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导刊
#esle

不怕鬼的故事

路风

2019-08-22 13:17:13


 

最近很多人问我关于中国产业链的问题,说近期关于鬼的故事太多,所以我就讲一些“不怕鬼”的故事。

在新中国的工业发展中,国家一直非常重视基础工业。从广义上说,基础工业包括能源工业、材料工业、交通工业基础设施;其中能源工业涵盖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材料工业包括钢铁、有色金属以及石油化工等。此外,消费品工业主要包括耐用消费品、围绕健康的工业、围绕居住的工业等,其中汽车属于耐用消费品工业。

与上述这些传统工业相比,信息通信工业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包括基础器件端、系统端和消费品端,对传统工业是强有力的支撑和加强。

    中国工业体系的规模之大,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规模大,门类齐全,拥有联合国几乎所有的工业分类。从工业体系的层次看,我们仍然存在若干短板。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围绕着大飞机及其系统,另一个就是大家都特别关心的集成电路和基础软件。不过,放在整个工业体系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工业短板也是局部的。

“核恐怖”下的世界半导体产业

集成电路是中国第一大进口商品,近些年每年进口额达到3000亿美元。尽管数字很惊人,但是放在整个产业规模中看,这个进口规模还是可以接受的。2014年我国石油和化工产值为1.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美国以1.7万亿美元排名第一。

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抽象的、一般性的产业链,所有的产业链都非常具体,每个工业和每个工业之间都有不同的特点。不要抽象地谈论产业链,以为美国可以在贸易战背景下切断中国的产业链,这就是所谓的“鬼”的故事。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世界半导体市场销售规模为1422亿美元,2018年达到4689.5亿美元;在此期间,中国的半导体产品消费量占世界销量的比例从7%增加到34%。另一组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企业在中国半导体市场的份额达到49.5%,其他企业占50.5%

从全球市场供给来看,美国半导体企业的市场份额最高,达到46%,中国大陆只有5%2018年,美国供应了全球46%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美国自己消费了22%。相比之下,中国自己供应了5%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但却消费了34%

半导体产品作为一种上游产品投入,上述产业格局体现了中美下游产业此消彼长的关系:美国很多下游工业开始走下坡路,而中国的下游工业逐渐发展起来,但是上游产业仍是短板,这就形成半导体产业特有的“核恐怖”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你可以去打,但是我疼你也疼,我要死了你也别想活。如果中国的芯片市场没有了,美国的半导体芯片卖给谁?它必然要倒闭一批半导体公司。比如,高通公司2/3的芯片产品卖给中国大陆,在美国本土产品销售份额只占它的5%

对于半导体产业来说,关键是你自己应该如何发展。比如半导体显示器,京东方的供应链也非常依靠国外,但同时京东方还实施本地采购,联合康宁等企业共同建厂,这就是提前布局,防患于未然。

    目前中国政府应该做的是,不能让中国企业单枪匹马面对美国政府的打压,必须对包括参与制裁企业在内的美国方面进行反制;同时有效支持中国企业的成长。比如美国正在举全国之力制裁或遏制华为,华为能不能挺得住?这很难说,可能挺得住,也可能挺不住。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同时出手,那真没什么可怕的,在整个产业格局下,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一家轮胎企业的逆袭

我在这里讲一个传统工业产业链的故事。在中国的轮胎工业发展过程中,青岛一家橡胶企业先从软控设备做起,依托国家橡胶中心和青岛科技大学,如今其产品供应全球前十大企业,包括米其林、普利司通、固特异,以及马牌、住友橡胶、倍耐力、韩泰、中策等国际知名橡胶企业都在使用它的软控设备。经过多年发展,目前这家企业的主要业务涵盖软控设备制造、轮胎制造和材料制造三大领域。

纵观世界轮胎市场的大格局,世界75强中有33家中国企业,前十名包括中策(第10位),玲珑(第17位),恒丰(第18位),赛轮(第19位),三角(第22位)等。在中国轮胎市场,外资在华设厂超过30个,主导OEM(代工)。中国的轮胎产品主要分为两类,其中原装轮胎(汽车出厂时原配的轮胎)一般都是汽车制造企业和轮胎供应企业签订长期合同,品牌效应非常强。因为中国的汽车工业竞争力不强,目前这块市场已经被跨国公司所主导。

但是青岛这家企业的软控设备做得特别好,做成了“卖工厂”的形式,就是它能够卖出一个“橡胶轮胎厂”,并且吸引了大量民营企业进入该领域,中国一举成为世界轮胎第一生产大国(目前我国仍然没有占据世界轮胎领域的高端市场,包括出口和国内更新使用的轮胎市场)。有意思的是,中国轮胎行业的发展甚至摧毁了世界的轮胎翻新工业。发达国家原本存在一个旧轮胎翻新的市场,后来发现中国的新胎比翻新胎还要便宜,最后这个翻新胎行业就垮掉了。

在做软控设备的基础上,这家橡胶企业又做了一个轮胎厂,后者虽然没有什么品牌,但是质量很好,在越南设有工厂,也为两家行业巨头做代工,其产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已经占到10%

    后来,这家企业又开始涉足新材料领域,近期这种新材料已可以实现产业化,规模也将不断扩大。据介绍,目前米其林、普利司通、固特异三巨头都在做C级轮胎,利用这种新材料做出来的轮胎就是B级甚至A级。现在这种新材料已经引起整个业界的关注。

    这个例子就是中国大多数工业产业链的真实缩影。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业产业链紧密交织的背景下,中国工业的发展并不像有些人谈的那么悲观。   

后贸易战时代要改变思维

有人说,没有美国的芯片,中国连一台手机也造不出来,这种说法有些极端。我对它的回应就是,美国今天举全国之力也造不出一台有市场竞争力的手机,这就是今天的世界产业格局。可以说,当今世界产业链是分不开的,只有掌握技术的能力可以分开,在技术上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

在我看来,离工业体系越近越不怕美国。中美贸易战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未来我们要改变思维,曾经那个熟悉的传统时代、传统的发展环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后贸易战的时代。

(编辑  宋斌斌)

  



* 路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系教授。

#esle


 

分析税收对实体行业的支持,有两个角度很重要,一是宏观税负水平,二是税制的竞争力。这两个问题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原则问题,更是国家的战略问题。

辩证看待宏观税负水平

中国的宏观税负应该设定在什么水平?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宏观税负应该不断地提高,理由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宏观税负不断提高就可以让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国家近些年的宏观税负水平不高也不低,应该维持目前的比重,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就是例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偏高了,应该适当降低。

这个争论持续很多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用了一个“稳定宏观税负”的表述,很多人据此认为,我们的宏观税负水平是比较合适的。坦率地说,这说明决策层认为“宏观税负”问题需要时间来考虑,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税收调整政策,而是一个战略问题。2016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降低宏观税负,中国财税政策开始重大战略调整。

很多人分析宏观税负高低时,总是和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的宏观税负平均指标比较,并以此判定我国宏观税负是否需要调整,这个方法是错误的。因为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快慢、政府开支的多少等等,差别很大。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开支和其他国家有很多差别。比如,我们现在社保的负担较重,面对降率、降费压力,要加强国防建设等等,政府没有钱怎么办?每个国家的支出需求不可能完全一样。

所以,宏观税负更多的趋于政治判断。宏观税负的高低不在于指标的大小,而在于我们对当前国家发展阶段的政治判断。要随着国家不同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际战略的发展,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决定什么样的宏观税负水平才是适当的。

重视税制的竞争力

我们都知道,税收的基本功能,一是为政府提供收入,二是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包括地区间、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包括老百姓收入的差距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税收的竞争力功能越来越凸显。全球化最大的变化是经济体从封闭走向开放。过去,资源只在封闭经济体里流动,政府动用多少资源,如何创造、分配财富,是封闭经济体内部的事情。全球化后,税制设计虽然仍是一个经济体的主权问题,但资金、财富、人员的流动,政府不能完全控制。一个经济体要维持一定的发展,创造财富非常重要,在经济萎缩的情况下,没有新增财富,税收调节收入功能的发挥就受到很大的局限。所以,在全球化情况下,经济体的税制竞争力功能越来越重要。如果税制有竞争力,就可以吸引投资、财富、人才,这样就培育了税源,进而有新的财富进行分配。

历史上有这样的先例。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爆发尖锐的贸易战、投资战,美国和前苏联也曾长期争霸。1987年里根政府开始减税,促进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突破、发展,美国经济持续向好,直至1998年克林顿政府首次出现财政盈余。美国信息技术的发展,远远把前苏联和日本甩在身后。美国的领先不是某个产品、某项技术的领先,而是整个科技生态的领先。现在,其他国家可以在某一项技术上与美国的某个企业竞争,但在整个生态上,目前任何一个经济体还难以和美国比拼。

特朗普上台后宣布大规模减税,一开始很多人认为他不可能成功。但实践证明,特朗普的减税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海外的几千亿美元资金回流到美国,对美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高科技产业的投入都起到很好的作用。

2016年我国政府就考虑减税问题,要降低宏观税负,并逐步推出营改增、降低个人所得税以及降低社保负担等举措。最近,李克强总理特别强调了增值税的留抵税款制度,将来还要放宽条件等等。政府减税的目的就是提高税制的国际竞争力,让中国的经济保持适速增长,在中美贸易战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编辑  三友)



* 许善达,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


  

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企业改革当中存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例如国有企业的概念,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等等,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需要澄清和规范一些概念

我们在很多场合讨论国有企业问题时,存在一些概念上的混淆。比如说国资、国企,通常是把两个概念相提并论。但是国有资本管理改革的对象是价值管理,而国有企业改革的对象是企业组织,两者属于不同的层次。我们说国资改革,“国资”究竟是指国有资产还是国有资本?显然两者也是有区别的。再如,我们经常说国企改革,“国企”是指国有全资企业还是国有控股企业,亦或国有参股企业?

由于我们经常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概念化,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问题的理解和对工作内容的明晰,这是我们必须要加以强调和澄清的。实际上,伴随着40年改革开放,作为经济范畴的国有企业的寓意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需要随着改革去解读新变化的一些范畴的内涵,对一些概念赋予新的理念,以避免在原有的概念里面“打圈圈”。

公有制的三种形态

公有制经济的配置,应该处理好公有制与市场之间、公有制与基础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就是为了协调好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这应该作为我们改革实践的红线和底线,然后是如何选择合适的存在方式,中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我们是否需要对混合所有制进行定性,怎样定性,这需要在基础理论上进行创新。

作为基本经济范畴的国有企业,实际上经过了几个大的阶段性变化。1984年之前,我们的国有企业称为国营企业,当时是全民所有制,这实际上是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第一次出现的公有制形态。1984年之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为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当时提出了国家所有企业自主经营的问题,使得“国有”成为普遍采用的一个说法。我把这个时候的国有经济称为中国现实生活中公有制的第二种形态。上述公有制的两种形态之间是有区别的。

1992年,我国明确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以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以《公司法》为依据注册,强调“多元出资”登记注册,明确“出资人”和“企业法人财产权”独立,以多个公有制主体联合出资。公司制改革的目的要明确两个范畴:一是市场经济当中企业是独立法人,另一个要明确作为公司制企业的出资人,这些改革是具有创新意义的。

   在此背景下,我国出现了多个公有制主体联合出资的公司制企业。当时还没有提出混合经济的概念,我把非公有制和公有制之间混合且公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企业,称之为公有制的第三种形态。

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学解释

2013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目标,明确混合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好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融合的具体探索。

经济学基础理论对“混合所有制”的解释是:公有制(所有权)出现“出资”和“用资”两个行为的分离,因而导致“出资者”和“用资者”两个主体相互分离。在这样的背景下,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混合”这一概念。从某种程度上说,前面提到的多元公有制主体出资还不是混合所有制,只有不同性质的所有制共同出资、联合作业,建构起一个新的公司制组织对象,这样的企业才叫混合所有制企业。

    由于出资与用资分离,因此在出资主体层次上,出现了原始的终极意义的所有制主体;在用资主体层次上,接受出资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主要涉及具体配置和实现的问题。由此可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与坚持公有制可以并行不悖,两者并不矛盾,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在具体实践中,如何为混合所有制定性?混合经济形式使原先彼此游离异化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所有制从组织并存转变为具体微观企业组织的融合,从外部并转存到内部融合。混合所有制不是独立的终极所有制形式,单体企业的混合所有制不需要定性,决定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公有制是由“终极所有制”的规模数量决定的。因此,我们应该坚持终极所有权意义的公有制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公有制资本如何善于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扮演最终控制人的角色,从而有效地调动社会资本共同运营。

上市公司的财务体系有一个概念,叫做最终控制人。第一大股东通常认为是混合所有制企业财务责任的主要责任人,由此提出了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的问题,从而带动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强调出资用资的分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产权理论的演进。

科学处理公有制资本的配置和运营

发展混合所有制与市场经济发育相关,因此产生了如何处理好公有制资本的配置和运营的问题。

公有资本天然带有“公共”的基本属性。公有资本如何配置运营,必须服从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的需要,联系市场经济的发育水平和产业领域特点,配置公有资本的数量和规模。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明确,要结合产业领域特点,在不同领域选择不同的资本占有比重,这实际上是政府对于“市场结构”规制职能的要求,由此形成了对公有资本配置加以“分类”的具体原则,这正是国有资产管理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具体表现。

在具体实践中,要联系市场发育深度和政府监管,为保障国有资本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分层次、有重点地配置国有资本。国有资本配置在上游领域,国有资本配置在战略性领域,国有资本配置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更多地要实施控制。对下游可充分竞争的领域可以适当退出,从而更好地发挥公有资本在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目标中的关键作用。

此外,“出资投放”所对应的“退出回收”构成“出资者”完整的所有权权利,运用好这一权利,就成为“政府理财”的重要工作内容。

在今天的企业改革实践中,出资者的退出仍然比较困难。最近珠海格力电器要退出,大家说这么赚钱为什么要退出?这涉及到在政府层面上对资本配置的管理办法,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问题。一是出资者与用资者是什么关系,到底是我们习惯说的父子关系还是市场关系?二是出资者能否灵活退出,是否需要有退出的权利,什么情况下才能使用退出的权利。三是作为用资主体的企业法人,有没有自己的资产。理论上说,企业没有自己的法人主体,也没有自己的资产,资产都是出资人的,出资人只不过在出资分离的情况下允许法人财产有永续生命,如果出资人决定清算,那么法人就不存在了。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分类的指导原则下,我们对竞争类企业主要以利润为第一考核指标,对非竞争类或者公益类企业则以社会服务绩效为第一考核指标,利润作为第二考核指标。但实际上,一些企业的主营业务和连带业务可能分布在不同领域,而企业需要同时承担市场职责和社会职责。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历史存续时间很长,历史负担较重,再加上领导人的任职流动,尤其是伴随着市场的发育,企业分类的边界就会发生变化。从一定程度上说,企业类别的边界是市场分水岭的表现,因此企业改革与市场深化必须相互促进。

 “分层”助推国企改革深化

在澄清一些理论问题的基础上,我认为深化国企改革的具体思路应该主要强调三个分层:

    第一,投资权利延伸的层次性。按照拥有终极权利的出资人和接受出资主体两者分离的关系,所有者的产权权益会随着对外投资的延展不断派生,应当在所有权的派生层次上明晰出资用资的产权关系,而不是跨链条、跨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有助于公司治理机制的进一步优化。

  第二,联系出资人制度,强调最终控制人、终极所有人,从而界定公有资本的最终出资人的主体身份。强化明晰公有制产权主体身份和权责、落实权责执行主体,促进推动政府体制改革(政资、政企关系);同时建设新型政府资产账户体系,全社会应分成中央、省市、地市、县和乡镇五个层次的公有资本终极所有人产权主体,从而形成与层级相关的多层级终极所有人主体,带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使传统抽象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理论得以具体化表现。

第三,联系国家发展阶段目标,运用国有资本力量,结合全社会产业链和技术链环节的层次特点,确定国有资本配置重点;同时伴随着市场化推进,有序开放市场、开放竞争范围,加快建设公平的市场法制环境。  

 (编辑 宋斌斌)



* 张晖明,复旦大学上海物流研究院副院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共产党的理想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怎么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关系共产党的命运和人类前途的大事。

中国有九千万党员,近十四亿人,只有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深入人心,才能产生巨大的凝聚力量。中国共产党将迎来百年诞辰,建国七十周年,改革四十年。共产党的理想与目标,一定是与民众的感受息息相关,一定是与国家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一定是指导实践、展示未来的行动纲领。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党的执政新理念,为全中国人民所拥护、向往、追求,并且具有世界意义,能为世界起借鉴和示范作用。

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而诞生的。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拉丁文SOCILIS),意思是这个社会是公共的、集体的、大家的。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部落利益至上、奴隶主利益至上、贵族利益至上、资本利益至上的社会,还没出现过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和追求。

社会公共利益至上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本质特征,如果社会主义是一部分人利益至上、既得利益至上,必然会失去民心。

传统社会主义把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实践证明,这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和手段。改革把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带来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提供了物质基础。至于实行什么样的所有制,要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关系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的,不适合非公经济投资或非公经济没有能力投资的领域,应该由国家投资或实行国有控股,其他领域可以放开。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个极端,一种视非公经济为敌,主张全部公有化。一种视公有经济为敌,主张全部私有化。

所有制的本质,最终体现在经济收益归谁所有。如果名为公有、但收益的主要部分为少部分人占有,这就是借公有为名、行私有之实。私有制创造的剩余价值,一部分通过税收再分配给全体民众,也能体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华为成为中国的骄傲,它的技术与产品为美国所惧。2018年华为交纳税收710亿元。中国有10个、100个华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更强大。

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应在经济领域实行公平分配,在社会领域健全公共服务,在政治领域推行民主法治,在文化领域倡导道德文明,在生态领域实施环境保护。

如何综合衡量社会公共利益?社会主义要体现出以所有社会成员幸福为目标的社会主张和社会模式。价值目标一定是所有社会成员幸福,而不是少数人幸福。当然,在实际的社会过程中,由于个体因素等原因,只能是绝大多数人的幸福。

有不少人认为幸福是不能度量的。幸福有体现主观感受的幸福感,但是可以设计问卷向民众测评,有客观指标的幸福度可以设计指标统计,加权成为幸福指数。2011年,笔者为汕头设计了“汕头市居民幸福感调查问卷”,从生活状况满意度、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治理满意度、生态环境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婚恋家庭满意度、自我状态满意度、汕头未来满意度等八个方面,一共提了114个问题,在全市随机抽取2100户居民样本入户调查。设计了幸福汕头客观指标评价体系,一级指标8个:扩大居民消费、改善居住环境、健全社会保障、维护公共安全、完善社会治理、彰显公平正义、提升文化内涵、关爱民众健康,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76个。主客观指标以64比例加权成为汕头幸福指数。这两套指标都与居民的切身利益相关。相比之下,多年来我们片面强调以GDP总量和人均GDP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会造成环境破坏、忽视民生、贫富悬殊,其弊端已为大家公认。

总之,社会主义就是要体现民众普遍幸福的主义,要求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应以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为出发点与落脚点。

何谓中国特色

中国的国情是人口众多、资源短缺。按人均财富,中国注定赶不上美国,中国人永远不可能仿照美国人那样的生活方式,因为这需要6个地球的资源去支撑。中国不能走高消费、高负债、高福利的欧美之路,不能奉行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价值观。

当今中国,出现了以财富最大化为价值追求、以对物的占有与消费为成功标志的社会潮流,在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的诱导或驱使下,人人恨不得一夜富起来。于是,靠山吃山、有权吃权。无山、无权的,就不择手段,抢劫、诈骗、贩毒、造假……,追求物质,欲壑难填;以钱为准,心态不平。

我们不是主张人不该追求财富。然而,对国家、对家庭、对个人来说,物质、财富、金钱不是唯一的追求、唯一的尺度、唯一的标准。单一的金钱价值标准,不可能为不同社会角色、不同文化修养、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智力特质的人提供不同的价值选择。

中国特色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幸福之路,我们的基本国策应该强调:

   第一、注重公平分配,缩小收入差距,防止财富向少数人集聚;

   第二、健全公共服务,实行全民福利,消除特殊群体对公共资源的侵占;

第三、实行民主法治,建立公共财政,约束政府的自利倾向;

   第四、推行集约经济,倡导节俭生活,改变浪费资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第五、倡导情感关爱,改善人际关系,遏制损害他人获利的行为;

 第六、创建幸福文化,普及幸福知识,走出以金钱为目的的认知误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中国模式的幸福社会,具有六大特征:经济殷实、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环境清洁、物质低耗、精神愉悦。

什么是新时代

新时代意味着核心理念和价值目标的转变。十九大提出新时代,提出了新理念与新目标。

十九大报告提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谋幸福”最早出现在《东方红》的歌词中。但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党的初心和使命写入党代表的报告,还是第一次。

我们党一贯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而为人民谋幸福的含义则在于,幸福是不能代表的,人民是社会的主体。幸福是个体的感受,既要重视人民整体的利益,也要尊重每个个体的权益。所以,为人民谋幸福,要求我们提升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一切工作都要以提高人民幸福感和幸福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服务”与为人民谋幸福”并不矛盾。“为人民谋幸福”是为人民服务”的延伸,使“为人民服务”方向更明确,目标更具体

习总书记考察深圳时进一步提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1]

过去40年以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发展和改革开放,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民的幸福,都要以人民幸福作为检验的标准。这可以说是党的执政理念的创新与革命。但目前,这一新的理念在认知上没有引起重视,在工作中没有跟进的措施。

所谓新时代,就是从发展为目标转向幸福为目标。这不是不重视发展,发展是人民幸福的基础和条件。但发展毕竟停留在物的层面,幸福在广度上将覆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领域,深度上将深入到人的物质、情感、精神层面。任务要复杂得多、艰巨得多。

全面理解邓小平理论

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多,邓小平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从方法论上,一定要抓住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使其他问题迎刃而解。

邓小平是怎么启动改革的?当时面临的任务,是要扭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倾向,从政治挂帅转向以发展经济为主。他提出要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要把经济搞上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又提出“实现四化是最大的政治”。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这就是邓小平启动中国改革的支点。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断,在当时国贫民穷的情况下,取得了全党和全民的共识,占据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从这个支点出发,他提出经济改革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提高,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从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实现了改革开放40 年的高速发展。

邓小平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将中国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先发展起来,二是再解决发展起来存在的问题。邓小平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今天我国显然已处于“发展起来以后”问题不少的阶段。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十分明显,“发展第一”的方针是解决先发展起来,发展起来以后就要采取其他手段、方法、方案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把人民幸福作为奋斗目标、检验标准、执政理念,能够以此为纲,带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全面改革,这就有了抓手、有了重点,也有了路径和方法。

制定民生长远规划

目前,提高民众幸福感最迫切、最直接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我国制定了十三个五年计划和规划,过去以工农业总产值,后来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目标,重点是发展,有量化的指标,以产业政策和项目建设作保障。其中也有民生问题,大都是定性的承诺,没有或者很少量化的指标,资金更没有保障。所以,政府采取一年办几件实事的做法去实施,导致民生问题打补钉、碎片化。民生问题需要系统化、制度化、目标化地解决,需要专门制定长远规划

保障发展的成果落到改善民生上,这就能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消费率,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不仅如此,民生改善了,社会分化缓和了,社会就稳定了;民生改善了,不满情绪缓解了,就能巩固执政基础;民生改善了,有利于提升道德水平;民生改善了,为破坏生态环境减少经济动因。所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改革要紧紧围绕民生这条主线推进。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提出发展第一,是因为不发展经济,无法改善人民生活。但是后来在实践中,人们把发展作为唯一的目标、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指标,产生了重发展、轻民生的倾向。我们在认识上要摆正发展经济和保障民生的关系。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保障民生,发展经济是为保障民生提供物质基础。为人民谋幸福,保障和改善民生无疑应放在第一位,这不是不要发展,而是明确了发展的目的。

保障和改善民生应以公平、共享为核心理念。现在,从中央到各级政府都开始重视民生,我们到处可看到,政府的报告中民生投入增加了多少,民生占比提高了多少,民生实事办了多少。但民生建设是否实现了公平共享,是否惠及全民?

      分配制度改革应提到议事日程

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但发展生产力不必然等于社会主义。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的同时,必然优胜劣汰、两极分化。要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在发展经济基础上要搞好分配,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政府应该运用看得见的手,通过财政分配,建立覆盖全民的均等的公共福利制度,并且向弱势群体、贫困地区倾斜。

目前,财政分配某种程度出现逆向调节的倾向,在东部和西部之间、城乡之间、户籍与非户籍之间、高学历与低学历之间,总之条件越好的越多保障,越需要保障的越少保障。

第一、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外来务工人员、非户籍居民,获得的社会保障少,它带来的后果是居民消费率仅为39%,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导致拉动经济的动力不足;

第二、贫富悬殊,带来各种社会问题,政府与民众的冲突与不同群体的冲突频发,部分人质疑改革,影响党的执政基础。

第三、社会不公,带来社会道德水平下降。

第四、损害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

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需要有效率的市场经济提供物基础,更需要公平、合理的分配,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健全的社会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分配。

2018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3万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5万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7.2万亿元,国有企业上交利润0.28万亿,中央国债余额15万亿,地方债20万亿以上(不包括地方隐性债务)共计68.28万亿,占2018GDP总值90万亿元的75.8%。三分之二以上的国民收入再分配,这实在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头等大事。

第一、财政信息完整、透明、公开

财政的钱计划怎么花,最后花在哪里,要让社会公众知道,让人民代表看懂,这是接受监督的基本前提。我国预算支出按功能分成10,每一个又划分若干。在编制到的情况下,资金用途的具体去向不明确,也就无从监督与审议。建议改为按经济分类的预算公布到款,按功能预算分类公布到款与项;其中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等机关运行经费的预算和决算情况应当公布到项级科目。

第二、控制政府运行支出

强化预算约束的重要目的,是控制和降低我国政府的运行成本,从而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对“机构运行支出”制定刚性支出标准。为此有必要把政府支出分为“机构运行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两大类。

对“机构运行支出”,按各级党政机关(不包括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部门)公务人员占常住人口的千分比制定合理的“财政供养人口标准”,以界定各地政府规模。用几年时间,把目前各地编制内外的财政供养人口压缩到标准以内。

按“财政供养人口”设立人均行政经费支出(包括人员工资和一般行政管理费用、职务消费、离退休费用)的刚性分项标准。

鉴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大,由中央提出制定支出标准的指导性意见,由各省市制定标准试行。

第三、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地区差别逐步缩小的原则下,分几档制定地方各项“公共服务支出”标准,例如中小学教育经费标准按辖区常住学龄儿童和青少年人数制定;医疗卫生经费标准按辖区常住人口数制定;社保费用标准按辖区应保人数制定;农林水利投资和补贴主要按各地务农人口数和农业生产条件制定。标准确定后,每年根据预期经济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增长率进行调整。各项公共服务支出标准合计,形成一个地区总的“公共服务支出”标准。

制定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财政支出基准,并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自然地理条件、民族和历史因素等差异,分类制定调节系数,形成各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标准。应制定时间表,逐步缩小不同地区差别,逐步消除特殊群体对公共服务的占有,缩小政府公务员、企业人员、城乡居民等各类人群之间的差别。

第四、强化人大监管功能的制度安排

改变过去人大对财政监管 “实质虚置”的状况,对人大审议制度进行相应改革。一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与地方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对预算草案与预算调整进行初步审查时召开专家座谈会、听证会、质询会等方式;二是将各级机构编制部门归属于各级人大,新增财政供养人员由编制部门召开听证会等方式,进行初步审查;三是将各级审计部门归属于各级人大,负责对决算草案进行审计。四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与地方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对决算进行初步审查时,政府部门应接受质询

   以上审查会议应适当允许公众代表参加。

社会体系再造、价值理念重塑

要让中国人民幸福起来,走幸福中国之路,这是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也涉及政府、社会、民众等所有层面。

政府层面,改变评价目标和评价主体,由反映民众幸福的幸福感与幸福度合成的幸福指数代替GDP,用以考核政府的政绩,每年由政府提出整改措施,民众参与,人大审议。从民众幸福入手,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与建设。创建幸福城市,将从根本上改善政府行为,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公共决策的改进、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社会层面,创建幸福社区,居民幸福成为社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建幸福企业,员工满意、顾客满意、股东满意成为企业治理准则。

民众层面,改善家庭行为与个人行为,推进幸福家庭、幸福人生的建设。政府与社会为民众幸福创造环境,民众幸福不幸福,最终取决于自身。

幸福中国的核心是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价值目标的改变,从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财富最大化转为资源有限条件下幸福最大化。

一是金钱与幸福的关系。

现在盛行以金钱为标准的价值观、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以获得为尺度的幸福观。

从全社会来说,对于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不同兴趣的人来说,用金钱来衡量是不合理的。逼迫公务员、医生、教师、文人抛弃或背离自己的职责追求金钱,是不道德的。舆论导向、社会氛围对财富的过分炫耀,使人们以为有钱就幸福、有钱就成功,以至为了获取金钱而不择手段,既造成对他人和社会的伤害,也使自己走上不归路。

二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现代人崇尚自我,首先考虑满足自己的需要。上什么学校,选择什么职业,到哪个单位就业,以什么为兴趣,这都是出于自我的需要。但是以自我为中心,要求他人都要以你的需要为上,不顾忌他人的利益与感受,这样的自我是不会幸福的。

爱集体、爱家乡、爱祖国、爱人类。随着爱的扩大,造福社会和世界,生命价值提升,幸福感提高。

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西方文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道德的凝练,是完整的人性追求。

三是获取与付出的关系。

现代人重于获取,升官、致富发财、出名、票子、车子、房子拿到手,才感到幸福。但社会中每个个体都以获取为前提,必然带来矛盾与冲突。其实一个人能获得会感受幸福,能付出也能幸福,而且是更大的幸福。

因为付出,代表你有能力,说明你有财富,或者有智慧,或者有才华。一个乞丐把跌倒的人扶起来,说明他有体力、有爱心。

因为付出,代表你被需要,一个被他人需要的人,就有存在感。一个不被需要的人是废物。

因为付出,代表你有价值。一个人的价值,最终是由社会来衡量的,你能造福他人、社会、国家、人类,就会受到爱戴、表彰、荣誉,这就是伟人。一个普通人能给家人、同事、朋友、顾客带来幸福,也会受到肯定、信任、喜爱,因感受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而幸福。

四是幸福与道德的关系。

经济水平提高,道德水平下降,成为困扰社会的问题。于是,呼吁人们要讲道德。幸福与道德同在,离开道德越远一定越不幸福。

他人是否讲道德,不应成为我们每个人讲道德的前提。一个讲道德的人,一定受人尊敬和信任。人际关系好,社会信誉高,是一个人幸福的来源和前提。在信任成为稀缺资源的情况下,道德是商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个人讲道德,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你自己的幸福。反之,一个不讲道德的人肯定不幸福。

中国梦就是创建幸福中国

2013317,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阐述了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这里提出了三个目标,一是国家富强,主要以国力来体现,集中表现为财力、综合国力、军力。二是民族振兴,主要以治理来体现,集中表现为法纪、道德。三是人民幸福,主要以民众的感受来体现,集中表现为幸福指数。

这三个目标中,国家富强为人民幸福创造物质条件与安全保障,民族振兴为人民幸福提供社会环境与民族自信,人民幸福则是终极目标与衡量标准。习近平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中国梦的正确解读就是幸福中国,幸福中国就是幸福社会主义,幸福中国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中国就是全面小康。把幸福中国作为中国梦,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这就从理论与实践上与忽视民众个体幸福的传统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从而把公共利益至上与民众普遍幸福结合起来,真正为人类创造美好的理想的新社会主义。

今天重新回顾社会主义倡导者的话,可以坚定幸福社会主义的信念与建设幸福中国的决心。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说:“我们的一切行动,应以快乐和幸福为最终目的。”圣西门更为直截了当地说: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以实现普遍幸福为直接目的的社会制度”。

青年马克思曾充满激情地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就不会被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指出: “每个人都追求幸福。个人幸福和大家的幸福是不可分割的”

上述种种表明,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们所倡导的就是幸福社会主义,今天中国就要坚定不移地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创建幸福中国。占世界人口5%,却消耗世界资源的30%的美国并不能代表世界的未来。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中国实现幸福之路,对国际社会来说具有世界意义。幸福中国也将为港澳台的各阶层所接受。

(编辑  季节)



* 徐景安,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深圳市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现为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

[1] 20181024日,习近平总书记赴深圳考察的讲话。


  “中国学派”:跨越学科,面向世界

第一,关于学术研究或科学研究问题。大学是探索真理的地方,而真理是用科学方法展现出来的,因此,大学研究一定要秉持科学研究方法,从而将我们的研究最大可能地区别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往往是结论先行,取决于你是否愿意接受,而科学研究则强调论证的合理性,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共同接受一套科学的论证方法。王绍光的研究就是要挑战关于“改革开放万能”的习惯思维,它假定只要“改革开放”就必然促进“经济增长”,并以此批判改革开放前30年的经济社会政策,这种思维几乎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然而,王绍光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用各个国家大量的数据、案例、文献说明,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必然的关系,甚至在一些国家,“改革开放”没有带来经济增长,反而是经济崩溃,典型的例子就是乌克兰。但王绍光不是简单地批判“改革开放一搞就灵”的思维,而是进一步探讨,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改革开放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此,他特别提出国家能力问题,包括国家的军事-财政能力、财政汲取能力和文化建设等能力的形成,以及对于统一市场、商业信用和技术进步能力发展的支撑性作用。

孔丹理事长说,王绍光是“中国学派”的重要代表人。我对“中国学派”的理解,就是强调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展现中国人看待问题的独特性。“中国学派”不能理解为只是研究中国问题,而要有全球的视野,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看人类历史的发展。王绍光的研究所用的数据和文献大多数引自西方学者的著作,但他得出的结论却不同于西方主流学者的观点。王绍光始终在与西方主流学者进行对话。他对关于民主、选主、抽签问题的研究如此,关于国家能力的研究也是如此。

讲到国家能力问题,就会注意到王绍光所提及的“失败国家”问题。这就涉及到政治学研究中如何研究国家问题。一类是强调从政体入手来研究国家,重点是比较各类政体。这种理论受到意识形态影响,从而将自由民主政体看作是最佳政体,以至于很容易将经济社会发展归因于政体因素。比如“华盛顿共识”就是建立在这种理论假定之上,主张推动经济发展必须采取私有化、自由化和民主化。福山就是这种理论的代言人之一,他在《历史的终结》中主张自由民主政体是人类政治秩序的终极目标。这已经成为一个时代、一种意识形态观念的代名词。在学术思想界,往往瞧不起类似媒体写作的意识形态宣传,比如当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就是一本缺乏严肃学术论证的意识形态畅销书。哈耶克后来花了很大精力写《自由秩序原理》,以此证明自己不是媒体写手。福山也是这样,他后来写了大部头的《现代政治秩序的起源》,放弃了《历史的终结》中的意识形态主张,而强调国家能力、责任政府和法治的重要性。

当福山沉醉于“历史终结”时,王绍光教授在1992年就开始系统提出国家能力问题。多年后,福山对国家建设和国家能力的强调也是受到了王绍光的影响。不过,在王绍光和福山之前,福山的老师亨庭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这本经典著作中就从国家能力的角度提出了“政治秩序”这个概念。亨庭顿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接受西方民主宪制的国家最终陷入动乱、暴力、无政府状态的“政治衰败”?他认为,不能从政体出发思考问题,而必须以科学态度思考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秩序与国家能力的关系问题。因此,亨庭顿批评了美国流行的自由民主政体推动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宣传,率先在西方思想界高度赞扬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体制,认为政治现代化的导师不是在华盛顿,而是在莫斯科和北京。在冷战氛围中,亨庭顿的学术主张无疑需要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将严谨的学术研究区别于意识形态宣传。

比较之下,中国学界往往不能区分严谨的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舆论宣传,甚至主流理论也是普遍从政体意识形态角度看待中国政治和西方政治。我们把王绍光的研究放在这个政治学研究的传统中,就看到他一直都在关注国家能力问题。“中国学派”是在全球思想对话中产生的,而绝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必须坚守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而不是舆论宣传,要区分学术研究和媒体舆论。

第二,关于专业化与跨学科专业的问题。王绍光追随问题的思考,不断突破专业限制,进入到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财政学、军事学等领域。我们在大学首先面临的就是学科划分、学科中的专业划分、专业中的具体研究方向的划分。专业化是必要的,它要求我们对一个专业问题研究深透。但是,一旦我们进入其他专业领域,可能就是一个“文盲”。这要求我们思考问题要有专业的意识,更要知道自己所学专业的边界和局限性。同时也要求我们,一旦越出自己的专业进入其他专业,不仅要小心说话,而且要大量阅读其他专业领域中的文献。在这方面,王绍光的研究是一个典范。

比较而言,我们大学研究中最大的问题,一方面是专业的隔膜,局限于本专业知识,不能够以问题为思考导向,由问题牵引而越出专业,与其他专业讨论并展开对话;另一方面又缺乏专业自觉,摆出一付“专业帝国主义”的态度,一旦在自己的专业中取得点成绩,就认为对所有问题都有发言权。比如我们的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企业和市场,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而很多经济学家缺乏基本的政治学素养和社会学素养,却大谈特谈政治改革、社会治理,甚至历史问题和人类文明问题。而王绍光的研究是典范,当他对问题的思考越出了政治学的边界,他能够深入到财政、经济、历史问题,广泛阅读相关领域的专业文献。这样的阅读和思考,能够获得一个相对全面的视野来分析问题。正如潘维教授所讲的,我们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微观经济学所讲的企业、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也不是法律理论中的公民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而首先是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文明与文明的竞争,群体和群体的竞争。王绍光的研究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中,研究国家竞争、国家能力和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内在关系。

我们现在许多学者的视角只局限于中国改革开放这40年,不仅不讲改革开放前30年,更忽略地理大发现以来500年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以为只要改革开放,好像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不能陷入“改革开放一搞就灵”的片面性,不要忘记当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教训。改革开放是否能成功,首先一个前提是国家治理能力。

西方国家的治理转型:从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

我们今天面临着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想要和美国进行贸易,可是美国要对中国关起国门,提高关税,甚至禁止美国有关公司与我们华为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开展贸易,企图将其逐出美国市场。1840年,西方和中国的贸易必须经过政府指定的广州的十三行,西方列强就说中国政府闭关锁国、妨碍自由贸易。我们都知道,就因为中国政府查禁毒品走私,英国竟然用炮舰打开我们的国门。今天,我们一些学者批判清政府闭关锁国、批判修长城的封闭思维,甚至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做辩护。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今天中国面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不是要出动炮舰打开美国的贸易大门?我不知道面对这两个案例,大家怎么保持自己理论的内在一致性,不要搞意识形态的双重标准。

今天美国之所以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贸易体系之外,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美国优先”。在一个全球秩序中,“美国优先”的主张是不是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今天,美国说的每一句话都被一些人看作是具有道德性和正当性,也就不会质问和批判“美国优先”这个命题。当年清政府闭关锁国,将西方列强排除在中国的朝贡贸易体系之外,不接受西方的自由贸易主张,也有自己的道德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中国的礼制,即中原王朝对高丽、琉球、安南等这些边缘藩属国具有经济援助的道德义务。中国一旦采用西方模式的自由贸易,那就意味着中原王朝与周边藩属之间的道德互助关系变成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就意味着藩属国将要变成殖民地。事实上,日本一旦脱离中华朝贡体系,就立刻将朝鲜、琉球变成其殖民地,甚至在中国东北开拓殖民。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中国清政府率先改革、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高丽和安南就会成为其殖民地,甚至连日本也不能幸免,那么1840年以来的全球历史就会被完全改写。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比较中华朝贡贸易体系中的藩属国和西方自由贸易体系中的殖民地,哪一个制度安排更具有道德性和正当性?这个问题至今未能回答。今天,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而我国领导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对世界体系的不同理念背后,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

王绍光重温了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烈批判。如果把这一批判与对中国闭关锁国的批评和“美国优先”问题放在一起思考,与在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和人类秩序的不同想象放在一起思考,将西方主导全球五百年和中国崛起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一起来思考,就会变得非常有启发性。我们对全球秩序的思考,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对中美贸易战的思考,不能脱离全球秩序的道德基础和正义基础的思考。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美国的说法,丧失了对基本的正义、正当性问题和道德问题的判断力。将“客观事实”当作“价值规范”,甚至接受了“正义乃强者的利益”这种观念,以至于当面对美国在全球搞赤裸裸的霸权主义时,同样丧失了思考和批判能力。

最近大家都看到,美国拿不出任何证据,却可以赤裸裸地指令加拿大政府扣押孟晚舟、全面围堵华为。最近,我组织翻译了《美国陷阱》这本书,相信不少人看了这本书。这本书让我们想起当年鲁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他说翻开历史每一页都看到歪歪斜斜地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但最后发现背后是“吃人”两个字。但今天,把“仁义道德”换成“自由法治”四个字,来看所谓的西方文明史,我觉得非常恰当。王绍光强调,西方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是“军事-财政国家”的崛起,国家能力首先就展现为军事能力和财政能力,前者不就是“火枪”的殖民主义,后者不就是“帐薄”的资本主义,这两个哪一个不是“吃人”的制度?

19世纪之前的“军事-财政国家”所发展起来的殖民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阶段。进入20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对全球的控制逐渐从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掠夺,转为更加精巧的帝国统治,那就是依靠金融的控制、知识产权保护、文化教化的话语权控制等手段来控制全球。这实际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全球自由贸易的“自由帝国”阶段,英美帝国就是这个阶段的典型。今天全球进入互联网时代,进入根服务器控制全球的时代。同样是国家能力,也有一个升级换代的问题,二十世纪以来国家能力进行了升级和演进。从《美国陷阱》这个案例可以看出,美国对世界的控制已经到了非常精细和微妙的地步,这就是法律技术的运用。我在今年第12期《求是》杂志上给《美国陷阱》写了书评,提醒大家注意,美国建构了一个全球法律帝国,美国在全球的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已为人们熟知,但很少关注“全球法律帝国”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律技术的运用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国家能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充分认识现代法治的抽象建构能力

同样是现代的“军事-财政国家”,同样是欧洲殖民帝国,为什么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帝国最后衰落,而荷兰、英国这些帝国兴起,在帝国理论的比较研究中,这是一个普遍的话题。我在此提供孟德斯鸠的一个思考,他认为二者的差异在于对美洲发现黄金、白银的不同态度上,前者将黄金白银作为财宝珍藏起来,后者将黄金白银作为货币流通媒介。这就意味着前者依然持封建主义的财富观念,后者则是资本主义的财富观念。这两种财富观念的区别在于,封建的财富观是有形的金银财宝,而资本主义的财富是抽象的、形态不断变动的货币。而这种从有形、具体到无形、抽象的发展演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其作了全面深入的哲学、社会学论述。具体的财宝是有限的,而抽象的、在变动中不断增值的货币是资本。这才是为什么荷兰、英国最终战胜葡萄牙、西班牙的根本原因。

然而,如果我们在追溯这种不同财富观念的起源,必须关注抽象货币的发展。早在15-16世纪,威尼斯是对财富进行抽象的货币交易中心。但我们必须注意:财富从有形转向无形的关键就在于法律的建构,恰恰是一套关于金融、证券乃至后来的知识产权法律,建构起资本的无形价值;抽象的法律技术建构出抽象的公民身份乃至抽象的财富——资本和知识产权等。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整套法律体系的建构和支撑,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张纸(货币)可以无所不能。韦伯关于形式理性法的讨论,就是以这种维护抽象化财富的市场交易体系作为基础的。形式理性法建构了“稳定的预期”,这种稳定预期就是财富的秘诀。一张美钞就建立在美国的法律体系所建构起来的稳定预期之上,当然这种预期最终由美国的军事实力来保护,这在法学理论中就是法律必须有国家暴力来强制执行,以建立稳定的预期,没有国家强制力强制实施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律。当然,如果没有这种法律建构能力,暴力统治无法持久。为什么草原帝国很快就崩溃,而海洋帝国却可以持续存在,因为后者创造了一套用法律来建构的全球财富转移体系。

由此,我们看到全球资本主义霸权随着资本主义金融交易中心的转移而转移,比如从早期的威尼斯转到后来的鹿特丹,最后在18世纪转移到伦敦,二战后转移到纽约。这种财富转移的过程,既是经济中心和军事政治中心的转移过程,也是法律建构能力不断升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早期殖民主义的“军事-财政国家”,转向了用科技、金融、法律和文化观念编制起来的更为复杂的自由帝国体系,霍布森和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并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这个“高级”体现于统治技术越来越隐蔽。王绍光所说的军事能力和财政能力固然是其重要的支撑性力量,但法律技艺的运用,法律治理能力的提升却可以放大这些军事和财政力量。当年苏联和美国在科技、军事和财政能力上,苏联甚至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是由于缺乏金融、法律和文化观念这些国家能力的配合,最终失败。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的一个重要战略是从军事对抗转向对全球经济的控制,而其控制手段都是通过法律建构出来的。我们熟知“反恐战争”这个概念,但真正的“反恐战争”不是我们电影上看到的打打杀杀,而是美国以“反恐”为名通过的一系列法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通过《爱国者法案》审查全球资本的流动情况。“反恐”一线的真正战士乃是美国财政部、司法部、国土安全局的文职官员,他们追查哪些机构为恐怖组织提供经费,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链比战场上的枪炮更能消灭它们。这就涉及到美国诉讼法中的“长臂管辖”问题,包括海外反腐败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一系列国际公约。《美国陷阱》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任何企业和个人如果用美元交易、如果通过美国的服务器在邮箱发送邮件,都在美国的“长臂管辖”范围。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大多数企业和个人都落入“长臂管辖”的范围,都成为美国建构的全球法律帝国下的臣民。

由于中兴通讯、孟晚舟蒙狱和华为遭受的打压,我们知道了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可要知道,20183月,美国通过了《云法案》,将美国互联网公司的信息云或者任何服务器在美国的信息云都置于美国司法的管辖之下。我们今天都知道“百度云”、“阿里云”、“腾讯云”,我们就要问:这些云是不是由此落入美国司法的“长臂管辖”范围?尤其是我们国家在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化建设,政府与这些大公司进行大规模合作,将许多国家重要信息都存储在这些“云”上。那么,美国是不是可以合法地要求这些公司提交它所需要的信息,否则就以违反美国的法律而遭受严厉惩罚呢?

在今天的信息化时代,讲国家能力的时候,可能需要把它进一步细化。王绍光概括了八种重要的国家能力,我觉得应该增加一种能力。那就是法治能力或者法律能力,即用法律的技术手段来巧妙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法律能力是一套完整的抽象化能力,可以把一个具体的东西变成一个抽象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看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从简单的、具体的治理走向越来越复杂的、抽象的治理。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抽象社会。如果从抽象治理的角度看,在科学技术中,最抽象的莫过于数理化,我们今天的技术发展的瓶颈就在于基础学科;在财富中最抽象的莫过于货币,目前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也就是在探索一种比纸币更抽象的电子货币;而在权力中,最抽象的莫过于法律;而在观念中,最抽象的莫过于核心价值,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的争论。哲学观念、“大师宗教”的争论都在这个抽象层面展开。

人类历史治理不断迈向抽象化的发展方向,在国家能力中,法治这种抽象化的能力就变得非常重要。福山在《现代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看到法治在建构秩序中的重要功能。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看目前的中美贸易战,那么我们和美国的最大差距就在这种抽象能力上。比如在教育领域,我们最薄弱的是基础教育,我们在具体的工程技术方面很强,但科学思辨和抽象的想象力能力比较弱。在财富领域,中国人今天依然热衷于房地产、购房、囤积黄金,关心具体的、可见的财富,而对股票没有信心。相反美国人的财富都集中在股票中,中美贸易战中对美国最大的杀伤力其实在股票市场,西方资本主义危机都出现在股票市场。这种虚拟经济虽然有其脆弱的地方,但能够建构起虚拟经济体系本身,恰恰证明其具有强大的军事支撑、法律技术的复杂建构和文化观念的引导塑造,从而建立起对这种虚拟价值的认同和信赖。我们可以在理论上批判这种虚拟经济体系,但不能不承认,全球化必然推动人类生活在这样的虚拟体系之下。我们在国内的经济发展批判“脱实相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脱实向虚”最后维持的是美元霸权体系。但是,如果中国未来要发展为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必须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合起来,“两手”都要硬,都要强。美国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虚拟经济”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撑,所以对中国展开科技战、甚至金融战,以便回流资本,推动其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中国在加强实体经济的同时,必须重视虚拟经济,让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我们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必须具有用复杂的法律技术来建构抽象财富的能力,必须具有管理和驾驭这种抽象财富的能力。我们设立亚投行、在上海建立石油期货市场等等都是着眼于全球,加快提升建构和驾驭抽象财富的能力。

因此,国家的军事能力和财政能力固然重要,但要将这些能力从原始的、初级的能力,提升到高级的、复杂精妙的能力,就必须要具有法律技术的建构。而这种法律技术的建构不是要法学教授讲怎么立法,而是要具有实战经验的专业律师来操作。我们国家法治建构中,地位最高的是法学家和法官,国家应该重视培育具有全球化视野的商业律师阶层。我们不要把“法治”搞得很神秘,变成一套神化了的意识形态,而要在社会科学意义上强调,法治乃是一套技巧的国家治理术,是一种独特的国家能力。

中美贸易战的核心是什么?是法律,是规则,涉及到知识产权、WTO、反垄断和政府补贴等法律问题,这也是全球法律治理中的规则问题。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成员中很多是熟悉国际金融和法律具体操作的金融从业者和商业律师,而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中很多是熟悉经济政策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这不仅是国家制度方面的差异,而且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差异。今天的中美贸易战恰恰促使中国思考,如何面对全球法律治理问题。而要具备全球法律治理能力,首先必须提高依法执政、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尤其是发挥商业律师和诉讼律师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西方的商业贸易到哪里,人类学家、传教士、商业律师和会计师就跟随到哪里,知识、信仰、商业、法律相互交织在一起,构建起西方的全球帝国。比较而言,我们的商业贸易已经覆盖全球,但我们的人类学家依然满足于调查中国的村庄,我们的知识体系亦步亦趋跟着欧美,缺乏对世界问题独立的思考。我们在海外的文化传播满足于大学中的孔子学院,而不是去办中文幼儿园和小学,去创办免费医院来获得普通民众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认同。一句话,我们商业贸易依然依附于西方建构起来的全球体系,而未能建构中国的全球体系。

 “师夷长技以治夷”。我们接触和学习西方还不到200年,中间还有知识上的断层,所以我们对西方的理解依然是皮毛。批判美国的全球法律霸权很容易,但建构起全球法律霸权也决非易事。因此,我们对于美国建构的全球法律治理体系,不仅要持批判的立场,更要持虚心学习的立场,学习越认真,才越有资格批判。最近香港因为《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政治争议,我们在“一国”框架之内香港、台湾和内地之间的司法协助问题尚未搞定,治理香港弹丸之地都还面临如此巨大的难题,那么我们距离全球治理还有多远?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老老实实、更加虚心地学习。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西方建构的这种商业法律的世界体系有500多年的历史,我们被纳入这个世界体系还不到200年的历史,而我们在这个体系中获得独立的尊严和地位只有70年的历史。更重要的,中国真正告别农耕生活也不过30来年,我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国家治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脱胎于农耕时代。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虽然在崛起,加入到全球商业贸易体系中,但我们缺乏建构全球体系的知识和人才储备,缺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治理世界的能力。我们习惯于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不理解社会主导的治理模式,而今天的全球治理已经进入到“后主权时代”,各种商业机构、非政府组织与主权国家交织在一起,成为建构全球秩序的重要力量。

总之,我们应当以一种从容的心态面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在应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中,不断学习美国治理全球的经验,从而提升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过去几十年,我们很快学会了如何驾驭市场经济,相信我们也会学会如何驾驭一个法治社会,进而学会驾驭复杂的全球法律治理。

(编辑 季节)



¨ 本文根据作者在王绍光教授2019615日关于“国家能力、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演讲报告会上的评论发言整理而成。

*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esle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无论与其他哪个经济体相比,无论拿什么尺度来衡量,这些成就都是辉煌的、值得大书特书的。

中国的经验是否能证明,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一定会取得成功呢?恐怕未必如此。不管是在过去400年里,还是在过去40年中,很多国家、地区都进行过改革或开放,但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世界上很多国家(地区)都曾进行改革开放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西方列强强大的军事与经济挤压,很多国家都曾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希望实现现代化。19世纪中叶,埃及总督萨义德(Mohamed Said Pasha)进行了土地、税收、法律方面的改革,他创办了埃及银行,兴建了第一条准轨铁路。在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前(1923年),它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改革。在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缔造者礼萨汗(Reza Shah, 1878-1944)曾仿效西方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兴建伊朗纵贯铁路,创办德克兰大学、进行国会改革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清王朝继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后,又推出清末新政,改革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教等各个领域。上述改革开放都没有成功。只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日渐强盛,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在过去40年,也不乏类似的例子。1980年,土耳其宣布经济改革。同一时期东欧国家也相继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整个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喀麦隆、冈比亚、加纳、几内亚、马拉维、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尼日尔、坦桑尼亚、扎伊尔)都开始改革;印度也进行改革。1983年,印度尼西亚进行经济自由化的改革。1986年,越南开始改革开放。1986年,前苏联戈尔巴乔夫开始新思维导向的全方位改革。上世纪80年代末,一批拉美与加勒比地区国家进行结构改革。到1989年、1990年,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彻底按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转型。上述这些改革有的比较成功(如越南);有的经过多番试错,才慢慢走上正轨(如印度);大多数是失败的,比如东欧的某些国家。2018年,乌克兰的人均GDP水平比1985年还低27%。如果用西方的标准衡量,乌克兰的改革开放恐怕是最激进的,既是市场经济,又是民主政治,但下场却很悲惨。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缓慢是常见的,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经济倒退这样严重,十分罕见。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进行改革开放的案例很多,但成功的案例并不太多。很多人不假思索地以为,只要进行改革开放,就必然会带来繁荣昌盛。这种想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缺乏依据。仅仅有所谓的改革开放,未必能够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

除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外,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成功需要具备的条件

在我看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必须具备两类大前提条件。第一类是坚实的基础,包括政治基础(独立自主、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消除分利集团)、社会基础(社会平等、人民健康、教育普及)、物质基础(水利设施、农田基本建设、初具规模且较齐全的产业体系)。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新中国前30年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第二类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政府,即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政府。每一项改革都必然导致既有格局和利益的重组;越是激烈的改革,重组的广度、深度和烈度越大,翻船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大。要应付这种局面,就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能够掌控全局,采用各种方式来缓和、减轻相应的冲击,克服各种各样的抵制和阻碍,由此改革才能成功。总之,就是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

什么是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的能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志,即想做的事,但是要把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决非易事。

什么是基础性国家能力?经过多年的研究,我认为有七个方面能力至关重要:(1)强制能力:国家要掌握暴力、垄断使用暴力的权力;(2) 汲取能力:国家要能够从社会与经济中收取一部分资源,如财政税收;(3)濡化能力:国家使得国人有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有内化于心的一套核心价值。此外,还有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

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发生过的三个大分流分析:东方与西方的大分流,中国与日本的大分流,以及战后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的大分流。

国家能力与东西大分流

“东西大分流”是指,东方与西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什么差别,但后来西方逐渐崛起,最后称霸世界(有人称之为欧洲奇迹),而东方却一蹶不振。学术界有人认为大分流发生在18世纪,另一些人则认为,大分流发生的时间更早,至少在15001600年就开始发生了。关于分流时间的争议,实际上是分流原因的争议。不过大家都认同,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是真正的分水岭。

在工业革命(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之前,欧洲已经发生了六件大事:科学革命(16-18世纪)、军事革命(16-17世纪)、财政-军事国家的出现(17-18世纪)、大规模殖民主义(16-19世纪)、大规模奴隶贸易(16-19世纪)、税收增长(17-20世纪)。

不少人认为科学革命对工业革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兴起后,很多人相信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仅靠内生技术进步就能实现持续增长。关于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关系,学术界已经争论上百年,不过断言科学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的人并不多。该领域有共识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大约1870-1914年)的确得益于科学研究;但存在重大争议的是,科学革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1760-1840年)到底有多大关系?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是,17世纪以前,科学演化是非积累性的,与技术进步没有什么关系;19世纪晚期以后,科学演化才带有积累性,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才密切起来。而在17-19世纪中期之间,科学对技术进步的推动并不显著,因而与工业革命关系不大。在此期间,反倒是那些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没有科学研究素养的工匠们才是技术创新的主力。例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占主导地位的纺织业与冶炼业就与当时的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关系。后五件大事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国家能力的变化,而国家能力的增强很可能与工业革命的出现有关。二战以后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增速高达4.05%。而中国在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人均GDP的增速很低,甚至是负数。两相对比,大分流的态势十分清楚。

大分流也表现在人均GDP水平的变化上。按1990年国际美元估算,公元1000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450,欧洲是427。当时,中国比西欧整体上要稍微发达一点,因为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四分五裂,没有什么像样的国家。到16世纪初,西欧的人均GDP达到771,中国也上升到600100年以后,中国与欧洲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还是600,西欧却达到了889。再往后300年,东西之间的人均GDP差距形成巨大的鸿沟。这里的关键是,16-17世纪欧洲近现代国家开始出现雏形,欧洲的经济增长才开始提速,领先于全球。这绝非偶然的巧合!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家霍布斯(1588 -1679年)曾指出: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公共权力的时候,人们处于暴力的恐惧中,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都无法正常进行。这表明,一个有效国家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要先决条件。

流行理论说,亚当·斯密只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强烈反对国家干预。这是对他极大的误读。如果认真仔细阅读斯密著作(如《国富论》第三篇与《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就会发现,暴力始终是其关注的一个重点。在他看来,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之所以经济停滞,是因为暴力盛行。 一方面,在一个国家内,政府总是软弱无力……在人们感觉财产没有安全保障、随时有被人掠夺的危险时,人们自然不想勤劳地工作。在这时候,不可能有大量财产的积聚。另一方面,在国与国之间,战争总是不断发生,一个国家总是不断侵略和掠夺另一个国家。私人财产现在虽然得以免于附近居民的侵夺,却又时常处在被外国敌人侵袭的危险中。在这种情况下,积贮资财的可能性也很小就富裕的增进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大的阻碍了。[1] 据此,斯密得出结论,任何国家,如果司法体系不能正常运作,人们对其财产的拥有缺乏安全感,契约的履行缺乏法律的支持,国家的权威不能被用来强制有支付能力者偿还债务,那么,那里的商业与制造业很少能够长久繁荣[2] 换句话说,有效国家是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没有一个有效国家的保障,市场主体根本无法正常运作。

到亚当·斯密生活的年代,经过与封建诸侯长达几个世纪的博弈之后,欧洲不少地方的绝对王权已经占上风。一位著名斯密研究者伊斯特凡洪特(Istvan Hont1947)这样概括此后发生的事:对封建贵族权力的压制带来了强势的中央政府,或者叫做绝对王权。这个变化几乎与军事革命同时发生,且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欧洲崛起、称霸全球。这也正是地理发现、扩张的时代,是欧洲殖民冒险的开端……由于地理发现与欧洲船坚炮利的技术优势,它获取了巨大的外部市场。最终的结果是经济增长急剧加速。

绝对王权这个概念流行了很长时间,但约翰·布鲁尔在1989年出版的《权力之基:战争、金钱与英格拉国家 1688-1783》一书中挑战了这种提法,建议用“财政-军事国家”替代。最近20年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使用财政-军事国家来称呼17-19世纪在欧洲出现的新型国家。

既然被叫作财政-军事国家,这种国家至少具备两种基础性国家能力:强制能力(军事国家)与汲取能力(财政国家)。用历史学家李伯重的话说,火枪加账簿就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3]财政-军事国家这种政治创新引领了西方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其实,财政-军事国家更应该被叫作军事-财政国家,因为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军事革命在先,财政创新在后,且财政创新最初是服务于军事与战争的。

军事革命这个概念最初是由英国历史学家迈克·罗伯斯于1956年提出的。在16-17世纪,西方发生了一场军事革命:即在武器、军队组织与规模等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当然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军事革命。另外一位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杰弗瑞·帕克指出,上一次军事革命是中国的秦始皇造就的,那场革命为一个持久的皇权体系奠定了基础,使得它绵延两千余年,没有太大变化。西方发生的算得上是第二次军事革命。在帕克看来,正如秦国的优越军事组织使它得以征服整个中国; 西方国家的优越军事组织则让它们得以统治整个世界,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崛起取决于使用武力。其他不少西方学者对暴力在西方崛起中的作用也直言不讳。

另一位美国著名历史学者伊恩·莫里斯有一本书的标题是《文明的尺度》,在他看来,衡量文明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开战的能力(War-making capacity),而他在书中讨论开战能力的第一句话是:西方成为世界霸主最明显的标志是1840年到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支小型英国舰队开进中国,威胁要切断向北京运送粮食的大运河,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忍辱负重地做出巨大让步。

莫里斯对过去6000年东西方的开战能力进行了估算和梳理。从公元500年到公元1400年,东方的战争能力高于西方;但是16世纪以后,西方出现了军事革命,其开战能力开始超越东方;到18世纪以后,东西方的开战能力差距已经十分巨大,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进入20世纪时,西方的开战能力是东方的5倍,占据压倒性优势;那个时候,东方被西方打败几乎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在有数据可查的欧洲国家,军事革命的一个表征就是军队规模的急剧膨胀。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初,无论是这些国家的军队绝对规模,还是士兵占人口比重,都在快速上升。16-17世纪,西班牙是欧洲的霸主;18世纪,主角换为法国与英国。换句话说,在这几个世纪,欧洲国家的强制能力都大幅提升了。发明火药的是中国,最早的炸弹、火枪、火炮也出现在中国,比欧洲早几百年,为什么军事革命在欧洲率先出现,而不是在中国呢?一个关键因素可能是战争的频率。各国的历史都是战争的历史,但欧洲的历史尤其血腥,几乎是一个战争接着另一个战争。频繁战事促使当事国在武器创新、组织创新、军队规模扩大上下大功夫,从而带来军事革命。到15世纪末,欧洲的火炮已优于中国,导致出现了第一次小型的军事分流。1550年以后的两百年间,东亚地区烽烟四起,迫使中国反过来向欧洲学习制作先进枪炮的技术,与欧洲国家形成军事均势;其间,郑成功还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4] 1760-1839年间,中国战事较少,因而军事创新停顿,而欧洲战火不断,军事创新突飞猛进,形成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军事分流。[5] 军事大分流的结果就是莫里斯提到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成为中国永久的耻辱。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英国的工业革命的时点恰好发生在1760年到1820-1840年之间,与中西军事大分流的时点几乎完全吻合。这绝不是因为巧合,而是因为军事革命造就了强制能力更加强大的现代国家,而具备强制能力的现代国家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强制能力具体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呢?从欧洲的历史看,其作用表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

对内,强制能力可以为当时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创造一个和平的内部环境。世界上最早的常备军出现在16世纪的西班牙,它是当时的世界霸主。常备军是现代社会的标志,因为有了好纪律的常备军,一个文明国才能抵御外侮[6]世界上第一支专职警察队伍于1829年诞生于伦敦,并很快普及到美国与许多欧洲国家,其根本使命是保护私有产权不受侵犯。

对外,强制能力用来做三件事情:第一是掠夺海外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第二是打开海外市场;第三是培养管理人才。

掠夺海外资源的方式是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欧洲推行殖民主义历时约400年,从15世纪初到19世纪末。最早推行殖民主义的是葡萄牙、西班牙,15-16世纪它们把魔爪伸向非洲、亚洲与新发现的美洲。17世纪的最初一两年,英国与荷兰分别建立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此后一百多年,它们与法国相继建立海外殖民地,争夺的重点是美洲。从19世纪中叶起,更多的欧洲国家参与对非洲与亚洲的争夺,前者被彻底瓜分,很多亚洲国家沦为殖民地。

欧洲崛起时,几乎所有的大小欧洲国家都参与了殖民主义掠夺,包括北欧国家(瑞典、丹麦、芬兰、挪威)。以比利时为例,其非洲殖民地的面积是本土的80倍;其殖民过程造成刚果约1000-1300万人死亡,比纳粹德国残酷很多倍,今天却很少有人提起。1897年,比利时开始利用在刚果攫取的钱投资中国,计划让刚果士兵进驻中国,把中国劳工运往刚果;还在中国买了几个小岛,命名为刚果自由邦?tat Indépendant du Congo)。在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有人惊奇地发现,其中一个居然是与刚果签订的1898年中刚《天津专章》,它规定刚果在华也享有治外法权。那时的刚果只不过是比利时的“黑手套”。

不仅是奴隶贸易,奴隶制也是工业革命率先在欧美爆发的重要原因。早在1944年,加勒比黑人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姆斯就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中提出一个著名论点:从英属加勒比殖民地由奴隶种植的蔗糖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初始资本,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经济体。直到制造业站稳脚跟、来自奴隶制的利润与之相比不再那么确定之后,英国才开始倡导废除奴隶制。[7]

18世纪末、19世纪初(即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期),与实行奴隶制的加勒比种植庄园进行贸易往来,对英国本土经济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它任何因素,助力英国资本主义率先进入工业化,并在争夺全球霸权方面超越其对手。

在大西洋的另一侧,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奴隶制的关系更加直接。整个美国的工业起飞都与奴隶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奴隶种植的棉花是美国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由于纺织业是当时欧美各国的新兴支柱产业,棉花对当时美国的重要性与石油对今天沙特阿拉伯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奴隶的总市值超过美国铁路与工厂价值的总和;美国蒸汽动力最集中的地方是遍布奴隶种植园的密西西比河两岸,南方种植园对奴隶的管理广泛采取类似工厂的分组模式,且其规模普遍比北方企业大;美国早期的管理创新多源自于分组与暴力相结合的种植园,与贩奴相关的海事保险和奴隶人身保险对美国保险业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奴隶与他们的子女为抵押品的贷款与再贷款对美国银行业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奴隶制为罗德岛的纺织厂提供了棉花,为纽约的银行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为麻省的制造商创造了市场,为康涅狄格州的城市(如桥港 Bridgeport)建设进行了投资,为运输、销售南方农产品和北方工业品的商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意。美国的奴隶制深深镶嵌在美国资本主义的DNA上。

如果将时空视野进一步放宽,就会看到,奴隶贸易与奴隶制把非洲、加勒比、拉丁美洲、北美、英国,以及整个欧洲都联成一体,进而与中国也发生了关系。奴隶在美洲开采的白银首先为欧洲各帝国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并换取来自中国消费品的机会;奴隶种植的农产品使英国有可能逃避对其人口增长的环境限制,从而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英国之所以能够打破马尔萨斯陷阱,是因为美洲种植园生产的蔗糖与棉花为其人口提供了卡路里和纤维。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改变人类历史的工业革命会首先发生在英国,为什么欧洲的军事革命、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奴隶制会导致东西方之间出现所谓的大分流。东西大分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也遂了西方人的愿。

除了掠夺资源外,西方殖民主义者还依仗船坚炮利在全球范围四处横行,抢占市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财富,最后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 英国海外殖民的野心急剧膨胀,开始注重海军舰队的建设、并特许更多、更大规模的私人公司在海外进行殖民掠夺。为此,英国在1600年底建立的东印度公司,作为其在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十八世纪中叶起,该公司拥有了军队和舰队,形成巨大的军事力量,靠武力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获得了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的权力。

由荷兰政府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比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晚两年成立,也是一家拥有自己的军队与舰队、可以发行货币、可以与相关国家订立正式条约、对占领土地(如印度尼西亚、马六甲、中国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暴力集团。

有了武力作后盾,这两家公司的触角伸向哪里,它们就把市场拓展到那里;强买强卖为这两家公司以及英国和荷兰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让它们挣得盆满钵满。除了英国与荷兰外,设立东印度公司的还有丹麦(1616-1772)、葡萄牙(1628-1633)、法国(1664-1794)、瑞典(1731-1813)、奥地利(1775-1785)。除了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以外,欧洲列强还按地域设立了其它很多形形色色的特许公司,它们都是推行殖民主义、为母国开拓海外市场的工具,而不是纯粹的商业实体。

简而言之,从欧洲发生军事革命后,列强各国便在掠夺海外资源的同时,不择手段地拓展海外市场。由于远洋贸易巨大的成本和安全风险,欧洲商人集团的远洋探索和全球贸易都是武装贸易[8] 这个时期在欧洲被人称作英雄商业时期Age of Heroic Commerce)。到18世纪末,欧洲列强已开辟了大片的海外市场,从而为引爆工业革命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没有世界市场,就不可能有工业革命[9]

除了需要资本、其它资源、市场之外,发展经济还需要相关人才,如企业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这方面,军事组织(国家的常备军与私人雇佣军)与国防工程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军事组织与经济组织都是较为大型的人类组织,其运作方式具有不少的共性。其实,“Company”这个词最初是指一群士兵,后来才被用来指称商业公司。同样,“entrepreneur”这个词出现于14世纪,但在整个16-17世纪,它主要用来指称政府工程承包人,尤其是军事要塞或公共工程的承包人。在16-18世纪,欧洲各个政治体之间战争不断,那时规模较大的社会组织不是经济实体,而是军事实体。组织战事的人往往具有冒险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知道如何进行远距离运作,这些都与所谓企业家精神暗合。一直到今天,各国还有人说,军队是培养企业家最好的学堂。军事革命创造一种环境,使得军人中走出一批又一批企业家与公司经营者、管理者。

资本、资源、市场、人才、技术在英国与欧洲各国的崛起过程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除此之外,英国与欧洲各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实际上都是以暴力或国家强制能力为基础的。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精辟见解:英国与欧洲各国发展经济的一些做法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10]马克思这段话点明一个简单的事实:强制能力较强的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关键时刻可以领先一步。

不过,强制能力或对暴力的垄断必须有财力支撑;强制能力的增强也需要国家的汲取能力相应增强。伴随着16-17世纪展开的军事革命,各国军队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组织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复杂,战场涉及的空间范围也扩张到全球,这一切都使得战争的费用急剧攀升。为了支撑战争,政府必须要用财政金融工具来为军队的运作筹钱。当然,反过来军事竞争也可以倒逼财政、金融手段的进步。

军事需求强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各国逐步建立起更为发达的财政体制。“在公元990-1992年间,战争是欧洲国家最重要的活动。国家预算、税收、债务反映了这个事实……战争把欧洲的民族国家交织在一起,战争准备创造了各国国家机器的内部结构……随着国家武装起来,它的汲取能力大幅攀升。”

当国家同时在强制能力与汲取能力两方面发力时,演变的结果就是所谓财政-军事国家,亦即那些能够通过税收和其他的财政创新手段保障大规模战事进行的国家。财政-军事国家在17世纪至19世纪之间征服了世界各地的大片土地,成为全球霸主,可见汲取能力有多么重要。

谈到汲取能力时,往往有人会认为,它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只有经济先增长,汲取能力才能加强,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不错,经济强,汲取能力很可能也强。例如,在19世纪以前,荷兰曾是经济的火车头,被人称作第一个现代经济。它的人均税收在整个17世纪比任何国家都高,比英国高出一倍至数倍;这种情况延续到18世纪,它的人均税收仍然比英国高30%-70%[11] 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经济先行增长,汲取能力才有可能加强,前者未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汲取能力本身完全可能先行增长,带动经济增长随后而来。以英国为例,在光荣革命以后,它的财政税收明显上升,经济增长并没有这么快,税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据估算,1688-1815年间,英国的GDP增长了3倍,但实际税收增长了15倍。法国不遑多让,1650-1899年间,人均GDP增长了2倍,但人均税收增长了33倍。与英国和欧洲各国相比,满清的汲取水平很低,且没有提高。据估计,清代中央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在康熙时期(1662-1722)约为3500万两,在雍正时期(1722-1735)约为4000万两,在乾隆时期(1736-1795)约为4300-4800万两,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之前。各级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大概在6000-8000万两之间摆动。这是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清代人均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倒是持续下滑的。与当时的英国相比,这个数字实在太低,相当于英国的一个零头,比其它欧洲列强也低得多。

现在已有一批研究表明,国家能力与经济的早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史学家帕特里克·奥布莱恩2011年的研究发现:1815年以前,因为英国具有对外维护自身安全、对内维持秩序与产权的国家能力,它得以促进投资与国际贸易,成为第一个工业国家。西班牙没有在加强汲取能力方面做出努力,导致这个曾经的霸主于17世纪逐步衰落。两位荷兰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不平衡的汲取(过于依赖一个省的财政收入)造成汲取能力不足,导致荷兰共和国防卫能力下降,最终导致它于1795年被法国消灭。在东西方之间出现大分流的时代,国家汲取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这类观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造成东西方大分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能力的强弱。荷兰学者傅瑞斯认为:近代早期之所以会出现东方的衰败西方的繁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的重要性、作用和功能上[12] 华裔学者孙隆基也认为:中国未能成为近代世界经济的带头羊,乃因为它没能变成一个战争财政国家 [即财政-军事国家] [13] 

在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初期,战争刺激它们强化了自己的国家能力,较强的国家能力转而帮助这些国家攫取了第一桶金。国家能力就是发达国家用过的梯子;现在它们却把这把梯子隐藏起来,让发展中国家按它们说的做,而不是按它们做过的做,是彻头彻尾的伪善。[14]

国家能力和中日大分流

19世纪下半叶,日本的发展速度比中国快得多,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后来蚕食东北,最后又试图侵占整个中国。到今天为止,从技术、经济发展指标上看,日本也比中国要先进得多。对于中日之间的大分流,有两个流行的看法:一是明治维新之前,中国与日本差不多,都是经济停滞的落后国家,且统治者都不思进取;二是中日之间的差距是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拉开的,因为日本进行了彻底的改革,而中国的改革不够彻底。一本2018年新出的书依然持这样的看法,作者认为:日本进入明治维新时代,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走上了富国强兵的近代化道路;”“日本做得更为彻底,引导着明治维新走向了成功;”“假如日本不锐意改革,发愤图强,就会像中国一样衰败腐朽![15] 实际上,现在已有不少研究挑战上述流行看法。

关于第一个流行看法,最近一二十年的研究表明,与西欧一样,中国与日本也曾经历了广泛的商业化和早期的工业化(即非机械性的工业化)。用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说法,“1750 年前后中国和日本的核心区看来与西欧地区相同,都有精密复杂的农业、商业和非机械化的工业[16] 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算显示,在1700-1820年之间,中国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从22.3% 增至 32.9%,而欧洲从24.9% 增至 26.6%;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为0.85%,欧洲为0.58%,虽然都高于世界的平均数(0.52%),但中国比欧洲高。据此,中国学者李伯重也相信,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并不逊于欧洲[17]

第二个流行看法,它注意到中日之间的差异,但强调差异出现在明治维新之后,仿佛产生差异的原因只是两国改革开放的力度不同。最近有研究表明,中日之间的分流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经存在;在明治维新之后差别进一步扩大。明治维新之前,中日之间的差别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均GDP的差别,二是国家能力的差别,后者很可能与前者有密切关系。

基于新版麦迪森数据库,在康熙登基那一年(1661年),中国的人均GDP高于日本;但到乾隆31年(1766年),日本的人均GDP已超越中国。一份2017年发表的研究发现,在1720年以后的130余年里,日本的人均GDP年均增速明显加快,达到0.25%,而中国的人均GDP几乎没有增加,并且两国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

中日之间在国家汲取能力方面也出现了分流。从1650年到1850年,日本的汲取水平基本稳定,而中国的汲取水平急剧下降。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1839-1842年),中国的税收收入只相当于国民收入的2%,而日本则高达15%。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以翔实的数据证明,中日在国家汲取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出现在明治维新之前,而不是明治维新之后。

为什么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比中国早一些、顺一些、快一些?因为日本有比较强的国家能力。德川幕府时期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可以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物品,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灯塔、消防、赈灾等等方面。在明治维新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只相当于日本的三分之一,以后还需要近一百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才达到日本那时的水平。在生态保护方面,日本也比中国做得好得多;对森林的损毁程度可以看作一个指标。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建于1876年,且因遭到抵制于次年拆除;而德川幕府在明治维新前已计划建设铁路。这使得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不久就得以用政府投资主导全国铁路网的快速建设,通车里程不断增加,而中国远远落在后面。

更重要的是,日本是个狭长的岛国,而中国的面积是日本的25倍。在1887年之前,铁路已联通日本的核心区域;到1907年,铁路已延伸至几乎整个日本列岛。反观中国,到甲午战争之前,铁路总长度不过400来公里,放在中国地图上,只是一截短线。即使到辛亥革命之前,中国通铁路的省份还是很少,其中不少线路还是由列强控制的。

提供公共物品需要财政收入支撑;只有政府的汲取能力比较强,才可能做更多的事情。而像交通网络之类的公共物品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设施。无疑,明治维新之前打下的基础将为明治维新之后的发展铺平道路。在著名日本史学家威廉?比斯利看来,就连明治维新之前已出台的相关改革规划也可算作一种公共物品,它为明治维新提供了一幅富强的蓝图

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与汲取能力同样重要的是强制能力,即中央权威对暴力合法使用的垄断。

在幕府时代,日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统一中央政府,各地皆由武士统治。在16世纪后半叶,日本经历了一场军事革命:几乎全面采用枪炮,制定有效部署火力的战术,改变军队的构成和组织,从而实现了战争的专业化。它与欧洲的军事革命非常相似,但却是在没有中央权威的情形下发生的。尽管如此,这场革命改变了军队的组织方式和战争的打法,让人们意识到集中权威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为日后追求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提供了铺垫。

1850年前后,中日同时面临内忧外患,但两国的回应方式迥然不同,对各自强制能力的影响至深。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满清政府起初调动常备军八旗兵绿营兵与太平军作战,但他们不堪一击,连连受挫。不得已,咸丰皇帝只好鼓励全国各地豪绅兴办团练(最著名者为湘军与淮军);不仅军队由地方势力指挥,连军队的开支也放任地方势力以各种名目的厘金筹措。从此,长期集权传统的中国走向分权;尽管后来清王朝几次试图收权,但覆水难收,大势已去。

同样应对内外危机,原本军权相当分散的日本却走向了集权。作为一个面积不大的岛国,来自海上的西方威胁让日本人认识到,明治维新之前那种分散的封建政治架构已经过时。与列强有过交涉甚至短暂交战经验的幕府与各藩都曾采取过增强自己军事实力的步骤,但限于分散的财力,各自为战显然已不足以抵御西方的入侵。德川派与倒幕派都同意只有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才能挽救日本,并寻求改变幕藩体制;他们争夺的是:由谁、用什么方式来主导这个集权过程。内战结束了长达六百多年的武士封建制度,促成了天皇制度和新型行政体系的确立。明治维新最关键的改革是1871年废藩置县,彻底终结了幕府体制,其意义不下于秦始皇的废封建、行郡县。常常被人忽略的是,与废藩置县同时出台的改革是命令大名(封建诸侯)解散私人军队,将武器上缴政府。到1872年初,日本陆军与海军已正式建立。1873年初,日本又正式推出征兵制,用平民出身的士兵替代武士阶级。至此,日本已建立了集中统一的常备军。在创设全国统一军事体制的同时,日本建立了地方与全国警察体制。基于对暴力的垄断,日本政府得以在短期内大刀阔斧地推出一系列改革,包括实行新币制(1871)、地租改正(1873)将财权集中到中央。到1877年,它已建立起统一的财政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其汲取能力。

反观中国,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后,满清政府才开始效仿德国与日本组建常备军,即袁世凯统帅的新军,比日本晚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直到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才形成在全国范围内垄断暴力合法使用的军事体制,比日本足足晚了近80年。

日本在1877年后的20余年逐步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到1899年,日本已经完全废除了治外法权。因此,有学者称日本是迅速实现了主权Rapid Rise to Sovereignty),而中国是为争取主权苦苦挣扎Struggle for Sovereignty)。在与西方列强的博弈过程中,日本人从对手那里学到一样东西:强权即真理(Might Is Right)。一旦自身强大起来,它自己便开始效仿西方列强,向外进行殖民扩张,走上了武力扩张,以战争促发展的道路。后来,山县有朋在总结日本发展经验时不无自得地说:“细想起来,国运的发达主要依靠武备的力量。[18]他提出了日本应该追求的战略目标:霸占中国东北,进而在整个中国谋求优势地位[19]

东方与西方之间、中国与日本之间之所以会出现大分流,与国家能力有密切的关系。历史上类似的大分流还有一些,同样,国家能力的强弱是重要的解释变量。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又出现了一次大分流,即东亚经济体在第三世界长期一枝独秀,出现了几个小龙,形成所谓东亚奇迹

东亚奇迹与强有力的政府能力

20世纪70年代,当这个奇迹刚刚引起人们注意时,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的成功,应归功于不受干扰的自由市场。

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实证研究证明,在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的发展中,政府扮演了十分关键、不可或缺的角色。到上世纪90年代,连世界银行也校正了自己以前的判断,承认为促进经济发展,这些经济体的政府都以各种方式进行了系统性的干预。很明显,能发挥如此巨大作用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缺乏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政府。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爱丽丝·安士敦所说,韩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一个能够将自己政策落实的国家。不仅韩国是这样,安士敦的推论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落后国家不太可能实现工业化。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哪怕政府不干预市场,它也必须具备很强的能力,在面对转型中利益受损群体的压力时,能够从容应付,避免打断经济增长的进程。而落后国家最缺的,恰恰是强有力的政府。

拿东亚经济体与别的国家进行比较时,国家能力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主导的发展》一书中,普林斯顿大学印度裔教授阿图尔·科利比较了四个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轨迹,这四个案例显示,在追求经济转型方面,各国的国家能力不尽相同:韩国有一个有效的、促进增长的政府,尼日利亚的政府腐败而无效,巴西与印度的政府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科利教授的结论是:在发展中世界,创造一个有效的国家一般会先于出现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20] 几年后,他将研究拓展到31个经济体,包括很多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国家能力的关键作用再次得到佐证:以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质量作为衡量国家能力的指标,国家能力越强,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越高。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两位学者使用了更大的数据库,对141个发展中或转型国家的国家能力进行了测度,他们同样发现,国家能力越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总之,不管国家能力用什么指标衡量;不管是历史案例,还是现实案例;不管是相同案例的比较,还是差异案例的比较;不管是小样本,还是大样本;不管是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其结论指向完全是一致的:在多数国家中,改革开放成功的少、失败的多;经济增长持续的少,短命的多。因而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只要下决心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它必定成功;只要坚持改革开放,经济必定持续增长;改革开放的结果就是经济繁荣。当然,不进行改革开放,也许不会出现经济繁荣;但我们通过上述跨国比较研究证明,并不是所有的改革开放都能够成功。

改革开放的成功有赖于一个有效政府的存在。历史的、跨国的和当代的研究都表明,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改革开放)比较顺利、现代经济增长出现比较早的国家都是国家能力增强在先,经济发展随后。这种时间上的前后揭示了逻辑上的关联,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很可能不仅仅是改革开放的结果;除了改革开放的方向与举措正确以外,还需要一个有效政府作为前提条件。换句话说,仅有改革开放,没有国家能力的铺垫是不行的。

当然,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只要国家能力足够强,不进行改革开放也可以带来经济繁荣。有效政府只是经济繁荣的一个必要条件,改革开放是经济繁荣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改革开放和国家能力的建设与维护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但两者都不是充分条件。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对中国为什么会成功,我们应该有清晰的认识。

最后,为什么对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而言,具备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是必要和重要的呢?第一,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为改革开放奠定比较坚实的基础,包括制度保障、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第二,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为改革开放创造比较有利的内外环境。比如,只有具备一定国力,才能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第三,国家能力比较强,可以比较好地把握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节奏。改革开放并不是线性运动,不是按照一个速率、朝着一个方向不拐弯地直行,有时必须要绕道走、要调整步伐。国家能力比较强,才有能力调节改革开放造成的损益分配,对利益受损群体进行必要的、适度的补偿,避免社会矛盾激化,防范政治上的风波。

国家能力如此重要,在未来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要且行且珍惜。

(编辑  季节)



* 王绍光,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1] 亚当·斯密(陈福生、陈振骅译),《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32-233页。

[2]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p. 1227. 《国富论》中译本对这段话的翻译似乎不够准确。

[3] 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第392页。

[4] 欧阳泰Andrade, Tonio(陈信宏译),《1661,决战热兰遮:中国对西方的第一次胜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

[5] Andrade, Tonio, The Gunpowder Age: China,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5-7.

[6] 亚当·斯密(唐日松译),《国富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五篇第一章。

[7] 也就是说,英国废除奴隶制的主要原因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是因为英属加勒比地区制糖业的衰落。Eric Eustace Williams, Capitalism & Slaver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4).

[8]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七章第一节。

[9]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七章第一节。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19页。

[12] Peer Vries, State, Economy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680s-1850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5), pp. 94-98.

[13] 孙隆基,中国在近代全球经济中的角色20151221日,http://www2.scut.edu.cn/economy/2015/1221/c1805a31351/page.htm

[14] 张夏淮另一本书的中译本题为《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15] 马国川,《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

[16]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226-227页。

[17]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18] 武寅,从历史的深层看日本:试析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与历史根源,《炎黄春秋》2001年第10期,第42-45页。

[19] 孙耀珠,山县有朋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研究论集》,2002年,第248-259页。

[20] Atul Kohli, 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

 

 

当今世界有四大力量板块,它们正在酝酿着三大冲突,这是我们未来510年将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当今世界的四大力量板块

 

我们经常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确定的因素就是中国崛起,积贫积弱的中国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成为当今四大力量板块之一。这是一个重要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金融资本的发展和崛起。1913年美联储成立,标志着金融资本的诞生,它逐渐形成了另一个强大的力量板块。

欧洲的金融资本产生要晚很多。比如,法国金融资本成为一大力量板块,其标志是197313日法国通过了《银行法》。在《银行法》出台之前,法国中央银行属国家所有,法国政府每年提出预算,向中央银行无息或低息借款,年底通过税收再还给中央银行。这种做法会让政府无限制地增加预算,为防止通货膨胀,《银行法》规定自197313日起,法国政府提出预算后,须以4%的利率向私人银行借款。此后,法国社会的统治力量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到了1978年,法国财政终结了每年预算盈余的历史,开始走向赤字预算。现在,法国国家财政开支的大部分已不再是国防、教育、医疗,而是支付给私人银行的债务利息,这就是4%借款利息造成的后果。所以,金融资本在西方生活中虽似无形,但却非常现实,而且影响巨大。这个变局是和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的著作《世界往何方去》中,把全球化分成三个阶段:1985年到2000年是“幸福的全球化”,2001年到2015年是“痛苦的全球化2015年之后是“危机和束手无策的全球化”。在“幸福的全球化”阶段,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从全球化中获得莫大的好处,产业资本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掌握高端,发展中国家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利润大部分归发达国家所有。比如制造一个苹果手机的销售额,美国人拿走其中58%(基本是利润),中国制造只分享了18%。但发达国家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几年后,中国居然从只做中低端的产品开始向中高端发展,全球化造就了中国这个它们无法与之竞争的对手。2000年以后,全球化从“幸福”的变成了“痛苦”的,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

金融资本开始主导全球化。逐渐形成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不再单纯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以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划线。西方至今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研究,我们没有看到像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或者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这样的能够指出一个时代特征的著作出现。

以是否支持全球化划线,这几乎改变了世界。过去西方的政治色谱非常明确,从“极左”到“极右”是一条划线标准,但是今天在全球化的问题上,这个色谱变成了一个光环,因为全球化不但损害了产业资本,它同时也损害了西方世界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劳动阶层和一部分中产阶层。法国爆发的“黄马甲运动”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黄马甲运动”是极右翼发起的运动,但得到了极左翼民众的全力支持。现在这个左右翼意识形态之争在某些场合已经淡化了。这个政治光环如果从横向切开,会发现上半部是支持全球化的,下半部是反对全球化的。2015年“危机和束手无策的全球化”以来,西方内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两大力量形成对峙。美国反对全球化的产业资本以及一部分中产阶层和底层劳动阶层,通过选举把产业资本的代表特朗普推上台。

美国历史上有两位总统曾评价过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美国第七届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墓碑上就一句话——我杀死了银行,当时他就已经意识到,金融资本有可能统治美国,所以他当时反对成立中央银行。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做告别演讲时说,我们要警惕军事工业集团取得过大的权力,进而危害到美国的自由和民主。这恰恰是今天美国正在出现的现象,特朗普为代表的以军工为核心的产业资本正在攫取莫大的权力。

以宗教为特征的伊斯兰是另一大力量,它始终把世界分成伊斯兰世界和和非伊斯兰世界两大类。

我认为,中国、伊斯兰世界及西方世界内部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当今世界上的四大力量,它们都能够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三大冲突

 

这四大力量之间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冲突呢?中国跟西方会产生冲突;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也会产生矛盾,这个矛盾不能小觑,它几乎涉及到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而西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潜在冲突很有可能在未来35年成为主要冲突,两者之间已经基本上不能共存了。比如,产业资本需要企业回归美国,金融资本需要企业继续外移;产业资本反对移民,金融资本欢迎移民等等,两者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是对立的。法国爆发的“黄马甲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深刻启示,它除了反对政权外,就是反对金融资本。他们希望举行一个全民公决来否定欧元、否定197313日的《银行法》。这说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把矛头对准中国,金融资本并不反对,因为它也希望摧毁中国现在的政权。金融资本统治世界的秘诀就是197313日的法国《银行法》,它希望这类的《银行法》在所有国家通过,需要所有国家都变成“选举型民主国家”,这样它就能够一手控制金融、一手控制政党,进而控制选举出来的政权。

特朗普选择打击中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他以为这场贸易战会很容易打赢,以为中国会很快接受他提出的条件。二是他以为在打压中国的问题上能够得到金融资本的支持,进而顺利地连任总统。我相信,一旦特朗普连任总统,他下一步一定是向金融资本开刀。

我们在西方的媒体上看不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殊死的决斗,但是很多现象已露出端倪。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愤怒者”运动以及黄马甲运动。现在,美国、英国、法国的反犹运动正在汹涌回潮,其原因就是很大一部分民众把犹太人和金融资本视为一体。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冲突会不会演变成一场热战,需要警惕。

(编辑  三友)



* 郑若麟,《文汇报》前驻巴黎记者,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根据作者在201952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四届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反海外腐败法》给我带来了牢狱之灾(此后还须继续服刑4个月),而我对这部法律却知之甚少。我找到一份美国律所长达800页的研究文件,其中统计了所有因腐败而被指控的案件。我研究这些案例,将它们和我的案子进行对比。这部法从20世纪70年代末生效以来,就一直受到美国主要行业巨擘的质疑。他们认为这项法律可能会使他们在出口市场(如在能源、国防、电信、制药等领域)处于不利的地位。事实上,其他经济大国,特别是欧洲国家(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尚未通过类似的法律,这些国家的公司在许多腐败猖獗的国家继续求助于中间人服务。一些国家,比如法国政府甚至为公司制定了向财政部申报贿赂款项的制度,以便将这些款项从公司应纳税款额中扣除!这项制度在法国一直持续到2000年。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规则。然而,美国政府没有打压自己企业的倾向,也不想惩罚美国的出口产业,并没有全面实施《反海外腐败法》。19772001年,美国司法部只惩罚了21家公司,而且通常都是二线企业。这样算下来平均每年惩罚的公司还不到一家!而美国雇主协会并不希望这项法律“进入睡眠状态”,这些行业巨头很清楚他们能从这项法律中获得多少利益,为了达到目的,他们要让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卷入同一麻烦。1998年,他们终于如愿以偿:美国国会修改了法律,从此这项法律具有域外效力。此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同样适用于外国公司。美国政府自认为有权追诉国际上任何一家公司,只要它用美元计价签订合同,或者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服务器(如谷歌邮箱或微软邮箱)收发、存储(甚至只是过境)邮件,这些都被视为国际贸易工具。这项修正案是美国的一个把戏,他们把一项可能削弱自身企业的法律转变为干涉他国企业、发动经济战的神奇工具。  

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从2000年开始,不断地试探这种域外法权的底线。例如,毫不犹豫地审判外国医生——因为他们被委托从事公共服务,就像审判“公职人员”一样,从而对国际制药公司提起诉讼。企业因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而支付的罚款总额在2004年仅为1000万美元,到2016年则猛增至27亿美元。

9·11”事件后颁布的《美国爱国者法案》使这一大跃进成为可能。该法案赋权美国政府部门,可以借助反恐的名义,大规模地监视外国企业及其员工。2013年,“棱镜门”丑闻爆出,爱德华·斯诺登揭露了美国的秘密监控计划,世界各国这才意识到美国的主要数字企业(谷歌、脸书、微软、雅虎、美国在线和苹果等)也在和美国情报机构分享信息。这还不是全部,美国政府不仅用违规的手段获取情报,还在经合组织(OECD)内发动攻势,督促该组织成员也在国内或区域内进行反腐立法。法国在20005月签署了OECD颁布的《经合组织反贿赂公约》(9月正式生效)。[1]

 

只是这些欧洲国家没有颁布域外法律的手段和野心,这使它们最终都掉进了美国的陷阱。一旦某个国家加入这个公约,它实际上就授权美国可以起诉该国的企业,而它却没办法使用法律手段报复美国企业!这些事情环环相扣,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大阴谋。很多人都被骗了。

我不是认为不应该反腐败,是的,腐败是一种祸害。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12002年,有1万亿美元被用于贿赂,占同时期全球贸易总额的3%。我们也必须同这种恶行进行斗争,但是不应该搞错斗争对象。首先,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在道德的掩饰下成为一种非同寻常的经济统治工具,这项法律对美国财政部来说肯定是一件喜事、一座真正的金矿。其涉及的案件自2008年起呈爆炸式增长,其中惩罚外国企业的贡献最大。19772014年,只有30%的调查(474项)是针对非美国公司的,但是它们支付的罚款占总额的67%。在26个超过1亿美元的罚单中,有21个涉及非美国公司。包括德国公司西门子(8亿美元)、戴姆勒 (1.85亿美元),法国公司道达尔(3.98亿美元)、德希尼布(3.38亿美元)、阿尔卡特(1.38亿美元)、法国兴业银行(2.93亿美元),意大利公司斯纳姆普罗盖蒂(3.65亿美元),瑞士公司泛亚班拿(2.37亿美元),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4亿美元),日本公司松下(2.8亿美元)、日本日挥株式会社(2.88亿美元)。请记住,这张令人印象深刻的“狩猎表”就是仰仗于这项美国法律。

在实施《反海外腐败法》的近40年里,美国司法部从来没有在石油业巨头(如埃克森或雪佛龙)或国防业巨头(如雷神、联合技术公司、通用动力)的交易中挑出什么毛病。我们该如何想象,为何这些美国巨擘无须支付巨额佣金,就能成功签订处于高度敏感领域的合同?我从事这个行业22年了,我不相信,这的确不可能。美国司法部不是独立的,而是长期处于美国强大的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美国司法部都是在美国的大型企业被他国法院起诉之后,才会对它们提起诉讼(万幸,这一幕还是发生了)。随后美国收回调查权,让它们“回家”受审,然后它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认罪协议

美国哈里伯顿公司的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公司和法国德希尼布、日本日挥株式会社,以及丸红株式会社(即塔拉罕事件中的日本公司)联盟,为尼日利亚的伯尼岛油田提供装备。为了赢得这个价值20亿美元的合同,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为卖方联合体找到一个伦敦律师,通过他向尼日利亚的官员支付1.88亿美元贿款。此案被公开后,被送到了法国一个预审法官的桌上。该法官在20045月收审了这个伦敦中间人。美国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启动调查。最终法国和美国达成一项协议:法国法官放弃追究哈里伯顿公司及其子公司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的法律责任,因为美国政府对该案进行过调查。美国检察官发现,鲁特公司的董事收取了大量回扣,不可能不对他们提出指控。但相对于涉案金额,判决实在太轻了。最终,主持支付1.88亿美元贿款、自己拿了1000万美元回扣的鲁特公司CEO艾伯特·杰克·斯坦利,只被判了30个月的监禁,鲁特公司总共被罚5.79亿美元,而德希尼布却被罚3.38亿美元。在一位法国法官揭露的案件中,一个法国公司被判处向美国政府(不是法国政府)支付3.38亿美元的罚款!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同样,我发现在美国司法系统里,不仅仅是我的案子,所有案子都是一场交易。美国司法部一旦怀疑企业行贿,很快就会与涉案企业CEO取得联系,然后给他提供几种可能的情景:要么同意合作,并自证其罪,然后开始漫长的谈判(99%的案子都是这种情况);要么选择反抗,走诉讼程序;要么用拖延战术(就像阿尔斯通案),但要自担风险。因此,所有公司都倾向于与美国司法部或证券交易委员会谈判,最终达成交易。此外,有谁听说过阿尔卡特、德希尼布或是道达尔先后签署过和解协议?

不幸的是,我的案子进展不是这样的。显然柏珂龙试图让美国司法部相信他进行了内部清理,但他其实是在玩火。于是拥有雄厚实力的“FBI碾压机”开始启动了。美国政府其实将反腐败作为排在打击贩毒之后的国家第二优先任务。有超过600名联邦官员在执行反腐败任务,其中有一个特殊小组——国际腐败组——专门负责调查外国公司。例如,FBI会毫不迟疑地设计圈套(钓鱼执法)使公司上钩。这种行为在法国是被法律禁止的(除非是为了打击贩毒活动)。同样,2009年,美国动用了几名卧底特工(其中一个是法国人保罗·拉图尔),让他们假扮成代表加蓬国防部长的中间人。然后,这些假中间人上门向20多家企业推销,用合同引诱其支付佣金。一切都被记录在案。美国人还会招募企业内部人员作为眼线。我这个案子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想让我做线人,帮忙搜集证据。FBI已经做好准备,打击目标企业或瓦解棘手的公司。那些试图抵抗的公司都会遭遇不幸。

   730日,在我认罪的第二天,美国司法部“重新启动”针对阿尔斯通的调查。他们步步为营。在我被捕后,阿尔斯通的合作态度并没有完全说服他们。于是他们决定给它重重一击,指控阿尔斯通的一个新董事劳伦斯·霍斯金斯(他当时是国际关系部亚洲分部高级副总裁,职位比我高)在塔拉罕项目中行贿、并掩盖雇用中间人的行为。只要身处最高管理层霍斯金斯几乎就要进入公司领导梯队了),那就肯定知道国际关系部团队实施的腐败机制,同时这也证明,美国司法部其实对阿尔斯通里每一个人的角色和责任都了如指掌。他们正在一层一层地重新登上阿尔斯通这艘“火箭”,马上就要到驾驶舱了。当然,他们最后一定会选择谈判。我很清楚,他们别无选择。阿尔斯通是一家大型的法国公司又如何?在美国FBI和司法部的重压下还是毫无招架之力。

解雇

“我们通知您:我们不得不考虑对您做出解除雇佣关系的决定……您被解雇的事实非常明确,我们知道您被监禁在美国,无法出席这次初步面谈……因此,我们已在信中附上启动本次解雇流程的正当理由。我们希望您能以书面形式对此事提出意见。”

我预料到我的认罪决定会产生什么后果。律师说,理论上,阿尔斯通有权在我认罪后的两个月解雇我。但不知为何,我还幻想着公司领导层能找到更恰当的解决方案,而无须解雇我。我这真是在自欺欺人!自我被捕以来,他们任由我在监狱里自生自灭,从不过问我的遭遇,好像已经把我忘了,现在想把我像垃圾一样扫地出门!

在写给我的这封邮件中,他们一上来就指责我擅离职守——简直欺人太甚:“您因为被监禁而无法履行您的劳动合同,考虑到您所任的职务级别,您的缺勤导致我们无法维持合同关系。”然后花了大量笔墨在我的认罪行为上:“您的认罪声明,将导致美国司法部给您判处有期徒刑,而这无疑会损害阿尔斯通在全球的形象。事实上,该行为已严重违反了阿尔斯通的政策与价值观,导致监管机构对我们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对我们全球业务的开展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恶劣影响。”说我擅自离岗?他们还真好意思把这个作为解雇我的理由!同样无耻的是,他们居然还因为我承认了罪行而谴责我,其实他们心知肚明,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封信真是虚伪到了极点。他们试图向美国司法部证明他们的“诚意”。他们想向美国表明,他们甚至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而那个“牺牲者”就是我!

这么多年来,美国开发了一套弹性系统。在上游,美国利用强大的情报武器获得外国公司签订的大额合同信息;在下游,它动用复杂而严密的法律武器对那些不遵守规则的公司提起刑事诉讼。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武器库,它使美国公司更加方便地削弱、打击,甚至收购它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任何损害我们经济的个人、公司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用一句话做了总结。

而且,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工业公司,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期,特别是次贷危机以来,美国政府打击了一个又一个违犯禁运令的金融机构。2014年初,法国巴黎银行掉进了陷阱。它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理由是它与美国的敌对国家(包括伊朗、古巴、苏丹和利比亚)达成了以美元计价的交易。银行不得不很快解雇及处罚30多名高级管理人员,并同意支付89亿美元的巨额罚款。法国兴业银行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等法国金融机构,也不得不向美国支付高额罚款。

424日的宣告

2014424日,一切都明朗了。大约早上7点半,节目主持人宣布法国阿尔斯通准备出售其70%的业务,将所有能源业务以约13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商业交易,是历史性的一天!”新闻频道的播音员激动地评论彭博社的独家新闻,“此次收购将会是美国通用电气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收购,收购协议会在未来几天确定。”我目瞪口呆。这次收购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几个月前,为了提高资金流动性,柏珂龙不是打算将占阿尔斯通业务20%的运输部门出售给俄罗斯人,还准备和中国人合资成立一家能源设备公司吗?而现在他要把公司的“掌上明珠”——电力和电网部门——卖给美国人。虽然阿尔斯通正在经历衰退,但是其处境远未达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除非这次交易背后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也许柏珂龙认为,这是摆脱美国检方的解决之道:向通用电气出售它垂涎已久的所有电力和电网业务,以期得到美国司法部的优待。我很难想象他在没有事先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就敢承担如此大规模交易的风险,毕竟这么大规模的交易毫无疑问会引发政治动荡。

这就是柏珂龙希望解决目前困境的方法,很显然,这也是为什么过了6个月美国司法部还没有将我释放的原因。我是被美国牢牢控制在手上的“人质”。而且,由于美国司法部是唯一能够决定是否起诉个人的机构,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完全“合法”的方式完成的。我不能相信,法国政府仅仅因为能源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就放任这场交易进行到底。

阿尔斯通负责法国境内58座核反应堆的所有汽轮发电机的制造、维护和更新工作,同时也为阿海珐集团在弗拉芒维尔建造的欧洲压水堆生产阿拉贝拉型号汽轮机,还负责法国75%的电力生产设备,并且拥有让全世界都羡慕不已的技术。阿尔斯通还为法国的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提供推进汽轮机。因此,它是法国本土的一个高度战略型企业。让这样的王牌企业流落到美国公司手中,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有一名法国政府高官和我的想法一致。他就是在曼努埃尔·瓦尔斯总理任期内负责经济和工业事务的部长阿尔诺·蒙特伯格,他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着这家跨国公司的命运。2013年初以来,他将这家公司的事情列入最优先事项。他收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消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能源市场变得低迷,来自发电厂的订单量也远远低于预期。阿尔斯通虽然在法国是工业巨头,但仍然比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国西门子与美国通用电气——实力弱小得多。但法国真正担心的是阿尔斯通的大股东布依格公司宣布撤资。布依格公司希望出售全部股份,专注于电信业务,特别是4G业务。

法国财政部的分析师开始研究可以让阿尔斯通度过困难时期的方案,焦虑的部长把这项任务委托给享誉欧洲的工业战略咨询公司——罗兰贝格。罗兰贝格的报告提出“阿尔斯通需要战略联盟来加强自己的实力”,建议由阿尔斯通的运输部门与西班牙或波兰的合作伙伴达成联盟,能源部门与阿海珐集团进行部分合作。他们从未主张将阿尔斯通部分或全部出售。

20142月,媒体曝光了这份研究报告。柏珂龙很生气,他是肆无忌惮的自由派,而蒙特伯格是社会党人,是“大政府,小市场”的捍卫者,两人关系一贯不融洽。但因情势所迫,两人从2013年初开始合作,每一次谈话都重点围绕着阿尔斯通的未来展开。既然法国政府已不再是阿尔斯通的股东,就没有理由干预一家私营企业的事务。但在蒙特伯格眼中,阿尔斯通与其他私营企业不同。首先,近一个世纪以来,阿尔斯通主要依赖法国政府的订单存活至今。其次,法国政府在2003年出手干预,将其从破产危机中解救出来。最后,阿尔斯通开展的核能业务、高铁与地铁的交通业务体现了法国的切身利益。从这三个理由出发,蒙特伯格怎能够接受将法国的“工业明珠”拱手让人?

2014424日,在彭博社宣布收购消息的几分钟后,通用电气法国公司总裁克拉拉·盖马尔向蒙特伯格证实,通用电气与阿尔斯通之间的谈判确实在进行中。柏珂龙在完全没有告知他的情况下,的确正在向美国人出售法国的“工业明珠”。蒙特伯格拒绝屈服于这样的勒索,命令柏珂龙必须向他汇报情况,柏珂龙则试图论证“阿尔斯通在短期内不会陷入困境,但面临结构性危机”。他说:“现在公司的规模对于已彻底改变的市场来说过于庞大。因此,我们必须釜底抽薪,出售能源部门来改善现金流,以此接济运输部门,使阿尔斯通东山再起。”蒙特伯格直接驳斥道:“看见这间办公室了吗?很快你就再也看不到它了!好好享受你在这里的最后一杯咖啡吧,这是将你定罪的咖啡。”

我认罪后的第二天,2013730日,我的上级、公司的国际关系部亚洲分部高级副总裁劳伦斯·霍斯金斯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在勒瓦卢瓦,公司高层对事情的发展趋势感到万分惊恐。他们一天比一天焦虑,每天都在想:美国司法部名单上的下一个人会是谁?美国打算一直起诉到首席执行官吗?在2013年下半年,阿尔斯通不得不开始与美国司法部进行合作协议的谈判,并且被迫解雇我,以及停止支付我的律师费。2014年春天,美国的一个跨国公司即将收购阿尔斯通——法国最具战略性的公司。这的确是美国向其欧洲伙伴发动的经济战的一个新的开始。

   (编辑  季节)

 



¨ 摘编自《美国陷阱》,中信出版社20194月出版。季节摘编。

*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阿尔斯通集团前锅炉部全球负责人;马修·阿伦,法国《新观察家》资深记者。

[1] OECD1997年通过《经合组织关于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行贿外国公职人员行为的公约》,19992月生效。至今已有多国签署执行,包括OECD成员国和非OECD成员国。

 

 

美国对中国发动的经济战,正快速升级到所有领域,无论经济战怎么打,首先还是要办好自己的事情。楚汉相争时,前线的韩信很重要,后方的萧何更重要。如果根据地没了,不管怎么打都要踏上长征路,甚至重上井冈山。   

社会治理体系的定义

中国自己的事情是什么?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认为,改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任务。我认为这是非常准确、英明的判断。如果搞不清社会治理体系的定义,我们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体系改善、如何提升治理能力。

定义社会治理体系,不是制订几项具体的政策,更不是重复或者重申官八股和洋八股。加强基层政权,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法治,加强德治,加强民主,加强自由,加强集中或者加强地方积极性,加强党政基层干部不忘初心的培训,提高公务员工资,调整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都很重要。为什么这些政策和措施彼此间缺乏内在逻辑关系,又都称是为了改善社会治理体系?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治理体系?定义社会治理体系,关系到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在我国,基础理论研究既不叫好也不叫座,不过重要的事情总要有人去做。

基于当代的认识,考古学给人类文明设定了三要素门槛:金属、文字、城池,用这三个要素区分史前和文明。也就是说,我们当代对文明的理解包含三大内容:实用技术、抽象知识和社会形态。因此,我们可以把文明定义为技术文明、知识文明和社会文明。

实用的技术是物质欲望推动的,有专利保护。抽象知识是精神需求推动的,属于全人类,没有专利保护。社会文明的驱动因素很多,差异也非常大,我们显然能判断技术和知识的先进和落后。但自从城池之后,我们始终缺乏衡量文明先进或者落后的标尺。社会治理体系显然属于社会文明。社会文明是指社会公共生活的形态,社会是指组织起来的人类群体,社会生活也就是公共生活,是群体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称。公共生活(社会生活)为技术和知识的创造以及普及提供或优或劣的环境,也是人类快乐和痛苦的直接来源。

文化是社会文明的一部分,文化是各色人文作品以及与人文作品互动的复杂社会心态。两者间的互动,重塑人类群体的社会规范以及演化。“汉语文化”一词源自《易经》提到的“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如此来看,制度包括政治体制,属于社会文明,而且范围比文化还小一些;制度是文化的一部分。不管是西方中心的西方制度优越论,还是中国中心的中国制度优越论,都属于历史唯心主义。

为什么考古学用城池来标示社会状态达到文明高度?因为自从人类驯化和培育了野生动植物,就有了产业,原本狩猎采集的部落就可以定居,定居的人群开始过上稳定的公共生活,这体现为公共场所的建设。例如彰显政治权威的宫殿,凝聚精神团结的庙宇,昭示社会规范的广场等。为捍卫本群体的公共固定资产,群体成员齐心协力,深挖沟、垒土方木石为城墙,这就是城池、城邦。城池所代表的稳定的公共生活,是社会文明的第一台阶。

聚焦精英与平民共同体建构

自从城池之后,我们为什么再难以找到衡量社会文明或者公共生活进步的标尺?因为强调精英与强调平民的悖论。这是一个魔鬼悖论,精英与平民之分,既是人类群体竞争胜利的条件,又是竞争失败的条件。常常出现强调社会团结的群体被强调个人智慧的群体所击溃,也常常出现强调个人智慧的群体被强调社会团结的群体所击溃。个人智慧相对贫乏的群体会因为愚蠢而被淘汰,个人智慧比较丰富的群体,也会因为社会分裂而被淘汰。

个人自由与所谓的群体自由高度一致,也不一致。差异导致秩序,它是秩序毁灭的原因,也是社会运动乃至于社会革命的原因,更是国家兴衰的原因。可以判断,较之群体内的阶级斗争,群体之间的生存竞争才是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若破解悖论只能放弃引发悖论的概念体系,去开拓新概念或者重新定义旧概念,从而完成对流行范式的替代。社会文明的进步不取决于壮大个人自由还是所谓群体自由,应跳出这些争议了两百年的话题,聚焦精英与平民共同体的现实领域,关注城市生活,我们能够发现融合个人智慧与群体生活的机制,并且比较准确地解释世界权力版图的变迁。

然而,谈论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容易,建立共同体艰难,构建什么样的共同体才能现实有效?理论上的标尺,不应当是脆弱的道德文化为意识形态的应然共同体,而是因应公共生活进步逻辑而凝聚的共同体,从而有助于解释群体在惨烈的生存竞争中何以能民富国强的逻辑。

最初级的社会文明标志城池,启示我们如何建构公共生活进步的衡量标尺。与乡村不同,城市是公共生活最密集的地方,是精英与平民相互依存的最实在的共同体。公共生活的先进与落后至今依然集中展示在城市里。比较乡村与城市,深入研究城市生活,能够发现衡量社会文明先进或者落后的标尺。

衡量治理能力的五个标尺

中国共产党把对中国治理体系的改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作为党的核心任务。我们可以从城市生活里抽象建构改善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五大领域和衡量标尺:

第一,人均拥有先进基础设施的程度。第二,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的程度。第三,精算公权使用成本与收益的程度。第四,育小养老的社会化程度,也就是人类再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第五,拥有先进武器和军人素质及士气的程度。

上述五大要素是相对的,在发展程度上几乎没有上限,而且揭示了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交汇区,这种标尺是独特的,更是简约的,而且因果分明,比起西方一些国家因果混淆的经济、政治、社会、国际方面的发展指标,这组标尺是原因,社会文明是结果。这组标尺自成逻辑体系,因为有密集的公共财产,所以要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因为要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所以要精算公权的收益与成本。因为要精算公权的收益与成本,所以要育小养老的社会化。这都是新的理论知识。第五个要素不是社会文明本身,却是社会文明的终极保障。

抛开争议了两百年的话题,关注精英与平民凝聚共同体的现实领域,从城市生活入手,从民权提升的实质领域入手。这项研究落脚于公共生活的进步和世界权力版图的变迁,落脚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组标尺适用于衡量中国的社会文明程度,也适用于衡量全世界各主要国家社会文明的程度。

这组标尺可以用三大要素来证伪:第一,能否支撑较大人口规模群体的内聚力;第二,能否对群体外部成员产生较强的吸引力;第三,能否展示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为技术和知识的创造和应用普及提供较好环境。显然,这三要素是群体竞争的核心力。这组标尺明显展示出替换主流理论的企图,没有强调平民推举领导人的方式,没有强调大众对决策的参与,也没强调保护私有财产的所谓自由霸权或者市场的成熟度,更没有讨论国家干预市场机制的所谓正确关系。因为那些两分的概念体系,不代表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更不能解释世界权力地图的变迁。

(编辑  宋斌斌)



*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本文根据作者在201952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四届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是战后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从哲学层面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具有理想主义、理性主义、进步主义、集体主义的趋向,其政治目标是在不以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努力通过改良使社会向更加公平、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通过制度的设计让社会逐步进步,在维护个人自由的前提下,更加照顾集体利益。

总体而言,战后欧洲国家的改革是在左翼的推动下进行的。社会民主党战后在北欧国家以及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都曾长期执政。每一代社会民主党在执政过程中都推出政治经济改革的措施,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就是社会民主党建立起来的。从战后到上世纪80年代前,多数欧洲国家都以左派执政为主。右派在间隔性上台执政时会把左派的政策修正,左派上台后又会调整推进,但社会的整体趋向还是前进的。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前,欧洲处在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福利国家制度不断完善。石油危机后,经济全球化进入了新阶段,全球资源重新配置,社会民主主义改革所依赖的民族国家在与全球流动的资本的博弈中逐步处于劣势。但即使如此,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保护中低收入阶层利益方面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现在我们看到欧洲国家既拥有高水平的福利保障,同时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所有制结构高度私有化,这就是欧洲左翼和右翼政党相互制衡、反复博弈的结果。

从执政理念上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强调社会公正。维持经济自由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是所有欧洲国家的共同追求,右派比较强调前者,左派比较强调后者。而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北欧国家,更加强调社会公正,国民的生存状态更加平等。按照联合国1990年首次发布的人文发展指数(简称HDI)(包括人均GDP、以预期寿命和平均寿命衡量的健康指标、以受教育年限和义务教育年限衡量的教育指标),北欧国家远远领先于北美。此后,虽然北欧国家也对福利国家制度进行了相应改革,但至今仍然是比较平等的。社会民主党在治理中更强调平等、公平、公正,倡导国民要拥有公共财富的观念。在欧洲,北欧人的财富观和其他地区有很大不同。他们认为财富不属于自己,而是全社会的,任何个人只能作为财富的管理者和使用者,不能作为财富的独占者。其实,中国人同样有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说法,北欧国家的特点是用高税收和继承法将财富理念制度化。北欧整体的民风比较朴实醇厚,吃喝穿用崇尚俭约,人与人之间崇尚互助,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在北欧占据优势地位,与这种社会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将社会理念制度化并在治理中不断完善。

第二,强调国家作用。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政策主张和传统资本主义的理念不同,强调国家的作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由于经济体量小,结构相对简单,“政府充当守夜人”的理念较容易实现。当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如果没有适当的国家干预,经济难以平稳运行,这对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欧洲国家虽然经济体量无法与我国相比,但没有国家干预也无法维持经济正常运行。例如,福利国家制度的核心是强制保险体系,国家通过高比例征税,给每个人提供保险。这种事情是任何商业机构无法独立完成的,没有这个保障体系就无法持续推动现代化进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民主主义顺应了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规律。但是高福利意味着高税收,虽然取之于民又用之于民,但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也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1972年起,我国与西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欧洲的福利国家政策已经显现出一些弊端,过高的福利导致劳动积极性降低,加上石油危机和人口老龄化,整体经济增长开始放缓,财政税收不堪重负。上世纪80年代后,欧洲国家普遍对福利国家制度进行改革,同时推行私有化以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但即便如此,欧洲社会模式跟英美还是存在很大差别,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国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第三,更讲国际责任。北欧国家都是几百万人口的小国,但是在推动可持续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1992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丹麦率先提出了绿色可持续发展和开放包容的概念。丹麦是一个小国,却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引领了发展的潮流,近30年来其影响力一直没有衰减。现在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成为我国发展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北欧五国提出的这些发展理念,之所以能在世界政坛发挥很大影响力,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具有很强的国际责任感,客观上也构成了他们国家的软实力。在我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很有必要汲取北欧国家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虽然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理念在欧洲经济社会治理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它仍然无法解决私有制条件下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问题,更难以突破民族国家边界,有效制约资本。目前,欧洲国家普遍面临高福利导致劳动积极性降低、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困境。上世纪90年代后期,欧洲社民党在“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下,执政理念开始向右转,逐渐变成中间党派,包括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等社民党。由于失去中低收入选民的支持,它们对民众的影响力逐步衰减,党员人数下降,执政前景黯淡,甚至正在沦为中右政党的“小兄弟”。

但是,战后欧洲社民党的执政理念依然拥有很大的影响力。目前欧洲出现了一批得到民众支持的激进左翼组织,如希腊的激进主义联盟、意大利的五星运动、西班牙的“我们能”等,这些“新政党”的理念不太符合实际,组织形式也完全不同于传统政党,但号召力很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替代了传统社会民主党,用更极端的方式强调社会民主党的基本理念,比如强调平等、人权以及改善民生,政治上强调民主,经济上强调国家干预。换句话说,欧洲传统社民党理念的群众基础还在,只是不再支持传统左翼政党,而是支持新型的左翼党派。正如德国左翼党领袖奥斯卡·拉封丹在其自传《心在左边跳动》中所说,一个社会中永远会有左翼和右翼,但是进步和发展是要靠左翼推动的。

(编辑  宋斌斌)



* 田德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马克思主义与欧洲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根据作者62日在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21世纪马克思主义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政策科学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北欧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北欧模式,主要是指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及其经济社会治理体系,它是在特定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一百多年的发展进程中经历了萌芽、诞生到崛起、鼎盛,再到陷入危机、进行转型等历史阶段。

19世纪中期,北欧各国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当时就出现了对劳工问题、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等问题的讨论,并催生了早期的社会立法活动。笔者在丹麦工作时,曾组织大使馆馆员参观丹麦工人博物馆,里面展示了19世纪末哥本哈根产业工人家庭的悲惨生活,楼内没有供水、厕所和排污等设施,十几口人挤在十多平米的房子里,婴儿甚至被放在抽屉内睡觉。在这种情况下,丹麦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政府立法保障劳工权益。

19世纪末、20世纪初,北欧各国陆续颁布了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卫生方面的社会保障法律。这些法律制度的颁布实施,不仅确保了北欧各国经济的增长,也推动了北欧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的发展。上世纪20-30年代,经济大萧条席卷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各种矛盾暴露无遗。在此背景下,形形色色的福利国家理论陆续出台,北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与农民党建立了联盟,确保全面的福利计划和经济刺激计划得以实施。如1936年,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联合农民党执政,推行财政经济改革,促使经济复苏,并提出建立“人民之家” 的福利国家口号,实行失业救济、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和福利政策。

二战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为进一步推行具有社会规模的福利制度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为了调整本国劳资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稳定和巩固金融寡头的统治,北欧国家接连通过了关于养老、残疾、疾病、住房等方面的福利方案。20世纪70-80年代,北欧国家形成了受到国际认可的福利国家模式,并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1957年,瑞典和丹麦的社会公共开支在GDP中所占比重分别为27.4%27.1%1985年,这一指标上升到33.2%35.1%。在这种既照顾社会公正、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治理模式指导下,北欧各国建立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度社会福利制度,并围绕这一制度形成了“高就业、高福利、高税收”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经济治理制度。北欧地区由原来的“欧洲穷汉” 一跃成为世界上人均产值最高、社会福利最发达的地区。

丹麦的幸福指数在世界上排名很高。我在丹麦工作过一段时间,我认为,丹麦民众的幸福感并不在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而是有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制度和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们的生活有相对的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很高。比如,你开车在路边停下打双闪,路过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会停下来设法帮助你。北欧国家非常重视青少年的道德品质教育,国民素质普遍比较高,注意维护公共利益。如果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仅仅围绕着利益展开,在公共领域就会无人关心,社会发展将有很大缺陷。在这方面,北欧的社会治理模式和运作方式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北欧模式的问题和改革

北欧模式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全面推进和新自由主义的不断扩张,北欧国家面临失业、老龄化、财政、社会制度和文化等多重危机和挑战,经济社会治理也出现不少问题。首先是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北欧福利国家面临的财政压力不断攀升,社会保障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大超过了其经济发展水平所能承受的程度。第二是老龄化问题。日益老龄化的人口强化了养老金、医疗保健制度的压力。第三是“福利陷阱”效应问题。丰厚优渥的社会福利,导致一些人劳动积极性不高、劳动效率低下,甚至形成一批依赖福利制度、坐享其成的懒汉,拖累经济活力和社会就业率。在这一背景下,“瑞典病”、“北欧病”的说法开始出现,北欧模式在国际上也受到不少质疑和批评。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北欧各国对其治理问题进行调整和改革,涉及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地方政府改革和新公共管理改革三个方面,以减少政府负担为主要目标。具体改革措施包括:减少向失业人员发放福利金;实施私有化、逐步放开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下调所得税税率;下调带薪病假、产假、儿童住房等补贴;延迟退休年龄;提高政府和公共机构的透明度、效率和廉洁度,等等。譬如,丹麦政府通过实施弹性退休政策,将退休年龄从过去的65岁提高到目前的67.5岁,并计划2020年提高到69岁。从2001年以来,丹麦多次对地区和地方政府进行调整,完全改变了地方政治版图,包括撤销省级和大区政府设置,合并减少市政府数量,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和权力职责等等,新一轮改革直到今年才完成。从目前情况来看,丹麦的改革成效比较显著。

全面客观看待北欧模式

经过近年来的改革,北欧模式重现活力,在国际上也受到广泛肯定和赞誉。在联合国的人文发展指数、世界幸福指数、全球最具创新力国家、城市宜居指数等诸多排行榜中,北欧国家都名列前茅。在很多人看来,北欧是“一个鱼和熊掌兼得的特殊地区”。包括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在内的很多学者认为,北欧模式是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一种有效方案,福山甚至提出“走向丹麦之路” 的说法。

对于这一模式,我们要从以下几点进行客观认识和看待:

第一,北欧模式的理论基于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社会民主党或其他左翼政党在这一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打下了深刻烙印。其基本保障是正确处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关系,较好地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结合。长期以来,北欧国家一直采取社会福利“多元融资”的方法,即由政府、企业、个人和保险市场共同负担社会福利支出。正是由于北欧国家建立了较为公平、正义的社会福利制度和保障体系,才使其发展模式获得较高的社会认可度,国民的生活满意度也一直位居世界前列。

第二,在社会经济治理上“左右兼顾”。随着欧洲社民党力量普遍减弱,右翼政党的理念和主张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欧洲国家的经济社会治理始终在左右摇摆中,北欧也不例外。在近10多年的改革中,北欧国家力图避免单纯地偏向社会主义民主或偏向自由市场,而是力求将二者的优点相糅合,继承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走“第三条改革道路”。一方面,北欧各国保留和发展了私有制,借助市场和竞争激发经济活力;另一方面,与传统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北欧国家政府建立了庞大的公共财政和福利部门,较为追求社会公平。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调控和社会福利的完美结合,使得北欧政府较好地实现了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结合,尽可能地避免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缺陷。

第三,北欧模式是适应北欧国情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北欧福利国家实质上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只是把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与高福利、高税收的社会福利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北欧各国并没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中把握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因此北欧福利国家不可能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也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实践上看,近年来受到欧洲债务危机、难民危机等问题的冲击,北欧模式也在不断调整其社会和福利政策。

第四,北欧模式值得借鉴,但不能模仿照搬。无论从制度上,还是从国情上,中国与北欧国家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我们可以学习北欧国家许多有益的经验和做法,但更应当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现实出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四个自信”,自主探索构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独具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治理体系。

(编辑  宋斌斌)



*刘碧伟,原驻爱尔兰、驻丹麦大使。本文根据作者62日在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21世纪马克思主义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政策科学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北欧五国包括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冰岛,总人口2500万人,虽然该地区寒冬漫长,光照不足,然而其经济科技社会发展水平和居民幸福指数均位居世界前列。从20世纪初至今,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包括工党、社会党、社会劳动人民党、左翼党等)在绝大部分时间处于执政地位。

欧洲社会民主党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早期多数是无产阶级政党,后来因种种历史原因,演变为改良主义的、代表工人农民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左翼政党。它们在执政中,注重维护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多数人的利益,有些社会民主党的党纲,仍然没有放弃走向社会主义目标的追求。研究借鉴北欧社会民主党治理国家的经验,对我们提高执政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会有所助力。

北欧国家政策体制的主要特点

概括北欧五国政策体制的特点,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实行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一战前,北欧五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英、德、法等西欧国家。社会民主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采用与英美式“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有所差别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即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议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必要的法律和政策,通过财政政策和金融调控手段,引导经济运行。政府致力为企业竞争提供公平环境,不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北欧国家也经历过不少危机,但经过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共同努力,最终都能克服,并使经济体制得到改进和完善。比如,20世纪70年代,丹麦遭遇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1982年丹麦克朗和德国马克挂钩,推行了一系列严厉的紧缩计划和灵活的劳动市场政策,最终度过危机。20世纪80年代末,挪威因信贷管理不善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政府实行了长期紧缩政策,稳定工资和汇率,以及北海石油的开发,最终推动挪威经济走出危机带来的阴影。芬兰、瑞典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社会福利不堪重负,不得已采取了降低福利水平、央行独立、严格预算管理、放松经济管制等一系列措施。瑞典改变了固定养老金收益体系,实行新的“半固定供款公共养老金体系”,使养老金运营进入良性循环。北欧国家把市场经济活力和政府作用有机结合,使经济体制有较强的应变能力、抗风险能力。

第二,推行福利社会制度、注重社会投资。社会民主党把实现收入分配上的公平,作为维护工人利益、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在执政过程中实行高税收、高福利,各国福利支出占GDP比重均在43%-48%之间。为全体居民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比如瑞典,每生育一个孩子,父母可享受480天带薪假期;从学前教育到大学的教育均免费;由政府或雇主支付职工病假工资;劳动者每年至少五周带薪假期;从61岁开始领取养老金,享受居家老年护理服务。高福利增强了居民的安全感,北欧国家基尼系数保持在0.25左右,远低于我国0.467的水平,在全球范围属于收入非常均衡的国家。

北欧国家在推进国家福利制度中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对福利基金的净贡献率越高。因此,这些国家越来越重视对社会、特别是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居民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大超过其所享受的社会福利。芬兰、瑞典的R&D投入占GDP的比重保持在4%左右。芬兰只有500多万人口,但有100多种工业技术全球领先。在我国技术进口来源国中,芬兰一度位居第一。芬兰科技部官员曾经说过,“总结我们的经验,第一是教育,第二是教育,第三还是教育”。

第三,实行国家持股和员工持股的多种所有制结构。社会民主党执政初期,一度较为重视国有化。1924年后,北欧各国基本放弃了国有化计划,转而在分配方面做文章,但国有经济在北欧国家中始终占有较高比重。各国国有经济占GDP比重如下:挪威72%,瑞典68%,芬兰56%,冰岛52%,均超过我国的水平。北欧国家的大公司,几乎没有自然人和家族控股者,控股权的法人结构逐步社会化,不少企业由工会代表职工持股。

举一个例子,我国吉利公司并购瑞典的沃尔沃后发展势头良好。我不久前在瑞典碰到吉利驻沃尔沃的资方代表,我曾建议由高管持股,对方则认为,这一措施在美国可行,但是不符合瑞典的惯例。因为瑞典国民不追求个人财富,更把“炫富”作为一种耻辱而不是荣耀,社会平等理念在公众心目中已经深深扎根。瑞典的智库和企业高管认为,经济激励机制主要不是靠物质利益,人的素质提高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北欧国家,劳动已经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适应个人自身发展的需要,因为工作和不工作的收入差距只有大约20%。在当地就业的中国留学生感受不到生活的压力,在街上看不到流浪汉和乞讨者。北欧国家实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

第四,在农村重视并坚持发展合作社经济。北欧国家的农业发达,畜牧养殖业占农业的70%左右。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于二三产业,务农收入要高于二三产业的水平。一个农业工人可以养活200人以上的人口。一个家庭农场一般加入多个合作社,合作社开办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的平台公司。农户即是公司的源产品提供者,也是公司的股东,从而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如果公司的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就会损害农户利益。比如在丹麦,人口只有500多万,但其猪肉出口居世界第一,就是靠产品质量建立起来的市场信誉。丹麦计划在2020年实现有机食品率达到60%的目标,鼓励农户种植不使用化肥农药,养殖业不使用抗生素。挪威的海水养殖业非常发达,他们从中船重工定制直径上百米的巨型网箱,放在距离海岸较远的水域,以避免对近海水域的污染,一箱可以养几十吨三文鱼。北欧通过发展合作经济,把各种生产要素联合起来,实现了农业的社会化、现代化。

第五,注重发展中小城市和乡村特色小镇。北欧各国在城市化过程中,注重城乡布局的平衡、结构的优化,引导生产要素向中小城市和特色小镇集聚,实现城乡共同发展,乡村和城市环境美丽宜居,避免大城市过度膨胀。政府主要通过采取财政转移支付、改善边远地区的交通和公共服务、引导企业和人口在城市和乡村地区合理流动。在芬兰,教育部规定全国各地——无论是首都还是边远乡村,教育资源的配置都要力求平衡,对幼儿园和中小学每个班的人数、配备教师的人数、对教师职业素质的要求、对学生免费午餐的质量等,都有统一规定。北欧各国没有城乡市场之间的行政和政策壁垒,人员资金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距已大大缩小。

第六,北欧国家十分重视绿色可持续发展。这一发展理念是北欧国家首先提出来的,并得到联合国的认可。1992年,丹麦的社会发展指数就在全球居于前列。北欧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深入到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也已经深入人心。今年115日北欧五国发表联合声明,提出2050年率先实现碳中和,即碳的零排放;并准备在今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提出倡议,呼吁各国人民共同努力,在本世纪末将全球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瑞典斯德哥尔摩为了申办绿色奥运,建立了哈马碧生态城。2012年习近平同志曾到访这里,并指示无锡要学习哈马碧建立生态示范区。目前,我们正在推动建立中国-北欧绿色可持续发展促进会,已经得到北欧各国的积极支持。

此外,北欧国家在男女平等、妇女参政、就业及同工同酬等方面也走在世界各国前列。

北欧国家的治理经验值得认真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较中国和北欧国家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理念、体制、政策和实际效果,北欧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和借鉴北欧社会民主党治理国家的成功经验。北欧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如此突出成就,在西方世界独树一帜,与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理念密切相关。北欧社会民主党能够在100多年的历史中长期执政,和他们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调整方针政策、维护人民利益的方针密切相关。我们必须承认,北欧国家在社会治理方面是成功的,学习他们的经验,有助于实现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第二,把绿色可持续发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北欧五国率先提出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已达成全球共识。近期提出2050年率先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体现了他们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担当精神。我们应当积极响应他们的倡议,并把减少碳排放、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作为保护人类共同家园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在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议》的情况下,支持北欧五国的倡议,更具有特殊意义。

第三,努力扩大和北欧五国的科技教育合作和贸易投资关系。北欧五国科技教育发达,对中国前去投资持欢迎态度。与北欧五国发展科技教育合作,有利于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开辟市场。北欧国家有先进的制造业、发达的农牧渔业和航运业,金融实力雄厚。中国和北欧之间的投资贸易仍有很大的扩展潜力,特别是要吸引北欧来中国投资,把北欧的技术、资本和中国的巨大市场需求相结合,可以实现双赢。对此,北欧的智库、企业和政府也有共识。

第四,积极寻求路径以加强与北欧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和国家间关系。比如,从扩大双方智库交流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的多种发展模式和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途径等问题。同时还应改善和发展与法、德、意等国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及其国家的关系。

                              (编辑   杨利红)

 



¨ 本文为郑新立在201962日由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21世纪马克思主义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政策科学论坛上的发言稿。

* 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更深刻的认识,也为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情况,新形势、新进展有更深入的了解,6 2 日,由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政策科学论坛,邀请到外交部部分驻欧洲国家的前任使节,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几位著名大学的专家学者,大家围绕着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政策和国家举措,进行了热烈的交流研讨。

莱茵模式和北欧模式

我国学界比较熟悉甚至崇尚英美模式。实际上,西方国家尽管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美国和欧洲有很多差异,欧洲内部也是多样化的。专家们指出:我们应该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但必须放宽眼界,尤其不应该忽视对欧洲模式的研究和借鉴。

欧美各国都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但就社会经济政策的倾向上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社会福利程度等),可分为四种模式: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英美模式,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莱茵模式(德法奥荷等)、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和介于英美模式与莱茵模式之间的南欧模式(西葡意希腊等)。

流行于欧洲大陆的莱茵模式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欧洲国家强调有秩序的市场竞争,强调政府宏观调控(包括局部的国家计划)、强调对资本的监管。

第二,重视二次分配,在高收入、高税收基础上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公共资源分配向社会领域包括科研、教育、医疗、住房保障,以及失业救助和养老事业倾斜。

第三,保护企业职工权益(政府、资方、劳方三方的动态博弈)、职工参与管理。比如德国的《共同决定法》规定,2000 人以上企业的监事会的成员中本企业职工必须占一半以上;企业重视利益相关者,而非单一向资本方负责。

第四,国有经济地位高于英美等国,国企收益用于社会惠及广大民众。

第五,许多国家的农村政策鼓励合作经济。

北欧模式和莱茵模式基本相似。北欧国家是福利制度的发源地,更突出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和欧洲大陆相比,北欧还有几方面较为突出:一是国家较注重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二是国有经济在北欧国家具有重要地位,如挪威国有经济占GDP3/4,特别在金融、石油、电力、交通通讯等领域占绝大优势,其主权财富基金成为调整产业结构和支持全民福利的重要平台。第三,高比例的科学研究投入和高比例的教育投入,使得北欧国家在人才培养,公民素质、高科技产业发展方面都有优异表现。这是社会民主党在北欧多年执政的业绩。

有学者认为,欧洲经济模式是兼顾经济效率、宏观经济稳定和社会公平,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以欧洲大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为主,以北欧的福利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为辅的混合模式。

和美国式的极端崇尚个人自由的价值观相比,莱茵模式以社团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即强调社会是不同群体的组合。北欧则被认为是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

欧洲有一百多年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社会民主党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欧洲模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混合了部分社会主义因素。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是深受社会民主主义影响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

两大制度在博弈中互相借鉴

曾经担任社会科学院领导的一位著名学者指出:研究和讨论北欧社民党的治理模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的讨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出发,对照欧洲国家的发展情况和问题,探索研究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理念和经验教训。

从大的历史视角看,从资本主义萌芽到现在,全世界就是两大潮流在推动发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今这两种制度的博弈,不是简单的对抗,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社会主义如果只实行计划经济,不经历市场经济历史过程,就无法持续发展。但市场经济不能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和公正、公平理念相结合,资本主义也会走向灭亡。

欧洲社会民主党是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一路发展过来的。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历史博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产物。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为缓解社会矛盾引入一些社会主义因素,从而限制了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两极分化,所以才有相对和平的状态。

我们的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得到的基本经验是,不搞市场经济不行,但如果单一重视市场经济,不提倡社会主义的平等、公正等社会建设,也是不行的。从这个视野出发,有助于我们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治理模式中吸收有益的经验。

研究欧洲社民党治理模式的现实意义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领导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立面是资本主义国家,但资本主义国家不只有一种英美模式,而是多种模式,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治理模式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党率先在北欧的瑞典上台执政,执政时间最长。这以后,社民党在西欧国家参与选举,轮流执政。在当时,共产国际认为他们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是,纵观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欧洲社会民主党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们的施政措施还是代表工人阶级、代表社会底层、代表多数人。应该说,欧洲社会民主党所推行的理念和政策措施,对于纠正和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弊病作了贡献。

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应该承认,在欧洲、特别是社民党长期执政的北欧国家,其治理模式含有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历史实践中,确实在逐渐产生社会主义的萌芽因素,其中一些成型的经验,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可以借鉴使用的。比方说,北欧、西欧国家在社会公益领域,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实行普遍的福利制度。法国前总理若斯潘就说过,不是所有领域都可以市场化。

我国前30 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中,国家为8 亿多人民提供了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改革开放40 年,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成绩显著,但是在提供社会公益方面做得不够,在教育、医疗等很多社会领域的改革政策过于强调市场化,而国家对资本逐利的行为缺乏有力制约,这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短板。我们既要促进经济增长,也要兼顾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社会稳定,不能一味求快。

我们要兼顾城市和农村、农业。习近平同志讲,不要把农村变成一个留守的农村、荒芜的农村,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记忆中的故园;提出了振兴乡村战略。要坚持农村发展的政治方向,一是坚持党组织领导,二是发展集体经济,三是共同富裕。欧洲社会民主党从上世纪至今长期推进农村的互助经济。

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占了国民经济主体部分。如果这样走下去,能不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迈向中级乃至达到高级阶段?我国几千万家民营企业的生产关系是怎样的,除了雇佣劳动关系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形态?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怎样恢复活力?权力要关在笼子里,资本也要关在笼子里,国家对治理模式要研究,除了研究借鉴西方的治理模式之外,对中国的企业模式、中国的治理模式也要深入研究。总之面对新时代丰富的实践要认真总结,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个别上升到一般,这才是理论的创新。

 

      (编辑  苏歌)

 

20146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重大能源战略思想。中国能源需求的压力巨大,能源供给的制约较多,能源技术水平总体落后,能源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环境损害严重。与此同时,伴随着世界能源转型的大趋势,中国作为能源大国和负责任大国,也肩负着推动技术创新、促进地区能源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能源认知革命:能源的本质属性是可以持续创造价值的资本

 

能源革命的基础,首先是认知革命,是正确认识和理解能源的本质属性。各种能源形态都有一个蕴含着潜在价值的“内核”即资本,这是一种对于能源形态本质属性的认知革命。

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四次重大能源转型或能源革命,每一次都是对能源的资本属性进行揭示,并将其价值凝结和积累的革命性进步。第一次,人类学会了钻木取火,可以称为“植物能源时代”。第二次,西方工业革命中催生的蒸汽机需要大量的煤提供动力,可以称为“煤炭时代”;随着技术的进步,使用更加方便的石油和天然气被发现并固定下来,可以称为“石油时代”。第三次,人类将蕴藏在原子核深处巨大的能量释放出来为人类所利用,人类进入了“核能时代”。第四次,目前面临能源革命浪潮,各种新型能源形态的价值潜能被发现并固定下来,可以称为多元化的“新能源时代”。

在每次能源转型革命中,各类能源形态的价值潜能即资本属性被挖掘出来。能源资本是由能源资产转化而来的,这种转化需要四个因素。

一是货币资本。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就是一个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用货币资本所购买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包括各种能源形态)中,已经凝结了上一个生产循环中所创造的货币资本的价值。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后,投入到其它经济活动之中,其价值凝结在生产过程所形成的商品中了,由此完成了一个被马克思称为“产业资本”的循环。正是由于这种循环,货币资本才成为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要素之一,它也就成为携带着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基因”了。

二是人力资本。人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发动者、参与者与直接的价值创造者。在经济活动中,人力所蕴含着的资本要素在发挥作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三是技术平台。能源资产要想转化为资本,必须要有一定的技术平台。技术平台涉及不同形态的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各种技术手段,因此它也是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基因”的“孵化器”。

四是市场环境。商品交换和经济运行必须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进行。不同的市场环境,影响或决定着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异质性。能源资产只有在市场环境中,才具备了转化为资本的必要时间和空间。

人们经常把能源资源与其它自然资源视为同样的生产资料。实际上,能源资源与以矿产资源为代表的其它自然资源的本质区别,就是能源资源具有资本的属性,也就是说,当能源资源通过资产这种社会形态转化为资本后,可以持续创造价值;而矿产资源大多数只是某种生产资料,在这种商品中也许需要这种生产资料,而在另一种商品中也许就不需要了,因而在商品生产的过程中具有使用价值的独特性。能源资源在任何商品的生产过程中都是需要消耗的,因而具有使用价值的普适性。这种普适性与作为商品价值表征的货币类似,可以购买任何商品。因此,使用价值的普适性是区别能源资源与其它矿产资源(或生产资料)的内禀特征。

资本是人类在创造财富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权力,这种社会权力的恰当运用,结合人类的新的劳动,又可以创造新的价值,形成新的财富。这个过程循环往复,各种能源形态在这个价值创造的过程中,犹如“细胞分裂”一般,从劳动和资本中分离出来,成为在某种正规所有权制度下的资产,然后再通过前述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平台和市场环境这四种要素而转化为一种独特的、可以持续创造价值的资本形态——能源资本,这四种要素便是构成能源资本DNA结构的四种“遗传基因”。

 

能源消费革命:消除由于能源资本过度消耗而形成的“迭加蝴蝶效应”

 

能源消费的本质是资本的消耗。所谓不合理,就是消耗了能源资本而没有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同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改善产生正向干涉效应。

能源资本DNA结构的每一种“基因”,既有作为资本的创造价值、驱动经济增长的“遗传”功能,也有阻碍资本发挥其价值创造能力的“变异”功能。这两种功能的载体分别是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能源资本的驱动因子,指各种能源形态所含有的能量值及其价值潜能,主要以能源资本投入数量的多少来表征,反映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的强度。能源资本的约束因子,指把各种能源形态的能量值及其价值潜能释放出来的水平和效率,决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好坏,主要以能源资本使用效率的高低来表征,反映技术进步的水平。

能源资本的双因子类似于生物学中DNA的双螺旋结构,通过某种机制形成能源资本的内部稳定性,就是一个因子发挥作用,是以另一个因子发挥作用为条件。比如,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供给充足时,能够有力推动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对经济增长具有驱动作用;反之,对经济增长就具有约束作用。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的能源消费,就是尽可能协调能源资本的双因子执行功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尽可能少地消耗能源资本,并使生态环境受到较少的破坏。在生产过程中消耗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逐渐增长并不断积累,使得地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迭加蝴蝶效应”。

过去很多人认为,污染是进步的代价。但从长远来看,污染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可能更大。如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有意识地制约能源资本驱动因子的职能,加强约束因子的职能,“迭加蝴蝶效应”就会受到制约甚至消除,这种现象为“逆蝴蝶效应”。

不同的能源形态,对环境的影响不同;相同能源形态的不同使用方式,对环境的影响不同;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技术平台不同,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同。为了消除或缓解能源资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必须对构成能源资本DNA结构的四种“基因”的性状进行改造,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遗传”特性。这种改造的具体化,就是实现能源形态的转型,其实质就是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中,通过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恰当投入,开发出某种新的能源形态转化为资本的技术平台。通过这种“基因”改造,有效地促进能源资本的双因子协调执行职能,达到既促进经济增长,又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也就是更好地发挥双因子的正向干涉效应,从而有效消除生态环境的迭加蝴蝶效应,努力促进逆蝴蝶效应的形成。

 

能源供给革命:夯实能源资产转化为能源资本的物质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蕴含着两项重要内容:一方面,要不断扩大各种能源形态的供给渠道和总量,为能源资源和能源资产转化为能源资本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为绿色发展提供新的能源形态和能源利用方式。

现代文明的能源利用趋势,是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由“低密度”向“高密度”转变,由“黑色”向“绿色”转变。这种转变是能源形态和能源利用方式及效率的转变,各种能源形态所蕴含着的资本属性并没有发生变化。

能源转型,主要针对的是能源消费量的转化、能源形态的转变以及能源资本的转移。能源消费得太多了,就需要减下来,这是转化;“精英能源”不够了,就需要新能源,这是转变;资本追求高额利润的本质属性,促进了能源在更大区域的流动和配置,这是转移。能源转型的过程,是对庞大的社会工业体系、生产方式、经济结构重塑的过程,关系到许多行业的生死存亡和对人民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的颠覆。这对所有国家都是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对于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不在经济上有所牺牲,就很难在环境约束和成本约束中达成平衡。

历史的经验表明,能源系统作为现代社会最复杂、资本集中并且体量庞大的基础设施,具有强大的内在惯性。能源转型不是单纯地用一种能源形态替代另一种能源形态,而是牵动着整个社会的综合转型,意味着能源资本供应体系的重塑,也就是对能源资本DNA结构的四种“基因”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基因改造工程”。

能源转型的一般含义,就是由新能源代替旧能源。什么是新能源?需要从两个维度来认识:一是某种能源形态利用的先后次序,二是某种能源形态利用的技术手段的新旧程度。以煤炭为例,它是典型的老能源,但燃煤未必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只有不清洁地燃煤才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如果采用先进的清洁化利用技术,比如,采用超临界和超超临界的高效燃烧发电技术用煤来发电,然后用电来采暖,就比燃烧散煤采暖和陈旧的燃煤发电的方式清洁得多。再比如,如果用煤来制油和制氢,而且同时用被弃的风电和太阳能作为这种工业化生产的能源,那么就可以大幅降低现代煤化工的二氧化碳排放。另外,煤炭中的有效成分被提取之后,剩余的煤渣可以制成有机肥料,既可以改良土壤品质,又可以种植各类植物,为人类进入更高水平的种植能源时代创造条件。这是一种利用煤循环分解原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维和路径。

从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存在着三个不同:第一个不同是有限的可用性与永久的可用性,越用越少的能源形态总要被理论上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能源形态所替代;第二个不同是有排放物与零排放物,落后的能源利用技术总要被先进的技术所替代;第三个不同是它们的体系差异,也就是打通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的体系转换通道。自然界并不存在“终极能源”,总是需要多种能源形态的组合。

能源转型是一场革命,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低碳取代高碳(油气取代煤炭);第二步,无碳取代有碳(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从现在国际上的一些实践来看,这是可以做到的。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都要减少能源的消费,逐步加大非化石能源的供应比例,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提高能源的转化效率,这是能源供给革命的本质要求和目标。

 

能源技术革命:促进能源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的乘数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其核心是实现绿色和低碳,这是一种全新的人类生态文明观。科学技术之所以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占据第一的位置,就是因为它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创新而持续创造价值。

人类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后,出现了各类新能源形态,极大地丰富了可以转化为资本的能源资产的种类和数量。每一阶段都伴随着重大的技术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能源资源转化为能源资产的技术创新;二是能源资产转化为能源资本的技术创新;三是能源资本利用的技术创新。每次重大技术创新都离不开能源资本的驱动,这种驱动的效果表现出一种“乘数效应”。也就是少量的能量就会雪崩式地产生巨大的能量。能源资本的投入可以使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产生“乘数效应”,而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又促进了能源形态的转型和能源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也产生了一种“乘数效应”,因此,能源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乘数效应”。

随着能源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为技术创新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也促进了各种技术与商业模式的深度融合。技术领域的真正颠覆,来自于边际的革命,影响能源的很多技术并非出自能源行业自身,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将会对其它领域的技术创新带来某种“乘数效应”,而其它领域的技术创新,也会对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带来某种“乘数效应”。我们称这种现象为“搭车乘数效应”。能源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的“搭车乘数效应”表现出两个特征。

一是老能源支持了新技术。太阳能是最古老的能源,它是未来世界最理想的能源之一,其资源量远远超过地球上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在内的所有化石能源总量,太阳能发电被视为可再生能源行业最有前景的发展方向。

二是新技术驯服了老能源。技术创新的突破,并不是停留在简单的转型层面,而是将形成新的生产力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煤炭是古老的能源,但把煤炭转化为各种机动车都要使用的油类,则是最新的技术。煤制油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经过许多技术创新和突破,最终形成了一个有序发展的产业。

人类社会中的各个技术领域都与能源有着密切的联系,任何一项技术的突破,都离不开能源资本的投入;反过来说,只要任何一项技术创新取得突破,都会对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技术平台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智能化技术正在掀起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以5G为代表的移动通信技术正在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紧密结合,开启一个万物互联的全新时代。5G技术将支持能源领域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并支持双向能源分配和新的商业模式,以提高生产、交付、使用和协调有限的能源资源的效率。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电网通信、智能电网等领域将成为5G在能源行业的重点应用场景。能源互联网技术将实现以能源为本质、信息为支撑的信息能源基础设施一体化,正在越来越成为能源资本在全球范围流动的一种新渠道和新方式,有望成为实现世界经济脱碳、提高电力使用效率乃至促进全球范围扶贫事业的关键技术创新。

 

能源体制革命:构建有利于能源资本创造和流通的市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通过体制革命“还原能源的商品属性”。能源的资本属性,决定了能源是一种商品,也就是把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使其价值凝结在商品之中。这就需要通过能源体制革命创造出一种有利于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市场环境。

将资源转化为资产,再将资产转化为资本,核心的问题是要挖掘资源的价值潜能,资产只不过是为资源的价值潜能找到一个“主人”。能源资源一旦被投入人类的生产活动,其所有权属性就变得重要了。资源一旦纳入所有权的范畴,便具备了转化为资产的社会条件。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需要一个必要的社会条件——确立一种规范的所有权制度,通过恰当的形式来表述资产的特性,使人们将资产重新组合,使之变得更有价值,创造出资本。经济增长的核心就是以低价值的投入获得高价值的产出。

理解所有权问题的重要性,必须放在全球性的工业革命浪潮的大背景下,资本进行全球配置,市场决定价格也有诸多制约的因素,市场环境既包括市场竞争,也包括政策调控。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发现和确定合理的能源价格,其最终的市场效益应当是:有利于能源技术的创新与进步,有利于新能源的广泛利用,有利于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最佳利益平衡。偏废任何一个因素,都不是真正的市场,更不是“好”的市场。这种市场力量和功能的发挥,必须在正规所有权制度的基础上才有实现的可能。

 

能源国际合作:确保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形态供应和能源资本流通

 

中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这是对能源供应安全的最大挑战,在某些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会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自然法则告诉我们,一个孤立的系统只有向外系统开放,吸取更多的外界能量,才能维持自身的正常运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就是要求中国能源领域通过向外系统开放而吸收新的能量,从而取得新的发展和进步。

大国和强国的标志很多,但无一例外都是能源大国和能源强国,这种大和强包括供应和消费两个方面。中国是第一能源消费大国,能源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对于这个事实,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来看待:积极的一面,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不断从外系统吸收能量,以保持最低的熵增加;消极的一面,一旦能源安全成为问题,国家的总体安全失去了物质基础和动力来源。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中国必须加强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主要解决三个重大问题:一是解决中国能源供应的充足问题;二是解决中国能源技术的进步问题;三是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来源问题。

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持续升高,意味着中国油气消费逐渐以依靠国内资源为主转向以依靠国外资源为主。目前全球油气资源丰富,但油气分布的不均衡性十分突出,少数国家或地区占据绝对垄断地位。随着各国把油气确定为本国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全球油气资源争夺愈演愈烈。从某种角度看,能源领域的技术差距更能影响中国的能源安全,技术应用不仅是技术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诸如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和能源效率及人均能源消费水平提升等问题。目前,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需要通过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结合自主创新而取得能源技术和其它相关技术领域的发展,为中国能源供应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如今,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了与西方传统能源安全观较为不同的“新能源安全观”,既包含了更多供应含义的安全,又包含了更多社会含义的安全,对内强调能源效率和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对外主张全球能源安全的共营共治共享。在“新能源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在合作途径、内容、机制、合作对象等方面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强调“引进来”,也鼓励“走出去”。201310月,中国政府首次把核电“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推动将核电“走出去”作为中国与潜在核电输入国双边政治、经济交往的重要议题。中国当初引进西方的核电技术,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再创新,从“跟跑者”到“并跑者”,再到某些领域或项目的“领跑者”,这都是改革开放这一强国之策的结果。实践证明,只有继续改革开放,大力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的“新能源安全观”才能得到具体的落实。

当代世界处于一个“大能源时代”,能源权力被重新构建,不再以“油权”为唯一核心,还包含“能源供应权”、“能源需求权”、“能源技术权”、“能源金融权”以及相应的“能源碳权”等。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原油进口国,巨大的消费力和消费市场使之拥有了对能源价格的影响力,也在重新塑造其对外能源关系。中国将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能源治理,提升国际话语权。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影响力增大,也就是增强了能源安全性。

从能源供应、能源技术开发、能源价格确定和国际能源资源分配等几个维度来看,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程度越深,能源资本的创造与供应的安全性就越高,杠杆效应也就越明显。通过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一定能够确保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形态供应的充足和能源资本流通的顺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便有了坚实的能量和动力基础。

(编辑  季节)



[*] 谭建生,中国广核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殷雄,中国广核集团专职董事;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南方科技大学产业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