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为政治服务，美国恐怕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最新的范例就是对“修昔底德陷阱”的鼓吹。

这个故事的基本情节是：古希腊处于支配、主导地位的城邦斯巴达出于对不断崛起的雅典的“恐惧”，先发制人地对其发动战争并将其打败。自2012年以来，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艾利森教授一再将这一逻辑用于中美关系，并把中美分别对应为雅典和斯巴达。

至少从客观效果上看，“修昔底德陷阱”起到了以学术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双重战争讹诈的作用。一方面，它以隐喻的手法先入为主地把可能的武装冲突的责任加在中国头上，你一解释就中招，而且越解释陷得越深。另一方面，它含蓄地告诉你，如果你不能让美国放心，也就是消除美国的“恐惧”，美国就可能用战争解决问题。果然，中国如何对待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成为讨论的焦点，似乎战争是否发生关键是看中国的表现，毫无疑问，热炒“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要影响中国外交。而中国学界的主流话语却在反复论证中国不挑战什么，乃至作承诺、下保证。

表面上看，“修昔底德陷阱”明显占据了话语权优势，但它同时反映出美国学术乃至政策思维的一个严重弱点。到了21世纪，美国还要用两千年前的模式思考国际关系，动不动就用战争方式对待竞争对手，这充分暴露了美国国际关系思想的陈腐及其对战争根深蒂固的执著，与其刻意塑造的维护和平的自身形象背道而驰。

近两年来，美国一直在进行重新审视中美关系的讨论，且日趋热烈。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看法是：中国近些年来的政治走向日益明显地与美国的预期方向相反，美国用“以拉为主、以压为辅”的方式将中国纳入其战略轨道的目标基本落空，今后要对中国将采取“以压为主，以拉为辅”的政策。“修昔底德陷阱”可以说是这种政策转向在学术上的体现。不仅如此，美国另一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政客学者沈大伟，公然鼓吹“中共崩溃论”，恶毒攻击中国十八大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甚至试图干扰中国反腐进程。

长期以来，一些似是而非甚至具有明显误导性的概念和理论的流行，对制造思想混乱发挥了主要作用。例如“现行体系的主要受益者”、“利益攸关方”、“中美国”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事实上，近3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融入国际体系。促成中国快速发展的基本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世界整体进入了一轮周期性的增长期；第二，改革开放前30年建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三，改革开放前30年建立的公有制为改革红利的实现提供了前提条件；第四，中国充分利用了外部的资金、技术、资源、市场等条件；第五，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从而使中国没有出现俄罗斯式的休克和拉美化。对这些基本经验，我们要认真总结，继续坚持。

当前，不仅中国，整个世界都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上。当前世界经济整体进入周期性的下行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趋于尖锐，社会和生态危机开始普遍爆发，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越发趋于多样化，新兴力量的普遍涌现、美国与其他主要力量实力差距的缩小；国际成员独立自主能力的增强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愿望的增大等等因素，促使美国霸权渐趋衰微瓦解，国际格局正向多中心、多元化、均势化方向发展。

近十年来，在亚太及两岸政经潮流的冲击下，台湾的经济波动和社会分化不断刺激着选举政治的脉动，不仅促成了两次政党轮替，而且催生出一个政治周期，形成了新的政治秩序。2016年初的台湾“大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观测点。本文从亚太经济整合背景下台湾经济动能的流失、社会的多重分化以及公共治理困境的形成等角度，透视2016年台湾第三次政党轮替的经济社会根源，系统分析台湾新政治秩序的结构与动向。

引言：一种不良政治周期的提出

当我们看到蔡英文以56%的得票率大胜朱立伦，并且民进党赢得68席“立委”成为台湾第一大党。总揽行政、立法大权“完全执政”时，很多人会想起8年前马英九和国民党的大胜。2008年春，马英九以58%的得票率战胜谢长廷，国民党赢得了77席“立委”，超过了“立法院”2/3席次，一度引发台湾社会对国民党再度“一党独大”的担忧。如今，一贯清廉勤政的马英九的支持率掉到了和陈水扁下台前相近的水平，而国民党的“立委”席次跌落到35席，执政8年后沦落为史上最差政绩。于是问题就来了：国民党如此惨败，恐怕不能只归结为马英九的“无能”，同样民进党的大胜也不只是依靠蔡英文的“能力”（今年蔡的得票数只比4年前多80万票，且多为新增的“首投族”的选票），那么还有什么系统性因素深刻影响了这次政治格局的变动呢？

现代社会，政治明星光环常常是不稳定的，其命运取决于民意起伏。今日台湾民意的变动，往往是经济快速波动和社会多重分化在特定政治事件或政策议题上的反映。当经济波动不断减幅直到失去动能、且社会分化日益固化的时候，一种不良的政治周期就可能浮现：党派精英们想方设法要“公平分配蛋糕”，但受财政收支能力下降、贫富差距扩大以及认同分化的多重制约，公共政策左右为难，举足不定，难以满足的大众就会改变政党偏好，抛弃一个政治明星，捧起另一个政治明星。这是一种缺乏经济持续增长和整体福利扩张下的自我政治消耗，如果遇到认同矛盾则损耗愈重，没有赢家，都是输家。基本上，这就是8年来马英九和国民党的执政命运。现在蔡英文一脚踏进这个周期，身处台湾政治摩天轮的周期循环结构之中，她能摆脱马英九的命运模式吗？

亚太经济整合中的孤岛：台湾的经济动能是如何丧失的

台湾经济：从“奇迹”到“边缘化”

虽然“中华民国”政权于1971年失去联合国席位，但在此后二十多年里，蒋经国、技术官僚以及中小企业家共同打造的“台湾经济奇迹”提升了台湾的国际能见度。走向全球市场的台湾外贸，让人们发现它居然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分子，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闪亮经济地位让各国精英油然而生敬意，源自日本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即兼具政府干预与市场动力的发展模式。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台湾地区所谓“发展型”并不如日、韩那样典型，蒋经国治下的不少产业政策并没有奏效，不过是搭上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的顺风车而已，因而资本、技术、品牌、市场四头在外，而只有生产一头在内的“代工生产”（OEM）在台湾十分兴盛。[1]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的资本丰厚，半导体产业领先全球，但是知名科技品牌却寥寥无几，同时世界和亚太区域市场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台湾的中小企业在国际上难以应对更加激烈的贸易竞争。

李、扁以来的战略失败与失误

最近20年是台湾多党政治的迅猛发展期，但是台湾的外贸荣景却逐日黯淡，产业竞争力下滑，经济增长乏力，在世界经济中被日益边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WTO多哈回合谈判破局，区域经济合作与双边经济合作快速兴起，各种自由贸易互惠协议重新塑造了亚太、亚欧的经贸格局，而台湾却与这波互惠自贸浪潮擦身而过。这其中有政治因素的影响——台湾作为非主权国家实体本身并不自动有资格签署FTA官方协议，并且国际社会认识到北京认为与台湾签署FTA有悖于一个中国原则，没有一个国家会和台湾签署此类协定。[2]如果台湾能与大陆建立政治互信，在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大陆并不反对台湾拓展其经贸联系，对外签署具有相当于FTA内容的灵活的贸易协议。在马英九第二个任期内，台湾分别与新加坡、新西兰签署两个经贸合作协议，与日本也签署了租税协议。因此，这个政治因素其实不全是阻碍因素，还在于台湾领导人如何协调两岸关系与对外经济合作。

从这个角度上说，李登辉和陈水扁的战略失败应为台湾经济的边缘化和孤立化承担主要责任。一方面，他们在与大陆进行国家认同对抗的同时又想走上世界政治舞台（包括“入联”、“法理台独”等），结果破坏两岸政治互信，堵死了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大道。另一方面，他们以美、日和中南美洲邦交国为重点的FTA战略最终失败——对美日期待过高，幻想一步到位签署FTA，结果被十分现实的美日所冷落，与中南美洲五国签署的FTA则在经贸总量上微不足道，无法提供经济增长动力。[3]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试图“积极洽签经贸协议，融入区域整合，连接亚太、布局全球”时，中国大陆已经崛起，上海凭借着基础设施优势以及综合保税区（和2013年以后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制度创新优势，早已在加速推进“亚太运营中心”了。

最近8年来马英九在两岸政治互信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并能够善用两岸经贸合作拉动台湾经济复苏。但是，马英九及国民党领导层在两岸关系上也是目光短浅，失去了更好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的良机。首先，马和国民党领导层在两岸关系上缺乏全盘规划，只看短期实利，不能关注两岸经贸利益之外的更多和平发展红利。一是台湾近年来的宏观经济稳定中两岸投资、贸易贡献最多；二是台湾的中下阶层、中端服务业、中南部实际也从两岸经济社会交流合作中获得了很大的好处；三是大陆给予台湾中青年世代广阔的发展机遇。而马政府基本只看重第一点，对第二点缺乏鼓励，对第三点却是限制多于鼓励。更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两岸和平发展让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涉外交往得到大幅改善，得以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和亚太经济整合事务，而这些重要收获基本被马眼中的短期利益掩盖了。

其次，马英九没有紧抓台湾民众担忧两岸关系的关键——安全风险，以良方去引导台湾民意。这里所说的“良方”是指更加务实的两岸和平协议。协议的文本要对两岸和平共荣和台湾的安全保障做出明确规定，其最大的功能在于官方“协议”将能引导民意。因为和平乃是两岸现实，两岸和平协议必定是两岸官方授权且认可的政治协议，将赋予含糊不清的两岸政治关系一种政治确定性，激发民众政治信心。惟其如此，台湾民意才能更加正面地看待两岸经贸合作、社会交流以及共同的涉外关系。

如今韩国、新加坡成为签署FTA最多的两个亚太国家，韩国甚至以人口规模超过5千万、人均GDP超过2.8万美元的底气自诩为“中等强国”，出面筹划世界级的“中等强国联盟”。而台湾老一辈还在回味当年的“小龙”光景，新生代面对的是失业和低薪的苦楚，并且盲目地把问题的源头指向本来对台湾有利的两岸经贸合作。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直接把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当作替罪羔羊。

今天，台湾成为亚太经济整合中的政治经济孤岛，除了资讯产品由于WTO信息技术协定（ITA）享有免关税保障之外，难以为重要产品进入各国市场争取到优惠关税待遇，产品竞争力以及原有的产业优势不断流失。唯一因政治考虑持续给予台湾巨额贸易入超的中国大陆，其庞大市场原本是台湾企业获得新生的“美丽新世界”，但是随着东盟-中国FTA和中韩FTA的生效，与韩国、东盟出口产品同质性极高的台湾产品面临着被挤出大陆市场的危险。两岸ECFA的实质是自由贸易加产业合作，不过只是一个框架协议加少数早期收获成果，而两岸自贸的实质内容都在后续的服贸协议和货贸协议谈判里。现在服贸协议已被抹黑，货贸谈判遭到冻结，台湾的经济动脉受到了钳制，而黑手就在台湾内部。

经济波动与蔡英文执政根基

在亚太经济整合进程中的落伍，以及两岸经济合作中的进展与局限，台湾陷入了一个明显的经济波动期，经济短期增长之后往往就是快速下滑，此后由于官方政策的刺激得以复苏，但又往往反复变动（参见图1）。这是这个“浅碟型”开放经济体受快速变动的全球经济形势冲击的结果。要不是近年来不断壮大的两岸经贸联系为台湾注入巨额入差，台湾甚至不会有多次短暂的复苏。

图1   1990-2015年台湾经济增长和景气对策信号

  数据来源：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

     外贸的萎缩对以出口为命脉的台湾经济来说无疑是致命的，自2010年以后台湾的低端出口产品面对东盟国家时已无优势，而高端产品例如面板、电子零配件、芯片等机电产品面临韩国的激烈竞争，甚至正在逐步失去大陆市场。同时，大陆科技产业也有自身的发展需求，台商闻之色变的“红色供应链”开始崛起。如此，作为台湾经济顶梁柱的电子信息产业的竞争力优势即将不保。同时，在台商和外商投资信心不足的时候，在消费能力受就业不稳、薪资停滞影响的时候，在生物科技、医疗、文创等产业不足以支撑起台湾经济大厦的时候，在台企无法突破代工生产模式的时候，台湾经济短暂波动走向持续下滑并非不可能。2015年台湾GDP已经保不住1%的增长率，预估2016年也难有大的起色。

这就是2016年民进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是蔡英文今后无法摆脱的经济梦魇。在这样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状况下，近年来台湾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已从最高峰的1990年的25%掉到目前的15%左右。这意味着政府的财政能力不断下降，刺激和支持经济发展的能力将随之下降，同时民生福利几无提升之机。台湾财政的经济发展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已从1993年31%的最高峰拦腰落到2014年15%的低谷；民生福利支出的占比则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不足10%逐渐爬升到2011年的近20%，但此后4年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4]这说明台湾官方除了维持既有福利现状以外，已无余力再根据社会结构的变化增添福利项目或者扩张福利基础。而蔡英文竞选主张中的20万户社会住宅建设、青年创业、边缘群体照顾、都市更新加速、北中南部均衡发展等无一不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支持。如此状况，巧妇焉能做无米之炊？

因此，蔡英文当选后，一边在绞尽脑汁琢磨两岸政策说辞，一边在想方设法准备出手刺激经济动能。假如台湾经济状况继续低迷下去，政治摩天轮的转动只会加快，不会暂停，而马英九的今天将会是她的明天。因此，对蔡英文来说最现实的选择，就是既要设法稳定两岸经贸关系现状，也要争取台湾工商界的投资信心和配合。近年来她所主张的“内需经济”、“以创新为动能的经济发展模式”等理念，落到实处无非都市更新、医疗照护、精致农业、民宿服务、物联网、新能源等具体的产业，要么产值弱小，要么缓不济急，不足以扛起突破台湾经济困境的重任。近来，她在多个县市阐述以“创新、就业、分配”为核心的发展策略，提出将在台湾北中南部同时打造五大产业创新体系，涵盖绿色能源、防务产业、生物医药、亚洲硅谷、智能机械等，希望让各种产业政策同时发挥作用，堆大“柴火”驱散景气寒流。但其致命缺陷在于无视外贸的萎缩和大陆市场的流失，没有市场创新是没有产业生命力的，而台湾内部狭小的市场不足以支持蔡刺激经济动能的产业计划。此外，她十分渴望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TPP），但由于TPP在劳工、环保、政府采购等方面标准极高，台湾能否顺利加入还有很多变数，而且即便加入也很难在短短几年就能帮助台湾经济脱困。所以，目光只能回到两岸——今后两岸经贸关系仍然是台湾发展的最重要动力源。

十多年来，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占对外投资的比重始终保持在60%以上，对台湾GDP增长的贡献率最大的是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其次是对大陆的出口。[5] 可见两岸经贸攸关台湾经济命脉。

如此，经济问题再度回到政治层面：如果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不能得到大陆的信任，如果继续搁置两岸服贸、货贸，那么台湾所占有的大陆市场份额迟早落入其国际竞争对手的手中。更何况，由于她迄今不承认“九二共识”，台商和外商普遍投资信心不足，大都停足观望两岸局势，有的甚至准备撤资台湾，这对今后台湾经济发展都是雪上加霜的事。

分化社会的政治秩序：民进党如何应对公共治理的挑战？

台湾的贫富分化

短期的经济波动和中长期的增长乏力导致台湾社会的贫富分化不断扩大。近年来，不管按十等分还是五等分，台湾家庭的最高所得组（组V）与最低所得组（组I）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参见图2）。台湾在工业化时期没有阶级固化的弊病，但是在经济波动的年代，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台湾的中产阶级出现了分化，其中一小部分发展成高收入群体，另一部分则掉到低收入阶层。[6]

                           图2   台湾家户五等分组所得差异变化（1980-2014年）

资料来源：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编印：《家庭收支调查报告》，2015年10月

对执政者来说，贫富分化社会的最大难题是政府主导下以社会公平为取向的二次分配总是抵消不了基于市场效率原则的一次分配对既有分化的强化，因此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是永远存在的。在选举竞争的年代，这种相对剥夺感和政策扭曲只会得到强化，而非减缓，因为社会政治张力的加强有利于候选人塑造敌我分野的阵营格局，进而动员投票并收割选票。这是台湾民主化以来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之一。

民进党的新定位

蔡英文带领下的民进党深谙此道。从2010年底“五都选举”开始，蔡英文和民进党就努力摆脱陈水扁“政商勾结”的不良形象，追求“中间偏左”的政党定位，亲近社会中下层和弱势群体，极力诉求“公平分配”、“社会正义”的选举主轴，竭力把马英九当局描绘成资本家的“右翼政府”。[7]最近5年来，阶级论战的话语在台湾大小选举动员中十分流行，社会公平分配问题一度代替“政治不正确”的族群认同话语，成为政党论述的利器。[8]这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因为从基尼系数、大岛指数等常用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来看，台湾的贫富差距问题并不比菲律宾、泰国、印尼等国家严重，何以公平分配和阶级话语在台湾如此盛行？甚至冲击到了两岸关系？一个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认同、世代、地域等分化问题加码作用于贫富分化问题，使其凸显出来并且通过学运、社运等舞台加以传播，从而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9]

这是一个由社运和政党共同推动的政治建构过程，公共政策问题和两岸关系问题都被卷入这个政治建构过程之中，无不沾染上阶级分化的标签。蔡英文在她的文集《英派》里指出：“全球化经济加大贫富差距，在台湾已产生阶级及社会矛盾；此时两岸加速经济交流，又出现扭曲的政商利益结构。两者产生的分配问题产生加乘效应，终于演变成世代之间的冲突。”[10]这里把贫富分化、世代分化与两岸关系问题牵连起来了。而“太阳花学运”组织者传播的《反对黑箱服贸行动宣言》写道：“这些由大财团、大企业、少数执政者所组成的跨海峡政商统治集团，随时可以抛弃台湾，随时可以转往世界上任何一处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他们就像吸血鬼一样，吸干一个国家青年的血汗，就开始寻找其他国家青春的肉体。”[11]在这里，“跨海峡政商统治集团”作为学运斗争的靶子，汇聚了贫富、认同、世代等多种分化内涵，不仅是为富不仁的代表，而且具有“吸血鬼”一样丑陋、恐怖的形象，成为号召新世代良善爱台青年勇于抗争的最大激励。这种制造对手并进行妖魔化渲染的手法，也使学运中各种冲击、霸占公权力机构（“立法院”、“行政院”等）的现实违法行动看起来似乎具有“合法性”与“终极正义”，从而提升了学运参加者及支持者的道德形象。对于新世代学运的仇富、恐中、反马心态以及展现出来的大规模社会动员能力和反体制冲击行动，蔡英文和民进党精英是十分欣赏的，甚至自感“望尘莫及”，钦佩莫名。为此，蔡英文强调民进党应与社运团体建立“伙伴关系”，开展“默契合作”，形成“分进合击”的策略以对付国民党。[12]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建构下，贫富分化与其他社会分化形态互相影响，使台湾社会遍布复杂的社会分歧点，极易成为政治动员的导火索。这是台湾民主化以后公共治理最难于处理的问题，也是各种吸引眼球的政治敏感事件之所以层出不穷的社会根源。

分化社会与政治动员

我们必须系统地思考台湾的社会分化问题。当前台湾社会分化的突出特点及其运作效果是：各类新、老分化问题相互影响、渗透，形成了行动能力十足的社会力量、政治敏感性极强的社会舆论以及更加直接的政治参与方式，一方面冲击了过去习以为常的精英主导的公共政策决策过程，另一方面催生出新的选举动员模式，改变了主要政党的社会基础。前者的典型例子是2014年春“太阳花学运”对服贸协议的冲击，后者则体现在2014年底“九合一”选举以及2016年初台湾大选中的各种网络政治动员，特别是对柯文哲的网络造神运动和对“周子瑜事件”的政治情绪宣泄。

这些具有网络化、年轻化、民粹化、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甚至反代议制民主的社会运动，乃是上述四类社会分化汇集反应的结果。2013年8月，因陆军下士洪仲丘受虐死亡案引发的25万“白衫军”凯达格兰大道示威事件，可以视为这类社运成型的标志性事件。类似的事件还有苗栗大埔拆迁案争议、台北文林苑都更案争议、反媒体垄断运动、反核四运动、反国光石化案等。在这类社运中，Facebook和PTT等网络社交工具成为从网络到现实的社会动员的利器。“公民1985行动联盟”、“巢运”、“民主阵线”、“岛国前进”、“基进侧翼”、“民主斗阵”、“民主黑潮学生联盟”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学运/社运组织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有的甚至只是在Facebook上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开展网络社会动员），挑战马英九当局的土地政策、住宅政策、两岸经贸政策、军队改革政策、环保政策以及能源政策，甚至激化两岸认同矛盾，最终在2016年初的大选中汇聚成时代力量和社会民主党两大新兴政党。其中，接续“太阳花学运”声势的时代力量在党主席黄国昌的带领下赢得了5个“立委”席位，组建“立法院党团”，一举由反代议民主体制的先锋翻身而成这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

不良政治周期的运作

2008年以来，随着台湾经济波动减幅到失去动能（2015年台湾GDP增长率只有0.85%），台湾的不良政治周期形成了：国民党重返执政不久即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大衰退，经过一番努力应对，经济稍有复苏后立即面临公平分配的社会压力，但受财政收支能力下降和贫富差距扩大的双重制约，公共政策决策在分配优先或增长优先之间左右为难。各种社会分化相互影响下的社会碎片化格局开始固化，对重大政策议题的社会共识基本没有可能形成。于是，复杂分布的社会分歧点所构成的“导火索”一旦因偶然事件引燃，激进的新世代就能利用网络新媒体迅速开展社会动员，组织社运，引发政治紧张。国民党一惯忽视培养青年外围社团，现有的国民党青工会和青年团要么为高官子弟和地方派系子弟操控，要么缺乏网络草根动员的决心与经验，因此国民党虽然成了在野党，但恐怕缺乏利用社运的能力。马英九第二任期内最常见的社会问题螺旋式激化进而政治化的模式。其实蔡英文上台后也很难完全避免按如此模式运转的社会问题。因为经济状况不好，而且社会碎片化，谁当家，谁承担。这一点蔡英文已经意识到了。

在不良政治周期中，多种社会分化作用下社运的蔓延，就是一种缺乏经济持续增长和整体福利扩张下的自我消耗。长期看这里没有赢家，因为特定社会群体一时的权利获益往往同时伴随着整体性的制度损伤。各种制度损伤日积月累，最终造成的只会是体制的失能和治理的失败。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三十年左右的台湾民主化和政党竞争，建立起后威权时代的政治秩序，依托各种民主制度和政策过程为台湾提供了民主规则、市场效率、福利改善以及良好社会规范等政治-社会功能。但是如果这些制度和政策过程一再受损，这些弥足珍贵的功能也将无处容身。

蔡英文执政下如何应对潜能十足的社会力量，将是未来若干年台湾政治发展的新内容。时代力量党已经在“立法院”中发出了要监督民进党执政的声音，各种独派社团、环保社团、社福社团在推送蔡英文和民进党上台以后紧盯着民进党的施政举措。他们不会忘记十几年前陈水扁上台执政却背离社运团体，大搞政商勾结的往事。三年前，“万人送仲丘”活动的主持人喊道：“民进党如果真心诚意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理想，全世界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但如果不是真心诚意，只想着下次选举，民众不会站在你这边。”蔡英文说她随时把这句话放在心上。[13]那么，在高举“公平正义”理想旗帜但又兼有反全球化、反市场化和仇富心态以及强烈“台湾国认同”的新世代社运面前，蔡英文和民进党还能像在野时期那样纵情欣赏和支持社运吗？

总结：台湾政治秩序的未来——分化社会挑战民主社会

台北一位曾任政府文官的老先生告诉我：民主当然好，但是民主越多，下层老百姓就越想念威权领袖蒋经国。因为不是民主越多社会就治理得越好，不是社会越多元民众的福利就越能得到保障。

台湾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一人一票的全面普选，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个制度的形成过程（即“民主化”）受到不少“先天病灶”的影响，包括早期的省籍-族群冲突、南北部发展差距以及近年凸显的国家认同矛盾和贫富分化问题。基本上，民主制是系统性代表社会利益的方法，但仅凭本身无力去改变社会利益的分配，需辅以其他现代国家建设制度，包括法治、市场、公权力配置等。30年前台湾民主化的启动有其问题意识，亦即改变权力资源的产生和分配模式，包括开放政治市场（开放“党禁”、“报禁”），让民众平等获得利益代表（解散“万年国会”）以及最高权力的普选（“总统直选”）等。

随着第三次“政党轮替”的完成，台湾“民主政治”可以说进入了“巩固期”，而由于四大社会分化形态同时存在，不良的政治周期隐然成型，促使台湾民主政治运作的问题意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可持续发展、有效公共治理以及公平分配，成为新的新政治秩序的必然要求。这就是未来台湾政治经济发展的重大命题，是分化社会对“民主政治”的时代挑战。如果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不能完成这些任务，也无法逃脱政治摩天轮的无情周转。

   民主政治不确定，分化社会无共识，这两条是现代公共政策执行的难关。大陆对台政策也不可避免地要直面台湾政治发展的这两条逻辑。台湾的社会分化和政党轮替成为大陆对台政策继续发展的激励因素，未来政策改进的着眼点应更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在坚决反对“台独”的基础上推行让台湾民众“有感”的政治干预，扩大对台湾新世代的政策吸纳，全面布局构建两岸安全共同体等。

（编辑  迟晨光）

受库存拖累，美国三季度经济增长放缓，仅增长1.5%，不及此前预期。

商务部周四数据显示，美国三季度GDP季化环比增长1.5%，较二季度的3.9%大幅回落，同时低于预期的1.6%。数据公布后，欧元、黄金小幅走高，标普500指数期货反应平淡。

各季度GDP增速对比

经济学家表示，由于内需强劲，库存的拖累可能是暂时的，四季度经济增速将会上升。

早在数据公布前，路透就援引穆迪资深分析师Ryan Sweet表示：“数据不会太好看，但从美联储的角度讲，这对政策的影响并不是太大。他们将忽略GDP的疲弱表现，因为这是受库存影响。”

昨天，美联储周三称美国经济在“温和”扩张，并直接提到下次政策会议，使得12月加息成为可能。美联储自2008年12月就维持利率在近零水准。

库存状况

以下为具体数据：

美国三季度实际GDP年化季环比初值1.5%，预期1.6%，前值3.9%。

美国三季度GDP平减指数初值1.2%，预期1.4%，前值2.1%。

美国三季度个人消费支出(PCE)年化季环比初值3.2%，预期3.3%，前值3.6%。

美国三季度核心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年化季环比初值1.3%，预期1.4%，前值1.9%。

三季度美国企业库存568亿美元，为2014年一季度以来最低。今年二季度库存为1135亿美元。

编者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陈平教授向广大读者推荐美国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 Journal）在几年前发表过的一篇题为《1.4万亿美元的问题》的文章。该文认为，中国已经达到类似当年美苏“恐怖平衡”的地位，但现在中国靠的不是核武器，而是手中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甚至可以决定美国的命运，但却仍让美国掌握着金融市场的话语权。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上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中国人补贴美国是我们耍他们？还是他们在耍我们

史蒂夫·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也许自知在美国的形象有问题。他是黑石集团的创始人之一。史蒂夫和他的公司在中国一度非常出名，博客、报纸和电视谈话中常提到他（他的中国名字苏世民）。在美国，施瓦茨曼因贪婪令人嫌恶。 2007年，为了自己60岁的生日宴会，他耗资500万美元。美国专栏作家安德森称他是“这个贪婪时代的代言人”。。在中国，施瓦茨曼则被怀疑卷走了老百姓的血汗钱。

2007年黑石上市之前，中国的主权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花了30亿美元外汇储备，以每股29.61美元的价格购买了1.01亿股黑石股份。美国新闻界赞此为精明老练之举。美国政府常对中国敲敲打打，要求中国在国际社会运用新增财富时做个“负责任的参与者”，投资黑石看来正如美国所愿。中国政府将三十亿美元的国民储蓄投入美国最著名的私募基金公司，只买了8%首次公开发行且无投票权的黑石股票，用不取得控制权的方式入伙西方的一流公司，同时没有引起政治疑惧。当初，日本人与沙特阿拉伯人在暴富之时，招摇摆阔买下西方著名企业及地标建筑，惹来愤怒与嫉妒，中国人与他们的差别显而易见。

但六个月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综合指数飙升时，中国持有的黑石公司股票账面损达到失约十亿美元，至少从账面上看这笔投资不能算是精明之举。我曾在两所大学演讲，学生都指出，施瓦茨曼是共和党的“大金主”。还有消息说，2007年布什总统前往施瓦茨曼位于曼哈顿的公寓，参加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募款活动。

黑石公司的案例体现了中、美关系较深层、较不公开且有可能更具破坏性的矛盾对立。中国的老百姓一直在补贴的不仅仅是施瓦茨曼的公司，而是每一个美国人。

中国对世界贸易开放已25年有余，领导人一直刻意压低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平，来支撑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这就是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真正含义（2007年中国外汇储备突破1.4万亿美元，约每天增加1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被用来购买美国国库债券）。实际上，这等于被（富有的）每个美国人在约十年间向（贫穷的）中国某人借了四千美元。就像许多失衡的经济情况一样，这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此也一定会终结。但结束的方式是突然或渐进；有可预见的理由，还是在一阵恐慌中？不同的结束方式在未来几年会对美国及中国经济带来极为不同的影响，且不说对欧洲和其它地区的局外者

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会说，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高于其实际应该所处的水平——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消费总额大于生产总额。经济学家也会指出，尽管中国的大城市看来耀眼夺目，并且出现亿万富翁阶层，但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却低于实际应有的水平，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消费额只有其生产额的一半。

中美两国政府都希望别人注意到这种局面，因为这对双方来说都有利。对中国来说，这有助于政府依其想要的方式来引导经济发展。“难以置信的快速增长”与“失控的通货膨胀”之间只有一线之隔，这样做也能防止国内快速的经济增长造成恶性通膨。就美国而言，它意味着便宜的iPods、低利率、较低的按揭给付、较轻的税负。但是由于双方国内的政治紧张，也由于这项经济失衡的规模庞大，而且有增无减，现在已有迹象显示这种安排将难以为继。

我在2005年撰文《崩溃在即》，描述了一个想象中的未来景象：美国房地产暴跌，信用市场摇摇欲坠，造成中国等外国投资人恐慌，余殃多年不息。真实的世界最近已略有类似的忧虑（编者注：实际上，这种忧虑已经演变成了现实的2008年金融危机）。过去半年来，中国官方机构的某些非重量级人士曾暗示，中国可能不会再供应这么多钱给美国，而这样的言论竟然在外汇市场引起一阵恐慌。2007年8月，一位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方面学者何帆，曾经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写到：假如美元持续贬值，中国可能转移部分资产至较强势的货币。这话并无威胁之意，不过是老生常谈，但该篇文章很快就在欧、美激起危言耸听的报道，说是中国正在考虑使用其“核爆选项”——减持美元。

数月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表达了与何帆大体相同的看法。就在他发言数小时后，国际汇市便一阵交易频繁，迫使美元对欧元及其它货币的汇率跌到当时的最低点。。随后的几个星期，“美元挤兑”及“信心崩溃”之类用语越来越常出现在金融文章里。当年11月，更有影响力的温家宝总理表示：“我们担心如何保住中国持有的美元价值。”此话一出， 人心惶惶。

在美元强势时，下列的（好）事全来了：食物、燃料、进口品、制造品以及其它一切（包括欧洲旅游）的价格都下跌，而股票市场、房地产以及其它一切美国资产价格都上扬。抵押贷款、卡债及商业借贷的利率下降。税率也可能降低，因为外国借钱给美国会降低国债融资成本。唯一的问题就是美国货对外国人而言变贵了，因此伤害美国的出口。

而美元疲软时，下列（坏）事就会发生：食物、燃料、进口货等等价格都会上涨（也不再有欧洲旅游）。股票市场、房地产以及几乎其它一切美国资产价格都会下跌。利率升高，税率也可能升高，以弥补国债融资所增加的成本。唯一的好处就是美国货对外国人而言变便宜了，有助创造就业，并且能提高以出口为导向的美国公司（加州的葡萄酒商、新英格兰的医疗设备制造商）的价值。

美元维持高价已经许多年了——高得有些离谱，大部分是因为与中国人心照不宣的交易。中国的生活水平（虽然上升快速）也因同样的理由一直低得离谱。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种奇怪平衡的起源和运行机制，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这种情形难以为继，以及美元崩盘或其他事件后这种情形将被何种情形取而代之。

为何一个穷国家有这么多钱

截至1996年，中国的国外资产首次累积到一千亿美元，主要是以美元持有。此后，金额又增加六倍多，远超过一万亿美元，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已居世界首位。日本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以官方汇率计，日本经济实力几乎是中国的两倍，但外国资产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二；其次是阿联酋和俄罗斯。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大部分都放在保守、获利低的金融工具，如国库券、联邦债券，而不是惹眼的黑石股票。国库券与债券有美国政府的背书，被认为是世界最安全的投资，这些票券所付的利息低于公司债券，过去两年给付的年息是4%到5%，而美元对人民币便已贬值5%到6%，利息勉强抵得上贬值。

美国人有时（但不常）争论说，如此严重依赖外国政府控制的钱是不是一件好事？这种辩论再切题不过了，因为美国以前从未欠一个国家如此多的债务。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在争论这样的交易对他们是否划算？中国官员已经意识到，他们购买股票支撑了美国的401(k)退休基金的价值，维持了美国的低利率，而他们购买美国债券亦复如此，而且还让美国政府花钱却不必加税。

美国前任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曾经提到的怪现象就是，一个有那么多的需求尚未满足的国家，竟会让 “一万亿美元资金从年富力强的地方流到一个垂垂老矣的富有地方。”

虽然有些中国人富裕了，但中国在很多方面还达不到发达国家标准。更好的学校、更多的公园、更健全的医疗、更干净的空气和水、更完备的都市下水道——在中国，所有能想到的这些基本上都是跟“工厂─出口经济”搭边。就个人的生活水平来说，情形也一样，大工厂的工人平均现金收入每月约160美元，农村则只有这个金额的一小部份，大部份中国人都感觉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起点非常低。

那么，中国为什么还一直把钱输送给美国？经济学家会描述这个怪现象说，中国目前已是全世界国民储蓄最高的国家。这听起来令人称羡，但像中国这样搞得太过头，显得和世界其他经济体不协调，使人民生活低于应有水平。相较之下，印度的储蓄率大约25%，即印度人民消费掉他们所生产的75%。以韩国与日本来说，储蓄率往往维持在20%多到35%左右的水平。近年来，美国的储蓄率有时会低于零，也就是说美国经由进口外国商品消费了超过国内生产的东西。

中国的储蓄率徘徊在50%上下，这可能是和平时期任何国家前所未有的，但这并不表示一般家庭储蓄占收入的一半，虽然个人储蓄率在中国是非常高的。很多中国国民收入以外国资产的方式“储存”起来，这几乎是看不见的。一直到现在，大部份中国人都心甘情愿地忍受，因为经济增长较高，即使消费水平受到压制，仍会使大部分人的财富逐年增加。

然而，说中国有很高的储蓄率，仅描述了状况，却没有解释原因。为什么中国要从国内老百姓手中取走这么多钱去给美国？更加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中国明明知道美元对人民币肯定会持续贬值，还甘愿把这么多财物换成美金？中国的人民和国家需求甚殷，却有那么多他们赚得的收入不允许享用？中国政府曾作过一些明确的选择，，这些选择都源自政府的控制，中国的经济在其它许多方面都已大幅开放，但对于至关紧要的部份政府仍维持管控。为了解释这种情形，我们可以追寻一元美金从美国某位顾客手中到中国的一家工厂，然后再转回到美国中期公债（T-note）拍卖场的历程。

一美元的历程

假若你在美国CVS商店买了一支30美元的欧乐B（Oral-B）电动牙刷。我选择这个例子，是因为我在中国看过一家可能制造这种牙刷的工厂。试想这30美元绝大部分会留在美国的CVS商店、经销商与欧乐B公司本身，最终只有3美元左右会回流到中国南部。这是小型消费品价格中能回到中国南部的平均比例。

中国工厂都用美元为欧乐B报价：X百万支牙刷，每支Y美元。但是中国制造商不能直接使用美元，他们需要人民币——每月付1200元人民币（约合160美元）工资给工人、向中国其它工厂买零部件、缴税等，所以企业主拿着美元到当地商业银行 （假设是深圳开发银行）带着支票或货运单（证明这些美元是真实交易所得，而非投机买卖的流入款）换到人民币。

此处中国开始了第一道管制。在其它主要国家，像深圳开发银行这类机构，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处理他们所收入的美元，比如拿到外汇市场换成欧元或日币；直接投资在美国；或者发放美元贷款等任何一种他们认为收益最高的方式都行。但根据中国 “结汇规定”，中国的银行不能做这类事情，他们必须把美元当“违禁品”看待，将大部分或全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指示）美元给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的“美联储”），以当时的官方汇率换成人民币。

这样每天有成千上万笔的交易进行，人民银行的美金疯狂地累积，说得更精确点，每天超过十亿美元，累积的速度甚至比对美贸易顺差所显示的还要快，因为其它许多国家的客户也是用美金结账的。

实际上，人民银行必须设法处理这笔钱，而目前中国僵硬的指令只容许一项选择，即把美金交给国家外汇管理局，再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想办法把美元存放在最能获利的地方：有些买美国股票、有些换成欧元，而绝大部份则转为收益低但相对安全的美国国库债券。

于是我们的美元又回到美国老家。先是在CVS花掉，钱转到欧乐B，再付给中国南方某工厂，然后在深圳的银行换人民币，接着“上缴”人民银行，再经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投资，最后到美国国库券拍卖场叫价，随时等着重新注入美国的货币供给再被花掉——理想的话，买的还是中国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百姓从没决定要将这么多钱弄到美国，事实上大部分钱在每一阶段都不由他（她）们支配，这些实际上都是强制储蓄。

强行规定人民币与他国货币的兑换价值，不让人民币像美元、欧元、英镑等货币一样由市场供求的力量决定，这样做明显的理由是为了维持中国产品的低价格，中国工厂就会有忙不完的接单生产。正因如此，美国人抱怨中国在操纵世界货币市场。还有许多较不明显的理由。管控货币价值的作法本身也许是比汇率被实际设定的价位更重要的扭曲因素。就许多美国演讲常讨论的汇率而论，只要中美生活水平维持巨大差距，即使人民币大幅上扬，中国对其他地区的制造商仍保有价格优势（要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一倍，工厂工人每月收入会从160美元涨到320美元，这虽不会让美国增加多少就业机会，却足以伤害中国的出口经济活动）。政府一旦决定要阻挠市场驱动的货币兑换率，就必须控制金融体系其它无数的层面，比如透过一些操作工具，像外币上缴及“冲销债券”等（防止外币交易造成通货膨胀的方法）。

中国用这些以及其它类似的工具实现了难以置信的高储蓄率，虽然非常复杂，但结果是不能使全体消费者获得出口带来的购买力。个别的中国人手中的确有很大的购买力，尤其是那些引起世界注意的挥金如土的亿万企业家。但从巨额国际储备来看，中国花费的并不多。

中央政府采取的上述决策，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能保持前所未有的增长路线。政府不让市场决定人民币的币值，认为那样会打断持续不停的经济增长，打乱小心翼翼用高昂代价确立的“工厂─出口”经济路线。近忧方面，政府担心人民币对美元和欧元的价值会飙升，使上海等高价地区的工厂产品价格贵到没生意可做；远虑方面，他们视不稳定的货币为讨厌的扰乱因素，因为币值波动使一切涉外交易变得更加复杂，公司很难预计海外的年收入，很难商定契约，很难吸引外资，也很难预计燃料、零件和其它进口货的成本。

中国一直创造新的工厂就业机会，从而缓解中国本身的社会紧张关系，为乡下穷人创造机会。中国人会过得一年比一年好，虽然比正常预期的生活水平差很多，但也会免受恶性通货膨胀的灾难，恶性通货膨胀可能让中国数十年经济增长的成果化为乌有。由此付出的代价是，中国把大量的国家财富换成在美国的账面资产，防止了美元挤兑，支撑中美关系，让大笔的美元现钞洪水般倒流回美国人手中，供他们继续使用。

中国人希望看到的情形

2007年成立的中投公司负责创新渠道，让中国至少二千亿美元的国外资产实现增值。中投开始投资黑石公司时引发了关注。2007年年终，该公司表示要采取更谨慎小心的投资方式，新闻说公司下一轮投资会支持一些信用出问题的本国银行。看起来他们正在研究胆大而心细的方法来管理巨额款项。

布拉德·塞泽尔最近所作的分析表明，尽管有这样那样放弃美元的说法，中国仍照旧将大部分钱财换成美元持有，约占国外收入的65%到70%。中国政府不会轻易放出对美元失去信心的讯号，因为那样会导致人民币急剧上升，从而伤害中国的出口商，更会损及中国现存的庞大美元资产。

外国观察家只能揣度中国的意图而无法确知。不确定性部分源自外国人不了解中国金融界的新领导层及他们制定政策的背景。外国观察家也表示，中国金融的领导阶层也许还没完全了解别国对中国的金融意图到底有多么疑虑重重，有的疑虑合乎情理，有的则完全没必要。不合情理的疑虑是对一个新兴强权的所有意图都惴惴不安。一位在中美两国都有丰富经验的金融业者说：“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给当成有政治涵义，不管他们买什么，以及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看成‘中国公司’所为。”

合情理的疑虑则是透明度的问题。中国是否会随其富裕变得更透明？中国官员说他们将朝这个方向迈进。艾德温·杜鲁门曾经通过一份管理优良程度评价表，分析了外管局和中投等数十个主权财富基金。他比较了新加坡、南韩、挪威及其它地方的基金，就其管理架构、开放程度及相关性质排列等级，结果中国的基金排在倒数第三——只比伊朗、苏丹、阿尔及利亚好些，但是比墨西哥、俄罗斯、科威特还差，在最高可得12分的“透明度与负责任”这一项，中国只有半分。

恐怖平衡

把外国对中国富强的恐惧推想到合理的极致。美国与中国对贸易、外交政策、环境等问题时常意见相左，有一天分歧可能恶化。

无论面临何种挑衅，中国都会考虑他们拥有的杠杆力量和武器，从中找出最强的一种——也就是别国无法运用的武器。假若没有中国每天数十亿美元的投资，美国就不能保持经济稳定，或不能挽救美元于崩盘。

中国人会用这项武器吗？合理的回答是，不会，因为他们也会严重伤害到自己。他们多年的国家储蓄是以同一种会被他们摧毁的美元持有的，一旦发生抛售恐慌，他们只能收回狂跌前价值的一小部份损失；此外，他们的工厂制品也是靠使用美元的客户来消费的。

但是这种回答实际上是令人心惊胆颤的。萨默斯把现今这种安排称作“金融恐怖平衡”，并说它的缺点如同冷战时期的“相互毁灭”。当时的信念是，美国与苏联都不敢使用核子武器攻击对方，因为反过来自己也会被对方毁灭。夸张一点，中美的美元僵局也可以应用此类说法。中国承受不了不把美元回馈给美国人，因为如果他们这么干，他们自己持有的美元将会全毁。只要这种逻辑站得住，这样的体系就行得通，一旦不管用，我们的问题就大了！

什么情形会把这种逻辑戳一个大洞？不见得要为台湾的未来而发生殊死斗争，才有此忧。只要一个简单的错误就够了。比如，中国经济学界为回应来自美国的挑衅而发表另一篇演说。或者，产油国不再以美元购货而改用欧元计价的谣言。有走漏的消息说，中国政府希望买下英特尔公司，结果惹来美国国会愤怒的谴责，传出中国不参加下一次美国国库券拍卖会的消息。世界悲剧的造成，起因于误判的次数绝不亚于起因于敌意的次数。

各个方面被压抑的政治对立也会惹祸。中国的不均衡增长可能会使得国家越富裕，而社会越不稳定；同时，中国的扩展打乱了世界其它各地的工业，引起紧张；中国每星期注入美国数十亿美元，反而令人惊诧地让美国更难面对自己的结构问题。有一天，维系这局面的绳子断了，他们就得找兴师问罪的对象，而美国这边也已准备还以颜色。

这必然造成大灾难吗？没人能知道，知道也太迟了。康乃尔大学经济学家普拉沙德（Eswar Prasad）最近在一篇关于金融不平衡的论文中写道，中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是，是否有“足够的灵活弹性，承受住国内或国外强大的震撼，并恢复正常”，他表示，内含的矛盾实在太大了，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当今美国经济体系的价值变动剧烈，这种情况我们看太多了，因而我们在较长时间里仍不在意。但经历过大萧条的美国人都知道，真正的经济混乱会有多大的痛苦。现在的中国人只要回顾上一世纪他们国家的遭遇也能明白。如今美国人想象不到悲惨的局面，已浑浑噩噩陷在一种由中国提供低利美元支撑美国生活方式的政策设计中，在这种政策持续的期间，生活是舒适的，这可能会再持续一阵子，但不会太久了。

多年前，中国人若选择慢一些但较均衡的经济增长途径，便可避开现在的各种压力。而美国本来也可能选择非常不同的路子：少依赖中国的补贴，多靠自己的现金支付。但现在提这些想法已经有点迟了，唯有准备好对付在各自选择的道路尽头碰上的事了。

（编辑：王生升）

*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曾任卡特总统首席演讲稿撰稿人。本文刊登在《大西洋月刊》2008年1月/2月刊。本刊有删节。

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①]；5月下旬，共有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涵盖亚洲、大洋洲、欧洲、拉美、非洲五大洲，具有较为广泛的国际代表性。

舆情概述

自6月29日亚投行签署仪式至7月1日，国外主流媒体及国内网络舆论对该话题的舆情热度持续升温，国外主流媒体涉及此事件的媒体报道有335余篇（含媒体转载）。

如图1所示，作为亚投行第二大股东国印度的主流媒体对《亚投行协定》签署事件报道量最高；美国虽然未加入亚投行，但由于《亚投行协定》签署与美国自身的经济、政治等息息相关，其国内主流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量较高，仅次于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英国等国的主流媒体也有较高的报道量。

图1 全球他国/地区对“《亚投行协定》签署”的报道量分布图

议题分布

围绕着“《亚投行协定》签署”一事，国外主流媒体的舆论场域中形成了两大议题：1.《亚投行协定》签署的意义与挑战；2.《亚投行协定》中的股权及投票权问题。

《亚投行协定》签署的意义和挑战

亚投行的大股东国和大多数参与签署《亚投行协定》国家的媒体，对亚投行的成立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并给予了很高的关注。

6月29日，印度最知名的金融报纸《铸币》发布消息称，周一来自57个国家的代表在北京签署一项关于亚投行的协议。6月30日，印度报纸《商业标准报》发布消息《亚投行50个国家签署协议》称，印度作为50个国家之一在周一签署了一项由中国引领的1000多亿美元的亚投行协议，该协议提供一个法律框架，被视为由美国和欧洲主导银行的竞争对手。

6月30日，《巴基斯坦观察者》（Pakistan Observer）连续发表2篇长文《亚投行不是对抗而是一种补充》及《中国正在引领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银行》，文中指出，51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章程”，正式启动亚投行，这是在全球经济秩序下改变游戏规则的一次尝试。文中还多次援引巴基斯坦财政部长Mohammad Ishaq Dar的讲话，如“亚投行具有里程碑意义”、“巴基斯坦在历史性的仪式上,作为联合创始人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日，《巴基斯坦银行家》也发布消息称，亚投行协议的签署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外交政策成功。当日，《澳大利亚人》（The Australian）发表题为《前财长驳斥对亚投行的质疑声》，文中指出，前财政部长Martin Parkinson通过澳大利亚国防决策层参加亚投行的签约仪式，并对近日兰德公司执行长Richard Solomon表示的“美国担心AIIB缺乏透明度”予以驳斥，认为亚投行有积极作用。当天，《吉朗广告人》发布消息称，来自五大洲的国家正式签约由中国引领的亚投行协定，这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的潜在对手，北京正在加快其全球外交和经济作用。

此外，俄罗斯《独立报》发表文章为亚投行点赞；英国路透社也报道称，中国外交政策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之一将于6月29日成形，届时来自57个国家的代表将在北京就亚投行签署协定；6月2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亚投行为“中国巨大的外交和战略胜利”；法国法新社报道称，来自五大洲的国家正式签署了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该银行将成为世界银行的潜在对手，中国正在加紧提高其外交和经济的全球地位。

而菲律宾因为临时退出，当地多家媒体就此事热议，如菲律宾《每日论坛报》多次发文批评阿基诺政府没能及早签署协定，如题为《盲目的忠诚与全然不顾》的社论批评道，“全然不顾国家真正的利益”、“将成为另一个失去的机遇”；《马尼拉公报》发布消息称，在一份声明中,财政部长Purisima说菲律宾政府正在“谨慎”研究是否会加入亚投行。此事件也得到了日本的多家媒体的关注，纷纷跟进对菲律宾的“爽约”原因进行猜测，如《产经新闻》6月29日发文称，菲律宾反对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所以对签署协定面露难色；日本《读卖新闻》称，菲未签署可能是因在南海问题上与中方关系进一步紧张。

美国虽然未加入亚投行，但该国的媒体对此事件关注度较高，如6月29日，《华盛顿时报》发表文章《中国银行更加开放，而美国站在边上》称，华盛顿几十个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在周一庆祝亚投行协定的签署，这是中国外交和经济的成功。文中还援引美国项目发展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Daniel F. Runde的讲话，称尽管中国官员私下表示，他们不寻求随着银行的扩张而扩大的否决权，但亚投行的影响力肯定将不断加强。当天，《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文章《亚投行将检验北京的管理风格》（AIIB Tests Beijing’s Management Style），文中指出，亚投行的建立将是北京影响全球的一个里程碑，但现在是最难的部分，是看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妥协，让亚投行接受国际标准。6月30日，《华盛顿邮报》刊文《中国开启了亚投行，这是“史诗之旅”》与《中国引领的亚洲银行的协议已签署》，文中指出，“亚投行有50个国家参与，是北京而不是美国在引领，北京正在凸显出其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该项目旨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让北京成为中心。” 另外，《环球时报（美国版）》与《中国日报（美国版）》在6月29日至7月1日之间发表多篇有关亚投行的新闻。

《亚投行协定》中的股权及投票权

6月29日，印度《金融快报》发表文章《中国在亚洲银行持有否决权》，文中指出，中国将在亚投行控制超过四分之一的选票，在某些关键决策拥有否决权，尽管北京坚称它不会这样做。印度报纸《经济时代》6月30日发表新闻《印度，与其他49个国家签署了亚投行协定》，文中指出，亚投行协定规定了每个成员的份额，总资本1000亿美元，亚洲国家将占资本总额的75%，根据协议，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将是三大股东国。

6月30日俄罗斯《莫斯科时报》发表题为《俄罗斯加入亚投行》的报道，文中指出，俄罗斯拥有第三大股权，亚投行旨在成为世界银行的竞争对手。

6月30日，印尼《雅加达邮报》发表了题为《印尼在亚投行投资巨大》的新闻，文中指出，印度尼西亚参加由中国引领的亚投行建设，并成为其第八大股东国，文中还援引印尼政府一名官员的话：“希望中国可以引领亚投行，解决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的大型基础设施融资缺口问题。”

6月30日，澳大利亚报纸《汤斯维尔公告》发表新闻《亚投行正在签署》，文中指出，财长Joe Hockey已于北京正式签署了澳大利亚参加亚投行的协定，Hockey说“澳大利亚是第一个签署协议的国家”，澳大利亚将贡献约9.3亿美元的预付资本，是第六大股东国。

6月30日，英国《苏格兰人报》发表题为《中国领导的新的发展银行协议签署》，文中指出，亚投行将首先授权资本500亿美元，最终将提高到1000亿美元。中国将持有30.34%的股权使其成为银行的最大股东, 而这将使中国在多边机构中拥有26.06%的投票权。印度将成为第二大股东，可拥有10%-15%的股份,而俄罗斯和德国将成为第三大和第四大股东。《苏格兰每日邮报》6月30日发表文章《陷入困境的银行感到疼痛》，文中指出，尽管中国引领的亚投行首批吸引了21个国家，将会拥有1000亿美元的初始资本，但谨慎是有充分理由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股股东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尽管它在金融领域的贡献非常缓慢，但至少它是一个正常运作的盟主。亚投行中国是主要股东，占30.34%的股权和26.06%的投票权。北京热衷于通过展示其反腐例证以树立公开透明的形象，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是否属实。

此外，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1日一则消息称“根据本报获得的一份亚投行章程复印件显示，从亚投行的投票权结构来看，鉴于亚投行的重大决策需获得75%的绝对多数票才能通过，也就是说，作为该行最大股东的中国将可能有机会否决重大决策，足以阻止需要至少75%超级多数票才能通过的结构、成员、增资等重大事项。”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中国在亚投行的投票权为26.06%，事实上拥有对重要事项的否决权”。

舆情评析

亚投行的建立代表了各方团结合作共谋发展的愿望、决心和行动，它也是一种创新机制，有利于推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015年3月12日，英国向中方正式提交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此后来自亚欧的几十个国家，纷纷表达了要成为中国提倡的亚投行创始国的意向，尤其是美国的“朋友”不顾美国的意见，也加入到“亚投行”的大军，这个尚未正式运转的国际金融机构一下子成了备受关注的国际事务，被业界、学界看作是对二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一系列国际金融机构的最直接挑战。而《亚投行协定》的签署被各方认为该机构“根本大法”，自然引来了舆论热议。

国际舆论主要围绕《亚投行协定》签署的意义、《亚投行协定》中的股权及投票权问题等议题展开讨论。据监测数据分析显示，在国际上，不同国别的舆论场对此话题仍存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态度与立场，如新加坡《联合早报》、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观察者》的报道偏向积极支持态度，英国《苏格兰每日邮报》、法国法新社的报道较为暧昧，而日本几家传统媒体的有关报道则旗帜鲜明的持反对态度。

表1 不同国别媒体话语分析统计

从地域纬度上看，分布在各大洲的亚投行成员国都对《亚投行协定》签署一事给予了较高的关注，美国、日本虽然不是成员国，但由于亚投行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影响，其国内主流媒体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从媒体纬度上看，这些媒体大多属于主流媒体，具有一定影响力。同时，国内的主流媒体及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等舆论场也对该事件保持着热议。从信源及报道框架纬度上看，大多国际上的主流媒体都援引官方信息及政府官员，如各国财政部长的观点，对《亚投行协定》签署一事进行报道、对其意义进行阐释。

亚投行能否成功，事关“一带一路”、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多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长期以来，国际金融机构都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中国在这方面还缺少相关经验。在这个由中国发起、并占主导地位的新的国际机构中，不仅有很多发展中国家，还有国际经验丰富的英、法、德、澳等国，亚投行面临着在不同国别、不同宗教文化背景下的舆论引导、对外宣传、民众接受度等问题。从亚投行组建初期到协定签署完成，一些国外媒体在进行有关亚投行的新闻报道时往往带有偏见或敌意。亚投行未来如何持续发展？中国如何承担大国责任？都将对我们党和政府外交智慧的一次新的考验。

[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简称亚投行，AIIB）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有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总部设在北京。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

全世界的金钱和政治权力正越发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少数超级富翁和家族手里集中,资本寡头手中的天量金钱使资本主义选举的公正性荡然无存。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些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

列宁在1919年5月19日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谈到：

“任何自由，如果它不服从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骗人的东西。在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宪法中所载的集会自由都是骗人的东西，因为就是在文明国家里，冬季毕竟还没有消灭、气候还没有改造过来，集会需要有会场，而好的建筑都是私有财产。所以我们先要没收好的建筑，然后再谈自由。”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还指出：

“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那么无论在选举权的一些“微小的”(似乎是微小的)细节上(居住年限、妇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表机构的办事手续上，或是在行使集会权的实际障碍上(公共建筑物不准“叫化子”使用!)，或是在纯粹资本主义的办报原则上，等等，到处都可以看到对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用来对付穷人的这些限制、例外、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很微小的，特别是在那些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贫困、从来没有接近过被压迫阶级群众的生活的人(这种人在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起来是很微小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就把穷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马克思正好抓住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这一实质，他在分析公社的经验时说：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

“而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仅仅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规模地扩大，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同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

当前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现状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论断，并没有过时。

1、158个家庭操控大选 为总统选举提供超过一半的资金

法国《世界报》网站2015年10月11日报道，按照日常公布的数据统计，目前美国总统选举候选人所募集到的1.76亿美元的资金中，将近一半来自158个家庭：这种集中程度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从未出现过的。这些家庭显然不是美国的普通家庭，它们往往因为涉足了金融、能源或娱乐等行业的生意而发家致富。

2、家族政治在美国

据《新民周刊》2015年05月13日《家族政治,美国的一部分》一文的报道，号称“民主典范”的国家在独立之初就定下了“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矩”。但不久之后，美国就选出了一对父子总统：约翰·亚当斯和约翰·昆西·亚当斯分别成为美国第二任和第六任总统。这之后，相似的戏码不断上演。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有四个家族出过两位总统。

“美国民众的生活中充斥着这些政治豪门名字：肯尼迪、布什、克林顿……有权势的人通过血缘或者姻亲彼此相连，在美国建立起王朝。”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史蒂芬·赫斯表示，他曾担任白宫幕僚，并著有《美国的政治王朝》一书。

数据显示，美国有700多个家族每个至少向国会输送了2名家族成员。“事实上，在美国地图上随便挑一个地方，你都能看到家族政治的存在。”美国公共广播评论说，芝加哥的戴利家族有过两位市长，老戴利和小戴利担任芝加哥市长各长达20多年，执掌美国第三大城市将近半个世纪。

3、美国总统大选背后暗藏家族实力比拼

据《国际先驱导报》2015年04月21日《美难摆脱“王朝政治”传统 》一文的报道，2016年美国大选既是个人的较量，党派的博弈，同时也是家族实力的比拼。可以说，不论是代表“布什家族”的杰布，还是代表“克林顿家族”的希拉里，除了自身因素外，家族影响力也至关重要，谁赢得了这场超级政治家族战争的主动权，谁就能成为白宫的新主人。

表面上，美国总统都是民选的。其实，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国特色的家族统治和门阀政治的历史。

和西方贵族政治一样，美国也存在着若干个地位显赫、人脉深远的超级政治家族，他们通过各种政治运作手段不同程度地掌握了国家的权力，虽然不能够把手中的权力直接传给子孙，但是家族政治资源和影响力是可以传宗接代的。

美国政治研究机构数据显示，美国有24位总统起码和另外一名总统有亲戚关系。而且其中只有两位是通过婚姻找到政治大树的，其余22位是含着政治金钥匙出生。另外，有占比70%的30位总统有深厚政治背景，其中20位是政治大腕的儿子，两位是政治人物的侄子或孙子。

就连现任总统奥巴马，也与杜鲁门、布什父子有亲戚关系，还与副总统切尼是表亲。再看父亲、兄长都曾是总统，自己也是总统候选人热门人选的杰布·布什，这种家族成员轮番竞选总统的景象更是美国家族政治的缩影。

4、每名总统候选人的身后都有一名亿万富翁

据法国《世界报》网站8月5日报道，美国敏感政治问题研究中心做了一份基于联邦选举委员会所收集数据的研究，这份研究展现了百万富翁及其家庭初选阶段在支持各自候选人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对冲基金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罗伯特·默瑟为2016年大选投入超过1100万美元，主要受益者是得克萨斯州议员特德·克鲁兹。

报道称，富豪诺曼·布拉曼的500万美元全都投给了佛罗里达州议员马尔科·鲁比奥。亿万富翁唐纳德·特朗普选择资金支持唯一的候选人是——他自己。

报道称，这种机制并非共和党人独有。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是亿万富豪哈伊姆·萨班及其妻子谢丽尔、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制作人杰弗里·卡岑贝格、乔治·绍罗什捐款的唯一受益者。按照逻辑，拥有最少竞选资金的候选人将是最依赖这些募捐的人。

前阿肯色州州长麦克·赫卡比的竞选基金有83%来自一个人，即大商人罗纳德·卡梅伦。后者在其竞选活动中拥有实际上的否决权。

5、当选者只听有钱人的

今年8月，英国《金融时报》一篇关于“大捐款人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角色”的报道称，在百万美元以上的大捐款人中，杰布·布什已经揽得24个，共和党的科鲁兹公布了6个，沃克拿下4个。百万美元以上捐款者的数量预计将大大超过此前历届选举。美国一些最富有的家族希望花钱来影响选举结果。7月31日，支持不同竞选人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交了首批实质性选举财务报告，从中可以看出一些顶级精英为选战投入了令人咋舌的巨额资金。美国法律允许“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从个人和企业筹集不受限额的资金，这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格局，也让亿万富豪们能更高效地向竞选人提供巨额财富支持。民主共和两党的几乎所有竞选人都得到一个或多个委员会的支持，有些委员会已经筹集了数千万美元的资金。《纽约时报》1日称，2015年上半年就筹款近4亿美元，这场选战是有史以来启动最快的一次。

“美国民主的死亡和2016年总统大选”，《赫芬顿邮报》以此为题称，美国人认为，金钱进入政治太多，正在腐蚀美国民主。美国再也不能自称是民主政体了，过去是一人一票，现在是一美元一票。2014年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指出，统计分析发现经济精英和代表企业利益的有组织机构对美国政府政策发挥实质性影响，而普通公民和公众利益组织则没有或很少有独立影响力。简而言之，当选者不再倾听普通民众的声音，而只听有钱人的。

6、美国政治为富豪掌控

据《人民日报》2015年07月26日整版报道，美国一直宣扬其政治体制以人人平等为基础，即“一人一票”，然而这一体制实际上却受到金钱的支配。美国的立法机构中富人比例很高，参与立法者中的69%是坐拥超过100万美元资产的人。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大部分议员也都身价不菲，即便抛开房产价值不计，这些议员大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的资产。所谓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只是掩盖真相的谎言而已。

高端政治活动也往往与大笔金钱有直接关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便有2.38亿美元身家，曾经是美国最富有的参议员。作为美国“重返亚洲”概念的提出者，希拉里·克林顿与其名下克林顿基金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而该基金会动辄接受大笔外来资金，有些捐助甚至超过1000万美元。《国际商业时报》资深撰稿人大卫·西罗塔曾做过如下计算：“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她所在的部门共批准了克林顿基金会捐赠企业提出的总价值达1650亿美元的军火销售申请。”

美国政治实际被财富掌控。除了美国政客私人接受资金之外，美国选举结果同样也是由财富决定的。91%的美国国会选举都是由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的候选人赢得，其结果便是美国的政策反映政客及其资金提供者的利益，却对广大国民造成损害。从最新数据可以看出，自2007年到2013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家庭财富的中位数减少了43%，但美国参议员财富的中位数却增长了22%。

6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2014年美国的人权纪录》表明，金钱依然操纵美国政治。2014年美国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和参议院选举的总花费接近40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一次中期选举。有政治诉求的院外组织的投入占选举总费用的比例变得更大，来源不明的竞选赞助费增多。普通美国人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在缩小。华盛顿“K街”成为美国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中心”。游说合法化的背后是金钱、资本对政治的操控。缺乏约束的企业政治捐款成为一种“合法化的行贿”。据《今日美国》2014年9月10日披露，自联邦最高法院2010年的裁决开启了政治捐款的闸门之后，非法的“暗钱”不断进入选举中，本次竞选季“暗钱”的额度更是创下纪录：2010年只有1,600万美元，而2014年已经超过5,300万美元。“大钱”、特殊利益集团、电视广告攻击，竞选的乱象也传染了法官竞选。相比于2002年之前，2012年院外集团花费在法官推选活动中的资金增长了8倍。有学者指出，有钱有势的利益集团能轻易地以合法方式影响国会，只需先捐款，然后坐等不确定的回馈到来，得到政策上额外照顾。民主程序业已腐化或被金钱“绑架”。精英们嘴上满口“自由”，实际上却满心乐意享受特权。

7、卡特：美国政治为主要的献金者提供回报

据《参考消息》8月12日报道，7月28日，主持人汤姆·哈特曼采访了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哈特曼问卡特，他怎么看2010年“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与2014年“麦卡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这两项裁决都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5位共和党法官作出的。这两项历史性的裁决使得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现在可以无限制地流入美国的政治和司法活动。

卡特回答说：“这违背了美国政治体系的精髓，而这种精髓才使得美国成为伟大的国家。现在，美国只有寡头政治，无限制的政治贿赂成为提名总统候选人或当选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州长、参议员和国会成员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现在我们的政治体系已经遭到颠覆，它只是用来为主要的献金者提供回报。这些献金者希望并期待在选举过后得到好处，他们有时会得到好处……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现任官员把这种不受限的金钱视为向他们提供的巨大收益。国会大老们会有更多途径来捞好处。”

8、特朗普：所有政客都是资本家的狗

据《参考消息》报道，8月6日的电视辩论中参选大亨特朗普(Donald Trump)说：“我认为这个国家很大的问题在于‘ 政治正确 ’，老实讲，我真没有时间完全做到政治正确。” 、 “所有政客都是资本家的狗，希拉里收我的钱所以要给我干事，在场这些和我辩论的，几个没收过我的钱? ” “我对希拉里克林顿说来参加我的婚礼吧，她就来了。因为我捐款给他们家族，所以她必须来参加，”特朗普说。此前希拉里开口承诺，如当选“将让经济为每个美国人服务，而不是服务于权贵阶层”，并反复强调“穷人的选票比华尔街的钱更重要”。

据捐款记录，在2002、2005、2006和2007年，特朗普和他的儿子都曾给希拉里捐过钱。此外，根据克林顿基金会公布的文件，特朗普的捐款额被列在10万至25万美元这一档。克林顿一家也投桃报李。2005年1月，特朗普在佛罗里达迎娶第三任妻子，婚礼现场名流云集，希拉里就坐在第一排。克林顿虽然没有出席婚礼，但参加了随后举行的婚宴。

特朗普声称作为一名商人，为了拉关系、套近乎，他曾向许多政治家捐款，不论其属于哪个政党。“之前我给许多人捐过款。当他们给我打电话，我就会捐款。这样一来，两三年后当我有所求于他们时，他们也会答应我，”他说。

9、对腐败容忍下限不断突破，已成美国政治文化一部分

据《人民网》4月3日《美国参议员腐败案再曝“钱主政治”》一文报道，4月1日，美国司法部以涉嫌受贿、欺诈、虚假陈述等14项罪名正式起诉美国国会参议院重量级参议员罗伯特·梅嫩德斯。据指控，2006年至2013年之间，梅嫩德斯从梅尔根手中收受总价值约100万美元的贿赂，作为回报，梅嫩德斯多次利用职权“照顾”梅尔根的生意和私生活。

身在美国国会的梅嫩德斯与远在佛罗里达的梅尔根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活画出美式腐败的典型特征。在此之前，美国弗吉尼亚州前州长麦克唐奈也是因与一位富商的违法权钱交易关系被判入狱。他们的共同根源之一便是美式“钱主政治”的驱动。无论是当州长，还是当议员，选举的过程便是“砸钱”的过程。一旦当选后，便立即想到要连选，于是开始新一轮的筹款竞选进程。随着美国最高法院解除了最高政治献金限额这一“紧箍咒”，美国的黑金政治愈发猖獗。梅嫩德斯从梅尔根那里收受的最大的一笔贿款便是多达75万美元的政治献金，而梅尔根正是瞄准梅嫩德斯这一软肋不断加以利用，并捞取好处。

放眼全美，从最近被揭露的一系列丑闻可以看出，腐败并不是新泽西一地的问题。去年10月，阿拉巴马州众议院议长迈克·哈伯德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的公司或关联企业谋私利遭到起诉。今年2月，被称为“纽约州最具权势人物之一”的纽约州众议院议长谢尔登·西尔弗涉嫌利用职权收受近400万美元贿赂和回扣被捕。同月，俄勒冈州州长约翰·基察伯涉嫌以权谋私，纵容其未婚妻利用其职位影响力获利而不得不宣布辞职。今年3月，美国国会众议院最为年轻的议员之一埃伦·朔克，被曝出滥用公款对其国会办公室做奢侈风格的装饰，在竞选期间刻意夸大车辆报销里程数、滥用竞选经费等一系列丑闻，因此告别国会山。

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政坛新秀朔克的狼狈辞职，还是梅嫩德斯岌岌可危的政治生涯，接连出现的贪腐丑闻似乎未能撼动官员和政客们的神经。熟悉梅嫩德斯贪腐历史的纽约市立大学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布莱恩·墨非透露，比起无视法律，政客们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和麻木更为可怕。

墨非指出，这种麻木与竞选制度紧密相关。特别是当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以保护“言论自由”为名打开了政治献金通向权力的闸门，政客与金主更加明目张胆地拥抱在一起。几乎所有政客都在这场游戏里，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对腐败的容忍下限不断被突破，这已经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10、美国贫富差距：0.1%富有家庭资产与90%家庭相当

据《华尔街见闻》10月13日报道，美银美林的1917年以来美国家庭财富分配图表显示，近三十年来，占人口90%的美国底层家庭拥有的总体财富在全国所占比例直线下滑，从36%降至23%，而占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财富占比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一直增加，已经升至22%。

不过，从图表上看，目前最富有家庭的财富比例还没有1929年高。当时是美国贫富差距最大的年代，最富有家庭财富比例高达25%，而其他相对“贫困”的90%美国家庭财富仅占比16%。

400个最富的美国人占有的财富超过1.5亿底层美国人占有的财富总和。

皮尤中心调查显示，将自己定义为中产阶级的人数比例从2008年的53%降到了2014年的44%。而那些将自己划分到下层或中下层的人数从2008年的25%上升到了2014年的40%。The 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统计数字也说明了这一点：根据统计，最富有0.1%美国人获得9%的收入，享有22%的财富，而上世纪中叶为仅为2%。其中金字塔最顶端的400位富豪占有的财富就可以超过1.5亿美国人占优的财富总和。

最富有0.1%美国人100年来收入变化

最富有0.1%美国人100年来财富变化

六成美国人存款不足1000美元，贫富差距仍在拉大

最近美国网站gobankingrates一个调查让人大跌眼镜，在这个名为“你的储蓄账户里有多少钱?”的调查数据显示，逾62%美国人账户存款不足$1000，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根本没有储蓄账户，另外有多达2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存款是0。1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存款少于$1000，10%的受访者称自己存款在$1000到$4999之间，仅有19%的人表示，自己存款在$4999以上。而同时有14%的美国人存款余额大于$10000。

事实上，美国收入不平等的趋势正在不断加剧，各地的收容所往往人满为患;美国的贫困率一直居高不下。研究显示，2013年有超过14.5%的美国人(约4,500万人，占总人口14.27%)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包括27.2%的非洲裔(约1,100万人)。大约42.5%的非洲裔单身妈妈家庭和14.6%的老年人(约650万人)生活在贫困中(《赫芬顿邮报》，2014年9月16日)。过高的贫困率导致了14%的美国人依赖食物救济(《今日美国》，2014年8月17日)。

美国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并不是仅存在于1%和99%之间，富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最富有0.1%的美国人正在将最富有1%中的其余人甩在身后，而居于财富顶端的0.01%更是以近乎失控的速度增长，而这部分人所获得的收入比例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

11、政治决策使美国再次进入“镀金时代”

2011年10月德国《明镜》周刊在《l%大国》一文中指出，近100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还从未像现在这样严重：一边是占总人口1%的幸福的超级富翁，另一边是占总人口99%的那些人。有关真实贫富差距的统计证据是那么确凿：目前，400个最富的美国人占有的财富超过1.5亿底层美国人占有的财富总和。就连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在其向世界各国公布的国家报告中得出结论：美国的分化比突尼斯或埃及更为严重。

耶鲁大学政治学家雅各布·哈克所谓自“财富集中在最上层的塔尖上”的情况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就曾存在过。当时控制塔尖的是约翰．D．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和T．P．摩根等工业巨子，他们长期控制着这个国家。

作家马克·吐温为那个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创造了 “镀金时代”这个概念。在那个时代里，只有表面金光灿灿，下面却掩盖着大规模失业、贫困和被撕裂的社会。现在，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认为美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镀金时代，这个普遍存在贫富差距的时代，新的超富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只不过这次的超级富翁是对冲基金经理和金融巨子，而不再是石油和铁路大亨。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担心这将给美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后果。因为这种极端的贫富差距有可能严重阻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尽管长期以来人们能看到美国的贫富差距在拉大，但在廉价信贷、房地产价格上涨和过度消费的年代里这种发展变化被掩盖了，似乎所有人都能快速走上致富道路。金融危机使问题暴露出来。

从本世纪初开始，问题就不单单是社会出现两极分化了。问题还在于分化在加速：2002年至2007年间，65%的收入落入了最上层纳税者的腰包里。虽然美国的生产率自新千年以来得到巨大提高，但大多数美国人没有从中受益，民众平均年收入减少了lO%以上。这是一种新的、迄今为止从未出现过的发展变化—一即便对于一个喜爱极端的国家来说。

哈克说，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 “赢家通吃”的经济体。他和保罗·皮尔逊共同分析了过去几十年里关于收入状况和其他国民经济数据的统计和研究结果。哈克的结论是：“在这一代人之前，美国还是‘强大的经济增长能惠及全社会’的民主国家阵营的一分子。”但是现在该国“正慢慢、但一直在往资本主义寡头政治国家的方向滑落，就像巴西、墨西哥或俄罗斯那样出现了经济成果高度集中的局面”。哈克和皮尔逊早就不是唯一认识到这种严重社会扭曲现象的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认为美国处于镀金时代的人还有拉里·巴特尔斯，他也是一位重要的美国政治学家。巴特尔斯认为，财富分配的根本变化不是市场力量或金融危机这样的重要事件带来的后果。“原因在于政治决策，”巴特尔斯说。

从前，镀金时代的经济大佬逐步掌握了巨大的政治力量。与之类似，今天华尔街的老板和集团公司的总裁成功使其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国家管制。只有这样，对冲基金的经理们才能突然之间做到每年挣好几十亿美元。花旗银行集团的前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桑福德·韦尔把支镶在框子里的笔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作为他影响力的标志。比尔·克林顿总统曾应韦尔的要求，用这支笔签字取消了实施了数十年的投资银行业务与普通银行业务间的分野。

就中期而言，社会分化的这种后果威胁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特别是美国经济学家曾一直认为，不均衡只是经济超平均水平增长带来的一种可以承受的副作用。现在人们对此产生了怀疑。

最新研究表明，在不均衡问题非常严重的时期，国家经济增长往往会明显减缓。反过来说，在收入分配比较均衡时，国民经济增长也较快。

历史学家卡里·格斯尔说，新镀金时代和历史上的镀金时代的最大区别首先在于“缺乏反抗”。“当时街道上挤满了抗议的群众。”曼哈顿现在看上去还不是这样。

察网(www.cwzg.cn )综合自人民网，新华网，新民周刊，华尔街见闻，国际先驱导报，华尔街中文网，参考消息等。

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撰文指出，全球经济将掉入陷阱，这个陷阱与日本陷入其中25年的陷阱没有不同——增长停滞不前但又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如今的长期停滞面临一种讽刺，即通常被认为鲁莽的举措提供了唯一谨慎的前进道路。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本周五，世界各地的金融政策制定者在秘鲁召开年度会议，眼下全球经济正面临自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以来最严重的险境。

随着以中国为首的多数主要新兴市场出现种种问题，长期停滞问题——即使货币政策非常宽松，工业国家也无力保持令人满意的增长速度——日益恶化。

这引起了人们对发生全球恶性循环的担忧：工业国家的缓慢增长会伤害输出资本的新兴市场，从而进一步减缓西方的增长。已经濒临停滞的工业化经济体承受不起负面的全球冲击。

政策制定者们严重低估了西方国家重回衰退以及全球发生衰退的风险。如果出现衰退，货币政策制定者们将缺乏应对工具。

工业国家目前基本没有任何再放松货币的余地。预计日本和欧洲的利率将长期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而美国的利率水平仅会以非常缓慢的速度上升。

面对当前挑战，政策制定者们需要作出一个明确的全球承诺，将增长加速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采取行动时不能局限于货币政策。

俗话说：“习惯成自然。”这句话再符合近几年的全球经济不过了。虽然人们口头上一直在说摆脱危机，但各国的未来国内生产总值(GDP)预估值都出现了大幅下调。

相较于2012年作出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20年美国的GDP预估值下调了6%，欧洲下调了3%，中国下调了14%，新兴市场下调了10%，全球整体下调了6%。

而这一惨淡预测的前提是：工业国家不会出现经济衰退，发展中国家也不会出现系统性危机。这两大前提哪个也不能认为理所当然成立。

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宏观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通缩危险要大于通胀危险，而且我们不能依靠市场经济的自我修复功能。经济衰退不仅代价高昂，而且阻碍未来产出的增长，这种滞后效应远超人们在几年前的想象。

西方债券市场正在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政府债券太少，而不是太多。与往常一样，当形势开始恶化时，两拨人展开激烈辩论，一派认为要保持现状，另一派则敦促进行重大调整。我深信全球经济战略亟需重大改变。

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缺乏效率，且对经济基本面的判断往往是错误的。它还告诉我们，因为不利的市场信号不符合自己的先入之见而忽略它们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犯严重错误。

这是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的最重要教训之一。如果政策制定者们当初能透过抵押贷款证券注意到美国住房市场的价格信号，或者从银行业股价上察觉到金融体系的健康信号，他们面对不断聚集的风暴就会反应更加迅速。还有欧洲的教训。对希腊债务不会得到全额偿还这一市场信号置之不理的政策制定者，没能及时作出必要判断，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债券市场的教训

考量一下工业国家的政府债券市场如今正在暗示什么具有指导意义。它们是世界上最具流动性的金融市场，反映了很大一群消息灵通的交易员的判断。两个结论十分突出。

首先，风险严重指向低于官方目标的通胀率。在工业国家，没人认为各国央行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实现它们2%的通胀率目标。即使在通胀预期最高的美国，对自2020年开始的五年期间的通胀预期也只有1.5%。

这还是在债券市场表明货币政策仍将比美联储(Fed)预期的更加宽松的情况下：美国联邦基金期货市场预计，2017年底的利率将在1%上下，而美联储最新预测的中位数是2.6%。如果债券市场信任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那它将预期更低的通胀率乃至通缩风险。

第二，普遍预期是实际利率会异常低。近25年来，实际利率一直呈下降趋势。

工业国家未来10年的平均实际利率预计将为零。即使这或许反映了某种可能性，即实际利率将受到名义利率零下限以及通缩的人为提升。在实际利率如此低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经济将会过热。

许多人会辩称，债券收益率被量化宽松政策人为压低了，因此，利用它们来推断未来的通胀和实际利率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不能被排除。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如今的利率低于实施量化宽松期间的平均水平，而预测者几年来一直在自信——但错误地——预期利率会上升。

对于这种缓慢增长、低通胀预期及零实际利率同时出现的最有效的解释是长期停滞假设。

这种假设认为，高储蓄、投资降低以及避险心理增加这三者的结合压低了伴随充分就业的实际利率。结果是，名义利率的零下限变得具有约束性。

有四个因素导致了常态实际利率的大幅降低。首先，不平等的加剧——流向资本以及企业留存利润的收入份额的增加——提升了人们储蓄的倾向。

第二，对劳动力增长放缓以及生产率提升变慢导致增长放缓的预期，使投资减少而加大了对储蓄的激励。

第三，更广泛的监管以及不确定性的增加造成金融中介活动中摩擦增多，这会阻碍投资。

第四，资本品价格下降，同时经营企业所需实物资本数量减少——想想Facebook的市值是通用汽车(GM)的5倍多。

新兴市场遭遇逆流

直到不久前，新兴市场表现强劲还是一个主要的亮点。它们大举接收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本，这些资本在发达国家国内无法进行有效益的投资。

结果是，这些资本获得比其他情况下能获得的更高的利率，工业国家的产品出口需求上升，以及发达经济体的汇率竞争力加强。

工业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总额从2002年的2400亿美元，升至2014年的1.1万亿美元。与利率讨论尤其相关的是，发展中国家私人部门的外币借款从2008年的1.7万亿美元，升至2015年的4.3万亿美元。

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净资本流动今年急剧下降——这是近30年来首次出现如此大的降幅——离开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数量超过1万亿美元。

任何讨论都不得不从中国开始，其在2010年至2013年浇筑的水泥数量超过了美国在整个20世纪浇筑的水泥数量。看一下投资驱动型经济体——无论是遭受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石油冲击之前的日本，还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小虎”——近期的历史可以知道，增长并不是温和放缓的。

中国还面临许多其他挑战，从这个星球历史上最为迅速的人口老龄化，到城镇化进程放缓。它还面临政治合法性以及如何处理无效投资的问题。

即便采取乐观的观点，即中国会平稳地转向服务业主导的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中国的生产结构也将会向轻工业大大倾斜，因此中国能够支撑大宗商品市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问题绝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俄罗斯正在艰难应对低油价、法治崩溃和严厉制裁的问题。巴西一直遭受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冲击，但政治失灵的冲击更为严重。印度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但从中欧到墨西哥到土耳其再到东南亚，工业国家经济放缓加上本国政治失灵，抑制了这些国家的资本流入并鼓励了资本外流，从而破坏了增长。

坚定立场

所有这些对齐聚利马出席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年会的各国政策制定者们意味着什么？现在不是掉以轻心的时候。有人认为，缓慢增长只是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暂时问题，这种观点非常荒谬。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而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已经很慢。全球经济接近失速，并且还在放缓，它的主要风险是陷入衰退。

最近最为成功的增长政策声明是欧洲央行(ECB)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在欧元似乎濒临危机边缘之际发下的著名誓言，即“欧洲央行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全欧元”。

德拉吉通过无条件承诺提供流动性和支持增长，阻止了早期的恐慌，帮助提升了欧洲的增长率，尽管这还不够。

如今需要的是某种全球范围的类似立场——一个表明各国政府认识到长期停滞及其全球蔓延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的信号。低迷的美国就业报告上周五发布后，美联储必须认识到早就应该很清楚的事：美国经济的风险是双方面的。只有在有明确、直接的通胀或金融狂热潮爆发的迹象时才应加息。美联储还必须表明自己愿意帮助阻止全球金融脆弱性导致全球经济衰退。

欧洲、日本的央行需要清楚的是，它们最大的风险是经济进一步放缓。它们必须展示出创造性利用手头工具的意愿。在债券收益率大大低于1%的情况下，传统的量化宽松政策是否还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很令人质疑。它们必须准备考虑支持那些带有风险溢价、且风险溢价可以被大幅削减的资产。它们可以通过吸收债券为财政扩张筹资，以实现更多目标。

长期低利率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该如何看待财政政策。正如低利率可以让房屋所有者承受更大额的抵押贷款，政府也可以维持更高的赤字水平。如果当政府面临5%的实际借款成本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的债务与GDP比率为60%的标准适当的话，那么，如今实际借款成本为负时，比这高得多的比率肯定也是适当的。

实施更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理由在资金被用于投资或设施维护时尤其充分。在任何一个印发自己的货币且利率受零下限约束的国家，都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进行财政扩张，直至需求加速。2008年之前的问题是借贷太多，但如今的问题更多是对生产性投资的贷款太少。

利马会议不可避免地会对结构性改革的必要进行讨论——这种讨论一直都有。但是，如今强调结构性改革意味着要接受现状。全球市场越来越有力地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

传统的方式——聚焦于健康的政府财政、增加供给潜力以及避免通胀——会招致灾难。此外，全球应对经济萎缩的主要工具——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用完。因此，旨在提升全球需求的政策成为必然选择。

如果我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看法是错的，那么，风险是通胀加速将过快、经济将出现过热以及太多资本将流向发展中国家。这些结果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即使它们出现，也可以用标准的方法来应对。

如果我的分析是正确的，而政策沿着当前道路走下去，那么，风险是全球经济将掉入陷阱，这个陷阱与日本陷入其中25年的陷阱没有不同——增长停滞不前但又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如今的长期停滞面临一种讽刺，即通常被认为鲁莽的举措提供了唯一谨慎的前进道路。

本文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查尔斯•W•艾略特校级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曾担任美国财政部长

近日，91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做客访谈节目时称“美国民主已死”，毫不避讳地表达了对美国“寡头政治”、“金钱政治”的失望。

美国大选长期饱受国际社会诟病，“全然由金钱驱动和运转的政治秀”、“精英民主”、“金钱政治”成为其关键词，由此而引发的不公平、腐败等弊端，愈演愈烈。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后，有美国媒体评论说，当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在指责对方为“说谎者”并为最终夺得270张选举人票而费尽心机时，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被搁置一旁，那就是整个国家的命运和未来。

距离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但大选选战已经鸣锣开道，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如火如荼。

政治运作被金钱左右

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曾说过：“有些人认为国会控制着华尔街，然而真相是华尔街控制着国会。”资本在美国选举中一直发挥着重要影响，资金实力在美国绝对是竞选成功的“王牌”。数据显示，1860年竞选总统时，共和党只花了十万美元便使林肯成为美国第十六位总统，而一百年后的1960年，十万美元只够让候选人在全国电视网出现30分钟。2012年走“草根”路线的奥巴马竞选花费7.3亿美元。这还只是一个候选人的花费，如果加上所有候选人、政党、政治组织和资助集团在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的花费总额，2012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的总花费近60亿美元。因此，穷人选民越来越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选举活动实质上被少数人、被金钱操纵。

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原署长罗思义曾在一文中表示，美国政治体系的本质并非“一人一票”，而是由财富主导，其选举也受资金支持的左右。在这一制度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收入和财富逐渐减少，政客却变得越来越富有。

政治学家认为，竞选资金应来自社会组织而不是由个人或商业组织提供，以避免他们对政治的不恰当影响。而事实上很难做到，美国大选中有专用于选举的公共基金，但是那部分钱难以满足广告等选举活动的需求。“因此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各自向大企业财团筹集更多资金。其结果造成经费水涨船高，支持候选人的财团都期望能够在总统上台后获得一些利益，催生了隐形腐败问题。而穷人没有那么多钱捐献给候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征说道。

选举制度弊端重重

美国的选举制度曾被认作是西方民主的典范。但是，其除了被金钱左右，在制度设计方面也存在很多缺陷。

不少观点认为，美国的选举制度就是海选，这与媒体贯于展示海选的热闹不无关系。“但这只是表面，其实质是内举，表现为提名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苏长和表示。“美国两党全国党代会推选出候选人最关键，这也最容易被少数人、被金钱操纵。不仅是总统大选，美国国家机构中很多关键岗位，如大法官、美联储主席等，都是背后妥协直接提名内举。所以美国的‘举’有很大的封闭性。而且，美国的内举制度和‘旋转门’政治还使得募集选举资金等腐败行为合法化。”

美国政治学家认为“美国政治中的不平等继续扩大”，特别体现在美国大选中。美国一再出现当选总统得票少于竞选对手的情形。最受争议的便是“选举人团”和“赢者通吃”的制度。根据美国选举制度，总统由选举人团选举产生而不是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提前投票，也为操纵选举提供了机会。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观察了美国大选后，其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认为，美国的2012年总统大选存在较大的违规。有学者认为，如何遵守民主规范的问题在当今美国同样存在。而且在这方面，它标榜自己为道德楷模是虚伪的。

不能照搬陷入困境的“美国式民主”

美国一直在试图改良自身选举制度，从黑人、妇女逐渐获得投票权，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选举捐款限额有了一些规定，并一直在不断调整中。但美国社会对选举中金钱的作用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并且其主流民意认为花钱并不多。

目前来看，选举的种种弊端也愈加凸显。除了涉及腐败、不公平等问题，仅就美国选民投票率下降，百分之六七十已是很高的投票率，也能从一个侧面体现出选民对这种选举程序的厌倦。

就选举制度而言，苏长和表示，西方对外将海选鼓吹为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准，许多发展中国家只看到美国选举制度表面的“选”，没有看到西式民主选举制度的缺陷，也搞全民选举或全民公投，最后导致社会政治动荡。

袁征认为，每个国家有自己特殊的政治、历史、传统文化，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选举模式，要根据国情和道路，探索出适应自己国情的选举制度。

美国的中央银行的全名叫：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中央银行是国家所有的银行，是政府机构之一。而美联储虽然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但它却是完全由私人控制的和拥有的银行。

对于这一点，别说中国大多数人不知道，就是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大多数人也不知道。现在真正知道美国中央银行是私人银行的人，可能不到万分之一！就是在金融界工作的人士，确切知道美联储是私人银行的也是不多的！

其他国家的央行的名称一般就叫中央银行，为什么美国央行叫联邦储备委员会?因为历史上，由于西方国家的银行都是私人银行。为了银行自己的私有利益，银行经常策划很多阴谋活动，他们操纵金融市场和经济领域，甚至干涉和操纵政治，参与很多不光彩的事情，干了不少坏事，搞的名声狼藉，为了避免社会对中央银行的不必要的误会和联想，美联储的老板们和设计者想出一个既与银行名称有别，又必须与银行业务有关的机构名字，故而把名称叫做联邦储备委员会。

美联储的老板们是些什么人?这原来是个非常神秘的秘密。现代的人们总是喜欢寻根究底，据美国的各方面的人士长久的跟踪深入追究，并披露于媒体，大概地知道，美联储的真正的老板是由完全私有化的银行和个人所组成。

他们之中有花旗银行(其前身是纽约第一国家城市银行)、纽约银行、第一国家银行、纽约国家商业银行、汉诺威银行、摩根大通银行(前身是大通银行)、汉华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摩根信托公司、银行家信托公司…，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股份是个人持有者如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哈里曼家族、希夫家族、贝克家族、斯蒂尔曼家族、斯特郎家族、希尔家族、沃博格家族…！虽然有些银行挂着国家银行的名头，其实，都是私人银行。有些银行就是上述这些家族控制的银行。例如纽约第一国家城市银行绝对控股股东是洛克菲勒家族，第一国家银行的绝对控股股东是摩根家族，纽约国家商业银行的绝对控股股东是沃博格家族，在这些银行名字中的"国家"正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国家即朕，朕即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现象的本质！

由于美联储的股东严格保密，美国媒体从浩瀚的资料中得来的零碎的资料堆里艰难寻迹中，得到并披露的这些股东名字不一定都达到精确的程度，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从披露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股东名单中，可以清楚地说明的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完全是一个私人银行！

美联储的特权也是极其至高无上的：独立地发行美元货币，不受任何一方的控制。简而言之，只要美国的这些超级垄断资本集团认为需要，就可以无限制地开动印钞机发行美元货币，而且不需要审计！也就是这个原因，美联储的很多内幕至今一直是个绝对的秘密。一个可以自己决定发行多少钱的机构竟然是私人的！政府无权干涉，而且，"美联储的账目从来就没有被审计过。它完全在国会控制的范围之外运作，它操纵着美国的信用！(美国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语)。

也正因为美联储从来不被审计，独立制订货币和经济政策，美元和美元债券经常无节制地发行，造成美元泛滥，影响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世界的经济形势，它可以为所欲为地凌驾于总统和议会之外，搞得神秘莫测。就是美联储的这些老板们在决定着美国的经济和金融政策，甚至决定着美国的政治！

虽然美联储主席现在是由总统任命，他们的一些机构的组成人员必须国会通过。其实真正决定美联储主席人选和及其他主要机构人选的是美联储的老板们，总统任命和国会通过只不过是形式而已。美国第28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说：美国"这个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所有的经济活动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们已经陷入最糟糕的统治之下，一种世界上最完全最彻底的控制。政府不再有自由的意见，不再拥有司法定罪权，不再是那个多数选民选择的政府，而是在极少数拥有支配权的人的意见和强迫之下的政府。

这个国家的很多工商业人士都畏惧着某种东西。他们知道这种看不见的权力是如此的有组织、如此的悄然无形、如此的互锁在一起、如此彻底和全面，以至于他们不敢公开谴责这种权力"。因为是他亲自签署了《美联储法案》，后来临终前悔恨地承认："我在无意之中摧毁了我的国家"，他说自己受到了"欺骗"！

对于美联储的这种状况，美国的有识之士不是没有过质疑和想揭开其内幕的行动，或者不想对美联储的状况进行改革。然而，这些议员和总统以及总统候选人在提出质疑之后还没有在揭开其内幕的行动之前就会受到沉重打击，有的在竞选活动过程中就被淘汰，有的还为之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要想当上美国的参议员、众议员、国会议员、美国的总统，没有大财团的背后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过去没人能进行深入地揭开美联储的很多秘密，现在美联储的能量比以前更大，很多过去的秘密就可能更不容易被揭露了！但是，随着信息化技术不断进步发展，现在和将来的秘密越来越难以保密，据说美国对中央银行美联储的透明度改革也将进行。不过至今还只是传说而已。

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的中央银行！我们只有搞清楚美国中央银行的本质和性质，才可能对美国中央银行制定的经济和货币政策，及其政治意识和政治决策做出根本性的分析和判断。  

【导读】当地时间27日，美国CBS播出了老牌时政节目《60分钟》对普京的专访。普京在节目中坦率承认支持阿萨德政权，解读叙利亚危机的根源，并正面回应了各种质疑。

次日，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言中谴责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同时又表示愿意与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合作解决叙利亚危机。随后发言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则针锋相对，认为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除了和巴沙尔政权合作别无选择。普京还指出，“处在金字塔顶峰的国家，产生了幻觉，认为自己既然如此的强大和特别，那么肯定比所有人都更加明了该怎么做”，并质问搅乱中东局势的人“你们现在到底明不明白你们究竟都干了些什么”。

此前，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还表示，普京为这次发言，足足准备了一个月。观察者网特约译者扬云飞独家翻译全文，以飨读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秘书长先生！尊敬的各国元首与政府首脑！女士们和先生们！

联合国70周年庆典是个很好的机缘，让我们在回顾历史的同时也谈谈我们共同的未来。1945年，那些摧毁了纳粹的国家，集合了各自的力量，为战后世界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想提醒大家，国家交往之间的关键性原则，关于建立联合国的决定是在我国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由反希特勒联盟的首脑们做出的。雅尔塔体系久经磨难与考验，（为了它的建立）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吸取了）20世纪两次蔓延整个行星的世界大战（的教训）。而且客观地说，在最近70年各种狂风骤雨般的事件中，它帮助世界避免了大规模的灾难。
 

联合国没用了吗？

联合国是一个最具有合法性，代表性和多样性的组织。是的，近年来对联合国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说什么它表现出无效率的特征，而要取得原则性决定却受限于各种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些矛盾首先存在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在联合国当中总是存在着分歧，她存在的七十年来一直如此。否决权一直有人在使用：美国使用过，还有英国、法国、中国，以及苏联和之后的俄罗斯。对于一个如此多元和多代表性的组织而言，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在联合国建立之日起就没有考虑过，这里会被单一主张所垄断。而这个组织的本质，就是建立在寻找和形成妥协之上，其力量则来源于综合考虑不同的意见和观点。

在联合国的舞台上讨论各种问题、做出决定，以表决通过决议的形式产生，也有不能通过的时候——就像外交官们说的那样：通过还是未过。无论如何，任何国家如果绕开这个规定，（它的所作所为）就是非法的，而且与联合国宪章和现代国际法相冲突。

我们知道，在“冷战”结束后——所有人都知道——世界上出现了唯一的单极霸主。那时，处在金字塔顶峰的国家，产生了幻觉，认为自己既然如此的强大和特别，那么肯定比所有人都更加明了该怎么做。由此推理出来，也就不需要考虑联合国了，因为它不肯自动形成决议，为（这个国家自认的）“正确”事项来背书，而只是找麻烦，就像我国的谚语，“就是一块绊脚石”。因此这个国家开始传播些论调：什么联合国从建立时形成的模式，已经老朽了，已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了。

当然，世界是不断变化的，而联合国也应该符合这种自然的改变。俄罗斯愿意在广泛协商的基础上，与所有的伙伴国家共同推动联合国的发展，但是我们认为，那些动摇联合国权威和合法性的企图是极端危险的。这可能导致整个国际关系结构的毁灭。那时，除了丛林法则外，我们就真的什么规则都没有了。

在那样的世界里，就不会有集体合作而只剩下自私自利；在那样的世界里，就只会有越来越多的霸权和越来越少的平等、民主与自由；在那样的世界里，真正的独立国家会被日益增加的、由外部操纵的傀儡国所取代。说起来什么叫国家主权？之前已经有同僚在这里谈起过，这首先是个关于自由的问题，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

尊敬的同僚们，说起来与此同样重要的，还有所谓的合法政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玩弄和操纵名词。在国际法里，国际事务的每个概念都必须明确、清晰，必须有一个固定的理解和固定的定义。各国都是不同的，对此必须给予尊重。没有任何人必须遵从单一的发展路线，即使这种路线被某些人一次性地定义为永远正确。

中东为何恐怖分子遍地？

我们所有人都不应该忘记历史的经验。比如说我们都记得苏联的历史。输出社会变革实验，试图从自己的意识形态原则出发来改造这个或是那个国家，经常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没有推动进步，而是造成了退步。但是好像没有人去学习他人的错误经验，而是不断的重复错误，现在继续输出所谓的“民主革命”。

只要看看中东和北非的情况就足够了，之前的演讲人也提到了那里。当然，这一地区早就积累了大量政治和社会问题，而那里的人们也确实期盼着改变。但是实际上得到的是什么呢？本来应该进行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改革，结果被极具侵略性的外部干涉无情地摧毁了。本来想庆祝民主和进步，得到的是暴力、贫穷、社会灾难，而人权乃至人命本身更是一毛不值了。

在这里，我非常想问问造成这种局面的那些人：你们现在到底明不明白你们究竟都干了些什么？但是，恐怕这个问题也会在空气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那些自信的、相信自己的独特性、自认不会被惩罚的政治家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

现在已经很明显了，中东和北非的一些国家里形成的权力真空，导致无政府区域的出现，并立刻被极端分子与恐怖分子所填充。在所谓的“伊斯兰国”的旗帜下，已经有几万人的武装人员在战斗。他们当中有过去伊拉克的军人，他们在2003年伊拉克被入侵后流落街头。恐怖分子的兵源地还包括利比亚，而正是对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的粗暴破坏，导致该国体制被摧毁。而现在一些被西方国家支持的、所谓的叙利亚理性反对派们，也开始投奔这些极端分子了。

他们首先被武装，被训练，然后就被投入所谓的“伊斯兰国”的行列。而“伊斯兰国”本身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最早被哺育出来作为反对世俗政权的武器。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练兵基地之后，“伊斯兰国”开始积极地对外扩张，准备在阿拉伯世界中取得控制权，而他们的目标还不局限于此。现在的局面远远比想象的危险。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虚伪和不负责任地一面高声喊叫国际恐怖分子的威胁，与此同时，却对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和支持渠道——包括贩毒、非法贩卖石油与武器——闭眼装作看不到；或是企图操纵极端组织，拉拢他们干私活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与此同时，却寄希望于未来总会有对付他们的办法，说得简单点，就是消灭的意思。

那些正在这样做和这样想的人，我想对你们说：先生们，你们正在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人都非常残忍，但他们可不都是愚蠢的或头脑简单的，他们一点都不比你们傻，还不知道最后是谁利用了谁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而最近这次“理性反对派”把武器交给恐怖分子的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注：不久前美国花费巨资培训的叙利亚“理性反对派”武装人员，在培训结束后大多逃跑，并加入了“伊斯兰国”。普京这次访美期间，多次拿此事对美国的中东政策开涮。）

我们认为任何与恐怖分子的游戏，尤其是对他们进行武装，都不仅仅是短视的，而且和玩火一样危险。最终会导致全球恐怖威胁成长到极端危险的地步，蔓延到地球上新的地区。更别说在伊斯兰国的营地中，正在“锻炼”着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多国武装人员。

非常可惜的是，必须直接指出，尊敬的同僚们，俄罗斯在这里也不能置身事外。不能允许这些已经品尝过血腥味的杀人犯，在日后回到自己的故乡，然后继续进行自己的肮脏勾当。我们不想要这种结果。也没有人想要，不是吗？俄罗斯一直都坚定并持续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

我们今天向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及该地区其他与恐怖组织作斗争的国家提供军事技术设备援助。我们认为，拒绝与叙利亚当局和叙利亚政府军合作是个巨大的错误，正是他们在勇敢地与恐怖主义面对面作斗争。现在到了认清现实的时候了，除了阿萨德总统的政府军和叙利亚的库尔德民兵们，没有其他人在叙利亚真的和伊斯兰国以及其他恐怖分子战斗。我们知道当地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矛盾，但还是要立足于现实出发。

我们需要真正的反恐联盟

尊敬的同僚们！被迫指出的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们这些诚实并且直接的做法被某些人当做借口利用，为的是指责俄罗斯的野心在扩大。就好像说这些话的人一点野心都没有似的。但是问题不在于俄罗斯的野心，尊敬的同僚们，而是世界上形成的种种局面已经让人不能容忍了。

实际上我们提议不要被野心操控，而是要从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共同价值观与共同利益出发，团结力量以应对我们面前的新问题，建立真正的、广泛的国际反恐联盟。就像当初的反希特勒同盟一样，它可以把各种不同的力量团结起来，并且准备好坚定地反击那些如同纳粹一样邪恶和反人类（的组织）。

当然，同盟的核心成员应该是穆斯林国家。因为《伊斯兰国》不仅仅给他们带来直接的威胁，也用自己血腥的罪行给伟大的世界性宗教——伊斯兰教抹黑。武装分子们的意识形态是对伊斯兰教义的侮辱，扭曲了其真正的人道价值观。

现在想对穆斯林的精神领袖们说，你们的个人威望，你们的教导都非常重要。要把那些想去当武装分子的人拉回来，不能让他们去做没头脑的事情。对于那些已经被骗或是因为种种原因加入恐怖分子行列的人，要帮助他们找到回归正常生活的道路，放下武器，停止兄弟之间的血肉相残。

作为安理会的轮值主席，俄罗斯很快会（提议）召开部长级会议，以对中东地区的危险进行综合性评估。首先要讨论，是否可能通过决议，协调各种力量，对抗“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我重复一下，这样的协调必须建立在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上。

我们寄希望于国际社会，可以制定出让各方都接受的恢复中东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秩序的方案。尊敬的朋友们，那时就不需要修建难民营了。那些被迫背井离乡的人们，最初是塞满了他们的邻国，之后又奔往欧洲，数量不是几十万人，而是几百万人。这实际上是新的悲惨的民族大迁徙，以及对我们，包括欧洲在内所有人的沉重的教育课。

我想强调的是：难民们，毫无疑问需要同情和帮助。但是想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在那些体制被摧毁的国家将其恢复，对那些还保存了国家机构的国家，帮助它们将其强化或是重建，要对他们提供全面的援助——军事的、经济的、物质的，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国家和经历磨难但是还留在故土的人们。

当然，任何对主权国家的帮助都可以乃至必须是非强迫性的，而是建议性的，并且只能建立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所有在这一领域的行为都必须符合国际法，应该得到联合国的支持，而所有与联合国宪章矛盾的行为都应被否决。

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帮助利比亚恢复国家组织，支持伊拉克的新政府，对叙利亚的合法政权进行全方位的支持。

北约东扩与乌克兰危机

尊敬的同僚们，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还有一个关键性任务，就是保障和平，以及地区和全球的稳定。在我们看来，这应该是形成平等并且未被分割的安全区域，不是只有少数“被选者”获得安全，而是所有人。是的，这是复杂的、困难的、长期的工作，但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但非常可惜的是，冷战期间形成的阵营思维方式，以及部分同僚扩大自己政治版图的行为，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首先，北约扩张这一路线在持续。这就要问问了：既然华约已经不存在，苏联也解体了，北约扩张的目的是什么？与此同时，北约不但继续存在，还不断扩张，就像其军事设施一样。

然后，在前苏联国家面前摆出来一道虚假的选择题：究竟是和西方站在一边还是和东方（俄罗斯）站在一边？这种挑衅性的逻辑肯定迟早会导致严重的地缘危机。最后在乌克兰确实发生了这种情况，利用大多数人民对当时政权的不满，从外部挑拨发动了武装政变，终于导致内战爆发。

我们坚信：停止流血冲突，找到离开死胡同的出口，只能是全面、真正执行今年2月12日签署的《明斯克协议》。依靠恐吓与武器的力量不能保障乌克兰的完整。必须这样做。需要真正考虑顿巴斯人民的利益和权力，尊重他们的选择，与他们协商，而这些在《明斯克协议》中都有体现，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国家政治构建部分。这是乌克兰作为一个文明国度发展的基石，是建设共同安全空间的重要链接点，这样它才能作为经济合作的重要伙伴，同时与欧洲和欧亚联盟发展关系（注：欧亚联盟，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国家经济同盟。）

经济自由？经济自私？

女士们，先生们，我并非偶然提起共同的经济合作空间。不久前，人们还觉得，在经济领域有客观的市场法则，我们都学会不再使用隔离线，我们都会以透明的、共同制定的规则——包括关贸总协定的原则来行事，开展自由贸易和投资，公开竞争。但是，今天绕开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制裁却几乎成了固定规则，而且不仅仅用来达成政治目的，还包括用来消灭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这里要指出另外一个“经济自私主义”的症状。一些国家走上了封闭性特殊经济联合体的道路，而且相关谈判是悄然进行的，瞒着本国的公民、商界与媒体，当然也瞒着其他国家。而那些相关利益会受影响的国家，却得不到任何通知。最可能是想让我们面对既成事实：规则改变了，而这种改变却只对少数的“被选者”有利。所有这些都是绕开关贸总协定在进行的，会带来贸易体系失衡的风险，导致全球经济空间的分裂。

这些让人关注的问题关系到所有国家的利益，所以建议在联合国、关贸总协定和G20的框架内进行讨论。俄罗斯在反对“独特性政策”的基础上，建议将各个区域经济项目和谐化，推动以国际贸易通用透明为原则的“融合之融合”。作为例子，可以举出俄罗斯推动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相融合的办法。同时我们也看到欧亚经济联盟与欧盟的合作前景。

女士们，先生们，在所有关系到整个人类未来的问题和挑战中，也包括全球气候变化。我们对12月将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取得成果寄予希望。在这方面，俄罗斯的贡献将是，截至2030年，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代的70-75%。

但是，我们也建议用更加开阔的眼光看待这一问题。通过对有害气体排放制定配额，以及采取其他的战术性措施，我们会在某个期限内降低这一问题的尖锐性，但毫无疑问的是，无法彻底地解决它。我们需要本质性的新办法。这里谈的是全新的仿生态技术，这种技术不但不会破坏环境，还会与其和谐共处，让因人类活动而遭到破坏的生态圈与技术圈之间的平衡得到恢复。这确实是整个行星级别的挑战。我坚信，人类具备回应这一挑战的智慧潜能。

我们首先需要团结那些科研力量雄厚，有足够基础研究能力的国家。建议在联合国的穹顶下建立一个专门的论坛，用来系统地审视与自然资源消失、生存环境被破坏和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俄罗斯已准备好成为论坛的组织者之一。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同僚们。1946年1月10日，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联合国代表大会。当时，筹备委员会主席、哥伦比亚外交家Zuleta·ngel，提出了一个在我看来非常有内涵的原则，而联合国的行为也应该建立在其上，这就是“善意，鄙视阴谋和狡狯，合作精神”。

今天这些话对我们来说仍旧极具意义。俄罗斯相信联合国具备巨大的潜能，而这种潜能将有助于避免新的全球对抗，转入战略性合作。与其他国家一道，我们将会坚定不移地巩固联合国居中协调的角色。

我坚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将会让世界更加稳定和安全，让所有国家和民族都获得发展的机会。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编辑 李岩

英国财相奥斯本9月20日起访华五天，力图为英国企业争取更大商业机遇，表示“希望英国成为中国进入西方金融市场的桥梁”，并淡化夏季中国股市的崩盘和动荡。

在此之际，正值英国政界出现政治、经济和丑闻三次“地震”。

9月12日，英国工党激进左翼议员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成为工党领袖选举黑马，以59.5%的压倒性高票，获选工党新任领袖。

9月13日，科尔宾任命盟友约翰·麦克唐纳尔（John McDonnell）为影子财相，在英国各界、尤其在政界和媒体业引发震撼。

9月20日，英国首相卡梅隆陷入“猪头门”丑闻。

本文只谈引发经济“地震”的英国影子财相约翰·麦克唐纳尔。

麦克唐纳尔：奥斯本“令我恶心”

麦克唐纳尔是工党激进左翼议员，一向抨击银行业和媒体业，主张国有化，被路透社称成为“资本主义之敌”，而麦克唐纳尔在其个人博客上也表示，志向是“酝酿推翻资本主义”。

在获任影子财相当晚的集会上，麦克唐纳尔宣称，多年来，他“一直呼吁将银行收归国有。”他还指责英国政府如盗贼，多年来，一直在“偷盗”人民的财产。

麦克唐纳尔坚决反对英国政府的财政紧缩计划。他在今年7月表示，哪怕是“游过呕吐”，也要反对财相奥斯本主导的120亿英镑福利削减方案。

对英国财相本人，麦克唐纳尔则说：奥斯本让他“从生理上感到恶心，”因为看到像奥斯本这种人藐视普通民众，就让他“理所应当地感到愤怒”。

9月19日，麦克唐纳尔在就任影子财相后首次接受媒体采访，他继续抨击奥斯本，指责奥斯本的税收政策伤害工薪阶层的利益，是“不道德的”。

然而，相比之下，麦克唐纳尔对奥斯本的评论，还算是客气的。

麦克唐纳尔对英国其他政治人物和金融城的评论，常常令舆论大哗，引发各界人士的抨击。

“刺杀撒切尔”

对推动英国私有化、打垮英国工会、令大批英国工人失业的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如同许多老工党人士一样，麦克唐纳尔对她是十分痛恨。

2010年，麦克唐纳尔竞选工党领袖时说：想要“回到80年代，去刺杀撒切尔。”

“逮捕布莱尔”

麦克唐纳尔声称，在美英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中，至少有50万人丧生。对跟随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前英国首相布莱尔，麦克唐纳尔在2013年表示，他一向支持逮捕布莱尔，并把布莱尔送上海牙国际法庭。

“如果我们在一个谎言的基础上发动战争，” 麦克唐纳尔说：“我们就应该把撒谎的人送上法庭。 ”

“向波比·桑兹致敬”

波比·桑兹（Bobby Sands）是一位爱尔兰共和国军（IRA）成员，也是英国国会议员。1981年，他为争取被捕爱尔兰共和国军成员在监狱中的待遇，绝食66天后去世。

撒切尔夫人说：“桑兹是一个被判刑的罪犯。”

2003年，麦克唐纳尔表示，应该开始对参加抗英武装斗争的人们予以应有的尊敬。他宣称：“正是由于爱尔兰共和国军和波比·桑兹的勇敢，我们现在才拥有了和平的进程。”

“战争对生意有利”

2013年，麦克唐纳尔在接受社交媒体采访时说，“战争总是对生意有利。令人奇怪的是，他们能够把这一点掩盖起来。卖武器就意味着同谋杀人。”

他还表示，“英国在军火贸易上扮演着一种关键的角色，这不仅仅是卖军火，而是要在发展中国家引发动荡，以便让英国资本更加野蛮地剥削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

“银行家是小丑”

在今年9月13日获任影子财相前的一次工会年度大会上，麦克唐纳尔宣称：许多年来，他“一直在推动把银行收归国有”。对于银行家，他蔑视地说：“他们是小丑，不是银行家。”

反抗“选出的独裁”

英国《每日电讯报》9月26日报道，麦克唐纳尔在2012年曾呼吁人民“暴动” ，宣称：“不要指望改变来自于议会……我们现在的（联合）政府是一个选出来的独裁”，所以，我认为，民主权利允许我们采用无论什么方式，以让政府下台。现在，真正的斗争是在我们社区，在罢工警戒线，在街头。”

“改造资本主义”

麦克唐纳尔获任工党影子财相后，于9月17日出席BBC电视节目《提问时间》（Question Time）讨论，为自己过去的言论两次道歉：说“刺杀撒切尔”是戏言，并解释其爱尔兰共和军的言论是为了达成和平协议而说。

但对街头示威等言论，麦克唐纳尔在9月28日接受BBC电台采访时表示，几年前，他推动税收正义的运动，讨论如何对付企业在英国逃税及避税。有一些年轻人，他们采取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作者注：指在民主机制失灵时，人民采取直接行动，以阻止社会上的不公和不平，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英国的“占领伦敦”运动）”，他们在街头示威，占领那些不交税企业的办公楼。

由于这些采取直接行动示威者的努力，“终于，我们开始解决税收的问题，甚至奥斯本也不得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 麦克唐纳尔解释道：“有时，除了在议会辩论，英国需要一些抗议。这才是我所主张的，并且应完全是非暴力的示威。”

综合阅读麦克唐纳尔引发争议的言论，看上去不像是一时直言。而他酝酿推翻资本主义的说法，更是经过深思熟虑。

英国《卫报》9月19日采访这位影子财相时，问他受谁的著作影响最大。麦克唐纳尔把卡尔 · 马克思排在首位。他说：“不读《资本论》，你就无法理解资本主义制度。”

麦克唐纳尔9月14日接受英国电视4台采访时，侃侃而谈，阐述他的经济主张。

这位影子财相呼吁英国政府中止对富人和企业的减税，让企业交税，开始对基建和住房投资，重新为人们提供就业。他说：“这样，我们就能够创造一个繁荣的社会，而我们所有的人可以共享繁荣。”

至于如何创造这种繁荣社会，麦克唐纳尔说：“我并不认为变化来自议会，或是从上到下的。我认为，变化是从下到上的。我们常说，另外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这位影子财相介绍道，目前，世界上在兴起“预算从你做起”的运动，即从草根阶层开始做预算，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区域预算，然后制定国家预算。

为此，人们应该在自己的社区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发展社区的未来、投资和服务，制定预算。然后，把预算交给地方政府、区域政府和国家政府。麦克唐纳尔说：“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经济民主化。”

英国第4台记者问他，你酝酿推翻资本主义，是什么意思？

“首先，酝酿意味着人们明白什么是资本主义，” 麦克唐纳尔答道：“然后讨论如何改变资本主义。

英国第4台记者追问他：“是改变，还是推翻？“

“以渐进的过程，改变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 麦克唐纳尔答道：“最后，我当然是要改造资本主义。

英国第4台记者再问他：“改造资本主义，应该是影子财相承担的角色吗？”

“是的，当然是的。” 麦克唐纳尔答道：“我认为，影子财相应该提供一个与现行体制不同的选择。”

麦克唐纳尔成为影子财相的背景

麦克唐纳尔获任英国影子财政大臣，有三大背景：首先，自2008年经济危机过后，英国各界普遍存在对资本主义的反思。

英国《金融时报》曾两次出版大规模的专题报道，约请经济学者、政客、银行家和企业家撰文，讨论金融危机及如何改良资本主义。

近年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也持续开办经济学专题讲座，教授并探讨如何建立一个更公平和自由的经济社会。

在2011年底至2012年初，示威者发起“占领伦敦”运动，我曾连续多天造访他们在伦敦证劵交易所附近驻扎的营地，并与示威者交谈。在我所交谈的人中，有许多人是受过高等教育或还在大学读书的年轻人，无人主张暴力行动，或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我问他们占领伦敦、占领金融城的诉求是什么，好几个人的答复都是：“改革资本主义，改革社会。”

其次，自2008年经济危机后，英国政府实施经济紧缩和削减福利政策，伤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在英国中下层社会，酝酿着种种对政府的不满和愤怒。

麦克唐纳尔认为，造成经济危机的，不是普通人，而是银行家，因此，不应以经济危机借口，削减普通人福利。他的慷慨直言，让金融危机的受害者感到解气。

第三，科尔宾和麦克唐纳尔主张更公平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赢得许多英国年轻人的支持。在工党竞选新领袖时，科尔宾吸引到许多年轻人纷纷去听他演讲，参加讨论，在此期间，工党赢得10万多人的注册支持者。

自今年5月起，英国工党成员人数飚升，至9月新成员人数已达15万，使工党成员人数超过35万（除此之外，工党还有26万准会员和注册支持者），并使工党每年党费多达近4百万英镑，这将一举扭转工党的财务状况。在2006年，工党负债2400万英镑。工党预计，明年将有望收支平衡。

科尔宾竞选工党领袖时，麦克唐纳尔是他的竞选经理。在这次竞选中，“我们已把工党成员扩增至50万人，” 麦克唐纳尔自豪地说：“在科尔宾当选工党领袖后，我们还新增加了5万工党成员。”

据估计，在这些工党新成员中，有很大一批人是年轻人。以伦敦Hampstead 和Kilburn选区为例，在工党1000新增成员中，多数人的年龄在30岁以下。在英国下次大选中，这批年轻人有可能为工党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这位影子财相能成为财相吗？

那么，麦克唐纳尔能成为英国财相吗？听上去，像天方夜谭。以麦克唐纳尔的过激言论，以他抨击资本主义、抨击反大企业、抨击富人的立场，让他担任英国财政大臣，从英国多数媒体的报道来看，是异想天开之事。

麦克唐纳尔认为，自己有资历担任英国财政大臣，因为他在29岁时，就已经担任大伦敦议会的“财相”，负责30亿英镑的财政预算。但是，麦克唐纳尔今年已过64岁。到英国下次大选时，他将年近70岁。2013年，他还因心脏病突发入院治疗。年龄和健康，可能会成为他担任财政大臣的不利因素。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对英国工党年度大会报道，对这位主张对大企业加大征税力度的影子财相，英国商业人士更多是好奇，而非担心，因为他们并不认为麦克唐纳尔能够成为英国财相。

英国《独立报》9月民意调查显示，75%的选民认为，科尔宾不可能当英国首相。如果科尔宾无法当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尔任英国财相就无从谈起。何况，在政界，五年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到2020年英国大选时，麦克唐纳尔也许连影子财相都不是，更别提担任英国财相。

其实，麦克唐纳尔能否成为英国财相并不重要。麦克唐纳尔本人也不看好英国自上而下的议会民主，因而主张自下而上的基层民主。但重要的是，撇开麦克唐纳尔的过激言论，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在英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经济民主的辩论。英国人在这一辩论中的诉求，有可能在英国下一届大选中反映出来，有可能让英国在经济上成为一个更民主，更公平，从而也更自由的社会。

如果英国能够推陈出新，创造出一个新型的英国经济模式，不同于美国模式，不同于中国模式，也不同于英国现行的金融经济模式，那将是这个古老国度对世界的又一次贡献。

从历史上看，800年前，英国产生了《大宪章》，导致了后世的君主立宪，影响了许多国家的法治模式。在经济学上，英国有创立《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斯密，庇护了来自德国但坐在大英图书馆撰写《资本论》的马克思，也有创立《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凯恩斯，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世界经济的趋势。在高等教育领域，英国创立了面向所有人的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在医疗上，英国创立了旨在保障全民健康，由全民共享的医疗服务体系NHS。英国为世界作出贡献的科学家，哲学家，诗人，更是数不胜数。

那么，英国有可能创造出一个民主，公平，自由，全民共享的经济模式吗？

麦克唐纳尔认为是可能的，他在9月28日英国工党年度大会上再次呼吁：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让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