决资源枯竭矿山的实际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2001年之后，随着相关政策不断完善、各地的操作办法不断改进，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一直按照既定的节奏向前推进，每年都有一批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通过这种方式顺利退出了市场。2003年，由新成立的国务院国资委，继续牵头组织实施国企改革和管理工作。

此时，新的一轮金融体制改革正在酝酿，新修订的《企业破产法》已经开始征求意见，这都预示着这种特殊时期的企业退出过渡方式最终要向规范的依法破产过渡。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务院国资委经报国务院同意，开始安排编制“全国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总体规划”。并对全国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进行一次全面的摸底，梳理出那些应该破产而未能实施的企业集中进行处理，为转向依法破产做好准备。

2006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全国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的意见》，即“国办发2006年3号文件”。“3号文件”高度肯定了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所取得的成效，明确了总体规划的实施范围：共计2116户企业，涉及国有金融机构债权2272亿元，职工351万人；工作的区域重点是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行业重点是军工企业、资源枯竭的矿山企业和有色金属困难企业。“3号文件”明确，总体规划的实施期限为2006-2008年，2008年以后不再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项目。

2006年8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正式发布。这部法律在修订过程中借鉴了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的实践，法律的严密程度和可操作性有了很大提高。

新的《企业破产法》在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增加了一个重整的程序，为困难企业的处置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新的《企业破产法》把破产企业对职工所欠的工资、保险费和应当支付的经济补偿金都列为破产财产清偿的第一顺序。这一改变无疑会增加债权人的损失，但对破产实施的可操作性非常重要，为日后国有困难企业进行依法破产打好了基础。

到2008年底，在国务院规定的期限内，总体规划中的2116户企业全部完成了审核工作，并开始进入破产的操作程序。

在2008年之后，国务院国资委对相关历史数据进行了汇总。从1994年18个优化资本结构城市试点开始，通过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的途径，一共有5010户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退出了市场，涉及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共984万人。

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是一项在特定时期、用特定方式、帮助特定企业退出市场的专项工作，是一场规模空前、难度空前的结构调整。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阶段，这项工作为实现国有企业的改革脱困目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重大意义主要在于：

第一，突破了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不能够破产的观念障碍，解决了以往国有企业因难以破产涉及的大量复杂问题，制订完善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操作性政策。由此，在国有企业中初步建立起优胜劣汰的机制。

第二，化解了大量经济转轨国家必然会产生、也必须解决的结构性矛盾，甚至与经济体制转轨并无直接关系的资源枯竭矿山、军队所办企业等问题也纳入这种方式中解决。由此，国有经济的结构得以优化。

第三，这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对社会稳定冲击最大、最为惊心动魄的工作。改革中的利益调整和社会冲突不可避免，通过各级政府的艰苦努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挺过了社会风险最高的阶段。

从1994年18个优化资本结构城市试点开始，到2008年总体规划执行完毕为止，这项工作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在14年极为艰难的推进改革过程中，面对大量复杂的具体问题、尖锐的利益冲突、多方向的博弈，相关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在不断调整和完善，但始终没有放弃，并最终实现了既定的目标。这对于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推进的国有企业改革来说，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

再就业中心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而言，最难的问题一直是“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其中人员的分流安置问题涉及社会的稳定；国企改革和结构调整能走多快、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制约因素。

在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时期，人的问题尤为突出。当时的情况是：国有企业人浮于事非常普遍，即使经营情况尚好的企业，也有减少富余人员的迫切要求；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大量职工下岗已不可避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大规模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下岗职工在就业成本上完全没有竞争力；由于配套的体制建设远远不到位，企业之外缺乏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系统作为安全网。

国有企业内部的富余人员究竟占多大比例？一般估计在40%左右。几个典型企业的例子是：中石化分拆上市时股份公司进入了51万人，存续企业（非上市部分）有70万人；中石油分拆上市时股份公司有48万人，存续企业有100万人。当然，存续企业中还有非主业资产和办社会机构；但另一方面，股份公司的用工也绝非精干，这两家公司可比产品的人均产出大约为国外油公司的十分之一左右。

人员过多造成的问题首先是人工成本过高。单一员工的成本并不高，但加总的人工成本很高，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我国人工成本低的竞争优势。造成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难于管理。能进不能出，定岗定员难以做到，很多管理制度不能真正落地。因此，减少企业富余人员一直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富余人员减员存在观念上的障碍，更大的问题在于当时在企业之外没有一个社会保障的安全网。那些年，即使一些企业通过内部改革硬化了用工机制，由于没有构建健全社会保障机制企业富余人员也只能在企业内部自行消化，而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脱困正好处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转型的空档期。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对国有企业职工实际上有一套保障制度，但性质是单位保障制。职工的保障责任由其工作的企业来全部承担，当时的国有企业职工都是“单位人”，离开了工作单位，所有的保障都会悬空。这种单位保障制度契合计划经济时期的运行，国有企业与政府在财务上直接联通，企业的保障支出多了利润上缴就会少一些，保障支出不够政府就有责任给予补贴。

改革后国有企业进入了市场，企业自身没有了保障，政府与国有企业的财务补助关系也被切断。一个自身没有了安全保障的主体，已经不可能再为职工承担保障责任。

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保障必须是社会化的。社会化的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国有企业改革不得不在没有社会安全网的状态下推进，但职工分流安置不是企业自身能解决的。

面对越来越大的职工下岗压力，各地政府发挥了极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尤其是第一批18个优化资本结构的试点城市。这些城市要率先试点国有困难企业的破产，也就要率先想办法去破解职工分流安置这个大难题。

青岛市在1995年前后在全市实施了“双优工程”，优化资本结构的试点与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相结合。上海市探索的则是日后推广到全国的再就业服务中心。当时上海市属国有企业分流安置职工的压力非常大。作为全国最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上海市属国有企业的数量多、职工人数多，而且有相当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如上海国有纺织工业系统有职工55万人，国有轻工业系统有职工40万人。这两个系统的国有企业历史上贡献很大，曾经创造出众多的国内知名品牌。

1996年初，再就业中心在上海纺织控股公司和仪电控股公司率先成立。之前，上海纺织控股公司下属12家国有纺织企业准备破产，但因为职工无法安置一直不能实施；再就业中心建立后，先把职工托管出去，企业才得以进入破产程序。

对进入再就业中心的下岗职工，上海市明确不仅要“管”起来，还要想办法“流”起来，使其尽快走出中心实现再就业。为此上海市对下岗职工进行了大规模的再就业培训，帮助下岗职工提高再就业技能。上海市规定，全市各行各业需要招工的，都要先去再就业中心招聘下岗职工[1]。

由于多方面的支持和扶持政策，走出再就业中心、实现了再就业的下岗职工比重越来越高。在实际工作中，进入再就业中心实际上是一种“托底性”的安排，有了这个“底”，就可以采取更多的方式分流安置职工，如提前退休、自谋职业、停薪留职等。

对上海市建立再就业中心的成功实践，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经贸委和劳动部等部门及时进行了调研和总结并上报，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1997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会上充分肯定了上海市建立再就业中心的做法，决定在全国国有企业广泛建立下岗职工再就业中心，并明确了建立“三条保障线”的任务。

1998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再次召开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会后，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即“中发1998年10号文件”。这个文件对再就业中心建设和相关工作提出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要求。

两次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后，各地再就业中心建设明显加快。到1998年底，全国各城市的再就业中心已经基本形成网络。

依托再就业中心平台，各地政府根据国务院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又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主要方向是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

再就业中心安置的主要是破产企业或困难企业的下岗职工。在三年改革脱困期间，一些经营状况比较好的国有大型企业也在想方设法减少企业内部的富余人员，主要方式是“内部退养”和“协议解除劳动关系”。

在依靠再就业中心分流、安置、管理下岗职工的同时，我国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也在加快。2001年国务院下发了《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决定从当年7月起在辽宁省开始进行试点。

辽宁省的试点工作开始之后，国务院下发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基础性文件，涉及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多个方面，构建出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的政策框架。

从2003年开始，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各地陆续开始撤销再就业中心。此后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不再进入再就业中心，而是直接进入社会保障系统实现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的“并轨”。

“再就业中心”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它标志着一段特殊的改革历史时期。在国有企业改革脱困任务非常紧迫的形势下，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社会保障系统无论如何也来不及。党中央、国务院肯定了地方建立再就业中心的成功经验，并在全国进行推广。这是意义重大、非常及时的决策。

在1997-2003年期间，国有企业累计有2700多万名下岗职工进入了再就业中心，得到了有效管理并保障了基本生活，其中有1850万人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实现了再就业。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临时性的替代物，再就业中心直接支持了当年的改革和结构调整，缓解了国有企业职工大规模下岗对社会稳定的冲击，为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编辑  季节）

跨境电商开创国际贸易与合作的新形式

作为国际贸易的新形式，跨境电商通过借助互联网科技，减少了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重塑了国际贸易的价值链，创造了国际贸易的新格局。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成熟，传统贸易中上架商品就能出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不仅意味着要开创新的国际销售渠道，而且企业还要具有较强的品牌意识。

随着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CEP）正式生效，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拥有巨大市场规模和更高开放程度、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开启。RCEP成员国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新西兰，澳大利亚；中国，韩国和日本， 是15个国家构成的超国家经济体（10+2+3）。RCEP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建立发展共荣的世界经济重要措施，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合作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准入等，涵盖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竞争政策，政府采购，鼓励发展中小企业等内容。在货物贸易方面，政策开放水平达到90%，投资方面用负面清单的方式，进行投资准入谈判，十年内降至零关税的承诺。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协定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中国和日本首次达成了双边关税减让安排，RCEP的签订被视为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覆盖总人口覆盖22亿人，占据世界人口的30%，15个成员国创造的GDP达到25.6万亿美元，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29%，区域内贸易达到10.4万亿美元，占据全球贸易总额的27.4%。

江西省跨境电商发展迅速

江西省的跨境电商发展迅速，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本文以江西赣州跨境电商产业园、江西省共青跨境电商产业园，上饶跨境电商企业为调研案例，分析RCEP背景下企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江西省跨境电商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江西省受限于地理位置，对外贸易物流成本较高，跨境电商出口发展迅速。据海关总署统计，自2013年起，江西省进出口贸易总额一直居于中国各省市中位，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但与广东等沿海地区相比仍然有10倍以上的差距。但江西省根据自身特点，抓住跨境电商突破发展瓶颈，跨境电商交易额占进出口总额的占比不断提高，持续高于近年来全国跨境电商平均增长速度。

从经营主体看，截至2022年10月，江西开展进出口业务企业6550家，同比增加14%。其中，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且增速最快，进出口4177亿元，同比增长45.3%。从市场结构看，2023年1-10月，江西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1868.6亿元，同比增长71.4%；与RCEP贸易伙伴进出口总额1949.7亿元，同比增长68.2%；对东盟、美国、欧盟前三大贸易伙伴进出口总额同比分别增长82.1%、15.1%和27.8%。从贸易结构看，跨境电商新业态带动作用显著。2023年1-10月，江西企业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综合管理平台的进出口规模稳居全国第4位，同比增长1.9倍。从产品结构看，太阳能电池、锂电产品出口倍增：太阳能电池出口规模居全国第4位，锂电池出口规模同比增长73.9%。

（2）江西的进出口产品种类较单一，产品附加值较低。据统计，江西省跨境电商主要以跨境B2B作为主要交易模式，以出口交易为主；因国内消费升级，进口交易占比逐年提高。本省跨境电商进口产品主要包括机电产品、3C电子产品、消费品（母婴用品、护肤化妆品、保健品、服饰、零食及日常用品），而3C电子产品（计算机、通信、消费者电子产品）、服装服饰、配件、机电产品等为主要出口产品。从总量上来看，出口产品中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较低，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

（3）进出口市场单一。江西省跨境电商出口商品主要流向东盟、部分欧洲国家、非洲、美国和日本，进口商品主要来自东盟、部分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江西省与“一带一路”沿线亚非欧国家贸易交往日益密切。2017年，江西省与土耳其、波兰、以色列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增幅近95%。

 跨境电商对江西省对外贸易的影响

跨境电商促进了江西省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在传统出口外贸中，我国外贸中加工贸易占了很大比例，近年来由于工资水平逐渐增长，低工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获取大额订单的难度增大。大企业销售产品多样、渠道稳定，有强大的制造业技术支持，以及线下实体店和海外仓的支撑，在大批量订单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中小企业处于下风，必须进行出口转型。通过跨境电商B2B，中小企业瞄准了国外的小订单市场。大企业不能兼顾的小批量、高频次、规格多样、备货不易的订单，却适合从事生产质量精度要求不很高的易耗件的中小企业。而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进行交易，利润率远高于通过国内外代理商的交易，并且有利于客户积累和品牌推广。

在差异化订单的生产过程中，促进生产企业通过创新生产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并从低附加值的代工转型为高附加值的研发和品牌创建。此外，目前大部分江西中小工业企业在国内市场并无明显竞争优势，向跨境电商转型则可找到适应自身情况的差异化市场，找到发展壮大的空间。

RCEP为跨境电商中小企业带来发展机遇

关税减免提升利润空间

随着RCEP的正式实施，区域内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削弱，商品的出口难度下降，商品的配送与销售也变得更自由。对企业来说，最大的实惠是原来90%的关税有可能变为零关税。RCEP带来的关税减免红利，加快了企业在“一带一路”市场和新兴市场的布局。

例如，RCEP正式落地以后，中国和日本有可能实现零关税自贸协定。中国将对于超过86%的日本产品实行零关税，同样日本对于88%的中国产品实行零关税。RCEP带来的政策红利，加快了中国外贸企业开拓日本等区域内市场的步伐，并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供应链融通，物流效率加快

RCEP的生效带来的是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共赢，将为资源及技术的流通营造更为便利的国际环境。

RCEP采取预裁定、抵达前处理、信息技术运用等促进海关程序的高效管理手段，简化海关通关手续。涉及跨境物流的多个环节，包括降低甚至消除邮政小包征收关税的风险、降低海外物流仓储建设成本等，港口航运、跨境电商等企业将直接受益。

贸易便利化提升，推动数字化转型

RCEP拥有的一个新特点是数字化升级。数字化属于贸易便利化的一个方面，与传统贸易形式不同的是，RCEP提倡的无纸化贸易、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等，一方面促进了贸易便利化的提升，另一方面是对跨境电商的重大利好。

RCEP希望通过推动贸易数字化提高区域内贸易效率，带动区域内外贸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升级。数字化不仅包括交易端的数字化，也包括外贸整个供应链的数字化。例如，企业通过大数据了解消费者需求，跨境电商在全流程中使用ERP管理等等，整体实现数字化，最终提升效率，实现外贸的转型升级。

降低跨境交易成本

RCEP从两方面降低跨境交易成本：一方面，RCEP关税减免带来原材料等进口成本降低，成品价格更具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通过贸易便利化带来的时间和人力成本的降低，使贸易全流程提速，从而进一步提高跨境电商企业的盈利能力。

营造良好的电子商务环境

目前，我国跨境电商的发展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在RCEP区域合作下，可以向其他成员国提供我国的成功经验，助推我国跨境电商模式的推广。特别是对于电子商务的大力提倡，有利于加速区域内电商模式的完善，实现共同发展。电子商务合作及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行，将会为行业发展与监督提供保障。

RCEP背景下跨境物流对我国中小企业的挑战

跨境物流效率低下

跨境电商的物流模式主要包括跨境直邮和海外仓。直邮模式有邮政包裹，国际快递，专线物流。由于RCEP成员国基础设施普遍落后，通过跨境直邮则配送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有些长达一个多月。处于内陆的江西省，跨境物流的运输与配送时间问题较突出，短则半个月到一个月，长则数个月，如遇到购物旺季，物流时间会更长。另外受限于各国的通关政策和繁琐的业务流程，跨境物流效率普遍低下。这些都成为制约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屏障。

跨境物流成本高昂

跨境电商的高成本主要来自低周转率和交通设施。低周转率导致库存成本攀高，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的物流管理费用偏高，发达国家的库存成本为5%左右，我国高达10%。在货物运输方面，近年来我国铁路运输占比一直低于10%，公路货运量占77%左右，公路的运输成本远超铁路。江西省因运输费用占比较高和公路运输居首位而导致物流成本偏高（当然公路运输有灵活快捷的优点）；由于公路、铁路和水运多式联运设施不全，生产企业选择不多。

客服和售后薄弱

客服和售后是很多跨境电商的短板。江西省跨境电商在国内并没有实体，无法及时有效地提供售后服务，针对跨境电商的退换逆向物流，通常比较困难。

售后的问题主要包括：订单问题，物流问题，退换货问题和买家差评问题。一个合格的卖家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追踪并及时处理。除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使用英语，其他东南亚国家使用的是小语种，江西省在外语售后服务沟通上存在较大困难，一般跨境电商客户的购物体验感较差。

跨境电商专业人才稀缺

《“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显示，2025年，我国电子商务领域相关从业人数将达到7000万；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增长至2.5万亿元。未来五年，预计我国电商人才缺口达985万人。江西省属于人才流出大省，在电商行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电商人才成为影响企业发展的三大瓶颈之一。从2008年起，我国电商从业人员规模不断增长。跨境电商涉及国际贸易和电子商务两个领域，从业人员要具备较好的英语水平，既需要推广营销、跨境物流、美工摄影等专业性人才，又需要熟悉平台运营技能和大数据、金融服务的综合性人才。

加快跨境电商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跨境贸易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既体现在消费层面，也涉及技术因素，包括如何借助技术工具更好地识别和抓住客户、创造需求。跨境电商的消费需求具有不稳定、不确定性，需要企业敏锐捕捉市场机遇，并借助数字化手段努力提高应对不确定、不稳定风险的能力。客观地说，江西省跨境电商的优势并不明显，尤其是在B2C模式上，其发展仍然面临地域文化差异、物流配送难、支付信任以及宽带成本和网速限制等现实问题。RCEP的签署，对于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解决路径，完善跨境电商促进政策，支持跨境电商发展，适应产业革命新趋势都是可行之策。RCEP重点提及，要鼓励搭建跨境电商发展服务平台，推动配套物流服务体系建设以及支持和建设更多的海外仓，这将加速我国跨境电商转型升级，提供更多优质产品，服务更多国内外消费者。

优化跨境电商发展路径应多措并举

运用数字技术布局海外仓

RCEP生效后，区域内国家间货物交付时效将提高，跨境物流主要取决于境内物流和境外物流的时效，使用海外仓的模式能够有效解决跨境物流效率低下问题。跨境电商中小企业可以选择第三方的海外仓或者一些跨境电商平台的官方海外仓库，从而减少前期投入成本。很多第三方海外仓会为新入驻的商家提供首月、首季、首年免费的优惠政策，并且免去海外配送费，跨境电商中小企业首先将货物运至当地的仓库中，一旦有订单便可以立即发货，有效缩短了运输时间，客户的购物体验也得到提升。RCEP签署后，区域内各成员国的资源、商品流动、技术和服务资本合作以及人才合作将会更加便利，有利于创造价值和整合资源。这将给我国跨境电商海外仓的建立与运作、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建立以及国际人才的招聘带来巨大机遇。此外，通过优化RCEP区域内跨境电商供应链和价值资源，有利于缓解各种不利外部环境的负面影响，帮助我国跨境电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逐步攀升。

优化物流成本

跨境电商物流的产业链长，包括国内物流，海关，国际运输，国际海关，国际物流等多个环节，尤其是海关和商检，操作难度大、风险高，无形中增加了中国跨境电商的物流成本。跨境电商企业要尽快熟悉RCEP成员国海关程序，检验检疫等具体措施的落地，这有助于提高跨境电商中小企业地通关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1）订单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客户要求更改收货地址，如客户在发货前提出要求，那么直接更改即可；如客户在订单发货后更改地址，我们可以先记录新的地址，再去和物流人员沟通，看是否可以成功更改。无论如何，企业要将结果及时与客户进行反馈，如不能更改地址，则要详细说明理由并致歉，如果商品的价格不是很高，卖家也可以考虑重新发货。

（2）物流问题。一般来说会有以下两种情况：顾客看不到物流信息，或是商品运送时间过长。这时需要先向客户致歉，然后积极与物流人员沟通，查看最新的物流信息并告诉顾客，如果商品在运送过程中丢失，需要退款或者补发来进行处理。

（3）退货问题。常出现顾客对商品不满意，或是商品受损等状况。卖家需要先了解顾客退货的具体原因，如果是顾客的问题，需要说清退货的邮费和流程。如果是卖家的问题，可以沟通后看是否可以重新发货。

增强客服与售后服务

在RCEP背景下，优化跨境电商的发展路径，增强客服与售后服务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和消费者满意度的关键。增强客服与售后服务，可以通过市场调研、数据分析和客户反馈，了解客户的需求和行为，从而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企业要建立多元化沟通渠道，培训、建立客服团队交替制度或引进外包服务，及时回应客户问题和投诉。同时，引入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更好了解客户的要求和喜好，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创建客户满意度计划，并定期给予折扣，增加客户粘度。还可以通过收集和分析客户反馈与建议，并学习典型企业优点，持续改进服务、强化知识产权意识、构建安全的支付环境、确保平台上的产品信息真实准确等方式增强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

建设跨境电商人才队伍

在跨境电商日益发展和RCEP的背景下，培养一批跨境电商专业人才队伍是必不可少的。为此，培养物流人才，可以通过大学设置与电子商务相关的课程，增强校企合作，使中小型企业能够获得高素质专业性人才。鼓励中小型企业的员工积极参加国际会议、交流项目和国际合作，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环境，熟悉不同国家的贸易规则和文化差异,培养国际视野。在当下的复杂环境中，跨境电商的专业人才除了贸易和商业知识，还需要信息技术、数据分析、市场营销等多方面技能。对于培育跨境电商相关人才，政府应予以政策支持，以吸引更多的人了解、加入跨境电商行业，为跨境电商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建设跨境电商人才队伍需要高校、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优化数字化创新发展体系

在RCEP的背景下，中小企业提升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因素是优化跨境电商的数字化创新发展体系。一是加大科技研发投入，鼓励跨境电商企业引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区块链等前沿技术，进而有效提高中小型企业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降低成本。二是支持中小型企业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等手段改造效率较低的流程。同时，鼓励中小型企业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新型电商形式，以便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三是建立创新生态系统，促进跨境电商企业与学术机构、高等院校合作，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生态系统。四是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提供政策支持和激励，降低企业创新的风险和成本。

综上所述，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应充分认识RCEP的签署对于跨境电商行业的影响，全面提升自身竞争力。一方面，在提升产品、服务和企业自身的行业竞争力上下功夫，努力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产品的差异化、个性化、国际化、品牌化，同时注重保护好知识产权。另一方面，要具备创新意识，企业所经营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才是企业根本的竞争实力，要注重核心产品和技术的创新，提升消费者权益保障能力。

（编辑 宋斌斌 ）

在当前全球政治环境不明朗、国内经济增速放缓、重点领域风险交织以及房地产市场低迷等综合因素影响下，资产管理公司在业务拓展上困难重重，生存空间越来越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从实务角度分析资产管理公司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所面临的挑战，探讨资产管理公司在宏观经济不景气背景下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提出业务模式转型的思考。

资产管理公司业务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现阶段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发展主要面临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国内经济大环境不景气

当前，全球政治环境不明朗、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且重点领域风险交织，叠加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多数行业受到不利影响，资产管理公司业务的开展受到挑战。从宏观环境对业务的影响看，以房地产业务为例，资产管理公司传统的估值逻辑主要来自对房地产市场价格增长的预期，当房地产价格下行时，传统的估值逻辑遭遇挑战。同时，不动产的流动性大幅降低，其后端的处置受到了极大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4年4月，全国商品房新房年度累计销售面积达2.9亿平方米，同比下降20.2%，房地产新房销售端情况持续恶化。在此背景下，部分资产管理公司碍于前几年高价收购的资产包形成了资产积压，对新资产包的收购热情大减，行业信心受挫，对业务团队选择目标资产的前瞻性和专业性提出了较大考验。

新资产包转让成交大幅降低（三级标题）

信托、租赁、债券等非银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生成速度加快，但不良资产包供应的主要来源仍然是银行， 2023年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置不良资产3万亿元[1]。以云南省为例， 2023年云南省银行业一手资产包转让规模大幅下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国家对银行利润考核要求降低、核销资源倾斜和资产包转让估值不及预期等因素，导致银行转让资产包的意愿下降；二是部分银行经历了过去5年大量不良贷款转让后，目前产生的不良贷款主要集中于大型民营企业和国企违约，这类不良贷款不适合对外转让；三是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策略在不断优化，在一定程度上将不良率控制在较低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以来，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均低于2%，2023年年末，该值为1.6%；四是银行自身的不良贷款处置能力在持续提升，通过内部核销和自主清收的方式处理了一部分不良资产，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也可以将质量相对较高的不良贷款交由旗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处置，从而减少了对外转让的需求。总体来说，对于资产管理公司而言，银行端的不良资产供应在减少。而非银行不良资产诸如信托、租赁较难接受较大折扣的转让价格[2]，市场上不良资产的真正转让成交规模大幅降低。

优质标的资产稀缺，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在不断缩小（三级标题）

一方面，流动性好的资产较为稀缺。从当前不良资产处置市场来看，流动性好的标的资产较为稀缺，如一些交通便利的物流、工业、产业用地，一些稀缺位置的住宅，银行方面通过司法执行便可实现处置回现，较少转出给资产管理公司，即便转给资产管理公司，留给资产管理公司的利润空间也较小。另一方面，资产管理公司过度关注标的资产现阶段的流动性，导致可收购的资产范围较小。目前资产管理公司以商业、写字楼、酒店、商业土地等为底层资产的债权流动性极差，市场上少有人关注。而资产管理公司又十分关注底层资产现阶段的流动性，较少研究如何对问题资产赋能、创造流动性，致使可收购的标的资产越来越少。

资产管理公司同质化竞争严重，业务创新能力不足

目前，资产管理公司以“打包、打折、打官司”处置不良资产的“三打”模式依然是主流，但简单的债权转让和司法处置难有大的经济价值创造。而“重组、重整、重构”的“三重”思维鲜有突破，底层原因是资产管理公司制度创新和专业人才保障基础薄弱。“三打”模式遭遇瓶颈，“三重”模式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综上所述，资产管理公司业务发展面临的挑战既有宏观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又有以银行为主流的交易对手方在不良资产转让方面认识的变化。对于资产管理公司而言，除了外部条件的客观变化所带来的约束，内部也存在主观创新意识和专业服务能力的不足。

资产管理公司业务发展动力不足的原因

行业信心不足

经济不景气限制了不良资产的后端处置，导致资产后续的处置周期拉长、处置预案不及预期、处置方案实施受阻，不良资产的流动性受到了严重影响。同时前期接收的部分资产贬值形成的账面亏损，造成了资产管理公司的恐惧心理。鉴于当前经济和行业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资产管理公司在资产评估和价值发现方面的能力有限[3]，导致在资产估值时采取了较为保守的策略，进而使得交易难以达成，根本原因在于其对市场的不确定性感到信心不足。

资源整合不够

过去资产管理公司大部分不良资产是通过简单的债转方式实现处置，以赚取债权转让的溢价收益，还有部分资产则通过司法手段实现处置，以获得底层资产变现回报，但这些手段在不良资产的增量价值创造方面相当有限，很难保持可持续性，而真正通过资源赋能实现资产增值后退出的案例却极为稀少。特别是以房地产为主的底层资产处置难度增大以后，资产管理公司普遍缺乏化解思路，造成资产积压、持有成本攀升。

制度创新不力

制度创新是一个企业的活力所在，资产管理公司在产品和业务模式创新方面缺乏试错机制，很难引导项目人员创新。如高价收购的资产包无法接受损失对外转让，很难与债务人达成债务化解，不愿参与复杂项目，担心模式创新有违监管要求，过度夸大国资损失范围等等，这些都限制了不良资产的化解通道。

资产管理公司业务模式转型的建议与思考

当前，不良资产管理行业发展遭遇瓶颈，资产管理公司寻求可持续发展，需要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加强制度创新引导、谋求业务模式转型，鼓励业务模式和产品创新助力自身业务发展。

强化功能性定位，助力金融强国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中小金融机构、地方债务和房地产风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

资产管理公司在防范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是加大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帮助银行等金融机构剥离不良贷款，提高其资产质量和持续经营能力，降低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二是优化信贷资源配置，通过收购和管理不良资产，将信贷资源重新配置到生产效率更高的领域，提高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三是服务实体经济，参与问题企业的风险化解，通过债转股、资产重组等方式，帮助受困企业摆脱困境，促进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四是服务国家战略，助力国家重点领域风险的防范化解。服务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加大该领域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并参与其兼并重组。通过收购债权、增量投资、代管代建等方式，参与化解房地产风险。

提升资源整合能力

资产管理公司通过“三打”模式很难谋求较大发展，而实现“三重”模式，则需要团队能够融会贯通地运用资产评估、资本运作、风险管理、法律合规、跨市场运作和多部门协作等多种能力，对团队的综合管理能力及资源整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盘活一个项目，不但需要对资金、市场、技术等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而且过程管理方案也相当重要。如烂尾楼盘活项目中，需要专业法律评估服务团队、资金供给、建设管理、开发运营、销售推动、金融资源等多方力量结合才可以实现；一家困境制造型企业往往需要多种生产要素组合才能盘活。不良资产管理行业不仅具备金融行业的属性，更需要金融与实业的有效结合，嵌入投行和产业思维中，才能很好地发挥出行业应有的价值。比如信达资产协同信达地产共同参与烂尾楼盘活的案例便是较好的实践。

加强制度创新引导

制度创新涉及多方面，笔者从债务人和解方式的应用探讨，根据一线实践经验，在不良资产处置端，债务人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作用。但过去资产管理公司慎用债务和解方式，转而让债务人通过其他非关联企业或个人以债权转让方式达到资产管理公司处置清收目的。2022年8月2日，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财金[2022]87号），明确规定“金融企业所转让的不良资产不得折价转让给该资产原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关方”，对资产管理公司在债权处置方面形成了监管约束。笔者认为，与其通过向不关联人转让债权以达到债务化解的目的，不如探讨与债务人和解的可行性，这不仅可以减少法律诉讼的时间和成本，同时也有可能恢复债务人的还款能力，实现资产的价值最大化。在处置制度方面，可以通过设计好债务和解、债务重组的基本业务条件，提高债务人参与债务化解的积极性。资产管理公司慎用债务和解方式有一定的原因，但相比于走“侧面”，走“正门”解决债务人配合度的债权处置方式也值得尝试。

关注破产项目和抵债资产机会

当前破产重整领域投资热度高涨，企业破产行为越来越多，破产制度也在不断完善。自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首次引入重整机制以来，A股共有超过100家公司顺利执行了破产重整计划。自2019年开始，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数量攀升，破产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的A股上市公司数量从2018年的3家增长至2023年的15家[4]。

破产管理对资产管理公司是不可回避的话题，某种意义上每个债务人的终点都可能是破产。从实践来看，相比长期执行难的问题，破产反而能更系统性全局性地处理债务问题。随着破产重整市场的持续活跃，资产管理公司也在加大该领域的参与力度。以上市公司的破产重整为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3年法院共裁定批准了15家A股上市公司的重整计划，其中有9家获得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或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重整投资[5]。资产管理公司可以通过收购破产债权、投共益债、做重整投资人，购买破产企业资产后增加投入新的要素以实现资产盘活，并通过市场化退出等方式获取收益。特别是在一些优质困境企业中，还可以通过整合资源，设立不良资产基金或者信托基金，联合产业投资人、社会投资人和行业精英及行业优秀管理团队协作，做深做透单个项目，通过生产要素重组、企业重整和行业重构等方式盘活企业，最终在企业恢复生产并具有稳定的现金流创造和价值创造时，再通过股权转让、企业上市或出售给上市企业实现退出，获取超额收益。当前，在国内大循环背景下，除了一些优质的地产项目外，还可以关注资源类困境项目或产品需求量大的制造企业。

除了破产项目外，抵债资产也是资产管理公司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难题。当前，大多数资产管理公司极力排斥抵债资产，主要原因是抵债资产不但增加持有的税费成本，资产收益率低，管理和处置难度大。但资产管理公司若能有一个优秀的抵债资产管理团队，通过对抵债资产注入资源，完善其利用价值，赋予其创造现金流的能力，后端的处置手段则能够更加灵活，资产的溢价也会增大。参考美国黑石集团的做法，目前云南资产设立了抵债资产管理部门。

多元化处置不良资产

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时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和方法，能够提升资产的处置效率和效果，如市场化债转股、资产重组、资产转让、资产证券化、破产重整和拍卖等多种方式。不同类型的不良资产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风险，多元化处置策略能够适应不同市场环境和资产特性，提高处置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有助于最大化资产价值，更好地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促进资产的快速流转，提升资产流动性，缓解资产管理公司的资金压力，增强市场竞争力。

提升团队核心业务能力，提振行业信心

资产管理公司要转型突破，离不开专业人才团队的支撑，更需要团队的综合管理和资源整合能力，因此建立学习型的企业文化、鼓励创新也相当重要。资产管理公司业务人员需要不断加强行业政策学习、加强产品研究探索、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优化业务模式，与更多的行业资源建立深度合作，不断丰富自身技能包。复杂的环境对团队的应战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拥抱不确定性、正确认识风险，才能基业长青。

（编辑  杨利红）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风向标。县域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立足区域实际，积极求变，主动应变，在准确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内涵实质的基础上，锚定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四新”经济，探索打造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近年来，龙口市以巩固和扩大在山东省县域经济中的领先发展优势为目标，将培育壮大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作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提高发展质量效益的核心动能，坚持存量变革与增量崛起“双轮”驱动，企业主导与政府引导双向发力，持续推动“四新”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为加速全市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进程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新”经济发展日新月异

新技术多点发力，创新驱动力显著增强

龙口市以创建技术密集型城市为目标，深入实施科技创新“牵手计划”“星光计划”“攀登计划”和制造业机器换人工程，引导企业不断加大研发创新和技术改造投入，全面加快铝型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纺织服饰等传统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升级步伐，积极推动制造业创新能力跻身全国县域前列。在科技创新方面，截至目前，全市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55家，国家级研发平台16处、省级研发平台40余处，50多家企业在国内外大中城市设立研发中心；累计引进国家A类高层次人才80余人；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6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3项，国家专利金奖3项；企业研发经费占比和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分别达到3.59%和55.27%。在技术改造方面，全市年工业技改投入超过2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装备数控技术应用率达到90%以上，800多家企业实现了加工装配的自动化和精密化；全市企业共拥有数控机床、数控加工中心20000多台（套），数字化制造装备率显著提高；域内80%以上的骨干企业实现了“上云用云”，新产品开发周期平均缩短30％，生产效率平均提高25％，整体效益平均提高50％以上。2023年，龙口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511亿元，人均20.6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118.8亿元，位列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第八位。

新产业接续突破，经济增长点不断增多

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龙口市不断聚焦新技术衍生而出的新产业，大力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生物与新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引进一批代表未来产业升级方向的重大项目，以及具有带动性的新技术、新工艺，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提升步伐。山东省“一号”工程裕龙岛炼化一体化项目正在建设中，其中一期投资1493亿元，预计2024年年底全面投产后，产值可达1100多亿元，助力龙口市进军高端化工新材料产业；携手华为公司打造的大数据产业园，是华为唯一一个在县级地区建设的数据中心，围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方面打造产业集群；打造占地面积约3.1平方公里的东海生命科学产业园，重点发展创新药物、高端医疗器械、特医食品等众多科技前沿板块。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电子信息等空白产业相继实现破题。

新业态长势良好，产业融合化进程加快

龙口市积极顺应产业融合发展大趋势，通过高新技术渗透、线上线下融合、产业内部重组和产业间互补延伸等方式，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助力新业态蓬勃成长。一是围绕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鼓励传统制造业企业积极通过自建平台、利用第三方电商平台开展电子商务营销，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二是围绕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大力发展大数据平台、研发设计、会展服务、检验检测、融资租赁、第四方物流等服务业新兴业态。三是围绕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按照农业“新六产”的发展方向，促进农林牧渔业与加工、流通、旅游、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制造、农村电商、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打造农业产业化升级版。

新模式不断涌现，综合拉动力持续提升

依托新技术、新产业，优化整合各类优势资源要素，加快推进商业模式创新，积极抢占产业链、价值链高端。一是平台经济模式。依托港口资源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基础，积极引进建设大宗商品市场、权益类交易场所、无车承运等平台经济产业，并通过平台载体吸引上下游企业和贸易企业入驻，实现产业发展的乘数效应。二是共享经济模式。依托骨干企业在研发平台、生产设备等方面的基础优势，按照“全域规划、全域共享”的思路，加快建设产能共享中心，为中小企业和创新创业人员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产能支撑。

“四新”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二级标题）规模总量偏小

近年来，虽然龙口市“四新”经济呈现多点开花、蓬勃崛起的发展态势，但受制于县域城市发展的滞后，整体上全市“四新”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分散、产业关联度低，大多是萌芽状态、自由发展、单打独斗，难以形成拳头优势、规模效应。尤其是人工智能、云计算、3D打印等新技术仍处于零星运用阶段，信息技术、生物新医药、化工新材料等新产业项目尚未大规模达产达效，两化融合、军民融合、线上线下融合等新模式尚未真正发挥催生效应，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模式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

发展层次偏低

龙口市“四新”经济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成果转换能力、融合发展能力相对不足，处于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的产品较少，尚未形成具有国内一流竞争力、占有率和国际较强知名度、影响力的产业、企业和平台。

制约因素较多

在成本方面，包括产品研发、平台建设、设备改造、市场推广以及专业人才引进和培养等在内的前期资金投入较大、周期较长，企业投入成本持续追高，成果转换步伐不快，企业两化融合、智能升级的意愿并不强烈。在人才方面，受制于地理区位和城市能级，龙口市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相对有限。以互联网人才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向一、二线城市流动的趋势明显，且企业自主培养成本高、周期长，“人才少、留不住”已成为县域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主要障碍。

存在制度缺位

“四新”经济大多属于新生事物，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面的政策、标准以及政府的监管、服务等目前均滞后于“新经济”蓬勃发展的需要。例如，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应用过程中，需要对大量的设备、系统进行整合，对原有的流程进行梳理改造，但目前技术标准、安全标准等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且县域中小企业技术发展还存在很大的滞后性，企业“摸着石头过河”的风险很高。

“四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山东省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将烟台市列为新旧动能转换主引擎的“三核”之一，为龙口市“四新”经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龙口要以增强“四新”经济发展活力、放大“四新”经济带动效应为主攻方向，不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的全面联动，加快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步伐，逐步实现传统产业提质效、新兴产业提规模、跨界融合提潜能、品牌高端提价值的战略目标。

培育壮大“四新”经济规模

（1）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业态。制造业要重点运用新技术、塑造新优势。以实施制造业提升工程为抓手，引导企业积极实施“机器换人、上云用云”等改造，加快实现数字化设计、自动化生产、信息化管理、网络化协同。推动高端铝材料产业向国际市场和国内高端市场进军，扩大在汽车、高铁、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应用；推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向部件化、总成化迈进，加快突破整车生产；推动高端装备产业持续提升智能制造和集成配套水平，争取海工、数控等更多装备走向世界；推动化工产业绿色化、集群化，加快打造国内重要的高端化工新材料基地。充分利用传统服务业现有人才、技术、资金、装备、土地、厂房进行改造重组，积极发展平台经济、众包经济、创客经济、跨界经济、分享经济、会展经济等新型服务模式。以全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县建设为抓手，设立专项引导资金，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龙头企业进军农业“新六产”，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业态，向融合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和做强农业全产业链要收益。

（2）培育发展新兴产业。顺应科技创新和消费模式的演变趋势，强化人工智能、3D打印、机器人、下一代信息网络、智能网联汽车等具有新技术含量的创新产品的培育发展，全面抢占新产业发展制高点。新材料产业方面，以南山乙烷综合利用、道恩新材料产业园两大项目为龙头，吸引国内外优势企业跟进投资，延伸拓展裕龙石化项目等下游精细化工新材料产业链，加快打造千亿产业集群。军民融合产业方面，依托高端铝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推动骨干企业积极进军航天航空、精密制造、海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军民融合产业领域，积极探索龙口特色军民融合发展路径。生物与新医药产业方面，以医养结合示范市建设为抓手，突出抓好阿波罗生物制品等项目建设，侧重研发生产功能性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

加快夯实“四新”经济发展载体

（1）建设一批“四新”培育载体。围绕“四新”经济从无形到有形的催化，大力发展市场化、专业化、集成化、网络化的众创空间，鼓励和支持创客空间、极客空间、创业训练营、虚拟孵化器、创业社区等新型孵化器及科技创业苗圃、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企业加速器、小企业创业基地。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创新型孵化器、加速器等各类“四新”经济孵化培育载体，支持各类创新型孵化器与加速器、大学科技园、产业园、创意园等载体合作对接。

（2）打造一批“四新”集聚区。围绕“四新”经济从雏形到成型的培育，按照全市产业布局体系，聚焦重点领域，依托重点园区，从点上突破，形成企业集聚、产业聚群的生态系统，打造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四新”经济示范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3）突破一批“四新”关键技术。围绕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加快实施一批关键技术攻关，注重技术集成、装备研制和大规模应用，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推进产业创新升级。围绕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重点突破铝材料模具设计、合金熔炼、挤压工艺等关键核心技术，积极开展复合材料车轮研发及3D打印技术重点攻关；围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重点实施热塑性弹性体材料向高性能、多功能、绿色节能等方向的创新研究，加强工业机器人传感信息融合、智能人机接口、深海钻井装备等技术研发，以技术的集群性突破带动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4）转化一批“四新”科技成果。持续开展科技大走访活动，举办好科技成果推介会、“千人计划”专家龙口行、“两院”院士龙口行等对接活动，全面加深与各大科研院所的产学研政合作。同时，充分发挥龙口科技与人才（美国硅谷）交流中心以及德勤、康威、高力3家国际顶尖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密切跟进北京非首都功能产业项目转移洽谈成果，力争多渠道引进转化一批符合“四新”导向的前沿技术、重大项目和全新业态。

全面强化“四新”经济政策引导

（1）完善促进“四新”经济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政策。进一步增加技术研发、科创平台建设、成果转化、科学技术奖等方面的投入，研究制定降低“四新”企业准入门槛、运行成本的政策措施，健全以技术交易市场为核心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化服务体系，鼓励企业通过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方式，调动科技人员创新积极性，千方百计支持骨干企业和成长性企业集聚优势资源推动“双创”，通过“集众智、汇众力”，在增加有效投资、创造有效供给和引领消费需求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2）完善“四新”经济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政策。深入实施“聚才兴龙”工程，充分利用好人才引育专项资金，全面培养引进符合“四新”导向的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团队和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积极探索高校院所与骨干企业联合办学的模式，建设一处“四新”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围绕龙口市新经济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培养一批新兴产业领域紧缺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同时，进一步完善“龙口英才卡”制度，高标准提供从人才引进到落地的跟踪式、专员式服务，全方位解决人才在出入境、家属就业、子女入学、住房与医疗等方面的问题，切实增强各类引进人才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3）完善“四新”经济金融创新政策。发挥现有的中小企业转贷基金、工商联转贷基金的放大和带动作用，重点扶持种子期、初创期的科技型、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探索以市财政出资撬动、各类金融机构和民间资本踊跃投资、市场化运作的形式，设立 “四新”经济发展基金。继续加大对科技型企业上市的指导和扶持力度，积极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隆起资本市场的“龙口板块”。

创新“四新”经济监管服务制度

（1）建立健全问题发现解决机制。全面整合“四•二○”“双重点”等现有企业帮包机制，建立多渠道、广覆盖的“四新”企业诉求收集机制，加强问题梳理和甄别，通过专题协调和试点探索等方式，协调解决“四新”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抓住并用好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重大机遇，积极开展对上争请，广泛争取各类先行先试政策，全面突破“四新”发展瓶颈。

（2）探索创新宽松透明监管方式。认真贯彻落实各级关于简政放权的决策部署，着力减少“四新”项目前置审批和行政干预，进一步简化项目审批和优化管理流程。对“四新”项目，严格落实“容缺审批、并联办理”和项目建设“绿色通道”制度，确保用最短时间、最高效率完成审批。积极探索“条件管理+事中事后监管”的监管方式，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的手段，强化监管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发挥社会诚信体系对监管的支撑作用，构建严密透明的监管体系。

（编辑 宋斌斌）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新征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是推动生产力迭代升级、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新材料等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为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众多企业集团通过创建子公司等方式，探索开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产业发展新动能。在此背景下，企业管理者更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将先进的管理理念与具体产业实践有机结合，形成一套高效、实用的经营策略，引领企业踏上发展的“快车道”。笔者以金属复合材料企业为研究样本，将精益思想引入企业的成长阶段，总结为“四维赋能”方法，涵盖市场营销、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和成本控制四个维度，旨在为初创企业制定战略规划提供有益参考，对各领域的制造业企业均有一定指导意义。

精益管理的形成与内涵

精益管理思想起源于日本丰田的生产方式。20世纪初期，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凭借大批量流水线生产模式，稳居全球汽车市场领先地位。“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低迷，丰田汽车公司面临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受到美国超级市场模式启发，丰田汽车公司管理层创造性地提出“准时制”生产理念，同时将丰田佐吉的“自働化”思想应用于汽车生产中。经过长期实践与改进，丰田汽车公司前副社长大野耐一创建了丰田生产方式，并成功将其推广至日本汽车行业。随后，丰田生产方式进一步影响了日本多个行业，使日本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中脱颖而出。1990年，詹姆斯 P.沃麦克（James P.Womack）等学者在《改变世界的机器》一书中，首次将丰田生产方式命名为“精益生产”；1996年，沃麦克等又合著了《精益思想》，提炼精益生产的核心理念，将精益思想推广至企业管理的各个层面，提出了精益管理五项原则：正确定义价值；识别价值流，制定企业活动；使价值流动起来；根据需求拉动价值流；持续改善，追求尽善尽美。至此，精益管理实现了从实践到理论的跨越式发展。

精益管理以杜绝一切浪费、彻底降低成本为目标，以“准时制”和“自働化”为两大支柱，以持续改善为基础。其中，准时制（just in time，JIT）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力求“在必要时刻生产必要数量的必要产品”，剔除冗余环节，争取用最少投入，创造出最大价值；自働化不仅意味着用机器代替人力，即通常意义的“自动化”，还表示机器应拥有人类的判断力，能实现自动缺陷控制。一旦出现质量缺陷，机器将立刻停止工作，避免产出大量次品。精益管理已成为享誉全球的现代化企业管理理念，但是“精益管理是不能完全依赖进口的”，企业在引入精益管理时不能机械照搬国外经验，要充分结合本土行业环境和企业实际，不断创新与优化管理模式，使精益思想根植于企业发展的“血脉”中。

初创企业的“四维赋能”方法

当前，新材料已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物质基础。作为新材料的分支领域，金属复合材料在保留各层金属良好特性的基础上，显著提升了材料的力学性能、热电性能、耐磨性和耐腐蚀性。从原理角度，金属复合材料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通过普通加工无法连接的金属复合成一体的高新技术产品。这种材料由基体材料（基板）和增强材料（复板）组成，基体材料提供整体结构，增强材料赋予优良性能。制造工艺主要包括爆炸复合法、轧制复合法、爆炸-轧制复合法。相比于纯金属材料，金属复合材料节省了稀有金属和贵金属资源，降低了下游产品的制造成本，是先进金属材料工艺技术的发展方向之一。

我国金属复合材料产业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最初主要应用于海军装备，其后逐渐扩展至石油化工、电力能源、有色冶金等多个领域，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如今，我国复合材料制造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涌现出天力复合、银邦股份、四川惊雷等一批优势企业，为我国新材料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为解决“卡脖子”问题，各企业集团通过设立相关产品事业部或子公司，筑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业务基础，以应对日趋激烈的竞争。然而，初创企业普遍面临生产效率低下、人才储备不足、流动资金短缺和产品质量欠佳等挑战，亟须革新管理理念与经营方式。

基于精益管理思想，本文以金属复合材料企业为样本，从市场营销、技术研发、生产制造、成本控制四个维度提出了初创企业的“四维赋能”方法，助力企业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绩效稳步增长。

市场营销必谋于细

精益思想倡导“拉动式生产模式”，强调企业应根据客户需求进行投入和产出，消除过量的库存和在制品。与传统的“先生产、再销售”模式相比，拉动式生产模式能够降低产品积压风险。对于金属复合材料这种高度定制化的产品更是如此。因此，销售团队获得的客户订单至关重要，订单量直接决定了总产值。企业应将市场营销视为生产的起步环节，建立“强销售”模式，以订单拉动生产。在制定战略规划时，企业必须全面了解宏观经济环境与行业竞争格局，开展SWOT分析，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表1展示了某个金属复合材料企业的SWOT分析过程。

表1 某金属复合材料企业SWOT分析示例

金属复合材料下游应用领域丰富，特别是在高温、高压、强腐蚀等极端环境中具有优越性能。例如，钛/钢复合板因其出色的耐腐蚀性，在石油化工行业常用来制造精对苯二甲酸（PTA）反应器等设备，在火电行业被用作烟气脱硫设备的内衬材料。在水电行业，高强度、高耐磨的不锈钢复合板被用于制造导流洞排砂孔钢管、泄洪深孔埋件等关键部件，能够抵御较长时间的泥沙冲刷；在电解铝行业，铝/钢过渡接头的结合强度高、电阻率低，主要用于连接电解设备中的铝导杆与钢爪。另外，不锈钢复合管的耐腐蚀性良好，流体阻力较小，兼具碳钢的高强度优点；同时节省镍的使用，显著降低原材料成本，因此在城市供水、油气输送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可作为塑料复合钢管与传统水泥管道的理想替代品。

在生命周期中，企业既要避免“大水漫灌”，又要善于寻找先机，使市场营销工作由静态转变为动态：在初创期，企业应聚焦于基础业务，如钛/钢、不锈钢/钢、铝/钢等复合材料；瞄准细分市场，推动营销与服务的标准化建设，扩大现有客户群的销售总量；同时加强与行业领军企业的交流合作，稳步提升在电力能源、石油化工等传统下游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在成长期，企业需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整合客户资源，充分挖掘、引导客户的潜在需求；产品重心应逐渐转向“小批量、多品种、高附加值”的新材料，探索航空航天、有色冶金、轨道交通、氢能储运等非传统市场，主动向多个行业渗透，实现产品结构的持续优化。在成熟期，企业须尽力突破外贸市场，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国际竞争力，逐步发展为国内一流、在国际市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标杆型、智能化高新技术企业。

技术研发必依于实

价值是精益思想的出发点，需要由具有特定价格、能在特定时间内满足客户需求的特定产品来表达。企业应正确定义和识别价值，研究开发工作紧扣客户实际需求、生产出真正有价值的产品。金属复合材料企业要顺应“产学研”融合的发展趋势，不断夯实科技创新基础实力，以技术赋能生产；在研发过程中，可重点关注金属复合机理、爆炸参数设计、加工方式改良以及特殊材料复合工艺等领域。

为有序推进研发工作，企业首先要构建精细化、差异化的技术体系，确定工艺流程标准、产品质量规范和考核评估机制等内容，完善生产流程中的关键节点、职责分工和协同制度，建立“学习型组织”，获取相关资质与产品认证。其次，需加强与高等院校、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兄弟单位等的合作，学习最新成果与技术经验，引进优秀人才，借助合作平台对现有复合理论进行再认识、再创新。最后，企业在提高产出规模的基础上，可选择性地承接研发项目，为下一步的产业布局提供依据。研发项目应立足于客户需求，反馈于生产实践。在研发工作中，企业要追求效益最大化，评估每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避免陷入纯粹学术研究的误区。

企业通过研发投入推动工艺精进，实现稳健成长。新材料技术壁垒高、研发周期长，研发效益并不总在短期内显现，过度支出可能会挤占其他资源。研究表明，科创企业的研发强度（研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与企业绩效呈倒“V”形关系。这意味着，研发强度在超过某一水平后，反而会抑制企业绩效的增长。《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根据销售收入所处的区间，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强度做出规定。如果企业最近一年的销售收入超过2亿元，那么其研发强度须不低于3%。例如，根据2023年年报，银邦股份研发投入金额为17702.62万元，占营业收入44.6亿元的3.97%；天力复合研发投入金额为3672.15万元，占营业收入7.4亿元的4.96%。

生产制造必筑于优

精益思想的“价值流”指从原材料到产成品的全链条，“流动”原则强调价值的无间断流动。然而，在实际生产环境中，价值真正在流动的时间非常有限，“等待中的浪费”随处可见。若要提高生产效率，制造业企业必须尽力消除无效劳动，建立标准化的生产流程，通过外协合作压降成本，实现连续化生产。

工艺流程的优化升级是企业精益生产的必经之路。由于复合材料生产工序的复杂性，厂房选址、车间规格与内部设施布局对生产效率均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生产加工场地应包含洁净拼焊车间、预处理车间、总成车间以及一块宽阔的爆炸作业坪。爆炸作业坪必须远离居民区，如位于偏远山区或河床。在加工顺序方面，首先由洁净拼焊车间按照合同要求对原材料进行拼焊；随后，预处理车间负责板材的表面处理，使其粗糙度、平整度和洁净度达到工艺标准，并完成基板和复板的组配工作；接下来，在制品被运送至爆炸作业坪，由专业人员执行爆炸焊接操作；最后，总成车间承担后续加工流程，包括超声探伤、热处理、矫直、二次探伤、成品切割、抛光和包装等环节。如果生产设备按照流程线性排列，那么总成车间的理想长度应不少于200米，每跨宽度至少达到25米。运用“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5S现场管理法，避免原材料与在制品的堆积，保障生产现场的有序、整洁与安全，加快工序流动速度。

外协合作正成为推动企业向轻资产转型、培育“第二增长曲线”的重要模式。为了最大化地利用产能资源，企业倾向于将市场化程度高、技术含量与附加值较低的工序外包给专业厂商。这种选择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企业自身的人员和设备不足，或生产负荷已接近极限；缺少必要的技术支持；外协加工质量上乘、成本低廉；从全局利益出发，外协比自行加工更具优势。对于初创企业来说，由于轧机价格高昂，自行搭建完整的轧制生产线显然不切实际。因此，更经济的策略是与钢铁厂开展合作，将轧制环节外包出去。这样不仅能降低成本，还能保证工艺的专业性。在企业内部，外协过程需要多部门开展紧密配合。其中，生产部门负责制定外协加工计划，对潜在外协厂商进行资质审核与价格比较，选定合作伙伴，视情况建立长期协作机制；技术部门负责准备外协产品所需的加工物料，明确技术标准；在外协产品返回企业后，质检部门将对其进行严格检验，合格的产品将被库房接收，并流转至下一生产环节。图1展示了金属复合材料的价值流动路径，其中虚线表示使用外协的轧制复合法、爆炸-轧制复合法。

在质量管理方面，精益思想认为“质量要在本工序制造”，即质量检验贯穿价值创造的全过程，每道工序都直接影响产品质量。金属复合材料生产要做到“三个保证”：一是技术保证，企业需持续改进金属复合材料的表面处理技术，提高复合板材界面波纹快速成像水平，不断更新检测手段，在硬件层面筑牢全面质量管理的基础；二是人员保证，操作人员要经过严格的培训与考核，熟悉各项操作规范和安全准则，电工、焊工等关键岗位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格执行自检制度；三是标准保证，确保爆炸作业、后续加工的每个环节都严格遵守工艺标准，并设专职人员监督执行情况，避免将次品输送至后道工序。总而言之，只有在全面质量管理的指导下，准时制生产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优势。

成本控制必求于精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指出，“在企业内部，只有成本”。现阶段，“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已成为众多企业集团的工作重点。基于精益思想的市场营销、技术研发、生产制造赋能方法，均是从“增效”角度出发，旨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从“降本”角度，企业还应该有意识地消减浪费，追求尽善尽美，将成本控制纳入全面预算考核体系中，实现全员参与精益管理。由于成本控制的覆盖面较广，本文选取存货、能耗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推行“零库存”理念。“零库存”指物料在生产经营各个环节都处于或即将处于周转的状态，有助于企业提高存货周转率、释放流动资金、节约管理费用。在拉动式生产中，销售环节是整个生产活动的起点。从供应链角度，精益企业应致力于减少库存，实施存货集中化管理，防范化解流动性风险。对于金属复合材料企业，一方面，产品定制化特点为其实现“零库存”目标提供了便利，采购活动通常在收到订单后开展，减少不必要的库存积压；另一方面，由于金属复合材料供货周期较长，企业可能面临大量应收账款，采取预收款方式不仅有利于良性回款，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客户违约风险。

精细化节能降耗。在日常运营中，企业应牢固树立勤俭节约理念，针对可能产生资源浪费的环节，采用精细化的管理措施。在节能方面，企业可采取能耗信息化管理、避峰生产、线路改造、灯光控制等举措，降低用电费用；在降碳方面，企业可在厂房屋顶安装分布式光伏发电装置，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比重，打造“零碳工厂”。在减耗方面，由于爆炸复合所用的炸药属于耗材，企业应定期开展爆速测试，持续优化爆炸参数，严格按照既定标准控制炸药使用量；对辅料、器材和工具等做到物尽其用，并将可回收与不可回收的物料进行分类处理。

精益管理助力制造业企业高韧性发展

精益管理是丰田生产方式的提炼和延伸，总体呈现螺旋式发展过程。精益生产所蕴含的“准时制”和“自働化”的思想，使丰田汽车公司平稳渡过了资金短缺阶段，最终成长为汽车业的头部企业。在全球制造业的发展史中，精益生产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实践的打磨，精益生产升华为精益管理，逐渐成为各行业追求的先进管理哲学。综合来看，精益管理适用企业活动的各方面，有助于企业及时跟进市场需求，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持续提高运营效率，全面控制产品质量。

当前，国内外宏观形势错综复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深度调整。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着多重考验：一方面，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正在加速改变世界，催生出众多高新技术企业；另一方面，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压力面前，旧的生产观念与管理模式不可持续，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刻不容缓。所谓“高韧性发展”是指，企业经营活动能有效抵御外部风险、提高内部实力。精益管理为高韧性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框架，契合现阶段制造业企业倡导的“降本增效”理念。

基于精益管理的五项原则和“四维赋能”方法，制造业企业实现高韧性发展需要多措并举：第一，开展精准化市场布局，打造强有力的销售团队，以订单拉动生产；第二，研发依靠实际需求，挖掘产品真实价值，发挥资金投入的最大效用；第三，消除等待中的浪费，建立标准化的生产线，实施全面质量管理；第四，推行“零库存”理念，精细化节能降耗，做到全员参与、持续改善。

（编辑 宋斌斌）

当前世界逆全球化趋势明显，各种不利因素增加，我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较为复杂。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加强企业创新能力；，坚持新发展理念、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断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持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环境

得益于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不到2%，上升到2023年的18%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多年来持续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增长动力，为全球贡献了最大增量。面对我国崛起与影响力的日益提升，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为了打乱并抑制我国发展进程，推行脱钩断链，实施高科技封锁，把正常的贸易往来泛安全化、泛意识形态化，以“去风险”为名，构筑“小院高墙”。采取限制对华投资、给我国企业“走出去”设置各种障碍，要求相关国家选边站队，在重要产业链上“去中国化”。在世界上产业链、供应链、科技贸易合作中全方位地去中国化。可以说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而国内方面，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处于较高水平，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产业转型升级不够及时有力，比较优势持续衰减使我们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局面。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不断出台和完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持续加大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保护和支持力度，大力推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但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市场化经营机制不够完善，资源配置效率不够高，创新能力不够强等较多的深层次问题。在经济下行、地方财力出现困难的时候，地方政府指导企业经营活动的情况会增加。政府希望当地企业能够履行更多义务，承担起稳定一方经济的责任。此举本无可厚非，但部分方式带有较多的行政化色彩，有悖于市场经济规律，并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影响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擅长的仍是在现有技术上的应用创新，在基础研究和“从零到一”的首创性技术创新能力，较世界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部分关键领域易被“卡脖子”。据2023年8月2日《财富》杂志发布的世界500强榜单显示，世界500强榜单企业平均利润为58亿美元，美国入围企业为80亿美元，我国入围企业为39亿美元；我国上榜企业平均销售收益率为4.7%，美国平均数为8.3%，剔除银行业上榜企业，中美企业之间的盈利差距进一步扩大。从榜单数据和企业类别来看，美国企业的研发投入、研发强度同样高于我国企业，美国企业的超高收益主要来源于科技实力，我国企业的高额收益则主要来源于行政许可。另外，根据近几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显示，我国已经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我国创新综合指数排名基本上在12名左右，但在制度、市场成熟度、商业成熟度、创意产出等一级指标方面仍较大幅度落后于综合指数排名。以上情况说明，创新能力不足仍是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如何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投资、出口、消费增长率中枢缓慢下移和企业竞争能力不够强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我们只有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加大创新投入，提升创新能力，才能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一是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当下恢复经济增长动力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企业家信心问题，如企业主多反映政策易变、无所适从。所以各级地方政府要努力营造持续稳定的政策环境，做到标准公开、规则公开，切实防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让广大民营企业家心无旁骛，搞好经营管理、扩大技术创新投入。各级政府部门应主动下基层，送政策、送服务，多与企业沟通。在制定和修改行政法规及有关文件时，充分听取企业意见，逐项破除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隐性准入壁垒，想尽一切办法为企业发展赋能，努力当好“店小二”。

二是坚持新发展理念。每当经济增速下滑离开预设目标，政府都会采取有力的金融和财政支持政策，，一次次帮助我国经济“涉险滩、攀高峰”。但所有的调控政策都有两面性，即在发挥积极作用的时候，也会有负面影响，甚至政策的边际效应逐渐减小。今天我们必须为长期积累的问题寻找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调控政策务必兼顾短、中、长期经济目标，注意火候、把握分寸，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有针对性地实施“喷灌”“滴灌”。过度的刺激政策容易扭曲正常的经济运行秩序，向社会发出失真信息，容易令企业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后遗症也会比较明显，纠偏的代价会比较大，最终会影响企业发展和影响经济发展质量。

三是持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高不高，主要取决于市场化改革是否到位，各级政府要尽量减少资源的行政型配置比率。国有企业要专心做好自己的优势产业、关键产业，有所为、有所不为。另外，地方保护不利于公平竞争，容易造成资源错配，我们不能让统一大市场规模效应因为区域分割、区域保护受到削弱。

四是持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当前，我国面临的“卡脖子”技术问题仍然较多，如半导体设备、软件系统、高端数控机床、医疗器械、生物医药等领域都有各自“卡脖子”问题，面广量大。国家科研机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需要共同努力，协同攻关。民营企业贡献了我国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已经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科技创新应该不问出身，无论企业大小、企业性质，都应该在创新过程中享受权利的公平、机会的公平以及规则的公平，国企民企应该享有同等待遇。民营企业的体制机制的特点决定了它具有比更为敏锐的嗅觉、更灵活的激励机制，从而在创新动力、创新效率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创新与不确定性风险相伴相生，在此过程中企业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所以我们要不断提高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千方百计保护好企业家的人格权、财产权，保护好企业家的首创精神，形成从上到下全方位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氛围。

当下，我们必须忍受经济转型过程中带来的阵痛，这个阵痛过程也许会比较长，但有利于我们持续出清过剩产能、落后产能，实现优胜劣汰，实现结构优化，使经济更加健康。只要我们持之以恒推进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加大企业创新支持力度，切实保护好企业家精神，我国经济大船就能行稳致远、扬帆远航。

（编辑 尚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