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时代集团公司的总裁，时代集团公司是在中关村创办的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1984年我离开机械工业部，开始创办时代集团公司。1984年在中关村创办的一大批企业，现在还活着的仅有联想、四通和时代集团三家，只不过我们时代公司还是在传统的高配制造业中发展。

目前我除了任时代集团总裁外，还和很多中关村的企业家一样，是“集四个角色于一身”。四个角色，一是企业家，现在朝九晚五要上班；同时又是投资人，我是大河创投、大河并购母基金的有限合伙人（LP）。第三，我们也是创业者导师，每年都要免费认几个学生，帮助回答他们创业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第四是社会工作者。我现在头衔比较多，主要的头衔是两个，一个是中关村企业家顾问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主任委员是柳传志。大家比较熟悉的中关村企业像李彦宏、雷军、王文京，投资人李开复、邓峰、熊晓鸽、张颖，以及经济学家周其仁、杨斌等都是顾委会的成员。这个顾问委员会是市委、市政府聘任的，给我们“三个凡是”的定位：凡是涉及中关村重大政策出台之前都要经过顾委会讨论，凡是涉及中关村重大投资项目应听取我们的意见，凡是中关村重大活动都要参加。另外我还是中关村社会组织联合会的会长。活跃在中关村的136家协会组成了联合会，也就是“协会的协会”，下面覆盖会员单位大概有两万多家企业。因为我有这么多年参政议政和社会工作的身份，现在思考问题、讨论问题、认识问题，就不仅仅是从时代公司的角度，更多的还是从中关村这个区域的问题出发。

习总书记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

2018年11月1日，我有幸参加了习总书记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一把手都到场，大家都看到有关这次座谈会的报道了。座谈会共召集了52位民营企业家，其中10位有机会发言，我是发言者之一。10位发言者来自10个省市和10个行业，大、小企业都有。

第一位发言的是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他主要讲的是关于上市公司的分拆问题。他说全世界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分拆，都是由上市公司和投资人决定的，唯独中国是由证监会决定，证监会可能明天决定，也可能三个月以后决定。他提出如何能够更加市场化地解决上市公司分拆问题。

第二位发言的是万向集团总裁鲁伟鼎，他讲的中心问题是怎么继承先父鲁冠球的遗志，把万向办得更好。他发言之后，习总书记问他有几个兄弟姐妹，几个在万向，现在董事局主席是谁。鲁伟鼎说董事局主席仍然是先父，这个职位我们都不会碰，我现在是万向控股的董事长。随后习总书记说了很长一段话，他说，我觉得鲁冠球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给了八个字，“坚守主业，砥砺前行”，他非常推崇鲁冠球同志能够坚守实业，持续创新。

我是第三个发言，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讲的2018年去杠杆之后给我们中关村企业带来的困难，包括大企业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中型企业银行骗还贷的问题，小型企业的P2P整顿之后贷款无门的问题，政府的PPP项目停滞的问题，资本市场不景气问题等等，由此我们寻求资金的途径几乎没有了，给我们中关村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第二个问题讲的是关于大企业付款问题。第三个问题讲的是关于前一段民营企业遭受到的一些舆论的影响。习总书记重点对大企业支付这个问题给予了回应。他说，王小兰同志谈的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大企业也不能任性，大企业也不能店大欺客。

这个座谈会之后，各地都在召开相应的座谈会，也都在落实习总书记在会上的讲话精神，其中关于大企业支付问题，现在已经得到了很多部门和领导的关注。

    对座谈会上10个人的发言，习总书记当场回应了6个人。这次的发言用我们自己的话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说完以后，总书记第一句话就说，我知道你们的稿子可能都被磨平了，我马上说，没人修改我们的稿子，都是我们自己的意愿，这次大家谈的问题还是比较尖锐的，总书记也是有备而来的。

关注大企业支付带来的若干问题

关于大企业拖欠货款问题，我已经关注很久了。有数据显示，有近6成中小企业存着被大企业拖欠货款的问题，导致近五成的企业拖欠其他的企业账款，有近两成企业拖欠职工工资。比如说中关村，中关村的一批企业很多都是为电信运营商提供服务的，如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等，受甲方垄断地位的影响，拖欠企业货款的问题非常严重。还有一批中关村企业是从事软件业务的，主要为政府或者相关强势部门开发管理信息软件，甲方往往对需求事先没弄明白，开发周期很长，由于甲方对人力的投入和对知识价值不重视，常常拖欠软件企业的支付费用，而且对欠款支付不以为然。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我做协会的会长，有一家软件的企业跟我陈述，他说我为法院做软件，但是法院不按时支付我的货款，我不知道找谁，上哪儿告状去，因为他们就是为法院做的信息化软件。我说那很好办，你找司法部，或者找政府，有人会管。

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货款问题确实非常突出。为此我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连续三年写提案，呼吁关注这个问题，而且我的提案都被评为优秀提案。但是办理的部门的回复很傲慢。工信部中小企业局了解我们的情况，但他们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为此我和中小企业局一起研究了国外若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解决这类问题的法律。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出版了一本《国外防止延迟支付法律文件汇编》，今天我就将汇编中的主要观点和做法分享给大家，以共同推动中国的相关法律制定。

国外防止延迟支付法律有关规定

在《国外防止延迟支付法律文件汇编》里，收录了欧盟、德国、日本、韩国、法国、英国、印度这些国家和地区关于大企业支付方面的法律文件，我把这些文件当中的主要观点提炼出来，一共讲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店大欺客问题。大企业拖欠中小微企业资金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下容易出现店大欺客的现象。为此“必须用法律方式建立起市场公平交易的环境，建立起社会的信用体系”。这是欧盟法令中宗旨部分的原话。在市场经济下店大欺客是难免的，政府应该帮助弱势的中小企业用法律方法来解决跟大企业平等竞争的地位问题。在欧盟关于打击商业交易的有关指令中指出，这种延迟支付现象对供应商资金流动性造成了负面影响，并使供应商的财务管理更加复杂。当债权人由于被拖欠而不得不进行外部融资时，其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也受到影响，经济下行期融资更为困难时，这种负面影响大幅增加。这些指令针对性很强，跟现在的情况很吻合。这个指令的第一条指出，该指令目的是打击商业交易中的延迟支付行为，从而保障市场规范运行，进而培育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日本在防止拖延支付转包费法中、韩国在转包合同公平交易法中的第一条都表述为：本法意在确立公平的转包合同秩序，总包商与转包商在对等地位上互利共赢，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可见，各国对此类现象都有切身体会，为此都推出了相关的法律，真正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

第二，防止政府和大企业滥用合同自由原则。各国有关法律明确，商业交易的对象包括私营企业之间，国有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主承包商和分承包商之间。欧盟指令中更加明确：一般而言，政府部门相比企业受益于更安全、可预测和持续的收入来源；许多政府部门可以比企业以更有利条件获得融资；与企业相比，政府部门并不依赖于构建稳定的商业关系而达成目的。企业由于政府部门购买产品和服务有较长的付款期，和因延迟支付而产生不合理费用，为此对于企业向政府部门提供货物的商业行为应加以具体规定，并特别规定付款期通常不超过30日。这里要说明，一般法令对于大企业和小企业付款期的规定通常不超过60天，而政府因获得资金来源等各方面比一般企业容易，所以对于政府规定，它们付款期一般不超过30天。

此外，为了防止大企业和政府滥用合同自由原则，使债权人受损，在指令28条中规定了滥用的定义：任何明显背离良好商业实践、并违背诚信和公平交易原则的合同条款或行为，应当被视为对债权人的不公平。因为有人会说，我们之间的合同之间是双方自愿签的，这些小企业愿意跟我签90天，不是必须60天。而法令规定很明确，就是怕你滥用所谓合同自由原则，因此对什么叫“滥用”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而且还规定了很多具体条款防止滥用。

第三，明确在法律中规定大小企业的付款期。欧盟九国和日本、韩国、德国，包括印度，在法律中基本都规定大小企业之间的合同付款期一般不超过60天，有的规定的是45天。如果约定时间超过60天，除特殊情况外，可以认为对债权人是不公平的。欧盟鼓励各国在60天的基础上定更高的标准，可以定成30天或45天。在企业和政府合同中付款期限，通常都定的是不超过30天。

第四，法令监督按期支付款。在付款到期后，如果没有按期支付，各国法令会以不同方式提出不能作为不付款理由的条款。比如欧盟列举了10多种情景，当出现这样情形的时候怎么办，出现那样情形怎么办，把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全部闭环列出相关的法律规定。比如说，甲方认为你交的货有瑕疵，因为合同条款规定货到验收之后60天付款，所以不验货，这样60天的期限就无法起算。法律条文就明确规定，如果因为这些瑕疵拒绝验货，你可以找第三方进行鉴定，鉴定之后视同验收，到那个时候必须按照合同的条款来执行。同时还有禁止不正当退货、禁止中途扣减、禁止不当要求，以及对涉及变更原材料价格等，均有协调的方案。

第五，不按期付款的处罚。如果甲方没有按期付款，要交纳迟付利息和罚息，要交纳企业的追讨成本和律师费，而且这些支出项目不能税前列支。欧盟各国为此建立了快速的裁定程序。如果发生合同未按期付款的事实，你可以把合同交到公平竞争委员会，它有权从甲方的帐上扣货款加上罚息还给你，而且这家企业会被列入黑名单。欧盟鼓励各国建立白名单（按期付款的企业），而韩国设黑名单（惯犯名单披露制度）。一旦你这个大企业被列入黑名单，那么它今后做事就困难了。

第六，总包和分包之间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对发包方和分包方之间，日本有防止拖延支付转包费法，韩国有转包合同公平交易法。该法律意在确立公平的转包合同秩序，总包商和转包商在对等地位上互利互赢。为此，明确双方合同中必须载明的事项，重点是转包费用的付款日期，规定定价不能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不能随意增加转包商的责任及义务等等，共35条款。如果到期未付款，就交由公正交易委员会处理扣款，并且罚息。而且这两国的政府设有专门部门。日本的中小企业厅长官每年必须调查发包商的履约情况，对违反者给予劝告，并且进行公正性约束；如果违反，可以对从业人员或者代理人处以50万日元的罚款。韩国在转包法中有违法行为举报制度，同时还有书面调查制度，以及赔偿罚款的制度。

第七，明确规定政府合同当事者须签订公平合同。针对政府拖欠货款，日本专门制定了防止拖延支付政府合同费法。在这个法律中，明确规定政府合同的当事者必须根据在对等市场下达成的一致，签订公平合同，必须诚实守信履行合同。该法律对合同中的付款等条款做了非常清晰的规定，责令财务大臣对此法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必要时可以经内阁会议决议下达付款指令，对违法从业人员进行严肃处罚。规定中很明确，由谁来检查，由谁来督促处理。

第八，我们和国外中小企业法律不同。特别值得指出，韩国促进中小企业法和印度的中小企业发展法都不是宣示性的法律，是可执行可落实的法律。而中国中小企业法几乎都是宣示性的法律，只是鼓励你干这干那，没有一条真的能为中小企业讨回公道的条款。

韩国在中小法中第一条就明确：为巩固大型综合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共赢合作，以加强两者竞争力，以及解决大型综合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分化问题，实现共同发展，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特颁布此法。印度则在法中表明，本法意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增强竞争力。韩国的法律中规定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合作规划、技术合作、人力资源交换、大企业对小企业参股给予管理方面的合作，以及合作指数统计与发布、评选和补贴等等。印度在中小企业法中要求，买方（大企业）每年自觉对外公布自己尚未付款的明细，还欠谁多少钱。日本还有相应的大店法，对大型商场的开业时间、开业地点、货品种类有明确规定，以保证社区门店利益。比如普尔斯马特这样的大店，只能开在人口密集区20公里以外的地方，而且十点以后开门，下午五点就得关门；不能卖零售，只能卖五件一捆或者三件一捆的，其目的在于给社区小的门店留出经营空间。

国外的中小企业法，或者其他有关法律，明确地把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做了一个区隔。总之在市场经济下，公平竞争是唯一的法则，政府的作用就是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当前中国的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很大程度上不是中小企业没钱，是大企业不主动给中小企业付款。解决中小企业资金难的问题，如果不从给中小企业融资解困方面入手，这个题目永远无解。

为此我呼吁，企业界特别是法律界和政府部门，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上高度关注建立中国的大企业支付法的问题，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更加健康的发展。

    （编辑  季节）

编者按: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只是手段，它具有贸易战的特征和要素，但主要目的是尽量阻止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的开放，尽快打开中国市场。

最近，中美要打贸易战的评论铺天盖地，美国是箭在弦上，大有不得不发之势。而中国的官方发言人、专家学者、智库也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不希望打贸易战、但也不怕打贸易战。美国财长姆努钦最近又表示双方在谈判，如果谈得好，也可以避免贸易战。美国股市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表示担忧，出现大起大落，也引发全球股市起伏不定。那么，中美之间会打贸易战吗？

2018年3月8日美国宣布要对中国的钢铝征税；3月22日，又宣布要对洗衣机、太阳能电池及对中国的600亿美元出口产品征税。特朗普在推特上说要中国2018年减少对美贸易顺差1000亿美元。这些举措确实有要与中国开打贸易战的架势。不过，我们不能只看这些表面现象，还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什么是问题的本质呢？

如果从中国的媒体、网站上搜寻中国各方人士对中美贸易战的看法，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认为中美之间确实要打贸易战，但中国并不怕打贸易战，一定会奉陪到底。

第二，大多数人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可以通过谈判获得解决。

第三，有个别中方人士指出，美国挑出的600亿美元征税产品是《中国制造2025》中的核心领域，是中国未来可能与美国竞争的行业。美国是为了阻止中国的竞争力上升，是大国崛起必然发生的“修昔底德陷阱”式的经济战。国外人士也有这种观点。[1]

应该说这三种分析和应对都有道理，而第三种认识更有深度。如果说美国真要与中国打贸易战，为何不拿美国进口额更大的成衣、鞋、日用品开刀，而它挑出来的产品无论是钢铝、洗衣机、太阳能电池还是600亿美元的商品，在中美50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中占比很小，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大，对美国的消费者也影响不大。因此，似乎不是要打贸易战。那美国如此大张旗鼓地摆出打贸易战的姿态又是为了什么呢？

先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次国情咨文中说了些什么，“美国终于结束了几十年来牺牲我们的繁荣，转移我们的工作、公司和国家财富的贸易交易。”他还说：“在全世界，我们面临流氓政权、恐怖集团和中俄等竞争者对我们的利益、经济和价值的挑战。面对这些危险，我们知道，软弱肯定会导致冲突，而无可比拟的实力才是保卫自己的可靠途径”。[2] 把中国与“流氓国家”及恐怖集团并列为美国的威胁。

再看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怎样为中美关系定性的：

“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与繁荣”。[3]

“这些竞争（指中、俄、朝、伊朗、恐怖主义及跨国犯罪集团）要求美国重新思考过去20年的政策，这些政策是建立在与对手进行接触及将他们纳入到国际机构和全球商务体系中，就可以使他们变为无害的行为者和可信赖的伙伴的假设之上的。总的来说，这一假设是错误的”。[4]

“美国面对三个主要的挑战者——中俄修正主义大国、北朝鲜和伊朗流氓国家以及跨国犯罪组织，尤其是伊斯兰圣战组织恐怖集团——他们积极地与美国及我国的盟友和伙伴进行竞争”。[5]

总之，美国在这份报告中把中国列为面临的五大威胁之一，而且认为中国是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手段获取了竞争力，用违反知识产权的办法获得技术进步，与美国企业的合作取得了竞争优势。派留学生到美国侵占了美国教育的好处，美国要切断这些使中国获益的渠道。

2018年3月4月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合刊上刊登了题为《中国的惩罚》的文章。一位作者是库尔特·坎贝尔。他现在是亚洲集团主席，曾于2009年至2013年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另一位作者是艾丽·兰特娜，现为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研究部的高级研究员，2013年至2015年曾任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文中说：“胡萝卜与大棒都没能使中国变成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外交与商业的接触和包容，也没使北京的政治与经济变得开放。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地区平衡政策也没制止北京寻求取代美国主导的制度的核心内容。自由的国际秩序，也没有能像我们期望的那样有力地引诱或是限制中国。相反中国一直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进，在这一过程中使美国许多期望落空”。[6]

“现实说明，有必要重新思考一个清楚的对华政策”。[7]

“美国曾设想更多地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可以使中国经济逐步地，但是坚定地走向自由化。1990年，美国总统布什的国家安全战略说，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对中国重回改革道路至关重要。这一观点在美国曾占据几十年的统治地位。这一信念驱使美国在90年代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在2001年支持中国加入WTO，2006年与中国进行经济对话，在奥巴马政府期间与中国进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8]

“然而，本世纪初期，中国的经济改革停止了。与西方的期望相反，在中国变得更加富裕时，北京反而加强了它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持续的增长没使中国变成一支更加开放的力量，反而是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及国家主导的经济合法性服务了。”[9]

“中国无可避免地滑向了更像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时期的政治气候，而不是80年代邓小平时期的政治气候。”[10]

“华盛顿现在面对的是现代历史上最有活力和巨大的竞争者。正确对待这个挑战，就要放弃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充满希望的政策。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用对美国战略上的假设提出质问的方式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11]

从上述文件和文章中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过去40年对华接触和发展商贸关系的政策，没有使中国朝着美国期望的方向发展，反而使中国巩固了共产党的统治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因此过去的对华政策失败了，需要重新制定对华政策。中国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的挑战者，不是维护者，因此不能让中国继续占有这一体制的好处。美国“自由、公平、公开”的体制应该对应的是中国“自由、公平、公开”的体制。

从以上引述和分析判断，美国的对华政策要实现两个目标。其一，美国希望中国的政治制度应朝着美国希望的“自由民主”方向发展；其二，美国希望中国的经济和市场完全开放。也就是说，中国市场的开放度要达到美国的要求。美国知道第一个目标很难实现，因此第二个目标是底线。虽然不能改变中国，但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美国的商业利益要最大化。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美国要打的就不只是贸易战，贸易战只是手段，虽然它具有贸易战的特征和要素，但主要目的是尽力阻止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全面）开放。打开中国市场，使外国公司、投资者面对一个所谓“更加公平透明的中国市场”，在美国是两党、精英层、商人的共识，也是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共识，他们都在等待美国打开中国的市场，使他们可以同等受益。对这一点我们应该有清楚的认识。

如果仅认为美国是要与我们打一场贸易战，恐怕这种认识太肤浅了。因为贸易战是双输的，美国不一定愿意承担损失。这是过去几十年美国所采取的态度，所以中美之间一直没有发生真正的贸易战。而美国现在是要改变对华政策，要以中国市场的“全面”开放为目的，所以美国有可能是准备好了承担一些损失，不达到目的不罢休。这样，我们面对的恐怕不只是贸易战。我们还会在文化、教育、体育、外交等多个领域面对美国和发达国家的打击。今天发生在俄罗斯身上的事，不能排除不发生在我们身上。在美国看来，这是维护其主导权、霸权的生死之战，不能期望美国会手软。如果我们市场开放还不能满足美国的需要，上述情况就都可能发生，因为战后的体制是美国制定并主导的，如果有人要挑战，美国现在可能要把挑战者排除在这个体制之外。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把美国最近的这一系列举措理解成贸易战，这已经是主导权之争，道路之争。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呢？是否想好了怎么去争？并不是应付一下，多进口点东西就完了，而是要有一个可行的，长期的打算！

（编辑  苏歌）

新文明城市建设的开始

目前中国大概有500多个城市在进行数字城市的试验。杭州市走在前面，杭州市政府已经建构了六大数据库，包括人口库、法人库、证照库、信用信息库、办事材料库和共享库。这六大数据库已经覆盖了杭州市420平方公里，我认为这是历史性的创举，这种大数据库，有可能根本改变整个杭州的城市结构，这就是新文明的开始。

中信的华晟基金和浙江省余姚市政府在余姚市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正在进行云城的人工智能各项试验，比方说，他们已经跟22个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和法律机构签订合约，进行各种合作，其中包括当无人驾驶汽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保险怎么办，法律纠纷怎么办等等。类似这样的新的城市运营管理方面的试验，这也是历史性创举。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在为贯彻中国政府在推进城市化中“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方针，做体制机制性的实验。比如说，在这里政企合作成立了招商领导小组，成立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企业能够和政府一起成立这样的机构，我认为这是一种体制性的，机制性的创新，是历史性的创举。

再比如，阿里巴巴的电商模式仅仅改变了流通领域吗？我认为它从生产到流通到消费，整个商业结构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正在中国发生。

工业文明城市和新文明城市的区别

国内500多个城市正在做这样的试验。这些仅仅是开始，假如说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实现强国梦的时候，中国城市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的格局呢，这里我想提出几个问题。

第一，科学技术是不是文明的核心要素？科学技术仅是一种物化状态吗，我认为科学技术首先是方法论和认识论，同时又是知识系统，因此科学技术是任何一种文明形态最关键的基础性要素。如果是这样的话，大数据这样新的科学技术会不会创造新的文明呢？

第二，中国的数字城市会不会走向新的文明城市呢？

第三，新文明城市和工业文明城市究竟有什么不同，是量的区别还是质的不同？

第四，新文明城市是不是实现中国强国梦的最佳途径。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非常关键的问题。什么是强国，仅有经济力量、军事力量是不能成为强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仅仅是第一个要素。还有第二个要素，它必须具备多数人认同和接受的价值系统。第三，这个价值系统能够制度化。这样的三个要素都具备的时候，它才称得上是强国。那么，新文明城市化会不会使中国实现强国梦，即具备三个要素的最佳途径。如果可以的话，中国将怎样推进这样的新文明城市。

工业文明城市和新文明城市究竟有什么不同，我提出了几个假设。

首先，什么是文明？文明仅仅是一个分历史阶段的描述性概念，它的外延大到不能再大，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对文明这个概念做出精确可接受的学术界定。这里我冒昧提出这么一个概念：文明是对以科学技术、价值、制度为核心要素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进步状态的描述，如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这是分历史阶段的描述性概念。

三者之间的关系：科学技术是知识系统，包括认识论和方法论，它有内在和外在两种价值。内在价值是中立的，它的外在价值是与社会系统良性互动的，将会形成特定的价值倾向，这样的价值倾向规定了制度的方向和目的，而制度塑造了人的行为。这个世界上任何人的行为都在制度框架内，脱离制度的行为是不存在的。价值规定了制度的方向和目的，制度是价值的载体和实现手段。制度塑造人的行为，保障了价值的社会实现，以此建立某种秩序并形成某种文明形态。这样界定文明这个概念，如果它是成立的话，接下来可以类比工业文明和新文明，以及工业文明城市和新文明城市有什么区别。

第一，科学技术不一样。工业文明城市的科学技术主要是物理学和化学，科学和技术之间是相对分离的，技术和技术之间也是相对分离的。大数据、物理学、生物学、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最尖端的技术群，它们之间是融合的，不是分离的，尖端技术之间的融合必然带来一个结果，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分离和融合。因为大数据，我们可以在虚拟世界当中将现实世界进行编辑，进行优化组合，提供最佳方案。比如说GPS是最典型的现象。我把新文明的科学技术最根本特征用两个词概括，融合、最优化。

第二，基础设施不同。科学技术不同必然带来基础设施的不同。工业化时期的基础设施，以中心化为基本特征。通信是中心化的电视、电报、电话，能源是大规模集中化的煤、电、油的生产和供应，物流业是中央向外辐射的集中化的物流，飞机、汽车、轮船都是如此。

新文明中的基础设施是去中心化，比如通讯互联网、能源互联网、物联网。量子计算机已经出现了，美国报道，在美国量子互联网已经实现了800公里的实验。区块链很快将会普及，5G在中国两三年内就要普及，那时候物联网是什么格局，每家每户几千件物品都可以在网上，基础设施将完全变化。

第三，生产方式不同。基础设施的变化带来的，将可能是生产方式的不同。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的核心特征是大规模、集中化和标准化。而在新文明当中，分散化、数字化、公有化将是新的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美国的里夫金教授甚至使用“技术社会主义”这样的词，因为大数据等很多的生产要素是共享的，共有的。

第四，价值观不同。生产方式的不同，必然会带来价值观的变化。在工业文明当中，占有是第一目的，效率是第一原则。若以效率为第一原则，自由主义的价值更适应这样的社会结构。但工业文明推进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带来大量问题，概括起来为两个冲突。一个是人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冲突，人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冲突。在新文明当中，我认为核心价值观是共同体主义，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才是主要的目的，共有和协同是主要原则。在这样的价值观引导下，人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经济和社会价值是可以做到良性互动的。

第五，生活方式不同。在工业文明当中，因为生产方式本身的大规模和集中化、标准化，生活方式也是大规模和标准化。首先是大规模的城市，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挤在一起。医院是大规模标准化，学校也是标准化大规模，批量生产人才。拥堵和污染的交通，大规模标准化的消费，等等。

在新文明当中，我认为生活方式的根本特征是去中心化和网络化。首先，我们最基本的假设是，目前的超大规模的城市将消失，发展趋势为小规模、分散化。在这样的小规模、中小城市为主的城市里面的生活方式，自然是小规模网络化的医疗，小规模网络化的教育，甚至点对点的教育、医疗，便利的网络化的绿色的交通，个性化，分散化，网络化的消费，也是个性化、分散化的休闲，这些都是可能的。

第六，结果和状态不同。工业文明是物质主义，是物质极大的丰富，但是同而不和，因为外在价值、内在价值、经济社会价值无法融合，因此是同而不和的文明。工业文明时期发生了两次战争。物质这么丰富，目前还有那么多不平等，疾病、贫困、恐怖主义困扰着人类，恐怕是价值的问题。在这样的文明当中，80%的人为20%的人服务，多数人为少数人服务。我概括为，工业文明是工具理性高度发达，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但是价值理性严重缺失，人文关怀，道德关怀，严重缺失。这使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安全，越来越孤独，而且是不可持续的。新文明我认为是和而不同的文明，因为是以人为本的，不是以物为本的，是长尾法则，而不是二八法则，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融合的文明，因此它是可持续的，这是我对新文明的一个基本的假设。

新文明城市的推进

上面的这些假设假如说成立的话，什么样的组织架构才能有效的推进这个进程呢？新文明城市的建设，我认为必须要由强有力的综合性的中央机构才能推动。为什么？

第一，这样的一个新文明以及新文明城市的创建过程，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过程。首先它是全局性的变化，因为现在的这几大尖端技术会带动整体技术群的变化。其次它是根本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必然带来人的行为方式、组织方式的变化和价值观的变化，例如区块链将带来组织方式的扁平化和去中心化。最后它是破坏性的变化，这因为这将是新旧交织和博弈的过程，这个过程将可能发生很多矛盾，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很难驾驭。

第二，目前有一部分人对新文明的前景盲目乐观，但更多的人则比较忧虑。比如说人会不会变成技术的奴隶，会不会出现大量的失业，会不会形成新的互联网垄断，个人的隐私会不会受到侵犯，新科技和恐怖主义的结合会不会危害社会安全，新的生物技术会不会干涉人的自然进化甚至挑战人类伦理。等等。这些可能性都是有的。但是我们还要看人的能力与主观的努力。我相信人类有这个能力遏制负面影响，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第三，必须树立新的“文盲观”。在工业文明时期不识字就是文盲，但现在不行了，因为技术发展速度太快，不学习就是文盲。不树立这样的理念，我们是无法掌控驾驭这个文明的进程。在这个前提下，我认为必须要有综合性的中央机构，有计划地创造文明城市。

首先必须要有前瞻性的预测，在此基础上做中长期包括规划、布局、研发、标准、预算融资、组织、法律法规等等，阶段性地推进。

如果前面这几个假设若能够成立，中国有可能率先启动和推动新文明城市的建设。

第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优势。天人合一，五常理念，易经，大同思想、社会主义理念，这样的价值取向和新文明城市的价值取向非常吻合。

第二，中国有强有力的政府。中国政府的发展战略是连续、稳定的。发展战略，政策不会变，带有长期稳定性；政府有独特的有效的治理整合系统。

第三，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更有利于新文明城市的创造。

（编辑  季节）

寻找有效解决城市扩张的新方案

全球均处于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更为亮眼。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率由初期的17.9%提高到2017年底的58.5%。根据相关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会提高至60%，2030年将达70%左右；按照“十九大”提出的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节点，到203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80%以上。

随着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城市人口和城市数量不断增长。我国现在仍有数百个城区人口超过十万的小镇，这些小镇在欧洲国家或美国是地地道道的城市，但在中国目前是建制镇，未来会不断发展成为城市。据判断，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城市数量会由目前的600多个增加到约1000个。

城市数量增加的同时，城市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迈入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行列。在发展过程中，城市的管理者担心城市规模过于庞大将给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治理带来很多难题和压力。但城市发展的规律就是这样，城市越大越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创业就更容易、就业机会就更多，城市更具吸引各类要素的能力。那些试图想控制城市规模扩张的规划者和管理者，最终鲜有成功。因此，面对城市不断扩张带来的难题和压力，我们需要寻找有效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案。

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技术进步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出路。古代的城市没有电力所以没有高层建筑，产生电力后催生了电梯，摩天大楼崛地而起；汽车的出现使人们的生活半径不断扩大，城市边界也随之扩大……这些都是技术进步给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城市生活带来的技术支撑和解决方案。

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两百年时间里，城市规模扩大并没有给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真正的大麻烦。历史上，欧洲一些国家因为城市环境卫生问题导致各种疾病，但随着环保技术水平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升，为高密度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技术支撑，城市规模变大产生的类似的问题最终都逐步得以避免，我们的城市在规模扩大的同时反而变得更干净了。

人工智能技术为城市发展提供新的治理方式

进入智能时代，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主要内容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为城市发展和治理提供新的技术支撑和解决方案，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创新思路。过去一段时间，阿里巴巴、华为、腾讯、平安等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涉足智慧城市建设领域，参与城市的智慧治理和运营。如何将这些智能技术和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以下四方面值得我们共同努力和探索。

第一，智能技术应更深入到城市规划过程中。城市规划是一座城市合理、科学发展的蓝图和指引，如果城市规划更好地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智慧技术，将会大大提高城市规划的精细度和合理性。目前，空间地理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分析等已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应用，以分析城市内部不同功能区和空间之间的要素流动，并有可能进行大规模模拟分析，这样可以使城市规划更具科学性。

第二，智能技术应更深入到城市建设过程中。现在的城市道路网络建设需要融合智能技术。如电动交通工具的发展使未来的城市道路需要配置大量充电桩，人工智能将会使自动驾驶逐渐普及。将人工智能技术深入应用到智慧道路网络系统建设领域，才能真正实现智能交通。我们的城市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做得不好，如果在城市建设阶段可以把智慧技术应用到地上、地下空间的统一配置和管理，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城市的空间利用率。此外，未来城市的楼宇建设，尤其是摩天大楼的管理系统、安保系统、节能系统建设等，更需要智慧技术的融入和支撑。

第三，智能技术应该更深入到城市运营过程中。智能技术的运用，会使城市运营更有效。以城市交通网络布局为例，中美绿色基金投资了一家智慧停车企业——爱泊车（AI PARK），这家企业的主要业务是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城市停车管理，实现停车位资源的实时更新、有效调度，改善城市空间运营水平。同时，城市环保监测也可以利用智能技术来实行不同污染源的统一监管和分析。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在城市节能领域的研究和应用投入将增加，清洁能源技术的推广应用，将使能源供应体系更智能化和高效化。

第四，智慧技术应更深入到城市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过去城市、社会治理多依靠政府管制，这种管制可以实现某种秩序，但是其代价是牺牲了过多的个人权利。城市是公民社会，城市居民会有更多的社区自治意识。未来智能技术可以帮助政府在社会治安、公共服务、公众参与等众多方面，更好地实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互动，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城市治理的开放包容和民主化。

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下，我们可以以更开放、更包容、更容忍的方式调控城市治理和城市秩序，使我们生活的城市变得更干净、更便利、更具魅力。为了让城市变得更美好，我们应该更加重视智能技术与城市发展的深度融合，并在体制机制上创造条件，让人们对智能技术在城市发展运营中的美好期待，得到更全面的实现和满足。

（编辑 季节）

芝加哥大学博士、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提到，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而知识产权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人类的发明，即创造出自然界不存在的事物。城市的成长是有历史的，进入后现代社会，人工智能赋予了城市新的能量。

AI技术快速发展  中国后来居上

人工智能（AI）的概念于1956年首次提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衍生出许多相关技术。1997年，IBM“深蓝”通过人工智能的支持战胜国际象棋冠军，从此AI技术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开始， AI技术发展进入深度学习阶段。

总体来说，全球AI相关技术专利的申请主要经历三个阶段（图1）：1956年-80年代初是缓慢积累过程；80年代后期-2008年，专利积累增幅明显；2010年出现井喷式增长，专利数量直线上升。人工智能涉及的领域很广，通过对AI相关主要技术的专利申请数据分析发现)，如果一个领域出现技术创新，相关技术专利布局呈现井喷式增长，预示着今后3-5年，相关技术的市场和应用也会呈现爆发式增长。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人工智能及其相关主要技术，特别是对智慧城市的技术支撑，已经开始走向产品化、市场化。

从全球AI相关主要技术的专利申请人排名（IBM、微软、高通、谷歌、三星、微软技术专利、GE、INTEL、AMAZON、苹果）看，前十位中美国占九席。在几乎所有的高科技领域，美国在全球都处于领先地位，作为近年来的热点研发领域人工智能也不例外。很多人工智能技术的大公司，都来自于美国。

中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专利申请国家

从全球各国的专利局数据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专利申请量（图2），美国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中国排名第二，第三名是欧盟。各国申请量差距明显，美国的申请量甚至大于其他所有国家申请量的总和。但从某一件专利的技术含量和质量来看，可能存在更大差距。在人工智能相关主要技术的专利申请量上（图3），中国也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过去全球创造发明的国家布局，基本上美、日、欧是第一方阵，中国和其他国家排在后面。中国加入WTO之后，由于中国部署创新驱动战略、加大创新资金投入，国家专利产出快速增加，在数量上已经连续几年占据世界第一。

同时，全球的创新者也把目光投向中国。现在全球最重要的两个专利申请国家是美国和中国。全球的创新者考虑创新成果专利的国家布局时，第一要在美国申请，第二个便是在中国申请，而不再是日本、韩国，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创新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都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中国申请人在全球的专利申请数量排名，第一是华为公司，第二是国家电网，此外国企和互联网公司的申请数量较多（图4）。中国申请人在中国的专利申请量中，百度、国电及浙大等一些高校走在前列。

AI的三个关键技术领域

人工智能的第一个关键技术领域是自然语言处理。相关的专利国外布局比较早，而且数量比较多。在国内，早期处于薄弱环节，但是近两年专利申请数量大幅增长。（图5）。

第二个关键技术领域是人脸识别，这项技术已经在手机和各场景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人脸识别技术领域的国外专利布局较早，而我国作为后发国正在快速追赶，2012年，申请数量开始大幅增长。

第三个关键技术领域是深度学习技术。该领域我国启动稍晚，但是2015年前后出现了飞速增长，这个趋势目前还在持续。

AI技术在智慧城市的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在智慧城市的应用领域众多，所有应用领域都和在城市生活的所有居民息息相关，其中最活跃的领域是智能交通（图6）。交通堵塞问题是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很多大城市、以及世界一些大城市的“城市通病”，目前和智能交通有关的解决方案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研发领域，也有很多产品。但真正把它投放到市场，让每个城市的交通参与者有获得感，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二大领域是智能电网，该领域的全球专利申请数量超过八万件；第三大领域是智能医疗、智能家居和智能环保等。在智能物流、智能城市管理等方面也有大量专利发明。

图6  智能交通专利

这是2017年有关智能交通的专利发明，这个智能交通系统，可以通过各模块配合使用，及时监控城市道路的车流和人流状况，根据每个路口不同的人流量和车流量，及时调整红绿灯的显示时间与时长，达到动态调整的目的，能够有效舒缓城市交通拥堵，提升交通运行效率。

这是2016年有关智能物流的专利发明——自动跟随购物车，它能够识别目标人物、辨别声音、识别周围环境，自动跟踪目标前行，进行购物。

这是一种智能井盖，它内置芯片，载有“身份证”信息，井盖被打开即向后台汇报，可监控水流浊度、水流量、水速等信息。通过智能化功能的植入，它可以具有城市管理的功能。

智能医疗也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研发领域，我国在这方面也有很多投入，很多机构和研究人员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研究范围广泛，包括数字医院、远程会诊、临床决策、专家系统等等。上图是一种智能医疗系统专利。它可以接收并分析来自用户端的数据以创建或更新用户档案，并能够基于分析结果判断用户是否需要专家治疗。在判断认为需要专家治疗时，服务器将用户档案和专家档案进行匹配以生成专家推荐列表，并将专家推荐列表发送给用户端。

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城市发明不是终结，而是开始，还要不断的创新发展。现阶段应用人工智能，引入计算机、自动化、物联网、互联网等先进技术，使人的生活更便利、更舒适、效率更高。而专利技术发明申请与知识产权法作为保护人类发明的重要手段，未来将对智慧城市的创新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编辑  季节）

在香港考察了28天，5月6日段云从香港回宝安。仅仅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进入宝安，只见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十分荒凉，耕地丢荒很多。5月份正是农忙，田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耕田。宝安县城深圳，是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人口2万多人，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

宝安与香港山水连为一体，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沙头角中英街）相连。深圳镇是通往香港的重要口岸。20世纪70年代中期，每年经这里进出的外国友人、华侨、港澳同胞达150万人次。宝安与华侨、港澳同胞有直系亲属关系的有14万人，占全县33万人口的42.4％，还有持双重户籍（香港户籍和宝安户籍）经常来往两地的流动渔民2万余人。

下午到罗湖口岸。每天下午3时，港方将外逃人员用卡车拉到口岸，由我公安局接收。一个个点名、登记。看了收容站，条件简陋。外逃人员多是农民群众，当时外逃严重，特别是宝安，每年外逃人数是全省之最。段云和同志们看后心情沉重。[1]

当地人对他们说，我们在这儿干一天只能挣几毛钱，到香港一个小时可以挣几元钱。我们要养家糊口，外逃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经济特区决策前的考察和酝酿讨论

回到广州后，段云见到老领导、刚上任的广东第二书记习仲勋分外高兴。1962年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诬陷小说《刘志丹》是替彭德怀翻案，陷害习仲勋，把习仲勋等人定为“习仲勋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结束，习仲勋劫后余生，调到改革开放第一线广东省任职。

习仲勋将熟悉情况的广东省委各方面领导刘田夫、吴南生、曾定石请来一起谈。这几位同志都是1937年前后入党，建国后一直在广东工作。当时王全国随谷牧访问西欧5国，不在，他和段云也是老熟人。

段云详细介绍了在港澳考察的情况后，分析了港澳经济发展比较快的主要因素：

1、有充裕的资金来源。二次大战以后，香港局面相对稳定，港英和澳葡对外汇没有管制，吸收海外资金比较容易。各国游资大量流入，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据估计，近几年每年流进港澳的资金约有2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20%左右。

2、拥有较为廉价的劳动力。十多年来，港澳人口增长很快，劳动力大量增加。香港工人的工资水平，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比低得很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3、购进原料材料和技术设备比较方便。港澳是“自由港”，除烟酒等少数商品征税外，其他商品进出一律不征税，不受限制。各国纷纷以低价来港澳竞销商品，港澳厂商能够随时用比较便宜的价格，获得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先进的技术设备。

4、香港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是，大力发展对外加工工业，利用外来资金和当地劳动力，进口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大搞加工装配，增加出口。香港加工工业以轻纺行业为主，中小企业为主（平均20人以下小厂有3万家，建厂都不是洋的），这些企业一般本钱小，设厂容易，投资回收很快。由小到大，扩大生产，越滚越大。

5、产销结合，产品适应性强。以销定产，按外来定单和样品组织生产。市场需要什么，生产什么。产品品种花色很多，变化很快。质量检查严格，适应性很强。[2]

1963年广东省规定，在宝安39个生产队和珠海山前公社实行小商品贸易办法。宝安可以出售的商品有：禾草、山草、烧柴、木炭、牙灰、海砂、糠米、草绳，贸易额150万港元。珠海可以出售的商品有：禾草、山草、烧柴、鲜花、蔬菜，贸易额50万港元。经营方式是指定商行出售，银行结算，外汇归县。1961年广东省规定在沿海12个县实行海水产品外汇提成，1962年扩大了29个县，共41个县。外汇提成办法，计划内出售海水产品按销售额的30%，超计划出售的按40%，外汇交给生产队使用，限于进口24种渔需物资。上述政策规定在文革中均被取消。1973年国家计委专项安排50万美元进口渔需物资，地方反映，外汇不够。[3]

1977年，港澳年销量鸡3500万只，猪350万头，菜35万吨。[4] 而我们占的比例下降。大家都感到宝安、珠海这么好的条件，不利用，不发展，真是太可惜了。段云直截了当建议：广东省把宝安、珠海两县改成省直辖市，使农业从“以粮食为主”逐步转到“以经营出口副食为主”，改革农业、发展加工工业和旅游业，把这两个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

他的建议得到习仲勋等领导的赞同。大家反复研究应采取的措施并反复计算，如采取这些有利措施可达到什么样的效益；反复研究情况、办法及规划和可行性，达成了共识。广东省委向党中央进行了请示报告。这些共识，反映在报告第二部分：《千方百计夺回我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切实把宝安、珠海两个基地建设好》，其中很多建议后来都得到实施。报告中提及：

宝安、珠海紧邻港澳，发展出口商品生产，条件十分有利，特别是鲜活商品，是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比不上的。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示，要尽快夺回我们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我们同驻港澳机构和广东的同志进一步商量，拟订了一个建设规划。我们设想，经过三、五年努力，实现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把这两个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

（一）  大办副食品生产基地，增加鲜活商品出口。建设各类鸡场、猪场牛场、果林场、园艺场、养殖场和捕鱼队等，大力发展良种猪、三鸟、水海产品、蔬菜、水果、牛奶、鲜花等生产。

这两个县的农业，由生产粮食为主，逐步转移到主要经营出口副食品。现在每年上交给省1000多万斤粮食和1000多万斤食油，随着多种经营的开展和粮食销售量的增加，逐步减少上交数字，差额由国家补给。从事副食品生产的农场职工和社员，口粮斟酌由国家供应。养鸡、养猪、养牛所需饲料，由国家进口粮食，加工成混合饲料解决。

（二）积极发展加工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服装、食品、制革，原来有一些基地，要扩大；红砖、水泥、砂石，现在规模很小，条件很好，要大搞；造纸，利用香港回收废纸，生产包装纸；电厂，利用香港查济民先生送给的15万千瓦发电机组发电，多余电力卖给香港。根据当地条件和港澳市场的需要，有计划地建设一些中小型工厂，如针织、家俱、塑料、小五金、电子表、修船，饲料加工和包装等。参照港澳设厂的办法，因陋就简，从小打小闹搞起，逐步增加设备，逐步扩大生产。要搞专业化协作，不能动不动就铺大摊子。加工厂以接受来料加工为主，利用外面厂商提供的原料、辅料和技术，按照他们要求的样式进行生产，保证产品质量，赚取加工费。

（三）开辟游览区，办好商店、服务业和文娱场所。在两地要增建一些旅馆、饭店、成衣店、剧场、电影院、游艺场等设施，吸引港澳居民过来度假游览。提供生活服务和文化娱乐。深圳水库周围是很好的风景区，珠海附近有温泉，翠亨村也距离很近，要修缮一下。要在宝安、珠海开设较大的百货商店，出售轻纺产品、土特产品和工艺美术品，方便港澳同胞、华侨和外国客人购买。可以多收外汇，还可以减少大量邮包进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两个县的集体经济将进一步巩固，人民生活将有显著提高。每个社员全年平均从集体分配的收入，由现在的130元，1980年提高到400元，以后逐步提高到500至800元。职工工资，首先把两县工资类别由七类地区改为十类地区，同广州拉平，还要考虑实行一定的边境补贴。有条件的要尽可能实行计件工资，并搞好职工福利。这有利于制止人口外逃，使这个地区的边防进一步得到巩固。

两个县的基建投资，三年共需要上亿元，完全由国家拨款不现实,可使用银行贷款。另外,使用港澳银行外汇贷款1亿美元。贷款用当地的收入分年归还。为了加快建设,广东同志要求由基建工程兵调给一两个支队,承担两县的施工任务。这两县需要补充劳动力,建议从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每年选派几万人参加基地建设,也可以有选择地安排部分从越南归国的侨民。这样,可以扩大两县的生产,可以安排劳动就业。我们设想,两个县的人口,到1982年,从目前的四十几万人,增加到百万人以上,宝安70多万, 珠海30多万。为了把两个县尽快地建设好，有必要实行某些特殊管理办法：

(一)建议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相当于地委) ，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力量。

（二)两个县的商品收购、出口和所需材料及设备的进口，统一计划安排直接同驻港澳的贸易机物联系，不再事事经过上报审批。两地开设的供应入境旅客的大型商店，由驻港澳贸易机构经营商品供选和销售，视同对港澳出口。

(三)两个县生产建设所需的原料、材料、燃料和设备，原则上由广东省供应。供应两县的上述物资，作为出口计算。广东省供应有困难的，可以使用银行贷款，通过港澳进口解决，贷款从出口收汇中归还。由港澳运进的上述物资，建议免征关税。来料加工的手续也要简化。

(四)为了加快基地建设，三年以内除了归还贷款之外，两个县所收的税收和利润暂不上交，留给当地。出口砖、瓦、砂、石的外汇收入，也全部留给当地，用于扩大再生产。

(五)到两县游览的港澳同胞、华侨和外国人，可以凭港澳居民证和护照进出，边防检查要从宽，简化海关手续。

（六）恢复边境小额贸易办法和给渔民一部分外汇购买渔需物资的办法。[5]

报告还提出：利用港澳大力发展对外如工装配业务。报告指出：1977年，香港从外地进口原料、燃料和半成品约有40多亿美元，经过加工装配然后出口，外销总额达76亿美元，一进一出，增加30多亿美元加工收入，加工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增长。

应当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多、工资低和设备有余等条件，努力扩大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和装配业务。技术不行和设备不足的，还可以采取补偿贸易办法，引进技术设备，用产品归还。这样可以不受某些原料、资金和技术的限制，争取时间，很快把生产搞上去，把进出口贸易搞上去，增加外汇收入，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对外加工装配，多数是轻工业，花钱少，见效快，收益大，抓好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利于以轻养重。

近几年，港澳地区地价飞涨，劳动力紧张，工资逐年提高。不少厂商提出，愿意把产品转移到国内加工装配，由他们提供原料、辅料、元器件和必要的技术设备。在港澳地区，同海外联系很方便，通过港澳也便于接受其他国家的加工订货。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港澳这一有利条件和贸易渠道，大搞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可以大搞进料加工，自己进口原料，以加工成品出口。[6]

经济特区肇始于此。他们既是新政策的探索者，又是新政策的推行者。

采取一些突破性的重大举措

从1978年12月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采取了几项重大的举措，这些举措在现在看来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在当时都成为问题，必须经过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准才能变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涉及到许多规章制度；打破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每走一步都是不容易的。需要魄力、胆量和智慧。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经济特区”和“出口加工区”，这些重大举措在思想上具有突破性，同时又都是在局部地区和部门试行，在实践上带有探索性质。

虽然出国考察增长了见识，解放了思想，但是还要形成共识，落实到国策制定上。段云率考察组回京后，组织讨论和起草调研报告，然后找来王志强，一起反复修改、讨论、完善，最后定稿，形成计委文件《港澳经济考察报告》，5月31日呈报党中央、国务院。[7]

华国锋对此很重视，立即安排在6月1日、3日，他和国务院领导听取林乎加和段云的汇报。报告内容上面做了介绍。考察组向中央提交的这份报告最重要的建议是：“把宝安、珠海两个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特区建设由此发轫，功不可灭。另外提出了开展“三来一补”业务（来料加工、来样定货、来件装配，补偿贸易）；扩大驻港澳贸易机构的作用；进行金融改革，银行要扩大存放款业务；在港澳投资兴办工厂；建立远洋船队和集装箱码头；发展旅游。

听了汇报，华国锋第一个发言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要学习外国，就得出去考察了解。总的感觉，这次组织人出去，考察是认真的，考察以后起了一些好的作用。”

他说：“有些意见我很赞成，有的是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两个汇报的总的精神我赞成。加工订货，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原则定下来，具体问题还要研究，最好搞个文件，经过讨论，发下去执行，首先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李先念说，还有青岛〉把来料加工搞起来。总的意见，参观以后，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希望大家不要参观，回来热闹一气、汇报一气就过去了，要抓落实，切实见成效。总之，要具体化。委托计委、经委、建委牵头，不要议论议论就过去了，看准了的就要落实。”[8]

邓小平发言：“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那个东西没危险。林乎加同志说得对，只要有产品，就没有危险，就不怕还不上钱。抢回一年时间，就补偿有余。思想要解放。”[9]

随后，国务院办公厅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作为参阅文件，印发有关地方和部门。[10]

为了加强对外经济贸易的领导，1979年2月，国务院组建国务院进出口工作领导小组，由谷牧任组长。经过几个月的实践，感到这样的工作机构不够有力。6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两块牌子，一套机构，由谷牧副总理兼任主任。

说干就干，余秋里雷厉风行，很快把这个信息传达到全国，7月2日，他在财贸学大庆、学大寨的会议讲话，他说：“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要再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胆子大一些，思想开阔一些，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理直气壮地发展我国对外贸易。”他组织计委研究，对“三来一补”做了明确的规定。7月，国务院发布了《开展对外装配业务试行办法》。根据这个文件，在计委成立了“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 专门负责“三来一补”的工作。沿海各省市自治区随即行动起来。1979年5月，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了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会议。余秋里在会上讲了为什么要开展加工装配和补偿贸易，强调开展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是一个大有作为的领域。

把宝安、珠海建成新型城市

华国锋指示，要进一步探讨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随后，国家计委、外贸部负责同志组成工作组到宝安进行调查。[11]6月，招商局的袁庚起草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报告。10月袁庚被任命为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招商局全面工作。同年袁庚向中央建议设立蛇口工业区。

华国锋赞同对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但是提出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为了促进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习仲勋于7月亲赴宝安、珠海考察。10月，向中央写了广东省委的报告。

习仲勋从实际出发，积极推动广东对外开放

1978年4月，63岁的习仲勋到广东担任第二书记，第一书记韦国清调到总政，实际是习仲勋主持工作。习仲勋临行前，老一代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都曾予接见，对广东工作寄予很大希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对国内国际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12]习仲勋感到担子很重。[13]

习仲勋1913年生于陕西省富平县，13岁加入共青团，15岁转为共产党党员，从事农民运动。19岁在甘肃两当县发动兵变，后曾转赴渭北、三原开展革命工作。他深知底层人民生活的艰难困苦，要求下属时常了解民情，倾听群众的呼声。1933年3月起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参与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在错误的肃反中被关押，党中央率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获释。此后在关中、绥德地区先后担任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45年6月在“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1947年起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军副政委，协助彭德怀指挥多个战役。同年7月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与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西北地方武装和后方工作。1949年2月起任中共西北局书记、西北军区政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多年的斗争经历，他深知只有从实际出发的政策才能取得群众的支持，才能取得胜利。

1952年9月，习仲勋同志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1953年9月任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58年秋，习仲勋率领工作组到西北考察，看到敦煌县大办人民公社，实行一县一社，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托上学“十包全供”。他批评这种当时大行其道的分配制度，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但是，最大最公，也不能大到一县一社，也不能公到十包全供；最大最公，也不能由集体所有制一下变成全民所有制，更不能从社会主义一下跳到共产主义……”

1959年4月，习仲勋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他协助周总理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条例，为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1962年8月，康生要把习仲勋置于死地。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说，不能把习仲勋定为“敌我矛盾”，他还是我们的同志。这样把习仲勋安排在中央党校，让他住在那里学习。从此习仲勋成为中央党校特殊学员。1965年，习仲勋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在生产第一线拜工人为师，和工人一起劳动，交了许多工人朋友。他熟知中国基层情况和民间疾苦，看到农民生活困难、不少人吃不饱。工人生活水平也很低。他常常思索，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7年1月他被红卫兵带到西安批斗。2月17日，他给毛泽东和中央常委写了一封长信：“现在斗老干部比我们当年斗地主老财还厉害，再发展下去，局面将会不可收拾。”在文革中挨斗的干部不少，可是敢于写这样信的人，我采访了数百名老干部，这是我看到的头一份。

1968年1月3日，习仲勋被监护在位于北京的交通干校，住在一间七八平米小房子里。他每天两次散步，在这小屋里面转圈子，转圈开始从1数到1万。然后再退着走，再从1万数到1。他说：“我为了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你不要看这七八平方米小房子，是我的天地。”[14]

他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都如此乐观、坚守信念。现在到广东任职，他怎能不施展拳脚，为人民、为党、为祖国大干一场呢？！

1978年2月，习仲勋回到北京，出席了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4月初，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6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讲话，说：“我们责任十分重大。我们一定要振奋革命精神，把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党中央和五千多万广东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希望。”[15]这体现出他的决心、信心，胆识和务实的精神。

习仲勋考察宝安，决定解禁四条规定

1978年6月，习仲勋因势利导，责成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李建安负责，主持召集省级有关单位研究，加强宝安、珠海两县建设的方案。[16]

7月上旬，习仲勋带着刚随谷牧从国外考察回来的省委书记王全国，轻车简从，乘坐一辆七座的面包车，到梅州、汕头、惠阳地区的21个县调研。公路坑坑洼洼，颠簸不平。到宝安县城深圳，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习仲勋到达深圳后，让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带他直接下去了解情况。他们先到罗芳、莲塘、沙头角等陆路地区考察。方苞边走边介绍：宝安有几千亩土地在香港那边都丢荒了，为什么？第一，“文化大革命”前的政策允许宝安县的劳动力过境耕作，但是现在管得很死，一天才能批几个干部过去，没有劳动力去耕作。第二，以前过境探亲的政策是“三个五”，即每人每年可以过去探亲五次，每次去可以买五斤副食品、总价格不超过五元钱。这本来就限制得很死，但“文革”时批“三洋”（崇洋、靠洋、向洋）就通通禁止，不准过境探亲了；“文革”结束后批准一些人过去种粮食，但粮食收割了要挑回来，不准就地卖。所以，虽然有很多地在香港，但劳动力不够，做不过来，地就荒废了。宝安偷渡外逃长期居全省首位，占全县总人口的18.7％，占总劳动力13.5万人的29.3％。偷渡外逃对宝安的经济、思想、政治各个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搞乱了边防社会治安，严重破坏了生产。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家里人一两年以后就可以盖新房。

在沙头角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习仲勋看见几块石块竖在街中间，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非常鲜明，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一派繁华热闹。而宝安这边破破烂烂，萧条冷落。习仲勋对方苞说：“一条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一定要想办法把沙头角发展起来。”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干部，“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17]

习仲勋前往蛇口的渔业一大队视察。这个大队有五对渔船，最大的150吨，共有200多个劳力出海，生产搞得不错，渔民收入也较高。习仲勋看了很高兴。他还参观了沙头角的塑料花厂、皇岗的假发厂，这是两家来料加工厂，也是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习仲勋认为开展来料加工，赚取加工费，既可以增加集体和个人的收入，也可以解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大有可为。

方苞提出几种利用在香港的耕地的方式：第一是过境耕作，第二是可以在那边挖鱼塘或者养鸡，养大后就地在香港卖，不用来回运输那么辛苦。但是出口要配额，还要考虑出口运输的问题。第三是部分荒地可以开发为仓库出租给香港人用，还可以收地租。这样荒地利用起来，有好几种收益的方法。

此次宝安之行，习仲勋深入边境农村和边防哨所，与十多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座谈，耳闻目睹了内地和香港的差距。当场决定解禁文革中的四条规定：1、可以过境耕种；2、恢复和香港的小额贸易；3、尽快把经济搞上去；4、减少粮食种植面积。[18] 他认为外逃严重主要是政策的问题，只要政策搞对头，经济很快就可以上去。他说：这里是我们国家的南大门，你们要给国家争得荣誉，让外国人进来就看到社会主义的新气象。他提出，边防地区可以不交粮食给省，农民口粮自己解决，然后出口挣外汇。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可以多挣外汇，你们就养什么、种什么。[19]

习仲勋雷厉风行，经过两个工作组的调研，10月以省政府的名义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的规划和设想的报告》。

1978年夏，省委派省外贸局陪同国家计委、外贸部负责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到宝安调查了半个月。秋天，省委决定由省计委牵头，会同省委有关单位组成工作组再次至宝安、珠海调查研究。内容仍然是如何利用边境优势，建立外贸生产基地，扩大出口规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稳定边境秩序。习仲勋提出了宝安和珠海改革先行一步的设想。

在调查研究的同时，广东积极开展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材料，搞加工装配业务的工作。“到9月底止，签订协议合同近100种产品，金额3350万美元。”[20] 10月，广东省政府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的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报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成为吸引港澳旅客的游览区。建设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21]

11月，习仲勋主持召开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主持准备了关于工作问题的汇报材料。其中的内容有：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以便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装备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同时在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以解决钢材之需，发展支农工业。还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手续。[22]

11月9日，习仲勋到京急切要求与华国锋面谈。他们一起研究了如何搞好中国的南大门的问题。关于广东外逃事件，他们认为，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困难造成的，只有大力发展经济才能解决外逃问题。习仲勋希望中央给政策，华国锋同意广东省委在宝安、珠海两县建立外贸基地。[23]

11月16日，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做了长篇发言，他提出：“经济体制，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果断而又迅速地作出相适应的改变，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各企业的积极性。”[24]

12月18日，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会议决议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习仲勋举双手赞成。他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战略性的转变。一次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的转变。这个转变是转得比较好的。1956年以后，毛主席又及时提出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转到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这是第二次转变。现在看来，搞了二十多年，基本上没有实现这个转变。我们落后了，吃了苦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实现这个转变。”[25]

1978年12月，中央任命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杨尚昆任第二书记。1979年1月6日，广东省和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递交《关于我驻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他们回到广州马上召开省常委扩大会议。习仲勋、杨尚昆在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同时强调把农业搞上去。

让广东先行一步，建立一个新体制

1979年1月30日，国务院批复了广东省和交通部的报告，决定在蛇口兴办工业区。方针是：“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26]1月31日，李先念和谷牧在中南海听取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汇报。李先念当场用红笔画出蛇口以南的半岛50平方公里的面积办工业区，袁庚只要了九平方公里。[27] 随后，香港招商局开始在蛇口开发了一平方公里的荒坡建立工业区，兴办了23家工厂，开通了国际微波和直通香港的货运码头。其后又吸引外资兴办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了初具规模的现代化的工业小城。

2月14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的规划设想，由国家投资1.5亿元。《批复》指出：“凡是看准了的，说干就干，立即行动，把它办成，办好。”[28] 中央的这两个文件鼓舞了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在广东省委常委会上，大家提出：要根据广东的特点，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行一步。习仲勋说，有了十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还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29] 2月，吴南生向省委提议在汕头办一个出口加工区。省常委会议一致同意，并认为不单在汕头，还应该在深圳、珠海办加工区。[30]习仲勋、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汇报。叶帅听了十分高兴。[31]

1979年4月3日，习仲勋和王全国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7日上午，习仲勋主持中南组的讨论。王全国发言提出改革现行经济体制的要求。习仲勋发言进一步指出：“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32] 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讨论会上做了系统发言。他说：“有一个重要问题，搞什么样的现代化，都不能离开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他还提出：“现在仍然是权力过于集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就是集权和分权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这个问题，光讲原则也不行，还要具体化一些。希望这次会上能够就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定出若干条，以便有所遵循。”随后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放手干。‘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是一致的。”[33]

4月17日，在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习仲勋再次要求先走一步，进一步提出：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进行观察、学习、试验，运用国际惯例，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34]

会议期间，习仲勋见到邓小平，汇报到贸易合作区的问题。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35]

“经济特区”破茧而出

习仲勋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的设想，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党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责成谷牧副总理帮助广东、福建两省省委、省政府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上报。1979年5月11日至6月5日，谷牧率国务院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做调查。

工作组成员有：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甘子玉、国家计委段云、外贸部贾石、财政部谢明、建委、物质部等领导同志及随员胡光宝（谷牧的秘书）、王志强等同志。[36]在广东与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吴南生、王全国、曾定石、梁湘等开了座谈会，还约见了港澳工委书记王匡，专门去看望了当时在广东的叶帅。广东省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向工作组做了详细的汇报。谷牧听取汇报后，就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必要性，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若干问题、立法工作和当前广东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讲了意见，要求“广东更要改革快一些”，“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要比中央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37] 尔后，谷牧到肇庆、深圳、珠海、佛山、新会调查研究。[38]

回到广州后，5月20日，谷牧等与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等人进一步研究了拟向中央和国务院上报的《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39]

5月29日，谷牧从广州到福建，飞到厦门，北上福州，沿途看了漳州、泉州等地，与福建省领导同志一道分析当地经济发展条件，研究规划指标和重要措施，讨论如何改进计划体制，增加地方经济活力，以及加强对外贸易工作，增收外汇，增加先进技术的引进等。同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省长马兴元、副省长郭超、毕际昌等同志谈话。

经过反复研究，谷牧与两省省委理出了这样一个思路：广东福建两省要把潜在的经济优势发挥出来，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造，改变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据此，拟定了几项重要措施，并帮助两省的同志起草了向中央的请示报告。谷牧说：“进一步放权，以利两省的特殊性，真灵活，真先走。”

6月6日，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6月9日，福建省委提交《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快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给予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并批准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这项重大举措的出台，显著提高了人们的开放意识，启动了通过政策实行开放的进程。从此“经济特区”一词成为改革开放中最响亮的专用名词。[40]

11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布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不久，广东省委任命吴南生担任广东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0年8月，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利用3000万元的银行贷款与部分地方财政，参照“蛇口模式”在罗湖区0.8平方公里的区域兴建金融、商业、旅游住宅设施，提供给外商，利用从中赚到的利润继续进行工业园区的基础建设。这种利用银行贷款“滚雪球”式的发展方式，为珠海、汕头的起步建设提供了经验。根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市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包括企业经营自主权、税收、土地使用、外汇管理、产品销售、出入境管理等。通过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独资经营和租赁的形式，吸引了大量外资，加速了经济特区的迅猛发展。

1979年9月21日，习仲勋说：“中央决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一方面是省委向中央‘要权’要来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中央从搞好建设出发，对体制改革作出的一个具体的、又是重要的决策。实践证明不改革不行，不改革十分不利于搞四化，所以这是势在必行的事情。”[41]

我们的先辈毕路褴褛，以启山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由大国正在走向强国。现在我们站在山上，俯视着先辈走过的蜿蜒曲折的道路，可以指指点点，评头品足。但是我们再继续向上攀行，那又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你怎么能保证走得比前人更好？！在此引用习仲勋三句名言：“对工作态度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决心和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胆识，勇挑重担，不怕犯错误，怕担风险；第三，要有务实精神，谦虚谨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风头，不要怕否定自己。”

                                       （编辑   季节）

内容提要：国防科技工业是武器装备发展的支撑和保障，是先进装备制造业和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领域。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在有力支撑国防建设的同时，也带动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改革开放四十年；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

    军民融合的核心，是把国防科技工业基础同民用科技工业基础融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科技工业基础的过程。军民融合要求打破军民界限，实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协调与相互促进，实现国家发展效益的最大化。

    国防科技工业作为国家战略性产业，是武器装备研制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又是先进装备制造业和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是军民融合最直接最重要的领域。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防科技工业历经“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军民融合——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历程。

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发展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共中央提出国防工业建设军民两用的指导思想并付诸实践。但是由于当时国际环境严峻，国防军工建设主要是为了完成国防任务；同时受苏联发展模式的影响，国防科技工业总体上形成军民分离、自成体系的发展格局。尽管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并取得了“两弹一星”等尖端战略项目的突破，对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相对有限。

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进行了战略性转变。国防科技工业在“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战略思想指导下，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军转民”，打破了过去国防工业的封闭格局,转变运行机制，进行产业结构和生产能力调整，将大部分生产能力转向民品领域，尤其是民用机电产品，缓解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短缺；同时，军工技术开始向民用转移并逐步扩大，在国民经济建设的许多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军转民”是“军工”向“民用”的单向转换，是军事资源的单向流动，但是为军民资源双向流动的军民融合发展开启了道路，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防科技工业军民结合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国际上军事干涉主义抬头，全球军事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台独”势力有所发展，反台独斗争任务突出；同时，世界新军事变革和全球性军事战略调整深入进行，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广泛应用，给我国的国防建设带来严峻挑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各工业部门经济技术实力显著增强，国有单位、民营企业、合资企业等各经济成分在部分技术领域已有明显优势。国防科技工业要实现快速发展，需要进一步推进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把国防科技工业基础建立在整个国家工业基础之上，在全社会范围内整合、优化资源，提高信息化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降低武器装备开发成本，建立“小核心、大协作”的国防科技工业新体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国防科技工业军转民也必须要适应市场规律，走出一条经费投入少、经济效益比较高的路子。为此，国防科技工业军民结合的重点，逐步从军工生产能力的转移向体制机制改革和产品结构调整过渡。“寓军于民”蕴含着把国防科技工业融入到整个国家经济建设中去的重要思想，是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形成的前期准备。

    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世界格局继续向多极化过渡，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当代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新军事变革进程不断加快，军用与民用的界限日益模糊，军民融合式发展已成为世界主要军事国家的共同选择。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对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需求，要求把国防工业基础同更广阔的民用工业基础融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工业基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也要求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在全社会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与此同时，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战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振兴装备制造业，这与我军武器装备信息化建设的战略需求趋同。上述因素的叠加耦合，要求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加快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民融合式发展是将国防建设深深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发挥国防科技工业对经济建设的拉动作用和国民经济对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基础支撑作用。军民融合式发展是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战略思想的深化和升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战略格局和国家安全形势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西方大国对我国采取全方位的战略遏制，我们与周边国家存在的海洋权益和领土分歧悬而未决，朝鲜半岛局势复杂多变，台湾问题形势严峻，上述不稳定因素交织在一起，使我们面临的战略风险不断上升。我们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建设。军工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后盾。国防科技工业是军民融合最重要的领域，是国防科技创新体系的主体，也是国家科学研究体系和工业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军民融合深入发展，积极促进军工技术、人才、设施等向国民经济领域开放、溢出、转化，不断壮大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规模，辐射带动新兴产业兴起和传统产业升级，对于国家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意义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目前，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从由初级层次开始向较高层次，由有限要素、少数领域向全要素、多领域，由零散式向体系式，由部门主抓向国家主导推进的过渡时期。2018年3月2日和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十九届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第二次会议，强调加快国防科技工业体制、装备采购制度、军品价格和税收等关键性改革，加快破除“民参军”、“军转民”壁垒；要营造公平环境，推行竞争性采购，引导国有军工企业有序开放，提高民口民营企业参与竞争的比例。要以战略性重大工程为牵引，集中优势力量协同攻关，突破关键核心技术。[①]

发挥政府与市场双重作用，推动军民融合深入发展

    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需要国家主导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国防科技工业是国家战略性产业，军民融合发展又是国家意志，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协调和监督作用，从政策制定、战略布局、制度安排、体制建设等方面，整体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同时，军民融合发展涉及多领域、多行业，所需的信息、技术、人才等资源要素基本覆盖国民经济体系的各个行业，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构建系统完备的管理体系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党和国家明确了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的总体思路、实现途径和宏观体制，并确定了不同阶段军民融合发展的总体思路。

同时，还通过加强规划统筹，推进与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相适应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1982年，成立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军工行业逐步由国务院、中央军委双重领导改为国务院直接领导，为军工民品发展纳入国家统筹规划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创造了条件。1993年，原有的军工各部门除电子工业外，先后改组成为军工总公司，直属国务院、国防科工委归口管理，进一步打破军民分离，提高国防军工与国民经济的兼容程度。1998年，组建新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之一，在组织体系上进一步融入到国民经济的大系统中。2008年，新成立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从管理体制上进一步推进国防科技工业与国家大工业体系的融合。2017年，成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在中央层面加强对军民融合发展的集中统一领导，构建更加系统完备的组织管理体系。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市场机制是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坚持市场化改革，集中体现在军工企业改制、重组、上市，鼓励、支持、引导民口民营企业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以及实施对外开放开展国际合作。

1982-1993年军工科研生产单位进行企业化改革，船舶、核、兵器、航空、航天相继成立五大军工总公司，逐步确立自身的市场主体地位。1999年，上述五大军工总公司改组为十大军工集团公司，确立其现代企业地位，提升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市场适应能力。

投资主体多元化是国防科技工业市场化改革的又一重大举措。2007年，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启动，对军工企业和研究所开始实施资产证券化改革；十八大之后，军工集团资产证券化步伐明显加快，上市的业务已由最初的民品和军民两用产品向军品拓展，涉及的单位已由放开能力单位扩展到保留能力单位，资产层级已从通用设备设施、辅业资产向总装测试等军工核心资产深入。

民口民营企业参与军民科研生产，是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逐步参与到国防建设领域。2007年，国防科工委制订《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鼓励、支持和引导“民参军”。十八大以后，“民参军”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民口单位已占军品科研生产许可证单位总数的三分之二，其中民营企业上千家，占许可单位总数的五分之二以上。民口民营企业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层次不断提高，已从低端配套向关键分系统及整机研制提升，在电子信息、新材料、高端技术装备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在对外开放中，国防科技工业把军转民技术和产品打进国际市场，把外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引进来。到20世纪末，国防工业军民结合已同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家厂商建立了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关系。进入新世纪，利用加入WTO带来的发展新机遇，积极开展军民结合高技术产业的对外合作，大力开发高技术、高附加值民品，积极参与核、航天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十八大之后，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进一步扩大开放，依托国际合作交流机制，加快军工“走出去”步伐，推进高端装备出口、国际工程承包、战略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科学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

军民科技融合与协同创新逐步深入

        随着科技的发展，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高新技术军民通用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军民协同创新逐步增强，国防科技与民用科技相互转化和支撑不断深入。

军民科技融合首先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的军工技术转民用。改革开放前，国防科技工业经过多年发展，积累了大量先进的军工技术，相对于民用领域，形成显著的技术优势。20世纪80年代初期，军工技术转民用逐步扩大，1983年军转民技术合同416个，1985年增加到近2万个，截至1989年达到近3万项；且军转民技术水平不断提升。20世纪90年代，在加强军工技术转民用的同时，重视军民两用技术开发，军民科技互动增强。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加强军民两用技术研究开发，积极推进军工技术向民用转移”；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加快军用技术向民用领域的转移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进入新世纪，军民科技融合主要体现为“民技军用”，民用创新要素开始涉足军品领域，形成以军工科研生产单位为主体力量、中国科学院和地方研究型大学为重要力量、民营企业和其他地方科研生产单位为补充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高等院校利用在基础研究领域的优势，纷纷进入军工领域。这一时期，军民科技相互转化和支撑逐步深入，从2009年开始，按年度编制军转民、民参军目录，拓宽军民技术信息沟通渠道。

十八大以来，军民科技融合进一步深入，军民资源共享、协同创新形成新格局。为促进军地之间创新要素快速流动，实现创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推动军民协同创新快速发展，军地相关部门加大改革力度，涉及军地31个部门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基本形成，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初步建立，共用一个平台、一个系统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取得阶段性进展。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不断完善，建立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制度，一批军工重大试验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以及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国防特色学科实验室向社会开放服务。同时，还联合举办了多届军民融合发展成果展、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应用大赛，并于2014年开通国家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对接渠道更加通畅。此外，为深入推动军民协同创新发展，先后建设并开通了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航天科工空间数据服务中心等公共信息平台，有效推动了科技、生产及基础设备设施的互联共享。

军工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辐射带动作用日益显著

国防科技工业作为重大战略性产业，具有丰富的科技资源、人力资源和产业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辐射带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国防科技工业的军工技术优势与区域资源优势有机结合，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国防科技工业积极参与沿海地区经济建设，把军工科技优势与沿海地区的资金、劳动力、开放政策和国际市场信息优势结合起来，军工企业在深圳建立的窗口企业后来很多发展成为高技术骨干企业；天津利用军工高技术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效果显著；军工行业在宁波组建经济技术联合体、成立中外合资企业，军工成为宁波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一些军工科技资源集中、地区科技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国防科技工业军转民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尤为突出，湖北襄樊和四川绵阳依靠国防军工的技术、人才和设备优势，带动和促进了地方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进入新世纪，军工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参与地方经济建设，不断加强自身技术优势与地区资源优势的融合，促进了地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善。陕西西安、重庆、四川绵阳形成各具特色的军民结合高技术密集区域。以工业园区为载体的军民结合产业集聚化发展也于2009年开始起步，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2010年，军民结合产业示范基地加强军转民、民参军以及军民两用技术开发，军民结合产业领域持续增加；2011年，军民结合产业示范基地积极推动航空、航天、民爆器材等传统领域军民结合产业发展的同时，注重引导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结合加快发展。

    十八大以后，军工与区域经济加速融合，军工特色和区域比较优势有机结合，在规划对接、科技协同、资源共享、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强合作，促进了军工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如河北省充分发挥环京津的区位优势，积极组织民用企业与军工集团企事业单位开展技术项目洽谈和对接活动，推进新能源、电子信息、民用航天、高端装备制造等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河北省共有各类园区238个，具有明显军民结合特征的约为五分之一。其它区域军民融合产业也实现快速增长，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重庆市国防科技工业实现快速增长，产值、利润大幅提升；江西省军民融合发展明显加快，尤其是航空产业，成为支撑全省国防科技行业发展的核心增长极；湖南省把军民融合产业作为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突破口，军民融合产业实现较快发展。^[6]军民融合产业基地的产业集聚化规模化发展加快，在推动军工经济与地方经济融合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5年，32家国家级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工业总产值超过2万亿元；2016年，上述军民融合产业基地积极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品牌建设，形成了一批在行业内处于领先水平的骨干企业和技术产品。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在推动军工建设与地方经济协同发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

（编辑  杨利红）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各种问题，多与金融密切相关。如果没有完善规范的金融监控体系，不仅金融不能有效支持经济发展转型，而且还会造成严重的金融风险。根据国际先进的金融风险管理经验，聚焦我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我们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可操作的金融风险控制体系。

            美国处理金融风险问题的经验教训

危机爆发后，2010年美国政府出台了严苛的《多德•弗兰克金融监管法案》[1]，迅速填补金融监管真空，恢复金融系统稳定。在《多德•弗兰克法案》工具箱的诸多工具中，银行压力测试体系[2]被公认为是一项监管创新。压力测试之所以能够从本质上抑制风险的积累，源于它创新性地打通了银行内部原本近乎隔绝的各个部门。

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在危机爆发前早期，风险的积累源自于缺乏审慎的信贷评估、盲目逐利的创新和监管升级滞后。基于“房地产价格恒涨”的假设，银行信审人员在未对贷款人收入进行严格审核、评估的情况下，大量批准贷款，导致系统中信用风险攀升。而其后，由于MBS、CDS、CDO等衍生工具的推出，信用风险迅速转化为市场风险。风险在市场杠杆的加成下，以几何级数增长。危机爆发前期，在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双向吃紧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绩效指标，银行从业人员开始了大量造假。至此，常年积累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崩溃，开始向操作风险、道德风险蔓延，直至最终多种风险集中爆发。

危机爆发后，监管机构与银行进行原因分析，发现信贷部门、投资部门、内控部门，乃至银行监管机构，由于部门间缺乏有效沟通管道，造成信息和制度的藩篱，使得信用风险转移到市场风险和其它风险的程度无法准确评估，跨部门的风险蔓延进入了管理盲区，最终导致“大家虽然都在做自己的工作，却都没有做好共同的工作”。而深层原因之一则是，在跨部门的风险转化方面，管理机制、决策链、信息流动监控没有相应的方法论做指导。

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体系无法预警到宏观经济的风险因素，这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2000年以后，全美平均家庭负债激增，并在2003-2004年超越了居民可支配收入。这意味着，从次贷危机爆发前四年开始，美国平均家庭已经入不敷出，而金融机构没有预警测试，包括压力测试。

压力测试是量化风险管理的重要标准。而压力测试方法中提出一项主要举措，就是要求各银行将自身的资产负债和损益与宏观经济指数进行关联。通过对关联关系的定量分析，计量银行在宏观经济下行时的绩效。

银行压力测试的合规流程，强制性地打破了银行内的部门之间信息壁垒，以及银行与监管机构间的壁垒，并且在部门间植入了以大数据、自动化流程为基础的信息管道，建立了对跨部门风险转移监控的长效机制。进行监控机制系统化、数据化，进行流程再造。

随着美国经济走出下行周期，压力测试作为下行周期管理工具的重要性在逐渐降低。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不久，更取得了国会共识，削减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执行力度。压力测试被削减的技术原因，是因为通过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衡量银行的运营，过于简化了银行实际业务的复杂度，忽略了中观与微观运行层面的产品差异、客户差异、地域差异、管理差异以及银行间的博弈关系。以美国东北部地区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3] M&T银行为例，该银行常年以保守稳健的作风著称，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反而取得了市场的信任，接收了大量由其他银行避险转移的存款。在危机爆发后的2009-2012年，该银行不仅没有出现流动性恐慌，其存款增长率还连年增长，年增长率分别为11%、5%、19%、10%，整个银行在经济下行周期的绩效不降反升。这种情况是宏观压力测试模型所不能准确描述的。

当时美国政府急于快速填补金融危机后的监管真空，给公众一个交代。在处理危机后重建问题上，金融监管机构并未与其他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深度合作，将风控方法细化到不同行业、区域及重点企业，而是单独作战，在短时间内出台了宏观压力测试这样“短平快”的合规方法。因此评估的结果难以被其他行业相关的政府部门、专业机构、企业复制使用，无法进一步产生附加值，没有发挥出金融监管法案对全社会效用的乘数效应。久而久之，压力测试项目沦为了一项孤立、昂贵的监管合规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诸如美国M&T银行等机构，此后都先后对美联储的宏观压力测试方法进行了改良，并引入了多项中观、微观层面的考量因素，最终将压力测试的管理理念深度融合到日常运营管理流程中，银行的风控与管理水平得到不断提升和完善。由于美国实行“小政府，大市场”的机制，改良后的压力测试方法只是掌握在少数精明的银行家手中，没有得到在全美整体推广的机会。

利用我国制度优势建设智能化金融风险管理体系

在借鉴美国次贷危机后监管新机制的基础上，可以针对中国国情设计出更为高效、协调和富有前瞻性的金融风险管理体系。

首先，我国的宏观调控机制，使我们有条件拓宽金融监管的视野，打破金融体系内、金融行业与其他行业间的信息藩篱，从而进行跨部门、跨行业的监管项目的顶层设计。

以当下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的中美贸易战问题为例，它涉及贸易、税收、货币、投资、产业链等众多问题，一旦处理不当，可能触发金融风险。建立商务部（贸易政策）、海关总署（税收）、人民银行（货币）、行业协会（产业）与商业银行（金融）间的有效信息交互机制，则是准确评估美国各种相关策略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影响程度的前提。

在银行内部，可参考美国压力测试流程，打通信贷、风控、计财部门的信息渠道，有效监控贸易战对我国企业经营的打击（信用风险升高）程度，以及银行持有或质押的资产价格下跌（市场风险）、融资成本上升（流动性风险）等全流程中的风险转移。

其次，我国政府的执行力与海量数据资源积累，使我们有条件进行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全方位、基于大数据的风险管理。一旦压力测试由宏观经济层面拓展到中观行业、微观企业层面，则能够与银行现行的客户管理系统与内评体系深度融合。鉴于银行客户经理、信审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从业人员的日常工作是基于客户管理系统与内评体系完成的，微观层面的风控、合规流程由此便能嵌入到银行日常业务中，避免风控合规项目另起炉灶造成的资源浪费。

总之，我国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信息孤岛的形成，从而高效捕捉不同类型风险间的转移。同时，大数据的积累，足以支持我国金融机构在中观、微观层面进行风险压力测试，从而将合规流程与银行业务流程深度融合，显著提升风控精度、降低合规成本。

加快建立金融风险管理体系

加快建立我国智能化金融风险管理体系，以便及时掌握企业受影响情况和应对效果，随时量化掌握可能产生的银行风险，也可以据此设计政府的应对政策，评估效果。

具体来说，企业方面通过此系统可以了解到具体的受影响情况，银行方面可以掌握可能产生的风险，政府方面可以制定应对之策。

1.分析贸易战对国内企业的影响方式。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首先会公布关税征税方略，以及对于各个品项产品的征税力度。综合利用海关总署的数据，可以分析出美国关税对国内出口企业财务以及经营上的多重影响：

2.分析国内企业与政府对于贸易战的应对方法，评估风险化解效果。

同时，政府部门应当适时对部分政策进行调整：

⑴增加出口退税。此方法等同于用我国财政补贴美国政府、企业与消费者。这一方法只能短期减缓贸易战对国内企业带来的阵痛，但无法长期实行。

⑵人民币贬值能够直接对冲关税影响。然而人民币贬值的空间有限，过度贬值会严重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政策副作用明显。一旦美国关税税率达到25%，货币有限贬值的利好便不足以弥补贸易损失。

⑶银行监管机构政策性定向风险缓释，对相关行业调整风险计提、风险资本要求，并提出转型要求。此方法对政策制定的精确性提出了很高要求。

3.将受打击企业的信息与银行的客户管理系统对接。以纺织业为例：国内商业银行的客户管理系统具有完备、准确的纺织企业经营、财务以及关联企业数据，银行可以根据企业受到打击的情况，以及企业风险化解的途径，对企业的财务数据中的相应科目进行下行调整。银行信用、风险部门的内评流程，能够将纺织企业核心经营管理与财务冲击转化为企业评级降级、坏账损失拨备上升以及风险资本的上升。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流程，能够将风险降级、融资成本升高转化为银行收益、资产价值以及流动性的评估。银行可以运用上述系统，测算企业财务、管理指标下降对银行拨备计提、资本充足率、流动性风险的影响，从而完成微观层面的压力测试。将这一方法推广至多家大型银行，汇总多家银行的压力测试结果与宏观审慎的指标，衡量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加强底线思维  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美国政府实施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后，提出了综合运用大数据银行压力测试流程，打通了银行体系内部、不同部门间的壁垒，成功建立了对银行体系内部风险流转等一些长效监控措施。但银行压力测试系统存在设计过简的重大缺陷，致使其未能对美国社会产生持续正面效果。我国的经济管理方式，可以弥补美国的设计缺陷，借鉴美国金融监管新方法，形成适合我国国情、涵盖各部门、高效多用途的金融监管方法。在制度上，综合多部门的资源与诉求，建立多部门联动的监管体系，提升金融维稳效率，广泛服务社会。

（编辑  迟晨光）

编者按:综观中信泰富特钢集团的发展历程，可以说走出了一条有着中信特色的发展之路：由“强”而“大”，符合国家制造业发展战略。中信特钢的发展，离不开老一代特钢人的艰苦创业，更有一批卓尔不凡的中青年企业家很好地完成了承接与发展。这是中国制造业成功的典范。

序言

中信特钢，是中信泰富旗下核心实体企业的中坚代表，是中信集团的明星企业。发展特钢业务，做好钢铁事业，一直以来就是中信集团为了践行国家“实业兴国”发展理念，实施“金融 + 实业”双轮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为此中信泰富投资成立了特钢集团。

中信特钢以占全国 1% 的钢产量，获得国内行业第一名的盈利，获得远远超过同行的净资产回报率，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哪些因素是决定性的？哪些因素是可持续的？哪些措施可以保障竞争力的持续提升？

一是成功探索了十分有效的现代企业集团管控机制。中信特钢是由多家实体企业强强组合形成的集团型企业，这些实体企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都积淀了深厚的企业管理经验和企业文化底蕴。集团加强科学管控，使之在更大平台和更高层次上更好地实施发展战略，这篇大文章，中信特钢几任领导班子以其睿智和大略，做得很有成效，在不长的时间内形成了适合企业特点的创新型集团管控机制，具有现代企业集团管理的普遍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是成功创立了堪称一流的现代企业发展的商业模式。在十年实践中，中信特钢的商业模式不断递进、充实、完善和提升，是与时俱进的，是引领趋势的，是效益最大化的，具有非常坚实和内在的蕴含力，具有与市场抗衡和与同行匹敌的战斗力。这种“力”的形成，是中信集团、中信泰富、中信特钢决策层共同孕育的结晶。

三是成功创立了领先市场的高端特钢产品体系。体现市场竞争力的载体是产品。在提高高端产品的比重和关键品种的效益上下功夫，没有一味追求产能和规模，而是不断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不断优化产品结构、不断提高高端产品比重，保持了特钢业务的持续拓展，确保了在中国特钢和世界特钢行业的领先地位。

四是成功创立了“重资产、轻负债、高效益”的优质财务结构。作为拥有数百亿元资产的大型钢铁集团企业，中信特钢在财务结构的顶层设计和实际运作中，在千方百计提高资产回报率、千方百计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殚精竭虑、精心谋划、持续改善、臻达佳境。集团资产负债率持续下降，净资产回报率持续攀升，生产经营利润率持续提增，保持了在中国钢铁行业中的排头兵地位和国际钢铁行业较高水平。

中信特钢的成功经验是多方面、多角度的，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断创新。“创新驱动”作为决策思路和践行之路，中信特钢把它作为全员认同、上下协同的一剂“良方”，运用于体制机制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科技技术创新、精益管理创新、智能制造创新、市场营销创新、文化融合创新、党建工作创新等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全方位、全过程。促进了中信特钢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形成了被同行认可的管理特色和竞争优势。

                               ——中信泰富有眼公司董事长、总裁  张极井

勇立潮头 创新发展熔铸特钢脊梁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一个企业的发展也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壮大。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著名作家余华说：“改革开放带给中国巨大的变化，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的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

四十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78.7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5元上升到2017年的59660元，成功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四十年间，中国企业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发展新篇章，一批世界级企业在中国诞生。2017年，中国企业在世界500强中的数量连续十四年增长，中国企业成为展示中国国家形象的新名片。而在1995年，世界500强榜单正式推出时，只有中国银行等3家中国企业上榜，在2017年的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企业已经达到115家，其中包括25家民营企业。这也意味着中国民营企业正在中国经济中展示出更大的担当。

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如何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问鼎全球的呢？或许，从扎根于江阴这片县域经济的特钢领跑者可窥见一二。追溯到1959年，当时刚成立的“要塞农具修配厂”[1] 用简易的自制1.5吨工频炉设施，仅99天炼出了苏州地区第一炉电炉钢。正是凭借着这股工匠韧劲的传承，中信泰富特钢集团主动适应形势变化，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加快“价值、创新、绿色、幸福和品牌”型企业建设，整体竞争实力、经营活力和行业影响力不断增强，经济效益和发展质量稳步提升，成为全国特钢行业的领导者企业。截止2017年，中特集团完成产销量813万吨，出口134万吨，创汇10亿元以上，实现税后净利润23.5亿元。

从神舟探月到蛟龙入海，从高原风电到深海油田，中信特钢始终用激情与热血，书写着百年特钢梦。其产品中特牌高端轴承钢已登顶世界纯净度之最，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80%以上，国际上受到SKF、FAG、NSK等高端用户青睐；汽车用钢遍布了国内外除面壳以外的所有零部件……包括全世界直径最细的单晶硅切割丝、世界上寿命最长的弹簧钢、世界上规格最大的连铸圆坯……更是奠定夯实了国家制造业的基石。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篇章。1993年初，香港中信泰富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荣智健先生到苏南江阴考察，寻找合资伙伴。在考察中，长江沿线的地理优势，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以及江阴钢厂的创业干劲和对合资的积极态度，让荣先生颇感振奋。江阴钢厂与香港中信泰富遂决定合资组建“中外合资江阴兴澄钢铁有限公司”（后更名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简称“兴澄特钢”）。1993年12月3日，合资签字仪式在江阴长江饭店举行，公司正式挂牌成立。第一次董事会预备会议决定，从德国全线引进现代化的“四位一体” 连铸连轧短流程优特钢生产线，确保技术装备水平20年不落后。这条生产线是世界钢铁行业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种短流程、高效率、低成本钢材生产线，是当时国际最先进的工艺技术装备，在我国是第一次引进。“四位一体”是指从炼钢到精炼、再到连铸、连轧过程连续进行、一火成材。

1995年9月28日，兴澄特钢滨江一期工程隆重奠基。1998年5月18日，第一批圆钢轧出，标志着我国第一条100吨直流电弧炉炼钢—精炼—连铸—连轧“四位一体”短流程特钢生产线全线贯通。以前钢厂采取传统工艺，生产周期需要半个月到一个月，而兴澄的“四位一体”短流程生产线生产周期只需要8小时，先进的装备和工艺使得兴澄优特钢生产如虎添翼、生机无限。

1998年初，兴澄特钢针对国内钢铁行业中“连铸工艺不能生产轴承钢”的情况，在引进的“四位一体”短流程生产线上进行技术攻关，以连铸工艺生产出符合国家标准和用户需求的轴承钢，并使轴承钢的质量达到国际权威标准，为中国成为世界轴承生产大国做出一份贡献。随后，兴澄特钢发展势如破竹，1999年就开发了5个系列、9个钢种，2000年又开发了7个系列、11个钢种；并相继承担国家和省级火炬攻关项目16项，拥有32项国家级技术专利，主持和参与起草、修订国家技术标准5项，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方面上了一个台阶。这一年，兴澄钢铁合金弹簧钢产量、合结钢产量以及冶炼电耗、人均产钢、人均利税、人均创利、资金回笼率、全员总产值生产率等八项指标位居全国特钢行业第一。原国家冶金工业局副局长赵喜子到兴澄钢铁有限公司参观考察后，欣喜地说：“你们是全国特钢行业中运营得最好的企业。”

自合资到2000年，兴澄13项主要技经指标名列全国特钢行业第一；锚链钢、高性能弹簧钢、高性能齿轮钢列入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填补了出口空白；“连铸快速更换中间包连接件”等六项实用新技术获得国家专利证书……

逐鹿全球 匠心智造特钢强国

2001年，面对我国加入WTO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兴澄特钢迅速作出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战略决策，靠高新技术产品和先进的管理，相继申领了国际市场10项“绿卡”。到2002年，兴澄特钢的轴承钢生产量已居世界第三位，获得了瑞典SKF、德国FAG、日本NSK等行业龙头企业的认可。其锚链钢获得了英、美、挪威、日、韩等国船级社的认可。弹簧扁钢获得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认可，成为该公司在中国的唯一供应商。2002年，兴澄特钢产量达141万吨，优特钢占90％以上，合金比达到65％。在国际钢铁贸易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兴澄特钢出口特种钢7.5万吨，占特钢行业全国出口量的近50%；创汇2500万美元，同时替代进口10万吨。

加入WTO一年后，兴澄特钢撑起我国特钢出口半壁江山。2002年，受到美国201条款和西欧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兴澄特钢鏖战国际市场，仍取得了创汇2283万美元、同比增长50％的可喜成绩；特种钢出口占全国出口量的57％以上（合金比60％），雄居全国特钢行业同类型产品出口量之首。

当前，兴澄的轴承钢、齿轮钢、弹簧钢、油井管坯钢等产品的产销量位居全国特钢行业首位，而且资金回笼率、产销率均达百分之百。2003年出版的《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将兴澄特钢的锚链钢、弹簧钢、齿轮钢列入其中。2003年6月25日，试运行一年的兴澄特钢一号长江码头通过验收，成为直接对外开放的国际码头。这里每年进口的百万吨矿砂、废钢，转化成各种优特钢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同年，兴澄走出国门在马来西亚和泰国设立代表处，直接面对终端客户，进一步对国外的用户搞好服务。

2003年，兴澄的优特钢出口量达到14.3万吨，创汇4757万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8%。不仅特钢产量、钢材产量、销售收入、利润、出口额等八大主要指标全部破历史纪录，而且轴承钢等优特钢外贸出口量比上年增长了3倍。同年，兴澄因优特钢销售量、轴承钢材年销售量、出口优特钢材量、人均销售、人均实现利润、人均实现利税均创国内特钢行业新纪录，入选《中国企业新纪录》。

2004年，兴澄实现出口18.2万吨，新增直接用户30多家，产品除远销美国、日本和东南亚等原有的销售网点外，还新增埃及、德国、印度等国家。同年11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全国著名冶金专家徐匡迪在视察了兴澄特钢后评价说：特钢产品全部采用连铸工艺生产是兴澄的创新，兴澄特钢走出了中国式特钢发展的一条新路。

随长江溯流而上，远在湖北黄石的新冶钢是中国最早的钢铁企业之一。这是中国的百年企业之一，其前身可上溯到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的大冶钢铁厂。自1913年汉冶萍公司决定在石灰窑袁家湖办大冶新厂起，先后经历了汉冶萍商办24年，日本人侵占时的大冶矿业所8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华中钢铁有限公司经营的4年。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厂矿回到人民的怀抱，改厂名为华中钢铁公司，1953年更名为大冶钢厂。1997年大冶特钢A股在深交所上市，百年钢企开启了市场经济考验的新篇章。

2004年，借助于长三角区域得天独厚的经济优势，兴澄特钢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将其发展模式成功复制于湖北新冶钢。11月9日，经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批准，香港中信泰富有限公司正式收购冶钢集团钢铁板块资产，组建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简称新冶钢。

被中信泰富收购之后，新冶钢进行持续不断的“填平补齐”技术改造，东钢区一炼钢厂主攻轴承钢、弹簧钢、齿轮钢等品种，实现了由“普钢”向“特钢”的转移；冶钢区四炼钢主攻汽车关键部位用钢、铁路提速用钢、高压锅炉及压力容器用钢、石油和化工用钢，军工、海洋和航天航空用合金钢，实现了由“常规钢”到“高端钢”的转移；钢管厂区主攻汽车半轴承管、地质管、加重石油钻杆，压力容器专用管等，实现无缝钢管由“通用”向专用的转移。到2007年，“三大转移”实现，8个特钢品种的销售量占总销量的83％。

依靠自主创新和体制改革，新冶钢重新回到了全国特钢行业前列，在国内外名声大噪，其中22项指标进入全国同行业第一名，63项指标进入全国同行业第五名。其主导产品高速铁路用钢、齿轮钢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一半，轴承钢、弹簧钢销量占三分之一。

2006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专程来到新冶钢调研。他表示，省委、省政府对新冶钢的发展非常满意，非常关注，新冶钢的喜人势头令省委、省政府非常受鼓舞。他勉励新冶钢要以差异化和高端化为发展方向，继续在特钢领域做强做大。

实践再一次证明了，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的正确性。新冶钢的发展特点是特钢，而特钢的优势就在于差异化和高端化竞争，要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步伐，努力向世界一流特钢企业迈进。

2007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和艰巨繁重的经营生产任务，新冶钢持续调整结构，加大节能减排，注重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批量生产，组织开展“双十”攻关。在成为中国油田供应商的同时，为我国“嫦娥一号”飞船的成功发射和“神舟”系列飞船作出了重要贡献……

兴澄特钢、新冶钢的发展，奠定了中信泰富特钢集团的发展根基。2008年5月，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正式成立。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整合了旗下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铜陵新亚星焦化有限公司、扬州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等相关子公司，沿长江一字排开，形成了沿江产业链的战略布局。同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引起金融风暴，经济危机肆虐全球。国际市场萧条导致国际铁矿石和铜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迅速影响到了中国钢铁市场的走势，钢铁需求大幅萎缩，钢材价格连连走低，短短两个月，全国钢材价格从最高点均价迅猛下滑，下降幅度平均达30%左右，许多钢铁企业出现亏损，甚至部分小型钢企被迫关停。面对不期而遇的经济危机，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迎难而上，以国家产业政策为导向，紧紧抓住汽车、铁路、新能源等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快速决策，开发生产了一大批满足高端市场需求的高标准、高技术含量的新产品；国际高端客户群不断扩大，产品远销美国、日本、欧盟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获得了一大批国内外高端客户的青睐。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和钢材产能严重过剩的严峻挑战下，中信泰富特钢集团逆势增长，经济效益不断增长，产品升级快速推进，企业发展稳定健康，打赢了集团化管理以来第一场“遭遇战”。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步入了良性发展快车道。随后，集团不断扩增，2017年6月青岛特钢加入，2018年6月靖江特钢加入……这标志着中信特钢实现了从“沿江”到“沿江+沿海”产业布局的战略升级，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正式开启了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的“新纪元”。

时至今日，秉承“诚信、高效、创新、超越”的企业理念，中信泰富特钢集团以引领我国特钢产业发展为己任，以“科技铸就特钢精品”为品牌源动力，推动中国从“钢铁大国”走向“钢铁强国”。2015年，中信泰富特钢实现净利润排名全国钢铁行业第一，自此一战成名；2016年实现净利润排名全国钢铁行业第三，其中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利润率等主要财务指标远远领先国内同行，存货周转率等5项指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先后荣获了“全国质量奖”、“中国质量奖提名奖”、“全球卓越绩效奖世界级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等多项荣誉。

目前中信泰富特钢已成为中国钢铁协会副会长和特钢协会会长单位、是中国特钢行业的一面旗帜；未来中信泰富特钢仍将矢志不渝，用实际行动践行中信发展理念，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贡献。

                              （编辑  季节）

中美贸易摩擦不是简单的贸易问题，而是美国要破坏和阻止、干扰中国快速发展，千方百计不让中国发展超过美国。

很多人包括西方战略界一些人都认为，美国为了达到阻止中国发展的目的，应该争取牵头形成所谓的“国际统一战线”。问题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能做到这一点吗？美国战后经营的最重要的盟国体系实际上是跨大西洋联盟。美国能够拉拢欧洲、或者欧洲会策应美国，一起来形成一个遏制中国的战略吗？  

美欧同盟内部已发生重要变化

把中欧关系或者中美关系，和美欧关系做个比较，它们显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无论是我们和美国的关系，还是我们和欧洲的关系，都没有办法和欧美关系相比较。欧美在二战后一直保持着一种军事同盟和政治同盟的关系。冷战时期这一关系就是彻头彻尾的军事同盟。苏联解体以后，欧美在定义上调整了一下，称之为政治军事同盟。我个人判断，这个同盟关系今后还会保持下去。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近年来这个欧美跨大西洋同盟内部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美欧正式结盟，起始于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如同任何军事同盟，北约的成立也是针对第三方的。北约最大的目标就是当时的苏联。苏联解体以后，这个动力明显减弱了，这是美欧同盟走向松散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很多人没注意到，欧洲、美国这两支力量的共同战略出现了分化。美国的战略重点曾经一直在欧洲，现在不是了。前几年奥巴马说美国要重返亚洲的时候，除了中国，世界上另外一个最关心这个问题的就是欧洲。欧洲在安全上长期依赖美国，突然间美国要重返亚洲，就是要离开欧洲了。所以欧洲人觉得焦虑不安。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战略意图进一步明确了。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有两个地方值得我们重视：第一，国家间竞争重新成为美国的战略重点，不再是国际恐怖主义了；第二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发生了变化，过去俄罗斯是它的头号竞争对手或战略对手，并没有公开点中国的名，现在不仅点了中国的名，而且还把中国挪到了俄罗斯前面。现在美国人的意图很明确，俄罗斯还是它们的战略对手，但中国排在第一位了。这就看出来，欧美的战略重点已经分化，因为欧洲的战略重点还是在欧洲。

此外，特朗普上台后一再强调“美国优先”。美国优先，意味着它和盟国也要斤斤计较，要明算账、勤算账了；不能因为讲政治、讲盟友就可以让欧洲国家继续搭美国的便车了。总之，由于特朗普搞经济优先、美国优先，欧美间长期的经济利益矛盾将更加突出和尖锐。

欧洲不会在中美贸易战中轻易“选边站”

    美欧这么好的盟友关系，冷战结束后欧洲为什么要搞欧元呢？当时欧洲人搞欧元的时候，美国人问过欧洲人这个问题。这就说明两者经济上的竞争是长期的，一以贯之的。如前所述，特朗普上台后搞美国优先，把这个矛盾进一步加剧了。由此，我们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现在欧美在战略上究竟有多少共同的利益？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它们有多少共同的战略利益？这是需要讨论的，就是欧洲人会不会和美国搞统一战线对付中国。

    美国和欧洲在意识形态上没有任何分歧，而是把中国作为另类国家来看待，对此我们不要抱任何的幻想。它们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不会变化的。即使面对特朗普这样一个“离心离德”的总统，以及自克里米亚危机以来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欧洲人在对中国关系的问题上仍是坚持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此我们应该要保持清醒认识。

    虽然意识形态上欧美是一起的，但在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上，我认为欧洲人不会轻易“选边站”。也许更准确地说，欧洲国家会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被迫选边。

    尽管美国正在努力拉拢欧洲共同来遏制中国，但很难做到。美国会有些什么举动？比如欧美共同施压，让我们在WTO问题上做一些改革，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欧盟在2017年12月20日发表了一个报告，把中国的经济制度说得一塌糊涂，认为由于中国政府控制所有的经济资源，西方不能够和中国展开公平竞争。

但是欧洲人很现实。欧盟无疑也希望迫使中国做出改变，但它同时也明白很难让中国改变其制度。基于此，欧盟的做法和特朗普政府并不相同。一方面欧盟也拒绝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地位，并且新发明一套标准规则来应对中国产品的所谓“补贴”和“倾销”。另一方面，欧洲越来越意识到了中国市场对于欧洲国家的重要性，这决定了它不愿意轻易放弃中国的市场。2017年中美贸易额是5000多亿美元，中欧贸易额是6776亿美元。其实我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欧洲，是欧盟28个国家。它是一个统一市场，要把它作为一个贸易体看，我们的产品到了希腊，就等于进到5亿人口的全部市场了。与此同时，中国也日益成为欧洲国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2017年以来，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德国的最大出口市场。正因为这一点，德国也好，其他欧盟成员国也好，越来越不愿意在美国和中国贸易战中进行“选边站”。

（编辑  季节）

2019年1月1日是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此前30年，中美经历了从对抗到和解的过程；此后40年，两国关系虽有曲折，但总体不断向前发展。现在，中美关系正走向一个新的不确定时期，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双方关系的下滑是明显的。这种变化不仅将对中美两国产生重要影响，也会牵动整个国际形势。当前，我们需要冷静的观察和分析，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妥为应对。

中美关系的基础已与以往不同

首先，应当看到，中美关系势必发生某种调整的原因，是两国关系的基础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是双方综合国力差距缩小，呈现出竞争态势。

回顾历史，中美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能够实现和解，其原因不仅在于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双方经过多年对抗，彼此对对方力量的限度有了充分认识，双方都认识到，和解而非对抗才符合彼此的利益。中美和解之后，两国的合作先以安全为主；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迅速展开，在全球重大问题上的合作也不断扩大。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启动后的几十年里，中美互信的基础是，两国综合国力相差悬殊，双方在安全领域互有需求，在经济领域由于发展水平不同可以实现互补。

中美正式建交后的四十年大体经过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是两国关系最好的十年，虽然双方有所矛盾，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上世纪90年代之后近二十年，两国关系总体维持向上，但其间有所动荡，发生了制裁、炸馆、撞机等事件。应该说，这二十年中美关系能保持基本稳定并有所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双方都认识到彼此合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美国也受到其他因素的牵制，如海湾战争、9·11事件、美伊战争等。最近十年，中美关系看似波澜不惊，但一些结构性矛盾逐渐显现，特别当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双方原有的互信逐渐动摇。事实上，奥巴马政府时期对华政策已经开始调整，只是那时美国内部的意见还不很一致，有关动向也未引起中国的足够重视。然而，近一年来，美国朝野在对华政策必须调整这一点上已形成共识，虽然最终的目标，即把中美关系定位为何种性质、采取何种政策尚不很明确，但走向大国竞争的态势是明显的。

中美关系为何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力量的兴起以及由此导致的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发生和发展而引起的。

第一，国际形势不稳定，原有的治理体系逐渐失效。自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世界未能太平无事，如人所愿建立起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地区性动荡和战乱此起彼伏。同时，自那时开始的一波全球化近期出现退潮。这一波全球化的推手是信息化、高科技，与之相伴的是资本快速转移和全球人口大规模流动。全球化在造就经济发展繁荣的同时，各国之间与各国内部，普遍出现了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和转移加快、金融风险增加等情况，原先被地域和国界区割开的宗教、种族矛盾和冲突，由于全球人口流动演变为一些国家内部的问题。各国间竞争加剧，各种矛盾凸显出来。如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兴起、社会观念左右撕裂以及一些所谓的“黑天鹅事件”等等，这些问题对美国影响较大，在中国亦不同程度存在。

第二，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对现存世界秩序产生重大冲击，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与以往大不相同。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加入现有世界经济体系，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然而，中国的发展速度及所形成的巨大经济体量超出所有人的预想。中国的发展在为世界经济提供强大动力的同时，也对现存世界经济体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对这一矛盾的正反两个方面都须正视，应设法予以调和。

第三，中美之间现在虽仍有大量的经贸往来与合作，但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显现，两国间的竞争涉及经济、科技、军事、安全，外交等各个领域。美国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国已对其霸权地位构成挑战；尽管中国既没有这种意愿，客观上也不具备这种实力。 

中美关系三种可能的前景

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存在三种可能：一是重返大国竞争的老路，形成对抗，如美国一些人主张的“中美脱钩”或“新冷战”。这是最坏的前景。二是两国竞争有张有弛，在危险领域能形成有效管控，双方在重大全球问题上仍能保持合作。公平竞争加合作，这是有可能争取到的最好前景。三是一种中间状态，双方竞争加剧，关系持续紧张，偶有喘息，但难以做到“脱钩”。这是近期可能出现的局面。中美关系最终朝哪个方向发展将取决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对于上述三种可能，首先必须对可能出现的所谓“新冷战”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它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破坏作用，不仅不符合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事实上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关于冷战的历史教训，人们的反思集中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争；而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冷战的主要恶果是使工业化国家分裂为两大集团，迫使发展中国家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从而延缓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到来。对中国来说，主要教训是决不能闭关自守，中国的幸运之处就在于首先跳出了冷战造成的两极格局。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中美之间的竞争虽然难以避免，但这种竞争完全可能以历史上未曾出现的方式进行。我们既要接受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又要避免误读历史，以致看不到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现在，全球政治经济关系不同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也与二战后大不相同。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争夺。当今世界独立国家林立，那种老旧帝国竞争的方式早已失去存在的空间，而两次世界大战也证明战争不再是攫取财富的手段，只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二战之后的冷战时代，美、苏两国都把对方视为国际敌对势力的代表，双方之间也几乎没有经济联系。如今的中美矛盾是同一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两个主权国家间的矛盾，而双方仍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和巨大的共同利益，特别是一些重大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美两国的参与和合作。

中国何时超越美国，这是近年来不少人热衷炒作的话题。但这一话题并不具现实性。现在中国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的世界排位仍在70名之后。即使有朝一日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双方在诸多方面的差距仍是巨大的。其次，中美之间的竞争虽会在各个领域展开，但中国的目标是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改善本国人民生活，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而非取代美国的世界地位。为此，中国将争取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也包括与美国的继续合作。大国竞争的历史教训是：新兴大国直接挑战守成大国的地位，鲜有成功；而守成大国衰落的主因，往往是扩张过度或内部腐朽。最后，未来世界不会是当今世界的翻版。美国一超独大局面的形成有诸多特殊条件，而非历史常态。事实上，经过冷战后近三十年的发展，这一局面已在动摇之中。现在，各国的独立性都在加强，以历史标准衡量具有大国资格的国家也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尽管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很多，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不会改变。未来世界必将一体而多元，能容纳更多的国家和跨国组织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中美关系如何演变将受多种因素制约，各种力量正处在博弈之中。制止“新冷战”的出现、防止中美对抗是完全可能的。刚刚结束的G20会议，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为扭转局面提供了契机。引导中美关系渡过当前的艰难时刻，妥善处理两国出现的结构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是否有足够的战略眼光和智慧。 

秉持不搞对抗的信念，是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经验

在中美出现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两国关系要稳定下来，需要一段博弈。当双方对于新形势下彼此的目标、力量的限度和各自的利益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重建互信是可能的。这个过程不会风平浪静。二战后中美关系几经轮回起伏。无论对世界和平还是对中美各自的发展来说，双方都应秉持不搞对抗的信念，这是处理两国关系的一条重要经验。

近40年来，中国得以迅速发展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是中国内部的变化，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其次是大幅调整外交战略，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对国际形势作出和平与发展的新判断，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再次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改革开放政策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到了广泛的国际支持与援助。最后，中国对世界形成了新的认识，即多样化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有矛盾斗争的一面，也还有互相依赖的一面，需要进行合作，也可以进行合作。这使得中国在应对国际变局时能够顶往外来压力，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坚持改革开放，稳妥处理对外关系，取得更大的发展。

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使中国和世界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同时也使中国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世界的制约。在中国成长为大国的道路上，不可避免会地会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外部环境趋紧的阶段；竞争矛盾不仅存在于中美之间，事实上也存在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只是侧重和程度不同。我们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不仅要解决中国内部的体制问题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还必须化解中国的发展对现存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产生的冲击与矛盾。

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出现的矛盾，必须以认真务实的态度加以处理。双方都要严格遵守国际规范。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坚持对等谈判，而中国的基本经验是看清世界潮流的发展方向，根据国情自主决定改革开放的步骤和速度。

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重复以往大国崛起的道路，更不能仿效以强权为特征的大国外交。当代中国需要对等、平和地与世界交往，培养健全的国民心态，防止自负的大国主义。无论外部世界如何演变，中国最重要的目标是在国内，关键是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决定大国博弈最终结果的，归根到底还是各国内部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韬光养晦练好内功，对外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实现国内目标的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走和平发展之路，将是对中国外交和中国智慧的考验。

                              （编辑  季节）

关于中美贸易战，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它背后的东西，主要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中美关系经历过的三次大变化

中美关系从历史上可以说经历和正在发生三次大的变化。

第一次大的变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出于对苏斗争的战略需要，迫切希望和中国搞战略合作。在这种利益思考的支配下，中美之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也形成了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三个公报。当时在许多方面，美国对中国的一些要求做出了让步。当时美国把中国视为友好非盟国，在各种待遇上都高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以那个时期，中美战略互信达到了最高的程度。比如，美国向中国出售了黑鹰直升机等产品,中国也曾把当时最新的战斗机送到美国去改造。所以当时中美关系基础的进展很大。在某种意义上，当时中国在中美关系上是积极推动的。

    第二次变化，美国推出对华“遏止加接触”的政策。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认为中国的战略价值已经变小或逐渐丧失，战略上已不再那么需要中国。在美国国内有一场关于中国的大辩论，有些右翼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国是世界共产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将是美国下一个主要对手或敌人。但多数人认为，还有必要维持同中国的关系。经过辩论，克林顿政府最终推出了“遏制加接触”的政策。原因有几个：

    首先，美国普遍认为，虽然中国和美国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太弱，没法和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相比较，短期内难以构成对美国的直接威胁，也就是说，中国要取得世界大国地位还不完全够格，没有能力挑战美国，而且中国在发展中，许多方面有求于美国。其次，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美国在谋求主导和操控国际事务中，仍对中国有一定需求。再次，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开放市场，美国要尽量在这个市场占有更多的额份，获取更多的利益。另外，只有保持跟中国的关系，美国才有条件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重新“塑造”中国。

    总而言之，无论从战略借重还是从实际利益考虑，美国都需要同中国保持和发展关系。对华实施“接触和遏制”政策，最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和全盘利益。当时美国把中国定位为“非敌非友”，或以遏制为主，或以接触为主，美国都是以自己的利益考虑为转移。但在客观上，这也有利于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发展。小布什入主白宫的初期，新保守主义占据上风，对华战略态势一度转变，公开把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军方更是把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中美关系陷入紧张状态。随后发生了“9.11事件”，小布什把美国主要战略目标改为反恐和防扩散，对中国的需求增大，中美关系随之改善。总之，在克林顿和小布什当政时期，尽管双方各种矛盾、摩擦也接连不断，中美关系确在这段时期各领域合作纵深上都有全面显著的发展。

    第三次变化，是在国际局势和中美两国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其一，一批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东升西降”的趋势持续发展，改变着世界力量的对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都造成冲击。其二，中国和美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充分抓住经济全球化发的时机迅猛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大幅提升。美国经历“9.11”事件、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2008年爆发的严峻金融危机，硬实力和软实力均遭损伤，国际影响力相对减弱。中美间力量对比差距明显缩小。本来，由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战略目标等方面不同，中美关系中存在着结构性的对抗基因。我们强调合作共赢，淡化意识形态的分歧，但是美国冷战意识严重存在，一直把中国视为异类。中国迅速地崛起，与美国差距越来越小。一个“异类”大国这么快的崛起，必然要引起美国的焦虑和不安，进一步强化遏制和防范中国的力度。

奥巴马上台初期曾对胡锦涛总书记说过，“美中合作可以重塑21世纪”。但是很快这个调子就改了，开始强调“重返亚洲”，而在2010年推出了“亚太战略再平衡”。虽然没有公开宣称是针对中国的，但所倡再平衡是针对谁，实际上谁都明白，而且美国提出的六条措施都是针对中国的。美国的军方和保守主义势力已经把中国视为最大威胁，国防部长卡特甚至公开叫嚷不惜和中国一战。美国还以南海问题为抓手，一手制造了南海形势动乱的复杂局面。

奥巴马没有公开讲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敌手或者竞争对手，是因为他还需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配合，诸如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以及后来的气候变化等等。美国开始把对中国的战略借重逐渐地转向战略遏制，当时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两面性更突出对抗的一面，尽管他没有公开宣称，但实际上已经把中国当成了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美国公开宣称中国是最大竞争对手

特朗普当政以来，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美国推出的几个战略报告，以及今年年初特朗普的《国情咨文》中，美国公开宣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的贸易战是一种现象，实际上在许多方面都采取了针对中国的动作，甚至不断触及中美关系的底线，在台湾问题上。这是美国历任总统都不敢触动的红线，尽管在冷战之后，美国一直违反当年同中国达成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协议，屡次试图提升美台关系。这与当年中美战略合作的时期已有很多不同了，但都没有敢像特朗普这样明目张胆。

这表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至少是由战略合作、战略借重转向了战略遏制，甚至包含某些战略对抗的成分。

   长期以来，我们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那里去，坏也坏不到那里去。“好也好不到那里去”这是肯定的。但是“坏也坏不到那里去”现在不好说。因为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在增大。贸易战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靶子，真正打的是中国的未来，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道路、规则，还包括中国现在急需发展的高科技等等。目的至少是遏制中国的发展，说得轻一点还是以防范为主。这是一个基本估计。

我们的战略态势

    对美国的基本估计下，我们要有一些相应的对策。

    第一，美国仍是当前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国家。我们相对而言仍处于弱势。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尽量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是有必要的，对我们有利。所以，我们要保持战略上的坚定、镇定和淡定，尽可能争取中美关系能够基本稳定，这还是有条件的。比如说经济问题，现在中美关系的经济盘子太大，利益高度互融，谁推翻了这么大的盘子对双方都没什么好处。而且经济本身有它的规律，特别在经济全球化情况下，政治是不可能完全控制的。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经济界有很多人都在反对特朗普的政策，有的还增加了在中国的投资。经济盘还可以继续做大，至少对双方关系的稳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必然规律。也就是说，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目前美国对华战略主要还是对中国进行防范而不是完全对抗，当然这不排除某种偶然的事件，但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

   我今年年初到美国访问时明显感到，美方对我们十九大报告内容有三点最为担心：一个是中国要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部署；第二个是中国要向世界“推行”中国发展道路，就是中国模式；第三是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的军事力量。这反映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担忧。

    中美俄欧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战略力量，也是影响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的关键因素，处理好中美俄和中美欧两个大三角关系尤为重要。在当前美俄、中美竞争博弈日益加剧的形势下，中国和俄罗斯都面临着美国的打压和挑战。实际上中俄已经互相成为战略依托的关系。继续深化中俄间的协作与配合，是必要和明智的。

                                     （编辑  季节）

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是一个互动的结果，中国是一个主变量。

力量对比的变化引起美国严重焦虑

近年来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经济实力逐步接近美国，中国的军费开支虽然还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但美国很多智库认为，到2020年后这种情况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此外，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不断上升。在此形势下，美国已明确把中国视为世界老二，认为中国已经对它在地区和全球的霸主地位形成严峻的挑战。再加上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在美国看来，中国带来的挑战远比当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对它带来的挑战严峻。

    在此大背景下，美国对中国近年来外交政策、安全政策的发展变化，反应非常激烈。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在东海、南海，后来还有台海的维权行动，但却被美方认为是威胁它的盟国、挑战它的霸主地位。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建立亚投行（AIIB）等新的地区多边机制，也被美国视为挑战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当前，中美间的贸易争端、台湾问题已经成为可能严重恶化中美关系的两个爆发点。如果前者发展成为包括技术、金融、能源在内的长期、全面的经贸战，后者因美改变一中政策而再次引起台海危机的话，中美关系的前景将十分黯淡。

我们过去常讲，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推进器。当年美苏基本上没有经济交往，是两个割离的市场，而中美之间则有共同的经济利益，是主要贸易伙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严重的贸易摩擦如果走向全面、长期的经贸战，则可能使中美经贸关系朝着经贸“脱钩”的方向发展，使这一压舱石变成双方冲突的导火索。

我最近看了一些美国专家学者的文章，他们认为中国的挑战不同于当年日本和苏联对美国的挑战。美国与日本有共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双方还是盟国，虽然两国间也曾爆发激烈的贸易战。他们还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苏联。苏联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是基本隔绝的，苏联经济发展没有后劲，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败是其最后跨台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中国很聪明，采取了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做法，以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与美国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竞争不过中国。现在特朗普总统不干了，美国不干了。美国国内现在形成了三点新的对华共识：一是历史已经表明，那种曾经认为中国在融入国际体系后，最终会发生美国所期望的变化的看法是错误的；二是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三是趁着美国现在还有优势，要全力压制和防范中国，绝不能让中国超过自己。在此形势下，中美关系进入了摩擦高发期。

如何应对美调整对华政策带来的挑战

提出几点简要看法与建议。

首先，我们要把中美关系面对的挑战和竞争进行排序。

挑战与竞争的风险，可以从紧迫性、严重性、全局性或局部性来排序。有的可能非常紧迫，但它可能是局部性的。有的现在看不那么紧迫，但是发展下去则会带来全局性的影响。有的则是既紧迫严重又具有全局性。要根据排序做出有所不同的应对。

    第一个是贸易战，这一挑战既有紧迫性又有严重性和全局性。要下大力管控好。必须坚持几个原则：一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二是坚持多边主义；三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四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倒逼改革走出深水区，使改革开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总之，应该尽量避免中美贸易战走向长期经贸战，否则结果只能是双输而无赢家。

第二个是与美国在地区与全球的竞争。美国认为，中国已经在地区和全球与美展开竞争。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区，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地区军力平衡，中国的目的是要将美国从东亚挤出去。而美国的政策则是要始终保持其在地区与全球的主导地位。在此形势下，我认为，面对地区与全球，中国应把周边地区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在东亚、西太，中国要坚持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西太、东亚，面对朝鲜半岛、东海、台湾、南海多个热点问题，朝鲜半岛问题最紧迫，台湾问题则最重要。在世界其他地区，如印度洋地区、中亚与南亚、非洲、中东、拉美，中国的海外利益也在发展，中美之间也开始发生竞争、摩擦，但还不那么突出。我们在政策上要有轻重缓急的排序，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避免与美国进行全球竞争。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处理好与美国在东亚、西太地区的关系，这是当务之急。   

第三个是中美在全球公域的竞争。全球公域包括三个方面：海上通道、网络和外太空。前些年，中美网络安全摩擦很激烈，现在中美四个重要对话中就包括执法与网络对话。中美海上摩擦更是日益突显，双方在南海的剧烈摩擦是其缩影。美国对中国在外太空能力的发展也越来越不放心。着眼长远，中美在全球公域领域的关系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形成以合作为主竞争为辅的关系，还是让竞争为主甚至走向对抗，这将关系到中美关系的未来。在这一重大领域，中国在坚持发展自身力量的同时，应努力与美国建立与开展更多的对话合作，这已是迫在眉睫之事，宜早不宜迟，对于未来避免双方发生军备竞赛也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个是中美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摩擦。这是一直存在的问题，但中美建交之后，在大多数时间里这方面的摩擦并不十分突出，与当年美苏进行全球意识形态争夺有很大不同。目前，双方在这方面的摩擦竞争在逐步上升，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将来如果中美在这方面的摩擦突显出来，在地区与全球形成竞争关系，则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极其严重的全局性的消极影响。坚持自己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同时不向全球推行自己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应作为我长期坚持的政策。

其次，面对中美已经出现的竞争态势，应该把中美竞争管控作为一项总任务。

为此，要尽快对中美战略竞争的性质、定义、内容及利害影响，做出认真分析和正确判断。中美是不是已经成为敌人？还是说中美仍是竞合关系，但竞争与合作两者的天平已严重失衡？我认为，中美关系仍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虽然现在美国已经把防范、制衡中国放在主要位置，但是双方还是有很多共同利益，合作的一面依然存在。

关于中美竞争必须对中美关系已进入摩擦高发期、中美竞争将长期存在保持清醒的认识；同时应决心通过最大的努力，防止中美竞争走向全面对抗、走向某种形式的新冷战；竞争管理的最终目标应是争取经过较长时期的碰撞磨合，最终找到两国相互适应、建立新型关系的途径。

在上述分析判断的基础上，我们要明确提出新形势下的对美政策。要确定我们长期以来实行的对美政策哪些应继续保持，哪些要有所调整变化。要综合经济、政治、安全、文化各个部门的研究判断，加上智库的研究，最后由中央做出统一决策，提出指导思想和各个领域明确的具体应对政策。

最后，具体讲，要大力加强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分歧与危机管控。这是在双方利益分歧与冲突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必须做出的重大努力，是守住中美不冲突、不对抗底线的重要保障。二是努力减少和避免误解误判。误解不是真正的利益分歧，但同样可能给双方关系带来巨大麻烦。这方面可做的事很多，保持有效对话接触是重要的途径。三是尽力保持与推进合作，包括经济合作与全球治理合作。决不因分歧竞争上升而停止阻碍在共同利益上的合作，至少我们不应主动这样做。

                                    （编辑 季节）

中国道路是过去我们所经历的，现在我们面临的，以及未来我们将要达到什么样的前景。我们正在进行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989年，我们受到西方对我们的封锁，1998年遇到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是全球金融危机，今年2018年，我们又遇到了重大的外部挑战。遇到了美国当前发起对中国的贸易争端，中国没有走到美国所希望的道路上去，他们竞争不过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所以有危机感。

2018年是中国民族复兴之路上重要的历史节点。我们的前进路上不可避免会遇到障碍，中华民族的崛起必然要经历种种考验。所以，今天我们讲中国道路具有特别的意义。

——编者按

从历史的大视野看中国道路

10年前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要理解最近的30年，一定要理解1949到1979年是怎么走过来的；一定要理解从1919到1949年，从五四运动到建国的历史。

多年前在一个国际组织的会议上，会议主持者给我五分钟时间，要我讲讲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五分钟很难讲透，当时我心目中浮现的就是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井冈山道路、延安道路。我说中国何止是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几十年来，13亿以上的人口，几乎以两位数的速度发展，其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内乱和暴动，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对外移民和战争。从世界史的视角看，这就是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

什么叫中国道路

为什么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不成功，而中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世界上经历过高速发展的国家不止中国，但40年来，中国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庞大经济体，它的发展规模、速度、势头和成就，确实前无先例。中国走出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这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道路是怎么走出来的？习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

所谓延续性，首先是时间概念和历史概念，但又不仅是时间和历史。有的人喜欢说合法性，其实最重要的概念是正当性和延续性，延续性也是正当性的一部分。如果一个民族文明不能延续，也就谈不上发展。

也有人说，中国的发展只是一个个案，没有普遍意义，不可复制，所以不能称为“模式”。也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思想，所以称不上模式。似乎除了英美式的道路，就没有别的道路和模式。从世界历史看，其实有多条发展道路、多种模式。比如欧洲有德国的莱茵模式，有北欧模式即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政府为全民提供医疗、教育和社保服务；亚洲有四小龙模式等等。在法学领域，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是两套法律。

我一般不用中国模式的提法，但认为中国模式是说得通的。大学本科的经济学常有模型分析，模型就是model（模式）。说到中国道路，道路可以是英文“way”，即路径或方法，也可以是《道德经》谈的“道”。从道的层面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讲清楚。

分析西方理论，其实各种各样的理论首先都是从实际问题出发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所研究的个案主要在英国，英国当时是“日不落帝国”，在世界各地都有领地，但作为个案，第一英国是一个岛国，第二它是千万人口级的国家，第三，英国持续高速发展的最初30年，那时国内工人阶级处于赤贫状态。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初期，一般都是以对劳动者的压榨作为代价，当年还没有考虑环境问题。他们成功的秘密也不是简单的“城市化、工业化”，那是被美化的说法。英国当时是第一个完成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但是更重要的是大量人口去了北美、澳洲、非洲建殖民地，征服南亚大陆。我们则是在1840年之后不断地丧权辱国，国势衰落，民不聊生，碰上了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讲看不见的手，但实际上还有看得见的手，这两只手同时作用，才有了斯密时代的英国。英国的世界市场是怎么开拓的？是以炮舰作为后盾野蛮侵夺，就是靠国家的力量，国家财政支持的海上武力来称霸世界。没有1929年、1933年的大衰退，就没有二次世界大战。一次世界大战100年了，人们至今还在探讨：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有许多偶然的原因，以及背后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原因。可见实事求是地探究事物本原，不是那么容易的。

西方人看这段历史，和我们不太一样。我有几位西方的朋友写了几本关于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书，如《中国人在想什么》、《当中国统治世界》、《当中国参与世界规则的制定》，其中明确提出了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在西方产生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位朋友写了《亚当·斯密在北京》，是我和他的一个学生翻译的。

外国人对1840年之后中国百年衰落的看法，和我们很不一样。我们说，因为清廷腐败无能使得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英国人却在思考，为什么他们拿下了澳洲、北美、非洲和南亚，却没有拿下中国？当时法国跟着英国瓜分了非洲，在中国却碰了大钉子。《亚当·斯密在北京》也说到，世界几大古老文明都衰落了，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古希腊、古印度、古埃及的文物，为什么中国这个文明，1840年后看来气息奄奄，为什么100年后又站起来了？结论是因为中国人太聪明、太厉害，所以拿不下来。这是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我们作为第五大文明，是从延续5000年的文明走出来的，100年算什么？那仅是历史的一瞬间。

西方历史社会学的一个著名学者阿明说，一个5000年的文明，从1840年衰落到1949年就站起来，经过40年或70年就富起来，又强起来，这是世界奇迹。

中国道路形成理论体系方能体现正当性与合理性

这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1993年巴威尔来访，我去机场接他，坐的是一辆“面的”，那种车噪声很大，后面冒烟，门还关不严，路况很差。他坐在那样的车子里，却在从首都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感叹地说“狮子正在醒过来”。在他眼中，200年前拿破仑关于中国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

改革之初，我们刚进大学，全班96个人只有我有一辆自行车。当时在南方的家庭刚有洗衣机和黑白电视机。于光远带队去匈牙利，回来给我们做报告说，到本世纪末，大部分家庭就会有冰箱、彩电、洗衣机。我们都说这是画饼充饥。可从这往后，中国几乎十年一大变。所以如何看中国，应该是当代最有意思的事情。

总之，当我们考察的一个对象，它覆盖的空间越大、持续的时间越长、包含的个体越多，那么很可能它蕴含的普遍性就偏强。用这个观点观察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十几亿人口。世界上除了中国和印度，一般大国也就几亿人。中国现在的富人数量应该等于日本总人口了。一些人总说中国经验只是一个例外，是偏离人类发展的主流。但这么大的经济体，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人在这个道路上走，还能说只是一个个案、一个例外吗？所有的普遍性都寓于个性之中。人的认识都来自经验，经验是归纳出来的。那么对中国经验的归纳，是不是可能不只是要解释中国，还要能对别人有所借鉴。当然，我们还在继续探索和不断完善，我们不打算强加给别人，但至少中国经验可以拿到世界上，和大家分享。

我们讲中国道路、中国学派，不能只是做中国研究，最终要形成理论体系。你的概念和方法不但能解释自己，还能解释世界其他的地方。这样，中国道路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才能真正得到体现。

在国际比较中全面认识我们走过的道路

从改革之初开始，我们就比较重视借鉴学习国外经验。比如1978年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后来访问美国。当时我们比较重视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改革的经验，曾经多次派团考察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当时我们还特别重视学习四小龙的经验。

比较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也有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原来是学社会学的，曾经做过多年社会调查，研究发展问题，包括贫困、就业等。延安、井冈山及贵州许多少数民族的山区我都跑过。为了做比较，1995年我去过印度最偏僻、最贫穷的克拉拉邦。有意思的是，那个邦一直是共产党执政。我们按照UNDP的人文发展指数，测量当地的发展质量。UNDP发展报告除GDP等指标外，还加了人均寿命、人均受教育程度这两个指标，“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也是他们最先提出的。按照UNDP的模型，克拉拉邦并不是最穷最落后的地区。他们的人均寿命和社会平等程度都很高。印度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是在我们之后才去的那里。

用这个指标体系测量中国，虽然我们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发展质量已经达到了中等发展水平。而且克拉拉邦的人告诉我们，他们的做法都是从中国学来的。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1978年是我们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什么之前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我们的国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和世界上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所以我们才有条件一心一意搞建设。

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最核心的就是实事求是。打倒“四人帮”之后，先是拨乱反正、抓纲治国。1978年开始了全国性的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当时思想争论非常激烈，在学校里甚至两个同学可以因不同观点打起来。有学哲学的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同意，那什么是实践的成果？一件事实践了5年没有成功，是不是就永远不会成功？坚持实事求是，哲学上没那么简单，实践上更难。

马克思和列宁是我们的老师，但我们不是机械地照搬他们的现成结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比如马克思认为，只有当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阻碍了生产力发展时才有革命的条件。我们则是反过来，恰恰是生产力不发展的条件下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俄国走的是城市革命的道路，我们则是从农村革命开始建立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改革开放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我们党的基本指导思想。邓小平讲，实事求是就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井冈山道路、延安道路的本质也是实事求是。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在一个无产阶级弱小的基础上，夺取了革命的胜利。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也是新中国70年来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当时邓小平有一篇很重要的讲话，主要就是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中国要走自己的道路。从此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他第一次提出来的。这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艰辛探索、包括付出的沉痛代价后得出的结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开启了经济改革的序幕。联产承包激发了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放手让基层老百姓在实践中探索发展的路子，从而激发了广大农民的创造力。那些年看农村真是一年一个样。

农村经济的搞活，激励了城市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全面推进，促进了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这样又为进城的农民扩大了就业机会。所以小平同志曾经讲，农村从分田到农民工进城，是自己用脚走出来的。

改革开放要鼓励大胆创新，同时改革开放也有几条基本原则。

第一，我们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在前30年基本奠定的，这40年的改革就是完善这一基本制度。要改革旧体制、创造新体制，农村分田到户，城市国有企业放权搞活，发展民营企业。但这一切都以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前提。

第二，把市场活力和国家的发展目标、宏观调控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我们人代会批准的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党代会提出的以十年为单位的中期奋斗目标单位。回过头看，这些目标几乎都实现了。今天中国取得这样的成就，我们这个体制的优势就在这里。

第三，改革的实施是“摸着石头过河”、稳中求进。重要改革政策的选择和出台要建立在充分论证和试点的基础上，这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在具体工作中的体现。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破除旧的计划体制，发展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必须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

对中国发展改革的历程，可以进行多方面的提炼和总结，包括经济、政治、法律、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前30年的艰苦探索走了许多弯路。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教训更为丰富。现实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观察分析。江泽民同志对改革经验的总结说了三句话：“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我们不能墨守陈规，必须敏锐判断世界局势和国内经济社会的现状和趋势，注意分析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

随着经济体量的扩大，经济快速发展势头的持续、经济规模的不断增大，又产生许多新的问题。包括广大群众反映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现在的博士毕业生如果没有上辈人的支持就买不起房、生不起孩子，这是当时没有想过的。又比如过去只是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谁能想到要搞“蓝天保卫战”。而今天环境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以及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等问题。城市工业有污染，农村的污染更难治理，因为农药、化肥、洗衣液、塑料薄膜等污染源是高度分散的。这就是探索。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小平同志当年也说过，发展起来比不发展起来问题更多；但他也说过，一定要解决贫富两极分化，不解决我们改革开放就失败了。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我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小平同志讲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两个主题。从1954年万隆会议提出和平共处五个原则，到改革开放之后通过发展解决南北差异，今天提倡互利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方针是一脉相承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受西方挑拨，对我们不了解、有很大偏见。1954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说我们不是来吵架的，是来寻求共同点的，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获得广泛认同。这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

西方历史充满了战争、侵略、掠夺以及不平等规则的制定。他们在骨子里还是丛林法则、零和游戏，由强者制定规则。我曾在国际会议上问一些欧洲小国的人士：你们为什么愿意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他说你们是跟我们商量的，而欧洲大国总是命令我们干这干那。

我们主张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真正贯彻互相尊重主权、平等互利等原则，这不意味着要对现有的国际关系准则推翻重建。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树立新型国际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先予后取，多予少取。我们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稳定的外部环境。我们希望和美国对话，互相尊重，不冲突，不对抗，争取互利共赢。

我们提出新型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这并不是意味着中国不要小兄弟了。作为大国就要有大国的担当、责任和风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我们仍然要广泛和中等国家和小国穷国发展关系。这不仅出于道义原则，也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我连续很多年去日内瓦参加联合国总部的会议，美国每次提人权决议提案，都被否决。一些非洲国家代表对我说：美国怎么对待我们，你们中国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太清楚了。有一位外交部长对我说，中国在60年代帮我们修了坦赞铁路，这样我才有条件上学，我用的书和笔都是你们给的，我有病也是你们治的。今天中非之间有这么好的关系，还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半个世纪前打下的基础。

在亚信峰会上总书记讲，世界上的事要大家商量，各国的事各国自己办，亚洲的事我们亚洲人办。这就是共商。共建就是参与性、包容性，就是有事大家一起做、不分民族和阶层，不是富者的慈善，也不是强加于人。我们搞“一带一路”建设，最重要的是争取当地人的民心，要尊重当地社会的文化风俗和法律，规则共商，过程共建，成果共享。总书记还讲，对发展中国家要讲正确的义利观，要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在共商共建过程中，我们延续了建国以来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行百里半九十

我们一路走到今天，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中国成立时，我们就把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作为奋斗的目标，百年马拉松，这一目标始终不变。

从国际上看，西方经济危机重重，银行破产、债务危机，欧洲面临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和右翼政客的结合等。最近，美国发动对华贸易争端，公然拉出对华全面“对抗”的架式。西方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也在抬头，抬出“对等”竞争和“基于规则的秩序”等概念，实际上是要挟我们屈从他们的苛刻要求，这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在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社会利益多元化，出现许多新矛盾、新问题，甚至很不好的事情。社会的前进需要我们持久的努力。我们要看到，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这么多的人口，这么长的历史，我们又有门类齐全的产业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只要有这些在，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总书记说行百里半九十。前面已经过了九十里，这最后十里的爬坡更需要毅力。无论如何，这是1840年以来中国离民族复兴最近的一步。尽管西方尤其是美国不喜欢看见中国的崛起，要跟我们打贸易战，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势不可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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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不是西方道路的复制

文/潘维*

道路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我们前面的目标是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国强民富。这个目标还没有达到，要继续往前走。说到成就同时要切记，道路是曲折的，成就是有代价的。这一路走过来太不容易了。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曲折，经历过彷徨。年轻一代接着往前走，还可能遇到岔路、遇到挫折、甚至付出相当的代价。

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只有一个，但过来人的回忆，包括外国的学者，各人的描述、所述事实的导引方向是不一样的。

第一，改革开放不是西方道路的复制

关于现代化，西方有一个以欧洲为蓝本的普适性描述。主要是现代与传统两分：传统社会的特点是宗教统治、习惯统治、血缘统治、地缘统治。然后出现了工业革命，市场的扩大，供需相互依存，市场变成生活的最重要因素。宗教、习惯、地缘都让位给以算账为基础的市场理性。为防止人们互相欺骗，需要一个法制系统，市场理性导致社会理性。但社会理性又使人们提出政治要求，政府给工人八小时工作制，给农民老年补助，给人们医疗补助。于是谁出价更高谁就能得到政治权力。市场理性-社会理性-政治理性，也就是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这就是现代化。难道说西方道路的成功就是这套普适模式？那么一次大战、二次大战怎么解释？

我们发现，西方国家天天教导别人转型。但20多年来，欧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怎么不说自己转型？只是要欠发达国家往市场化、法制化、选举化这种普适模式转型。他看中国的道路就是邪路，天天说你转型还没转够。但信这一套的人挺多的。

第二，中国道路的特殊性

中国道路为什么特殊？首先是中国太大，广土众民，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这一点没法复制。其次是中国有2000多年的历史，和西方的文化基因不同。过去的历史不一样，怎么今天就必须完全一样？

2018年中国人均GDP大约9000美元，世界上很多国家达到了这个水平。我们仍是欠发达国家，但奥运会金牌可以拿到世界第一位，科技能够跟人家相比，基础设施甚至比某些发达国家还强，医疗、教育各方面都不像一个普通的欠发达国家。拿你发达国家制定的标准衡量你自己，你怎么不说转型呢？

描述我们走过的道路，现在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市场化改革、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我们不能这么简单化，应该将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各方面进行分析和综合。比方农村，今天西方人说农民工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力。但是要注意，农村改革恢复了千年的家庭耕作制，但在这个基础上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素质和旧时代没法比，能读能写会算。这是前30年农村集体化时期教育普及的成果。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全世界都羡慕。但这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勒紧裤腰带建设起来的。其他欠发达国家哪有这样的机制来建设这么发达的基础设施？

关于市场经济，为什么很多市场经济国家阶级矛盾突出，社会动荡不安？据王绍光教授介绍，我们在过去10年间有100万亿左右的转移支付，支援贫困地区；包括山区移民和扶贫工程，政府补贴新盖了5000万套房子，受惠人数相当于美国人口的一半。近10年我们建成了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体系。这一切美国做到了吗？仅靠市场机制能做到吗？

另外，如果没有政治上的稳定，我们能够有步骤地稳步推进改革吗？如果没有国家的安全就没有独立自主和主权完整，随时会被强国侵略或威胁，被迫屈从强国的意志。

第三，中国道路的本质是社会主义

中国道路的本质在于，我们走的是不断与时俱进、能够解决问题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坚持这条道路？就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才有了我们与时俱进、坚定地向着国强民富、奔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往前走。

十九大报告说，我们的发展还不充分，还不能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所以叫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又要充分发展，又要平衡发展，要做好这件事情还是有难度的。路在前方，我们等着大家继续探索。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应该大书特书

文/王绍光*

国外对中国改革评价正在起变化

1988年我还在国外，当时国际上对中国改革的评价是否定的，认为是一个坏的改革模式。当时农村改革已经推广，1984年城市改革起步，到1988年就出现通货膨胀。

1998年开始，国外对中国的评价有所变化。中国的改革路线明显和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走了渐进的路子。1990年我曾和美国一批学者讨论俄罗斯的“500天改革方案”，即彻底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当时有人论证：你不能分两次跳过一道鸿沟，所以必须采取“一揽子”改革。而到了1998年国外学者普遍承认，中国的渐进改革模式效果比较好。据统计，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人均GDP如果以1985年为100%，到1998年所有这些国家都下降了20%-50%；而中国人均GDP增长了670%。

2008年，从西方人的角度看中国模式又进了一步。当时有一个以瑞典为基地的研究机构请了世界各地的一些学者讨论中国改革30年。会后出了一个小册子，书名就叫《中国模式》，其中讲中国在过去30年已经成长为一个“power house”，认为中国可能提供一个与欧美不同的模式。

到2017年年底，美国《时代》杂志有一期封面是“China Win”（中国赢了）。这对中国来讲既是褒奖，也是警告。美国人想的是，中国或者通过市场经济被搞垮，或者改旗易帜，但他们失望了。特朗普的贸易战是对中国看法发生变化的表征，他们看到你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已经挑战他的霸权地位，所以要认真对付你。

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中国道路和西方道路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我举个最近南非的例子。南非所有的政治经济问题都跟土地占有的严重不平等有关，南非的民主化已经走了25年。有南非学者对我说，南非的宪法是经过充分磨合形成的，很完美，但是实行不了，不能改变我们的处境。今年8月南非搞了个土改提案，但受到美国的警告，就缩回去了。之前津巴布韦曾搞过土改，被全世界制裁。

所以，不是所有的改革开放都可以成功的。改革开放取得成功有很多条件，有些是你意识不到的。首先国家要独立自主，要有强大的实力；政府不仅要有为，还必须有基础的国家能力，或者叫有效的政府。没有这样的政府，就抵御不了外来的威胁，不能独立自主地采取改革措施，也克服不了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反对。   

　　中国道路和西方的相同之处是什么？先要有国家能力的建设。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举了历史上三次大分流的例子。

第一次大分流是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和东方的分流。最近有一批新书，其中可以看到，工业革命之前发生了两次大的事件，一是军事革命，比工业革命早150-200年，他们的武器装备、军队组织方式，作战模式都发生了变化，军人占男性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跟着军事革命而来的是财政革命，为进行大规模战事要聚集财源，促进了金融和财政制度的创新，人均税负上升。这都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发生的。19世纪，英国那么小的经济体，其财政收入比中国还多，军事力量比中国还强。这在东西大分流里起了很大的作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首要的是原始积累，经济学教科书主要讲对内剥削，但《资本论》第一卷大量篇幅讲的原始积累，就是殖民主义，奴隶贸易。从荷兰到英国，资本主义的第一桶金就是这样来的。

第二次大分流是中国和日本的分流。国内的流行观点认为，近代日本和中国差距拉大，是因为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彻底改革开放，而中国改革开放不彻底。但国际上一批研究成果指出：康熙时期中国的GDP比日本高，但从乾隆时期（18世纪末）就低于日本，中国在清朝时财政占经济比重持续下降。更大的差距，是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建立了统一的常备军，中国统一的国家军队是1949年后才真正建成的。日本陆军的一位创始人在1908年讲：我们维新40年，国家的增长主要靠的是武备，就是扫平所有阻碍他们改革的声音。明治维新初期，一个最重要举措是废藩治县、取消武士制度，激起了大量民变；新建常备军则把这些武士造反统统镇压或屏蔽。另外，日本从其他帝国主义强国那里学到殖民和侵略，所以连三岁幼童也讲征服中国。我们有第一桶金吗？我们的财富全赔给人家了。今天还有人歌颂美国投资建清华大学，但那是我们的钱，不是美国人的钱。

如果讲相似之处，中国真正发展起来是1949年以后。我们在短短三年内做了两件大事：第一就是人民解放军全国统一编制；第二是建立全国统一的财税制度。到1957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占到30%，以前都是低于10%。这两件事和欧美、日本在经济发展起飞以前是一样的。

和平发展，自力更生

中国道路的不同之处，是我们改革开放没有走对外侵略、对内残酷压榨这样一条道路。欧洲工业革命时对工人压榨非常严重，经过1948年革命、工人运动高涨、社会主义运动广泛展开，直到1870年后人均寿命才有所改善。我国1949年到1965年，人均寿命从35岁增加到65岁。讲到对外侵略，非洲人口曾占世界总人口的18%，经过西方殖民者的掠夺，他们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降到6%，哪里还有发展的机会？

我们走的是和平发展道路，是动员自己的力量搞建设。从1949年到2017年的经济增长来看，1949-1978年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高于7%，这也是非常突出的成就；70年来年均增长率应该是8.81%。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增长速度更快，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应该大书特书。我们要向世界讲清楚，和平也可以发展。

（编辑  苏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