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围绕页岩气的开发，一些国内媒体与专家学者营造了如下“舆论共识”：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是依赖中小私有企业取得突破的；中国掌握油气探矿权的传统垄断国企是低效的，只有学习美国，破除低效国企的垄断，充分放开市场，让富有活力与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即私企）积极参与页岩气的开发，才能在中国“复制”美国的页岩气革命。

从2009年起步，中国页岩气事业开展已有5年了，上述“共识”实践效应如何？下面将予以分析。

被夸大的垄断

多年来，只要一提起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某些媒体就习惯于将其跟垄断等同起来。不过，很少有人去深入解释三家油气央企到底在哪些环节、在何种程度上实施了垄断。

1998年我国发布的《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只有拥有石油、天然气探矿权的企业，才有资质进行油气勘查与开发。目前只有四大油企——即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3家央企，以及延长油矿这家大型地方国企（俗称“三桶半油”），拥有该项探矿开采权。从这个角度来说，称“四大企业是政策性垄断企业”是有道理的。据报道，目前全国已登记的油气资源勘查开发区域中，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石油公司控制的比例达到95%以上。

政府对油气开发设置政策门槛，主要是因为油气不仅是一种战略性的、事关国计民生的资源，而且其储量还很少。在多数国家都对油气开发领域实行专营制。

而整个石油石化行业，拥有上下游多个环节。实际上除了上游探矿开采权之外，真正具有政策性限制门槛的环节并不多。在具体采油过程中，四大油企与相关私企（如油服公司）可以进行充分合作。而油气进口已经逐步放开，截止2014年10月，已有23家私企拥有油气进口权。至于炼油与化工环节，私营炼油厂与化工厂在国内早已是遍地开花，可见这一领域的垄断无从谈起。油气销售环节也早就放开看，中石油与中石化下属的加油站数量只占全国数量的40%多一点，另外一半多则由其他国企、私企、外企的加油站构成。在管网方面，主干管道多数由中石油掌握，非主干管道有多种类型的企业参与。这种局面大致是自然形成的。

如上所述，尽管在油气领域的极少数环节实行了政策性垄断，尽管日韩等国家的石油石化行业垄断程度要高过中国，但是媒体却总是以偏概全，夸大它们的垄断程度。

被低估的技术水平

四大油企的垄断程度被高估的同时，技术水平则被严重低估。

石油石化行业是中国工业的传统强项。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石油石化行业就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实力，其中勘探、开采、炼油这三个环节已达到了较高水平。大致说来，当时的石油行业做到了在别人找不到油的地方找到了油，在别人不愿采的情况下采出了油，在原油品质差的情况下完善了炼油工艺。从毛泽东时代的著名口号“工业学大庆”中，不难看出石油石化行业当时在整个中国工业体系中的地位。

相对而言，化工领域当时稍显落后。尼克松访华后，中国立即开始与西方进行大规模经济交流，重点之一就是引进西方的化工技术。目前中国的乙烯、PX生产都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像中石化镇海炼化厂，它的技术与管理水平已位居全球最高效的炼化厂之一，该厂职工目前只有6000多人，但一年纳税超过200亿元。中国在海洋油气开采方面起步较晚，不过从最近中海油在南海的油气开发活动来看，其技术也是过硬的。

2010年大庆油田高含水后期4000万吨以上持续稳产高效勘探开发技术，2012年中石化的特大型超深高含硫气田安全高效开发技术及工业化应用，分别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像高含硫油气田开采，一直是全球范围的行业难题，这一问题解决不了，储量巨大的高含硫油气资源就成了废物。中石化在四川普光气田的开发中，第一个攻克了这一难关，变废为宝，其意义可想而知。

中国的油企在国外也广受好评，不管是安哥拉、苏丹、沙特、伊拉克，还是土库曼、乌兹别克、委内瑞拉；不管是勘探开采，还是承建成套项目，都有很强的实力。比如中石化与沙特国家石油公司合资建立的沙特延布炼油厂，就是投资近百亿美元的超大型现代化炼油厂。几大油企离开了国内的“垄断”，在国外照样广泛拓展业务，说明它们是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

中石化引领页岩气技术“大跃进”

中国开始全力投入全球能源的“页岩气革命”

近年来，中国页岩气开发项目启动，国内舆论一致呼吁放开页岩气的探矿权，让四大油企之外的国企、私企都参与进来。政府顺应了这种呼吁，四大油企之外的国有企业自2011年开始获得页岩气的探矿权。2012年起，私企也开始获得页岩气探矿权。市场放开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结果如何呢？传统石油企业继续在页岩气开发中处在行业领先地位，尤其是中石化，更是一马当先。

对美国引领的“页岩气革命”，中国政府的反应是较为迅速的。2009年，中美两国签署了两国非常规能源合作协议，国土资源部也部署了国内页岩气资源评估等工作。此后数年，中石油、中石化、延长石油相继在长宁、威远、昭通、涪陵、延长等地取得了突破。中石化的进展尤为突出，它首先在川渝盆地海相地层页岩气勘查取得重大进展，进而在重庆涪陵实现了我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的商业规模开发。目前，美国赖以实现“页岩气革命”的水力压裂与水平钻井这两项关键技术，中石化都已经掌握；包括从地表的压裂车到地下的桥塞等重大或核心页岩气开采设备，也全都实现了国产化[1]。美国在“页岩气革命”领域所积累的技术优势，中石化大都已经赶上。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较大规模地对页岩气进行研发，2006年以后快速发展，达至技术成熟阶段，用了将近30年时间。从2009年算起，中石化等中国企业大致用了5年时间就基本消化了美国企业30年获得的技术成果[2]。

2014年6月17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文《中石化涪陵项目遭质疑：以页岩气名义获巨额补贴》，称中石化存在以传统天然气冒充页岩气并骗取国家补贴的嫌疑。而据7月17日媒体报道，经国土资源部评审，中石化涪陵页岩气田被认定为典型的优质海相页岩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1067.5亿立方米。这意味着中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正式诞生，同时也打消了此前对涪陵气田的质疑。

笔者在此并不想对“页岩气革命”的意义进行评估，但以页岩气开采为视角，我们能看到美国企业在页岩气技术方面能做到的，中石化现在也基本能做到。中石化等国企带头完成了中国页岩气技术的跃进，这些“垄断”油企，不仅不是低效无能的，反而拥有很强的技术创新能力。

私企难堪页岩气开发大任

近年来，媒体一直宣扬，美国中小企业在开启“页岩气革命”阶段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要想尽快推进页岩气开发，就必须师法美国，打破四大油企对探矿权的垄断，让中小企业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2011年7月，国土部进行了第一轮页岩气招标。该轮招标采用了邀请制，受邀企业除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延长石油四家传统油企，还有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煤层气开发利用有限公司这两家过去没有油气探矿权的国企。最终，4个区块中有两块中标，中标者为中石化和河南煤层气。

2011年底，国务院批准页岩气为传统油气之外的独立矿种，奠定了各类所有制企业都可以参与第二轮页岩气招标的法律基础。

2012年9月10日，国土资源部在官方网站发布第二轮页岩气区块招标公告，向社会各类投资主体公开招标出让页岩气探矿权，招标共推出20个区块，总面积为20002平方公里。根据公告，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注册资本金在人民币3亿元以上，具有石油天然气或气体矿产勘查资质、或与已具有资质的企事业单位建立合作关系的内资企业和中方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均可投标。共有83家公司参加了投标，主要来自油气、煤炭、电力等领域，其中私企占三分之一。12月6日，国土资源部公布第二轮招标结果，19个区块排名第一的中标者中，并没有传统四大油气企业的身影，非油央企、地方国企与私企大获全胜。其中，永泰能源属下的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泰坦通源天然气资源技术有限公司两家私企，分别中标贵州凤冈页岩气二区块与贵州凤冈页岩气三区块。

中标结果揭晓后，反响很强烈：“公平竞争点燃页岩气之‘火’”，“通过页岩气区块的招标，大批非油气企业、特别是民企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堂堂正正的进入油气领域了”，“此次招标已经翻开了中国能源历史新的一页，它注定会被载入史册的。新的变革已经开始了”……类似的感慨充斥着媒体。

两年过去了，这个所谓的“被载入史册的新变革”有何具体的进展呢？

2014年4月，《21世纪经济报道》刊文《页岩气迷局：中标后的尴尬》，报道了页岩气市场放开后的具体进展。该文直言，“中标的很多业主却至今迟迟未能开始相关的勘探开发运作。……当时参与招标的绝大部分企业都是没有一点勘探开发经验的，招标时大家都不惜代价竞标，谋求中央开放油气领域的政策利好，但是一旦中标后，却发现勘探开发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等待观望，甚至谋划退标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

该文指出，与先前舆论的预判相反，最后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一边是民企面临的进退不得与开发窘境，一边是以中石化为代表的央企已实现的大规模开发场景。”

2014年6月25日，《证券日报》刊文《页岩气探矿权将再启招标 部分企业生退意》，该文报道：“有消息称第二轮中标企业全未展开勘探，部分企业甚至萌生退意。业内人士表示，页岩气开采前期成本投入高，回报周期较长。而且我国地貌、地下构造等地质特征复杂，勘探难度较大。即使是对于实力雄厚的大企业来说，探矿权也已经成为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2014年7月22日，《每日经济新闻》刊文《页岩气第三轮招标启动 权力或下放地方》指出，“前两轮页岩气招标结束后，各区块的开发并不顺利，而多方在新招标区块上存在的意见分歧，或许是国土部迟迟没有进行第三轮招标的原因。”该报道借四川宏华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邓学军之口指出，“民企更多要从商业角度来考虑问题。页岩气开发成本实在太高了，除非区块质量优秀，可以让公司看到回报，否则公司不会轻易进入页岩气领域进行开发。……即便加大了补贴，公司也仍然会综合考虑补贴与收益，因为页岩气开发中动辄上亿的投入对于民营公司来说负担太重。事实上，目前中标的不少企业大多面临地质调查困难、技术储备、资金以及人才等各方面的问题。由于投资与回报不成正比，企业多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

中国页岩气的地质储存条件要比美国差得多，这一点也成为中标企业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美国的页岩气主要储存在浅表地层，中国的页岩气储藏则更深，而且比较靠近地震带，地质结构比较复杂。不少专家认为，中国页岩气开发开采成本可能是美国的2-4倍。

就在“中标后的尴尬”持续进行的时候，2014年7月24日，永泰能源发布了《关于公司所属贵州永泰能源页岩气开发有限公司页岩气项目取得重大进展公告》。该公告称：“经承担本次勘查任务的江苏长江地质勘查院初步估算，勘查区域内页岩气储量约为2000亿立方米左右。目前，贵州地区页岩气收储价格为2.78元/立方米，国家相关补贴为0.40元/立方米。根据上述估算，本项目将对公司的资产增值产生较大影响，并成为公司未来的效益增长点。”

消息一出，当日永泰能源股的股票开盘即涨停。不过，随即有媒体与专家对此消息的可靠性表示了怀疑。9月17日，国土资源部召开页岩气勘查开发进展新闻发布会，地质勘查司彭司长称，“通过两轮招标方式出让21个页岩气区块，引入的除石油公司以外的17家投资主体，经过1年半的探索，……多数区块完成二维地震、少数区块施工探井，重庆南川、城口，贵州岑巩等中标区块探井均显示良好含气性。”而永泰能源所勘查的贵州凤冈页岩气二区块并没有出现在“显示良好含气性”的区块之列。

2014年8月，某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称，中国页岩气市场放开后，私企甚至壳牌这样的跨国巨头依旧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目前的“产权保护”还做得不够[3]。而实际上，私企老板们都认为自己实力不济才是主因。

2014年以来，有消息称壳牌公司可能中断在中国与中石油合作的页岩气勘查业务，一位专家称，这是因为“体制上的原因”，因为中国市场的“不确定性”。可是，壳牌石油公司首席财务官Simon Henry此前在纽约向投资者解释时，却称这里面没有“体制上的原因”，而在于具体的技术因素：“四川页岩气项目的进展一直比我们先前的预期更加缓慢而且更加困难，部分在于地质原因，部分是在人口高度密集农区经营方面的挑战，这一项目规模很可能会比先前预想要小。”

摒弃“新教条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

重庆与中石化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促进页岩气就地综合利用

中国的页岩气开发，先期资金投入大，技术要求高，且回报不确定，风险极大。目前即使技术较为成熟了，打一口井的成本也在5000万元以上，而且打下几口井，还未必有一口能出气。可见，页岩气开发真正要取得进展，最终依赖的是实力，即资金、人力以及技术水平。企业“活力”也是需要的，但“活力”代替不了实力。一家企业，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如果没有资金、技术、投入，那就不可能在该领域取得进展。

美国引领了“页岩气革命”，国内舆论纷纷将其归功于私有产权与完善的市场体制。但实际情况是，美国政府对开发页岩气的推动功不可没，不能笼统地归功于“市场自发”。而且倘若离开了美国企业的实力，“页岩气革命”也是难以实现的。跟美国拥有相同体制的国家，在世界上不可胜数，但唯独美国在页岩气领域实现了突破。据报道，波兰页岩气储量也很大，而油气又一直依赖进口，为什么波兰不仅没有引领“页岩气革命”，而且在页岩气开发方面至今仍没有太大的进展呢？恰恰是中国，主要依靠“垄断央企”而成为目前唯一一个能够做到“复制美国页岩气革命”的国家。

同理，目前世界上能制造大型客机的目前只有美国与欧盟，这也是实力的结果，绝不简单地归结所谓体制的自然产物。空中客车公司就是一家由法德英等国组建的超级国企。而在中国，只有商飞一家国企涉足中型以上客机的研发与生产，这一“垄断”现状并不是政策性的结果，而是除了商飞之外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包括私企）有实力参与干线客机的总体设计制造领域。某些经济学家宣扬，只要建立了以私企为主的市场机制，从铅笔到大飞机的所有需求就能得到满足，这样的口号根本经不起事实检验。

再拿深海油气开采来说，这也是高投入、高技术、高风险的行业。目前，在南海进行深海油气开发的中国企业，只有中海油一家。按照某些舆论宣传的逻辑，只要破除垄断放开市场，让私人资本与其它资本积极参与，深海油气开发就会迅猛发展。这种观点貌似有理，其实不然。即使全面放开这一市场，也不会立即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毕竟存在行业门槛。目前除了中海油，尚没有其它任何中国企业掌握了深海采油的技术。光有政策，没有实力，是成不了事的。

不只是能源、客机领域，其他所谓的“垄断”领域，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再如四川正在筹资兴建的川南铁路，因为没有暴利，没有私人资本愿意投资，四川政府只好再请求铁总来投资。有媒体、专家就此评论，只有政府提高客货运价格并允许进行“多种开发”（如将铁路周边地段给投资者进行地产开发），即只有靠经营铁路获取暴利，私人资本才会参与投资。可见，只要铁路建设的高投资、高门槛、低利润的行业现状不发生重大改变，即使完全放开让私人资本来投资，它们也未必投资。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舆论和媒体沉溺于“华盛顿共识”的教条，热衷于从意识形态、从所有制对比出发，来解读经济现象、提出政策建议。其中典型的观点就是“国企必然低效、缺乏创新精神，私企必然高效、富有创新精神”之类的观点。中国的页岩气开发事业，也被这种理论所笼罩着。不过，当理论还在陶醉于“自说自话”的时候，实践已经悄悄地给出了别样的答案：页岩气市场放开后，“垄断央企”不仅没有被超越，反而依旧成为行业创新的领头羊。

从实际出发，让思想冲破牢笼，这应当成为当前中国媒体与专家的评判起点。迫切需要从实际出发，决不能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时时处处从所谓的“主流经济学”教条、从“华盛顿共识”出发来对中国进行错误解读。

* 杜建国，自由撰稿人。

[1]《页岩气开发核心技术装备全部实现国产化》，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5日头版。

[2]该说法援引2014年9月17日国土资源部页岩气勘查开发进展新闻发布会。

[3]林伯强：《页岩气发展需要引入民间资本》。

国际油价暴跌，国内外一些专家预判“低油价时代已经到来”，甚至认为“碳氢能源依赖的时代即将结束”。尽管“高油价”与“低油价”是相对的，很难用精确的数字加以界定，但是既然谈论的是“时代”，那就不是短期现象，而是长期趋势，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是更长一段时间的国际油价基本走势。这是一个重大战略性判断，如果这一判断能够成立，国际能源关系和世界战略格局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动，而我国建立在“高油价时代到来”预测基础之上的能源发展战略和能源外交战略必须据此进行根本性调整。

然而，对各种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表明，目前的国际油价暴跌仅仅是一种暂时现象，今后相当长的时间、甚至是几十年内，世界仍将处在“高油价时代”，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运筹仍应立足于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的大趋势，而不应因油价一时下跌做出错误决定。

多种临时因素叠加导致国际油价暴跌

此次国际油价连续下跌是多种临时因素叠加所致，既与供需基本面失衡有关，也与其他驱动因素相联。

第一，国际石油供需关系失衡。过去几年随着油价不断攀升，资源国投资开发的积极性不断增高，新增产能不断扩大；加之美国页岩气技术革命取得突破，多国非常规油气的开发取得进展，国际石油市场供给量增多。与此同时，欧洲经济持续低迷，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减速，致使世界范围内石油需求增长放缓。供给增长与需求增长的非协调性，导致石油供需基本面出现失衡，这构成了国际油价下跌的基础性背景。

第二，地缘政治因素推波助澜。国际油价短时间内如此大幅下跌，远远超出了供需基本面失衡产生的影响，本应拉抬油价的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等地缘政治因素出现“逆向驱动”，这显然很不正常。大量事实表明，这种反常现象与一些国家的地缘政治操作直接相关。美国利用石油武器打压地缘政治对手的历史，足以证明美国不可能放弃这种机会。美国决计搞垮普京政权，无所不用其极，低油价显然会沉重打击对原油出口高度依赖的俄罗斯的软肋。至于美国打压油价对其非常规油气开发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显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取舍问题。沙特甘愿蒙受油价下跌带来的巨额损失而拒绝欧佩克限产保价，显然也有自己的地缘政治考量，那就是打压对手伊朗的油气产业、抑制美国非常规油气的发展。不论将美国、沙特的这些行为称作“阴谋”还是“阳谋”，确定无疑的是，地缘政治因素正在对出现下跌走势的国际油价推波助澜。某些专家认为“地缘政治因素对油价的影响日益弱化”的判断，显然远离事实。

第三，国际投机资本对油价的逐利炒作。最近几十年国际油价暴涨暴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控制的多家投机资本对油价的逐利炒作一直是背后的重要“推手”。国际油价从本世纪初不到30美元/桶攀升至2008年的147美元/桶，此后短短几个月里又急跌至30多美元/桶，在油价的暴涨暴跌中，炒作油价的“金融大鳄”从中牟取暴利。石油期货交易量8倍于实际交割量这一事实，就很能说明问题。按照国际知名能源问题专家恩道尔的说法，国际资本投机炒作对国际油价大起大落的影响占到了70%。尽管国际社会强烈呼吁发达国家加强对投机资本的监管，发达国家也做出过相应的承诺，但是投机资本仍在国际石油市场横冲直撞、兴风作浪，这是不争的事实。此次油价下跌的过程中，投机资本的逐利冒险本性再次发作，这无疑是油价短期内非正常暴跌的重大牵引因素。其中是否有大国政治操作在起作用，不能不令人生疑。

第四，美元升值产生的账面影响。美国经济恢复增长、美联储计划退出量化宽松，引起世界经济对美元升值的预期，导致美元对多国货币汇率升值。石油美元在国际能源金融领域、特别是期货交易中居于主导地位，以美元计价的石油自然会随着美元趋于坚挺而在账面上出现相应下跌。

但是，供需基本面的失衡不可能长时间持续，市场的修复功能必将发挥矫正作用，而地缘政治因素更不可能推动国际油价无休无止地下跌。

目前50美元/桶左右的国际油价已经过低，对世界石油生产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多个产油国财政收入减少，陷入资金短缺危机，高成本油田开发难以为继、产能开始收缩。特别是遭受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各大油气公司资金紧张、开发投资受到制约，东部地区新油气田的开发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减速。其他高开采成本的国家，例如委内瑞拉已在叫苦连天。开发成本普遍高于传统石油的页岩油更是难以承受长时间的低油价，投资动力必然下降，就连美国的页岩油气开发也已开始收缩。深海、北极石油的开发更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低油价的负面影响。在油价持续低迷、收入减少的情况下，欧佩克成员国对市场份额的争夺迟早也会让位于“限产保价”合作。

今后一个时期，世界主要石油产地的局势可能进一步动荡。与世界主要石油输出国直接相关的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问题，短时间内均不可能得到解决，甚至存在进一步激化的可能性。随着石油收入锐减，中东多个产油国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将会下降，不排除爆发“民主动乱”并对其石油生产造成冲击。上述情况很可能引发国际市场的恐慌性预期，从而推动国际油价非理性上扬。

另外，乌克兰危机正在“倒逼”俄罗斯加速“再工业化”进程。尽管相当长的时间里，俄罗斯难以改变经济和财政对油气出口的高度依赖，但是存在其对国际石油市场供应逐步减少的可能性。其他一些产业结构过于畸形的石油输出国，也会从俄罗斯的遭遇中汲取教训，努力摆脱国家财政对石油出口收入的过度依赖，这对石油产能增长及国际市场供给也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世界石油的供给量很可能逐步减少，从而建立起新的供需平衡。如果世界经济增长不继续减速，今年上半年世界石油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很可能发生逆转，国际油价有可能以较大幅度反弹，尽管重回110美元/桶之虚高价位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石油仍将是世界主导能源

从今后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世界能源的发展趋势看，石油作为主导能源的地位几乎不会发生根本性动摇。这就决定了“低油价时代”不可能很快到来。

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多是以石油作为基础能源。世界石油在一次能源供给中占到1/3以上。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都居于主导地位。而石油生产国以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还处在“煤炭时代”。就连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还处在摆脱“煤炭主导”的漫长历史阶段，经过多年的“减煤”努力，煤炭在中国整个能源消费结构中仍然占将近70%。虽然扩大天然气、水电、核能、新能源的利用有利于减排二氧化碳，有利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它们在能源消费结构中逐步扩大占比是必然趋势，但由于存在成本、技术、储量和开发能力等诸多问题，相当长时间里其对石油的替代作用仍然有限。如果油价长时间处于低位，石油对煤炭的替代作用可能进一步增强，从而进一步增大石油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

发展中经济体的石油需求将随着经济发展进程，长时间处在增长通道上。世界级和地区级新兴经济体必然不断涌现。其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基数的扩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将以增加石油等现代能源的消费为基础，石油是其不断扩张的制造业的主要原料。由于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其石油消费规模的扩大很可能远大于发达经济体石油消费规模的缩小。这意味着，石油的“消费峰值”远未到来，而且很可能迟于“生产峰值”的到来。因此，几十年里世界经济不可能进入“后石油时代”、“廉价石油时代”，国际石油供不应求、国际油价居高不下很可能将是一种长期现象。

世界经济转向以新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将是一个漫长过程。新技术革命的进步、气候环境变化的压力，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开发利用低碳、清洁、高效的新能源。但是，新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不仅需要技术上的革命性突破，而且需要对基础设施、生产设备、交通工具进行根本性改造，这些都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国防部门是石油“消费大户”，几乎所有武器装备都是以石油作为基础能源，要向新能源为主转变，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武器装备更新，这更是难上加难。而且，新能源的替代目标首先应是煤炭，其次才是石油。因此，石油作为主导能源的地位几十年内难以动摇。

美国在世界石油领域拥有重大影响力，它是不愿看到“低油价时代”的到来。页岩革命的成功正在使美国发展成为世界最大产油国，美国正在由最大石油进口国转变为石油净出口国。尽管世界油价下跌有利于美国广大消费者，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这绝不是美国石油巨头们愿意看到的。美国已将中国锁定为主要战略对手，让中国及其他新兴大国从油价长期低迷中获益，更不是美国所愿。今天用低油价打压俄罗斯，明天完全可能用高油价打压中国。长期看，美国必将是国际油价走高的重要推动者。美国在世界能源领域、特别是能源金融领域拥有霸权地位，美国投机资本的期货交易对国际油价拥有重大影响力，因此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取向对国际油价走势的影响不容低估。

另外，还要其他一些重要因素。例如，化石能源总是越采越少、越采越难。尽管随着技术的进步，探明储量将会进一步增加，开采同等条件下成本会降低，但这些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石油开采成本越来越高的长期趋势。所谓“随着新能源的快速发展，石油将成为无用资源，资源国不得不加速开发”的说法，纯属一厢情愿。

总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世界经济对石油的需求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国际油价走高将是一种长期趋势，油价的短期下跌构不成“低油价时代到来”判断的过硬依据。

中国中长期国家能源战略应立足于国际高油价

国家能源战略必须建立在准确判断世界能源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我国能源发展与国际能源关系运筹绝不应该因为某些专家所谓“低油价时代”的说法所忽悠，而应继续立足于“高油价时代”的长期延续。

首先，应下大力气实现煤炭的清洁利用。鉴于我国能源禀赋“多煤少油”的特点，相当长时间里仍应以煤炭作为基础能源，而不是大规模“弃煤改油”。考虑到节能减排的巨大压力，我国应在减少煤炭消费比重的同时下大力气实现煤炭的清洁利用，力争在煤制油、煤制气领域实现实质性技术突破。

其次，抓住每次油价下跌的窗口期强化国家能源安全。低油价不是长期趋势，每次油价下跌对于我国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机会。应抓住机会扩大国家石油战略储备，争取并购一些海外油气资产，调整国内油气价格。同时也要高度注意防范低油价对我国海外油气资产和金融投资可能带来的风险。

其三，坚定不移地推动新能源与核能的发展。切不可因为油价一时下跌而影响新能源的开发投入。应努力争取在新能源技术研发中率先取得重大突破，这是关系到我国在新一轮世界产业革命中能否占据制高点的大问题。在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方面，似应争取越过石油主导阶段，直接跃进至新能源及其他清洁能源主导。更加安全、高效的核能是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应对油价长期居高难下的重要选择之一。

其四，在改造国际能源秩序上拥有更多“大国作为”。努力推动国际能源关系“去美元化”进程，扩大油气贸易中的本币结算，以应对美国对国际油气价格的操纵和国际投机资本对国际油价的炒作。努力推动新型能源合作组织和机制的建立，构建生产国、消费国、过境国的“能源战略同盟”、“利益共同体”，争取国际油气领域的更大话语权和影响力。利用外汇储备优势，扩大对周边地区及世界油气主要生产国的开发投资，争取控制更多的世界油气资源、确保我国油气供给安全。（王海运，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基金会能源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2014年8月19日，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的官方网站信息显示，日本十二家企业因实施汽车零部件和轴承价格垄断，被国家发改委处以巨额罚款。其中日本住友等八家零部件企业被依法处罚8.3196亿元，日本精工等四家轴承企业被依法处罚4.0344亿元，合计罚款12.354亿元。

淡定上交“保护费”

据了解，本次发改委的反垄断调查中，日立（HITACHI）和不二越（NACHI）率先“自首”，做了“污点证人”，并为反垄断调查提供了重要证据。

我国的反垄断法允许政府对一家企业处以年营收不超过10%的罚款，配合调查的企业可从轻处罚。因此，在两组处罚中，报告达成垄断协议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的日立和不二越，被免除处罚。

对此，许多媒体拍手称快，以为此次发改委开出“天价”反垄断罚单，迫使日本企业“贼喊捉贼”，以日立和不二越为突破口，将有望撕裂日系零部件企业间长期以来的垄断联盟。对此，笔者实难认同。

日本零部件企业并非简单的行业同盟关系，在看似各自独立的背后，有着非常多的隐秘交集。它们不仅在同行业内以协商合作、共同议价的方式获取垄断利益，在整个汽车产业链上，日系企业也在上下游间形成利益共同体。

这种紧密关系，有些可从股权关系上看到些端倪。像本次遭到处罚的4家轴承企业中，作为产业下游的丰田，便分别持有不二越5.29%和精工3.83%的股份，而捷太格特（JTEKT）则是原光洋精工（KOYO）和原丰田工机在2006年1月1日合并后成立的新公司。同时，更多利益的搭建并不会显现在股权上，而是在长期稳定的上下游供应合作中渐渐完成，像丰田公司便下属175个初级供应厂商和4000多个二级供应厂商。日本整车制造和汽车零部件企业间稳固的利益关系，从中可见一斑。

此次天价罚单，看上去更像日本汽车零部件和轴承企业携手一起上交“保护费”，这笔“保护费”的支出性价比很高，为其留足了利润空间

因此，此次天价罚单，看上去更像日本汽车零部件和轴承企业携手一起上交“保护费”，还远远达不到打破其利益结合的力度。并且，相较于这些企业十年间在华的收益总和，这笔“保护费”的支出性价比很高，为其留足了利润空间。

不只是在中国，日系零部件企业因涉嫌操控零部件价格，在美国、欧洲都遭到过反垄断调查。2014年3月欧盟对零部件进行反垄断调查，日本精工被罚6.24亿欧元，恩梯恩公司被罚2亿欧元。5月，新加坡竞争委员会宣布对不二越、日本精工、恩梯恩三家企业处以总计约930万新加坡元（约4626万元人民币）罚款，另外，日本精工5月在澳大利亚也因垄断轴承市场操控价格遭300万美元罚款。

面对全世界“四处飘飞”的反垄断罚单，日系零部件企业看上去并未慌了手脚，日本精工甚至在其2014财年年报上“自豪”地写道：“尽管由于反垄断处罚导致公司收入损失高达163亿日元，但是公司纯收入仍然实现了翻番，达到312亿日元，增幅98%。”

只靠罚款解决不了问题

事实上，日本企业在汽车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产品价格上均处于同盟状态，即使被开出巨额罚单，它们还是可以将这个成本转嫁到上下游产品上，甚至转嫁到售后服务上，经过整车成本的累加，被处罚的成本最终还是会落到消费者身上。因为日本车企在华产业链条已基本形成内循环体系，在利益分配上可以玩“左手倒右手”的游戏，更何况其诸多零部件在技术上具有不可替代性。

因此，只靠罚款无济于事，零部件价格的下调，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回顾日美汽车产业间的竞争史，我们会发现，这种竞争早已上升到产业战争的地步。虽然美国对日本的汽车产业战打得并不漂亮，但这段历史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可以为当今中国汽车产业应对日本的不正当竞争提供警示和参考。

2009年7月，日本8家主要汽车生产厂家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46.6%这一历史最高纪录，首次超过美国三大汽车厂商。高兴之余，丰田汽车社长丰田章男却表示：“我们其实非常担心，日系厂商对美国汽车市场的过度蚕食，会引发市场之外的贸易纠纷。”

丰田章男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因为每一次当日本汽车产业触动美国核心利益时，美国都会“有规律地”发起舆论攻击战、贸易保护战或产业战争，并且屡试不爽。

1979年，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为17%，1980年快速上升到24%。面对以丰田汽车公司为首的大举进攻，已连续两年严重亏损的克莱斯勒总裁艾尔卡克和福特董事长卡德维尔商量出一计：借美国媒体和工会造起舆论声势，然后两家公司联合向国际贸易委员会正式对日本提出反倾销诉讼，指控“丰田向美国市场倾销汽车”。

当时，美国国会甚至准备制定新法案，将日本汽车的进口量限制在150万辆水平。只是由于日本首相铃木亲自出面调解下，该法案才未出台，但日方不得不主动限制在美国市场上汽车的销售。1981年日本对美国出口汽车数量控制在168万辆，1982年为193万辆。自此之后，美国对日本汽车的打压一直没有停止。

丰田章男的担心果然成真。2009年8月，美国掀起丰田“刹车门”事件，一直持续到2012年岁末才做结论。尽管丰田汽车公司最终被美国交通部调查证明无过，但丰田还是选择了支付11亿美元和解赔偿金来息事宁人。

谈起“刹车门”的缘起，要追溯到2008年。当时，美国正遭遇金融危机，其汽车业更险遭灭顶之灾，通用和福特两大汽车公司年度亏损额分别达到168亿美元和146亿美元。而此时丰田的全球销量利润却达到新高，2008年150亿美元的利润让丰田坐到了全球汽车业老大的位置。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出面，为一系列的“刹车门”事件造势，引起美国社会和舆论的强烈反响，并导致丰田汽车在美销量受到沉重打击。

最后根据调查，“刹车门”所涉及的车祸是由驾驶员操作不当造成的。但丰田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担心遭到美国变本加厉的抵制而采取了隐忍态度。11亿美元的和解赔偿金，丰田看似付得有些冤，但实际上这是变相向美国政府上交的保护费，也是丰田公司重新攻占北美市场的一块敲门砖。

在遭遇“刹车门”时，丰田在全球市场召回850万辆汽车，但在中国却只召回了7.55万辆RAV4车型，不到整个召回车辆的1%。据此，有评论指出，丰田在中国的生产工厂扮演了“召回门”看客的角色。中国成了丰田汽车全球召回的免疫区，丰田根本没有把中国消费者当回事。

由此可见，面对日本汽车产业的入侵，中国仍未完全将其上升到产业战争的高度。希望此次针对零部件和轴承企业的处罚，能真正揭开中国汽车产业保卫战的序幕，而不只是简单地收取“保护费”。

丰田可不仅仅生产汽车

谈到日本汽车，不能不提到丰田。在人们通常的认识中，丰田就是家汽车制造企业，这与我们自身的习惯性错觉有关。在中国，造汽车的企业就是造汽车的，没有或很少还涉及其他的产业和功能。所以，很多中国人产生了“丰田汽车产量世界第一，丰田就是一个制造汽车的企业”的错觉。

从我们的研究看，美国曾经实行金融、商业和产业分离的经营模式，中国在过去十几年也是按照这种分离模式打造企业的。这种现实造成我们理解“日本制造”时，往往戴上“美国眼镜”去看日本的企业。实际情况是，日本的丰田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制造企业，它实可称之为“丰田财团”。

只有从“财团”的角度去审视，才能清晰描绘出一个真正的丰田。

现在的丰田财团，是以丰田佐吉（1867年-1930年）创立的丰田自动织机为母体，发展起来的庞大企业集团。丰田财团由丰田总公司、子公司（529家）及关联公司（229家）组成。日本国内以丰田财团为主要客户的直接交易企业共有26269家（包括供应商及销售商）。

丰田财团旗下拥有16家一级企业，均为世界级知名企业，如丰田汽车（世界500强第9位）、日本电装（世界500强第269位）、爱信精机（世界500强第431位）、丰田自动织机、丰田通商、捷太格特、爱知制钢、日野汽车、大发工业、丰田合成、丰田纺织等，其产业链覆盖汽车产业从上游原料到下游物流的所有环节。

丰田财团旗下多家世界级企业的盈利能力并不输于丰田汽车。众所周知，汽车配件的利润要高于整车，日本电装、爱信精机、丰田自动织机被称为“丰田三驾马车”，其主营业务正是汽车零部件。日本电装是世界屈指可数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巨头之一，仅次于德国博世；爱信精机是世界第五大汽车零部件生产商；丰田纺织、捷太格特和丰田合成分列国际汽车零部件企业排行第18、19和29位。

作为丰田财团本家的丰田自动织机，多年来以自动织机为基础，向世界提供了众多产品，其中许多产品市场份额一度位居世界第一，如喷气式织机、汽车空调用压缩机、叉车等。丰田自动织机高浜工厂，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专业生产工业设备的制造厂。

在日本汽车界，“销售的丰田，技术的日产”流传甚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丰田汽车就是一群商人的集合。丰田的商业能力集中体现在丰田通商身上。

丰田通商的业绩在2009年3月达到销售额6.2万亿日元、净利润402亿日元，成为排名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住友商事、伊藤忠商事、丸红商事之后的日本第6大综合商社。值得一提的是，从1971年到2010年间，丰田通商在中国成立了100多家合资企业，形成规模庞大的丰田汽车产业群，强力支持了丰田汽车在中国的发展。

日本还一度流行着“丰田汽车公司是日本中央银行”的说法，原因是丰田汽车拥有的现金数额比日本国内大型银行保有的现金数额还要多，达到近3万亿日元（约330亿美元）。

因为拥有如此巨大的现金储备，丰田经常成为诸多日本企业的“救世主”，成为众多并购交易的幕后神秘力量。其并购交易不仅仅局限于汽车行业，还涉足银行、证券、保险、商社、电气、通信、化学、钢铁等诸多行业。截至2009年3月，仅丰田财团的丰田汽车，便持有日本72家企业的股票，总持股金额达2.1万亿日元。

仅露“冰山一角”的财团布局

2011年日本大地震，波及汽车零部件生产与出口，中国各家车企生产告急，此情此景迄今仍在中国车企心头萦绕。直到那时，中国汽车产业才算真正敲响了警钟。然而，对日本汽车零部件的依赖，还仅仅是日本汽车产业在华谋局的“冰山一角”。隐藏在汽车品牌之后的，是一个硕大无比的产业体系。

以丰田为例，所有人都知道一汽丰田、广汽丰田，但很少有人认识到，丰田在华布局已渗透到汽车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依照丰田在全球一贯的发展模式，它肯定不会满足于只在中国生产汽车，而是要在产业配套的各个环节全面开花，压缩生产成本。丰田认定，整车和零部件的物流服务是售后市场的主体，并将之放在与制造和销售汽车同等重要的位置。因此，丰田汽车一方面加大开拓中国市场的力度，扩大投产规模；另一方面，丰田通商这家综合商社承担起构筑生产和配送体系、完善产业配套结构的重任。

在上游，丰田不仅自己拥有新日铁、日本电装、爱信精机、小糸车灯等世界一流的原材料和零配件供应商，而且还有一大批长期合作、关系紧密的“准丰田系”供应商。丰田汽车走到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这种稳定的合作关系，不仅降低了丰田汽车的生产成本，保证了产品质量，而且也极大降低了丰田汽车的经营风险。

在中游，丰田汽车依靠以“及时生产”和“全面质量管理”为代表的丰田生产方式（TPS），制造出质量上乘、价格便宜、符合各种顾客需求的汽车产品。丰田一刻不停地观察和研究世界汽车工业的变动，它似乎总能敏锐地觉察到未来发展的趋势，并全力以赴研发新的产品满足人们的需要。

在下游，丰田汽车对经销商的控制能力堪称一流。训练有素的经销商能够引导顾客按照一定的方式消费，从而配合丰田汽车的生产制造，使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顺畅运转。从某种意义上讲，一流的经销体系正是丰田汽车保持健康发展的关键。

所以，我们在国内看到的丰田汽车，其实代表的是日本在汽车产业上的整个产业体系。在日本，丰田渗透日产及其他汽车公司的产业链里，和它们进行捆绑；在海外，丰田与中国“一汽”、“广汽”这样的产业链形成捆绑，在美国也是如此。

在面对日本企业竞争时，决不能局限在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甚至一个产业，而应当有财团体制的整体概念

如今，丰田财团已形成一个“帝国”，然而丰田财团也不过是三井财团培养起来的众多成员企业之一。三井财团由26家同丰田类似的大型企业组成，通过一个“总经理会议”来协调各方行动，企业之间通过交叉持股形成利益共同体，并存在众多的共同投资关系，成员企业间互通情报、实现人事互派等。

相对而言，丰田财团还是在汽车及相关产业中布局较深，而更为庞大的三井财团，却将触角伸到了你能想象到的几乎任何领域。因此，在面对日本企业竞争时，决不能局限在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甚至一个产业，而应当有财团体制的整体概念。

应从产商融的结合中寻求突破

2013年前三个季度的终端注册数据显示，在狭义乘用车市场上，中国自主品牌的市场份额仅26.8%，较三年前下降6.5个百分点。而这仅有的“自主品牌”汽车中，又掺杂了众多国外零组件的水分。市场份额尽管只是汽车销售的统计结果，但它反映了各厂商对汽车产业链和外围相关产业整体的控制能力。简单的数字，反映了无情的现实。

从汽车配件产业版图看，中国的汽车配件市场早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不但生产规模完败，就连合资的高科技汽车零配件企业也是寥寥无几。

日本在产业链上进行的是整体竞争，而不是品牌竞争。在缺乏核心技术、本土市场得不到保护以及缺乏产业链控制力的多重打击下，面对外资对手的全力剿杀，中国汽车企业的前景的确可以用千钧一发来形容。如果还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国汽车行业将永无翻身之日。

中国不能以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而沾沾自喜，而亟须做自己的综合商社、财团，进行产业链的竞争，并打造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争取在产业链上有更多话语权。

我们缺少敢于做产业组织者的商人，或者说商社、财团。在我国，推动汽车产业发展进步的总是技术人员，而不是“做市场”的商人。

事实上，日本汽车产业在二战后曾一度陷入困境。以丰田为例，由于丰田家族是工匠出身，对企业如何经营、管理，如何把握市场脉搏并不精通，一度曾面临生死存亡。后来是丰田的大股东之一三井银行，挑选了一位“做市场”的人——石田退三做丰田的领导者，引领了丰田产业的崛起。由此可见，熟悉市场、懂得贸易的人，才是最合适的企业经营管理者。

在缺乏核心技术、本土市场得不到保护以及缺乏产业链控制力的多重打击下，如果还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国汽车行业将永无翻身之日。日本汽车产业之所以能在世界崛起，产商融合的模式非常重要，这种模式也是日本经济模式的一个代表

日本汽车产业之所以能在世界崛起，产商融合的模式非常重要，即产业和商业可以形成一种共生模式。日本汽车产业基本都是运用这一模式，这种模式也是日本经济模式的一个代表。

这套东西实际上可形象地总结为：产业是陆军，商业是海军，金融是空军。日本有很多叫做财团或者商社的组织，这是一种综合性的商业组织，经营内容包括贸易、金融以及实体产业。丰田、本田、铃木等汽车企业身后，都有这样的大财团做后盾。这些财团实力雄厚，通过参股的方式掌握着众多产业，这样能够把产业、资本和贸易有机结合到一起，使实体产业的发展，随时都有金融和商业的支撑。

然而，在我国，目前的情况是，我们的企业都是相互孤立甚或对立的陆军、海军、空军，彼此之间恶性厮杀竞争，企业和经销商之间矛盾重重，还常常存在融资难的问题。海陆空各自为战，甚或彼此为敌，没有形成立体作战，所以产业很难发展壮大起来。

从这个角度说，兼并重组迫在眉睫。政府主导的兼并重组实际上并不能总起到积极的作用，具有战略眼光的商人主导的、以盈利和市场需求为目的的兼并重组，也是较好的组合。所以笔者认为，我国真的需要培养一些类似日韩综合商社那样的产业组织者，重新组织筑造起中国汽车产业的长城。

附：新闻小贴士

2014年8月19日，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表示，日立、三菱电机、不二越等12家汽车零部件厂商因操纵产品供应价格，被处以12.35亿元罚款。这是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开出的最大一张罚单。发改委表示，将对本次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其他违法线索继续深入开展调查，确保公平执法，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编者按：北京时间10月30日，美联储宣布结束债券购买计划（QE3）。怎样看美国货币政策变动的背景，它对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走势将有什么影响？11月18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本导刊邀请部分专家学者，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座谈，到会专家虽然观察角度和看法不尽相同，但意见都颇有见地。在此初步梳理成文，以飨读者。其中如有不当之处，由本编辑部负责。

美国退出QE政策的背景

退出QE3不等于退出QE

美联储宣布退出的原因是，美国经济向好（三季度GDP环比年化增长率达3.5%，高于预期的3%），失业率下降（持稳于5.9％）。国内财经界对美国经济走势也多持乐观意见。同时，也有人也对美国退出QE后资金回流美国、冲击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表示担忧。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是美联储的非传统货币政策。QE1和QE2，主要是为稀释导致次贷危机的“有毒资产”，为一批已成坏账的到期合约提供担保，印钞票发国债，将钱贷给附属机构，为这些烂账买单，减少市场上的长期资产和坏账，维持市面的资产价格。这样，美联储救了制造金融危机的金融寡头，暂时维持住了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但QE1政策并没有使实体经济复苏。因国会两党无法取得共识，财政政策无法推行，只好继续搞QE、靠印钞票降低利率，刺激消费和投资。 

美联储10月31日的声明称：“不再进行资产购买的行动，到期债券继续买入的滚动操作将长期持续进行。”此前，2013年出台过QE4（在QE3每月买入400亿国债的基础上再追加购买450亿），今年以来连续削减。但前边的烂账到期还是要继续买入。

美联储退出QE是权衡两难的选择

美联储退出QE3政策，显然是出于对自身面临的经济形势所作出的考量。

多数专家同意：美联储退出QE3是一时的策略，长期看不可能真的退出。只是如果放水太多，美元的地位会崩溃，所以要营造一种有经济理性支持的货币政策，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长期靠印钞票刺激需求，必将动摇美元作为世界性储备货币的地位。结束QE是给金融市场打气，希望投资者在美国投资。

美联储两年来多次讲要结束QE，但只打雷不下雨，因为经济形势不看好。美联储说停止QE是为防通胀，但目前通胀率很低，这个说法不成立。美国QE以来，大量热钱跑到新兴经济体国家，每次说要退出QE，美元就走强、热钱回流，这些国家的货币或股市就大跌。所以，美国QE的最大受害者是没有实施资本账户管制，外汇储备也不够多的新兴经济体国家。　　

美元走强可以刺激国内消费，但也会增加外贸逆差。如果市场没有改善，停止QE等于停止给病人输血，股市就会看跌。所以很多人不相信美联储的话是真的，认为还会有QE4。

美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不乐观。美国搞QE后，欧元、日元也跟进搞货币贬值刺激出口。现在欧洲是负利率，日本是零利率，和美国是同质竞争。如果美国提高利率，美元将飙升，外贸赤字急剧增加，反而帮助了德日。

总之，目前美国处于两难困境。不做一点退的样子不好办，真退又退不出去。（史正富，复旦大学；陈平，北京大学）

另一种意见认为，美联储退出QE是美国各大势力博弈的结果。首先，美联邦财政多年巨额赤字，借债度日，严重依赖短期债务的周转。2001-2013财年，每年应支付的短期债务本金占总债务本金的80%以上（大量由外国投资者所持有）。美联储利用美元霸权地位，通过操作技巧压低短期债务成本，使政府每月保持约2万亿的短期债务用于维持流动性。近些年由于政府征收“富人税”，导致严重的资本外逃，加上国际上主要美债持有者的抛售行为，为抵消资金外流趋势，让美元升值就成为目前的政策目标。

其次是华尔街的声音。QE政策成功抬高了资产价格，让华尔街顺利解套并获利甚丰。但各种监测指标表明，高风险级贷款及债券的发放量已逼近或超过2007年金融危机前的状态，资本泡沫风险正在逼近。二季度标普500空仓占比大幅度飙升，各管理基金看跌美国房地产业，种种迹象表明大鳄们已准备翻空。另外，美元走强，对美国石油集团、军工集团的利益，都没有直接的损害。美元升值等于压低物价，美国一般国民当然会欢迎。（赵亚赟，人民大学重阳经济学院）

美国经济是否走向复苏？

美国“退出QE”是因为国内实体经济复苏，还是权宜之计？这对美国货币政策中期走势的研判十分重要。

一些专家认为：美国经济只是表面改善，结构没有大的改革。美国很多经济学者认为QE政策对实体经济没有太多效果，但又找不到别的办法。格林斯潘指出，QE项目在抬高资产价格方面“超级成功”，但仅看到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膨胀，却没能刺激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

美国经济统计的一些数据也缺乏说服力。就业数据多是社保局官员打电话抽样调查的统计数据。GDP增长率一时的提高，能否持续创造就业还有待观察。2013年和2007年相比，实际GDP仅增长6%，但2009年之后房地产价格增速是GDP增速的20倍左右（赵亚赟）。9月份美国的通胀率才1.7%，实际是通缩的局面。

QE3结束，美联储又不敢提高利率，通胀没上去，利率不动，真实工资没有上去，消费也没有真的上去。无限制的货币供应，带来的不是通胀而是通缩。这些指标很难证明美国经济在复苏。目前看好美国经济的，多是华尔街的人，它只是打吗啡针，结构没有调整过来，基础设施陈旧，加州德州的创新不足以拉动全美的就业。

投资者是否有投资意愿，首先看是否有盈利前景，而不在利率多低。而且美国人如果有投资新项目，多半还会在中国生产，因为美国基础设施落后，劳工没有竞争力，投资周期比中国长。

现在美国失业情况没有“大萧条”时那么严重，原因在于社会福利制度，但实际的代价跟大萧条一样。所以估计金融危机的复苏很慢，不会比日本1990年后的萧条期短。而且美欧日都出问题，形势要严峻得多。美国货币政策传统的思路只有两条：如果失业率高，就降低利率，如果通胀率高，就提高利率。（史正富，陈平）

全球经济没有走出衰退。相反，量化宽松加速了全球货币体系的重大变局，加剧了全球货币金融的不稳定性。由于美国这个金融泡沫有可能破裂，2016年有可能出现新的全球金融危机。现在欧元区和日本基本陷入了衰退。（向松祚，人民大学）

另一种意见认为：导致美国退出QE的关键因素是，2013年10月31日，世界上六个主要金融经济体（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欧盟、瑞士），达成了“货币互换协定”，核心内容是：其中任何一方如出现临时流动性短缺，可随时调用其他协定国的流动性，没有限量，并且按照不短缺国家的利率标准来支付利息。这是一个新的联盟，意味着成员国可以避免类似2007年的金融危机。因此不再需要采用QE政策，照样可以不断扩充虚拟资本经济。这是金融资本阶段一种烫平波动的秩序。它运行一年后证明成功，如此才有QE的退出。

这说明，处在金融资本阶段的主导国家，内生调整还有空间。QE政策的关键是低利率或零利率，美国的金融投资机构可以拿到1%年息的贷款，而中国官方利率至少是5%、6%，甚至是7%。经过层层环节，到企业那里资金成本更高。

当前资本价格和技术价格最低的国家是美国。美国的传统经济固然没有恢复，但追求资本和技术增密的新经济部门的企业纷纷流向了美国。另外美国的页岩气产业兴起，使得能源价格可大幅降低。资本、技术、能源三个要素的价格都低，是不是产业会流向美国？美国劳动力价格高，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新产业部门，往往是劳动力节约型的。所以，美国制造业引领美国的经济反弹，是一个客观情况。（温铁军，人民大学）

美国退出QE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

有专家指出：美元升值必然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再加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资源型经济体将是美国QE退出最大的受害者，包括新兴经济体，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印度等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本国资本市场严重依赖外资。印度的股市资产泡沫已经很严重。

美国退出QE，美元升值，欧盟却准备推出新的QE压低欧元汇率。这将导致欧元区资金外逃更加严重。

日本的制造业外移，日本居民大量购买外国股票。资本市场价格因QE而暴涨，吸引国际热钱，但这不是日本政府乐于见到的局面。

这可能使世界金融多元化的进程变缓，争取保持美元某种程度的强势，而不是弱势。（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对中国来说，热钱流出中国，跨国公司（包括本土公司）将部分人民币换美元，资金流出不可避免。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可应付这一局面，对中国的影响没有想象的那样大。多数专家认为，美国退出QE，对中国利好因素多。（赵亚赟）

关于美国退出QE对中国的短期影响，学者们认为，可能对中国的资本市场有一点扰乱。由于货币发行受外汇占款影响大，美元资产外流将导致货币供应紧张。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减轻。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降价，有利于进口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进口欧洲的设备和技术也将相对便宜，有利于国内装备升级换代。　

美元升值，热钱外流，国内房地产泡沫会下来，实业资本会增加发展空间。热钱回流冲击美国、冲击发展中国家，逼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也实行资本账户管制。IMF越来越不灵，区域合作就起来了。问题关键不在于分析其对中国的影响，而在于怎样利用这一类政策变动带来的机会，服务于中国的长期发展。（史正富，陈平）　　

从中长期视角看全球经济金融形势

到会多数专家认为：美元霸权地位正在由盛转衰。量化宽松其实是在透支美国的信用，长远的影响是动摇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再靠印钞票来转嫁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美元的贬值-升值周期和“剪羊毛”

乔良（国防大学）：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国实际上一直在搞量化宽松，本质就是增发货币。美元大量输出，使全球经济形成对美元流动性的依赖。1971年后美元的总体趋势一直走低，但在技术操作上，美国会让美元指数走低一段后，再使它走强。每次走低再走强，就是一次“剪羊毛”。1977年10月到1985年2月，美元指数从84.13上涨到128.44，对应的是拉美金融危机。1995年4月到2001年7月，美元指数长期走低之后，再次从80.05上涨到121.01，对应的是东南亚金融危机。2006年美元指数开始走强，因2008年金融危机而放缓。之后美国连续4次QE，更多美元资本流向世界。美国在“剪羊毛”时，需要一个区域性的投资环境恶化为条件。近两年，钓鱼岛、黄岩岛、981钻井平台等事件连续在中国周边发生，直至最近的香港“占中”事件，发人深省。不能说人家每一步都是计算好的，但如果对西方的老谋深算置之不顾，仅仅看作分散的“市场行为”，是危险的。

图：美元利率与金融危机的相关性

西方金融市场的扩张和深化，经济的虚拟化

向松祚：当前全球经济有两个大问题。一是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自我膨胀。金融体系本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现在颠倒了。金融资本投机行为开始主导整个经济体系的价格机制。传统教科书认为商品价格是由供需曲线决定的，现在虚拟经济占了主导地位，包括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其实都是由金融投机的行为所决定的。

第二，制造业中心和虚拟经济中心的背离。贫富分化在全球、在国与国之间广泛存在。虚拟经济中心成为主导，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大部分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利用他们的劳动力为全球生产廉价商品，从而就形成了全球产业链在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收益分配的“微笑曲线”，制造环节只能拿到收入的一小部分。

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分化，主要是三个方面：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分化；货币和信用的两极分化（富国可以随意创造信用）；这又导致实质收入的两极分化。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保护了全球货币经济性贬值，鼓励了投机性的资金流动、导致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导致虚拟经济的膨胀，从而加剧了全球货币金融的不稳定性。 

美元霸权有增无减

向松祚：戴高乐早在1965年就说过：美国享受着美元所创造的超级特权，不流眼泪的赤字；它用一钱不值的废纸，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程。戴高乐的顾问后来也说，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已沦为小孩子的过家家游戏：欧洲各国辛辛苦苦赚回美元和英镑，然后又毫无代价地拱手返回给发行这些货币的国家。

2001-2006年，美国累计对外借债3.209万亿美元，而它的净负债减少了1990亿，等于净赚3.408万亿美元，其中汇率贬值一项就赚8920亿，资产负债收益差距赚得1.694万亿，其他手段赚了4620亿。这相当于美国6年的国防开支的总和。

哈佛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认为，中国表面看是顺差，其实是逆差，因为美国每年对外投资减负债是净收益。中国的海外投资主要是美国国债，等于美国用很低的利息向中国借钱，拿了钱向其他国家投资高回报的资产和企业。

美国FT的马丁·沃尔夫认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和最大的私募基金，具有无限的融资和创造信用的能力，美元长期贬值（相对于实物资产）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元的市场在全球做得越大，对全球的控制力就越强。

哈佛大学理查德·科伯（原美国副财长）说，外国投资美国国债越多，就越难以自拔，美元债券的流动性就越高，各国外汇储备投资就越别无选择。这就是美元债券市场的规模效益和锁定效益，吞噬着别国的外汇储备。美国人称之为“确保金融相互毁灭机制”，一旦发生政治冲突，你的金融资产都在我手上。

美国经济与美元地位的历史性衰落

美国引领产业创新潮流风光不再

曹和平（北京大学）：二战后的一段时期，美国经济的每个增长周期都实现了与技术产业周期的耦合。20世纪60年代是汽车业大发展，使其投入高速公路建设的巨额资金得以获益。70年代家电产业兴起，冰箱、彩电、洗衣机等进入普通家庭。80年代是计算机和电子通讯业，90年代的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支持了美国的十年增长。但2003年以来，美国还没有找到能够将经济拉出下行轨道的新主导产业群。如果有这样的新技术新产业出现，也很可能是美、中、欧三家分享，不会重复历史上美国独大、引领世界的风光。现在的美国，仅仅是货币市场上的强势。

美国越来越倚重美元霸权和金融市场

史正富：20世纪50年代马歇尔计划后，欧洲、日本崛起，四小龙崛起，到80年代，把美国的产业竞争力比下去了。美国的应对，一是推动新产业群的兴起，二是用美元权力搞金融操作。但国内IT产业刚搞起来就被日韩印等国抢去。本国产业外流，苹果虽然有千亿美元市值，在美国只雇了5000人，上百万雇工分布在全球各地，反而培养了竞争对手。生物产业功能被高估，巨额投资不见效果。新一代产业振兴美国的机会基本落空。

于是美国越来越倚重美元的霸权优势。通过扩张国家级的负债，使全民享受的生活水平不降低。这个过程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导致美国的政治问题，包括金融财团的崛起和对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影响渗透。实体经济方面，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实惠不大。美国找不到带动投资的机会。有人说要搞负利息，逼人去投资，但关键是有没有有利可图的机会。

随着东亚崛起、人民币走强，美元霸主地位受到威胁，急于找出路（新产业）。没找到出路之前，就要用技术性手段保证美元的地位。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这么多年了，为什么美元没有衰弱，规模还不断扩大？很大程度是因为创造了一个有深度和广度的全球性金融市场。这刺激了美国金融工程的发达，创造出一堆堆的金融衍生产品，它们的交易带动天量的交易需求，创造了庞大的金融产业，带来大规模的金融界就业，美元的价值才能保住。不要以为美国的金融业多么强大，实际上是美国内在的结构需要虚构的金融产品的大规模市场。但这个产业的兴盛，扭曲了美国的金融、产业和社会结构。

实际上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因为美国的GDP统计，把一部分属于资产的项目也算做GDP了（约15%的水分）。美国需要一个大的GDP才能支持它的国际地位和支持美元，如果GDP不够大且不能增长，而债务每年必定要增长，游戏就玩不下去了。所以中长期不看好美国。它的工业竞争力在过去30年已逐步流失。要想重建，相当艰难。

贾晋京（人民大学重阳经济学院）：发展工业不仅要求低成本的劳动力，工业体系是一个“生态”。东莞的产业要转移，但所有的老板都说转不走，比如在生产线装配手机，零件起码600多个，缺一不可，只有在中国才能配套。

历史上看，资本主义走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途径，一是扩张市场，或开拓殖民地，或将既有的市场深化，如欧盟。二是通过技术和产品创新，形成新产业群。第三种方式在二战后得到充分发展，就是打通不同的金融类市场。如打通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1957年欧洲），后又打通期货市场和其他的市场。用这种方式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包括金融衍生品），容纳更多货币，通过增发货币进行经济救援。

但金融市场扩张，又鼓励企业背离费力的生产销售活动，去参与快捷的金融产品交易。由此导致资产过度证券化和经济虚拟化。现在美国有一批企业，财务数字很不错，支撑了股市价格。但企业的销售数据非常糟糕，它只是持有大量现金，实际上这是美联储印出来的票子通过再贴现、再贷款给了金融系统，然后贷给企业。企业没有实体项目可投，只能再投回金融市场，因为实体经济收益率低。

另外，2009-2012年，美国新增国民收入的93%被1%的人占有，这些收入主要在离岸金融体系中，不受任何主权国家的管辖，连谁有钱、有多少都不知道。全球金融财富，可能80%是离岸的。等于钱印好了流出去，都堆在金融系统里了。    　　

美元地位衰落的迹象

贾晋京：现在美元之所以还会升值，是因为人们一时改变不了游戏规则。但美元的地位取决于美元在全部结算量当中的分量。现在美元能够起作用的范围是在下降而不是在上升。

世界上对美国滥用美元特权日益反感。因为流通中美元的2/3是美国之外的人（机构）持有，所有银行间美元结算必须经过美国本土计算机系统。最近美国以本国金融监管法规为据，以种种理由（如汇丰和伊朗、巴黎银行和南苏丹业务往来）把欧洲各大银行罚了一个遍，动辄几十亿。今年7月美国罚了法国巴黎银行90亿美元。法兰西央行行长克里斯托弗·伊尔说，美国逼着我们去美元化，我们一定要坚定的推进去美元化。其他一些地缘政治因素，比如说制裁俄罗斯，也逼着俄罗斯采用人民币结算。这都是在加速去美元化的过程。

我们的战略考虑

一是坚持实体经济为主，金融为实体服务。我们的经济发展方针，应把促进科技创新、推进产业升级作为核心任务和关键环节。中国制造业总量居世界第一，但在技术和价值链层面还有很大差距。科技支持资金应向产品创新的前沿公司倾斜，提倡工程师立国、技术工人立国；在涉及全局性的，亟待解决的科技发展方向要达成共识。中国的巨大市场是以我为主利用国际资本和技术的最好资源，但国内市场今天被分割得太厉害，应进行必要的整合。金融改革要为发展独立自主的实体经济服务，一些关键措施（利率自由化、资本账户放开等）要慎重。

二是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积极参与全球化，但必须坚持掌握金融主权和金融主动权。长期发展要立足内生动力，要看到真正处于上升期的经济大国是中国和新兴国家。改变依赖美欧经济复苏拉动出口的思维。避免大量买美国国债。立足国家利益进行国际布局，国家战略引领，背靠国家信用，激活市场投资的积极性，鼓励长周期（技术开发型）投资。从长期看，GDP增长会带动已有资产的收益率逐步提高，因为资产收益快于国民经济增长率。应该将工作重点从搭经济全球化的顺风车转移到区域一体化建设上。

三是汲取西方自由化的教训，尤其是金融投机市场挤出实体经济的教训。既然金融资本主义的逻辑是“剪羊毛”，我国在一些事关基本民生（如基本住房）和关键产业部门（能源、资源、铁路等）要坚持国家主导，不进入他们的资本循环。另外，美元霸权正在衰退，但我们在国际金融知识和操作技巧方面还不成熟。在战术层面要谨慎，没有搞清脉络和风险的事情，在这个特殊时期要规避，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

第四，应对西方金融霸权，要有高位的设计和指导思想。一是要实事求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看懂他们的种种假动作。二是要有博弈意识，不是一步到位，而是根据对手的变化及时调整对策。三是要顺势而为，美国还是世界头号金融强国，但它已经承认世界多极化的现实，要推动这一趋势向前走。

 第五，金融资本主义、虚拟经济是自体循环，而实体经济则停滞不前，这个循环不可能无限进行下去，所以要准备迎接国际经济再次陷入衰退和危机。就国内来说，现在银行普遍惜贷，急于要参加“联保”的企业收款。由于实体经济收益低，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出追求投机。看来，指望市场化金融应对经济剧烈波动的困难是不现实的。

                                              （整理和编辑：萧枫 碣石）

*文中部分观点摘自《陈平：揭开QE退出的迷雾》，观察者网，2014.10.30。

2013年6-7月，我在美国一个月专题调研美国政党政治。到访美国华盛顿特区以及弗吉尼亚、明尼苏达、堪萨斯三个州，访问了包括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堪萨斯城、托皮卡、威奇卡等8个城市。调研紧扣美国政党政治主题，与50多位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政治精英面对面深度访谈，受访者包括美国两党全国委员会、州委员会、县委员会的领导人，以及联邦/州级两党资深众议员、参议员、州长、大使、政治法学教授等。整理形成约60余小时的采访录音和近25万字（中文译稿）的采访记录。

2013年6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奥巴马会晤时强调，在新形势下要“深入审视两国关系”，并提出了“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中美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合作来实现共赢”和“中美应该怎样携手合作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三个重大问题。因此，我们不仅要正视美国、应对美国、与美国博弈，还要团结美国、携手美国、与美国共赢。试想，在处理中美关系以及中美与世界的关系时，如果我们都不甚了解美国政治与社会运作的内核——美国两党以及两党政治，我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做到知己知彼、心中有数、掌控趋势、应对挑战呢？

需要说明的是，本次访谈着眼于现实中的美国“政党政治”，而不局限于“政党制度”。美国两党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果”，它能够延续近200年，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其“两党”、“议会”、“三权分立”都是这一制度的组织与国家运行的特征，这是由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无意去评说。而“政党政治”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既包括政党的产生和发展，也包括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的矛盾与协作关系等等。[1]

打破美国民主选举的神话

美国两党50名精英给出的重要结论带有颠覆性，对某些特定群体或者人群而言甚至是残酷的：

首先，打破了崇尚美国民主选举制度优越性的人群的错觉。两党受访者以他们参与美国政党政治游戏“内部人”的身份，真实地展示了美国民主选举实为“选主”乃至“金主”的逻辑链，“一人一票”表象错觉的打破，不得不让人们重新思考以往盲目的民主选举崇拜所造成的歪曲知觉。

长期以来，国内有一些人是美国选举民主的拥趸者，在抨击中国政治制度的同时，虚构出一幅幅关于美式选举民主的神话。在这个神话中，美国人民当家作主，参政各方平和务实，社会各界团结统一。然而，在这次采访中，美国两党政治精英们亲手将这个“神话”击碎，为痴迷于美式选举民主幻象的人开出了三支强效“清醒剂”——这也是本次系列采访的意外收获。

美国两党精英有值得学习之处

在采访期间，我的受访者经常问我：你在美国采访最重要的心得是什么？由于在给定时间内获得海量的信息，我没有轻易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返回北京后，我一次次地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近似残酷，那就是：美国两党精英“忠诚为党服务”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的榜样。当你看到他们当中每个人对所在党理念的高度认同、为党服务的思想境界和全身心的奉献时，不能不联想到中国共产党。在8600多万党员中间，究竟有多少党员将党的理念视为生命的追求？究竟有多少党员为党的崇高目标而无私奉献？

中国或将创造世界民主历史的先河

这次采访所获得的信息和教益却值得我们用更多时间来消化和思考：美国的政党政治将向何处去？中国又该从中学习些什么、汲取些什么？美国的政党政治又该带给中国哪些思考呢？我在访谈中再一次发现，在对民主的理解上，有些美国人要比那些崇拜美式民主的中国人看得更加深刻、更加透彻。前世行驻华代表皮尔特·鲍泰利就指出：“多党制并非民主的精髓，民主的要义是能够对人民负责。”

[1] 闫照祥：《英国政党政治史》，第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013年6月25日，皮特·鲍泰利（Pieter Bottlier）和他的太太格瑞丝Grace）邀请了他们的朋友阿兰·皮萨（Alan Piazza）和夫人詹尼丝（Janis）参加一次晚宴，并共同接受了赵忆宁的采访。鲍泰利曾任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1999年以来，鲍泰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担任高级兼职教授。鲍泰利是一位在华盛顿具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而他的朋友阿兰曾在中国生活30年（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负责世界银行在中国的主要农村反贫困项目，所以很多讨论不知不觉中转到讨论中国问题上。基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他们从一个特别的视角评述了诸如美国政党体制以及美国民主选举之利弊。鲍泰利针对美国当前两党相互争斗评论进行评论：“在某个历史时期，可能一党制更有效率。”

美国民主没有良好地运行

赵忆宁：在与您沟通的邮件中，您说“在某个历史时期，可能一党制更有效率”，这可不是一般美国人的见解。美国两党制发生了什么情况，让您这么认为？

鲍泰利：在美国，有许多人对于政治体系的不作为表示了焦虑和愤怒。在过去五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国会的情况非常不妙，无法就争议问题达成一致，例如教育、移民、财政改革、政府借款、医疗改革等很多你能想到的大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这时候，像我这样对中国政治体系稍稍有些了解的人，难免会想，或许一党制没有那么糟糕，还是能发挥不小的作用的。我并不是觉得中国的政治体系是最好的，它也需要改革，但美国自身也有不少的问题，民主没有良好地运行，这就是我在邮件里这么说的原因。

美国现在两个主要政党都在维护这种所谓的“两党制”。但是两党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似乎两党的目的只是击败对手，而不是领导整个国家。而让整个事态复杂化的，就是奥巴马作为一名黑人当选了美国总统。我和格瑞丝对此非常骄傲，因为美国终于可以摆脱种族偏见，选出了属于自己的黑人总统。但是许多来自美国南方的人，对此感到非常不满，南方大部分地区都是共和党占优势。很难说这种不满是出于种族歧视还是政党的偏见。我个人认为，种族偏见在这种不满中仍然占了一定的比例。针对奥巴马总统的反对声非常强烈，尤其是在南方。在华盛顿可不是这样，华盛顿是民主党占优的地区。美国在政治上分化很严重，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和东海岸的那些地区基本上是属于民主党的。而广大的中部和南部地区，是属于共和党的。现在我们选出了一名来自南方州——伊利诺伊州的黑人总统，这就使事态更为复杂了。

阿兰：我认为这只是部分的原因。当然，我同意皮特说的，当你看到美国政治处于如此不作为的状态时，难免会想到，至少一党制可以做出决策，而做决策是很重要的。这种不作为会让你怀疑，在我们这种两党制体制下的国会无法做出任何决策，这时候民主是否真的能够运作？在决定各项事务的优先次序以及做出决策等方面，近年来中国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实力。

鲍泰利：中国至少有长远的目光，真正地在实施自己的规划，这是中国的特点，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真正做到。这要归功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有的政治体系。

阿兰：印度算是民主国家，但它的政治体系也无法正常工作。我一直觉得这些大型的民主国家都存在问题。

一党制可以实现民主政治

鲍泰利：几个月前，我曾经受邀就中国政治改革在世界银行发表演讲。在演讲中，我提到了几点：首先，多党制并非民主的精髓，民主的要义是能够对人民负责。我是从弗朗西斯·福山那里学到这一点的，他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几个月前，我曾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讨论中国问题。

赵忆宁：福山最可敬的地方是他总是能不断修正自己以往的观点，这需要勇气。

鲍泰利：他思路非常清晰。在世界银行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讲演中，我提到或许中国会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一党制来实现民主的国家。尽管之前没人做到过。如果你希望保留一党制，同时提高国家的民主程度，那么就需要做到创建真正的法制体系，将党的权力和法律的权力分开来。其次，在党内必须要有激励机制，人们不仅需要领导的喜欢，还需要下属和民众的支持，才能获得提拔。当然，还需要给新闻言论足够的空间。如果能够做到这三点，那么就可以在保留一党制、国有企业的同时，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体系。

赵忆宁：无论是几党制，政党核心的要义是能够反映民意、代表民意，其实这也是民主的要义。

鲍泰利：根据一般的逻辑，的确是必须有多党制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但是一党制的运转，其优点在于能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政党有很强的决策能力，而这些恰恰是多党制的缺点。在多党制下，人们的视野局限于如何赢得下一届选举的胜利，但是一党制没有这种顾虑，况且，美国的民主就能正常运转吗？没有几个国家的民主是在正常运转的。

阿兰：是的。美国的民主几近瘫痪。

是共和党出了大问题

赵忆宁：评价任何一个制度是否成熟与稳定，或许看看一国政体的健康程度与自我维持和更新就可以了。从当下美国的政体运转看，很难证明民主政体比其他政体更为健康与稳定。在美国调研的这个月，我一直在求解一个问题。美国两党在相互争斗，而不是在解决问题。但是据我所知，之前两党的关系并非如此。这种变化的外因是什么？为什么在国会连续多年不能通过财政预算，包括不久前无法通过农民预算？

鲍泰利：是的，农民预算前两天被否决了。我们认为原因之一就是奥巴马成为了第一名黑人总统。其实，在美国还是有很深的种族偏见。

詹尼丝：你认为“黑人总统”这个原因影响了国会的决策能力吗？

鲍泰利：如果你仔细观察过去5年共和党的举动，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奥巴马的日子不好过，让他什么也做不了。还有茶党，他们是反奥巴马阵营的一部分。

阿兰：我认为除了种族偏见，茶党的出现也拉大了两党的距离，共和党变得越来越趋向保守，这是个很大的变化。

詹尼丝：即便是温和的共和党人也这么说，有人甚至表示自己不再认同共和党了。

鲍泰利：今天的美国和我在1962年刚来时的美国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不知道是意识形态、种族歧视还是其他原因导致了这个变化，我对此也感到非常困惑。但我认为是共和党出了大问题。

美国尚未适应国际地位的转变

赵忆宁：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经是全球第二，或许未来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美国精英们非常聪明，但在国家竞争非常激烈的背景下，美国两党的精英们考虑更多的是国家利益还是政党利益？美国是不是还要继续保持自己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保持其强大的软实力？如果内耗如此严重的话，对美国的未来是不是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鲍泰利：这个问题非常好。许多高层精英并没有意识到国际上发生的变化，他们还沉浸在美国是超级霸主的想法中。但是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美国的重要性可能会有所降低，我想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所有发达强国都有这个问题，不愿意让位给新兴强国。在美国，现在没有人愿意正视这个问题。在19世纪末，英国和法国也不愿意给日益强盛的德国让出位置，但是美国有所不同。因为当美国在二战之后取代英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时候，英美两国人口种族相同，语言相同，信仰体系相同。但是未来，或许在5至10年内，一个将在经济、金融、政治等方面取代美国的国家，是和美国在本质上不同的国家。而允许新兴大国来到国际谈判桌上，成为与现有力量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一支力量，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战争，这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此中美双方都面临许多挑战。我想，或许中国的困难更大，因为中国是崛起的一方，可能在经济、金融等等方面取代美国。如果中国也认同战争无法解决任何问题，那么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任务就更为艰巨了。目前，中国在国际上的盟友不多，在国际上还没有获得足够的信任。

对美国来讲，不能适应国际地位的转变，是目前面临的问题所在。因为美国在过去近百年里一直独领全球，美国的对手——那些曾经引领世界500年之久的国家也甘拜下风。而现在，唯一有可能在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超越美国的，就只有中国了。印度不可能，日本也没戏。我看到，在华盛顿，许多身居高位的人很难接受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出现。他们认为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理所应当。如果他们无法承认这个事实的话，那么就会面临历史性的问题。

赵忆宁：格瑞丝女士，您讲过“美国政治系统出了问题”，能不能更详细地阐述一下这个系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需要怎样的修复呢？

格瑞丝：我认为现在两党之间的频繁争斗已经导致政党无法为整个国家的利益服务。美国现在处在分裂的状态。但是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50个州中每个州在政治上有很强的独立性，尽管在华盛顿也有联邦政府。但同时联邦层面的想法未必能够在州一级得到完全的推行，因为州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在许多地区，关于医疗保健、教育等问题，意见并不一致。除非我们能够处理好两党之间的对立和美国内部的分裂，否则无法从根本上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美国。

选举民主与经济发展无直接关联

赵忆宁：在明尼苏达州采访的时候，我了解到，由于两党的交替，前一届政府（共和党人）免除了富人的所得税，而这一届政府（民主党人）又开始向富人征收所得税。我们面前呈现出一个拉锯的循环。这种政策的颠覆性变化，似乎加剧了美国政党与社会的分裂。

阿兰：明尼苏达州的情况说明，由于两党交替导致政策不断地循环往复，缺乏切实的方向。但是你仔细分析美国200年的历史，就会发现许多巨大的变化。公共电视台曾经播放过美国女权运动历史的节目。女权运动兴起的时候，美国妇女甚至还没有投票权。

在未来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里，或许形势的走向都很不明朗。但是如果你把目光放长远，看看100年的历史，就会发现其实变化还是很大的。在华盛顿，过去在公共洗手间门口还会挂上“仅供黑人”或者“仅供白人”的牌子。但是现在我们甚至有了一位黑人总统。缓慢的变化其实是最好的方法，一步步来，让人们有适应的过程。美国政府现在看上去似乎运转不良。而中国政府在决策方面可以说是所有政府中效率最高的。如果共产党决定要做什么事情，就能够做成。但是如果共产党的决策出现了什么错误——这在历史上也发生过——那么也可能会很快出现错误，甚至犯大错。即便是现在，这种高效的决策体制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鲍泰利：人们总是为自己的国家和制度说话。但是，众所周知，当前美国的政治体系确实存在着一些相当严重的问题。即便这一系统运行良好，我也还是要强调一点，那就是选举民主并不能保证政府制定的政策会有助于维护大多数选民的长远利益。实际上，选举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

选举民主最大的问题在于，投票的选民和当选的政客在所决定的问题上都表现出短视的缺陷。大多数政客为了实现连任，倾向于短视；相似地，大多数选民希望政客们更关心与自己密切相关而不是看似遥远的问题。大多数选举民主由此而产生的短视性，可能对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发展构成障碍，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近期出于平衡财政收支、提高能源效率、促进气候变化控制和节能等考虑而大幅增加能源税一事，美国政治体系表现得力不从心。

中国的一党制政治体系有一个重要的优势，那就是执政者有条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着眼长远、从长计议，并且政府能够以坚决的行动积极跟进，哪怕这些行动非常艰难，或者在最开始的时候并不受到欢迎。

在政治学领域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我自以为对美国政治是相当了解的。但赵忆宁的这本《探访美国政党政治》还是让我大开眼界，学到了不少在“学术”著作和新闻报道中很少提及的东西。

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党”（party）都是指议会内政客们拉帮结派形成的小圈子，与中文里“朋党”同义。不过，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底层民众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美国的政党政治出现了两个与别国显著不同的特点。一是美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党，或工党、社会民主党）；二是美国始终没有出现大众党（mass party）。这两个特点显然具有相关性，因为社会主义政党一般都是大众党。尽管其它国家的非社会主义政党往往也采取大众党的形态，美国的两大党却始终都是精英党（cadre party），将大众政治参与限定在十分狭小的时空里。20世纪50年代，以研究现代政党著称的法国政治学家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把美式精英党看作落伍的象征，而将大众党视为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

美式精英党是“三无”政党：它们没有党纲，只有每次为竞选临时提出的政纲（platform）；它们没有党员，只有在选举时把票投给某党候选人的“党员”（paty affiliation）；它们没有严密的党组织，只有为筹备下一次选战而搭建的平台。

大众党的组织方式使得普通党员有可能影响党的走向，从而影响国家的走向。而精英党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它们只关心一件事，即在下一次选举中，本党政客能否上台。精英党希望看到的是粉丝型“党人”：选举时，召之即来，很热闹；选后，挥之即去，春梦无痕。它们为什么不要党纲、党员以及各级党组织的约束？这大概就是奥秘所在。

在美国这种两个精英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下，绝大多数“党人”的作用限于每隔几年在选举中投一次票，其它时间便几乎无声无息，留下党派活跃分子或精英分子为下一次选举进行筹备（其关键是募款）。对这些“党人”而言，他们在政治上的唯一作用，是在选举中支持这个党或那个党的候选人。在全国大选中，他们的选择其实十分有限，要么是目前台上这个党，要么是几年前下台的另一个党。这好比朝三暮四或者暮四朝三，选民到底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如果他们把票投给其它党的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那就等于浪费了几年才有的一次投票机会。

虽然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也自称“政党”，但它们与其它国家的政党太不一样了。在政治学中，对各国政党进行比较研究的主要是欧洲学者，他们比较的对象也往往集中在欧洲政党身上。在欧洲学者看来，美国的“政党”应该入另册，不应与其它国家的政党混为一谈。反过来，美国学者似乎也不太会从比较的视角来剖析本国的政党。

美国政党政治的新变化

近年来，欧洲曾一度引以为傲的大众党也开始衰落了，其表现形式是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大幅下降，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大幅下降，这使得几乎所有欧洲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这种变化被不少观察者看作西式民主面临重大危机的证据之一。如果这个标准可以用来衡量民主质量，美国民主质量可以说从一开始便不太高，因为美国政党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党员。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使用美国自己的标准衡量其民主的质量，危机的苗头也十分明显。在欧洲政党政治美国化的同时，美国本身的政党政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认同民主、共和两大党的“党人”越来越少。1972年以前，超过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independents）越来越多，但依然少于两大党中任何一个党。2009年以后，美国政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独立人士”的比重既超过了共和党，也超过了民主党。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的话，它已是美国第一大党，占美国民众的45%左右。

两大党一蹶不振，独立人士无力回天，这就是美国政党政治的现状。不过，从忆宁的访谈中，读者可能会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表象背后，另有一股政治势力异常活跃，这股政治势力掌控着美国选举政治的命脉——金钱。几乎所有忆宁的访谈对象都会提到钱的重要性，不少党务工作者日常工作的重心就是筹款、筹更多的款。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虽然选战主要在共和、民主两党之间展开，虽然两党的各级组织开足马力为选战募款，候选人的竞选经费却主要不是来自他们所在的政党，而是直接来自那些拥有金钱的特殊利益集团。两党的政客可以不在乎一般选民，甚至可以不在乎自己所属的政党，但为了赢得一场场永不休止的选战，他们必须对特殊利益集团的诉求小心伺候。站在两大党背后的这股势力俨然形成了一个法力无边的隐形政党。这个隐形政党似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政治的走向，甚至连号称“独立”的最高法院对这个隐形政党也不得不退避三分。本书多个访谈对象反复提到“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在这个判决中，最高法院以保护言论自由为由，允许属于这个隐形政党的非党派组织无限制地花钱参与政治。

与绝大多数初级产品价格持续大幅下行的行情不同，国际石油价格依然维持在100美元/桶左右，相当坚挺。如此高的油价能否持续维持，市场对油价的预期是否真的切合实际？在当今油价形成机制之下，实际供求关系只能对油价产生部分作用，还有很大一部分作用源于投机，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之类卡特尔控制石油生产配额的操纵行为。当前的高油价与国际原油市场产能和实际供求关系走势不符，实际供求关系和货币政策变动走向正在削弱油价基础，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压制石油生产配额、人为维持了油价，投机炒作推高了油价，但这些投机题材中不乏不实想象，甚至有的因素与实际影响可能完全背道而驰，所谓地缘政治风险的冲击就在于此。

全球原油市场需求增长正在减速

2012年以来，全球原油市场实际供求关系已经从偏紧转为偏松，而且还将进一步放松：

世界经济总体上正在减速，新世纪前10年的高增长逐渐逝去，对能源消费增长贡献最大的新兴市场减速尤其显著，2013年5月以来甚至出现了持续半年以上的大面积经济震荡，新兴市场摇身一变，被划入“脆弱五国”行列，就连中国经济增速也在下台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份预计2014年世界实际GDP增长率为3.4%，远未达到次贷危机之前的水平；预计新兴市场2014年实际GDP增长率为4.6%，低于2012（5.1%）、2013（4.7%）两年。[1]

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变迁，服务业占比上升而高能耗产业占比下降，意味着同等幅度的中国经济增长只能带来比以前更少的能源需求增量。在此前十年的油价上行周期中，“中国需求”正是国际炒家们口中推动油价上涨的最强劲炒作题材之一。

而能源补贴改革将进一步削弱石油需求增长的动力。许多国家此前的能源消费增长相当一部分建立在不合理的能源补贴之上，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突出，但这种补贴已经令这些国家财政和整个国民经济不堪拖累。如印度能源补贴一项，2011/12财年接近GDP的2%。[2]埃及每年能源补贴总额达220亿美元，而教育、卫生部门支出仅98亿美元。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源补贴改革——经验与启示》报告的计算结果，美、中、俄分居世界能源补贴绝对金额前三名，依次高达5020亿美元、2790亿美元和1160亿美元。中国强有力的改革措施必然会对全世界能源补贴的削减产生较大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经济减速和政府财政困难日益显著，必然会有一些国家陆续把压缩、取消能源补贴提上行动日程，从而削弱全球能源需求的增长动力。

全球原油市场供给的增长

持续的高油价必然加剧来自替代能源的竞争。就长期而言，油价过高，将迫使石油消费国转向水力、核能、煤炭、天然气等替代能源。石油之所以成其为财富，是因为存在需求，需求的减少意味着石油财富的贬值。

就总体而言，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油价是维护民族经济利益的成功之举，西方经济学者们称之为“世界历史上垄断力量的最大胜利”、“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人为大提价”。但也正是廉价石油时代的结束，推动水力、核能、煤炭等替代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开发取得了长足进展：二战时德国开发的煤炭液化技术在战后长期被束之高阁，石油危机爆发之后，又被从故纸堆里翻出来并一度大放异彩；巴西大规模推行酒精燃料汽车计划；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投入巨资开发山西安太堡煤矿……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1981年新年，时任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谢赫·扎基·亚马尼（Sheikh Zaki Yamani）发出警告，油价过高将破坏西方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的需求，“如果我们迫使西方把大量资金投向其它可供选择的替代能源，……这要不了7年的时间就能有个眉目，那将导致减少（西方）对作为一种能源来源的石油的依赖性，从而使沙特阿拉伯的利益受到危害。”[3]也正因为如此，沙特阿拉伯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多年扮演了“浮动的产油国”角色。

在过高的油价使得替代能源具备了经济合理性后，天然气、核能、水电乃至太阳能、风能等替代能源的发展得到了强有力的激励，兴起的过程比第一、第二次石油危机时快得多。正是在这样的机制下，中国石油消费的绝对数量虽然增长甚多，但在全国能源消费构成中的占比从2000年22.2%的高峰一路下跌到2009年17.9%的低谷，近两年也只有18%出头。[4]这些替代能源需求增长强劲，液化天然气（LNG）不仅越来越多地用到了轿车、公交车等城市交通工具上，而且船舶、工程机械业界也兴起了改用液化天然气（LNG）动力的潮流。

另一方面，持续的油价高涨已经激励了大规模的石油开发新投资，撒哈拉以南黑非洲、北美、拉美等非中东地区的石油投资与产量增长最为迅猛，美国页岩油开发尤其有颠覆性意义，还有一大批新增产能将陆续投产。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新增产能绝大部分不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原油生产配额体系控制之下，其控制下的全球石油产量比重已经下降到1/3左右，意味着出现竞争性的“增产—油价下滑螺旋”之概率已经相当大，而且与日俱增。

能源补贴改革也从供给方刺激油气生产。高油价带来的丰厚的油气收入，会投向更新石油天然气产业装备，改进该产业部门的人力资源，扩大勘探开发规模等，这一切在原来油价低于成本时期常常可望不可即。最典型者莫过于印尼。这个国家本来油气资源丰富，世界石油巨头壳牌石油公司就是依靠荷属东印度（即今日之印尼）的油气资源起家的。OPEC成立仅仅两年后，印尼就加入了这个组织。20世纪60年代末，印尼石油产量高速增长，70年代中期达到接近年产8000万吨的最高峰。然而，此后这个国家石油开采设备日趋老化，石油开采和提炼能力不断下降。[5]按桶计算，20世纪90年代，印尼原油日产量为日均150万桶至160万桶，其后便一路下降到2007年的95万桶。这个昔日的石油净出口国早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却还要继续向OPEC缴纳会费，最终在2008年退出OPEC。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后果，皆因印尼实行多年的油气补贴和低油价制度。比如印尼2002年制定的价格调整制度，印尼国家石油公司（Pertamina）每个月按照国际市场价格的75%来确定国内石油产品价格；2005年，印尼政府向印尼石油公司受管制的零售价格与实际价格之间的差价提供补贴，而后者是预期的国际价格基数加上一个每年调整的销售利润。在这种制度下，印尼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不仅始终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而且是亚洲非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最低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能源补贴改革——经验与启示》报告提供的数据，2011年印尼石油产品直接补贴（能源销售价格低于生产成本）相当于其GDP的2.58%、政府财政收入的14.51%。印尼政府长期实施的低油价制度损害了石油公司的盈利和发展能力，使其丧失了自我投资、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却刺激了石油消费需求的增长失控。

与此同时，国际政治和某些国家能源出口管制政策的变动，正在推动其对能源高价地区（东亚最甚）的油气出口，提高其闲置油气产能的利用率，增加石油市场供给。这方面潜在影响最大的是伊朗原油出口可能全面恢复。西方国家对伊朗的制裁已经明显放松，预计未来一年、甚至半年之内我们还会看到对伊朗制裁的大幅放松，甚至朝全面取消迈出决定性步伐，这意味着伊朗作为石油出口大国的潜力很可能将在短期内大幅释放。今年上半年，伊朗对华石油出口成倍增长，已重返中国原油进口第三大来源国地位。

美国国内油气供求关系大变，也正在放松其油气出口禁令，液化天然气出口管制放松已经启动数年，近40年来第一船销往海外的美国国产原油也即将装船运往东亚，预计今年8月可完成交付。

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对油价釜底抽薪

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变动的走势正在进一步给全球油价釜底抽薪。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供给减少必然带来价格下行的压力；此前美国等全球主要经济体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油价上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美联储缩减和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初级产品行情则是十足的利空，石油产品也不例外。

从2013年12月到2014年6月，美联储每月购买债券的规模已经从850亿美元下降到350亿美元；根据新公布的6月17-18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美联储计划7月、9月再各减少100亿美元的购债规模，在10月完全结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由于美国6月失业率已经下降到6.1%，新增就业岗位28.8万个，连续第五个月新增就业岗位超过20万，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相当扎实。在这次会议上，美联储的决策者们预计2015年中期之前不会加息，这一点被某些市场参与者视为对商品市场的利好因素；但从另一个视角审视，这个表述也表明，2015年中期之后，美国加息的概率很高，届时初级产品市场会进一步蒙受打击。

中国的货币政策同样不能激励初级产品市场参与者的热情，尽管经济减速，但中国政府对放松货币政策极为慎重，至今也只是采取了一些定向降低准备金率的措施，不能指望中国人民银行全面、大幅度降低准备金率和利率。

虚妄的能源市场地缘政治风险

在上述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走势之下，借助地缘政治风险、自然灾害等题材的投机炒作已经成为目前支持油价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地缘政治风险，更是“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投机炒作的最大题材，从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动荡和马航飞机遇难，再到伊斯兰圣战者横扫伊拉克北部、进而宣布建国的“哈里发冲击”，地缘政治风险成为今年国际市场油价的一度上涨最大的因素。“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已更名“伊斯兰国”）之类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力量多年的最大资助者就是沙特等海湾石油输出国，它们对地缘政治动乱的资助客观上已经构成一种有利可图的“投资”，通过对极端组织的少量资金资助来大幅度推高市场油价，从而在石油出口收入上获得十倍百倍的收益。然而，这种持续占据全球媒体头版的地缘政治动乱风险，果真如投机者热炒的那样巨大吗？答案是否定的。

乌克兰和叙利亚本身产油量微乎其微，不管对乌克兰局势的炒作何其炽烈，其对国际石油生产的影响都微乎其微。在石油生产和出口大国伊拉克，“哈里发冲击”也远远不足以撼动国际石油市场供求全局。伊拉克是OPEC的第二大产油国，探明储量居世界第五位；天然气已探明储量居世界第十二位。在“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席卷伊拉克北部之初，市场产生了恐慌，但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恐慌更多地是基于无知的非理性“羊群行为”。

首先，横空出世的“哈里发帝国”迄今并未控制伊拉克主要原油产区。伊拉克3/4原油产量来自南部什叶派地区，其余绝大部分来自库尔德人控制的基尔库克油田，这些地区都不是作为逊尼派组织的“哈里发帝国”能够轻易夺取的，西方列强也不会轻易容许“哈里发帝国”夺占这些地区。

其次，这个自命的“哈里发帝国”虽然夺取了伊拉克最大的拜吉炼油厂，但只能影响到国内部分成品油供给，影响不到原油生产和出口。相反，伊拉克南部油田生产的原油倘若不能供应“哈里发帝国”控制下的拜吉炼油厂，其出口动力反而更强。实际上，根据装船数据和行业信息判断，就在“哈里发冲击”引爆国际石油市场的6月份，伊拉克南部的石油出口量甚至逼近了历史最高纪录。

从建立了“哈里发帝国”的“伊斯兰国”武装力量的一贯行为作风来看，其兴趣不在于减少或切断原油生产出口，而是要掌握其财富。“伊斯兰国”武装力量是一个财务和管理系统严密程度堪比西方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恐怖组织，绝不是只会泄愤式破坏的流寇蟊贼。以至于美国《外交政策》网站也载文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消息，惊叹“伊斯兰国”对占领地区实施公共管理水平提高之快，评判这个“哈里发帝国”正在迅速适应治理国家的挑战。“伊斯兰国”和“哈里发帝国”的“圣战”大业需要源源不断的金钱支持，而在整个区域，只有油气生产及其出口才是最稳固、最庞大的财源。

叙利亚叛匪、菲律宾阿布塞耶夫武装、隶属于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哈里发运动”等伊斯兰恐怖主义武装相继宣布效忠“哈里发帝国”，尼日利亚博科圣地武装宣布支持“哈里发帝国”，印尼首都雅加达和玛琅、梭罗、比玛等城市接连发生支持“伊斯兰国”武装和“哈里发帝国”的集会……，这意味着“哈里发帝国”要由此承担资助的潜在义务。

“伊斯兰国”武装当初占领叙利亚主要石油产地代尔祖尔省之后，就大力生产石油，然后在黑市抛售，套取了巨额利润。现在，面临更大的金钱需求，“哈里发帝国”领导层只会在更大规模上复制这套做法。

同时，从需求方来看，无论是十足的黑市油源还是灰色市场的油源，都有着广大的需求。黑市和灰市油源价格往往只有公开市场的一半乃至1/3，有着强大的诱惑力，某些国家、地区和政治力量因为遭受国际制裁，很难从公开市场获得油源，只能转向黑市。

地缘政治变局可能削弱能源卡特尔的控制力

不仅如此，某些“地缘政治性风险”带来的变局甚至会稳定、增加原油生产，因为它通过显著增加石油产区主人的数量而削弱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旨在维持油价的生产配额机制的约束力，大大增强了石油产区新主人增产的内在动机。

在将近10年的牛市中，石油输出国组织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卡特尔”对推高并长久维持石油高价“功不可没”，但由于存在卡特尔成员的竞争性“背叛”行为，卡特尔组织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卡特尔所有成员都明白，共同维持垄断高价对所有成员均有好处，但在垄断高价刺激之下，所有成员都有着强烈的动机“背叛”卡特尔协议，隐瞒实际产量，用稍低于卡特尔协议的价格私下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市场份额较小的成员此种动机尤甚。卡特尔协议价格越高，成员竞争性“背叛”的动机就越强烈。一旦最初的一两个“背叛”的成员没有受到制裁，别的成员就会争先恐后效仿，最终导致价格卡特尔瘫痪或解体。因此，价格卡特尔一时的“成功”本身就蕴藏着导致其自身最终瘫痪或解体的因素，这就是卡特尔的悖论。

如今石油输出国之间的利益分化远远超过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大国又刻意分化、拉拢部分欧佩克成员国，欧佩克各成员国步调不一的几率很高。如果这个市场上的玩家数量陡然增多，就有可能引爆卡特尔成员之间的竞争性“背叛”行为。

在“哈里发冲击”的政治混乱中，库尔德自治政权2014年6月份就拿下了伊拉克北部最大城市基尔库克市，7月11日进一步拿下基尔库克、巴伊哈桑两大油田生产设施，其中前者为伊拉克北部最大、全国第二大油田，探明储量24.4亿吨，并用库尔德人替换了油田的阿拉伯工人。库尔德自治政权和“哈里发帝国”，具有更加强烈的增加本地石油生产和出口的动机，并已经开始着手落实。同样，其它阿拉伯产油国的石油产区倘若分割落入不同武装的实际控制之下，一个产油国将变成事实上的多个产油“国”，竞争心态和你死我活的战争压力将驱使他们竞相增加石油出口和生产，而不是遵循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配额。而一旦这些武装组织开启了油气生产和出口的竞争，其它那些欧佩克产油国会如何反应？

“哈里发帝国”、库尔德自治政权和未来其他武装对外销售运输石油的能力也不可低估。库尔德人控制的基尔库克、巴伊哈桑油田自不待言，有现成的基尔库克-杰伊汉管道（Kirkuk-Ceyhan Pipeline）可供其出口原油。掌握着杰伊汉港口的土耳其对库尔德自治政权的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官方公开声明愿意接受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政权独立。同时，通往叙利亚港口巴尼亚斯、利比亚港口的黎波里的巴尼亚斯输油管道（Banias Pipeline）也是基尔库克油田可以利用的出口通道。

即使“哈里发帝国”和其它武装控制下的油田暂时无法大规模利用管道，他们也有能力运用其它交通走私出口石油产品。回顾第一次海湾战争后遭受制裁期间，联合国监督下的伊拉克官方石油净出口量平均为200万桶/日，但通过卡车、小油轮等工具走私出口的原油和其它石油产品就高达20—30万桶/日，土耳其、约旦、伊朗、叙利亚都成为萨达姆政权的石油走私出口通道。今天，当地四分五裂的战乱局面给走私者创造了更多的漏洞，我们没有理由认定“哈里发帝国”和其它武装届时没有能力把石油走私出口推向新高，没有理由认为周边国家没有强烈的内在动机配合、乃至鼓励伊拉克石油走私出口，也没有理由认定其它国家没有强烈需求要从这类灰色市场上开辟廉价油源。事实上，有关“哈里发帝国”控制区的报道已经显示，自从“伊斯兰国”武装占领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石油产区之后，该区域私营炼油厂、原油和成品油走私生意都颇为兴隆。笔者判断，根据国际上对灰色市场和黑市油源的需求，根据“哈里发帝国”目前控制区的石油产能，每天走私出口数千万美元、乃至上亿美元石油，很可能现在已经做到了。

埃及政局的动荡也曾不止一次成为油价上涨的题材；利比亚油气主产区——东部地区近两年一直动荡不止，对其油气正常生产出口秩序构成了重大妨碍，也曾推高油价上行。但国际上有传言称，利比亚东部的政局动荡背后有阿拉伯世界国际势力操纵，其目标是肢解利比亚，将盛产油气的东部纳入埃及军方实际控制之下。这种构想一旦成为现实，可望大大削弱利比亚东部政局动荡，对埃及经济更是助益良多。这样酝酿中的地缘政治变局假如成真，对国际石油市场更多的是稳定作用。

（编辑 蔡万焕）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关键预测更新（2014年7月24日）》。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源补贴改革——经验与启示》（Energy Subsidy Reform：Lessons and Implications），第8页，2013年1月28日。

[3]《华尔街日报》，1981年4月13日。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3》，第135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

[5] 王安建、王高尚等著：《矿产资源与国家经济发展》，第215页，地震出版社，2002年。

“不对称全球化”战略使一些国家崛起

许多人认为，英国是在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理论指导下崛起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这是违背史实的。实际上，至少从1721年开始，英国不仅对工业而且对农业都实施着全面的高关税保护。在这个过程中，英国迫使其印度殖民地实施自由贸易；当1830年完成工业革命后，英国才在1846年通过废除《谷物法》开始了自由贸易的进程。英国推销自由贸易是有宏大目标的，完全是为了其民族国家利益：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变成其“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地”的殖民地。

当时美国和德国效仿英国的手段，在对英国工业品实行关税保护的同时，它们也照葫芦画瓢，同样要求对那些比其落后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这两个国家因此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而英国却沉迷于自身所宣传的自由贸易信条，全面实施自由贸易，1900年在工业实力上全面被美国和德国所超越。而那些盲目接受自由贸易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日本虽然和满清一样关税不自主，但参照美德榜样，一方面对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进行抵抗；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把东亚特别是中国变成其殖民地，从而成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从这些历史经验来看，“不对称全球化”战略使一些国家崛起为发达国家。

自由贸易和投资贸易保护是一种经济手段

目前流行的思潮把贸易保护或保护主义看作是“经济民族主义”加以诋毁，把自由贸易看作灵丹妙药。16世纪西欧民族国家的竞争是资本主义兴起的推动力，正如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指出的，经济民族主义才是资本主义兴起的真正动因，只不过在那时，经济民族主义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而已。

英国在与其它国家的长期竞争中，摸索出了“进口原材料、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国家致富原则，但由于印度棉纺织品在18世纪是高附加值的国际贸易大宗商品，英国竞争不过印度，才不得不实行保护主义以培育和提升其纺织业的竞争力，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在这种贸易保护之下发生的。

英国在取得工业领先地位后，把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打扮成具有普世价值的经济理论，但正如19世纪德国李斯特指出的，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代表的只不过是英国的利益而已，更有人指责英国推行的是“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所以，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实质上是一种站在领先国家立场上的经济民族主义。

后起的一些国家吸取了英国当年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政策思想。例如，美国工业19世纪末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在1820年至“二战”爆发时一直实行高达40-50%的保护关税。目前的美国算不上是保护主义国家，但是，在对外贸易、外国直接投资、金融等方面无疑一直在实施选择性的保护主义。

由此看来，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只不过是不同的经济手段，在何时何地选择哪种手段，国家利益是其决策的基本原则。对发达国家来说，当某种产业的国家竞争力受到其他国家威胁时，它们就会不遗余力地采取保护手段；但当其他国家无法与其竞争时，为了打开别国市场并获取垄断地位，祭起自由贸易的大旗就成为其必然选择。

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内涵发生变化

“贸易保护”这个术语完全是19世纪“关税保护”的产物，在那时，国家间经济关系基本上是商品贸易关系。英国为了遏制乃至摧毁美国的工业力量，主张自由贸易；而美国因经济发展落后于英国，所以实施贸易即关税的保护。但自20世纪初至今，对于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投资保护的重要性超过了关税保护，而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制度）在1971年崩溃以来，金融保护则成为重中之重。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外国直接投资（FDI）成为经济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手段。在外国直接投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会更加轻而易举地摧垮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企业因为使用成本高昂的本国劳动力，难以与发展中国家低劳动力成本的产品进行竞争；但在直接投资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可以直接使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与其本土企业展开短兵相接的直接竞争，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仅有的一点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也就被极大地削弱。无法与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竞争，只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固化在价值链低端“担水劈柴”的地位上。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金融保护还是金融自由化（包括资本项目开放）成为当前国家利益斗争的制高点，这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密切相关。以美元为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变成了没有黄金和任何实物支撑的不兑现货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增印美元的“量化宽松”在本国没有产生通货膨胀，却把通货膨胀输出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从理论上说，通过热钱流入和直接投资的途径，美国只要印刷美元并在某国换成该国货币后，就可以买下该国的全部资源、商品和企业。与过去通过发展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方式掠夺落后国家经济相比，这种办法何止是“事半功倍”！这就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什么极力诱骗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原因。

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只不过是贯彻国家经济战略的不同手段而已。自由贸易不能被当做教条，更不能扯上“自由民主”。就其本质而言，保护主义主要是防御性的，而自由贸易则更多的是进攻性的。

贸易保护与闭关锁国毫无关系。长期流行的思维之所以对保护主义深恶痛绝，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加区别地把保护民族产业或国内市场等同于清朝的闭关锁国。目前的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都是通过贸易保护而崛起的。这些国家的高关税保护之所以不会导致落后，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现代工业和科技力量的推动；其二，它的保护或“自由”是有选择的，对自己的强势产品的贸易政策是进攻性的。

经济史告诉我们，第一、二次工业革命都是落后国家通过保护主义而实现的，而现在对于工业领先的美国来说，有选择的保护主义仍是保护其国内弱势行业、同时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基础。这难道不令人反思吗？对于在经济发展阶段上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国来说，无条件地、不加分析地信奉自由贸易、自由投资和金融自由化显然是非常有害的。对于当代中国知识界来说，经济民族主义的启蒙已刻不容缓。

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增强，确立怎样的国际核心价值观，日渐成为热议话题。从深层看，这一话题涉及到奉行何种外交理念（或外交哲学）的问题。本文借用“愚公移山”中的愚公与智叟为象征符号，梳理和分析当前国际政治中两种基本思维模式及其最终结果。

愚公与智叟：国际政治中的两种思维模式

“愚公移山”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闭幕词中，专门引用这一典故[1]，由此使“愚公精神”成为新中国价值观体系的基本成分。但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使经济理性泛滥，部分人推崇机巧的智叟，而质疑愚公的执着，致使很多人对两种思维/行为方式的优劣不甚了了，对其背后蕴含的哲学和政治寓意及最终引发的后果，更是茫然不知。

显然，“愚公”与“智叟”是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性人物，分别体现了不同的世界观和生存哲学，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本体论上，是立足多数民众，还是依靠少数精英。愚公走群众路线，动员全家和邻里共同行动；而智叟则“眼中无人”，看不到民众蕴藏的力量。认识论上，是坚持内因决定论，还是外因决定论。愚公思维力图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智叟则否定、低估人的主观能动性，自觉不自觉地将命运寄希望于外力恩赐和善意。方法论上，是坚持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愚公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将战略与战术有机结合；而智叟模式坚持“理性人”思维，力求阻力最小，因此倾向于否认和回避现实矛盾。在国际政治中，这两种模式均有对应的理论及实践[2]，因此比较两大模式差异及最终效果，对形成正确的战略思维不无借鉴意义。

国家政权“依靠谁，为了谁”直接决定国力强弱

政治的本质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3]。对国家来说，最关键的不在于采取何种政体，而是生存发展主要依靠哪个或哪些阶级——是依靠少数精英，还是多数民众。用马列经典作家的话说，就是“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有什么样的阶级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利益分配和思维方式，反之亦然。在“愚公移山”故事中，愚公之所以敢于移山，其信念来源就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因此“人多力量大”。而智叟看不到这点，所以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

国家强大与否，同样与政权基础是否牢固直接相关。在综合国力构成中，国家士气是国家能力强大与否的灵魂性因素，“人民同本国政府的行动和目标越一致，国民士气高昂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4]政府只有依靠和服务多数民众，才会换来民众真心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潜能。反之，如果政府主要依靠和服务于少数精英，社会基础薄弱，则这样的国家势必外强中干，缺乏强大的行动能力。

在现当代，法国、俄国、中国先后发生过社会革命，其主要目的是为多数民众争取权益。这些政权也得到广大民众拥戴，使这些国家的综合国力在短期内出现了飞跃式增长。1789年法国大革命，法国政府实行公民平等、宗教自由、废除封建赋税、出售教会产业、取消行会、增加公务员等政策，由此使法国民众“从革命成就中或多或少得到好处，因此全国大多数人始终忠于革命事业。”“全国抵抗外敌的力量因而大有增长。”[5]这为拿破仑后来带领法军横扫欧洲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有学者指出，“革命后的法国顷刻间就变成了欧洲大陆的一个政府性强国；俄国革命则产生了一个工业和军事性超级大国。” [6]

反过来看，如果一个国家奉行“向上看”的精英路线，自然不容易看到人民群众蕴含的潜力。而且，政权越是脱离民众，对外政策就越是底气不足，越倾向于畏惧强权、走依附性发展道路。一些中东国家领导人就存在这类问题，“他们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愿成为西方的奴仆。他们所关心的好像就是保住在政府中的位子，以及让个人获得好处。”[7]由此产生一种恶性循环：领导层越是一味与西方大国妥协交好，就越将引发国内民众的反感和抗议；反过来，政府越是得不到民众支持，就越需要与西方搞好关系，以换取外部势力的政治支持。这使国家朝野之间离心离德，社会危机四伏。这种状态发展到某个临界点，就会引发阶级矛盾大于民族矛盾，政府与民众矛盾超过与外部列强矛盾。此时政府走上靠出卖国家利益、勾结列强镇压本国民众的反动道路。这样的国家在面临重大挑战时，很难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采取重大战略行动。

更深一层看，这种依附性道路还会反噬执政者自身。一旦政府与外部势力对本国民众的压榨达到极点，民众便可能奋起反抗，引发剧烈社会革命，推翻亲西方统治者。而对西方大国来说，这些第三世界领导人不过是借以实现霸权利益的工具和棋子，一旦因失势丧失利用价值，西方主人很快便会把这些昔日“盟友”抛弃。伊朗巴列维国王，对外自甘充当西方大国在中东的战略工具，对内则专制独裁，严厉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经济上大搞“裙带资本主义”，听凭西方跨国集团攫取巨额利润；引进负面的西方生活方式（如赌场、妓院、色情电影、毒品等），结果导致腐败盛行，上下离心，最终政权像纸房子一样倒下，而美国却拒绝了巴列维流亡美国的请求，“像扔一只老鼠那样地把他给扔掉了”。实际上，蒋介石、李承晚、吴庭艳、马科斯等亲美的智叟型领导人，最终无不面临类似下场。1963年11月吴庭艳政府被推翻并被杀害后，巴基斯坦总理阿尤布汗曾对尼克松说：“做美国的朋友是危险的；中立要付出代价；有时做美国的敌人倒会有所收益。”[8]亲西方却最终被西方抛弃，这是看似聪明的智叟型领导人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悲剧。萨达姆政权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牺牲品。

自主掌握国家命运，还是相信异己力量

从认识论角度看，“愚公移山”涉及到一个重要哲学问题：面对外部挑战，人是否具有主观能动性，通俗地说，就是是否要有点志气。智叟面对重大挑战只会被动承受。这种思维差异推演到国际政治中，就是愚公型思维自强不息，强调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战略抱负；而智叟型思维得过且过，自我矮化，将国家生存发展寄望于大国善意。战略思维境界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实践效果差之天壤。

从政治角度看，是否将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直接决定国家生存安危。

国际格局直接关乎国家生存环境优劣。国家奉行何种战略，才会使国家外部环境更安全——矢志反对霸权主义，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还是默认霸权，乃至纵容、助推业已存在的单极化倾向？愚公思维强调自助和制衡；而智叟模式喜欢“搭便车”，主动追随或被动屈从外部大国，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的善意。

在近代大国争霸史中，英国的称霸历史最久，外交手腕最圆熟、老练。在英国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而只有永恒的利益。“朋友”与“敌人”的身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换。“如果需要的话，盟友或同盟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的。”[9] 因此，国家安全不可能依靠强者恩赐，而是建立在实力平衡的基础上。为保证自身安全，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防止欧洲大陆被最强国的霸权统治。因此英国从来不加入强大一方，而是坚定地奉行抑强扶弱的均势政策。对此，丘吉尔曾总结说：“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英国总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10] 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先后坚决反对过意欲称霸欧洲的法国、俄国和德国，最大限度保证了自身安全。甚至二战后英国日趋衰落，不得不依靠美国保护伞后，仍不遗余力地制造出核武，最大限度地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有实力才有资格谈善意，有力量才可能有和平。基辛格曾说过：“如果说历史有任何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其教育意义就在于：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11] 冷战时期，正是由于美苏力量相对平衡，才使双方相互节制，没有使“冷战”变成“热战”。而冷战结束，美国在失去苏联制衡后，在国际事务中肆无忌惮，短短十几年已接连发动科索沃、海湾、阿富汗、伊拉克等四场地区战争。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1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国家安全战略必须是立足于防止和应付“最坏情况发生”。一般说，促使国际格局多极化是国家对外政策的较佳选择。扶弱抑强的均势政策，不仅是西方对付第三世界的主要法宝，而且也是西方世界内部制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20世纪90年初，面对德国即将统一的前景，法国极度恐慌，总统密特朗称“一个统一的德国会标志着对欧洲的双重危险。”他直言不讳地告诫德国外长根舍，如果德国统一不拖到欧洲联盟达成后，波恩将会不由自主地面对一个三国同盟（法国、英国、俄国），“而且会以战争了结”，但“如果德国合并在欧洲联合之后生效，我们将会帮助你们。”[13]有学者对此评价说：“快捷的新一轮欧洲一体化的加速发展是均势思路的一种延伸，而不是抛弃均势追随一个没有领土世界的欧洲这一普世主义理想。”[14]。

智叟思维则是按照“最好情况”来设计安全战略的：他们认为西方大国实力过于强大，只有逆来顺受或主动追随西方大国，才能降低崛起成本，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一厢情愿地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纵容单极化甚至助强凌弱，看似使国家安全成本最小，但它不仅使国家成为大国的仆从和跟班，国际环境也更加险恶和危险。这方面的教训实在太多了：萨达姆自废武功，轻率消除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使美国打击起来无所顾忌；而在伊朗核问题上，正是因为顾及伊朗报复能力和坚定的国家意志，美国才一直迟迟不敢下动武决心。相反，戈尔巴乔夫回避现实矛盾，主动将虚幻的“全人类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不断向西方释放善意，导致国家发展方向出现重大失误，最终使苏联走向解体。叶利钦继续向西方示好，结果北约照样东扩，俄罗斯自取其辱。

从经济层面看，是否坚持自主性发展，直接决定了国家行动能力的强弱。

近些年，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增加，以及国家间合作的增多，使相当一部分人对当前国际政治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全球化会自动实现国家间的互利双赢，国家利益将淡化，世界将更加和平。《世界是平的》一书认为，世界正日益平面化，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取代冷战体系的国际体系。[15]然而，500多年的历史表明，全球化既不可能平息国家间纷争，更不会自动实现“共同发展”。据统计，第三世界在世界总收入中的份额，1850年为65%，1960年降到22%，20世纪70年代又降到2.7%。[16]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达成协议以来，世界贸易是大发展了，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由20多年前的30：1拉大到现在的70：1。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对那些主导世界贸易和贸易规则的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来说，西方新技术和资本的“推土机”日益将世界削成一块没有边界的平地，使其畅通无阻地掠夺第三世界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而对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过程则意味着民族工业的解体和国家财富的不断流失。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没有意识到自由贸易暗含的不平等性和残酷性，不加辨别地为全球化现象鼓掌叫好，自甘接受西方给第三世界分配的附庸角色，结果使本国与发达世界差异越拉越大，相对落后的状态日益固定化。

事实上，这种主宰—附庸/剥削-被剥削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已经成为西方大国保持繁荣强大的重要霸权手段。从战略上看，西方国家继续保持强大的重要前提，就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继续保持落后状态。西方最喜欢那些认同西方国际体系、愿意依附性发展的智叟型国家；而最害怕的就是拒绝认同所谓“国际体系”，谋求自主发展，并有可能打破这一金字塔型结构的愚公型国家。

西方强国基本都是走自主性道路（也就是愚公道路）实现崛起的[17]，他们所推崇和敬仰的，也都是诸如华盛顿、林肯、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这种目光远大、意志坚定、矢志维护国家利益的愚公式领导人。面对后起的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却刻意诱导其走上一条与西方成功经验截然相反的依附性道路：经济上，不遗余力地宣扬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否定和诋毁主张产业保护的经济民族主义；政治上，刻意分化第三世界国家领导层，扶植亲西方的所谓“改革派”和“温和派”，诋毁和打压所谓的“强硬派”。然而，不难发现，凡是西方认可、扶植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如李承晚、吴庭艳、巴列维等等）大多是智叟型，他们对内代表落后生产关系，对外依附于西方强权。“西方列强支持第三世界最保守的分子，不管他是反共的蒋介石、反凯末尔的奥斯曼帝国势力，还是对付当地民族主义领导人的非洲部落酋长。”[18]相反，对那些政治主张和秉性与西方历史先辈相似，同样要求走愚公式道路的领导人(如斯大林、毛泽东、卡斯特罗)，西方国家则不遗余力地进行诋毁和丑化。显然，西方希望自己一直当老虎，而其他国家永远当绵羊。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设法使这些国家沿着西方为其“量身定做”的道路发展。

表面上看，依附性道路减少了这些国家的安全成本，扩大了国际活动空间（即所谓“融入国际社会”），但实际付出的代价惨重得不成比例：政治上自我矮化，成为西方大国的跟班和附庸；经济依附使其日益被固定在金字塔分工体系的下游，并由此导致国民财富不断外流，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南美的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国秉承亲西方的依附性道路，现代化进程历时二百年，但仍是“有增长，无发展”，至今徘徊在发展中国家行列，形成发人深省的“拉美陷阱”现象。因此，智叟型依附性发展道路，实则就是一条通往衰亡之路。

以斗争求和平，还是以妥协求和平

在现实世界中，矛盾是一种常态现象。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过：“理想主义者渴望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分歧都得到解决，所有野心都得以泯灭，所有咄咄逼人和自私自利的冲突都化作对个人和国家有利的行动。但这样的世界过去未曾有过，将来也决不会出现。”[19]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全局性问题，但“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20]：少数超级大国与第三世界之间称霸与反霸的矛盾日趋突出；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仍趋激烈。

国家的安全感本来就是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一国发展军备必然引发对手的疑惧和不安全感，并使对手提高军备水平。这种矛盾始终无法回避——除非你愿意“自废武功”，彻底投降。总体看，矛盾无外乎三种解决结果：一是对立面一方压倒另一方；二是对立面双方势均力敌，形成胶着状态；三是对立面双方同归于尽。当前，选择“同归于尽”战略的国家越来越少，前两种情况仍十分常见。

但不管哪种情况，既然矛盾是客观普遍的，也无法回避，就要敢于正视并设法解决。大体来说，有两种处理问题的思路：一种是坚持辩证法思想，既承认矛盾的艰巨性、复杂性，但更强调主观能动性，相信依靠坚忍不拔的意志，尤其是依靠群众力量，可以克服矛盾，改变现状。另一种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用静止、片面的眼光看问题，“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不会从问题中看到希望，从黑暗看到光明。只看重数量对比（如GDP大小，军费开支高低），无视其性质和结构，尤其看不到人民内部和被压迫者蕴藏的力量，容易被事物表面的强弱对比迷惑，强大时冒险，弱小时投降，从而将妥协退让作为与强者的相处之道。

毛泽东主席曾指出，“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会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21]智叟思维本质上正是这样一种机会主义思维。它处处讲求利益最大化和代价最小化，看似深通事理，机巧权变，实则目光短浅，胆小怯懦。它看待和处理问题时局部大于整体，眼前重于长远，战术高于战略。这种思维一旦成为国家指导思想，注定会使国家陷入局部/短期获益，整体/长远受损的“追求理性却最终导致非理性”的恶性怪圈。尼克松早就说过：“那种向他人献媚就能保住自由的天真想法，不仅是愚蠢的，而且还是危险的。这一想法的支持者越多，就越容易招致侵略者。”[22]

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既对立又统一，并不断向对立面转化。毛泽东曾指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23]简言之，就是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国家要想实现繁荣强大，必须有藐视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和铁一般的意志力。不经艰苦斗争乃至必要牺牲，不可能赢得最终胜利。1950年美军入侵朝鲜并逼进鸭绿江。毛泽东基于多年斗争经验，根本不相信美国的口头承诺，而是将国家安全寄希望于捍卫和拓展国家安全空间，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毅然决定出兵朝鲜。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24]同时，毛泽东客观分析了美国军事实力，这种真实的力量对比，使中国反而以弱胜强，最终迫使美国全面收缩，为新中国赢得了50多年的和平建设环境。这场战争已经过去整整60年了，但它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至今值得回味和咀嚼。

中华民族崛起离不开愚公精神

自近代被纳入国际体系、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以来，中国先贤志士前仆后继，不断探寻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先后尝试了依靠技术引进（洋务运动）、依靠君主改革（戊戌变法）、依靠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等不同道路，但无一成功。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积四十年之经验”得出结论：“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25]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政治遗嘱，而中国共产党则认真践行这两大原则。现代史上，共产党与国民党长达28年的斗争，实际就是愚公道路与智叟模式的较量。蒋介石对内依靠江浙财团，对外依靠英美势力。一旦遇到重大挑战，蒋介石总寄希望于外力：日本占领东北，坐等国联调停；1937年中国已与日本全面开战，但直到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蒋介石才敢正式对日宣战。蒋介石善借天时，堪称现代智叟。而毛泽东走的是典型的愚公路线：不信邪不怕鬼，对内依靠劳苦大众，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对外借助苏联但不失独立自主，并最终打破了美苏企图牺牲中国的雅尔塔秘密条约。不仅止此，新中国建立不久，就在朝鲜战场与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战成平手，一扫近百年来面对列强屡战屡败的屈辱经历。按照西方的说法，只有在战争中打败大国军队的国家，才具备公认大国的条件。当时，中美实力悬殊，中国打平了就是打胜了。就此而言，中华民族真正实现崛起始于新中国建立。愚公道路是中国实现崛起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曾经讲过：“中国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只有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才能变得成熟起来，只有正面教材而没有反面教材，是不可能获得真正正确的认识的。”[26]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告诉我们，智叟似智实愚，愚公似愚实智。追随和依附外部异己力量的智叟思维，看似减小了崛起阻力，实则使国家陷入政治矮化、经济依附的怪圈不能自拔，发展道路越走越窄；而愚公道路看似荆棘坎坷，实则使国家赢得长远和最终利益。这就像家猪与野猪的区别：野猪风餐露宿，随时面临饥饿、疾病及猎人或其他猛兽威胁，每天充满了不确定性，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家猪生活在圈好的猪圈内，每天定点吃喝，有病还有兽医医治，看似最理性、最趋利避害，但它们的最终命运却是被主人杀掉或卖掉。

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战略是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强国事业，尤其是将中国建成先进工业化国家的事业，如同愚公直面家前的太行、王屋二山一样，没有捷径可循；唯有弘扬愚公精神，几代人矢志不渝，“挖山不止”，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富强。在“愚公移山”故事的最后，愚公的不懈努力最终感动天帝，帮其把大山搬走。共产党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不相信真的还有天帝。对共产党人而言，人民就是天帝，得到人民的支持，就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赢得胜利。                 

（编辑  王先叶）

[1] 毛泽东：“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1-1104页。

[2] 这有点像国际关系理论中常说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但准确地说，二者实际是“以正为本，以奇为用”与“以奇为本，以正为用”的战略原则差异。另外，本文主要探讨那些幅员较大的国家，而诸如新加坡、卡塔尔、科威特这样的小国则不在讨论之列。

[3]（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4]（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5] （法）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10、23、47页。

[6]（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7] Hilal Khashan，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64.

[8]（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129页。

[9]（美）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10]（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07-308页。

[11]（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1993年版，第56页。

[13]（英）乔纳森·哈斯拉姆：《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346页。

[14] 同前，《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第339页。

[15]（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16] 卫建林：《全球化与第三世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7页。

[17] 详见拙文：《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启示》，《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2期。

[18]（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60页。

[19]（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21]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22]（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24] 周彦瑜、吴美潮编著:《毛泽东与周士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121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页。

[26] 1972年9月6日，毛泽东与法国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转引自韩毓海：“别了，美国式发展道路：‘反面教材’的价值”，载《绿叶》，2008年第11期。

选举不一定能提高福利，民主不必然就是好东西，民主选择往往以治始而以乱终，西式民主不是“善治”之端，而是“恶治”之源！

东汉应劭著《风俗通义》中有这么一个故事：齐国有人家有一女，年大当嫁，有两家差人前来说亲。东临的男子长相丑陋但家境富裕，西邻的男子仪表堂堂却家境贫寒。父母犹豫不决，就询问女儿，想嫁哪户人家，“你要是不好意思说，就露出胳膊示意，愿去东家，就露出左臂，愿往西家，就露出右臂。”女儿听罢，竟然袖出两只胳膊。父母惊讶地问她原因，女儿说：东家食，西家宿。即在东家吃饭，到西家睡觉。

“齐女两袒”的故事，在文学中，笑话一则；然而，在现实中，则是悲剧一幕。这个悲剧的主人翁就是乌克兰。多年来，在自由化与民主化等内部持续松散化的张力下，在俄罗斯与欧盟两大外在分离力量的强大牵引下，原本于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有着明显差别的乌克兰的东西部正渐行渐远，共同基础越来越薄弱，共同利益越来越稀少，国家战略共识也就越来越难以达成，诸多确保“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取向，越来越多地嬗变为非黑即白的“两难选择”。

齐女在东西邻之间可自己选择，自己做主，但是她的“东食西宿”选择是无效的，甚或是荒唐的。乌克兰何尝不是如此？乌克兰处在地缘政治与战略狭缝间，不能道路自信以独立自主，也无法搞机会主义而左右逢源，不得不在大国操纵、进而又在本国寡头的操纵下，作出“选边站”的抉择。然而，绑定俄罗斯，亲欧派不答应；投靠欧盟，亲俄派不同意。乌克兰的寡头们不是发挥政治智慧以消除分歧解决争议，而是借助街头运动与外部力量，努力去实现做附庸、当棋子的国家目标。大国强权用利益操纵乌克兰寡头，寡头用民粹主义操纵乌克兰民众，民众则在所谓民主自由的口号下沦为玩偶。你唱罢来我登场，乌克兰之水显然被西式民主搅浑了。

其实，民主的理论与概念很简单。封建主义制度，是君主，国王一人说了算；资本主义制度，是钱主，少数巨富寡头说了算；今天，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保留的君主立宪政体，本质乃是君主与钱主的分赃制度。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作为社会进而作为国家的主人，自己做主，才有真正的民主。今天，民主问题越来越复杂，多半是给西方民主骗子、本国民主贩子给搞乱了。骗子们输出经过包装的民主以欺世盗名，贩子们贩售骗子批发的民主好从中渔利。然而，那些不明就里欣然接受“民主=现代化”的国家，无不以治始而以乱终，人民水深火热，骗子与贩子则赚得盆满钵满。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刚果等非洲国家，一个个在海妖的民主歌声引诱下，前赴后继驾船撞上礁石。乌克兰不甘落后，上演了以西式民主而祸国殃民的新悲剧。

民主实质是人民的统治，其形式则是尊重并服从多数人的选择。就今天的西式民主而言，中产阶级是民主制度最忠实的拥趸，是最有力的社会支撑。“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早已成为西方学界的共识。然而，任由市场调节的自由经济既广且深的发展，令中产阶级地位每况愈下，如此西方世界多年来引以为傲的“橄榄型”或“纺锤状”的社会结构，因中产阶级坍塌，而沦落为“M型”，形成了1%与99%的对立。民主的坚强与厚重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人民对民主的热情与日俱下，西方各国大选投票率不断创下历史新低，越来越多的选民选择了不合作，选择了沉默。5月25日，乌克兰民主游戏又热闹开演，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总统选举投票率为40%，其中基辅地区以22.5%的投票率领先，而顿涅茨克地区仅有5.5%。如此低的投票率，选出来的政要能代表谁？这样的民主实际上又有什么意义？而意义早就蜕变到“为民主而民主”。昔日，自由派的口号：不自由，毋宁死；今天，民主派的箴言：不民主，毋宁乱。

民主是一种治理方式，也是一门行为艺术。民主需要和气，和谐，乌克兰对立双方锱铢必较，睚眦必报，咬牙切齿欲置对手于死地，如何民主？民主需要包容，实现相对的利益共享，但是乌克兰在朝的或在野的寡头都想自己通吃独占，把国家人民的油水吃尽榨干。乌克兰式的“民主”给人民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政局的混乱、社会的撕裂和经济的衰败。2008年的金融大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社会与政治危机，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士认识到，民主不再无条件地“是一个好东西”，它越来越多地被政客玩弄，被经济寡头操纵，成为国家对抗、利益集团博弈、政党恶斗的工具。西式民主原本被用以实现“善治”，而今在各类被输出“民主化”的国家，经济动荡常态化，社会矛盾尖锐化，政治僵化极化，西式民主俨然成为“恶治”之源！

（编辑  东源）

以2014年4月的亚信会议为标志，中俄已经形成了对世界格局具有重要影响的利益共同体。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两国领导人、官员和企业家们签署了几十项合同，以此奠定了未来中俄战略合作的新基础。

通过一系列合同协议的签署，中俄利益共同体已悄然成形。天然气“世纪大单”的签署，意味在全球能源市场中最大需求方与最大供应者之间缔结了“相互保证”的关系，中俄事实上的能源同盟必然会改变世界能源和地缘政治格局；而中俄联合生产宽体客机和重载直升机的合同，把原本主要以能源合作为纽带的中俄合作提升到高科技研发和生产领域，将会推动两国产业链的深度整合，这如同当年欧洲从煤钢联盟向组建空中客车公司的发展过渡，可以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另一件意义重大的合同发生在金融与货币领域，俄罗斯第二大银行俄罗斯联邦对外贸易银行（VTB）与中国银行签署了一组包括以各国本币向对方付款的清算协议在内的协议。VTB在官方声明中说，“根据这一协议，双方银行计划在多个领域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包括了卢布和人民币清算，投资银行业务，银行间贷款，贸易金融和资本市场交易上的合作。”这一组包括能源、制造和货币在内的合作协议，全方位的涵盖了对中俄共同发展最重要的领域，对两国、对东亚乃至世界力量格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中俄两国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时代背景，是两国在目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尽管这些年俄罗斯已经成为G8的正式成员，中国领导人也曾应邀作为观察员国参加过峰会。但在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中，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没有真正的地位。乌克兰事件后，西方国家立即清理门户，把俄罗斯请出了“富国俱乐部”。在当今世界体系的核心-边缘结构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矛盾，在西方世界的眼里“我们”和“你们”之间有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无论中、俄如何努力，都不可能获得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平等地位。

中俄共同体之所以会在今年的成形，这与乌克兰事件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直接相关。普京总统在克里米亚的讲话中指出，乌克兰局势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近几十年来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倾向于推行强权主义。俄罗斯真心希望能与西方的盟友展开对话，希望保持平等、开放且诚实的关系。但俄罗斯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骗。凡事都有个极限，在乌克兰事件上西方玩过火了。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一样，有自己的国家利益，需要得到理解和尊重。所以，俄罗斯要明确的对西方说不。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太平洋很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因此，中美两国可以建立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而事实是，太平洋的99%被划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剩下的1%，包括国际法中规定应该属于中国的部分，如台湾、中国的东海、南海，美国也要染指，今年以来更明确鼓动日、菲、越等国挑战中国的领土、领海主权。美国为扩张霸权、打压中俄的举动，理所当然的引起中俄两国的强烈反对，这导致了两国的战略接近。

美国所采取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战略，肯定是错误的战略。何况，所驱之者是鲲鹏。在今天的世界上，以其博大、以志高远，中国和俄罗斯都当得起鲲鹏之喻。而如今，他们都被美国视为需要遏制的对象。中俄的国家生存与发展都受到美国霸权的侵害，这促使中俄两国成为了利益共同体。鲲鹏击浪从兹始，沧海横流何足虑？毫无疑问，中俄共同体将是全球霸权主义难以摆脱的梦魇。

作为相邻的两个国家，中俄两国有友好合作的历史，也有相互对立敌视的年代。然而，与沙俄与满清的殖民地时期不同，与苏联与新中国早期的冷战背景也不同，今天的中俄是在新时代、新基础之上建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时移势易，如今两国地位平等，在经济、政治、安全领域高度互补，并愿意分享利益，在国际政治中两国都反对霸权，以推进世界多极化为目标，领导人之间高度信任，因此能够让两国共同体走的更远。

目前，全球危机远未过去，美式全球化体系走向式微，曾经狂飙突进的全球化开始退潮。在危机的冬天，各国开始抱团取暖，组成共同体有可能成为取代全球化和平面地理性区域化的新趋势，中俄共同体的成形不仅符合时代变化，而且正在引领新的历史潮流。

面对残存的全球霸权，中俄形成利益共同体，可以在国家利益博弈中占据主动。更重要的是，面对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俄等边缘国家要真正改变中心-边缘的传统结构，就需要相互扶持、共同发展。可以预期，在中俄之间共同利益的长期互动中，将塑造出“亲、诚、惠、容”的命运共同体，而这将是中俄共同体的美好未来。平等相处、合作发展、分享利益、休戚与共的中俄命运共同体，一定会成为未来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

（编辑  东源）

对美国而言，结束冷战，短期利好，长期利空。结束冷战，解放了两个巨人，中国和德国。美国老战略对手苏联解体了，美国新战略对手在静悄悄地成长。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德意志第四帝国”（欧元区）正在完成欧洲板块整合。围堵中国，分化欧洲，是美国的长期战略。围堵中国，纲在日本。分化欧洲，缝隙在乌克兰。日本问题，当然不是历史问题。冷战结束了，雅尔塔协议在东方没有成为历史。请注意基辛格博士关于钓鱼岛的描述，美国仅仅是将钓鱼岛行政管辖权“移交”日本（而非主权）。很精彩，一桃杀二士。欧洲的雅尔塔协议结束了，但历史的伤疤很难愈合，前苏联的旧疾再次复发。当然，此绝非偶然，美国人挑开了伤口，并且撒了一把盐。乌克兰是欧洲大陆的缝隙，也是欧亚大陆板块的缝隙。裂缝可以无限扩大，大到成为地缘政治陷阱。欧盟和俄国，就站在陷阱的两边。

无论是对俄罗斯还是对欧盟，乌克兰危机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普京如果懂得适可而止，吞掉克里米亚立刻收手，几乎就是一次完美的战略偷袭。默克尔如果懂得色厉内荏，在乌克兰玩弄绥靖政策，则欧盟可以成功躲过一劫。美国的女发言人有些沉不住气，一句针对欧盟的国骂泄露了天机。美国人太渴望新冷战了，问题是陷阱两边的人不笨，他们连摆出冷战的姿势都不愿意。俄罗斯人无心西向，欧盟也无力东扩。非但如此，俄罗斯和欧盟在经济上千丝万缕，已经形成互利共赢的格局，新冷战思维基本没戏。可怜了乌克兰，作为新的历史悲剧，向世人诉说着国际政治的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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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乌克兰危机，至少有三重含义：

一是东西方博弈的继续。苏联解体，美国并没有因为“历史的终结”而善罢甘休，而是变本加厉，对苏联遗产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穷追猛打，进一步榨取冷战红利。2003年11月以来，美欧在独联体国家加紧政治渗透，培育政治精英，扶持“反对派”，以“街头政治”的形式，推行“民主化”战略，不断策动“颜色革命”，在后苏联空间建立亲西方联盟，最近又在乌克兰再次发动以制俄、反俄为目的的政变，引起俄罗斯的强烈反弹。

二是欧亚大陆地缘政治较量的继续。欧亚大陆是美国全球地缘战略中的“世界岛”。乌克兰地处欧洲大陆地缘争夺的战略要点和风暴眼，也是俄罗斯的“命门”。基辅罗斯一直被奉为俄罗斯历史的发端,基辅城被称为“俄罗斯诸城之母”。克里米亚则是俄罗斯面向黑海和地中海的咽喉，克里米亚南端的深水不冻港塞瓦斯托波尔，东邻亚速海，扼制刻赤海峡，是俄罗斯的软腹部和南大门。一旦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美国地中海舰队就会长驱直入，黑海就成了北约的内湖，俄罗斯的“软腹部”就暴露在北约之下，对俄罗斯西南部安全形成巨大威胁。被逼到墙角的柔道高手普京反手一击，闪电般地将克里米亚收入囊中。俄罗斯拿下这一战略要点，其重要战略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特别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冷战后，历来都是西方由西向东挤压，这次风向变了。欧亚大陆第一次出现由东向西的战略逆向运动。克里米亚易帜，飘下了美国霸权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第一片秋叶。

三是石油美元与石油卢布博弈的继续。美国霸权有三大支柱：一是无人匹敌的美军，二是横行霸道的美元，三是“常有理”的话语权。核心是美元霸权。维持美元的霸主地位，盘剥全世界，保障美国金融大亨大发横财，这是美国霸权的极终目的。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俄罗斯的最大优势是能源，在巨额的油气交易过程中，俄力求用卢布而不是美元结算。这无疑触动了美元霸权敏感的神经。20世纪80年代，美国为了解除日元对美元的威胁，就曾痛下杀手，迫使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今天，美俄在乌克兰的较量，实质上也是石油美元与石油卢布的博弈。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乌克兰危机将是持久的、深刻的。对美国实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是一个重大牵制。这是中国难得的战略机遇，应当牢牢把握。天予不取，必受其咎。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重新将其全球战略重心撤回欧洲。这是因为，世界政治经济重心正无可挽回地由西向东转移，在美国看来，俄罗斯代表着过去，而中国则代表着未来，是美国需要认真对付的最大对手。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或“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经成为美两党基本共识和美国国策，无论美国政府如何更迭，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随着情况的变化，在执行力度、执行节奏以及具体内容上会有所变化，但总的方向不会根本改变。

从历史上来看，大国相争，矛盾的解决几乎没有逃过战争的宿命。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老大和平禅让的先例还没有出现过。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必然激化地区矛盾与冲突。但由于中美相互依存度的加深，以及中国战略反击能力对美形成的不对称性战略平衡与等效威慑，中美摊牌的可能性较小。而中小规模的军事冲突或摩擦则难以完全排除。特别是美对中国经济渗透与政治颠覆的软战争以及唆使与中国有历史争端的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代理人战争，将会呈升温之势。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不断壮大国力与军力，坚持自主、自强、自卫，始终把中国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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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危机实际是新形势下大国矛盾激化的体现和缩影。近些年，中国、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复兴步伐加快，而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则日渐走下坡路，国际权力转移“南升北降”加快，2012年新兴经济体GDP总量超过西方，极具标志意义。西方国家与中俄等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一般来说，国际权力的转型期往往也是大国矛盾的激化期。在“核恐怖平衡”和经济相互依赖背景下，两大阵营间直接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其他领域的围堵与反围堵、遏制与反遏制斗争不可避免且日趋激烈。这尤其体现为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一书的作者，将世界分为“核心国家”和“断层国家”两类，并认为“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规则”。在核心国家内部，美国不需要任何军备控制，因为相互确保摧毁和“威慑战略”在“核心国家”有效。“先发制人的战争不是用来重新安排核心国家安全结构的一个工具，它是‘核心国家’集体寻求将其安全规则推广到那些基本上无法无天的‘断层国家’的工具。“我们永远不离开‘断层国家’，……没有所谓撤出‘断层国家’，只有缩小‘断层国家’。”正是沿袭这一战略思想，美国和西方为争夺“中间地带”无所不用其极，从利益拉拢到外交孤立，从网络攻击到经济制裁，从颜色革命到分裂国家，直至发动战争。

西方如此看重“中间地带”争夺，主要是因为大国强盛程度很大程度取决于掌控的中间地带范围大小。从安全上看，外围地带越大，威胁源越远，本国就越安全；从经济上看，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市场规模和原料产地越大，大国经济规模就越大。因此，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就是“安全边界”同步扩大，从本土扩大到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相反，大国衰落大都是从丢失势力范围开始。当年英帝国维系有赖于海军(前提)、殖民地(来源)、自由贸易(方式)，当英国丧失了军事优势，继而丧失了殖民地之后，自然就走向衰落。前苏联的崩溃同样是从丢掉东欧这一“外围地带”开始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早在1946年就曾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就是欧、亚、非三大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上进攻苏联的。”这段话即使在今天也是适用的。

中间地带国家的诸多国内问题，如政治制度转型、经济发展、阶级矛盾、民族宗教问题等，很容易被外部势力利用，借以实现有利于己的战略目的。当这些国家出现问题后，西方大国就像鲨鱼闻到血腥味一样聚拢过来，不断推波助澜。苏丹、叙利亚、伊朗、缅甸等国政局动荡，均能发现西方势力插手的身影。而且，越是处在大国势力范围分界线的国家和地区，越容易成为争夺对象。目前，两大集群间的权力分界线，在欧洲是乌克兰，在中东是叙利亚与伊朗，在亚洲则是围绕钓鱼岛问题的中日纷争，这看似是争夺某一“据点”，实则关系到战线向哪边推进的战略态势问题。

乌克兰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心脏地带”，也是美欧东扩的“下一个目标”。美欧在乌苦心经营，两次发动“颜色革命”，为的就是将其拉入西方阵营。然而，对俄罗斯来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俄将失去抵御北约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莫斯科军区将成为边疆军区。被逼到墙角的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奋起反击，针锋相对，由此使乌克兰危机不断升温。

中国同样面临类似俄罗斯的处境。近些年，随着中国崛起步伐加快，美国等西方国家战略焦虑感加剧，在“中间地带”对我围堵力度加大。近些年，西方在苏丹、利比亚、缅甸、泰国等国的幕后插手，使中国的海外利益和战略空间不断遭受压缩。对西方这种“地缘蚕食”对抗方式，我们既缺乏足够的地缘政治观念，也受束缚于“不干涉内政”的传统原则，结果屡屡吃亏。俄罗斯这次应对乌克兰“颜色革命”的独特做法，为中国处理类似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中国要和平崛起，但并不等于一味回避矛盾，息事宁人。世界的本质是矛盾的，正视矛盾、克服矛盾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因此，面对西方势力频频的小动作，中国不妨学会“合理冲撞”，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唯有如此，中国外部环境才能更加优化，中国和平崛起才真正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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