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我国政府在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趋势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它标志着我国开始改变传统的对外经贸合作方向，由偏重东部海路变为东部海路与西部陆路双方向均衡发展。这必将对21世纪欧亚大陆乃至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备受世界瞩目。在这种情况下，论证“丝绸之路经济带”具体内容时，需以更具有时代感和历史纵深感的多维视角，审视相关重大战略利益，同时勾勒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应具备的特点，提出相应战略举措。

“丝绸之路经济带”涉及的重大战略利益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以对外经济合作为主的综合性战略构想，涉及我国经济、外交、安全等诸多领域的战略利益，只要规划合理、实施得当，就能够使中国突破若干制约发展的战略瓶颈。

第一，激活陆权优势，破解东西部发展失衡的难题。

陆权的统治地位被海权取代，是贯穿世界近现代史的一条主线。西方工业革命后，海权步入大发展时代，陆上商路的价值大大降低，陆上丝绸之路也随之没落。然而，正如海权的崛起得益于科技进步，当代快速发展的交通和信息技术正在推动陆权和海权的关系发生几百年来的首次逆转。海运较陆运的优势正在逐渐下降，导致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进程加快，陆上丝绸之路的复兴已是大势所趋。21世纪即使不是欧亚世纪，至少也是欧亚大陆与太平洋并存的世纪。我国面朝太平洋、背靠欧亚大陆的地缘优势将尽显无疑。

改革开放初期，海权仍保持着绝对优势。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矿产资源等生产要素向东部聚集，这符合经济规律，但却加剧了东西部差距。为缩小东西部差距和挖掘西部发展潜力，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近十几年来，西部地区经济得到了较大提升，但东西部差距仍然巨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西部地区远离出海口，只能充当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大后方和原料、劳动力供给基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将为中国打通通往欧洲、中东的陆上通道，我国新疆、云南、四川、重庆等西部省市将成为这条通道的战略前沿，产生类似东部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地缘经济优势，从而吸引生产要素聚集，刺激经济发展。例如，“渝新欧”铁路开通后，重庆加工的商品出口到欧洲的时间大大缩短。惠普等知名跨国公司因此大幅增加投资，把重庆作为对欧出口笔记本电脑等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

第二，促进区域合作，创造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外需。

出口贸易特别是对西方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的主引擎之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的订单急剧减少，导致中国东部大量工厂停工，给我国面向出口的工业产能带来很大冲击。转变发展方式，更重视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的拉动作用，是一个战略性的任务。然而，增加消费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分配体系紧密相联，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升级更是长期性任务，难以一蹴而就。因此，我国必须开拓境外市场，保持出口合理的规模和增速。

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强大的市场潜力，且其市场更符合中国商品的特点。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一旦具有投资能力，就会发展基础设施和工业设施，为我国带来更多出口订单和服务合同。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以此为指导，我国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输出，不但有利于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且将给合作伙伴国带来更多经济收益，其中相当一部分将转换为对我国制造业的新需求。

第三，维护经济安全，打造多元化出口贸易通道。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使美国在各个领域都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美国明显加快了对华战略遏制步伐，日本对我国一再挑衅，致使中国东部安全压力陡增。我国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问题凸显。中国很大一部分外贸商品和石油通过“南海—马六甲”通道运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为中国打造多条陆路出口贸易通道，不但可以直接对冲东部经济安全风险，而且能够使中国成为连接东亚与欧洲、中东、非洲的交通和能源走廊，增加东亚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倚重，弱化其追随美、日遏制中国的动力。

“丝绸之路经济带”所需具备的特征

根据时代特点、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和中国国情，“丝绸之路经济带”只有具备以下特征，才能更好地满足我国的重大战略需求：

首先，地域范围超越古丝绸之路，涵盖中亚、西亚与南亚。

习主席谈到“丝绸之路经济带”时指出，“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逐渐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这说明，“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多走向的，范围涵盖中亚、西亚与南亚。由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需依托上海合作组织，人们有关丝绸之路的概念一般局限于我国西北至中亚的通道，这很容易给外界造成“丝绸之路经济带”只有西北一个方向的印象。这种倾向是需要纠正的。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是俄罗斯南下、印度北上、欧盟东进的必经之路。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趋势加快，进一步提升了中亚的战略价值。俄罗斯、美国、欧盟、土耳其等主要国际力量在中亚地区展开了大博弈。俄罗斯推出了欧亚联盟计划，试图通过推动与中亚的一体化，为成为未来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圈定势力范围。西方国家则针锋相对，欧盟推出了“中亚伙伴计划”，美国相继推出了“大中亚计划”和“新丝绸之路战略”，试图阻碍俄罗斯与中亚的一体化进程，推动中亚的南向和西向一体化。印度积极推动中亚与南亚的经济一体化，而土耳其则大力推动中亚与西亚的经济一体化。印度和土耳其的中亚战略客观上起到阻碍俄罗斯与中亚经济一体化的效果，得到了美欧支持。

“丝绸之路经济带”如果仅限于西北走向，就会与美国、欧盟、印度、土耳其积极推动的中亚南向和西向一体化的战略意图相悖，遭到这些国家的抵制。甚至可能削弱上海合作组织的凝聚力和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俄罗斯将中国视为其与中亚经济一体化计划的最有力竞争者，试图赶在中国在中亚地区取得绝对经济优势之前，以欧亚经济共同体及未来欧亚联盟为依托，主导中亚经济秩序。俄专家指出，“俄罗斯将越来越难以遏制中国在上合组织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何况北京可以在双边基础上向其成员国提供贷款，对俄罗斯利益来说，这比北京通过上海合作组织联合机制慷慨解囊还要危险。莫斯科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试图控制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节奏，使其发展速度不超过欧亚经济共同体。中国积极推动的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等大手笔经济合作项目的进展，目前并不很理想。

能否成功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在于，如何找到多数国际力量均能接受的方案。为此，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需西北、南、西三个方向并重，整体推进。“古代丝绸之路的路上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西北丝绸之路，一条是南方丝绸之路。西北丝绸之路指的是自长安出发，从新疆出境经过中亚到达欧洲的线路。南方丝绸之路指的是自成都出发，从云南腾冲出境经缅甸至印度的贸易路线。” 中国正在沿南方丝绸之路积极打造“孟中缅印经济走廊”，在新疆打造“中巴经济走廊”。三方向并重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使南亚、西亚与中国西部地区连为一体，强化中国经济的辐射作用。其与美国、欧盟、印度、俄罗斯等国的战略利益没有大的冲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包容和统合这些国家不同的区域一体化方案。比如，美国推动南亚与中亚的电力、铁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符合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利益；而中国推动中亚与南亚的一体化进程的同时，也在加强中亚、南亚与中国西部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使中国西部有可能利用其它国家取得的多边经济合作成果。例如，哈萨克斯坦铁路部门试图修复并管理阿富汗的铁路网，这项计划得到了西方的支持，在阿中国企业也将从中受益。对俄罗斯而言，三方向并重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大大超出欧亚经济共同体的范围，只要其一体化程度低于欧亚经济共同体，就有可能被俄视为对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有益补充。而俄罗斯与中亚的一体化，也会使“丝绸之路经济带”受益。例如，“中国通往欧洲的渝新欧铁路运营后，由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海关联盟在2012年1月全面运行，取消了穿越三国边境时冗长的海关检查，货物运输节省了好几天时间，还大大减少了货物失窃的情况。”

第三，功能作用超越商贸范畴，推动新型区域经济大合作。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该讲话精神体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上，就是从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做起，“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

丝绸之路在古代只是一条商路，而要搞“区域大合作”，就不能停留在单纯的商贸概念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国家如果仅提供过境服务，那么“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其经济的拉动作用就会比较有限。我国既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就需要考虑发挥自身制造业能力，培养产品出口市场，帮助发展中国家释放出巨大市场潜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艰难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无心帮助发展中国家，而是以新殖民主义方式，通过对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以及技术、人才、资本等经济要素的垄断权，盘剥发展中国家。我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属于“南南合作”，追求“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因此必然将伴随着中国的工业文明输出，并以此带动合作伙伴国经济的发展。当然，我国也将从合作中获得多重收益：一是境外原料的本地化加工将更有效益，使经济要素配置更为合理；二是中国从“本土发展型世界工厂”变为“全球布局型跨国工业集团”，原料和能源进口、产品出口压力以及环境压力都将由此大幅降低；三是中国将从合作伙伴国的经济发展中获得更多外需。也就是说，“丝绸之路经济带”肩负着并且能够完成创造“南南合作的新模式”的历史重任。这种“南南合作模式”具有互利性、系统性和可持续性，定能团结所有合作伙伴，共同化解危机性因素，推动公正合理的经济秩序的形成。

第三，依靠最新高科技成果，建立高效互联互通网络。

在海权时代，“丝绸之路经济带”由于地处欧亚大陆腹地，交通不便，沦为欧亚大陆的欧洲经济板块和东亚经济板块的边缘地带。正如蒸汽机技术开启了海权时代一样，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彻底改变“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地缘经济地位。

新一代高铁技术和信息通讯技术正在颠覆人们传统的时空观念。“当高铁经过欧亚大陆的能源、资源、人口、资本和技术大国时，这些生产要素必然开始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将改变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而国家地位的改变最终会导致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这就是当年西方崛起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建设由中国通往中亚、南亚、中东、东欧最后直至西欧的各条高铁路线，将有力地带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贯通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将把沿线各国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在各国制造出新的需求，吸引新的投资。” “中国与周边国家高铁系统的建成，必将对中国的安全形势和经济形势产生革命性的转变。西部大开发将获得巨大动力，新疆将成为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相连的国际大通道，而云南将成为与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交往的国际大通道。此外，跨境高铁网络的建设还将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增强。正如瑞典学者卡尔森（Carlzon）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所说，‘如果中国在未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那么今天投资高铁的决定是起决定性的决策之一。’”

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纪嘉纶教授指出，“中国高铁技术具有三大优势：第一，中国高速铁路技术能够打包出口。高速铁路技术的高低，不仅看铁路，还要看工务工程、通信信号、牵引供电、车辆制造等多方面技术水平。中国高铁技术由铁道部整体统一引进，通过消化吸收创新，已形成自己的一套技术体系，并且能够打包出口。第二，中国高铁技术层次比较丰富，经过六次大提速，中国高铁可以达到时速200—250千米，也可以达到350千米。第三，中国高速铁路技术成本低，比其他国家低20%左右。” 中国的高铁技术优势，不仅能赢得出口订单，而且为主导“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秩序创造了条件，因为高铁路线的规划会直接导致一批大城市的出现，直接改变域内城市布局。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有积极的铁路修建计划。哈萨克斯坦境内已有8700英里的铁路线，正抓紧修建连接中国和土库曼斯坦乃至伊朗的新铁路。哈萨克斯坦的铁路计划刺激了地区竞争的出现。为了升级与中国相连的铁路，特别是改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状况，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了一项投资43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所有这些计划，都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中国高铁大展宏图提供了机遇。

21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保障了越来越多、即便是偏远地区的人口，可以与世界同步获取信息，商务信息交流更为便捷。我国信息产业在科技和商业上都实现了飞跃式发展。仅以华为集团为例，其2013年销售收入达2400亿元人民币，未来5年收入增长将保持在10%左右。华为凭借持续的研发投入完成了从追赶到超越的历程。过去10年来，华为每年都将销售收入10%以上的资金用于创新，2004年至2013年，华为累计在研发创新上投入1539亿元。如今4G技术方兴未艾，而在4G方面处于全球领先位置的华为却已开始布局5G。华为400G核心骨干网技术领先业界一年以上，有15万员工在全球140多个国家提供服务。 2013年，我国的中兴通讯公司在乌兹别克斯坦建成了中亚第一条手机生产线。 现代化的信息通讯技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加强经济合作的催化剂。我国将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过程中，利用自身信息产业优势，为域内国家的经贸合作信息的高效传播提供优质服务。“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具备信息化的特点。

除高铁、通讯外，我国还在电力、公路、能源管网等产业具有优势。这些基础设施恰恰是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所急需发展的。我国将利用自身产业优势，大力加强与域内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并通过对这些基础设施进行网络化运营，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贸合作效率，增进国家间互信，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相应战略举措

第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需与解决阿富汗问题相结合。

阿富汗处于欧亚大陆十字路口。解决阿富汗问题，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至关重要，将使中国西部与中亚、南亚、西亚连成互联互通的经济板块，使中国西部由经济发展大后方变为战略前沿，使中国的陆权优势和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进程中的地位得到强化，促使域内多边经贸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迎来高潮，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而所有这些，都会威胁到作为传统海权国—美国的霸权。美国不具备帮助阿富汗实现稳定与发展的真诚愿望，其军事占领阿富汗的战略目标底线是在欧亚大陆中心留下难以收拾的残局，破坏欧亚大陆整合进程，滞迟欧亚世纪的来临。美国的战略企图使其无法在解决阿富汗问题上广泛动员欧亚大陆国家的力量，只能依靠漫长而昂贵的后勤补给线苦苦支撑着军事占领，最终不得不选择撤军。

经济落后、人民贫困是阿富汗出现动荡与战争，滋生三股势力、毒品、有组织犯罪等安全问题的诱因。美国军事占领阿富汗后，阿富汗经济结构畸形化，严重依赖国际援助和“外军服务”，对外依存度极高，进口额占外贸总额的98%。此情如不改变，阿富汗将因在美军撤离后失去重要收入来源而面临严峻挑战，并为美通过国际援助干涉其内政留下可乘之机。美军的撤离，还会给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制造机会。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如果得以壮大，就会利用阿富汗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向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扩张，甚至可能严重阻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因此，解决阿富汗问题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来说刻不容缓。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也会为解决阿富汗问题创造条件。阿富汗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帮助阿富汗经济发展的方式应是“授人以渔”，即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结合中阿战略需求，加大对阿富汗的工业和基础设施投入，使阿富汗经济有机地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整体开发的规模效益。阿富汗将在此过程中实现工业发展和经济升级，并进而成为和平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国家。

第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需与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相结合。

上海合作组织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天然合作平台，其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几乎覆盖了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印度、巴基斯坦吸收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题中应有之义。

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就能够覆盖到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从而提高经济合作的有效性和保障工业输出方案的系统性。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将有力地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互联互通。例如，印度、巴基斯坦希望将其铁路网与未来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铁路、以及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相连。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修建这两条铁路，不但会获得印度、巴基斯坦的支持，尽早建成哈吉塔阿巴印铁路和中吉乌一纵一横两条铁路大动脉；而且将大大提高路网的运营效益，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多边经贸合作注入巨大活力。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的对接将更具可操作性：东南向与东盟及未来的“区域综合伙伴关系”(RCEP)计划 对接；西向与中东、非洲对接；西北向与欧洲对接；东向与东亚及未来的“中日韩自贸区”对接。这样，“丝绸之路经济带”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将进一步凸显，而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主导国，我国将大大增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将大幅提高上海合作组织解决阿富汗问题的能力。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阿富汗是由部落构成的国家，部落长老们的政治倾向性决定着政局走向，而巴基斯坦第二大民族普什图族系阿富汗的第一大民族，很多部落长老与巴基斯坦保持着密切和友好的关系。而印度对阿富汗的影响力正在迅速增加。2011年10月，印阿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准备在安全、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和民间往来等领域全面开展合作。印度是阿富汗的重要援助国，“2001年以来，印度援助阿富汗的资金已超到20亿美元”。 印度逐步加大了对阿军事援助，自“印阿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允许双方扩大军事训练方面合作以来，已有许多阿富汗军官前往印度受训。” 虽然印度与中国、巴基斯坦的政治互信有待提高，但是不能片面地将印度加强对阿关系视为对中、巴的战略遏制。这里有对中阿经济合作构成竞争的一面，但并非主要方面。印阿合作有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开辟道路。印阿经济合作越紧密，印度对巴基斯坦的过境需求就越大，印巴合作与关系改善的条件就越成熟。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都面临着严重的天然气短缺问题，都高度重视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天然气管道项目，并为该项目尽早建成而努力。

中国、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都试图解决阿富汗问题，且各有优势。有效整合四国资源，需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印、巴同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如果成为正式成员国，那么上海合作组织将为四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协同行动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反之，四国的力量可能被分散。

第三，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需秉承“上合精神”。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创新合作模式，就必须创新合作理念。上海合作组织以发展中国家视角审视世界发展道路，创新性地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文明多样性，谋求共同发展”为内容的“上合精神”。“上合精神”强调的是互利与和谐，与传统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掠夺方式产生鲜明对比。只要秉承“上合精神”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我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导权就会获得域内国家的广泛认同。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不能仅靠市场自发力量，需重视战略规划。这一点，早已被历史经验所证明。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的兴起和发展的保障，主要来自外部中央行政建制，而非城镇社会经济的自我发展。” 如果放弃战略规划，那么“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后剩下的可能只是“路”而不是“带”，因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初期，域内国家的市场相对狭小。假如我国不开展有计划的工业输出，提高域内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工业附加值，那么“丝绸之路经济带”沿途国家所得到的就仅仅是一点儿过境收入，中国商品也就只能出口到西方市场。

印度、俄罗斯等域内大国都有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其他国家之间的一体化方案。然而，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要素最全，工业输出能力最强，并且在国内经济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我国应参照国内经验，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进行区域性功能划分，规划好工业输出的目标和方式、方法，充分照顾域内国家的发展权。这样做，将对别国的一体化方案起到很好的包容效果，使其为我所用，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发挥正能量。

“上合精神”是解决阿富汗问题和打通阿富汗通道的钥匙。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在于其沿用了不合时宜的军事占领方式，以及新殖民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操控方式，表现为忽视阿发展权，藐视阿主权、国情和文化风俗。阿历史悠久，伊斯兰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而美无视阿的国情，不尊重阿文化与传统，强行推动西方普世价值，酿成“烧经事件”等严重亵渎伊斯兰教的事件，引发示威浪潮；加之美军军纪不严，滥杀无辜，很快便失去民心。中国以“上合精神”解决阿富汗问题，采用的方式不是军事干预，而是劝谈促合，帮助阿富汗由乱变治，并找到一条符合其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上合精神”也是打消域内国家对华疑虑的法宝。面对越来越强大和奋发有为的中国，即使印度这样的大国，也会有疑虑。2012年，一个由外交和国防资深官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发表了题为《不结盟2.0:21世纪印度对外战略政策》的报告，提出“必须努力限制中国对印度市场，尤其是对印度基础设施市场的渗透。即便允许中国进入，但必须带有各种保护和在其他领域推进印度利益的条件。” 我国秉承“上合精神”与域内所有国家开展互利合作，充分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文化。长此以往，“上合精神”必将深入人心，成为域内国家相互交往的宗旨。“丝绸之路经济带”范围内将真正形成公正合理的经济秩序，以及和谐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也将为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起到良好示范效益。

从国家主权到生存权、发展权

研究“国家安全”，最不能回避的基本概念首先是“国家”和“国家主权”。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是“生活在地球表面特定部分、在法律上组织起来并具有自己政府的人的联合”。在这里，人是国家组织的基础单元。

在近代之前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君主制时代，君权神授的观念占支配地位。“国”是“家”的集合体，君主是家长的集合和放大。真正并具有人本意识的国家观念，出现在欧洲中世纪王权衰落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如英国的洛克、霍布斯，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美国的潘恩等杰出的思想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这样的看法，即：国家是社会个人和社会团体为共存而相互契约的结果；契约是社会每个个人自然权利相互让渡后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最高的表现是人民主权；国家主权是人民主权的外观形式，是一国人民的自然权利的最集中的表现。人的自然权利包括人的生存权和不妨害他人的发展权。国家主权是全体国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集合体。尽管这些思想家在对国家起源和主权的认识上有所差异，但他们的上述理论，对后来国家观念及作为国际法基础理论的关于“国家基本权利”理论原则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根据国际法，国家所享有的最为重要的权利是国家基本权利，由于国家享有这些权利才被承认为国家。“哲学上的理论是，国家参加国际社会是基于它们的基本权利得到承认和接受。国家主权的观念的发展增强了这种理论。”

在国际法中，国家主权是国家最基本的属性，也是国家自然权利。由此便引申出国家其他四方面的基本权利：一、独立权；二、平等权；三、自保权；四、对内最高管辖权。这四大权利实际上分为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独立权和平等权是国家主权的国际存在并发挥相应作用的必要前提，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最基本的体现；自保权是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保证。对内最高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国内体现。这几方面权利缺一不可，支撑着国家主权的完整存在。

综上可见，“国家”、“国家主权”是“国家安全”概念发生的认识原点。主权中的“自保权”与由此引申出的“国家安全”概念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是保卫国家主权；而保卫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则是保卫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此推理，“国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就不应当是一个涉及社会个体安全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只涉及国家及国家主权安危的概念：“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国家主权中自保权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更是国民集体要求保卫自身生存和发展安全权利——即自保权的合理延伸。

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以来，经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经济活动乃至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产品的多样性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得市场突破了地域限制，向世界市场扩展。同样地，考量国家安全的尺度也不仅仅是国家生存系数的高低，国家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能力更是考量国家安全的主要尺度。

较早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在最初往往是通过最大限度压低国内消费来使企业利润最大化，结果导致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为了实现在不降低利润率的前提下缓和国内矛盾的目的，这些国家便开始向外扩张。世界性的消费需求，给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带来巨大的发展。民族经济的发展将因此日益依赖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于是，获得世界市场──而不仅仅是国内市场──也就成了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必要前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安全”的概念，也就成了一个与发展相联系的世界性概念；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就从传统的“保家卫国”即从保卫国家本土生存的概念，转变为保卫国家世界性发展的概念。

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霸权与国家安全

自从资本登上历史舞台，世界就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资本先把本来在自然经济中统为一体的国内生产和消费，分裂为对立的两部分，并通过压低国内消费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当国内消费被压低到劳动力不能维持自身再生产的正常水平，从而由此产生的国内矛盾已不可调和的时候，资本就开始追求海外市场，并用从海外获得的大量利润回流，缓解国内矛盾。与此同时，世界也就开始了资本的全球化进程。率先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为避免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便不断地创造可获高额利润的海外市场。这样世界便分为资本中心区和资本外围区。外围区遭到外来资本冲击并为资本中心区提供利润回流的进程，不可避免要带来市场经济的新因素；新因素会造成新的革命——即市场经济需要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市场化改革运动。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英国是资本主义最初的中心。但最先品尝资本全球化冲击后果的是今天已进入七国集团的法国。

中世纪的法国借助由地中海到北欧的过境贸易，商业资本的大量增加，使法国庄园经济较早解体。由于当时法国资本主义工业非常脆弱，不足以吸收大量游离于生产领域之外的货币资本和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便从农村流入城市并成为社会动荡的源头。此时英国正处上升时期，法国的政治家试图仿效英国，希望通过开放和自由贸易振兴法国。他们希望用给英国的工业品优惠政策（进口税减20％）的方式换取本国酒类畅销英国市场。为此，法英1786年签订了《伊甸条约》。出乎法国人所料，法国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的总值大大低于英国工业品的总值。经过短期较量，法国工业经济从法英的交换中所获甚微并为此濒于破产。法国人想取消这个条约以制止民族工业的衰落，但为时已晚。3年过后，法国便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即“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出现是当时处于相对弱势的法国，对强大的资本主义英国及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的挑战。拿破仑用暴力摧毁英国工业品在欧洲大陆市场的同时，又强行把欧洲农民从封建庄园中解放出来，并使之变为自由的小土地农民，以此为虚弱的法国资本主义工业造就了消费市场。从而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说是英国开辟资本全球化历史的话，那么，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是法国开辟了资本多极化的历史。随着资本全球化进程向世界铺展，德国、美国、日本等在与新旧霸权（英国、法国及西班牙、葡萄牙等）的强力对抗中，相继挤入世界霸权的行列。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自相残杀后，这些国家开始联合并形成排斥处于外围地区的南方国家发展权利的资本联合中心，以共同主导和垄断世界资源和市场。

多极化的不断兴起与霸权的不断更替，是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所谓霸权实质上就是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大国对世界经济及他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和垄断权；而所谓多极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后发展国家向以发展求生存的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是封闭的地域性的自然经济通过市场改革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

必须说明的是，现代霸权并不排斥南方国家的生存权，相反还以南方国家的生存权为自己发展的前提，因此现代南方国家的反霸斗争并不主要表现在生存权方面，实质上它是已进入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争取其固有的发展权与已在国际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北方国家限制和遏制、剥夺南方国家发展权的斗争。邓小平说：“人们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

独立权包含着不可侵犯的平等发展权。平等发展权意味着平等地利用有限的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权利，恰恰就在这一关键点上，北方国家才露出其早年“海盗”的本性。南方国家的持久存在（而不是发展），已成为北方国家缓和内部矛盾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但由南方国家生存权必然产生的发展权，则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北方霸权国家的对立物。为缓和生产发展无限性与市场、资源有限性的矛盾和危机，资本就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内不断开发市场和资源。当这种开发覆盖至全球范围的时候，资本中心国就会对有限的市场与资源实行直接或间接地垄断；当这种垄断受到在多极化进程中新崛起的国家的强力挑战时，资本中心国就会不顾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公认的国际公理，利用它们所掌握的巨大政治军事力量对这些国家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实行所谓“遏制”（这种遏制的底线并不是一国的生存权而是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共享的发展权）。一旦这种遏制被新崛起的国家强力打破，其结果，要么是霸权国家向新崛起的国家妥协，认可一种适应于多极化发展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要么就是在原有的游戏规则中出现霸权更替──就像英国代替西班牙、美国代替英国一样。这是一个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国家不能回避、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法改变的历史过程。

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至少包括在世界范围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和平等地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但是，自由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它是需要枪杆子来捍卫的。一百年前，也就是美国经济开始走向世界贸易的时候，美国学者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提出对当代中国仍有特别意义的海权理论。他说：“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广义上，交通是政治和军事战略中最重要的因素。海权在控制交通方面作用突出，历史上即是如此，而且只要还有海军，该状况还会继续存在。原因就是在长距离大批量运输方面，水运比陆运方便得多，运量也大得多，所以海洋也就成了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商业’这个词让人想到海洋，因为海上商业在任何时代都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而财富又具体象征着一国的物质和精神活力。所以，如同陆军对于陆上军事行动至关重要、雨水和阳光对于植物的生长绝对不可少一样，海上交通通过被用来保证自身利益或扰乱敌手，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根本活力。”“对海洋的控制必须通过竞争获得，或许还需一番武力较量。”“商业的打击就是对有关国家的交通的打击。它截断了它的营养，使它忍饥挨饿，切除它的力量之根基、战争之筋腱。虽然有战争这个可悲但不可避免的因素依在，但人们还是热切希望避免受战火袭扰，因为对商业的打击的的确确是能发起的最致命的打击。”

在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的经验方面，美国人是我们的先生。在反霸中保卫和捍卫自身发展权方面，早期美国人也是我们的先生。

南北战争后，美国国内建立了统一的市场，给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西部土地的开发、自由劳动力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先进科技的应用和欧洲资本的输入，使美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并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新的一极。从美国内战结束时的1865年到美西战争爆发时的1898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了256 ％，谷物增加222 ％，精糖增加460 ％，煤炭增加800 ％，钢轨增加523 ％，投入铁路运行的长度增加567 ％以上，原油从300 万桶增加到5500 万桶，钢锭铸件由不足2 万吨增到900 万吨。1890～1938年间，美国钢铁产量和能源消耗均占世界第一。

国内市场、国内资源的有限性和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1874年、1877年、1886年，美国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工人罢工。国内市场不足和由此激化的社会矛盾，要求当时的美国经济必须向海外发展。在当时寻找海外市场，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其一，美国必须获得更多的海上基地作为贸易和海军的中转站，以保护和扩大美国的海外利益；其二，美国必须解除当时横行于东太平洋的英国、德国及西班牙的海权压力。这两大现实问题使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当时美国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认识到现代海军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停留在美国沿岸港口，而应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

美国振兴海军的工作于1882-1883年开始。几乎就在中国清政府用建北洋水师的钱大兴土木，建造颐和园的同时，美国哈利逊政府（1889-1893年）已将海军军费从1886年的1700万美元增至1893年的3000万美元，军舰从3 艘增加到12艘。美国海军由世界第12位跃居到第5 位。从1890年到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海军军费从所占整个联邦支出的6.9 ％猛增至19％，至1914年美国海军已居世界第3 位。

与此同时，美国也果断地开启与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在东太平洋上争夺霸权的斗争。1867-1889年间，美国买下了阿拉斯加，占领了中途岛，迫使英国和德国承认美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和萨摩亚群岛的帕果－帕果建立的海军基地的事实。1895年，英国试图扩大英属圭亚那的领土，和委内瑞拉发生边界冲突。美国在“门罗主义”的旗号下强行干涉，并迫使英国接受美国的仲裁。1898年美国击败西班牙舰队，后又将西班牙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殖民遗产──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和古巴攫为己有。美国在打败西班牙、迫使英国和德国在萨摩亚群岛、英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向美国作出让步的同时，也就真正步入新崛起的世界大国的行列。此后美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的利益才得以不受阻碍地实现。

任何新崛起的国家，都有平等和自由地与其他国家分享国际贸易及其贸易运输线路的权利。问题在于，美国在摆脱殖民地地位并崛起之后，便开始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侵犯他国主权，与霸权国家瓜分世界和联合垄断、排斥南方国家的发展权。这使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发生了异化：由正当的维护国家发展权的行为，异化为谋求霸权的行为。

中国国家安全新观念

以往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更多的侧重于国家的生存安全。在这种认识中，本国的安全与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是相对分离的。我们因此常常不理解美国人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研究一下美国年度安全战略报告，不难发现，美国人眼中的国与国的限界远不如东方人感觉得那么明显：对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人是从世界的范围来看问题的；对地缘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海洋及海上关键岛屿；对国家经济、政治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世界市场及能源资源关键地区；美国国内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也是从国际问题的解决入手的。100 年前，马汉曾对这种变化从理论上作出过合乎逻辑的解释：“在我们变化的态度之中，令人感兴趣的、有意义的特点是我们把目光转向外部而不仅仅投向内部，以谋求国家的福利。确认远方市场及其和我们巨大的生产能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合乎逻辑地意味着对于将产品和市场联系起来的环节的承认，那就是运输。生产、市场和运输三者共同组成了给英国带来财富和光荣的海上权力的链条。另外这三个环节中的两个──航运和市场──都存在于我们的疆界之外，我们承认它们的重要性就不能不对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予以注意，这和自给自足的简单观念有着天壤之别。” 因此，马汉对当时的美国政府提出忠告：“英国的成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广为分布的对外利益，可同时它也担当了风险，单单为保护这些利益它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的情况和英国不尽相同，但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信仰也赋予了我们对外利益和对外责任。它们也使我们要承受风险。我们没有必要四处去冒险，但普遍的观念和政治上的认真思考肯定地告诉我们，在海那头的既不由我们造就也不由我们控制的情势中，存在着自发生成的、需要我们保护的利益。‘海那头’意味着要有一支海军。”

当今中国国家安全，已不是生存意义而是发展意义上的概念；当今中国的发展已不仅仅是国家内部的历史运动，而是一种与世界紧密联系为一体的历史运动。发展利益之所在，便是今日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之所在，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威胁便是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应当主要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应当从传统的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安全；对中国国家安全系数评估基点，不应再主要建立在本土安全，而应建立由本土辐射于世界的国家利益安全之上；最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也应当从封闭的和独守家门的模式，转变为积极进取和开放的模式；从制陆权为主的作战方式，转变为集制空权、制海权和制电磁权为一体的现代作战方式。总之，利益决定观念及其实现手段。中国的发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国的安全观及其实现手段就应辐射到哪里。

但是，这绝不是说，中国要改变传统的反对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转而要去争夺霸权。

如前所述，所谓世界霸权，是当代处于资本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对处于资本外围地区的国家发展的垄断权。我们认识到市场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采用的一种经济体制。既如此，必然要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发展权的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发展权主要是一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在经济日益走向全球化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全方位地跨国发展，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而是任何采取市场经济的国家天然具有的权利。因此，运用这种权利并不是霸权主义的表现，霸权主义的本质在于它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南方国家的发展权的那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式的垄断。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理解为放弃中国主权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而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面向世界的发展权的同时，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与保卫平等的发展权，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对中国──乃至对所有南方国家而言，不反霸则不能求发展，求发展必然要反霸。但是，反霸至少要有与霸权不至过于悬殊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在这一点上，今天的许多人过于相信“国际法”的作用。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用综合国力保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这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2012年初以来，美国正式实施战略东移,将其全球战略重心由欧洲转向亚太。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最为重大的一次战略结构调整。它不仅对当代国际战略格局带来重大冲击，也给中国安全环境带来极大不确定性。在新的安全环境下，实施战略西出,是中国应对新的挑战,平衡美国战略东移，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的重要选择。

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我国地缘安全环境面临的新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直把全球战略重心放在欧洲，以苏联为主要对手，以欧洲为主要战场，以“空地一体”为主要作战方式。美国实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就是将其全球战略重心由欧洲转向亚太，以中国取代苏联为主要对手，以西太平洋取代欧洲为主要战场，以“空海一体战”取代“空地一体”为主要作战方式。

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并不是单项政策的调整，而是以军事战略部署重心调整为基轴，建构一整套新的战略体系，即：以中国为主要假想敌，以西太平洋为主要战场，以空海军为主要作战力量的“空海一体战”战役作战体系；以日本和澳大利亚为南北两大战略支点的军事同盟体系；以西太平洋岛链为依托的军事基地体系；以西方价值观为内核的政治渗透体系，以及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为载体，以排挤中国为目的的经济遏制体系。

美国之所以认定中国为其主要战略防控对象，实行战略重心转移，力图建构新的战略遏制体系，并非中国的行为侵犯了美国的核心利益,也并非中国对美国主动发起了挑战；恰恰相反，中国有充分的诚意并一直以最大的努力谋求建立正常的、健康的、相互尊重的中美关系。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偏见与围堵，从根本上来说，源于美国根深蒂固的霸权思维和中美之间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一个是地缘战略结构矛盾，美国的战略历来是以边缘学派为理论基础,以欧亚大陆为主体的全球战略。中国在欧亚大陆东部边缘地带的存在本身就是美国推进全球战略的一个天然障碍；第二是“币缘”战略结构矛盾，人民币影响力的上升和国际化趋势触及了美国金融帝国的“命根子”,即美元霸权的绝对统治地位；第三是意识形态结构矛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成功，终结了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唯一合法性”。而“民主价值观”是美国霸权合法性的精神支柱，是美国维持道德教主地位的思想基础；第四是战略力量结构矛盾，即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的矛盾,由于长达10余年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严重透支了美国的战略资源，加之深刻的金融危机动摇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地位，中美战略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尽管“美强中弱”的基本态势并未改变,但美国开始产生有可能成为“老二”的战略焦虑，并迁怒于中国。总之,不是中国挑战了美国，而是美国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发展权，不愿意承认中国走有自己特色道路的选择权，不愿意承认中国平等的国际地位。

依据新的战略东移蓝图，美国加快了战略调整步伐。关岛已建成为亚太地区新的战略枢纽，60%的核动力潜艇、60%的先进战机，以及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中的6艘将逐步部署到亚太地区。在全面强化东北亚、关岛、澳新、夏威夷、阿拉斯加等五大基地群的同时,美重点加强了环南中国海的军事部署。美军首次进驻澳大利亚达尔文港、美濒海战斗舰部署到新加坡樟宜基地,并力图重返菲律宾苏比克湾和越南金兰湾。美频繁派出海空军间谍舰机,无所顾忌地到中国近海海域进行抵近侦察。与此同时，美还积极插手和利用各种地区矛盾。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中,美国或明或暗、几乎毫无例外地支持、纵容与中国有争议的一方，以牵制中国。美国战略东移对中国的战略挑战早已不是概念设计,而是具体作为；不是虚张声势，而是现实危险。

战略西出：在战略被动中争取战略主动

美国压缩中国战略空间，这是中国新时期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中国对这个问题绕不过,躲不开，退不回，也不能闭上眼睛假装没看见,只能正视。

美国把中国作为全球遏制对象,一个必然后果就是加速把中国推向全球政治舞台,迫使中国在全球的“大棋盘”上下棋，将以全球视角,应对国家安全环境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

应对挑战,通常有两种思路，两种办法。一是直接路线，一是间接路线。尽管美国霸权疲态日露,但必须承认,美国超级军事强权的地位远未丧失，中美战略力量对比“美强中弱”的基本态势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聪明的拳师,面对直扑而来的对手，总是避其锋芒,先退让一步。中国历来有“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争取完全的主动”的优良战略指导传统。你战略东移,我也可以战略西出。世界之大，不是美国一只手就可以完全遮住的。

当然，所谓战略西出不是效法美国以军事力量向西扩张，不是重蹈历史上大国争霸的覆辙，而是以新的建设性思维,把我们的政治影响力、经济影响力、外交影响力向西推进，以正能量平衡或对冲美国霸权的负能量,打破美国战略围堵的企图。

在美国的全球地缘战略结构中,欧亚大陆是美国战略上的核心地带，是美国战略中的“世界岛”。美国大举东移,必然造成西部的相对空虚。我们战略西出，重点就是向“世界岛”欧亚大陆的西部推进，向美国霸权的薄弱地带推进。

战略西出大体有两条路线，一是西北方向,一是西南方向。人有任、督二脉，西北、西南两大战略方向就是中国世界大棋局中的两大“经络”，打通西北、西南任督二脉，凝练精、气、神,气血充盈，则百脉皆通,全局皆活。

战略西出的西北方向

西北方向，重点是进一步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实现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全面战略升级，以及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在促进地区安全与发展中的建设性作用。

中俄互为最大邻国，都是主要新兴市场国家，都是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稳定的重要力量，共同构成欧亚大陆的主体部分。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在深刻复杂变化的当今世界，中俄两国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承担着更大责任。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中俄双方的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为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供正能量。

中国与中亚国家是友好邻邦，有着长期的传统友谊。随着中吉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5个中亚国家都建立了战略级别的关系，从而实现了中国和中亚地区国家关系的全面战略升级。习近平主席的中亚之行提出共同建设惠及30亿人口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加快建设“中国-中亚”天然气管线，修建连接吉尔吉斯斯坦北部和南部的公路干线，进一步加强和密切了“中国-中亚”国家的务实合作。“中国-中亚”国家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是促进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

上海合作组织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种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作为相互关系的原则，以及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外开放的原则，体现了全新的战略思维。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促进各成员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环保及其它领域的有效合作，打击包括“东突”在内的“三股势力”，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对于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战略西出的西南方向

西南方向,主要是巩固与发展中国与南亚次大陆、中国与东盟、中国与西亚非洲的友好合作关系。

在南亚，中国与巴基斯坦是全天候的伙伴。拥有1.8亿人口的巴基斯坦是世界第六人口大国，扼守印度洋和中亚要津，而且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同巴重振经济的发展战略紧密结合，市场潜力巨大，巴基斯坦是中国西出过程中值得信赖的重要伙伴。中印是战略伙伴和友好邻邦。两国在国际事务中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立场，都主张加强发展中国家在重要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印中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对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稳定、发展有重要影响。

在东南亚,中国与东盟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建立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拥有19亿人口，2012年GDP已超过10万亿美元，开发潜力无限。中国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也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双方的政治互信不断深入，在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上相互支持，务实合作进展迅速，尤其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抗击重大自然灾害当中，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友好合作关系的民意基础是牢固的。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一如既往的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一如既往的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通过友好协商和对话化解分歧；一如既往的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促进中国-东盟宽领域、深层次、高水平、全方位的合作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特别是积极探讨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可能性，为中国东盟战略合作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尽快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建设“新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区，进一步提升双方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力争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一万亿美元，让东盟国家更多地从区域一体化和中国经济增长中受益；加快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共同推进泛亚铁路这个旗舰项目建设；加强本地区的金融合作和风险防范，积极制定区域金融合作的未来发展路线图，打造亚洲货币稳定体系等,这些举措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深化地区互利合作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积极信号。

中国和非洲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非真诚友好经过了半个多世纪风雨的考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非洲，非洲的发展也需要中国。新世纪以来，非洲已经成长为“希望的大陆”、“发展的热土”。中国没有在非洲殖民的历史，也从不干涉非洲内部事务；中国通过对非援助和投资等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中国是非洲真诚和无私的朋友；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在非维和行动，帮助解决地区冲突。这些都是中国与非洲发展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大优势。

西部大发展：向欧亚大陆西出的地缘战略依托

战略西出,我们的前沿出发阵地在哪里？就在中国广阔的西部地区。中国西部范围包括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为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71.4%。2011年年末西部人口3.62亿人，占全国的27.0%。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战略位置重要。西部既是东部的纵深腹地和稳固的战略大后方，也是西出阳关的战略通道, 是欧亚大陆商贸走廊和欧亚大陆的财富交汇点，是连接“世界岛”的大陆桥，是我国向欧亚大陆战略西出的地缘战略依托。

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成为我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一个短板,制约着我国的战略选择权和行动自由权。21世纪初，我国作出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经过13年的努力,成就斐然。13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交通、水利、能源、通信、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仅2000年至2008年间就累计新开工重点工程102项，投资总规模达1.7万亿元。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国道主干线西部路段和大型水利枢纽等一批重点工程相继建成，完成了送电到乡、油路到县等建设任务，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愈来愈多的民族聚居地区和边境地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走上繁荣之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于进一步落实东西部平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全方位开放的国家发展战略、全球布局的国家大战略有重大意义；对于改善国家安全态势,优化国家安全结构，提升国家安全质量,牢牢掌握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战略主动权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西部的跨越式发展,大大增强了国家综合国力和战争潜力，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能力。

西部的跨越式发展,促进了西部社会稳定，削弱了“三股势力”的社会基础，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为维护国家战略全局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祖国的统一和长治久安奠定了重要基础。

西部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以枢纽机场为中心的轮幅式支线航空网络系统、高速公路系统、公路国道主干线系统在内的铁路、公路、机场、天然气管道、电网、通信和广播电视网等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使西部广阔地域的战场环境得到实质性改善，提升了应对突发事件的战略机动能力。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长达 1956 公里（其中新建1110公里）的青藏铁路，纵贯青海、西藏两省区，成为沟通西藏、青海与内地联系的战略大通道，同时也成为西部腹地路网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西兼顾，陆海平衡：强化东线战略防御

作为国家的整体战略,不能顾此失彼，必须东西兼顾，陆海平衡。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海洋强国战略,壮大海洋经济,创新海洋科技,强化高科技条件下的海上防卫作战能力。要把国家的主权与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建立在雄厚的国家综合实力上。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美国亚太战略体系的重要支点,曾经为祸亚洲、偷袭美国的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势力，在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大背景下,趁美国战略转移之机，借船出海,借尸还魂,在复活军国主义的道路上“暴走”，并把矛头直指中国,已经再次成为亚太地区军事危机的策源地，危害亚洲和平与稳定的祸乱之源。

当年，为了彻底粉碎邪恶凶残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为了铲除日本发动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战争的根源，根绝危害亚太地区与世界和平的毒瘤，世界反法西斯正义力量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中确立了一系列对日战后处理的重要原则。包括：1、解构日本军国主义国家机器，“永久剔除”“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2、公开审判与惩处日本战犯，特别是惩办罪大恶极、双手沾满无辜人民鲜血的甲级战犯；3、废除日本国家军队并剥夺其对外战争权，使其不再拥有对外为非作歹的能力；4、严格界定日本国家主权管辖范围。“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地区、台湾和澎湖群岛等无条件“归还中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然而，由于冷战突起，世界格局重组，日美由敌国瞬间变成同盟,对日战后处理也半途而废。军国主义政治势力没有受到根本触动,军国主义思潮未受到根本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癌细胞的病灶并未清除。今天,这些蛰伏多年的势力,趁机而起,全面展开翻案活动。以“国有化”中国领土钓鱼岛为突破口,制造事端,反攻倒算,挑战国际正义,企图推翻战后国际秩序,重建“帝国军队”，梦回“帝国乐土”。自称“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继承了（甲级战犯）岸信介的遗传”的日本首相安倍充当了这股黑色风暴的“急先锋”。他宣称，要将“唤起日本的民族自豪感”作为他“毕生之事业”，把修宪扩军作为他的“历史使命”。他上任之日,就情不自禁地高唱昔日军国主义战歌《君之代》登场，在议会振臂三呼“天皇陛下万岁”，专门选择登上与昔日灭绝人性的731细菌部队代号相同的“731”号军机。他公开以“右翼军国主义”自居,声称，“日本修宪无须向邻国解释”，“东京审判是同盟国的审判，不是对日本的审判”，“日本殖民侵略的定义尚无定论”。安倍内阁的副首相麻生公然叫嚣要效法纳粹修宪，以彻底摆脱宪法第九条关于对外战争权的束缚，为以战争手段推行海洋扩张战略松绑。与此相配合，日本近年来抛弃专守防卫方针,加快打造海空进攻型军事装备。以昔日侵华海军旗舰“出云”号命名的准航母22DDH直升驱逐舰刚刚下水，又发射具有远程弹道导弹功能的“艾普斯龙”新型固体火箭。防卫省公开扬言要击落中国正常巡航的无人机,在甲午战争12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丧心病狂地叫嚣重享“甲午荣光”。

对此严峻事态，我们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坚决以除恶务尽的决心、意志和能力,粉碎任何挑衅。坚决捍卫中国国家主权与安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这也是稳定中国战略全局,以正能量平衡负能量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