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某些享有盛名、能影响舆论的公知和媒体，一谈起美国的司法制度，就眉飞色舞，推崇之情溢于言表。其实，他们对美国的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所知无几。若问起何以见得美国的司法制度优秀？他们充其量是将美妙动听的理论推来导去。由于他们的误导，中国民众大多以为美国的所有案子都得到了公正的审判，美国司法制度就是公平和正义的化身，理应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楷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判断美国司法制度的优劣，不能只作理论演绎，只重形式和过程，而不看结果如何。只有当实际结果普遍符合理论预期，才能说理论合用，制度合理，值得学习效法。本文从实践结果的角度考察美国司法制度，即采用可反映普遍性结果的统计数据，考察司法制度最重要的几个方面。

冤假错案率高

从1991年起开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进行一项美国死刑案错误率的研究，前后有十多位专业人士参与，调查了1973年以来美国所有走完了上诉程序的死刑案。由于美国的死刑案上诉过程常常要费时数年，虽然这个研究项目一直持续到2000年，但调查的案件仅为1995年及之前侦办的刑事案。

经过9年的努力，该项目小组于2000年6月发表了一份名为《一个破碎的系统：美国1973-1995年死刑案错误率》的调查报告[1]。

从1973到1995的23年间，全美总共判处了5760个死刑，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审判中犯了严重错误，重大错误率是68%！

上诉庭驳回下级法院的判决，必须是下级法院审理过程中犯了严重错误。如果上诉庭发现下级法院犯的错误不严重，即使存在错误，也会维持原判。在5760个死刑判决中，有68%的判决因为犯有严重错误而被上诉庭推翻，将案件退回审判庭。在返回审判庭进一步审理后，7%的死刑判决证明被告无辜，冤案率达4.8%；82%改判被告低于死刑的刑罚；11%维持原判。

美国死刑判决有自动上诉的程序，即上诉率100%。而一般案件只有大约10%的当事人会提出上诉。一般案件上诉后被上诉庭发回更正的比率约为10%。所以粗略地说，一般案件判决后再发回审判庭重审的机率只有1%，而死刑判决后发回重审的机率有68%。人命关天，谁也不能否认，对死刑案的审判是最为慎重的审判。换言之，一般案件审判庭发生的错误率和冤案率，不会低于死刑案件，但这些错误在上诉庭得到更正的机会十分渺茫。因此，只能得出“美国司法冤假错案率高”的结论。

即便是经由上诉法庭比较慎重复核过的死刑案，其中还是不乏冤案。纽约有一个非盈利公民维权组织，称为“无辜者专案（The Innocence Project）”，专事采用DNA技术纠正司法冤假错案。根据其提供的统计数据，近年来，美国有312名在狱囚犯经由民间维权组织的帮助，通过DNA检验得以洗脱罪名，其中18人是在判处死刑等待处决的名单上[2]。

这312名蒙冤者平均冤狱时间为13.5年。其中29人，即9.3%，向警检方“坦白交代”了虚构的作案过程，加上被迫认罪的无辜者，这一类冤案在经由DNA检验脱罪案子中占25%。有这么高比率的冤狱者屈认没有犯下的重罪，可见美国司法系统逼供讯的状况十分严重。

通过DNA检验纠正的冤案，主要为强奸案，约占93%。这是因为DNA检验可以为这类冤狱者提供确凿的反证，而其他DNA技术无用武之地的冤案，恐怕要永远埋没在岁月里了。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一件冤案，包括这300多个经DNA检验确认了的冤案，其责任者都不受追究。容许利用走程序合法制造冤案，没有人需要承担冤案责任，甚至连向冤狱受害人道歉都不用，是这个司法系统最可怕之处。

陪审团审判制走向没落

陪审团审判，是美国政府引以为豪的一个司法制度。可是，如今这个制度面临严重危机，趋向消失。

在美国，对检察官求刑6个月以上的刑事起诉案，被告有权利要求陪审团审判。在民事案方面，虽然当事人也可申请陪审团审判，但不同于刑事案的被告有法定权利获陪审团审判，民事案是否采用陪审团审判，则由案件受理法官决定。美国是官司泛滥的国家，如果大量民事案经由陪审团审判，到哪儿去找足够的陪审员？所以，司法当局长时期严格限制民事案采用陪审团审判。最近几年，由于陪审团裁决的案子急剧下滑，当局放宽了民事案经由陪审团审判的限制，申请获准的机会已大为提高。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经由审判裁决的案子一直呈减少趋势，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急剧下降，出现了学者们称之为“陪审团审判正在消失(Vanishing Jury Trial)”的事态。

统计数据能作最好说明。根据美国司法部统计局的资料，1976年联邦法院每100件民事侵权案中有10件开庭审判（原资料笼统地使用“审判”一词，因为是民事案，应当包含了陪审团审判或法官审判这两种形式），到2008年时，只有1%的民事案件经由审判结案；而同一年，经由审判的刑事案只占总数的4%（因为是刑事案，这里“审判”一词表达的意思即为陪审团审判）[3]。这个趋势仍在继续，到2010年时，全美联邦法院中平均每100件定罪的刑事案中有97件不经由审判，而是通过辩诉交易（Plea Bargain）结案[4]。

由于未经审判裁决的比率越来越高，虽然美国的刑事案和民事案每年都在增长，但是审判案件的绝对数急剧下降。根据美国司法部统计局的资料，全美的联邦法院1985开庭审判的民事侵权案的数量居然是2003年的4.5倍[5]。

这些数据触目惊心，美国不少有识之士惊呼，美国的司法系统已变得面目全非。他们认为法院需要有稳定的审判流量，才能教育民众遵守法律。试想一下，全美联邦法院的案子，每100件定罪的刑事案中有97件不经由法庭审理，而是通过被告律师和检察官达成控辩交易结案；每100件民事案中有99件不经由法庭审判裁决，而是通过庭外谈判结案，法庭已不能称其为法庭了。“审判在消失”这个长期趋势，实质上反映的是美国人对法官不信任、对陪审团制度没把握、对司法系统失去信心的长期趋势。

陪审团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裁判者形式，在交通不发达、经济发展程度比较低的部落式社会，也许能发挥很好的功能。可在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作案采用高科技，破案也依赖高科技，案子越来越复杂，随机选出的陪审员能否理解案情，能否听懂乃至找出专家证词的破绽，都成为问题。更糟的是，案子错判本来应该有人负责，引入陪审团机制后没了责任制，陪审团判决的形式，成了制造冤案的枪手和免责的挡箭牌。陪审团审判后就地解散，以后即使证明他们判错了，也没有人需对此负责。

陪审团审判本来是一个很不错的理念，可是被检方用来同辩诉交易捆在一起后，就完全变调了。“交给陪审团审判”这种话，成了检方用来恐吓被告、逼迫被告认罪的主要手段。前述312名经由DNA检验获释的冤狱者中，25%的人宁愿接受长期冤狱监禁，痛苦地屈认重罪，也不敢要求通过陪审团审判还自己一个清白，因为怕被陪审团判成死罪。

2013年纽约市审理了一个华人的案子，能提供一些背景说明。2007年纽约市皇后区一个两月大的女婴突然猝死，解剖结论为女婴疑似遭剧烈摇晃致死，她的父母李航彬和李英立刻被逮捕。检方最终开出如下的辩诉交易：“认罪，李航彬判刑300天，李英无罪释放；不接受认罪交易，交由陪审团审判，如果被判有罪，李航彬刑期25年至终身监禁，李英判15年。”李航彬夫妇始终不承认伤害女儿，但是面对如此悬殊的判刑风险，李航彬一度决定屈认了，这至少能使李英早日获得解脱。但在认罪听证会上，当法官问他是否认罪时，他突然觉得自己和李英没有伤害女儿，认罪对不起失去的女儿，在最后一刻拒绝了认罪交易。

此案发生时，女儿才出生两个月，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年轻夫妇对孩子十分宠爱，检方无法找出任何作案动机，这场审判将纯粹是一场医学专家对女婴死因的医学辩论。被告要打好这个官司，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要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聘请多位高知名度的专家提供有利、有力的证词，用以影响陪审团。对这种高专业、高技术性的案子，随机选出的陪审员听不懂也只能呆坐着，不能提问，不能要求专家解释，然后他们根据似懂非懂的东西，对被告行使生杀予夺大权。

司法系统滥用辩诉交易

用法治精神办案，就应当严格按照法律和事实，类似的罪行，应该得到相近的处罚。这种法治原则在美国已消失殆尽。一般在刑事立案之后，检察官就开始同被告律师谈辩诉交易，条件无非是被告认罪就用较轻的罪名起诉，建议法官轻判；不认罪就用可套得上的最重罪名起诉，如果经由审判定罪，将建议法官在量刑范围内判处最高的刑期。由于两种结果的处罚常相差几倍至数十倍之多，所以达成认罪结案的比率很高。

滥用辩诉交易，腐蚀败坏了司法风气，使司法系统充斥了讨价还价的气息，说假话大行其道。

一般来说，量刑权属于法官，除极少数特殊案件认罪协议会写明辩诉双方同意的刑期条款，其余都是在认罪协议中声明，由法官决定刑罚。于是，检察官和辩方的律师明明私下讲好认罪的交换条件，即多少刑期和罚款等，法官也明白这些花样，但是在向法官递交认罪协议时，检察官、被告、法官三方要一起演一场虚伪的法庭戏。几个标准化的问答，被告向法庭承诺自己认罪是完全自愿，没有被诱导或者胁迫。一问一答，都有录音或录像记录存档。只要其中一个回答与标准不符，这协议就黄了，法官将当场拒绝认罪协议。当然，在上庭前，律师一定会教被告怎么回答。讽刺的是，在被告回答前，法官还要被告手按圣经宣誓只说真话，不说假话。

“辩诉交易（Plea Bargain）”这个专业名称，字面上就有进行谈判交易的意思，实践中当然涉及交换条件，可是法庭上法官还要假惺惺地问被告有没有谈交换条件，而被告则必须在圣经宣誓下说假话：“没有。”目前，美国司法界达成认罪交易的案件占总体定罪案件的97%，这种法庭程序简直就是美国法庭最大规模、最为普及、由法官亲自参与和导演的造假活动。

如果被告实话实说，说出签署协议时检察官答应的条件，这就犯了江湖大忌。检察官通常会勃然大怒，断然否认，并宣布撤销与被告达成的认罪协议。检察官随后修改的起诉书不仅要增加起诉罪名，而且这新增的控罪比原有的要重得多。

实际上，认罪交易的刑期是辩诉交易双方私下讲好的认罪交换条件。美国的法官，都是律师或检察官出身，对辩诉双方这些名堂，当然一清二楚。

因为认罪协议上不写明刑罚条款，被告在认罪协议上签字后，命运就完全掌握在检察官和法官的手中，失去任何抗争的途径。实际操作中，检方事后不守信用，或法官不按私下达成的协议判刑的发生率非常低。检察官和法官都把这事儿当生意做，与律师配合默契，信守辩诉交易的潜规则；另一方面，辩诉交易总体上有益于检察官和法官。

辩诉交易是一种富有争议的办案方法，许多国家禁止使用。不难理解，真正的罪犯比较容易与检方达成认罪交易，以期获得轻判；无辜者倾向拒绝检方的认罪交易，更有意愿通过审判还自己一个清白。因此，辩诉交易政策，使罪犯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增加了出狱后再犯案的几率，而无辜者不接受认罪交易，有可能被陪审团误判，遭受极不合理的加重处罚。

穷人打官司遭歧视

辩诉交易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辩诉双方的实力，取决于辩方律师的能量。所以，相似案情的不同案子，辩诉交易的谈判结果，天差地远不足为奇，而有能量的律师，都是穷人没有经济能力聘请的高价律师。

在美国打官司，不花足钱，公正就没保障。如果没有律师，就会在法院系统受到歧视。

2010年2月23日，我从美国上诉法院的网站下载了某个案件的判决结果，顺便把当天公布的所有判决书都下载了。意外发现，上诉法院对是否有律师代理的案子给予了明显不同的待遇。那天网站总共发布了22份判决书，其中14个案子是当事人自我代理。这些案件的判决书除了封面之外都只有一页，而在只有一页的判决书里，只有二、三句公式语句。

所有这14份没有律师代理人的判决书，没有一句话提及上诉或请愿的具体论据与事实，没有召开庭辩，就采用只需填上当事人姓名和案件名称及编号的格式化判决书打发了。没有律师代理的当事人得到的这种判决书，连法官是否阅读过他们的诉状都无从识别！而另外有律师代理的8份判决书含有多页具体内容，有案情陈述，上诉或请愿的论据，上诉庭的分析、作出裁决所依据的法律等等内容。

公共辩护人制度的潜规则

公共辩护人制度，是又一个美国政府引以为豪的司法制度。可是，从每100件定罪的刑事案中有97件不经由审判，而通过辩诉交易结案的事实看，公共辩护人制度的最大受益方，显然是检察官和司法系统，而不是被告。

辩诉交易过程中，有许多不能摆上桌面的潜规则。如果被告没有律师，则检察官根本不会同被告谈认罪交易。一方面美国的司法和法律十分难懂，如果被告没有这方面的基础知识，检察官和被告之间会出现鸡同鸭讲的局面。另一方面检察官担心直接和被告谈判后，被告不懂江湖规矩，在庭上捅出了不该公开的讨价还价细节，出现难堪的局面。而通过律师充当中间人谈，即使被告在庭上捅出这些内容，不仅检察官否认，被告的律师也不会承认。在这种司法氛围下，形成许多只有业内人士明白的潜规则，没有律师的刑事被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寸步难行。

虽然当初设立公共辩护人制度的出发点良好，但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公共辩护人的角色已经“进化”成检察官与被告谈交易的中间人；公共辩护人的主要功能，成了帮助检察官说服或逼迫被告认罪。

检察官拥有“四位一体”的司法权力

检察官事实上拥有了起诉被告、判断证据、审判事实、量刑惩罚的四位一体司法权力。检察官在绝大多数案件中还包揽了法官和陪审团的职能。

帮助检方绕过审判的居然是立意良好的陪审团制度和公共辩护人制度。美国建国先贤所创立的司法独立、三权分立的指导思想无可非议。可实践的结果其实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司法独立变成了随心所欲的司法放任。而那些拥有司法独立权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本身却做不到独立于政治，是两党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小布什被法官挑选为总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2000年大选，两位总统候选人的得票率非常接近，于是一方要求重新计票，另一方反对，官司直接打到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各自以赤裸裸的政治立场投票，结果5票对4票，以一票的多数挑选了小布什。在其他案件中，法官们受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影响，肆意解释宪法，更是司空见惯。

为什么立意良好的政策，实施结果会走向畸形、走向反面？这些变异现象值得中国司法改革的设计者深思。美国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实践过程中偏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中国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应当有远见，利用后发优势，研究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深思熟虑设计好切实有效的督察机制。

司法制度抑制犯罪效果不彰

论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成败，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是社会治安效果。美国长久以来大树特树警察的绝对权威，对警察说的话，你不理解也要服从，不然被打死了，警察是按程序操作，无须负责。美国是世界上囚犯最多的国家，监狱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也是全世界最高的。《纽约时报》2008年4月23日报道，美国的人口不到世界总人口的5%，但是全世界平均每4个囚犯中，就有一个在美国[6]。根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统计资料，在2009年6月30日这一天[7]，每133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是住在监狱里[8]。

尽管美国严法峻刑，监狱里人满为患，监狱人口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为世界之最，但由于司法不公和效率低下，犯罪率依然常年居高不下。联合国毒品和犯罪署（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2013年7月29日发布的一份统计报表列出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3至2011各年按人口计算的刑事报案率，即使在表现最好的2011年，美国也还是处在报案率由高而低排名表的第六位[9]。

美国司法制度失败引发的思考

从统计数据看，美国司法制度分明是一个失败的制度，可它居然还顶着世界各国司法制度楷模的光环。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国政府善于包装。多年来，政府精心策划，假手民间组织出版了大量美化美国司法制度的公关读物。在这类宣传资料中，法院被描绘成捍卫自由和民权的堡垒，一些美国最高法院的所谓经典案例反复被吹捧。美国最高法院也不乏臭名昭著的“经典”案例。由于最高法院的错误判决，美国废除种族隔离的举措被延误了60年。美国现在面临日益严重的枪支泛滥问题，美国最高法院难辞其咎。

美国司法制度失败的原因有多层次，这里择其要者作点评。

美国片面强调司法独立，致使走向了司法放任的极端。司法系统内部的监督形同虚设，外部的监督几乎没有。古今中外的无数事例早已证实，一个权力系统如果只依靠内部设立的规章制度，远远不能防止权力滥用的问题，必须要辅以系统外的监督机制。美国的司法系统也不例外。

美国的检察官享有司法豁免权，办错案不受追究。而美国的法官不仅享有司法豁免权，（联邦法官）还享有法律规定的铁饭碗（终身制）。换言之，法官办错了案无需负责，不会减薪水，未经本人同意不得调动职位，更不准撤职。显然，这些规定不利于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美国的司法理论和实践，重形式，轻内容；重过程，轻结果；重程序，轻实质，结果形成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美国的法庭对垒文化来源于公元16世纪的“格斗审判”。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警检方以输赢心态办案，而不是将伸张公义作为自己的使命。如果冤狱者幸运的话，若干时间后真正的作案者浮现并被识别和抓获，法官、警检方对于蒙冤者还是没有丝毫的负疚感，在他们心底深处，世上不存在冤案这回事儿，因为这是“格斗审判”，是冤狱受害者自己当初“格斗”输了，怨不了别人。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律师的职业道德也被金钱扭曲了。美国一个称为“法庭电视（Court TV）”的有线电视频道，经常直播法庭审判。曾经有一个案件的庭审直播，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是一个6岁女孩遭拐骗、强暴、凶杀和抛尸的恶性案件，嫌犯是女孩的邻居。法庭上被告律师的辩才一流，让人叹服。由于嫌犯和受害女孩是邻居，被告律师就将嫌犯家里发现的物证向陪审团解释得十分自然得体，如毛发是女孩进来玩耍时留下的，血迹是女孩一次鼻孔出血留下的，等等。律师的辩护词慷慨激昂，充满深情，用各种手法向陪审团刻画他的委托人是个心地善良的好邻居。同时又大布疑阵，拉扯种种疑问和证据，力图向陪审团输入凶手一定另有其人的观念。

庭审结束后，显然陪审员们觉得此案很难断，闭门讨论了好几天，最后陪审团心存疑惑，但勉强作出被告罪名成立的判决。谁知没过几天爆出令人意外的新闻，披露该辩护律师其实早已确知他的委托人犯下了这桩灭绝人性的凶案。原来嫌犯辩护律师开庭前曾向检方提出用交代抛尸地点换取免于死刑的辩诉交易，后未能成功。而审判前为了“公正”，法官规定审判期间双方不得泄露这个辩诉交易的条件，也不准将这个几乎成交的协议作为证据呈堂。

更可怕的是，在相关的电视秀讨论会上，几位律师一致表示，虽然该律师的行为令人反感，但他没有违反律师的职业道德，因为律师这个职业就是要替委托人争取最大的利益。

中国出版的一些关于美国司法题材的读物，有很大部分实际上是编译自美国的公关读物，有意无意在中国民众中制造出美国司法制度优越的神话。事实是，美国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现象普遍存在，冤假错案的比率很高。

需要强调的是，美国的司法制度无疑有很多缺陷和漏洞，然而纵使设计得再高明、再精细，如果整个社会文化堕落了，上层建筑腐朽了，一个组成部分亦不可能独善其身。检察官奉行丛林规则，不知正义为何物。而律师认钱不认理。社会文化、社会道德沉沦至于此，穷尽设计之所能，也不可能创造出一个成功的司法制度。所谓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设计再好的制度，也能被活人找到空子可钻。

美国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其危害性、严峻性不见得低于中国，但统治美国、控制美国舆论的精英阶层拥有强大的宣传机器，长期以来持续不断进行贬低他国的洗脑宣传，已经形成了美国人普遍的傲慢思维方式，这是美国的悲哀。

中国的舆论曾经相信精神万能，近些年来却鼓吹制度万能，这两种倾向都会造成很大的破坏，贻害无穷。毋庸置疑，中国司法改革更须重视上层建筑的建树，提升社会道德和文化观念，否则司法改革的结果一定是事倍功半。因为制度不可能巨细无遗，面面俱到，约束和规范人们行为的根本之道，应该是道德和法制并举。

（责任编辑：东源）

[1]资料来源：哥大法学院调查报告，A Broken System: Error Rates in Capital Cases（1973-1995）， http://www2.law.columbia.edu/instructionalservices/liebman/liebman_final.pdf.

[2]资料来源：无辜者专案，http://www.innocenceproject.org/Content/DNA_Exonerations_Nationwide.php.

[3]资料来源：Does the “Vanishing Jury Trial Phenomenon” Impact Trial Preparation? By Jan Mills Spaeth Ph.D. And Rosalind R. Greene, J.D. This article was printed in the Arizona Attorney, in April, 2010.

[4]资料来源：政府统计资料，《纽约时报》报道，http://www.nytimes.com/2011/10/31/us/supreme-court-to-hear-cases-involving-bad-advice-on-plea-deals.html.

[5]资料来源：美国司法部统计局，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Charts and tables about percent of tort cases concluded by trial in U.S. district courts, 1970 – 2003，http://bjs.ojp.usdoj.gov/content/glance/tables/torttrialtab.cfm.

[6]资料来源：《纽约时报》根据美国司法部统计局资料报道，http://www.nytimes.com/2008/04/23/us/23prison.html?pagewanted=all.

[7]人口统计必须在某一时点进行，美国监狱囚犯统计在每年6月30日这一天进行。

[8]资料来源：美国司法部统计局，http://bjs.ojp.usdoj.gov/index.cfm?ty=pbdetail&iid=2200.

[9]资料来源：联合国毒品和犯罪署，http://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statistics/crime/CTS_Formal_contact.xls.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3月1日刊登文章：《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本文为译文摘要。

近日来，焦虑情绪渐渐取代了基辅等地的政治变局带来的欢欣雀跃。建立一个可靠的民主政权远不止是赶走某个独裁者那么简单。即便是那些已经稳固下来的民主政权，其体制逐渐暴露出的缺陷也开始引人担忧。

即便在西方社会，伴随着民主制度也常常出现政府负债、内政处理效率低下、过度干涉他国内政等问题。随着西方国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陷，民主在世界其他地区日益式微。

民主为何失去动力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的崛起，是民主失去动力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不仅对世界金融，更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冲击。这次危机让西方政治体制的根本性缺陷暴露无遗，也严重打击了西方人视为宝贵资本之一的自信心。

近几十年来，政府任由高风险的债务持续堆积。很多民众开始对现行的政治体系大失所望——特别是发现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帮助银行家解困，然后做个袖手旁观的废物，任由金融家们给自己发高额奖金。金融危机使得“华盛顿共识”遭到了整个新兴世界的诟病。

同时，中国共产党打破了以往只有民主制国家才能取得经济进步的局面。美国经济最快速增长之时，其国民生活水平约每三十年提高一倍。而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生活水平几乎每十年就提高一倍。中国的精英阶层认为他们的模式——由共产党进行严格控制，广纳贤才进入上层社会——比民主制更高效且更不易受政治僵局所影响。政治领导权约每十年交接一次，共产党通过不断提拔有能力的人才作为骨干力量来实现其政治目标。

中国的领导人已解决了民主制需要几十年才能解决的国家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举例来说，中国仅用两年时间就使养老金覆盖了超过2.4亿的农村居民，远远超过美国公共养老金体系中的总人数。2013年皮尤全球民意调查显示，85%的中国人“非常满意”国家政策方向，而美国仅有31%的满意度。

复旦大学的张维为认为民主制摧毁了西方，原因是制度化的政治易陷入僵局，决策过程繁琐，而且还选出了如小布什等平庸的总统。北京大学王缉思评论“很多引进了西方价值观和政治体系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社会动荡和无序”，而中国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模式。

“民主的倒退”

2000年后接连发生的民主倒退事件，将中国的发展势头衬托得愈加强劲。第一次民主倒退发生在俄罗斯。普京封锁新闻舆论，囚禁竞争对手，同时走着民主的过场——在保证自己当选的前提下给大家投票权。委内瑞拉、乌克兰、阿根廷以及其他地区的专制领导人也纷纷效仿，他们没有完全废除民主制度，而是长期披着民主的外衣，而这更使民主制度名誉扫地。

再一次是伊拉克战争。当美国为首的军队2003年入侵伊拉克，却找不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布什转而将这场战争粉饰成为自由和民主而战的正义行为。左翼人士认为，伊拉克战争证明民主制度只不过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遮羞布而已。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认为，伊拉克日益严重的混乱局势证明了美国领导的民主化运动可能会带来动荡。而对美式民主感到失望的新保守派人士，如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将其视为“民主无法在石质土地里生根发芽”的证明。

民主的第三次严重倒退是在埃及。2011年穆巴拉克政府在强烈的抗议声中垮台，但在随后的埃及大选中获胜的并不是自由激进分子（他们被分割成了无数滑稽党派，无力回天），而是穆罕默德·穆尔西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穆尔西在政府中塞满了兄弟会成员，赋予了自己几乎至高无上的权力，还创建了一个伊斯兰教徒永远占多数的上议院。2013年7月，埃及军方介入，逮捕了首位民选总统，囚禁了兄弟会的领导者，并杀死了成百上千的游行示威者。埃及的动荡同叙利亚战争、利比亚的无政府状态一起，浇灭了阿拉伯之春在中东各地催开民主之花的希望。

南非自1994年引进民主制度起，就一直由日益专制的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一党统治。曾以温和伊斯兰教推动国家繁荣和民主的土耳其也正向腐败和独裁堕落。在孟加拉国、泰国和柬埔寨，反对党则联合抵制近期的大选或拒绝接受大选结果。

所有这些表明，建立能够长久维系的民主制度确实是一项进展极慢的工作。小布什和布莱尔曾强调，民主可能是一个“普遍理想”，但它也是一个需要文化根基的制度。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崇尚个人权利和独立司法，而且都是在复杂的政治制度——包括强大的行政部门和根深蒂固的宪法权利——建立很久之后才发展出投票权。

“没有什么事能比获得自由更加美妙，也没有什么事能比学会运用自由更加困难。”（亚历克斯·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

西方民主功能失调？

近年来，那些本应为新民主国家提供范例的制度，开始显得僵化和功能失调。美国由于沉迷党派之争，在过去两年已有两次处在欠债的边缘。当权的政客为巩固权力和赢得选举而改划选区的行为也破坏了美国的民主体制。这种行为加剧了极端主义，因为政客们不得不专注于争取党派忠实拥护者的支持，而忽视了大量普通选民。金钱在美国政治中也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数以千计的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有20多名说客）为自己所在集团争取特权，使立法过程变得冗长复杂。这让人们觉得，美国的民主已经变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富人与穷人的权力也不再平等——游说者和选举资助人强调，为政治花销是在行使自由言论权。结果，美国的形象（和民主制度的形象一起）遭受了极大的打击。

即使在民主的核心地带，民主面临的也不仅是零星的小问题，而是严重的结构问题。以民族国家、国民议会和周期性选举的形式运行的民主制，正遭到来自上下各方的夹攻。

全球化深刻地改变国内政治。国家政要们向全球市场和超国家组织交出了太多权力，如在贸易和金融方面的管理权，为此他们或许会发现自己无法兑现对选民的承诺。IMF、WTO 和欧盟等国际组织理直气壮地扩展自身影响力——单个国家如何独自解决诸如气候变化或偷漏税款等问题？为顺应全球化，国家政要只好在某些领域限制自己的酌情决定权，将部分权力交给未选举当职的技术官僚。

下有来自想要独立的民族、印度各邦、美国各市长的强劲挑战——他们都试图从国家手中夺回权力。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非政府组织和说客们，使领导者们更难开展活动。互联网让煽动和组织活动更加简单；在这个世界，人们每周都可以参与真实的电视投票，点点鼠标就可以支持请愿，让几年一度选举的议会民主制看上去越来越落后于时代。

民主最大的挑战来自选民本身

事实证明，对民主制度下“民众短视”的担忧是有先见之明的。政府将巨额赤字视为理所当然，通过借款满足选民眼前的需求，却忽视长期的积累投资。金融危机毫不留情地揭露出这种靠债务融资的民主是无法长久的。

随着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刺激措施逐渐停止，政客们不得不面对艰难的选择。说服选民适应经济紧缩的生活不会吸引选票。缓慢的经济增长和紧缩的财政将会引发利益集团之间对有限资源的争夺。这种竞争正随着西方人口老龄化逐渐展开。老人比起年轻人更懂得如何让自己的意见得到重视。

民众对政治日益冷漠，使国家更难在经济萧条时期进行调整适应。发达国家政党的党员数量在不断减少。一个针对欧洲七国的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选民表示“完全不信任政府”。民众一边依赖政府，但一边又蔑视它。这种依赖逼得政府扩张过度、负担过重；而对它的蔑视又剥夺了它进行扩张的合法性。总之，民主的功能失调与民主的这种“怪脾气”息息相关。

在某种程度上，民主在20世纪的良好运行部分得益于美国的霸权地位，这使其他国家争相效仿。但随着中国的影响力扩大，美国和欧洲丧失了它们的号召力。如果美国这样的政府尚连预算决议都不能通过，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还要将民主视作理想的政府形式呢？

民主在新兴世界也遭遇了和富裕世界同样的问题。新兴民主国家同样过分关注短期支出而非长期投资。印度出钱拉拢了许多利益团体，却疏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政治体制被利益集团把持，又渐渐被反民主之风所动摇。英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弗伦奇指出，印度所有30岁以下的下议院成员都来自各政治家族。即使在资产阶级精英中，支持民主的力量也在瓦解：印度的商业大亨常常抱怨印度混乱的民主导致基础设施薄弱，而中国却建成了高速公路、华丽的机场和高速铁路。

民主此前也曾落入不利境地。民主制具有内在优越性并终将征服世界这一观念，已被中国的发展实例严重动摇。然而，中国的发展也隐藏着更深的问题。

托克维尔在19世纪时指出，民主国家其实不像表面上那么弱不禁风：表面看起来问题多多，但隐藏实力也很强。民主政体能够选择不同领导人，提供不同的政策供人选择，比独裁政体更擅长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迎接存在的挑战，尽管他们常常需要一段时间探索出正确的政策。但是，成功的前提是要确保自己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

（摘编自：《经济学人》周刊，译者：皆作笑谈等，2014-03-21。并参照《参考消息》2014.5.4-5.5）

(编辑  远山)

早在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就提出了泛亚铁路网的构想，西连土耳其，东至新加坡，可谓低纬度的亚欧大陆桥。但冷战时代的地缘政治格局使这一设想沦为空谈；直至21世纪，这一设想才获得新生。

2005年，总部位于泰国的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推动其成员国签署了第一个政府间协定《亚洲高速公路政府间协定》。签约国有义务使境内路段达到协定要求的设计标准。该机构推动的第二个政府间协定（《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议》）正是上述协定的深化和发展。

2009年，《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议》正式生效。据规定，泛亚铁路网分为四大走廊，除中亚至高加索走廊外，其余3条走廊均通过中国，它们分别是东南亚走廊、东北亚走廊和南亚走廊。

中国分别在这两项协定的前一年通过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4年）及其调整版（2008年）。在泛亚铁路的问题上，中国显然起了重要推动作用；跨国铁路走廊的规划也凸显了中国“合纵”的地缘战略。

中泰“大民换高铁”计划极其流产

在穿过中国的三条走廊中，东北亚走廊暂时无法解决朝鲜半岛的连通问题。而因为有喜马拉雅山的阻隔，所以，对于中国而言，南亚走廊要以东南亚走廊为前提。这样一来，泛亚铁路网的建设就是如何连通中国与东南亚便捷陆路交通的问题。通过泛亚铁路，中国可以陆路连通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如要继续连通新加坡，必须经由泰国；而要向西挺进，连通巴基斯坦、印度乃至更西的亚欧地带，则必经缅甸。因为中缅铁路已经在建，接下来的任务主要是连通中泰。

泛亚铁路未必是泛亚高铁。不过，中国则有意在泰国的高铁事业上小试牛刀。若能成行，将意味着中国人能以更加便捷的陆路方式到达中南半岛。这种战略意图最终呈现为“大米换高铁”计划。

这一计划是一种双赢合作。对于泰国而言，它会推动泰国政府在接下来的7年内使用这笔贷款投资兴建水、陆、空交通设施。其中主要投资将用于兴建4条高铁，使泰国成为连通整个地区的枢纽。对于中国而言，这一计划有两大含义。其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消费国和生产国，但随着移民城镇化（而非就地城镇化）的大潮，中国大米产量日趋紧张。以高铁换大米，可以缓解这一态势。

其二，贯通铁路，实现中国在东南亚的合纵战略。在“大米换高铁”计划中，中国有意参与廊开至帕栖的高速铁路系统项目建设。值得一提的是，廊开是泰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2009年中老铁路正式开通（这是老挝第一条铁路），恰恰是从廊开驶向老挝首都万象9公里外的塔纳楞。按照泛亚铁路规划，中国将在昆蒙铁路的基础上建立昆明至万象的铁路线；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大米换高铁”计划顺利实施，中国可以连通昆明与帕栖（泰国南部城市，靠近曼谷）。一旦连通帕栖，就可以基本纵穿泰国东部，南可通新马，西可连缅甸印巴。所以，对于中国而言，这是关乎粮食安全尤其是东南亚棋局的战略部署。

但随之出现的泰国国内政治生态两大要素最终导致这一计划流产。其一，总理英拉在推动“特赦法案”后遭遇反对派持续抵制，即便该法案很快被国会上议院否决，但反对派的抵制活动迟迟未了，甚而要求审查英拉政府批准的基础建设项目。其二，泰国自2011年开始推行大米补贴政策以来，大米出口锐减。反对派揪住该政策的缺陷不放；2014年2月起，被政府拖欠1400亿泰铢大米款项的泰国农民开始进入曼谷。最终，3月12日，泰国宪法法院裁定，国会所通过的一项约合678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违宪，这一项目的核心部分正是“大米换高铁”计划。

“战略宽松期”并不宽松

此时的世界形势也不太平。美国与俄国在乌克兰展开了气氛紧张的战略对峙，乌克兰危机成为冷战后欧洲发生的最为严重的政治危机。俄罗斯与美国互为战略对手的局面进一步固化。而这场危机中，中国的地位相对超脱，因此有专家预测，乌克兰危机很有可能为中国带来一段“战略宽松期”。

而中国向东南亚的战略挺进是以点连线，以线带面。即以昆明为基点，连线重要城市，带动东南亚战略棋局。昆明是绝佳之地，这是中国方面走向南亚、西亚地区的核心枢纽地带；沪昆高铁正在建设，而一旦昆明连通泰国南部（泛亚铁路网东南亚走廊有三种路线方案，但都以昆明为起点），这将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但令人遗憾也值得深思的是，从泰国宪法法院审查“大米换高铁”计划到正式裁定其违宪期间，昆明火车站发生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

可以确定的是，两件事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都让中国在东南亚的战略部署遭遇困难。事实上，中国在东南亚的战略部署一直遭受西方势力的阻挠与干涉。美国积极插手南海问题，不留余力地在东南亚国家制造紧张局势，以应对中国的崛起，使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

西南方向可能是中国地缘战略的突破口

国际政治首先是地缘政治。中国国土面积庞大，周边战略出口有六个之多——西北（新疆）、北部（内蒙）、东北（黑吉辽）、东部（沿海诸省）、南部（两广）和西南（云贵藏），但切实可以实现战略突破的恐怕仅有西南一隅。

新疆是亚欧大陆的地理正中心，若以新疆为中心，围绕已有的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陇海兰新线的基础上向西延伸）和第三条亚欧大陆桥（渝新欧线），大可在此打造亚欧大陆经济—文化增长的新中心。但因为新疆的特殊政治环境以及中亚的复杂局势，中国的安全缓冲带成为中国走向中亚乃至开拓亚欧大陆的战略阻滞点。

中国在东北方向的发展必然延伸到日本和俄罗斯两国的战略边界，形成三国交错的直接战略对峙。

中国在东部和南部的战略延伸就是维系并发展东海与南海的中国海权，近几年的海军建设正是这一战略意图的集中体现。然而，无论在东海还是南海，战略对峙都具体化为军事对峙，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可能无法在这一方面取得实质进展。

环视中国周边，中国地缘战略或许可以在西南方向有所突破。西藏的经济组成、地理开发和宗教民族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带来不确定因素，从云南和贵州两地寻找突破口更具备可行性。而这一点早已被人注意，不妨简要回顾二十世纪的两则史例，一个是法国通过滇越铁路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一个是中国通过滇缅公路对日本的战略突围。

跨国高速铁路将影响中国地缘战略

1885年，法国通过中法战争与清廷缔结《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取得对越南的“保护权”，并规定“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商办”。如果说清廷认为修火车会伤了龙脉，那么这些欧洲洋人很清楚地知道火车线路才是龙脉。1903年，中法签订《中法会订滇越铁路章程》，全线1910年竣工，即滇越铁路。在此之前，云南无一条公路，遑论铁路。当时中国大陆内部的陆路交通尚不发达，该铁路建成后，从北京去云南的路线是：先到上海，再经香港或广州转到越南的海防，最后坐滇越线到达云南。抗战爆发后，京沪的诸多文化名流正是走这一线路来昆明的，之后则在此组成了中国大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大海波涛汹涌，充满不确定性。中国人安土重迁，海军实力不足；另一方面，任何国家都需要坐实于陆地之上，从西南地区进入中国，试图把云贵与东南亚连成法属殖民地，这是一招巧妙的战略包围。

而直到近五十年之后，国人更深刻意识到云南地区的地缘战略意义。二战期间，中国战区主要有6条对外交通线：华南线、西北线、滇越铁路、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中印公路。随着日军的势力范围扩大，华南线和滇越铁路先后失去作用。其余线路，除西北线外，均是以云南为核心的西南线路。西北线之所以能起到作用，端赖于同路线彼岸生死相关、荣辱与共的战略同盟，而一旦苏联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1941年），这一路线几乎毫无用处。

滇缅公路则是整个西南线路的核心。滇缅公路竣工（1938年）后，日本一直试图封锁该线路，或逼迫英国关闭滇缅公路缅甸路段，或飞机轰炸，或陆军抢占。在相当的意义上，西南地区的战斗是围绕着争夺滇缅公路展开的。因为这不仅是获得国外物资的窗口，更是偌大中国所剩不多的战略突破口。

现今，由于周边环境的复杂形势，对于中国而言，西南地区的战略突破口地位仍然重要。2010年，为纪念滇越铁路开通一个世纪，很多官员或学者都主张“申遗”，但这显然不是重点。中国人要思考的问题是，滇越铁路建成百年之后的今时今日，中国为何迟迟不能在这一战略突破口实现战略突破？

当今中国，海权论盛行，有的论者从修昔底德那里得到启示，认为海军的建设要与民主政体相结合，从而中国发展海权既能够推动国家实力，又能够改善国家政制；有的论者看到欧美的世界领导权源自于海洋性，诘问我辈，如若不拓展海权，如何成为世界领导国。但问题是，中国仍是一个亚欧大陆上的临海国，中国的战略走势必须要兼顾二者，海军的建设需要举国之力，或许还需要某种特殊的民族精神，非朝夕之际可以觅得；但东南亚和南亚的伸展则就在手旁，大可以伸手去探寻。

泰国大米或许不会换中国高铁了，但大国的战略意志是不能阻挡的，高速铁路必有出路。跨国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发展，必将影响21世纪的中国地缘战略大棋局。

（编辑  碣石）

进入21世纪后，从中国至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开通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西陲的安全压力也在同比增大。

美国的衰落与北极解冻，是21世纪出现的最重大地缘政治变动。美国在中亚撤军将使中亚出现巨大的战略真空，而北极解冻又将破天荒地改变俄罗斯原有的无北顾之忧的国防结构——这与曾为中国安全提供绝对保障的东海在被拥有蒸汽动力和远航技术的西方人征服后所引起的“后院起火”及中国海军由此出现的情形非常相似。鉴于俄罗斯人口增长速度过于缓慢以及北方边境的过于漫长，这种新产生的安全压力对未来的俄罗斯来说是难以承受的，但这同时又为中俄战略合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这是机遇的方面。但从挑战的方面看，今天北极航线解冻使俄罗斯被迫将国防资源向北线倾斜，由此必然在中亚及中国西北地带造成新的战略真空，而地区恐怖主义或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争夺这个战略真空并由此对中国西陲造成的安全压力和危险也必将同比增大。

俄罗斯的中亚策略与我国的东海利益

我们应当清醒，没有俄罗斯的合作，美国从中亚撤军后，仅中国是不能制衡在那里新崛起的战略力量的。因此，俄罗斯目前坚持其中亚的战略利益对中国是有利的。况且中亚历来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正如以台海为中心的东海是我们的核心利益一样。好邻居勤打墙，好朋友勤算账，只有感到背后安全的朋友才能“背靠背”地团结在一起。为了我们在东海战略布局，我们应当对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予以优先尊重，并以此得到俄罗斯对我们在东海利益的优先尊重。

我们不能只看到唐时畅通的丝绸之路上流动着的巨大利益——那时俄罗斯还没有来到中亚，同样也要看到唐朝不得不单独抵御“黑衣大食”东扩带来的巨大的战略压力。可以假设，俄罗斯若真的像美国一样也从中亚抽身——这是日本右翼分子目前最希望看到的前景，那么在今天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国将无力填补由此产生的巨大地缘政治真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年德皇威廉二世曾竭力怂恿俄皇进军远东，其真正意图是将俄国的力量消耗在与日本发生的东北亚争夺中，并由此为德国在中欧让出地缘政治空间。目前的日本竭力拉拢中国各式分裂势力特别是“疆独”分子，其媒体竭力鼓动中国“向西北去、不掌握中亚代价会更高”[1]，这无非是重复当年德皇威廉二世的对俄策略，让中国为了一些局部利益与俄国的核心利益冲突并由此间离中俄关系。这样中国就不得不放弃目前最为重要的东海利益，并最终减轻日本在此的压力。这样的结果对中国的未来——当然对俄国也是一样——都是灾难性的。

警惕“铁路陆权论”的历史回潮

现在我们一些研究者提出雄心勃勃的以铁路打通周边的所谓“国际大通道”的构想，认为这样就可迅速加强中国在西域“单干”的力量。但若有点历史经验的人就会明白，跨境物流的本质是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的本质是人缘关系。殷鉴不远，19世纪末大陆国家也曾流行过以铁路的方式强化实现陆权扩张并由此抵消海权扩张的理论和实践。俄国加快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并诱导清政府同意俄铁路经中国境内进入太平洋。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在东北亚的扩张,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清政府特使李鸿章赴俄参加沙皇加冕典礼，此间与沙俄签达成有关在中国境内修建“东清铁路”事宜。[2]东清铁路从1897年8月破土动工，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西、南部三线，由六处同时开始相向施工。1903年7月14日，东清铁路全线通车营业。麦金德看出了这条铁路的地缘政治意义，他无不羡慕地说：

“俄国的铁路从西端维尔巴伦（Wirballen）到东端符拉迪沃斯托克，整整长达六千英里。正如过去英国在南非的驻军证明它是海上强国一样，俄国目前在满洲的军队也证明它是机动的陆上强国。诚然，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仍然是一条单一的和不安全的交通线，但是在本世纪结束以前，整个亚洲将会布满铁路。”[3]

但令当时那些热捧以铁路扩张陆权理论的人感到尴尬的是，东清铁路修成后,中俄关系也掰了。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时，此铁路长春以南的路段改属日本。随后，俄国为了维护这条铁路的管理权，与中国产生的纠葛竟持续了半个世纪，为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还不得不将铁路最终完全交与中国。1952年9月15日，中苏两国发布公告，中长铁路正式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这条铁路称为滨洲铁路和滨绥铁路，都属于哈尔滨铁路局管理。

无独有偶，1888年，德国从土耳其取得建造由博斯普鲁斯海峡至安卡拉铁路的租让权，并成立德国小亚细亚公司从事修建工作。1889年，公司根据德皇指示，于1893年1月又从土耳其取得延展铁路至科尼亚的租让权。尽管遭到英法列强的激烈反对，这条铁路还是于1896年建成。但德国并未就此止步：1903年，德国又获得从科尼亚向前延展经巴格达至波斯湾的修建铁路租让权。令德国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条被称为“巴格达铁路”的工程严重恶化了其与英国的关系，最终竟成了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诱因。

中国海外贸易赢利近极限将带来政治困难

我们似乎再次进入历史的轮回，现在我们一些学人又开始热心于以跨境“高铁”大规模地“整合”亚洲大陆的构想，如果我们能够多了解一点历史，这是只见物不见人的思路。事情之难，难在事后的人际关系的消化而不难在战果的获得。不难预料，这些被命名为各式“大陆桥”的跨境铁路修成后，我们面临的国际关系的困难才真正开始。看看前两年的“印尼事件”，华人钱挣得好好的，也很有效益。但是没有强大的海军，人家随便找一个“莫须有”的理由就会把你撵走了。再看看我们曾在伊拉克、利比亚和目前南苏丹的投资项目的结局，就会明了没有军事保障的经济“红利”的增长是有极限因而是不可持续的。历史上，市场并非是请客吃饭，更不是绘画绣花，市场是关在政治和暴力笼子里的文明形式，而文明与野蛮只有一步之遥：当你钱赚得势不可挡的时候，野蛮就会随之而来。今天中国在海外近似“大满贯”的贸易赢利已近极限，由此引起的政治巨大反弹及由此连动造成的中国海外市场巨大收缩，可能已“风起于青萍之末”。对此，尤其是对目前已开通的“欧亚大陆桥”可能产生的政治困难，我们当有充分的预警和慎思。

“东急西重”仍是目前中国安全形势的主要特点[4]。在东部地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迅速膨胀，在西部地区，一场阿富汗战争使美国军事插入了中国西陲安全的制高点。西部是中国整个发展的托底和大后方，但比较而言，东部仍是中国发展必须突破的战略瓶颈所在，是中国安全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为此，要全盘统筹，固西挺东，确保中国未来发展不出现“颠覆性”的闪误，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稳定的国基。

（编辑  碣石）

[1]日本《外交学者》2013年12月9日文章，《中亚的命运掌握在中国手里？》，该文为12月11日《环球日报》以《日媒建议中国向西北去不掌握中亚代价会更高》

[2]东清铁路。东清铁路指沙俄修筑的从俄国赤塔经中国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铁路中在中国境内的一段铁路，简称“东清路”，民国以后改称“中国东省铁路”（简称“中东铁路”或“中东路”）。

[3]  [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7页。

[4]参见张文木著：《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近代西方民主，在一战后达到高峰，但不久即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受到挑战。西方民主模式因之演变、代之以全民普选为特征的当代西方民主。

当代西方民主曾经在和苏式共产主义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然而还不到四分之一世纪，西方民主却陷入了全面的困境。

西方制度的“夜莺歌手”《经济学人》的封面文章《民主出了什么问题》对此归结为：一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二是中国的崛起。

从学术角度讲，这一“权威答案”了无新意。但这次西方自己居然把中国模式上升到与其平起平坐的高度，从现实的角度看非同凡响。

可以确定的是，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讲，世界上唯一延绵传承的中华文明再一次处于上升期，而且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崛起的因素不会消失。也就是说，西方民主要想走出困境，不能寄希望于中国模式的失败，而须自我进行痛苦而必要的改革甚至革命。

西方昔日优势已不存在

许多学者认为，西方1929年的大危机都挺过来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算得了什么。但1929年的西方有几个优势：一是没有全民普选，政治精英仍然能够独立和较为迅速地进行决策。二是还没有建立福利制度，其产业竞争力和效率依然强大（今天的欧盟，人口占世界的9%，GDP占世界的25%，福利开支却占世界的50%，其高昂成本必然导致其丧失国家竞争力）。三是当时西方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可以掠夺资源、转嫁国内危机。四是西方仍然垄断国际资本、工业生产和技术，仍然垄断原材料的定价权。

2008年金融危机时，西方昔日的优势都不存在了。第三条优势的破灭是历史进步，第四条优势的渐渐丧失则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中国对外贷款超过世界银行、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的需求令原材料国家有更多的选择）。但第一和第二条则完全是西方自身的因素。

西方民主发展到全民普选，有其历史合理性。当年的西方面对重重危机和与前苏联意识形态的竞争，只有通过全民普选来化解。

让民众有权力参与政治本不是坏事，但从精英票决民主转为大众票决民主，一个根本的不同在于：政治权力的独立性丧失。有限选举成本不高，资本对政治精英的影响尚非决定因素。但大众民主下，政治要受民众（甚至民粹）制约，选举成本呈几何增长，对资本空前依赖。这就是2008年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2008年危机的导火索是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逻辑是穷人有房住，资本有利润。政客对哪一方都开罪不起。美联储掌门人格林斯潘后来在国会做证：我能让穷人失去房子，银行破产吗？

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实际是高昂的福利制度造成的，这一制度则要拜民主制度所赐。选民希望迅速兑现更好的生活，政治人物则为了胜选轻率迎合选民，甚至不断竞相加码。福利开支遂以远超国家承受能力的速度上升。政党轮替使得危机如击鼓传花。即使没有美国金融危机的引爆，最终纸也包不住火。

从制度的角度讲，这种矛盾无解。选民不同意削减福利、也不会同意增加劳动时间（延长退休），资本也不同意增税。比如加州是美国第一大经济体，却长期负债累累，濒于破产。原因很简单，每次公投，增加福利的提案全部拥护，增税提案全盘否决。美国选民的素质也不过如此。

也有西方国家突破了上述制度的局限。一类是冰岛、希腊这样的小国。冰岛破产后立即以公投的方式赖债、本币贬值，几年后走出了危机。希腊是欧元区成员，既不能赖账也不能贬值，只好求助于欧盟，但必须接受苛刻条件：削减公共开支、缩减公务员规模等等，即在外部强大外力下，方能顶住选民和资本的压力痛下决心改革。这个过程中伴随着此起彼伏的社会动荡。

另一类具有特定政治和文化传统和国民性格的某些大国。如英国，政客敢于用铁腕对付民众、且不承担后果。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上台，大刀阔斧治理“英国病”：向工会开战、削减福利和政府开支，不为反对意见所动，对工人抗议和示威毫不手软。该夫人在遇到全民反对之时恰逢马岛战争，战争胜利为其改革赢得了时间。但改革的负面效果同样明显，例如英国铁路私有化，票价贵、速度低、设备更新缓慢，暂时也没有改回去的希望，政客的铁腕恐怕不会用来对付私人资本。又如2008年卡梅隆政府施行紧缩政策，引发伦敦大骚乱，政府抓捕两千多人并实行连坐法；下令法官严审重判快判（绝大多数被告是未成年人）。面对非常形势，英国政府毫不迟疑地抛弃了民主的基本原则。

德国则是另一种类型，在关键时刻，政客能以国家利益为重，超越党派政治。世纪之交，德国有成为“欧洲病夫”之虞，施罗德总理上台后着手削减福利，结果败选下台。默克尔以来的经济增长，很大部分得益于施罗德的改革。施罗德为推进改革不顾自身进退，继任的默克尔不顾虑选票继续推行施罗德的政策，均属难得。今天的德国，四分之一的受薪者月收入仅500欧元（法国最低工资是1300欧元左右），这就是德国奇迹的背后。

显然，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成为英国或德国。到现在为止，西方也还没有找到解决之道。

西方民主的退化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曾按统治者人数的多少划分了三个政体：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他指出：君主制可退化为僭主制，贵族制退化成寡头制，民主制退化成暴民制。当代西方民主制的退化，可以西方最发达的美国为例：其现象，一是金钱的重要性日益增大；二是裙带和家族政治日益突出；三是政党利益高于一切，政党恶斗成为惯例。

美国是很年轻的国家，是从一张白纸上建立起来的。建国之时，机会相对公平。然而200多年过去了，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对公司政治捐款最高额的限制，后又取消了个人向候选人和政党捐款的最高限额。《金融时报》评论道：在一个顶层1%人口占据全国财富三分之一以上的经济体里，这么做会侵蚀共和体制。

金钱与政治联姻的一个后果，是家族政治的崛起。《金融时报》称：过去9次总统大选，有7次出现过布什家族或克林顿家族的成员。

美国的政党恶斗，从美国民众对国会的满意度只有14%中可见一斑。

对西方世界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只是时间不多了。再过6年，中国极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再过30年，伊斯兰社会将通过超高的出生率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而取代西方文明。这一点，西方的学者倒也是有着清醒的认识。

《华盛顿时报》专栏作家Tony Blankley在《西方最后的机会》一文中说：一代人之后，欧洲将变成“欧拉伯”，并对美国形成超越纳粹德国的威胁。他呼吁采取极端措施：强化宣传、媒体审查、言论控制、搜寻颠覆者、对祖籍是敌对国国民的人实行监禁和限止旅游，以拯救西方的民主。此书得到了基辛格的高度评价。

Patrick J. Buchanan，曾担任过三任美国总统高级顾问。在他的著作《西方的灭亡》中写道：由于欧美崩溃般的出生率、大量移民入侵，西方正在死亡。即使不考虑人口的变化和替代，在施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族裔因素主导选票流向的例子也并不罕见，甚至可能因选举激化矛盾而撕裂社会。

还有一大因素令西方民主的前景十分暗淡：面对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庞大人口的压力，西方民主不但束手无策，甚至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方面，民众（也是人类）的贪婪本性在民主制度下得到了极大的放大。美国占世界6%的人口、消耗了世界35%的能源。而握有选票的选民能够否决任何计划生育政策（如印度的人口爆炸）。在地球还拥有充足资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弊端还不足以致命。但今天很可能到了难以持续的程度。人类资源的有限性也决定了西方这套民主制度终将被淘汰的历史命运。

总之，西方要想度过眼前的危机，最根本的是要想办法遏制资本的干预，以及大众的贪婪和非理性。未来的命运取决于是否有办法同化不同种族的价值观。改革西方民主制度，不等于没收投票权，而是必须形成高效的调节机制，平衡资本与民粹。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当民主制度无法解决问题时，它缺乏退出机制。牛津大学一位教授在3月29日的《华盛顿邮报》发出这样的悲鸣：美国民主正在重蹈雅典的覆辙。

（摘编自：宋鲁郑《当代西方民主能否走出困境？》参考消息 2014-04-30）

（编辑  远山）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4月29日刊发《当代民主危机：西方的认知》一文，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此文为文章概要。

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普遍呈现两个极端现象的共存：一方面是公众对民主制度的普遍冷漠，另一方面是西方社会的激进化。

发达国家的选举投票率一直不高，民众并不认为民主与自身利益有很高的相关性。

20世纪60年代后很长一段时间，而西方社会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最近西方社会激进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方所面临的经济危机。欧洲的希腊和西班牙的社会运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是激进化的体现。

民主衰落的最直接原因在于中产阶级（被视为当代大众民主的支柱）的衰落。西方学界普遍认为“没有中产阶级便没有民主”。

民主需要政治参与，需要民众一定程度的政治热情，从这个意义看，政治冷漠是民主的敌人。但如果政治参与过度，民主又会发生危机。

政治冷漠有其背后深刻的原因。政治冷漠的同时又出现“街头斗争”，民众选择街头斗争而非正常的、制度化的途径（例如参加选举）有很多原因，主要的因素是民众不再相信这些既定的制度参与途径，仍然具有能力解决民主所面临的问题，满足社会的需求，所以要另辟途径。

另一方面，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民主或者已经失去了其进步的动力，或者沦落为政客操纵的民粹主义。

在埃及，伊斯兰主义运动在推翻了旧政权之后，试图重新把国家转型为宗教政治。

在泰国，民主没有使得国家的各个社会阶层更加整合，相反在分化着社会，使得国家经常处于无政府状态。

在乌克兰，民主只是腐败寡头政治的轮流执政，与民众没有多少关系；分裂的政治力量更使得国家面临外力的干预，导致国家的分裂。

西方的一些主流学者指出，今天的民主政治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导致“民主的倒退”：

一是非西方世界的“竞争性权威主义”和“模拟民主”，即“非自由主义民主”越来越多。很多国家使用民主的制度和话语，来维持实际上的统治者个人权力或者统治集团的权力。

二是来自“权威主义”的政治威胁。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被表述为“市场经济+权威主义政治”）的形成是主要原因。这种模式对很多仍处于贫穷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国模式提供了有别于西方民主的另一种选择，被认为是对“西方民主的威胁”。

三是来自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衰落，支撑西方传统民主的基础在当代社会已经不再存在。上述“中产阶级的衰落”是一个主要因素（作者认为，中产阶级问题只是表象，西方民主衰落具有更深刻的根源）

四是西方国家没有能力把其价值观和外交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即“民主扩散过程的政治动力危机”。二战后，西方民主之所以能在全世界扩散，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优势分不开。今天西方的“价值观外交”已力不从心。美国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动因之一是“推行民主”，但那里的民主没有一线巩固的希望，而美国因国力衰退，正努力从这两个国家撤出。同样的原因，美国不愿意有力干预叙利亚，对乌克兰局势一筹莫展等等。美国正倾向于更“内向型”。一旦“民主输出国”缺少输出能力和动力，现存的“非西方民主”也会出现问题。

五是来自对民主的简化。无论是西方内部还是非西方国家，民主越来越简化成为“选举”。选举本来只是民主的一个部分，民主还有比选举更重要的要素，例如道德价值、文化传统、精英共识等等。但现在的民主过分强调选举，忽视了民主的其他价值观和法治。

上述因素也可以分为三类：西方民主内部的问题，非西方民主所面临的问题，和民主从西方向非西方传播和扩散过程中的问题。对西方学者的这些意见，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和评估，但的确可以促成和深化人们对21世纪民主所面临的挑战的认识。

（摘编自：郑永年：《西方如何看待当代民主危机》2014-04-30来源：《参考消息网》）

（编辑  远山）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已近6年，至今仍看不到危机的尽头。

未来的线索常常隐藏在历史之中。在既往500年全球化的历史上，每隔百余年就会发生一次重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旷世危机。这种以百年为周期的体系危机，曾经先后摧毁过西班牙体系、荷兰体系和英国体系。此次危机已显露出美国体系正在走向终结的征兆，它很可能是一场终结美式全球化的体系危机。

全球化趋势与体系周期律

全球化趋势和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

所谓全球化，就是指人类通过交往、交融，趋向于组成全球社会的历史过程或趋势。作为一种长期的趋势，有学者认为人类的全球化历史已经有5000年之久。在此前人类历史的很长时期中，由于人口分布、空间距离和交通工具的限制，世界各大文明体之间处于相对分隔的状态，尽管各大文明体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联系，但尚未达到全球体系所需的“持续互动、日益互依” 的合作深度，更不具有共时性的特征。因此，这只能视作是前全球化时代。

1500年前后，当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经历航海探险之后发现了美洲大陆、开辟了欧洲经印度洋到亚洲的贸易航路，从而建立了世界各主要大洲之间的海上联系。欧洲人从全球贸易和掠夺中获得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并建立了基于殖民开发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但毕竟是西欧人创立了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

全球化是一种历史趋势，看清这一趋势走向的关键，在于要明白是谁在“化”谁？也就是哪一种文明模式在主导着全球化的进程。毫无疑问，目前的全球化是欧美资本主义模式的全球化。在过去500年时间里，前400年是欧洲，其后是美国在主导着全球化的进程。这是全球化的政治核心。

全球化的体系周期

最早推进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以及隐匿在他们背后的意大利城邦资本家，他们是从16世纪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周期的主导者。随着海上贸易和海洋产业的兴起，“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后来居上，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亚欧贸易的垄断权、又摆脱西班牙的政治统治获得了独立，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商业体系周期的领路人。英国曾经是荷兰的学生，几乎照搬了荷兰的模式，再靠着工业革命和其构建的全球市场体系，成为了工业资本主义周期的主导者。然后是曾经为欧洲殖民地的美国，以欧洲资本主义为蓝本，结合美洲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体制再造，终于凭借着庞大的工业和军事力量、美元货币体系以及在关键时刻介入世界战争等有利条件，赢得了对欧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支配地位，成为当代世界的霸主。

即便是粗线条地观察全球化主导者更迭的历史，也不难发现，在过去500年的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着不同的体系周期。在每个体系周期中，都有一个主导型国家，创建并维护着一种体现当时最强有力的资本主义模式。当这一体系在经历了从发展壮大到衰落的过程后，因自身的固有缺陷而发生整体性的体系危机。其结果往往是旧资本主义体系被新体系替代；而原来占据世界体系中心地位的霸权国家，也会被新的霸权国家所取代，进入一个新的体系周期。从历史上看，上述每一个周期的延续（包括相互重叠的时间）——大致在100多年。布罗代尔和阿瑞吉等人把这种反复出现的现象，称为资本主义体系演进变化的“周期律”。应该说，这是比诸如“尤格拉周期”和“基钦周期”，或是康德拉季耶夫—熊彼得周期更长、更综合，也更具整体性的周期，是更能揭示资本主义体系本质和运行规律的周期现象。

体系周期律揭示的是，资本积累体系从崛起、扩张走向式微的历史过程。而推动这一过程的动力，则来自资本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不管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能够实现其快速增值，资本就会冲向那里。正是资本的本能推动了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的扩张，推动了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在每个长逾百年的资本体系周期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特征鲜明的几个发展阶段，就像一年里的春夏秋冬四季。在既往500年时间里，每一个百年体系周期的青葱岁月都是从实业春天开启，然后是所向披靡的产业之夏，再到金融扩张阶段的秋季，而最后才是朔风刺骨的危机之冬。在百年体系周期中，每个阶段都会有横跨数十年的时间。

实业扩张成为初始阶段的原因是，此时的资本只要进入实业领域就可以获取高额利润；主导型国家往往是为世界提供大量物美价廉商品的世界工厂，这使得它们可以用廉价商品的重炮轰垮传统国家的贸易壁垒；另一面，实业的筋骨也为它们提供了“武器批判”的实力。随着实业发展吸引资本大量的涌入，实业领域的利润率就开始下降，此时就会爆发产业或商业危机。为降低投资风险和增加新的利润点，资本集团开始减少对实业投资，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金融领域。当全球化周期的主导国家，利用金融手段进行直接赢利，并且金融手段成为其主要盈利方式后，就不再从事看起来肮脏、费事的实业生产，而成为大腹便便的食利国家。随着金融资本不断膨胀扩张，投资泡沫越来越大，一旦超出实体经济所能承载的极限，一场导致体系重构的周期性大危机就会爆发。

在布隆代尔、沃勒斯坦和阿瑞吉等人看来，伊比利亚—热那亚体系周期构成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漫长的16世纪”，“航海大发现”给西班牙带来大量的美洲财富，也促使其走上了金融扩张的道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西班牙王室的巨额资金流向了尼德兰地区的金融中心，这助长了荷兰的独立意愿，也增强了荷兰的力量。随着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的签订，西班牙王国走完了主导海外拓殖的伊比利亚周期。

主导“漫长17世纪”的荷兰，拥有第一个“现代”农业经济，具有发达的捕捞业、毛纺业、制瓷业、造船业，建造了大量的船舶、优良的港口、繁华的城市、配有纤道的四通八达的运河体系。荷兰人建立的金融市场为这一切进行融资，也催生了金融泡沫。到18世纪初，荷兰的主要收益来自资本的放贷，其中包括向竞争对手英国的放贷。

曾经从属于荷兰体系的英国，在荷兰资本的帮助下，通过战争和贸易逐步控制了大西洋贸易，伦敦超越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贸易中心；而超越的真正动力来自新的实业之路——工业革命。到1815年反法联盟取得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后，英国已经成为全球化新周期——“漫长19世纪”的引领者。作为世界新的金融中心，伦敦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完成了矿山、冶炼、纺织、造船、铁路等基础设施的改造，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产业基础。此后，英国踏入进入了“金融秋天”。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已经把50%的储蓄投向了海外，这标志着其进入了以金融收益为主的食利阶段。1873年到1896年的大萧条，则发出了英国主导的全球化周期进入危机之冬的信号。1900年的布尔战争让远在纽约的金融市场成为英国的债主，而其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耗尽了英帝国宝贵的人力资源和最后的精气神。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开始进入美国主导的周期，这就是“漫长20世纪”。

美国体系的演进及特征

从工业化起步

美国体系依然是从实业阶段开始的。除了对原住民采取灭绝政策获取大量土地之外，它萌发于联邦和州政府及私人企业对运河、铁路等基础项目的大量投入，这为美国建立统一的民族经济和庞大国内市场播撒了第一场春雨。从1816年起，美国国会就制订了保护性关税政策——在30%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保护下，美国制造业步入成年期。这种适宜制造业成长的环境，吸引大量资本流向制造业，催生了大规模生产的“美国制造”风格。从1861年到1914年，美国用50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社会的崛起，在20世纪初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工业产出率超过英国1倍还多，GDP占世界总量的19.1%。美国模式的优势在于它是不同于欧洲的单一经济体国家，具有广阔的土地、巨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而这时“孤立主义”的美国只有靠着英国皇家舰队的支持，才能推行排除欧洲列强的门罗主义，逐步在西半球建立起霸权地位。

美国的发展给欧洲带来了压力，但欧洲已经无法阻止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的趋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的产业能力受到重创，而美国成为给欧洲提供不可或缺产品的供应地。和平年代的美国充当着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战时则变成了“世界的兵工厂”。尽管一战使美国成为金融强权，美元成为与英镑平起平坐的世界货币，但当时的美国人坚持“美国是实业国家”，只愿意提供制成品，既不习惯也不愿意在海外投资，去帮助欧洲恢复金融秩序。欧美之间金融业与实业的分离，是导致1929年的金融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二战后美国真正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在战争结束时，美国占据了世界工业制造的2/3的份额，而欧洲在战后只能靠“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进行重建。1950年美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27.3%，人均产值是世界平均值的4倍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依靠军事胜利和经济实力建立起包括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联合国等一整套的全球制度体系，把力量转化为制度与秩序，开始全面主导全球化的历史进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美国实业阶段的鼎盛期，也是美式全球化体系周期的黄金季节。除了世界市场的构建作为制度性因素外，当时世界石油价格稳定在2美元左右，是出现产业“黄金时代”的主要奥秘。随着欧洲和日本的快速发展，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在快速下滑，这迫使庞大的美国资本不再热衷投资制造业，开始寻求新的投资渠道。

工业霸主地位消蚀，金融特权透支

在美国的实业资本集团中，最为发达的是“军事—工业集团”。在美国产业发展阶段，联邦政府通过对军事工业的支持，促进了美国的就业和出口，也拉动了美国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转化，在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中“军事—工业集团”至关重要，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也种下了美国对其他国家滥用暴力的种子，形成了美式全球化热衷建立强制秩序的行为模式。在意识形态上，美国体系与西班牙的菲利浦二世时期存在着相似性——可以为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而战至政府破产，越南战争也使美国陷入了债台高筑的困境。美国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政策，表面上看是应对欧洲国家挤兑黄金和越南战争造成财政赤字的被迫之举，深层次原因则是，美国资本为保持利润率，寻求从实业之蛹转向金融之蝶的蜕变之路。可以说，1971年的美元危机，实质上是美国周期开始进入金融秋天的危机信号。尼克松政府关闭黄金兑换窗口，不仅帮助美元摆脱了“实物之锚”，让美国可以仅靠国家信用就能创造出更多的美元和美元债务，也为大量美国资本由实业转向金融业开辟了通道。这极大刺激了美国金融业的发展，把美国带入了虚拟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在实业资本主义主导的历史阶段，金融活动主要是为工业、贸易和服务业提供资金。金融嵌入在产业网络中，从属于实物生产经济部门。在制造业利润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投资实业已经越来越失去吸引力；而在国家信用可以透支的制度下，通过生产实现赢利就更是一种低效率的笨办法。选择金融创新——通过资本运作直接而快速的获利，才是美国资本趋之若鹜的新经济模式。

据1966年的美国经济统计，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占到80%，无关的占20%。到1976年，美国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量下降到20%，无关的则上升到80%。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转移，以金融为核心的服务业则狂飙突进，创造出大量的信用和衍生金融产品，导致国家产业结构和利润来源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如今美国制造业占GDP的12％，全国从事实业的人口不到20%，80%以上的财富来自服务业，其中很大部分来自金融类收入。金融化不仅导致了实物经济与金融经济在数量上的此消彼长，改变了社会总体结构，而且也体现了食利者阶层势力扩张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变化。美国变成了金融立国的国家，进入了虚拟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美国体系金融化特征

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往周期的主导国家不同，美国体系周期的金融化程度更高、范围更广，金融全球化是美式全球化体系进入“金融秋天”的重要特征。随着美国经济的日益金融化，金融主导实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从1969年到2000年，全世界基础货币呈指数形态增长，以美元为主的国际储备资产上升了2000%。信用货币的快速膨胀，推动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从有数据的1975年开始到2004年，国际资本流动增加了8倍，随之出现了以产业大转移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催生了一批被称为“小龙”、“小虎”的新兴国家，连中国、印度这样长期在经济上自成一体的大国也实施开放政策，积极吸引外资，鼓励出口，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金融化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金融强国实际上充当着全球食利者的角色，以强势地位和纯熟使用的金融工具去攫取制造业国家的财富和支配资源类国家。国际资本极力压低实物生产价值，又极力抬高金融收益，从事实业产生的国家和企业受到来自金融资本和金融化的大宗商品市场的双重挤压，利润空间越收越窄，结果是投入实业的资本越来越少，而金融投机的资本越来越多。最终，世界充斥着金融产品和越来越膨胀的金融泡沫。如今世界GDP不过60万亿美元，其中美国的GDP是15.7万亿美元，而各种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基金和金融衍生品接近700万亿美元。显然，无论美国自身还是全球其他国家的实物生产，都无法为超出自身10倍甚至数十倍的庞大金融资产提供稳定而持续的利润来源。这是美式全球化爆发体系危机的根本原因。

当世人都在攫取金融投机的果实时，美国的次贷危机于2007年底爆发了。危机从美国体系的中心地区向全球扩散，无论是欧洲、日本这些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经济体，还是半边缘地带的新兴国家，包括西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依附性国家，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危机的冲击，全球进入经济萧条期。

与全球金融化并列，资源高消耗是美式全球化的另一大特征，这加剧了体系危机的冲击力。在1971年以前，世界石油处于低油价期，廉价石油及其他矿产资源，在支持美国工业迅速增长和升级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高消耗的美国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这使得美国在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后，生产效率低于资源短缺的德、日等工业国家。在产业竞争和金融投机的双重压力下，为追求更高利润率，美国开始产业转移而走上金融化的道路。几十年过去了，美国除了航空航天、军事工业等少数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还在维持外，多数民用制造业已经难以与其他国家竞争。这也证明，进入了金融秋天的美国已不能再充当全球经济的火车头，更不可能重新推动实业经济的发展，所谓美国的“再工业化”不过是某些政客一厢情愿和不可能实现的选择——如果不是他们为争取选票的噱头的话。

目前的全球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中心—边缘结构的不平等社会，这是美式全球化的第三大特征，也是导致结构性危机的重要原因。美国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处于全球体系的中心，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中心国家控制了全球的主要资源，控制了资源和产品的定价权，因此也可以推行过度消费的债务经济。据IMF的统计，2012年G7国家债务与GDP的比率高达140%。依附性的边缘国家的贫困是中心国家保持繁荣的条件。中心国家能够寅吃卯粮，恰恰是因为边缘国家的节衣缩食。全球社会的这种不平等结构，导致了全球性的不稳定。

滥用暴力和强权秩序是美式全球化的第四大特征，这无疑减少了美式全球化制度的凝聚力。为维持美国和少数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美国不断发动战争，遍及全球的军事基地，长期过度的军事开支，成为压垮美帝国的重负。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有比欧洲更开放的意识形态。然而，随着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日益扩张，美国社会主流从平民化转向精英化，亲资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成为经济主导思想，进而影响到美国的社会政策；“罗斯福新政”所体现的政府调节渐遭遗弃，束缚金融投机的法律被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所废止，美国已经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殖民地。在美式全球化的框架下出现愈来愈多的“文明冲突”，说明这种单一化、绝对化的意识形态，难以接受文明的包容与融合。这也是美式全球化不可忽视的特征。

所有这一切汇聚起来，构成了美式全球化体系周期从新生、成长、壮大到衰老的生命过程和独特印记。

危机之冬：美国体系的退行期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伴生物，在每一个体系周期中都会发生多次规模不等的危机。只是2008年的危机与以往的小周期危机不同，它是体系周期的整体性危机。

如上文所述，这种整体性危机通常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才会出现一次。每一次这样的危机，都导致了一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模式的终结。现在似乎轮到了美国式的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式全球化体系已经进入其生命结构衰变和机能老化的退变期。无论危机演进在剧烈波动还是相对平静的间歇阶段，处于衰老退变中的美式全球体系有心回春，却无力回天。

在危机的冲击下，美式全球化体系出现了全面瓦解的趋势。以GATT及后来的WTO为基础的全球贸易秩序，开始向TTP和TTIP的小圈子转变，表现出美国无力控制全球贸易又想从中获利的窘状；曾经不可一世的世界银行已经成了食之无味的鸡肋；为欧洲所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常向美国货币霸权叫板；长期坚挺的美元货币体系的信用，因债台高筑和财政悬崖而风雨飘摇；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受到削弱；美国的军事力量依然强大，但长久以来没有真正打赢一场战争；美国逐渐失去传统外交盟友的向心力，被列为2014年全球第一大风险；产业外移导致美国逐步失去产业标准的制定权；金融危机使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受到广泛质疑，高失业率正在成为美国经济的常态；美国主导的文化、教育、传媒体系正在失去昔日的光彩，大量外来移民并不认同美式主流文化；“占领华尔街运动”则暴露出美国社会99:1的财富结构的深刻裂痕，等等。更关键的是，在体系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利用世界货币体系的美债本位制，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向全球货币市场注入更多的美元流动性。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只能拉长危机的痛苦，侵蚀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

美国最著名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坦承，美国的全球霸权正在走向“终结的阶段”，未来的世界将在“无序和混乱”之中形成多边主义。为此，美国必须学会与其他大国相处，需要“寻找更多的伙伴，而不是盟友来共享在经济和社会稳定方面最基本的利益”。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于2013年12月发表《全球趋势2030：变化的世界》报告指出，从危机发生到退出杠杆的时间推测，此次危机还将持续至少10年。危机后的世界可能有四种前景：一是美欧转向国内，导致全球化熄火的大停滞世界；二是美中合作，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大融合世界；三是分裂为经济严重不平等的大分化世界；四是出现非国家行为体主导的世界。在美国的政治精英看来，“‘单极时刻’已一去不复返，国际政治中始于1945年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即将结束”。

如今，美式全球体系中所有国家的经济形势都大不如前，失业率持续保持在高位，社会骚乱频发，冲突与战争在边缘地带爆发。走出危机的路径主要有四条：新技术革命；新市场开拓；新制度及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出现；以及战争。

战争在走出危机的历史中从不缺席。尽管如此，在核时代，以全面战争的方式完成体系的更迭仍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场景。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小规模军事冲突，或是代理人战争，这样的战争既方便转嫁危机，也可以对分享新秩序的权益进行讨价还价。最具想象力和最佳效果的战争形态是“超限战”，即通过军事、非军事或超军事手段的组合式应用，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以达成战争目标。

技术创新被视为体系更迭中的建设性力量，其实它是熊彼得式的“创造性破坏”。在出现繁荣之前，创新将会因改变原有生产模式而导致大量原有产能的破坏，大批劳动者的失业，造成社会动荡。技术创新还会导致知识产权壁垒、技术封锁与突破，引起科学技术领域内外的激烈竞争。因重大技术创新会改变格局与秩序，因此科学技术的竞赛往往演变为国家间的竞争。

新市场的开拓，从来就带有血腥气。不论是伊比利亚人对美洲市场、荷兰人对亚洲市场、英国和美国对全球市场的开拓，贸易往往都是由炮舰开道。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开拓市场的血腥气已没有先前那么浓烈，但远未绝迹。

各国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制度创新能力，与秩序的重构一样，都取决于经济实力。经济实力决定在国内或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和消费链上的地位，地位决定着利益分配的份额，更决定着支配与从属的角色分工，也就是在经济依存关系中“谁骑马”和“谁被骑”。所以，在生产组织方式方面的竞争也同样残酷。

不论是回顾历史还是分析现实，我们都会发现，那种盼望走单一路径、通过单一因素的改变，无论是新技术革命、新市场开拓、新制度创建或是通过一场战争就让世界摆脱体系大危机的念头，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要走出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体系危机，进入一个新的体系周期，需要探寻多种路径，而每一路径都应包括多种方式的交互作用以及更多因素介入，其中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时间——足以让各种要素成长、彼此作用并完成一系列变化的时间。

毫无疑问，处于衰竭退变期中的美式全球化体系，将随着此次危机的结束而走向终结。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任务也许就是“聪明地处理衰落”；在老霸主退隐，全球新秩序尚未建立的过渡阶段，全球化将进入退潮期——国别经济与区域经济的混合模式，将居于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导地位。

美式全球化体系的终结，并不是美国的终结和全球化进程的结束，而只是为其中的一个章节画上了句号。历史的河流在此拐个弯，将继续奔流。下一个全球化体系的春天，应当依然是以实业为主基调。目前，它正蛰伏于危机的厚厚坚冰之下，等待拓荒者的到来。

未来的全球化应当是世界各国平等参与的全球化，需要的是全球合作而不是新的霸主。中国应当也愿意参与全球合作，共同建设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秩序。

2013年11月以来，乌克兰政局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最初是总统亚努科维奇拒绝签署与欧盟的合作协议，由此引发亲西方反对派大规模抗议；2014年2月21日，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妥协，但亲西方议会旋即罢免亚努科维奇，并选出新的临时政府总统和总理；亚努科维奇以合法总统的身份“请求”俄罗斯出兵克里米亚。扑朔迷离的乌克兰政坛，实际只是二十多年来该国政坛乱象的缩影和写真。这种“民主化引发动荡”的现象，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为何实行西式民主制度后的乌克兰会陷入动荡和分裂?西方国家为何不遗余力地在该国“输出民主”?这些问题事关重大，值得深入剖析。

西式民主结出“恶之果”

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摒弃原苏联政治制度，转而奉行西式“三权分立”制度。但此后乌克兰政坛始终“不得消停”，尤其2004年“橙色革命”后，乌克兰政局“走马灯”般不断分化重组：先是尤先科与季莫申科的“橙色联盟”仅维持几个月就分道扬镳，2005年9月，总统尤先科宣布解散季莫申科政府；2006年，尤先科任命昔日政治对手亚努科维奇出任总理，后者上台后与总统权力斗争激烈；2007年4月，总统尤先科解散支持总理亚努科维奇的议会，同年季莫申科再次出任总理；2008年10月，总统又解散议会，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近3年来，乌克兰先后举行过3次议会选举。

既然有人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为何乌克兰引进西式民主后，国家状况却更加糟糕呢?大体来说，这主要有几方面原因：

第一，西式“民主化”使国家偏到寡头政治的轨道。

列宁曾说过，“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国体问题(也就是哪个或哪些阶级掌权的问题)是核心问题，其次才是政体问题(即权力组织和运行方式)。西式民主制度主要涉及政体变革等次要矛盾，而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哪个阶级掌权”这一主要矛盾。表面看，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使每个公民都有参选胜出机会，因而似乎最能体现民意。——正是这点让很多人对“西式民主”十分着迷。但在政治实践中，竞选实际是资源、财富、势力的比拼，没有雄厚的综合实力，一般人根本玩不起这个游戏，由此决定了在民主政治框架下，角逐最高权力永远是少数寡头。即使在被奉为民主典范的美国，民主同样是“富人的游戏”。知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说过：“政治是各种为如何切分国家经济这块大蛋糕而斗争的战场。这是一场1％的上层群体一直获胜的战斗。”“我们当前的体制似乎是依据‘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来运行的。” 美国民主尚且如此，遑论那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在前苏联地区，很多原先的政府高官在经济私有化过程中，通过“化公为私”一夜暴富，摇身变成了权贵资本家。随后，这批人又借政治民主化之名，堂而皇之地成为“民主政府”的掌权者。乌克兰的寡头阶层也是在经济私有化和独立过程中形成的。据统计，乌克兰几乎所有大银行的领导层，都是前苏时期的官员。前总统库奇马曾任南方机械制造厂总经理，其在“自由民主”幌子下，很快通过出售国有资产而成为经济寡头。前总理季莫申科被称为“天然气公主”，拥有20多家大型企业、航空公司和银行，一度控制乌克兰国民生产总值的20％。据报道，十几名商人所拥有的财富总量，超过该国GDP的20%。这一小撮政治经济寡头不仅掌握乌克兰大部分财富，还把持了议会和政府。在议会450名议员中，大多数是富翁，此外有约50名议员向首富阿克梅托夫效忠，这些议员包括他的前司机、前安保负责人和私人律师等。因此，乌克兰实际上是一个“寡头国家” 。

乌克兰的民主博弈，实质就是大国博弈背景下的寡头之争，即以金融和采掘业寡头为首的亲西方寡头和以传统制造业为首的亲俄寡头之争，以及总统领导的执政寡头集团和在野党领袖领导的在野寡头集团之争。

阶级立场决定政策方向。无论是亲俄派寡头还是亲欧派寡头上台，都是将家族和阶级利益置于首位，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和国家利益。这些寡头借经济优势谋求政治地位，反过来又借政治特权获取更多经济利益（如减税、补贴、特权等）。亚努科维奇在任期间，大儿子亚历山大成为身家超过5亿美元的富豪，并控制乌克兰安全部队；小儿子成为国会议员。亚努科维奇提拔的高官也大多与大儿子亚历山大关系密切。原总统库奇马的女婿在娶了总统女儿后，变成了亿万富翁。季莫申科出任总理期间，同样大肆贪污受贿。

学者奥尔森认为，这类特殊利益集团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重新分配国民收入，而不是去创造更多的总收入，因此它们的存在会导致全社会效率与总产出的下降。因此，这种寡头统治是国家之祸，而非国家之福。

第二，西式民主政治具有先天缺陷，很容易引发“政治功能紊乱”。

西式民主政治一般都强调分权制衡、多党竞争、个人权利等，这些成分使民主制度的维系会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西方学者阿罗曾总结出一条“不可能定理”：假定社会中每个成员都能够做出理性选择，社会选择要么是由民主程序(多数票决定规则)达到，但不满足理性条件；要么是满足理性条件，但由独裁者做出。也就是说，民主化本身就是以部分牺牲政府效能为代价的，可是这种牺牲是否值得则存在很大疑问。

当初在西方国家，工业化、政治现代化、国族整合等各种问题差不多是依次到来的，而现在的第三世界国家几乎是同时面临这些难题。“强经济需要强国家” 。在尚未真正解决民生的情况下，国家需要优先致力于经济发展，并强调集体纪律和辛勤工作、限制个人权利等等。而西方民主化带来的力量分散化和个人自由度增加，实际是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和对经济发展大计的偏离。因此，在第三世界国家，民主政治往往被排在经济发展，乃至国家统一和政权安全之后。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威权”政府大多集中在第三世界国家。只知照搬西方宪制，却没有耐心经历历史积淀的民主派，实际就是列宁曾批评的“又想洗毛皮，又不让毛皮下水”。

乌克兰原来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奉行的是苏维埃制度。这种政治制度是按照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的党政军一体的政体，其最大优势就是具有强大执行力。当年苏联能够在建国后很短时期内，“把一个辽阔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戈尔巴乔夫等人对苏联政体的优势缺乏认知，一味妄自菲薄，将西方政治制度奉为圭臬，一心要结束“一党专制”，实现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结果生搬硬套的自杀性改革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从前苏联母体中独立出来的乌克兰，并未从苏联解体中汲取教训，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根据l996年6月通过的第一部宪法，乌克兰实行总统议会制。2004年“橙色革命”后，乌克兰由总统议会制过渡为议会总统制。2010年亚努科维奇执政后，又恢复了1996年宪法，重新改回总统议会制。2014年以来，在反对派压力下，亚努科维奇同意恢复2004年宪法，将政体重新改回议会总统制。乌克兰政体不断“翻烙饼”，导致该国政治游戏规则混乱，总统、总理、议会三大权力机构内耗不止，领导人像走马灯般不停更换。2014年1月28日辞职的总理阿扎罗夫称，他已是乌克兰独立二十多年来的第l4位总理。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使政府威信和执行力日渐丧失，无暇顾及经济发展，导致该国经济至今未达到独立前水平。

第三，“好民主”需要满足若干条件，否则很容易加剧内部分裂。

世界政治变革的诸多案例表明，西式民主制度的有效推行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民众具备共同的国族认同。如果国族整合(nation—building)未完成，启动民主化只会加剧种族、教派间的对立和矛盾。

乌克兰恰恰陷入了这种困境。乌克兰是由不同地区、种族、宗教拼接而成：乌克兰东部(第聂伯河以东)从1654年起就由俄罗斯统治，西乌克兰地区从14世纪直到l939年都处于波兰等国管辖；东部地区是乌克兰重工业区，拥有全国70％的工业，西部则以农业生产为主，经济相对落后；克里米亚地区则是在l954年为庆祝俄乌合并300周年，当时赫鲁晓夫领导的苏共中央决定将该地区并入乌克兰的。

这种独特的历史经历和地域隔阂，使乌克兰东西部居民的政治态度迥然不同：克里米亚和东部地区居民天生亲俄，认为“乌克兰人是俄罗斯人的兄弟”；西部居民则亲近波兰和欧洲，将自己视为欧洲一部分。俄罗斯自由派哲学家别林斯基甚至认为，乌克兰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只有一个总的俄罗斯民族。自独立以来，乌克兰国内族群间的巨大裂痕仍未消融。民意调查显示，乌克兰独立l7年后的2008年，仍有l2.5％乌克兰公民没有将乌克兰视为祖国，31.5％居民不以乌克兰公民身份为荣。乌克兰东部俄罗斯族聚居区域(特别是在顿涅茨克和克里米亚地区)，这一比例更高。

按正常情况，民主政治多元竞争以及政党力量组合的标准应该是基于观点、利益等后天性分歧，而不是先天性的教派、种族或地域差别。但乌克兰人的种族、地域认同，强于国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启动民主化进程，反而将东西部差异凸显、矛盾激化。l994年总统选举时，克拉夫丘克获得西部l3个州多数选票，政治对手库奇马赢得东部各州支持；2010年选举中，中西部民众大多支持亲西方的季莫申科，东部选民则支持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来自不同地区的领导人政治主张各异，互不妥协，使国家内讧不断，政策左右摇摆，在重大问题上(如乌克兰加入欧盟以及面对俄罗斯出兵等)难以形成统一意志，甚至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有学者干脆将当前乌克兰东西部的对立称为“文明的冲突”。

总之，西式民主政体在乌克兰运行效果不佳，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冲击明显。乌克兰原来是前苏联非常富裕发达的加盟共和国，军工企业生产能力约占原苏联国防潜力的30％，工农业产值占l／5，煤产量占34％，钢产量占42％，粮食产量占23％。加之矿藏丰富，交通设施发达，地理环境优越，乌克兰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但l991年独立以来，该国经济水平却每况愈下。2012年，乌克兰实际GDP相当于1990年的69.5%，人均实际GDP只相当于l990年的81.1％。在此情况下，乌克兰民众对民主政体日渐失望。2013年六七月间，盖洛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亲西方的乌克兰西部居民59％倾向于西式民主，但中部地区(包括首都基辅)这一比例只有30％，东部地区(包括克里米亚)仅l5％，相比之下，东部地区有34％居民更倾向于前苏联的政治体制。

“输出民主”成为西方控制他国的战略工具

乌克兰陷入“民主化陷阱”，看似是这些国家咎由自取，实则更多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蓄意操纵的结果。 冷战结束后，美国仍将“输出民主”和“民主改革”作为重要外交目标。 1992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一系列旨在支持俄罗斯及新独立的欧亚国家“进行民主改造及建立自由市场”的法案，此后美国以各种名目向前苏联地区提供财政援助，但受援国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要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二是必须推动“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2003年5月，美国参议院通过关于中亚国家政治制度的决议案，强调所有援助都要同民主化进程挂钩。 2005年，美国国会通过“民主主义推进法草案”，将世界各国分为“民主国家”、“部分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强调要在“部分民主国家”推行“民主化”。近几年，美欧在非西方国家“输出民主”和“颜色革命”的做法越发明显。乌克兰2004年“橙色革命”以及2014年政坛巨变，明显有西方操控的身影。

为何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到处“传经送宝”，将民主推销给乌克兰及其他非西方国家呢?简单地说，“民主化”正是西方势力扩展霸权、控制非西方国家的战略工具之一。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

一方面，美欧借“民主工具”扩展势力范围。政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但其对经济基础乃至国家兴衰具有巨大反作用。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承担着捍卫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的职责。因此，对西方大国来说，发展中国家政治越是孱弱，缺乏政治自主性，便越有可能听命于西方，成为西方的势力范围。因此，西方大国一直不遗余力地诋毁和抹黑第三世界国家的“强政府”政治制度，斥之为“独裁”、“专制”、“不民主”等等，并伺机用“民主化”方案消解和削弱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性，制造出一系列更容易任凭西方摆布的“弱政府”。有学者指出，“实现美国管理世界的全球大一统宏大计划的最大阻力，来自第三世界的国家和政府。恰恰是政治上高度集中的美国，喋喋不休地教导第三世界削弱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维护自己民族尊严与最大多数人权益的意识形态。所谓削弱政府权力，其实专指削弱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权力。” 这就是美国当局及其主流意识形态特别起劲地鼓吹削弱国家、削弱政府权力的主要背景 。

l991年苏东阵营解体以及这些国家纷纷选择西式政治制度，就是西方长期“和平演变”政策的结果。西方为侵占前苏联的“势力范围”，并以“民主自由”为价值观纽带，通过北约东扩与欧盟东扩等方式，将东欧和部分前苏联版图纳为西方的外围地带。而乌克兰更是西方争夺的重点。乌克兰是欧洲惟一地处独联体、西亚和中东欧三大集团接合部的国家，被称为“欧洲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在欧亚大陆具有特殊战略地位。尤其近年来随着俄罗斯国力日渐复兴，美欧更急于在前苏联地区扩大势力版图，寻找遏制俄罗斯复苏的合作伙伴，而乌克兰最符合西方的条件。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就失去抵御北约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莫斯科军区将成为边疆军区。

为了使乌克兰在价值观进而在政治态度上更加亲西方，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乌克兰输出和巩固“民主”方面下足了功夫。1996年，美国在减少对俄援助同时，维持了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援助，使乌克兰取代俄罗斯，成为继以色列、埃及之后的美国第三大受援国。索罗斯基金会也在乌克兰24个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投入资金近l亿美元。2000年，克林顿宣布启动“未来一代的首创精神”计划，大批乌克兰青年赴美学习。 2004年乌克兰总统大选期间，美国与欧盟看中尤先科，向其竞选联盟提供了5800万美元，并最终通过“橙色革命”扶其上台。美智库学者坦承：“这些人本来没能力也没打算进行革命。革命完全是西方人为组织和资助的。如果向这种计划投入大笔金钱，同时向某些人物提供反对派领袖的角色，这种方式通常会奏效。” 2014年乌克兰政坛剧变同样是美国、欧盟、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外部代理人共同策划的。 它们为推翻亚努科维奇政府，不惜雇佣狙击手射杀20多名抗议者，然后嫁祸于人。

美欧等西方势力支持所谓的亲欧派，并不是真心要为乌克兰带来民主自由，更不是为了改善乌克兰人民生活，而是要将乌克兰变成围堵俄罗斯势力扩张的前沿哨所。事实也证明，2004年“橙色革命”后以及2014年亚努科维奇政府倒台后产生的新政权，都明显将“向西看”作为对外政策优先目标。

另一方面，以“民主化”削弱非西方国家经济强国的政治基础，使这些国家以边缘或半边缘身份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从经济利益角度看，美欧等西方势力看重乌克兰，主要是乌克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不是乌克兰的“工业化国家”身份。相反，在西方金字塔型的经济体系中，留给乌克兰的只是边缘或半边缘位置。因此，西方国家允许乌克兰融入西方经济体系，不便明说的前提条件，就是乌克兰自废武功，实现“去工业化”。而要想瓦解乌克兰这一经济根基，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从上层建筑入手，通过“输入民主”来制造“弱政府”，进而削弱其经济管理职能。

就乌克兰来说，盲目移植西式民主制度，使乌克兰政坛内耗不止，领导人“走马灯”般地不停更换，由此使政府无暇顾及经济，国民经济每况愈下。乌克兰经济状况越是虚弱，就越需要依靠外部势力的援助，因而也就越容易屈服于外部势力的压力。而“民主化”就是导致经济动荡衰落的一大祸端。亚努科维奇在任期间，乌克兰预算赤字常年在8%-10%，外债占GDP的70%，公共债务占GDP的40%，外汇储备接近衰竭，主权信用评级被降到和希腊一样的级别。2014年2月23日，乌克兰“代总统”图尔奇诺夫称，乌克兰经济正在脱轨，濒临破产。临时政府不得不呼吁国际社会紧急援助，但欧美借此机会提出苛刻援助条件。3月3日，乌克兰“临时政府总理”亚采纽克称，答应这些条件不啻是政治自杀，但乌克兰为获得贷款别无选择，只能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西方大资本利益)所有要求，并考虑对黑海石油天然气公司和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进行私有化。

与此同时，看似公平的民主制还使乌克兰寡头专断局面日益巩固。这种寡头经济明显脱离本国市场和人民，而更多成为西方经济中心的附庸和帮衬。“这些精英对于维持跨国企业的投资抱有强烈的兴趣，主要原因在于依赖跨国企业投资和贸易有利于维护他们的经济地位，而国内精英和跨国企业联姻的一个结果便是，当地的工资水平始终保持在低水平以吸引跨国企业的投资和贸易。此外，国内精英还设法将企业经营税和其他税费维持在低水平上。在吸引跨国企业的同时，却降低了穷人从政府中得到的再分配收入。” 乌克兰寡头甘愿让他们的国家受到西方的持久控制，很显然，他们已经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反动的买办势力。

结论与启示

乌克兰当前的“民主陷阱”为我们更好理解政治制度变革提供了鲜活案例。总结乌克兰政体变革的教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与启示：

政治变革事关国家兴衰和根基稳固，不能“随大流”，更不能“瞎折腾”。衡量政治制度优劣的关键，主要是看这种制度是否实现强国富民，增强综合国力，而不是实现所谓“民主化”。具体地说，主要看是否遵循“两个有利于”：一是是否有利于扩大代表性，使政权真正体现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正像一把刀是否锋利并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刀握在谁的手里一样。国家政权的代表性越强，政权的根基就越稳固。二是是否有利于增强政府效能和执行能力，这涉及到以何种方式配置资源和权力的问题。政府汲取和分配资源的能力越强，效率越高，国家就越强大。

中国政治制度是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用邓小平的话说，这种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从国际战略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制度属于“政治突破型”，因此在其政治生命全程，必须始终强化政治统领全局和国际战略。通俗地说，就是凡是靠政治起家者，就必须靠政治强化生命之途。“举什么旗”决定“走什么路”。一旦指导思想出问题，最终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事业严重受损。当年苏联正是先丢掉马克思列宁主义，再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导致国家解体。

目前，意识形态渗透已成为西方控制、削弱非西方国家的战略工具，意识形态领域已成为看不见硝烟的战场。西方势力在忽悠、扳倒苏联后，开始重点忽悠中国，试图让中国重蹈苏东覆辙。以境内外大资本为背景的利益集团，也希望通过中国搞西式民主，最大限度攫取经济利益，并在“民主中国”中充当可以呼风唤雨的寡头。因此，尽管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政治改革(如实现任期制、差额选举、村民自治等等)，但这在西方战略家眼里都不算数。在他们看来，只有共产党下台，中国才算实现“民主化”。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形态警觉性，不能守住“三个自信”的底线，很容易歧路亡羊。

需要指出的是，为捍卫社会主义制度，领导人在关键时刻要敢于使用专政手段。列宁曾说过，“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捍卫自身政权稳固、防范“颜色革命”乃至武力颠覆，对任何国家都是首要任务。中国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它内置了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两项内容。毛泽东讲得很清楚：“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当敌对势力试图通过“颜色革命”等反动手段抢夺政权时，当政者更要勇于担当，敢于使用专政手段。这没什么输理的地方。相反，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仁慈退让，才是对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大不负责任。在这方面，国际政治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太多的案例。

乌克兰事件给中国提供了巨大启示和机遇。中国的复兴需要一次新启蒙运动，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中国这么多年其实就是套在美国的圈子里出不来。（高梁：这是新的思想禁锢，新的“两个凡是”：凡是美国的都是对的，凡是自己的都是错的。）凡是资本主义的都是好的，凡是社会主义的都是坏的。

乌克兰危机把美欧和俄罗斯逼入对决的第一线，中国外部环境的压力会相对减轻。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乌克兰那边，乌克兰是大国，美欧短期内脱不了身，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回旋余地，甚至充当俄罗斯和美欧在乌克兰问题的“调停者”。这对中国是极大的利好，同时也是一个挑战，怎么处理好，这需要相当的政治智慧。

刚才大家讲，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一边倒西化，中国整个大环境是西化。但是我觉得，这次对我们可以说是极佳的机遇。因为我们需要一次新启蒙，不能两个凡是，凡是美国说的我们都得跟着。

我们这次的机遇是什么呢？破除美式民主迷信。我们知道，乌克兰在苏联时代是粮仓，资源丰富，工业发达，生活水平远高于苏联其他地区，而所谓的民主将这个富裕国家折腾到了崩溃的边缘，人均收入不到中国的一半。“民主”没有给乌克兰人民带来国家稳定、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还有美国的双重标准，它在后面捣乱，出钱支持反对派在乌克兰搞所谓“民主”。现在克里米亚公投，美国说是不合法的，但是6年前的科索沃呢？不就是美国支持的吗？这次普京高举“人权高于主权”的大旗维护克里米亚人权，美欧却举起了“维护乌克兰主权”的大旗！你为什么是双重标准呢？我们对美国的认识也需要一个反面教员。2008年金融危机，它那套市场机制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现在美国这种所谓的民主政治、所谓的道义，又是一次很好的反面教材。

应该说，乌克兰危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启蒙运动的鲜活教材，但是咱们用不用？我们的媒体美化或西化得非常厉害，媒体报道是绝对有选择性的。乌克兰反对派闹事把列宁像给推倒了，咱们大报小报争相报道；但是同时有工人守护列宁像，媒体就不报了。

这次昆明事件，美国也是个反面教材。双重标准嘛，你那就是反恐，我这就打引号。普京真是个非常精明的人，昆明事件后他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习主席，跟中国站在一起反恐。这对我们是不是一个机会？中国也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理直气壮地反恐。这和小布什当年是一样的，stand with us（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就是朋友，在我们的对立面就是敌人。

面对这个难得机遇，老是被动不行。要积极有为，要有智慧，能够利用这个机会顺势借力，但又保存实力，不牺牲自己。这是要设计的，不能等。通过这么一个机会，要把中国的思想、文化方方面面洗一次牌。

中国和俄罗斯是有渊源的，我们的工业化前苏联起了很大作用。现在俄罗斯面对这样的境况，是不是咱们考虑新马歇尔计划的时候来了？中国已经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去年刚好是888亿美元，每年的增长非常快。我们跟它是天然互补的，我们需要俄罗斯的能源资源，俄罗斯需要我们的产品。我们需要市场，没有比这更好的市场、更近的市场。当然，如何妥善处理好中俄关系、中美关系，这是比较高难度的。

总之，我们坚持中国道路、树立三个自信，需要一次新的启蒙运动，乌克兰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开创美好社会制度的新模式。

（编辑 苏歌）

我们前段时间忙反腐，接下来，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可能反恐这个帽子我们也会戴上。美国的战略很清楚，一方面利用乌克兰等问题遏制俄罗斯，另一方面遏制中国。我认为，民生问题和边疆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两大根本性挑战。颜色革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民族问题、边疆问题也是“挑事”的一种重要形式。我们要从政治的高度去看问题，从国际政治的高度去思考。

从历史上看，清王朝之所以搞出那么大的疆界和帝国来，就是因为新疆准葛尔有个噶尔丹在捣乱。噶尔丹这个人很不老实，今天他东征蒙古，结果反而导致喀尔喀蒙古倒向了康熙；明天他又去干涉西藏，结果西藏纷扰、三废达赖，康熙干脆借此实行驻藏大臣制度。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过去我们处理边疆问题之所以比较顺，基本的原因是：我不怕你在新疆、西藏、蒙古地区闹，一闹反而挑起各民族之间和本民族内部的分歧，而这就需要中央出来说话，这样我们就可以争取大多数，团结大多数。

讲到颜色革命，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敌对势力设的“反恐”圈套我们绝对不能跳。疆独、藏独就是想给一些兄弟民族戴上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的帽子。就维吾尔族来说，我感觉这20年来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本来是能歌善舞、开朗活泼的民族。那个时候维汉是通婚的，维族姑娘穿得比汉族姑娘光鲜多了，思想也开放多了。这就是因为我们鼓励各民族文化的现代化。

而最近20年，我们在民族文化现代化方面有大退步，太鼓励宗教化、保守化了。维吾尔族的形象也被宗教势力塑造得非常保守，不准哭也不准笑，女孩子把黑纱巾都围上了。这些年伊斯兰教众去麦加朝圣的很多，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派中尤其具有原教旨主义性质的，鼓励人殉教，非常压抑。伊斯兰文明一夜之间回到了中世纪，这是文明的大倒退。

我觉得，鼓励思想解放的核心工作就是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大家都认为中世纪不好，所以应提倡文化解放、性格解放，鼓励恢复固有的民族性、恢复活泼开朗的性格，让56个民族都唱起来，跳起来。这顺乎时代潮流，符合老百姓的利益。讲文化建设，我们真的很需要新王洛宾、新才旦卓玛出来“唱支山歌给党听”。总之，文化、宣传方面，要自觉地同压抑的、黑暗的中世纪原教旨主义文化作斗争。

我们说思想界需要一次新的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要与新自由主义思潮打一仗。民族地区也需要一次现代文化启蒙运动，“现代文明民族化，民族文化现代化”。

西部大开发这个事老是推不动，原因一方面是东部沿海利益固化了，觉得西部投资回报率太低，利益调整难。中央提出面向欧亚大陆的大方向，开拓新的丝绸之路，是很伟大的战略调整。但问题是，我们要两头下注，以对冲风险，陆权海权两手都要硬。乌克兰问题，经过罗马尼亚马上就接德国了，如果拿住乌克兰其实就走通了。但是向西开拓的战略，前提是要搞好西部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敌对势力也不会忽视这个地方，制造地区麻烦，声东击西。所以边疆问题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问题。

张文木概括的这个体系非常好，高屋建瓴。我觉得，思考中华体系，必须研究康熙以来所形成的我们这个多民族的边疆体系。它是怎么构成的？潘维老师提出中华体系，我们的研究工作要使得这个范畴有内容。边疆问题怎么进入中华体系，以及中华体系是怎么进入边疆的经验，我们过去研究得不太够。当年边疆是怎么“万方乐奏有于阗”的？恰恰是噶尔丹作乱，成为促成清朝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契机。因此，康熙不认为噶尔丹作乱是个坏事。毛主席当年说过，达赖闹事是好事。他不闹，我们还不能搞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呢，他一闹，我们就非改不可了。所以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怕闹事。

（编辑 苏歌）

从乌克兰这件事本身来看，可能是一个新冷战的开始，也可能就是张文木所说的新凡尔赛体系的形成。现在来看美国的手确实伸得太长了。2008年格鲁吉亚是一次，这次又来一次，几次想伸到黑海里去。不仅伸到黑海，还想把乌克兰全吞，欺人太甚。逼到这份上，即便叶利钦在位也不会忍的，更不要说普京了。美国这个帝国弄到今天这一步，是战略上的愚蠢。现在看来，大打不可能。往后看，也就是在局部地区制造一个紧张对峙，局部性冷战的局面可能已形成。

中国怎么判断这件事的意义？我们自己要做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讲堂，是帝国主义 “阴谋论”的生动一课。过去一说“不能迷信‘普世价值’”，有人马上就说你是“工具 + 阴谋论”，自由民主有什么不对呀？事实一次一次给大家上课，这次太明显了，已经赤裸裸了。什么街头政治，什么和平示威，就是美国欧洲势力乘机介入，有意制造流血事件，颠覆他们不喜欢的政权。这个阴谋论是实实在在的。国内有些人不好公开说，恐怕已经在闭门总结乌克兰的经验教训了。实际上从2011年以来，这件事就没有消停过。

乌克兰紧连着西方，而且这么点地盘，非常紧张的族群关系，外界操纵起来相对容易得多。但是和中国今天的情况相比，是不是程度的问题？我们已经经历30多年自由主义的侵蚀，可以说从舆论场、从思想倾向上，知识分子中多数人是亲美的。（潘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了乌克兰的立场和舆论是分裂的，我们中国在立场和舆论上的分裂跟它差不多）。

我国沿海一带集中了60%的经济总量，培养了一大堆亲西方的利益集团。而且在高层和政治圈子里的影响力极大，包括金融界和思想界。近几年来一直在试图扭转这个态势，现在看来困难不小。美国从小布什以来就已经把中国看成第一对手，结果出了“9•11”，拖了10年。现在好不容易就要搞定了，马上又来乌克兰事件。如果说可能是第二次“9•11”也有道理。

美国战略东移，一方面把中国围堵起来，一方面企图从内部分化，硬实力软实力一起动。它的战略目标是确定的。这样的态势实际上是逼着我们和俄国接近。

我们现在经济的问题是过于依赖世界市场，这和俄国不一样。俄国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们现在不是光脚的了。我们对外贸易的问题，一是能源和资源需求，2亿多吨石油当量的消费，1亿多吨要靠进口，俄国只能满足其中一部分。再一个，我们现在是世界工厂，1/4的工业产品面向出口，必然要往外走。这样的国家想调结构——最大的人口国家，还这么依赖外贸，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现在我们的芯片、小车发动机等，凡是高级点的都不能自己生产，形不成规模，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的工业是个弱势工业，是“肥胖型”的。自己的事情做不好，却老自以为已经是世界第一强国，差得太远了。但是要想调这个结构，走向高端，又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和俄国战略接应，同时也要看清，现在就脱离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并不现实。

西式的民主自由、颜色革命，这些事究竟怎么看，怎么去吸取教训，给大家一个警示。这可能是最值得深入讨论的事。网上看到的情况，国内舆论的同情面在俄罗斯一方。这一课足够深刻了，很多亲美派没话可说了。美国蠢就蠢在不知道自己的边界，老以为得寸就可以进尺，失去了分寸感。已经力不从心，又太不知趣，这标志着它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已实质性的衰落。

（编辑 苏歌）

由于在冷战中落败，俄国在一夜间就回到了19世纪初欧洲边缘国的地位。无能的领导人让俄国长达两个世纪的“入欧”努力白费了。

地缘政治分析没有过时。俄国北部边疆是冻封的北冰洋，西部只能从圣彼得堡出狭窄的芬兰湾进入波罗的海。因为丧失了波罗的海三国以及波兰和东德，现在俄国西面的出海安全已经毫无保障。南部出海口如何？原来黑海几乎是苏联内海，是保障南出地中海的出海口，所以希腊和土耳其对西方封堵苏联南出地中海极为重要。若欧洲第二国土大国乌克兰彻底倒向西方，连出黑海的安全都成了问题，遑论出地中海，俄国就成内陆国家了。布热津斯基很早以前就判断：若西方将乌克兰划入势力范围，俄国当超级大国的希望就永远终结了。因此，乌克兰成为西方与俄国争夺的战略要地。

但西方拿下乌克兰这事靠谱吗？真把1852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再重复一遍，把俄国打垮，使之经历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一路下滑，直到布尔什维克革命才开始翻盘的痛苦历程？西方现在或许已经“过度扩张”，俄国会拼死争夺乌克兰。第聂伯河岸上的基辅和河西的西乌克兰还谈不上是西方稳固的势力范围，河东的东乌克兰就是俄国反扑的基地。但东乌克兰也很脆弱，要看西乌克兰的发展状况而定，倒向西边的可能也存在。

乌克兰之争的意义相当于“9•11”或“新冷战”吗？“9•11”导致长达10年的“反恐”，而冷战导致美苏对峙近50年。对所有受西方压迫的国家而言，50年或哪怕10年较宽松的环境都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比如给伊朗、朝鲜、叙利亚、委内瑞拉变成“正常”国家的机会。对中国而言，冷战促成了美苏中三角关系，中国得以选择当“正常”国家，并在美国集中“反恐”的10年间成了大气候。

但乌克兰之争未必意味着其他国家的重大机遇。双方都会愿意减少这个地区的火药味儿，打一场慢工细活的持久战。

西方不会就此与俄国翻脸，俄国更不愿同西方翻脸。西方会在经济上全面制裁俄国吗？恐怕英国不答应，德国更不答应。缺少了俄国的能源供应，欧洲根本活不下去。

从国土面积来说，乌克兰是除俄国之外欧洲的第二大国。人口小五千万，也是欧洲人口大国。尽管乌克兰科技比较发达，人民受教育程度也高，目前却相当贫穷，普通人工资收入低于中国不少，而且历史文化很复杂。因此，进入严重缺钱时代的美国和欧洲难以吃下这个国家。让日本加入出钱行列是有可能的，但日本恐怕要价过高，要交换美国在东亚支持其与中韩对抗。

双方谁也不会让乌克兰稳定下来。乌克兰内部严重分裂，是美欧的机会，但也是俄国的机会。靠雇佣小特务挑动分裂搞暗杀，美国人会，俄国人更会，何况是在俄国家门口。美国这次小动作做过头了，坏了潜规则，将来可能自食其果。他们谁都想吃下乌克兰，可谁都吃不下。西方把第聂伯河以西这一大块咬在嘴上，却咽不下去。俄国叼着河东这一大块，却不知是否该先咽下克里米亚这一小块，一时算不清得大于失抑或失大于得。

双方谁都不敢直接出动军队对抗，19世纪中期的克里米亚战争不可能在21世纪的核武器时代重演。普京先下手为强，派军队把克里米亚占住。谁要是来打我就是你要跟我打仗，就是你的问题了。

所以，这将是长期的争夺，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短期内谁都不能指望出现输赢定局。如此，妥协的机会很大，妥协导致稳定。

如果以第聂伯河为线，西边是你的势力范围，东边是我的势力范围，西方就能固化本方的重大进展。但俄国人会遵守吗？估计不会真心遵守，但也不一定谈不成。我猜想，乌克兰乱局可能会促使西方各国开会定规矩，用好听的词儿婉转地制定两条国际准则。第一，不许对他国或本国分裂地区动武，除非由美国号召或准许。第二，允许西方插手他国内乱推翻“专制”政权，但是否“专制”得由西方来定义。用这两条规矩把美国的世界霸权秩序变成法定秩序。

欧洲放话准备拿出110亿欧元来稳住乌克兰亲西方政权，美国放话要紧急拨款10亿美元。中国在乌克兰有重大利益，把遥远却庞大的乌克兰当作与东欧联系的一个支点来对待，投入是200亿美元以上量级的。中国在非洲把南非作为支点。假如南非反对派赢了政权，干掉非国大，那中国的损失就惨重了。从大局看，当前中国属于暂时的输家。亲西方的乌克兰新政权上台，被美欧稳住5年8年，我们200多亿美元的项目就可能泡汤。

乌克兰问题本质上是俄国与欧美的问题，而且是长期问题。双方谁也不会善罢甘休，也不会很快决出输赢。眼下最有可能的是双方都想稳住局面，不再扩大化。这件事既非“新9•11”也非“新冷战”，没有哪国需要“站队”。

对中国而言，乌克兰乱局有两点特别需要注意的经验教训。

第一，国家体量大了，对外投资的增长是难免的，但必须有应对长线投资政治风险的预判。我国遇到的这种问题越来越多，损失也越来越大。我们应当懂得，这个世界绝非仅是“在商言商”的世界，而更是用政治军事力量抢夺财产的世界。为保障在远方不稳定地区的投资安全，我们必须想出应对的办法。比如，注意投资条件的合约条款，增加苛刻性；或者与西方财团联手做大项目，分担政治风险；或者控制和减少国有银行担保的远方大型项目。

第二，西方的制裁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不再经常制裁一个国家，而是拉个名单直接制裁个人，把国际法问题简化成国内法问题。这个名单特别包括能对被制裁国的内政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如该国领导人的配偶子女、兄弟姐妹、铁哥们儿。不给这些人提供前往制裁国照看自己财产的旅行便利，甚至冻结他们的财产，就能左右该国的内政外交。

按说本应是发达国家在欠发达国家的私人资产多，但事实却相反。发达国家在欠发达国家存放的大多是上市公司的集体资产，随时可以撤资，对不动产更是只租不买；而欠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存放的是大量私人资产，特别是不动产。

这个新制裁手段灵不灵？若不灵美国怎么会越用越上劲儿？这是打击一个政权的“精确制导”手段。出于自己隐蔽的家族利益，政权的铁杆支持者们天天吹政策风。公开说狠话的政要越来越多，实际政策却越来越软弱，执政集团从内部分裂。普京强硬，禁止官员有海外存款，但官员的老婆孩子、铁哥们儿有海外存款。欠发达国家相当普遍的现象是：有海外利益的人在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编辑 苏歌）

乌克兰事件意味着一个新的地区体系定型了。这是什么体系呢？我把它叫做“新凡尔赛体系”。历史上曾有维也纳体系，以英俄合作为主导。当时俄国基本控制了东欧，波罗的海三国就不用说了——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很相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罗斯帝国解体。当时是“柿子拣软的捏”，许多国家联合入侵俄罗斯。随后西方建立排斥苏俄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苏俄受到打压，东欧曾因不满沙俄的过度挤压而整体性地倒向西方——这与今天东欧因不满苏联倒向欧洲的情况很像。

但西方不知道节制的打压不仅没有将苏俄压倒，反而压出了一个苏联和苏联帝国。要知道，苏联并不是兼并来的，它是西方打压出来的。从奥斯曼帝国解体中独立出来的东欧及中亚国家，因不满西方剥削和以西方为中心的外交挤压，在一战后纷纷组建苏维埃，积极跟苏俄共产党联合，最后大家建立了苏联。

凡尔赛体系稳定下来后，希特勒出来搅局。这为苏联提供了扩张的机会。斯大林是沿着列宁的路线，在危机中实现扩张：当时周边国家受西方挤压总是求援于苏俄，苏俄的边界就在这一次次“呼救”中扩张了。前几年在与格鲁吉亚冲突中的南奥塞梯和今天的克里米亚都是这样。

苏联为什么解体？问题出在哪儿呢？它扩张得太厉害，一下子把东欧都弄进去了。苏联的边界到乌克兰一点问题都没有，希特勒当年都没拿下这个地方，今天北约也拿不下这个地方。

希特勒失败和苏联帝国的建立同时出现。这个帝国建立的法律基础是什么？就是雅尔塔体系。原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合作，在雅尔塔体系中，变成了苏联和美国，即斯拉夫人与部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合作。欧洲在其中成了牺牲品。

这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国博弈，不要说朋友，即使是战略性的盟友，仅靠张伯伦式的努力是无法赢得的。

苏联解体后，东欧一下子又倒向西方，而欧洲又回到新凡尔赛体系。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沙俄战败后的情形一样，今天的西方又持续东扩，逼到俄罗斯人不能再退让、必须强力反弹的底线了。没有黑海的俄罗斯是维持不了多久的。西方制造的这次乌克兰事件确实将俄罗斯逼到“生存还是毁灭”的底线。好在俄国这时候出了普京，而普京这个人物的出现是俄罗斯历史的必然。在危机时刻，每一个民族都会推出自己成熟的政治家。有了普京，俄罗斯就有了一种向苏联回归的气象。

这次乌克兰危机对欧洲的意义在于确定了新凡尔赛体系不能再东扩的边界。边界都是武力来确定的。乌克兰事件的结局对于俄罗斯意味着守住了底线。底线是俄罗斯未来复兴的基础和前提。

新凡尔赛体系的确立意味着欧洲的雅尔塔体系的最终解体。但必须说明，雅尔塔体系在远东没有解体，其标志是台湾还是中国的；北方四岛还在俄罗斯手里；冲绳、关岛都还在美国掌控下。远东雅尔塔体系的敌人是谁呢？就是日本。中美有矛盾，但跟日本是根本性的矛盾。台湾归属中国的法律地位是雅尔塔体系奠定的。如果远东雅尔塔体系真的像某些人说的“解体”了，今天台湾的法律地位，甚至美国、俄国在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的法律地位，就会出现有利于日本右翼的“动摇”。

20世纪初凡尔赛体系形成时，在远东还出了一个华盛顿体系，当时叫“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现在新凡尔赛体系确立了，美国也开始“战略东移”。过来干什么呢？它要在远东再弄一个“华盛顿体系”。新凡尔赛体系在欧洲的边界这次在乌克兰事件中已经确定，而建立远东“华盛顿体系”的尝试则刚刚开始，其成败还处于未定之数：有可能是华盛顿体系，也可能是中华体系。这要看中国人是否坚持斗争，还要看中美间的博弈是否有哲学。

在今天的凡尔赛体系中，俄罗斯失去了东欧——这也是当年苏联过度挤压的结果，西欧的力量再次扩张到了东欧，逼到俄罗斯的生存底线。这时的俄罗斯人不太相信什么“软实力”了，直接动用坦克解决问题。我注意到，俄罗斯坦克进驻克里米亚后，香港地区所谓的“民主派”也消停了不少。他们真正看到了什么叫“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他们这时也可能明白了，靠嘴皮子是不能颠覆历史的。

这几年包括我们国内有些人，真以为嘴皮子能翻动世界。今天的乌克兰总统就是相信这些理论的牺牲品，与反对派玩所谓“宪政”，以为法律能解决问题，最后将自己玩到阴沟里去了。当俄罗斯坦克开进去的时候，乌克兰那个从监狱出来的“女侠”也不吭声了。她看到了政治是带血的。

书生切莫空议论，头颅至处血斑斑 。空谈是要不得的。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普京这次有力地捍卫了欧洲不能再动的边界，我相信，东扩在可预期的时间里基本到此。原因在于，只要有足够的意志，就俄罗斯的资源来，说守住这条底线绰绰有余。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俄罗斯历史上在乌克兰这个地方基本没有失手。从对付拿破仑到希特勒的胜利经验中，西方人明白，在陆军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俄国人往往得以完胜。黑海离俄罗斯太近，且陆地相联，陆军可以直接进驻；而西方海权国家在这里使不上劲。克里米亚对俄罗斯来说是生死线，而对欧洲则是重要利益线，为此，俄国会动用全部资源，而西方不会。乌克兰事件，不管如何演变，其结果便由此先定。

现在普京在西边挡住北约东扩，我们怎么办？我们的边界在哪儿？也得抵挡，不抵挡，西方就会得寸进尺。现在许多人相信软实力，其实，运用软实力的极限就是没有或放弃硬实力。很多人假模假式，以为历史是在左右逢源中创造的，好像经济发展了，就什么都行了。当年赫鲁晓夫和后来的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的人。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很幼稚，1959年，他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里写道：“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

美国在中美博弈中显然失分了。美国近年把中国硬推向俄罗斯，是其重大失误。希拉里的本事和安倍差不多，光知道喊，没有战略。小布什也没战略，比较成熟的政治家是基辛格、鲍威尔这些人。美国真正的失败在哪儿呢？不在于它从中国捞了多少经济利益——那是小账，而在于它欺人太甚并由此把中国推向俄国——这才是大账。如果没有中俄边界的稳定，俄罗斯这次在克里米亚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历史上，中俄一旦联手，美国必败无疑；反之亦然。

乌克兰这件事对我们经济上的警示是什么呢？从伊拉克、利比亚、苏丹、泰国和乌克兰的政治变局看，经济也是政治的继续。事实上经济“胖子”是不能打仗的。经济发展了，如果没有军事能力，那只能说明你“胖”。当年日本跟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贸易量远比中国高得多，最后是它们打起来了；当时我们跟美国没有多少贸易量，反倒成了朋友。贸易也是政治的继续，永远是这样。

与麻将桌上的道理一样。全赢到底的事对弱国来说在政治上是不可想象的。利比亚、苏丹变局，我们的人撤了回来，在那里丢掉的市场再想恢复就很难了。你说中国人这聪明那聪明，就是拳头不行，那还是不行。历史上还没有离开拳头就能做生意的事。生意做到最后还是由拳头定局。

做生意中国人不能走得太远，你真正能控制的地方，才有你可持续的赢利市场。在乌克兰，继而伊拉克、利比亚等地区，如果我们没有有效的发言权，已签的合同就得另说。贸易是受政治制约的。所以我认为，目前中国这种令人乐观的“大满贯式”的世界贸易，将要出现逆转。咱们过去以为质高价廉就能赢得世界，不是这回事；赚钱的事怎么可能是纯经济的行为，后边必然要跟着政治。经济利益是用于摆平政治利益的。昨天的利比亚、苏丹和今天的泰国、乌克兰都是一样，其贸易都是有政治倾向的。

我们今后真正可持续的市场在亚洲。有人主张搞人民币国际化，我不赞成。因为人民币国际化也将使中国的责任国际化、世界化了，中国担不起那样的责任。人民币地区化是可行的，我们手能伸到的地方才是可以讨论的。

讲政治，这是世界经济的潜规则，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贸易也是政治的继续。西方曾想在WTO限制中国，迫我们就范，没成功；今后人家可能就要来硬的。我们不能迷信市场万能，好象只要经济搞上去，只要在世界贸易上有利润，万事就可摆平。利润是要靠力量保护的，力所不及之处，利润增长也是有限的。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有情却无情。世界的西界已经稳定，我们这边将是什么格局还难说。现在中国需要在欧洲新凡尔赛体系和远东可能出现的华盛顿体系之间争出一个中华体系。有人说，别跟美国斗，美国是老大，谁跟它斗谁没好结果。这话不对。美国就是跟当年的老大英国斗的，1812年英国打到美国家里去，结果美国人硬是把它打败了；紧接着美国又通过两次世界大战争得这个世界大国地位。斯大林也是向欧洲挑战争出来的。没打过架的男孩，长大后在成人堆里是混不下去的。国家成长与此同理：大国若不经过挑战，尤其是战争的挑战就被人承认的事，世上尚无先例。

中国是否能赢得未来世界，这的确是个必须严肃对待的事。

中国要崛起，达到小康规模，要有一个安全度。过于扩张是不安全的；没有自己起码的空间，也是不安全的，这就是势力范围。中华帝国的势力范围长期以来就在东亚地区，重心在东亚，涵盖到亚洲，再远了就走不动了。毛泽东给我们设计的是不称霸，邓小平给我们设计的是小康国家，小康实际上就是中等发达国家。提出这个概念不是小平同志谦虚，而是智慧。凡是能持续发展的大国都是守成的，过于扩张一定是要失败的。中国不要走那个路，守着亚洲地区我们可能成功。今天美国衰落是它过于透支了。毛泽东较早地看到这一点，1959年3月4日,他在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时说：“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 毛泽东看到的问题，对于今天正在走向世界中心的中国而言，也要严肃对待并引以为戒。

最后，我想跟大家重温1935年毛泽东写的《念奴娇•昆仑》这首诗：“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我们不想争美国，也不想要欧洲，我们只要把亚洲尤其是东亚找回来就行了。这就是我们未来的一个目标。现在东亚外部环境有利于我们接近这个目标，但这时也是西方图穷匕现的时期，中国今天顶得住，我们未来的历史就会光荣，我们的人生就会很自豪。

（编辑 苏歌）

我对乌克兰事件有三句话概括：它是世界格局重构进程的延续，是全球危机的深化，是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历史博弈的一个新局。

第一，乌克兰事件是世界格局重构进程的一个延续。1991年苏东集团解体后，西方集团对俄罗斯这个已经“瘦死的骆驼”，还想继续打下去。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有个分析，如果俄罗斯有乌克兰，它还将是一个帝国；如果失去乌克兰，它就不会是一个帝国，甚至可能只是个亚洲国家。

虽然对于前苏联，西方认为这一页已经翻篇了。但是普京对于俄罗斯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基本定位是，俄罗斯要成为一个世界一流国家。因此在欧亚大格局上，俄罗斯希望重建它的所谓亚欧同盟。俄白乌关税同盟、俄巴哈经济一体化，俄罗斯甚至想推行政治一体化。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欧洲看得是比较清楚的，因此他们认为，不把乌克兰装到自己兜里，俄罗斯就还没有被彻底打趴下。

这就出现了乌克兰是向东靠还是向西靠的问题。西方集团在乌克兰问题上吃相贪婪，他们一直想通吃。但是却把普京惹急了，通吃是不可能的。本来俄罗斯是希望将乌克兰作为缓冲带，至少乌克兰不要敌视俄罗斯。但现在看来，欧洲美国并不希望这样，而是期望更多。所以说，它是整个世界格局重构进程的一个延续。

第二，乌克兰事件是全球危机的深化。如果说全球化周期为五百年，这中间将有一个狂飙突进的时期。到了美式全球化，应该说是达到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中一个很高的高度，但是也充分暴露出它的问题。全球化走到这里就不行了，除了是一般的周期性危机以外，更重要的是体系危机，我们称之为一百年的危机。以前是西班牙的体系，然后到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延续五百年，美国体系这一次也应该是差不多了。美国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达到世界第一，到现在大概也是一百年，它也到了一个关键点。此外，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都有问题。

从去年年底开始，美国说要退出QE。由原来的每月850亿美元的QE，现在说减到750亿或700亿。但是它扩了这么多都不往实体经济走，就业也得不到改善。官方失业率数字是7%，我曾经问过美国经济学家恩道尔，他估计要达到23%。

从一些基础数据来看，整个西方集团除了德国还处在正增长时期，其他国家全是负增长。同时，美国的长期资本大概每个月以500亿到1000亿美元的速度流出，造成很大的“失血”。从美元和欧元这两个货币体系的竞争来看，美国也受到很大的压力。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要通过一些安全议题来改变这种经济颓势。即：如果我不好，我就要让你们更不好。如果你的经济好，我就通过制造地区紧张局势的手段来牵制你。我们看这些年，中国和东盟的10+3、10+1，包括东北亚中日韩的整合，都受到安全议题的阻断，正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做这些事。

这次乌克兰事件，美国远比欧洲要主动得多，包括派军舰，希望该地区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紧张度。当然目前是不是要突破这个点，美国还在观察，但至少是要维持在一个可控的紧张程度，把欧洲的核心地带抓住，力图对整个的金融危机有所影响。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与美国是不太合作的。欧洲是一个经济的巨人、政治的矮子、军事的侏儒，不太愿意和俄罗斯在军事上对抗，也没有这种能力。欧洲的利益和美国是有差异的。美国是跑到别人家去砸瓷器罐儿，可以毫无顾忌。但对于欧洲来讲，尤其是德国，包括法国，40%多的天然气都是靠俄罗斯供应，硬要在这个地方干这么一下，它们未必痛快。对于欧洲来讲，乌克兰是一个局部，而与俄罗斯的关系则更加全面。而且处于危机这种背景下，谁也不愿意当替罪羊。

在这个赌局上，欧洲7国集团明显是分离的。奥巴马给几个国家打电话，都是爱沙尼亚、立陶宛这些原来的苏联加盟国。这就看出来，奥巴马希望拉一个同盟圈，但是感到欧洲，特别是德国，可能比较难以跟他完全同步。

为什么呢？这跟目前世界整体处在一个危机过程中有关系。美国的全球化是一定要解体的，解体以后谁占得份额更多一些？欧洲认为自己可以占得比较多。如果是这样，这件事闹不好对欧洲就不利。这是从全球危机的背景来看乌克兰的危机。它有美国转嫁危机的色彩，让其他国家承担更多的风险代价。

第三，从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的历史博弈来看，乌克兰事件是一个博弈的新局。这一点，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讲得比较清楚，决不能让一个国家单独控制欧亚大陆。如果有一个国家单独控制，美国就被边缘化了，就成了英国现在在欧洲的地位。美国虽然有“两洋”的环境，但两洋环境相对于欧亚大陆分裂的情况，它是非常有利的；如果将欧亚大陆如果整合起来，那将是海权国家的梦魇。这是美国长期的地缘大战略的基本想法，他们一定要促使欧亚大陆保持分裂和分治。

实现这个战略就一定要遏制俄罗斯，特别是普京这几年要搞欧亚新同盟，俄罗斯帝国还想重新站起来，美国就一定要把它给按死。目前情况下，美国对于中俄战略合作的局面是非常难受的。他们采取这边在海上挤兑中国，那边在乌克兰大整俄罗斯，不自觉中把中俄赶到一条路上。其实，从地缘格局上来讲这对美国很不利。可是美国执意要这样做，这是美国所面临的战略困境。给中国施压，是要防止东亚地区经济、货币的“脱美化”，遏止以中国为核心的整合趋势，这是维持美元霸权的币缘战略需要；对俄罗斯施压则主要是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是从麦金德、布热津斯基以来，海权国家力图要控制欧亚大陆格局的延续。现在，美国在做两手努力，一方面在欧洲遏制俄罗斯，另一方面在牵制中国。这是美国的两个大棋局。

从以上这3个维度来看，对乌克兰危机就能有相对整体的把握。

在比较理想的情况下，结局可能是几方各让一步。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与乌克兰现在的所谓新政府的领导人利益通吃做法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已经签了协议，又进行毁约，完全倒向西方。但是普京一出手，就立即把这个势头扭转了。普京的态度更强硬，决要把克里米亚问题解决。普京可能会把乌克兰的东部地区作为可以让步的战略缓冲带，使对方在政治态度上回到签订的那个协议上，还是选总统。使乌克兰当局不可能产生完全敌视俄罗斯的态度。普京很清醒，彻底地把乌克兰抓回来是不现实的，他会做出一些让步。这样就迫使美国和欧洲来压乌克兰当局让步。

如果把克里米亚拿下，在欧洲这个桥头堡留下一块地方，俄罗斯就不至于处处陷于被动，不断被乌克兰政局的变化牵扯。而以亲俄罗斯的东部地区做让步，这种情况美国最终也是会接受的。布热津斯基最早提出乌克兰的“芬兰化”。最近基辛格提出，乌克兰最好是芬兰化，采取对各方友好，不对俄罗斯敌对，相对比较亲西方。以俄罗斯现在的经济实力，不太可能把乌克兰完全整合起来。而欧盟，由于南欧和其他欧盟国家的问题，德国要想做到完全整合乌克兰也很难。有可能将是各让一步，让乌克兰保持一种芬兰化。

第二个可能是继续“顶牛”，估计还将顶一段时间。由于美国的国内危机，奥巴马和克里现在表现得很强硬，希望把普京的头按回去，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应当认识到，美国的军事力量在黑海不可能对俄罗斯构成任何威胁。作为一个核大国，如果俄罗斯跟美国全面摊牌，也是美国不可承受的后果。美国要逐渐接受这个现实，退到各让一步的情况。

若要乌克兰要接受一种妥协，就是使克里米亚保持相对独立，或者干脆加入俄罗斯。这可能会是最终的走势，不过不可能这次事件就一次解决。要有一种妥协方式，但是这种妥协要满足俄罗斯控制克里米亚、乌克兰不能反俄的底线。

现在当事各方都在互相摸底，讨价还价。乌克兰事件涉及整个世界未来的格局和秩序，包括欧亚大陆的未来。在这场大国博弈中，中国相对来说地位比较超脱。火到猪头烂，现在火候还没到，我们不必特别着急，事缓则圆。还是坚持这两条：尊重各国主权，争取政治解决。

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我们也不能无原则地附和美国。一方面中俄有重要的战略互补关系，特别是在能源供应安全方面。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当然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也是辩证的关系。战略上要维持中美合作大局，同时该争的也要争，不能一讲合作就回避矛盾。毛泽东当年论统一战线时说，我们要坚持统一战线，但不能一切都通过统一战线。要在斗争中求合作，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张文木常说一句话，美国真正的朋友是打不败的对手。只有当他认为你够格和他平起平坐，他才会真正尊重你和你的利益。

（编辑 苏歌）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全球体系，运作并维护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冷战结束以来，这一全球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半个多世纪内，奠定全球体系、主导国际关系的是一套二元对立的话语叙事，其根植于意识形态，强调国际分歧是二元化的单维度断裂。以美国为金主的西方阵营，自认为天赋使命就是维护、扩张上述全球体系。

这个时代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二战之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在全球范围内对峙。历史决定主义，即宣称一切人类社会都会朝着某一必然的目标发展，是两大对立的普世性意识形态的理论主旋律。苏维埃共产主义宣称，阶级作为超越一切文化认同的基本单位，必将推动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几乎别无二致的是，民主自由主义鼓吹个人权利是神圣的，在此基础上的民主选举足以建立自由的天堂。这两大意识形态全副武装，跨越五湖四海，在全世界散播火种，直至苏联崩溃，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大获全胜，迎来美国统治世界的时代。

第二阶段从冷战结束开始。冷战的胜利使西方认为，美国将领导西方阵营高奏凯歌，把民主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带向世界的每个角落；选举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将是奠定世界新秩序的基石；60亿理性的个人，都将在投票站和自由市场中做出正确选择。全世界不分国家、民族，将采用一套同样的政治、经济甚至道德规则。在全球化的喜悦中，很多人深信国家主权概念即将过时，世界大同近在眼前。在西方的眼中，唯一的对立和断裂，存在于民主、市场开放的支持者与拒绝或暂未转型的顽固分子之间。对后者，西方阵营迄今为止采取的手段有三：直接的军事遏制或侵略，如对朝鲜和伊拉克；鼓动颜色革命，如对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中东北非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或遏制，如对中国。

基于上述的意识形态框架，美国领导建立了诸多国际联盟和组织。现实政治外交即使偶尔被提及，也不过是对这种历史决定主义宏观战略的一种战术性补充。近25年来，为了在陌生的土壤上培育普世价值之花，美国已经耗费了巨大的财力、智力资源、道德资本，牺牲了无数生命。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对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均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20世纪90年以来，美国各届政府中所谓的外交现实主义者，事实上要么被新保守派的单边主义牵制，要么被自由派的干涉主义拖累。比如在冷战和后冷战时期，为了保护和推进本国利益（如遏制苏联，保护输油管道，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美国长期支持中东地区的军人领袖或教权国家。但是，阿拉伯之春期间，革命者打着民主的旗号起来推翻政府。美国忽然发现，除了抛弃老朋友之外别无选择。长期以来，美国都是这一叙事的受益者，最后也难免作茧自缚。普世性意识形态威力之不可抵挡，由此可见一斑。

在上述意识形态的语境中，几乎所有的国际冲突和许多国内冲突，都被渲染成正义与邪恶，或至少是进步与反动之间的对决：民主对独裁、人权对暴虐、自由市场对保护主义。当然，西方阵营自认必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遭遇困境的二元叙事

这个短暂的时代正在我们眼前缓缓落幕。由于这套二元对立的叙事不能反映世界现实，构建于其上的全球体系自然便无以为继。当代的根本性冲突的成因已从二元化演变到多元化，多纬度断裂取代了单维度断裂。中国迅速复兴，以世界大国姿态出现在全球舞台上，根本性地改变了维系全球体系的成本构成。由于这两大变化，20世纪的旧范式面临嬗变。

关于旧范式面临的挑战，当下中东北非的冲突是再好不过的例子。美国及其盟友耗时十年，试图推动中东转型。推翻萨达姆政权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证明根本不存在，在阿拉伯世界推广美国的民主计划便成了伊拉克战争的道德合法性来源。当然，世界要比美国想象得更加复杂。事实证明，教派、宗派间的断裂，要比民主与独裁的对立更具决定性。两年前的“阿拉伯之春”，也曾被视为自由民主与暴君专政间的决定性斗争。全世界的目光注视着埃及，期待柏林墙倒塌的历史在开罗解放广场上重演。当然，历史的发展令人失望。

中东问题让西方的二元叙事整个颠倒过来。在埃及和大多数爆发“阿拉伯之春”的国家，民主选举的结果是反自由主义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上台。军队推翻民选政府，被解释成再造民主。美国发现自己越来越理屈词穷，白宫发言人被问及穆尔西政府被推翻是否是“政变”时，回答道：“我们的态度是，在这个问题上表明态度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几个星期后，这一幕在叙利亚再次上演，这个国家中引发冲突的因素更复杂，可能造成更大的灾难。叙利亚等地发生冲突的背后，是错综复杂的多元矛盾，这导致西方国家今日在中东的盟友可能明天就变成敌人。既然无法分清敌我，依赖于二元对立叙事的美国外交政策也就面临瘫痪。美国的瘫痪让俄罗斯乘虚而入，后者恰到好处地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 

与中东相比，亚太地区也在发生范式的转变，尽管形式更缓和。冷战之后，原本以遏制苏联为目标的西方阵营继续扩张，并将目标修正为巩固、拓展西方全球体系。美国、日本、韩国结成同盟，以对发展核武器的朝鲜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遏制，甚至准备必要时直接加以打击。在朝鲜半岛，西方的二元对立叙事呈现得无比赤裸。美国通过“邪恶轴心”、“暴政”、“核贱民”等标签，将朝鲜这个人口仅有2500万、积贫积弱的边缘国家，成功地描绘为与全球秩序水火不容的危险敌人。与此同时，韩国不得不将领导其经济起飞的威权政治制度转型成西式选举民主制度。在韩国的南边，还有更多东南亚国家启动了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历史性转型，加入了西方阵营。冷战时期与西方结成同盟的东南亚独裁者纷纷垮台，“民主政府”一个个登场。这一波转型涵盖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独立。西方与印度恢复友好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印度的民主信誉有关。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在所有大国中，中国的道路别具一格。在冷战的高潮阶段，中国主动自我调整，超越意识形态，选择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国与“老大哥”苏联分道扬镳，与美国结为事实上的准盟友，为后来的经济开放、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打下了政治和外交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及中国的核大国地位，保证了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自主，有效地防止了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由于中国具有掌握自身命运的能力，西方阵营只能以最温和的策略对付中国，也就是和平演变。具体而言，这一策略是在经济层面与中国保持接触，其根本假设在于，根据西方宏大叙事的线性史观，随着经济的自由化，政治必定将走向民主化。在经济领域之外，西方阵营建立了具有针对性的攻守同盟，以期从政治、军事上遏制甚至孤立崛起中的中国。一旦中国隐约出现颜色革命的可能性，西方阵营会毫不迟疑地从旁煽风点火。一言以蔽之，西方阵营认为，中国终将被纳入由西方设计的全球体系和制度规则当中。但是，中国却有自己的计划。冷战落幕时，中国在胜利者的阵营中处于边缘地位，游离于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之外。中国决策者明智地认识到，只有加入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才能发展经济。此外，只有依托于美国创建和维护的全球安全结构，中国才能在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中优先发展经济，以及保障能源、产品进出口航路的安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强国，除按照后冷战时代的西方二元对立叙事转型外别无选择，但中国却成功的按自己的立场与全球体系接轨。稍加回顾不难发现，中国一直尽力使全球体系为己所用，但拒绝向其中隐含的西方叙事屈服。入世十多年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工业和贸易大国。然而，中国依旧完整地保存了一党领导的政治制度和外交独立自主权，大幅提升了军事力量。

龙：再跃于渊

在与世界的接触中，中国摒弃了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世界观与美国截然不同。中国在国际上的作为，常常被西方过于简单地说成是现实主义外交，其实，其反映了中国对文化主导性的深刻认识，即认为文化而非意识形态才是现今主导国际事务走向的关键因素。在中国的视角中，各国已不再按照意识形态站队，世界是各个国家、民族、机构互相竞争、合作、制约平衡的竞技场。全球化也不是各国走向同一预设目标的进程，而是多方面、多层次动态发展、不断变化的过程。

在中国的宏观战略中，中国视角主要体现在三个重要方面：保证自然资源的来源稳定；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整合；全球经济体系的治理。

仅仅30年间，中国就从贫穷的农业国变身为世界级工业国。中国外交政策的关键目标一直是、未来也将继续着眼于保证原油、工业原料等自然资源的供给。冷战结束后，苏联的退出在非洲、中亚、拉美和东南亚等许多能源储量丰富的地区留下了巨大的真空；而这些地区的国家正在经历转型。人们曾轻易地推测，美国作为冷战的胜利者以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定能在短时间内填补这些地区内真空，大幅度扩张其战略资产。但是，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机构，却热衷于在这些地区推动符合西方宏大设计的国家转型。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实力仅仅体现于武断地拔苗助长，引进选举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在非洲，是否满足西方制定的政治标准，成为贫穷国家获得发展援助的条件；在缅甸，由于军政府与美国意识形态不合，美国企业拓展当地业务的禁令长期得不到解除；在拉美，美国向规规矩矩采取选举民主、开放市场的国家提供经济支持，同时惩罚那些自外于此的国家；在中亚，美国的策略尤为激进，直接策动“颜色革命”更迭政权。这些代价不菲的扩张计划，结果却打碎一地眼镜。

在此期间，中国却以更为谦逊的姿态，安安静静地深耕细作，如今在这些地区已堪称西方的有力竞争者。许多分析人士指责中国与当地独裁政权勾兑，对腐败睁只眼、闭只眼，所以能后来居上。这种观点过于肤浅、片面。在尼日尔，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与当地政府密切合作，遭受西方国家以及很多西方非政府组织的谴责。西方一直认为尼日尔政府虚弱且腐败，其垮台必然严重损害中国的利益。2010年，西方的预言实现了，尼日尔政权发生更迭。但令西方大跌眼镜的是，两周之后，新政府就公开宣称，有意进一步巩固与中国的关系。在津巴布韦，中国在长期与被西方视为非法的穆加贝政府保持合作的同时，也与当地的反对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如穆加贝政府倒台，尼日尔的一幕就很可能在津巴布韦重演。

由于指责苏丹实施了种族灭绝，美国政府与喀土穆的关系陷于破裂。与此同时，中国却努力与这个能源储量丰富的国家拉近关系。在西方看来，发生在苏丹的悲剧孰正孰邪一目了然。而在中国的视角下，这是种族、宗教矛盾引发的复杂的国内冲突，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外部势力难以带来实质性改善。因此，中国在苏丹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在合作的框架下静悄悄地推动苏丹政府接受南苏丹公决独立的结果。由此，中国既抵御了西方的压力，参与了苏丹重建进程，又较早地给予了新独立的南苏丹有力支持。事实证明，中国在苏丹问题上的现实态度，比西方的敌视政策更有利于当地的稳定。最近，新独立的南苏丹总统访华时两国达成的新意向，足以佐证中国的利益不会受损，甚至还会进一步提升。

西方很多人谴责中国在非洲大肆开采资源，事实上是在“强奸”非洲。这种谴责毫无意义。在近代史上，非洲的确被“强奸”过很多次，但罪犯并不是中国。中国努力在非洲争取商业利益，但其中没有强迫因素。至于非洲人的利益，必须靠非洲国家自己来保护，其中许多国家正迅速干练起来。比如尼日尔的政府日渐成熟，坚持要求修订许多能源、矿产合同的条款，而中国政府也做出了不少实质性的让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中亚期间，除了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外，做出的另一个重大表态是，中国决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不谋求该地区事务的主导权。

回到亚太地区，美国与朝鲜之间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导致后者隔绝于世。许多现象表明，朝鲜希望与美国增进关系以求达到某种平衡，但美国的做法却断绝了朝鲜的出路。反观中国，与受到意识形态束缚的美国不同，中国很早便与韩国实现了外交关系正常化，中韩经济往来非常密切，中国已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不久前，韩国总统朴槿惠打破惯例，就任后先访问中国，再出访日本。美国为了抗衡崛起中的中国，一直强调在东北亚强化与日韩两国的民主联盟。不过，日韩间的意识形态同盟，显然远远弥合不了两国之间由于历史造成的重大民族主义裂痕。

许多分析者宣称，中国近年来在南海与东海问题上犯下了战略错误，认为中国在领海争端中的强硬态度，使众多邻国对华关系变得疏远，甚至令中国成为地区内其它国家眼中的威胁，导致美国高调推出“亚太重新平衡”战略。此类判断大谬不然。正好相反，历史或许会证明，中国处理边界问题的手段之灵活，是这个时代所有其它大国都难以匹敌的。由于中国没有参与亚太地区现行安全秩序的建立，这一结构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地区战略目标是在不触及军事冲突雷池的前提下改变现状。随着中国海军的军事存在抵及黄岩岛，以及中国海监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常规化巡航，国际社会开始讨论海域边界的争议，这证明中国的战略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同时，中国刚柔并济，除采取强硬立场外，还通过包容、慷慨的政策，争取与邻国建立共同利益圈。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是东盟国家的中流砥柱，中国与这两国关系的提升，对在东南亚地区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延伸将起到促进作用。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取得的最显著的成就，或许是成功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并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不是被这个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建立并维持的体系消融吸收。中国没有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创建，国际经济体系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们耗费数十年建立起来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之际，西方曾一度坚信，资本主义将遍及全球，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奠定的全球经济基础之上，在美国海军的保驾护航之下，将产生一个顺应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全球化世界经济体。

此后，“资本”确实走向了全世界，而“主义”却没有。中国接受了市场经济，利用了西方对于全球经济秩序的错觉，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争取到了相当优惠的条件。仅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已经从全球经济中不起眼的小角色成长为一个“巨无霸”。中国在不过多放弃政治经济独立性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利用全球体系增进了本国利益。在特惠贸易地位的保护下，中国的国内工业得以生存，其制成品通过出口大量涌入世界市场。作为获取中国市场的交换条件，跨国公司要在中国投资，提供就业机会和引进技术。封闭的资本账户使中国免于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毁灭性打击。

在遭到失败的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国抵挡住了西方的攻势，保住了发展中国家专享的贸易特惠待遇。迄今为止，中国的判断是正确的，西方国家内部根深蒂固的经济利益决定了它们倾向于维持现状，在较小改动下继续获取利益。只有中国或欧美国家的政策出现大幅调整，这一格局才有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而后者只有在西方国家放弃全球秩序的宏伟梦想，转而维护本国利益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

利维坦与搭便车者

西方许多人指责中国“搭便车”。或许对这种指责最好的反驳是，只有傻子才不搭便车。17世纪的政治理论家霍布斯在其大作《利维坦》中的精辟论述，能很好地解释冷战后国际安全与经济秩序的设计原理：在缺少主导性权威的社会里，遵循原始丛林规则的个人意识到，适者生存的自然状态最终将毁灭一切。所以这些个人共同决定放弃自由以寻求利维坦的庇护；利维坦是秩序的担保者、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所有人必须服从于利维坦的裁定。在苏联解体后，美国扮演起利维坦的角色，追求普世化世界秩序的宏伟愿景。美国建立和强化了国际法、密布全球的军事同盟与国际机构网络，以确保冲突在规则范围内而不是通过武力得到解决。为管理全球贸易和金融，美国也在经济领域建立了类似体系。

西方认为，如果缺少法庭仲裁纠纷，没有警察部队维护法律权威，商业合同便不具有意义。同样，如果没有终极担保人维护规则，没有人不惜动用武力惩戒违约者，所有国际协约不过是一纸空文。在冷战结束后的二十余年内，美国担当起了终极担保人的责任，对大量国家许下安全承诺；巡航世界各处航线；包揽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为惩罚自己眼中的“流氓国家”，有时甚至不惜违背自己建立的原则——例如发起伊拉克战争。美国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4.5%，国内产值占全球总产值不足20%，然而军费开支却占全球军费总额的一半。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在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管理体系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则维持了较高的福利水准。

唯一的问题是，美利坚利维坦不过是个庞大的幻象，并侵蚀着自身利益。所谓利维坦，是公正无私的统治者，是凌驾于世界之上的神，而不是参与世界的行为体。拥有3亿人口的美国既然是一个民族国家，便一定与世界上的利益紧密相关。在冷战结束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既扮演了统治全球体系的利维坦，又作为民族国家参与了这个体系。美国确实从其世界霸权中获益良多：美国公司在全球扩张，美元成为许多国家的外汇储备货币，使美国大规模扩张的消费型经济得以维持。但作为历史的瞬间，那个时代已经过去。

由于企图同时扮演全球体系的统治者和参与者，美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如果继续下去，那么极有可能陷入经济和社会双重危机。仅过了一代人的时间，美国便债台高筑，中产阶级分崩离析，产业空心化严重，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教育系统资金匮乏，社会契约岌岌可危，政府面临瘫痪。美国社会的团结面临结构性威胁，这在大萧条之后尚属首次。美利坚利维坦维持着大量全球化项目，出于对其中巨大既得利益的考虑，美国精英阶级仍在坚定地强化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把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参与性角色置于次要地位。其造成的后果就是，美国人民的财富不可逆转地缩水，未来利益被严重透支。美国人民从精英阶级手中夺回权力只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

利维坦退却，新未来开启

叙利亚可能会成为一道分水岭。美国对出兵再三犹豫并最终作罢，这在冷战后尚属首次。美国人民迫使政治精英擦掉了奥巴马划的所谓“红线”。我们生活在一个转型中的世界。在一种陈腐的范式背后，二元对立的话语虚泛地描述着一个已是名副其实的全球体系。21世纪的冲突源于文化、宗教、经济、历史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多重裂痕。然而，处于全球体系顶端的西方联盟死守一套只承认单一裂痕的话语，这套话语是西方国家所有政策与战略的源头或基础。如果时代需要，目的论话语可以成为强有力的武器。二元对立推动了西方联盟走向全球实力的巅峰，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这套老话可能成为禁锢西方的牢狱。随着西方国家的政策在全球各处步履维艰，这一点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所以，许多人开始问，中国是否会取代美国成为新的超级大国？有人甚至宣称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基辛格、弗格森等重量级人物还曾在多伦多就这个话题展开过一场辩论。

中国最大限度地成为全球化的受益人。然而，不论现在还是未来，中国或许都不会接受民主自由为普世性意识形态，也将断然拒绝将其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演变为资本主义。许多西方人原本坚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与世界秩序的接轨，中国将皈依 “现代性”这个西方宗教。正因如此，他们对当今的中国深感困惑。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中国的行动都必然遵循国家利益的导向。在这个“后意识形态”的世纪里，中国一方面不断通过国际体系获益；另一方面捍卫自主主权不受外部势力的侵蚀。西方曾宣称，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不接受普世计划就不可能走向繁荣；而今中国的成功，为发展中国家展现出了新的可能性。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正在未知的海域里航行。世界并没有在统一的体制下走向大同。世界体系的担保人无法继续为这样的体系买单。或许我们的时代可以被恰当地称为新的“战国”时代。中国似乎开始展望未来并构思新话语框架——也就是习近平在加州峰会时向奥巴马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更重要意义的是，中国相当明智地认为，当前的全球体系虽然不可持续，但中国必须以和平的方式崛起。否则，冲突的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默许美国在许多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克服短期利益的诱惑，对邻国做出的种种妥协，正是和平崛起的体现。或许，更加可持续的国际结构终将出现，但与过去不同，新的结构将不是某大国预先设计的产物，而是独立行动的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合作与竞争的综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