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位于俄罗斯与西方大国博弈的桥头堡，国内始终未形成稳定的政权结构。在俄罗斯与西方大国的拉锯战中，乌克兰多次发生“颜色革命”。亚努科维奇总统2014年被西方撑腰的反对派逼走，由此演绎出“克里米亚脱乌入俄”、“西方对俄大规模制裁”、“乌东部地区内战”等重大事件。乌克兰乱局深刻影响世界格局，中俄战略全面协作关系显著加强，美欧分歧进一步加大。目前，乌克兰新政权体系基本形成，停战协议正式生效。乌克兰能迎来和平、稳定和发展吗？对此很难做乐观预期，加剧乌克兰乱局的因素仍在累积，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引发新的内战或政权危机。

引发乱局的政治因素

乌克兰政治生态复杂多变，易被外部影响和操控。新政权产生后，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并进一步恶化。新政府不能够团结大多数精英，治国理政能力较弱，反对派的力量正在蓄积，其采取极端行为夺权的内在逻辑仍在起作用。

“寡头之治”的根源没有改变

乌克兰乱局的内部根源是“寡头之治”。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曾表示，“在乌克兰，在野时亲俄的政治领袖当选总统后未必亲俄，在野时反俄的政治领袖当选总统后未必反俄。”其原因是，资本权力控制着国家权力，资本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当选的乌克兰总统要么受寡头操控，要么自己就是寡头，俄罗斯和西方都可以与寡头做交易。引发亚努科维奇总统出逃的“广场事件”的最初参与者就受雇于最大寡头阿赫梅托夫。他这么做，背后的原因是亚努科维奇之子过于贪婪，严重损害了其他寡头的利益。亚努科维奇政权发生危机后，大部分亲政府寡头在西方重压下改旗易帜，寡头控制的媒体则开始炮轰总统。亚努科维奇在众叛亲离、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只得仓皇出走。新总统波罗申科依然是寡头总统，号称“巧克力大王”。他在俄罗斯和西方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不得不重复前任寡头总统犯下的错误，也未必能逃过被其他寡头算计的厄运。波罗申科总统意识到腐败问题对国家利益和政权安全的巨大威胁，但他签署的《国家反腐败战略》缺少新意，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和防止寡头干政的问题。一旦重大腐败丑闻再次袭来，必将对政局产生更大的冲击。

政治精英严重退化

一位曾两次出任乌克兰议会（拉达）议员的朋友谈到，乌克兰政治精英已严重退化。第一届议会的议员大多是前苏联时期的官员，虽然处事有些僵化，但政治经验相对丰富，有履职能力。当他隔几年第二次成为议会议员时，周围的人已变成商人和寡头的亲信，个个唯利是图。如今的议会议员大多是一些发动街头革命的头目，缺少理性，喜欢投机和冒险。

2014年10月乌克兰议会批准的《政治清理法》不利于乌内部和解，给政权安全埋下严重隐患。该法律禁止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政权中的高级官员、曾经参与镇压民众示威的安全官员、前苏联时代的共产党和共青团官员、克格勃官员和线民、以及破坏国家领土完整的人在政府任职。《政治清理法》打击面过大，将使政府失去大批优秀人才，并制造大量冤假错案，直接影响政府的稳定与效率。据乌总统战略研究中心的学者估计，将有超过100万公职人员受到这部法律的影响，超过公职人员总数的1/3。如果加上其亲属，受波及的人数将达到500～1000万。政府高层和军警等强力部门领导将遭到清洗。乌政府在2014年10月公布了第一批因该法而被迫辞职的21名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国防部副部长、水利资源署署长、国家航天局局长、毒品监督局局长和第一副局长等。此外，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第一副部长、财政部第一副部长、司法部第一副部长等19名高级官员已在该法实施前夕宣布辞职。被清洗的领导人和公职人员无疑将成为现政权坚定而有力的反对派。

随着亚努科维奇政府的官员被清洗，极端主义者纷纷出任要职。比如，“广场革命”时的医疗队长成了卫生部长，“国民警卫队”的头目成了国防部长，其他几个暴力组织的头目则在内务部担任局长。这些官员造反能力有余而治国能力不足，屡次误判形势和出台错误决策。更糟糕的是，这些人易受外部操控和内心贪欲驱使，不会轻易满足现状，仍会选择采取极端方式实现个人野心。

社会分裂迅速加剧

乌克兰社会共识和国家认同面临危机。2014年的民调显示，40%的民众赞成斯拉夫价值观，25%的民众赞成西方价值观，35%的民众难以确定。乌东部民众亲俄，而西部民众亲西方，双方僵持不下，对基辅当局都有强烈的不满情绪，都在追求高度自治。乌克兰东部希望单独加入俄罗斯，而乌克兰西部希望单独加入欧盟。

乌克兰政府对俄政策屡遭失败，严重刺激了乌社会，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弥漫。新议会中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坐大，主张武力解决东部问题的“人民阵线”得票率超预期两倍，成为比例制选区的最大赢家。一些参战军官取代传统政治家成为议员，而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东部问题的政党得票率明显低于预期。议会投票结果表明，支持波罗申科总统妥协政策的选民迅速流失，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已主导社会。

2004年的“颜色革命”在乌克兰开启了以街头暴力政治推翻选举结果的魔瓶。在2014年2月爆发的“广场革命”中，一些极端主义政治组织再次通过暴力行动推翻了合法总统亚努科维奇。这些极端主义政治组织在夺权后，仍热衷中于街头政治。乌克兰极右翼团体“右区”成员指责敖德萨市政官鲁坚科受贿，把他扔进了垃圾桶。乌各地随即纷纷效仿，先后有10多名拉达议员、市议员以及政府官员等被扔进垃圾桶。2014年10月，“全乌克兰斯沃博达”、“右区”等极右组织和新纳粹组织再次发动大规模游行，试图强迫议会通过决议，取缔乌克兰共产党，并要求为乌二战时的纳粹武装UPA正名。乌日益频繁的街头政治斗争暴力性增强，很可能升级为街头暴力“革命”。

引发乱局的经济和社会因素

历次引发乌克兰政权危机的深层次原因都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民众不满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并被反对派所利用。乌克兰新政权仍未出台解决乌克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政策，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仍在恶化之中。

政府财政深陷危机

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曾表示，自2014年4月15日在乌东部开展反恐行动以来，每天需8000万格里夫纳的预算拨款，约合580万美元。据乌克兰政府估计，2014年的战争开支超过630亿格里夫纳，约占全年预算收入的20%。未来乌东部地区重建需设立70亿格里夫纳的专门基金。东部持续的战事已使乌政府捉襟见肘，战争开支可能成为吞噬乌经济的“黑洞”。

经济严重萎缩使新政府深陷财政危机，亟需经济援助以维持预算和避免债务违约。乌克兰部分银行失去了支付能力。为遏制资本外逃，政府开始实施资本管制措施，如限制居民在银行提取外汇，限制私人向国外汇款，限制企业购买外汇等。但这些措施同时也打击了投资者的积极性，进而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陷入恶性循环。一些国际评级机构不断下调乌主权债务的信用等级。乌克兰经济几乎丧失了自我造血功能，入不敷出成为“新常态”，目前难以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俄方制裁釜底抽薪，西方援助条件苛刻

乌克兰至今对俄经济依赖性很强，俄垄断着乌能源、电信等重要行业。乌几乎全部的大型企业要么被俄收购，要么高度依靠俄市场。与俄交恶对乌克兰制造业来说意味着灭顶之灾。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曾停止向乌供气。尽管双方后来达成供气协议，但协议的执行仍有较大不确定性。由于财政极为困难，乌克兰政府有可能不能如期付款，而俄可能因此使其再次断气，将导致乌克兰大批工厂停工，大量工人失业。俄罗斯还大幅限制乌商品进口，停止进口乌农产品、酒类、钢管等冶金产品。2014年9月的制造业生产价格指数降幅达11%。政府财政赤字在2014年前9个月同比增加了13.96%。乌国家统计局10月份数据显示，外部市场萎缩和天然气价格飚升等因素相互叠加，导致乌企业亏损面超过49%。

而美国对乌援助极其有限。波罗申科当选总统后立即访美，美国对其礼遇有加，但仅宣布提供5300万美元的援助，并且其中4600万美元用于支持国防开支。这种援助对于乌克兰经济并没有多大价值，2015年1月，美国向乌克兰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以满足“近期社会开支”，但这笔钱对于坐吃山空的乌克兰财政而言仅仅是救一时之急。欧盟对乌克兰提供的援助数额不大，多为人道主义援助，远远不能满足乌克兰需求。

在西方的推动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175亿美元贷款。该笔贷款数额虽大，但是分批划拨，并附加了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的苛刻条件，如乌政府承诺不增加政府福利性支出和提高居民工资。在2018年之前按照固定时间表不断提高天然气、水、电的价格。乌政府的这些承诺必然导致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民众不满情绪不断上升，实际上是在自己脚下埋下了随时可能被引爆的炸药。

引发乱局的外部因素

美极力挑动欧俄恶斗

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代表着美国的利益，大量乌克兰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惟美国马首是瞻，亲美势力对波罗申科总统构成强力牵制。如果波罗申科总统奉行不反俄的政策或者与俄欧合作共同稳定局势，就会遭遇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甚至由美策动的政权颠覆行动。

美国不希望乌克兰真正实现稳定，而是试图借乌问题挑动欧俄恶斗，不断消耗欧俄，这必然给欧俄共同稳定乌局势的合作设置重重障碍。就在德、法、俄、乌四国领导人千辛万苦达成关于停战和处理乌克兰未来局势的“明斯克和平协议”后，美国就宣布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和派军，从而再度刺激起乌克兰极端势力的战争欲望。

欧对乌政策摇摆不定

欧洲一方面受到美国强大压力，不得不屈从其战略利益，与美共同制裁俄和支持亲美的乌政治领袖，另一方面欧洲也希望独立发挥更大作用，但由于自身面临经济衰退压力，对乌援助能力受限，不愿为乌投入更多财力。欧洲虽然从现实利益出发需要维护乌局势的稳定，但它能够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德、法两国承担了乌克兰内战调停人的角色，在道义上站在美国和乌克兰一边指责俄罗斯，但在谈判中又不得不极力说服美国和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强硬条件。在乌克兰国内反俄情绪高涨、极端势力坐大的情况下，乌克兰总统对俄让步就要冒着被反对派赶下台的风险。如果乌克兰再次爆发政权危机，欧洲同样将难有大的作为。

俄强力维护战略利益

乌克兰在俄战略全局中的地位极为重要。俄罗斯绝不能允许乌克兰反俄。在乌克兰政权倒向西方的情况下，俄罗斯绝不会任由乌克兰政府剿灭乌东部亲俄武装，并利用其制衡基辅当局。俄罗斯在乌克兰占尽地缘优势。因此，普京在明斯克四方会谈中采取强硬立场，乌东亲俄民兵在停火协议生效后仍在杰巴利采沃与乌政府军作战并取得胜利。乌克兰主战派即使从美国得到大量军事装备，在东部地区的军事冒险也很难有胜算。显然，乌克兰主战派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仍心存侥幸，极力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内战阴云远未散去，随时可能诱发乌政局新的动荡。亲俄势力在乌克兰政府中虽然几被剿灭，但仍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如遇合适时机，其在俄大力支持下，仍会对现政权开展强有力的颠覆行动。

导致乌克兰局势恶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部因素不断积蓄与叠加，将达到一个危险的峰值。权力根基薄弱的波罗申科总统不可能使大国都满意，也不可能使国内各方势力都满意。任何大国和国内势力都有能力对乌克兰政局产生巨大的甚至颠覆性的影响。甚至偶发原因都有可能引发大规模街头斗争，进而被人利用，揭开新一轮政权危机或政权更迭的序幕。

（编辑 王生升）

[1] 东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当今一个普遍的认识是：资本主义正处在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形势之中。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战后繁荣结束以来接踵而至的政治和经济混乱的继续。接连发生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并且通过全球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大的范围内扩散。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通胀之后，发生了80年代公共债务的上升，而90年代财政的巩固伴随着这一时期私人债务的迅速增加。 40年来，失衡几乎是各“发达”工业国和“发达”工业世界的常态。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已经不再把危机看成是纯粹的经济危机。这引发人们重新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从前的概念——资本主义是一种从根本上依靠私有资本积累连续过程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

危机有3种最为突出的长期趋势：一是经济增长的持续下降，2008年的危机加重了这一趋势（见图1）；二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整体负债程度普遍而持续的上升，40年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家庭、金融以及非金融企业不断累积起大量债务（美国的情况见图2）；三是几十年来，伴随着债务增加和经济增长下降，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均处在上升过程中。

图1 1972-2010年20个OECD国家年增长率的平均值

注：增长率为5年移动平均值。

数据来源：OECD Economic Outlook: Statistics and Projections.

图2 1970-2011年美国各部门的负债与GDP之比

数据来源: OECD National Accounts.

平稳的经济增长、稳健的货币、适量的社会公平（能够使资本主义惠及无产者）——人们长期认为这3个方面是资本主义掌握合法性的前提。上述危机的3种重要趋势可以相互强化。大量证据证明，贫富分化是经济增长下降的原因之一，因为不平等一方面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削弱了总需求。反过来，经济增长下降会激化分配矛盾，增加富人向穷人做出让步的成本，并使富人坚持统治自由市场的“马太原理”而在分配中要求得到更多。另外，增加的债务不仅无法阻止经济增长的下降，而且还通过与金融化相关的结构变化，加剧了不平等。

这些有害趋势的恶性循环能永远存在吗？有什么这一循环的应对措施？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并不新鲜，甚至是资本主义在更长时期保持健康的要求。但是，历史学家所说的这些周期性运动或随机性冲击之后，资本主义至少会暂时进入新的均衡。然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资本主义逐渐衰败的持续过程。我们能看到即将逆转的迹象吗？

又一次的权宜之计

情况不容乐观。2008年危机是战后一系列危机的高潮，至今已经过去6年。对经济坠落深渊的记忆仍然在人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而为了防止危机重演的“改革”要求和“改革”的设想比比皆是。国际会议接踵而至，但是难见成果。与此同时，作为灾难源头的金融业运行回复到从前：利润、红利、薪水和奖金又回到了从前，而重拾对金融业的监管却在国际谈判和国内政治游说中陷入僵局。各国政府，首先是美国政府，仍然牢固地把持在金融业手中。反过来，金融业获得了廉价货币的慷慨供应。金融业将这些货币囤积起来，或投资于政府债券。这些货币是中央银行里的金融业之友代表金融业凭空制造出来的，经济增长仍然疲软，劳动市场也是一样；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并未启动经济增长；仅有的一点经济增长也被顶层1%的人占有，进而又向1%中的一小部分人集中，贫富分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惊人高度。

我们的确没有理由保持乐观。一段时间以来，OECD各国通过放任货币发行保持经济的运行，然而政策的设计者比谁都清楚，货币扩张无法永远持续下去。实际上，2013年，日本和美国多次尝试戒掉对货币扩张的毒瘾，但是当股票价格应声下跌时，所谓“逐渐减量”的政策就被暂时推迟了。六月中，位于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宣称“量化宽松”必须予以终结。在其年度报告中，国际清算银行指出，为了应对危机和复苏的缓慢，各国中央银行扩张了它们的资产负债表，“现在各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总和已经大约3倍于危机之前的水平，并且这一数字仍在上升”。 虽然这一举措对“防止金融崩塌”是必要的，但是现在的目标必须是“使仍然停滞的经济回到强劲并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然而，这一目标超出了各国中央银行的能力：“各国中央银行无法制定政府和公众期望之中的、使经济回到真实增长路径上来的结构性改革方案。中央银行的政策是在为经济复苏争取时间……但是时间并未被很好地利用，因为持续的低利率和非常规的政策，使私有部门很容易推延去杠杆化的过程，使政府很容易为赤字融资，使中央银行很容易拖延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所需的改革。毕竟，廉价货币使借贷比储蓄更容易，支出比收税更容易，原地不动比改革更容易。”

显然，甚至是伯南克治下的美联储都认同这一观点。到了2013年夏末，美联储又一次放出信号说量化宽松的时代要终结了。然而，2013年9月，预期中利率的提高又一次被推迟。美联储所给出的原因是，经济没有希望之中那么“强劲”。全球股价应声上涨。当然，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组织比处在一定政治环境中的中央银行，能更自由地说明为什么回归常规货币政策如此艰难。明摆着的是，不利用无限制的货币供给来维持资本主义，那么就要通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来振兴资本主义。正如国际清算银行2012-2013年度报告第二个分标题所准确概括的那样：“提高灵活性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换句话说，“提高灵活性”就是让大多数人吃更多的苦，让极少数人得到更大的好处。

悬崖边上的资本主义？

20世纪80年代之前，“现代资本主义”可以按照“混合经济”的形式运行，并得到合理的管理和民主的控制，而这一想法在20世纪80年代被抛弃了。后来，在新自由主义的革命中，社会与经济秩序被重构为无害地起源于“市场力量的自发作用”。但是，随着2008年的危机，人们不再相信自我调节的市场能够达到自身均衡这一前提，合理的政治经济治理新方案还没有出现。仅这一点，就可以被当作是这场危机已变成系统性危机的症状。这一状况持续越久，症状也就越明显。

我认为从持续了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下降、不平等加剧和债务增加，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接连发生的通货膨胀、公共债务危机和金融内爆来看，必须再度审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有始亦有终的历史性现象。资本主义面临终结并不要求用对未来的乌托邦想像或者超人类的预言来证明。虽然我知道资本主义在过去多次被宣布死亡，我愿意提出这一明确的观点。实际上，自从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在19世纪中叶被使用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的主要理论家都预测过它即将灭亡，不仅包括激进的批评者，如马克思和波兰尼，而且包括资产阶级理论家，如韦伯、熊彼特、桑巴特和凯恩斯。

合理的预测在历史上并未实现，但这并不说明灭亡永远不会发生。我相信这一次预测是不同的。让我这样想的资本主义症状之一就是：资本主义这台机器的技师们直到今天都没有提出使整个体系回复完整的思路——美联储委员会在2008年的讨论记录，以及上文提到的各国中央银行对停止“量化宽松”正确时机的苦苦寻找就是例证。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表象。表象之下，资本主义现在基本上摧毁了任何通过限制它来使它变得稳定的力量。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需要依靠与其相抗衡的力量，资本主义需要这些力量通过整体利益和各种制度使资本积累受制于社会平衡。这里的含义是：资本主义可以由于过于成功而破坏其自身。

我所想像的资本主义终结，是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而慢性衰败的过程。虽然我们无从准确知道资本主义什么时候消失、如何消失、以及替代资本主义的将是什么制度，但重要的是，目前没有力量能够扭转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和金融稳定的恶化趋势并终结三者之间的相互强化。

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当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没有政治经济主张可以给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一种新的自洽的调节体制。社会融合以及体系融合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坏，并且将会继续恶化。随着时间流逝，最可能发生的是持续积累的、较小或具有一定规模的混乱；任何一种混乱都不必然致命，但大多数混乱无法修复，更何况混乱数量太多以致无法解决。在这一过程中，整体的各个部分相互配合的程度越来越小；各种摩擦将会加倍；随着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越来越隐蔽，出乎意料的后果将扩散；不确定性会激增；各种危机——合法性的危机、生产率的危机或者两种兼有——将接踵而至，而危机越来越难以预测和治理（正如过去几十年那样）。最终，深层次混乱的社会秩序产生的经常性灾难造成了重压。为了应对短期危机而制定的众多临时性办法，会在这种重压之下崩坍。

我把资本主义的终结设想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这就提出了如何定义资本主义的问题。社会是复杂的实体，不会像有机组织那样死去。不过，种族灭绝是个例外，因为灭绝的不连续性总是孕于灭绝过程的连续性之中。如果我们说一个社会终结了，我们的意思是，某些至关重要的组织特征消失了，而其他特征很有可能继续存在。为了判断资本主义是生、是死、还是濒临灭亡，我们要把资本主义定义为这样一个现代社会 ——这个社会确保整体的再生产是个人理性和追求资本积累的竞争性利润最大化行为的无意结果，并且通过“劳动过程”使私有资本与商品化的劳动力相结合。当资本主义再也无法保持这一前提，这就终结了资本主义作为自我再生产、可持续、可预测和具有合法性的社会秩序的历史存在。

如此定义下的资本主义的衰亡，不会遵循任何人的蓝图。随着衰败过程的进行，这一过程必然会诱发政治抵抗和多种集体性的干预。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中，这些斗争仍然具有卢德式的特征：局部的、分散的、缺乏协调的、“原始的”斗争。这些斗争会加剧混乱，但无法创造出新的秩序，最多无意中有助于新秩序的出现。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长期持续的危机会为改良力量或革命力量提供机会。然而，混乱的资本主义看起来不仅是自身，而且也会使它的对立面发生混乱，使它的对立面丧失打败或者挽救资本主义的能力。资本主义必将自我毁灭——这恰恰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商品化的前沿

为了探索这种可能性，我们或许希望转向卡尔•波兰尼关于对市场扩张的社会限制的思想，体现在他提出的3种“虚拟商品”（劳动、土地或自然、货币）的概念中。对于虚拟商品来说，供给和需求只能片面而别扭地应用在这些商品身上。虚拟商品只有在限定和调整的方式中才能被当成商品，因为完全的商品化会破坏虚拟商品或使其无法使用。然而，市场有扩张的内在趋势。市场从物质产品的交换，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这些方面是否适合商品化——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无论这些方面是否适合隶属于资本积累的逻辑。除非受到限制性制度的阻碍，否则市场扩张连同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可行性会永远处在自我破坏的危险之中。

实际上，由于保护性制度在许多方面遭受侵蚀，当今市场扩张的程度已经在波兰尼的三种虚拟商品上达到了关键的界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前所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都在劳动方面寻找新的时间体制，在自然方面寻找可持续的能源体制，在货币的生产和配置方面寻找稳定的金融体制。在这3个领域，社会摸索着对扩张的逻辑更为有效的限制，而这种扩张的逻辑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限制的中心，就是就业制度对人类劳动日益增长的需求，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制度对有限自然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金融银行制度对人们在越来越复杂的货币、信用和债务体系中的信心日益增长的需求。

依次来看波兰尼式危机的3个领域，我们会注意到，正是货币的过度商品化，搞垮了2008年的全球经济：廉价信贷无限制的供给，向日益复杂的金融产品的转化，导致了房地产泡沫达到不可想像的规模。20世纪80年代，美国金融市场的去监管化，抛弃了大萧条后对货币的私人生产和市场化的限制。“金融化”看起来是使过度扩张的经济在全球资本主义中恢复增长及其赢利能力的最后手段，然而，一旦放松限制，金融业就把大量资源用于为进一步取消管制进行游说，更不用提规避仅存的规则了。事后来看，很明显，M-C-M’的旧体制转变成M-M’的新体制，产生了巨大风险[2]。

关于自然，普遍的看法是资本主义无限扩张与自然资源的有限供给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各种派别的新马尔萨斯话语，在20世纪70年代流行起来。虽然有些观点是不成熟的警报，但没有人否认，富裕资本主义社会的能源消费模式，是不能扩张到世界其他国家的。一方面是对自然的耗尽，另一方面是技术创新，两者之间的竞赛正在形成。一个看来无人能够回答的问题是：被C.B.麦弗逊称为“占有的个人主义”统治下的社会，如何利用巨大的集体资源？在竞争性生产和消费的世界里，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制度才能确保可生存环境的共同利益？

人类劳动的商品化也达到了一个关键水平。国际竞争中，劳动市场的去监管化取消了对工作时间的一般限制，还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面临危险的工作条件。随着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家庭向雇主出卖的劳动时间增加了，而工资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些情况在美国最为明显（参见图7）。与此同时，虽然出现了对劳动市场的去监管化和对工会的破坏，劳动市场通常难以出清，7%－8%的失业率成为新的常态，甚至像瑞典等国也是如此。血汗工厂在包括服务业在内的许多行业扩张，但大多存在于全球体系的外围，超出了中心国家和工会覆盖的范围，也离开了消费者的视野。历史上曾对劳工权利进行有力保护的国家的工人与血汗工厂的工人进行竞争，导致后者的工作条件恶化，而前者的失业日益增加。与此同时，人们对工作侵入家庭生活的抱怨成倍增长，劳动市场的压力迫使人们加入到更新“人力资本”的无穷无尽竞争当中。并且，全球劳动力的流动，使雇主用乐意干活的移民代替不乐意干活的本地工人。移民还弥补了低生育率，而这一致使人口减少的低生育率，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雇佣劳动与非雇佣劳动、市场消费与非市场消费之间的平衡发生变化所造成的。结果，阶级和社会团结的缺失，导致了社会抵抗运动的长期弱化。

图3  1947年至今美国社会契约的破坏

数据来源：Thomas·Kochan，《美国就业危机及其对未来就业政策的意义》，国际劳动关系评论（International·Labor·Relations·Review），Vol.66，No.2(2013)，第291-314页。

为了保护3种虚拟商品免受完全商品化的危害，如何限制资本积累这一问题在历史上争论不休。但是，当前同时出现在3个领域的世界性混乱是与众不同的：这种混乱产生于对一系列社会制度的成功冲击。这些制度——无论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还是在长期政治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结合。“全球化”支持下，市场关系和生产链具有跨越国家政治和法律界限的能力；此后，劳动、土地和货币同时成为危机领域。结果，在现代为了整个社会和资本主义而几乎驯服了资本家“动物精神”的那些力量，被彻底打乱了。

资本积累不仅会在虚拟商品上碰到限制。在表面上，产品和服务消费在持续增长。现代经济的隐含前提，即人类欲望和消费能力是无限的，好像就是发生在任何一家大商场中的事实。尽管如此，市场在某个时候会达到饱和，而对饱和的恐惧，在资本家当中普遍存在。这本身反映出，在成熟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早就与物质需要相分离了。今天消费的一大部分——并且是在迅速增长的一大部分——并非是为了产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它们的符号价值。这就是为什么生意人发现，它们在广告、产品设计和创新等市场营销活动上投入得越来越多。尽管营销手段日益精细，文化的无形无影却使得商业成功难以预料。这比通过让每个家庭拥有一台洗衣机来获得增长的时代，要困难多了[3]。

5种混乱

没有了对立面的资本主义，剩下的只有自身，并且是缺少自我限制的自身。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求没有终点，并且也不能有终点。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崇尚“少即是多”的原则，这一原则必须从外部施加在资本主义身上，否则资本主义的进程将一直自我消耗下去。我认为，目前我们已经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在此，我们观察到，资本主义由于消灭了它的对立面而濒于灭亡——就像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由于自身的过度发展而濒于灭亡一样。为了阐述这一观点，我将说明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的5种系统性混乱；传统制度和政治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变弱了，而这种弱化以各种方式造成了混乱。我把这些混乱称为停滞、寡头再分配、掠夺公共资源、腐败和全球无政府状态。

停滞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6年之后，预期经济长期停滞成为一种时尚，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人们大量讨论的罗伯特•戈登的一篇论文。他认为19世纪以来推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创新只发生一次，比如交通运输速度的提高、自来水在城市的普及。与这些主要创新相比，近来信息技术的扩散对生产率只产生了较小的作用。虽然戈登的观点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技术决定论，但是，以下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只有技术开启了增加生产率的前所未有的新机会的时候，资本主义才有希望达到一种能够补偿工人阶级所需的经济增长水平。在这种“马后炮”似的观点中，戈登用6种非技术性因素来论证，为什么他预期增长会很慢或者没有增长——他把这些因素称为“逆风”——“即使创新按照2007年之前20年的速度那样增长”，这些“逆风”因素也会造成长期停滞。这些“逆风”因素包括两种我认为在一定时期内会与低增长并存的因素：一种是不平等，另一种是“高悬着的消费债务和政府债务”[4]。

令人惊讶的是，当前关于停滞的理论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不足理论是何等接近。最近，华尔街之友劳伦斯•萨默斯变成了一个停滞理论家。萨默斯是克林顿时期金融去监管化的总设计师，也是奥巴马对美联储主席一职的首选——直到他在国会的反对面前被迫让贤为止。2013年11月8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论坛上，萨默斯坦言，在他感觉苦于资本过剩的这个世界中，他不再希望低利率在不久的未来会产生显著的经济增长[5]。萨默斯预期“长期停滞”将是“新常态”，这一预期令人惊讶地得到了包括保罗•克鲁格曼在内的其他经济学家的赞成。萨默斯只是简短提到，为了振兴投资而实行的负实际利率政策明显失败，与此同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贫富分化持续恶化。凯恩斯认为，收入向有钱人集中必然会损害有效需求，并使资本所有者在“实体经济”之外寻找投机性的赢利机会。这事实上就是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原因之一。

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精英，可能会由于未来没有增长而隐退。这并不排除金融部门会得到高利润，特别是利用中央银行提供的廉价货币，在投机性交易中得到高利润。无人担心那些为了防止经济停滞变成通货紧缩而创造的货币会引发通货膨胀，因为在通货膨胀中，要求分蛋糕的工会已经不复存在了。实际上，现在的问题是通胀过低而不是过高，新的观点是，一个健康的经济需要至少2%的年通货膨胀率。然而，唯一可以预见的通胀，就是资产价格泡沫。

对于资本家及其侍从来说，未来的道路毫无疑问是崎岖的，低增长将使他们无法用经济增量来解决分配矛盾和平息不满。泡沫将破裂，而破裂不在他们的规划之中，并且国家能否及时解救受害者还不确定。正在形成的停滞经济和处于稳态中的经济极为不同，随着增长下降和风险增加，为了存活而进行的斗争将会加剧。在为了增加利润和保持资本积累进行的殊死努力中，被全球化所淘汰的对商品化的保护性限制不会得到恢复，而新的方法将被用来掠夺自然资源、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并鼓励所谓的金融创新。“具有产生泡沫可能性的停滞”，最有可能是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斗争。

财阀和掠夺

关于第二种混乱，经济不平等的长期恶化趋势不会在短时间内停止，或者永远不会停止。从凯恩斯主义或其他角度来说，不平等压低了增长。但是，中央银行为了恢复增长而提供的廉价货币——这种货币对于资本来说容易获得，而对于劳动来说并不容易——使金融部门膨胀并引起投机性（而非生产性）的投资。这进一步加深了不平等。因此，顶层再分配趋于寡头化：再分配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承诺的那样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而是从日益贫困和衰落的社会中攫取资源。这样的社会不仅有俄罗斯、乌克兰，还有希腊和西班牙，并且美国也是日益如此。在寡头再分配的情况下，凯恩斯主义联系利润与工资的纽带被切断了，而经济精英的命运与群众失去了联系[6]。花旗银行2005和2006年向少数最富有的客户发布的臭名昭著的“财阀经济”备忘录，就预计到了这种情况。这一备忘录向有钱人保证，他们的繁荣不会再依赖于工薪阶层了。

甚至在人们仍然当作是民主政体的地方，寡头再分配与向着财阀经济变化的趋势也使精英们相信，他们会在社会制度终结的噩梦中幸存下来。财阀经济中的资本家，可以不再为一国的经济增长担忧，因为即使一个国家的经济没有增长，他们的跨国财富也照样会增长。俄罗斯或希腊等国的超级富豪，可以带着他们的钱（或者说是他们国人的钱）逃到瑞士、英国或美国。全球资本市场为拯救有钱人及其家庭提供了可能，这诱惑着有钱人进入这场游戏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有钱人把利益变现，而后过河拆桥，身后只留下一片焦土。

掠夺公共资源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第三种混乱，即通过削减开支和私有化来掠夺公共资源。我在其他研究中，追溯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种双重过渡的起源。这一双重过渡，是指从税收国家向债务国家过渡，而后从债务国家向紧缩国家过渡。在引起这些转变的原因中，最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向资本提供了机会，使其能够外逃、避税、选择税制以及对一国政府进行要挟。削减赤字基本上依赖削减政府开支，即削减政府在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开支。随着收入日益向最富1%的人集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公共领域通常急剧萎缩。对在国际间流动的寡头资本来说，公共领域在资金方面的饥饿状态是有利的。不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有多少贡献，私有化都会成为削减开支的手段。

甚至在2008年之前，通过削减开支而不是提高税收（尤其是对富人）来解决财政危机的观点，已经成为人们想当然的看法。通过财政紧缩来改善财政状况，被强加于社会之上，尽管这样的做法会压低经济增长。这说明寡头已经脱离了普通人民，因为富人已经不期望为穷人付出代价，不期望为整个社会付出代价。这看起来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根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由于生产率增长要求更多公共资源，所以，生产率增长与利润的私人积累不能共存。因而，资本主义精英被迫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他们选择的结果，那就是经济停滞与寡头再分配的结合[7]。

铁笼子的腐蚀

除了经济增长的下降、不平等的上升、公共资源向私有权的转移，腐败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第四种混乱。马克斯•韦伯试图通过重拾资本主义的伦理基础，为资本主义平反。韦伯明确区分了资本主义与贪婪，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新教的宗教传统。按照韦伯的说法，贪婪无处不在并且无时不在；贪婪不仅不是资本主义的独特现象，而且还会颠覆资本主义。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建立在致富的欲望上，而是建立在对自我的约束、有序的努力、负责的管理、冷静的奉献之上。韦伯的确预料到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而褪色，并且变为“铁笼子”。在笼子中，官僚管理和对竞争的限制，会代替文化来切断资本积累与享乐主义的消费以及原始囤积的本能之间的联系。然而，他无法预料到20世纪最后30年发生的新自由主义革命，以及这一革命带来的前所未有致富机会。

欺诈与腐败永远伴随着资本主义。但是，有理由相信，随着金融部门的崛起及其对经济统治地位的占据，韦伯的伦理辩护好像针对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另一个世界。金融部门是这样一种部门：在这里，创新与扭曲规则（或打破规则）难以区分；半合法和非法活动能得到极高的报酬；金融公司和监管部门在薪酬上的差别极大，而它们之间的旋转门为腐败提供了无限可能[8]；最大的公司不仅大而不倒，而且由于它们对国家经济政策和税收收入的重要性而免受法律审判；私有公司和国家之间的界线，比任何地方都要模糊，正如2008年政府救市所说明的那样，也正如美国政府大量雇佣金融公司前雇员或者金融公司大量雇佣美国政府前雇员所说明的那样。在安然和世通事件之后，我们看到美国经济中的欺骗和腐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2008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又打败了先前的记录：有毒证券的制造者，收买评级机构以获得高评级；离岸影子银行、洗钱、对大规模避税的支持，成为大银行的正常操作方式；证券卖给不知情的客户，而其他客户就在证券价格上投机；世界主要银行欺诈性地把利率和黄金价格固定下来，等等。近年来，许多大银行不得不由于这些行为支付数十亿美元的罚款，并且新的事件还在出现。初看起来制裁很重，但是，这些制裁与银行资产相比却微不足道，更不用说这些制裁都是在政府不想或不敢起诉的情况下，通过院外解决的结果[9]。

资本主义的道德丧失或许与经济衰落相关，为了获得剩下的利润机会而进行的斗争，在末日到来之前变得更加丑恶。无论如何，公众对资本主义的看法现在颇具嘲讽性——人们把整个体系看成是充满肮脏诡计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确保已经很富有的人将来更为富有。随着资本主义日益成为腐败的同义词，防止资本主义被贪婪挫败的韦伯式努力，最终失败了。

脱节的世界

最后，我们来说第五种混乱。全球资本主义需要一个中心来巩固其外围，需要这个中心为外围提供有信用的货币体制。20世纪20年代之前，这一角色一直是英国所扮演的；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角色是美国扮演的；两个时期之间，中心消失了，不同力量为取得这一角色而斗争，这是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混沌的时期。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各国货币的稳定关系对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至关重要，进而对资本积累至关重要，而这种稳定关系需要全球最终贷款人的支持。中心还要支持外围，使他们愿意接受中心以低价格攫取外围的原材料。并且，中心还要与外围合作，来压制在发达世界之外反对资本主义政府的传统力量。

由于美国再也无法扮演其战后的角色，而多极世界秩序还没有出现，当代资本主义日益苦于全球无政府状态。虽然没有大国之间的碰撞，但是，在美国经济下滑、公共和私人债务上升、以及这场具有高度破坏性的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受到争议。寻找一种代替美元的货币（或许是一篮子货币的形式）还没有出路，因为美国放弃用美元给自己融资的特权，就会面临巨大损失。并且，正如“量化宽松”在巴西、土耳其等国造成的通胀泡沫那样，在华盛顿授意下的国际组织所采取的稳定性措施，日益给整个体系的外围带来破坏性作用。

在军事方面，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3场陆地战争中都被打败或被拖入僵局，并且将来可能更不愿意以地面战争的方式涉足局部冲突。新的高端暴力武器被用来团结各国政府，并被用来使人们相信，美国是全球寡头财产权利的守护者，是寡头及其财产的安全天堂。这些武器是否能够恢复全球秩序是值得质疑的，特别是在中国成为美国经济上有力（在较低的程度上也是军事上）的对手之后。

总之，资本主义处在严峻的形势之中。长期停滞代替了经济增长；大多数人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变得日益困难；对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许诺越来越难以实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中心经历了3场接连发生的危机，即通胀危机、财政危机和私人债务的危机。今天，在过渡过程的艰难阶段，资本主义要依赖中央银行提供无限流动性才能生存。1945年以来，资本主义为了遮丑而与民主组成的婚姻破裂了。在商品化的3个领域（劳动、自然和货币），限制资本主义扩张的调节制度崩溃了。在资本主义战胜其对立面之后，目前还没有政治力量有能力把这些对立面重建起来。5种处在恶化中的混乱危害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下降、寡头、公共领域资金短缺、腐败和国际无政府状态。从资本主义最近的历史来看，可以预见的是一个持续溃败的长期痛苦时期。这是一个摩擦加强的时期，一个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加强的时期，一个“事故”常态化的时期，而这些“事故”很可能具有20世纪30年代全球崩溃时的规模。

¨ 本文曾在2014年1月23日大不列颠学会举办的讲座上宣读过。本刊对原文有所删节。译者，齐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1] 沃夫冈•斯特里克（Wolfgang Streeck），德国科隆大学社会学教授。

[2] Donald Tomaskovic-Devey and Ken-Hou Lin, “Income Dynamics, Economic Rents and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US Econo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76, no.4, 2011, pp.538-59.

[3]消费主义文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重要性是不能低估的。消费者是资本在与直接生产者的分配冲突中的最终盟友，尽管直接生产者和消费者通常是同一群人。通过寻找最低的价格，消费者击败了作为直接生产者的他们自己，把自己的工作机会送到国外。参见Lendol Calder, Financing the American Dream: A Cultural History of Consumer Credit, Princeton, 1999.

[4]戈登的预测招致许多争论，质疑主要针对未来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方面的技术进步。虽然技术进步在这个方面是可能的，但是技术进步的成果不大可能被平均分配。没有社会保护，这些方面的技术进步将会损害就业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将被它所带来的不平等所抵消。

[5]伯南克在2005年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他用“储蓄过剩”来说明美联储为了刺激投资而“向市场提供充足流动性”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如今，萨默斯很自然地认同了左派停滞理论家们关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繁荣”是一场幻觉：“利率过低，借贷过多，财富过剩，失业却没有处在过低的水平。通胀完全处在平静之中。所以，甚至是一场巨大的泡沫也不足以产生任何过剩的总需求。”

[6]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富人积极反对工会和最低工资规定，虽然低工资会弱化总需求。显然，他们能这样做是因为充足的货币供给取代了群众的购买力，使有条件取得货币的那些人能够在金融市场上牟利。

[7] 请注意，资本主义关心的是利润而不是生产率。虽然两者有时一起变化，但是当经济增长要求公共领域大幅扩张的时候，两者就不会一起变化了，正如瓦格纳定律所设想的那样。Adolph Wagner, Grundlegung der politischenOekonomie, 3rdedn, Leipzig, 1892. 资本主义对利润（而不是生产率）的偏好，连同资本主义私有产权一起会阻挡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8]包括最为嚣张的腐败：布莱尔和萨科齐现在都为对冲基金工作。他们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经历，在对冲基金看来，显然成为获取金融部门高薪岗位的一种学徒训练。

[9]关于银行因不法行为而受罚的报道频繁见诸报端。2014年3月23日，《法兰克福汇报》报道说，自金融危机开始至今，单是美国银行就已支付了大约1000亿美元的罚款。

乌克兰危机持续一年来，围绕着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美欧联合制裁俄罗斯、国际市场油价“跌跌不休”和卢布急剧贬值，使俄罗斯经济进入衰退的预期渐成现实。深入剖析乌克兰危机以来的俄美博弈，对我们把握当今剧烈变动的国际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保持冷战思维惯性发展符合美国利益

1991年华约解散、苏联解体，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名义上终结了。此后北约与欧盟势力持续东扩，表明冷战实际上并未消失。今天的乌克兰危机已经发展为一场名副其实的“代理人战争”，多灾多难的乌克兰成为21世纪俄美博弈的角斗场。

北约东扩是美国保持冷战思维的实际战利品

冷战时期，苏美主要的博弈地点是欧亚大陆。作为西方世界的霸主，美国以北约为载体将西欧防务掌握在自己手中，牢牢确立了美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其主要目标就是遏制苏联并尽可能地将美国的军事势力乃至意识形态向东扩展。北约虽然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但并没有随着华约瓦解和苏联解体而解散，相反，北约启动的东扩进程将一批中东欧国家纳入其中，扩大和强化了北约的军事存在，并进一步逼向俄罗斯边界，对俄罗斯形成强烈刺激和巨大威胁。

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并没有使美国摆脱冷战思维，俄罗斯试图与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努力也没有使美国将俄罗斯视作“伙伴”。相反，20多年来，美国一直将俄罗斯看作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加以防范和限制，这是冷战后美国的欧亚战略核心。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中指出，欧亚大陆对美国维持全球领导地位至关重要，防范产生对美国地位构成挑战的挑战者和敌对联盟是绝对必要的，因此美国需要制定一项全面的和完整的欧亚地缘战略。简言之，美国为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须防范其他大国和国家集团的崛起，更要遏止区域大国之间建立没有美国参与的联盟。于是欧亚大陆成为美国为维持全球首要地位而继续进行斗争的棋盘。

现实中，美国执行的欧亚战略，体现在欧亚大陆欧洲地带就是北约东扩。对俄罗斯来说，中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加入北约，俄只能“忍痛割爱”；而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如投入北约怀抱，则是触动了俄的安全底线。

显然，冷战思维没有过时的根本原因，在于美要在苏联解体之后继续行使对欧洲的军事保护权，继而维持对欧洲事务的政治领导权。维持冷战思维并保持对俄罗斯的高压刺激，才能让俄罗斯成为对欧洲名义上的威胁，继而保持北约军事组织继续在欧洲存在，避免欧盟与俄罗斯修好而排斥美国，从而强化美国在欧洲大陆的政治地位。

乌克兰危机是名副其实的“代理人战争”

美国如何刺激俄罗斯，并使其反弹程度恰好达到美国需要的水平？这显然有一定难度。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实力急剧下降，国际影响力远不如前。此前历次对俄罗斯利益构成一定威胁的国际事件，例如轰炸南联盟和伊拉克问题，俄罗斯的回应都很有限，不足以支撑美国的欧洲战略。在俄罗斯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并开始谋求建立欧亚联盟的时机下，美国不加避讳地插手乌克兰事务并使之陷入政治危机，触及俄罗斯的核心利益，让俄罗斯不得不冒着巨大的风险代价卷入地缘政治的冲突中。

冷战时代，苏美间虽然分歧和冲突严重，但双方都尽力避免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两者之间的对抗通常通过局部代理人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外交竞争等“冷”方式进行。而持续了一年的乌克兰危机已再次发展成一场名副其实的“代理人战争”。

如果说北约东扩从外部大大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那么，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支持下的许多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则令俄罗斯感到“后苏联空间”内部的离心离德倾向愈演愈烈。但无论如何，“后苏联空间”在经济、政治、国防和民族安全等领域已形成一个特殊的范围，是俄罗斯“天然的特殊利益中心地带”。俄罗斯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这一空间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整合“后苏联空间”成为普京实现俄罗斯大国复兴战略的重要保障，即以独联体自贸区为基础，通过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建成超国家政治经济共同体——欧亚联盟。而如布热津斯基所言，乌克兰在欧亚联盟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没有乌克兰的参与，俄罗斯难以把“后苏联空间”建成一个欧洲势力，而更像是一个中亚国家的联盟。

以乌克兰国内政治纷争引发的政权危机，之所以迅速演变为一场剧烈的地缘政治冲突，成为北约与俄罗斯的角斗场，根本原因还是美国的欧亚战略和俄罗斯的大国复兴战略之间的不可调和。

乌克兰动乱不断升级

美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俄罗斯

现实的国际问题不能用理想主义去解释。俄罗斯曾表示将要加快对自身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根本改造，以期尽快成为北约、欧盟的正式成员；也曾希望美国作为世界文明的领导者为俄罗斯融入西方文明创造条件。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无论俄罗斯怎样努力都不可能满足美国的标准，因为美国在其国际战略中，需要一个不能够进入正常发展轨道的俄罗斯，这已经成为美国摆布的全球格局中的一个重要基础。

利用乌克兰危机拖垮俄罗斯符合美国利益

2008年爆发的俄罗斯-格鲁吉亚冲突，使美国暂时停止了北约东扩的步伐；而2009年出台的欧盟“东方伙伴关系”计划，成为普京整合“后苏联空间”的最大外部挑战。美国正是利用俄罗斯和欧盟的这一矛盾，直接导演了乌克兰危机以阻止普京所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的进一步推进。

2009年5月，欧盟开始实施“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即欧盟与作为独联体成员国的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等6国签署的联合及自由贸易协议），颇似一个在欧盟主宰下的独联体。很明显这一计划具有直接针对俄罗斯的色彩，实际上是欧盟迫使上述国家做出政治选择，即“要么与我们为友，要么与我们为敌”。在普京看来，这是北约暂停东扩后瓦解俄罗斯领导的独联体地区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实际上这一计划还追求一个地缘经济目标，即试图建立一条新的绕过俄罗斯的能源通道即所谓“南部走廊”，以期减少欧盟国家依赖俄罗斯能源进口的现状，这显然是针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战略相悖。于是，普京在2011年10月提出建立欧亚联盟，这一举措成为应对“东方伙伴关系”计划的重大步骤。进入2013年以后，根据欧盟和俄罗斯各自的时间表，双方对乌克兰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宣布暂时中止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欧盟也对此表示理解。相反，远在大西洋另外一侧，时刻关注乌克兰的美国政府和国会却对此反应异常激烈，在美国副总统拜登对乌克兰政府的决定“表示遗憾”后，乌克兰危机随之爆发，亲西方的乌克兰政治势力上台。权衡之下，俄罗斯收回苏联时期划拨给乌克兰的旧地克里米亚，使得危机再次升级，也使危机背后俄美博弈的实质最终浮出水面。

其后，美国联合欧盟发起对俄罗斯的三轮制裁，涉及金融、国防和能源等俄罗斯要害部门，导致油价暴跌、卢布跳水，可以预见2015年俄罗斯经济难逃衰退的命运。更为困扰俄罗斯的是，俄罗斯任何行动都遭到国际社会的质疑，俄罗斯进一步整合“后苏联空间”、走向欧亚联盟的进程困难重重。显然，在乌克兰危机中拖垮俄罗斯，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对美国而言，俄罗斯是美国实现欧洲权力均衡的重要战略筹码。在持续升级的乌克兰危机中，美国的战略目的不仅仅局限于制裁俄罗斯、用卢布汇率和石油价格击垮俄罗斯，更是着眼于维系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亚大陆格局的全球部署。总体上看，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检验和行使了对欧盟的政治领导权；强化了北约存在的合法性和对欧洲的军事保护权。

美国是第一个非欧亚大陆上的全球霸权国，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峙让西欧紧紧依附在美国的保护伞下，由美国主导的北约军事组织是美国对欧洲控制权的基础。苏联解体和欧盟的建立，改变了这一格局。欧盟具有内部的政治生态：欧洲的小国并不希望追随美国，而是追随欧盟内的强国——法国和德国，大部分欧盟国家并不希望与俄罗斯交恶。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俄罗斯经济发展迅速，并与欧洲国家建立了以能源供应为核心的紧密合作关系，因此出现了关于“北约是否需要继续在欧洲驻军”的合法性争议。如果欧洲已经实现安全，北约军事组织在欧洲的继续存在就从保护变为占领。这就对美国在欧洲的领导权构成挑战，进一步说，也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挑战。美国不仅要防备俄罗斯，也需要抑制欧盟，因为当前最有潜力对美国世界霸主地位进行挑战的不是其他国家，而是经济总量与美国相当，有5亿人口，经济上正走向整合的欧盟。

从没过的战略利益出发，让北约军事组织存在具有合法性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欧盟旁边设计一个军事威胁。鉴于俄罗斯的地缘位置、历史渊源以及自身的军事实力，美国必然把这一战略筹码分配给俄罗斯，其手段就是不断激怒俄罗斯，让俄罗斯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从而使北约有理由长期驻扎欧盟。

乌克兰危机的实质是一次由美国主导的“可控的紧张”局势（即紧张的安全关系），美国基本实现了预期目的，即乌克兰局势陷入僵局、欧洲明白了与俄罗斯需要更加谨慎地发展关系，以及俄罗斯经济陷入困顿，但美国也为此付出了代价。首先，石油价格走低不仅损害俄罗斯的利益，更是损害作为石油资源全球主导者的美国的利益，也考验着美国与沙特等产油国的关系，以石油价格为长期武器拖垮俄罗斯对美国而言并不可取，也不可持续；其次，俄罗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找到解决办法，例如更加看重和加强与东部的亚洲伙伴的关系，美国不希望俄罗斯与任何大国结盟共同排斥美国，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客观上加速了俄罗斯“向东看”的步伐，美国必须慎重考虑这个问题；再次，欧洲各国受制于经济、安全的多重压力，对长期制裁俄罗斯的行为可能会出现反对的声音，促使美国适时收手。因此，随着国际油价的恢复，冲突将逐渐趋缓，各方也将从中吸取教训，在国际格局中找寻更合适的位置。

乌克兰危机另俄美关系渐行渐远

国家利益是国家间竞争的永恒主题

美国为了独霸世界，不仅想方设法防止出现可能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大国，也在欧亚大陆营造各种依靠美国的权力平衡。在欧洲既打击俄罗斯，又抑制欧盟；在中东，同时支持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通过贩卖安全，确保美国的石油利益；在亚洲，则通过“亚太再平衡”、台湾问题、东海和南海问题以及最近的香港问题等等，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以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美国力图建立和推进维护自身利益的单极世界格局。

从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的教训中我们看到，美国没有因为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更迭和随后的“私有化”、“西方化”，而就此善待俄罗斯，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对此，普京说过，“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总会遇到问题、反对和争斗。你们认为，如果这只熊安静地坐下，不去针叶林中追赶小猪，他们就会放过它吗？不是这样。他们仍然会一直试图用锁链拴住它”，并“拔掉它的牙齿和爪子”。国家利益之争显然不具有行为标准可言，也没有国际规则可依照。

今天，中国的一些迷信西方资本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期待通过彻底的“私有化”和照搬西方“宪政民主”获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认同。从苏联解体和俄罗斯20多年的曲折历程，我们已经得出了答案，必须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维护国家利益，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如何应对近期俄罗斯内外困境

2013年签署的《中俄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指出，“中俄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为大国间和谐相处树立了典范”。应该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实质性内容，即经贸伙伴、科技伙伴、能源伙伴和国际关系伙伴。从中俄关系的发展进程以及影响中俄关系的种种因素看，这四个伙伴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经贸伙伴，两国2014年的贸易额达到900亿美元；中俄在高科技领域合作（例如航天、航空制造等领域）有广阔的空间；中俄之间签订的石油和天然气合同将对两国的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因素的影响下，中俄两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将有更多的共同利益。

因此，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战略决策而非权益之计。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具体内容为基础，两国关系不应受到近期卢布汇率变化和经济衰退的影响，也不应受到美欧对俄罗斯联合制裁的影响。

加快推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增长、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力量。2014年以来，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使金砖国家的合作平台日臻提升和牢固。根据目前金砖各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然这一合作机制的主导者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一态势必然引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严重不安，各种小动作是不可避免的。

在金砖国家合作即将进入实质性阶段之时，俄罗斯面临冷战后最为严重的内外困境。在这一关系到新兴经济体兴衰的关键时刻，中国有必要照顾全局，在规划合作愿景、挖掘新合作动力、完善合作机制和推进政策协调等方面，考虑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使金砖国家合作的含金量更高。

（编辑 蔡万焕）

[1]关雪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张猛，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助理教授。

上海合作组织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由非西方国家组建和主导的国际组织，拥有保障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乃至改造世界秩序的巨大潜力，自成立至今一直广受瞩目。2015年，上海合作组织的外部环境将由于中俄美博弈加剧而更为复杂，而内部环境也将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而发生很大变化。上海合作组织将适应新环境，形成更高效合作机制，发挥更重要作用。

美国对上海合作组织威胁增大

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化，有力地推动着欧亚大陆整合进程和域内新秩序的形成，这被美国视为对其世界秩序主导权的最大挑战。针对中国经略亚洲的外交趋向， 2015年1月奥巴马明确表示，“必须由美国而非中国来制定亚洲贸易规则”。美国的欧亚战略以中国为主攻方向，对中俄同时进行战略遏制，并将欧洲控制在其战略轨道之内，主要实施方式可描述为“四面合围、中心开花”。

“四面合围”是指美国利用自身海权优势，对亚洲周边重要陆海结合部及战略要地进行控制或引发冲突与混乱，在中俄四周制造“战略遏制带”和“战略破碎带”：在东亚、东南亚，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强盟友关系，拉拢越南，改造缅甸，不断制造麻烦，给中国建设新的能源通道和经贸走廊制造障碍；在西亚、北非，在埃及、利比亚等国策动了一系列“颜色革命”，在伊拉克留下了烂摊子，对伊朗坚持高压和制裁政策，在叙利亚扶持反对派武力推翻合法政府；在俄罗斯西部，美国激化了乌克兰局势，把欧洲绑在对俄制裁的战车上，削弱了俄欧的实力。

“中心开花”是指，美国企图直接对中俄以及大陆腹地国家进行政治生态改造。随着通信与交通运输技术的飞跃，上海合作组织所覆盖的中亚地区对中俄的战略价值明显上升。中亚地处“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美国在此制造动乱，将重创中俄战略利益。近年美国对中俄政权颠覆政策收效甚微，可以预见它将加大在中亚策动“颜色革命”的力度，实现旨在操控中亚国家内外政策的“可控民主”，或者制造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可控混乱”。今年3月份的乌兹别克总统选举、塔吉克斯坦议会选举、下半年的吉尔吉斯议会选举以及可能提前举行的哈萨克斯坦总统大选都将是做文章的题材，以及以阿富汗为支点，引“三股势力”、贩毒、有组织犯罪等祸水流向中亚和中俄。在美国的纵容下，中俄和中亚都已出现前往阿富汗和“伊斯兰国”（IS）参加“圣战”的活跃人流，这些人受训后必将陆续回国，策动“圣战”，发动极其恶劣的暴恐袭击。美国的“中心开花”政策几乎涉及所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上海合作组织政治和安全合作面临严峻考验。

印度地处亚洲重要的陆海结合部，加之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在即，因此倍受美国“垂爱”。2015年1月，奥巴马作为首位参加印度共和国日阅兵活动的美国总统，大秀美印亲密。美国的战略目的是拉拢印度加入对华遏制带，强化印度与西方的所谓价值观同盟，借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之机，破坏该组织政治合作，加大内部分歧，弱化决策效率。

俄罗斯对上海合作组织倚重增强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上海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由于乌克兰事件，俄罗斯受西方制裁和打压，处境艰难，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倚重明显增加。政治方面，俄罗斯需借助上海合作组织与美国开展战略博弈，改变被西方妖魔化的国家形象，使本国政治模式和发展理念得到更广泛认同；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共同防范美国策动“颜色革命”；消除哈萨克斯坦等国在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事件后对俄增强的防范心理，从而推动严重受阻的欧亚政治一体化进程。为此，俄将积极推动各成员国在今年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乌法峰会上深化政治合作。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指出，俄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从政治上巩固上海合作组织，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发展安全、经济和人文领域的合作”。俄罗斯是具有全球性战略视野的世界大国，将会利用今年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和金砖国家组织轮值主席国的有利条件，主动设定国际合作议程，与美国展开全球性博弈。

经济方面，俄罗斯的主要亚洲经济合作伙伴几乎都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上海合作组织加强经济合作，有利于俄发挥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缘优势，走出经济困境。制裁俄罗斯使欧洲经济雪上加霜，欧洲推出每月600亿欧元的量化宽松政策，暴露出其经济形势的严峻性。俄罗斯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合作只要取得突破，将来在与欧谈判解除制裁和开展贸易时就能赢得主动。

安全方面，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密切而深入。俄罗斯主导着独联体集安条约组织及其集体快速反应部队、独联体反恐怖中心等多边机构，俄第201摩步师常驻塔吉克斯坦，防范极端势力入侵和维护地区稳定的作用十分重要，成为塔吉克斯坦乃至中亚的重要安全依托。而俄罗斯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的重点，是充分利用该组织的丰富资源和地缘优势，在西部安全环境因乌克兰危机而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向南扩大战略纵深，对中亚安全威胁进行源头治理，遏制中东地区“三股势力”向东渗透，消除其在巴基斯坦、阿富汗的策源地。

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期望增加

美国将中国视为全球最主要的对手，美国对华采取“接触+遏制”的两手政策，即通过加强接触，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施加影响，例如，不断地游说中国按照西方标准处理国内与国际事务；通过构筑对华遏制带，以压促变，试图将中国纳入战略轨道。

面对美国的两手政策，中国积极构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阐明中国的价值观和发展理念，宣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另一方面利用本国海陆兼备的地缘优势，通过加大向西开放力度，巩固和扩大陆权，并增加应对来自东部挑战的能力。具体而言就是，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发挥自身地缘经济优势，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战略以及推动建立“亚太自贸区”，破解美国在经济上孤立中国的图谋，在亚洲打造并主导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版块，进而实现 “亚洲梦”、“亚太梦”。为此，中国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美日等海权国家对付大陆国家的传统方法，是使大陆国家碎片化并相互敌视，这样其就可以利用仲裁者身份操控大陆局势。中国则以弘扬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主要内容的“亚洲安全观”和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文明多样性，谋求共同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上海精神”，增强亚洲国家的政治互信，进而促进多边安全合作。只要亚洲国家经济、政治、安全、文化合作达到较高程度并形成良性循环，中国的外部环境将彻底得到改善，惠及亚洲各国的“亚洲世纪”将加速到来，而美国的对华战略也将被迫做出实质性调整。

上海合作组织在中国的亚洲战略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制度性安排，而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济合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以互利共赢为原则制定相关制度。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互信已达到较高水平，标志之一是“上海精神”、“亚洲安全观”被各成员国所接受。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上海精神”和“亚洲安全观”就能在更大范围内深入人心。中国期望上海合作组织承担维护亚洲稳定、安全和发展，促进亚洲一体化并进而实现“亚洲世纪”的重要使命。因此，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态度变得积极，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印时明确表示，“欢迎并支持印度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员”。

上海合作组织必将出现重大变化

中俄战略处境相似，战略利益相通，在美国威胁下已然形成“背靠背”之势，双方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得到深化。大国博弈新形势下，中俄都迫切希望上海合作组织做大做强，发挥更大作用，上海合作组织必将出现一些重大变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口、经济规模等数据

中俄印将成拉动上海合作组织的“三驾马车”

中俄都明确支持印度与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法律障碍已经消除，俄必然以轮值主席国的身份尽快促成此事。中俄印都是新兴大国，其国力远大于其他成员国。三国的默契合作，将是支撑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的基础。俄罗斯早就看到中俄印战略合作的巨大潜力，1996年时任俄外长的普里马科夫在访印时，首次提出建立中俄印战略合作。如今，三国已形成外长级和首脑级定期会晤机制。可以预见，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后，中俄印高层会晤机制将得到提升和扩展，覆盖领域将更宽，层级将更丰富，频率将更密集，而对上海合作组织发展问题的探讨，将成为三国会晤的重要内容。

印度重视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但它与中俄在政治和安全合作方面要达到中俄之间的默契程度尚需时日。所以，在扩员初期，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特别是相关制度设计将成为三国高层会晤的重点话题。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既能发挥中国的经济优势，又符合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需求，因此一直受到中国的高度重视。但是，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大大滞后于政治和安全合作，主要原因是其覆盖地域与被俄罗斯视为“后院”的中亚地区高度重合。俄罗斯在此建有欧亚经济联盟，担心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合作削弱其主导的欧亚一体化进程。印巴的加入，将使上海合作组织地域范围大大超出中亚，加之乌克兰事件后俄罗斯对华战略信任和倚重增加，其对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态度正变得积极。综上所述，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将成为中俄印相对容易达成共识并积极推进的领域。

在推进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过程中，印度将增加对中国乃至巴基斯坦的信任。更重要的是，上海合作组织本身积累了管控边界纠纷的丰富经验。上海合作组织源自“上海五国”会晤机制，而五国首脑1996年第一次会晤的成果，就是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上海合作组织在扩员后，面临的一项重大考验就是如何管控好印巴之间、中印之间的领土纠纷。这些纠纷曾给当事国留下战争伤痛，原由西方殖民者故意制造，并且今天仍被西方利用，以利其挑拨离间、谋取利益。如果不把这些纠纷管控好，势必影响上合组织的团结和效率，这也是很多专家对上合组织扩员持保留态度的主要原因。炒热领土争端，激化矛盾，会给当事国造成极大损伤，并不符合当事国的利益。印巴对此已深有体会，两国几经战争最终走向和解。上合组织扩员初期，俄罗斯已表示，将推动成员国在今年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乌法峰会上签署关于边界问题合作与协作的协议。如果上海合作组织形成有效的分歧和风险控制机制，印中、印巴关系势必进一步改善，中俄印“三驾马车”拉动上海合作组织政治和安全合作的作用将更明显。当然，这在近期内不会是一个完全均衡的结构，中俄战略协作将在很长时期内扮演撬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杠杆角色，而中俄印战略合作，将为这根杠杆提供一个牢固的支点。

上合组织将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

解决阿富汗问题，能够有力地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和有组织犯罪，把中国西部与中亚、南亚和西亚连为一体，对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意义重大。去年美军开始撤离阿富汗。2014年10月，阿富汗新总统加尼对华进行了当选后首次国事访问，中国承诺对阿提供3.27亿美元民事援助；2014年12月，中国邀请塔利班代表团访华，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推动阿富汗和解进程；2015年1月，中阿领导人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暨“中阿友好合作年”。

时代背景的变化，为上海合作组织解决阿富汗问题带来巨大机遇。首先，海权和陆权的关系正出现世界史上的首次逆转。正如海权的崛起得益于科技进步，人类社会步入21世纪，快速发展的交通和信息技术正在推动陆权和海权的关系发生世界史上的首次逆转。海运较陆运的优势开始下降，陆上丝绸之路的复兴已是大势所趋。解决阿富汗问题就能打通欧亚大陆，而这将使欧亚大陆大多数国家特别是阿富汗邻国获得巨大利益，必将受到欧亚大陆国家的欢迎与支持。美国是传统的海权国家，不会充分动员和整合欧亚大陆国家的力量共同解决阿富汗问题，只能依靠漫长而昂贵的后勤补给线苦苦支撑其军事占领，最终不得不选择撤军。对于美国而言，可怕的是阿富汗实现和平与发展，进而加快陆权崛起的进程。

其次，殖民扩张已成历史，新殖民主义亦穷途末路。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时期，任何一个强国抢夺阿富汗，都会引来另一个强国的反击。阿富汗及其邻国沦为列强军事冲突的前沿，被迫在不同列强阵营中选边站。如今，阿富汗周边国家均为主权独立国家，这使阿富汗在军事上成为一块飞地，美军对阿后勤补给必须经过这些主权国家。美国对阿军事占领，反而因此受制于这些国家。正因如此，美国军事占领阿富汗没有遭遇其邻国和其他大国的阻拦，美国却最终自动做出撤军决定。所有这些，在殖民主义扩张时期都是不可想象的。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方式，首次由传统的列强“对垒式”转为友邻“环抱式”。美国在阿藐视阿富汗的主权、国情和文化风俗，忽视阿富汗的发展权利，这是阿富汗问题难以解决的深层次原因。

阿富汗问题关系到地区安全和经济秩序构建，涉及敏感的民族、宗教、文化等问题，需要一套综合解决方法以及相应的主导性多边协作平台，以便调动域内多种国际多边合作机制，协调各国资源和行动。上海合作组织经过十余年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组织结构和法律体系，拥有秘书处和地区反恐怖机构两个常设机构。除元首和政府首脑理事会会议外，上海合作组织还设有议长、安全会议秘书、外交、国防、救灾、经济、交通、文化、卫生、执法部门领导人以及总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会议等年度定期会晤机制。环抱于阿富汗四周的，不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就是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国或对话伙伴国。2012年6月，阿富汗被上合组织接纳为观察员国。上海合作组织早已介入阿富汗问题，只是尚未发挥主导性作用。上海合作组织2005年11月建立了阿富汗联络组，2009年起，定期举行阿富汗问题副外长级磋商。2012年，卡尔扎伊在上合组织北京峰会上指出：“若得到上合组织的支持，阿富汗将走向繁荣；否则阿将遭受苦难，这种苦难也将危害整个地区。希望阿富汗问题和阿面临的安全风险能引起上合组织的高度重视，上合组织和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一起，共同打击极端主义。”[1]

上海合作组织与域内其他单边或多边力量比较，具有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主导性作用的潜力。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和欧亚经济联盟在职能上比较单一，但可以为上海合作组织提供重要支持。美国是阿富汗军事占领方和目前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主导力量，根据2012年美阿《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协议》，阿富汗成为美国的“重要非北约盟国”，2014年后美国仍可使用阿设施并保持一定规模的军队。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等域内力量加大对阿富汗问题的介入力度，美国的干扰很可能增强。但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主导地位被上海合作组织取代的趋势是难以扭转的。

上合组织将成推进“新全球化”进程的新型国际组织

“全球化”实质是西方以金权势力强化国际秩序主导权的一种方式，但其滥用金融霸权、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等牟利，加剧了世界经济系统的失衡与紊乱，加剧了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引发了“逆全球化”进程。总体看，全球化仍是世界发展大趋势，所谓的“逆全球化”其实是逆西方全球化。与之相对应的是，以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目标，以新兴大国为主体，以新型区域一体化为支撑的“新全球化”进程加速兴起，而上海合作组织将成为此进程中的头羊。

上海合作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由非西方国家主导的多边合作机构，能够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形成有别于西方的新型国际话语体系。成员国共同缔造的“上海精神”，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接受，正在为夯实政治互信基础以及区域一体化创造良好条件。由于肩负着引领“新全球化”进程的历史重任，上海合作组织呈现出新的特征。首先，组织内部形成和而不同、和谐共生、尊重本土性和多样性的文明合作与交融体系，其与西方全球化中的文明冲突体系具有本质性区别，将为“新全球化”不断输出代表发展中国家立场的公共产品，包括哲学理念和发展模式。

其次，组织内部经济将按照互利共赢原则实现良性有序循环，大国不会滥用经济主导权。上海合作组织追求整体性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以制度建设为抓手，为经济便利化创造条件，更好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另一方面，加强经济战略规划的交流与衔接。上海合作组织目前的成员国都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仍保留着较强的经济规划能力，各国正在抓紧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的《2025年前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战略》。未来，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战略、印度的“东进战略”以及其他成员国的发展战略，将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得到更好的协调与衔接。

最后，成员国不谋求“绝对安全”，而是努力实现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主要内容的“相对安全”。内部安全合作重点在于打击“三股势力”和非传统安全方面。上海合作组织不会谋求打造亚洲版北约，也不会主动与西方强国进行军事对垒，更不会弱肉强食，欺辱其他国家，将真正起到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作用。

印巴加入后，上海合作组织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将得到很大提升。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推动和影响下，亚洲将逐步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新经济秩序、符合“亚洲安全观”的新安全秩序、“尊重文明多样性”与和谐共生的新政治秩序，进而对世界新秩序的形成造成深刻影响。

* 王晓泉，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1]《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3）》第37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

实体经济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而金融也只有根植于实体经济这片沃土,才能真正拥有发展的基础和未来。中信银行要保持对公业务优势就必须做好大客户经营。总行营业部班子成员认为，做好大客户的工作，既是实现总行战略意图、促进自身业绩增长，同时也是与企业共成长，为地方经济发展多做贡献。总行营业部与北京汽车集团10多年的合作情况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今天我们一行带着北汽11万职工对中信银行的深情厚意和感激之情再次来到富华大厦，10多年前，北汽集团还很弱小的时候，中信银行没有看不起我们，围绕着汽车产业链给予了多方支持和高质量的服务。正因为中信银行一流的服务，我们这10来年，从比较小范围的合作，扩展到全方位、深入真诚的合作……”

这是2014年10月北京汽车集团董事长徐和谊在中信银行与北汽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上的讲话。这段话真实地再现北汽集团从2003年与中信银行开始合作以来，不断深化的合作历程。从最初的汽车金融业务扩大到资产、负债、国际结算，再到债券承销、募集资金归集、企业年金托管等多领域、全方位合作，中信银行从北汽集团的多家合作银行中脱颖而出，成为最主要的战略合作伙伴。

合作历程

北汽集团的前身是1958年成立的北京汽车制造厂，是我国最早的汽车制造企业之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北汽集团已拥有“北京”、“绅宝”、“昌河”、“福田”等自主品牌，先后引进“现代”、“梅赛德斯－奔驰”、“铃木”等国际品牌。北汽集团以北京为中心，建立了分布全国10余省市的生产基地，并在全球20多个国家建立了整车工厂，汽车整车产品覆盖轿车、越野车、商用车和新能源汽车各个门类，建立了涵盖汽车零部件、汽车服务贸易、进出口和汽车金融的完整产业链，实现了产业向通用航空等领域的战略延伸。

总行营业部与北汽的合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3-2007年合作起步期

在合作初期，北汽集团刚刚完成改制，北京现代、北京奔驰等合资企业逐渐设立、发展，企业初具规模，但无论是规模、销量还是企业的自身实力和市场影响力均较弱。当时总行营业部主要从事北汽福田的业务，合作以汽车金融业务为主。合作规模小、涉及产品少、合作层级低是这一时期合作的特点。

第二阶段：2008-2014年合作成熟期

随着北汽集团集团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北京奔驰、北京现代和北汽福田先后进入快速发展期，自主品牌汽车下线，企业远景初露端倪。在这一时期，总行营业部顺应企业的需求变化，不断利用新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北京奔驰投资补偿款结汇、萨博专有技术收购和北汽集团发债信用评级等关键业务上，以专业、快速、创新的服务，协助北汽集团迅速解决遇到的难题，极大促进了其战略执行，也将双方的合作自下而上的从子公司层面向集团层面推进，合作范围从原有的汽车金融业务、项目贷款扩大到包括国际结算、银团贷款、债券承销、募集资金归集、企业年金、托管等多业务领域，中信银行从北汽集团的多家合作银行中脱颖而出。

第三阶段：2014年以后战略合作期

2014年是北汽集团战略发展的关键一年，其子公司——北汽股份在香港联交所实现上市。这年，中信银行与北汽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合作从一般业务提升到战略层面，北汽集团成为总行级战略客户，中信银行也成为北汽股份上市募集资金的三家归集行之一。

围绕着北汽股份上市，不仅中信证券国际作为唯一一家中资背景投行成为北汽股份上市的四家联合保荐人之一，中信建投国际成为联席牵头经办人，中信集团更成为北汽股份的基石投资者。通过中信银行、北汽集团与中信集团实现全面合作，合作从金融领域向实业延伸。

成功合作的启示

北汽集团和中信银行的合作经历了从小到大、自点及面、由浅入深的过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信银行能够后来居上，超越对手成为北汽集团的主要合作银行，中信银行副行长兼总行营业部总经理朱加麟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宏观把握。以“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为根本，通过对行业大势和区域发展的深入研究，适时做出正确的客户选择。

这里所说的选择，是指对大客户的选择，选择一旦做出，就意味着后续大量资源的投入、政策的倾斜，选择偏差意味着相应产生的回报风险。大客户选择的难点在于先于竞争对手发现潜在的大客户，这需要对宏观经济、行业发展、区域环境和客户状况有前瞻性的准确判断和对这一判断的坚持。

应该说，在双方合作汽车金融业务之初，双方的选择还是一般意义上的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双向选择。但随着北汽集团发展战略日渐清晰，汽车制造业在北京地区经济的重要地位的凸显，总行营业部较早意识到了北汽集团成为银行优质客户的潜力，在北京奔驰驶入发展快轨之前，在自主品牌起步之时将企业的需求作为总行营业部的重要课题加以解决，为之后的深入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是创新先行。以满足客户多层面、多样化需求为核心，坚持专业致胜，通过不断创新的产品强化合作关系。

金融是服务行业，服务质量的好坏首先取决于金融产品。常规的金融产品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因此在以产品为切入点时需要把握好“新”和“快”两点。所谓新，可以是创新产品，也可以是常规产品改良后在客户身上的新应用，无论哪种新，都要与客户的经营活动形成有机的结合，服务于其产、供、销、管等关键环节。所谓快，就是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和新产品的迅速实施。新，根植于对客户的深入了解；快，来自于有效的执行力。新快结合体现的是银行的竞争力。在和北汽集团的合作中，产品新、反应快成为中信银行致胜的法宝，不仅为企业解决了问题，也使企业更加了解和信任银行。

第三是放眼长远。与客户的合作要立足长远，寻求共赢。

所谓立足长远就是要着眼于企业的长期发展、银企之间的长期合作。现实往往是我们容易对已经成长起来的企业做到从长计议，对处于成长过程中的企业难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不敢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前景作出判断，也就拘泥于常规的风险评判、当前的收益权衡，随之便丧失了进入由这类企业所构成的蓝海的时机。

而中信银行与北汽集团的合作，恰恰得益于基于客户判断所做出的进退取舍：由于了解北京市政府对北汽集团的支持和北京现代及北汽福田的经营情况，在为收购萨博项目融资时，我们才能首次接受流通股质押的担保方式；由于深信北京奔驰扩建后的前景与机会，我们才能在额度紧张和总行定价考核的双重压力下为北京奔驰提供最低价格的贷款提款，换得日后10几亿元日均存款；由于看到企业走向直接融资的必然趋势，我们才会在企业不具备公开发债条件时为其积极谋划私募债，取得债券承销业务的主动。立足长远，就意味着做好当下。

第四是协调合作。以过硬团队和高效服务为根本，搭建自下而上的立体客户服务网络，成为客户长期主合作银行。

在我们与北汽集团的合作过程中，营销团队，特别是基层营销团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以支行为主的营销团队不仅肩负对外的客户营销工作，还积极联络、协调各相关部门，反映客户的需求，争取产品、资源的支持，凭借团队的责任心和执着精神，使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的问题得以解决，从而保证各项业务及时完成。

应该说，北汽集团对中信银行的认可，首先来自对这个服务团队的认可。因为相信团队中的人是认真做事的人，才接受中信银行是值得合作的伙伴。正是由于这个营销团队的长期耕耘，随着10几年来合作过的客户工作人员逐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总行营业部已经搭建了横跨北汽集团多个公司的自下而上立体客户服务网络，对客户的各种需求、变化都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

思考和建议

当前，中国经济三期叠加，新常态下企业的日子不好过了，大客户的价值进一步凸显，如何经营好大客户，是摆在每一个银行管理人员面前的课题。结合服务北汽集团的体会，总行营业部领导对大客户经营管理工作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行业研究对大客户筛选的指导作用

首先，银行的大客户,不应只是指客户自身的规模,更要兼顾其对银行的利润贡献。但对银行有价值的客户往往都是同业竞争的焦点，因此能够先人一步发现潜在的价值客户无异于发现蓝海。其次，银行的资源是有限的，即使是大客户间，也存在单位投入的回报差异，加强行业研究，就是要踏准行业增长的步伐，力求当期投入当期回报之外，更分享行业增长的超额回报。第三，大客户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事例不断出现，行业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风险预警，避免大投入、大损失的出现。

(二)加强客户研究的深度

几乎所有银行的大客户都是在其传统主业之外，涉足多个领域，这是多数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共同选择。客户的多元化经营，对银行真正做到KYC（KnowYourCustomer）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简单的财务数据分析已经无法全面揭示企业的经营情况，银行的触角要从财务部门向采购、生产、销售、投资部门延伸，要了解企业不同业务板块各自的经营管理方式、发展方向，还要关注其上下游客户、竞争同业，能够根据市场或政策的变化对企业需求和走势做出基本的判断。

(三)加强产品整合和创新

常听到营销人员抱怨大客户的忠诚度低。其实，银行应该始终有一种意识和危机感——银行和客户的合作关系是动态的。大客户的要求高，选择余地大，而股份制银行不具备国有大行的规模和价格优势，如果其产品和服务固守于传统，则不仅难以在大客户营销上与大行展开竞争，而且在既有客户的维护上也将处于劣势。

支付结算和信用风险识别是银行的看家本领，资金收付和融通也是企业经营离不开的行为。在结算效率提升、融资成本控制、资金收益提高和信用风险管理上进行产品的整合与创新，能够使银行的服务更加融入客户直接生产经营活动。通过这种嵌入式金融产品，银行能够更牢固地绑定客户。

(四)以客户为中心，建立适应大客户营销的管理及评价体系

大客户对银行的服务要求具有规模大、成本低、速度快的特点，看似大客户的钱越来越难赚，但其业务合作点多、风险资本回报高，关键在于银行是否能够切实适应客户需求，科学计算投入产出。这就需要打破条线、产品和区域界线，算总账，算大账，特别要避免总分支三级营销脱节，导致资源投入无序的情况。建立统一的管理评价体系，对大客户进行整体评价，统一管理。把集团客户营销成果同各级营销团队成员的业绩考评结合起来，特别是将总分行营销人员的评价，同营销目标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结合起来，对于未达预期的要认真追责，使总分支三级营销团队如同一个强有力的个体——拥有聪明的头脑，坚实的躯干，灵活勤勉的四肢，促使整个团队成为搏击市场的猛虎，而不是销声匿迹的恐龙。

应该说，中信银行与北汽集团的成功合作，反映了中信银行作为一家中型股份制银行积极进取的精神和高效灵活的机制，充分展现了其拥有务实创新的业务能力和专业踏实的服务团队。在蓬勃发展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我们只有发扬中信人“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创新意识和拼搏精神，进一步凝练核心业务，聚集一流人才，以创新发展为引领，以综合金融服务为抓手，才能不断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为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形成自身具有明显优势的核心竞争力

美国政府债务近年来不断急速飙升，不断突破美国国会为了控制财政风险而设置的上限。目前债务总量已经达到18万亿美元（截至2014年12月17日）[2]。美国是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体，美元是国际主要储备货币，政府债务问题不仅仅是美国自身的问题。如果该问题恶化，将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巨大威胁。解决这一难题要从当前美国政府债务的结构和财政状态等方面入手。

美国政府的债务结构和财政困难

美国政府债务不包括两房债务、联邦政府担保的债务以及无资金支持的责任和债务（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社会保障等）[3]，如果按中国的统计标准，美国政府的财政负担要比披露出的数据更大。

目前美国政府债务结构如下：政府部门间互相持有4.9万亿美元（包括 2.8万亿美元的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亏空）。公开市场持有12.5万亿美元，这涵盖公开市场上的任何买家，包括外国政府。美联储管理的美联储公开市场账户（the Feds SOMA）持有2.2万亿美元 （之外还有1.6万亿美元联邦政府背书的债务）。公开市场的份额中有1.46万亿长期债券（20 -30 年），8.03万亿中长期债券（1-10 年），剩下是短期债券和中长期通涨保值债券。[4]

美国联邦政府的欠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共债务；另一种是政府基金账户负债。

美国公共债务，即众所周知的政府定期拍卖的各种短期、中长期和长期债券。当政府出现财政赤字又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时，美国政府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筹资。从小布什政府开始，美国政府连年巨额赤字，不得不依靠发行债券来维持政府运营。债券的买家可以是一个主权国家（各国政府）、主权基金（如阿联酋主权基金）或者地方政府（比如马赛诸塞州的地方政府信托基金），也可以是普通的机构投资者（比如高盛、摩根大通之类的投行），甚至普通老百姓。金融危机后，美联储也开始加入到美国国债的买卖中来。

美国政府基金账户负债指的是美国财政部出现盈余的关联账户，包括政府信托基金（最主要的）、循环基金和专项基金等（如社保基金账户，医疗基金账户，交通信托账户）的亏空部分。这些账户使用和运作受严格监管，按照法律指定的用途运营，比如用于养老金支付，公共设施维护支付等。这部分钱来自美国公民缴纳的各种保险费和福利费，并成立各种信托基金，供专项使用，盈余部分不算做政府收入。社保信托、医疗信托、军人退休和医疗信托、文明退休和残疾保障信托这几个信托基金，构成了美国绝大部分的政府基金账户负债。

美国公共债务的主要问题是严重依赖短期债务维持运行，基本手法是用超低利息减轻财政负担。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的公共债务和政府基金账户负债一直在增长，经过了克林顿卸任之前的一段短暂财政盈余，随后就进入了债务——主要是公共债务——飞速飙升的时代。政府基金账户负债在金融危机时一度占到总债务的43%，之后降到30%以下，目前上涨趋势得到遏制（图1）。而公共债务却持续飙涨，现已占总债务的71%，预计2014年与美国GDP的比值将达到102.9%。

美国持有的公共债务中，中长期债务（notes）占到总公共债务的67%（为总债务的47.57%），长期债务和短期债务的比重次之。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严重依赖短期债务周转。从2001财年到2013财年，美国每年应支付的短期债务本金占总债务本金的80%以上。即便是在财政盈余的克林顿执政时期末（2001财年），所需支付的短期债务本金也占到总债务的81%。金融危机期间（2009财年），美国政府所要归还的短期债务本金已达到当期偿还总债务本金的89%。

（资料来源：《看懂美国债务》, Thomas Jefferson）

图1  美国政府债务总计

表1 美国的公共债务

（数据来源：http://www.treasurydirect.gov，数据统计截止2013年10月21日）

尽管美国政府的债务越借越多，但是美国政府需要支付的利息比例却越来越少。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2000年以来，美国政府公共债务的平均利息已经由6.63%降到了史无前例的最低点2.43%。这大大减轻了美国财政部的支出负担。近20年来，美国政府需要支付利息最多的时期，反而是财政尚有盈余的克林顿时期（一度占财政支出的15%），而今政府利息支出只占财政总支出的约6%。除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外这几乎是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图2）。

同样，自2002年以来，美国政府每年支付的利息和本金的比值几乎严格控制在3%到4%之间。而且美国政府严重依赖发行超低利息的短期债务来维持低融资成本。预计在接下来的国会谈判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将达成新的债务上限；随着大量短期债务的到期，美国财政部将继续发行大量短期债券来维持运营。与此同时，这将使美国财政部所要支付利息和本金的比率进一步降低。美国政府每个月保持两万亿美元左右的短期债务用于维持流动性，而这部分的债务融资成本几乎为零。由于外国投资者持有大量中短期美国国债（图3），可以认为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美元霸权地位来剥削外国投资者，获取廉价资金。

数据来源：http://www.treasurydirect.gov

图2 美国公共债务年应付利息本金比（%）

（数据来源：同花顺咨询软件）

图3 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增长趋势图（2000.3-2014.6）

美国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

美国政府能否解决财政问题，取决于其债务偿还能力，即开源节流的能力。从数据上来看，虽然美国政府似乎在“开源”上不尽如人意，但毕竟有所进展；不过支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大了。

财政收入状况

美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7个方面：个人所得税、公司税、社会保险和退休保障费用、消费税、遗产税与赠与税、关税和其他税收。其中，占比最大的政府收入主要来自个人所得税（约占45%-50%）、社会保险和退休保障费（约占30%-35%）和公司所得税（约占10%）。美国名义GDP增速一直保持在3% ～ 4%左右，但占政府最重要的3块收入所占GDP的比重却在下降。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占GDP比重由2000的9.76%下降到2013年的6.92%，社会保障和养老金收入由2000年的6.34%下降到2013年的5.11%，公司税占比也几乎处于历年来的最低值为1.27%（图4）。

（图中英文排版是改为中文。分别为：个人所得税；公司税；社会保险和退休保障费用）

（数据来源：http://www.treasury.gov/）

图4 美国政府主要收入占GDP之比

客观来说，近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改善其财务状况，其财政赤字由2009年最高的15976亿下降到2013年的7553亿美元。其中，财政支出由37022亿美元压缩到32279亿美元，财政收入由21046亿美元上升到24735亿美元（图5）。

（图中英文排版是改为中文。分别为：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盈余（赤字））

（数据来源：http://www.treasury.gov/）

图5 美国历年财政收支（亿美元）

美国财政收入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其GDP增长（名义GDP）并没有带来财政收入的同比增长，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和养老金账户和公司税三大重要政府收入没有和经济同步增长。

总体来说，美国GDP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长正在下降。根据美国政府预算办公室发布的统计数据，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政府收入占GDP之比最高达到19.62%，此时美国财政处于盈余状态的。在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长期赤字期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值一度低至14.5%。从联邦税收角度上来说，自2000年以来，联邦实际税率从21%下降到了2009年的16.5%，现在开始回升到17.2%，这才使得政府收入增加。

需要说明的是，税率的上升主要是来自对富人（年收入前 20%）的征税。不过“富人税”引发一国资本外逃的案例，在近代经济史上频繁出现。尽管美国最高一档个人税收不过39.6%，远低于西欧平均46%的水平，但2013年仍创纪录地出现3000名富豪放弃美国国籍。像Facebook 创始人爱德华多·萨韦林这样被认为代表美国未来的年轻精英，为了逃税也在公司上市前放弃美国国籍。更重要的是，美国政治体制决定了富人可以通过政治捐款来影响税收政策的制定，富人应交的高额税率很可能最终被“影响美国未来发展”之类冠冕堂皇的借口降下来；而主要税源中产阶级却已经在金融危机中迅速萎缩，因此美国正面临税源枯竭的尴尬局面。

政府支出状况

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5个方面：医疗与公共服务部门、社会保障总署、国防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和财政部。

从美国政府的4项主要支出来看（退伍军人事务部没有被记录其中），政府控制预算支出已经开始见效，这主要得益于2011年奥巴马签署的《预算控制法案》（The Budget Control Act of 2011）。除了社会保障总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支出在增加，其他3个部门的支出都在相应减少（图6）。2009年美国财政支出因大规模救市而陡然增加，财政部2010年的支出急剧减少，这主要得益于低利率政策导致的财政部利息支出下降。另外，财政部用于救市的资金也有所减少。

（图中英文排版是改为中文。分别为：国防部；医疗和社会公共服务部；财政部；社会保障总署）

（数据来源：www.cbo.gov）

图6 美国政府主要支出

尽管美国政府有进行开源节流的趋势，但根据美国政府预算办公室的预测，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将继续扩大。美国财政预算办公室认为，《2012年美国减税法案》（American Taxpayer Relief Act）在2013年到2022年间将增加4万亿美元左右的赤字。另外，美国政府在未来要为中长期债务支付大量利息，这也是财政赤字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自2008年9月份美国政府宣布救市以来，其中长期债务翻了近三倍，从2.66万亿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7.8万亿美元；长期债务也翻了一翻，由6910亿美元上升到1.44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几乎无需支付利息的短期债务从2009年8月最高的2.5万美元下降到2013年的2.1万美元。从功能上来说，短期债务主要用于补充政府的流动性。美联储长期维持低利率，又在债券市场上进行扭转操作，压低了长期债券的收益率，使得美国政府维持流动性的压力减小。

社会福利支出（三级标题）

社保账户危机。根据2013年的美国社保信托报告（Security Trustees Report），国会不采取行动，美国的社保信托基金账户将于2033年耗尽。社保账户出现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老龄化。根据政府问责办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的数据，从2002年到2012年10年间，美国领取社保的总人数已经从5080万增加到了6220万，增加了23%，而且这个增速正在加快，2025年将达到8540万人。根据目前的法律（Anti-deficiency Act），政府没有权力超额使用社保基金账户。即便账户耗尽，人民没有领到足够的钱，政府也不能擅自超额发放福利。

美国的社保账户问题有两个简单的解决途径：一，减少福利支出；二，增加政府收入。据美国社保信托的报告数据，从2033年美国社保账户耗尽到2087年间，社保账户的缺口现值预计为9.6万亿美元，这意味着需要增加约2.72%的税率。若美国国会不尽快采取措施，到2033年，美国的社保支出将上升23%，届时美国政府将需要上调17.2%的社会保障税来达到新的平衡。

如果美国政府既没有在减少福利方面做出努力，也没有办法增加政府收入，那么就只能进一步发行国债来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但这显然非常困难。根据美国财政预算办公室（CBO）的预测，5年之内（2014-2018）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将累计增加2.66万亿美元，而10年之内（2014-2023），美国政府赤字将累计增加6.96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公共债务将分别达到15万亿美元（2018年）和19.9万亿美元（2023年）。也就是说，美国的债务增长率将平均达到5.3%，超过了近3年经济复苏以来名义GDP增长率（4%）。若在低通胀的情况下，美国名义GDP还是不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美联储能否继续干预国债市场以维持美国国债的低利率将是个问题。届时，若美国国债无法保持低收益率，美国将陷入“以新债还旧债”的困境。

医保法案的影响。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估计，从2014年至2023年，医保法案带来的政府额外支出约为1.8万亿美元，尽管政府计划10年增加7713亿美元的税收，但仍相差1万亿美元。对此，美国政府面临增加税收、裁减其他开支、发行债券3个选择。依据美国的政治决策体制，发行债券是最简单的方式。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对奥巴马法案的分析，预计增加的7713亿美元的财政收入中，有将近一半（3170亿美元）直接来自富人阶层。此外，新增财政收入还包括对不愿给员工买保险的公司的罚款，对保险公司的征税，对医药企业的征税等，累计超过2000亿美元，而这些措施都直接或间接的损害富人阶层的利益，有可能会遭到抵制。

美国政府债务问题的成因

美国政府债务分为联邦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以联邦债务为主。美国的政府债务问题几乎贯穿了整个美国历史。18世纪以来，联邦债务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和经济萧条。

数据来源：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http://www.gao.gov（数据截止2013年11月6日）

图7 美国历年债务总额占当年GDP比重

从图7可见，二战时美国政府债务一度高达GDP的122%；此后35年，经过历届政府的不懈努力，政府总债务（包括联邦和地方）下降到45%左右。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为了赢得冷战，联邦债务从GDP的35%急升到60%以上。小布什总统不仅开始举债打仗，同时还实施了减税的政策，使得处于下降趋势的美国债务又开始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出台的救市法案直接导致美国总债务超过GDP的120%，联邦债务超过GDP的100%，其中公共债务占GDP的72%。

美国政府债务的长期上涨趋势

美国债务问题的关键是公共债务问题，而这主要由发动战争和经济萧条导致。短期来看，美国政府能否解决好其债务问题，不在于债务总量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以下几点：第一，美国政府能否长期获得低成本资金来源；第二，美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第三，美国能否解决税源问题；第四，美国政府削减开支能否对冲新政带来的财政负担。

近几年美国经济复苏情况不错，2014年表现尤其突出，失业率在12月下降至5.6%,三季度经济增速高达5%。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我们发现美国债务危机的危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也确实得到了一定好转。美联储利用美元霸权地位，通过高超的技巧，使用扭转操作，成功压低了短期利率，减轻了美国政府的短期偿债压力。但由于美国政治制度的原因，大企业和富豪不但可以通过种种手段避税逃税，还可以通过选举来操纵美国政治，修改不利于富人阶层的税收制度。因此，富人税提供的税收增加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无法依靠。美国政府在解决其债务问题上就像在“走钢丝”，一不小心就会跌进万丈深渊。很多美国精英寄希望于新技术革命，但像计算机、互联网这样的技术革命可遇不可求，所谓新能源革命更像是场资本游戏。2015年1月，美国页岩油气企业被爆出大量亏损，股价大跌。最终解决美国政府债务问题，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美国政府债务之所以还能撑到现在，关键是政府可以借到廉价的资金，而这主要依赖美元的货币霸权，其作为主要结算货币、储备货币以及独一无二的避险作用等。美元霸权地位使美联储可以通过扭转操作等手段，廉价获取资金来给美国政府续命。不过这种霸权不是可以无限透支的信用卡，目前很多国家之间积极开展本币结算，欧洲一旦稳定下来，人民币进程加快国际化，都将对美元霸权造成很大威胁。

从微观分析，美国政府虽然极力开源节流，但仍然是杯水车薪，无法阻止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很难迫使大企业和富人缴更多的税，同时既要扩大财政支出，又要减税，这些结构得不到解决，美国政府债务问题依然会持续下去。从宏观分析，美国政府债务的根源主要是战争和经济危机，而美国为了维持其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和货币霸权，无法停止对外发动战争。自立国以来，美国就不停地发动战争，只有在世界上制造动荡和战争，才能吸引避险资金来购买美国的低息债券；但这是高成本高风险的手段，造成了大量财政支出，美国已陷入了一个怪圈。

美国是一个资本统治的国家，垄断寡头们控制了政府和国会以及大部分社会组织，他们总是利用各种渠道来迫使政府减税、放松金融监管乃至长期放松银根，最终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金融危机。宏微观的结构性、制度性问题，使美国政府债务不断膨胀，虽然通过经济发展有所回调，但长期趋势却只能上涨。

（编辑：王生升）

小贴士1

美国公众可持有的国债大致分为：

           ·Treasury-Bills）：美国财政部发行的短期债券，期限不超过一年。

           ·Treasury-Note）：美国财政部发行的中长期债券，期限不超过10年。

           ·Treasury-Bonds）：美国财政部发行的长期债券，期限10年以上。

           ·Treasury Inflation Protected Securities Note）：美国财政部发行。除了拥有一  般国债的固定利率息票外，TIPS的面值会定期按照CPI指数加以调整，以确保投资者本金与利息的真实购买力，债券期限为10年以内。

          ·Treasury Inflation Protected Securities Bond）：与中长期通胀保值债券不同之处是其债券期限为10年以上。

[1]赵亚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2] http://www.usdebtclock.org/

[3] National debt of the United States，31 May 2014 at 17:04，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public_debt

[4] Bruce Webb（2014），U.S. Public Debt, Long Term Debt and 'Real Debt'，Daily Kos Mon May 12, 2014 at 02:21 PM PDT

http://www.dailykos.com/story/2014/05/12/1298870/-U-S-Public-Debt-Long-Term-Debt-and-Real-Debt#

回顾日本经济发展历程，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凭借自身独特的发展模式，以令世界震惊的速度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的快速积累，在短短20年内就完成了医治战争创伤和追赶老牌西方国家的任务。自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进入所谓“失去的20年”。但在经济持续衰退、停滞的表象下，日本逐步完成两次大规模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升级，并通过大量海外收购，在日本本土外形成了“1.8个日本”的资产及产业规模。在这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背后，财团体制和商社模式正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

什么是日本财团

日本财团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们实际上是由综合商社、主办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企业，以及众多不同领域分工的制造业企业聚拢而成的“商帮”。

日本财团的渊源

日本财团的前身是日本财阀，财阀是战前日本金融资本集团的通称，它和浓厚的封建家族联系在一起，具有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的特点。二战前由家族控制的日本财阀是明治维新后政府扶植发展起来的、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型控股公司，当时最有实力的财阀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4家。    

日本战败后，旧有的财阀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英、美式的企业制度。日本之所以能够对抗美国，就是因为这些大型财阀的存在，它们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根基，美国以反垄断为名，实施了一系列措施解散财阀，同时输出大量资本进入日本。这一时期，日本出现了短暂的产融分离的格局，经济被美国控制，形成变相殖民化。不久日本出现了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工潮迭起，政府也不稳定，原有的经济秩序出现混乱。

朝鲜战争爆发适时缓解了日本国内的经济衰退。1951年以后，美国出于朝鲜战争和冷战的需要，放宽了对垄断资本的限制。在日本的银行尚未解体的前提下，产融开始重新聚合，新的财团开始出现，逐步形成了产、商、融三位一体的财团体制，其特点是由法人持股，职业经理人运营。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

日本六大财团

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是日本著名的六大财团。前三者是直接继承二战前财阀谱系的集团，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形成，为解体后重组，具备一定的根基；后三者是在60、70年代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主办银行为中心形成的。70年代到90年代，六大财团进行金融整合，最终形成如今的三菱UFJ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和瑞穗金融集团。这三大金融集团是为对抗外部经济势力而由“官民一体”整合而成，它们为综合商社的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金融基础。

六大财团的产业方向因各自的起家史和发展路径不同而各有区别，各财团的内部紧密程度也各不相同：老牌财团比较紧密，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财团则较为松散（见表1）。

表1 日本六大财团概况

日本财团的产权构成及运行方式

二战后重新聚集起来的日本财团不同于原先的财阀。一方面，在原来的家族成员被赶走之后，经营企业的都是职业经理人；另一方面，为适应美国出台的《反垄断法》，日本财团由原来的一家公司直接控股转为多家公司联合持股。日本财团发展到这一阶段，已由原来的金字塔持股形式，转变成网状球体持股结构。

日本财团的环形持股方式

日本财团的产权构成方式是交叉持股，也就是环形持股方式。相对于二战前财阀的金字塔型组织结构，这是一种网状球型结构，信息传递交流速度更快，更适合市场环境。

20世纪50年代，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时，日本股市出现低迷，有远见的经理人抱团将抛售的股票收购，通过交叉持股进行融资。这种民间资本的私有制形态，通过集合和相互持股形成了一种混合所有制形态。由于这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主要还是金融机构，所以日本企业还是更多地与银行资本联系在一起，这也造就了其大生产机制。大企业形成的财团在产业链上进行分工的同时，一些中小企业围绕这些大企业在运作，这就形成一种秩序，一种利益共同体，因而构成了日本企业的基本体制形态。

在日本，“共生共荣”是普遍的价值观，财团最大的意义就是建立庞大的生产体系，企业通过交叉持股形成了共渡危机、共享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从而有效避免了恶性竞争，实现了分工合作。这种交叉持股的方式，可以通过债转股帮助企业处理债务问题；通过集体监督减少腐败；通过信息共享减少信息不对称，并实现共同决策；通过在企业间建立信用关系，来降低信用成本；通过建立内部人才流动机制，为经理人提供更好的学习机会和成长空间；通过为中小企业搭建可依托的平台，解决就业和融资问题（见图1）。

图1日本财团交叉持股图

日本财团的“产商融”横向联合方式

日本财团通常采取横向联合方式，由3个核心部分组成，即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信托、基金等）；综合商社（主要业务是贸易和投资，以贸易为平台，控制物流）；装备制造企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装备制造等）。除此之外，一些现代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也通常被划归至某一财团，但它们的独立性更强。财团内的企业群体会将集团外部的中小企业群作为长期稳定的交易对象纳入业务经营体系，在主要的制造商和全国几千个零售商之间还存在着销售联盟。

日本的六大财团，每个财团都掌控着数十家大型企业。财团运行实行的是类似立体作战的形式：金融如空军，商业如海军，产业如陆军，空、海军为产业（陆军）发展护航。就是凭借这套“产商融”结合体制，日本在战后与美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对抗。

日本财团通过成员企业间的交叉持股、共同投资等手段，形成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它十分强调“和”与“团结”，虽以国际通用、标准化形式出现，但带有明显的东方儒家文化的烙印。

日本财团的功能和效果

日本财团的功能

综合商社是财团模式最重要的核心，财团发挥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综合商社身上。综合商社的业务基本定位是提供交易服务，为出口商开发海外市场，为进口商寻找所需要的原材料或产品。综合商社以贸易为平台介入到产业里，同时又有金融服务功能，具体体现为集贸易代理、金融服务、产业投行、仓储物流、情报系统、投资咨询和产业组织者等职能为一体，发挥综合运营和协调作用。综合商社的意义还在于其代位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以类似民间企业的行为方式行使着国家微观经济管理的职能（见图2）。 

图2日本综合商社职能图

贸易职能。综合商社的首要职能。综合商社不同于一般的买办代理型贸易公司，它是一个连带投资型的综合贸易公司，其重点在于资源贸易和战略投资。综合商社并不直接进行生产活动，而是通过提供良好周到的综合服务和少量投资参股，维持与生产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逐步取得原料和产品的贸易代理权，同时带动财团关联企业的共同投资。

金融服务职能。从本质上讲，综合商社是一家金融类公司，这主要包括融资、投资、租赁、国际性大宗借款安排等。但商社金融不同于单纯的商业银行，其资金来源不是直接吸收存款，而主要是借自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等。综合商社之所以能从银行借入大量资金，主要是因为这些金融机构是综合商社的大股东结合成的利益共同体。金融功能是综合商社的核心功能，是综合商社紧密维系贸工关系的重要手段和纽带。综合商社存在于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之间，适时地对二者的利害关系做出适当的调整，在日本有“第二银行”或“影子银行”之称。在贸易领域，综合商社强大的金融功能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开拓与占领市场的能力。在金融、信用领域，综合商社从旁协助金融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产业投行职能。综合商社从成立之初就扮演着产业投行的角色，致力于扶植日本中小企业成长。如在丰田、东芝、索尼等还是小作坊的时候，三井物产就帮助它们筹集资金、开拓市场、引进人才，使它们逐步成长为日本工业的脊梁，最终成为世界级企业。

综合商社以贸易为平台，进行产业投资，两者相辅相成。不同于美国金融投行热衷于追逐短期利益，综合商社不仅仅立足于资本运作，更倾向于长期持有股权。综合商社对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企业小额入股，变相地通过“小资本+大物流”的方式把这些企业编织起来，以达到整合和搭建产业链条的目的。这种“只服务不控股”的方式更易于维持财团企业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从而建立“利益共同体”。

仓储物流职能。综合商社与全世界的海、陆、空运输公司和仓储公司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能够为客户提供最合适、最经济的物流服务，并安排保险、仓储及进出口手续等方面的业务。物流实际包含了信息流、资金流、票据流，以及货物的仓储和运输等内涵和功能。通过搭建全球化的物流体系，综合商社在为产业提供服务的同时，通过掌握产品物流的各个环节，收集分析最有价值的商业情报，做出正确决策，最终达到变相控制产业的目的。

情报职能。为了打入和占领世界市场，提高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能力，日本几大财团的综合商社都不遗余力地建立强大的情报系统，将庞大的信息网络的触角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重点搜集各国的经济、政治等情报，再利用情报信息进行综合性、战略性的研究，开展各种各样的信息服务，这包括竞争对手及其市场占有率、产品质量、品种、价格的动态分析等。其情报搜集、加工处理和传递能力堪称世界第一，在经济和商业方面的情报能力甚至被认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之上”。可以想象，假如在战争环境中，这些商社甚至具备提供全面后勤保障的能力。由于这一优势，决定了它在国家经济决策中的重要地位。对国家而言，综合商社是日本经济的“总参谋部”，是日本国家经济战略的制定者；同时也对日本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政策影响力。日本政府对世界经济事务的认识和研究，几乎完全依赖于综合商社的研究机构。

投资咨询职能。凭借着强大的信息网络和渠道，综合商社向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的大企业提供市场行情、营销策略、贸易机会、技术转让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其范围小到产品的包装设计、大到国外企业的资信评估和收购，几乎无所不包。对财团内部企业而言，综合商社既是情报机构，也是拓展海外市场的先锋。日本企业在最初进入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时候，一定会第一时间找到所属财团综合商社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寻求信息咨询等方面的协助。对财团外部企业而言，综合商社通过提供免费的投资咨询服务并少量入股，将合作企业纳入其全球产业链，与合作企业互惠互利、共享信息。从条件苛刻的技术转让谈判、技术引进合同的签订，到先进机械设备的进口、安装和调试，凡是与重大技术、装备相关的引进，综合商社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产业组织者。综合商社在世界各地寻找商机、抢占资源，为日本的产业调整和资源能源保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也被成为“产业组织者”。综合商社多年来形成的信息网络和交易关系使它能在其中发挥协调作用，根据项目和业务的特点来组织最合适的厂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具体包括：全球性地调动信息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和客户共同努力创建新的公司、新的业务并进入新的产业；通过各种各样精心设计的服务促进客户国际贸易活动。综合商社强调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力，并不断推进对物流领域的渗透。在主办银行的金融支持下，综合商社从海外获取资源，通过物流打通产业链，并在整合产业链的过程中，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对生产企业的上游原料物流和下游产品销售代理权中。财团对日本经济发挥的作用

当代的日本财团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人家族企业。经过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它已成为真正的社会企业，被称为“民有国营”企业或“国民企业”。虽然财团的外在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内含的传统家族文化却得以延续。在这种新型的、现代化的企业集团中，主办银行（或金融集团）扮演着父亲的角色，通常决定家属成员的血缘关系和姓氏归属（一般为成员企业大股东），是家庭成员稳定的经济来源（为成员企业提供资本支持）。为产业服务的综合商社则扮演了母亲的角色，负责生儿育女，照顾家庭成员的起居，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施加影响（扶持众多制造企业），并为儿女长大后外出求学与发展进行谋划（海外扩张、情报获取），甚至为子女选择对象和操办婚嫁（创办合资企业）。而产业则扮演了儿女的角色，当哥哥姐姐们（成熟产业）有了充足的经济来源和积蓄后，他们会将资金投入到新孕育出的弟弟妹妹（新兴产业）上，或将富余的资金存入父母的钱箱以供全家统筹。

凭借特有的财团模式，日本打造了完整、独立的产业体系，保证了国家经济安全以及海外资源的稳定交易。日本也因此成为相对独立于美国经济体系而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国家，并一直保持着经济大国的地位。

日本财团模式的成功根本在于实业与银行的紧密结合，并通过“商”这个纽带和平台，将“产”和“融”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为本国的实业发展争夺世界的定价权和世界财富的分配权。

链接：日本财团的管理架构

日本财团内部各成员企业并不存在上下级的支配关系，在经营决策方面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因此，财团也被称为“横向集团企业群”。通过剖析三井财团，就可以看到其内部的管理架构和协调机制是如何运行的。

三井财团成立于1961年，为原三井财阀直系、旁系公司以企业集团的新形式集结而恢复成的大财团。三井财团的核心企业有26家，优势产业为化工、重型机械、综合电机、汽车制造、房地产、核电、半导体、医疗及办公电子设备等。

三井财团的父体是主办银行三井住友银行，母体是三井物产。其产业群体包括丰田、东芝、商船三井等多家企业集团。每个企业集团又包括多家大型企业，如丰田系包括丰田汽车、丰田通商、日本电裝、爱信精机、丰田自动织机等（见图3）。

图3三井财团树形结构图

联系三井财团“横向集团企业群”中各企业的是总经理会、三井业际研究所、三井广报委员会、纲町三井俱乐部等机构。正是这些机构的协调作用，使得表面松散的财团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

总经理会。总经理会是三井财团各个成员企业总经理定期聚会、交换信息情报和交谊的场所，也是各公司领导统一决策和协调财团战略发展的“作战联席会议”总参谋部。二木会作为三井财团的总经理会，是三井财团的统筹领导机构，由26家核心企业构成，其中三井银行、三井物产、三井不动产的首脑为二木会的核心。二木会的出现标志着旧三井财阀在战后的华丽转身，三井财团正是以总经理会议为纽带，建立起联系紧密的企业间联合体，财团的向心力也随着成员企业间的合作和资源整合而得到不断加强，成为日本战后最大的企业集团。

通常，总经理会对财团承担如下功能：第一，对财团内的企业进行适当的调整。一个财团内的成员企业经常有合并、改组、利益分配等重要问题，都会牵扯多家企业，处理不当会对财团内产生严重影响。因此，一般情况下财团内的成员企业所共同投资的事业，多半是在总经理会中达成协议的。第二，出面对外进行国际性交涉。日本的贸易规模非常庞大，许多资源的取得以及商品的输出都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而是一种政治问题。因此，凡遇到与政治相关的贸易问题，一般都是由总经理会派遣使节团出面前往交涉。第三，决定成员企业首脑人事调动。由于财团企业之间互相持股，在指定和派任各成员企业的首脑人事时，都必须通过总经理会来做适当的协调。

 三井业际研究所。这是二木会的直属智囊机构，相当于财团的大脑，主要研究财团内常见问题和财团内企业间需要协调的问题。其对于财团的作用是发表意见、提出政策建议，负责情报的收集、分析，管理以及相关服务，调查与研究开发，促进相关事项事业化，与国内外各机构进行交流以及发展人力资源等。

三井广报委员会。由三井财团企业组成，通过一种广泛的文化和公共关系进行活动，为国际交流和振兴地区文化做出贡献，从而建立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树立财团企业的良好形象。三井广报委员会对于财团的功能是推进国际文化交流，活跃地域文化活动，推动企业与外界的互动等。

纲町三井俱乐部。它是以财团企业领导层为会员组成的社交俱乐部，是为高管层提供的非正式交流平台。纲町三井俱乐部对于财团的作用是增强财团企业间的友谊以及情报往来等。

此外，“纵向集团企业”也是日本大型企业所必备的特征之一。这类集团企业是一个在母公司一元化、垂直领导下活动的有机的事业集合体。不仅如此，集团企业的经营活动范围往往并不限于集团内部，许多制造业企业将集团外部的中小企业群作为长期的、经常性交易对象（外包公司），实际上将它们纳入自己业务经营的内部范围。外包公司有的朝着水平方向延伸，如三菱公司拥有190家成员公司；有的朝着垂直方向发展，像丰田公司拥有175个初级供应厂商和4000多个二级供应厂商。

中亚地区处于欧、亚、非三大地理板块的陆路交通要冲，因曾是世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文化碰撞交汇的十字路口，成为历史上希腊、波斯、匈奴、突厥、契丹、阿拉伯、蒙古、沙俄和英国军事争夺的焦点。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中，大国战略力量对比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动和调整，中亚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仍将是未来地缘战略核心地带之一，与中国战略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加强对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和地区安全形势走向的分析与研究，准确把握政策，与中亚各国互利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对理解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安全观和周边外交原则、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确保中国西北地区社会稳定和边疆地区安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潜在的长远意义。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中亚地区与中国和平发展息息相关

中亚地区作为中国西部周边的重要邻区，从维护国家安全的意义上讲，是通过务实合作共同反对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恐怖主义的“三股势力”，防范各种安全威胁因素渗透的缓冲区和隔离带；从促进经济社会建设的意义上讲，是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外部空间和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携手中亚战略伙伴打造可靠的利益共同体，对中国近期和未来的稳定与发展战略意义重大。

首先，中亚地区是中国发展战略转型的重要外交空间。中国曾是传统的以陆权为主的国家。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快速走向世界，面向海洋、经略海洋已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近年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我东邻一些国家（地区）频发事端，对我和平发展构成挑战。而中亚地区局势相对稳定，各国与中国间双边关系友好健康，目前均达到战略伙伴水平。另外，中国作为发起国之一的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地区政治、安全、经贸合作的成熟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以平等协商方式可有效解决地区内共同关注的问题，化解风险。继续用好和拓展中亚地区这一重要外交空间，有利于中国在发展转型中缓解压力和规避风险。

其次，中亚地区是转化大国博弈能量的缓冲带与合作区。2005年初，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与高加索研究所所长弗雷德里克·斯塔尔（Frederick Starr）提出了“大中亚”概念[1]。涵盖中亚五国、阿富汗、伊朗北部和巴基斯坦北部在内的“大中亚”地区，成为美国实施“改造后苏联空间”和继续挤压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地缘战略框架。而俄罗斯则持续启动整合独联体的一体化建设，拉拢中亚国家参与统一经济空间—关税同盟—欧亚经济联盟—欧亚联盟的梯次进程。中亚国家独立后选择大国平衡外交政策，巧妙利用大国间地区利益的差异和竞争的缝隙，求得发展空间。中亚各国的开放性态度，吸引了全球各大权力中心对该地区的普遍关注。中亚地区与俄罗斯、欧盟、中东、阿富汗、印度和中国相邻，多元、多方向、多形式的发展对本地区最有利，任何一个大国在该地区都不形成绝对优势地位。从苏联解体后逐渐形成的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特点和观念，为中国参与地区博弈提供了同等的机会和条件。适度使用这一机会和条件，能够最大限度避免大国力量出现对撞和冲突的风险，为保障和延长战略机遇期提供重要条件。

第三，中亚地区将成为中国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的重要通道。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能源需求不断上升，据报道，2014年1—5月我国进口原油1.29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59.87%。天然气进口也占国内需求总量的30%以上[2]。中国能源进口在源头上主要依赖海湾地区，在通道上严重依赖马六甲海峡，通道的安全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中东地区的动荡可能在未来持续一段时期。

中亚地区油气资源丰富，中亚各国自独立，就重点发展能源经济，并希望打破苏联时期形成的单一输出途径困局，将中国作为能源多元出口战略的重点选项。2005年12月，由境外通往中国的第一条输油管道（哈萨克斯坦阿塔苏—中国新疆阿拉山口，境外全长813公里）竣工投产；由土库曼斯坦经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到中国新疆霍尔果斯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A、B、C线基本贯通（境外全长1833公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由土库曼斯坦经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境外全长1000公里）也于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塔吉克斯坦时正式开工。四线全部建成投产后，可满足中国天然气消耗量的10%。届时，中亚地区将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能源安全通道，在中国新世纪能源供应多元化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四，中亚地区是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支点与核心区域。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这标志着中国向西开放及与中亚地区各国的经贸合作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其意义不仅在于拉动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提升中国整体经济水平进入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地位，也预示着为改善中亚地区经济结构、突破中亚各国多年封闭的区域经济发展困境提供更大空间和更多机会。中亚地区北连俄罗斯和南欧、西临里海和西亚、南邻印巴可抵南亚次大陆，是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中枢地带。同时，中亚各国普遍与中国已经形成多年经贸合作基础，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主要国家还建立了与中国合作的政府间专门委员会。近年受乌克兰危机影响，独联体经济区遭受不同程度打击，中亚各国有意搭乘“中国快车”带动本国经济走出低谷，总体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持积极态度。在较成熟的睦邻合作基础上，选择重点国家务实推动互联互通建设，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和“试验田”，可为在更加广泛的区域中实现这一重要战略性构想产生示范效应。

第五，中亚地区是维护中国西北地区安全稳定的战略屏障。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与阿富汗毗邻，“9·11”事件后联合反恐军事行动虽重创危害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ИД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ИДВТ）、“伊斯兰解放党”（Хизб-ут-Тахрир）等极端主义组织，但阿富汗的和平进程依然曲折，一些政府失控的部族地区成为残存“三股势力”的避难所。坚持颠覆世俗政权的极端主义组织仍伺机作乱中亚，妄图分裂中国的“东突”势力也以中亚邻国为渗透跳板和蛰伏落脚点。中亚各国深受“三股势力”危害，对维护地区稳定和反对恐怖主义态度坚决，对国际安全合作也有高度的需求。现中亚各国已与中国在反对“三股势力”斗争中建立起有效的政府间合作机制，通过情报交流、人员培训、联合军演等有效方式，使地区整体安全水平不断提高，缓解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安全压力。

当前中国在中亚面临的安全挑战

中亚地区与中国西北地区相毗邻，边界漫长，民族跨界且有共同宗教。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对中国西北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重大。目前，可能通过中亚安全形势的骤变影响中国西北地区稳定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大国博弈背景下，给中亚地区政局发展带来变数。美国将中亚地区视为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防堵中国影响及控制欧亚大陆的战略支点。先后提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大中亚计划”和“新丝绸之路”等主张，通过安全、经济、人权等方面的合作向中亚地区长期渗透；同时辅以价值观外交和软实力输出，甚至启用以非正常手段或街头革命，颠覆不符合其需要的政权。俄罗斯则利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影响力，竭力维持对该地区的主导权。近期重点以“欧亚联盟”推动中亚地区加入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地区一体化进程，在2014年5月正式启动“俄、白、哈关税同盟”，并计划拉拢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加入。欧盟、日本、印度、土耳其、伊朗等国的势力也纷纷介入中亚，使大国博弈态势更趋复杂。而中亚各国则奉行多元平衡外交战略，不断调整对外政策成为常态。外部势力在该地区的博弈，随全球战略格局的变动而起伏，可能带来政治与安全形势的动荡，或波及我国西北地区。

第二，“三股势力”与“伊斯兰国”相呼应威胁地区安全。近期，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宣布建立“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制造人道主义灾难。“伊斯兰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极端主义分子参加“圣战”，也有组织地在中亚地区各国秘密招募人员。中亚五国均有不少人经土耳其前往中东参加“圣战”。[3]全球性极端主义浪潮波及中亚地区，中国西北地区也难以避免影响，“迁徙圣战”成为极端主义分子在新疆煽动暴力活动的新口号和新方式。[4]面对“伊斯兰国”不断蔓延的影响力和对国际秩序的挑战，美国、欧盟及中东各国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反应不一，新反恐联盟松散无序。在这一形势下，中亚地区恐怖主义活动外溢，并与中东国际极端主义势力形成互动。

第三，未来阿富汗发展前景和安全形势辐射中亚地区。2014年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已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军事顾问培训的阿富汗安全部队不断曝出关于开小差、倒卖军火、自残友军等负面报导，让国际社会普遍质疑其保障国家政权正常运行的能力。阿什拉夫·加尼于2014年9月29日宣誓就任阿富汗总统后，很快与美国签署了《双边安全协定》，按照美方意图，确保1200名美军继续留驻阿富汗至2015年。这表明阿富汗新政权对控制国家能力的不自信，而且马上引起了“塔利班”组织的激烈反应。同时，阿富汗毒品经济屡禁不绝，反恐战争后10多年中，罂粟种植面积不断增长， 2013年达21万公顷。中亚国家与阿富汗有着漫长边境线，地理环境复杂，边防能力薄弱。一旦阿富汗形势突变，中亚地区个别国家将很难控制住恐怖主义渗透、难民潮和毒品泛滥的影响。

第四，地区危机管理缺失导致各类突发事件，引起跨国影响。中亚地区民族成分复杂、文化多元交错、资源分布不均，多数中亚国家难以建成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石油、天然气资源贫乏，但水利资源丰富；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虽拥有大量油气储备，但国土地处阿姆河、锡尔河下游，工农业发展需要耗费大量水，水资源的分配问题上矛盾重重。另外，复杂的地理环境使中亚地区成为地震、干旱、水灾、传染病、草原火灾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多发地区之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亚各国之间政治互信度较低，尽管独立以来建立了一些地区性协调机构和组织，但因不具备应有权威和执行能力，工作效率极低。在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的大潮流中，中亚地区成为世界上少数空白之一。

上述种种因素，以及中亚国家应对突发事件和边境管控能力的缺失，加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多发地段大多分布在与我西北相毗邻的边境地区，一旦爆发危机，难免产生跨界传导效应，对我国西北边疆的社会稳定可能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可能造成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共同威胁。

拓展合作领域共同提升中亚安全水平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和经济发展与全球化进程良性互动的日益紧密，中国向世界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座谈会上提出了以“亲、诚、惠、容”为核心的周边外交理念；2014年，在“亚信”峰会上又提出了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基本内容的亚洲安全观和新安全理念。[5]与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一样，这些重要理念的提出，标志着当今的中国有责任、有能力、有意愿维护和促进地区的共同稳定与繁荣。在国家战略对中亚地区的高度定位框架下，通过发展务实合作关系与中亚各国共同经略地区安全机制建设，对维护中国西北广大周边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常态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要树立全球视野，推动安全共同体意识在中亚地区落地生根。全球化进程的深入给各国带来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风险。消极抵御这种风险会使每个国家行为体都难以独善其身，加强区域合作共同应是当前的重要思路之一。中亚各国与中国在发展阶段方面虽然存在较大差异，但发展需求和安全利益正处于空前一致的时期。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概念，对中国在周边地区营造互利共赢的稳定发展环境，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周边地区的稳定、周边地区的稳定需要发展才能持续、中国愿为周边地区的发展做出贡献。只要中国在与中亚各国关系中能够始终如一坚持“三不原则”（不干涉内政、不谋求势力范围、不谋求地区主导权），以足够的诚意和耐心，中国与中亚各国在安全与发展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将有望稳步发展。

第二，照顾各方利益，促进合作安全、合作发展理念转化为地区共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合作与利益存在，必然触及多方战略利益，涉及问题敏感复杂，必须科学统筹、稳妥实施。要巩固深化与俄罗斯在中亚的战略互信与协作，尊重俄方在该地区的利益关切。中国倡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联盟”一体化方案并无根本性利益冲突。其次，要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加强战略合作，共同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支点。第三，要关注有关合作国家的利益需求，通过双边合作重点突破瓶颈领域，以实在的成果证明，“安邻、睦邻、富邻”绝非是仅仅出于宣传目的的空洞口号。

第三，建设立体边疆，丰富西北边境地区合作和联通纽带作用。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利益向境外的全面拓展，要求国家边疆建设的目标应超越单纯防范外敌入侵和封锁屏蔽境外不利因素渗入的基本职能。边防、公安、海关正逐渐担负起便利流通、增进友谊、促进合作的多重角色，有些部门已在联合执法、技术交流、人员培训等方面达到较高的合作水平。可以考虑在国家高层指导与统筹协调下，由地方具体组织指导有关单位安排小型具体的友好合作项目。另外，发动临边企业、村镇、团场积极参与立体边防建设，为多元边疆功能建设奠定厚重的群众基础。（郭君平，甘肃省国际友好联络会秘书长兼中亚研究室副主任；许涛，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研究员；胡爱军，甘肃省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兼中亚研究室主任）

[1] Frederick Starr, A Partnership for Central Asia [N]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5.

[2] 《中国石油石化》，2014年第17期，第16页。

[3] Аскар МУМИНОВ: Казахстанские боевики замечены в афганском Бадахшане,

http://www.kursiv.kz/news/details/vlast1/Kazahstanskie-boeviki-zamecheny-v-afganskom-Badahshane1/

[4] Раимберди Дуйшенбиев: Убитые на кыргыз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е внешне похожи на этнических уйгуров, а по экипировке - сепаратистов,

http://www.24kg.org/community/170282-raimberdi-dujshenbiev-ubitye-na-kyrgyzsko.html

[5]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5-21/6196012.shtml

近年来，围绕页岩气的开发，一些国内媒体与专家学者营造了如下“舆论共识”：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是依赖中小私有企业取得突破的；中国掌握油气探矿权的传统垄断国企是低效的，只有学习美国，破除低效国企的垄断，充分放开市场，让富有活力与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即私企）积极参与页岩气的开发，才能在中国“复制”美国的页岩气革命。

从2009年起步，中国页岩气事业开展已有5年了，上述“共识”实践效应如何？下面将予以分析。

被夸大的垄断

多年来，只要一提起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某些媒体就习惯于将其跟垄断等同起来。不过，很少有人去深入解释三家油气央企到底在哪些环节、在何种程度上实施了垄断。

1998年我国发布的《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只有拥有石油、天然气探矿权的企业，才有资质进行油气勘查与开发。目前只有四大油企——即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3家央企，以及延长油矿这家大型地方国企（俗称“三桶半油”），拥有该项探矿开采权。从这个角度来说，称“四大企业是政策性垄断企业”是有道理的。据报道，目前全国已登记的油气资源勘查开发区域中，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石油公司控制的比例达到95%以上。

政府对油气开发设置政策门槛，主要是因为油气不仅是一种战略性的、事关国计民生的资源，而且其储量还很少。在多数国家都对油气开发领域实行专营制。

而整个石油石化行业，拥有上下游多个环节。实际上除了上游探矿开采权之外，真正具有政策性限制门槛的环节并不多。在具体采油过程中，四大油企与相关私企（如油服公司）可以进行充分合作。而油气进口已经逐步放开，截止2014年10月，已有23家私企拥有油气进口权。至于炼油与化工环节，私营炼油厂与化工厂在国内早已是遍地开花，可见这一领域的垄断无从谈起。油气销售环节也早就放开看，中石油与中石化下属的加油站数量只占全国数量的40%多一点，另外一半多则由其他国企、私企、外企的加油站构成。在管网方面，主干管道多数由中石油掌握，非主干管道有多种类型的企业参与。这种局面大致是自然形成的。

如上所述，尽管在油气领域的极少数环节实行了政策性垄断，尽管日韩等国家的石油石化行业垄断程度要高过中国，但是媒体却总是以偏概全，夸大它们的垄断程度。

被低估的技术水平

四大油企的垄断程度被高估的同时，技术水平则被严重低估。

石油石化行业是中国工业的传统强项。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石油石化行业就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实力，其中勘探、开采、炼油这三个环节已达到了较高水平。大致说来，当时的石油行业做到了在别人找不到油的地方找到了油，在别人不愿采的情况下采出了油，在原油品质差的情况下完善了炼油工艺。从毛泽东时代的著名口号“工业学大庆”中，不难看出石油石化行业当时在整个中国工业体系中的地位。

相对而言，化工领域当时稍显落后。尼克松访华后，中国立即开始与西方进行大规模经济交流，重点之一就是引进西方的化工技术。目前中国的乙烯、PX生产都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像中石化镇海炼化厂，它的技术与管理水平已位居全球最高效的炼化厂之一，该厂职工目前只有6000多人，但一年纳税超过200亿元。中国在海洋油气开采方面起步较晚，不过从最近中海油在南海的油气开发活动来看，其技术也是过硬的。

2010年大庆油田高含水后期4000万吨以上持续稳产高效勘探开发技术，2012年中石化的特大型超深高含硫气田安全高效开发技术及工业化应用，分别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像高含硫油气田开采，一直是全球范围的行业难题，这一问题解决不了，储量巨大的高含硫油气资源就成了废物。中石化在四川普光气田的开发中，第一个攻克了这一难关，变废为宝，其意义可想而知。

中国的油企在国外也广受好评，不管是安哥拉、苏丹、沙特、伊拉克，还是土库曼、乌兹别克、委内瑞拉；不管是勘探开采，还是承建成套项目，都有很强的实力。比如中石化与沙特国家石油公司合资建立的沙特延布炼油厂，就是投资近百亿美元的超大型现代化炼油厂。几大油企离开了国内的“垄断”，在国外照样广泛拓展业务，说明它们是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

中石化引领页岩气技术“大跃进”

中国开始全力投入全球能源的“页岩气革命”

近年来，中国页岩气开发项目启动，国内舆论一致呼吁放开页岩气的探矿权，让四大油企之外的国企、私企都参与进来。政府顺应了这种呼吁，四大油企之外的国有企业自2011年开始获得页岩气的探矿权。2012年起，私企也开始获得页岩气探矿权。市场放开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结果如何呢？传统石油企业继续在页岩气开发中处在行业领先地位，尤其是中石化，更是一马当先。

对美国引领的“页岩气革命”，中国政府的反应是较为迅速的。2009年，中美两国签署了两国非常规能源合作协议，国土资源部也部署了国内页岩气资源评估等工作。此后数年，中石油、中石化、延长石油相继在长宁、威远、昭通、涪陵、延长等地取得了突破。中石化的进展尤为突出，它首先在川渝盆地海相地层页岩气勘查取得重大进展，进而在重庆涪陵实现了我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的商业规模开发。目前，美国赖以实现“页岩气革命”的水力压裂与水平钻井这两项关键技术，中石化都已经掌握；包括从地表的压裂车到地下的桥塞等重大或核心页岩气开采设备，也全都实现了国产化[1]。美国在“页岩气革命”领域所积累的技术优势，中石化大都已经赶上。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较大规模地对页岩气进行研发，2006年以后快速发展，达至技术成熟阶段，用了将近30年时间。从2009年算起，中石化等中国企业大致用了5年时间就基本消化了美国企业30年获得的技术成果[2]。

2014年6月17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文《中石化涪陵项目遭质疑：以页岩气名义获巨额补贴》，称中石化存在以传统天然气冒充页岩气并骗取国家补贴的嫌疑。而据7月17日媒体报道，经国土资源部评审，中石化涪陵页岩气田被认定为典型的优质海相页岩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1067.5亿立方米。这意味着中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正式诞生，同时也打消了此前对涪陵气田的质疑。

笔者在此并不想对“页岩气革命”的意义进行评估，但以页岩气开采为视角，我们能看到美国企业在页岩气技术方面能做到的，中石化现在也基本能做到。中石化等国企带头完成了中国页岩气技术的跃进，这些“垄断”油企，不仅不是低效无能的，反而拥有很强的技术创新能力。

私企难堪页岩气开发大任

近年来，媒体一直宣扬，美国中小企业在开启“页岩气革命”阶段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要想尽快推进页岩气开发，就必须师法美国，打破四大油企对探矿权的垄断，让中小企业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2011年7月，国土部进行了第一轮页岩气招标。该轮招标采用了邀请制，受邀企业除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延长石油四家传统油企，还有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这两家过去没有油气探矿权的国企。最终，4个区块中有两块中标，中标者为中石化和河南煤层气。

2011年底，国务院批准页岩气为传统油气之外的独立矿种，奠定了各类所有制企业都可以参与第二轮页岩气招标的法律基础。

2012年9月10日，国土资源部在官方网站发布第二轮页岩气区块招标公告，向社会各类投资主体公开招标出让页岩气探矿权，招标共推出20个区块，总面积为20002平方公里。根据公告，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注册资本金在人民币3亿元以上，具有石油天然气或气体矿产勘查资质、或与已具有资质的企事业单位建立合作关系的内资企业和中方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均可投标。共有83家公司参加了投标，主要来自油气、煤炭、电力等领域，其中私企占三分之一。12月6日，国土资源部公布第二轮招标结果，19个区块排名第一的中标者中，并没有传统四大油气企业的身影，非油央企、地方国企与私企大获全胜。其中，永泰能源属下的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泰坦通源天然气资源技术有限公司两家私企，分别中标贵州凤冈页岩气二区块与贵州凤冈页岩气三区块。

中标结果揭晓后，反响很强烈：“公平竞争点燃页岩气之‘火’”，“通过页岩气区块的招标，大批非油气企业、特别是民企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堂堂正正的进入油气领域了”，“此次招标已经翻开了中国能源历史新的一页，它注定会被载入史册的。新的变革已经开始了”……类似的感慨充斥着媒体。

两年过去了，这个所谓的“被载入史册的新变革”有何具体的进展呢？

2014年4月，《21世纪经济报道》刊文《页岩气迷局：中标后的尴尬》，报道了页岩气市场放开后的具体进展。该文直言，“中标的很多业主却至今迟迟未能开始相关的勘探开发运作。……当时参与招标的绝大部分企业都是没有一点勘探开发经验的，招标时大家都不惜代价竞标，谋求中央开放油气领域的政策利好，但是一旦中标后，却发现勘探开发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等待观望，甚至谋划退标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

该文指出，与先前舆论的预判相反，最后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一边是民企面临的进退不得与开发窘境，一边是以中石化为代表的央企已实现的大规模开发场景。”

2014年6月25日，《证券日报》刊文《页岩气探矿权将再启招标 部分企业生退意》，该文报道：“有消息称第二轮中标企业全未展开勘探，部分企业甚至萌生退意。业内人士表示，页岩气开采前期成本投入高，回报周期较长。而且我国地貌、地下构造等地质特征复杂，勘探难度较大。即使是对于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来说，探矿权也已经成为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2014年7月22日，《每日经济新闻》刊文《页岩气第三轮招标启动 权力或下放地方》指出，“前两轮页岩气招标结束后，各区块的开发并不顺利，而多方在新招标区块上存在的意见分歧，或许是国土部迟迟没有进行第三轮招标的原因。”该报道借四川宏华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邓学军之口指出，“民企更多要从商业角度来考虑问题。页岩气开发成本实在太高了，除非区块质量优秀，可以让公司看到回报，否则公司不会轻易进入页岩气领域进行开发。……即便加大了补贴，公司也仍然会综合考虑补贴与收益，因为页岩气开发中动辄上亿的投入对于民营公司来说负担太重。事实上，目前中标的不少企业大多面临地质调查困难、技术储备、资金以及人才等各方面的问题。由于投资与回报不成正比，企业多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

中国页岩气的地质储存条件要比美国差得多，这一点也成为中标企业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美国的页岩气主要储存在浅表地层，中国的页岩气储藏则更深，而且比较靠近地震带，地质结构比较复杂。不少专家认为，中国页岩气开发开采成本可能是美国的2-4倍。

就在“中标后的尴尬”持续进行的时候，2014年7月24日，永泰能源发布了《关于公司所属贵州永泰能源页岩气开发有限公司页岩气项目取得重大进展公告》。该公告称：“经承担本次勘查任务的江苏长江地质勘查院初步估算，勘查区域内页岩气储量约为2000亿立方米左右。目前，贵州地区页岩气收储价格为2.78元/立方米，国家相关补贴为0.40元/立方米。根据上述估算，本项目将对公司的资产增值产生较大影响，并成为公司未来的效益增长点。”

消息一出，当日永泰能源股的股票开盘即涨停。不过，随即有媒体与专家对此消息的可靠性表示了怀疑。9月17日，国土资源部召开页岩气勘查开发进展新闻发布会，地质勘查司彭司长称，“通过两轮招标方式出让21个页岩气区块，引入的除石油公司以外的17家投资主体，经过1年半的探索，……多数区块完成二维地震、少数区块施工探井，重庆南川、城口，贵州岑巩等中标区块探井均显示良好含气性。”而永泰能源所勘查的贵州凤冈页岩气二区块并没有出现在“显示良好含气性”的区块之列。

2014年8月，某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称，中国页岩气市场放开后，私企甚至壳牌这样的跨国巨头依旧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目前的“产权保护”还做得不够[3]。而实际上，私企老板们都认为自己实力不济才是主因。

2014年以来，有消息称壳牌公司可能中断在中国与中石油合作的页岩气勘查业务，一位专家称，这是因为“体制上的原因”，因为中国市场的“不确定性”。可是，壳牌石油公司首席财务官Simon Henry此前在纽约向投资者解释时，却称这里面没有“体制上的原因”，而在于具体的技术因素：“四川页岩气项目的进展一直比我们先前的预期更加缓慢而且更加困难，部分在于地质原因，部分是在人口高度密集农区经营方面的挑战，这一项目规模很可能会比先前预想要小。”

摒弃“新教条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

重庆与中石化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促进页岩气就地综合利用

中国的页岩气开发，先期资金投入大，技术要求高，且回报不确定，风险极大。目前即使技术较为成熟了，打一口井的成本也在5000万元以上，而且打下几口井，还未必有一口能出气。可见，页岩气开发真正要取得进展，最终依赖的是实力，即资金、人力以及技术水平。企业“活力”也是需要的，但“活力”代替不了实力。一家企业，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如果没有资金、技术、投入，那就不可能在该领域取得进展。

美国引领了“页岩气革命”，国内舆论纷纷将其归功于私有产权与完善的市场体制。但实际情况是，美国政府对开发页岩气的推动功不可没，不能笼统地归功于“市场自发”。而且倘若离开了美国企业的实力，“页岩气革命”也是难以实现的。跟美国拥有相同体制的国家，在世界上不可胜数，但唯独美国在页岩气领域实现了突破。据报道，波兰页岩气储量也很大，而油气又一直依赖进口，为什么波兰不仅没有引领“页岩气革命”，而且在页岩气开发方面至今仍没有太大的进展呢？恰恰是中国，主要依靠“垄断央企”而成为目前唯一一个能够做到“复制美国页岩气革命”的国家。

同理，目前世界上能制造大型客机的目前只有美国与欧盟，这也是实力的结果，绝不简单地归结所谓体制的自然产物。空中客车公司就是一家由法德英等国组建的超级国企。而在中国，只有商飞一家国企涉足中型以上客机的研发与生产，这一“垄断”现状并不是政策性的结果，而是除了商飞之外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包括私企）有实力参与干线客机的总体设计制造领域。某些经济学家宣扬，只要建立了以私企为主的市场机制，从铅笔到大飞机的所有需求就能得到满足，这样的口号根本经不起事实检验。

再拿深海油气开采来说，这也是高投入、高技术、高风险的行业。目前，在南海进行深海油气开发的中国企业，只有中海油一家。按照某些舆论宣传的逻辑，只要破除垄断放开市场，让私人资本与其它资本积极参与，深海油气开发就会迅猛发展。这种观点貌似有理，其实不然。即使全面放开这一市场，也不会立即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毕竟存在行业门槛。目前除了中海油，尚没有其它任何中国企业掌握了深海采油的技术。光有政策，没有实力，是成不了事的。

不只是能源、客机领域，其他所谓的“垄断”领域，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再如四川正在筹资兴建的川南铁路，因为没有暴利，没有私人资本愿意投资，四川政府只好再请求铁总来投资。有媒体、专家就此评论，只有政府提高客货运价格并允许进行“多种开发”（如将铁路周边地段给投资者进行地产开发），即只有靠经营铁路获取暴利，私人资本才会参与投资。可见，只要铁路建设的高投资、高门槛、低利润的行业现状不发生重大改变，即使完全放开让私人资本来投资，它们也未必投资。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舆论和媒体沉溺于“华盛顿共识”的教条，热衷于从意识形态、从所有制对比出发，来解读经济现象、提出政策建议。其中典型的观点就是“国企必然低效、缺乏创新精神，私企必然高效、富有创新精神”之类的观点。中国的页岩气开发事业，也被这种理论所笼罩着。不过，当理论还在陶醉于“自说自话”的时候，实践已经悄悄地给出了别样的答案：页岩气市场放开后，“垄断央企”不仅没有被超越，反而依旧成为行业创新的领头羊。

从实际出发，让思想冲破牢笼，这应当成为当前中国媒体与专家的评判起点。迫切需要从实际出发，决不能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时时处处从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教条、从“华盛顿共识”出发来对中国进行错误解读。

* 杜建国，自由撰稿人。

[1]《页岩气开发核心技术装备全部实现国产化》，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5日头版。

[2]该说法援引2014年9月17日国土资源部页岩气勘查开发进展新闻发布会。

[3]林伯强：《页岩气发展需要引入民间资本》。

国际油价暴跌，国内外一些专家预判“低油价时代已经到来”，甚至认为“碳氢能源依赖的时代即将结束”。尽管“高油价”与“低油价”是相对的，很难用精确的数字加以界定，但是既然谈论的是“时代”，那就不是短期现象，而是长期趋势，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是更长一段时间的国际油价基本走势。这是一个重大战略性判断，如果这一判断能够成立，国际能源关系和世界战略格局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动，而我国建立在“高油价时代到来”预测基础之上的能源发展战略和能源外交战略必须据此进行根本性调整。

然而，对各种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表明，目前的国际油价暴跌仅仅是一种暂时现象，今后相当长的时间、甚至是几十年内，世界仍将处在“高油价时代”，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运筹仍应立足于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的大趋势，而不应因油价一时下跌做出错误决定。

多种临时因素叠加导致国际油价暴跌

此次国际油价连续下跌是多种临时因素叠加所致，既与供需基本面失衡有关，也与其他驱动因素相联。

第一，国际石油供需关系失衡。过去几年随着油价不断攀升，资源国投资开发的积极性不断增高，新增产能不断扩大；加之美国页岩气技术革命取得突破，多国非常规油气的开发取得进展，国际石油市场供给量增多。与此同时，欧洲经济持续低迷，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减速，致使世界范围内石油需求增长放缓。供给增长与需求增长的非协调性，导致石油供需基本面出现失衡，这构成了国际油价下跌的基础性背景。

第二，地缘政治因素推波助澜。国际油价短时间内如此大幅下跌，远远超出了供需基本面失衡产生的影响，本应拉抬油价的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等地缘政治因素出现“逆向驱动”，这显然很不正常。大量事实表明，这种反常现象与一些国家的地缘政治操作直接相关。美国利用石油武器打压地缘政治对手的历史，足以证明美国不可能放弃这种机会。美国决计搞垮普京政权，无所不用其极，低油价显然会沉重打击对原油出口高度依赖的俄罗斯的软肋。至于美国打压油价对其非常规油气开发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显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取舍问题。沙特甘愿蒙受油价下跌带来的巨额损失而拒绝欧佩克限产保价，显然也有自己的地缘政治考量，那就是打压对手伊朗的油气产业、抑制美国非常规油气的发展。不论将美国、沙特的这些行为称作“阴谋”还是“阳谋”，确定无疑的是，地缘政治因素正在对出现下跌走势的国际油价推波助澜。某些专家认为“地缘政治因素对油价的影响日益弱化”的判断，显然远离事实。

第三，国际投机资本对油价的逐利炒作。最近几十年国际油价暴涨暴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控制的多家投机资本对油价的逐利炒作一直是背后的重要“推手”。国际油价从本世纪初不到30美元/桶攀升至2008年的147美元/桶，此后短短几个月里又急跌至30多美元/桶，在油价的暴涨暴跌中，炒作油价的“金融大鳄”从中牟取暴利。石油期货交易量8倍于实际交割量这一事实，就很能说明问题。按照国际知名能源问题专家恩道尔的说法，国际资本投机炒作对国际油价大起大落的影响占到了70%。尽管国际社会强烈呼吁发达国家加强对投机资本的监管，发达国家也做出过相应的承诺，但是投机资本仍在国际石油市场横冲直撞、兴风作浪，这是不争的事实。此次油价下跌的过程中，投机资本的逐利冒险本性再次发作，这无疑是油价短期内非正常暴跌的重大牵引因素。其中是否有大国政治操作在起作用，不能不令人生疑。

第四，美元升值产生的账面影响。美国经济恢复增长、美联储计划退出量化宽松，引起世界经济对美元升值的预期，导致美元对多国货币汇率升值。石油美元在国际能源金融领域、特别是期货交易中居于主导地位，以美元计价的石油自然会随着美元趋于坚挺而在账面上出现相应下跌。

但是，供需基本面的失衡不可能长时间持续，市场的修复功能必将发挥矫正作用，而地缘政治因素更不可能推动国际油价无休无止地下跌。

目前50美元/桶左右的国际油价已经过低，对世界石油生产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多个产油国财政收入减少，陷入资金短缺危机，高成本油田开发难以为继、产能开始收缩。特别是遭受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各大油气公司资金紧张、开发投资受到制约，东部地区新油气田的开发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减速。其他高开采成本的国家，例如委内瑞拉已在叫苦连天。开发成本普遍高于传统石油的页岩油更是难以承受长时间的低油价，投资动力必然下降，就连美国的页岩油气开发也已开始收缩。深海、北极石油的开发更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低油价的负面影响。在油价持续低迷、收入减少的情况下，欧佩克成员国对市场份额的争夺迟早也会让位于“限产保价”合作。

今后一个时期，世界主要石油产地的局势可能进一步动荡。与世界主要石油输出国直接相关的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问题，短时间内均不可能得到解决，甚至存在进一步激化的可能性。随着石油收入锐减，中东多个产油国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将会下降，不排除爆发“民主动乱”并对其石油生产造成冲击。上述情况很可能引发国际市场的恐慌性预期，从而推动国际油价非理性上扬。

另外，乌克兰危机正在“倒逼”俄罗斯加速“再工业化”进程。尽管相当长的时间里，俄罗斯难以改变经济和财政对油气出口的高度依赖，但是存在其对国际石油市场供应逐步减少的可能性。其他一些产业结构过于畸形的石油输出国，也会从俄罗斯的遭遇中汲取教训，努力摆脱国家财政对石油出口收入的过度依赖，这对石油产能增长及国际市场供给也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世界石油的供给量很可能逐步减少，从而建立起新的供需平衡。如果世界经济增长不继续减速，今年上半年世界石油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很可能发生逆转，国际油价有可能以较大幅度反弹，尽管重回110美元/桶之虚高价位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石油仍将是世界主导能源

从今后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世界能源的发展趋势看，石油作为主导能源的地位几乎不会发生根本性动摇。这就决定了“低油价时代”不可能很快到来。

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多是以石油作为基础能源。世界石油在一次能源供给中占到1/3以上。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都居于主导地位。而石油生产国以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还处在“煤炭时代”。就连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还处在摆脱“煤炭主导”的漫长历史阶段，经过多年的“减煤”努力，煤炭在中国整个能源消费结构中仍然占将近70%。虽然扩大天然气、水电、核能、新能源的利用有利于减排二氧化碳，有利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它们在能源消费结构中逐步扩大占比是必然趋势，但由于存在成本、技术、储量和开发能力等诸多问题，相当长时间里其对石油的替代作用仍然有限。如果油价长时间处于低位，石油对煤炭的替代作用可能进一步增强，从而进一步增大石油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

发展中经济体的石油需求将随着经济发展进程，长时间处在增长通道上。世界级和地区级新兴经济体必然不断涌现。其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基数的扩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将以增加石油等现代能源的消费为基础，石油是其不断扩张的制造业的主要原料。由于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其石油消费规模的扩大很可能远大于发达经济体石油消费规模的缩小。这意味着，石油的“消费峰值”远未到来，而且很可能迟于“生产峰值”的到来。因此，几十年里世界经济不可能进入“后石油时代”、“廉价石油时代”，国际石油供不应求、国际油价居高不下很可能将是一种长期现象。

世界经济转向以新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将是一个漫长过程。新技术革命的进步、气候环境变化的压力，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开发利用低碳、清洁、高效的新能源。但是，新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不仅需要技术上的革命性突破，而且需要对基础设施、生产设备、交通工具进行根本性改造，这些都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国防部门是石油“消费大户”，几乎所有武器装备都是以石油作为基础能源，要向新能源为主转变，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武器装备更新，这更是难上加难。而且，新能源的替代目标首先应是煤炭，其次才是石油。因此，石油作为主导能源的地位几十年内难以动摇。

美国在世界石油领域拥有重大影响力，它是不愿看到“低油价时代”的到来。页岩革命的成功正在使美国发展成为世界最大产油国，美国正在由最大石油进口国转变为石油净出口国。尽管世界油价下跌有利于美国广大消费者，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这绝不是美国石油巨头们愿意看到的。美国已将中国锁定为主要战略对手，让中国及其他新兴大国从油价长期低迷中获益，更不是美国所愿。今天用低油价打压俄罗斯，明天完全可能用高油价打压中国。长期看，美国必将是国际油价走高的重要推动者。美国在世界能源领域、特别是能源金融领域拥有霸权地位，美国投机资本的期货交易对国际油价拥有重大影响力，因此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取向对国际油价走势的影响不容低估。

另外，还要其他一些重要因素。例如，化石能源总是越采越少、越采越难。尽管随着技术的进步，探明储量将会进一步增加，开采同等条件下成本会降低，但这些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石油开采成本越来越高的长期趋势。所谓“随着新能源的快速发展，石油将成为无用资源，资源国不得不加速开发”的说法，纯属一厢情愿。

总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世界经济对石油的需求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国际油价走高将是一种长期趋势，油价的短期下跌构不成“低油价时代到来”判断的过硬依据。

中国中长期国家能源战略应立足于国际高油价

国家能源战略必须建立在准确判断世界能源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我国能源发展与国际能源关系运筹绝不应该因为某些专家所谓“低油价时代”的说法所忽悠，而应继续立足于“高油价时代”的长期延续。

首先，应下大力气实现煤炭的清洁利用。鉴于我国能源禀赋“多煤少油”的特点，相当长时间里仍应以煤炭作为基础能源，而不是大规模“弃煤改油”。考虑到节能减排的巨大压力，我国应在减少煤炭消费比重的同时下大力气实现煤炭的清洁利用，力争在煤制油、煤制气领域实现实质性技术突破。

其次，抓住每次油价下跌的窗口期强化国家能源安全。低油价不是长期趋势，每次油价下跌对于我国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机会。应抓住机会扩大国家石油战略储备，争取并购一些海外油气资产，调整国内油气价格。同时也要高度注意防范低油价对我国海外油气资产和金融投资可能带来的风险。

其三，坚定不移地推动新能源与核能的发展。切不可因为油价一时下跌而影响新能源的开发投入。应努力争取在新能源技术研发中率先取得重大突破，这是关系到我国在新一轮世界产业革命中能否占据制高点的大问题。在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方面，似应争取越过石油主导阶段，直接跃进至新能源及其他清洁能源主导。更加安全、高效的核能是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应对油价长期居高难下的重要选择之一。

其四，在改造国际能源秩序上拥有更多“大国作为”。努力推动国际能源关系“去美元化”进程，扩大油气贸易中的本币结算，以应对美国对国际油气价格的操纵和国际投机资本对国际油价的炒作。努力推动新型能源合作组织和机制的建立，构建生产国、消费国、过境国的“能源战略同盟”、“利益共同体”，争取国际油气领域的更大话语权和影响力。利用外汇储备优势，扩大对周边地区及世界油气主要生产国的开发投资，争取控制更多的世界油气资源、确保我国油气供给安全。（王海运，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基金会能源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2014年8月19日，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的官方网站信息显示，日本十二家企业因实施汽车零部件和轴承价格垄断，被国家发改委处以巨额罚款。其中日本住友等八家零部件企业被依法处罚8.3196亿元，日本精工等四家轴承企业被依法处罚4.0344亿元，合计罚款12.354亿元。

淡定上交“保护费”

据了解，本次发改委的反垄断调查中，日立（HITACHI）和不二越（NACHI）率先“自首”，做了“污点证人”，并为反垄断调查提供了重要证据。

我国的反垄断法允许政府对一家企业处以年营收不超过10%的罚款，配合调查的企业可从轻处罚。因此，在两组处罚中，报告达成垄断协议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的日立和不二越，被免除处罚。

对此，许多媒体拍手称快，以为此次发改委开出“天价”反垄断罚单，迫使日本企业“贼喊捉贼”，以日立和不二越为突破口，将有望撕裂日系零部件企业间长期以来的垄断联盟。对此，笔者实难认同。

日本零部件企业并非简单的行业同盟关系，在看似各自独立的背后，有着非常多的隐秘交集。它们不仅在同行业内以协商合作、共同议价的方式获取垄断利益，在整个汽车产业链上，日系企业也在上下游间形成利益共同体。

这种紧密关系，有些可从股权关系上看到些端倪。像本次遭到处罚的4家轴承企业中，作为产业下游的丰田，便分别持有不二越5.29%和精工3.83%的股份，而捷太格特（JTEKT）则是原光洋精工（KOYO）和原丰田工机在2006年1月1日合并后成立的新公司。同时，更多利益的搭建并不会显现在股权上，而是在长期稳定的上下游供应合作中渐渐完成，像丰田公司便下属175个初级供应厂商和4000多个二级供应厂商。日本整车制造和汽车零部件企业间稳固的利益关系，从中可见一斑。

此次天价罚单，看上去更像日本汽车零部件和轴承企业携手一起上交“保护费”，这笔“保护费”的支出性价比很高，为其留足了利润空间

因此，此次天价罚单，看上去更像日本汽车零部件和轴承企业携手一起上交“保护费”，还远远达不到打破其利益结合的力度。并且，相较于这些企业十年间在华的收益总和，这笔“保护费”的支出性价比很高，为其留足了利润空间。

不只是在中国，日系零部件企业因涉嫌操控零部件价格，在美国、欧洲都遭到过反垄断调查。2014年3月欧盟对零部件进行反垄断调查，日本精工被罚6.24亿欧元，恩梯恩公司被罚2亿欧元。5月，新加坡竞争委员会宣布对不二越、日本精工、恩梯恩三家企业处以总计约930万新加坡元（约4626万元人民币）罚款，另外，日本精工5月在澳大利亚也因垄断轴承市场操控价格遭300万美元罚款。

面对全世界“四处飘飞”的反垄断罚单，日系零部件企业看上去并未慌了手脚，日本精工甚至在其2014财年年报上“自豪”地写道：“尽管由于反垄断处罚导致公司收入损失高达163亿日元，但是公司纯收入仍然实现了翻番，达到312亿日元，增幅98%。”

只靠罚款解决不了问题

事实上，日本企业在汽车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产品价格上均处于同盟状态，即使被开出巨额罚单，它们还是可以将这个成本转嫁到上下游产品上，甚至转嫁到售后服务上，经过整车成本的累加，被处罚的成本最终还是会落到消费者身上。因为日本车企在华产业链条已基本形成内循环体系，在利益分配上可以玩“左手倒右手”的游戏，更何况其诸多零部件在技术上具有不可替代性。

因此，只靠罚款无济于事，零部件价格的下调，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回顾日美汽车产业间的竞争史，我们会发现，这种竞争早已上升到产业战争的地步。虽然美国对日本的汽车产业战打得并不漂亮，但这段历史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可以为当今中国汽车产业应对日本的不正当竞争提供警示和参考。

2009年7月，日本8家主要汽车生产厂家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46.6%这一历史最高纪录，首次超过美国三大汽车厂商。高兴之余，丰田汽车社长丰田章男却表示：“我们其实非常担心，日系厂商对美国汽车市场的过度蚕食，会引发市场之外的贸易纠纷。”

丰田章男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因为每一次当日本汽车产业触动美国核心利益时，美国都会“有规律地”发起舆论攻击战、贸易保护战或产业战争，并且屡试不爽。

1979年，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为17%，1980年快速上升到24%。面对以丰田汽车公司为首的大举进攻，已连续两年严重亏损的克莱斯勒总裁艾尔卡克和福特董事长卡德维尔商量出一计：借美国媒体和工会造起舆论声势，然后两家公司联合向国际贸易委员会正式对日本提出反倾销诉讼，指控“丰田向美国市场倾销汽车”。

当时，美国国会甚至准备制定新法案，将日本汽车的进口量限制在150万辆水平。只是由于日本首相铃木亲自出面调解下，该法案才未出台，但日方不得不主动限制在美国市场上汽车的销售。1981年日本对美国出口汽车数量控制在168万辆，1982年为193万辆。自此之后，美国对日本汽车的打压一直没有停止。

丰田章男的担心果然成真。2009年8月，美国掀起丰田“刹车门”事件，一直持续到2012年岁末才做结论。尽管丰田汽车公司最终被美国交通部调查证明无过，但丰田还是选择了支付11亿美元和解赔偿金来息事宁人。

谈起“刹车门”的缘起，要追溯到2008年。当时，美国正遭遇金融危机，其汽车业更险遭灭顶之灾，通用和福特两大汽车公司年度亏损额分别达到168亿美元和146亿美元。而此时丰田的全球销量利润却达到新高，2008年150亿美元的利润让丰田坐到了全球汽车业老大的位置。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出面，为一系列的“刹车门”事件造势，引起美国社会和舆论的强烈反响，并导致丰田汽车在美销量受到沉重打击。

最后根据调查，“刹车门”所涉及的车祸是由驾驶员操作不当造成的。但丰田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担心遭到美国变本加厉的抵制而采取了隐忍态度。11亿美元的和解赔偿金，丰田看似付得有些冤，但实际上这是变相向美国政府上交的保护费，也是丰田公司重新攻占北美市场的一块敲门砖。

在遭遇“刹车门”时，丰田在全球市场召回850万辆汽车，但在中国却只召回了7.55万辆RAV4车型，不到整个召回车辆的1%。据此，有评论指出，丰田在中国的生产工厂扮演了“召回门”看客的角色。中国成了丰田汽车全球召回的免疫区，丰田根本没有把中国消费者当回事。

由此可见，面对日本汽车产业的入侵，中国仍未完全将其上升到产业战争的高度。希望此次针对零部件和轴承企业的处罚，能真正揭开中国汽车产业保卫战的序幕，而不只是简单地收取“保护费”。

丰田可不仅仅生产汽车

谈到日本汽车，不能不提到丰田。在人们通常的认识中，丰田就是家汽车制造企业，这与我们自身的习惯性错觉有关。在中国，造汽车的企业就是造汽车的，没有或很少还涉及其他的产业和功能。所以，很多中国人产生了“丰田汽车产量世界第一，丰田就是一个制造汽车的企业”的错觉。

从我们的研究看，美国曾经实行金融、商业和产业分离的经营模式，中国在过去十几年也是按照这种分离模式打造企业的。这种现实造成我们理解“日本制造”时，往往戴上“美国眼镜”去看日本的企业。实际情况是，日本的丰田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制造企业，它实可称之为“丰田财团”。

只有从“财团”的角度去审视，才能清晰描绘出一个真正的丰田。

现在的丰田财团，是以丰田佐吉（1867年-1930年）创立的丰田自动织机为母体，发展起来的庞大企业集团。丰田财团由丰田总公司、子公司（529家）及关联公司（229家）组成。日本国内以丰田财团为主要客户的直接交易企业共有26269家（包括供应商及销售商）。

丰田财团旗下拥有16家一级企业，均为世界级知名企业，如丰田汽车（世界500强第9位）、日本电装（世界500强第269位）、爱信精机（世界500强第431位）、丰田自动织机、丰田通商、捷太格特、爱知制钢、日野汽车、大发工业、丰田合成、丰田纺织等，其产业链覆盖汽车产业从上游原料到下游物流的所有环节。

丰田财团旗下多家世界级企业的盈利能力并不输于丰田汽车。众所周知，汽车配件的利润要高于整车，日本电装、爱信精机、丰田自动织机被称为“丰田三驾马车”，其主营业务正是汽车零部件。日本电装是世界屈指可数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巨头之一，仅次于德国博世；爱信精机是世界第五大汽车零部件生产商；丰田纺织、捷太格特和丰田合成分列国际汽车零部件企业排行第18、19和29位。

作为丰田财团本家的丰田自动织机，多年来以自动织机为基础，向世界提供了众多产品，其中许多产品市场份额一度位居世界第一，如喷气式织机、汽车空调用压缩机、叉车等。丰田自动织机高浜工厂，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专业生产工业设备的制造厂。

在日本汽车界，“销售的丰田，技术的日产”流传甚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丰田汽车就是一群商人的集合。丰田的商业能力集中体现在丰田通商身上。

丰田通商的业绩在2009年3月达到销售额6.2万亿日元、净利润402亿日元，成为排名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住友商事、伊藤忠商事、丸红商事之后的日本第6大综合商社。值得一提的是，从1971年到2010年间，丰田通商在中国成立了100多家合资企业，形成规模庞大的丰田汽车产业群，强力支持了丰田汽车在中国的发展。

日本还一度流行着“丰田汽车公司是日本中央银行”的说法，原因是丰田汽车拥有的现金数额比日本国内大型银行保有的现金数额还要多，达到近3万亿日元（约330亿美元）。

因为拥有如此巨大的现金储备，丰田经常成为诸多日本企业的“救世主”，成为众多并购交易的幕后神秘力量。其并购交易不仅仅局限于汽车行业，还涉足银行、证券、保险、商社、电气、通信、化学、钢铁等诸多行业。截至2009年3月，仅丰田财团的丰田汽车，便持有日本72家企业的股票，总持股金额达2.1万亿日元。

仅露“冰山一角”的财团布局

2011年日本大地震，波及汽车零部件生产与出口，中国各家车企生产告急，此情此景迄今仍在中国车企心头萦绕。直到那时，中国汽车产业才算真正敲响了警钟。然而，对日本汽车零部件的依赖，还仅仅是日本汽车产业在华谋局的“冰山一角”。隐藏在汽车品牌之后的，是一个硕大无比的产业体系。

以丰田为例，所有人都知道一汽丰田、广汽丰田，但很少有人认识到，丰田在华布局已渗透到汽车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依照丰田在全球一贯的发展模式，它肯定不会满足于只在中国生产汽车，而是要在产业配套的各个环节全面开花，压缩生产成本。丰田认定，整车和零部件的物流服务是售后市场的主体，并将之放在与制造和销售汽车同等重要的位置。因此，丰田汽车一方面加大开拓中国市场的力度，扩大投产规模；另一方面，丰田通商这家综合商社承担起构筑生产和配送体系、完善产业配套结构的重任。

在上游，丰田不仅自己拥有新日铁、日本电装、爱信精机、小糸车灯等世界一流的原材料和零配件供应商，而且还有一大批长期合作、关系紧密的“准丰田系”供应商。丰田汽车走到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这种稳定的合作关系，不仅降低了丰田汽车的生产成本，保证了产品质量，而且也极大降低了丰田汽车的经营风险。

在中游，丰田汽车依靠以“及时生产”和“全面质量管理”为代表的丰田生产方式（TPS），制造出质量上乘、价格便宜、符合各种顾客需求的汽车产品。丰田一刻不停地观察和研究世界汽车工业的变动，它似乎总能敏锐地觉察到未来发展的趋势，并全力以赴研发新的产品满足人们的需要。

在下游，丰田汽车对经销商的控制能力堪称一流。训练有素的经销商能够引导顾客按照一定的方式消费，从而配合丰田汽车的生产制造，使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顺畅运转。从某种意义上讲，一流的经销体系正是丰田汽车保持健康发展的关键。

所以，我们在国内看到的丰田汽车，其实代表的是日本在汽车产业上的整个产业体系。在日本，丰田渗透日产及其他汽车公司的产业链里，和它们进行捆绑；在海外，丰田与中国“一汽”、“广汽”这样的产业链形成捆绑，在美国也是如此。

在面对日本企业竞争时，决不能局限在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甚至一个产业，而应当有财团体制的整体概念

如今，丰田财团已形成一个“帝国”，然而丰田财团也不过是三井财团培养起来的众多成员企业之一。三井财团由26家同丰田类似的大型企业组成，通过一个“总经理会议”来协调各方行动，企业之间通过交叉持股形成利益共同体，并存在众多的共同投资关系，成员企业间互通情报、实现人事互派等。

相对而言，丰田财团还是在汽车及相关产业中布局较深，而更为庞大的三井财团，却将触角伸到了你能想象到的几乎任何领域。因此，在面对日本企业竞争时，决不能局限在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甚至一个产业，而应当有财团体制的整体概念。

应从产商融的结合中寻求突破

2013年前三个季度的终端注册数据显示，在狭义乘用车市场上，中国自主品牌的市场份额仅26.8%，较三年前下降6.5个百分点。而这仅有的“自主品牌”汽车中，又掺杂了众多国外零组件的水分。市场份额尽管只是汽车销售的统计结果，但它反映了各厂商对汽车产业链和外围相关产业整体的控制能力。简单的数字，反映了无情的现实。

从汽车配件产业版图看，中国的汽车配件市场早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不但生产规模完败，就连合资的高科技汽车零配件企业也是寥寥无几。

日本在产业链上进行的是整体竞争，而不是品牌竞争。在缺乏核心技术、本土市场得不到保护以及缺乏产业链控制力的多重打击下，面对外资对手的全力剿杀，中国汽车企业的前景的确可以用千钧一发来形容。如果还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国汽车行业将永无翻身之日。

中国不能以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而沾沾自喜，而亟须做自己的综合商社、财团，进行产业链的竞争，并打造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争取在产业链上有更多话语权。

我们缺少敢于做产业组织者的商人，或者说商社、财团。在我国，推动汽车产业发展进步的总是技术人员，而不是“做市场”的商人。

事实上，日本汽车产业在二战后曾一度陷入困境。以丰田为例，由于丰田家族是工匠出身，对企业如何经营、管理，如何把握市场脉搏并不精通，一度曾面临生死存亡。后来是丰田的大股东之一三井银行，挑选了一位“做市场”的人——石田退三做丰田的领导者，引领了丰田产业的崛起。由此可见，熟悉市场、懂得贸易的人，才是最合适的企业经营管理者。

在缺乏核心技术、本土市场得不到保护以及缺乏产业链控制力的多重打击下，如果还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国汽车行业将永无翻身之日。日本汽车产业之所以能在世界崛起，产商融合的模式非常重要，这种模式也是日本经济模式的一个代表

日本汽车产业之所以能在世界崛起，产商融合的模式非常重要，即产业和商业可以形成一种共生模式。日本汽车产业基本都是运用这一模式，这种模式也是日本经济模式的一个代表。

这套东西实际上可形象地总结为：产业是陆军，商业是海军，金融是空军。日本有很多叫做财团或者商社的组织，这是一种综合性的商业组织，经营内容包括贸易、金融以及实体产业。丰田、本田、铃木等汽车企业身后，都有这样的大财团做后盾。这些财团实力雄厚，通过参股的方式掌握着众多产业，这样能够把产业、资本和贸易有机结合到一起，使实体产业的发展，随时都有金融和商业的支撑。

然而，在我国，目前的情况是，我们的企业都是相互孤立甚或对立的陆军、海军、空军，彼此之间恶性厮杀竞争，企业和经销商之间矛盾重重，还常常存在融资难的问题。海陆空各自为战，甚或彼此为敌，没有形成立体作战，所以产业很难发展壮大起来。

从这个角度说，兼并重组迫在眉睫。政府主导的兼并重组实际上并不能总起到积极的作用，具有战略眼光的商人主导的、以盈利和市场需求为目的的兼并重组，也是较好的组合。所以笔者认为，我国真的需要培养一些类似日韩综合商社那样的产业组织者，重新组织筑造起中国汽车产业的长城。

附：新闻小贴士

2014年8月19日，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表示，日立、三菱电机、不二越等12家汽车零部件厂商因操纵产品供应价格，被处以12.35亿元罚款。这是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开出的最大一张罚单。发改委表示，将对本次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其他违法线索继续深入开展调查，确保公平执法，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编者按：北京时间10月30日，美联储宣布结束债券购买计划（QE3）。怎样看美国货币政策变动的背景，它对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走势将有什么影响？11月18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本导刊邀请部分专家学者，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座谈，到会专家虽然观察角度和看法不尽相同，但意见都颇有见地。在此初步梳理成文，以飨读者。其中如有不当之处，由本编辑部负责。

美国退出QE政策的背景

退出QE3不等于退出QE

美联储宣布退出的原因是，美国经济向好（三季度GDP环比年化增长率达3.5%，高于预期的3%），失业率下降（持稳于5.9％）。国内财经界对美国经济走势也多持乐观意见。同时，也有人也对美国退出QE后资金回流美国、冲击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表示担忧。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是美联储的非传统货币政策。QE1和QE2，主要是为稀释导致次贷危机的“有毒资产”，为一批已成坏账的到期合约提供担保，印钞票发国债，将钱贷给附属机构，为这些烂账买单，减少市场上的长期资产和坏账，维持市面的资产价格。这样，美联储救了制造金融危机的金融寡头，暂时维持住了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但QE1政策并没有使实体经济复苏。因国会两党无法取得共识，财政政策无法推行，只好继续搞QE、靠印钞票降低利率，刺激消费和投资。 

美联储10月31日的声明称：“不再进行资产购买的行动，到期债券继续买入的滚动操作将长期持续进行。”此前，2013年出台过QE4（在QE3每月买入400亿国债的基础上再追加购买450亿），今年以来连续削减。但前边的烂账到期还是要继续买入。

美联储退出QE是权衡两难的选择

美联储退出QE3政策，显然是出于对自身面临的经济形势所作出的考量。

多数专家同意：美联储退出QE3是一时的策略，长期看不可能真的退出。只是如果放水太多，美元的地位会崩溃，所以要营造一种有经济理性支持的货币政策，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长期靠印钞票刺激需求，必将动摇美元作为世界性储备货币的地位。结束QE是给金融市场打气，希望投资者在美国投资。

美联储两年来多次讲要结束QE，但只打雷不下雨，因为经济形势不看好。美联储说停止QE是为防通胀，但目前通胀率很低，这个说法不成立。美国QE以来，大量热钱跑到新兴经济体国家，每次说要退出QE，美元就走强、热钱回流，这些国家的货币或股市就大跌。所以，美国QE的最大受害者是没有实施资本账户管制，外汇储备也不够多的新兴经济体国家。　　

美元走强可以刺激国内消费，但也会增加外贸逆差。如果市场没有改善，停止QE等于停止给病人输血，股市就会看跌。所以很多人不相信美联储的话是真的，认为还会有QE4。

美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不乐观。美国搞QE后，欧元、日元也跟进搞货币贬值刺激出口。现在欧洲是负利率，日本是零利率，和美国是同质竞争。如果美国提高利率，美元将飙升，外贸赤字急剧增加，反而帮助了德日。

总之，目前美国处于两难困境。不做一点退的样子不好办，真退又退不出去。（史正富，复旦大学；陈平，北京大学）

另一种意见认为，美联储退出QE是美国各大势力博弈的结果。首先，美联邦财政多年巨额赤字，借债度日，严重依赖短期债务的周转。2001-2013财年，每年应支付的短期债务本金占总债务本金的80%以上（大量由外国投资者所持有）。美联储利用美元霸权地位，通过操作技巧压低短期债务成本，使政府每月保持约2万亿的短期债务用于维持流动性。近些年由于政府征收“富人税”，导致严重的资本外逃，加上国际上主要美债持有者的抛售行为，为抵消资金外流趋势，让美元升值就成为目前的政策目标。

其次是华尔街的声音。QE政策成功抬高了资产价格，让华尔街顺利解套并获利甚丰。但各种监测指标表明，高风险级贷款及债券的发放量已逼近或超过2007年金融危机前的状态，资本泡沫风险正在逼近。二季度标普500空仓占比大幅度飙升，各管理基金看跌美国房地产业，种种迹象表明大鳄们已准备翻空。另外，美元走强，对美国石油集团、军工集团的利益，都没有直接的损害。美元升值等于压低物价，美国一般国民当然会欢迎。（赵亚赟，人民大学重阳经济学院）

美国经济是否走向复苏？

美国“退出QE”是因为国内实体经济复苏，还是权宜之计？这对美国货币政策中期走势的研判十分重要。

一些专家认为：美国经济只是表面改善，结构没有大的改革。美国很多经济学者认为QE政策对实体经济没有太多效果，但又找不到别的办法。格林斯潘指出，QE项目在抬高资产价格方面“超级成功”，但仅看到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膨胀，却没能刺激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

美国经济统计的一些数据也缺乏说服力。就业数据多是社保局官员打电话抽样调查的统计数据。GDP增长率一时的提高，能否持续创造就业还有待观察。2013年和2007年相比，实际GDP仅增长6%，但2009年之后房地产价格增速是GDP增速的20倍左右（赵亚赟）。9月份美国的通胀率才1.7%，实际是通缩的局面。

QE3结束，美联储又不敢提高利率，通胀没上去，利率不动，真实工资没有上去，消费也没有真的上去。无限制的货币供应，带来的不是通胀而是通缩。这些指标很难证明美国经济在复苏。目前看好美国经济的，多是华尔街的人，它只是打吗啡针，结构没有调整过来，基础设施陈旧，加州德州的创新不足以拉动全美的就业。

投资者是否有投资意愿，首先看是否有盈利前景，而不在利率多低。而且美国人如果有投资新项目，多半还会在中国生产，因为美国基础设施落后，劳工没有竞争力，投资周期比中国长。

现在美国失业情况没有“大萧条”时那么严重，原因在于社会福利制度，但实际的代价跟大萧条一样。所以估计金融危机的复苏很慢，不会比日本1990年后的萧条期短。而且美欧日都出问题，形势要严峻得多。美国货币政策传统的思路只有两条：如果失业率高，就降低利率，如果通胀率高，就提高利率。（史正富，陈平）

全球经济没有走出衰退。相反，量化宽松加速了全球货币体系的重大变局，加剧了全球货币金融的不稳定性。由于美国这个金融泡沫有可能破裂，2016年有可能出现新的全球金融危机。现在欧元区和日本基本陷入了衰退。（向松祚，人民大学）

另一种意见认为：导致美国退出QE的关键因素是，2013年10月31日，世界上六个主要金融经济体（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欧盟、瑞士），达成了“货币互换协定”，核心内容是：其中任何一方如出现临时流动性短缺，可随时调用其他协定国的流动性，没有限量，并且按照不短缺国家的利率标准来支付利息。这是一个新的联盟，意味着成员国可以避免类似2007年的金融危机。因此不再需要采用QE政策，照样可以不断扩充虚拟资本经济。这是金融资本阶段一种烫平波动的秩序。它运行一年后证明成功，如此才有QE的退出。

这说明，处在金融资本阶段的主导国家，内生调整还有空间。QE政策的关键是低利率或零利率，美国的金融投资机构可以拿到1%年息的贷款，而中国官方利率至少是5%、6%，甚至是7%。经过层层环节，到企业那里资金成本更高。

当前资本价格和技术价格最低的国家是美国。美国的传统经济固然没有恢复，但追求资本和技术增密的新经济部门的企业纷纷流向了美国。另外美国的页岩气产业兴起，使得能源价格可大幅降低。资本、技术、能源三个要素的价格都低，是不是产业会流向美国？美国劳动力价格高，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新产业部门，往往是劳动力节约型的。所以，美国制造业引领美国的经济反弹，是一个客观情况。（温铁军，人民大学）

美国退出QE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

有专家指出：美元升值必然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再加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资源型经济体将是美国QE退出最大的受害者，包括新兴经济体，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印度等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本国资本市场严重依赖外资。印度的股市资产泡沫已经很严重。

美国退出QE，美元升值，欧盟却准备推出新的QE压低欧元汇率。这将导致欧元区资金外逃更加严重。

日本的制造业外移，日本居民大量购买外国股票。资本市场价格因QE而暴涨，吸引国际热钱，但这不是日本政府乐于见到的局面。

这可能使世界金融多元化的进程变缓，争取保持美元某种程度的强势，而不是弱势。（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对中国来说，热钱流出中国，跨国公司（包括本土公司）将部分人民币换美元，资金流出不可避免。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可应付这一局面，对中国的影响没有想象的那样大。多数专家认为，美国退出QE，对中国利好因素多。（赵亚赟）

关于美国退出QE对中国的短期影响，学者们认为，可能对中国的资本市场有一点扰乱。由于货币发行受外汇占款影响大，美元资产外流将导致货币供应紧张。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减轻。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降价，有利于进口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进口欧洲的设备和技术也将相对便宜，有利于国内装备升级换代。　

美元升值，热钱外流，国内房地产泡沫会下来，实业资本会增加发展空间。热钱回流冲击美国、冲击发展中国家，逼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也实行资本账户管制。IMF越来越不灵，区域合作就起来了。问题关键不在于分析其对中国的影响，而在于怎样利用这一类政策变动带来的机会，服务于中国的长期发展。（史正富，陈平）　　

从中长期视角看全球经济金融形势

到会多数专家认为：美元霸权地位正在由盛转衰。量化宽松其实是在透支美国的信用，长远的影响是动摇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再靠印钞票来转嫁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美元的贬值-升值周期和“剪羊毛”

乔良（国防大学）：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国实际上一直在搞量化宽松，本质就是增发货币。美元大量输出，使全球经济形成对美元流动性的依赖。1971年后美元的总体趋势一直走低，但在技术操作上，美国会让美元指数走低一段后，再使它走强。每次走低再走强，就是一次“剪羊毛”。1977年10月到1985年2月，美元指数从84.13上涨到128.44，对应的是拉美金融危机。1995年4月到2001年7月，美元指数长期走低之后，再次从80.05上涨到121.01，对应的是东南亚金融危机。2006年美元指数开始走强，因2008年金融危机而放缓。之后美国连续4次QE，更多美元资本流向世界。美国在“剪羊毛”时，需要一个区域性的投资环境恶化为条件。近两年，钓鱼岛、黄岩岛、981钻井平台等事件连续在中国周边发生，直至最近的香港“占中”事件，发人深省。不能说人家每一步都是计算好的，但如果对西方的老谋深算置之不顾，仅仅看作分散的“市场行为”，是危险的。

图：美元利率与金融危机的相关性

西方金融市场的扩张和深化，经济的虚拟化

向松祚：当前全球经济有两个大问题。一是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自我膨胀。金融体系本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现在颠倒了。金融资本投机行为开始主导整个经济体系的价格机制。传统教科书认为商品价格是由供需曲线决定的，现在虚拟经济占了主导地位，包括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其实都是由金融投机的行为所决定的。

第二，制造业中心和虚拟经济中心的背离。贫富分化在全球、在国与国之间广泛存在。虚拟经济中心成为主导，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大部分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利用他们的劳动力为全球生产廉价商品，从而就形成了全球产业链在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收益分配的“微笑曲线”，制造环节只能拿到收入的一小部分。

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分化，主要是三个方面：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分化；货币和信用的两极分化（富国可以随意创造信用）；这又导致实质收入的两极分化。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保护了全球货币经济性贬值，鼓励了投机性的资金流动、导致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导致虚拟经济的膨胀，从而加剧了全球货币金融的不稳定性。 

美元霸权有增无减

向松祚：戴高乐早在1965年就说过：美国享受着美元所创造的超级特权，不流眼泪的赤字；它用一钱不值的废纸，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程。戴高乐的顾问后来也说，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已沦为小孩子的过家家游戏：欧洲各国辛辛苦苦赚回美元和英镑，然后又毫无代价地拱手返回给发行这些货币的国家。

2001-2006年，美国累计对外借债3.209万亿美元，而它的净负债减少了1990亿，等于净赚3.408万亿美元，其中汇率贬值一项就赚8920亿，资产负债收益差距赚得1.694万亿，其他手段赚了4620亿。这相当于美国6年的国防开支的总和。

哈佛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认为，中国表面看是顺差，其实是逆差，因为美国每年对外投资减负债是净收益。中国的海外投资主要是美国国债，等于美国用很低的利息向中国借钱，拿了钱向其他国家投资高回报的资产和企业。

美国FT的马丁·沃尔夫认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和最大的私募基金，具有无限的融资和创造信用的能力，美元长期贬值（相对于实物资产）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元的市场在全球做得越大，对全球的控制力就越强。

哈佛大学理查德·科伯（原美国副财长）说，外国投资美国国债越多，就越难以自拔，美元债券的流动性就越高，各国外汇储备投资就越别无选择。这就是美元债券市场的规模效益和锁定效益，吞噬着别国的外汇储备。美国人称之为“确保金融相互毁灭机制”，一旦发生政治冲突，你的金融资产都在我手上。

美国经济与美元地位的历史性衰落

美国引领产业创新潮流风光不再

曹和平（北京大学）：二战后的一段时期，美国经济的每个增长周期都实现了与技术产业周期的耦合。20世纪60年代是汽车业大发展，使其投入高速公路建设的巨额资金得以获益。70年代家电产业兴起，冰箱、彩电、洗衣机等进入普通家庭。80年代是计算机和电子通讯业，90年代的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支持了美国的十年增长。但2003年以来，美国还没有找到能够将经济拉出下行轨道的新主导产业群。如果有这样的新技术新产业出现，也很可能是美、中、欧三家分享，不会重复历史上美国独大、引领世界的风光。现在的美国，仅仅是货币市场上的强势。

美国越来越倚重美元霸权和金融市场

史正富：20世纪50年代马歇尔计划后，欧洲、日本崛起，四小龙崛起，到80年代，把美国的产业竞争力比下去了。美国的应对，一是推动新产业群的兴起，二是用美元权力搞金融操作。但国内IT产业刚搞起来就被日韩印等国抢去。本国产业外流，苹果虽然有千亿美元市值，在美国只雇了5000人，上百万雇工分布在全球各地，反而培养了竞争对手。生物产业功能被高估，巨额投资不见效果。新一代产业振兴美国的机会基本落空。

于是美国越来越倚重美元的霸权优势。通过扩张国家级的负债，使全民享受的生活水平不降低。这个过程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导致美国的政治问题，包括金融财团的崛起和对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影响渗透。实体经济方面，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实惠不大。美国找不到带动投资的机会。有人说要搞负利息，逼人去投资，但关键是有没有有利可图的机会。

随着东亚崛起、人民币走强，美元霸主地位受到威胁，急于找出路（新产业）。没找到出路之前，就要用技术性手段保证美元的地位。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这么多年了，为什么美元没有衰弱，规模还不断扩大？很大程度是因为创造了一个有深度和广度的全球性金融市场。这刺激了美国金融工程的发达，创造出一堆堆的金融衍生产品，它们的交易带动天量的交易需求，创造了庞大的金融产业，带来大规模的金融界就业，美元的价值才能保住。不要以为美国的金融业多么强大，实际上是美国内在的结构需要虚构的金融产品的大规模市场。但这个产业的兴盛，扭曲了美国的金融、产业和社会结构。

实际上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因为美国的GDP统计，把一部分属于资产的项目也算做GDP了（约15%的水分）。美国需要一个大的GDP才能支持它的国际地位和支持美元，如果GDP不够大且不能增长，而债务每年必定要增长，游戏就玩不下去了。所以中长期不看好美国。它的工业竞争力在过去30年已逐步流失。要想重建，相当艰难。

贾晋京（人民大学重阳经济学院）：发展工业不仅要求低成本的劳动力，工业体系是一个“生态”。东莞的产业要转移，但所有的老板都说转不走，比如在生产线装配手机，零件起码600多个，缺一不可，只有在中国才能配套。

历史上看，资本主义走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途径，一是扩张市场，或开拓殖民地，或将既有的市场深化，如欧盟。二是通过技术和产品创新，形成新产业群。第三种方式在二战后得到充分发展，就是打通不同的金融类市场。如打通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1957年欧洲），后又打通期货市场和其他的市场。用这种方式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包括金融衍生品），容纳更多货币，通过增发货币进行经济救援。

但金融市场扩张，又鼓励企业背离费力的生产销售活动，去参与快捷的金融产品交易。由此导致资产过度证券化和经济虚拟化。现在美国有一批企业，财务数字很不错，支撑了股市价格。但企业的销售数据非常糟糕，它只是持有大量现金，实际上这是美联储印出来的票子通过再贴现、再贷款给了金融系统，然后贷给企业。企业没有实体项目可投，只能再投回金融市场，因为实体经济收益率低。

另外，2009-2012年，美国新增国民收入的93%被1%的人占有，这些收入主要在离岸金融体系中，不受任何主权国家的管辖，连谁有钱、有多少都不知道。全球金融财富，可能80%是离岸的。等于钱印好了流出去，都堆在金融系统里了。    　　

美元地位衰落的迹象

贾晋京：现在美元之所以还会升值，是因为人们一时改变不了游戏规则。但美元的地位取决于美元在全部结算量当中的分量。现在美元能够起作用的范围是在下降而不是在上升。

世界上对美国滥用美元特权日益反感。因为流通中美元的2/3是美国之外的人（机构）持有，所有银行间美元结算必须经过美国本土计算机系统。最近美国以本国金融监管法规为据，以种种理由（如汇丰和伊朗、巴黎银行和南苏丹业务往来）把欧洲各大银行罚了一个遍，动辄几十亿。今年7月美国罚了法国巴黎银行90亿美元。法兰西央行行长克里斯托弗·伊尔说，美国逼着我们去美元化，我们一定要坚定的推进去美元化。其他一些地缘政治因素，比如说制裁俄罗斯，也逼着俄罗斯采用人民币结算。这都是在加速去美元化的过程。

我们的战略考虑

一是坚持实体经济为主，金融为实体服务。我们的经济发展方针，应把促进科技创新、推进产业升级作为核心任务和关键环节。中国制造业总量居世界第一，但在技术和价值链层面还有很大差距。科技支持资金应向产品创新的前沿公司倾斜，提倡工程师立国、技术工人立国；在涉及全局性的，亟待解决的科技发展方向要达成共识。中国的巨大市场是以我为主利用国际资本和技术的最好资源，但国内市场今天被分割得太厉害，应进行必要的整合。金融改革要为发展独立自主的实体经济服务，一些关键措施（利率自由化、资本账户放开等）要慎重。

二是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积极参与全球化，但必须坚持掌握金融主权和金融主动权。长期发展要立足内生动力，要看到真正处于上升期的经济大国是中国和新兴国家。改变依赖美欧经济复苏拉动出口的思维。避免大量买美国国债。立足国家利益进行国际布局，国家战略引领，背靠国家信用，激活市场投资的积极性，鼓励长周期（技术开发型）投资。从长期看，GDP增长会带动已有资产的收益率逐步提高，因为资产收益快于国民经济增长率。应该将工作重点从搭经济全球化的顺风车转移到区域一体化建设上。

三是汲取西方自由化的教训，尤其是金融投机市场挤出实体经济的教训。既然金融资本主义的逻辑是“剪羊毛”，我国在一些事关基本民生（如基本住房）和关键产业部门（能源、资源、铁路等）要坚持国家主导，不进入他们的资本循环。另外，美元霸权正在衰退，但我们在国际金融知识和操作技巧方面还不成熟。在战术层面要谨慎，没有搞清脉络和风险的事情，在这个特殊时期要规避，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

第四，应对西方金融霸权，要有高位的设计和指导思想。一是要实事求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看懂他们的种种假动作。二是要有博弈意识，不是一步到位，而是根据对手的变化及时调整对策。三是要顺势而为，美国还是世界头号金融强国，但它已经承认世界多极化的现实，要推动这一趋势向前走。

 第五，金融资本主义、虚拟经济是自体循环，而实体经济则停滞不前，这个循环不可能无限进行下去，所以要准备迎接国际经济再次陷入衰退和危机。就国内来说，现在银行普遍惜贷，急于要参加“联保”的企业收款。由于实体经济收益低，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出追求投机。看来，指望市场化金融应对经济剧烈波动的困难是不现实的。

                                              （整理和编辑：萧枫 碣石）

*文中部分观点摘自《陈平：揭开QE退出的迷雾》，观察者网，2014.10.30。

2013年6-7月，我在美国一个月专题调研美国政党政治。到访美国华盛顿特区以及弗吉尼亚、明尼苏达、堪萨斯三个州，访问了包括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堪萨斯城、托皮卡、威奇卡等8个城市。调研紧扣美国政党政治主题，与50多位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政治精英面对面深度访谈，受访者包括美国两党全国委员会、州委员会、县委员会的领导人，以及联邦/州级两党资深众议员、参议员、州长、大使、政治法学教授等。整理形成约60余小时的采访录音和近25万字（中文译稿）的采访记录。

2013年6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奥巴马会晤时强调，在新形势下要“深入审视两国关系”，并提出了“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中美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合作来实现共赢”和“中美应该怎样携手合作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三个重大问题。因此，我们不仅要正视美国、应对美国、与美国博弈，还要团结美国、携手美国、与美国共赢。试想，在处理中美关系以及中美与世界的关系时，如果我们都不甚了解美国政治与社会运作的内核——美国两党以及两党政治，我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做到知己知彼、心中有数、掌控趋势、应对挑战呢？

需要说明的是，本次访谈着眼于现实中的美国“政党政治”，而不局限于“政党制度”。美国两党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果”，它能够延续近200年，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其“两党”、“议会”、“三权分立”都是这一制度的组织与国家运行的特征，这是由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无意去评说。而“政党政治”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既包括政党的产生和发展，也包括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的矛盾与协作关系等等。[1]

打破美国民主选举的神话

美国两党50名精英给出的重要结论带有颠覆性，对某些特定群体或者人群而言甚至是残酷的：

首先，打破了崇尚美国民主选举制度优越性的人群的错觉。两党受访者以他们参与美国政党政治游戏“内部人”的身份，真实地展示了美国民主选举实为“选主”乃至“金主”的逻辑链，“一人一票”表象错觉的打破，不得不让人们重新思考以往盲目的民主选举崇拜所造成的歪曲知觉。

长期以来，国内有一些人是美国选举民主的拥趸者，在抨击中国政治制度的同时，虚构出一幅幅关于美式选举民主的神话。在这个神话中，美国人民当家作主，参政各方平和务实，社会各界团结统一。然而，在这次采访中，美国两党政治精英们亲手将这个“神话”击碎，为痴迷于美式选举民主幻象的人开出了三支强效“清醒剂”——这也是本次系列采访的意外收获。

美国两党精英有值得学习之处

在采访期间，我的受访者经常问我：你在美国采访最重要的心得是什么？由于在给定时间内获得海量的信息，我没有轻易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返回北京后，我一次次地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近似残酷，那就是：美国两党精英“忠诚为党服务”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的榜样。当你看到他们当中每个人对所在党理念的高度认同、为党服务的思想境界和全身心的奉献时，不能不联想到中国共产党。在8600多万党员中间，究竟有多少党员将党的理念视为生命的追求？究竟有多少党员为党的崇高目标而无私奉献？

中国或将创造世界民主历史的先河

这次采访所获得的信息和教益却值得我们用更多时间来消化和思考：美国的政党政治将向何处去？中国又该从中学习些什么、汲取些什么？美国的政党政治又该带给中国哪些思考呢？我在访谈中再一次发现，在对民主的理解上，有些美国人要比那些崇拜美式民主的中国人看得更加深刻、更加透彻。前世行驻华代表皮尔特·鲍泰利就指出：“多党制并非民主的精髓，民主的要义是能够对人民负责。”

[1] 闫照祥：《英国政党政治史》，第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013年6月25日，皮特·鲍泰利（Pieter Bottlier）和他的太太格瑞丝Grace）邀请了他们的朋友阿兰·皮萨（Alan Piazza）和夫人詹尼丝（Janis）参加一次晚宴，并共同接受了赵忆宁的采访。鲍泰利曾任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1999年以来，鲍泰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担任高级兼职教授。鲍泰利是一位在华盛顿具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而他的朋友阿兰曾在中国生活30年（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负责世界银行在中国的主要农村反贫困项目，所以很多讨论不知不觉中转到讨论中国问题上。基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他们从一个特别的视角评述了诸如美国政党体制以及美国民主选举之利弊。鲍泰利针对美国当前两党相互争斗评论进行评论：“在某个历史时期，可能一党制更有效率。”

美国民主没有良好地运行

赵忆宁：在与您沟通的邮件中，您说“在某个历史时期，可能一党制更有效率”，这可不是一般美国人的见解。美国两党制发生了什么情况，让您这么认为？

鲍泰利：在美国，有许多人对于政治体系的不作为表示了焦虑和愤怒。在过去五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国会的情况非常不妙，无法就争议问题达成一致，例如教育、移民、财政改革、政府借款、医疗改革等很多你能想到的大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这时候，像我这样对中国政治体系稍稍有些了解的人，难免会想，或许一党制没有那么糟糕，还是能发挥不小的作用的。我并不是觉得中国的政治体系是最好的，它也需要改革，但美国自身也有不少的问题，民主没有良好地运行，这就是我在邮件里这么说的原因。

美国现在两个主要政党都在维护这种所谓的“两党制”。但是两党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似乎两党的目的只是击败对手，而不是领导整个国家。而让整个事态复杂化的，就是奥巴马作为一名黑人当选了美国总统。我和格瑞丝对此非常骄傲，因为美国终于可以摆脱种族偏见，选出了属于自己的黑人总统。但是许多来自美国南方的人，对此感到非常不满，南方大部分地区都是共和党占优势。很难说这种不满是出于种族歧视还是政党的偏见。我个人认为，种族偏见在这种不满中仍然占了一定的比例。针对奥巴马总统的反对声非常强烈，尤其是在南方。在华盛顿可不是这样，华盛顿是民主党占优的地区。美国在政治上分化很严重，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和东海岸的那些地区基本上是属于民主党的。而广大的中部和南部地区，是属于共和党的。现在我们选出了一名来自南方州——伊利诺伊州的黑人总统，这就使事态更为复杂了。

阿兰：我认为这只是部分的原因。当然，我同意皮特说的，当你看到美国政治处于如此不作为的状态时，难免会想到，至少一党制可以做出决策，而做决策是很重要的。这种不作为会让你怀疑，在我们这种两党制体制下的国会无法做出任何决策，这时候民主是否真的能够运作？在决定各项事务的优先次序以及做出决策等方面，近年来中国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实力。

鲍泰利：中国至少有长远的目光，真正地在实施自己的规划，这是中国的特点，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真正做到。这要归功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有的政治体系。

阿兰：印度算是民主国家，但它的政治体系也无法正常工作。我一直觉得这些大型的民主国家都存在问题。

一党制可以实现民主政治

鲍泰利：几个月前，我曾经受邀就中国政治改革在世界银行发表演讲。在演讲中，我提到了几点：首先，多党制并非民主的精髓，民主的要义是能够对人民负责。我是从弗朗西斯·福山那里学到这一点的，他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几个月前，我曾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讨论中国问题。

赵忆宁：福山最可敬的地方是他总是能不断修正自己以往的观点，这需要勇气。

鲍泰利：他思路非常清晰。在世界银行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讲演中，我提到或许中国会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一党制来实现民主的国家。尽管之前没人做到过。如果你希望保留一党制，同时提高国家的民主程度，那么就需要做到创建真正的法制体系，将党的权力和法律的权力分开来。其次，在党内必须要有激励机制，人们不仅需要领导的喜欢，还需要下属和民众的支持，才能获得提拔。当然，还需要给新闻言论足够的空间。如果能够做到这三点，那么就可以在保留一党制、国有企业的同时，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体系。

赵忆宁：无论是几党制，政党核心的要义是能够反映民意、代表民意，其实这也是民主的要义。

鲍泰利：根据一般的逻辑，的确是必须有多党制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但是一党制的运转，其优点在于能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政党有很强的决策能力，而这些恰恰是多党制的缺点。在多党制下，人们的视野局限于如何赢得下一届选举的胜利，但是一党制没有这种顾虑，况且，美国的民主就能正常运转吗？没有几个国家的民主是在正常运转的。

阿兰：是的。美国的民主几近瘫痪。

是共和党出了大问题

赵忆宁：评价任何一个制度是否成熟与稳定，或许看看一国政体的健康程度与自我维持和更新就可以了。从当下美国的政体运转看，很难证明民主政体比其他政体更为健康与稳定。在美国调研的这个月，我一直在求解一个问题。美国两党在相互争斗，而不是在解决问题。但是据我所知，之前两党的关系并非如此。这种变化的外因是什么？为什么在国会连续多年不能通过财政预算，包括不久前无法通过农民预算？

鲍泰利：是的，农民预算前两天被否决了。我们认为原因之一就是奥巴马成为了第一名黑人总统。其实，在美国还是有很深的种族偏见。

詹尼丝：你认为“黑人总统”这个原因影响了国会的决策能力吗？

鲍泰利：如果你仔细观察过去5年共和党的举动，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奥巴马的日子不好过，让他什么也做不了。还有茶党，他们是反奥巴马阵营的一部分。

阿兰：我认为除了种族偏见，茶党的出现也拉大了两党的距离，共和党变得越来越趋向保守，这是个很大的变化。

詹尼丝：即便是温和的共和党人也这么说，有人甚至表示自己不再认同共和党了。

鲍泰利：今天的美国和我在1962年刚来时的美国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不知道是意识形态、种族歧视还是其他原因导致了这个变化，我对此也感到非常困惑。但我认为是共和党出了大问题。

美国尚未适应国际地位的转变

赵忆宁：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经是全球第二，或许未来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美国精英们非常聪明，但在国家竞争非常激烈的背景下，美国两党的精英们考虑更多的是国家利益还是政党利益？美国是不是还要继续保持自己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保持其强大的软实力？如果内耗如此严重的话，对美国的未来是不是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鲍泰利：这个问题非常好。许多高层精英并没有意识到国际上发生的变化，他们还沉浸在美国是超级霸主的想法中。但是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美国的重要性可能会有所降低，我想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所有发达强国都有这个问题，不愿意让位给新兴强国。在美国，现在没有人愿意正视这个问题。在19世纪末，英国和法国也不愿意给日益强盛的德国让出位置，但是美国有所不同。因为当美国在二战之后取代英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时候，英美两国人口种族相同，语言相同，信仰体系相同。但是未来，或许在5至10年内，一个将在经济、金融、政治等方面取代美国的国家，是和美国在本质上不同的国家。而允许新兴大国来到国际谈判桌上，成为与现有力量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一支力量，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战争，这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此中美双方都面临许多挑战。我想，或许中国的困难更大，因为中国是崛起的一方，可能在经济、金融等等方面取代美国。如果中国也认同战争无法解决任何问题，那么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任务就更为艰巨了。目前，中国在国际上的盟友不多，在国际上还没有获得足够的信任。

对美国来讲，不能适应国际地位的转变，是目前面临的问题所在。因为美国在过去近百年里一直独领全球，美国的对手——那些曾经引领世界500年之久的国家也甘拜下风。而现在，唯一有可能在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超越美国的，就只有中国了。印度不可能，日本也没戏。我看到，在华盛顿，许多身居高位的人很难接受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出现。他们认为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理所应当。如果他们无法承认这个事实的话，那么就会面临历史性的问题。

赵忆宁：格瑞丝女士，您讲过“美国政治系统出了问题”，能不能更详细地阐述一下这个系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需要怎样的修复呢？

格瑞丝：我认为现在两党之间的频繁争斗已经导致政党无法为整个国家的利益服务。美国现在处在分裂的状态。但是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50个州中每个州在政治上有很强的独立性，尽管在华盛顿也有联邦政府。但同时联邦层面的想法未必能够在州一级得到完全的推行，因为州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在许多地区，关于医疗保健、教育等问题，意见并不一致。除非我们能够处理好两党之间的对立和美国内部的分裂，否则无法从根本上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美国。

选举民主与经济发展无直接关联

赵忆宁：在明尼苏达州采访的时候，我了解到，由于两党的交替，前一届政府（共和党人）免除了富人的所得税，而这一届政府（民主党人）又开始向富人征收所得税。我们面前呈现出一个拉锯的循环。这种政策的颠覆性变化，似乎加剧了美国政党与社会的分裂。

阿兰：明尼苏达州的情况说明，由于两党交替导致政策不断地循环往复，缺乏切实的方向。但是你仔细分析美国200年的历史，就会发现许多巨大的变化。公共电视台曾经播放过美国女权运动历史的节目。女权运动兴起的时候，美国妇女甚至还没有投票权。

在未来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里，或许形势的走向都很不明朗。但是如果你把目光放长远，看看100年的历史，就会发现其实变化还是很大的。在华盛顿，过去在公共洗手间门口还会挂上“仅供黑人”或者“仅供白人”的牌子。但是现在我们甚至有了一位黑人总统。缓慢的变化其实是最好的方法，一步步来，让人们有适应的过程。美国政府现在看上去似乎运转不良。而中国政府在决策方面可以说是所有政府中效率最高的。如果共产党决定要做什么事情，就能够做成。但是如果共产党的决策出现了什么错误——这在历史上也发生过——那么也可能会很快出现错误，甚至犯大错。即便是现在，这种高效的决策体制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鲍泰利：人们总是为自己的国家和制度说话。但是，众所周知，当前美国的政治体系确实存在着一些相当严重的问题。即便这一系统运行良好，我也还是要强调一点，那就是选举民主并不能保证政府制定的政策会有助于维护大多数选民的长远利益。实际上，选举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

选举民主最大的问题在于，投票的选民和当选的政客在所决定的问题上都表现出短视的缺陷。大多数政客为了实现连任，倾向于短视；相似地，大多数选民希望政客们更关心与自己密切相关而不是看似遥远的问题。大多数选举民主由此而产生的短视性，可能对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发展构成障碍，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近期出于平衡财政收支、提高能源效率、促进气候变化控制和节能等考虑而大幅增加能源税一事，美国政治体系表现得力不从心。

中国的一党制政治体系有一个重要的优势，那就是执政者有条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着眼长远、从长计议，并且政府能够以坚决的行动积极跟进，哪怕这些行动非常艰难，或者在最开始的时候并不受到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