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入主白宫成为美国新总统后，一系列竞选口号被迅速付诸实施，其中包括废除奥巴马医保改革法案、宣布退出TPP、在美墨边境筑墙、出台“限穆令”等等。在很多人看来，特朗普政府是美国民粹主义的产物，预示着美国经济向保守主义急转。这种看法将特朗普政府和此前的奥巴马政府视为对立的两极，忽视了美国经济发展中的内在规律和一般趋势，不仅无法解释特朗普政府上台的原因，也无法揭示其战略和政策的未来走向。只有从世界体系历史变迁中认识资本积累过程的矛盾运动规律，才能正确认识特朗普上台的客观依据，也才能正确预测特朗普政府未来的战略和政策取向。

世界体系的阶段转换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当代世界体系具有显著的等级制结构，符合发达国家资本增值的客观需要。理解当代世界体系历史运动过程，是我们认识美国经济历史变化的前提。

乔万尼·阿瑞基指出，“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经历过四个前后交迭的体系积累周期，即热那亚周期（15-17世纪初）、荷兰周期（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英国周期（18世纪下叶到20世纪初）和当下的美国周期（19世纪末至今）。观察前三个体系积累周期可发现，每个周期都包括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即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阶段。在物质扩张阶段，货币资本使越来越多的商品（包括商品化的劳动力和大自然的恩赐）‘开始运转’；在金融扩张阶段，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从商品形式中‘自我解放’出来；积累通过金融交易（即马克思的简略公式MM´）不断进行。这两个时期或阶段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积累周期（MCM´）。” [1]

前三个体系积累周期的更迭史表明，从物质扩张阶段向金融扩张阶段的转换，一方面预示着已有的旧周期的衰落，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另一个新周期的崛起。[2]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3]这自然让我们联想到体系积累周期的第二个阶段，即金融扩张阶段。在阿瑞基看来，当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积累周期已步入衰落阶段，“此时成了‘旧’的美国体制的结构开始被摧毁，‘新’体制的结构很可能正在创建中。”[4]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

1999年，美国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在国会通过，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为标志的金融业分业经营和监管模式退出历史舞台，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进程正式拉开帷幕。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最直观地表现为金融利润占美国国内利润比重的变化。在1965-1980年间，金融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均值为17%，而2000-2015年间该比重均值急剧上升为28.9%。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制造业利润比重的急剧下降，1965-1980年间，该比重均值为49.1%，到2000-2015年间降至20.9%。[5]这种变化表明，金融资本已经取代工业资本成为主导美国经济的新力量。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同时表现为加速恶化的美国经济产业空心化，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国的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状况，反映了该国产业部门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产业空心化必然会导致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巨额逆差。从1965年到1980年，美国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从46.64亿（美元）顺差变成194.07亿（美元）逆差，16年的均值为56.87亿（美元）逆差。[6]而从2000年到2015年，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的逆差额从4778亿美元增加至5399亿美元，16年间的逆差均值高达5574亿美元，是1965-1980年间的98倍。[7]

经济金融化是重要的缓冲器

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是跨国资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断优化产业和地域布局的结果。经济全球化为跨国资本提供了更有利可图的产业和地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这些资本实现价值增殖和积累的新空间。受此影响，美国产业资本持续外流，这导致美国经济的产业空心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优化产业和地域布局，也必然要求更复杂、更全面的全球性金融服务，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是满足这种全球性金融服务需要求的产物。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还是资本主义积累和消费间对抗性矛盾不断累积的结果。经济全球化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新的空间，但社会大众的真实消费能力却增长缓慢，这必然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积累与消费之间对抗性矛盾的加剧，由此导致不断恶化的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伴随着经济金融化而涌现的各类金融衍生交易成为过剩资本的乐园，继起的资产泡沫引发的财富效应又刺激了债务消费，消费的热潮暂时掩盖了生产过剩问题。因此，美国的经济金融化，客观上是应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重要缓冲器。

特朗普政府是经济金融化的产物

经济金融化对美国资本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它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从事全球性金融服务和金融衍生交易，为美国金融资本提供了巨额利润，也让受雇的少数金融白领（金融部门雇员占私人经济部门总雇员的比重不到7%[8]）收入丰厚，金融部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总体上运行良好。但在其他部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面临着重重危机，这包括低迷的资本盈利率和萎缩的资本积累，以及受雇的社会大众面临收入增长停滞和高负债压力的困境。在2000-2015年间，美国国内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均值仅为2.6%，还不到1965-1980年间5.9%的一半；而同期国内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则高达227%，较之1965-1980年间的138%翻了近一倍。

2008年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金融化的消极后果，而奥巴马的八年执政却对此完全无能为力。与危机前的2007年相比，2016年的4项相关指标在恶化，这包括金融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由22.2%升至29%，制造业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由23.7%降至20.8%，[9]国内非住宅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由5.9%降至1%，[10]国内总债务占GDP的比重由230%升至277%。[11]只有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由7126亿美元降至5210亿美元，但仍高于2008-2015年间4611亿美元的均值水平。[12]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经济金融化造就的绝大多数失意者，构成了支持特朗普竞选主张的群众基础。特朗普政府是经济金融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分层与断裂的历史产物。

以“利润至上”原则引领美国经济

美国的经济金融化，是美国资本利用美元霸权建立国际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缓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必然结果。作为资本主义矛盾运动规律的历史产物，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趋势不可逆转，美国金融资本的兴衰决定了美国经济的兴衰。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不仅不会采取金融抑制政策，反而会加强对美国金融资本的扶持力度，帮助其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中攫取更大份额的剩余价值。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化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从根本上威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削弱经济金融化的消极后果，让其中的大多数失意者再次满意，必然会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工作重心，而提高产业资本盈利率、提高普通工薪阶层福利水平则是重中之重。

要同时提高美国的产业资本盈利率和普通工薪阶层的福利水平，只有一条途径，这就是在世界体系中分得更大的蛋糕，这要求改善美国产业部门的国际贸易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将在国际贸易领域采取更为强硬的单边主义行动，综合运用其在金融、能源、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向贸易伙伴国施加压力，以达到上述目的。相比之下，耗资不菲的人道主义援助和输出颜色革命等活动，不仅无助于缓和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层与断裂，而且也无法实现即期收益，因此极有可能被特朗普政府大力压缩。

作为成功的商业大亨，特朗普信奉“利润至上”原则。作为美国的新总统，特朗普把“利润至上”原则带给美国政府，“利润至上”将成为未来美国战略和政策的主线！

                                             （编辑  迟晨光）

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国际政治中的“黑天鹅”现象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加剧了国际战略格局的动荡。

准确把握世界战略格局的本质特征

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当前世界格局的变化？

2017年2月17日，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我们看待世界格局的变化，就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重要指示精神。

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是不是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应该看到，资本随着利润走，全球化不会停止，但是动力有变化：中国的作用增加了，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增加了。当然，发达国家不会放弃利用全球化去获得利益。

在经济领域，全球化潮流不会逆转，更不会停止；在政治、安全领域，集团化、阵营化的特征也不会颠覆。在地区性和全球的安全与政治（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议题上，西方国家“抱团取暖”的特征依然很明显。

如何把握我们的总体战略规划方向，非常重要的是按照习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坚持以全球思维谋篇布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坚持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统一，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当今的世界格局的变化中，美国无疑是最大的变量影响因素。2016 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的结果，标志着美国及其国际角色出现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不只是因为白宫从民主党手中转到了共和党手中，还因为这位新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之前并没有从政经验，不论是在国内政治上还是在外交政策上，他都显得灵活多变。尽管自2017年1月20日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但特朗普的执政环境却更为明确具体，虽然特朗普本人的性格特征和处事作风，可能不太容易由私营企业转换到政府部门，但他将面临来自国内外的限制，从国会的作用到其他国家的行为。

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究竟会扮演怎样的国际角色？

 首先，从目前特朗普的态度看，他对于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缺乏兴趣。特朗普不会抛弃美国的长期同盟和相关组织（如美日同盟和北约），但是相比于之前的美国总统，他倾向于减少对这些组织的支持力度，至少会让盟友和伙伴们觉得美国的可靠性有所降低。

 第二，特朗普的政治观点表现得更多的是民族主义而非孤立主义。他不是要让美国置身国际社会之外，而是对美国的核心利益做了比前任们更为狭隘的诠释。他会更多地从做交易的角度评估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美国优先”的姿态反映了他对全球共同利益的有限认知和以干涉手段维护这些利益的愿望。美国仍将持续参与到国际体系当中，但只是为了获得直接的、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而非支持同盟国家。因此，虽然特朗普建议撤出美国在欧洲剩余的军队，但是他仍然推动强军，并且当美国面临直接威胁的时候也会使用武力。

第三，特朗普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美国的经济优势，为此他可能会牺牲一些盟友的安全利益。比如，对中国或俄罗斯对于西方主导的所谓国际规则带来的挑战，他可能采取相对以前来说比较容忍的态度，以换取在经济上的直接好处。这种把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传统优先事项——安全——置于重商主义议程之下的做法，对长远的地缘政治动向以及美国与其盟友关系的连续性缺乏理解，这一关键性的转变将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而深远的负面影响。

第四，特朗普我行我素的性格特征和处事风格，会对他的外交产生不小的影响。除了让外国领导人对美国的政策感到不确定之外，特朗普还会削弱美国与国际组织——如七国集团（G7）、亚太经合组织（APEC）之间的合作。美国总统原先在这些组织中发挥着重要的个人作用，特朗普可能会使这些机制不再那么有效。

我们可以预见美国外交政策在特定领域的改变。但是，尽管特朗普意图明显，其实际影响在许多情况下还是要受到国内外条件的约束。

    同之前的数任总统一样，美国和中国的双边关系，对于特朗普而言始终是最重要的挑战之一。竞选期间，特朗普在对华贸易上的立场强硬。胜选之后，他似乎在试图扭转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立场（例如他与蔡英文通话隐晦地挑战了“一个中国”的政策）。相比之前的总统，特朗普在涉及中国的领土或安全问题上可能采取更加灵活的立场，尤其是当这种灵活性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好处的时候。

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的内外政策延续了其在竞选活动中展现的“非传统性”特征，无论是颁布“禁穆令”、修建美国与墨西哥边界隔离墙，还是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进行“敲诈”，都让各国神经紧张。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4月6日至7日的会晤，牵动了整个世界的战略关注。这次会晤对特朗普任期内的中美关系走向确定了“轨道”，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双边的范畴，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将发挥稳压器的作用。

中美两国分别是世界第一与第二个大经济体，都是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大国。中美两国关系如何互动，不但关系到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直接牵动着国际战略格局演变的方向。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都决定尽早举行会晤，体现了两国对双边关系的重视，体现了通过在最高层面“对表”，来维护两国关系的稳定的政治意愿。

在会晤中，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双边关系以及诸多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地区和全球的重大议题深入、坦诚地交换了看法，习近平强调，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两国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需要两国领导人做出政治决断，拿出历史担当。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双方应该就重要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可以共同办成一些大事。美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经贸、两军、人文等各领域合作，支持中方追逃追赃方面的努力。美方将同中方开展合作，努力消除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和问题，使美中关系实现更大发展，美中关系一定能发展得更好。两国元首通过面对面地接触，也增进了对对方性格、理念以及核心关切的了解，奠定了今后在最高层面进行战略沟通的基础，可以说达到了双方的预期。但我们不能由此对今后中美关系的走向掉以轻心。当前，出现了一种值得警觉的论调，认为习近平主席把中美友好定为“基本国策”，是对中国外交方针的重大调整。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美两国战略上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绝不会随着此次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成功会晤而消失，中美两国一方要维持世界霸权、另一方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两种战略哲学不会因此而调和；作为新兴大国与现存霸权国，“崛起”与“遏制”的矛盾也不会消失。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

对于今后中美互动中的各种挑战，我们要给予充分的重视，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资源，积极争取战略主动。

对内“固本强身”，对外“谋篇布局”

我们要内外统筹，按照“四个全面”布局修好内政是根本。对外，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治理，通过扩大合作拓展为途径，坚持以“结伴而行”的原则冲破阻力，以“利益融合”的方式实现拓展空间的战略目标。我们要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改善和巩固我国的外部环境，其中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以合作共赢为宗旨的“生命利益共同体”悄然成型，这不但是我国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

深化国防军队改革，加速推进富国强军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要求，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这次改革重点在于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在优化规模结构、完善政策制度、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着力改革进取，努力构建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坚持“实力加合作”的安全思路

我们不信奉国际关系中的“丛林理论”。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世界舞台上，实力是巩固自身地位和赢得尊重的基础；与此同时，合作共赢是顺利通往成功的途径。争取在我们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时刻，我国的综合国力都大幅度增强。同时努力搞好战略资源的转化，把实力转化为影响力、转化为国家地位和国家利益。要“刚柔相济”，积极应对各种各样的安全挑战，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

重点确保中美军事关系的健康发展

经贸关系长期以来都是两国之间的“压舱石”，尽管目前中美两国在汇率、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方面存在利益矛盾，但两国经济关系“相互依存”的性质是不会改变的。在政治领域，虽然中美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一样，甚至存在利益冲突，但是在维护地区和世界稳定、安全等重大问题上，中美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安全关系，特别是军事关系是衡量国家之间关系的“高端政治范畴”，也是区分“敌、我、友”的重要标志。当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正确地把握两国安全、军事关系对于稳定和发展健康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特别重要的是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正确对待两国军事力量平衡关系的变化，防止恶性竞争。

中国奉行和平发展战略和防御性军事政策，中国军事能力的提高不但可以维护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也将更多地提供“公共产品”，有利于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然而，军事力量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主要手段之一，确保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全球和地区享有绝对的优势与主导权，是美国的战略哲学。美国应以健康的心态对待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减少不必要的担心，与中国发展平等、互不威胁的军事关系才是美国唯一的选择。

其次，加强坦诚战略沟通，促进安全关系的良性互动。

在很长的时期内，中美两国安全、军事关系一直是两国关系中最不稳定的部分，往往是两国关系波动的“抵押品”和“牺牲品”。两国关系一旦紧张，两国军事关系就会“最先中断”，“最后恢复”。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两国各种对话机制的健全和对话渠道的增加，两军关系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常态。这对增进相互了解，防止战略误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今后，中美两国还要加强坦诚沟通，防止因为误判而导致两国军事关系，乃至两国整体关系出现紧张态势。

第三，降低各自作战理论、兵力使用的“敌对性”色彩，防止安全关系的恶性联动效应。

中国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发展了一系列军事装备和应对方案，这其中丝毫没有针对美国进行主动威胁的因素，但对于中国的安全利益来讲则是必不可少的。美国则认为这些是排斥美国的军事力量的正常展开与运用，针锋相对地发展抗衡“反介入、区域拒止”的“空海一体战”和“全球快速常规打击力量” (CPGS)等作战理论和作战力量。如果中国感受到了这方面的威胁，针对性地发展对抗力量，如此一来双方就会跌入恶性联动循环之中。

第四，完善危机管控机制，降低中美军事冲突风险。

美国加强了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其海军、空军60%的作战平台将部署在中国周边的亚太地区；同时美国还强化了针对中国的“抵近军事侦察活动”和挑战中国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的“自由航行行动”。而中国海、空军的训练演习，以及执行国际“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数量和频率也在增加。这样，引发意外事故的几率客观上也在上升。除了坚持按照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和双边达成的“行为准则”进行军事活动之外，还要进一步完善危机管控机制。一旦发生意外事故，要及时管控、沟通，防止升级、扩大事端，并引发恶性循环。

第五，妥善处理好安全热点问题，防止“第三方因素”破坏两军关系。

亚太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周边，存在着诸多的安全热点，如：朝鲜半岛（朝鲜发展核计划、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台湾海峡（台独势力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逆转）、东海（中日围绕钓鱼岛的争端）、南海地区（中国与相关国家围绕岛屿和海洋权益的争端）。这些热点问题直接涉及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甚至核心利益。中美两国在这些地区没有直接的领土争议，更没有兵刃相见的理由。但是美国承担着“双边军事同盟”或“多边军事同盟”的义务与承诺，特别是如果直接军事介入中国与相关方的争议，就有可能把中美两国拖入军事冲突的危险之中。在这方面，要特别警惕日本挑动中美对抗，日本以协助美国的名义行使“集体自卫权”来参战，并借此把自己“洗白”。

妥善处理好以上的敏感议题，才能确保中美安全、军事关系平稳发展，为中美两国整体关系提供积极的支撑。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成功，使我们有理由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前景充满信心；同时也要看到，前进的道路不会平坦，还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挑战与困难。需要我们以高度的战略紧迫感加速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事业，把我们的国家做大做强，才有实力、有把握促使中美两国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编辑  杨利红）

内容摘要：通过研究亚洲发展银行贷款分配的影响因素，分析亚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论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设的必要性，并对其运营定位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全球经济治理  多边开发银行  亚洲发展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当前，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愿望和能力都在不断增强。旨在倡导新型全球化的“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重点在于 “五通”，其中资金融通将逐步建立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简称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开发银行。这些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将如何运作？会给世界带来哪些改变？这些问题都会成为国际社会评价和认同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和贡献的重要参考。为此，有必要加强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研究，对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简称亚行）等多边开发银行的先行者进行研究，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助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有局限性

 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开发性银行的局限性

由美国设想并主导建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关贸总协定一道作为战后全球经济治理的机制或平台，构成了美国体系的核心，以维护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性和稳定性。尽管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了，但是美元依然是国际储备货币与结算货币，美元也继续着其货币霸权，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大支柱”也作为战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平台继续发挥着作用。上世纪50年代末以来，各大洲也以世界银行为蓝本建立了区域性开发银行。不可否认，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开发性银行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扶贫济困、稳定世界经济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已拓展进入气候和环境管理及能源等全球治理领域。然而，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必然具有局限性。虽然目前多边开发银行的运作模式已较为成熟，但是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就世界银行而言，其最主要的问题是治理结构的问题，尤其是投票权的分配问题，并由此导致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局限性。此外，多边开发银行在实际运作中是否会受到主导国利益的影响，能否保持独立性是世人评判开发银行的客观公正性的焦点。

本研究的方法及目标

本文旨在通过实证研究亚行贷款分配的影响因素，来评判亚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以往研究多边开发银行独立性的文献大多基于国际政治的视角，且实证分析都是采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而本文力图在现有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尝试。首先，拟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开展实证研究。因为多边开发银行本期贷款分配会受到上期的影响，含有动态行为特征，而动态面板模型把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作为解释变量，可以对个体的动态行为进行建模，因此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刻画多边开发银行的贷款分配行为更为准确；其次，拟聚焦于经济利益，而不仅局限于国际政治视角。本文拟从三个角度来考察亚行贷款分配的影响因素：1）亚行贷款是否具有中立性；2）亚行贷款是否受美日显性利益的影响；3）亚行贷款是否受美日潜在利益的影响。最后，针对亚投行，总结借鉴已有的经验与教训并提出理论建议。

对亚行贷款分配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本文着重分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的亚行贷款分配结构，时间跨度为1995—2010年。选取了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越南等九国作为研究对象。

所选取的变量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变量旨在衡量亚行贷款分配是否具有客观中立性，包括：人均GDP、GDP增长率、受援国人口及自然灾害受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第二类变量表示的是美日的显性利益及对外推行的意识形态因素，包括：对美国与日本的贸易额占受援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以及民主指数；第三类变量既反映美日的潜在利益，也反映受援国的要素禀赋，包括：衡量自然资源禀赋的变量，即初级产品与资源性产品出口额之和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以及对此进行细分的初级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资源性产品占出口额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的变量，即低技术制成品、中等技术制成品、高技术制成品占出口的比重。

 计量分析的几个结论

1.亚行贷款的分配具有一定的中立性。亚行对贷款的分配把国家规模这一客观因素纳入考虑范畴，人口的增长会使受援国获得的贷款增加。另一衡量贷款分配中立性的解释变量GDP增长率也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但其系数为负，也就是说，受援国经济的增长会减少亚行对其的贷款额，同时，一旦受援国经济负增长，即经济陷入困境，则亚行会显著地增加对其经济援助。

2.意识形态并非决定因素。对民主程度的检验显示，尽管不显著，但民主指数的系数为负，即民主程度的提升并不能有助于获取亚行贷款。意味着推进民主并非如美国对外宣称的那样，是美国对外援助的战略目标。

3.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高更容易获得贷款。受援国对外贸易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的上升有助于其获得贷款，换言之，亚行更倾向于把贷款分配给围绕美国市场运转的经济体。而受援国对外贸易中对日本市场依赖程度的上升，对其获取亚行贷款也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

4.资源丰富且具备一定加工能力的受援国更容易获得贷款。受援国初级产品出口额占比的上升能否使亚行增加对其贷款尚不能确定。而资源性产品出口占比的上升能有效地增加其获取的贷款额。资源性产品包括：精矿、石油与橡胶制品、水泥、经过切割加工的宝石、木制品、加工食品以及玻璃等。资源型产品的生产要求受援国具备一定的加工制造能力，反映出亚行贷款倾向于分配给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并具备一定生产加工能力的国家。

5.产业升级会加大受援国获得贷款的难度。研究无法确定亚行会向产业结构较为低端的国家分配更多的贷款。然而，受援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的上升会使亚行减少对其贷款的分配。换言之，随着产业的升级，受援国获取亚行贷款的难度会有所增加。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与亚行贷款的比较分析

自然资源无疑是资源贫乏的日本所看重的，而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生产资源性产品的加工制造能力，传统上也有赖于日本对其矿产、能源领域的投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OFDI）流向在初级产品与资源性产品行业以及在中高等技术产品行业的分布。

表1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日本贸易振兴机构ttps://www.jetro.go.jp/en/reports/statistics/）

根据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日本OFDI的流向表现出由制造业向非制造业流动的趋向，其中流向金融保险业的日本OFDI在某些年份甚至超过了流向中高等技术产品行业的OFDI。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一般认为，世界银行偏重于受援国法治环境及公共部门治理能力等“软件设施”，相比之下，亚行更注重对域内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部门的投入，但是从亚行贷款的部门分配来看，进入21世纪后，亚行贷款也开始向“软件设施”部门倾斜（详见图1）。

图1 2000-2009年亚行贷款的部门分配（数据来源：AidData数据库）

如图1所示，政府与公民社会部门获得了9%的贷款，超过水供应与卫生设施部门所获贷款额，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重点之一的能源生产与供应部门所获贷款占比则由20世纪80年代的22%下降至11%。同时，银行与金融服务业所获贷款额的比重较20世纪70与80年代也有所上升，显示出与日本OFDI流向的趋同。当然，亚行对银行业与金融服务部门贷款的增加也体现出其救助性的一面，例如1997至1998年间亚洲金融危机中，流向银行业与金融服务部门的贷款高达54.7亿美元[2]，为这两年间第一大受援部门。可见，近年来，亚行运营受到了世界银行所秉持的发展理念的影响，这势必导致亚行也会面临着与世界银行一样的局限性，以及如何更好满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发展诉求的挑战。

对我国的启示

首先，亚行并未很好地满足亚洲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组建亚投行势在必行，生逢其时。必须要指出的是，亚行对能源生产与供应、水供应与卫生设施等硬件基础设施部门贷款的抽离、对政府管理方面的倾斜，脱离了当前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基础设施与制度指标均被纳入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CI），其中的制度指标就包括对一国政府管理能力的考察。对比亚洲发达经济体与亚洲主要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的GCI与基础设施的分值、排名，可以发现，除新西兰外，亚洲发达经济体的基础设施的质量水平均高于衡量其整体竞争力水平的GCI，而亚洲主要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的质量水平均低于其GCI，也就是说，亚洲发达经济体的竞争力水平受益于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水平则受制于基础设施质量，无法得到进一步地提升。

其次，亚投行与亚行并非单纯竞争关系，而且两者具有很大的互补空间。作为新型开发银行，亚投行、金砖银行与世界银行、亚行等传统开发银行在功能定位上具有很大的互补空间。世界银行、IMF等传统国际金融组织推行华盛顿共识，强调对政府管理等“软件设施”的投入，但实际上，提升政府管理能力也有赖于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建构要求政府具备一定的提取资源的能力，政府提取资源的能力则来源于较强的运输能力，而正是铁路、运河、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兴建极大地改善了运输条件，从而加强了政府从贸易、农业中提取资源以进行国家建构的能力。亚投行应当专注于交通运输、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部门，帮助受援国加强国家建构、建立运输通讯网络以及劳动力的转移流动，从而实现亚洲的繁荣与稳定。

再次，亚投行需要在满足国际社会公共需求和实现主导国自身利益诉求之间保持平衡，并不断根据形势变化而调整优化。亚行的贷款往往倾向于分配给较为依赖美日尤其是美国市场的国家，同时自然资源丰富并具备一定生产加工能力的国家也能获取更多贷款，这说明亚行贷款服务于美日市场并具有资源导向性。那么中国是否要效仿美日的做法呢？

最后，尽管成立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可能会促进我国的商品服务与资本输出，但是如果某种国际制度安排，被发起国或主导国掺杂了过多的本国利益诉求，而难以满足成员国或对象国的公共需要时，这种国际制度安排终将会在制度竞争中走向衰败。必须清醒认识到，一项成功的国际制度安排应该在满足国际社会公共需求和实现主导国自身利益诉求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且需要不断根据形势发展而调整优化。如果我们仅仅把金砖银行、亚投行作为满足我国及其他主导国商品服务与资本输出、服务于地缘政治战略的工具，显然偏离了我们创建新型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初衷，也不利于其与世界银行、亚行的竞合，从而打破传统霸权国对国际制度的垄断。因此也无法通过我们的参与，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编辑 迟晨光）

一、历史与现状

集团概况

法国电力集团（?LECTRICIT? DE FRANCE，EDF）[1]是一家法国政府持股84.5%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世界上最大的电力生产商、欧洲最大的可再生电力生产商，业务覆盖发、输、配电各个环节及能源服务。该集团在核电领域享誉世界，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进入中国，并在中法合作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中扮演了“老师”角色。截至2014年底，法国电力集团的全球装机容量达到136.2GW，其中核电72.9GW、火电35.0GW、水电及其他可再生能源28.3GW。在2015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榜单中，2014年其以966.7亿美元的营业收入排名第78位（2015年为第70位），总资产为3242.46亿美元。

以欧元计，2015年法国电力集团营收750亿欧元，EBITDA（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为176亿欧元，比上年增长1.9%。近十几年来，法国电力集团的营收和EBITDA基本保持了稳步增长。

历史沿革

法国电力集团的历史可追溯到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政府为了改变国家在经济与工业中的薄弱地位，在银行和重点工业行业实行了国有化和管理现代化的政策。根据1946年4月8日法令，法国对1700家左右小的能源生产、传输和配电公司实行了国有化，并整合这些企业，创立了法国电力集团。该集团为国有独资。法国电力负责电力设施的设计、建设和运营，经营全法国的发、输、配电业务。法国电力的成立奠定了法国的能源工业现代化基础，尤其是核能设施和水电。

法国电力集团通过下述分阶段发展，完成国家公共事业服务的使命：

1950-1970年，主要是战后重建和实施国家主导的水电、火电和核电计划（1963年开始商业化核能计划）。1970-1985年，重视电力营销，并与燃气和石油领域的能源公司开展竞争。1980-1995年，与法国政府签订计划合同，加强在电力行业的竞争力。

自1990年起，法国电力开始国际化发展。首先是在南美，从1998年起，在欧洲的英国开始，先后进入德国和意大利。1995-2005年，随着国际电力开发和欧洲统一电力市场的发展，又重组为法国电力集团，按照欧洲电力市场新制定从财务和管理上将输电网分离的原则和国际发展的需要，采用了多部门集团制结构。1999年，根据一项欧洲法令，法国电力不得不开放20%的业务给竞争对手，先是B2B（2000年到2004年），其后是B2C（从2007年至今），这终结了其在法国发电市场的垄断地位。2004年11月20日，为配合上市，法国电力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起，法国电力集团上市后加快了发展步伐。2005年 11 月 21 日成功实现整体挂牌上市。集团通过并购加快了规模扩张。2009年并购英国能源（British Energy）；2010年出售EnBW及英国的网络；2011年全面收购EDF Energies Nouvelles；2012年接管爱迪生公司（Edison）；2014年收购Dalkia在法国的业务。

业务结构与地域分布

目前，法国电力集团的发电结构以核电为主，2014年全球发电量达到623.5TWh，其中77%为核电，7%为火力发电（除天然气），6%为循环燃气发电，10%为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近年来，法国电力集团强调低碳化发展，在其2014年生产的电力中，85.1%的电力是不排放CO2的，公司为此而自豪。

时至今日，法国电力集团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企业，在欧洲、美洲、亚洲都有业务。其中欧洲有：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奥地利、匈牙利、荷兰、比利时、波兰；美洲有：美国、巴西；亚洲有：中国、越南、老挝。截至2014年底，该集团在全球拥有3850万客户，年营收达到729亿欧元，净投资120亿欧元；在欧洲的新能源和可再生发电装机容量达28.3GW、电网运营线长10.5万公里，并有47条跨国输电线；在全球的核电运营中，有73个核反应堆分布在法国和英国。

法国电力集团的业务覆盖了从发电、输配电交易等各环节。其业务和地区的分布如表1所示，从中也可以看出其下属公司较为专业化，且多为100%控股。

        表1  法国电力集团主要下属公司的业务与地域分布

（公司名称后括号内的百分比为法国电力集团持股比例）

资料来源：EDF 2014 FACTS & FIGURES，2015年8月; Scope of consolidation at 30 June 2015 ，见 EDF_Analyst_pack_H12015.xls 。

尽管法国电力集团已经国际化，但其利润仍主要来自欧洲，尤其是法国。2014年，集团EBITDA的173亿欧元中，法国占71%，英国占11%，意大利占5%，其他国家占4%；EDF能源公司、EDF贸易公司、能源服务公司及其他公司则贡献了剩下的9%。

与其收入利润结构相对应，法国电力集团15.8万名的全球雇员，大部分分布在法国，其中3.9万员工在法国配电部门，4.15万人在法国发电和工程部门，1.47万人在法电能源部门。

2004-2008年，集团进行了两次大的业务重组，将发电、输电、配电分开，在欧洲电力市场化改革中影响很大。根据欧盟第二号指令，输配电企业要在2004 年7月1日前与发电实现法律上的分开。法国电力集团曾考虑过两种方案，一种是将法国电力集团在资产上一分为二；另一种是将输变电业务划归到子公司以实现法律上的独立。鉴于欧盟指令尚未要求输电资产一定剥离，因此法国政府在2004年选择了第二种方案。这样既满足了欧盟的法律要求，又保持了法国电力集团资产的完整性。2005年，法国电力集团将输电网部分单独划出，成立了100%持股的子公司RTE，实现了发电与输电法律上的分开，同时输电服务也对其他发电商公平开放。随后的配电环节分开与此类似。2008年1月1日，法国电力集团将配电部分独立出来，成立了100%持股的子公司ERDF。

二、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

股权结构（三级标题）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统一市场开始兴起：取消了国家对价格的管制，建立了竞争监管机制（1986年）。同时，随着国际金融资本市场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银行实现了民营化。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效率，对国有企业传统的治理方式、国有资本经营方式形成了压力和挑战。

按照欧盟第一、二号令，法国政府于2004年决定将一些完全由政府垄断的公用事业（例如：法国电信、法国航空、法国燃气、法国电力等）实行资本开放，通过改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扩大融资来源，通过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改进经营模式、适应国际竞争。公共财政预算要更多地用于其他当务之急，如就业、养老、医疗保障、教育等。

法国电力集团的改制上市，就是这一重要转变中的一项决策，也是基于以下原因：筹集资金应对未来法国及欧洲的巨大电力需求；适应欧盟关于2007年面对所有用户竞争的要求；政企分开和改善公司治理；保持国有控制和私营资本灵活的结合。保持国有资本对企业的控制是有效推行产业政策的保障，政府需要法国电力集团很好地执行国家的核电政策和能源政策，而私人股东的引入可以带来经营的压力和灵活性，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水平。

在2002年法国总理宣布施政纲领后，先后经历了养老金制度改革、公司改制、业务重组、明确责任和关系等阶段，为上市创造条件。这个过程反映了法国电力（集团）公司作为大型国有独资电力公司所特有的改制上市特点，即整体考虑与分阶段推进相结合（如图1所示）。

图1  法国电力集团改制上市过程

资料来源：引自《法国电力（集团）公司的改制背景和上市过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报告，李兆熙、张政军，2007年7月。

改制上市过程的核心是政企分开、公司改制和建立公司治理构架。为此，当时的经济财政和工业部成立了国家持股局（French State Shareholdings Agency  APE），代表国家行使企业所有权，并协调政府对企业的统一行为。随后，法国电力由原来的国有工商事业单位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保留原有的法人权利义务以及与第三方的合同。接下来，通过资本开放实施条令，但国家持有法国电力集团的股份比例不低于70%。再后，根据《国营企业民主化法》组成董事会，其中1/3为国家代表，通过颁布政令任命；1/3为职工代表，通过选举产生；另外1/3为股东代表，通过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在董事会中组成专业委员会，包括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企业伦理道德委员会，董事长由董事会在政府建议基础上任命。

法国议会于2004年通过法案，允许法国电力集团公开出售30%的股份（即保持国有控股不低于70%）。不过在2005年第一次上市发行时，决定现阶段保留国有股份不低于85%，以便对公司保持“可持续性监控”。这次部分股份的出售是在财政部长的监督下进行，所获资金将全部用于法国电力集团的进一步发展。

2005年 11 月 21 日，法国电力集团成功实现整体挂牌上市，成为法国历史上和欧洲2001年以来最大的企业上市项目，也是2005年全球第二大上市项目，从此法国电力集团转变为国家、公众、员工三方持股，的、拥有500多万股东的股份制公司。（如图2所示）在这次上市中，国家向法国电力集团在职和退休员工出售股权11亿欧元，法国电力集团则筹资达64亿欧元。

图2   2005年法国电力上市时的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法国电力集团2005年年报。

2007年12月3日，国家持股局（APE）出售了2.5%的法国电力股份，产生了36.86亿欧元的净收益，该收益被用于十个大学校园的建设项目。政府减持后，国家仍然持有84.85%的法国电力股份。

随后，法国电力集团不断并购重组，政府持有的股份比例略有变化，但国家持股局（APE）没有再出售法国电力的股份。截至2014年12月31日，法国电力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3    2014年底法国电力的股权结构

 资料来源：法国电力集团2014年年报。

目前，法国电力总股份中，流通股占比99.91%，基本实现全流通。每1股享有1份投票权，即同股同权。

公司治理

法国电力作为国有企业的法律框架与合同框架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法国电力集团的法律框架与合同框架如下。[2]

（1）法国国家持股局代表国家作为股东；

（2）任何关于财务、投资、并购和出售、或者有关公司人员报酬的决策，必须得到法国政府的批准（1953.8.9法令）；

（3）公司接受不同部门的财务控制：国家巡视员（State Inspector）、审计法院（Cour des Comptes）、财务检查局（Finance Inspection）；

（4）主要的合同协议由特定的市场委员会审查，该委员会的角色是确保奖励条件的规范性，其意见是建议性的；

（5）法国电力集团的董事长和CEO由董事会推荐、由法国总统的法令任命；

（6）依照法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其董事长和CEO的任命基于对候选人的面试，及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相关常设委员会的意见；

（7）自2014年11月股东大会起，董事会由3-18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由股东大会任命的成员（根据the Order第六条，如果需要可由国家推荐）、一名国家代表（根据the Order第4条，由经济部长在国家代理人（State agents）中任命）,三分之一根据1983.7.26法令选出的员工代表。

作为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

法国电力集团作为上市公司，其公司治理有以下一些要求和特点：[3]

（1）必须遵守上市公司的法律和公共部门实体的特定标准；

（2）董事会内部规则与其他上市公司类似；

（3）根据2011年1月第2011-103号法律，董事会和监事会代表中女性和男性平衡，职业平等。法国电力集团的董事会有5名女性成员，占全部成员的27.8%。如果董事会成员按照AFEP-MEDEF规范来统计，这一比例是25%（排除代表员工的董事）；

（4）法国电力集团坚持巩固AFEP-MEDEF规范（AFEP- MEDEF Code，2013.6修订），遵循法国商业规范（French commercial code），这是公司参照的公司治理规范，并服从于适用于法国电力集团的特定法律和法规；

（5）伦理委员会每年报告董事会的功能，并提出需要改进的地方。此外，每三年在该委员会监督下，由一名专业的外部顾问带领做一次评估；

（6）在某些项目提交给董事会之前,董事会设立了5个专门委员会来做审查和准备；

（7）法国电力集团符合内控程序COSO（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即特雷德韦委员会赞助组织委员会）；

（8）法国电力集团每年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法国电力集团的董事会结构

董事会是集团的最高决策机构，决定公司的业务政策，并确保这些政策实施。董事会审议公司或集团的战略、经济、金融或技术政策，以及那些法律明确赋予董事会的事项或董事会自己保留的事项。

（1）董事会成员来源。集团的董事会来源是“三三制”，即政府确定1/3，股东大会任命1/3，员工选出1/3，共18名成员。截至2016年2月，法国电力集团董事会的最新情况如下：

股东大会任命11名董事（其中5名由法国政府推荐），独立董事占1/3。这11名董事主要是经验丰富的企业领袖、专业人士及政府官员；

6名由员工们选出的董事（即职工董事），他们主要代表法国几大工会的力量；

1名法国政府代表，国家持股局APE的专员，向法国经济、工业与数字化部部长和财政与公共账户部部长汇报；

3名列席顾问，他们可列席董事会。主要是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分别是：法国电力集团的政府专员、能源与环境司司长；法国国家经济与金融派驻企业的督查部门的负责人；中央工程局局长。

从董事长兼CEO的履历来看，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其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企业工作，不是政府官员。

（2）董事会各委员会的状况。法国电力董事会下设有审计委员会、伦理委员会、核（Nuclear）事项监控委员会、任命与薪酬委员会和战略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1）审计委员会：4名董事由股东大会任命，其中1人任主席；另有4名职工董事。

2）伦理委员会：由1名股东大会任命的独立董事任主席，2名股东大会任命的董事和3名职工董事。

3）核事项监控委员会：由1名股东大会任命的独立董事出任主席，另有股东大会任命的2名董事和2名职工董事。

4）任命与薪酬委员会：由1名股东大会任命的独立董事出任主席，另有,1名股东大会任命的独立董事，1名代表法国政府的董事和1名职工董事。

5）战略委员会：由董事会主席和集团CEO领导，另有3名股东大会任命的董事，1名代表法国政府的董事和4名职工董事。

    此外，前述3位顾问中的两位可以受邀参加各个委员会的会议。

（3）董事会的新变化。2014年8月20日公布的2014-948号法令，对法国电力董事会有一定影响，具体如下：

1）董事会不必再保持18名成员，可以是3-18名；

2）员工选出的代表比例保持三分之一；

3）法国政府的代表从公务员中选取；

4）法国政府提名的1名或更多董事（不必要是公务员）应由股东大会批准。

2014年11月21日召开的股东大会，根据同年8月20日公布法令规定的新条款，修改了法国电力的公司章程，涉及到公司治理、国有企业间的股份交易、对董事会组成的任命等。在修改后的公司章程里，5年的董事任期不再是强制的，董事的任期减到4年。作为一个例外，公司章程申明说，作为代表雇员的董事，生效期是在2014年11月21日的股东大会之后，其第一个任期应该是5年，而其他任命的董事任期应该到2018年12月31日。

三、法国电力的政企关系

    法国电力作为政府绝对控股的公司，理论上应该贯彻政府这个大股东的意志。作为上市公司，法国电力在多年运作中形成了较为清晰规范的公司治理。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国政府通过国家持股局行使股东权利，二是相关部门的行业监管或审计。

法国国家持股局作为国家代表持股

法国国家持股局与企业的关系

法国国家持股局是一个由经济、工业与数字化部部长和财政与公共账户部部长联合控制的国家部门。它执行国家股东的功能，维护国家的财产性利益和其投资管理。它建议并实施法国政府相关部委的政策和决定。它的使命是管理政府的股份组合，给企业的股份资本带来稳定性，支持企业成长或转型。它的目标是：寻求对属于全体法国公民的资产进行长期价值的优化；支持企业成长，同时监督企业战略的连贯性、企业治理的品质、以及遵守公司环境与社会责任的最佳实践；确保投资的公平回报，并通过投资组合选择来优化公众资金投资的战略回报。

国家持股局是一个精干且成员较为年轻的政府部门。它的运作成本仅是所管理股份价值（1100亿欧元）的万分之一。

根据法国电力集团的材料显示，法国国家持股局表达了对公共部门企业的如下要求：准备计分卡就主要的财务和质量数据向国家持股局报告；定期组织会议，每年至少一次陈述公司的战略和财务绩效；就任何投资操作或任何特定的审计任务通知国家持股局。

截至2015年4月30日，法国政府通过国家持股局共持有13家上市公司的股份（见表3）。

按行业所属领域看，国家持股局持有的上市公司组合的股份价值（总计831亿欧元）在各领域间是这样分配的：能源61.7%，航空航天/防务 15.9%，汽车8.9%，航空7.0%，电信6.3%，其他0.2%，合计100%。

表3  法国国家持股局持有13家上市公司的股份状况

（截至2015年4月30日）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法国国家持股局APE 2014-2015年度报告整理，2015年10月。

十几年来，法国国家持股局根据实际情况和政府需要，对其投资组合中的国有企业股份进行了动态调整。[4]既有许多减持，如前文描述的出售法国电力集团2.5%股份用于大学建设；也有不少增持，如2015年4月7日国家持股局增持了1400万股雷诺公司（Renault）的股份，占公司股份的4.73%，增持后国家持股局持有雷诺公司19.74%的股份。

国家持股局还是制定了几个有关上交分红的核心原则：

（1）从企业长期的财务状况来看，寻求一个可持续的水平，要考虑企业为其发展的投资需求和对债务的控制；

（2）比较类似可比的主要公司股票的收益水平，提供给股东回报，尤其是在受监管、收入波动小的行业；

（3）控制再投资风险。

2014年，政府通过国家持股局收到的国有企业分红为41亿欧元，其中前5大贡献者为法国电力集团、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橙电信公司、和法国邮政。这5大公司占总体分红收入的86%。

    在国家持股局持股的13家上市公司中，其分红率（2014年上缴的分红与同年1月1日政府持有股份的市场价值之比）为5.3%，这一比例高于法国CAC 40公司的3.5%分红率。原因在于，政府持有的上市公司中能源股和电信股较多，盈利情况较好。（见表4）

  表4  法国国家持股局历年收到的国有企业分红（亿欧元）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持股局APE 2014-2015年度报告，2015年10月。

其他对法国电力集团活动产生影响的监管机构

     出于法国电力集团的行业特性，除国家持股局之外，法国电力集团还受到来自法国核安全管理局和法国能源监管委员会的行业监管及相关审计。

1、法国核安全管理局。法国电力集团中70%多的发电量来自核电，鉴于核能技术特殊性和安全性要求，与法国核安全管理局的工作相关。该局主要进行如下工作：

（1）进行随机或定期的现场监管检查（一年约400次）；

（2）控制10年安全审查的过程，这是延长电厂寿命的一个必要步骤；

（3）规定后福岛时代额外的安全评估。

2、法国能源监管委员会。法国能源监管委员会按照能源政策，保证电力和天然气市场对于终端用户的正常功能。其监管领域包括：

（1）能源网络：访问调控网络及其运行与发展；网络运营商的独立性；

（2）能源市场：监控能源和碳市场交易；监控零售市场（例如，对调整税费提出建议）。

3、其他涉及到法国电力集团的政府控制程序。

（1）法国电力集团可能会经历国家审计程序，尤其是经济与财务估值评价和综合财务检查办公室的检查；

（2）法国电力集团的账目和管理，以及在适用的情况下那些直接持股的主要的子公司，都会处于审计法院的控制之下，他们需要报告集团主要实体的工作小时数，报告法国电力集团的薪酬状况，报告对水电优惠的更新情况，报告配电优惠情况；

（3）法国电力集团也必须接受由议会执行的审计程序。

四、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国有企业发展的保障

法国电力集团作为世界著名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其稳定的业务经营和良好的公司治理实践，以及较为顺畅的政企关系，给予我们以下启示：

（1）大型国有企业整体上市成为公众公司，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个方向。通过这一途径既能体现国家大股东的政策意图，也能发挥资本市场和私人资本的优势，并有效地改善了公司治理。法国电力作为大型国企进行了一定的员工持股来调动积极性，值得我们参考。

（2）法国电力集团的董事会权利得到了切实落实，使良好的公司治理成为企业长期稳定经营的保障。政府通过在董事会中的合理安排（三三制），充分保障了政府、员工、企业家或专家（代表公众利益）的声音与诉求。

（3）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明晰，政府通过国家持股局派出代表来行使股东权利，其他方面则服从行业监管。较好地处理了保障企业的经营自主性和政府的有效监管。（4）作为国家股东代表的法国国家持股局，按照相关规则规范行使股东权利，切实执行了“管资本”职能，同时对所持有的国家股份（国有资本）适时进行动态调整，其精干、专业、年轻、高效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这对我国国资管理机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构建与运作具有借鉴意义。

（编辑  王生升）

伊斯兰文明历史上曾极度辉煌，当前却日益陷入困境，面临经济边缘化、贫困化危机。根据2014年各国GDP排名，除土耳其和沙特勉强入选G20外，伊斯兰世界57个国家中，位于20至50名之间的有8个，50名至l00名之间有l7个，l01名至l78名有l6个，伊斯兰世界基本处在欠发达状态，经济欠发达乃至整体衰落，其背后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财富鸿沟”

    当前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种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都要大。然而，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建立在资本私有基础上，谋求利润最大化，由此导致两大结构性矛盾：一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二是贫困积累与财富积累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则将这种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复制出来，并由此造成两大“财富鸿沟”。

一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由此造成富国与穷国之间贫富分化持续加大。资本主义的全球产业分工，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等级制分工体系。“等级性的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一个永恒的要素。”[1] 工业品附加值高于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工业国与非工业国之间的贸易看似公平公正，实际上西方国家却凭借诸如苹果手机、波音飞机等高附加值产品，廉价地获得并享受发展中国家创造的劳动成果，由此使财富不断流向工业国家，最终导致两类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等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运转至今，其根本点在于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存在着“不等价交换”。全球化背景下，财富再分配总的趋势就是“资本流向世界，财富流向西方”，许多发展中国家日益陷入贫困积累和依附状态，成为靠出卖资源、出售单一商品、依靠侨汇过活的下游国家。

    二是跨国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使资本在劳资博弈中日趋占据主动，由此造成穷人与富人之间的贫富悬殊越拉越大。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资本活动的空间和自由度明显增大，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主动寻找利润最大化的价值洼地。尤其那些资本匮乏的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竞相提供优惠条件，不惜展开“谁敢比我惨”的“寻底竞争”。相比之下，劳动者则缺乏这种机动性，因而在劳资对立中日渐失去讨价还价能力。由此使资本收入的增速日渐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速。正如《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所指出的：“一旦资本收益率显著且持久地超过经济增长率，财富积累和扩张的动态机制，将自动导向高度集中的分布。”[2]

    因此，“资本奴役全人类”的最终结果，就是使富人与穷人之间收入分化持续加剧。从国内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内部都不同程度存在贫富分化加大的问题。据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称，截止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美国社会最上层的0.1％家庭所拥有的收入，是社会底层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3]从国际范围看，这种贫富分化更加明显。根据乐施会(Oxfam)2016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报告，2010-2015年期间，世界贫富分化继续加大。2010年，世界上最富的388位富豪的财富总量，超过世界半数人口的财富；到2015年，世界最富的62位富豪的财富就已超过世界一半人口的财富。5年内，这些富豪资产增加44％，而世界上最贫穷的36亿人的净资产则下降41％，缩水l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全世界近半数以上新创造的财富，流入最富裕的1％富人之手；而世界最贫困l0％人口年均收入25年内仅上涨3％，每年日均收入上涨不超过1美分。[4]

    显然，这种美式全球化有利于富国和富人，不利于穷国和穷人。发达国家之所以喜欢倡导“市场化”、“全面开放”、“自由贸易”等等，就是因为跨国资本可以凭借其技术和品牌优势，在国际范围内攫取更多财富。这些庞大的境外财富为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提供了支持，从而使得发达国家的穷人能够维持较为体面的生存状态。[5] 对后发国家来说，融入全球化浪潮将沦为全球产业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更多意味着财富外流和经济依附。而这些国家的普通劳动者，遭受着西方跨国资本和本国民族资本的双重剥削，其付出最多，但生存状况最差，随时可能面临生存危机，因而随时可能起身造反、爆发革命。

伊斯兰世界是美式全球化的主要受害者

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在不自觉中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

18-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横跨中东和巴尔干地区，是中东伊斯兰世界的霸主。19世纪奥斯曼帝国纳入国际分工体系时，正值欧洲列强完成工业化之际。依然沉浸于传统社会生产方式和财富观的伊斯兰世界，没有意识到看似公平的世界体系所暗含的不平等性和剥夺性。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奥斯曼经济从属于西方是合理和正常的。由于原料出口贸易中，已经产生出强有力的既得利益者，对奥斯曼帝国来讲，同西方建立起来的半殖民地经济关系既可获得厚利，又称心如意。”[6] 在生产力水平远较西欧落后情况下，奥斯曼帝国与法国等多个国家签订条约，给予其贸易特权，在国际分工和合作中成为西方廉价工业品的倾销地和原料产地，土耳其向欧洲出口原材料，欧洲再将制成品返销回土耳其市场，由此加快了奥斯曼帝国原有制造业的败落。l8世纪70年代是奥斯曼帝国工业发展的高峰期，此后便开始走下坡路。到l862年，“土耳其不再是一个制造业国家了”。此后，这种不等价贸易关系导致奥斯曼帝国曰益陷入“坏的自由贸易”，财富日趋向欧洲工业国“单向流动”，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财政拮据，经济被西方控制。伊斯兰世界部分地区曾尝试推进“工业化”，借此摆脱依附和贫困状态，但这些努力和尝试最终半途而废。l9世纪前期，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曾大力推行工业化，但最终因英国强力干涉无疾而终。

二战结束后，伊斯兰世界涌现出纳赛尔、苏哈托等一批杰出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这些领导人不满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倡导“不结盟运动”，目的就是要实现政治经济独立，摆脱对西方的殖民依附。萨米尔·阿明评价称：“这些国家的发展概念中包含着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追求的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建设目标。”[7]

后来的历史证明，那个时期是伊斯兰世界经济蓬勃向上、政治自主程度最高的历史时期。可惜好景不常。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如阿以冲突)、国内大资本的强大影响力，以及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教化——将“独立自主”、“脱钩”和“国家建设”等观念歪曲为“回归保护主义”和“陈旧的思想”，因此，伊斯兰世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放弃“进口替代”战略，重新奉行“经济自由化”和完全“对外开放”政策，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重新接轨。

然而，新自由主义政策是一种“获得眼前，牺牲长远”的短视发展战略。表面上看，经济自由化政策使阿拉伯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但长远看，过早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导致伊斯兰世界工业化进程半途而废。据世界银行2011年数据，几乎每个阿拉伯国家的制造业投资比例都在下降，制造业占GDP比重也比其他地区低得多(撒哈拉以南地区除外)；高技术在制造业出口产品中的比例仅占1．2‰，这一比例比撒哈拉以南地区还要低。[8]由于缺乏工业能力，许多伊斯兰国家不得不依靠旅游、侨汇、出口石油等原材料维持生计。

据世界旅游协会统计，2014年埃及旅游业在GDP中占比达到11.3％，占外汇收入来源的l4.4％。[9] 在突尼斯，旅游业的经济贡献度高达15.2％。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机构却对这种依附性模式赞赏有加。突尼斯在2010年公布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位列世界第38位，连续多年稳居非洲大陆首位；埃及2008年被评为“全球最佳改革国家”之一，在178个国家中列第l6位，在中东仅次于阿联酋和以色列。但这种廉价表扬的背后，则是产业结构畸形、近半数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严峻现实。

对石油富国来说，由于缺乏像样的工业投资项目，其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只能流入发达工业国家，或用于购买奢侈品和炫耀性财富，即使留在本国也大都投资于房地产和金融领域，导致经济畸形繁荣。石油贸易带来的巨量资本，并未给本国经济带来实质性好处——它既没有促成商人阶层的出现，也未使本国民族工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过度参与全球化，使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就像缓慢下沉的“泰坦尼克号”，日趋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下游位置，其参与全球化程度越深，经济边缘化、贫困化处境就越明显。据统计，l980-2004年期间，阿拉伯世界实际人均GDP增长6.4％，平均每年不足0．5％。”[10] 2004年中东国家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水平与1970年相同。[11] 阿拉伯世界3亿多人口，其中1／3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12] 即使沙特这样的石油富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也超过1/4。中亚地区贫困化问题同样突出。2015年10月，独联体国际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贫困率达60%-70%，经济相对好些的哈萨克斯坦，贫困率也达到40%。[13]

“退潮时才知道谁在裸泳”。伊斯兰世界与发达国家的不对称依附，决定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极其脆弱。世界经济繁荣时，“中心国家”攫取大部分利润，发展中国家尚可从中分享残羹冷炙；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发达国家通过保护主义、量化宽松等政策转嫁危机，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承受，乃至演变为更加剧烈的政治经济动荡。越是经济脆弱、依附性强的国家，越容易出现动荡与危机。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发生大规模政权更迭和社会冲突。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情报界、经济界和政坛均担心，此轮金融危机将爆发海啸式全球政治动乱。处在全球产业链下游、经济极度脆弱的伊斯兰世界则成为主要受害者。金融危机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石油、粮食、矿产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应声大涨，这使得严重依赖于这些大宗商品进口的伊斯兰非产油国，如埃及和突尼斯等国不得不承受巨大的贸易逆差，国际收支日益入不敷出。2013年后，美联储持续放出加息信号，导致美元日趋走强，美元借贷成本的上升又导致这些国家外债激增、货币贬值、资本外流。以埃及为例，埃及央行被迫于2016年3月14日宣布实行自由汇率制度，埃镑兑美元大幅贬值14％。危机导致油价暴跌，传统的伊斯兰石油大国损失惨重。据估算，仅2015年，低油价就令中东财富蒸发36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称，油价下跌使海湾国家2015年GDP增速放缓至3.2％，预算赤字达12.7％。科威特财政中心报告，2015-2016年，海湾六国财政缺口大约3180亿美元。到2020年，这些国家需借贷2850亿-3900亿美元。[14] 根据标普报告，2015年阿拉伯国家政府债务达l430亿美元，比2014年的706亿美元增加一倍，预计2016年政府债务仍将居高不下。[1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3月22日称，所有新兴市场面临未来五年增长前景减弱形势，其中中东和中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低1．25个百分点。

总之，伊斯兰世界盲目追随美式全球化进程，最终成为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受害者，它们距离经济现代化的梦想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西方霸权干涉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化和动荡

在新殖民主义时代，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是对伊斯兰世界进行软性控制的主导性力量。在必要情况下，西方会毫不犹豫地用武力来维护既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冷战结束至今，美欧先后发动了5次地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其中4场针对伊斯兰世界，3场直接针对阿拉伯世界。二战后至今，美国在中东地区共实施过41次军事行动，大部分军事行动获得成功。[16] 通过战争，跨国资本(尤其跨国金融资本)获得巨额好处。有学者指出，每个遭受美国直接或间接军事干涉的国家中，都为美国银行、公司、投资者重新分配财富提供了机会。他们剥夺这些国家的土地、劳动力、市场和宝贵资源。[17] 那些遭受军事打击国家，则普遍元气大伤，日趋变成“失败国家”。

工业化是必由之路

 总体看，伊斯兰世界之所以陷入困境，与其过度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有着直接关系。面对具有技术、品牌和组织优势的国际大资本，中东伊斯兰世界日益溃败，最终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下游位置。与之相关，由于伊斯兰世界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因而与西方的“火力差距”相差悬殊，西方大国对该地区国家进行军事干预和打击时，往往肆无忌惮，如入无人之境。这种外来军事干预明显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动荡和贫困。展望未来，伊斯兰世界要想摆脱困境，必须矢志推进工业化进程，并高度警惕西方霸权主义威胁。此外，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有助于缓解伊斯兰世界的结构性危机。

链接：近年来阿拉伯世界三次战争

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自然条件优越，油气丰富，土地肥沃，人口众多，其集权政体保证其能够不依靠西方强国就能够维护国内安全。[18] 从经济政策看，“伊拉克不但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储量国，也是拒绝根据弗里德曼自由资本主义设想、建立全球市场潮流的最后堡垒。”[19] 萨达姆执政期间，还公然改用欧元结算石油，由此触动了美国的美元霸权“逆鳞”。这种独立自主特质和挑战美元霸权的做法，最终促使美国决定将伊拉克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有意识地轰炸、摧毁了伊拉克的工业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自来水和能源供给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农业灌溉系统等，从而“卓有成效”地使它退回到工业化以前的时代。[20] 2003年美英发动的对伊战争彻底颠覆了萨达姆政权，美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伊拉克石油交易的货币再次换成美元。同时，美国还清除了伊拉克对资本严格限制的所有举措，为美国投资者和出口商进入伊拉克市场铺平道路。[21]

伊战后，美国一家公司合伙人兴冲冲地说：“获得宝洁公司产品流通权就像金矿一样，一家货色齐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杂货店；一家沃尔玛可以接管全伊拉克。”[22] 这场战争给美国企业带来了繁荣，但伊拉克却从地区强国彻底沦为“失败国家”，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无足轻重，国内面临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自2014-2016年“伊斯兰国”肆虐迄今，伊拉克已有5.5万平民丧生，320万人流离失所。与此同时，伊拉克教派冲突也日趋升温，这使伊拉克面临国家分裂危险。

利比亚战争

从地缘经济看，利比亚经济独立自主，甚而谋求在非洲建立经济新秩序，这令西方大国难以接受。卡扎菲1969年上台后，致力于摆脱西方殖民压迫，并采取一系列保护民族利益的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亚军事基地、废除同西方公司的不平等协定、将石油资源收归国有等。利比亚的水资源、食品、石油、货币、国有银行等完全独立。同时，利比亚金融完全独立，在国际银行体系中没有任何债务。利比亚人工大运河就是金融自主开发的典范。[23]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卡扎菲虽然在政治上屈从西方，但始终未放弃经济独立性。不仅如此，卡扎菲还极力推动建立非洲国家的联合行动。1999年，利比亚带头倡议成立非盟，以争取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在2004年的泛非议会上，卡扎菲倡导非洲产油国抛弃美元，用黄金计价石油和天然气，从而谋求非洲大陆的金融独立。在卡扎菲政权垮台前，非洲国家至少召开过两次统一货币会议，讨论以利比亚金第纳尔和银迪拉姆作为非洲石油唯一计价货币的可能性。2011年北约武力推翻卡扎菲前夕，利比亚央行已经以本国的l43.8吨黄金为抵押，开始发行金第纳尔，其他非洲国家已开始用这种货币与利比亚做生意。

     卡扎菲的这些努力威胁到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邮件门”中一封标注为2011年4月2日的邮件暴露了关键信息：“卡扎菲政府拥有143吨黄金，以及类似数量的白银。这些黄金曾试图被用于建立以利比亚金第纳尔为基础的泛非货币，计划在法语非洲国家替代法郎。”这是促使萨科齐总统决心打击利比亚的因素之一。希拉里在泄密邮件中指出，“萨科齐出兵利比亚主要由以下因素驱动：一是谋求获得更大份额的利比亚石油产品；二是增加法国在北非的影响力；三是提高法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四是寻机使法国军事力量重返国际舞台；五是担心卡扎菲取代法国，成为法语非洲地区主导力量。”[24]

    不难看出，利比亚战争的目的就是破坏其蒸蒸日上的独立自主模式，摧毁潜在的可能推动非洲独立自主的合作网络。[25] 从结果看，这场战争使利比亚由“非洲最富裕国家”变成了“北非动荡源头”。利比亚人工大运河被彻底摧毁，已难以重新修复；[26] 利比亚日产原油总量跌至30万桶左右，远低于2011年之前日均160万桶的水平。有学者指出，推翻卡扎菲政权并建立西方国家的傀儡政府，这只是大戏的前奏，把整个伊斯兰世界强行纳入“世界新秩序”才是最终方案。[27]

叙利亚内战

叙利亚原是中东地区强国。该国政治制度类似伊拉克，一党制保证了政府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汲取能力，政治制度也远比海湾君主国乃至埃及共和制更加稳定。从经济层面看，叙利亚国有经济比重甚大，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从对外政策看，叙利亚一直被视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最后堡垒。

但在美国决策者眼中，阿拉伯民族主义所引发的阿拉伯世界的联合，有可能导致石油美元无法回流欧美。因此，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病毒”携带者的巴沙尔政权，必须被连根拔起。[28]

数年的全面内战已造成25万人死伤（叙利亚智库统计为47万），12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400万流亡国外），半数城市被毁，大量良田抛荒。据“叙利亚政治研究中心”最新报告，自2011年以来，叙利亚已有400万栋建筑被毁，3000所学校、70%的医院和卫生机构、60%基础设施、数以千计的工厂和上万家小企业被毁，许多城市几乎完全瘫痪。截止2015年底，叙利亚经济损失超过2547亿美元，为2010年叙利亚GDP总量的4倍。失业率从2011年的14.9%增加到2015年底的52.9%。叙利亚经济处在“崩溃边缘”。[29]

此外，叙利亚战乱还使全球圣战分子纷至沓来，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各种极端组织层出不穷，叙利亚由中东“稳定绿洲”变成“恐怖天堂”。联合国安理会2015年8月17日称，“叙利亚已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这一危机已经威胁到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30]

2017年1月4日，马英九在回答大陆学生的提问：“两岸应如何通过对话来加深政治互信”时表示，“台湾面对的不是要不要‘独立’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统一的问题”。这个乍一看有点法学概念辨义的回答在网上快速蔓延，提问的同学被遗忘，“机智”的马英九被欣赏。

但是，马英九在作答时的核心内容——有问题的“统一观”有明显缺陷。淘一淘马英九的“统一观”，补上其中不应被丢失的合理部分，对台湾重建两岸统一的新文化心理基础，尤其是年轻一辈的心理基础非常有帮助。

马英九的“统一观”不符合世界各民族追求统一的价值取向

马英九说，“台湾面对的不是要不要‘独立’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统一的问题”。从一个角度看，他否定了“独立”，这对很多人来说似乎听上去不错；但换一个角度看，他言下之意却在说，别着急，台湾要不要统一也是一个问题，“不统、不独、不武”也是一个选项。其实，这不正是马英九执政八年、主导两岸政策的出发点吗？

显然，马英九对统一并不着急。联想到八年执政的作为，他其实对分治还有某种“徐而图之”的期待。这样一来，一个在两岸国人之间道德最高位次的非此即彼的统一理念，在马英九那里还多出了一个在独立和统一之间亦此亦彼的第三种状态。

世界各民族国家在分裂分治时的优秀领导人和爱国仁人的价值取向可不是这样的。看看今天的朝鲜半岛，在追求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南北不存在理念上要不要统一的问题。在双边交往中，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如何统一的孜孜追求。

把世界历史向前推20年，1990年代以前两德分治时，当时的东德和西德，不管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如何不同，双方并不存在要不要统一的问题。铁定的共识是，两德如何统一。这才有前苏联解体时，德国人没有“亦此亦彼”第三态意义上的患得患失，而是抓住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实现了在今天看来堪称雄图伟业的国家统一。

再追溯到1970年代，南北越在争斗之时，双方在理念上都追求统一，没有任何一方把要不要统一作为一个选项。如果把历史的标尺推得再远一点，向前推150年，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双方关于国家治理的理念大相径庭，经济形态恍若隔世，但双方在统一的道德理念上是同时代的，偏居一隅的细支末流不能阻挡时代的趋势。在主流认知上，南北只存在怎样统一的问题。林肯的伟大正在于此。

实际上，不用说中国共产党人在捍卫国家统一上的近百年历史，就是几十年前国民党在捍卫国家统一时也没有像今天马英九等部分人这样，剥掉统一理念中的道德成分，斤斤计较于操作意义上的工具理念！形而上意义上的统一理念，是道德高度上的统一，是一个民族无价的理想家园。即使在形而下的意义上，两岸分裂分治了，但两岸早就是一家。这正是“台独”想毁掉的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

看看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在捍卫国家统一的理念上，可不是像街头巷尾说书人那样的轻松叙事，“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国家分裂的时刻，每个人、尤其是领导人，都不是第三方观剧者，那些仁人志士更是痛心疾首，为了国家统一而洒血祭身，他们为何与人类历史各民族的价值趋向相向而行呢？因为，“统一理念”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公共品”——国家公器之一。容不得掺沙子。

马英九“统一观”中“统一理念”的成色不足

读者可能还会想，作者恐怕是误读了马英九。他说的“台湾面对的不是要不要‘独立’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统一的问题”，也可以作如下理解：“台湾已经分治很多年了，所以面对的只有要否统一的问题。”这个思考逻辑非常重要，这正是台湾“统派”面临的认知症结所在。

“分治”是形而下意义上的治理分裂，是一种更接近物理意义上的分开；而不是形而上意义上的认同分裂，更不是一个价值意义上的文化断裂。世界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告诉我们，“统一”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公器：公共品不可分割。不管是分治还是合治，公共品的属性只有在完整的前提下才能存在，才能发挥其巨大的超越党派的价值。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可以帮我们理解形而上意义上理念的机制所在。比如，电视机是观众的“公器”，把电视机强行拆分了，分执这个公器的各一部分而不整合唯一，公众分享的福利只能是帕累托退步。帕累托改进是寻找两个分裂的部分，形成公共品，而不是抛弃它或者将其碎片化。分疆裂土的台独分子不只是要拆分这个电视机，还认为拆分这个电视机是正当的；光拆分还不够，还要将其一锯两半，将土地、制度、文化、历史一切两半，再也合不起来了。

马英九“统一观”的问题在于不愿意把手中所持有的极小部分的“公器部件”贡献出来，与大陆手持的更大部分的“公器部件”整合起来，变成一个两岸人都可以再行互享的“公器”。他表面上强调要以“中华民国”的条件来统一中国，而实际上，在国家层面，不是以国家公器优先；在党派内部，不是以党的利益优先；在团队中，则是以个人利益优先。

这是马英九认识上的个人之私，也是他个人及其小团队的派别之私。放在人类历史时间和空间的坐标中，放在无条件赞成中华民族统一的优秀分子之中，马英九统一观中的“统一”显得成色不足。如果允许台独分子在边界意义上对统一理念的形而上学整体做“切香肠”式的蚕食，那“统一”公共品就会打碎变为“私人品”。民进党不正是利用这种挟私的逻辑，在搞“台独”吗？　

继续执行马英九的“统一观”将丧失统一机会

在理念成色不足的“统一观”的主导下，马英九主政时贻误了不少机会，糊里糊涂地放松了两岸和平统一所需的文化认同，在不知不觉中让分裂势力钻了空子。

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的余克礼说，马英九执政八年，不仅拒绝与大陆洽签文化教育协议，而且还附和民进党等鼓吹的“台湾主体性”主张，事实上将“台独”存在的文化土壤“固化”了。弄得国民党人不敢再坚持国家“统一”的主张，两岸政治谈判等本来有共识基础的议题，诡异地变成无人敢碰的政治不正确“禁忌”。马英九带领的国民党主政八年，两岸的政治关系反而倒退了。

马英九“统一观”的认识论基础，如果和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事件联系起来，倒是不难理解其产生的时代基础。英国人脱欧时，没有想到欧盟是个公器，将自己一己之私与欧洲的多国之“公”撕裂开来。其留下的遗害是，如果苏格兰人照此办理，“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王国”数百年来形成的国家理念公器，碎片化为分裂的更小的国家；如果北爱尔兰人再要独立呢？是要回到欧洲中世纪800多个小公国的时代吗？

前苏联解体后，美国人也不知不觉地走向了这种逻辑。里根时代开始淡化美国两个党派中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民主党人）和农业基础主义（farm’s fundamentalism）共享的价值观，淡化与家庭关联的勤劳、互助和节俭等的共同体理念；强化超越家庭和社区的国会立法、财政一揽子救助和警察万能执法。克林顿时代进一步将其推向了价值观的极端；小布什政府将其推向了全世界；奥巴马试图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在全球推广。后果是，一大半家庭功能（理念）消失了，国家福利不堪负重，中产阶级苦不堪言。表面上看，是特朗普和希拉里将美国人撕裂为两个互相对立的部分，实际上自冷战结束后就埋下了撕裂的种子。2016年11月选举后，美国人心理上的国家认同基础无疑削弱了一大截。

谁能说台湾的族群撕裂和香港的群体撕裂与英美1970年代后至今的价值观蚕食过程没多大关系呢？台独和港独是马英九一代人在西方受教育的副产品。虽然是在所谓金光闪闪的常春藤学校里念书，但当美国“师父们”把选民是理性的，且自然人理性和社会理性通过选举是可以重合的；权力是绝对的，且选举程序是万能的等等“金科玉律”布道给马英九这些人的时候，自然就在台湾喊出了“台湾的前途由2300万人决定”，誓言要“生生世世为台湾奋斗到底”成为他“最庄严的承诺”了。马英九的统一观很少关注这样做是否撕裂了中华民族“统一”这个公共品“器具”，至于大陆13亿人的前途，也并不在马英九这个现代选举制度下宠儿的视野之中。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马英九的“统一观”将会给洪秀柱团队带来什么样不利的干扰？而他从“总统”办公桌上下来后，又在课堂上为莘莘学子灌输了什么样有悖于时代发展逻辑观点？嘴上背背教义性的法律条文，不看世界历史趋势，不顾中华民族统一大业，不能再在两岸统一的大门口销售不合格的“统一”理念了。

受美国总统选举和政府更迭的影响，中美关系已经是一种周期性现象。而此次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难以预测的个性、无所顾忌的表达，让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势更是心存疑虑，中美博弈将继续保持长期性、复杂性的特点。

大势比人强

美国主导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周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巅峰。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协定、联合国组织，构成了此后世界秩序的基本框架。从上个世纪70-80年代起，美国经济改变了以实业为基础、贸易为主导的模式，大量向海外转移产业，进入金融化阶段。2008年爆发的危机，是美国经济过度金融化的结果，也是美国金融推动的全球化周期走向衰落的标志性事件。

在危机的冲击下，金融全球化体系呈现出瓦解的态势。从美国国内情况看，高失业率正在成为“新常态”，金融危机使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受到广泛质疑。美国主导的文化、教育、传媒体系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大量外来移民并不认同美国主流文化。美国精英产生了“我们是谁”的疑问；“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暴露出美国社会在99:1财富结构中的深刻裂痕；美国两党制已演变为“否决政治”，难以出台有效的政策。以关贸协定和后来的以WTO为基础的全球贸易秩序开始向小圈子转变；曾经不可一世的世界银行难以发挥世界性的影响力；长期坚挺的美元货币体系渐失信用，美国政府财政体系因债台高筑和财政悬崖危机而风雨飘摇；美国的军事力量虽然强大，却难以应对新的安全威胁，更无法为世界提供安全保障。这意味着，美国通过高度金融化垄断全球经济利益的全球化模式走不下去了，美国体系已经进入生命结构老化的蜕变期，危机像寒流那样反复降临、一次次爆发。属于美国的“漫长的20世纪”已经接近尾声。

历史上每个霸权国家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美国的衰落并不是一个特例，而不过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百年周期律的再次显现。作为一个周期的主导国家，美国代表了一种经济模式、一套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建构了一套全球化的秩序，拥有最大的经济规模、最强的军事力量、最多的盟友，还有强大的美元体系、科技创新能力、丰富的世界治理能力和经验。但是它已经走过了最强盛的阶段，不再是二战之后那个雄冠天下的美国，也不是苏联解体之后一超独霸的美国。美国的综合国力在下降，它处理世界事物和国内事务的能力也在下降。无论希拉里当选还是特朗普当选，这都是无法改变的基本事实。

在竞选期间的葛底斯堡，特朗普集中发表了他“百日新政”的政策宣示，作为“与美国人民的契约”。其中提到在上任第一天就要遣返非法移民、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等一系列内容。然而，政治人物只能在既定的历史舞台上演出。重要的不在于特朗普想做什么，而在于他能够做什么。衰落中的美国国力和正在撕裂的美国社会决定了特朗普的施政空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难以逆转的世界大势和国家能力，限制了特朗普个人好恶的影响，也框定了美国与中国的基本关系。

难以改变的基本盘

    目前，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两个隔着太平洋比邻相望的国家，像是一对剪不断、理还乱“冤家”。“不是冤家不聚头”——中美两国在历史上好也好过、打也打过，至今仍然是合作广泛、矛盾突出、利益交织、争执频繁的矛盾统一体。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两国之间存在着四大基本矛盾和两大利益交汇点。

    一是守成国与崛起国的矛盾。美国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导国家，1890年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1917年介入第一次大战，替代欧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西方共主；1990年苏东集团解体后，美国更成为一超独霸。2008年危机后，渐露颓势的美国心态失衡，对具有世界第二经济规模的中国越来越担心，认为中国作为新兴国家代表，正在成为传统世界秩序和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者。尽管中国反复强调，绝没有挑战美国地位和现行秩序的意愿，可美国认定中国具有挑战现行体系的能力——作为挑战者，中国主要是基于快速发展的能力，意愿可以一晚上发生变化，而能力需要数十年积累。

    二是海权国家与大陆国家的矛盾。按照麦金德等地缘政治学家的看法，欧亚大陆是决定世界力量格局的“世界岛”；在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看来，美国处于欧亚大陆之外的濒海地带，需要利用全球性海权来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维持全球政治经济与安全秩序。所以，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对大陆可能出现的主导性国家和大陆国家的联合抱有天然的敌意。认为这一前景是“海权国家的梦魇”。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加强与俄罗斯等大陆国家的合作，正在从战略上把美国推向战略边缘地带，这是美国难以接受的地缘政治格局。

    三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是要实现资本的持续积累。美国主导秩序是要保障对世界财富的最大化占有，其中具有内在的排他性。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主张以人为本、人民福祉优先，提倡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在国际领域主张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这与资本全球范围的最大化积累存在着的深刻矛盾。

    四是金融型国家与实业型国家的矛盾。美国从上世界70年代进入“金融的秋天”，资本积累方式主要通过金融服务业来实现，金融服务业已经成为美国的主业，金融利益成为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通过资本输出和贸易、财政“双赤字”成为世界的最大市场，维持了长期的高消费、低储蓄和低利率。中国等制造业国家生产了大量产品出口美国，积累的外汇储备却被迫回购美元债券，弥补了美国财政与经常项目赤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与中国等制造业国家之间的利益越来越难以调和。这种围绕美元体系呈现出的“币缘政治”矛盾，正在成为当代国际政治和中美关系冲突的新热点。

    除了这些矛盾之外，中美之间还存在重要的利益交汇点。主要是中美双方都有保持世界整体安全稳定的需求和维持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需求。这两大需求，是中美两个世界主要大国实现自身安全和发展的基础，也成为连接两国利益的纽带。

    中美之间存在的这些基本矛盾和利益交汇点，都是左右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因素，是决定太平洋政治洋流长期走向的海床。

博弈式共生成为常态

    中美关系本质上是对立面统一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博弈式的共生关系。所谓博弈式共生，就是在不打翻棋盘的前提下，彼此通过博弈获得各自的利益；获取利益的大小，取决于相互博弈的结果。特朗普的当选，并没有改变中美之间矛盾和共同点的基本盘。因此，中美关系的大局仍将沿着以往的轨迹继续。世事如棋，新局将启，中美博弈式共生的关系将成为常态。

    展望未来中美大博弈，亚太地区仍会是必争的“金角银边”。虽然特朗普正式表态否定了TPP协议，要求其主要盟国日本、韩国更多承担防务费用，但绝不会放弃对亚太地区的控制。这是因为从20世纪末起，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也是美国获取利益的主要来源地。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战略，正是基于对亚太地区战略地位重要性的判断。作为美国利益的当家人，特朗普有可能不提“重返亚太”，但绝不会放弃对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他所能改变的只是博弈的策略，却无法舍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巨大利益。为此，中美围绕亚太经济、政治和安全事务的博弈将会延续，朝核、钓鱼岛、南海等旧伤可能反复发作，新的“溃疡面”也有可能被制造出来。

    在与中国的博弈中，美国历来是通过把硬实力、软实力糅杂组合，以获得更大的优势。在美国的政策工具箱里，美元体系、自由贸易体系、意识形态体系、盟国体系和美国军事力量体系是其主要的工具。可以肯定，这些工具仍将是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进行博弈的棋子，改变的只是谁先用、谁后用、哪些多用、哪些少用，以及如何搭配使用。

    作为一位有长期成功商业经验的总统，特朗普会使中美博弈带上商业竞争的印记，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锱铢必较、更精明的讨价还价，更注意获取实际利益、现实利益和短期利益。

    对中国来说，与美博弈是求和之局。中国注重分寸与平衡的战略文化，与和平发展的国家利益。求和之和，首先是“和为贵”，以和为胜使中国的博弈目标更加合理，也增加了“己之不可胜”的胜算；求和之和，还是指“和而不同”，和而不同顺应了世界发展的大势，符合大道，得道多助，故无往不利。

    毫无疑问，在特朗普时代，中美博弈将继续保持长期性、复杂性的特点。全球危机正在深化、蔓延，各国都没有太多让步的余地。我们必须丢掉幻想，准备博弈。

把自己的事办好

    美国是相信实力的国家。对一个潜在对手的威胁的判断，美国从来是根据他的能力而不是他所表达的意愿。美国的平等伙伴，往往是其打不败的对手。所以，着力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是实现中美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中国越发展、越强大，越有利于中美之间平等相待、和平共处。

    要把中国的事办好，首先要一心一意谋发展。这包括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调整经济结构，改善人民生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共同富裕，让人民安居乐业。

    要把中国的事办好，关键在于毫不动摇地坚持坚定“两个百年”的战略目标。坚持以中国的持续发展为目标，而不是与美国或其他国家争夺全球霸权，这是最大的战略定力。中国是有13亿人口的大国，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能够保持社会稳定与持续发展，就是中国为人类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国并没有取美国而代之的想法，也不准备这么做，明确这一点，就确立了新兴国与守成国竞争的边界，中美博弈的棋盘就不会被打翻。

    把中国的事办好，包括要与周边国家深入合作、共同发展。世界发展历史证明，在一个国家内部无法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我们要把“一带一路”作为百年大计、百年工程，在逐步推进过程中建立全面一体化的区域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发端与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盟国体系，是国家间的战争体系，无法适应变化的世界。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是基于共同发展的合作体系。这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周边与世界。

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言的“先为不可胜”。这种中国式的博弈思想，是在全球危机背景依然有效的东方智慧，可以指导我们熬到走出危机的那一天。同理，“不可胜在己”，把自己的事办好了，便能够从容应对中美关系的波澜起伏。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编辑  碣石）

G20会议提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将是长期滞胀，而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也在放缓。我认为有必要加强我们的增长战略，同时，加强并支持开放的贸易政策和安全稳定的全球贸易体系，这两件事情密切相连，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实现加强全球增长战略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呢？这当然是很困难的。事实上，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霸权主义的世界了。1969年、1970年曾经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是当时的霸主。但是40年之后，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了，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正在动摇。

    我们不妨做一个历史性的比较，看看这100年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成长的那个时代，全球的地图几乎都是红色的，那个时候的红色是英帝国。除了红色还有蓝色的快速增长地区。经济全球化的增长，开放是由英国在主导，后来德国崛起了。20世纪40年代的人最希望的就是不要有战争。100年之后我们也面临着很相似的局面，这令人很焦虑。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稳定而安全，全球各国都在崛起，这也被称为“大缓和”时期，我们期待着强劲有力的增长，但这一切在2008年坍塌了。

世界能不能找到一个方法来重振全球的经济增长？ 2008年之后经济增长一定会变得很低，这是大背景。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仍然是可以实现的。在宏观经济领域，哪一种领导力才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我们最需要的是能够推进自主协作的领导力。

如何具有推进自主合作的领导力

    中国国内有很多人担心中国的发展前景，认为中国政府不足以带领中国继续发展。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是成功的，主要是基于出口，随后中国的增长开始慢慢转向国内的消费。领导力不仅涉及到中国国内的事情，同时也包括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如何定位。如何引领其它的国家走到一起，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这里我要谈两类领导力。

    第一类就是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去实施自身的影响力。也就是说，要告诫别人按照自己说的去做。但这是非常困难的，别人也不一定感兴趣。这种领导力的例子包括由德国主导的欧洲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以及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也就是TPP。

第二类领导力是通过创造对话平台的形式使各国走到一起，交流信息，阐述各自的偏好，达成彼此妥协，并能够让各个国家自主地采取行动，我将其称之为“协同的自主性”（Collaborative Autonomy）。自主就是不强迫其他国家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中国的领导力可能正是这样的。这种领导力可能体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借助G20平台推进G20国家的相互评估过程（也就是G20MAP）；另一种就是将“一带一路”打造成推进各国对话的长期战略。   

但这种“协同的自主性”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个过程中，“领导力”又是什么意思？以踢足球为例。首先要有一个球场，然后大家再来讨论究竟是踢美式足球还是英式足球。不同的人可能选择不一样，不过即使部分人踢美式足球，而另外一些人在旁边踢英式足球也可以，只要大家能够达成协议。在这个过程中，组织者可能需要承担额外的费用，比如场地费。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这就意味着充当领导力的国家既需要建立对话的平台，也需要承担更高的成本。

当大家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行动，并且有人承担领导力作用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经济学家所提到的“纳什均衡”现象，每一个人都想做到最好，也期待着别人按照他们自己想象的方式做到最好。

领导力的具体体现方式有多种情况，比如说建立霸权主义的全球体系（例如美国），或者设立国际组织（比如IMF、WTO），或者通过全球宏观政策的制定进程（比如G20、APEC）。我们的研究重点是希望知道哪一种方式是对我们来说是最有效、最有帮助的。

贸易自由化与协同自治

亚洲的经济活动是全球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亚洲的经济自由化是协同自治的典型案例。从政策制定者这个角度要考虑，我们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以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不同国家将经济政策汇总起来分析，全球政策对于本国有哪些影响，并在考虑全局的基础上制定出更好的政策来帮助我们自己发展，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贸易自由化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最惠国待遇，它的核心是无歧视待遇，即缔约国双方相互将给予不低于现时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优惠、特权或豁免待遇。然而，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是什么？作为成员国之一，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承诺成员国之间要有比较低的壁垒。当我们制定进口政策时，优惠政策将惠及到所有的其它成员国。这是我们希望创造的一种环境。自由贸易区对于成员国来说降低了贸易壁垒，但在贸易区外仍然存在着贸易壁垒。事实上最惠国待遇并不涉及自由贸易区的问题，其恰恰是反对自由贸易区的行为。因为最惠国待遇的初衷是促进全球贸易的自由化，而自由贸易区却恰恰造成了壁垒。事实上，“亚洲奇迹”与全球经济紧密相关。

1994年，作为全球性的自由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通过乌拉圭谈判成立。TPP则是另外一个机制，当然中国不在其中。我认为TPP危害了我们所提倡的贸易自由化。虽然澳大利亚是TPP的成员国，但相应付出的成本也是很高的。TPP对于美国而言是有好处的，它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到这个机构上面，对于其它国家来说这就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它们在国内贸易管辖权方面实际上已经跟过去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些贸易活动有时候会与国家利益产生冲突，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而这也将是20国集团面临的重要问题。

政策的制定者有时候会把自己的一些意愿强加于其它成员国，也许成员国不喜欢它们制定的政策，但有时为了获得一些利益，就必须做出妥协。TPP就是如此。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更透明，并且更少被曲解的区域贸易整合论坛。如果TPP未能起到作用，那么可以认为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美国的领导力将会降低。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在全球化经济环境当中，欧盟的角色也正在弱化。英国已经退出欧盟，但实际上，英国人在欧盟内部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学到了如何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学会了如何与欧盟内部国家进行谈判，这对英国来说是一些很重要的内容。

“协同自主”战略带来的巨大机遇

    两年以前，澳大利亚曾经担任G20的主席，当时刚刚经历过全球金融危机，如何推进全球治理是当时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实际上，在2008年华盛顿峰会和2009年4月伦敦峰会当中，已出现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以及每个自治经济体收入的下滑。那时候，很多人都未预料到经济衰退如此严重，而只是发现经济发展已经不能为我们创造更多的财富了。在2009年伦敦峰会期间，很多发达国家经济体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滑。2009年很多经济体实际上已经是零增长了。因此，2009年我们在匹兹堡会议当中也提出了关于强化可持续发展和平衡增长的观点。

在过去的7个月当中，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新领域值得关注，很多国家都已经同意要出台实质性的政策，我们也看到怎么样能够支持一个强有力的、可持续的、并且平衡的全球性经济增长。

一些国家曾经使用货币政策来解决通胀问题，当然，这些政策目前已经不再起作用了。一些占据领导地位的国家认为，尽管财政政策能够在很多方面发挥作用，但当前已经足够了，我们应该撤回财政政策并大力推动货币政策。他们还发明了一个关键词“量化宽松”，其含义就是要把长期利率降下来，同时拉低汇率、刺激出口，但这反过来又伤害了别国经济，抢了别国的工作机会。汇率战争不是一个事故或者事件，而是我们政策选择将带来的必然结果。面对这样在这样一个挑战，当2014年澳大利亚成为G20轮值主席时，澳大利亚人就在想他们应该怎么办？各国的政府首脑在澳大利亚成为G20轮值主席的六周之前都承诺要实施财政紧缩政策。澳大利亚提出了“协同自治”。澳大利亚人认为，我们了解全球的需求，现在的问题仍然在于供应不足；我们将允许各国进行他们认为合适的各种各样的改革，同时澳大利亚人还列出了一个很长的改革清单。在2015年6、7月，所有国家再回到布里斯班，互相评估各自的改革进程与绩效。这就好像到了餐厅里，服务员给你一个菜单，你要吃什么就选什么——这就是关于协同的一个小故事。每个人完成自主选择后，我们再把资料放到计算机模型里评估政策效果。

由于各国所采取的改革措施，5年中全球GDP将在原来基础上增长2%，这就是现在大家所熟知的“2-in-5”战略。澳大利亚峰会上所使用的经济预测模型是“世行G20模型”。2015年多伦多经济学家对G20模型进行了评估，认为到2018年世界经济GDP增长可能超过2%。从这个角度讲，澳大利亚峰会期间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有一半已经完成了。遗憾的是，2015年土耳其G20峰会却没有沿着澳大利亚峰会的方向做出太多推进。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G20峰会所提出的“2-in-5”战略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机会。“协同自主”在当前环境下意味着什么？在澳大利亚作为G20轮值主席国的任期内，很多人支持财政紧缩政策。我想指出的是，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和减少成本的供给侧改革，恰恰也符合支持财政紧缩的政治家的政策思路。比如兴建了一个机场，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就多出来一块资产，从而降低了负债率。同时，在进行供给侧改革后，成本降低的私人公司会认为投资是有利可图的，因此他们愿意投资，需求就会随之增加，这就是一个需求创造的计划。

欧盟在宏观经济政策合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协同自治”与另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比较，可以看到欧洲货币联盟在宏观经济政策合作方面所犯的错误。

从1999年到2008年，货币联盟向通货膨胀率比德国高很多的南欧国家发放了太多借款。由于没有进行很好的管理，南欧国家实施了太多的财政扩张并由此引发财政危机。如果危机出现在别的地方的话，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货币贬值。但是在地中海地区就不能实现。因为存在货币约束和财政约束，在很长时间内，南欧国家都不能将成本降下来，所以它们至今仍不具备竞争力。另外，由德国主导的债务救济方式，也未能针对欧洲当前的危机进行很好的设计，德国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由“霸主”来管理其它组成国家事务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关于这种债务的救济，在去年最后几个月里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危机。即使南欧国家的GDP比危机之前下降了25%，但德国还是要求推行紧缩政策。德国人坚持要求南欧国家达到财政约束目标后才提供救济。通过这样的方式，欧盟可以对希腊提出改革的要求，而这就影响了协作自治。

协作自治的领导力框架下中国应该怎么做?

    第一，将G20的相互评估过程制度化。在2009年9月匹兹堡峰会上，确定了实现“强有力、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目标。澳大利亚G20峰会支持了这样一个战略的实施。但在土耳其担任G20轮值主席的时候，这个战略其实已经失效了。中国应该重振这个战略，给世界经济带来一个机遇，把这个战略制度化。让未来每一个做G20轮值主席国的国家都能够坚持这样一个战略。

    第二，布里斯班的战略就是“2-in-5”，即用五年时间，在2018年实现全球GDP新增2%的增长目标，现在这个战略已经进行了2/3了，还在进行当中。各国做的承诺还没有完全达成，但仍是可以实施的。这是G20峰会的短期实现目标，使经济朝着我们理想的方向发展。

    第三，把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当作G20MAP的一部分来进行。中国承担了“一带一路”战略中绝大部分的成本费用。我说的“协同自主”中，中国将作为一个重要领导力。我们要创造一个更加开放的论坛，特别是贸易自由化的论坛。中国不仅要建立一个贸易网络，同时要采用协同的方法，对外开放、促进贸易改革和自由化。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应该吸取TPP的教训，不要像TPP这样强加在别的国家头上。

我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如果发展得很好，也会实现宏观经济政策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使我们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可以继续下去。如果问“一带一路”的目标是什么？可以说是基础设施建设。但除此之外还应有其它的成果，比如自由化改革，还有互联互通，跟世界建立连接。

之所以强调“一带一路”，而不仅仅是让其它国家自己管理自己的活动，因为网络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哈萨克斯坦就不能自己做一个贸易网络，把世界连接起来，除非其中有中国参与。这个网络的一方连着中国，另一方还要连着俄罗斯，这里涉及到很多很多的工作和经费。

我们要把中国和其它的国家连接起来，而这也正是中国自我发展的一个阶段。近年来，中国完成了很多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则开放了一个可能性，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创建一个环境来支持对外直接投资。这是真正的双赢结果。就像我举的足球例子，这不是中国自己一个国家能够完成的，必须以一个集体方式共同完成。这个结果和我刚才所说的贸易自由化也是紧密相连的。

我们在亚洲的研究公认的一个结论是：即使TPP能够活下来的话，也需要花很多时间对区域贸易自由化进行持续的研究。这是我们关于治理的一项继续要做的工作。如果TPP失败的话，这也是我们谈判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可能我们又将重新回到起点，但是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探索全球经济政策合作的机会。对于区域经济以及区域贸易自由化，如果没有外力影响的话，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促进区域的贸易自由化发展，要怎样才能更好地维护G20布局进程的持续发展，都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20国集团（G20）于1999年由七国集团财长倡议成立，是由全球20个重要经济体组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列席该组织的会议。20国集团的GDP占到全球的90%，贸易额占全球的80%。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G20提升为领导人峰会，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标志着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取得重要进展。2016年中国首次担任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在风起云涌的世界经济政治局势面前，中国也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在国际经济中的定位。

在2016年7月28日举办的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中，牛津大学大卫·万斯教授[1]应邀发表了题目为“中国在G20中的新型领导作用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主题演讲。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指出，万斯教授对美国在TPP中和德国在欧盟中的领导作用提出了批评，认为中国正在G20中发挥着、并有潜力更好地发挥新型国际关系的领导作用。万斯教授使用“协同的单边主义”一词描述2014年澳大利亚担任G20主席国时所提出的2014-2018年间基础设施和微观经济供给侧改革的方案。而中国的经济学者和理论界，正在研究如何深入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基于“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新型全球治理理念。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在发言中指出，澳大利亚峰会所提出的2014-2018年使全球经济增长2%的目标，是基于IMF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模型。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实施澳大利亚所号召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和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那么全球经济就能够比IMF模型的预测增长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教授提出，万斯教授所阐述的协同单边主义，主要工具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当前只有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而西方国家公债对GDP的比例已经很高了，再实施这样的政策很难。就供给性结构性改革和基础性投资来说，因为投资本身既是供给侧，又是需求侧，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了公共资产。即使主张财政紧缩的西方国家也能被说服，签订了2014-2018年协议。一定要考虑公共资产、公共债务和税收这三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