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务部周五(9月2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快于此前预估，受消费支出和建筑活动增长的推动，这些可能有助于美国经受住全球经济减速的考验。不过最近数据暗示经济产出或在今年下半年温和增长。

具体数据显示，美国第二季度实际GDP年化季率终值上修为增长3.9%，市场此前预期增速为3.7%，与初值持平。

与去年同期比较，美国二季度实际GDP增速为2.7%。

此次上修主要是消费开支、商业和住宅房地产领域商业投资增速提高。本次发布的数据是第二季度GDP的第三次预估值，也是该数据第二次被上修，下一次将要等到2016年7月发布年度修正时才会有更新。

美国第二季度消费者支出年化季率终值上修为增长3.6%，初值为增长3.1%。同时，第二季度住宅建设增长率修正为9.3%，非住宅建设增长率从3.1%大幅上修为6.2%。

占美国GDP比例为5%的建筑业增长也颇为强劲。美国商务部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美国建筑业的强劲势头可能延续至第三季度。7月份，美国建筑支出增长0.7%，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的年化支出为1.08万亿美元，创2008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过去一年，美国建筑支出增长了13.7%。

潘西恩宏观经济咨询公司(Pantheon Macroeconomics)首席经济学家伊恩·薛普德森(Ian Shepherdson)说，过去几个月的总体感觉是，建筑业整体是美国经济最强劲的领域；截至7月的三个月，美国建筑支出的年化增速高达26%。

美联储加息再获数据支持

分析师称，强劲的招聘、油价下跌和房价上涨可能会支撑家庭开支，而消费在美国经济中的占比大约70%。这些有助于支持美联储主席耶伦(Yellen)的看法，即美国经济将克服海外市场疲软、国际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季度的经济数据还促使美联储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1.9%上调至2.1%。这表明美国经济可能会比其长期2%的增长潜力表现得更好。

联储官员希望更快的经济增长能推动通胀率达到2%的目标水平，同时提振劳动力市场。不过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尽管今年以来美国每月增加21.2万个工作岗位，而且失业率已经降至5.1%，但就业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耶伦上周表示对通胀、中国和金融市场的担忧促使美联储9月做出不加息的决定。但她周四(9月24日)强调，美联储的这一决定并不意味着会无止尽的推延货币政策收紧进程。耶伦表示，经济中的闲置产能已大幅减少，而通胀压力将开始在未来几年逐渐回升。

三季度或放缓

但周五报告也暗示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可能放缓。第二季度衡量私人库存的指标未见增长，暗示企业可能开始出售存货，而不是新建库存。这或暂时拉低GDP增速。

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可能不如第二季度强劲。据《纽约时报》，多名经济学家预计7-9月的经济增长更为温和，增速料略高于2%。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91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做客访谈节目时语出惊人，称“美国民主已死”，毫不避讳地表达了对美国“寡头政治”“金钱政治”的失望，并历数美国政坛现存的种种弊端，如“党派分歧严重”“府院之争激烈”等。

据英国《每日邮报》23日报道，接受癌症治疗的卡特受邀出席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拉主持的访谈节目，对美国政治现状发表了个人见解。卡特表示，现在即便得到参选机会，他也没有能力参加总统选举：因为美国政治体系已经扭曲成为一种基于庞大资金支持的“寡头政治”体系，该体系“将有能力但却缺乏经济后盾的参选者拒之门外”。

卡特说：“我可选不了总统了。如今要是弄不来两三亿美元，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不可能给你提名。”他说，这种需要巨额资金支持的“金钱政治”对美国政治体系构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属于少数人的寡头政治。我认为，它对美国政治相关的基本道德伦理准绳的损害尤其深。”

卡特对比了当今美国政治格局和自己执政时期的不同。他表示：“如今在华盛顿，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关系疏远，总统和国会互存芥蒂……我选总统的时候，所获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支持率一样多。”

被卡特诟病的“金钱政治”局面似乎得以印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共和党已经有两位总统参选人退出，其中包括威斯康星州“明星州长”斯科特·沃克，二人退选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差钱”。沃克宣布参选后就一直处于“捉襟见肘”状态，几乎无力支付竞选团队人员的工资和差旅费。知情人士透露，他的资金早在上月初、即共和党初选首轮辩论后就用光了。

为什么要强调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魂？这针对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试图以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 “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不难看出，这种创新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向“普世哲学”，并最终消解在当代西方哲学的诸多流派中。从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研究范式的转换、价值哲学以及中西马哲学的关系等讨论中，都可以看到这一倾向。纠正这一偏向，不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能否健康发展，而且关系到科学看待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这一点这些年被淡化了，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基础的哲学，则更是长期疏远了共产主义。这种疏远尽管在某些方面是出于误解，从而把共产主义视为只是一个与哲学没有什么关系的政治概念，但从根本上说，则是用非意识形态化的观点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结果。从学理上说，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产主义底蕴，关系到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几乎所有重大原理和概念、范畴的正确把握，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首先要加以关注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标志性成果的“重叠现象”

    学界公认，《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形成的标志，而《共产党宣言》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开问世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两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标志性著作都以“共产主义”为基调，出现了哲学与共产主义的“重叠现象”，这并非偶然。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曾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标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有许多“第一次”，其中之一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已经承认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了，而在《神圣家族》中，他们还自命为“现实人道主义者”。《共产党宣言》更是以“不屑于隐瞒自己观点”的鲜明立场，把自己的全部学说定位在“共产主义”这一基点上。因此，列宁特别指出：“我们应该象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称自己为共产党。我们应该重复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的。”（《列宁全集》第29卷，第178页）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基本依据。

    首先，这一联系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以及所有传统哲学划清了界限。在被恩格斯称为“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有这样的论断：“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2页）这里深刻揭露了包括旧唯物主义在内的传统哲学之所以只能“解释”而不能“改变”世界的原因，就在于它们不能超越“市民社会”，即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而各种“解释世界”的哲学归根到底就是换一种方式承认现存的社会。而在新唯物主义看来，资产阶级社会是人类社会划分为阶级以来的历史发展的最后阶段，是一个把阶级压迫和剥削推向极致的社会形态，是应该而且必然会被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共产主义超越的社会。新唯物主义是以超越资产阶级社会，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的目标，而由于无产阶级是超越资产阶级社会、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主体，因而这一哲学以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斗争服务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反过来，现代无产阶级只有借助新唯物主义这一利器，才形成了表达自己客观历史使命的阶级意识，形成了本阶级自觉的世界观，并用以指导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标志和马克思成为共产主义者两者具有同时性，揭示了无产阶级和新唯物主义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而表明一切企图超越阶级立场的解读，都是对于新唯物主义的误解。

    其次，这一联系使得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实践哲学划清了界限。马克思在第一次提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这一概念有着明确的界定，他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页）很清楚，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不是形形色色主观主义、意志主义的实践哲学，因为要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不能靠宗教式的幻想和幻想的力量，甚至也不能仅靠道德激情及其所引发的群众热情，而必须靠科学的理论和为真理而奋斗的精神去引发人民的持久历史活动。同样，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也不是仅关注当下个人生存状况的生存论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因为要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个体生存的现存状况，必须立足于超越现存的历史高度，从未来汲取实践的力量。这样，个人生存问题的解决，就不是一种生命的感悟，而是改造世界的解放活动，是革命阶级的行为。马克思因此断言：无产阶级代表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7页）哲学实践观的形成和科学共产主义观的形成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具有同步性，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内在一致性，从而表明，离开工人阶级的解放实践这一基点，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误读。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的这种内在联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强调这一联系，也就是强调要坚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阶级性和实践性的统一上去推进这一理论，而不是对此加以割裂。近年来很强劲的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否定，在哲学上的表现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努力“洗刷”其共产主义印记。如果说1983年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时，围绕着马克思1844年手稿争论的焦点是“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同时也是人道主义”的话，那么近年来则是有一种复活人本主义的现象，其幌子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或者叫“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的人本主义”。他们力图推倒1983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讨论中关于区分人道主义两个层面（即历史观层面和伦理道德层面）的结论，提出这种区分“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在理论上是不周密的，是讲不通的”。否认这种区分，就是要把人本主义作为历史观，把人性论作为历史叙事的基本框架。这不仅使得客观地、科学地认识历史成为泡影，而且使得超越一定时代的统治思想成为不可能，从根本上取消了“改变世界”的理论依据。

    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魂表明，这一哲学本质上是工人阶级世界观，是通过工人阶级的解放实现人类解放的行动指南。只有在这一过程中，哲学才能走出书斋和精神贵族的狭小圈子，成为广大人民创造生气勃勃的新生活的实践力量，从而实现哲学向人民的回归。这一以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为标志的新型世界观，实现了认识论、逻辑和辩证法的统一，以及自我意识、阶级意识和人类意识的统一，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哲学，从而实现了哲学向现实生活的回归。它不但根本区别于自我封闭的传统“体系”哲学，也根本区别于西方现当代形形色色的“生存论”哲学。

    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魂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占据了历史制高点和道德制高点，因此能够超越以往哲学“解释世界”的局限，成为能够“改变世界”的新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概念不仅是突破了人的感性存在的感性活动，而且还是以工人阶级实践为基础的人类解放活动，因而本质上是“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类性、人道性是工人阶级阶级性的拓展，不是抽象人性引领和创造历史，而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先进阶级引领历史，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促进人性的改善和升华，最终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把共产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清除会导致什么？

    无论如何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不能抹煞这一哲学的以下性质：它把对于时代精神的阐释建立在对于客观世界和历史规律的科学认识之上，把对于人的关注和现实苦难的解救奠立在科学批判资本主义并依托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之上，把哲学的实践品格归结为以“生活的生产”活动的内在矛盾为源泉的现实的人及其发展规律的历史过程之上。这样，共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位置就是再明确不过的了：共产主义是时代之谜的解答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共产主义不仅是超越资本主义的人类历史不可改变的必然趋势，而且是推动当代人类实践活动最强大的动力和运动方式。共产主义的科学阐发还是马克思完成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转变的关键性环节，因而是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形成的重要基石。

    毫无疑问，把共产主义基因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剔除，就会从根本上阉割和颠覆这一哲学：它就必然从工人阶级及人民大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蜕变为有闲阶级的“思想把玩品”和“文化鉴赏品”，从以真理为追求、人民利益为根本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蜕变为“个人独白”和流行思想的附庸（也就是当代西方强势文化的附庸），从有着严格无情的实践检验和客观标准的思想逻辑蜕变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的主观感悟。如果把这种蜕变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那么它将在这一现代转型中丧失自己的根基，最终混杂在当代西方诸多流派中而被消解。

    从学理上看，把共产主义基因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剔除，会直接导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现实的个人”等同于生存论哲学的“此在”，从而消解了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的人学根据。实际上，作为唯物史观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重大成果，是超越“抽象的个人”的结果。它既从根本上推倒了各类只存在于哲学家头脑中幻想的“思辨的个人”，也从根本上推倒了只存在于历史某一时段却被永恒化的“经济人”一类设定，上述两者都是“抽象的人”。因此，“现实的个人”不是“自然人”，他的生存条件连同他的本性(或“自然”)都是其实践的结果，因而他是历史的；然而“现实的个人”又不等同于“现存的个人”，或者说，“现存的个人”只是“现实的个人”的一种形态，前者总是被历史超越的，而后者则是一切历史活动的绝对前提，是不可能被历史所超越的。“现实的个人”也不是没有个体性的共性人，而总是以有着非常具体社会关系类型和自主活动类型为其表现形式。同样，“现实的个人”不是“孤立的个人”，不是“唯一者”，而是必然要与他人形成各种联系并因而总是属于一定社会形态的个人。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产物。

    把“现实的个人”混同于现存的个人，根子在于迷失了历史的方向，否定了使“现存革命化”的根据。当海德格尔着力消解传统形而上而指认“此在的本质在于他的存在”时，他实际上消解了对于现存的一切进行革命批判和改造的依据。类似海德格尔这样的话费尔巴哈早就说过，理所当然地也被马克思所批判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举出《未来哲学》中的一个地方作为例子说明既承认存在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存在的东西——这也还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对手的共同之点。费尔巴哈在那里阐述道：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一定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就是使这个动物或这个人的‘本质’感到满意的东西。任何例外在这里都被肯定地看作是不幸的偶然事件，是不能改变的反常现象。这样说来，如果千百万无产者根本不满意他们的生活条件，如果他们的‘存在’同他们的‘本质’完全不符合，那么，根据上述论点，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这种不幸。可是，这千百万无产者或共产主义者所想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一点他们将在适当时候，在实践中，即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的时候予以证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7页）显然，马克思虽然不赞成先于或游离于存在的人的本质，但并没有把人的现存和其本质加以等同。存在不是凝固和僵死的，而是存在着内在矛盾的运动，而当矛盾处在激烈对抗并形成革命的客观条件时，使千百万受压迫者感受到的就是自己的存在与本质间的分裂，即“异化”。这时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要求人民去消极地“认命”（即承认“你的存在就是你的本质”），而是通过对“现存”的革命改造去掌握和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毫不留情地将费尔巴哈“存在即本质”的观点斥责为“对现存事物的绝妙的赞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62页）

    把现实的人限于“此在”，会使我们在一系列重大价值上发生误判。由于剔除了对于社会的革命变革的探索，清除了实践的历史指向，于是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什么是学问、如何辨别学术水平的高下就必然出现偏差。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真理性的思想体系，毫无疑问具有知识性，但是这一知识不是无价值偏好的客观知识，而是以无产阶级的立场为基础，以实现人民和民族的利益为追求，因而能否回答、解决重大现实问题就成为判断其水平高下的根本尺度。“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5页）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知识的这一根本性质，马克思主义研究就会走入死胡同。时下那种鄙视对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热衷于在西方话语圈子讨生活的倾向，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就是不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不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不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主线，而是力图把“西马”以致西方哲学的研究，或者纯文本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主体。似乎只有西化式的研究才有“学术性”，而关注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只是“意识形态”，就是这一倾向自以为有力的支撑。实际上，当一些人陶醉于从西方搬来的一些词句、甚至将广大群众以致学界都看不懂作为“学术”来炫耀时，我们不禁想起了毛泽东批评那些“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须知道，能否中的，不仅检验箭手的水平，也检验着箭的质量。现在有些被视为“好箭”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陈词滥调的翻版。

    概括起来，马克思通过对于传统形而上的批判，在告别思辨哲学传统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历史发展的逻辑、切断历史进步的未来、屈从于现存的事物而泯灭自身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本性，没有向折衷主义、相对主义、实证主义和形形色色的“解释世界的哲学”倒退，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实现了有机的统一。由此也不难看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向生存论哲学方向，用海德格尔的“此在”阐释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是多么严重的误读。我们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和中央倡导的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相得益彰，还是渐行渐远，的确值得反思。

    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的统一上推进哲学创新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说，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的关系可以更为深入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和形成研究，从而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比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立场和他自称共产主义者的关系，这里有个时间差。按列宁的说法，从1843年底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这些文章可以看出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列宁全集》第26卷，第83页）但是，此时马克思并没有自认为是共产主义者，在这种客观判断和主观认同的距离背后是什么？从中可以找到马克思对于早期共产主义各种流派的思考和取舍的线索，发现马克思共产主义观的精髓。又如，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观在马克思哲学形成中的关系问题，这里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从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看，大体上有一个规律：当他直接介入实际斗争时，阶级立场、政治观点的转变起着引领作用；而当其退居书房研究问题时，实际知识的驾驭则引领着世界观的转变。从时间段上看，1843年4月前，马克思处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状况，其政治观点的急剧转变，推动着其哲学主题及其论证方式的转变；而此后的历史研究、经济学研究又成为推动其哲学观点、政治观点转变的主要力量。这种状况告诉我们，不要片面地把青年马克思思想演进中的某一因素夸大为一个阶段的特征，例如所谓的“哲学共产主义”阶段或“实证人道主义”阶段。

    但是，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的内在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需要。近年来，套用西方哲学从近代以来的“认识论哲学”向现当代的“生存论哲学”的转向，提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有一个“生存论转向”问题的风气很盛，上述把马克思“现实的个人”解读为海德格尔的“此在”就是一例。在力促这一转向中，高调地提出了打破“主客体二分”的对立思维模式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看，费尔巴哈的错误并非在于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运用“主宾原则”进行主客二分，而在于没有完成历史实践领域的主客二分，根子在于不懂得实践的辩证法。“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 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实际上，主客体的区分不仅是认识的前提，也是实践的前提。如果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不是唯意志论的实践，主客体的界限是不可能抹去的。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不仅表现在实践的过程，也表现在认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相一致就是经典的表述），因此不能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抹煞两者的本质区别。即便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的人，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矛盾关系中，其界限也是分明的。正是基于这种区分，才有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之分，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之分。而这一区分，在今天的哲学研究中依然是基本问题。

    实践哲学、生存论哲学为什么取代不了认识论哲学？原因在于，任何面向未来的哲学，其论题并不都是实践的，其论证更不都是能够直接依托实践检验的，就是说不能得到充分的经验证明的，因而通过科学认识而揭示的理论逻辑就必不可少。对于开创性实践而言，正确的认识是实践成功的前提，“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解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问题，关键在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确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如果真的用生存论哲学取代了认识论哲学、用“此在”取代了“现实的个人”，就从根本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也实实在在地挖空了培育理想信念的基础。这就和我们那些试图通过生存论哲学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的初衷南辕北辙了。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

近期，共产主义成为网络热议话题。一些人或因一知半解，或是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对共产主义冷嘲热讽，将其比作镜中花、水中月，甚至描述成洪水猛兽般模样，误导了不少青年人。

事实上，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应明白，共产主义是关于全人类解放的运动，其追求的目标，是在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的基础上，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便按照所谓“普世价值”那套理论，也只有共产主义是人类真正的“普世价值”。我们不妨从人类的解放发展历程角度来了解共产主义。

人类的历史，归根是人的解放史、发展史，是人类追求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过程。在人类已经经历或即将经历的五种社会形态中，人的自由和发展不断得到满足。

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工具落后，社会生产力极低，单个人类无法生存，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物质极度匮乏下的共生氏族关系。曾有观点将之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但这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有天壤之别，原始社会表现出的少许“共产主义”特征，只是人类追求生存的本能，并不是什么高尚的道德，更无从谈起人的发展。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随着金属工具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人类生产力得到了一次飞跃，社会出现分工和剩余产品，掠夺性的战争杀戮、令人难以忍受的奴役成为常态，人与人从共生关系逐渐转化为阶级关系，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一小部分人压迫大部分人，人的自由和发展，受到严重的人为限制。

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它拉开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序幕，人的独立性整体上得到了解放。但是，这种独立性建立在对物质的依赖基础上，并且在资本逐利的框架下形成了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广大无产阶级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状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对立。人的发展，依然是一部分人以牺牲另一部分人发展为代价的发展。

共产主义是真正意义上对人的解放，其根本特征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是自由的发展、全面的发展、全体社会成员的发展，不是只有一部分人的发展。这个发展是建立在物质极大丰富、个体高度自由自觉基础之上，不再以牺牲某些个人的发展为代价，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劳动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人类将最终从支配他们生活和命运的异己力量中解放出来，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开始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些状态，无疑是符合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

也有一些人因共产主义由无产阶级政党主导和引领，而对其产生偏见。他们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本身是一个最大公无私的阶级，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其利益同全人类最高利益完全一致，由无产阶级政党主导和引领，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无产阶级又是历史上最后一个被剥削的阶级，它的解放也就是全社会、全人类的解放，共产主义实现之际，无产阶级也将自动消亡。在现阶段，由于物质、精神尚未达到共产主义的要求，需要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用来解放发展生产力，不断摆脱人对物的依赖，不断推动人的思想觉悟的提高，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毫不夸张地说，共产主义是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宏伟事业，是人类真正自由自觉历史的开端，是人类发展最理想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真正的“普世价值”。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进程，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减少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增加共产主义因素的过程。如果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还有理由去对共产主义冷嘲热讽吗？

把阶级语言和分析带回到政策论辩中，是阶级分析派的重大贡献，无论以何种名义和形式，农业直接生产者能够凭借法定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以耕者有其田为本，组织起来建设新型的道义经济和村社共同体，应该是可能取得共识的最后的底线。

关于中国农业转型的性质问题，事关人民生存、国家走向、决策进路，可以说是学者话题的重中之重。《开放时代》已经组织了几次相关的讨论，既有理论探索亦有经验论证，让笔者这类并非专业但关心的读者也受益良多。这一期六篇文章，三篇是主题鲜明、研究细致的调查报告，另三篇分别论述农业的资本化、合作化和现代化问题，其间或同工异曲，或针锋相对，都发人深省。

在农村问题上，贺雪峰对国内的思想和政策辩论有个大致的分类，即自由市场派、主流政策派和小农经济派。市场派主张通过土地确权或直接私有化，实现产权界定和城乡统一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包括农民自由进城(用住房、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取)和资本自由下乡流转土地，促进现代农业的规模经营，走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主流派要求政府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增加农业投入，鼓励龙头企业及合作经营，从而推动农业的产业化。这一派与浪漫市场派不同之处在于它相对现实，认为大规模工商资本的现代农业尚不具备条件，提出扶持以家庭农场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百亩左右为适度规模，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小农派则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和产业结构出发，认识到在大量进城农民仍不可能在城市长期安居的情况下，以分户经营为基础的现行农地制度有其持续的合理性、弹性以及精耕细作等产能优势。然而政策的路线偏差却造成支农财政向企业和大户倾斜，使分散弱小的家庭经济更难维持，“甚至出现了政府支持资本来打败小农的实践”。

这三派是大家最熟悉的，每一派中又可以细分出不同的思路和观点。温铁军等最早提出的“三农问题”、贺雪峰等坚定不移的“小农立场”，以及黄宗智等立足于中国实际来检验、修正理论的不懈努力，都影响甚丰，功不可没。这一期里，黄宗智(2015)、贺雪峰(2015a)再次以小农经济与大市场连接的视野，就各自的主题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但亮点，是新一派的强势崛起。这第四派，姑且称之为阶级分析派，并非首次发声。这次集中了四篇文章，是对近年来农村和农民分化的实地考察和理论概括。严海蓉、陈义媛(2015)通过三个案例演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农村的生成，并做出中国农业已向农业资本主义道路转型的判断。这一判断得到孙新华(2015)、陈航英(2015)各自的皖南河镇案例和黄瑜(2015)的广东雷州半岛案例的支持。这些调查追踪农民主体如何从量变到质变的分化过程，特别是小农怎样同时受到政策和已从流通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的资本的双重挤压，从而导致两极分化和农村动荡。丧失了生产主体地位的小农，直接或间接地隶属于新生的资本势力;即使不直接从属于资本的农业劳动和组织，也由于市场化、资本化而纳入变化着的农村生产关系。由于土地集体所有，农业无产阶级还没有在中国大量出现，甚至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尚未拥有完全的土地产权，但这不妨碍土地流转在使更多的农民陷入半无产者境地的同时，开始“从根本上瓦解小农经济的农业生产格局，使得中国农业生产已经呈现出资本主义的特征”(陈航英，2015)。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这组文章指出，今天中国的普通农户已然脱离古典意义的自耕农，为资本化的农业经营提供土地和劳力。

针对黄宗智等中国农业的趋势是“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的观点，严海蓉、陈义媛(2015)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向上，研究农业资本积累的动力方式，即工商业资本进入并重构农业生产领域，而农民分化产生出资本型经营主体。国有资本经由支农政策与农村大户的私有资本结合，更是中国农业资本化特有的形式。资本对小农的挤压，实际造成农民或异地或就地的无产化或半无产化。被资本主体再现而再造的“小农”，已不再是直接生产者。这一根本性变化的表现并不限于外出打工和农业雇工;直接雇佣只是劳动从属于资本的形态之一，而“农业资本主义是一个体系性的存在”。在农业资本化的过程中，不同的经营者动态地存在于同一生产关系中。资本化把未被挤出的小农吸附到农业和商业资本的产业链条上。结论是中国农业的资本化确实伴随着无产化的趋势; 而“小农家庭经营的存在本身既不足以说明农业的非资本主义化，也不构成另类的道路” (严海蓉，2015)。

阶级派对小农派最重要的批评，是针对民粹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中国农业的未来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大农业，而是恰亚诺夫式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小农经济。黄宗智与贺雪峰都认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只能以小农经营为主;用土地而非劳动生产率衡量，也以小农的合作为最优。由于小农种植的精细管理和家庭劳动远胜于雇工的激励机制，家庭生产可能获得最高的单产。然而阶级派指出，小农派对家庭经营天然优势及其坚韧性的信心，来源于对资本的逻辑和力量缺乏认识。只看到工商资本来势汹汹，却看不到潜行的阶级分化。视中农为农村的稳定力量，就既忽视了其内在资本积累的动力，也旁置了其外在保持中农地位的社会条件的变化。此外，“民粹主义的资本观”对“草根资本”网开一面，导致对小农户正逐渐被新型经营主体取代，或被攫取全部或大部分利润的资本产业链“覆盖”的现实失察。官方有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和宣传更是进一步 “去小农化”的信号(严海蓉、陈义媛，2015)。

其实，农民的两极分化是新中国路径中最重要的经验之一，也是当年合作化、集体化理性选择的缘由。在自发的市场经济中，不分化才是怪事。当然，分化的形态、程度和广度必然有地域、产业等类别之差，但趋势是无可争议的。即使小农派的贺雪峰也注意到“从一般农户中分化出来的富裕农户”，而且分析了由“种房子”而产生出的一个寄生于地租的新食利阶级或阶层(贺雪峰，2013)。真正难的问题是如何应对。20世纪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后一家一户小农的脆弱很快显现，许多地方出现了贫困农民出卖刚刚分到的土地而富农开始雇工的情形，土改的成果有丧失的危险。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桥梁是组织起来，而农业稳步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支撑和发展新中国的关键。今天的条件，早已沧海桑田。但至少在政治上，农民的安居乐业仍然是政权的责任，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群众基础。出路何在?

黄宗智对合作道路的论述，出发点全然不同，但仍是在新的历史环境里回答同一个世界历史性的问题，即小生产者是否正被消灭，是否还有前途。所谓“最后的农民”，是现代性的争议之一。他批评坚持农民自发合作和规模经济效益这两个盲点，主张建设小农场+合作社的产、加、销“纵向一体化”体系(相对于横向的规模种植)。其中在金融、政策两个方面，政府都要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换言之，小农派的黄宗智，对小农经济的期望依赖于其合作发展。如此而解决对接市场的问题，在人多地少等资源制约下，得到更高的产值和效益。他推荐“国家领导+农民自治的东亚农业合作化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日本农政的“民主合作化”。战后日本模式的生成有偶然性，也有成功之后得到发展的必然性。日本农协半民间、半政府，成为一个代表农业利益的政治集团。日本农村的阶级分化长期受到压抑，是否也与农协的作用有关?借鉴日本，黄宗智反对国家扶持规模化的“龙头企业”和雇工劳动的所谓“家庭农场”。真正的家庭经营，包括五亩地以下“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化”的高附加值种植管理，才是能有“小而精”效果的生产单位。至于他总结的日本“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的互补进路，在什么意义上奠定了基层的民主政治，恐怕取决于人们对保守的自民党长期执政(1955年后只有两次短期的例外)等现象的不同评价。

严海蓉指出，“资本主导的逆向土改”席卷亚洲，许多国家的小农都被资本化的农业所吞并或驱逐。日本固然有深远的农协传统，但维持其合作体系的一些条件也正在流失。黄宗智承认目前小农合作在中国有强大的制度性障碍，但忽略了自发资本主义企业和大户利益的威胁。这个批评有道理，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合作社需要政府介入的重要观点，不妨看作是对“制度性障碍”的一个回应。成功的合作运动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全面支持，也是新中国自己以及国际历史上从亚欧到拉美的共同经验。条件当然是政府的相应立场。缺失组织农民、以农为重、以粮为纲的立场，个别的成功到处可能，广阔的合作道路却难以走通。读到农协为小农场购买农资获得优惠折扣，在农产品的加、储、运、销等环节帮助生产者，协调各级金融组织为农户和合作社提供国家补贴的低息贷款、发展基层信用合作，并组织基础设施建设、大型机械的合作使用，以及社区服务、社会保障、文化活动等等，处处似曾相识。中国自己难道没办过合作社吗?中国的集体化、人民公社、“五七道路”设想等等，难道没留下任何有价值的启发或资源吗?一旦社会主义不再是政策指南，“去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就失去了理想，甚至成为大私有及跨国资本积累的手段。

在这个背景下，贺雪峰提出“为谁的农业现代化”的确是最根本的问题。他的理解，当前中国农业必须完成三大基本任务，一是保证粮食安全，二是为两亿农户提供农业就业与收入，三是为国家整体现代化，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产业升级，提供可靠的农业与农村基础。提出为谁的问题，是因为中央和地方的思路与实践都已出现偏差。“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者同步的战略，试图通过农民大规模进城而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再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基础，搞不切实际、不合国情、贪大求洋的现代农业;忘记了农业现代化应该服务于最弱势也最多数的小农，尤其是粮农。据此他的政策建议包括从加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一层入手，国家通过转移支付整治农业生产条件和基础设施，解决土地细碎等问题，完善农技及其他方面的社会化服务，方便机械使用和农机推广，同时改善村庄治理和村民生活。并且最重要的，是为进城失败的农民保留顺畅返乡的通道。

贺雪峰最有争议的一个观点，是正面评价“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及其连带的“廉价劳动”和“世界工厂”，视之为缓解中国现代化进程压力的一项制度安排，合理并具有社会需要的结构弹性。他很明白由此农民家庭即可顺利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正是这样一种独特的再生产方式，“不仅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可靠的廉价劳动力，而且为应对经济周期提供了强大的农村稳定器和蓄水池”(贺雪峰，2015b)。其中的道理，不能说不充分。比如中国的发展避免了其他不发达国家常见的城市贫民窟的出现;又如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了城市的过剩资本下乡，形成对农民的保护;再如务农与打工并举成为农区普遍的生计和理性选择。然而其代价，与去集体化的种种负面后果重合，也不可谓不惨重。女性地位的倒退，宗族关系、迷信习俗的复活，家庭分离、老幼无养之苦以外，进城务工增加农户收入的反面，正是国际市场上的极度剥削和超级利润。既然农民工及其家庭仍要依赖老家的土地和劳动来生存，那么资本升值的成本就是由(社会主义遗留的)集体土地和平等地权部分承载的，从而成就了以制造业出口为主体的低工资、低附加值、高增长、高污染的“中国奇迹”。有诗为证：“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生命!”(邵燕祥，2003)这究竟是“制度安排”，还是中国被全球整合不期而至的副产品?

不过，脚踏实地的贺雪峰又有着真实的危机感，并对政策失误持绝不妥协的批判态度。他认为根据人口变动等需要由集体进行土地调整，是实现合理地权配置的现实需要。农民还要求耕种土地集中连片，以便降低劳动投入，提高作业效率。但当前政策回应的却是资本的要求，即试图通过土地确权来固化承包权，反映了错位的“主流话语中进行产权交易增加财产性收入的理论想象”。他又问，为什么政策要培育包括资本企业在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不是帮助数以亿计的小农?结果是政府出钱培育出一大批套取财政补贴的骗子企业。同样，黄宗智也指出由商业或产业资本主导的“翻牌合作社”，得到国家项目的补贴和优惠，实际上却是由逐利资本控制的，以农户社员为摆设。小农派的这些批评，其实与阶级派一脉相通。质疑自由市场派和主流政策派，正是小农经济派和阶级分析派的共同立场。两者都反对土地私有化和大资本下乡，都拒绝农业资本主义转型的美国道路，也都强调粮食安全和主权，保护农民和农村。可以说，这场讨论基本上是统一战线中的内部分歧。对话的意义则在于澄清思想，提升认识，梳理异同，在不利的条件下共同争取最好的政策和发展可能。

把阶级语言和分析带回到政策论辩中，是阶级分析派的重大贡献。“农民”(亦如“人民”)本身是不是一个阶级概念，其分层分化又有怎样的阶级认同和政治后果，还有待研究。无论以何种名义和形式，农业直接生产者能够凭借法定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以耕者有其田为本，组织起来建设新型的道义经济和村社共同体，应该是可能取得共识的最后的底线。

参考文献：

陈航英，2015，《新型农业主体的兴起与“小农经济”处境的再思考》，载《开放时代》第5期。

贺雪峰，2015a，《为谁的农业现代化》，载《开放时代》第5期。

贺雪峰，2015 b，《当前中国三农政策中的三大派别》，澎湃新闻网，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02826。

贺雪峰，2013，《地权的逻辑Ⅱ：地权变革的真想与谬误》，北京：东方出版社。

黄瑜，2015，《大资本农场不能打败家庭农场吗?》，载《开放时代》第5期。

黄宗智，2015，《农业合作化路径选择的两大盲点：东亚农业合作化历史经验的启示》，载《开放时代》第5期。

邵燕祥，2003，《哀矿难——献给最近在山西甘肃黑龙江等地煤矿事故中死难矿工的挽歌》，载《南方周末》1月23日。

孙新华，2015，《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兴起与突破性农业转型》，载《开放时代》第5期。

严海蓉，2015，《“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专题导言》，载《开放时代》第5期。

严海蓉、陈义媛，2015，《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特征和方向：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动力》，载《开放时代》第5期。

“共产主义”近来成了舆论场的热词。一些报章响应党的正式论述，发表了关于为共产主义长远目标奋斗的文章。网上有些大V则对“共产主义的说教”冷嘲热讽，有的甚至宣称自己被共产主义口号“骗了十几年”。这样的争论在中国社会泛起，并不在意料之外。

改革开放以来，共产主义不再是中国报章和人们口中的热门口号。中共强调国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路线，为实现社会进步开展了脚踏实地的工作。但党的长远目标没有变，中国实际上进入用积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果向长远发展目标慢慢靠近的可持续模式。

共产主义不再是口头禅，但它作为高远追求，仍在社会的前方。我们低头拉车，但也要抬头看路，巩固全社会的政治信念，否则社会就缺少凝聚力，也会迷路。实际上中国的民生越做越好，但恰恰是思想上比较乱，西方的那套要改变中国方向的激进主张回流进我们的社会，被一些人指称为中国应有的国家理想。

客观说，这是社会不同选择和不同道路的根本探讨，这种探讨正逐渐积累深远的影响。

中国没有经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资本主义的表象因此对一些人有吸引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资本主义不是人类社会的终结阶段，马克思早就论述了共产主义的远景，这代表了人类的长远追求和胸怀。尽管苏联式社会主义运动在创造成就的同时也曾出现偏差，但如果人类因苏联和东欧的挫折就此放弃追求，相信资本主义就是历史的终结，那将是莫大悲哀。

当年在中国跌到谷底、试尽各种出路而不成的情况下，人们受到共产主义理想的召唤。这一理想先是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建立了新中国。然后它又作为社会理想经受了考验。中国人民在西方列强面前站起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都是中国勇敢面对复杂实践的收获。

因此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共产主义带给中国社会的正面精神力量事实上远大于我们对它不成熟认识导致的那些后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共产主义学说，近一个世纪后回首，它没有辜负我们这个民族。

共产主义当然不是应当无限消费的口号，我们有很多现实而迫切的任务，然而完成这些任务与实现共产主义长远目标的辩证关系却是牢固的。我们不能只谈共产主义理想而漠视当前的尖锐问题，也不能因为买到了假货或是遇到个腐败的坏领导，就认定共产主义理想是“扯淡”。

中国需要弘扬共产主义理想，并且不断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开展工作，以普通民众能够理解的方式谈论全人类的这一美好愿景。不能不说，在西方政治观念的渗透有所扩散的时候，坚持在中国社会这样做并收获实效，是一项长期的挑战。如果各级思想政治工作者以为只要他们呼喊了共产主义口号，就完成了他们的使命，那将是极大的误解。

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社会，肯定更有凝聚力，也更加积极向上。然而让这一远大理想真正扎根于社会，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一大坚实条件，又是不那么容易的事。对此我们要有客观、求是的认识。

社会名人以国家的现实问题为噱头攻击共产主义理想，是非常无聊的行为。中国要解决问题，致力于实现阶段性目标，但与此同时，这个国家决不可成为面对大历史的精神流浪儿。共产主义是中国社会的集体信念，信念的含义就是它不会因为一时的困难和挫折动摇。而已经度过了最困难时期的中国，尤其应在基础信念上坚定不移。脚踏实地就是向理想的迈进。

新浪美股北京时间22日消息，外媒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将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会晤。相对于美国，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以令人瞠目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的经济巨变引发了规模庞大的城镇化进程，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寻找工作。英国广播公司(BBC)通过一组数据图表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发生的“令人吃惊的巨变”。

1.百万级城市的迅猛崛起

数据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4全球城市化发展报告。注：香港数据基于1997年主权移交后

根据联合国数据，中国百万级或超过百万人口城市的数量从1970年的16个跃至2015年的106个，而美国拥有同等规模的城市为45个，欧洲大约有55个。

2.混凝土消耗：三年水泥消耗量超过美国一个世纪

数据来源：美国地质调查局，《国际水泥评论》杂志

中国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伴随着迅速发展的建设热潮。中国三年的水泥消耗量超过了美国1个世纪的消耗量。

3. 更为富裕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中国1978年开始引进市场原则，自1980年代对外国投资开放后，借助廉价劳动力优势，中国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制造大国之一。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年均10%的高速增长。直至2010年，中国的高速增长开始放缓。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中国的人均GDP仍远落后于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

4.出境游人口数量世界最多 消费规模荣登榜首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伴随着中国GDP的快速增长，中国人民的可支配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中国出境游的人口数量世界最多，而中国游客的消费开支亦居世界首位，海外花费规模达1650亿美元。

受中国游客欢迎的目的地包括香港、日本、法国、韩国、美国和泰国。

5.猪肉消耗量惊人：中国人吃掉全球一半猪肉

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农业部，路透社

长期以来猪肉一直是中国人青睐的肉类。之前中国人收入低，猪肉一度成了只有在特殊场合才能享用的上的奢侈品。

如今大不同了。随着中国人消费能力的提高，猪肉的消费量也大幅增加，如今中国的猪肉消费量约占世界的一半。

6.城乡贫富差距加剧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2014年统计公报

尽管人均收入增多，但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快速增长中受益。1990年以来，中国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急剧扩大。报道称，中国的户籍制度加速了收入差距的分化。而大规模向城市迁移也影响到下一代—中国有6100万“留守儿童”，他们被留在了农村，远离父母。 (雷鸣)

希腊6年来的第5次大选终于尘埃落定。希腊内政部20日晚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激进左翼联盟党在当天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胜，新民主党居第二位。不过由于激进左翼联盟没有取得议会多数，齐普拉斯已经宣布，将与极右翼独立希腊人党尽快组建联合政府。

根据内政部对约73%选票进行的统计，激进左翼联盟党获得约35.5%的选票，新民主党得票率约为28.3%。极右翼政党金色黎明党获得约7%的选票，得票率居第三位。紧接其后的是社会主义政党希腊社会运动党，获得6%到7%的选票。据最新消息，新民主党领导人米马拉基斯已承认选举失败。

激进左翼联盟党领导人齐普拉斯在雅典市中心的一个庆祝集会上向支持者表示，希腊人民通过这次大选明确授权激进左翼联盟党继续执政4年。他承诺将努力工作带领希腊走出债务危机，并向“腐败的旧体制”宣战。

据路透社消息，由于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没有取得议会多数，所以需要组建联合执法。齐普拉斯刚刚宣布，将与极右翼独立希腊人党尽快组建联合政府。在此前的集会上，齐普拉斯还拥抱了曾经与激进左翼联盟党联合执政的独立希腊人党领导人坎梅诺斯，从而证实了两党可能再度联手的猜测。

但一些分析人士说，激进左翼联盟党和独立希腊人党加起来将只拥有十分微弱的议会多数，因此不排除其他政党加入政府的可能性。

法国总统奥朗德就希腊选举结果表态说，对齐普拉斯及其领导的政党来说，这是一次重要胜利;对欧洲左翼政党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BBC记者里查德·加尔平在雅典报道说，没有绝对多数，就意味着在实施一系列财政改革措施的期限迫近之际，希腊会面临一段时期的政治不稳。

此前，希腊内政部已根据对30%选票的统计预测激进左翼联盟党获胜，希腊各主要民调公司也表示该党获胜不可逆转。

此次选举的投票率约为56%，创下近年来议会选举投票率新低。这表明，不少希腊人对频繁举行选举和绝大多数政党的政策感到厌倦。

根据希腊宪法，总统将授权议会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的政党组建政府;如果大选中没有一个政党获得绝对多数，总统将依次授权议会中席位最多的3个政党组建政府，每个政党有3天时间组阁。

这已经是希腊近6年来的第5次大选。在今年1月25日的大选中，激进左翼联盟党高举反对紧缩措施、终止救助协议的大旗获胜，但上台执政后未能兑现诺言，最后在银行停业、第二轮救助6月底到期之后，与债权人签署了包含严厉紧缩和改革措施的第三轮救助协议。该党超过四分之一的议员在议会投票时反对该协议。这使齐普拉斯实际上失去了议会多数支持，政府面临随时垮台的危局。齐普拉斯8月20日晚宣布政府辞职，并要求提前举行大选。

在选举前接受的采访中，齐普拉斯表示，他将他的国家放在了他的政党之上。他说，假如他没有同意这个为期三年的紧急援助协议，希腊很可能就要离开欧元区。

文︱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 智石经济研究院副秘书长、中国城市战略中心执行主任罗天昊

近日，李嘉诚拟将长实地产在上海的地盘，以200亿元出卖。这是李嘉诚撤离中国，财富转移欧洲战略部署的继续。

本来，商业如水流，逐利是资本的本性。李嘉诚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众所周知，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的很近，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别让李嘉诚跑了。

敏感如李嘉诚，绝不会感觉不到。在中国，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密切相关，由此，一撤资，二撤资，三撤资，其商业帝国，在大陆欲上演金蝉脱壳之法。

前年是李嘉诚最不平凡的一年，先是工人罢工浪潮，风起云涌，后是在大陆的抛售，受到了巨大的非议。就民间形象而言，李嘉诚从此前的商界领袖，教父级人物，转变为长着獠牙的怪物。令人遗憾，李嘉诚本人应也比较伤心。

就官方感受而言，李嘉诚不顾念官方此前对其在基础设施，港口、地产等领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国经济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不停抛售，造成悲观情绪在部分群体中蔓延，其道义的高点，已经失守。低买高卖，确实是市场经济，但是，地产、港口等产业，恰恰是中国最不市场化的产业，没有权力的扶助，哪里来的机会？合作时借权力，卖出时说市场，似乎双重标准，让人难以淡定。

香港富豪榜的前几名竟然全部为地产商，显示了香港产业的畸形。而这种畸形产业的背后，隐藏着香港社会结构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现，以及贫富分化的眼中，则严重危害了香港社会的活力。

其实，李嘉诚只不过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响香江?能操控香港万民福祉与未来者，国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滞后于现实发展，方才导致香港困局。未来需要改变思路，进一步造福香港万民。

“招安精英”致使李嘉诚等豪族坐大

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虽然发作于回归之后，病根却早在80年代即已种下。在英治时代，虽然港英政府亦喜欢借助华商领袖的势力，来维系社会平衡，但是，总体而言，香港还算是一个健康均衡的社会，从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个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在经济领域，香港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贸易发达，但是，实业亦非常发达，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闻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社会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政府的未来设想是实现“港人治港”，但是，这个“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香港人当时不太明白。

事实上，大陆精英治国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为北京重点倚重对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华商领袖。实际意义上，这形成了一种对于香港上层人士的“招安”政策。

在此情况下，香港腾飞过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获得了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三十年来，香港的头面人物不断受到各种“关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豪族，这些大族因为与大陆的关系，在拓展商业势力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他们不仅到大陆投资受到照顾，同时，在某些与权力联系紧密的领域，亦获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就是表现之一。作为与权力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香港地产行业的繁荣，发蒙于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并没有产生特别庞大的地产企业，诸多地产大亨的最终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后。

李嘉诚虽然在1958年即进军地产，但是一直以实业为主，直到他收购和黄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扩张，而李嘉诚在1978年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接见之后，在香港可谓通行无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业扩张顺风顺水，特别是在地产领域，此后，李嘉诚的财富大部来自地产行业。

在大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亦有李嘉诚的身影，如深圳的盐田港，大陆方面即交给了李嘉诚。“一哥”李嘉诚如此，“二哥”李兆基和“四哥”郑裕彤，也是如此，李郑兴建了“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等众多香港地标性建筑物，无政府人脉，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础，80年代爆发为巨头级华商，那就绝非偶然了。

目前，香港前十名的商业大家族，过半从事地产行业，可见，其财富的来源，并非为香港创造了真实的财富，而是部分建立在权力经济，土地经济之上。

香港与新加坡同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后的香港和新加坡，却渐行渐远。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业和贸易起家，后来发展服务业，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与香港的支柱产业，却完全不一样。目前，新加坡的支柱产业，是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旅游业。而香港的支柱产业，是零售业、旅游业、地产业、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特别是对于地产行业的依赖，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资源更为紧张，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却没有房产危机，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产行业的富豪，远没有香港多。但是，香港迟迟无法建立这种住房制度。香港的地产行业异常发达，富豪云集。而香港90年代以后资产过十亿美元的大富豪，几乎90%以上都涉足地产行业。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而这个方面，香港却颇似大陆，表现了政治权力对于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同化。

对于富商阶层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会结构失去了平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层日益弱小。而在一个中产阶级弱小的社会中，生产与消费都是畸形的。

在产出领域，有什么行业比做地产更赚钱?在消费领域，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让人着迷?

如此，则实业逐步被人遗忘。做塑料的李嘉诚去做地产了，甚至连做珠宝的郑裕彤，亦放着金碗不要，也去做地产。回归后的10年来，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8.3%减至目前的不到5%，服务业的比重，接近90%，而实际上，如果从80年代算起，香港制造业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制造业的衰亡，不仅是其向珠三角转移的结果，亦是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

畸形社会结构的危害

同为小经济体，香港与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财富分布结构，亦大为不同。

香港四十大家族占据全港三分之二的财富，集中程度非常吓人。而新加坡则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富豪，亦无此集中财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国大陆。

以日本为例，一度财阀和门阀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扫除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垄断势力之后，日本正式进入大众时代，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够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同时起步的国家和地区队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了十余年，当人们期待它起步走的时候，结果，它却最后变成向后转了。

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富豪阶层也许并非主观上希望成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观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归之后，这种势力则更是有增无减，甚至，成为豪族，已经开始成为很多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主动的追求。

2003年，时任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率领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来到中南海。在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余42人是家眷，比富豪还多，而在这42人中，很多是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诚就带他的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李兆基带着长子李家杰，曾宪梓带着小儿子曾智明。

荣及己身还不够，还希望把自己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传给家族继承人，不仅实现财富的世袭，更实现社会地位的世袭，而这种变相世袭，恰恰阻隔了大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不平衡。

正是这种社会领域的失衡，导致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不仅造成今日香港经济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体退化。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电影产业，自从九七之后，香港的电影就乏善可陈了，变得严格的管制，使很多电影失去了风韵，而香港社会的崩溃，使香港电影失去了根基与活力，那种草根性的情怀，大众性的娱乐，兼容并包的气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这两点，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在未来，香港经济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于再造大众社会，重塑平民精神，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努力。

逐步改变治港思路

为今之计，香港回归日久，人心归附，一国两制，生根发芽，不客气地说，大商人已经不再是社会稳压器，失去了其利用价值。而最近几年，中国各种矛盾开始凸显，改革形势严峻，十八大提出，改革是未来最大的红利，而改革的最大阻力，即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者，不仅存在大陆，香港亦有。

同时，在香港的改革，比在大陆更为容易推行，香港是一个有草根传统的地方，纵使是豪族，亦只有商业地位，而无政治背景，不似大陆，要收拾一个贪官，涉及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有的甚至是世家，父子高官，树大根深，难以撼动。香港豪族虽从经济上富甲一方，却并无显赫政治地位。纵使是曾经受到过领导人关照，也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时势变，政治地位亦变。有权力之利剑，踏平香港各个山头，可谓易如反掌。

从国家对于香港的倚重程度的变化来说，亦需逐步削弱香港豪族地位，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地位非同昔比，上海，天津，深圳，广州等沿海城市亦兴起，香港作为自由港虽然仍然重要，但是已不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国家来说，整个香港的利用价值大大下降。

为今之计，为争取民心，推动改革，以继续平稳政权，提高执政合法性，获取大众对于未来改革的支持，中央政府应权衡利弊，果断抛弃不再有利用价值的香港豪族，平抑豪族，扶持农工，在政治上，推动社会阶层的扁平化，在经济上，发展多元产业，防止一业独大。

在全国范围内，随着中国增速的下降，从前的以增量改革为主的改革模式，将逐步过渡到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并重的模式。存量怎么改？说白了，经济上，加大开放，政治和社会领域，即打压富豪，收买底层，扩大政权根基。

在此大势之下，此前的香港豪族，从被关照的对象，逐步沦落为被疏远的对象，李嘉诚人中豪杰，已经看到这种苗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李嘉诚等商人还有三大未竞使命

对于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富豪来说，不管走与不走，作为曾经的获利者，其在大陆，在中国，未来还有三大使命需要完成，不能轻易一走了之。

其一是，兼顾民生，回报穷人

毋庸讳言，八九十年代之后，香港富豪靠的就是卖地修港口等大生意，靠的就是与权力的结盟，获得了财富，做的都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未来，随着香港贫富分化的加大，香港富豪需要实现平安着陆，通过投资不是太赚钱的民生领域，担负起社会责任，扶持穷人的责任。在大陆，实体经济凋敝，也需要大量资本的进入，未来，香港富豪不能仅仅投资地产等赚钱行业，也需要投资赚钱一般般的行业，赚点苦钱，为全国经济复兴贡献力量，而不是没大钱就撤。

李嘉诚曾言，他的习惯，是“不赚尽最后一个铜板”，不仅如此，未来可能还不能光想赚“最大的铜板”。

二，稳定香港，担起商界领袖的责任。

李嘉诚是华人世界数十年的商界领袖，甚至可以说是华人历史上最强势的商界领袖。其存在对于香港的象征意义，无可替代。

所以，李嘉诚对于养育他的香港，应该负有巨大责任，当下香港动荡，造成各方困扰，急需定海神针。李嘉诚理应成为香港稳定的基石之一。部分撤退，部分坚守。不能将全部家产都转移出大陆和香港。

李嘉诚可以撤资，也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但是不能秋风落叶，一扫而光。未来其在大陆，在香港，都应该留下标志性的财富与物业，刷好存在感。不能一走了之。见风就走非商界领袖之所为。若李嘉诚执意要走，恐数十年声望，将毁于一旦。若有所舍，有所留，虽牺牲部分利益，亦可保全声望，对各方有所交代，可谓两全。

其三是，必须要做更多善事，经营“社会事业。

经营企业，为商人本职，但是，在中国，尤其需要“经营社会“，这种经营社会，不是简单的勾搭官府，搞好政商关系，而是切实对于社会广泛领域的事务，做出贡献。如教育，社会保障，扶贫，科研等等。

香港富豪陈宗启一下就捐款3.5亿美元给哈佛大学，虽然捐款自由，但是，对比邵逸夫先生，可以看出一些奥妙，邵逸夫先生一生的财富，相对香港顶尖富豪来说，其实并不多，但是其名望高，地位尊崇，无它，舍得付出。国内遍布的逸夫楼，体现了其对于大陆教育的拳拳赤子之心。

虽然中国官方的钱财使用方法和过程，确实存在一些弊端，但是，这不能成为将“宁与友邦，不与家乡”的借口。未来香港富豪，需要加大在中国的社会事业投入，不仅做一个经营商业出色的企业家，还要做经营社会出色的社会贤达。未来李嘉诚人走了，社会事业仍需继续。

操纵股市已经成了各国政府的标准动作。如今，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中国政府的救市政策上。

但中国的救市绝非个例。西方主要国家都在做完全一样的事情，只不过呈现形式不同而已。

就拿量化宽松（QE）来说，日本在2000年初率先实行，美国2008年也推出该政策，然后日本2013年又梅开二度。在所有的措施中，QE是最为激进的操纵资产价格的手段。它直接通过央行购买长期主权国债来压低远端利率，从而令股市更具吸引力。

在操纵市场的同时，QE是否完成了其刺激经济的目标是值得商榷的。眼下，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依然不同寻常的疲弱，但这并没能阻止各国政府继续尝试。

对于外界的批评，央行总是辩解，如果没有QE形势可能会更糟。但如今，经过操纵的资产价格已对金融稳定造成新的风险，终将接受市场的审判。

中国救市对于市场的操纵同样很大胆。在经历了12个月暴涨145%之后，沪深300指数暴跌31%，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激进手段救市。

中国的救市措施是全方位的，包括向政府背景的证金公司提供4800亿美元救市资金，21家券商筹集190亿美元救市，央行承诺为股市提供充足流动性等等。当然，还有批准50%以上的股票停牌。

和西方通过央行注入流动性曲线拉抬股市所不同的是，中国版救市的目标更加直奔主题。QE是一种很被动的手段，旨在提振崩溃后的市场和经济。而中国的政策更加主动，试图去接住“下落的飞刀”。

中国和西方的市场操纵还存在以下几个显著区别。第一，中国政府似乎并不太担心实体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这是可以理解的。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仅36%，约为美国的一半，中国股市的财富效应要小得多。而且中国股市是在短时间内暴涨起来。沪深300指数过去12个月的涨幅，有90%是2014年11月之后的七个月中完成的。所以，投机者还没有时间将财富沉淀下来，也没来得及对生活方式改善产生持久的预期。

第二，西方国家危机后的改革通常只是战术层面，是对既有市场的修修补补。而中国恰恰相反，股市对中国具有更大的战略价值。提振股市对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乃至经济结构再平衡战略至关重要。中国此前的发展主要依赖于银行对经济的间接融资，为了让企业获得更加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发展和维持稳定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对于中国来说就特别重要。如果股市泡沫破灭，那么中国此前的许多努力可能会付诸东流。

第三，由于基准利率仍比零高出不少，中国央行的处境实际上要好于其他央行。中国央行可以掌控好货币政策，免于陷入永无止境的流动性深渊。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针对股市的定向行动可以防止流动性危机向其他资产市场溢出，将金融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由于两市仍有不少公司还在停牌，我们很难判断现在是否跌势已尽。尽管政府组织了大量的火力来缓和市场波动，但过剩的高杠杆投机需求仍令人不安。事实上，在截至6月底的12个月中，两市的融资融券余额占流通股总市值的份额增加了近两倍。

尽管沪深300指数已较7月8日地点反弹了14%，但昨天8.5%的暴跌意味着之前的反弹可能只是暂时的。随着股票的逐步复牌，去杠杆压力可能拖累大盘进一步下跌。

更广泛地来看，和日本、美国和欧洲如出一辙，迫使中国操纵市场的诱因只有一个：特大资产泡沫破灭的危险。一次又一次，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对于市场的过激表现熟视无睹。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劳动者的收入压力永恒存在，莺歌燕舞的资产市场总是弥漫着令人难以抗拒的诱惑。

投机性泡沫正是这种诱惑的表现。随着泡沫的破灭——几乎总会如此——虚假繁荣露出原形，通过市场操纵进行防守就变得既紧迫又合乎逻辑。

这种操纵恰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我们越是依赖市场，就越不信任它。不用说，这与基于市场有效性假说的“看不见的手”背道而驰。我们总是声称，客观市场能够保证资产得到最有效的配置。但我们真正想要的，却是让市场按照我们的意志来运行。（原载于MarketWatch网站，华尔街见闻编译）

我眼中的美国          

美国是个全世界人民爱恨交集的国家。我说的是国家，是国家代表的利益集团，即美国的1%，而不是它的99%。美国的1%，人虽然不多，但能量很大，同时又代表全世界。我和大家一样，也很关注它，不是以专家的身份关注，而是以看客的身份关注，坐在电视机旁关注。

我到过美国，20世纪90年代，几乎年年去。9.11之前那一周，我还在华盛顿。9.11那天，我在北京。我是从凤凰台，眼瞅飞机撞大楼，浓烟滚滚，马上给朋友打电话。这是惊天动地的一夜，轰然倒塌，倒的不仅是楼。 

后来，我就不去了。2007年是最后一次去。我同美国接触较多，主要是汉学家，只谈学术，不谈政治。 

我是个只读书，不看报，也不上网的人。天下大事，主要来自电视。我对美国的了解很有限，只限惊天动地的要闻，和大家看到的一模一样。 

我讲的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且是最简单的事实。

两种“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民主、自由、法制、人权。这是21世纪中国知识精英的发明，9.11之后的大发明。但西方的普世价值本来不是这个意思。这八个字，上面还有上帝。 

英语中的普世价值是ecumenical value或oecumenical value。Ecumenical来自拉丁文oecumenicus，意思是“有人居住的世界”。这词有点儿像《诗经》的“普天之下”。它强调的是，普天之下，都信基督教。你听美国总统讲话，你听布莱尔在北大讲话，他们满嘴都是这一套。近二百年，基督教普世运动(ecumenical movement)开过很多大会。所谓基督教普世说(ecumenism或ecumenicism)，就是全世界基督教大联合(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大联合)。 

我们要知道，这才是普世价值的本义。 

过去我们有个口号，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现在叫“全世界华人大联合”。过去我们唱的是“我们工人有力量”，现在宣传的是“我们公司有力量”。“我们公司有力量”，就是“我们老板有力量”，或“为我们老板服务的红黑二道有力量”。有人说，现在信基督教的越来越多，物欲横流的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威胁，咱们得跟它对着干(其实是跟着它干)，孔教以中国的亿万富翁为依托，以中国的新教伦理加宪政精神为理念，一教(儒教)包容四教(佛教、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才是真正的世界宗教，赶快行动吧，把孔子的旗帜插遍全世界，这才是普世价值，这才是中国的软实力。 

可惜，这只是一部分中国知识精英鼓吹的价值，十足仿冒的普世价值，除了中国人，没人承认的普世价值。普世，只是为了抢地盘，跟对手一般见识。

美国的榜样：耍钱玩弹，才是硬道理          

美国是世界民主的榜样。它给全世界树立的榜样是什么?大家都看到了吧。 

动物世界，老虎、狮子是生物链的高端。发达国家，发达到一定水平，就不事生产，实体经济全部转出去，光剩服务业、军工、高科技，卖专利、卖品牌、卖金融产品，当赌场的庄家。你吃草，我吃你。 

在这方面，美国的确是代表。很多东西，它早就不玩了，就连美国人最钟爱的汽车业也正在衰落。全世界玩的，哪样不是它玩剩下的?它坐在产业链的高端，耍钱玩弹，耍钱帮玩弹，玩弹帮耍钱，别提多爽。 

(1)美国的文治是靠耍钱。

世界是个大赌场，美国是庄家。美国是个穷奢极欲的国家，层层放债，层层欠债，你提前消费他，我提前消费你，藏负于民。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和2011年的世界金融风暴，它拉下一屁股屎，大家都得帮它擦，还得美其名曰“互利共赢”。 

(2)美国的武功是靠玩弹。 

我说的弹是各种炸弹、核弹、先进武器。美国是个穷兵黩武的国家。美国人爱玩枪，历届总统，不问哪个党，都酷爱打仗。美国有战争依赖症。它的武库总是不断更新，它把过期的武器卖出去，自己跟自己玩剩下的玩，谁都玩不过它。 

美国也有哭鼻子的时候。 

朝鲜战争(1950~1953年)，重创美国，阿灵顿公墓躺着一大片美国孩子的亡灵。韩战纪念碑上说，他们是为他们不认识的人到不认识的地方打仗，Freedomis not free(自由不是白来的)。越南战争(1961~1973年)，它又自由了一把。结果是，国内国外，不分左派右派，一片喊打。它是好了疮疤忘了伤，记吃不记打。这是冷战时期的热战，两次都和中国有关。 

后冷战时期，苏联没了，中国软了，美国可以撒疯了。美国有四大战役：老布什发动的海湾战争(1991年1月17日~2月28日)，43天;克林顿发动的科索沃战争(1999年3月24日~6月10日)，78天;小布什发动的阿富汗战争(2001年10月7日~?)，没完没了;伊拉克战争(2003年3月20日~2010年8月3日~?)，没完没了。前两场还有人叫好，后两场怎么样?只有中国的知识精英才为它叫好。 

我们这个世界，“好东西”全在美国，是吧?可大家别忘了，美国的“好”靠什么，全靠两条：第一，全世界都认美元;第二，美国在全世界驻军。 

什么最普世?美元、美军最普世。但美国说了，谁也不许学。

美式民主          

民主，希腊文的本义，是老百姓当家作主。但后来，女子、小人，凡难养之辈，都得排斥在外，请大富大贵的聪明人替他们作主。村级选举，往往如此，国级选举，也往往如此。 

现代民主，都是由政客代表老板，替普通人作主。这种民主，只是选战民主，不是社会民主。 

社会是老板的财产，可以世袭，可以专制，用不着选举。 

老板领导白领，白领领导蓝领，这是自由社会的梯级结构。老板说，人就分两种，一种叫打工仔，一种叫失业者。只要打工的中产阶级占多数，社会就稳定了。没工作而待救济的穷人，翻不了天。他们都是loser，不是懒汉，就是笨蛋。他们说，穷人都是我们养活，不让他们穷着，就没有社会效率和经济繁荣。 

中国人有唐人街，说新，比母国新，说旧，比母国旧。美国是个大“英人街”。他们的白人(WASP)是逃过来的，黑人是掳过来的，也是如此。 

美国的特点是没有历史：优点是没有历史，缺点也是没有历史。一方面很新，三无，没有教皇，没有国王，没有贵族，让人觉得年轻而富于活力;一方面很旧，宗教上最保守，政治上最右翼。欧文曾到美国建“和谐公社”，但社会主义在美国最没土壤。它连达尔文都受不了。麦卡锡时代，就连卓别林都驱逐出境。它最反共，反共的理由用不着太多，“共产党不信上帝”，光这一条就够了。 

二战，美国接收了大批犹太难民，美国的军工、金融、科技、学术，都受惠于这批高级难民(如爱因斯坦、奥本海默、阿伦特)。以色列的移民，最有影响力的是美国移民。这决定了它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 

这个国家，没有直选，只有共和、民主两党轮流坐庄。就像飞机送餐，点头微笑，“chickenor beef(鸡肉或牛肉)”，让你随便挑。打仗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谁也不敢反对(除非死人太多)。共和、民主两党都酷爱打仗，对外没任何区别，区别只在收税和利益分配。但就是对内，也是大同小异，无论怎么收，怎么分，都绕不过三个代表，一是犹太集团，二是军工集团，三是金融大鳄。他们说，他们才是美国，他们就是美国。 

欧式民主，至少容纳左翼，社会主义在欧洲还有一席之地，美式民主，绝对不许讲。 

什么叫民主国家          

美国是个“全球鹰”，它成天想的是全球打击，随时随地打击，想打谁就打谁，几乎如科幻小说一般。 

美国战争方式：外交穿梭—联合国制裁— 国际法庭通缉—设立禁飞区—收买反对派—然后给你下及时雨，兵不厌炸，带火字旁的炸—不服，再派地面部队，或派特种部队，“千里之外取上将首级”—然后寻找“大规模杀伤武器”和“万人坑”—最后是开刀问斩—公审太麻烦，还是直接杀了省事，什么老朋友，该翻脸时就翻脸。这些步骤，大家都看到了吧?他们觉得侠肝义胆，特牛仔。 

美国当然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民主。在它看来，民主支持战争，战争传播民主，太合情合理。枪杆子和民主，一点儿矛盾都没有。 

美国有一批盟友，核心是八国联军的老班底(除把奥匈帝国换成加拿大，俄国换成以色列)。大家别忘了，八国联军就是当初的民主国家。当年的道理还是现在的道理。 

打仗亲兄弟，首推英国和英联邦国家，它的前辈和亲戚。其次是欧洲大陆的老邻居，法国和德国。以色列是英美在中东打下的楔子，半个儿，视同己出，别提多亲。亚洲的铁哥们儿是日本。 

其次是地区代表。首先是北约28国，包括东欧的新盟友。其次是伊斯兰世界最保守的沙特等国。比如波兰，为王先驱，美国打伊拉克，它最先进入。利比亚战争，沙特等国也立了二等功。利比亚战争是新模式：老大运筹帷幄中，老二老三往前冲，北约飞机天上炸，反对派在地上打，天上地上有分工。帕内塔说，战绩辉煌，零伤亡，当然是说天上—至于地上，利比亚人死了多少，伤了多少，难民有多少，无所谓，就连反对派，照样忽略不计。 

美国人还有一种很传统的说法，是“我们的狗崽子”(ourson of bitch)，如蒋介石、李承晚、吴庭艳、巴蒂斯塔、诺列加，都在这个名单中。他们真是这么叫。走狗不走，随时可换。这些人，全都碰到过大麻烦，有些人还丢了命。 

萨达姆帮美国打伊朗，本·拉登帮美国抗苏军，结果都被美国干掉了。卡扎菲，扛不过了受招安，招安了也照打不误。这些人的命运，全看有用没用，特别是对保卫以色列的大局有没有用。 

台湾老说“矮化”，谁把它蹬了?恰恰是美国。中美蜜月那阵儿，美国支持训练的藏独游击战也被叫停。 

谁说美国选盟友都是民主标准?

小布什，说话最坦率，非敌即友。美国的恐怖定义最简单，谁反对美国，谁就是恐怖国家。他们的民主标准也很简单，只有参加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和金融集团，才有资格叫民主国家。

天堂建在地狱上          

我们这个世界是个穷富相依的世界。没有富人的世界，大家不敢想。其实，没有穷人的世界，才最不可能。羊都跑了，狼就得饿死。狼的责任是维护生物链，帮羊搞计划生育，控制它的种群数量，功劳可大了。 

中国古代闹饥荒，有个皇帝说，“何不食肉糜”。美国也是这个逻辑。它说，落后国家之所以欠揍，就是因为“不食民主”。吃肉当然好，谁都不反对。但它提供的是什么?不是“肉糜”，而是“何不食”。语云，“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西向而笑;知肉味美，则对屠门而大嚼”(桓谭《新论》引谚)。它光让你“对屠门而大嚼”。听话比效仿更重要。 

美国，富足强大，比其他国家过得好，这条没人反对。问题是，它是建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天堂建在地狱上。 

最近，“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人民的呼声很清楚，即使这个世界老大，也是1%欺负99%。其实，它不光欺负本国，也欺负外国，更主要是欺负外国。没有外国的穷，就没有美国的富。 

美国围剿全世界，今天制裁这里，明天制裁那里，但我们不要忘了，这个世界还是被穷人包围。美国首都华盛顿，就被黑人区包围(唐人街以北就是)。芝加哥大学，也被黑人区包围。“自由世界”是被“不自由世界”包围。“农村包围城市”，到处如此。 

美国很强大，也很脆弱。假如美国被围，它比朝鲜还惨。美国是叶公好龙。它希望全世界都流哈喇子。但大家“学习美国好榜样”，光这么一学，就要了它的老命。大家都当美国人，它更吃不消，移民局不急，布雷维克式的杀手也得跟你急。

李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先秦考古研究及中国古汉语研究。主要著作有：《孙子古本研究》、《李零自选集》等。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正在成功地创立另一种全球领导模式，其意图是挑战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统治地位。上个月，面对美国的反对，由中国领衔、规模达千亿美元的亚投行正式启动，以满足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从事件背后可以看出，中国的势头正越积越强。亚投行将成为引领全球的金融机构，但美国却没有在其中扮演任何角色，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几个月前，英国政府率先成为西方世界中首个发行人民币主权债券的国家，引爆热议：人民币最终是否会取代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全球储备货币？随后又发生了南海争议，这是中国在本地区抵消美国影响力的最新举动。

同时，中国经济的崛起被视为正在逐渐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来自中国的信息很明确：对于自身的治理模式高度自信，并致力于在西方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之外，追寻另一条路径。

目前为止，中国式道路对大部分人而言，很大程度上仍不够有说服力，尽管像越南和委内瑞拉那样的发展中国家里颇有拥趸。但西方有必要承认，在发展中世界民众的眼中，中国模式的吸引力正不断增强，尤其是当西方经济体自己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挣扎着复苏时。

当发展中国家将目光投向西方，他们看到的是选民愿景的幻灭、财政紧缩和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西方对自身未来的不确定放大了，甚至美化了中国的成功故事。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中国，学习经济发展的经验，将不会令人感到惊讶。

西方的反应迟缓而费力。主要经济体没有将金融危机作为反思的机会，没有确定经济体系中哪些环节已经失灵，而是将新自由主义视作唯一的前进道路，继续鼓吹。

不作为的结果威胁了民主的未来。西方在论战中正渐渐处于下风，而中国模式，尽管也存在着贫富差距扩大等现象，却在获得越来越多的信誉。发展中世界将中国视为领袖，认为它不会陷入选举政治的泥淖，可以制定长期的经济计划，并不中断地执行下去。

当中国经济对外部世界开放时，政府依然维持着对战略产业的高度控制，仅举三例：能源、电信和银行业。发展中世界看到了这类政府干预具有根本性的优势：商业和贸易可以被用来巩固政权，并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正如美国记者约书亚·柯兰齐克（Joshua Kurlantzick）所言，当中国发现一个海外投资机会时，它能够要求国内的主要银行向该领域内的中国企业大幅增加贷款。他观察：“简单地讲，中国模式将商业视作提升国家利益的手段。”

相反，正在拉大的贫富差距导致许多人质疑西方模式的有效性。对于自身的价值观和社会的健康度、可持续性等，大量西方人正越来越不安。许多西方国家政府不愿意承认，目前的不平等已达到了相当深的程度，正在损害、而不是推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至少，西方需要承认新自由主义已经在过去的30多年内，对民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战后婴儿潮时期，我们曾向机会更平等的社会迈进，但现在许多经济学家——不仅仅是极左翼的——都将这一道路的逆反，归咎于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计划。

新自由主义已变得相当有害，在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鼓吹下，人们甚至相信，西方之所以能统治世界，是因为拥抱了小政府理念和私有化。实际上，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和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已经证明，不自由的市场和大政府的制度设计，不仅是东亚通向工业化，也是美国在19世纪初崛起的典型特征。

艾伦与林德认为，富裕国家只有在自己通过保护主义手段完成工业化后，才开始向穷国“布道”，宣扬自由市场（即削减保护新兴产业的关税）和缩小政府规模（即允许外国人收购经济体的重要部门）的必要性。

同样危险的是西方长期未破的迷思，认为中国迅猛增长的原因是改投新自由主义模式。这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到目前为止，中国成功的原因是在自己的步调上改革，挑选、吸取了整个东亚地区——包括日本、新加坡和台湾地区发展模式中的元素，并将这些经验融入自己的国情中。事实上，发展中国模式的意图，正是要使它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弊病的解药。

所以，西方该如何应对非自由主义的中国模式？它在“布道”前，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向发展中世界，直率地证明自己过去和未来的发展道路。它必须更多地投资于教育，改善基础设施，以避免被中国超越并甩在身后。它必须收敛自己的傲气，承认可以从中国学到长期经济计划与市场干预的经验。缩小内部的贫富差距也是至关重要的，从而不让中国在单纯的经济发展方面继续得分。

西方还必须真正承认民主本身的脆弱性，才能意识到这一切的成败所系。正如以色列历史学家伊拉德·马尔金（Irad Malkin）所说：“民主在古代世界存在了大约200年，在现代世界已经存在了大约200年，除此之外，整个人类历史中就没有民主的位置了。寡头统治则总是存在的。”

（本文原文载于《南华早报》，观察者网岑少宇译。）

*尼夫·赫拉什：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

习主席强调指出：“一个Z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Z治D荡、Z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

侵略者可能会卷土重来，但战争形式不可能重复。从历史发展的进程可以看出，发动武力战争的成本越来越高，破坏力越来越大，通过武力手段侵略别国领土、掠夺别国利益越来越行不通，不动干戈又有无穷威力的文化战成为解决国家利益冲突的最佳方案，倍受西方霸权主义国家的青睐。

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对于国防安全的概念还停留在传统的陆海空军事平台武力对决的概念上，而对西方敌对势力发动文化战争的危险态势尚未觉察。面对咄咄逼人的文化战攻势，我们已别无选择，拿起文化战武器奔赴战场，保卫我们的精神家园。

1、文化战是不见血的厮杀，不见影的征服

文化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以文化载体作为武器平台进行的战争，破坏甚至摧毁敌对国家、民族、阶级的信仰和价值观，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特殊战争形态。

纵观人类历史，无论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征服，还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武力。

公元前300年，罗马帝国在武力上战胜了希腊王国，但是因为罗马文化体系不发达，最后不得不接受希腊文化改造。16世纪，西班牙人登陆美洲，为了把美洲变成殖民地，杀光有文化的宗教阶层，当地印地安人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只会说西班牙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位前苏联语言学家才读懂了玛雅文。

汉族统治的中国曾经两次战败亡国，一是宋朝战败被元朝取代，二是明朝战败被清朝取代。虽然蒙古族和满族用武力统治了汉族，最终却被汉族文化溶化了。宋朝和明朝在军事战争中惨败，非但没亡国灭种，反而因此而壮大，实为汉文化优势所致。

文化入侵是英国实现政治入侵的重要武器。大英帝国鼎盛时期，英国人把他们的文化、语言、价值观、生活方式渗透到殖民地的每一个角落，至今仍显示着殖民文化的力量。此前发生的香港“Z中”学潮就是例证，成百上千个“90后”大学生打出英国殖民地时期的旗帜走上街头示威，强调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让中国的国家形象受损，百姓受害。英国人的刺刀和皮鞭虽然在香港永远消失，但殖民文化的怪胎却阴魂不散。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面对着更多的国际担当，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努力打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也面对不少杂音与非议。习主席指出：“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014年11月11日晚，习近平主席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

习主席告诉奥巴马，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对理解中国人民今天的理想和前进道路很重要”。经过5个小时的夜谈，奥巴马在第二天面对记者时说“我更加理解了中国人民为何珍惜国家统一和稳定。”

2、冷战背后的文化战

列宁曾经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前苏联没有被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没有打败，没有被战争疯子希特勒打败，也没有被美国的核武器所屈服，却在自己最强壮的时候轰然倒下。究其原因，西方发动的文化战起到了特殊作用。苏联文化领域长期的混乱与政策反复给了西方文化大举入侵、猖狂进攻的机会，从而丧失了国家文化安全，最终付出惨痛代价。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在自传里毫不掩饰地写到，“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件而不考虑谋杀。”彼得·斯瓦茨的著作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为了瓦解前苏联而巧妙发动文化战的经过，美国凭借文化输出的力量颠覆和改造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在苏联内部从上到下培养了一大批认同西方价值观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民族分离主义分子，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英国《泰晤士报》社论曾引用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的话说：“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更是直言不讳，他在谈到邀请苏联学生去美国学习的意图时说：“有朝一日，一批新人将会在苏联掌权，我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样一代。”

在这场不太漫长的文化战中，美国的各种文化战武器“功不可没”，在那个时代，国际广播电台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国会的一份文件曾这样写道：“电台、广播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手段。”

80年代后期，苏联和东欧各国开始了全方位的改革。它们分别解除了对西方广播的干扰，并且在思想领域放弃了对西方宣传的抵制，听任西方广播电台在其境内采集和传播新闻，于是西方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就随着广播在这里长驱直入、广为传播。以后苏联和东欧的改革日益偏离方向，国内Z局混乱，更使得西方广播有机可乘。而西方广播乘机推波助澜，煽动群众不满情绪，为各种反社会主义言行鼓噪，这又加速了东欧的政局变化和苏联解体的进程。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看到了这一切，在1988年出版的《1999，不战而胜》中写道，“从长期看，我们可以鼓励苏联内部的和平Y变”，并且“我们将获胜，而且是不战而胜”。

3、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文化战

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制定和实施了武力战和文化战相结合的战略，企图用武力战杀死中国人的肉体，用文化战挖出中国人的灵魂。除“枪部队”外，还网罗学者和文化人组成了“笔部队”，不遗余力地对中国进行‘文化战’。“枪部队”和“笔部队”相互配合，既对中国人进行血腥的屠杀和残酷的武力征服，又用各种形式向中国人灌输以效忠日本天皇为核心价值观的军国主义文化，企图彻底摧毁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达到彻底灭我国家、灭我民族、灭我文化，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目的。

日本法西斯信奉：要想控制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是控制这个国家的文化。文化战不仅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比军事占领和经济掠夺更狡猾，更毒辣，更具欺骗性，危害也更严重。

日本把东北作为其文化战的重点试验区，想尽各种手段封杀中国文化，推行“皇民”教育，妄图使中国人奴化变成日本的“皇民”。“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教育进行彻底的破坏和摧残，随后即开始着手建立殖民教育体系，编写奴化教育教材，设置奴化教育课程，培训奴化教育师资力量。

日本侵略者还在学校建造日本皇室的神社，学生每天上下学路过都要脱帽行礼致敬，否则就要受罚。学校每天要举行“朝礼”，向日本天皇皇宫遥拜，唱日本国歌和伪满国歌。

中国在甲午战争战败，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为了推行“皇民化”运动，日本对台湾实行了大规模的文化统治和改造，还制定了一系列的配套优惠政策，如规定：对建立日语家庭、穿日本和服、按日本风俗习惯生活者，予以奖励。凡废掉中国姓名改为日本姓名者，可享有下列特权：提高政治地位;在社会上享受优待;子女可进入日本人中学读书;增加米、面、糖、布、烟、木炭等日用品的配给量。

4、互联网已经成为文化战主要武器平台，诋毁英雄人物成为惯用伎俩

互联网自1969年诞生以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打破了文化交流的技术障碍，同时也打破了本土文化的自然屏障，更为强势文化的全球传播和建立文化霸权提供了手段。在互联网领域，美国拥有远远超过核武器的绝对垄断性优势，并利用网络对那些与自己有着不同政治制度、不同价值导向的国家进行意识形态乃至全方位的文化入侵，企图使发展中国家沦为“网络殖民地”。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时在“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行动计划”中宣称，“要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其目标就是利用全球化的网络信息传播，使‘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价值观去占领世界、统治世界，实现思想的征服”。

2006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书中指出：“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

互联网现已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发动文化战的重要武器平台，发布虚假信息炒作热点问题，激化社会矛盾，干涉他国内Z。前些年一些国家相继发生的“颜色革命”，到近两年发生的西亚北非地区持续动荡，都与此有着直接关系，正是由于网上各种不满情绪的滋生蔓延，使这些国家的执Z者失去了对社会舆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并最终引发了Z治突变、社会动荡。我国近年来发生的各种突发性群体事件，都与网络背后的黑手推动有着密切关系。

2010年3月，因中国政府限制谷歌在中国内陆的业务，这个互联网搜索引擎巨头退出了中国大陆市场。谷歌和它的子公司(如YouTube)其实是美国政府文化战武器平台上的重要武器。据前任中情局官员罗伯特·大卫·斯蒂尔向美国媒体透露，谷歌是2006年在中情局种子基金的帮助下成立的。

除了来自中情局的资助，谷歌还与美国国家安全局有着深层次的合作。据时任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承认，埃及网络活跃人士、谷歌的高级主管通过脸谱网和推特散布信息，在发动组织解放广场的抗议活动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中国青年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文化战的主要目标人群，青年人最喜爱的互联网成了最主要的战场。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培博在参与CBS访谈节目中毫不掩饰地说：“美国应该在中国境内团结我们的盟友和支持者，他们是互联网世界里的青年人，他们带来的变化，足以take China down(扳倒中国)。”

在这场旨在“take China down”的文化战中，敌对势力培养和收买了一大批网上炙手可热的“公知”和“大V”，躲在数以亿计公共舆论平台里面，披着言论自由的外衣射出一支支毒箭，不分昼夜地泼污领袖、诋毁英雄、嘲弄体制，攻击D和Z府，编造所谓的“党史”、“国史”、“军史”，不断制造舆论引爆点，从而撕裂中国文化传承、撕裂社会共识、撕裂D群关系军民关系，已经到了无恶不作的程度。

西方敌对势力不仅跟我们争民心，而且在互联网上争军心，把军队作为西化分化的重点，从狼牙山五壮士到董存瑞，从邱少云到黄继光等，对英雄的事迹刻意调侃和抹黑，以“历史虚无主义”在青年官兵中制造思想混乱，妄图使人民军队变质变色，这是敌我之间的一场殊死较量。

今天的大好河山和美好生活，是无数英雄人物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崛起，需要更多的英雄人物。如何对待英雄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的世界观，一个崇尚英雄的国家才能英雄辈出，如果忽视、冷落和践踏英雄，我们不但将失去未来，而且将会失去现在。

军队作为执行D的Z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同时也是英雄辈出的战斗集体，既要在有形的传统战场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也要在无形的网络战场上，坚决捍卫意识形态安全，在前沿阵地打赢反击战，捍卫“网络主权”，筑牢“网上长城”，为保护我们的英雄、保护我们的历史、保护我们的文化而战。

5、最大的危险是不知道有危险

近些年来，国人习惯把战争焦点盯在西方大国的军事扩张上，其实来自西方的“文化扩张”比军事扩张更具危险性，敌对势力围剿中国的文化战一直处于进行时。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报告中露骨地披露：我们过去把苏共和苏联搞乱搞垮，仅用“西化”和“分化”就成功了，对付中国要再加上“四化”，即淡化、丑化、腐化、溶化。“淡化”是让中共D的领导干部淡化马列主义信仰;“丑化”是要全力丑化中国GCD和国家领导人;“腐化”是让中G官员在市场经济中全部腐化、腐败;“溶化”是让马列主义在多元文化冲击下溶化，丧失指导思想地位。

这“六化”的实质是在让我们放弃马列主义，核心是以文化战动摇共产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信仰、信念、信心和信任，这“四信”动摇了，马列主义理论放弃了，举旗的GCD人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然就崩塌了。

文化战没有狼烟警报，也没有枪声炮火，目的不在于攻城略地，而以改造目标国家的年轻人作为主要任务，通过占领年轻人的思想阵地，击垮目标国家的凝聚力，摧毁目标民族的自豪感，最终推翻目标国家的政权。

翻开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列强对中华民族的侵略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换换花样而已。如今，针对中国的这场文化战争同样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动的，它们凭借其强势的文化实力肆无忌惮地向中国输出其文化产品，再借助文化产品来推广其价值观和制度，就如当年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一样。这场文化侵略的后果要比当年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后果严重得多。

近些年，西方反华势力发明了以“四片”为核心的文化战争，即“薯片+唱片+芯片+影片”。他们先用麦当劳和肯德基俘获中国儿童的心，让他们从小开始接受西方的文化符号，长大后再让他们接受欧美流行音乐的洗礼，在互联网上玩充斥暴力与色情的游戏，看宣扬“自由和民主”的好莱坞大片，过各种各样的洋节。在当下中国，任何一个中国人从童年到长大成人，想不被西方文化洗脑都难，当中有多少人会变成黄皮白心的“香蕉人”实难预料，不容乐观。

各种敌对势力对我渗透破坏指向愈加明确，活动愈加猖獗，我们必须针锋相对，练就金刚身，不怕百毒侵。

6、文化战事关民族存亡，国家安危，不可不察

1996年，美国国际Z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被译成39种文字在世界流传。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2002年，英国女作家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写成《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用海量翔实的史料告诉读者，前苏联并非“自杀”，而是西方世界用文化战武器“谋杀”的。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策划和组织这场战争，耗费了多少心计，花费了多少金钱，网罗了多少人才，涉及多少文化艺术种类，又有多少世界名流卷入其中。

2012年，法国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马特尔的大作《主流》问世，详细介绍了美国电影如何在好莱坞、华尔街、美国国会和中情局的共同作用下成为世界主流文化，迪斯尼、索尼、新闻集团、贝塔司曼等国际文化资本如何逐步占领世界各国市场，日本如何通过漫画、流行音乐等实现它的“重返亚洲”战略，韩国如何通过韩剧跻身文化强国，世界文化战争将形成怎样的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谁将赢得全球文化战争的胜利。

美、英、法三国学者分别著书，详细阐述了全球文化战争的事实，并由此带动了世界各国对文化战的研究与实践。2001年9月，新加坡举行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权利”研讨会，来自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印度、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荷兰、英国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们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代表提出了文化多样性问题，反对发达国家文化体系的入侵，呼吁文化自治。

欲亡其国，先乱其俗;欲亡其国，先乱其文;欲亡其国，先乱其德。

在当今国际Z治斗争中，西方发达国家凭借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无孔不入地侵略着目标国家的本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为抵制美国文化的入侵，保护本土文化，法国反对将视听产品纳入世贸组织贸易规章制度中。

法国为此对欧洲各国进行不懈的游说，终于使得1993年欧洲议会采纳了“文化例外”原则，捍卫了法国和欧洲的文化权。此外，作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就曾同美国在文化领域多次交手，抵制美国杂志和多媒体的渗透，控制美国文化产业在加拿大媒体和电信产业中所占据的份额。

现在，世界各国都清醒地意识到，谁在文化上占据立场优势，在文化上具有资源优势，谁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挖掘自身的优势，谁就成为未来世界的主人，成为世界潮流的引导者，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宰。所以说，文化战事关民族存亡，国家安危，不可不察。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实力日渐崛起令世人瞩目，应当与之协调发展的文化实力却亟待拓展。“韬光养晦”战略适用于政治层面，但不一定适合文化层面。当西方世界在文化推广上大行其道时，当西方价值观不断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时，中华文化却退避三舍，拱手让路，致使国际舞台上绝大多数的文化标准，都是按着西方人的理念来设计制定的，弄得中国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受西方的限制和束缚，非常被动。

中国当下面临的文化危机，不仅反映在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宏观层面，而且反映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恐怕比丢失国土还要严重!国土丢失了大不了还可以豁出性命夺回来，但是国人的文化观和价值观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这也是文化战在全球广泛应用的原因!

7、打赢没有硝烟的上甘岭战役。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毛泽东提出文武两个战线理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习主席强调：“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

军队文化阵地历来是党和国家文化的重要阵地。我军作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的统一，是创造、传播、践行先进文化的主力，担负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重任。军队孕育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抗洪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产生了“全党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社会动员效应，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和全社会的精神财富，是引领社会文化风尚、抵御西方文化渗透的重要保证。

新的历史时期，在西方的大举进攻下，文化战已成我军和国家安全的软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文化战的理论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文化战的实践基本属于空白，文化战阵地的建设缺乏设计和规划。如何打造永葆我军本色的文化战部队，为“能打仗、打胜仗”提供强大精神动力，确保文化阵地的安全，已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要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着眼军队面临文化战背景的新形势新特点，以提高应对文化战能力为目的，以文化战如何进攻和如何防守为研究主题，运用理论与实际、传承与创新、系统与重点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理论上探索文化战攻防作战的规律特点，丰富和完善文化阵地攻防作战理论的研究成果，

在全军大力普及文化战原理和知识，加强文化战骨干力量储备，加快培养适应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阵战攻防作战的精兵强将;开发制造文化战武器与作战平台，熟练操作使用微信、微博、手机客户端、各种网上论坛、QQ聊天、网络视频等工具;健全文化战组织机构，确保文化战各项工作落实;开展文化战战法研究和训练，不断提高进攻和防守的作战能力。

（文/胡耀武，据戴旭观点）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这句流行歌词似乎可以用在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身上。1989年柏林墙倒塌，福山发表文章提出“历史终结论”，给西方捧上一杯兴奋剂。1991年苏联解体，似乎把“历史终结论”坐实了。但历史发展并非如其所言。最近，福山发表《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一文，出版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历史终结论”到“美国政治衰败论”，福山眼中的美国政治制度正在褪色。

“历史终结论”的内外“敌人”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提出，其哈佛大学的老师亨廷顿就告诉美国人，冷战结束了，但自由民主并非一统天下，历史远没有终结，还存在“文明的冲突”。不久，就发生了“9·11”事件。此后，反恐战争改变了美国人生活方式，影响国际形势至今。其实，“文明的冲突”只是“历史终结论”的外部“敌人”，“历史终结论”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对手——自由民主本身，正是自由民主终结了“历史终结论”。

何出此言？在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大幅增加，但成功者寥寥。有的国家陷入内战和分裂，如阿尔及利亚、南斯拉夫、乌克兰等；有的国家陷入周期性的政治动荡，如泰国、埃及等；有的国家陷入长期的“无效的民主”，即国家治理效率很低。面对很多国家“民主的回潮”，有竞争性选举而无西方期许的政治自由，美国人又抛出一系列说法，即所谓“无自由的民主”“选举式威权主义”“竞争性威权主义”等，想撇清这些国家转型失败与自己主张的自由民主的关系。其实，这正说明把党争民主当作核心标尺的自由民主在理论上已经破产。

自由民主理论的硬伤

西方鼓吹的自由民主其实是一种政治制度意义上的政体理论。政体是什么？政体从城邦国家时期的统治权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谁统治”，逐渐演变为现代国家的“如何统治”问题，不但包括行政关系、政治经济关系，还包括中央和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政体实际上是权力关系的总和，是国家建设中诸多维度权力关系的总称。

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标尺的自由民主论，只是政体的一个维度，即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纵向的选举民主问题。国家建设是综合性的制度建设，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必然导致权力关系扭曲。诸多转型国家的实践表明，把选举式民主当作国家建设的全部关系，以为有了竞争式选举就有了民主、有了民主就有了一切，是错误的，并不能带来有效的国家治理。

几十年来，当西方学者和政治家怀着“使命感”推广民主的时候，其所谓民主只是竞争性选举。然而，美国宪法是“审议民主”即我们所说的协商民主的结果；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讲的美国的民主，也不是竞争性选举，而是作为人民主权实现形式的乡镇自治即社会民主。

否决型政体导致美国“政治衰败”

福山所说的政治衰败，作为一种政治危机不只是今天的话题。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三边委员会就委托亨廷顿等人写过《民主的危机》，多元民主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达尔也写下了《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

如果说“历史的终结”是当年福山被“胜利”冲昏头脑时的放言，那么，他最近在《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一文中，通过观察美国政治的内在逻辑所得出的结论，即否决型政体导致美国“政治衰败”，则已经接近故事的真相。

为了防止集权，美国设计了一套分权与制衡体制。在这个看上去超级稳定的结构中，分权与制衡使美国的最高权力分散到国会、行政和法院，这就为党派和利益集团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自里根总统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美国党派之间已经很难合作，党派斗争趋于极化。民众选举出来的政府或者总统也难以有所作为，例如，医保改革几乎流产，高铁计划束之高阁。可见，说美国实行的是“否决型政体”，并不为过。

否决型政体的主要参与者是利益集团。美国的政策被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所主导。美国大学有一项最新研究：从1779项政策议案的决策过程来验证，美国的政治性质究竟是精英主义、大众主义还是利益集团？结果表明，美国是一个寡头政治国家。其中一个例子是，美国枪支泛滥。在民意调查中，要求控枪及对买枪的人进行背景调查的曾高达90%以上。但是，这么高比例的民意却得不到体现和落实。

不能体现民意，该做的又做不了，这样的政治在福山看来就是典型的“政治衰败”——其老师亨廷顿曾以此形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象。福山认为，即使曾经很优越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修正自己，如果解决不了应该解决的问题，因而失去竞争力，也就意味着“政治衰败”。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从六月底到七月初的这轮股市危机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帮助这个国家免于经济灾难，更确切地说，这是从近期的金融事件中获得的重要经验。如果中国听从数年前某些圈子里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或者那些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的建议，那么中国现在将面临金融崩溃、民众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和重大的经济危机。

中国政府遏制股市问题演变成严重经济危机的首选机制，只不过是运用了政府的“有形之手”——政府全面掌握重要经济指标，并能自发运用这一手段。如果政府对大股东减持所持股票束手无策、不能暂停IPO（首次公开募股）、在某些情况下不能够强制过去的卖方回购股票、关闭一些公司的交易，不具备提供充足的市场流动性的直接能力，那么股价下跌的势头将会变得难以控制。

但在没有经济资源支持的情况下，即使政府有运用政府“有形之手”的政治意愿，那么也只会无能为力。

以私营企业为主导的银行体系会被客户的股市亏损、融资融券交易的潜在要求与随之而来的金融公司破产压垮，私营银行步入大幅衰退也正是缘于此，并因此而无法解决股价下跌所带来的负面结果——由于取消IPO或者其他的原因，在一段时间之内企业通过股市发行股票增加资本将会变得更难。但幸运的是，中国以国有制银行为主导的银行体系有实力和能力，阻止这种危机演变成重大的宏观经济问题。

如果中国已全面开放资本账户，股价大幅下跌在一些地区引起的恐慌情绪，必定会造成中国资本外流大幅加剧。当金融体系出现问题时，类似机制导致1997年东南亚债务危机演变为经济崩溃。至少，中国将因试图应对资本外逃和可能爆发的更严重金融危机，而面临巨大的外汇储备损失。

但只要不产生这种重大、甚至灾难性的经济后果，金融形势就能得到控制，宏观经济所受影响也将相当有限。当然，中国股市问题可能还没有完全结束，也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优势已显示，中国能应对这轮股市危机。

如果中国采纳了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和支持资本主义政策的人士的主张，那么中国现在的形势会完全不同。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将会由于股价失控性下跌损失掉他们的大部分积蓄，中国企业将会缺乏资金，中国将面临资本大量外流和严重的经济危机。

令人遗憾的是，新自由主义和亲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思想有时被视为某种流行的智力游戏。但中国近来的股市危机显示，如果中国引入它们，那将代表灾难：数亿中国人民将因为新自由主义和亲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主张，付出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的代价，中国的民族复兴将遭受严重挫折。相反地，只要中国坚持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结构，这种情况就能得到控制。

当然，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可帮助其应对比股市危机更严重的问题，比如确保民族独自主独立、摆脱外国对中国的占领，以及确保中国的全面复兴等。正如习近平总结：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股市问题非常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社会主义结构可确保其经济问题得到控制，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则会导致中国陷入灾难。

In the share market crisis socialism saved China again

In June and early July, during the share market crisis, China’s socialist economic structure saved the country from an economic catastrophe - that is the decisive lesson to be drawn from recent financial events. If China had followed the advice of neo-liberals, and those supporting capitalism, who were fashionable in some circles a few years ago, China would today be facing financial meltdown, a sharp fall in its setback population’s living standards, and major economic crisis.

The first mechanism which prevented the share market problems from turning into a deep economic crisis in recent events wassimply use of the state’s ‘visible hand’ - the overall grip of the state on key economic parameters and the willingness to use it. Without the state’s direct ability to ensure major shareholders did not sell their holdings, thecancellation of IPOs, in some cases forced buybacks by past sellers, closingof trading in some companies, and providingample liquidity for the market the momentum of the share price fall would have become uncontrollable.

But even a political willingness to use the state’s ‘visible hand’ would have been powerless without the economic resources to support this. A private company dominated banking system would have been overwhelmed by clientslosses on the share market, by potential calls on margin trading, and by consequent financial company bankruptcies. This great weakening of private banks, at best,that would have followed from this meltdown would have  then prevented solving what is now a negative outcome of the share market falls – for a period companies raising capital via the share market will be more difficult due to the cancelling of IPOs and other reasons. But fortunately the strength and stability of China’s state owned banking system is adequate to prevent this major macro-economic problem from developing.

If full liberalisation of China’s capital account had existed the sharp downward fall in share prices, creating elements of panic in some quarters, would undoubtedly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massive exodus of capital from the country. Similar mechanisms, when there had been problems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turned the 1997 South East Asian debt crisis into economic collapse. At a minimum China would have faced huge losses to its foreign reserves attempting to deal with such capital flight and possibly a far worse financial crisis.

But instead of such major, even disastrous, economic consequences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was brought under control and the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will be quite limited. Of course problems in the share market may not yet be fully over – oscillations may continue for a further period. But the strength of China’s socialist macro-economy has already shown it can deal with them.

The situation would be completely different today if the ideas of neo-liberalism and pro-capitalist policies advocated by some had been pursued.If that had occurred ten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citizens would already have lost the bulk of their savings due to an uncontrolled share price fall, Chinese companies would be starved of finance, a huge exit of capital from China would have occurred and deep economic crisis would be gripping China.

Neo-liberalism and pro-capitalist economic ideas were regrettably sometimes treated as though they were some sort of silly or even fashionable intellectual game. Recent events show the catastrophe they would have represented for China.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in China would have paid for neo-liberal and pro-capitalist economic proposals with major falls in living standards and China’s national regeneration would have suffered a severe setback. Instead, due to China’s socialist economic structure, the situation could be brought under control.

Of course China embarked on the path of socialism to deal with far more serious issues than share market problems – it was to secure national independence, throw out foreign occupation from the country, and ensure China’s all round national regeneration. As Xi Jinping summarised:

 ‘In 1911, the revolution led by Sun Yat-sen overthrew the autocratic monarchy that had ruled China for several thousand years. But once the old system was gone, where China would go became the question. The Chinese people then started exploring long and hard for a path that would suit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ey experimented with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imperial restoration, parliamentarism, multi-party system and presidential government, yet nothing really worked. Finally, China took the path of socialism.’

But, nevertheless, on a more limited scale the share market problems very vividly illustrate the same issue. China’s socialist structure allowed it to bring an economic problem under control. The ideas of neo-liberalism and capitalism would have led China to a catastrophe.

*罗思义：观察者网特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