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上一直流传着情报界“四大门派”——克格勃（KGB），中情局（CIA），军情六局（MI6）和摩萨德（以色列情报及特别行动局）的传说。多少经典的荧幕故事都脱胎于“四大门派”之间的“恩怨情仇”，主角们传奇的经历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不过，还有一位山外之人，它低调、隐秘，却手眼通天。

“查无此局”

在美国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之间, 马里兰州一片森林的中心地带, 一座“情报之城” 藏身于米德堡的西边，它占地数百公顷，林立着数十座建筑物，这里隐居着本文的主角——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

1952 年11 月4 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裁撤了武装部队安全局, 组建了国家安全局。新成立的NSA属机密单位，在暗战前沿，密码技术超前，大权在握，享有超乎其他情报机构的地位。但它行事却异常低调，情报界人士戏称NSA 为“查无此局” (No Such Agency)。

NSA是“一套班子，三块牌子”。虽然名义上它是国防部下属的一个部门，但实际上则是一个直属于总统，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情报的组织，在美国政府每天收到的秘密情报中，几乎近90%都是由NSA提供的，因此该局也有世界上最大的情报机构之称。

不同于中央情报局名声在外, NSA在整个冷战时期都不为公众所知, 但其实它的雇员更多, 预算更高, 而斩获的情报也更多，可以说是美国保密等级最高的超级情报机构，也是美国所有情报部门的中枢。

情报系统的数据向来不为人知, 自称“无可奉告局”的NSA更是如此。关于该局的预算规模, 外界仅能凭几点信息推算个大概。

2016 年, NSA总监詹姆斯·克拉珀以国家情报计划的名义, 提交了539亿美元的预算申请, 而国防部以军事情报计划为由又为其申报了179亿美元的预算（也就是说NSA一家的预算就是全美34家情报机构的3倍之多）。

估算NSA实际雇员人数也并非易事。据2013年美国预算草案透漏出的数据得知，NSA拥有雇员约有2.1万人。仅就在编人数而言，NSA相当于美国其他15家情报机构人员的总和。

监听，一直是NSA的老本行。为了达到侦听世界的目的，NSA不惜成本地将自己打造成世界上雇佣国别专家、人工智能专家、计算机工程师和数学家最多的情报单位。

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爱国者法案》，这个法案打着反恐的大旗，将监听范围大大扩展。虽然在“斯诺登事件”后，参议院在2015年通过了《美国自由法案》，但美国政府仅仅是对美国境内的信息收集进行了约束, 对NSA在国外开展的监视行动继续放任无视。这也让NSA的权力大到几乎可以摆脱任何规章的约束。

监听整个地球

NSA的秘密一直被精心守护着, 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公众的好奇心, 但这个秘密被爱德华·斯诺登“粗暴地”揭开了。

据斯诺登提供的资料，NSA是一个全球监视系统的主导者, 且是数据挖掘方面最领先的组织之一。该局拦截了大量的电话数据和电子邮件, 监视了“数千万美国人”。

为达成该目的, 它向AT&T、威瑞森、贝尔南方(Bell South) 等美国大型电话运营商寻求合作, 向这些公司施压, 要求它们最大限度地转发途经美国的通信数据。

监听器下无盟友，监控器前都平等，最亲密的盟友也没能躲过绰号“大耳朵” (big ears) 的“梯队系统”。数十个国家受到大规模监控, 法国、巴西、印度、德国等盟国也未能躲过美国的“隔墙有耳”。比如, 美国始终监视着英国这个“最亲密”盟友的通信——美国驻伦敦大使馆一直在收集着伦敦白厅街的数据，而白厅街是英国众多军政部门的所在地。

2013 年10 月, 欧洲乃至国际舞台的紧张氛围因一份2006年备忘录的曝光而升级。该备忘录明确提到, NSA的情报部要求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等政府机构挖掘各自的通讯录, 向其提供外国政要的电话号码。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涅托等35 位政要受到了来自NSA的系统性监听。默克尔总理对自己私人电话被窃听十余年一事深感震怒, 《南德意志报》一篇文章的标题——《好友冰凉的心》很能说明德国人心里的不是滋味。

根据斯诺登泄露的信息, 中国通信系统也受到美国的监视。NSA曾渗透到中国大型科技公司的总部计算机系统, 并窃听其公司高层信息。2013 年6 月, 中国大唐和中兴等公司发现，NSA入侵他们的互联网路由器并访问了数千台电脑。不久之后, 中国移动（7. 35 亿用户）、中国联通（2. 58 亿用户）和中国电信（1. 72 亿用户）获悉, NSA监听了他们的电话通信并窃取了短信数据。

一直以来, 中国常常被美国指责开展网络间谍活动, 而美国则公开宣称不搜集经济情报，俨然一副受害者形象, 而斯诺登事件及其后续一连串的曝光，使山姆大叔在国际社会上的信誉瞬间崩塌。

美国在监视整个世界，敌友均不例外。

数字暗战

爱德华·斯诺登入侵了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系统, 并在两位严谨的职业记者协助下, 将窃取的信息公之于世，使得世人终于认识到了这个行动不受限制、透明度几乎为零的监控系统。

全世界人民一片惊愕, 他们没想到美国的监视规模竟是如此庞大, 更没想到自己也是目标之一。战场已经蔓延到网络空间，MSA处于暗战的最前沿，“斯诺登事件”并未使其存在的必要性受到质疑。NSA在国际通信传输基础设施上安装监听设备, 将经由网络传输的信息引向自己的存储站点, 收集互联网公司和电话运营商提供的用户信息。人们发现监视项目无处不在, 它们吞噬着海量的数据和元数据, 然后加以存储、揉碎分析。

德国《明镜》周刊网站的短片显示，美国在全球约80个地点设有特殊情报搜集部，香港、北京、上海、成都与台北也在其中。

“大规模”和“无针对性”数据收集，也称为“钓鱼式”数据采集，是指大量采集数据, 然后手动或自动搜索和检查可能相关或有用的信息。NSA主要采取两种技术操作：一是监控基础设施（上游监听系统）；二是直接从运营商的服务器上收集数据（“棱镜”监听系统）。

与上游监控系统相比,“棱镜”计划更像是巨大的下游数据收集系统。它通过与联邦调查局合作, 进行实时监控和采集网络电话(IP) 语音信息。“棱镜” 监听计划直接从9 家美国科技公司的服务器上收集数据。这些公司或是自愿或是被迫, 包括微软、雅虎、谷歌、脸书、网络聊天服务软件PalTalk 、视频网络YouTube、通信软件Skype、美国在线和苹果公司。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是目标, 所有的手段都可以利用, 包括在最不起眼的产品上动手脚, 如魔兽世界或Xbox Live 等网络游戏。NSA可以访问联系人列表、通话记录、短信流、短信草稿, 以及IOS、安卓、蓝莓等移动平台的定位数据，只有你没想到的，没有他们监控不到的。

除大规模监视方法外, 国家安全局还采取黑客手段, 开展“计算机网络刺探”，侵入并在运营商的计算机系统中植入恶意软件, 从而提取大量数据。

在这点上，比利时电信事件堪称教学案例。NSA和英国情报部门联手， 以监视欧洲乃至全球时局为目标在比利时电信(Belgacom)的系统中植入恶意软件。2013 年6 月, 这个恶意软件被识别出来，但此前，比利时电信公司对用户系统被入侵一事毫不知情，要知道，这家比利时最大电信运营商的用户包括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等重要机构。

2014 年秋, 恶意软件已经感染了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墨西哥、爱尔兰和伊朗的企业、行政部门和研究机构。根据斯诺登泄露的文件, 美英情报部门使用了一种极其复杂的恶意软件——“雷金”(Regin)，“雷金”伪装成微软软件, 对受感染的系统实施高级网络攻击并窃取数据。

霸权而偏执的NSA除了监听手机外，当然也不能放过社交网络。它每天兢兢业业地在全球范围内拦截近50 亿个社交网络上的地理位置数据。要知道，全球约有69亿移动手机用户, 约30 亿人连接互联网。NSA的机器人、存储器和分析软件面对如此庞杂的连接与通信, 需要处理的字节数量简直无法估量。

每天进行这么多的信号情报收集、数据挖掘、监视、侦察、分析和反情报系统, 当然也需要越来越强大的计算机。于是，NSA与能源部联合创建了一个研究中心——先进架构研究所。自2012 年以来, 这个研究所一直是具有惊人计算能力“泰坦” 超级计算机的所在地。不过在2013 年, 中国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 打败“泰坦” 成为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网络刺探，狩猎黑客，窃取数据，战场已经蔓延至网络空间，NSA有一群逐渐深入“无声战争”战场的网络战士，为了打赢未来的数字战争，不断武装自我，希望控制第五个空间——网络空间。然后日子不再如过去一样容易, 斯诺登事件后，它再也无法在暗处悄然发展壮大。

斯诺登事件将作为一场危机被情报界的历史记录, 但也仅是其中的一场而已。

NSA身披坚硬的铠甲, 它是美国政府的武器, 其存在的必要性并未受到美国民众的质疑。自1952年成立至今，60多年来，NSA为美国军政部门的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撑。在此期间，NSA参与了朝鲜、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等地战争及打击“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组织等重大行动。

但这样一个权力滔天的情报机构如果失控会怎么样呢？且不说NSA的政治目的，就说其实它是由机器大军统治的，在NSA里，人工智能优于人类智慧。随着NSA的发展壮大，“技术奇点”或许将不是一个空想。人类社会是否已做好接受这一事实的准备？

（编辑  碣石）

这世界真正属于谁

这个故事是从一位名叫约瑟夫•阿克曼的人开始的。他是个瑞士人。曾经有很多年，他担任德意志银行董事会主席，是这家银行的门面，也就是德国经济的门面。他在所谓的“德意志股份公司”影响巨大，致力于将美国投资银行的经营理念输入德国。在2007-2008年，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银行破产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时，他和德国的其他银行、中央银行以及政府部门携手一起，成功阻止了德国银行金融业的崩溃。可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在2011年秋天，他却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梦想，坐上德意志银行监事会主席的位置。到底发生了什么？谁在背后有这个权力和资本，可以阻止约瑟夫•阿克曼成功升任监事会主席呢？换句话说，到底是谁在真正地决定着德意志银行的重大事项？

谁是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者

这个问题的答案，最后落在了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者那里。这家资产管理者所投放的资金数目惊人，高达4.9万亿美元，这相当于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5倍。也就是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包括工业产值、服务业产值以及所有的其他产值组合在一起，才只是这家世界金融公司所管理资产的一部分。这家公司向世界经济注入的资本相当于瑞士国民生产总值的7倍、奥地利国民生产总值的13倍。据知情者透露，约瑟夫•阿克曼的任命与否，决定权在美国黑岩资产管理公司及其总裁劳伦斯•芬克（Lawrence Fink）手里，人们称他为“拉里”（Larry）。德意志银行的董事会主席，这位在金融危机时德国总理、德国各家银行总裁都俯首听命的强权人物，却在曼哈顿遭遇了滑铁卢。实际情况是，约瑟夫•阿克曼虽然曾是世界银行协会的会员，但他却没有获得一家进行秘密投资的资本公司的正式许可，而这家资本公司在全球几百家金融公司均有参股，并在德国证券交易所以各公司集团的名义独立地进行投资交易。毋容置疑，它也持有法兰克福德意志银行6%的股份，因而属于德意志银行最大、且最重要的股东之一。这家公司在瑞士持有瑞士再保险公司（持股4%）和嘉能可公司（持股7.5%）的股份，在奥地利持有奥地利第一银行的股权（4%）。

是“拉里”阻止了阿克曼。黑岩这家纽约投资公司与所有和拉里一样的其他投资人都遵守相同的规则，这条规则就是，他们不会任命一位企业的领导直接调任该企业的监事会主席。在全球每一家黑岩所投资的企业中，只要是他们的权力所能够触及到的企业，他们都会影响那些企业的人员任命。对于他们而言，阿克曼升任监事会主席的愿望，只不过像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设立储蓄账户一样，是资产累积的一种方式而已。

在这一案例中，有一点已经浮出水面：这里存在一个全球金融经济权力网络，一个由全新的资本家所组成的运动队，一个在雷曼破产案之后逐步攫取了权力、并仍在继续攫取更大权力的资本家俱乐部。而且这个网络制定了它自己的游戏规则：在全球，凡是它能发挥作用的地方，都要遵守它的游戏规则，即使它们所做的投资决定涉及的资本数量极其庞大，大到几千亿、甚至几万亿美元之多，即使这些决定关乎许多企业、各类市场，甚至一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它们仍然能够处于大众的视野之外，人们对它们仍然知之甚少。在大多数民众背后，它们已经为自己建立起一个日益强大的战斗方阵。这个方阵由金融公司组成，并在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这个具有战斗力的金融方阵在经济战争中会遭遇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阿拉伯的公候王国资本、俄罗斯显贵的资本，这些资本也同样努力在经济战争中进行权力扩张。它们还会遭遇到养老保险公司这些巨大的亿万资本，以及大型家族企业的金融帝国资本。对于这些资本而言，它们一方面需要新产品和市场，另一方面为了进行资本投资，它们也会把自己的一部分资金交给拉里•芬克来管理。

谁在新资本主义背后掌控实权

这种由金融投资市场所掌控的新资本主义，反映出一种地缘战略性竞争。在这种竞争中，资本拥有了武器的特点。那么，在这场全球竞争中，这些正在角逐市场、资源、原材料的主角，它们到底是谁？它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它们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显性的、透明的？这个系统的稳定性如何？它们对付危机的羽翼是否已经丰满？或者，它们会不会向上或者向下转嫁危机？最后，它们会不会加重各种危机呢？

我们在此试图揭秘世界上真正掌握金钱的主人，从而揭秘世界上真正的重要人物。在各国政界高官每天都占领媒体头版头条的同时，我们大部分人对于新资本主义背后的实权人物却几无所闻。因为“保密”是这类组织的最高行动纲领。“这世界真正属于谁？”当今站在各个市场和市场主宰者背后的到底是什么人？真正拥有资本权力的那些极少数人又是谁？大众通过日常媒体报道而得知的往往是这个体系中的高级雇员：各家大企业的董事长。在盎格鲁-萨克逊语言体系中，这些董事长有一个名字——首席执行官（CEO）。在这个圈子中，许多数字是公开的：他们的薪金、他们的特别津贴、他们的养老金收入、他们的企业经营政策、他们的履历。但大众对于企业的监事会了解很少，关于企业的所有者，知道的人更是寥寥无几。而公司所有者并不一定是公司的总经理，他们是总经理的老板，企业的终极老板。资本在这个体系中发挥着超乎寻常的作用，异常有活力。在全球投资市场上，资本会在纳秒内自动做出投资决定，投资决策由计算机程序和各种算法来操控。

自2007-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家政策规定，银行业应保证实现最大的信息透明度。但是各大商业投资机构远远没有重视国家的这项政策，它们实际上是一种“影子金融”。这也正是新资本主义的一个盲区，是人们所看不见的。我在这里大胆做出预言，下一场金融危机将会在这一领域内产生。银行业务被控制和管制得越严格，银行越会趋向于将资金投放到其他的投资机构中。

所有这些改革和创新的主张，如果没有背后那些极力谋求利用投资赢得利润的投资者，这一切仍然仅仅只是一种想法，只是没有未来的计划。在新资本主义时代，必须要询问资本的所有者是谁。谁将最终拥有资本和权力？

在某种意义上，拉里•芬克掌握着曼哈顿金融市场的权力，他就是世界金融市场的总裁。约瑟夫•阿克曼和德意志银行的故事正如法兰克福德意志银行的员工告诉我们的那样：“在德意志银行，几乎没有任何一项决策是不符合黑岩公司利益的。”

顶级资本家的最高领导

黑岩——拉里•芬克

人们都明白，芬克这位美国大佬实际上就是世界金融组织的总裁，他是顶级资本家们的最高领导；他比所有人都更有权力影响新资本主义的规则和命运，他将“直升机撒钱”这种金融手段的另一种形式纳入了全球经济中。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位个体投资人向世界经济注入大量资本的必然结果：4.9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资本数量就在黑岩公司（Blackrock）的管理之下，而黑岩是芬克在1988年与合伙人一起共同创立的资产管理公司。黑岩公司的开端是流传在曼哈顿的一个传说，如今黑岩已经发展成金融业巨头。据说，芬克有意识地把黑岩总部设在纽约中城，而没有设在纽约下城的华尔街，这是因为，芬克先生既不想和华尔街的阴谋诡计有关系，也不想与波士顿茶会有什么牵扯。芬克比较特立独行，他比较赞成政府对经济的有效监管，比较喜欢经济运行有一定的秩序。在金融帝国中，他是一位负责任的代理人，并且支持美国民主党。因此，当希拉里•克林顿计划组阁时，她想邀请“拉里”担任她内阁中的金融部长，对拉里而言，这是对他所作的社会政治工作的认可。2015年，拉里的年收入是2.86亿美元，2016年4月，他获得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大卫•洛克菲勒奖，这些都是对他的认可。

拉里•芬克，这位黑岩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总裁，他的权力从何而来？以什么作为基础？芬克有1.3万名员工，黑岩公司就像一座黑色巨岩屹立在一道风景中。在这道风景中，人们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巨大伤害消弱了银行的能力，却增强了黑岩公司的能力。现在，芬克公司所从事的很多业务，都曾经是银行从事的业务。比如，黑岩公司向一些公司提供贷款，它持有世界上几乎所有最重要康采恩的股份，还拥有一个重要的数据分析计算机系统阿拉丁，它经营许多资本市场基金，黑岩购买国债、投资不动产，并向各国中央银行及各国政府提供咨询服务。

这一切对于拉里而言，已经具有彻底的全球化意义，也包括全球性的利益冲突。拉里作为金融投资高手，他的娴熟技艺是在华尔街第一波士顿银行（目前已升值成瑞士信贷集团）练就的。在这里，他在优选权证券和抵押贷款方面做得十分成功。后来他开始独立经营金融公司。一开始，他在黑石这家私募股权基金公司的保护伞下工作，一直工作到1994年。然后，拉里转入匹兹堡金融服务集团，他的工作享有高度自主权。1999年，他的黑岩公司成为上市公司，2006年，黑岩收购了美林银行旗下的基金公司，2009年收购了英国上市公司巴克莱银行。这样一来，芬克最终荣登资产管理者榜首，黑岩成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鉴于拉里的巨大权力，在每年一度的达沃斯世界经济权贵论坛上，许多大型企业的董事长们都争相与他交谈。2011年，欧震华（Stuart Guilliver）旋风式地从伦敦飞到纽约，以获得拉里•芬克的支持，确保自己能够成功升任汇丰银行董事长。世界上所有重要的首席执行官或金融董事都和拉里及其团队取得联系。假如不联系，或断绝与拉里团队之间的关系，他们承受不了其后果。一旦出现了大麻烦，或者出现了信任危机，那么后果可能就是减持股份、讨论正确的管理，实际上就是走马换将。有一点直接与德国经济界30家最佳公司的高管、与所有公司领导都直接相关，这就是德国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指数达克斯。黑岩在所有达克斯上市的股份公司中都持有股份，它是股东，而且持有一些重要投资项目的股份。比如，黑岩持有拜耳（7.0%）、戴姆勒（5.2%）、巴斯夫（6.2%）、大众（近4.0%）和西门子（5.6%）等公司的股份。黑岩就像一个巨大的蜘蛛网，撒在德国整个金融体系中。更能代表黑岩公司权力的是另外一个事实，即：德意志银行和安联保险公司是德国两家最重要的金融机构，而黑岩分别是这两家公司的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是6.2%和5.4%。

影子银行

黑岩用于投资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自愿产生的，它是全球最大的被动投资公司，为了能够复制德国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指数，它需要在所有上市公司均持有一定数量的股份。由此，这位黑色巨人就自然而然地持有德意志银行6.2%的股份。

在金融市场的专业术语中，黑岩公司属于“影子银行”。正规的银行在金融危机之后受到的管制和整顿越严格，影子银行的业务就越繁盛。这确实有一些讽刺意味。当然，黑岩公司老板在1986年就曾在第一波士顿银行做错了那一宗抵押贷款业务，这对2008的金融风暴也起到了推动作用。目前，芬克可用于投资的大量资金来自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基金会、国家基金和家族控股办公室。这些公司寻求在资本市场的投资机会，这一投资市场人们称之为“紧急状态投资”。这一名称颇有谄媚之嫌。在美国，黑岩持有苹果公司5.75%的股份。在其他大公司也有持股，比如微软（5.8%）、埃克森美孚石油（6.0%）、通用电气（5.7%）。在这几家公司中，黑岩的持股是决定性的。

世界头号资产管理公司黑岩和全球其他金融公司之间相互参股渗透，它们十分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黑岩在摩根大通银行持股率达到了骄人的6.6%，在道富这家全球第三大资产管理公司持有5.1%的股份，在普信集团这家全球第11位金融公司持有5.9%的股份，所有这些公司也以较低的持股率持有黑岩公司的股份。实际上，黑岩所持有的各家大企业的股份都是少数股，但是如果把黑岩所持有的所有股份加起来，就超过了多家基金会所共同持有的股份总和。更重要的是，黑岩这家公司系统性地在幕后发挥作用、产生影响。这一切都经由黑岩公司的雇员团队来实现。这个团队成员分别在纽约、芝加哥、伦敦、东京和香港工作。黑岩公司所投资入股的所有基金，无论是主动投资基金还是被动投资基金，当然也负责在基金公司内部的投票表决，在全球所有的地方都践行相同的准则，并用同一个声音说话。

“我们是长线投资商，所以我们对建立长期关系很感兴趣。”黑岩欧洲部主管阿姆拉•贝莱克（Amra Balic）说。黑岩公司的管理人员往往并不出现在各家公司的全体股东大会上。但是，假如在会议开始前的讨论中一无所获，黑岩一定会反对各公司高管的一些建议。在英国，黑岩这家权力巨大的金融公司曾经多次就公司高管所提出的一些一揽子薪酬建议投了反对票。拉里•芬克说，他只是资金的托管方。“假如我们将亿万资金都投资于一个产品，那我们就太大了，但是实际上这些资金并不属于我们。我们会将三分之二的资金投资于上市公司和其他指数基金（保值基金），这些资金我们并不主动进行管理。对我们而言，这一部分资金不会产生系统性的风险。”黑岩将大量资金投资于保值性基金，它是保值基金的头号投资商，仅在安硕这支基金，黑岩的投资额就超过10亿美元。安硕是原来巴克莱银行收购的一家基金公司，它已经占领欧洲50%的市场份额。据内部信息分析和估算，到2021年，欧洲金融市场的规模会翻倍成万亿美元的市场。

黑岩公司所拥有的超级权力已引起政府监管部门的警觉，它不愿意出现在政界、在公众面前或在金融市场上。比如，监管部门开始关注黑岩在投资市场上的基金及一些与银行业务类似的业务。最令监管部门担忧的是黑岩的数据分析系统阿拉丁，许多资本管理者也在阿拉丁设立账户，在这个系统里流通的资金量已经有14万亿美元。对于投资者而言，它是一种类似SAP的金融管理软件。各家银行、保险公司和基金的阿拉丁用户总计有两万名，这些用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过黑岩看到整个金融世界。

黑岩公司很喜欢招募一些著名人士，比如，曾经是瑞士中央银行行长、德国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前主席的弗里德利希•默茨（Friedrich Merz）现在是黑岩德国子公司的总裁。社会名流维系了各种关系。其原因在于，拉里•芬克的抱负还要更高更远一些。黑岩应该还有其他的业务领域，这要依靠政治的帮助。

每次在公开场合的演讲中，芬克都会不遗余力地主张，美国应该节俭。一个只有12000美元积蓄的普通美国人，如果他就这样退休，那他的退休金就太少了。对芬克而言，澳大利亚是个榜样。在澳大利亚，根据当地法律规定，雇主必须将雇员工资和薪金的一部分作为积蓄，积蓄比例最高达9%。芬克说：“这样的话，作为这一法律政策的结果，澳大利亚人将来在退休后，将会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对于他的黑岩而言，这个榜样就是一个梦想。如果实施这样的政策，他的公司将会成为试验学校。拉里•芬克也知道，政府的金融监管部门非常想加强对影子银行业务的监控。比如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认为，黑岩公司的透明度不够高，所以，它拒绝黑岩在德国柏林法兰克福商业银行参股。

黑石——史蒂夫•施瓦茨曼  

史蒂夫•施瓦茨曼（Stephen A. Schwarzman）是黑石（Blackstone）资产管理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在德国市场上，黑石公司的投资项目很多，比如黑石目前以45%的持股比例参股了传奇式相机生产商莱卡公司。2011年起，黑石参股了德国室外用品专营商狼爪，并将继续增资7500万欧元。在塑料生产商科佩集团，黑石甚至已经是公司所有者和顾问。

与其他基金公司和大部分资产管理公司不同的是，像黑石这样的私募股权公司会积极参与各参股公司的经营管理。在黑石所参股的企业中，资本投资与企业决策权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在其他企业，资本参股与公司决策权的关联都不很明显，由所有者或家族经营的企业除外。黑石甚至在上市公司德国电信也经常引起躁动。从2006年起，黑石一度持有德国电信4.5%的股份，除了联邦政府这位大股东之外，黑石成为德国电信的第二大股东，劳伦斯•古菲（Lawrence Guffey）代表美国人任职于德国电信监事会。黑石曾经力劝德国电信向马来西亚投资，但德国电信不想像施瓦茨曼一样去做全球投资商，最后这位美国大神才妥协。

现在，施瓦茨曼这位黑石总裁已经深知，针对他的私募股权投资，德国人一直都怀有很强的保留态度，德国人曾骂他们是“蝗虫”之灾。假如人们把黑石公司仅仅看作是一家参股公司，那就大错特错了。2015年，施瓦茨曼所管理的资产几乎达到3400亿美元，与其他的竞争对手相比，黑石的资产价值可谓遥遥领先。2015年年底，黑石公司的私募股权业务涉及的资产价值超过940亿美元，正好占总资产的25%。黑石的金融业务种类越来越丰富，仅贷款业务总额就将近80亿美元，实际上黑石已经是一家银行了。它所投资参股的公司向企业提供贷款，一般情况下，贷款并不显示在投资公司自己的收支平衡表上，投资公司通过贷款基金筹集贷款，它们将直接在投资人那里进行再融资。这样一来，投资公司就具备了传统银行的职能，当然它们与原来的私人银行无法相比，而是影子银行的一部分。在传统的私人银行中，银行家以自己的私人资产作为银行责任，并经常与自己的客户一起进行投资，而这种私募股权公司需要施瓦茨曼个人承担风险的资金数额很少。

黑石在不动产业务方面已经有了大幅度提高。2007年，黑石以39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办公物业信托基金。2016年中期，施瓦茨曼已经跃升为全球头号房地产所有者。因利率过低，促使黑石继续购买房地产，而在房地产投资领域，其他金融公司只能望其项背。2015年，黑石旗下不动产的总值已达1350亿欧元，全球只有加拿大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的不动产总值略超黑石（1370亿欧元）。从此，黑石继续增加其房地产投资，在美国和印度，没有哪家公司比黑石拥有更多的办公大楼。负责房地产投资的经理是乔纳森•格雷（Jonathan Gray）。格雷的经典收购案例是，2007年，他以260亿美元把希尔顿从股市上买走，2013年12月，他又将希尔顿上市并大赚了一笔。目前，有5万栋出租房属于施瓦茨曼帝国。2017年，这些出租房将统一上市。在富国银行、通用电气的支持下，黑石以230多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一个房地产资产组合，这一作法和黑石当年购买曼哈顿史岱文森城这个项目如出一辙。当时，黑石出资53亿美元，但黑石的这一项投资失败了。在德国，2016年年初，一系列物流企业的地基已经出现。下一步，黑石准备购买“第一办公”这家德国办公室租务集团的100座办公大楼。这曾是德国房地产公司IVG的核心业务，而IVG正陷入了支付困境。

私募股权公司的核心业务是短期参股一些私人企业，也就是说，这些私人企业尚未成为公开募资的上市公司。黑石的资产组合中，有90多家私募股权企业。黑石也会购买上市公司的一揽子股票。此外，黑石也有收益颇丰的对冲基金业务，对冲基金业务占黑石总业务的五分之一。实际上，黑石集团的业务领域已涵盖所有的另类投资业务。

自2007年起，黑石公司就已经在股市上市。2015年5月，黑石的市值达到了高峰。但在随后的8个月内，其股价狂跌，下跌了50%。黑石的盈利状况波动很大：2012年，黑石的税后收益超过8亿美元；2014年，其收益猛增至370亿美元；2015年，黑石收益又降至160亿美元。但这只是黑石公司本身的收益，不包括黑石旗下各基金的收益。私募股权行业颇受争议，这也是因为在手续费核算方面经常是不透明的，当然，2%的基准手续费除外。在2014年的收益中，共有58%来自运行费用，这是与投资经营收益挂钩的费用（每单投资收益的20%）。收入增加与收益增长同步，这是拉里•芬克的黑岩和美国普信集团合谋实现的，这两家资产管理巨头所拥有的资产总值是黑石资产总额的15倍之多。

史蒂夫•施瓦茨曼是黑石公司首席运行官兼董事会主席，他管理着近100亿美元的资产，被媒体称为“华尔街之王”。这个人物不会总那么客客气气的。奥巴马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曾经计划对私募股权公司和对冲基金公司的经理增加征税，施瓦茨曼将这些计划比喻成“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后来，共和党人取消了这些计划。

施瓦茨曼和私募股权行业的其他经理都受益于一项规则。按照这项规则，私募收益中的一部分叫作“运行费”，它从与收益挂钩的手续费中抽取。运行费会与资本收益一样来纳税，而不以劳动所得税来纳税。这一收益叫作“共享收益”，这一概念可以上溯到古代海运时期。那时船长会从其所运商品的收益中收取一部分费用。在美国，长期资本收入的纳税率最高是20%，而工资收入的纳税率最高可达40%。私募股权行业中这项原则所导致的后果是，经理人会有一笔逻辑上讲不通的额外报酬。有时候，这些经理的额外报酬甚至是美国一些大银行总裁所获薪金的很多倍。

对于史蒂夫•施瓦茨曼而言，收入高低关涉他的个人荣誉。收入更多、社会地位更高、财产更多、股值更高，这一切都是竞争成功的一种表达方式。施瓦茨曼希望自己受到高度重视，因为他很成功，所以他很富有。2015年，加上他的资本收益，施瓦茨曼一年的总收入是8亿美元。如此高的收入，大部分中型企业家只能做梦才能实现。这笔收入的绝大部分（约6.4亿美元）来自于他所持有的黑石股份的红利。他持有黑石公司约20%的股份——他的“共享收益”总计8800万美元。

早在几年前，施瓦茨曼的年收入就以类似的规模在增长，毫无疑问，施瓦茨曼在金融界的地位是直线上升的。施瓦茨曼来自费城，他毕业于哈佛商学院，31岁的时候，施瓦茨曼担任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董事总经理，并负责在全球进行企业并购。在雷曼兄弟投资银行，他与上司彼得•彼得森（Peter Peterson）成为好友，彼得森曾任尼克松政府的商务部长，这位保守政治家有很好的关系网，他与施瓦茨曼这位金融管家的融资智慧一起形成了一种适应市场的最佳结合。1985年，这对合作伙伴成立了黑石公司。自成立以来，黑石公司已经买卖了价值2000亿美元的企业资产。

施瓦茨曼是位神通广大的公司老板，他不惜一切代价来提高私募股权业的行业形象：趋利避害的世界观、大量商业理念、外交手段、权力欲、荣耀和尊贵，以及出手阔绰。纽约布莱恩公园附近的纽约图书馆有一条漂亮的艺术走廊，这条走廊就是以施瓦茨曼的名字命名的，因为他支付了这条走廊的修葺费。在清华大学，他以1亿美元成立了一个奖学金项目，该项目被命名为“施瓦茨曼奖学金”。他很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梦和美国梦一样，每一个人都想去实现。当然，施瓦茨曼也享受着富豪的终极奢华——极品艺术品。曾有一次，他想在府邸挂上塞•托姆布雷（Cy Twombly）的油画《黑板》，便直接请世界头号艺术品经销商拉里•高古轩（Larry Gagosian）帮忙，从韩国购得了一幅画。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成功的标志是这样的：施瓦茨曼的纽约公寓价值3700万美元，它曾经属于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施瓦茨曼在佛罗里达拥有一处沙滩别墅，在长岛、圣特罗佩和牙买加，施瓦茨曼也有房子。

如今，这个人想树立多个标杆，他说，黑石不仅做生意，而且黑石有“一种使命”，它应是“最好的公司”。2007年，为了庆祝60岁生日，施瓦茨曼邀请了1500位客人齐聚纽约上东区，这次庆典花费了3000万美元。这一年，施瓦茨曼以最佳形象示人，这完全符合他曾经的战斗格言：我要战争，不要小打小闹！因为施瓦茨曼把它的公司定义为“有限合伙公司”，其他参股人都无权参与决策。黑石公司精心挑选了它的上市时刻，那是在2007年，不久之后，金融危机爆发。金融危机所冲击的核心是银行，而不是参股基金和对冲基金。

史蒂夫•施瓦茨曼知道他的幸运应归功于谁。他每年坐飞机旅行的时间有6个月，他要去拜访那些机构投资人，也就是那些养老基金或国家基金的总裁，比如他要飞去阿布扎比。他最好的客户是大投资商，这些大投资商想将自己的部分资产在股市之外进行投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大投资商往往是一些大的私人投资者。在追逐了丰厚利润之后，金融领域的顶尖高手显然还要树立一个特殊标记。

凯雷——大卫•鲁宾斯坦 

长期以来，鲁宾斯坦最大的担心是，全世界都可能将他的公司看作是美国军事和国防工业的枢纽。在伊拉克战争和安全人员滥用监控信息丑闻之后，这在国际上对公司生意不会起什么好作用。凯雷资本集团（CarlyleCapital）成立于1987年，在它最初成立的几年中，许多订单都来自军工行业。大卫•鲁宾斯坦（DavidM.Rubenstein）和他的联合创始人小威廉•康威（William E.Conway jr.）和丹尼尔•德安尼罗（Daniel A.D’Aniello）曾经想过这个主意：围绕军工系统建立一个投资参股公司。为了公司的发展，他们可以很好地利用他们在华盛顿的关系网。

鲁宾斯坦很了解政治，1977至1981年他曾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政府里工作过。当时他负责治理通货膨胀，而当年的通胀率已经上涨到了15%以上。鲁宾斯坦在政治上接近民主党人，但那些后来在凯雷工作的政治家却来自共和党阵营。

后来，凯雷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大，鲁宾斯坦的实力越来越强。即使在这个时期，鲁宾斯坦仍和民主党前总统卡特保持着关系。鲁宾斯坦和乔治•布什的关系比较紧密，小布什在担任得克萨斯州州长之前，曾代表凯雷在“凯特空”这家航空服务公司的监事会任职。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之后，鲁宾斯坦立即将克林顿政府的亲信们招聘到他的公司。鲁宾斯坦并不是思想家，他更像是善于把握机会的人。鲁宾斯坦并不以向政党捐款而引人注目，也不认为有必要声明自己到底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他说：“我认为自己是美国人。”鲁宾斯坦认为，凯雷从来没有对政治施加过影响，这已经成了一个公司形象问题。

凯雷这家私募股权公司早已经脱离了军工企业而独立发展了。他们买卖一切，只要它们能带来利润——从炼油厂到火车铁轨。最近几年，和鲁宾斯坦做生意的包括餐饮公司唐恩都乐、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和赫兹租车公司。2007年，阿联酋阿布扎比穆巴达拉这家国家基金以7.5%的持股比例投资了凯雷旗下的“合伙单位”基金，后来穆巴达拉还增加了持股比例。加州养老基金也是凯雷的大股东。四年之后，凯雷公司收购了荷兰阿尔卑斯投资总公司60%的股份，该公司负责管理养老基金。如今，凯雷所管理的资产总值约为2000亿美元，它在私募股权行业中名列第二。

自2012起，凯雷成为上市公司。凯雷共有上市股票3.25亿美元，其中有8100万美元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但是，2015年凯雷的股价缩水了一半，2016年股指飘摇不定。为了救市，2016年2月，凯雷投放股市2亿美元来购买自己公司的股票。油价下跌，全球经济不稳定，投资人对手续费过高问题的讨论，所有这些对凯雷的股票市值都有损害。

鲁宾斯坦的资产约为22亿美元，凯雷是鲁宾斯坦成功的标志。2011年，鲁宾斯坦的收入是1.4亿美元，他的两位联合创始人的年收入与他相同，他们收入的90%以上来自于投资人的收益。2014年，鲁宾斯坦得到的基础年薪是27.5万美元。与他的投资收益相对比，这份年薪显得很谦虚。

鲁宾斯坦的父亲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邮政局工作，母亲是家庭主妇。鲁宾斯坦年轻时是一个书虫，他想通过读书进入上流社会。鲁宾斯坦至今仍保留着阅读习惯，他每周阅读四五本书，每天至少读六种报纸。他的努力是值得的：鲁宾斯坦属于上流社会中的千分之一。

鲁宾斯坦把时间用于参加各种委员会的活动，比如他是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导师委员会主席。在和习近平主席一起用餐时，他提到一句有关成功的谚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不过，无论鲁宾斯坦多么勤劳，在他的巨大王国里，并非所有的投资都很成功。比如，从2014年起，凯雷旗下的对冲基金克拉伦道路资产管理公司已经从投资人手里掠去了60亿美元。2015年，鲁宾斯坦本人的房地产生意却创造了27%的梦幻收益（对比一下，他的主要基金的收益率是13%）。

世界真正属于谁

巨人之间的斗争

曾经的金钱贵族、盎格鲁-萨克逊式金融资本主义与国家基金之间如何明争暗斗？它们如何争夺世界霸权？

新资本主义就像臭氧洞一样，人们往往看不到，也听不到。

在现代资本主义中，货币极富权力，它是流动的，它在国家和大洲之间、在公司和股市之间流动，来来往往，货币流动就创造了一种新的全球化。在各国经济中，产生了各种参股、联合和子公司，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就像一张巨大的网络，并定义了完全属于它自己的基础框架。没有全球化资本，就没有生意。举例来说，日本头号大银行三菱UFJ银行的金融集团与美国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合作，它成了美国摩根斯坦利银行最大的股东。东方汇理（Amundi）这家资产管理公司属于法国银行帝国——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曾经接纳中国农业银行作为股东。

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分工发展得越充分，相互参股所构成的全球网络越有效益，网眼越细密，对于西方世界的公民而言，这种新的世界资本主义就越恐怖。这是一种系统，在这种系统中数万亿资金在自由流动，跨越国界、跨越各行各业；它每天都给企业、给国民经济带来最强的压力。资本变成了一种新的国际化，这种国际资本不论肤色、不论宗教信仰，它只关注最低收益和再投资。这种国际化的资本是一种破坏性的、不可治愈的力量。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多，包括不平等的贸易条件、生产中的环境污染、不确定的工资和很低的社会福利标准，当前也因为有几百万移民。紧跟着“资本”的全球化，“劳动”这一因素的全球化也随之而来。

在世界经济中，资本和数据有如此强大的驱动力，它们能够决定企业的权力，从而也决定企业所在国的权力。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到底谁拥有这些资本？谁拥有这些数据？这也迫使我们去思考：这个世界属于谁？如今，这些问题变得极为迫切而现实。英国决定脱离欧盟，法国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Pen）执掌极右翼政党“民族阵线”，以怒气冲冲的亿万富翁形象示人的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凡此种种表达了一种感觉：世界的这种发展只是让小团体更加富有。这一切改变了原有价值观的含义，摧毁了迄今为止的经济秩序。金钱的权力决定着政治，即使四年一次大选也几乎不会对此作出任何改变。

我们所观察到的是，各国政策的重新民族化，这不仅仅发生在欧盟的东部国家中。西方最新趋势是“民族与社会相遇”，更极端一点就是“民族的-社会主义的”。^[1] 经济的重新民族化可能紧随其后。这有了第一批警告信号。怎么看这种发展呢？

在全球经济中，很少有一个领域像金融业的扩张给人带来如此深刻的印象。1970年，美国在打越南，苏联在大力发展军事武装，前联邦德国则敢于搞更多民主，也包括经济上的民主。在那个年代，世界金融资本的水平与地球上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水平一致。然而1971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决定，美元与现有黄金储备脱钩，国家之间可以相互自由负债，钱钱交易随之爆发了。统计数字表明，1980年世界金融资本总额为12万亿美元，商品生产量是11万亿美元。1990年，世界金融资本总额已经是56万亿美元，实体经济只有23.3万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多，这似乎还算理性。 到了2000年，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比例是119万亿对33.3万亿。金融市场数额几乎达到了商品与服务市场数额的3倍。

今天的金融业务量几乎是商品生产量的4倍。全球国债、信贷、股值、贷款的总额大约是270万亿美元，与此相对应的是实体经济总量为超过73万亿美元，而且实体经济或多或少在滞涨。未来金融业务量对实体经济的比例将会更高。在世界经济史上，金融市场从未发挥过这样的主导作用。

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没有带来任何改变，而且金融力量的优势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换句话说，那些人，世界属于他们，他们在金钱中游泳，对他们而言，满地都是黄金。货币政治家在一些重要的中央银行中每采取一次扩张措施，包括每一次降息、每一次国库券发放，本来就多维度的金融资本就会再一次膨胀壮大。

这简直太明显不过了。这些资本仅仅在金融业中循环，它们仅仅供养着金融资本业。在过去的25年中，即使这些资本确实流入了实体经济，却更经常地被实体经济用来在股市回购自己的股份，这种做法再次使股票指数冲高。或者，这些资本被用来支付公司并购和接管，使得在世界资本主义中企业的集中化程度继续提高，新的企业经营活动并没有产生。有一个实例，2016年德国拜耳集团以660亿美元收购美国公司孟山都。今天，百威英博啤酒集团控制着大约30%的世界市场，孟山都控制着种子市场的26%(拜耳持有30%），雀巢和荷兰JDE共同瓜分世界咖啡市场的40%，嘉能可控制着60%的世界原料贸易，四家公司集团^[2] 分享大企业的经济审计市场，万豪集团占有世界最重要酒店集团的一半，陆逊梯卡公司制造全球大多数的眼镜架。毫无边界的货币增量导致企业的高度集中，而世界对这一点还没有看清楚。

如果说，这是金融世界的凯旋路，那么这个胜利凯旋与官方正规银行的关系越来越少。自2008年以来，正规银行受到来自监管机构的密切关注，正规银行也已经不能再充当世界的管控机构角色了。这场凯旋更多与“影子银行”的那些繁茂丛生的高管相关。所谓影子银行，就是各式各样的金融机构，现在它们在做普通银行所做的业务，比如发放贷款、支付房产或者做公司生意。对于新资本主义的疯狂世界而言，传统银行职员，尤其是欧洲的传统银行职员就像是一种银行官员，他必须注意那么多规定，以至于失去了生意机会；他必须为自己的银行组织自有资本，以便使雷曼兄弟银行或者德意志银行之类的赌博不会发生，然后他就将赌博和投机资本主义留给所有那些很少受到整顿的人。

世界属于一个类似拉里•芬克的人，他掌管着黑岩，黑岩的投资资本几乎有5万亿美元。这世界并不属于约翰•克莱恩（John Cryan），他的德意志银行慢慢地变得资本不充足，越来越直接依赖于黑岩的意志，黑岩是他最大的股东之一。2016年春天，在一次投资者会议上，克莱恩称芬克是世界流动资金的“最后一级机构”，已经超过了中央银行的位置。这世界也属于一个叫史蒂夫•施瓦茨曼的人，他的金融公司黑石已发展成全球最大的房地产拥有者。

在这种金融资本主义中，人们要的永远是获取更多，人们并不要受损的市场。这个市场因零利息甚至负利息而受到牵累，这把投资国库券变成了幸运游戏一样。专家们将一切比市场平均值更好的东西都称作“阿尔法收益”，在一个行业中为寻找尽可能多的“阿尔法收益”使许多人躁狂。一位德国经济界重要的监事会成员说：“压力总是来自投资人。”投资人越来越强调寻找“阿尔法收益”：“管理人选对了吗？要不要更换管理人呢？我们需要并购吗？”

270万亿美元，世界金融资产的总额——这是全球化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数字。与此相关，风险发生的几率也越来越大。在新经济风潮(2000年)和雷曼兄弟银行的烛心融化(2008年)之后，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发生另一场灾难，那就是整个体系的崩溃。至少有一些趋势，这很值得人深思。

趋势1：1995-2005年，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本增长率超过了300%。资产管理公司共有74万亿美元可供使用，仅这一项就已是世界货物和服务生产的总量。该行业中的十大巨头所拥有的资本超过了2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甚至比美国企业500强的股值总和还要多一点，而欧盟所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才只有16万亿美元。那几家为数不多的美国大资产管理公司，在这个世界上的大资本公司中作为大股东出现，他们经常是最大的股东。这是一种新的垄断，这也是资本主义的新形式。

趋势2：公共资本在世界资本市场的意义迅速提高了，而且会继续提高。在过去20年中，大部分国有的国家养老基金的投资基金从8万多亿增加到了36万亿，是原来的4倍。在这期间，国家基金又从5000亿美元增加到了7.25万亿美元。从这一资金源泉中有大量金融资本流出，被用于最大胆的政治目标。国家资本管理者试图实现他们的战略目标，就是通过他们的投资提高国民的资产，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要为退休人员提供足够的资金储备。但是，他们经常只在最远的地方挣得收益，正如那些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一样，他们如何用钱赚钱，这些国家基金也如何使钱生钱。这些富翁们就是行话中所说的“高净值人士”(100万美元以上)，或者“超高净值人士”(3000万美元以上)。

趋势3：财富分配不平等，尤其在非洲和印度非常明显。在那里，上层社会人士只占社会总人口的1%，却拥有全社会资产的47.2%或者53%。这个数字在北美（36.7%）和欧洲（32.2%）还不是那么高，但是也已经够高了

终有一天，对大数据的拥有权会形成新的权力体系，正如对金钱的拥有权一样。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数据早就已经被推到了“资本”那一边，数据甚至是“新”的资本。这世界也属于那些人，正如来自美国西部的四大公司一样(谷歌、亚马逊、脸书和苹果)，那些拥有数字经济和与之相关的价值创造能力的人，他们可以与那些对冲基金计划抗争，并确定自己的标准，而且他们要把自己的标准带进世界中去。作为规律，在这个世界上，谁能把两者结合起来，谁能用数据吸引资本，谁就会崛起。华尔街和硅谷是这个标准的密码。

这种盎格鲁-萨克逊式金融资本主义的驱动器，是雇员和被保险人的养老退休保险金所产生的几十亿和千万亿资本，这是通过退休基金和保险集团来投资的。在世界市场上，这类“预防资本主义”遇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国家基金、国家参股和工业帝国的巨大资产。所有这些资本都有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在我们眼前上演着的是一场全球分配大战，是在世界范围中争取最佳地位的角逐。

大众集团是欧洲最大的工业企业，它目前陷入重重困难。关于大众，各方纷纷扰扰、争执不断，这实际上是战场，正上演着这些权力战争，发生着各种文化之间的经济混战。在这里，所有那些利益集团都相遇了，他们要打得头破血流，无非就为了努力争取让这世界属于它们。这些利益集团包括：一个家族(甲壳虫发明者的继承人）、战略性国家资本(这里是下萨克森州）、工会和投资基金结盟（比如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或者卡塔尔投资局）、资产管理商（比如黑岩和安联），以及全球投资人。围绕大众汽车公司上演的资本战争大戏，可以是现代资本主义历史的教科书。[3]

这世界属于谁？从历史上看，世界首先属于那些军事征服者，他们创造了权力，吞并异国领土，实施经济剥削；他们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推广传播他们的文化。随着军事权力的扩张，贸易关系逐步增强，这使商人更加富有。战争和财富是联盟伙伴，海路的控制权是通过强大的海军获得的，于是各大帝国纷纷建立海军。从历史上看，庞大的资产都产生于贸易、发放贷款或者拥有土地，其后果是对农业经济或对土地资源的剥削。举例来说，几百年来，佛罗伦萨的豪门贵族富雷斯可巴第家族（Frescobaldi）一直是大地主，直到今天他们仍然生产葡萄酒。他们曾经发放贷款，借贷的人既有英国国王如亨利八世，也包括教会的主教们。

19世纪的征服者就是那些工业先驱们，他们沿着河流定居，比如在莱茵河畔定居，河水可以用来生产药品；比如在巴塞尔，定居的家族包括霍夫曼家族、罗氏家族、山度士家族、嘉基家族（Geigy）和克拉维尔家族（Clavel）。工业先驱的家族更喜欢定居美国。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美国逐步上升为西方世界的领导力量。1837年4月17日，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在美国出生，他和一些大工业家如约翰•洛克菲勒、安德鲁•卡耐基（AndrewCarnegie）和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Vanderbilt）一起，主张建立大企业集团，这些工业集团应该控制经济，并因此使美国上升为全球经济大国。他们代表了美国的“黄金时代”的范德比尔特建造了铁路线，卡耐基锻造了钢铁，洛克菲勒用原油创造了超大规模的能源企业，后来这家巨型企业因为新的反卡特尔法而被分解。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留给纽约市和美国的银行包括JP摩根大通银行、摩根斯坦利银行和一家艺术品收藏馆，馆内藏品包括艺术大家提香（Tizian Vecellio）的名画。在他那个时代，摩根拥有一种至高的权力，今天甚至金融业最大的那些金主都不可能拥有他那样的权力。正是这位摩根先生，收购了卡耐基的钢铁厂，并锻造了美国钢。1907年，美国发生银行业危机，摩根这位磁石般的金融家把自己的巨额私人资本投入到金融系统中，并促使其他银行家和他一起行动，从而度过了金融危机。几年之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成立了，这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但这家中央银行有私人所有者。很清楚，以私人资本拯救类似的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一次不可能再有。

（编辑  季节）

西方管理理论的主要缺陷

中西方管理理念分歧的基本关键在于，西方管理以物为本。作为劳动生产者，人只是把生产对象转化为产品和服务，成为物化的工具；企业追求的是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和效益；微观指标是企业的短期利润最大化，宏观指标表现为一度在我国流行的“GDP主义”。

存在决定意识，经验局限思考，西方无可选择地被困在这种管理思路之下，人被看作是企业投入的资源。有些自命开明的企业宣称，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背后的理念却是企业“拥有”人力资源，也就是经济学所称的土地、劳动力、资本三大“生产要素”之一。人只是手段和工具，因而顺理成章地被当作奴隶和机器来管理。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往往不惜随便裁员、解雇，把这看作是天经地义之事，其实，这更是无情无义的奴隶主逻辑。

这种西方管理思维笼罩着西方社会各个不同领域：

1.企业为股东服务，向股东负责。

在产权至上的奴隶主心态指导思想下，股东拥有企业，企业只向“主人”（股东）负责。开始时企业大都为个人或家族所拥有，股权较为稳定，企业还有一个固定的负责对象，而股东也普遍有企业主人翁的心态和较长远的眼光，追求长期的利润最大化，部分还与每天相处的员工建立了一定感情关系。

在现代企业中，所有权和管理权逐渐分离，因而西方的管理理论全部以这一事实为基础。企业员工只对股东委聘的代表（董事）和代理人（经理人）负责。作为有任期限制和有限授权的代表和代理人，在任期内需要有明显的业绩表现，因而其视野自然会缩短收窄。

如果是上市公司，在公司上市之后，由于公司股票交投频密（历史数据显示股东平均只拥有股份6～7个月），短期业绩的压力大大提高，这对于一家理论上应该永续发展的商业实体来说，就构成了一个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投资者对一家企业不但谈不上感情，事实上一个成功的股民更不能“跟股票谈恋爱”，要冷酷无情，只盯住股票的价位，够低便吸纳，够高便脱手；如果被“套”，当股价跌到预定止损价位便要义无反顾地抛售。在2008年西方金融风暴之后，出现了大量频密的计算机程序买卖交易，更把股东平均“寿命”缩短到荒谬的11秒！企业要对如此飘忽短暂、对企业和员工毫无感情和责任感的股东群体负责，企业员工要对如此不稳定的群体代表和代理人负责，在伦理上甚至逻辑上都成了彻底荒诞的行为。但是我们对此不但坦然接受，反而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道德上、法制上还给予充分保障。

近年来流行“企业社会责任”，各大学商学院都纷纷开设课程，不少企业更以此为标榜，每年从巨额利润当中拿出少许做公益，有些企业还动员员工参与志愿者的无偿公益活动。事实上，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企业从社会中吸取资源，其产出也在社会中流通，企业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在社会中进行，并产生各种社会效果，在情在理企业都有其该负的社会责任。从这个角度看，所有企业都应该是社会企业，应该向其利益攸关者，包括投资者、供货商、银行、顾客、员工、政府部门等负责。但是西方企业从来都只管赚钱，只向买了股票之后便不再需要对企业负任何责任的股东负责；在缴纳了由聘用律师、会计师等设计的千躲百避、避无可避的税费之后，其他责任全部推给社会。这些企业的私有产权和社会责任之间的轻重完全不成比例。员工作为企业最核心和最忠贞稳定的利益相关者，反而是被管理、被剥削的一群人，不允许参与管理决策，不能分享利润，还要分担企业亏损、收入减少、裁员等风险。由此可见,“企业社会责任”只是为投资者涂脂抹粉的表面文章而已。

我国关于企业的概念跟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我国，企业是家的延伸，宾主之间是类家族关系，长期朝夕相处，有情有义，相互信赖，彼此扶持。从这种观念出发，社会也是家的延伸，只是关系较疏远一点而已。

    2.企业和员工只是买卖合约关系。

    劳动力商品化之后，员工和企业只是一种冷冰冰的买卖关系，成了简单的利益交换，当中不涉及感情、更没有人情，跟我国传统的宾主关系大有不同。这种买卖关系短则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临时工作关系，长期的话，彼此的权利义务则需根据合约规定，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是雇佣合约，并且合约由当雇主的企业来拟定，所以主要保障的往往是企业利益。之后，由于劳资纠纷增加，劳动法规日渐完备，政府颁布了劳动合同法，尽量保障员工的最低权益。

从另一角度看，企业高层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要挤出更多利润。西方常见的紧缩成本的做法就是把某些工种大量外迁到全球成本最低的地区，最后连肥水都流到外人田，而本国产业则日渐空洞化。经济增长红利和企业利润大部分不能落到员工和广大人民中间，宏观上造成社会贫富悬殊拉大，内部消费不足，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就企业内部而言，追求短期效益必然会鼓励短期行为，导致道德沦亡、罔顾法纪，设施服务水平下降，业绩充满水分，更有甚者造假和转嫁危机成了企业常态行为。21世纪初，美国出现了Enron（安然公司）丑闻，当时很多人认为这只是个别事件，但往后很多企业丑闻不断、官司不断，反映出西方整个金融系统以及许多产业都长期存在瞒上欺下的行为。整个西方世界陷入政治、经济、社会整体危机而不能自拔。[①]

从宾主长远关系出发，企业和员工是合二为一的利益共同体，一起把饼做大，共同分享，结果是双赢而不是零和博弈。这样企业和员工彼此都可以有较长远的规划，企业从发展考虑，放手投资员工，使其积累知识和提升技能，建立一个知识型企业，长远而言，这样一定会跑赢较短视的竞争者。与此同时，员工在这样的环境中，必然可以练就一身好本领，在市场中有较高的“可雇佣性”（employability）。因而企业必须要善待员工，并且与其建立感情，才能把人才留住，企业必须长期投资才能得到充分的回报。两种因素互为因果，形成良性循环。从宏观而言，经济内部分配较为公平合理，不但社会稳定，而且容易维持整体购买力，能够为经济持续平稳和较快速增长提供必要的前提。

3.员工价值的体现在于薪酬。

我们学习了西方的传统手段，发效益奖金、分红等。这些短期行为的后果会出现各种道德风险，对企业最终有害无益。长期而言，培训可以视为员工个人自我增值的行为，如果企业不予资助，或像部分企业惯常的做法，只做条件苛刻的赞助，那么培训增值的效益自然属于个人所有，员工理所当然会把个人投资增值回报最大化，短期作为讨价还价的工具，长期作为跳槽的资本，而不会把学得的知识积极转化为企业累积，为企业创造最大效益。

赫茨伯格（Herzberg）认为，薪水只是企业防止员工对工作不满的“保健因素”（hygiene factor），只能买员工的时间，买不到他们的心；后者需要如责任、升迁、增长、认可、成就等“激励因素”（motivation factor）。根据马斯洛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金钱和金钱所能买的物质，只能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在此之上，人类依次需要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而这些都不是金钱所能买到的。另外，在家族式的长远和紧密关系中，除了物质满足之外，其他非物质因素都完全具备，员工在工作中能够享受到家人般的关爱，工作成绩获得内外的认可和表扬，个人在一个友善的环境中成长、学习、工作，可以不断精益求精，实现自我价值。这样员工的所得就远远超过他每个月的金钱收入，即便是功利的计算，他也会愿意付出更多。

4.人民和政府是社会契约关系。

民族国家的概念产生于17世纪中期，由1648年欧洲各国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并且衍生出现代企业的概念，以及劳资的合约观念。早期的股份有限公司，是在合约和法律基础上成立的一种社团组织。社会契约关系最早应该源于犹太教的“十诫”，它是犹太—希腊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契约理论由法国卢梭于1762年提出，是现代政府和民族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西方主流认为，人民和政府是社会契约关系，也是某种利益交换关系；这跟我们中国人把国家看作家族的延伸，个人与国家形成集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很不一样的。

在现代西方人心目中，人民对政府的支持是有条件、有时限的。人民有如股东，授权经理人管理国家。西方每隔几年一次的元首大选，就等于人民通过群众大会跟政府根据“经理候选人”的政纲重新建立契约。经理候选人和其背后的政党以及利益集团为了获得管治合同，从而取得公权和公权所掌握的巨大公共资源，投放大量资源去做宣传游说工作，并且以寅吃卯粮的手段和立竿见影的短期政绩承诺来吸引选票。因为有政客承诺利益在先，才有之后的选民行动做交换，所以事实上这是贿赂行为，本质上与买票无异。一方面，选民眼光短浅，加上与各经理候选人和其背后的政党及利益集团的信息严重不对称，选民往往被短期排山倒海的一面倒宣传蒙骗，做出并非最佳的决定；另一方面，经理人是被政党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捧出来的，只可能以政客个人利益、政党及其背后利益集团的利益为先，之后是政府的官僚利益，最后才是人民利益。无论如何，经理人一经选出，获得通过选举程序的授权之后，权力便被合法化，他们一般便能自行其是，并一定会给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大量回报。这种短期投标合约代理制，在西方叫作“民主”。数百年来，西方实行“民主”的客观效果是：人民永远只是每几年被捧几个月，而被推举的政党领袖整体政绩平平，国家负担沉重。这个制度的弱点和其本质上的不公，近年来已经暴露无遗。

中国的辩证式管理理念

在中国人心目中，国是家的延伸；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中，国是家的前提。历史惨痛的经历教育了中国人：“国破家何在”？“没有国，哪有家”？人民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绝对不是疏离的、功利的对立契约关系，而是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密不可分的融合关系。

    客观而言，企业挑选和考核主管都远比西方挑选最高领袖更加严格。中国不可能效法西方，只走“一人一票”的形式主义程序民主。今天，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层，无一不是从数百人中挑一的公开考试开始，经历数十年的培育和考核，以及通过地方与中央的历练与政绩考核挑选出来的。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免不了少数领导干部腐化变质，但多数人还是廉洁清正，为人民谋福利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足以证明，中国的政治领袖的能力是过硬的。至于贪污腐败，诱发因素很复杂，但是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中有强大的自我反省和修复能力，西方民主不能解决这类问题。

  在西方，“转变管理”（change management）在管理学中是一门新显学，中文尚没有“转变管理”的概念。并不是因为中国人观念落后、保守，对于经历过5000年有详细记录无数天灾人祸历史的中国人来说，早已知道“居安思危”，“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变化才是永恒”的道理。起码自有《易经》以来，转变管理的理念便已经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

  首先是道与势的矛盾统一。中国人知道“万变不离其宗”，变化中永远有不变的一些基本原则，因为“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人不会无缘无故地变，更不会为变而变。与此同时，《易经》教导我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说我们面对的形势天天在变，我们被迫也要顺势而变，有时更要主动乘势而变，不可错过时机，千万不可逆势而为。因为“形势比人强”，我们深知这世界正处在不断地变化中。

    在信息时代，我们能够掌握大数据，并且拥有越来越精密的计算机分析工具，能提供各种指标帮助我们掌握大势和预测未来。表面看来，人类已经有能力去解决上述一系列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要面对的不是信息不足，而是信息泛滥的问题，五花八门的信息反而使我们不知所措。如何处理“常”与“变”的矛盾统一，什么要变、什么不变，何时变、怎样变，归根到底靠的是感觉。就是说，经历数百万年不断进化升级的人类生物计算机比什么都强。

当一切都在快速变化的时候，“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说到底，我们唯一的指引就是凭感觉、凭良心、看着办。我们相信良心会顺应天理，带领着我们何时何地都不会迷失。从这个角度看，“摸着石头过河”，试试看，走着瞧，顺天应人，既顺着势，同时又创造新条件，这就是“转变管理”。邓小平说过：“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但革命如果突然爆发，无须管理，往往也无法管理。搞改革不可避免要与现有秩序和既得利益对着干，但同时又要做出某种妥协，需要细致拿捏，难度远比搞革命高。因此，“摸着石头过河”这一谦逊包容的态度最适合改革开放，走着瞧，顺天应人，顺势而为。从已知走向未知，万一处理稍有不慎，许多时候改革失败就是革命的开始，改革者则会身败名裂。我国过去数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说不上一帆风顺，但其前无古人的骄人成绩，中间每一个阶段都不容有重大的失误，也不是侥幸得来的。

    在商业领域，大家都已经习惯在推出新产品之前，在市场调查之后，先找一些小市场做尝试，但却远没有像我国政府那样严谨和彻底。与外国人的观察刚好相反，我国并非他们说的什么威权主义、领导瞎指挥。我国所有重大决策都先由很多专家学者先做各种相关的调查研究，并参考外国的先进经验。中国也并非西方概念中那种中央集权，中央在开始时通常只是发出十分宽泛的政策目标，同时鼓励各地做不同的尝试，系统地设置多个试点，试验不同的模式，之后再总结经验，把政策细化，最后通过立法向全国推广。在此之上，短期尽量不触动既得利益，做增容改革，让更多人尝到改革的红利，进而支持改革，使反对者无机可乘。这些都是我国特有的“转变管理”的独一无二的成功做法，举世无双。

    要应对转变的环境，离不开终身学习，“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西方，领导被称为最具智慧和能力的人，其功能之一是当导师，教导和指导下属。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不一样，我国中央领导人定期进行学习并到基层考察，这也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特有做法。我国企业主管大都经常读书和考察，终身学习，被称为“儒商”，这是一种非正式的荣誉。这说明我们的文化尊重知识，尊重学习，“接地气”；认为领导只有通过不断学习和接触基层群众，才能不断接触最新、最现实和最前沿的知识，才能有效地恒常做出较为正确的决策，创新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与之相比，在西方，管理人员高高在上，自以为是，整天坐在空调间里看文件，听报告，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有视察管理（management by walking around）的提法。

在学习方面，中国人深知核心记忆对创新的重要性，因而坚持某些背诵是必须的。而西方教育却长期把创新与背诵对立起来看待。跨国研究显示，西方学生经过10多年的基础教育之后，阅读、数学、科学等核心能力都大大不如中国学生，这证明了在学习中一定程度的背诵记忆是必要的，单方面着重个性与自由无助于创新。西方已经承认他们的教育失败，正向我们靠拢，我们无须舍长取短，向失败者学习，轻视背诵记忆。

 创新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只是一种环境、态度、习惯上的有机组合。中国就有这种环境，学习态度和习惯。中国人的创新能力长期被世界低估，但是事实证明，过去数千年的发明创造，大部分源自中国。至于应变能力，中国经历过100多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而后复兴，这一人类史上的奇迹已经雄辩地给出了答案。

 把握人本管理和规章制度的关系

前面论证了人本企业氛围之下的优越性和“人治”的必然性。但如上所述，这一思路对人的伦理道德有很高的要求，而且“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很难有质量保障。从企业的角度看，它必须面对外部的各种制约，特别是法律和市场的制约，而且通常无法左右；员工的表现能较客观地评核，上司弄权的空间较小，还会很容易立竿见影地招惹惩罚。但是对非经营性的机构，业绩往往是上司“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成员习惯了“唯上”，各级党政第一把手更往往独揽大权，无从监督制衡。我们不迷信法治，但“无规矩不成方圆”，也绝不可低估规章制度等的重要性。“管理”一词中的“管”，就是规范的意思。因此，在公共管理方面，我们除了不断在社会中推行伦常道德的规范、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之外，更需要在制度上层层把关，设立各种客观的业绩指标和外部的监督制衡机制，不能太依靠人治。因此，本书的主要应用范围说到底还是企业管理，而不是公共管理。

 人本管理是在一个彼此互信程度颇高的环境之下，给予每个员工颇高的自主权和酌情权，让每个人的能力都有机会尽情发挥。但人本管理又意味着，管理对象是一个“熟人社会”，企业人数不可能很多，即使加上现代科技手段，允许的企业规模始终会有一个颇为狭窄的极限（比如500人）。随着企业发展到了某一规模，员工与企业的关系、员工之间的关系，都免不了逐步疏离，慢慢退化为“半熟人社会”乃至“陌生人社会”，那便再不能依靠彼此互信和高道德标准来管理，只有逐步依靠僵硬的法规和制度。人本管理像核融合一样，威力强大，但很难驾驭，把控不好便有失控的可能。如何在一个颇具规模的现代化大企业中实行人本管理，的确是一大挑战。笔者提倡的“项目小组打法”，就像现代战争中的特种部队打法一样，通过项目管理等手段，打破条条块块，把大企业的具体运营微型化，并智能地、有机地整合为灵活反应和适应的个体。这是对应方法之一。这种办法在西方企业也逐渐流行起来，但是还需要大量的实践去丰富和深化。此外，还有一大片未经探索的领域。

 我国文化特点虽然有其包容性，但从来不定于一家。我国武术向来都有很多流派，并且不断推陈出新；佛教流传中土后很快出现很多宗派，光是禅宗，在六祖之后便“一枝分五叶”。可见，在一个自由人社会，在大家同意的基本原则之下，也可能出现各有所长的门派。我国文化博大精深，对事物看得比西方更加通透，许多方面比当前西方的管理学更具有普适性。如果以后现代的角度把它初步总结起来，我相信将来肯定会发挥全球性的影响，就如今天的中国功夫一样。

 在一般人看来，人本管理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主义管理模式，但是在理念上我们比较容易接受这一套，而且在革命实践中也证实了这一境界的存在和所能引发的力量。人类是要进步的，核能都已经逐步被驾驭。同样道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放弃已被证实是先进和有效的人本管理，要知难而进。利用当代的先进信息技术，例如从线上到线下联动、虚拟社区、大数据分享等，以及今后一日千里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我们将逐步完全掌握目前还是“艺术活”的技巧。说到底，管理是人类反熵化的重要手段，是文明进步的根源之一；21世纪初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明显是西方管理失效的结果。我们千万不能让管理滞后成为下一阶段人类文明发展的瓶颈，作为世界大国，中国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性技术要有所贡献。

                                                (编辑  季红)

所有现代管理学的课本都会告诉你，现代管理学始于20世纪初泰勒（Taylor）有关工业效率的著作。这就是说，现代管理学是20世纪西方文化的产物。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西方现代工业的开发与实践仅有一个多世纪的经验，这能否证明其先进性？

当代管理的奥妙就在自家灯火珊阑处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目标之一是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而我国少数想弘扬国学的人尝试阐释中国传统管理之道，但始终搔不到痒处，甚至连正面批判西方管理的谬误之处和不足这类基本的功夫都做不到，更谈不上可以系统有力地树立中国管理之道了。

我国在不到70年时间里，从一穷二白到国家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有可比性的公共管理事件中，2008年北京奥运会被公认为比2012年伦敦奥运会办得更好；在灾难面前，2008年汶川地震的救灾工作远比2011年日本海啸更有效率；2012年，北京在遭遇特大暴雨及洪涝灾害后的处理远优于同年纽约飓风桑迪的善后处理；2011年的利比亚动乱，我国十几天内撤侨近36万人，规模之大，是其他国家的总和，效率之高，也冠于各国。

在有可比性的工商管理案例中，2005年，联想收购了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全球PC（个人计算机）业务，连IBM都干不好的事情，却让当年很少人看好的一家中国公司做好了，当年IBM占PC市场不到3%，五甲不入，10年之后联想占到PC市场19.4%的份额，为全球第一；过去电子商务的旗手长期是美国的eBay（世界性网上购物市场），但阿里巴巴于2014年上市时，各项指标都已经超过了eBay；我国后来居上的顺丰快递，轻易超越了在物流行业一直名列前茅的美国联邦快递和DHL（全球知名邮递物流公司）；发展历史较短的华为，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其竞争对手。

在过去的2000年中，只有最近200年，中国的经济脱离于世界前列。虽然西方的管理有许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但我国几千年的成功自有其过人之处；妄自菲薄不但没有道理，而且还妨碍我们有效总结经验，更好地向前发展。当我尝试以现代中国式企业的视角来考察我国管理之道，并以此批判当前许多流行思维和做法，得出的结论是颠覆性的：原来外国人不仅不懂中国企业的管理方式，而且西方那一套管理方法并不适应后现代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要求，是死胡同。当代管理的奥妙就在自家灯火阑珊处，我们又何须浪费全部精力众里寻它千百度！

回归管理学的本源

一说到管理，特别是现代管理，大家心里便自然想到“西方”和“工商管理”等字眼。这也难怪，在大部分中国人心目中，现代性等同于西方，只有来自西方的事物才算现代。而许多大学都把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严格分开，因而各有MBA（工商管理硕士）和MPA（公共管理硕士）的不同学位。但是即便在西方，管理学兴起时是没有这种人为分野的。根据彼得•德鲁克的说法，这只是1930年之后的事，主要是因为美国“大萧条”导致一般人对企业管理有不良印象。

尽管有很多管理学学者都还在按照旧传统做研究，但迈克尔•波特的经典之作《竞争战略》已经尝试从战略的角度探索企业几种可能的竞争模式；他把有关理论提升到国家层面，再另外单独探讨战略，最后从战略再回归到企业的社会责任。而管理学人人都引用的亚伯拉罕•马斯洛是出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humanisticpsychologist），他根本不是研究管理学的，可见西方近期人为的二分法基本上不合理，反而局限了我们的思维和探讨。而且，中国人从来都不喜欢碎片化地思考问题，管理就是管理，才不管你管理什么。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我们向来只抓做人处世的学问，而管理只是枝节，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截然不同。

总的来说，现代西方的学问是由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包括管理学等都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并且积极向自然科学靠拢，追求精准和量化，同时不断细分，使专业化到了碎片化的地步。不少学术论文，在全世界只有两三个人会有兴趣，或者可以看得明白。这种“科学主义”的细分，自有其众所周知的优点，我们应予以必要的肯定，但万变不离其宗，当一个学科的核心宗旨慢慢被普遍淡忘了之后，它便很容易偏离，一步一步走上歪路。

广义的西方管理学虽然涉猎如人本主义等较为形而上的哲学和管理艺术元素，但其前置性地排斥了哲学的视野与研究方法，仍然遵从理性主义加实证科学的研究规范，只能肤浅地涉及管理艺术元素，特别是人的因素和轻重缓急的拿捏，不能深入到深刻精细的内涵，因而中国传统管理的思路被西方科学主义排除于研究视野之外。固本清源，我们要回归管理学的根源，即普遍性的一般管理学（general administration）。中国管理学的切入点和方法论，大有丰富西方管理学内容和实践的作用。

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在现代，“管理”可被定义为领导和管理所有组织；透过组织、调度和运用各种人力、财务、原料、实体、知识、资产或其他无形资源的活动（包含规划、决策、组织、领导和控制），以有效率且有效用的方式实现组织目标。

根据百度百科的定义：管理是社会组织中，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协调活动。

管理就是制定、执行、检查和改进。制定就是制定或规定规范、标准、法规等；执行就是按照计划行动，即实施；检查就是将执行的过程或结果与计划进行对比，总结出经验，找出差距；改进首先是推广通过检查总结出的经验，将经验转变为长效机制或新的规定，其次是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采取纠正、预防措施。

以上就是人们对管理的普遍理解。与一般印象相反，“管理”并非外来语，我国最迟至明代便已有“管理”这个名词。据说“管，原意为细长而中空之物，其四周被堵塞，中央可通达。使之闭塞为堵，使之通行为疏。‘管’就表示有堵有疏、疏堵结合”。另说：“‘管’，我国古代指钥匙，引申为管辖、管制之意，管是法治，是依靠制度规范企业行为，体现着权力的归属。”至于“理”的古义，则较有共识，应该跟玉石的纹有关，是根据玉的纹理而雕琢的意思。根据一般的阐释：“管”就是控制、规范；“理”就是依着规律，理而顺之。很明显，“管”和“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简而言之，“管”是规范和阻挡去势，“理”是顺势而行，两个意义完全相反的字凑在一起成为一个词，可谓矛盾统一。由此可见，我们中国人谈管理，跟西方所说的管理，根本就是两码事。这符合中国人的思路，是我们处理人、财、事、物的态度和方法。中国人是讲阴阳的，《易经》云：“一阴一阳之谓道。”视乎客观的形势和主观的目标，顺势为阴，造势为阳。《礼记•杂记》云：“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中国人认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中国人特别爱讲道理，道理道理，先有道才有理。玉石的纹理是道的形成过程的表现。理是柔性，管是刚性，有了理，管才有章可循。因此管之前，先要根据客观规律，定下集体目标，再抓着事物的本末、轻重、缓急，利用他人智慧和能力，完成任务，这才叫作管理。西方的“management”一词源于动词“manage”，是负责、完成、控制、应付的意思，充满主观主义，迷信制度至上，只管不理，或者多管少理，失于偏颇。一些企业受到西方管理学的影响，特别是许多大中型企业，一谈到管理，立刻就条件反射地突出一个“管”字，认为重点是要定出种种制度，尤其是要将其细节化、量化，认为只有“管”细才能“管”好。

研究传统中国管理学的人大都明白“管”和“理”的分别，但因为之后的理解不同，便得出“管人理事”以及“管事理人”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管”和“理”两个概念的理解过于具体，从而出现分歧。事实上，顶层设计式的大概念一旦具体化后便会失去意义。我们这里坚持以阴阳、刚柔、张弛等较模糊抽象的形容词来形容管理，以中国人本来已有，近百年来更吸收西方滋养而出神入化的辩证逻辑来对待“管”和“理”，因而不存在谁先谁后、谁主谁次的问题，人和事都可以既管又理，既理又管，只有财和物才以管为主。

严格来说，中国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管理学。所有中国人都是杂家，生下来就受各种思想和宗教的影响，将它们和稀泥似的凑合在一起，拒绝被一家之言垄断，会按不同的环境突出某种适当的倾向。以前，在读书考功名时是学儒家，做起官来学法家，领军学兵家，晚年不得志，又多学佛寻道。同样是处理人、财、事、物，只是环境不同、位置不同、目标不同，手段便不相同，拿捏也很不一样。

中华民族是一个追求实用的民族，讲求“学以致用”，认识世界是为了改变世界。对中国人来说，管理学并非一门单纯分析和认识客观世界的描述性科学（descriptive science），而是具有应用意义的指导性科学（normativescience）。经营管理之学，对中国人来说只是处理人、财、事、物的态度和方法。西方虽然有分科之学和形式逻辑的传统，但视野和思路仍然不免被其主观世界蒙蔽，把可以机械式刻板处理的财与物，跟需要随客观环境不断变化，还要加上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博弈的人与事混淆在一起，统一对待。对财与物，要求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要尽量一成不变地执行。对人与事，需要因人、因时、因地而做出调整和适应，许多时候不能将谋略和领导简单称为管理。西方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有句名言：“要领导，不要管理。”因此，管理根本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要求的不光是认知，更重要的是演绎、技巧和拿捏。

西方的科学方法基本上分为两大类：演绎法和归纳法。严格来说，西方管理学的研究方法颇为空疏，两者都谈不上。若论演绎，它抓不到最终几条能引申出所有规律的普适原理；若论实证归纳，它研究的抽样太小，最多是一百数十家企业，而且通常并非随机抽样，不具有科学代表性。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的麦肯锡公司的顾问汤姆•彼得斯写了一本当时惊世、至今仍被奉为“最伟大”的管理畅销书《追求卓越》，系统地总结了一些成功企业的共同特点。然而不久之后，这些企业中的多数都出现了问题，甚至破产，可见此路不通；但不少管理学者至今仍采取这种研究方法。这是因为西方受治学方法的局限，不明白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道理。管理学者突出的成功典范，往往于不久之后便以失败告终。“安然事件”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汤姆在《追求卓越》中把它捧上天，在问题暴露了之后，才发现那完全是一个大骗局。

举世称道的哈佛大学个案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不求统计上的代表性，目的在于寻找一些成功的典范，通过解构，总结经验，提炼出成败的要素，并设法对它仿效，将它复制。这种方法十分实用，但只属于低层次的工具，事实上就是我国早在数十年前便已推广的“抓典型”、“解剖麻雀”等方法，我们随便一个基层干部都已掌握，将其称之为方法论，这足以反映西方在思路上的贫乏。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教授陈明哲提出管理学的四层次：哲理文化为首，系统制度为次，经验案例居三，工具指标为末。2013年，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排名第三是中国国学，教《易经》也可以加分。这里我们依循我国的传统，只讲大道理和一些古今中外行之有效的指导性原则，所谓“一理通，百理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说到底，一到运用的层面，关键就在于拿捏。管理是艺术，不是什么科学。中国学习西方，正是要避开本末倒置的弊病。

企业管理的确有其不同的侧重点。比如，企业可以做入职筛选和解雇，把绝大部分人和事排除于系统之外，只搞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自扫门前雪。但公共管理则不能有这样的考虑，因为绝大部分人民的资格都是天生的，无须选择；即便一些人做出各种不同程度的反社会行为，绝大部分情况之下也不能剥夺他的国民资格，大不了只能短期剥夺其某些权利，把他关起来，跟主流社会隔离。

西方的科学管理：精细界定、聚焦应对

在二战之后，西方的管理学有了长足发展，与此同时，也把西方社会的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都带入社会贫富悬殊、严重失衡的不归之路，并且导致2008年突然出现经济危机却无法做出正确应对，引致政治、社会、文化整体性危机，西方快速进入下降轨迹，无力自我修正和完善。这同时也促发我们对传统文化做出重新检视和肯定，包括我国的管理理念。这些观点，在西方危机还未显现之前没有几个人知道，知道了也不会懂，更不会接受。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可以看出，在一开始时，思考问题都是从具体到抽象，最后总结出一些形而上的概念。最高层次的学问在西方叫作哲学，到今天，“博士”依然叫作Ph.D，亦即哲学博士。西方文明的一个主流阵地是古希腊，另一个主流是犹太文化。两者长期合流，成为西方文化传统主流，我称之为希腊——犹太文化（Judeo Hellenistic Culture）。早期的基督教，就是之前流行的希腊化犹太主义的产物。那里出了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产生了形而上学，衍生了逻辑学、分类学，影响了数千年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罗马帝国在我国北朝的北魏年代（公元476-480年）灭亡于被我们战败的匈奴军，此后欧洲进入近千年战乱不休、文化停滞不前的“中世纪”或“黑暗世纪”。直到我国明朝初期的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又名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帝国灭亡之后，欧洲得到阿拉伯文明的滋养，才开始“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之后，从17世纪末期开始“启蒙时期”，理性主义在西方抬头。受到当时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人们在研究自然事物中逐渐整理出一套比较严谨的方法，便产生了科学这一显学。“Science”一词源于拉丁文“Scientia”，意为“知识”、“学问”，在近代则侧重于自然的学问。但在18世纪社会和人文学科处于萌芽时期，人们大都取法科学方法，力求找出一套系统严谨的普适法则。日本人在19世纪初接触西方文明时，开始把“science”翻译为“科学”，这一外来语于晚清时期传入中国。“科学”这个译名颇能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西方学问就是分科之学，把知识不断按科目细分的一个体系，属于化约主义(reductionism) 的思路。

中国人与西方人之所以逻辑思维不一样，是因为有其历史根源，最早大概可以远溯到《易经》。这本被公认为我国古代智慧最高峰的产物，至今仍被中国人视为圭臬，其中的道理很抽象，名词定义模糊不清，没有几个人能真正读懂，但也从没有人敢挑战它。它不像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几千年来已经受到无数后人的批判和挑战。这是因为西方的学问讲求形式逻辑和机械性的规律，可以按部就班地学习，而在中国做学问要靠文化氛围、个人修养和悟性，属于艺术活儿，光靠勤奋没有用。据说美国西点军校多年前已经开始教授《孙子兵法》，但看美国人打仗，根本就是对《孙子兵法》一窍不通，他们毕竟缺乏中国的文化底蕴，因此并不容易读得通《孙子兵法》。

另外，对于中西医的比较最能说明问题。我们看西医，先要确定挂哪个专科，对于病人来说，有时是十分困扰和苦恼的事。事实上，在西方的知识架构中，如何根据病情做正确分科，这本身也是一门学问。在香港，西医院设有“普通科”，病人一般先看普通科医生，得到初步的诊断和治疗，如果解决不了问题，再由普通科转介给有关的专科医生。与西医相比较，中医认为病名只不过是一堆病症的通称，重要的是辨证论治，要看病症背后是什么系统性问题，因此，不能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今天，中国内地的中医西化了之后，才开始做较严格的分科，所以西方有些人认为这已经不再是传统中国医学了。在治疗方面也一样，西药总是一样归一样，有具体的化学名称，有精确的分量，针对某一地方的病症和具体的病进行治理。中药就复杂得多了，一服中药就是十几二十种药材，即便是《汤头歌诀》的常用种子药方，也要有“君、臣、佐、使”的基本搭配，是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而且某一药方又可以治疗好几种外行人看来似乎毫不相关的病，很难像西医那么简单、说得清道理所在。光是一味“小柴胡汤”，稍作加减，似乎从治外感到抗肿瘤都十分有效，足以钻研一辈子。

被称为“地产大王”的潘石屹还有其他方面的有趣观察：“在饮食方面，东方人会用各种材料来煲粥煲汤，有八宝粥，有佛跳墙，有杂碎汤，各种炒菜中都可以配上肉。西餐用的材料就单一得多，烤牛肉、烤羊肉，肉是肉，菜是菜。在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上，西方有《雅典宪章》，城市被分成功能区来规划和建设，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每天奔波在几个功能区之间，造成了今天绝大多数城市的交通拥堵。”

把问题简单精细地界定后再聚焦应对，是西方标准的“解决问题”的模式（problem solving mode）。这是一种单向思维的模式，背后假定我们主观设定的欲望（目标）是正确的，并且凭我们的主观意志循着既定的方向努力，最终一定会成功达成目标。我们许多人深受西方教育的影响，以为这样做是积极思维（positive thinking），很有效率，很了不起。其实，在思维上，它假定人定胜天、英雄造时势，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在方法上，这恰恰犯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错误。殊不知社会的事物，包括管理学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大都是一个整体的某一部分。问题的出现，既有偶然的原因，也有必然的原因，许多时候不可能彻底解决，也未必需要彻底解决。所谓“一法立，一弊生”，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会有其他的问题产生；解决了一个部分的问题，也许其他部分的问题又突出了。因此，许多时候问题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往往越解决越复杂。我们国家学了西方那一套，许多时候只抓问题的一个方面，结果是“一抓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抓”，出现了不少折腾和反复，也付出了很高代价。

近年来，我国更是将什么都冠上“科学”的帽子，从纯西方的观点来看，这已经成了泛科学化，跟西方“分科之学”的内涵分歧越来越大。比如“科学发展观”的解释：“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对此，外国人大都会看得一头雾水，起码不会认为这与他们观念中的“科学”扯得上关系。但是，我国受过初中教育的人对此完全没有理解上的困难。由此可见，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跟西方人是很不一样的。这是因为，西方主流认识论用的是形式逻辑，而中国人习惯的却是辩证逻辑。中国人明白，碰到的问题是系统性毛病的表征，需要及时处理；但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更重要的是处理系统性毛病。而处理的方法、目标在于维持系统的整体平衡和顺畅运作，未必一定要把局部问题解决。许多时候甚至无须刻意把病源彻底清除；正确的处理方法是通过审时度势，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或松或紧、或刚或柔、或堵或泄、或解或化，有时或许要搁一下、拖一下，这才是处理人、财、事、物的应有态度。这是高超的管理艺术，也是中国特色的王道管理学。

西方管理思想的另一渊源：奴隶制传统

任何社会现象，都有“路径依赖”，它的存在和合理性很大一部分源于它是从上一阶段发展下来的结果。通过这样的一步一步回溯，我们会发觉，西方管理学的源头之久远可追溯到古老的奴隶制。西方文化中的“个人”，说到底仍然是上帝的奴仆，束缚于跟上帝缔结的合约（covenant）之下，要称上帝为“主”(Lord)。

作为一种生产制度，奴隶制在西方的特质就是封建农奴主对于农奴有不完全的人身占有权，可以任意处罚、买卖、抵押和转让。农奴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意志，因而不具有法律、政治和经济权利。在更早年代，奴隶要绝对服从奴隶主，奴隶主对奴隶可随意剥削、为所欲为；奴隶主甚至用种种残忍手段逼迫奴隶为自己出苦力，可以将奴隶自由买卖，把他们当牲畜一样对待。如果奴隶生病或年老失去劳动力，奴隶主甚至会任其自生自灭，购买新的奴隶替代。总之，奴隶主对奴隶做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和最高的投资回报，这就是奴隶制的运作逻辑。

在西方，古希腊是一个标准的奴隶社会，它高度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建基于大量奴隶的无偿劳动之上。之后出现的罗马帝国也同样是奴隶社会，富有的奴隶主拥有数以万计的奴隶。西方的奴隶制数千年来并没有间断，一路承继下来直到现代。美国以奴隶制立国，其国父们都是大地主、大奴隶主。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统一了美国的北方政府于1865年年底通过修改宪法，正式废除奴隶制。但是全球性的禁止奴隶制，还有待二战之后，于1948年联合国通过《人权宣言》来实现。

西方的另外一个管理传统是其两千年来不断的战争。管理士兵的手法跟管理奴隶相差不多，事实上，古罗马帝国就有大量奴隶兵。长期以来，奴隶就是西方的通货，直到现代，西方频繁的战争就是为了产生和拥有更多奴隶。资本主义的出现跟战争和奴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①]

18世纪，西方主要是英国随着美国奴隶贸易的兴旺，带来巨额利润和大量廉价农产品原材料，再加上科技迅速发展，有条件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代替人力，因而产生了工业革命。初期产业工人的管理方法，很自然地承袭自奴隶管理和类似的军事管理，把工人当作奴隶/士兵，或者作为奴隶/士兵代替品的机器来看待。因为奴隶的工作积极性不高，需要严加监督，所以最适宜做简单和重复性的工作。事实上，初期的生产线是模仿当时甘蔗种植园中流行的“套队制”（gang system）。做复杂和质量要求高的工作非奴隶的强项，因此西方长期存在着少数的自由工匠以生产精品为主，他们通常自雇，不受管理。工业革命的结果导致：大规模的生产要求大规模的消费，因而一些西方国家要向外扩张，开拓市场、掠夺资源以偿还连绵不绝的战争所欠下的国债。从葡萄牙、荷兰到今日的美国，西方的强国崛起都是走同样的帝国主义扩张路线，它背后的所谓“军工综合体”（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以至金融帝国主义，都是以少数的“投资者”（奴隶主）的利益为中心向外延伸的，仅留存小部分剩余利益以维持被剥削者（奴隶）继续生活和工作，从而维持整个系统的运转。

可以说，西方文明在现代的兴起，以至西方管理学的整个思路基础都是基于奴隶制，把人当作奴隶、士兵或者机器来管理。20世纪初，“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用秒表定时器来研究如何提高生产效率。他认为，工人是“只有身体，没有脑袋”的机器。西方管理就是建立于剥削之上，以最低的成本（工资）要求工人尽量长时间做重复性工作，从而获得最大的产出。

我国奴隶社会是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而开始的，奴隶主要来源于从敌方俘虏的平民，也有因犯罪被贬为奴隶的。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的春秋时期，由于出现了铁器和牛耕等生产工具，生产力提高，私田增多，促使以奴隶制与国有土地为基础的井田制逐步瓦解，主奴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被削弱，奴隶制走向崩溃。春秋时期结束到战国时期开始，奴隶制逐步被封建制度替代。战国之后，虽然依然有大量奴隶存在，但之后的奴隶主要来源于土地兼并和为躲避战乱、投靠大庄园主的私属。清朝初期也对汉人实行了奴隶制，至雍正年间才被废止。

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理念诞生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并从西方传到中国。然而历史的真相是，这些理念源自中国。我国的奴隶制自战国时代开始消亡，奴隶制作为一种生产制度已经终结了近2500年。中国农民的主要成分是自耕农，佃农只占很小的比例，在政治上是自由民众。自秦朝以来，中国已经制定出相当完善的统一的法律体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在商鞅治秦的时代已经确立，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之后的朝代都得以不同程度的实现。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一直主导着中国的主流社会。从这么多年的自由人环境中，才有“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真正的自由平等思想。

17-18世纪，欧洲还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中华文明理念启发了一批欧洲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莱布尼茨、霍尔巴赫、魁奈、歌德等。伏尔泰狂热地崇拜中国，他宣称：“商人发现东方可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东方发现了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从中吸取了精华，孔子的书中全部是最纯洁的道德，在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遵从孔子规范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可见，中华文明影响西方有历史的见证，而之后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反影响是一种回响。1840年之后，我国不断被西方列强和归化了西方野蛮文化的日本打败，开始时为求生存，“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仍讲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人重拾民族自信，开始重新确立自己的坐标。与欧洲封建贵族世世代代垄断政治权利、农奴人身依附于封建主的政治制度相比，中国的文化传承不可同日而语。

    一些西方的主流学者千方百计地找借口，把资本主义企业的剥削合理化，并给予理论包装。政治学者王绍光深刻分析了这种现象，他说：“一旦产权定了，资本家就可以决定这个工厂的事情怎么办，但是另一种理论讲人权比产权重要。哪怕政治上的领导者是选出来的，但是资本家不是选出来的，资本家们做的决定会影响一个企业几百人、几千人的命运，把一个人开除可以影响一家人的生计。资本家的决策权为什么不应该受到工人参与的制约？这是毫无道理的。一些知识分子把产权说成天经地义的事情，参与经济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人权反而不是天经地义的。”

“我们讲经济民主，就是说，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可以在与他们利益相关的地方有发言权、有参与权，一个企业如何发展不光是老板有权力决定，普通的工人也是利益相关者，甚至该企业周围居住的居民也是利益相关者。例如排污，你可能影响到工厂周围的居民，或者你在上游排污，下游的企业也是你的利益相关者，所以利益相关者远不是几个投资者而已。而西方产权理论就是讲我们的企业是老板的，老板做任何决策都是理所应当的，有些经济学家就来证明为什么应该是这个样子，这完全是为剥削辩护。”[②] 说白了，西方至今还没有完全从其数千年传承下来的奴隶制中解放出来。

人本主义管理思想的抬头

经济发展的趋势重点是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现代经济中，第三产业的比重日益提高。服务业跟工业非常不同的地方在于：缺乏一个完全受控制的工作环境，工作的重复性较低，对前线工作者能随机应变的自主决策能力的要求较高。由于西方缺乏把人真正当作人管理的经验，因而发展到第三产业比重增高，白领工作者亦即彼得·德鲁克所说的“知识工作者”占工人比例越来越高的时候，便疲态毕露。对于从小就不愁衣食、不怕失业的80后和他们的后辈来说，依靠操控工人生存和安稳权利的奴隶管理思路更是一筹莫展，一塌糊涂。即便是第二产业，在当代信息社会中，随着科技的发展，大数据分析、3D打印设备和智能机器人等新科技新工具的出现、提升和普及，产业的分布、信息的采集与传播、决策的制定及执行、质量的保证、风险的评估和规避等，从实物研发、设计到生产，都已全面改观，生产线式的管理方式以及组织结构被彻底颠覆。源自奴隶/士兵/机器管理的西方管理手段越来越不管用。

西方某些学者和管理学专家正在觉醒。20世纪60年代，亚伯拉罕·马斯洛等的“人本主义”思想对管理学产生了冲击，出现了“X理论”与“Y理论”的争论，[③] 其中“X理论”代表生物范畴，“Y理论”代表社会范畴。但它们并未成为主流。

当今对西方管理学影响最大的有两大门派。一派是彼得·德鲁克提出的“目标及自我管理”，不过他的徒子徒孙们把他的学说中的人本主义成分加以抽离和阉割，简化为著名的“目标管理”，并量化为绩效考核，造成组织及其各部门都被一大堆由上而下层压式的外在目标所约束。另一派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从日本嫁接过来，据说是源自我国“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文化派管理，[④] 但橘越淮为枳，到了美国便只剩下空洞的做门面功夫的“使命宣言”和可以量化的全面质量管理，甚至再系统化为直逼零误差的“6σ”标准，企图把人变成不出错的精密机器。20世纪末，有些管理学者开始觉醒，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企业”这类革命性说法，但其论述的立足点说到底依然是如何为企业带来更大的利润。这也难怪，束脚的女人即便是放了脚，跟“天足”还是有显而易见的区别的。时至今日，西方依然缺乏一套切实可行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系统论述。

中国管理思想的人本主义传统

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力资源充裕，需要解决的是就业问题，因此我们致力于发展深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和手工艺作坊。但是与此同时，我国一直以来有官营产业、皇室和对外贸易等单一客户的庞大需求，有些作坊颇大，往往具有现代工厂的规模。早在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在桑弘羊制定官营政策之下，全国的公营铁生产基地规模已经在2000人以上，[⑤] 清朝著名的有江南织造厂，以及各地的官窑、茶园等规模更大和工种更复杂的企业，这些企业的人员都是来去自由的雇员，大都属于不易替代的技术工人，不少更是不能随便劳役和解雇的亲友和关系户。

在我国，随着管理经验的累积和管理思想的发展，我国的管理理念走上了与西方完全不一样的道路。简而言之，我国的管理理念是把企业单位看作家的延伸，官、吏、差、上司、下属等与其说是垂直的层级，不如说是家族成员尊卑和亲疏有别的模拟。上司与下属之间不是短期和功能性的契约买卖关系，而是不同程度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关系是长期性的，也是复杂和立体性的。

客观环境决定了我国民族的个性取向。钱穆认为，中国社会是“安而不强、足而不富”，西方社会则是“强而不安、富而不足”。中国人求安求足，但不求强不求富，于是出现了儒家思想的中庸与和谐观念。如若与现代西方的管理阶层相对照，那么在传统上我国应将其称为“士”或“君子”。钱穆认为，“士”是中国独有的概念，“士志于道”，“士”是一群“立志达道”的人，他们需要有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钱穆要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这种对管理阶层的高道德要求，跟西方的文化南辕北辙。

历史上，我国从事管理研究和实践的不外乎两种人：一种是为官为将的官府中人，一种是厂矿企业的经商之士。其中除了小部分科举出身的文官满肚子都是儒家思想之外，其他绝大部分都只是略通文墨的普通人，主要受民间智慧如《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朱子治家格言》、《菜根谭》等通俗读物所影响，基本上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杂家。坊间也有不少号称“中国管理智慧”之类的书，可惜作者一般水平有限，且大都没有实践经验，所提出观点不但跟西方管理思路无从比较，而且亦与现代企业，尤其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大中型企业管理格格不入，难以实施，更无助于提升我国管理水平。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全球制造业的主要特点：总量上“东风逐渐压倒西风”，结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发达国家仍占据全球产业链高端，中国在关键技术环节和核心零部件方面仍然薄弱。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在战略上一定要有雄心、虚心、恒心、耐心；高科技企业要立足自主、开放创新。

关键词：全球制造业  价值链  产业链  立足自主  开放创新

全球制造业的特点1：从总量数据看，“东风逐渐压倒西风”

全球制造业发展趋势，从总量上看是“东风逐渐压倒西风”。

第一， 1997年，中国仅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5.5%；此后一直快速上升，到2010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8.4%，超过了美国17.3%的增加值比重（见图1）。此后美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份额一直低于20%，而中国却一直在上升，到2015年，中国已经占到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26.7%。

         图1 中美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

第二，1995年以后，不仅仅是中国和美国发生了这种力量对比的转换，从全球范围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发生了力量对比的变化（见图2）。

图2  经合组织国家与非经合组织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的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

从经合组织（OECD）所代表的发达国家俱乐部来看，1995年OECD国家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所占份额是84.1%，从这之后一直在下降，到2015年已经降低到54.0%；而经合组织之外的非发达国家群体所占份额一路上升，到2015年已经达到46.0%，双方比重已比较接近。按此发展趋势，未来非经合组织国家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份额超过经合组织国家，只是时间问题。

第三，分析比较中美出口产品的结构（见图3）。

图3  中国与美国高技术产品在各自制成品出口中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

首先，分析中美出口产品中高技术产品的比重。

（1）.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本国制成品出口的比重。2000年美国的比重非常高，达到33.7%，此后逐年下降。而200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仅为19.0%，2008年已经接近美国，2009年超过了美国，目前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一直维持在25%左右。而美国这一比例已经不足20%。

（2）.中美出口的前三大产品的比较。根据表1，中国2014-2016年的前三大出口商品，第一是电信设备，第二是数据自动处理设备，第三是集成电路。而美国2014-2016年出口量第一的是杂项产品，第二是石油制品，第三是汽车。当中美贸易争端刚起时，很多人对目前中美出口产品结构有所疑问，到底“谁是工业国，谁是农业国？”

表1  2014-2016年中国与美国出口的前三大产品（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2016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Volume I Trade by Country》，United Nations.

（3）.制造业就业占整体就业比重。对于整个发达国家来说，无论是美国，还是传统的制造业强国日本、德国，或是后发展制造业强国韩国，从就业情况上来看，他们的制造业都存在一定的“空心化”现象。

图4 美德日韩制造业就业占整体就业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OECD数据库整理。

从制造业就业占整体就业比重来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德日韩基本上一直在下降。韩国这一比例曾经有所上升，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又降下来了。美国则下降得非常厉害，20世纪70年美国制造业就业工人超过整体就业的20%，到2009年时则降到不足10%。这就造成像底特律这样的“锈带”，大量的失业工人对其国内政治造成了较大的压力。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时承诺重振美国制造业，以“用美国人，买美国货”为口号深得白人工人的拥护。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一是在制造业总量上，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二是在出口产品上中国正逐渐往中高端发展；三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制造业就业比重不断萎缩，制造业趋于“空心化”。中美整体实力接近，中国开始进军制造业高端，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制造业的就业萎缩，共同构成了今天中美贸易摩擦的时代背景。

全球制造业的特点2：总体结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全球制造业的总体结构可以概括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为在全球生产分工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很难说一个最终产品到底是哪个国家生产的。比如某个零部件，可能在一个区域投入劳动与资本生产，形成一个中间产品，然后运到另一个区域进一步加工装配成为某个总成部分，这些不同地区、不同环节生产的中间产品再运到第三个区域进行最终组装，最后在所在国销售或者再出口。其中在每个地点和环节，都分别加入了劳动和资本。所以如何分辨这个产品到底是谁生产以及这个产品的出口贸易量到底算谁的，就成了一件复杂的事，并且产生了很多“国际官司”。比如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到底应该怎么算？这是很难精确计算。为解决这个问题，国际上正积极开展以贸易增加值核算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研究和一系列数据库建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苹果公司iphone手机的生产，它是在全球进行零部件采购与生产，最终在中国的富士康工厂完成组装，然后再出口到美国，其中富士康得到的增加值比例很小。如果把最终iphone手机的出口量全算成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算成中国的贸易顺差，显然既不合理，也不公平。

总体来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推动形成了一个全球的生产网络。OECD的一项统计研究显示，跨国公司等外资在全球的出口和产出中占了相当比例，这些比重从2000年到2014年基本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2014年，跨国公司等外资在全球产出中占12%左右，增加值占10%左右，在出口结构中已超过30%。

中国国内也做过一个统计，2005-2014年，不同所有制企业出口份额中，国有企业出口每个月大概是100多亿美元；外资企业一直都是我国的出口大户，出口最多，且数量上一直稳步上升，外资企业占我国出口的比重超过了45%（见图5）。民营企业2009年以来出口增长也很快。

        图5  2005-2014年中国不同类型企业的出口表现

对中国的进出口结构进行分析，根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2016年，在我国的出口结构中，第一大项是机电产品，占比46%；第二大项是纺织服装类产品，占比13%；后面依次是金属制品8%，化学品5%，交通产品5%，其他产品23%。在进口结构中，机电产品占比39%，也排第一位，第二大进口品是矿产品，占19%；后面依次是化学品8%，交通产品7%，金属制品6%，其他产品21%。从进出口结构中可以看出，我国在机电产品、金属制品、化学品和交通产品这些领域，既大量出口，也大量进口。这种“大进大出”的方式，既说明我国和国外在同类产品的技术层次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也说明中国深度融入了全球经济网络。

全球制造业特点3：从价值链看，发达国家仍占高端

从价值链总体判断，发达国家仍占高端。“微笑曲线”是按环节分，整个产业链条分为上中下游环节，包括研发、生产、营销、售后服务等等，但增加值（利润）在各个环节的分布是不一样的，中间的生产环节附加值（利润）较低，两头的环节附加值含量（利润）要高一些。

    WTO发布的《2014世界贸易报告》称，世界贸易发展正呈现四大新趋势，21世纪贸易仍将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力量。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各经济体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持续扩展，且发展中国家已经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要融入全球价值链？有哪些好处和风险？OECD曾针对非洲的发展现状做过相关研究，其好处是：第一，能够创造就业；第二，能够更好地融入国际贸易；第三，有利于吸引外资；第四，由于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能够推动国内的生产网络向高端发展；等等。但与此同时，融入全球价值链也有不少风险。第一，容易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的环节；第二，外国投资者的“外溢效应”有限，往往跟所在国隔绝；第三，容易把自己暴露于全球经济外延性影响的风险中；第四，所在国资源的消耗和外流。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有利有弊，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来具体权衡。

    在具体的价值分布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通常占据了高端、拿走了利润的大部分。

我们分析前几年很著名的一个案例。我们生产一部iphone，都说是中国出口的，但其实就是由富士康组装的，中国没有赚什么钱。如图6所示，在整个苹果手机的售价中，接近60%（58.5%）都是美国苹果公司的利润；物料成本占21.9%；而中国得到的部分，是占售价1.8%的劳动成本。所以大部分价值都被美国公司拿走了，美国还在叫屈，说中国出口多了，贸易顺差大了，这就是强盗逻辑。据报道，科技市场研究公司Strategy Analytics的数据显示，2016年第三季度，苹果手机一家的利润占到了全球手机行业利润的91%。

图7  iPhone手机的价值分布图

资料来源：Kenneth L. Kraemer, Greg Linden, and Jason Dedrick1, Capturing Value in Global Networks: Apple’s iPad and iPhone,July 2011

全球制造业的特点4：从产业链来看，在关键环节和核心零部件方面中国仍然薄弱

虽然中国在制造业增加值上居全球第一，零部件国产化近年来也有了长足进步，但我们在相当程度上还只是“世界工厂”，从产业链来看，在关键环节和核心零部件方面，中国仍然薄弱。

以集成电路为例。从2014年到2016年，中国进口的前十大商品中，第一大商品就是集成电路，这几年每年都达2000多亿美元。第二是石油，2016年国际油价低迷，当年我们石油进口只花了1000多亿美元。每年进口的集成电路中，46%是处理器和控制器，5%是放大器，28%是存储器。这些都是我国尚不能生产或国内产量难以满足需求的。近年来媒体报道，日本福岛是电子产品生产重镇，福岛一出事故，国内电子产品就缺货、涨价；三星公司的内存供应紧张甚至断货，我们的手机内存也供不上，连华为公司也因此受牵连；同一款手机用了不同公司的内存芯片，导致运行速度不同，等等。最近的中兴通讯事件，更是说明芯片等关键零部件的缺失，导致我们的脖子被卡。

图7  2016年中国集成电路的进口结构

资料来源：海关、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我们集成电路的自给率水平到底怎么样？近些年我们有了长足发展，但远远不能满足需求。2017年自给率估计是11.2%，2016年自给率是10.4%。在中兴事件之前，按这几年的发展速度看，到2020年自给率可能会达到15%左右（见图8）。中兴事件之后，社会上对芯片发展普遍重视，估计自给率会更快地上升。

图8 我国集成电路自给率水平较低

资料来源：IC insights,川财证券研究所

在民用领域，我国核心芯片的自给率仍然很低。由于民用市场已经形成欧美公司占优的寡头格局，后来者要想进入和占据一定份额，难度很大。军用领域的情况可能相对好一些。 

美国占据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主要靠科技实力与研发投资。1995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只有0.5%左右，此后逐步上升，到2015年超过了2%。但是1995-2015年，美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一直是2.5%以上，接近3%。韩国和以色列已经超过4%，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异（见图9）。一些国家早就比我们领先，而且一直还在持续投入。基础研究是应用技术的先导，而中国不多的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占比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很低。换言之，我们的基础研发还是很薄弱的。

图9 部分国家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1995-2015）

资料来源：OECD科技数据库，科技记分牌2017。

     如何客观评价中国的制造业？

第一，进步很大，这是实事求是。第二，关键环节仍有缺失，核心技术仍有差距。目前我们前有美国等发达国家围堵，后有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追赶。近年来，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等成本的不断上升，有相当多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在往东南亚搬迁。所以，对于中国的制造业，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乐观。

展望全球制造业的未来，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全球化的趋势难以逆转。

中国的应对策略建议

根据前述全球制造业基本特点和中国目前的状况，我认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应该有“四心”：

第一，要有雄心。大国和小国不一样，中国作为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社会主义大国，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拥有相对完整的先进的工业体系，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特别在关键的技术环节必须自主可控，有自己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不能轻易让人卡住脖子。小国靠卖资源、发展旅游或集中发展一两个产业就可以实现发展，但大国不能。

    第二，要虚心。尽管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在科学技术和制造业的很多关键环节还较为薄弱，比如半导体领域，从设计到生产，从关键材料到生产设备，我们都离世界先进水平有很大差距，还需要长期追赶，不能动不动就自满自大，一定要虚心。

    第三，要有恒心。回顾以往，我们曾经有过制造大型民用客机的第一步实践，本世纪初又再度下决心上大飞机。目标一旦确定，就要坚持做下去，不能随意改变决心。日韩在半导体产业上追赶的时候，初期也并不顺利，曾经亏损很多年，但后来持之以恒，今天的日韩在世界半导体领域中稳占一席之地。我国在这方面基础薄弱，追赶过程可能较为漫长，甚至出现波折或重大挫折，但一定要有恒心。

    第四，要有耐心。从国家、从社会来讲，对我们的高科技产业，对相关的企业、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要有耐心，因为这种国与国之间技术实力的追赶，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三五年就看到显著成果，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全社会都要有耐心，给他们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不能急功近利。

从微观上来讲，在制造业追赶的战术上，“华为模式”是值得借鉴的，可以概括为“立足自主，开放创新”。

结合现实国情，在追赶的具体策略上应该是以我为主，立足自主，但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我们要开放创新。这些年我们科技上有很多进步，有全国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奋斗，但也应该看到，在国际交流合作中获得的知识外溢与思想碰撞很重要，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科技进步的规律；还有一些是国外技术的转移或者并购，这在国际上也很普遍；以及我国在海外学习工作的一些学者、华人回国创业，或者我国公司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引进海外人才，国际人才的流动与利用也很正常。跨国公司近年来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利用中国的智力资源。如果我们自我封闭，就不可能发展这么快。

在处理独立自主与利用国外资源的关系方面，网络流传的任正非在2012年的一段讲话非常精辟。他说，“我们现在做终端操作系统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如果他们突然断了我们的粮食，Android 系统不给我用了，Windows Phone 8系统也不给我用了，我们是不是就傻了？同样的，我们在做高端芯片的时候，我并没有反对买美国的芯片。要尽可能的用他们的高端芯片，好好的理解它。只有他们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东西稍微差一点，也要凑合能用上去。我们不能有狭隘的自豪感……做操作系统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样的道理。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前一段时间，网上有讨论“联想模式”与“华为模式”，即到底是“贸工技”路线好，还是“技工贸”路线好。我个人认为，在一个企业的发展初期，缺乏资金和技术积累的时候，采取“贸工技”路线是对的，企业首先要生存。一旦有一定基础之后，企业一定要转向“技工贸”。做贸易赚钱可能是快一些，但企业不可能永远靠赚快钱，一定要有长远眼光，适时转型，一定要有自己的研发和核心技术，才能有核心竞争优势，有持续和健康的发展。

华为公司为什么成功？华为公司最初是做境外交换机的代理，有所积累并对交换机有所熟悉后，自己开始研发交换机，后来研发出了C&C08交换机，逐渐开拓农村通话市场，再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国内走向国际，近年来更是在全球布局，在全球总共拥有36个联合创新中心和16个研究院（所/室），充分利用全球的智力和技术资源，成长为了世界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

            表2  2016年全球研发投入前十强的公司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

华为公司对外披露，公司坚持每年将10%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入研究与开发。2017年，华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约8万名，占公司总人数的45%；2017年，研发费用支出为896.90亿元，约占全年收入的14.9%；近十年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3940亿元。华为公司的研发投入水平，与国际大公司相比也不逊色。在欧盟统计的2016/2017全球研发投入最大的公司中，华为排名第六，是前十强中唯一一家中国企业。这种高强度的投入，高强度的研发，才能带来快速的技术进步，才有华为今天的世界地位。胜利不是空谈出来的，都是奋斗出来的。

（编辑  迟晨光）

特朗普政府2017年底至2018年初发布的一系列文件显示，美国已放弃了使中国最终走上西方道路的幻想，将中国视为挑战者和战略竞争对手。在美国调整对华大战略、中国崛起进入关键期、国际体系深刻演变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之下，中美关系正在进入质变期。

为准确研判中美关系走向，“中美战略博弈：表现、根源、影响及对策”研讨会于4月28日在北京举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中国前驻欧盟大使丁原洪、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原秘书长丁奎松、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秘书长王晓泉、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任晶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文林、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科研生产计划部副处长柴卫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雷少华、国投创新研究部研究员简练、新华社编辑毛伟等学者与会，围绕中美贸易战、中兴事件、朝核问题、台湾问题等中美关系中的热点焦点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清醒认识中美根本性矛盾

“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是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判断。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在中美关系不断演变的新形势下，关于中美关系的这一判断应该被重新审视。合作面收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因素上升，正在成为中美关系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发展的主要趋势，主要原因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定位。近几十年，美国对华战略的主基调是通过“接触”把中国逐渐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通过经济自由化使中国实现西方式政治“民主化”。但近些年来，中国崛起的势头超乎预期，美国政界和学界就“对华接触战略是否成功”问题出现了大的辩论。中共十九大以来，“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彻底失败”成为美国朝野共识。

丁奎松认为，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近期在美国《外交事务》刊发的《中国重估算：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的》一文，反映了近十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的结论性看法。该文提出了三个值得注意的观点：一是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美国对华既用过大棒、也用过胡萝卜，都以失败告终；二是美国政府原来认为中国会通过改革开放走上西方道路，这一判断错了，中国不仅没有跟着美国走，还“另搞一套”，并且已经强大到可以跟美国竞争的程度；三是认为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大方向虽然正确，但手法过于片面，把双边经贸关系作为抓手处理中美关系缺乏效率。丁奎松认为，准确研判中美关系走向的前提就是要认清：“美国对华定位的转变是战略性转变，千万不能当成策略转变”。

雷少华介绍了近期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与美国学者、官员与智库代表团交流的情况。美国方面对华的新判断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将“输出政治模式”，美国认为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准备输出中国模式的信号，例如“管控网络”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等，这将极大地挑战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自由世界”价值观。第二，美国军方认为中国业已壮大的海军对美太平洋舰队构成巨大挑战，美海军已逐渐失去在南海的优势地位，制衡中国海军的能力将越来越弱；由于缺乏南海周边国家的支持，美国将越来越无力应对中国海军实力的快速增长。第三，中美处于1972年以来关系最坏时期。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认为，虽然中美关系经历了天安门事件、轰炸南联盟大使馆、南海撞机等相对困难时期，但是中国当时因力量对比悬殊，“声音虽大，但行动妥协”；现在是“声音大、行动坚决不妥协”的态势。这次中国对美国贸易战的快速而强烈的反制远超美国各界的预期，对美国政界造成了不小震动。

丁原洪认为，对中美关系大势的认识要有历史纵深感，要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野下看待中美关系。从长远角度看，中美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根本性矛盾，即美国试图永远称霸世界，而中国追求民族复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样的逻辑下，出现中美之间摩擦不断的情况无法避免。事实上，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美国始终抱有把中国视为挑战者加以防备和打压的思路。老布什时期，在苏联颓势已现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就认为，未来为维持其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必须全力防止再出现类似苏联那样的大国或大国集团；中国在当时就已经被美国视为应该防备的对象。美国之所以后来提出对华接触战略，不是出于和平的考虑，而是全面遏制已无法奏效时的策略改变，希望通过接触战略达到“西化”中国的目的。显然，美国现在认为接触战略已经失败，美国不仅没有能够系统地遏制住中国，对中国开放美国市场、容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允许向中国进行技术转让和促进投资等行为还极大地帮助了中国崛起。曾参与中美建交工作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曾说过，中美关系最关键的时刻，将是中国真正崛起时美国是否能容忍。中共十九大让美国意识到，中国崛起已不可改变，所以公开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今后保持中美关系比较平稳的局面不容易，要抛弃过去那种通过双边会晤就能够缓和关系的幻想。

柴卫东也认为，中美关系未来将是全面的、长期的、全域的“掰手腕”关系，不会因一时一事而改变，我们对中美关系一定要摒弃幻想和幻象。所谓“中美国”的提法是一厢情愿。只要中国做个严格守规矩的“好孩子”，美国就会放过中国吗？市场换技术可以拿到我们想要的高端技术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必须加以澄清。在双方博弈过程中，幻想、幻象会妨碍对对方行为的客观判断，可能有三种情景：不知道、知道而不相信、知道也没办法。而中国目前很多情况属于第二种，即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虽然承认美国对华存在威胁，但遇到具体问题仍心存幻想，以为它“不至于对我那么坏吧”，如此只会让我们对美国对华敌对行动缺乏准备、甚至不准备。

中美或形成全面竞争态势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未来美国将在战略、安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对中国持续施压，从而实现对华全面遏制，以打断中国的崛起进程。

针对近段时期引起广泛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战，雷少华认为，国内关于“特朗普是为了中期选举而发动对华贸易战”的评论是错误的，因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贸易以及阻碍中国发展方面已经达成空前一致。奥巴马时期已经认为中国利用全球化、WTO和美国市场获取了巨大经济利益并推进了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当时民主党的策略是通过建立新的国际贸易体系（TPP和TIPP），将中国与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隔离”。而特朗普政府则认为，这个过程太复杂、太慢，因此通过直接发动对华贸易战，直指“中国制造2025”。民主、共和两党在这一问题上并无分歧。由于对华强硬态度，特朗普在美国的民众支持率持续上升。

雷少华认为，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中美两国产业政策及其实现方式的竞争。中国的产业道路和德国、日本不同，德日重视依托零部件带动产业发展，而中国主要通过整装带动产业发展，其竞争势头正迫使德日企业节节败退。一旦产业集群成熟，中国会通过国有企业迅速推动其升级。美国过于强调靠市场竞争，产业升级速度慢。中美两种不同的产业升级决策和执行模式，导致两国在产业领域高度竞争，二者的冲突无法解决。美、欧、日虽有矛盾，但都属于美国的盟国体系，故美国不必担心产业链是否完整。而中国工业所需中高端零部件目前还依赖美、日、韩和欧洲，随时可能断供，加强上游零部件和元器件升级、建立尽可能完备的产业链体系是必然的选择。当前西方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势头怀有很深的疑虑，在此形势下，日本和欧洲势必跟美国拴在一起。

“中兴芯片事件”引发了舆论对中美科技竞争的高度关注。学者们认为，这一事件说明，美国在中美博弈中直取命门而来。虽然中国有庞大的制造业，但在芯片、控制系统等核心技术方面和美国还有10年以上的差距。这个迟滞非同一般，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资金、产业政策等，需要一个过程。 “中兴芯片事件”直接针对“中国制造2025”，它的实质是美国力图在尖端科学技术领域遏制中国的追赶速度，所以不是孤立的事件。

以地缘政治冲突为代表的传统国际政治领域的博弈，仍然是中美对抗的主要领域。丁奎松分析美国的“印太战略”，指出这是美国拉拢日、印、澳搞小圈子，打造对冲“一带一路”的战略菱形，构造新的对华遏制圈。但“一带一路”如果争取到印度的支持，不管是在亚欧大陆还是亚非通道，就将基本打通。从全球战略考虑，美国试图通过加速推进“印太战略”，加大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压力。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台湾问题可能成为美国手中的王牌，在极端情况下可能挑起中国开第一枪，进而形成全球舆论压力，进而对中国全面制裁。目前美国跟蔡英文政府很热络，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是坚定的亲台派，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踩中国红线不足为奇。而且“台湾牌”已经摆在了美国对华博弈的桌面上，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频。例如，在“台湾旅行法”生效后，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副助理国务卿黄之瀚就赴台访问，讲了一通“印太战略”以及台美关系。丁原洪认为，美国的确在打“台湾牌”，但并非无所顾忌，它也在不断摸底，测试中国底线。它担心刺激中国真正收复台湾，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除了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之外，中美也将在软实力方面展开激烈竞争。毛伟分析了中美在国际话语权方面的博弈。美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全球战略传播体系。战略传播是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2004年提出的概念，以政府为主体推动实行，调用各方资源实现对目标受众的信息传递和施加影响，最终达到“洗脑赢心”的效果。美国战略传播活动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统领，直接向总统负责，具体分工是：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国防部负责心理战、信息战和舆论战的信息运作，广播管理委员会负责媒体传播及网络传播，国际发展署负责对外援助相应的传播活动，很多NGO也参与其中。此外，中情局等17个国家情报机构负责情报搜集。目前中国对战略传播的认识、安排和理论研究还不到位，尚未形成战略传播的整体思维。

任晶晶提出，中美之间的终极对抗是文化对抗。话语权的争夺，意识形态的冲突，反映的是文化层面的战略力量的对冲。中国学术界在引领文化思想建设方面走了不少弯路。从国际问题研究学界来说，应该注意三方面不良倾向：一是唯美国是从，很多概念来自美国，不少国别问题研究专家喜欢拿美国人的说法为依据，当了传声筒还不自知。而美国人正是想通过中国学者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传播或表达美国的声音。二是看任何问题都从“经济决定论”出发。例如关于朝鲜半岛问题，有人认为半岛局势的改变是因为朝鲜内部经济即将崩溃，但实际上金正恩执政以来朝鲜经济有很大起色，即使在1994-1998年的极度困难时期，朝鲜都没有因经济困难而生变，认为现在朝鲜会因为经济而垮掉的观点岂不太天真？近40年来，唯经济决定论成为一些人判断国际形势的根深蒂固的镜像式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应该改变。三是被第三方因素所干扰。很多做国际动态研究的学者，细节掌握得很充分全面，但是不看大势、不看战略，在国别或区域研究、特别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双边关系研究中，要改变被第三方因素干扰的现象。

认真应对中美关系的新变化

在美国政界对华辩论已经结束、民主共和两党以及美国社会对华认识重新定位的新局面下，中国如何确保中国崛起进程不被中美关系所干扰，成为与会学者讨论的核心议题。

第一，增强战略定力和耐力，走自己的路。丁原洪认为，中共十九大让我们对自己的发展道路充满信心，要相信在中美博弈中，时间于我有利。而且在朝核等很多问题上，美国依然需要中国的合作。我们的心里要踏踏实实，“我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威胁我，我也不怕，但我也不主动挑事”。

第二，慎重判断中美关系中的特朗普因素。作为非建制派的代表人物，特朗普独特的执政风格对处于转变中的中美关系增添了不确定性因素。未来特朗普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美关系发展，需要认真观察和全面评估。尽管特朗普在国内面临“通俄门”、“招妓丑闻”等一系列麻烦，对民主党、共和党、媒体等各方力量的掌控也显不足。但同时，特朗普通过减税等措施抓经济建设，在美国民众中保持了相当高的支持率；特朗普的后面有军工、金融和能源三大集团的支持。对手民主党内部混乱，缺乏有竞争力人选。不论特朗普是否连任，保持与美国各方面精英的接触十分必要。

第三，大力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强化底线思维。没有国家安全的保障，就没有和平发展的可能。历史为我们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镜鉴。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再怎么说走和平道路也走不动，别人不让你走。美国对华竞争是全方位的，包括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各方面全面博弈，哪扇门能推开就从哪扇门进。在中美博弈加剧的情况下，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解至关重要。

第四，加速核心技术独立研发，完善自主创新软环境。中兴芯片事件让“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和“被动服从国际分工”的逻辑受到全面质疑，尤其凸显了核心技术独立研发的重要性。柴卫东表示，我们在自主创新方面往往存在幻想，不仅芯片，军舰、飞机、导弹等所有发动机的核心技术都存在不小差距。要掌握核心技术，首先要坚定基本方针，不能过一段时间美国人态度松动，表示可以卖芯片，就再度动摇自主研发芯片的决心。我们已经有不少前车之鉴，很多重大研发项目因为偶发事件的干扰而下马。凡是任何被外国“卡过脖子”的技术，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自主研发，不怕被诬为“极左”和“冷战思维”，不怕国际制裁与封锁。

简练认为，中兴芯片事件客观上对近年来无序并购海外技术资产和国内风险投资乱象，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有利于将资本引入支持国内高技术行业发展的正轨。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中，许多华人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有理由对中国庞大的人才库充满信心。只要有合适的创新制度和竞争机制，我们一定会成为自主创新大国。中美未来以竞争关系为主，但并不妨碍我们向美国学习，尤其要积极学习美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一些成功的科技和产业发展经验。美国由国家招标的高科技项目的竞争机制很值得借鉴。军方设定目标，找五个团队进行竞争，从中筛选出最优的团队。我们过去一般是指定A子目标由A团队负责，B子目标由B团队负责，缺乏竞争的结果往往是A、B团队都垮掉。当前中国已经兴起一大批新兴力量，例如在高端数控机床领域，民营企业大连光洋的崛起势头强劲，要给这样的民营科技企业以公平竞争的机会。军民融合就是要给那些不靠关系而靠硬实力的民营企业以机会。

雷少华认为，为完善自主创新的软环境，改革高校科研的评估体系十分必要。目前高校以SCI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正在摧毁中国工科制造研发优势。一些名牌工科大学在这一评价和激励机制下，很多不相关的学科（如精密仪器应用）也纷纷转向人工智能，因为这个领域发文容易。结果国家资助的大量科研经费用在发SCI文章上，这种扭曲的评价体系对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贻害无穷。

第五，适度与美国经济脱钩，夯实“一带一路”建设。有学者指出，中国过去的快速发展部分得益于美国市场；中国对美市场过高的依存度将越来越成为美国制裁中国的武器。我们要有步骤、分领域逐渐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中美贸易战，凸显了“一带一路”的对冲战略的重要性，也揭示了中国调整国际市场布局的紧迫性。中国急需加速与非发达国家的市场融通。要统一协调“一带一路”建设，避免一窝蜂；要把中国的利益与当地百姓的利益融合在一起，避免走偏而被西方利用作为攻击我的口实。也有学者指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情复杂，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只靠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力量太薄弱，国家要在多方面提供支持。

第六，尽可能扩大“朋友圈”，减少掣肘因素。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中美竞争不是要搞“新冷战”，中国不会跟着美国搞拉帮结派的集团对抗，但要尽可能扩大“朋友圈”，减少掣肘因素。要加深中俄间的战略协作。要更好地发挥上合组织平台的作用，加强与各国的经济合作，通过经济合作寻求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的协商机制。美国的盟国体系也并非铁板一块，也有可以做工作的空间。中国可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积极和印度、日本等国发展关系，努力减少对抗性。也有学者指出，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时代实际上已经结束，当前世界正在进入“班农主义”发挥作用的时代，包括班农本人、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德国的另类选择党，我们都有必要与之建立联系。要尽可能争取中间力量的支持。

                                              （编辑  碣石）

内容提要：本文从世界史和地缘政治角度观察大国兴衰中的战略选择和利益得失，探讨在当代世界格局大变动中，特别是进入强国新时代后，中国需要何种战略思维和战略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制定怎样的地缘战略。

关键词：地缘博弈   国家战略

国家的生存底线和利益扩展极限

我曾经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一书中，用了三卷本的长篇幅分析了世界地缘政治三大支点地区，即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特征和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大国力量能达到的极限和底线。每一个国家都有扩张的欲望，但也都有可为与不可为、可得可失——以其固有版图为起点——的极限和底线。

战略研究是国家“养生”的学问

汉语中的“福”字，其实很有些战略意味。左边的“礻”字旁有崇拜的意思，拜的就是右边的“一口田”。它的意思是，人只要有了一口田就饿不死，对其必须死守。反过来，如果超出一口田，假设达到了十口田，那也可能要撑死。对于一个穷国来说，战略目标防止的是“饿死”，即确保主权、寸土不让；当国家富强起来后，防止的就是“撑死”。饿死是死，撑死也是死。穷的时候总说，等富起来就好了，到时很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但当我们富起来时才发现，富有富的问题：所谓穷时防贼、富时防匪，什么时候都有安全问题。战略能力首先就是要认识自己的利益底线和极限，底线是唯物论，极限是辩证法。对进入强国新时代的当代中国而言，学习辩证法就显得格外重要。

国家饿死的不多，撑死的不少。所谓“饿死”就是被侵略颠覆，但人饿了其实更容易团结奋斗；而近代日本、德国和现代苏联都是“撑死”的。

战略研究不是“国家拼命的学问”。从麦金德到布热津斯基，他们研究的战略都是“国家拼命的学问”，是“地理和地理”的关系。比如，控制了A就控制了B，而要保证控制的战果，半径就要不断的扩大，也会不断有接下来的目标，最终会把国家的国力拉伸到难以收缩的地步。一个国家的利益扩张线不在于有多长，关键是要能收回来，辩证法研究的就是能不能收回来。利益扩张，如果战线拉得太长，矛盾就会转化：回来的力就要比前进的力还大，而惯性又导致扩张者不愿意后撒，最终会把国家的资源链绷断。比如，有人说控制了中亚就能控制世界，但历史告诉我们，在中亚总是弱国打败强国，许多大国止步于此：古罗马、大英帝国、希特勒德国、苏联、美国,都败落于此。

战略家要擅长“拉皮筋”。毛泽东同志深知，远战当速、近战可久。比如，抗美援朝能打三年，因为朝鲜离我们近，部队和辎重随时可以补给和撤回。印度则不同，路远势险，必须速战速决，不然后勤跟不上。“穷家富路”是老百姓都知道的道理。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扩张的幅度其实非常小，基本上就是把自己的版图和边缘地区控制住，扩张越过极限就会走向反面。

形成战略能力的出发点是“生死存亡”。司马光在北宋末期写的《资治通鉴》，开篇就是“三家分晋”，意在告诉人们：周朝是由此分裂并进入战国时代的。世界是斗争的，斗争是要见血的。没有这样的认知，就会有无限的战争，死的人更多。毛泽东同志当年过长江需要很大的勇气，他知道这个时候如果为了和平而放弃过江，可能暂时伤亡少些，但将来在统一的时候会牺牲更多生命。这就是国家战略能力。有时候国家是因为受到入侵或向敌人屈服而亡的，也有的时候是国家因为多贪多占而亡的。

从“生死存亡”考虑问题，就能学会辩证法。我们的大脑要建立战略坐标，横坐标是生，纵坐标是死；横坐标是发展，纵坐标是生存。这个坐标是跨时代的，从古至今都适用。

研究战略要学地理，更要学历史。1944年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的谈判，是非常典型的两个智者的谈判。当时希特勒马上就要被打败了，于是两人坐下来分天下。他们提的条件都不超出本国的能力，所求的都在对方力量极限之外，因为他们俩人都懂历史。相比之下，希特勒的历史理解力就缺少辩证法。斯大林曾认为德国不可能出兵苏联，因为历史上就没有欧洲侵略俄国成功的案例。希特勒出兵后，斯大林说希特勒作为战略家已经名存实亡了。我们看地图要看立体图，看平面地图说的是“神”话，立体地图就会说“人”话。俄国强在陆军，但除了海洋，山地就是陆军大兵团合成作战优势的“坟墓”，是游击战的天堂。这也是为什么拥有强大的陆军和海军的国家在阿富汗都打不赢，因为山峰会像刀子一样把大部队分割成碎片，使之无法形成合力。最近的克里米亚事件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虽然俄罗斯出不了黑海，但其他国家也进不去，进去也打不赢。

美国、日本、俄罗斯的战略利益线

美国的利益边界线过长。美国的安全边界线也特别长，因为它是海洋帝国。海洋帝国要防止别国的入侵，就必须控制整个海洋，也就意味着必须时刻提防一流大国，能越过海洋挑衅的都是一流大国。国家有两条边界线：安全边界、边界安全。安全边界指的是利益边界线，边界安全就是主权安全。两者之间的差距不能太大，如果利益线和边界线太远，就很难控制。美国的利益边界线太远了，看上去比较威武，但是耀武扬威需要资源，当资源不够的时候，潜在敌人就多起来了。

    东北亚地处美国战略极限之外。每个国家都有它的极限，美国的极限实际上达不到朝鲜半岛，因为这里离它的核心利益线太远了。因此，它在这一区域只能佯攻，不能实战，实战必败。罗斯福、艾森豪威尔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朝鲜战争是艾森豪威尔叫停的。他明白国家不能在非重要利益上太过用力，即使在朝鲜半岛打赢了，美国也无法长期控制。二战期间，美国也是将东北亚连同日本交给斯大林解决，《雅尔塔协议》是战后合作的基础，之所以能成为基础，就是双方力量都找到了各自的边界，找不到边界是无法合作的，更不必说长期稳定。

日本南向战略的极限在台湾。而日本的战略极限却是中国的战略底线。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占了台湾，而台湾是西太平洋的枢纽。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这是说琉球、台湾地区和朝鲜半岛齿唇依存的关系。谁占了台湾，谁就得了黄海，得黄海就控制了西太平洋战略形势转换的枢纽地区。为了保住台湾“战果”，近代日本的防御半径一直划到整个中太平洋，由此也就有了中日战争，继而太平洋战争。随着日本的战线越拉越长，其防卫半径及其成本就不断飙升，最终将日本压垮。“拉皮筋”与战略设计遵循同一道理，原则是皮筋既不能拉得太过，也不能收不回来。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特点是版图超大，也因此留给世人的印象是个扩张国家。其实20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已是一个扩张力释放殆尽、因而底线和极限近乎重合的国家。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俄国通过黑海海峡向南扩张的企图受到重挫。俄罗斯能控制黑海北部海域，但始终进不了地中海；能进入东北太平洋，但控制不了北太平洋。望洋兴叹就成了俄罗斯的宿命。

大国兴衰成败的关键在于战略思维和战略能力

苏联和美国都是在“五大三粗”即强盛的时候、没有经过战争就解体和衰落的。这说明，技术、装备固然重要，但真正导致国家衰落的往往是这个国家的战略能力的衰落。其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搞战略的一不知唯物论，二不知辩证法。而唯物论、辩证法是比原子弹还强大的武器。展示财富，不是强；展示军队，也不是强，强大的思想才是最强的。

地缘政治不是研究地理和地理的关系，而是资源和目标在特定地理空间中的关系。国家要的是实现战略目标，而非占地盘。目标定了，资源能不能跟上？我们知道空间距离远，所耗资源多，但距离近而地形复杂，用的资源也多。战略家应该研究资源和目标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中的转化关系。不能实现目标，一切都是白搭。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就是运用上述方法的典范。中国与印度的边界中间有着4000—7000米高的天然屏障，而且近乎垂直。这样的地形，后勤供给就要重新考虑。有些人只看平面地图，于是就想不明白为何中国军队打到藏南就撤退了。只要去看看立体地图就能理解，地形决定了中国必须速战速决。我方的资源补给在当时很难保证，打下去会因资源不继而守不住。196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听取中印边界东段自卫反击作战情况汇报时，谈到中印后勤比较说：“我们的后勤是比较原始的，印军是近代的。”[1]基辛格评价这场战争时就说，“在1962年的中印战争中，中国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或者是因为中方认识到了后勤方面的现实情况：已打下的东部走廊地势险峻，后勤补给线过长，鞭长莫及。”[2]在地形极为复杂的情况下，目标不能设得太高。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全面竞争。当两个国家都觉得吃不消时，苏联犯下了不可回逆的致命错误，即把自己的盟国中国逼到美国一边。从此，苏联就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苏联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戈尔巴乔夫相信美国倡议的全球化，认为世界不需要战争了，战争将导致零和结果，所以他首先放弃战争而选择走和平道路。但他没有学好唯物论，没有认识到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大国之间的竞争是残酷的，最终导致苏联瞬间解体。当然，当时苏联整个领导层、知识界都弥漫着一种唯心论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唯心论是国家战略能力提升的大敌。

毛泽东同志曾说，在任何时候都要避免两线作战。拿破仑、希特勒、赫鲁晓夫、小布什都是犯了两线作战的错误。二战中日本打到珍珠港树立两个敌人的时候，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物极必反，能不戒惧？！”最终中国赢了。日本输在哪儿？1931年的时候，日本开始向中国挑战，其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76%。军费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一个消化和被消化的关系，军费如果过大，一定消化不良。1937年日本向中国开战时军费占14%，有10%的增长；1941年军费占28%；1942年日本向美国开战时军费占34.6%；1944年军费占98.5%。它的战略目标无限扩大，大大超出自己的能力极限。日本的优点是敢打、能打，而用力过头把自己打倒了。优点的过度使用就成为缺点。中国人常说“过错”，过了就是错，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这是东方的思想。西方是非黑即白，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中国人判断真理的标准是按经验，西方判断真理的标准是按理论、规则。中国人常说“经常”，意思是理论不能背离常识；西方是常不离经。近代以来，作为东方人的日本人换上了西化的大脑，塞满了形而上学的东西。

体制和结构决定了美国的扩张性战略难以收敛

二战后美国才真正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其国家命运也因此为军工资本集团所操纵。艾森豪威尔曾警告美国要警惕军工复合体。战争时期，军工资本对国家是有利的，它也因世界大战坐大并反客为主。战争结束意味着军工市场消失，于是美国军工资本家为了赢利就推动国家的战略理论往扩张和激进的方向发展，最终促使美国打了朝鲜战争。真正有利于美国发展的战略思想来自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年），他强调“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但主张从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的凯南却被推上战略家的地位并最受追捧。凯南的背后就是美国的军工集团。基辛格说，“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进入冷战后，美国军工产业大发展；朝鲜战争对美国是灾难，对美国的军工产业却是狂欢盛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向华尔街金融资本开火，又把军工资本请了回来。但军工的市场主要是战场，这样美国的历史又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逻辑即战争的逻辑：国内稳定繁荣靠海外战争维持。

但今天美国的形势已大不相同，因为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战场已由“再而衰”进入“三而竭”。美国已没有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动员条件，其他国家也不愿卷入战争。如给今天的美国诊病，那就是“肾虚火大”。“肾虚”是没有民用的实体经济，“火大”是干着急。观察美国，应注意它自身固有的逻辑即资本的逻辑，比如美元指数往往是美国政治的晴雨表：凡是美元低点的时候必然有大事。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持续下跌，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后美元逐渐回升。1978年美元又到低点，这时中美建交，改革开放的中国和快速发展的亚洲“四小龙”都需要大量美元。由此，美元从货币变成商品。尼克松之后，美国从产品生产国变为美元生产国，脱实向虚。8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对美国的威胁性大大降低，但美国当时的情报部门仍极力坚持苏联是敌人的定位，要搞“星球大战计划”，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军工产业的赢利。关于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安德罗波夫说：“美国人计划的底线是让我们的开销超出承受能力，当然了，美国也是为了自己的大企业有活可干。”战后历史表明，美国军工投资率与失业率成反比；军工投资低的时候，失业率就高。通过美国的基尼系数变化也可以看出军工生产对美国社会的作用。美国基尼系数较低的时期是1956、1965年和1968年，此时贫富差距也是较小的。这是因为发生了越南战争。有战争，军工业就发展，人们就有工作。今天同样如此，美国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还是需要战争，而这也是中国最需要警惕的。美国的全球扩张是制度和结构问题，因为没有全球扩张，资本就不能盈利。

中国领导层较成熟的战略思维能力造就了今天的优势局面

20世纪后半叶，苏、美、中三国都曾面临过两面受敌的形势，但只有中国最终避免了“1-2=-1”的结局。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维和哲学素养来自长期的革命实践，只有实践出真理，实践认识真理。当代中国的领导人之所以比较成熟，部分受益于当年上山下乡的经历。凭什么能够显得神闲气定，因为身体力行种过地，知道农作物有其自身成长规律，需要时间和过程，急不得。

20世纪后半叶，世界格局出现三次大变化。50年代，中国面对的是美苏两极争霸，中国在苏联阵营里，保证了自己站起来和生存下去。后来，由于苏联搞霸权，中美逐渐接近。在苏联为自己的无限扩张目标所打倒的时候，我们及时撤离了，没有像东欧国家那样随着苏联一块儿倒下。今天美国东施效颦，也为自己的扩张目标严重消耗，将中国逼到俄国一边。中国北方一万多公里的边界线是安全的，这是中国安全环境的大局。在美国衰变的过程中，中国也没有绑在美国扩张的战车上随美国一起衰落，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这得益于中国领导人较成熟的战略能力和战略智慧。

欧亚历史大棋局与中国地缘战略

从中国、欧洲、美洲各自的地形和政治版图可以看出这三个地区的宿命。

欧洲的特点是中间碎小，周边庞大，这样的版图对国家和地区发展最为不利。

古代罗马时期，欧洲曾是一个以地中海为中心的统一国家。罗马帝国解体后，基督教在意大利形成一个权力中心，日耳曼皇权在北部形成一个中心。汉字中，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就为“患”，欧洲力量由此开始内耗。皇权和教权、多个皇权之间相互损耗，欧洲大陆内斗愈演愈烈，最终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于结构性的矛盾所致，以至拿破仑、希特勒，包括今天的默克尔都没能实现欧洲的统一。英国作为岛国，更是不希望欧洲大陆统一，因为破碎有利于它运筹帷幄。今天英国又退出了欧盟，这是欧洲的命运，内耗太多。

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力量分布呈现“2.5规律”。在欧亚大陆地区，尤其在它的北纬50度到北纬30度之间，只能存在2.5个战略力量。假设欧洲是一个合力板块，其战略力量之和是1，亚洲也是1，那中亚一定是0.5。再设，如果中国或欧洲任何一个板块破碎，其战略力量之和就会降至0.5，中亚就会上升至1。不管如何变，欧亚大陆的战略力量之和永远是1+1+0.5=2.5。其中这个0.5在其他两个战略力量的极限之外，谁也无法填补，更不要说控制，因为各自的“皮筋”都拉不到、力所不及。欧洲在古罗马的时候很强大，中国也是强大的，当时是秦朝和汉朝。这时中亚是破碎的。罗马帝国之后，欧洲大陆破碎，中国基本是统一，这时欧洲的战略合力下降为0.5，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崛起，中亚战略合力就上升为1。清末中国衰落，中亚伊斯兰势力就向中国大幅深入，当时中国西域出现许多“回变”。历史上的中亚类似于一个“堰塞湖”，西面的欧洲和东面的中国，哪儿板块破碎和力量衰落，它的“蓄水”就会往那边泄流。昨天苏联解体导致今天中亚伊斯兰力量崛起，今天欧洲破碎又导致阿拉伯人大量涌入，都是这个欧亚大陆战略力量分布的“2.5规律”使然。

这个规律告诉我们：今天的中亚地区的伊斯兰问题不足虑。在今天俄罗斯和中国处于上升期的历史条件下，中亚的力量只会往西走，不会往东走。

美国的特点是没有周边，海洋就是它的周边。这样的国家就必须向外走，必须发展海军。当一个国家完全以海洋为其边界，看似八面威风，实则负担太重。海军是美国的强大之处，也是美国的痛点。

中国的特点是中间大、四周小。这个特点对国家发展非常有利，因为中间大结构才能稳定且内耗小。中间大，力量能外射。中国版图还有几个特点。一是中国离世界的资源（工业矿产）和市场中心近，它西接能源，东接资源。太平洋地区是新兴市场密集区，印度洋地区是工业资源密集区，这两个都在家门口，使我们不需要漫长的海岸基地线。二是中国的地形有利。三分之二是山地，山地不容易入侵，有二次反击能力，实在不行就进山。三是面积大。这对于海权建设有好处。马汉曾说，“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历史表明，绝对的制海权是以绝对制陆权为依托的，反之亦然。沿着沿海边界地区，我们对海洋的反作用力的覆盖面积很大，西太平洋完全在我们覆盖之内。战争胜利方不是看谁更能打，而是谁更有资源。中国天然拥有有利的地形，中华延绵五千年不仅因为文化，还有许多地缘政治优势。

东北是中国地缘政治安全的关键地带。中国只有东三省是最完整的平原；西北也是平原，但是必须经过关中平原的过滤，这一路就把力量消耗掉了。只有东北，既有资源又是平地，没有障碍。所以东北自明朝之后一直是风暴诞生的源头。唇亡齿寒，不要小看东北亚局势与我们的关系。

我讲一个古代的例子，明朝的时候缅甸北方有一个麓川国。当时麓川国对明朝廷滋生反意，明朝廷一气之下反复出兵重创麓川势力。结果是打破了缅甸的南北力量的平衡，缅南兴起的缅人政权乘虚北进，于1604年灭掉麓川国，基本形成今天缅甸的版图。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对于周边治理，要注意促成有利于自身形格势禁的形势，不能意气用事自己打破有利的区域力量平衡。这是老英国的经验。西奥多·罗斯福是对英国这种经验运用得比较好的政治家。1918年11月，他曾在信中说：“我赞同这样一个联盟，只要我们的期望不要太高。我不愿扮演连伊索寓言都视为笑柄的角色，在这则寓言中羊与狼同意解除戒备，而羊群为表现诚意，请牧羊犬离去，结果它们却成了狼群的晚餐。”在这则故事中，明廷打残了保护自己的“牧羊犬”即麓川国，这使得清朝乾隆时期就不得与缅甸产生更大的冲突，多次西南用兵，牺牲非常大。政治是什么？政治是让自己的敌人越来越少，朋友越来越多；而对朋友尤其对盟友要求过高，则不免要落个“水至清则无鱼”的下场。

当前，英国决定脱欧；美国是彻底甩手盟国包袱，把战略当买卖来做，说明它没有控制全球事务的能力了；而沿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国家又开始向中心地带汇聚。法国和德国是欧亚大陆西端的大国，2015年2月11日，俄、德、法、乌四国领导人齐聚明斯克会谈，在没有邀请北约核心成员国英国和美国的情况下，法、德、俄三国联手解决了乌克兰问题。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获其利，它希望欧亚大陆国家最好火并。德国和法国深知这一点，所以在乌克兰问题上，它们选择跟俄罗斯而不是与美国或英国合作。默克尔是非常睿智的，她延续的是俾斯麦的路线。如果欧洲的这个三角关系维持下去，欧洲就发生不了大规模战争。

中东位于欧亚大陆的中部。2015年底因为军机被击落事件，土耳其、俄罗斯一度进入战争的边缘。但事后不到一年，两国就实现关系正常化，继续加强国防工业领域合作。2016年8月16日，俄罗斯轰炸机首次从伊朗空军基地起飞，完成对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的打击并顺利返航。这是自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首次允许他国利用其领土开展军事行动。

日本现在是南北不能相顾。北部的俄罗斯目前跟我们比较配合，再加上北朝鲜核试验对日本的压力。日本在北方和西北方向都有顾虑的情况下，往南冒进有心无力。再加上我们多年的经营准备，台湾和平回归还是很有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日本在尽可能地挑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菲律宾、印度、东北亚地区。

中国应该抓住完成统一大业的难得机遇期

利用上述有利时机，为了“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在新时代，中国应该收回包括台湾主权在内的国家利益。建国后，我们每次要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都因为形势的变化而耽误。20世纪50年代初，是因为美国介入台海和中国不得不进行的抗美援朝；50年代末则因中苏关系恶化，80年代末因中美关系的波折，使得台湾问题搁置至今。现在我们北部一万多公里的边境安稳、西南相对平稳，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也出现了有利于我们的转向。十九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历史又将我们送到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时期。

（编辑  杨利红）

我国即将实现以“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为内涵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崛起中的现代化强国，为谋求未来进一步发展，我国应更加重视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以便深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通过国际比较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借鉴。

事实上，欧美发达国家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现代化模式，一般所谓的“西方模式”只是欧美国家差异性中的“共同性”。这些共同点在于：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历史一般都经历过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过程；实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以持续的对外扩张建立殖民地或海外霸权、控制世界市场和资源；信奉个人主义的理念。但是，这些共同性是由差异性构成的。没有欧美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上的差异性进行深入研究，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模式”。

多年来，学界的研究过于偏重英美模式，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国内影响很大。我们对国外经验的借鉴需要更加全面，欧洲大陆很多国家虽然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但他们的政治经济体制和英美有较大不同，如“莱茵模式”的社会市场经济和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他们的经验也应该关注。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功，我们急需对自己的实践经验加以理论的总结和提升。这就要求我们加深对西方不同体制模式和发展轨迹的认识，同时也有条件以更坚实的基础、更为宏大的眼界，进行中西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

为此，拟从发展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方面，对欧美国家的不同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从这个视角分析我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方面的特性，讲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故事”，为强化我国的“四个自信”提供学术支持。

本着这个出发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4月4日召开了“欧美模式比较研讨会”。会议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主持，来自各研究单位和大学的多位专家到会并进行了深入讨论。

欧美政治经济制度的比较

田德文[1]认为，对欧洲和美国的比较研究可以分为五种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也称英美模式），莱茵模式（欧洲大陆荷兰、法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北欧）模式，南欧模式、中东欧模式；并设定从道路、制度、理论、文化等四个方面的比较框架。

总体来看，在政治体制方面，欧洲国家不同于美国的三权制衡，各国具体民主制度各不相同。经济社会体制方面，如政府调控的强弱、国有企业的地位、社会政策等方面也有明显不同，各国的经济政策前后也有变化。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欧洲不占优，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面不大。

欧美政治体制的多样性

英国和美国都是典型的两党制议会体制。从政府决策机制的角度看，美国是两党制议会下的总统制，总统和议会分开选举，由总统组阁执政，议会对总统形成制衡关系。英国则是两党制议会下的首相制，议会选举长期实行“简单多数制”，由多数党领袖做首相，从而形成集权程度很高的“议会制”政府。但从卡梅伦到梅这两届政府都是联合政府。

“莱茵模式”国家大体是多党制议会，但各国间有显著差别。德国采用“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产生多党制议会，议会产生政府，多数情况下由多党联合政府执政，总理是议会多数党或多数党执政联盟的领袖。德国议会由传统大党构成（得票在5%以下的党不能进入议会），多数党联盟在议会是稳定多数，政府较稳定。

法国的政治制度经历几次重大变化，目前“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采取总统全民普选和“两轮单记名”选举议员的“半总统半议会”制。总统有权最终决策，议会很难反对总统的决定。

北欧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典型的两党议会制政府，首相权力较小。议会一般都有社民党和保守党两大政党。这些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由社民党主导，近年逐渐形成两党轮流执政的格局。

    南欧国家是多党制联合政府，议会中的党派比较分散，其中包括激进的右翼政党，故很难组成多数派的联合政府，总理换届频繁，国家决策能力低。中东欧国家在苏东解体之后走上了多党制道路，但政治制度尚不成熟。

经济制度：英美模式和莱茵模式

美国采取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但垄断性大企业在国家经济、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和英国分别实施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成为“英美经济模式”的代表性国家。近30年推行经济自由化的结果是，美国经济出现种种问题，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但仍占有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欧洲大陆有悠久的社会主义运动传统，欧洲各国实行不同程度的“混合经济”，称之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其特点是国有经济的地位高于英美；重视宏观调控（有的国家实行一定程度的经济计划）；重视社会公益和社会福利事业，公共资源的投入较多向住房医疗保障和教育方面倾斜；一些国家的农业政策鼓励合作社经济；用法律保障工人在企业管理中的位置。崔之元[2]介绍：例如德国的《共同决定法》规定，2000人以上企业的监事会，50％以上的成员必须是本企业职工。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魏玛宪法》，当时德国政府在国内苏维埃运动的影响下，经济民主的概念写入了宪法，到1976年又发展为《共同决定法》，从而在国民经济的一次分配中体现了“劳动产权”概念，照顾了广大职工群众的利益，而一次分配体现了经济基本制度特点。对照德国，我们在一次分配中应该做得更好。

20世纪80年代之后，因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欧洲一些国家过于优越的福利制度陷入危机，试图推行国家“后撤”的改革，但这一改革的推进迟缓。

欧美国家的崛起和发展道路

黄平指出，欧洲各国资本主义崛起的典型道路，是通过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同时对外军事经济扩张，形成各自的殖民经济体系，攫取金钱、资源和控制市场。欧洲列强争夺霸权和势力范围的斗争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此后被整合进由美国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美国则是由殖民地的新资产阶级起来推翻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建立合众国，逐步对外扩张，最终取代英国成为头号现代化强国，并携其西方盟友主导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

田德文认为，从500多年前开始的全球化过程至今，真正成为世界性强国和成为全球体系主导者的，只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即英美模式。其基本原因是它们所构筑的世界体系不仅是一个政治和军事体系，同时也向海外移植了这个生产体系所需要的一套制度。莱茵模式是不成功的国际霸权挑战者，比如德国法国都受到周边强国的制约，且引领全球化的思维方式落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影响力一般不超过欧洲，南欧自从“地理大发现”后失去了国际贸易的中心地位，而中东欧国家处于强国的夹缝中。

有学者指出，研究欧美崛起的历史，不能忽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作用，包括殖民主义历史中罪恶的奴隶贩卖和奴隶制。如果就一个国家或某种模式是讲不清楚这个问题的。《共产党宣言》指出，资本主义从来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而西方学术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严重忽略自己历史中的战争、暴力、侵略、殖民问题，只是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角度研究一国的内部怎样完善和“改变”；西方的崛起似乎只来自理性化、民主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保制度等因素。当年英法美等帝国主义是以炮舰政策作后盾、用枪炮开道推行的“自由”贸易。法国到现在还在海外一些地方收殖民税；一些很不起眼的小国当年在海外殖民中也起了很不光彩的作用，如20世纪60年代比利时在非洲的残暴镇压。这些历史污点在它们的崛起过程中是不能抹平的。英国1832年通过“赎买”政策，在大英帝国范围内废除了奴隶制，付给原奴隶主的补偿费用占当时英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而林肯解放奴隶是在南北战争后实现的，那场战争死了70万人。

把这些因素说清楚，就更加凸显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中国的崛起是在不搞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掠夺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就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优越性。

理解欧美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脉络

欧洲的自由主义、社团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

欧洲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理论的发源地（英国可作为典型代表），同时又有与之抗衡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传统。美国的两大政党尽管在政策主张上有偏左偏右之分，但在意识形态上都奉行自由主义。欧美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与其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有紧密的联系，并不存在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普遍的“西方理论”。

英美模式：个人主义和保守主义

田德文指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主导理论是个人主义，认为社会是由个人所组成，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组成自治性社会组织；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个人主义贯穿了他们的价值观，且深刻影响着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美国尤其崇尚个人自由为立国之本，你很难用某种理由说服一个美国人为了某种主义去献身。美国个人主义与欧洲大陆“社团主义”的区别，在于美国文化更强调个人的自由。

在国家问题上，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偏向保守主义和改良主义，更主张通过改良或保守的方式、而不是通过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

莱茵模式：社团主义

莱茵模式的主导理论基本上是社团主义（中国也有人译作合作主义），它强调不同的人群组成群体，在这个群体的基础上再组合成社会，个人的地位相对弱化。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也有很大的差别。

由于莱茵模式是建立在社团主义基础上，它的政治理论在激进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摇摆。南欧国家的激进主义有当前希腊执政的激进主义联盟、意大利正在兴起的五星运动，和莱茵模式的政治倾向本质上是相通的。中东欧国家的发展模式和莱茵模式也很相似。

黄平指出，欧洲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或多或少地保持了封建制下形成的“社团主义”文化因素，各行业工会、各地区自治机构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形成了当代“社团主义”的文化氛围。欧洲社团主义是经过整合的个人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社团主义的影响。南欧国家也是社团主义占优势，但很大程度上是碎片化的社团主义。

北欧模式：社会民主主义

北欧是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它强调在个人的基础上直接组成社会。南欧理论跟莱茵模式有相似之处。中东欧在历史上有强大集体主义传统。北欧的互助模式则形成了一种强团结模式，这是它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的基础。在政治主张上，北欧国家更多倾向于改良主义，但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改良主义。

欧洲的国家理论的渊源

孔元[3]认为：欧洲的民族国家生长的早期阶段，由于大部分是国王统治，所以他们在论证权力和法的关系时，既强调国王要受法的控制，也强调权力包含的伦理色彩即“德治”，即国王作为一个积极的、有德性的统治者在政治过程中扮演的作用和对政府的控制。并且他们往往把基督教的理由带入，认为有一种神圣的东西使国王有能力超脱法律的约束。

19世纪以来，欧洲人对民族国家问题有几种不同的理解方式。第一种是英国方式，既当今流行的法治、宪政、财产权等等。第二种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启的平等人权等理念，被认为具有激进民主甚至无政府主义色彩。第三个是德国强调序列和归属的带有历史主义色彩的理念。

欧美政治观念的分野

西方规范社会的主要因素是三方面：宗教、道德和法律。法律是规范人的行为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本质是资产阶级需要一个确定性。美国强调的法治和“法权”的法治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欧洲和美国的差别很大。

英国的社会阶层是长期固化的，几百年来贵族和中低阶层没有流动，这跟法国很不一样，但这也是自由派最喜欢英美模式的原因。其实没有经历过社会大变动的民族，很难具有充分的现代性。

美国没有经历过深刻的社会革命，它正面临着社会裂痕扩大及文化内战等历史考验。当代美国民主的危机本质上是社会危机，因为它缺少一个有自主性的国家机器来协调管理全社会。2016年前美国主流学者都认为应该有一个强力总统，但特朗普上台后，他们的信心彻底瓦解了。

魏南枝[4]指出，基督教对于欧洲特别重要。基督教流行之前，古罗马社会阶层等级森严，而基督教让奴隶和公民、男人和女人、本国人和外国人在教内享有平等的地位，所以罗马后来被它臣服。在一些欧洲人看来，基督教是欧洲的第一次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是第二次革命，因为马克思主义主张突破财产的限制，让所有人具有公民资格，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有力的感召力。

我们讲中国故事，可以结合西方人的历史来讲。我们是从不断取消或减少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差别和限制中走过来的，这是我们的优势，而这个优势是跟我们近代的社会革命密切联系的。

关注当代各种模式的变动趋势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正面临重大变化。比较欧美模式，最需要回答的是我们的道路选择，为什么不搞新自由主义，也不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

新自由主义正在动摇

崔之元指出，英美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始于1979-1980年撒切尔、里根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政策，他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直接影响了苏联和东欧的巨大变化。但新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的主导地位实际上正在动摇。在美国，特朗普利用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争取白人工人选民；欧洲各国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政党先后执政。比如意大利的五星运动主张发放全民基本收入（政府给所有人一笔少量补贴，失业者适当追加）。现在左右翼民粹主义有形成联盟的趋势。

关于民主社会主义

张顺宏[5]认为，关于民主社会主义，它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人民民主。一是它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当然就不能搞人民当家作主。二是它主张多党制，不能保证共产党执政。第三，它主张私有制，当国家以私有制为主体，那么它的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都会掌控在富人的手里，所以资本家不反对民主社会主义。中国不能向这个方面走，要防止这种思潮对我们改革开放的影响。

英共网站最近有一篇文章指出：在意大利、德国、法国、奥地利、西班牙、荷兰这些具有强大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国家，由于近期推行新自由主义搞私有化，实行紧缩经济政策，影响了工人阶级的福利，社会民主党的吸引力和社会支持率正在降低，整个欧盟的社会民主主义基础正在被摧毁。

信息时代的全球权力分化

魏南枝认为，在世界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代，国家的模式之间的差异可能被缩小，国家间的冲突可能加大。例如随着信息革命的发展，人的权力的差异在不断扩大。这次Facebook数据泄露事件表明，多数人不但财产权利在萎缩，知情权、参与权也在萎缩。权力逐渐集中到掌握了资本和信息的一小部分人手中，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中产阶级的地位在下降甚至被控制，其本质是再度出现少部分人的贵族化和大部分人的被奴隶化。

欧洲目前的困境和对中国的参考价值

欧洲当前面临的困境

欧盟内部正面临种种麻烦：如欧债问题、难民问题，欧元区内各国经济实力差距拉大以及福利制度面临危机，此起彼伏的社会动荡等。

白钢[6]指出，从资本的角度看，欧洲最强有力的、能够左右欧洲命运的资本集团，是金融集团、资源集团和制造业集团。这和欧洲200年前的格局没有太多变化，它的互联网集团及相关的金融集团发展迟缓。这决定了它的产业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几乎不可逆地被边缘化。美国在信息领域的资本集团的力量则始终在增长，其制造业虽在衰落，但这不意味着其本地大公司总部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会自然衰落。

在社会层面，欧洲现有的社会共识和文化共识与其多元主义的精巧结合，形成了它的话语优势和持续的文化影响力。但另一方面，它的社会共识尽管在精英层仍有高度认同，但在民众中，这一共识在不断地被弱化甚至瓦解，这和美国的情况类似。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欧洲愈益严重的“伊斯兰化”问题，这个问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在政教分离的欧洲，宗教是其社会共识的重要部分，而这一共识正在受到挑战。

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文明的发展，主导力量的转换是此起彼伏的。观察欧洲问题，要在新旧世界体系交替这样一个大历史格局中，分析欧洲现在的状况，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以及其中所呈现的意义。

这个历史背景不仅仅是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动摇和失效。在罗马帝国崩溃后的1000多年，西方文明相对于东方处于落后地位，处于相对边缘地位。16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酝酿、成熟，进行了一次世界趋势意义上的大逆转，上升为世界主导性力量，构筑了以它为核心的新的世界体系，以及相应的世界历史的表述体系。而现在又一次到了大的转变的节点，可以说这是东西方格局的决定性的逆转。

欧洲经验对中国的参考价值

欧洲是16世纪以来世界体系规则的制订者和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尽管它在世界舞台的地位被边缘化，但它几百年的知识积累，它的教养和历史智慧，以及对特定领域规则的深刻理解，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例如，从已有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并形成一个正确的世界历史叙事和视野、带有普遍意义的价值体系以及表述体系，这是欧洲过去500年对于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产生的。当代中国在经济实力上已经很强大，但与已有的话语权则显得高度不匹配——“有理说不出，说了没人信”。要在话语权方面实现超越需要更长的时间。现在中国解释自己的历史还是沿用西方话语体系，未来要做的，不仅是用自己的话语解释自己的历史，而且要解释包括欧洲在内的各个国家、民族、人民的历史。

中国模式与欧美模式的根本区别

经过百年奋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没有走西方国家对外扩张的老路，依靠本国人民团结奋斗，走独立自主的建设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张顺洪指出，中国和欧美国家的区别是根本制度的区别。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欧美国家一般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共产党执政与多党合作、人民当家作主，欧美国家基本上是资本主义两党（多党）轮流执政、本质是富人当家作主；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欧美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有制占主体地位（个别国家公有制成分高一些）。在经济政策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更具有规划性和连续性，这是我们很大的优势。   

欧美资产阶级对维护现有制度有很高自觉性，制度的稳定因素较强。欧美经济是高度竞争性的，这使资本主义能保持较强的经济活力，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更新。维护性和竞争性是资本主义得以生存发展的两大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产生了一些富人，他们中有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也有人不认同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贯彻统一战线方针，把社会各阶层团结在党的周围，但必须处理好人民当家作主与统一战线的关系，这是一个大问题。

模式比较和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

“修昔底德陷阱”是遏制中国崛起的话语陷阱

章永乐[7]指出，100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既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利益之争，也涉及到模式与道路之争。不同的历史条件以及资本主义固有的发展不平衡，在欧洲产生出了不同的模式与道路，也相应地出现了不同的话语表达。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意即崛起的强权挑战守成霸权，将可能引发激烈对抗。他在论证中就是用德国挑战英国作为例证。今天有一批西方学者把中国比作德国，把美国比作英国；并牵强附会地论证，说美国是英国模式的继承者，中国是德国模式的继承者，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注定要失败。

今天西方人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企图将中国比作20世纪初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形象，即一个威权主义的、重商主义的，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形象；与之相对立的则是崇尚自由贸易、自由民主的形象。但最近特朗普发起了贸易战，美国的自由贸易形象正在破灭。他们会更多地把话语转向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批判，煽动人们对所谓“威权主义”的恐惧感。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渐强盛，西方人无法在经济层面攻击中国，就会更多地在政治方面对中国进行攻击。

中国和西方模式比较：摆脱“趋同论”

王绍光[8]指出，欧洲人的意识中有种倾向，跟我们提倡的“和而不同”相反，可称作“同而后和”。你先要跟我差不多，然后才能跟你“和”。所以欧洲学术界会提出“趋同”这一命题。按照他们的眼光，欧洲工业革命前的世界，所有民族大体处于同样的低生产力水平，欧美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拉大了和落后国家的距离，形成世界的“大分流”。二战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衰落，世界再次向新自由主义趋同，所以有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世界趋同”说得到国内自由派的响应，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全部归功于学习欧美模式。但随着当代中国和东方的崛起，欧洲人自己也在困惑，是否自己的模式和理论出了问题。

了解了西方人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我们应该能形成一种有说服力的理论表达：我们不否定西方人的发展理论，但我们的理论也能解释得通。习近平最近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提倡“和而不同”，这非常重要，人类还有不同于西方的多种发展模式。这样就可以和“趋同-分流”的话语体系区分。这是我们做欧美模式比较和西方与中国模式比较的意义所在。

对不同模式的评价要有历史的视野

王湘穗[9]认为，所谓模式，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在其上产生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不同的模式走到今天，有其具体的基础和历史演变轨迹，它也将不断地发展变化。

评价不同模式成功或不成功的标准，不应抽象地对之进行肯定或否定，关键在于这个模式是否适用于特定国家（民族）当时的环境和历史演变趋势。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最大的成功是把全世界大部分资源为自己所用，但如果从全世界70亿人的角度看，那个模式就没有合理性。

道路自信肯定要遇到道路孰优孰劣之争的问题。比如一些人认为中国模式不合理，只有跟西方接轨才有出路。但争论不能仅凭直觉观察，各国今天的制度都是经历了长期历史的发展演变，所谓合理就是和今天的情况相适宜。西方不同主导性模式的交替不过百年，你对它评价用什么时间尺度也是问题。有人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评价高，但莱茵模式至少适应德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未来如何发展还不好定论。

所以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不是要替代或颠覆哪一类模式。我们主张“和而不同”的合理性。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比如中国可耕地面积和水资源相当于全球的7％，却养活了占全球19%人口。中国的发展模式可能更与人类长远发展利益相符。中国模式的长久竞争力就体现在这里。

（编辑  苏歌）

2018年3月18日，普京毫无悬念地高票当选俄联邦总统，开启了自己的第四任总统任期。自2000年首次当选总统之后，普京虽曾于2008年至2012年担任总理，但始终是俄罗斯实际的“当家人”。他一直将缔造强大的俄罗斯作为追求目标，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屡遭重大挑战与挫折，却百折不挠、愈战愈勇，逐渐摸索出较为成熟的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方法，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效果。在未来至少6年的执政期内，普京将领导俄罗斯沿着既定方向前行，其内外政策走向因此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

坚持中央集权，完善发展模式

普京彻底放弃了叶利钦的全盘西化战略，开辟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逐步建立以“中央集权、国家主义、主权民主、民族精神、市场经济、依法治国”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

“中央集权”主要表现为加强中央垂直权力体系。俄罗斯历史上从未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民主制度，民众一向崇尚权威，拥戴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全盘复制的西方民主制度导致水土不服，产生严重后果：中央政府几近沦为资本寡头势力的傀儡；车臣分裂势力严重威胁国家安全；议会党派林立、相互倾轧，制约政府施政；地方势力坐大，联邦主体各行其是，不向中央缴税，甚至制定出与宪法相抵触的地方法律。普京就任总统伊始，俄罗斯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社会混乱、主权受损、民心思定。残酷的现实深深教育了普京这名曾经的民主派精英，使他下决心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普京以坚定的意志和强有力的手腕整顿秩序，控制军队、警察等强力部门，加大对立法和司法系统的影响，并借其整肃寡头势力，铲除分裂势力，打击地方势力。普京通过出台《政党法》、推动党派重组等方法理顺了党派之间、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在全国划分联邦区和派驻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废除与中央法律不符的地方法。经过整顿，越来越多的政治势力聚集在普京周围，实现了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稳定与统一。总统是中央垂直权力体系的中枢。普京组织亲信和国外公关专家组成公关团队，组织理论家研究“主权民主”等重要思想理论，扶植“纳什”、“青年禁卫军”等青年政治组织，极大地巩固了个人声望。

“国家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政治上主要表现为总统集权制和行政权力体系的加强，经济上主要表现为“国家资本主义”，即确保经济主权，政府一方面保持强大的国民经济调控能力和对战略性产业、资源和企业的管控能力，另一方面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推动经济增长，利用财税等经济杠杆使经济增长成果惠及民众。“国家主义”的要旨在于以国家总体利益为取向，发挥总统和中央政府的核心领导作用，避免国内资本势力和国际垄断资本势力坐大干政。

    “主权民主”强调不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不能简单化地评价人权，应尊重人民的文化传统和集体意识与诉求，保证国家安全与民生改善，使政府更加高效、廉洁和亲民。普京将“可控民主”视为主权民主的支柱，力求按照西式民主制度的游戏规则制衡反对派。他创建了俄第一大党——统一俄罗斯党，还创建和领导着俄最大的超党派政治联盟——“人民战线—为了俄罗斯”。普京推动俄罗斯生活党、祖国党和退休者党合并为公正俄罗斯党，使其成为“务实的反对党”和普京政权的支持力量，与同为左翼政党的俄联邦共产党争夺政治影响力和选票。普京对俄共还采取了拉拢措施，而具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则被驯化。公正俄罗斯党、俄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等主要政党虽然时常批评政府，但是与政府保持着默契，并且在很多治国理念上与政府相通，可被视为建设性的反对党。真正与政府水火不容的只有右翼事业党等力量弱小党派，而其在国内政治中已被边缘化，并遭到政府的严格管控。普京推行“可控民主”的主要举措还有：对地方适当放权，恢复地方行政长官直选；降低立法机构准入门槛，放宽政党注册登记限制；设立“非营利组织基金”，用资助方式使非营利组织为我所用；建立政府要员与反对派代表的对话渠道，给予反对派理性建言的机会。在确保可控性的前提下，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恢复了复合式方式，一半议员名额由跨进杜马门槛的政党按比例分配，另一半由单席位选举产生。这使杜马具有代表性。

“民族精神”是指宏扬民族文化传统，加强民族凝聚力，强化国家认同，用爱国主义的旗帜凝聚人心。俄罗斯在历史上取得历次辉煌都离不开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滋养。普京重视东正教传统在塑造民族精神中的作用，试图以东正教强化俄罗斯的民族特性，培养俄罗斯民众的集体主义精神，为民众承受压力和迎接挑战提供支撑。普京凝聚民族精神的举措为其所开创的发展模式注入了精神内核，也使其成为深得民心的精神之父。

 “依法治国”是指完善国家法律体系，通过法律规范政府和政治团体的行为。普京出身法学专业，对“依法治国”理解深刻、运用娴熟。普京获得了主要党派的支持，间接控制了国家立法机构，通过相关立法为政府施政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武器。例如，政府可依据《叛国罪法》、《网络黑名单法》、《非营利组织法》、“外国代理人法”等约束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行为，依据《禁止国家官员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拥有海外资产法》等立法反腐败。“依法治国”使俄罗斯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帮助普京对政治生态进行软控制和提高政治文明水平，有力打击了敌对势力将他妖魔化为“独裁者”的图谋。

 “市场经济”是在“国家主义”范畴下的可控市场经济。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同时，政府对市场进行管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规避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外资垄断、价格和技术垄断、分配不公等弊端。普京推行的“市场经济”力求公平和效率兼顾，同时满足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的双重需求，社会各阶层都能接受，社会矛盾亦得到缓解。普京加强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整顿和加强国家财税体系，恢复对战略性产业、资源和企业的控制，建立稳定基金（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促进民生建设。普京严厉打击贪污腐败和渎职行为，惩治违法政府官员，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为政府更好履职以及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经过治理，俄罗斯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市场活力得到加强。

在普京的治理下，俄罗斯政治和社会较为稳定，国民经济在2000年之后出现多年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持续上升。2007年俄罗斯名义GDP达到1.25万亿美元，上升到世界第七位。2014年之后，俄罗斯遭受了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和西方经济制裁双重打击，但俄罗斯的发展模式显示出惊人的抗压能力，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依然保持稳定，普京个人威望居高不下。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等问题上赢得了主动的同时，还改善了国民经济结构，并在2017年实现恢复性增长，成为世界武器出口、能源出口、粮食出口大国。当然，普京的发展模式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官僚主义、腐败等问题的根子尚在，市场仍缺少活力。在外部压力得到有效缓解的情况下，普京有可能在下一任期内加大改革力度，在不触及发展模式总体框架的情况下不断对其进行完善，着力培养具有专业背景和国际化视野的年轻人，并逐步用其替换政府高层的老战友。

巩固大国地位  平衡对外政策

    俄罗斯大国意识与爱国传统和东正教救世情怀密不可分，早已融入民族血液。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力衰落，曾一度沦落为西方的“小伙伴”和二流国家，民众饱受屈辱，奋发图强成为民族心声。普京顺应民意，执政之初便强调：“俄罗斯惟一现实的选择是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

普京确立了成为未来多极化世界重要一极的战略目标，凸显出维护国家利益和大国地位的坚定性、灵活性、战略性、全局性，彰显出战略胆识、坚强意志与高超艺术，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一是加强武装力量的建设。军人找回了久违的荣誉感，民众重新树立起自信，而普京作为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的领导人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小觑的领袖。二是强化对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将独联体打造为俄罗斯确立世界强国地位的战略依托。普京努力通过加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组合的作用增加独联体国家在安全和经济等方面对俄罗斯的倚重，通过发挥俄族居民、俄语以及文化交流的作用增加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的认同。三是面对西方的打压与遏制以斗争求生存，以博弈求合作，大胆使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权力，利用能源武器制约欧洲采取反俄政策，广泛介入国际事务和热点问题，迫使西方在叙利亚、伊核、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反恐等问题上不得不与俄合作。普京重视与西方国家争夺国际话语权，创新和传播“主权民主”等有别于西方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打造“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等外宣旗舰，通过多元化的方法和手段塑造俄世界大国形象和自身大国领袖形象。四是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共同面对挑战和赢得发展机遇。普京非常重视上海合作组织、东盟、金砖国家机制，以及与中国等新兴大国和伊朗、委内瑞拉等能源大国的合作。

普京总统执政初期也曾推行亲西方外交政策，试图通过支持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赢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认同和接纳，从而赢取世界大国地位。俄美关系曾一度步入又一个“蜜月期”。2002年5月14日，北约19个成员国外长和俄罗斯外长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了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会议，通过了建立新型关系的文件，以新建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取代“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以平等合作的“20机制”取代“19+1机制”，并在军控、打击恐怖主义、处理地区危机等领域以“平等的伙伴关系”进行合作。

然而，俄罗斯与西方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俄罗斯政权不受制于国际垄断资本。国际垄断资本为征服俄罗斯，必须削弱俄罗斯中央权力，弱化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甚至肢解俄罗斯，具体表现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2004年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中实行双重标准，无端指责俄罗斯的反恐行动，并不断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策动“颜色革命”，同时继续推动北约东扩。俄罗斯《政治杂志》主编彼得·阿科波夫指出，“俄罗斯对抗的并不是美国本身，而是超国家的世界精英通过美国实施的全球化政策。”[1] 普京融入西方的尝试不得不以失败告终。普京总统曾深有感触地说道，“俄罗斯从未是八国集团完整意义上的成员。比方说，外长会议仍旧是过去七国集团的形式，是没有俄罗斯的。”[2]

乌克兰事件爆发后，普京果断地将克里米亚收入囊中，利用东部乌克兰亲俄势力牵制乌克兰政府和欧盟。同时，军事介入叙利亚战争，保住了阿萨德政权以及本国在叙利亚安全利益，并有力地打击了“伊斯兰国”，缔造出新国际反恐统一战线。美国因此恼羞成怒，对俄强硬成为美国的“政治正确”。在美国压力下，欧洲国家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可以预见，普京任期内俄美关系不会发生实质性好转，激烈博弈将成为常态。俄罗斯与欧盟在能源、安全等领域有很多共同利益，都有改善关系的内在需求。但受美国因素制约，俄欧关系将在曲折和反复中艰难前行。

普京意识到，一味谋求融入西方不会被西方接纳，反而会使自己陷入被动局面。只有加大开拓东方的力度，才能赢得与西方开展博弈的筹码，并充分利用自身地跨欧亚大陆的地缘经济优势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世界性力量与发展潜力正在分散化，向亚太地区转移”，俄罗斯需要搭乘亚太发展快车，抓住亚洲发展机遇。普京开始致力于构建有别于美国主导的单极全球化的多极世界，打造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欧亚大陆联盟体系”，以大陆文明抗衡海洋文明，从而解决俄罗斯作为大陆国家的地缘安全问题。因此，俄罗斯逐步加大了融入亚太的力度，奉行东西方相对均衡的对外战略，通过加强中俄战略协作和推动欧亚大陆一体化强化大国地位。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指出，“在21世纪，拥有3/4亚洲领土却什么事也不好好地做——这不是错误，而是犯罪。但我们的向东转不会很快或一帆风顺。必须改变观念，习惯俄罗斯既是亚洲国家也是欧洲国家的思维。”[3]

俄罗斯融入亚洲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在东北亚方向，俄罗斯加大了开发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的力度，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优惠政策，设立了远东发展部，在远东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经济特区和自由港。在东南亚方向，俄罗斯加强与越南的关系，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建立自贸区，积极发展与东盟的关系，于2016年在索契召开了俄罗斯与东盟国家领导人“10+1”峰会。在南亚方向，俄罗斯积极与印度发展关系，促成印度加入上合组织，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印度开展自贸区谈判。

发展中俄关系，强化战略协作

历史经验表明，中俄和则两利、斗则两败。苏联解体后，中俄在战略方面的共同点或共通点不断增加：第一，战略处境相似。两国同处欧亚大陆，同为新兴大国、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国家、非西方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战略处境的广泛相似性决定了战略利益的广泛相近性，为两国加强战略协作提供了重要的国家利益基础。第二，战略理念相同。两国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建立平等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改造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以及打击“三股势力”、解决热点问题等方面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主张。第三，战略优势互补。中俄虽为邻国，但战略重心分别位于亚洲和欧洲，便于形成跨欧亚大陆战略协作。中俄在经济和安全方面各有侧重，能够形成互补关系，两国经济互补性亦非常明显。第四，战略协作机制完善。中俄已建立保障两国关系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各种协调机制，既包括增进互信、消除分歧的机制，也包括促进合作、协调行动的机制。其中作用最为突出的是：两国元首会晤机制、政府总理及各部门领导会晤机制、军事安全主管部门间的战略磋商与安全磋商机制、政府各部门合作委员会机制、能源合作谈判代表机制，以及议会、政党合作机制，公共外交机制，等等。

正是基于以上因素，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中俄关系始终顺利发展，这在两国关系历史上以及各自与其他世界大国关系中都非常少见。即使在最亲西方的叶利钦当政时期，中俄也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彻底解决了边界问题。普京总统对华同样非常友好，致力于发展中俄关系。就在俄罗斯与西方因为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而剑拔弩张之时，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并在俄罗斯受西方制裁的情况下大力开展对俄经贸合作，使普京更为深刻地感受到中俄关系的重要性。在短期内与西方缓和关系无望以及俄罗斯对外战略“向东转”的情况下，普京对加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寄予厚望，不断出台推动中俄战略协作的重大举措。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苏—35战机和S400防空系统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为中资进入油气等战略资源领域龙头企业打开大门，与中国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从而表达了对“一带一路”国际倡议的支持以及对中国进入被俄视为“后院”的中亚地区的认可。俄罗斯政府不断加强对中国和中俄关系的宣传，迅速增加了俄社会对华好感。“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民调结果显示，多数俄罗斯公民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对俄最友好的国家。在同俄罗斯拥有最友好和亲近关系的国家排名调查中，选择中国的受访者从2014年的54%上升至2017年的62%。受访者最看重中国在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48%受访者表示，同中国的合作对俄罗斯经济最重要；22%的受访者认为，俄中两国人民共同点最多，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达成互相理解。”[4]

普京总统必然在未来任期中继续致力于发展中俄关系，重点在以下方面深化中俄战略协作:首先，共同致力于推动多极世界格局的早日形成，更好地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完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其次，构建欧亚大陆新秩序，在支持“一带一路”国际倡议的同时，将加强与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框架下的战略协作，继续推动“大欧亚伙伴关系”，推动欧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稳定和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完善地区安全治理体系。中俄在阿富汗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合作将不断深化。最后，与中国在能源、金融、军工、高科技、信息、基础设施等影响地区乃至世界经济格局的关键经济领域加强战略合作。

综合判断，普京在未来总统任期中将面临经济增长乏力、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持续紧张等重大考验，但也拥有油气价格平稳回升、经济结构不断改善、国内政局稳定、与亚洲国家合作不断深化等有利条件。正所谓“上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同时也为你打开一扇窗”。作为执政经验丰富且在拥有崇高声望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普京将引领俄罗斯这艘巨轮朝着既定方向坚定地开启新的航程。

                                              (编辑  杨利红)

2018年1月底，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强调中国和俄罗斯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结合2017年12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先后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可清晰感知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发生了重大变化，需引起高度警惕，防患于未然。

美战略竞争矛头直接转向应对中国和俄罗斯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其高举“美国优先”大旗，称中国和俄罗斯是“修正主义”强权，在世界范围内搞“修正主义”，力图共同改变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中国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并未按美国期望融入世界，反而成为有能力另立规则的“强权”；中国在与美国开展政治、经济、军事、网络、科技等方面竞争，导致战略失衡；中国通过不公平互惠、不讲规则的重商主义、掠夺性及腐败的方式在全球侵蚀美国的经济利益。报告提出美国要“提升竞争意识，应对这一挑战。”

《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更明确表示，“国家间战略竞争，而非反恐，是美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关切”，美国防部长马蒂斯使用“大国竞争”来解释这个概念。报告进一步指出，中俄这两个“修正主义”强权企图以“集权模式”来塑造世界，谋求“对他国经济、外交、安全决策的否决权”；中俄在享受现存国际体系好处的同时，谋求削弱国际秩序的“原则和规则”；中国正综合运用军事、影响力和掠夺性经济手段胁迫邻国，在印太地区“营造于其有利的秩序”；中国的近期目标是“谋求在印太地区称霸”，长远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权”。为此，报告确定了11项任务，践行“以实力求和平”原则，要求持续增加国防投入，建立“更加致命的武装力量”，提升美在陆海空天和网络空间等军事领域的竞争力，实现核武库现代化。同时，强化和扩大盟国体系，并为提升作战能力对国防部进行改革，进而达到“扩展竞争空间”，在美强敌弱的领域“主动对竞争对手发起挑战”的目的。

特朗普政府一再强调的国家安全主题，凸显强烈的地缘战略竞争意识，不仅将中俄并列为美在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力和价值观层面的头号竞争对手，而且把中国列在首位，言辞尖利，这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几十年历史上实为罕见。

美国战略定型，中国是首要战略竞争者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是世界少有的制造业门类齐全的国家。近几年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等一大批沿线经济建设项目有序推进，不仅有利于打通中国与俄罗斯、中亚、西亚、中东乃至欧洲的路上通道，也将使经东南亚、南亚到欧洲和非洲的海上通道联接更加紧密，进而推动地缘政治与经济重心东移，带动欧亚大陆、印太弧形海洋边缘地带和非洲板块联动。此一进程势必促进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亚欧大国深度互动合作，2010年以来，我国已连续8年保持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地位；过去10年，中俄关系发展迅速，两国元首每年多次会晤，战略互动频繁。

近年来，美政府及战略界对中国崛起的影响倍加关注，焦虑感明显上升，只是受反恐战争影响，始终未能将主要关注点扭转过来。奥巴马政府试图“重返亚太”并营造TPP，主要目的即是对冲中国崛起带来的巨大影响。

特朗普上台后，谋求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落实“美国优先”口号，重新评估国家安全战略，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应对中俄拉近，特别是中国崛起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挑战。过去一年，特朗普处理对华关系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与中国高层接触，深入摸底。2017年4月邀请习近平主席赴海湖庄园会晤，同年11月来华访问，详细了解我国治国方针和全球治理观念；二是与中国建立政治安全、经济贸易、执法与网络安全、人文交流等四个领域对话机制，在工作层面评估我国政策趋向及影响。另一方面，着重就朝核、经贸、南海、网络安全等美国关切的问题对中国施压，从战略层面对我边接触、边评估、边定位，而战略竞争始终是对华战略焦点。

2001年小布什上台初期，曾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但此概念很快被“911事件”和美国反恐战争淡化。现在特朗普在访华后旧话重提，显示出美认为已摸清我底数，即：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仅不会改变，而且随着建设“一带一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模式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将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产生巨大冲击。事实上，美《国防战略报告》草稿中就曾有“世界上不存在‘全球共同体’”的说法，显见美国致力于与中国战略竞争是特朗普政府对华评估的结论性看法和对策。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影响力在抬头

特朗普靠民粹主义上台，始终未摆平共和党大佬们，与民主党争斗更趋白热化，新年伊始竟闹到政府关门的地步；当初辅佐特朗普的弗林、普里伯斯、班农等相继离去，受“通俄门”影响，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倚重的女婿库什纳也将离开白宫；迄今，特朗普未搞好与主流媒体的关系，主流媒体抓住“通俄门”不放，暗示特朗普“精神不正常”。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仅39%，是执政满一年后最不得民心的总统。

鉴此，特朗普虽通过减税法案，使美国经济发展保持了3%的增长，失业率下降，初步夯实经济基础，但“特朗普革命”的政治基础弱化，使其在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更多地受到体制内保守强硬势力的影响。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马斯特是现役中将，主持对美国家安全战略的评估。他长期主张对华强硬，认为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是“以损害美国及他国利益的方式扩张领土”，指责中国以网络攻击、信息战和经济手段“削弱二战后的地区经济秩序”；负责战略的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纳迪娅·谢德洛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主要撰写人，她是苏解体后美国防部首个主管乌克兰事务的官员。其在进入白宫之前就以“欢迎竞争”为题，大声疾呼美外交、外援、发展、法治等各个领域都应做好准备，“主动塑造”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竞争；美国防部长马蒂斯是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从事安全战略研究时，就呼吁对中国在南海“以强凌弱”的行径采取“反制措施”，称中、俄、伊正以“毁灭他国主权方式来满足自己的主权要求”，这与美国防战略报告的主题完全一致；最近，主张发展对台关系的美国2049项目研究所所长薛瑞福重回国防部，任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其长期在幕后推动美台关系，表示美要“准备好在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中占上风”。这批官员长期任职国防领域，或从事国家安全战略研究，经历过“冷战”，政治上明确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长期参与大国竞争讨论，尤其对中国崛起和中俄关系发展保持高度警惕；笃信现实主义地缘政治学说，赞成推进以美为首的盟国体系对我进行牵掣。胡佛研究所是老牌的保守派战略研究大本营，2049项目研究所更是针对中国特别定制的研究机构。近期，特朗普的新年度预算拟进一步增加军费，有评论说这是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胜利”，也预示着“军事优先”是“美国优先”的重要支柱。

中国发展面临美国全方位压力

美苏“冷战”的战略竞争离中国并不遥远，当时美国倾国力与苏联展开军备竞赛，辅之以意识形态竞争，苏联最终被拖垮解体，美国赢得“冷战”。中国经过40年改革开放，国力和影响力显著提升。现在特朗普政府打出“战略竞争”这张牌，美国显现出要倾国之力与我进行冷战式的全方位战略博弈趋向。近期看，美在三个方面将对我加大压力。

其一，加大国防投入，谋求以绝对军事、技术优势遏止中国崛起势头。美国2018年度国防授权法案通过的军事预算已达7000亿美元，据传特朗普拟提出的2019年度国防预算将进一步增长。这些经费将被用来整合美军联合作战能力，提升军事技术水平，以压制中俄并打赢反恐战争。考虑到我国与美国人均GDP之比约为1:6，美国进一步加大军事投入仍有相当潜力。可以预见，美将刻意营造“冷战”军备竞赛氛围，谋求拉大与我军事技术差距，强化对我技术封锁，干扰我国防发展，进而迫使中国卷入军备竞赛。

其二，着眼经贸领域打击限制，削弱中国长期发展的基础。美将中国定位为“掠夺性的计划经济”，谋求通过调查、制裁、罚款等手段惩罚中国“不公平”贸易和“窃取”知识产权行为，并以国家安全为由，阻碍中国企业投资美国信息产业和相关实体经济。随着战略竞争升级，中美正常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有可能受到愈加明显的阻碍，“压舱石”晃动会加大。最近特朗普对TPP态度放缓，也预示着美不会放过在经济合作领域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任何机会。

其三，加大地缘政治压力，压缩中国发展战略空间。一是加强美国单边军事存在。美海外军事力量的近60%在印太地区，近期美太平洋舰队第三和第七舰队互动频繁，已将第三舰队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载有F35B隐形战机的黄蜂号两栖攻击舰派到西太平洋巡航，补充第七舰队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的不足，两舰队联合发力渐成常态。同时美还在日本岩国基地部署大量F35B隐形战机。二是夯实盟友，扩大伙伴关系。以朝核问题为由，打开对日军事管控的“瓶盖”，售日F35A隐形战机；鼓励日、澳参与南海巡航；与越南就使用岘港达成意向性协议；谋求推进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特别是将印太结合部的印度作为重要战略抓手，强化防务合作。三是有意让台湾问题浮出水面，谋求强化人员往来和军事关系，为制衡中国留一手。美遏制我崛起势头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威胁中国战略通道安全的意图不言自明。

保持战略定力，全力推进中国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已为中国未来发展确定目标，指明方向。中国着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将把“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重要国策推进。面对美全面战略竞争态势，中国需冷静观察，不为所动，砥砺前行，谋势而为。

其一，保持战略定力，仔细观察美内外动向。一看特朗普政治掌控能力。目前特朗普政府体制内精英影响力提升，安全、外交、财政团队运作越来越默契，共同推进“美国优先”战略；但两党矛盾的激化、“通俄门”案件、中期选举将考验特朗普的政治掌控力。二看美经济发展趋向。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初见成效，逐渐向好的趋势发展。苹果、埃克森、克莱斯勒等美大企业纷纷将境外资金和实体移回美国。今后美还将投入1.5万亿美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近期美刻意压低美元汇率，对我外贸影响将逐渐显现，30年前的日本“广场协议”效应亦应引起高度警惕。三看美盟国支持力度。美强化与我战略竞争，虽财力及反恐有力不从心之处，但强军方向已明，并获国会支持。然而，盟国及伙伴国能否给力并不确定，在印太地区，潜在的盟友如印度历来在战略上“脚踩两支船”，美传统盟友和伙伴国对与中国竞争亦各有算盘。

其二，坚持中国既定方针不动摇，集中精力谋改革发展，要义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坚持国家发展既定目标绝不能出现丝毫动摇，国防建设要为保卫国家发展利益保驾护航，按自己的需要和节奏加大投入，争取在关键点上实现突破，但应坚决避免像苏联那样卷入军备竞赛。

其三，排除干扰，以合作共赢精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地缘风险和经济压力很大，对此不应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应充分调动国内各方积极性，有重点地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用好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规范落地，强化监管，争取尽早取得有说服力的早期收获。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吸引美及盟国企业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高对其政府的吸引力。外交、军队、经济、情报等部门应强化部门间协作，将美制造地缘压力的影响降到最低。

其四，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新一轮全球化大势，拉高美国战略竞争成本。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我国要像重视经济建设一样，运用综合实力推动共同体建设，强化文化软实力，“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发展到哪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应在哪里落地，辅之以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和扶贫、慈善事业，推进与沿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理念融合，推动形成全球治理新时代的大势。届时，美国所谓“有原则现实主义”的战略竞争理念将在这个大势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落后且落伍，更难成气候。

                                              （编辑　迟晨光）

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不会复制所谓成功国家的模式及监管结构，也不适用西方经济理论中一般的市场风险论述。风险可计算，但不确定性植根于这些国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是无法定价计算的。

风险、不确定性以及社会进步

未来是不确定的，发达国家拥有很多工具来量化不确定性，并将之转化为已知的风险；通过计算多类事件的概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可预见性。发达国家还可以依靠社会机制来帮助其管理风险，如私人金融服务和保险经纪及政府福利项目等。但在发展中国家，类似的努力却屡屡受挫。复杂的经济理论将发展等同于资本积累，认为问题在于国家投资所需资本和可用资本之间的差额，即融资缺口；发展中国家无法聚集足够的资金来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许多多边机构和双边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联合国开发署——对世界上饱受动乱和贫穷折磨的地区施以援助。然而过去50年，对贫穷地区上万亿美元的援助，也未能成功地消除一个国家内不同阶层的差距，或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结果事与愿违，在最富有和最贫穷的国家之间，财富差距居然达到历史高点。

资本短缺本身就是诸多其他因素的综合反映。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而言，不是解决资本短缺问题就可以缩小发展差距，也不能仅归因于不确定性和风险之间的差异。不确定性指难以明确认知的事件，而风险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估测。国家致富的要义在于如何将不确定性转化为风险（认知），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所以在经济绩效方面差距悬殊，根本原因在于后者缺乏能够有效管理风险的机制。其社会和政治制度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不确定性，如公共部门普遍管理不善使个体无法充分运用自身的技能和资本从事有效的生产活动，再如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及商业保险机制，来抵御基本的市场风险。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落后的风险管理推高了国际投资和增长的成本，并导致其资本受到系统性的低估。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难题就在于：那些能够制造风险的人正是现行制度的受益者，由他们建立机构促进经济增长无法解决根本性问题，而将改革失败归因于缺乏资本积累或国内体制僵化，则是容易的。

排斥的代价

20世纪90年代，投资者一度被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改革、放松管制、改良的政府及私有化的魔笛所吸引。到2004年，这些投资者仍不明白，为什么该地区再次被列为金融灾难的火山口。经常光顾世界金融急诊室的拉丁美洲似乎没有得到根治。难怪像阿根廷和巴西这样久病不愈的国家开始怀疑，旨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的自由主义+财政紧缩的药方是否真的对症。20世纪90年代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政治领袖和政党已经告别了舞台。尝试了10多年的自由经济政策会不会被放弃？尽管拉美地区领导人接受了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高风险市场激活政策，但他们没有能力将市场风险分散到那些有能力承担的人的头上。

“金融医生”们似乎忽略了该地区脆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致使患者对药方产生了不良反应；大多数拉美国家的贫富差距仍居世界前位。几乎所有的已知数据都表明，除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以外，拉丁美洲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发展中地区。当地前10%的富人占据着48%的财富，当地富人和穷人的生活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唯独对政府的高度不信任是一致的。

在缺少共同参与的社会，自由主义政策获得的支持微乎其微，在贸易、教育、税收和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的政治共识也十分有限。由于政策改革对各经济阶层的影响截然不同，经济纲领在不同政党之间大幅摇摆，财政问题悬而未决。收入不平等引发的社会矛盾增加了改革事后逆转的可能。飞涨的犯罪率和人们对主流机构及其代表的蔑视凸显了社会的不稳定。

拉美地区经济自由主义的表现暴露了政府能力的不足。为吸引国际投资，政府出台了减少赤字、稳定汇率、建立金融市场、扩大贸易开放、放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等措施，并进行了广泛的私有化改革。但在成功吸引大量投资后，政府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如健康、教育、通信、交通基础设施。产权保护、对公共产品基本需求的满足、基础设施建设，法律系统的完善和制度建设等也没有得到重视。虽然宏观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政府失灵使投资对发展的推动作用大打折扣，并未让所有社会阶层受益。

在遭遇经济衰退的威胁时，国家统治者通常愿意将经济政策制定工作交给技术官僚。然而，那些为国际机构和私人投资者提供建议的经济学家没有考虑政府机构的基本诚信状况，而这对政策目标的实现是十分必要的。经济学家虽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达成了共识，却忽视了复杂的公共风险管理机制，而这恰恰是相应政策在发达国家获得成功的基础。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能让人们在遭受经济衰退冲击时获得相对的稳定，但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让广泛的社会安全网络和欠缺耐性的风险管理机构对该区域的政策建立信心。

没有相应的社会稳定性，就没有改革的社会基础。一些国家面临的社会冲突让人们对改革的动力和可持续性疑虑重重，最终导致资金从该地区流出，经济改革陷入混乱。因此，提高风险处置能力，让最易受到变革冲击的人群产生信任，对改革的推行尤为必要。而政府管理风险的前提，是取得民众对其公正处事的信任。

此起彼伏的危机

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制度缺陷、分配冲突、市场波动的戏码交替上演，而三者的联系在2001—2002年的巴西竞选中尤其突出。2002年，巴西经济面临崩溃的风险，人们对政策逆转的忧虑导致巴西金融市场出现恐慌情绪。左翼候选人路易斯·伊那西奥·卢拉·达席尔瓦的上任引发了货币政策的不确定，因为他的政策主张对此前的市场改革提出了挑战，可能导致政策的突然左倾。他称银行为“寄生虫”，称外国投资是“国际勒索”，发誓要“中断由偿还外债引起的大量资源外流”。对政策逆转的担忧导致巴西的投资环境一时萧瑟，资金外流，货币贬值。资本的迅速逃离是对卢拉在民意调查中初战告捷的当头一棒。预期巴西货币贬值的投资者纷纷抛售雷亚尔，不仅使其政纲的预期落空，还引发了失业和通胀的周期性风险。此前IMF在对巴西援助时只考虑了宏观经济问题，似乎认为政治策略与之毫无关联；援助的目的是提振投资者信心，使其相信外汇储备足以预防货币贬值。这些干预措施并未考虑政治因素，因而时常遭遇争议甚至否定。IMF的注资为政府提供了同债权人周旋的时间，而政治亲信则趁机以更优惠的汇率抽离资金。中央银行汇兑柜台上的“政治恩庇”激起了指控，称IMF的干预助长了资本的外逃，这与其初衷恰恰背道而驰，继而使之卷入了当地的政治纠纷。

20世纪90年代，拉美地区长达10年的市场改革没有为当地带来繁荣，也没有带来文明。尽管巴西作为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接受外国贷款和投资最多的国家，有潜力引领整个地区经济的增长，但巴西金融的不稳定却成为该地区灾难的象征。1994年市场改革家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当选巴西总统之后，市场信心曾经备受鼓舞，然而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却从29%上升至60%，同时巴西的人均收入年增长率仅为1.3%。虽然卡多佐和他的央行行长与财政部长在国际银行界成绩斐然，但他们筹集到的1400亿美元国际贷款仍然没有阻止巴西人民的生活水平陷入停滞。事实上，经济增长并没有推动制度的完善，在巴西普通民众的眼中，“未来会更美好”不过是一句虚言。卢拉对这些疑虑做出回应，称国家正在被“一群银行家的投机和贪婪”所洗劫；他认为自由化不过是一个骗局，当地企业向外国银行支付资金，却永远无法从其获得贷款。用卢拉的话说：“8年来，我们一直在推行私有化这个荒谬的体制，结果导致了国家76%的资产流失。”

巴西的债务会阻碍其增长前景吗？尽管经济学家倾向于将此作为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来考虑，但政治因素仍然举足轻重。高利率带来的不确定性会引起涉及分配问题的异议。巴西是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其债务承担能力也不免受此影响。进一步的经济紧缩将加剧社会的不平等，使经济改革威胁到政局的稳定。如果巴西人民能够达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政治共识，那么将可能得到国际贷款项目更多的支持。

巴西干涸的资本市场无力为当地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企业的贷款期限通常不足6个月，故此其难以在全球贸易中受益。由于本国资本不足，巴西的大型企业（主要是石油、电信和金融企业）通过在国际市场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这些债券的年利率通常高达21%～22%，期限为30个月。

短期融资成为家常便饭，这就违犯了“勿短贷长投”这一投资基本准则。疲于应付短期贷款的企业，其处理危机的能力往往不及能够获得长期贷款的企业。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最终严重失衡，同政府的遭遇如出一辙：当真正需要长期信贷时却背负着过多的短期债务。

利用国外贷款在国内开展业务，意味着企业需要承担另一项债务风险。为还贷而抛售雷亚尔换取美元，压低了巴西的汇率，本国货币的急速贬值又使债务偿还雪上加霜。随着企业抛售更多的雷亚尔来偿还外币债务，巴西陷入了汇率持续下跌、贷款成本日益提高的恶性循环。在巴西，出口仅占GDP的10%，而债务相对于出口的比率却高达400%；年度外债清偿相对于出口的比率为90%（约为亚洲新兴国家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在此背景下，以美元计价的私人部门债务进一步加深了巴西金融市场的脆弱性。

巴西国内资本匮乏的原因之一，是企业为了获得贷款必须与政府展开竞争。2001年，巴西财政部发行了2355亿美元债券，而企业同年从国际市场筹集到的资金只有209亿美元。投资者倾向于购买高收益、零风险的政府债券，而非私人部门的股票或债券。随着公共债务的增长，利率被推高至两位数，私人部门贷款成本不断攀升。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政府资产负债错配、金融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彼此关联，难以各个击破。财政扩张、信贷疲弱及金融部门的轻率行为，源于影响力、地位和财富不平等的政治环境，权贵主义和权力滥用也因此泛滥成灾。

资本市场的疲弱，限制了人口优势对拉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梅肯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关于98个国家创业融资情况的研究显示，智利排名第29位，巴拿马第34位，阿根廷第45位，秘鲁第50位，萨尔瓦多第54位，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第64位（并列），玻利维亚第67位，巴西第69位，危地马拉第70位。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巴拉圭排名垫底，分别位列第82、84、87、88和89位。拉美地区的资本市场尤其疲弱；（上市）企业数量占人口的比率仅为世界平均值的三分之一，IPO（首次公开募股）企业数量占人口的比率不及世界平均值的十分之一。

商业银行在拉美金融系统占据着主导地位。其行业集中度高，以大客户为主要贷款对象。该地区的消费信贷稀缺，股票市场规模有限且流动性差，借贷利差很高。2001年法律修改之前，墨西哥银行被禁止向小型企业或企业家个人提供贷款。由于缺乏抵押财产的评估方法，贷款水平始终处于低位。公司的规模和存续时间成为影响企业贷款的重要因素。历史悠久的公司通常更容易获得贷款，因为创新企业无法与之争锋。

成熟的企业不会受到新兴创业者的威胁，因为有能力挑战现状的新公司无法获得融资。但是，成熟企业所享受到的相对稳定是以牺牲就业增长和竞争力为代价的。作为该地区表现最好的国家，只有智利的银行对私人部门贷款超过了GDP的50%。在秘鲁和阿根廷，该比例约为20%。拉美地区的资本市场呈现出高度割裂的状态，中型企业的贷款利率为25%～40%，而小型企业的贷款利率高达60%。拉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之低与东亚企业形成了鲜明对比。据瑞银华宝公司（UBS Warburg）估计，拉美企业在2001年的净资产负债率仅为26%，而日本企业高达277%。韩国企业1998年的净资产负债率约为300%（极端情况为600%），2001年下降至198%。企业过度依赖银行进行债务融资，加之资本市场疲软、净资产负债率过低，造成了拉美市场的困境 ：为了偿还高利率贷款，企业被迫要求更高的回报率，否则就是在银行资产组合中注入了高风险项目。通常在稳定的资本市场能轻易促成的商业交易，在这里却难以成行。

在过去的30年里，拉美地区的宏观经济波动超过了其他任何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后期，该地区的年均通胀率接近1500%，而人均收入较80年代初却下降了10%。宏观经济的波动侵蚀了储蓄存款，也削弱了履行合同的承诺。遗憾的是，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潜在投资者都认为财政纪律同样存在变数，对政策逆转的担忧，增加了政府融资的成本。

由于拉美国家无法做到未雨绸缪，其财政政策调整呈现出“顺周期”的特征：各国财政部长通常在经济衰退时期削减支出，在经济繁荣时期增加开支而非储蓄。财政政策的制定本该以防止经济波动为目标，而他们却违背了稳健财政政策这一黄金法则。在拉美地区，唯独智利在经济繁荣时期采用了积极的反周期财政政策。顺周期财政的后果是，该地区在经济衰退时期大幅削减预算、降低财政赤字，医疗和教育支出往往首当其冲，这使得穷人的境况更糟，所造成的损失即使在经济回暖时期也难以挽回，这让该地区的贫困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脆弱的体制、不健全的法规和错位的激励机制交织，导致拉美地区难以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该地区的预算制定也缺乏透明度，对固定资产和动产产权的保护不力，对抵押贷款的法律保障也十分有限。

拉美地区法律系统运行不畅，征信系统建设乏力，即使对精英阶层也是如此，这阻碍了小型企业在当地的发展。该地区的法规十分复杂，执行前后不一，使企业难以获得合法地位。由于正规企业的设立程序太过烦琐，许多企业家开始采用灰色做法，而重返正规运营模式的可能性极低。过度的政府监管令企业的正式运营入不敷出，但非正规的运营又增加了企业外部融资的难度。因此，像巴西这样的国家拥有大量的小型家族企业，但他们鲜有机会成长为大中型企业。

负债累累的政府

虽然拉美地区公民有大量可供投资的储蓄，但私人部门仍然对资金饥渴难耐，因为公民储蓄存款被用于偿还政府债务了。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该地区四大资本市场中的三个），政府债务在总债务中占有很高的比重，智利在这方面仍然是一个例外。拉美地区的金融市场疲软，还表现在银行持有的中央政府债务不断增加。2003年，中央政府债务占（整个地区）银行总资产的比例为55%；在巴西，该比例为28%，墨西哥为22%，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为10%～15%。

共同基金本应包含投资于不同行业和企业的一揽子股票篮子。但在拉美地区，共同基金主要被用于投资政府债务。基金经理有时不得不出售优质资产以购买政府债券。阿根廷政府在获得贷款后甚至允许银行对储户违约。这种政策削弱了基金经理多元化投资组合的动力，从而背离了规范的金融理论。

由于政府大量借贷，私人部门被挤出了信贷市场，这让拉美地区的金融市场更加疲弱。银行成了政府风险的聚集地，强制人们以国际货币进行储蓄，以支持长期的财政赤字。其他投资渠道也因缺少相关制度支持而遭到封锁。例如，公司治理不善使得小股东权益受损，最终导致股市疲弱。在拉美地区，只有智利在股东权益保护方面表现突出，而其他国家的股权集中度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大多数拉美国家过度依赖银行系统，导致银行和整个金融部门唇亡齿寒。投资银行或券商不愿意充当做市商的主要原因，是畏惧市场波动。对于私人部门做市商而言，该地区的市场从未稳定过。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在大多数行业中，大型企业垄断力量限制了投资银行承销并购的能力。

不仅是金融部门，其他方面的制度缺陷在长达10年的宏观经济调整中都没有得到矫正。例如，预算和规则的制定普遍缺乏可预测性，对政府和私人部门账户的审计一再延误。宽松的监管环境不仅增加了银行倒闭的风险及社会成本，而且让一些利益集团及其政治赞助商有机可乘。

人们普遍认为，财政纪律的相对缺乏严重影响了拉美的金融市场。拉美地区巨大的收入差距撕裂了社会团结的纽带，使财政紧缩政策难以推行。

阿根廷的破产之路

在拉丁美洲历史上，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执政时期的经济改革势如破竹。1991年，阿根廷把未来押在了国际政策专家普遍认可的想法上，让阿根廷货币比索以1:1的比例与美元兑换。这个理念直接源于经济学中的现代金本位理论，对于月通胀率已经高达200%的阿根廷而言，这是控制通胀的有效手段。随着人们对比索的信心恢复，资金开始回流到银行，从而拉动了经济增长。各国银行纷纷在阿根廷设立分支机构。高回报率和有利的法律环境吸引了众多的外国投资者，促进了资本的流动。在高峰时期，阿根廷每月吸引的投资金额高达8亿美元。

将美元注入阿根廷银行的举措，让梅内姆受到了交口称赞。但他并未借此良机向前迈出关键的一步，既没有提高税收以偿还既有债务，也没有削减冗余的政府服务。相反，他扩大了政府项目，增加了政府工作岗位和补贴，而将财政状况置于不顾。梅内姆这位伟大的货币政策改革家培养了一批“影子员工”。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言，政府机构门庭若市，聚集着一大批好逸恶劳的求职者。经济的增长只是带动了政治赞助系统的扩张。尽管大型国有企业已经实行了私有化，电信、自来水、天然气、铁路、邮政及国家航空公司均已完成私有化，但政府工作岗位并没有减少，保持在200万个左右。《洛杉矶时报》称：“梅内姆拥有一只名为‘国家财政进步’的自主基金（ATNs），供示好的地方政府取用……事实上，后者会冠冕堂皇地申请ATN基金。虽然他们在理论上必须提交书面项目申请，但实际上并不入账。”

政治赞助在阿根廷已经根深蒂固。一轮紧缩政策刚让阿根廷恢复元气，紧接着就是一轮争取政治支持的交易，良好的信贷政策犹如昙花一现。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认为，根据人均GDP水平，阿根廷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即使在改革热情高涨之时，梅内姆也从未对阿根廷的公共部门进行整顿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或对高层行政人员的专权加以限制。梅内姆对消耗了政府预期收入40%的政治舞弊行为不闻不问，也从不打击权钱交易和行贿基金。私有化对加强竞争和提高效率收效甚微。虽然梅内姆政府初期的改革深入人心，但他们没有进一步争取选民和政治支持来推动艰巨而重要的改革，以加强公共治理，进而促进经济的平稳运行。

黑箱掩盖的狐狸尾巴

阿根廷2001年的剧烈崩溃令其变成了众矢之的。它所沾染的是拉美地区的通病，包括公共部门无节制的支出。整个地区巨额的预算赤字说明，巨额的公共开支普遍转换成私人的政治赞助（的回报）。政府机构编造的财政假象为这种模式的泛滥推波助澜，财政转移支付不透明暂时掩盖了长期的社会成本。权贵阶层恰好可以在不透明的机制中浑水摸鱼。政府对加强长期契约和金融风险管理的法律基础一直态度暧昧，但纸是包不住火的。

全球化并没有帮助该地区找到解决政治分歧的方案，相反，全球金融市场的开放让国内乖戾的政治激励变本加厉。由于国家很容易从海外市场获得贷款，各国政府因而不必做出艰难的财政决策。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的巨额赤字恰逢国际金融市场的准入放开期，该地区最强大的经济体得以轻易地在海外资本市场得到借贷，而无须对本国治理进行必要的改革。

社会分化的财政后果

推行等比代表制，使高度分化的社会团体支持多个政见分歧严重的党派，而后者是导致拉美地区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有倾向性的制度改革引起了分配冲突，为该地区的政治局势火上浇油。社会分化催生的不同党派大肆宣扬各自的意识形态，他们在解决财政政策问题上的冲突，导致经济盛衰交替，加剧了政策朝令夕改的风险。

同多数邻国一样，阿根廷存在严重的税收不公问题，这是新兴国家的流弊。国家很难征收直接税，一方面是因为富人阶层反对，另一方面是因为行政成本极高。同大多数贫穷国家一样，拉美国家政府主要依靠间接税，这通常意味着一种倒退，即将负担落在了穷人身上。这种间接税收是严重扭曲的，而且很难增加。

对系统性税务改革缺乏共识，是国家大规模举债的重要原因。因为和解决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相比，举债不费吹灰之力。达成政治共识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国家惨淡的财政状况，但金融市场向借款人（财政）收取风险保证金是应该先做的事情。金融市场的不成熟让许多公民无法为经济增长助力，也无法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这也是民粹主义长期存在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自由主义导致了持续的财富集中，进而削弱了政府推行公开市场政策的合法性。该地区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引发了暴动，而非促进了合作。该地区的国家需要重建社会基础乃至监管和行政体系，但现实是，该地区的改革却仅仅止步于宏观经济调整的层面。

拉美和东亚地区的对比

拉美经济学家在1995年为泛美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所做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指出，克服了拉美地区治理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几乎恰恰是“亚洲四小龙”取得成功的关键。例如，报告得出结论称，“鉴于拉美地区当下的公共行政能力，若推行统一的（官僚式的）系统管理、信息处理和及时决策，其复杂性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无论军阀、总统或近年来的部长，千方百计攀附地方强人或“领袖”，借助他们的力量，一直是拉美地区典型的行事风格。当选的国家领导人必须依靠非官僚人员推行他们的政策，因为在拉美地区，改革的发起和实施并非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即使在智利，准官员的地位也不容小觑，他们在官僚机构占据着15%的席位。一位在墨西哥官僚机构长期任职的早期市场改革者说：“也许没有什么比官僚机构本身更反对改革了。”

东亚地区的政府机构可信度高，资产分配相对平等，因此公众愿意支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现行制度结构也尽早地得到了加强。相形之下，拉美地区的激励措施一方面激发了再分配的需求和政策的摇摆，另一方面引起了大量的规则体系之外的灰色经济交易，资产所有权始终处于高度不平等的状态。这种不平等加上公共部门体制的不成熟，削弱了公众对政府政策的信心，加剧了关键经济活动参与者的寻租和逃税行为，催生了政治家的民粹主义经济承诺。政府机构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被大大削弱，公众信心也因此丧失殆尽。

凭借更好的公共风险管理，东亚国家实现了对拉美地区的超越。东亚高增长国家的政府扮演了社会风险和金融风险缓释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它们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而在发达经济体，这通常属于私人部门的职能；另一方面为家庭提供基本医疗、教育、住房和土地产权。通过提高共享增长承诺的可信度，政府成功地降低了市场和社会风险。相反，拉美的政府打着国家的旗号承接风险，却将利益输送给身边的政治亲信。为了降低个体家庭面临的市场风险，东亚国家由政府为其提供产权（土地所有权）保障，努力增强财政政策的可预见性，让所有社会群体有权享受正规银行部门的服务，而拉美国家的政府在这些方面几乎无所作为。东亚国家领导人以广泛分享发展成果为施政纲领，政府的行政能力建设非常值得拉美国家学习。

极端的不平等使公正的政府机构遭到侵蚀并最终走向崩溃，而再分配政策将拉美国家拖入低资本投资和增长乏力的恶性循环。地方政府通过政治赞助机制进行再分配，最终导致国库亏空，事实上也制造了更大的风险。政治赞助取代了可靠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其诉求恰好利用了公民在贫乏困顿之时寻求帮助的需要。拉美人民陷入了关于再分配权利的斗争中，进而难以创造财富来缓解不平等和贫困的负累。

值得欣慰的是，所有拉美国家在2003年迎来了10年以来GDP的首次回升。这本是清偿巨额债务的理想时点，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这些国家的政府借此乐观的经济形势，大肆进行国际借贷，从低利率中得益。该地区的领导人为什么不将债务占GDP比重降低到可控水平，以防范未来的风险呢？他们深知，在经济繁荣时期还清债务并保持谨慎能够缓解下一次经济震荡的痛苦。在过去的20年中，由于金融管理不善，相对于亚洲的发展中国家，该地区已经丧失了技术和人才开发方面的领先优势。其国际竞争力已经禁不起下一轮到期的巨额债务；过度消耗国库资源进行外币贷款，将严重影响投资环境，并妨碍该地区私人企业的融资、投资与成长。但是，该地区的银行不仅不提供信贷支持企业扩张，反而仍然依靠经营政府债券谋生。

该地区的政府领导人应当实行税制改革以增加收入，减少债务，但被低支持率和低信任度拖垮的拉美政府并没有照此付诸行动。经济低迷加剧了分配冲突，并对民主稳定构成威胁，政治风险攀升进一步阻碍了国际投资的流入。

从前，人们普遍认为拉丁美洲的问题缘于该地区领导人在20世纪90年代对改革轻重缓急的误判，认为经济改革应当置于政治制度改革之前。而我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行政和司法改革固然重要，但为了保证改革的可持续性，应优先消除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解铃还须系铃人，该地区应将社会改革放在首位，充分利用国内丰富的资源解决自己的问题。偿还地区债务和恢复金融稳定所必需的资源就藏在该地区最富有公民的国内外账户里。该地区的领导人一味指责国际秩序有失公正，引发了新一轮民粹主义的蔓延。事实上，他们试图转移人们的视线，掩盖导致该地区陷入困境的真正原因：国内的政治经济。

分裂的政府折射了社会的分化，拉美国家很少就政府支出的先后顺序达成共识；即使就预算方案达成一致，政府财政也常常入不敷出。穷人拒绝为未享用的服务纳税，富人亦无动力为不需要的服务埋单。增加对富人的直接税虽然可以解决问题，但政府担心调整现行的税率可能会在拉美国家的社会中引起动荡。由于政府自身缺乏拓展税源的能力，导致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期的财政危机，而其公民的储蓄却安然地存放在海外。

                                              （编辑  季节）

在经济已充分规模化的美国，按美国大致的标准，雇工500人以下的企业即为小企业，相当于中国的中小企业，这样的小企业有2800万个，提供了美国54%的销售额，55%的就业机会，以及自1970年以来66%的新增工作岗位。自1990年以来，大企业减少了400万个工作岗位，而小企业增加了800万个新工作岗位。在欧洲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小企业也都占了一半以上的经济产值。

中国的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5%，吸纳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口的80%，工业产值、实现利税分别占全国的60%和40%左右。

中国中小企业的现状说明，一方面，中国企业的规模化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另一方面，解决小企业的创业、生存和发展，需要一个清晰明确的思路和整体解决方案。

20世纪中叶以后，各发达国家把小企业的创业发展纳入了政府扶持和补贴的渠道，其中最成功的是美国联邦小企业局模式。20世纪下半叶，孟加拉国创造了尤努斯模式，21世纪初，中国在学习美国互联网公司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阿里巴巴模式。尤努斯模式和阿里模式都是市场化的探索，一方面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另一方面，也不是非常成功。

本文试图比较全面地分析小企业的各种发展道路，各种发展模式，并提出中国小企业发展的建议。 

温州模式的失败

多年前，我们曾调查过一个细分产业，就是电线电缆业。这个产业主要生产附加值低的低压电缆，由于不掌握相关技术，附加值高的高压电缆几乎全靠进口。2008年这个产业的总产值为6千亿元，总净利润80多亿元，而企业数量达7000家之多，平均每家企业的年产值不到1亿元，产业平均净利润率在1-2%之间，最好的企业也只有3-4%。这个产业最大的几家企业是沈阳、上海、天津、北京等大城市的几家国企，每家年产值在三四十亿元上下，都处于艰难维持的境地。

集中度如此低的产业结构必然带来恶性竞争，价格必然落至边际成本。超低利润使得企业既不能积累也无法融资，不能开展研发，不能进行高级资本投资，不能升级产品结构，当然也不能给予员工更好的薪酬和福利。

这种企业就是所谓业主自营式企业，是19世纪的主导企业模式，当时马歇尔称其为典型企业。我国温州模式主要就是这种企业，它的主要特点是：业主自营，规模小，聚集效应，竞争激烈和价格接受者。马歇尔认为，这类企业在外部经济的作用下，会自然扩大规模从而获得规模收益递增。确实，如果没有其他经济因素的扰动，在中国整体经济规模巨大这个“外部性”的背景下，温州模式由内源驱动必然转向结构重整，通过同业兼并，引入外部投资者，发展成为股份公司，以持续规模收益递增。这条路是马歇尔和威克塞尔所不知道的20世纪经济的发展道路。

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温州模式经历收益递增后，正转向收益不变和递减。原因在于，中国的资源政策、房地产政策让温州模式走上歧途。中国的资源和房地产政策，让温州民营资本纷纷抛弃本业转入投机，而2009年后的投资拉动政策在客观上助推了这个趋势。温州资本逐渐转入投机后，它们学到的知识就是艰苦创业远不如轻松投机。它们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

资本转入投机的结果之一是产业资本投资的枯竭，这加速了温州模式收益递减，也拦腰截断了温州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

民营资本正规化改变不了这个趋势。因为资本无论正规还是不正规，都不会向收益递减的领域进行投资，除非获得极高的风险溢价。这就是温州高利贷产生的原因。而高利贷会进一步破坏温州的产业投资，给温州模式的棺材钉上最后一颗钉子。 

小企业的分类和发展的时代特征

小企业的发展是全世界的难题。绝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小企业，都处在所谓自由经济的自生自灭状态中。

小企业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一类是极少数的创新型企业，由于有发展空间，且得到国家资本、天使资本、风险资本等支持，经过竞争淘汰，兼并重组后，部分发展成拥有新技术的中大型企业，实现规模化。

还有一类是配套型小企业，它们的主要业务是为大企业做中间产品配套服务，可以获得大企业的支持。由于有相对稳固的销售渠道，信用较好，风险较低，融资也相对容易，其发展相对稳定，与大企业的发展具有一致性。

而绝大多数小企业，都是熊彼特所说的“循环流转式”的企业，它们生产大量琐碎的产品，既满足了地方的一些需求，也创造了大量就业。在时间的磨砺中，其中一些企业逐渐发展成特色企业和精品企业，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精良的产品品质。这些小企业，无论是从促进就业，保留地方和国家的文化特色，发扬工匠精神等方面，都是一个国家经济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小企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18世纪的企业实际上就是一些手工作坊，已经出现了分工和管理，亚当•斯密对其进行了描述。工业革命之后19世纪的企业，虽然采用了新动力机械，分工和管理趋向组织化，但仍是业主自营式，产权形式并没有发生变化。20世纪的小企业发展呈现出规模化和福利化的两极特征。少部分小企业通过规模化获得收益递增效益，发展成股份制大企业，产权、管理和定价模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20世纪现代经济的中坚力量。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资本主义经济福利化进程中，大部分小企业成为国家福利政策的关注对象，纳入国家帮扶补贴体系。小企业需要国家关注、帮扶、补贴的原因是小企业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方面，大部分小企业是所谓“循环流转”式企业，成长空间不大或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小企业承担了国家就业的主要功能。

大企业的规模收益递增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提高生产率获得的，生产率提高会减少对劳动的需求，这又会产生对规模经济的政治反抗和经济波动，要求国家平衡经济关系和权力集中。美国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进步主义和新政就是这样产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普遍出台了小企业政策。 

小企业的“阿克琉斯之踵”和基本信贷模式

小企业的根本问题是交易成本高、信用成本高和风险成本高。

销售难或销售成本高，是小企业的一个根本之难。在互联网销售诞生之前，全世界的小企业，无论是市场化的，还是政府扶持的，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

小企业的第二个难题是信用和风险评估难。大多数小企业都没有建立起商誉，信用缺失是普遍问题。从小企业本身来说，它的销售风险、管理风险和道德风险都是很难评估的，其资产很可能一钱不值。从产业角度说，小企业多存在于进入壁垒低的行业，竞争很容易走向恶化，一个企业的信用风险和其他企业存在着许多关联性。从宏观角度说，经济波动的风险首先会在小企业上表现出来。所有这些，都使得金融机构在对小企业进行贷款时表现出高交易成本的特点，大型金融机构对小企业贷款一般是不符合市场理性的，强迫进行这类金融活动是不合理的。

小企业的第三个难题就是融资难，由于信用和风险评估难，又没有融资渠道，小企业融资成本非常高。世界各国解决小企业融资需求主要有四种模式。

第一是小银行制。例如美国早期只允许成立单营业厅银行，到现在也保留了许多小银行。一方面，这些地方性小银行与地方性小企业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对这些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和风险状况比较了解，同时通过较高的利率来获得平均化的保险；另一方面，单营业厅银行由于其规模非常小，它的风险也不至于引起整体金融的系统性风险。

小银行制的制度没有延续下去，是因为随着客户的规模不断扩大，小银行制不适合经济的规模化和规模收益递增要求。19世纪美国内战结束后，随着该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废除小银行制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个限制最终被打破。而小银行的大量兼并破产，使小企业的发展出现困难，这也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决定成立小企业局的根本原因。

第二是地方融资平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公平发展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主题，这种小企业融资方式是随着扶助小企业成了政府的重要目标而普遍发展起来的。

美国政府是分权体制，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有较大的主导权。地方税、地方债和地方收费，以及联邦补贴构成了地方资金池，不同的地方会形成不同的地方发展基金，例如土地基金，教育基金，小企业基金等等。

总体上说，扶助小企业发展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这是一个世界共识。

第三是尤努斯模式。

第四是美国小企业局模式。

尤努斯模式

2006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因创办孟加拉乡村银行（直译为格莱珉银行）及其面向赤贫人群的小微贷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有评论认为，这或许是挪威创办和平奖以来唯一一次没有政治偏见的获奖。

尤努斯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孟加拉国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主任，干的是和中国经济学家们一样的活。但是回国后，1974年饿死150万人的大饥荒震惊了他，他带学生到附近村庄去调研，曾经帮助兴修水利，推广良种，但发觉没有用。深入的调查使他发现，高利贷盘剥才是致贫的根本原因。

1976至1979年间，他在村里开始了试验，以自己为担保人向穷人们提供小额贷款，这个试验成功地改变了大约500位借款人的生活。他也不断地去游说孟加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来采纳他的试验。1979年，孟加拉央行终于答应开展这个名为“格莱珉”的项目，一开始由7家国有银行支行在一个省份进行试运作，1981年则增加到5个省份。这个项目的每一次扩张都证实了小额贷款的有效性：到1983年止，格莱珉银行86个支行使5.9万名客户摆脱了贫困。随后，尤努斯决定辞去学术工作，全身心投入这项对抗贫穷的事业中去。1983年，格莱珉银行成立为独立法人机构，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壮大。

格莱珉银行向客户们收取固定的单利利息，通常是每年20%，相对孟加拉商业贷款15%的复利，这个利率是比较低的。他们的客户都是那些没房没产的穷人，那些还不致穷困潦倒的人则被排除在外。

1998年，一场世纪洪水肆虐孟加拉长达2个多月，造成大量穷人家庭资产损毁，尤努斯也在此时对格莱珉银行20多年的运作进行了反思，最后作出了大胆的改革，推出了全新体系的“第二代格莱珉银行”，取消了原有的一些贷款种类、借款约束以及“团结组”，取而代之提供了住房、高等教育等贷款项目，并根据借款者的情况量身定制，提供更为灵活宽松的贷款方式以及年金储蓄计划，新的银行运作方式吸引了更多的借贷者加入。

2011年，“格莱珉银行”已成为孟加拉国最大的农村银行，这家银行有着650万的借款者，为7万多个村庄提供信贷服务。格莱珉银行的偿债率高达98%，足以让任何商业银行感到嫉妒。而且，每一位借贷者都拥有这家银行一份不可转让的股份，占据这家银行92%的股份（余额由政府持有），这实实在在的是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是穷人自己的银行。

格莱珉模式在50个国家得到了成功复制，如菲律宾的ASHI、Dungganon和CARD项目、印度的SHARE和ASA项目，尼泊尔的SBP项目等，这些项目实施后，借款者的生活和收入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尤努斯对自己学到的经济学知识和自己的经济学家生涯进行了反思，他说，当人们在我课堂对面的门廊里即将饿死的时候，我的那些优雅的经济学理论又有什么用呢？我讲述的那些课程就像那些总是好人获胜的美国电影，当我走出舒适的教室，面对的是城市街道上的现实。在这里，好人遭受命运无情的毒打与践踏。生活每况愈下，穷人更加贫穷。

尤努斯模式在尤努斯博士被孟加拉政府解职后陷入沉寂，这个模式曾一度被称为有世界意义的创新，现在虽然不能说已经失败，但是，随着格莱珉银行与传统银行的差别缩小，它已经成为过去时是不争事实。

尤努斯模式在中国也曾经被复制，但效果并不好。

美国的小企业局模式

美国小企业局模式是迄今为止全球最系统化，最稳定和效果最好的扶助小企业的模式。

小企业局成立于1953年，但它的雏形诞生于1932年大萧条后成立的“重建金融公司”(RFC)，1952年RFC被取消，为了延续早期这些机构的重要功能，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议创立一个新的机构即“小企业局”，1953年7月30日国会通过了小企业法案，小企业局正式成立。基于1958年的投资公司法案，设立了小企业投资公司。小企业投资公司是由小企业局发放牌照并进行监管，同时小企业投资公司为私人所拥有和运营的风险投资公司提供资金。这些私人拥有并运营的风险投资公司，专注于为高风险的小企业提供长期债权和股权的投资。

小企业局建立了两个比较宽泛的标准：对于大多数制造业公司，500个员工以下即为小企业；对于许多非制造业的公司，平均年销售额750万美元以下为小企业。但是它的具体规定非常细，将行业分了16大类，90个细分行业，总计有一千多个更细分的业务领域，每一个细分领域都有详细的关于雇员数量和年销售额上限的规定，以确定政府扶持的标准，并定期对不同行业的标准进行评估和修改。

这个标准，实际上把中国概念的中小企业，全部纳入到美国小企业局关注、扶持、补贴的范围内，这对那些一知半解的经济学家把美国经济描述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一个强烈的讽刺。

美国小企业局主要通过四个方面为小企业提供帮助。

第一，为小企业融资，从最小的小微贷款到给小企业的债券和股权风险投资。

第二，支持创业和发展，包括小企业的教育、信息、技术支持和培训。小企业局提供免费的“一对一”服务，互联网的咨询；以及通过遍布全美1800个小企业局分支机构给企业或新创业者提供培训。

第三，政府合同(联邦政府采购)。基于小企业法案第15条的规定，小企业局的政府合同办公室要和其他的联邦政府机构达成法定的采购目标，至少23%的联邦合同总额要给予小企业。

第四，为小企业代言。1978年小企业局成立了“小企业声音办公室”，代表小企业评估、听证国会的立法，监管对于小企业所产生的影响。此外，它对美国的小企业的生存环境进行一系列的研究。该办公室的首席律师由美国总统直接任命。

在为小企业融资方面，小企业局对小企业贷款公司和小企业局联系的众多银行设定了大致的贷款利率，这就是，7年期限以内的贷款，与基本利率的息差不超过2.25%。7年以上的贷款，息差不超过2.75%。贷款的一次性费用，也有相关规定，基于整个贷款期限和担保额度的，15万美元以下的贷款费用是零；35万到70万美元之间为3％；70万美元以上的是3.5%。例如美国银行这样的大银行，是小企业局联系的800个贷款机构之一，它的小企业事业部专门有一个部门是配合小企业局的贷款条件给小企业贷款。贷款的审批都是由美国银行来进行，符合小企业局贷款条件，风险担保由小企业局承担大部分，剩余的风险由银行来承担；不符合小企业局贷款条件的商业贷款,完全由美国银行承担风险。

2016年小企业局审批了67914笔小企业局担保的贷款，总额达278亿美元。截至2016年底，全部的小企业贷款余额为1056亿美元，增长4%。 2017年计划支持小企业的融资额度超过420亿美元，提供40亿美元的长期投资资本金。为受灾企业、需要救助的小企业，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贷款。协调超过总额90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合同。

在支持创业和发展方面，小企业局指导支持了全美国900多个小企业发展中心。小企业发展中心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不是美国小企业局的联邦直属机构。每个州都有小企业发展中心，一部分资金来源于美国小企业局，一部分是州政府资金，还有地方、个人和各种组织的捐款。

900多个小企业发展中心由63个主持单位管理，这些主持机构绝大多数是公立大学。小企业发展中心为企业创业人员提供免费的咨询，以及非常低成本的培训，内容包括如何写企业计划书，如何获得资本，如何做市场营销、法律合规、技术发展和国际贸易等方面。

以阿拉斯加的小企业发展中心为例。它成立于1986年，其资金一部分来源于美国小企业局。同时，阿拉斯加州政府提供与美国小企业局同等出资数额的资金资助。还有其合作伙伴，市政府，以及其他的捐助人。整个阿拉斯加州的小企业发展项目，由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州立大学做主持。阿拉斯加小企业发展中心的员工是由具有资质、经验丰富的商业专业人士组成，许多人曾经拥有自己的企业，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创业经验，一般具有相应的商业领域硕士管理学位，并且全部通过了阿拉斯加小企业发展中心的专业认证程序。

此外，小企业局还指导帮助建立了小企业指导老师联盟，拥有13000个顾问，他们由一个小企业局所支持的非营利组织SCORE来运作管理。2016年11000多个志愿者参与帮助54000个新创立的小企业。

SCORE在全美国有300个办公室，在过去50年，成千上万正在工作和已退休的企业商业界专业人士，成为志愿导师，为全国小企业提供帮助。导师由在职和退休的志愿者构成，有相关企业经验的人都可以进行申请，并由SCORE对其资质进行评估。

导师们会在62个行业中，与小企业主一对一分享他们的经验，指导是免费的，而且是保密的，通过面对面会谈、电邮或者是视频进行交流指导。

SCORE通过互联网提供免费的企业使用的工具和建议，网上的培训都是免费的，还有些非常低成本的线下培训和如何设立企业的研讨会等等。这个SCORE非营利组织的目标是到2020年要帮助100万个客户。

小企业局还设有创新办公室，指导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支持创新。SBIC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早期公共投资基金，被称为美国的种子基金或“基金的基金”，支持了40万个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已登记了5万个专利。在获得政府合同方面，2016年，小企业局获得了25.75%的联邦政府采购份额，总计907亿美金。 

阿里模式

我们观察到，中国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关注扶持补贴小企业的方式，我们将其称为阿里模式。

要说明的是，阿里模式中的一些做法，并非阿里巴巴公司的独创，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商业金融环境，阿里巴巴做得更成熟。

我们在2013年写给媒体，敦促香港监管机构允许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当阿里巴巴集团运营着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系统和数据库时,它又发现了更好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小微金融的机会，于是先后推出了阿里贷和余额宝业务,同时运用长期建立的客户评分系统和复杂的数据库分析，很好地控制不良贷款的风险。

消费者金融和小额贷款在任何国家都是难做的业务,投入高，风险高, 回报低。而阿里巴巴却开辟了震撼整个银行业的成功模式，正逼着传统商业银行跟着它的步伐向前进,因为不进则退。更重要的是，马云创造了一个能够比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更好地支撑中小微企业和就业的平台。……尤努斯提供了融资但没有提供渠道，而马云不但提供了两者，而且将两者很好地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重要的经济模式，它极大地降低了中小微企业的交易成本。这种我们称之为“阿里模式”的经济模式，对人口众多而资源稀缺的中国、印度、印尼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能产生难以估计的影响。

“阿里模式”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

第一个平台是互联网销售渠道，它大大降低了小企业和消费者双方的交易成本，解决了小企业的销售难问题。小企业和消费者建立交易关系存在着两个根本困难，一个为寻货成本，一个为寻价成本。在实体店模式下，寻货和寻价都需要支出大量的时间、交通、人际成本，而有些货品，消费者信息不对称，无从寻货，使寻货成本最大化。网络销售平台的最大好处，就是使寻货和寻价成本最小化，或者说是交易成本最小化，对于小企业来说，降低销售方面的交易成本是生死存亡的事。

第二个平台是建立大数据信用库，也就是信用平台。在这个信用平台上，哪些商户、哪些商品受消费者欢迎，质量如何，投诉多少，反馈信息等等，都在这个大数据平台，实际上相当于对所有的商户都进行了尽职调查，并对其信用进行了分类。使小企业的经营活动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解决了小企业的信用难，也部分解决了如何对小企业进行风险考核的问题。

第三个平台是在信用平台的基础上，通过筹措资金池，建立一个信贷平台。由于在线小企业的信用是已知的，风险是可控的，因此有可能大大降低信贷成本。

阿里模式是以大数据信用平台为中心，支撑起了销售渠道和信贷渠道，解决了小企业销售难和融资难这两个根本问题，并展现出了带领整个非规模经济部分向着信用经济发展，从而使整体经济都走上良性轨道这样的方向。

我们曾经认为，阿里模式是个伟大的创造，因为和尤努斯模式相比，它把销售、信用和融资融为一体，同时有机地解决了小企业发展中的所有难题；而和美国小企业局模式相比，阿里模式是完全市场化的，不但大大降低了整体经济的交易成本，提升了整体经济的信用水平，而且有可能逐步克服许多市场经济的弊端，平衡大小企业的经济权力，从而大大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创造一种不同于20世纪以规模经济为主的21世纪经济模式。

但是阿里模式也遇到了发展瓶颈。

首先是它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强有力的信用，假货依然横行。

其次，阿里巴巴和尤努斯一样，筹集资金的方式转向吸收储蓄或以理财名义的变相吸储，也就是说，它们的运营方式与传统的储蓄机构并没有太大区别，但它们却以创新的名义被免除了对传统储蓄机构所进行的金融监管，没有交纳准备金，也没有像其他国有金融机构那样，通过政策限制，缴纳事实上的保险金。这就会诱发道德陷阱和政策滥用，从而带来系统性风险。这不但构成了对其他金融机构的不公平竞争，而且增加了陷入整体经济金融危机的风险。

第三，支付宝所开创的手机支付业务，“天猫”线上精品店，以及支撑支付宝所形成的巨大资金池，已经给阿里巴巴开创了一个发展空间更为广阔，利润率更高的发展前景。阿里巴巴事实上已经逐渐离开了“淘宝”这个在信用上让其倍感头疼的小企业领域，而成为规模经济的一部分。手机支付业务以更为快捷方便的方式进入了传统的信用支付体系；规模经济的产品成了线上销售的重头，虽然它降低了规模经济的交易成本；而巨大的资金池则让它进入了传统的金融领域。市场“自由”的诱惑使企业离开了发展的初心，以创新和互联网的名义，进入了传统经济领域。

第四，当互联网金融离开了支持创业和小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投入资本市场的角逐，并企图控制经济份额时，就会产生严重的不公平，这就是凭借其政策优势，首先实现细分产业垄断，然后过渡到产业垄断，并通过交叉持股，实现对经济的垄断。

当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企图利用他的商业成功来获得巨大的经济权利时，国家权力对其进行监管和约束，就会成为不可避免和不可或缺的。

尤努斯模式和阿里模式以小企业起步，企图通过市场方式解决小企业发展问题的努力，最终没有脱离“追逐更高的利润”这个市场定律，被证明不适用于小企业。小企业仅是它们发展的一块垫脚石。

尽管如此，市场化的努力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政府与市场结合是小企业发展的新模式

自19世纪小企业、小银行这种配套模式解体以后，20世纪小企业的发展总体上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一种是由政府主导的地方基金和美国小企业局模式，总体上说，这种模式是成功的，但是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另一种是由市场主导的尤努斯模式和阿里模式，这两种模式在初期非常成功，但在发展中受到市场诱惑，离开了它们的初心，因而可以称为不太成功。

从小企业发展最主要的两个困境，也就是销售渠道和融资渠道交易成本高这个角度说，地方基金模式和尤努斯模式都着眼于融资方面，但是都没有根本解决信用和风险的不确定性问题，它们的基础是对人性的信任而不是基于对信用的恰当评估。美国小企业局模式和阿里模式都企图解决销售和融资两个渠道，但是小企业局模式的这两个渠道是分离的，仍然存在信用和风险的不确定性。而阿里模式或者说是互联网模式，这两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它们都建立在大数据信用平台基础上，可以说是最佳模式，但它完全靠市场驱动，具有不可持续性。

20世纪小企业发展的种种探索说明，小企业的发展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福利性，完全依靠市场是不可靠的。国家对小企业发展的指导，扶助和补贴，既具有公平性的意义，也具有效率性的意义，是小企业发展的根基。同时，市场化的努力，特别是阿里模式，给帮助小企业发展提供了模式化的范式，既有创新性，又有完美性，开创了小企业发展的路径。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应该是21世纪小企业发展之路。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建议：

1、成立由国家直接领导的小企业局，并在跨省的经济区域中建立由小企业局直接领导的小企业办公室，负责指导全国小企业的发展。

2、由全国人大对小企业发展进行立法。

3、成立由小企业局指导，独立运营的小企业贷款公司，或者小企业发展基金，列入国家财政预算，并允许接受社会捐助。

4、指导有关大学和企业联合成立小企业发展中心，具体指导小企业的创立和发展。

5、建议中国大学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拿出一定时间参加指导帮助小企业的实践，在经济的实践中得到锻炼，并通过实践进行考核；并把经济学者定期参加经济管理实践作为一项制度。

6、在地方建立小企业基金，该基金的首要作用是建立地方小企业互联网平台。逐步在每个市县都建立局域块网络中心，由地方和小企业局共同出资，逐步做到市县域小企业全部上网，并逐步实现全国联网，逐步实现小企业可以全部网上销售，并通过网络进行真实信用评价。小企业局利用大数据信用系统做出的信用评估，为小企业贷款进行担保，担保的额度可以从30%或50%起步，逐步做到美国80%的担保额度，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小企业的信贷成本。

7、政府主管部门指导各银行成立小企业信贷部，在小企业部分担保的前提下，确定小企业贷款利率，这会大大降低银行的风险成本和信用评估成本，使银行有积极性投入到扶植小企业发展的事业中来。

8、不可或缺的是阿里巴巴的经验和平台。是否可以考虑分切阿里巴巴的淘宝部分，使其与小企业局联合运营。淘宝部分可以成为阿里巴巴与国家联合运营的具有公益性质的互联网平台，这样可以大大加快中国小企业的互联网化。同时淘宝部分与阿里巴巴其他纯商业部分应建立防火墙，做到“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

9、小企业的互联网平台，应成为一个开放性平台，欢迎所有互联网公司参与其中，调动政府和市场的两个积极性，并在政策上给以鼓励。

小企业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如果能为小企业的发展建立政府与市场两个积极性都能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那么由于中国经济的基质，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会上一个大台阶，潜力不可限量，也将是中国经济给世界经济做出的巨大贡献。

                                          （编辑  季节）

特朗普上台之后，提出“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口号，对内他通过减税，团结共和党内的建制派，促进资本回流；对外他又频繁制造事端，为潜在竞争对手的发展设置障碍。对此，我们既要密切关注、积极应对，同时对国际经济格局应有基本判断。特朗普目前的这些做法，改变不了美国政治经济的基本面，也改变不了中国崛起的光明前景。为避免被对方一时的战术牵着鼻子走，应该以两手对两手，以斗争求合作、求和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从内政看，特朗普的经济改革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美国经济的困局。特朗普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是减税，但目前这个措施已不具备20 世纪80 年代里根政府以减税振兴经济的条件。当时里根政府面对的是强政府、高税收、高福利、低债务，贫富差距相对较小，还有很大的减税空间。而今天情况已经发生明显变化，财政增收和节支的空间都不大。况且，里根政府实施的减税政策，实质是“劫贫济富”。在里根任期内（1981-1988 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 人群的收入所占比重从4.8% 降到了4.2%，而收入最高的20% 人群收入所占份额则从42.7% 涨到了45.1%。全美收入最上层10% 的纳税额在1984 至1988 年之间减少了8.6%，次层10% 的纳税额减少了2.4%，而收入处于最底层10% 以及次层的贫困民众，在同期内税负却增加了3.8% ～ 3.9%。可见，这是以“减税”口号进行的劫贫济富，并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与此类似，特朗普减税计划首要的受益者是收入较高的人群。据美国有关方面预测，收入在100 万美元以上的0.9% 人口的平均税后收入将增加14%（逾21.5 万美元），而中等收入阶层的拟议平均减税额仅1000 美元（约为税后收入的2%）。废除遗产税，将为富豪的财富传承大行方便。减税涉及到普通民众的医保、社保等福利，必然遭遇不断增加的社会阻力。美国国会一些民主党议员表示，特朗普的减税对富人有利，违背了其为美国劳动人民争取更多利益的承诺，他们将反对这一政策。

即使特朗普减税政策可以实施，对美国经济短期有一定刺激作用，但改变不了经济的基本面。美国经济危机的实质是二战以来经济长周期的结束。20 世纪70 年代的滞胀，就是由分配失衡、需求不足、生产过剩所导致的，80 年代以来的产能转移、全球化、金融化和削减税收，这些问题可以暂时得到缓解，但并没有根本解决。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并未触及这些基本矛盾，因此在短期虽有一定作用，但长期效果并不明显。从短期看，减税政策能促进投资、增加工作岗位，刺激经济增长，但政策效果有限：就个人而言，税收减免主要有益于高收入人群，对消费拉动作用不明显。就企业而言，基建、钢铁、石油、化工等对税收敏感的传统企业有回归的动力，但苹果、IBM 等高科技公司，所得税下调难以弥补涉及的配套供应链和综合成本。同时，这些跨国企业都普遍有避税行为，减税对它们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从长远看，减税不仅没有解决美国经济的基本矛盾，还将增加联邦政府的债务压力，进一步恶化分配格局。如果通过削减福利来减少政府支出，还将加剧民生困难和国内的两极分化，削弱政治基础。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有其深刻根源，这决定了西方国家不可能在短期内走出危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的两极分化、经济金融化、生态破坏和全球经济失衡等问题，都不可能通过短期政策调整来恢复。况且，难民问题、民族问题等社会危机尚未见底，都可能让经济雪上加霜。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20 世纪30年代，曾经成功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以罗斯福新政和欧洲战后重建为代表，当时的政府之所以能够遏制垄断资本，调整社会关系，是由于大萧条和战争所付出的巨大代价，造成了“资本抑制”的条件。从欧美国家2008 年以来应对危机的措施来看，仍然是试图通过向第三世界转移危机，比如实施将国外投资向国内转移、实行更严格的贸易保护等等，这些办法短期内会有一定效果，但属于“拆东墙补西墙”，对改善全球经济作用有限。在欧美国家内部，垄断资本集团对政治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虽然底层对改善社会公平、遏制资本特权有很大呼声，但是实际上很难实施有效政策。奥巴马大力推动的美国医疗改革，仅仅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温和改良，但是由于实行公共医保会影响商业保险和医药公司的利润，其改革方案受到资本集团的强力打压。特朗普目前没有表现出抑制大资本的意愿和能力。另一方面，在社会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信息技术的发达，容易使民意走向另一个极端，产生民粹主义和国家治理的碎片化，更难就重大改革措施达成一致。

面对这些情况，我国最重要的是增强战略定力, 坚持做好国内自己的事情。密切关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动向，防范全球出现竞争性减税。对我国独具特色的发展方式要充分总结和善于宣传，让世界充分认识到中国发展环境和制度的优势，增强信心。从调整融资、社保、住房等费用入手，降低企业综合成本。加快税制改革，实现将税收主体由流转税向收入税的转型，提高税收的累进性，加强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征稽力度，为降低企业成本腾出空间。整顿金融秩序，遏制金融部门的超额利润和投机炒作，加大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加快社会保障筹资改革，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推进社保收费向税收转变。遏制住房炒作，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降低住房成本。

美国通过减税吸引一些传统制造业回归，对我国并非是坏事，可以为我国形成发展新动能腾出空间，避免低水平竞争。应以此为契机，加强除资本之外其他要素的建设。在当前美欧经济波动的情况下，可大力吸引海外华人回国创业就业。加强政产学研用的协作，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大对基础性、战略性科研领域的支持。制定进口产品国产替代规划，支持有潜力的国内企业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逐步实现进口产品的国产替代。

世界经济虽已经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最低谷走出，但复苏之路仍不平坦。作为国际金融危机发源地的美国，近年来其经济显示出较强的自主复苏动力，货币政策正常化也处于有序推进的进程之中。

美国经济持续复苏源自结构性改善

消费仍是拉动经济的主动力，但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升

美国是消费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二战后美国私人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缓慢上升的趋势，消费也成为决定美国经济表现的首要因素。随着私人部门“去杠杆化”进程基本结束及居民收入随就业改善而持续增长，2010-2014年美国经济年均实现2.04%温和增长，私人消费平均拉动美国GDP增长1.38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到70%，消费占GDP比重也提升至68.4%。尽管私人投资占美国GDP的比重不大，但受宽松信贷环境延续、企业老化设备更新以及企业家信心恢复等因素的影响，2010-2014年私人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仅次于消费，年均达到1.1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53%，显著高于危机前5年17%的平均水平，占GDP的比重也由13%上升至16.5%。其中，2009-2014年美国信息处理设备和软件、工业设备、运输设备、其他设备投资分别增长了1.2、1.5、4.4和1.4倍。尽管房地产复苏缓慢制约了住宅投资的增长，2014年仅有5400亿美元，仅相当于危机前最高水平的64%，但非住宅类建设投资伴随服务业及能源、通信等行业商业活动的恢复已基本接近危机前的水平。

图1  2009-2014年美国四大需求按不变价计算的增长额度

资料来源：BEA

出口增长推动国际收支赤字收窄，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

长期以来，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是拖累GDP增速的重要因素，也是美国经济失衡以及高消费——低储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的表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奥巴马“出口倍增计划”、美元贬值以及页岩气革命的推动下，美国出口额从2009年的1.58万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2.35万亿美元，增长了49%，出口占GDP的比例从10.9％升至去年的14％，创历史新高。尽管这未能扭转美国对外贸易整体赤字的局面，但逆差由危机前的7000亿多美元降至2014年的5300亿美元，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也由负转正。与此相伴的是美国出口结构的进一步改善。作为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国，美国服务贸易顺差由2009年的1304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2405亿美元。商品贸易中，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由2009年最低时的6.5%上升至目前的10%，石油及石油产品月度贸易逆差额由危机前最高时的424亿美元收窄至目前的80亿美元左右。从出口地域看，美国对新兴市场出口增长贡献显著。2009-2014年美国对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出口分别增长了90.7%、42.6%、78.1%和77.9%，同期对欧盟和日本出口仅增长了24.5%和26.1%。

服务业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制造业比重下降趋势暂时改观

美国经济以服务业为主，长期以来美国产业结构变化呈现服务业比重上升和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趋势。2009-2014年间，这一趋势得到暂时性扭转，服务业和制造业比重呈现相对稳定的态势，二者占GDP的比重分别维持在78%和12%左右。其中，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是生产服务业，即专业和商业服务业、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租赁服务业。

生产服务业具有高附加值率、高生产效率和高知识技术密集度等特点，生产服务业的发展体现出美国经济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朝高级化方向进一步发展的总体特征，包含了行政服务和管理、法律和设计服务、科学研究以及部分科技行业的专业和商业服务业。该行业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科技公司的发展往往带动相关专业服务业的增长，自2009年以来，硅谷、旧金山湾区等科技发达的大都市区也是商业服务业发展迅速的地区。而金融、保险、房地产及商务服务业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也迅速恢复，占GDP比重恢复至危机前水平。制造业复苏是本次复苏的一大亮点，其增长主要依赖于汽车产业、计算机及电子产品的拉动，仅汽车行业的增加值5年间就增长了1013亿美元，而整个制造业仅增长了1350亿美元。

图2  2009-2014年美国各行业增加值按不变价计算的增长额度

资料来源：BEA

美国经济已经接近充分就业水平

尽管去年GDP增速显著放缓，但自2009年下半年结束衰退以来，美国经济温和复苏的势头已经保持了8个年头。同时，美国失业率在去年下半年降至5%以下之后基本保持稳定，今年2月份为4.7%，处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低位。根据美联储此次议息会议后公布的数据，被视为经济完全就业的中长期失业率预估为4.5%-5.0%，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测的长期失业率是4.9%。在经历了缓慢的经济回升之后，美国经济越来越接近充分就业水平。表现为：

首先，经济创造就业的步伐正在放缓。过去12个月，美国平均每月新增非农就业仅18.5万人，低于2012年以来月均19万人的水平。不过，即便在经济较快增长的2005-2006年，美国月均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也只是19.1万。而且，现在美国还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美联储报告显示，劳动参与率降幅的一半左右归因于“婴儿潮”一代进入老年期。从行业数据看，采矿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多数行业的新增就业已经达到或超过危机前的水平。因此，放缓后的非农就业增量仍属较高水平，在当前的经济运行条件下已难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此外，去年12月份离职率达到2.3%，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职位空缺率更升高至3.9%，为2000年以来的新高，也反映出美国就业市场劳动力闲置的情况已显著改观。

其次，产出缺口加速收窄。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意味着经济中的闲置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产出缺口得到修复。OECD数据显示，美国产出缺口2017年将收窄至接近零的水平，2018年将回升到零之上。同时，据工业产能利用率数据，美国产成品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已基本接近危机前的水平，半成品制造虽略低于危机前水平，也相对平稳；未成品制造业利用率自2014年下半年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直线下降，但近期已随价格反弹而有所回升，去年四季度达到78.05%。

再次，薪资和通胀面临一定上涨压力。根据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定义，在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后，劳动力市场趋于饱和将体现为薪资上涨的压力，进而带动通胀加速提升。虽然从整体看，美国私营部门平均时薪增速仍低于危机前水平，劳动力成本指数的增长也十分缓慢，但从行业数据看，美国薪资已出现加速上涨：除采矿业增速放缓外，制造业行业工资增速明显高于服务业增速；服务业中，除信息、金融、专业和商业服务业、教育和医疗服务业的工资增速仍明显低于危机前水平外，危机以来占据多数新增就业岗位的中低技能或低收入行业的工资已经出现加速上涨的迹象。以个人口径统计薪资水平的亚特兰大联储薪资指标显示，美国去年10月份的薪资增速已经达到危机前的水平（4%左右）。同时，美国核心CPI自2015年11月起已连续16个月位于2%以上，医疗保健、娱乐、交通运输等服务业相关的消费价格呈现加速上涨的态势。

特朗普财政刺激政策将推动美国经济超过潜在增长水平

根据经济学定义，当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状态时，实际的GDP增长水平将接近或等于潜在产出增长率。当前短期内拖累美国经济的周期性因素已经逐步消退，但结构性因素仍制约着美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的提高。从长期看，劳动生产率是决定美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指标。2010年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幅不到0.5%，远低于2003年至2007年年均2.5%的增速。去年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同比仅增长0.2%。受劳动生产率下滑和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影响，美联储预计未来数年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仅为1.6％-2.2％，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的潜在增长率为2%，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随着美国经济的继续复苏，美国经济越接近充分就业水平，新增就业和GDP增速都将进一步向长期趋势水平靠拢。据计算，新增非农就业每月仅需达到14.6万人的平均水平，再过12个月美国经济就可以达到美联储预测的4.5%的充分就业下限。现有政策下，美国经济增速将维持在2%附近。根据美联储的最新估计，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1%；OECD预测2017年美国经济将增长2.3%。

因此，如果要实现特朗普主张的3.5%-4%的经济增速，美国经济需额外增长1.5-2个百分点，这需要大规模的财政政策刺激。从特朗普就任以来的施政情况看，在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失利后，其已将工作重心放在推进大规模减税上。鉴于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占据多数席位，除目前争议较大的边境税外，其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减税方案落实的可能性很大。根据tax policy center测算，按照修正后的特朗普减税计划（主要是将最高联邦企业税率由35%降至15%，将联邦个人收入所得税率由七档简化为三档，并将最高联邦个人收入所得税率将由39.6%降至33%），由此带动的消费者支出和企业投资扩大，将提升随后两年的GDP增速达1个百分点以上。如果特朗普政府能够在今年出台减税方案，以2%的潜在GDP增速计算，2018-2020年期间美国GDP增速将达到3%左右，如果期间叠加特朗普提出的1万亿美元基建刺激，美国经济可能短期内进一步加速，超出潜在增长水平，由此造成通胀上升的压力。

美联储加息步伐可能较当前预期进一步加快

当前随着美国经济接近充分就业水平，工资增长已推动美国通胀有所上升。去年美国物价下行压力主要来自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压力主要来自服务，这反映出美国国内需求回升正在对物价上升构成推力。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去年2月份触底反弹，能源及进口价格下降等暂时性因素消退，去年12月美国CPI及核心CPI就已经突破2%，美联储更为关注的PCE也已接近2%，今年美联储预计核心PCE将达到1.9%，明年达到2%的通胀目标。因此，单以实现就业和通胀目标的双重任务看，今年美联储继续上调利率势在必行。而且，尽管美联储已缩短加息间隔，但从此次加息后的利率以及美联储对今明两年的利率预期看，可能仍低于与当前经济增长阶段相匹配的利率水平，未来还可能进一步加快升息的步伐。

首先，从自然利率角度，其反映了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时应有的实际利率水平。里奇蒙德联储研究报告显示，随着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美国自然利率呈现长期下降的趋势，尤其是2011年以来已经逐渐微幅跌至0以下。如果美联储衡量通胀水平的核心PCE指标今年达到2%，此次加息后，美国实际利率（联邦基金利率-核心通胀率PCE）与自然利率仍相差1%左右，按照每次加息25个基点的速度，仍需要加息4次。

其次，从泰勒规则角度，其确定了与增长趋势和稳定的长期通胀相适应的中性利率水平。假设2017年美国自然利率保持在零附近，核心PCE达到通胀目标2%，产出缺口收窄至零的情况下，根据BIS的泰勒规则公式，到2017年年底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应当在2%上下。所以可以得出同样结论：今年底时美国的中性利率仍较此次加息后的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

因此，如果美国通胀因特朗普刺激政策继续走高，超出2%左右的通胀预期水平，就意味着与之相适应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水平也将提升。在此情况下，美联储将进一步加快加息的步伐。

美联储持续加息将加大国内宏观政策困境

美联储持续加息将对我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造成极大影响：

一是提升人民币贬值预期。我国在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扩大了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决定中的基础性作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对中美利差的变化也更为敏感。以美元兑人民币NDF（12个月）作为反映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变化预期的指标，其与中美利差(10年期中国国债到期收益率-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尤其是2005年汇改后，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87，因此一旦中美利差呈缩小的变化趋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贬的预期也明显升温。

二是加剧资本外流压力。由于短期内难以扭转内外利差收窄的趋势，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存在将导致持续的资本外流压力，对国内金融市场构成冲击。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经由2014年6月时近4万亿美元的高点，下降至今年初的3万亿美元左右，而且银行结售汇自2015年下半年一直保持逆差状态。如果未来中美利差进一步收窄，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我国资本外流情况可能再度加剧，并导致我国外汇储备进一步下降。

三是加大国内利率上行压力。随着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程度和资本项目开放程度逐步提高，境内外利率联动性增强，2007年以来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44，美联储加息将令我国处于三元悖论的困境：如果维持低利率，则面临人民币汇率贬值、资本外流加剧风险，导致国内资金压力偏紧，市场利率上行压力加大。如果维持汇率稳定，则需要提高基准利率水平，扩大内外利差。在不收紧资本管制的情况下，美联储加息都将使国内利率面临上行压力，而这将提高国内债务融资成本及债务偿付压力，导致债务违约风险上升。综合社科院、IMF、世界银行数据，当前我国的总杠杆率在250%上下，除了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偏高，达到150%左右外，去年以来在房价上涨的带动下，居民部门购房杠杆率上升较快，2016年居民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平均季度增速达到31.2%，购房贷款余额达到19.1万亿元。

政策建议

一是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汇率是美联储加息溢出效应向国内传导的重要渠道，也是可能引发中美贸易摩擦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完全放开，经常项目保持顺差及外汇储备充沛使央行具备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条件。同时，人民币汇率维持适度弹性有利于降低央行干预汇率的压力及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的推进。因此，可根据美元汇率的阶段性走势，灵活采取汇率政策，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在人民币面临较大贬值压力时，积极干预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保持人民币汇率在相对稳定的区间内波动。

二是合理管控跨境资本流动。面对“三元悖论”，当前形势下我国应更加侧重于保持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现阶段对资本项目的开放应采取审慎的原则，通过加强对资本的流入流出管理，防止国际投机资本对我国的冲击，为保证外汇市场健康有序运行和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创造必要的条件；进一步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统计监测体系，提高对跨境资金流出风险的监测和预警能力；鼓励吸收以直接投资为主的外资，严查虚假贸易和非法资本外逃；探索引入托宾税等价格工具调节跨境资本流动。

三是有序推动“去杠杆”。在货币政策维持稳健中性的情况下，去杠杆一方面要控分子，即消化债务存量，控制债务增量，避免债务总量过快增长。通过促进盘活企业存量资产、推进资产证券化、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等方式降低企业杠杆率；改善居民消费环境，遏制个人住房贷款过快上涨局面，优化居民杠杆结构；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保持适度合理的地方债务规模；加强金融监管，强化金融企业杠杆管理。另一方面要做大分母，通过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长期增长潜力，以经济增长推动企业盈利和居民收入稳步改善，实现全社会总体杠杆水平的下降。

    特朗普在竞选时曾经承诺，将把苹果iPhone的制造岗位转回美国，当选后也承诺以减税来吸引苹果公司等大企业将制造转回美国。

2016年底，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玻璃大王”曹德旺表示，计划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建厂，主要是中国企业税负较高，引发热议。一些报道也反映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成本飙升、甚至已接近美国。那么，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是否还具有成本竞争力，美国制造企业回归国内有无可行性？本文以苹果公司为例，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目前苹果公司产业链倚重中国，回迁困难

苹果公司是全球著名的高科技公司，其代表性产品iPhone手机引领世界进入了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其产品设计美观、精密，集成了最新的电子科技成果。苹果的产业链是全球布局的，例如iPhone 6在美国加州设计，元器件（零部件）全球采购，在中国组装生产，产品运回美国分销、全球发售。一个企业若能够打入苹果产业链，是对其实力的肯定，而中国企业的重要性正日益增加。

大陆企业占据越来越多的供应链份额

近年来，苹果公司每年都公布前200家供应商名单（含生产地点），这些供应商大致占其全球产品的材料、制造和装配采购支出的97％。在2016年苹果公布的前200家供应商名单中（每家可能在世界多点生产），总共有793家工厂入榜。其中位于中国大陆（含香港）的有346家，排名第一；位于日本的有126家，排名第二；位于美国的只有69家，排名第三。具体见表1。

表1  苹果公司2016年前200家供应商前15大生产区域

（资料来源：综合苹果公司发布的榜单及相关报道整理）

     从上表看，中国大陆的生产厂超过第2-10名的供应商数总和（343家），但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外资或台资企业。

    2016年，前200家供应商按企业品牌所属国家（地区）排列前四强的分别是：美国50家，日本41家，中国台湾43家，中国大陆28家（其中香港公司7家）。美、日、台湾地区占据较强的优势。2017年，苹果公司所公布的前200家供应商排列中，前4强的数量发生了变化：美国46家，日本41家，中国台湾39家，中国大陆35家（其中香港公司7家）。不难看出，中国大陆企业比上年多了7家，而美国和台湾地区各减少4家，这说明中国大陆企业的进步速度比较快。

目前中国大陆企业不仅给苹果公司提供模具（成都宏明双新）、散热组件（双鸿科技）、印刷电路板（汕头超声）、连接器（立讯精密、朗威尔等）、功能件（安洁科技）、包装（裕同包装）、曲面玻璃（伯恩光学、蓝思科技）等手机精密零部件，也开始提供电子零部件如电池（德赛电池、欣旺达）、充电器（国泰达鸣）、线性马达（金龙控股）、麦克风（华殷磁电）、声学元件（歌尔声学）、无线通讯模块（海华科技）、天线（信维通信）等等，充分反映了中国企业的追赶与进步。

大陆企业的价值链份额仍然较小

2016年，电子业界著名的市场调研机构IHS Markit有关iPhone 7（32G，型号A1778）的价值链分析报告显示，目前价值较高的零部件主要掌握在美日韩及台湾地区企业手中，直接物料与制造成本合计220.8美元，物料成本为215.8美元，而制造成本仅5美元（占比2.26%）。具体如下表：

             表2  苹果公司iPhone 7的成本拆解

（资料来源：根据IHS Markit 2016年拆解报告计算出主要厂商的国别来源和各项占比）

以iPhone7为例，苹果手机主要在中国组装（主要是富士康的代工厂，在巴西还有一个组装厂、产量很小），因此制造成本的2.26%留在中国。在总计220.80美元的物料（零部件、元器件）采购成本中，尽管中国大陆企业开始向高端走，但总额仅为49.20美元，只占总成本的 22.28%。占据物料成本大头的显示屏、处理器、摄像头、存储芯片、基带等，仍掌握在美日韩及台湾地区企业的手中。

新一代苹果手机的供应链中，中国大陆企业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高。为纪念iPhone手机上市十周年，苹果公司将于2017年推出3款新iPhone手机，有可能使用OLED显示屏、双摄像头、3D或2.5D曲面玻璃、以及无线充电等创新技术。中国大陆企业的价值链份额有望进一步上升。

苹果新一代手机拟全面采用OLED显示屏。按照苹果的惯例，它要选择一两家备用的供货商，中国大陆的京东方有望进入。目前，京东方已经进入苹果公司供应链，为其Mac系列笔记本电脑提供液晶显示屏。京东方在成都的第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已封顶，预计2017年年中投产；另一条AMOLED生产线已在绵阳开工建设；两条生产线投资均为465亿元、设计产能均为48K/月。京东方继韩国三星公司之后，成为全球第二大OLED显示屏的供应商。

苹果新一代手机还将全面采用双摄像头。2016年，中国深圳企业欧菲光公司全面收购了索尼在广州开设的摄像头厂——华南厂，该厂一直以来为为苹果公司提供摄像头，这意味着欧菲光公司已成功进入苹果供应链。

无线充电技术也是苹果新一代手机的亮点。已经为苹果提供天线系列产品的中国信维通信，有望进一步提供无线充电线圈等产品。

采用无线充电及5G时代无线信号的传输新方式，使得玻璃或陶瓷将取代金属成为苹果手机的新外壳材料。在这方面，香港的伯恩光学和深圳的蓝思科技已经进入苹果供应链，它们将赢得更多份额。

苹果公司难以回归美国制造

综合分析，目前苹果公司供应链严重依赖中国大陆企业及其他企业的在华工厂，不太可能回归美国制造，即便是组装环节搬回美国也不太可能。理由有三：

第一，解决就业看无必要。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低至4.5%，回到了金融危机之前的最好水平，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回迁企业、增加就业岗位。

第二，价值量看无太大必要。一部售价约500美元的苹果手机，其物料与制造成本仅220多美元、制造环节仅5美元，即使全部拿到美国组装、年产10亿部，其价值量仅50亿美元。而苹果手机的设计、操作系统、APP、品牌、市场营销等高价值环节一直在美国。组装生产如迁回，势必会增加不小的成本。

第三，从生产条件上看无法实现。有海外研究报告称，为苹果组装产品的大陆富士康工厂，有13万员工和8700名工程师。在中国完成组装工作只需要半个月，而在美国则长达9个月，中国大量低成本且有一定技术的劳动力是苹果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况且大量元器件供应商都在中国，从产业配套的角度看，搬回美国后生产组装成本势必增加，效率和质量还将不可避免地下降。

综上所述，中国大陆依旧是苹果产业链的最佳选址，苹果公司新一代产品的供应链可能更加依赖中国。

                  中国制造业成本接近美国了吗

曹德旺赴美国投资玻璃厂，是否表明中国制造业正在失去成本竞争力？

2014年8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研究报告《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The Shifting Economics of Global Manufacturing》），估算了全球出口份额最大的25个经济体的整体制造业成本，其中美国为100，中国为96。

图1 各国制造业成本比较

从图1细分的成本构成看，2014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于美国，但电力、天然气成本已明显高于美国，总成本水平接近美国。该报告预测，2015年，美国的低成本州生产将和在中国一样划算；到2018年，美国制造的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3%。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等成本大幅攀升

曹德旺在投资办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之一、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研发国。作为上游配套企业，趁美国汽车市场“触底反弹”的良机抢滩登陆，这是曹德旺在全球布局产业的一部分。玻璃生产比较特殊，能源成本和运输成本占比大，在美国办厂不仅可以使用相对便宜的天然气能源，而且还紧靠市场便于节约运输成本。

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确实上涨很快。

  图2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人工成本快速上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图2可以看出，2008年，城镇私营就业单位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是16445元/年， 2015年涨到38948元/年，是2008年的2.4倍。城镇非私营就业单位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更高，从2008年的24404元/年涨到2015年的55324元/年。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国际比较

国外学者George Dorgan 在2014年的一份研究中指出，从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看，截至2011年的数据，英国、法国、德国及北欧等发达国家为25%-35%；金砖国家平均水平约13%，印度在12%左右，中国只占7%左右。[1]2017年初，美国国会研究局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2]到2015年，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平均用工成本与发达国家（如美国）相比仍然有优势，但高于印度，接近墨西哥。该文所引用的美国Conference Board公司所作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跨国比较研究，发现到2015年，中国的制造业人力成本相比东南亚国家，的确已经较高，中国已是菲律宾的两倍多。国别比较具体数据如表3。

  表3  各国制造业平均的单位小时用工成本的比较（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ilcprogram/compensation）

注：这里的单位小时用工成本，不仅包括支付给员工的工资，还包括员工福利、保险等。中国和印度2015年数据为英国经济学人集团（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所估计。）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使得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越来越不具备成本优势。近年来，不少鞋帽服装生产等劳动力密集产业纷纷从中国迁移到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随着中国劳动力、环保等成本进一步攀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将是难以阻挡的趋势。

苹果公司产业链日益倚重中国，恰恰反映了中国近年来产业优势的变迁。不少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的产业优势，已经从“劳动力红利”过渡到“工程师红利”，进而将过渡到“科技红利”。如华为等科技型企业的成功，主要靠大量薪酬相对较低的工程师集中研发攻关。今天有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依靠在科技研发上的努力争取国际竞争优势，华为参与5G国际标准的制定；京东方在面板方面已经赶上并超越日本和台湾地区企业，在技术与市场份额上正直追韩国企业。

中国在营商环境、企业运营成本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改善

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7年《Doing Business》报告中，对中国营商环境进行了评价，排名有所上升，但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仍排第78位，还需进一步改善（参看附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土地成本高企、大城市房价飙升，不仅使暴利的房地产业对实体产业形成挤压甚至替代，大城市的高房价还使年轻人看不到希望，这将极大损害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和经济活力。

国际著名咨询公司普华永道每年公布《机遇之都》系列研究报告，选择30个国际大都市，从3方面10个维度考察这些大都市的商业吸引力与活力。具体包括：（一）衡量全球化和知识型世界中城市愈发依赖的工具：（1）智力资本和创新，（2）技术成熟度，（3）门户城市；（二）评估城市生活质量：（1）交通和基础设施，（2）健康、安全和治安，（3）可持续发展和自然环境，（4）人口结构特征和宜居性；（三）衡量城市的经济效能，（1）经济影响力，（2）宜商环境，（3）成本。

《机遇之都》2016年报告给出的排名如下：1、伦敦；2、新加坡；3、多伦多；4、巴黎；5、阿姆斯特丹；6、纽约；7、斯德哥尔摩；8、旧金山；9、香港；10、悉尼；11、首尔；12、柏林；13、芝加哥；14、洛杉矶；15、东京；16、马德里；17、迪拜；18、米兰；19、北京；20、吉隆坡；21、上海；22、莫斯科；23、墨西哥城；24、约翰内斯堡；25、圣保罗；26、波哥大；27、里约热内卢；28、雅加达；29、孟买；30、拉各斯。尽管北京在综合排名中位列第19位，上海位列第21位，但在“成本”维度方面，北京排名倒数第1，上海倒数第2。该报告专门指出，“有5座城市的房租可承受能力排在中低名次（伦敦、纽约、旧金山、北京和上海）。这预示着这些城市将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也难以获取城市所需的关键实践技能。”

综上所述，特朗普所期望的制造业回迁美国，难度很大，中国制造企业迁美仅是少数个案。其理由，一是当前美国的就业已较为充分，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使其得到很大份额的利润，缺乏足够的回迁动力。二是企业的布局需要综合考虑成本、市场等因素，且各行业、各企业的成本结构差异很大，为节约总成本而进行全球化采购/生产，是企业的理性选择。第三，可能选择迁到美国的企业，将是美国本土的要素或价格较低（如能源）、或有竞争优势（如研发设计）的行业。第四，美国蓝领工人的岗位更应该担心被自动化和机器人所取代。

具体到苹果手机，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电子信息业的元器件全球供应更依赖亚洲（尤其中国），新一代苹果手机的生产组装和元器件供应可能更加依赖中国。

关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前景，应该正视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逐渐失去，劳动密集产业逐渐向东南亚等地转移的趋势。中国企业正面临向产业链与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必须致力于超越“人口红利”，向“工程师红利”和“科技红利”迈进。

附表：世界银行《Doing B usiness 2017》报告对各国营商环境的排名

附录：中美制造业成本的对比

2016年9月1日，凤凰国际智库刊发《一位浙江老板对比了中美制造业的真实成本》[3] 一文，该文被各大网站转载，摘要如下：

    浙江省慈溪市江南化纤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同行中最早开拓海外市场的企业，一直位居国内同行出口的前二位。目前公司500名员工，5条自动化生产线，年产10万吨。

去年，“江南化纤”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投资办厂，成为首家在美国建立再生聚酯短纤维制造工厂的中国企业，一期计划投资2500万美元，二期投资2000万美元。该公司老板认为，去美国投资办厂，主要原因是国内综合成本连年攀升，颇感吃力。下面为该企业在中美创办相同规模企业的部分成本对比数据：

（1）土地成本：国内地价是美国地价的9倍，且美国是永久性产权，我们是50年产权。如2000年浙江慈溪工业用地价格是18万元/亩，现在一些县城工业用地已高达100万元/亩；目前美国地价仅2万美元/英亩，相当于2万元人民币/亩。

（2）物流成本：国内物流成本是美国的2倍，因为中国油价高，还有世界少有的过路费、过桥费。

（3）银行借款成本：国内最便宜的（正规）借款年利率6%，是美国年利率（2.5%）的2.4倍。如果资金来自年利率超过10%的银行理财产品、年利率15%的私募基金、甚至是年利率20%的民间高利贷，企业就更加不堪重负。

（4）电力/天然气成本：国内能源成本是美国的2倍以上。美国除夏威夷外(海岛地区)，其他州的电价都不贵，如德州电价折合人民币才2毛钱。

（5）蒸汽成本：国内用热电厂蒸汽，按每吨消耗蒸汽1.6吨、单价190元/吨计算，单位生产成本304元，折合49.0美元，美国用天然气锅炉自制蒸汽，按天然气价格14.52美元/吨，单位生产成本23.23美元，国内比美国高1.1倍。

（6）配件成本：国内设备性能略差，工人操作习惯不良，每吨单位配件成本约100元，折16.13美元，美国生产线设备性能较好，工人操作习惯好，每吨单位配件成本5美元，国内比美国高出3.2倍。

（7）税收成本：在中国，各种税收把企业压得喘不过气。美国的州政府看重就业，常给予企业优惠的税收政策，比如房产税优惠30年有效，如果公司达产，30年内将给予3000万美元的税收减免。

（8）清关成本：在美国投资办厂无需支付进出口清关成本。国内企业原料均进口，进口不算内陆运费、关税、增值税、仅各类手续成本约3500元/柜，每柜按20吨装计，为175元/吨，折合22.58美元/吨。国内企业成品出口不算内陆运费，仅各类手续成本约1600元/柜，每柜按20吨装计，则为80元/吨，折合12.9美元/吨。如果加上运费等，成本还要大幅增加。

（9）人工成本：美国劳动力成本是中国的2.57倍，但美国自动化程度高，用工少。国内两条月总产量为4500吨的生产线用工250人，美国设备改进，同产能两条生产线用工180人。按目前国内工资上涨趋势，如考虑5年工资再翻倍、10年工资翻两番计算，那么中国在人工成本上也占不到任何优势。

（10）折旧成本：同产能设备及土地厂房，国内生产线投资9000万元人民币、美国生产线投资2500万美元、按15年折旧、年产50000吨计，分别计算吨折旧成本:国内为120元/吨，折19.35美元/吨；美国33美元/吨，高出国内1.7倍。

（11）厂房建设成本：美国厂房建设成本是国内的4倍，但10年以上二手厂房价格根据年限则是新厂房的1/8-1/2，而且普遍性能良好。

以上各项，不少是中国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如土地成本高、借贷利率高且借贷难、税负重等等。我们确有许多待改善之处。

（编辑  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