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转折关头

首先，党的十九大是继往开来的大会，更是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大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办成了长期以来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长期以来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可谓是英雄造时势。这样的历史大势，形成了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全国人民的自信和信心空前高涨。

第二，党的十九大形成的新的领导集体，是一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体现、恢复了“共产党人是来办事的，不是来当官的”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新的领导集体是我们进行伟大斗争的首脑部，打破了官僚主义、科层制，坚持因人设事而不是因人设位，使我们党的领导层核心更加突出，力量更加集中，使夺取伟大胜利的把握更大。

第三，十九大报告既是习近平同志思想的结晶，也是全党思想的结晶，其中：党的建设以不忘初心、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矛盾与伟大斗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都是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创造。

第五个现代化理念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这个命题，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届一次人大，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四个现代化”宏图的雏形开始确立的，习近平总书记发展了这个命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把总书记的论断称为“第五个现代化”，也是最重要的现代化。这样的说法包含几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我们会有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从1992年算起的30年，就是2022年，也就是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是形成完善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决胜小康社会建设之后，要向历史提交的重要答卷。

第二，我们要实现总目标，就必须从历史和世界的广阔视野，去研究人类制度的发展，深入研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这也是总书记在全国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对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任务。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围绕着这个总目标，聚焦总任务。

所谓深厚的历史眼光，就是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中国，立足中国大地。中国自身有着漫长的制度建设的传统，其传统制度的核心是礼制，法是礼制的一部分。什么是礼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里的“致福轩”，曾是前清的军机处。“致福轩”墙上有一段话，大意是说，经国序民，莫重于礼，礼在《五经》，礼有二意，曰持曰祭，持以章德，祭以天地。礼制，一是讲天下秩序的结构平衡，二是讲治理的基础，在于启发人民的觉悟，即同心同德。故头一句可以概括为“大道之行”，后一句可以概括为“天下为公”。根据这样的治理体系，去选拔有治理能力的人才，就叫“选贤举能，讲信修睦”。

可以说，西汉以降，中国就是按照这样一套治理体系来治理一个空前的大帝国。宋代之后，中国的治理体系有了很大的变化，对于礼制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宋代儒家思想大致有三个流派，一个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或“新法派”。王安石认为，后代对于礼制的理解脱离了制度思考和制度设计，经学成为与治国理政无关的纯粹学问。所以，他认为改革治理体系的关键，在于改革学术和教育体系，恢复《五经》中治国理政的内容，使治理之道在于学。王安石也改革了学校制度，以学校制度的改革，推动科举制度的改革。第二个流派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或者道学派，他更加强调对治理者进行道德约束，使先天的道德，即他所谓的“道”与“性”作为士大夫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朱熹把士大夫作为治理的主体；同时，鉴于唐代之后，门阀士族已经崩溃的事实，朱熹重视宗族制度在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把宗族作为治理的基础，使得礼由“天子之礼”，变成乡规民约和宗教家礼。朱子学在明代成为中国和东亚的官学，他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是极大的，其后果也是复杂的。第三个流派是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他对于前两派都有继承，即一方面是恢复儒家治国理政的传统，一方面则把治理的基础放在基层。上述思想，对于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王夫之、康有为、魏源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思想体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优秀的成分。

辛亥革命以来，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坚持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治理的优秀成分，这突出地表现在：把启发人民觉悟，使人民同心同德作为制度建设的基础，这就是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和不忘初心。同时，把天下秩序的结构运动，努力转化为现代世界观、宇宙观、价值观，也就是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国，中国共产党是经过28年武装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大党。而大国大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制度。我们对我们的制度必须有充分的自信。

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前，费正清曾经向美国人民阐释新中国的制度。他说，中国革命建立的不仅是一个新国家，而且也形成了一个新的礼乐共同体、新的礼乐政治（Rule of Virtue）。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提供的是天下观、宇宙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而这个制度的基础，则是启发人类广泛觉悟和同心同德。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

第三，制度建设的关键，就是处理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正如费正清所阐述的，在中国文明中，法是礼制的一部分，法也是政治的一部分，离开了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离开人民普遍觉悟，离开了人民赞成不赞成，法制建设就没有基础，也不可能成功。

当前制度建设面临着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应该在学术上深入研究中国制度丰富深刻的历史内涵；同时，应该避免对于西方制度和法制做出片面理解。例如：我们应该研究分析法德制度与英美制度的区别，避免以英美制度、海洋法系作为西方制度的唯一圭臬。康德、黑格尔、特别是马克思都尖锐地批评说：英美法系将权利等于所有权，而且所有权是排他性的。这样的法系，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此，在研究西方经验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多读一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样的经典，应该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推进我们的制度建设。

第四，我们要密切关注司法改革的实践。例如，与大陆法系不同，英美法系在审判过程当中不是以法律为核心，而是以当事人和律师为核心，以保护当事人和犯罪嫌疑人利益最大化为核心，这容易导致严重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了依法治国的问题，而学术界把落实依法治国的工作，主要落实在加强《民法》即市民社会法的建设之上，这是必要的。但有人认为中国自古就无民法，中国发展建设的核心就是建立“资产阶级法权”。这种看法忽视了中国历史上的法治传统，也忽视了中国革命在法治建设方面所进行的许多重要探索与成就。

第五，我们要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经验。既要看到，传统中所包含的民间调解机制中，有丰富的遗产需要继承，更要看到，从以家族、父权制为基础，到以人民为本位，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就。我们在继承传统遗产的时候，不能否定中国革命的伟大成就。

关键在于加强制度建设

我想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制度建设是根本问题。古往今来，政权更迭社会动荡，关键就在于制度合法性的建设没有得到重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中等收入陷阱”，也包括“颜色革命陷阱”。习近平同志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深刻提出并且以广阔的视野，阐释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深刻地教育了我们的党，我们这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他的这些重要论断，在十九大报告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雄伟气魄，在关键时刻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我们的国家避免了苏联那样的悲剧。毫不夸张地说，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我们的党、挽救了我们的国家，推进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在制度建设上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的工作，离总书记的要求，离我们伟大而丰富的实践的要求，离人民的期待，还有很大距离。我们应该在党的十九大精神鼓舞下，甩开膀子加油干，以严谨深入的学术工作，为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做出学术界应有的贡献。

                                              （编辑 王生升）

现在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好的一个历史时期，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近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受苦受难，现在终于迎来了民族复兴。

世界在看中国

近期西方的主流媒体直言，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迷失方向，它们的制度不灵了，政策方向也找不着了。西方传统价值如所谓“自由”、“平等”，包括种族民族等“政治正确”的话题都受到了质疑。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西方的政治阵营也在分裂。西方集团内的分裂，已经没有统一的思想和统一的政策。美国国内至今仍在就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事情搞内耗、互相爆料，情节堪比“纸牌屋”。种种情况表明，西方的船在原地打转转，思想、制度、政策都乱得不可开交。

在这个大背景下，应该好好总结中国之路、中国的优势和经验。十九大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习总书记表示祝贺，这说明美国也在重视中国模式，资本主义世界在看中国。在不久前召开的第八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上，原东德党和国家最后一任领导人克伦茨表示，苏东剧变凸显了中国经验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性。全世界的共产党在看中国，世界社会主义也在看中国。

十九大的成果

中国的航船在稳步前进，十九大在思想、组织、政治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从思想方面看，对比资本主义，我们的思想和立场更加坚定。我们的政治自信来自于思想的自信。从组织方面看，十九大顺利换届后干部组织更加坚强，开启了新的征程。西方媒体主流甚至称之为“梦之队”。从政治方面看，十九大谋划出新的政治蓝图。

中国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例如我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选举制度。中国是遴选制度，这与西方的票决、互怼，是很不一样的。我们的遴选（推选、选拔）制度，既有集中，有组织意见，又有群众认可。这个制度在政治领导的选拔培养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贝淡宁说这是选贤任能的制度，这也是一种解读。

    我们要深入研究新思想、新时代。无论是新思想也好，新时代也好，在领导风格上至少有两个鲜明特征，一个是全面性，再一个就是彻底性。

十九大后面临的问题和风险

十九大后中国面临哪些问题和风险？有“黑天鹅”，也有“灰犀牛”。

第一要避免改革动力不足。过去5年，出台了1500多项改革，实际效果如何？去年出台了356项改革，连深改组的年度总结都算一项。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国外有人说，中国改革成功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各地方政府主管都在争相改革，争相搞经济发展。现在强调改革的统一性是有必要的，但也要注意到另一面，就是改革动力不足。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周年，首先我们应当认真组织研究邓小平的改革思想，认清改革背景及相应的推进过程，好好总结改革的经验。

    第二是避免政策风险。现在出的一些政策都很好，但是到了地方就层层加码，或者是相互抵消，造成无所适从。涉及到老百姓生老病死的一些政策，有的人却故意转移责任，或者是层层加码。这种心态，表面上做得更极致、更绝对，实际上可能是败坏改革的声誉。

第三是避免体制僵化风险。各省市的管理还存在互相打架的问题。比如北京的交强险电子保单，河北和天津不认，还要罚款。这类问题非常多。老百姓随便走一下，感觉到很多的“制度”掣肘着你，给你踩刹车，给你添堵的太多了。将来时间长了，就会动力缺失。中国盘子大，惯性也大，像火车似的慢慢动力丧失了，再启动起来很难。

第四是避免问责失灵和应急反应失灵。一些干部反映，虽然上面热热闹闹，高歌猛进，但有些地方和部门击鼓传花，都不想担责任。如果将来出现了一些偶然性或灾难性事件，大家都看着，都是看客。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第五，就是一些长期的隐性矛盾积聚，导致民众期待消失和信任削弱。搞金融有一个“信托”的功能，给你的信用多，信托多，期待多，你的责任也大。如果做的不好了，老百姓不满，就会用脚说话。特别是文化领域，如果没有有效的供给，都是管卡压或者都是简单治理，老百姓自然会感到饥渴。文化领域供给侧只弄这些低俗的东西，而不能提供大家喜闻乐见的、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也会出现跟物质产品一样的情况，供给不足，国人去“海淘”。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让老百姓有一些靠得住、信得过的高质量产品，要不然真是饥不择食。

第六是防止社会矛盾激化的风险。习主席一直在讲，以人民为中心。十九大报告也讲到基本矛盾在转化，人民大众不再是解决温饱的问题，而是上好学、住好房，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但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让老百姓共同富裕，还需很大的努力和很长的时间。而在某些方面，不均衡的问题更加固化了，比如进大城市的房子成本，生活成本等。

以人民为中心，做好这些事，就要做好调研工作，用脚底板做学问，哪怕深入解剖麻雀一类的社会问题。如去年反映多的是基层干部，特别乡镇干部的问题。干部队伍做不好，基层就不稳。十九大中组部答记者问，说公务员流失0.1%或者稍微多一点，这也是问题。

第七，国际上的风险或者热点对我们的影响。中国正在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当然要承担很重大的责任，特别是在西方这些带头大哥不想“玩”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问题。

比较起来，国内的风险可控可治，只要共产党团结一致，上下齐心，都能够克服，只是时间的问题。国际上的风险不可掉以轻心。美国现在有些力不从心了，世界格局正在变动中，在这样的时期风险可能会增加，有些力量是跟你对立的，是要给你下绊的，还有些力量是想搭便车的。

无论是从经济实力、领导能力，还是我们的政策能力，包括智库的水平，我们思考问题还缺乏全球思维。虽然美国的实力在衰落，但它依旧有足够的能力给中国制造问题。南海问题就是美国智库做出来的，它们天天从网站上发信息，夸大中国的军事实力。诸如此类的麻烦和问题非常之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担子可能更重，真是任重而道远。

努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首先是要高度重视从严治党。推进伟大事业，归根到底还是要全面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从严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定要重视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提高党的领导能力。

其次是重视改善民生。把改善民生作为一个重点。做好关系民生的质量工程、信任工程、舒心工程，让老百姓吃穿住行都放心。房地产的“共有产权”的思路挺好，但怎么才能在市场经济中站住脚？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工薪阶层拿不出成百上千万去买房，他们怎么能够在市场中跟资本比拼？

第三是干部队伍建设。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在中央层面，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现在呼唤一线的改革家、实干家。我们不能鼓励坐着空议论或只知挑刺的风气，要鼓励干实事。

最后，我们希望干部群众上下团结一条心，凝心聚力，齐心合力。中华民族面临着历史上难得的机遇。普京说，只有中国才能制订那么大的方略，才能够将其实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只有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上下一心，才能用好我们的政治资源、思想资源，让十九大的宏伟蓝图落实。

                                         （编辑  碣石）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一个令人振奋的“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战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三农”问题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也是新时代国家发展新战略背景下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方案，更是广大农村老百姓期盼的福音。

“乡村发展战略”是农村发展思想的升华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农村工作，并且农村工作的思路随着社会背景的变化不断向前发展。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着重于“优化产业结构”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快城镇化进程”，“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党的十七大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指出“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工作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指出了农山地区生态的独特价值；以“留住乡愁”和传承民族农耕文化的倡导，强调乡村的文明意义；以深化农村集体土地改革措施，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以“种养加销全产业链”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化思路，为农村展示了一个发展产业的广阔前景，等等。这些论述，从不同的方面勾画了乡村的文化、生态与产业发展的方向。它实际上已经远超“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以及“以城带乡”的发展思路。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正是这种乡村独特价值思路的体系化合乎逻辑的提升。

“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依据是对于乡村独特价值的理解和乡村作为相对独立发展单元的判断。然而，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一战略及其意义，必须在方法论上做到两个联系：联系十九大报告的整体内容和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正确理解“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两个方面尤为重要。第一是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概括，这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总体上看，乡村既是发展不平衡最突出的区域，也是发展不充分最突出的区域。因此，“乡村振兴战略”是补齐发展短板的优先课题。第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重要原则。为什么农村这些年来尽管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依然还是国家发展的短板，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凝聚广大乡村民众的核心在许多地方缺失了，发展的主心骨缺失了。而这种缺失是因为我们一个时期以来对于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用力不足，对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作用重视不够。很多地区农村是回归一盘散沙，治理也就不能不出各种麻烦问题。因此，把问题放在十九大报告的整体框架中去理解，我们就能获得更加清晰和自觉的思路。

正确理解“乡村振兴战略”，还必须联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因为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正是这一系列思想的进一步提升和概括。农村问题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出现的。从世界范围看，它主要是资本主义市场化不合理发展格局的产物。因此，尽管各国都在发展的一定阶段开始重视农村问题，但始终效果不佳。例如，同处亚洲的日本有“农山渔村活化计划”，韩国有“新村运动”等等。但是，由于体制机制无法逾越的障碍，当下这些国家的农村依旧贫困、萧条甚至破败。这些国家专事农业的人口平均年龄都大于65岁，其中以日本最为突出；从事农业劳动的收入大致相当于当地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粮食自给率一般在30%左右；农村男子如果没有外地新娘输入的话，找不到媳妇的现象也十分明显。

这些年来，我国在发展过程中，一些地方不加分析地借鉴一些与我国国情相去甚远的国外经验来制定政策或规定，却忽视我们的国情和制度优势的发挥。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简单化的市场思维去衡量工与农、城与乡的关系，从而把“农”与“乡”置于十分消极、从属的“边缘”地位。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所倡导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思路，也没有很好地反映农业对于人们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地位，甚至没有准确地反映我国工农联盟国体下工农、城乡之间应有的关系。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把乡村当作一个相对独立于城市的文化单元和发展单元，这是对于城乡应有关系的一种科学把握。“城乡融合”代替了“以城带乡”的提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代替了以往一味强调向城镇“转移农民就业”的号召。“转移说”隐含的前提是把农村这块大地看成无法安顿农民生产、生活的家园。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乡村振兴战略的“乡村”这一提法，和“农村”一词在涵义上是有区别的。“农村”一般被理解为农事劳作的人群聚落，在业态上容易使人联想到单一的“种养”型农业。“乡村”则有着更加丰富的意义。它寄托着某种情感与文化，因此是滋养和寄托乡愁的地方；乡村相对于城市，本身就因生态多样性而令人放松和向往，因而是激发无边遐想之地；“乡村”在产业上也有着比“农村”更为广泛的包容性。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种养加销全产业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发展思路，以“农村”来标识，已经难以反映这种多产业发展的要求了。从这些方面看，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之所以令人鼓舞，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把问题带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境界和发展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的丰富内涵

十九大报告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十分丰富，大体可以概括为“二十字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

产业兴旺。这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础。较之以往“新农村”建设的“生产发展”要求，“产业兴旺”是一种更加多元化的业态要求。生产一般是指提供产品的活动。我们曾经把农村中的生产主要局限于农业生产，又把农业生产主要局限于种植业，甚至简单化为粮、棉、油料等的种植。这是造成农村经济长期单一、萧条，农民经济收入低下的重要原因。自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频繁地使用产业概念去表述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容，强调农村发展应该走“种养加销全产业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道路。这意味着农村不应该仅仅停留于提供农产品尤其是初级农产品的状态，它完全可以面向市场安排生产，通过对产品不同程度的加工和开发延伸产业的价值链，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实行产供销一条龙，建立物流配送网络，还可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体现乡村特色的市场化新产业。这种思路，并非“生产发展”所能概括的，而是“产业兴旺”的大思路。基于这种新思路，乡村有可能作为产业发展的广阔天地，因而十九大报告提出“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的新提法，弱化了“以城带乡”逻辑下形成的向城镇“转移农民就业”的主张，为乡村振兴开启了一种新的前景。

当然，我国是人口大国，农村在引进多种产业的同时，还应该承担起确保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国家使命。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通过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确保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重要性。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报告一方面提出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解决土地碎片化对于农业现代化的障碍；另一方面提出“要建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这都是立足于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实际而做出的制度性安排。

生态宜居。这是乡村独特价值之关键所在。在开展“新农村建设”时，曾经有过“村容整洁”的要求。但是受制于“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的思维局限，“村容整洁”在许多地方变成向城镇看齐，乡村失去了应有的风貌而与城镇趋于同质化。“乡村振兴战略”基于乡村是有别于城镇的独特文化单元的理念，强调“生态宜居”。生态首先是指自然生态，包括山水林田湖草系统；同时也有其人文与历史的意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这种意义上的生态表达。因此，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宜居”的价值导向下，努力护养乡村自然意义上的生态和人文历史意义上的生态，告别乡村建设千村一面、城乡同质化的糟糕状态，使乡村呈现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风貌。

乡风文明。乡风是乡民文明状况的直接表现。中国历来有“礼失求诸野”的说法。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社会不平衡发展和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部分乡村淳朴的乡风日渐式微，某些陈腐陋习沉渣泛起。一个时期里，乡村基础选举中贿选成风，乡村治理出现黑劣化倾向，日常生活中的“黄赌毒”，家庭传统伦理与社会互助精神的缺失等等，都消极地影响了原本淳朴的乡风民情。 “乡风文明”，就是要加强乡村优秀文化的涵养和培育，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因素，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依法取缔危害乡里的犯罪行为，大力倡导健康文明的乡村生活方式，厚植滋养乡村优秀文化的基础，搭建培育“乡风文明”的教育平台。时下，需要正视部分乡村由于社会组织化程度严重下降而导致的乡村社会碎片化的现实，在推进“产业兴旺”的过程中，努力建构起有利于培植民众合作互助精神的经济基础。

治理有效。关于“新农村建设”，我们曾经提出“管理民主”的要求，这主要是侧重于管理手段的合理性。而“治理有效”，则既包含“多元共治”的手段性要求，更有着对治理效果的强调。尤其在“民主”一度被狭隘化为一人一票式的选举，许多乡村基层治理乱象频出的现实状况下，突出“治理有效”，有利于矫治乡村民主中的幼稚病，也有利于探索更加多元、开阔的治理视野与手段。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可以说是一种更加适应乡村政治生态和社会实际的复合性治理体系。为确保“治理有效”目标的达成，报告还特别强调“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没有这样一支队伍，再好的治理体系也不可能达成“治理有效”的目标。

生活富裕。时下，部分乡村民众对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还不够高，一些人群还处于“脱贫攻坚”的艰苦过程中，解决物质生活意义上的“生活富裕”，依然是一个十分现实的要求。同时，如果物质生活富裕而精神生活贫乏，人依然不可能拥有好的生活品质。这样的“富裕”至少是有严重缺陷的富裕。因此，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必须把握好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品质同步提升的张力，使“乡村振兴”成为乡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涵养过程，进而推动乡村的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同步提升。这才是“生活富裕”的应有内涵。

总之，以“二十字总要求”勾画出来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内容，立足于把乡村当作相对独立于城市的文化单元和发展单元的崭新认识，体现了新的治理和发展理念，力图构建一种不同于“以城带乡”思路的新型城乡关系，即“城乡融合”。这种融合不是乡村与城市的同质化，而是体现产业、文化、生态等多样性统一的要求，是美美与共的有机体。

以基层党建为核心，多方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为有效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我们需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重建党对乡村的坚强领导。历史与现实都昭示我们，乡村的发展需要内生性的凝聚力和主心骨。这些年来，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严重弱化，有不少农村呈现一盘散沙的状态，甚至一些地方黑道、村霸横行乡里。一些人转而求助于乡贤、能人或者经济大户，甚至呼唤重回“乡贤”治理的传统。这明显是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治理的倒退。必须重建党对乡村的坚强领导，使党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骨。

重建党对于乡村的坚强领导，最基础的工作是健全党的乡村基层组织。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担负着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党在乡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关键是选配扎根于乡村、能够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并具有较强工作能力的优秀领导班子。有人怀疑在时下的农村中，这样的班子能否出现。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坚持唯物史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会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势必然造就千千万万的杰出人物。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我党曾经有过依靠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中造就大批杰出人物的辉煌。因此，只要不忘记党的基本指导思想，不忘记党的历史经验，就一定能够在新时期造就更多的英雄。

重建党对乡村的坚强领导，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力量很大的党，如搞不好，人民就要怕我们。一个党使人民怕，这个党就不好了，就危险了。”①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因此，全面加强党对于乡村工作的领导，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使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永不懈怠，为党尽责，为民造福，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真正成为凝聚民心的政治核心，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心骨。

第二，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基础是“人民主体论”，其中的重要内容是“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农民如何才能成为这样的主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说明，一盘散沙状态下的个体小农，基本无法自己代表自己，既无法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应有利益与未来诉求，也无法拥有有效达成自己目标和有效保护自己利益的手段。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民主集中的途径，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拥有一个汇集思想与智慧，凝聚共识，集中民力，合理配置农村各类发展资源的公共空间和平台，从而使农民群体能够自己代表自己。

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其意义一方面是反对越俎代庖、反对把农民当作乡村振兴中的消极因素而使其边缘化的任何做法。更为积极的意义则在于指出：农民，只有农民，才是乡村振兴的持久伟力之所在。从而彻底转变把农民当作落后、消极、等待拯救的群体的致命偏见。具体从产业发展的维度看，这一强调的意义还在于鼓励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在地性产业。就农业生产而言，习近平强调农民的地农民种应该成为基本的取向，这实际上是对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圈地做法的一种基本态度。许多地方的经验表明，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在地性产业，是产业成本最低而效益最好的方式，也是最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方式。这些年来，不论大企业下乡经营农业，还是工商资本下乡从事加工和销售业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为了利润最大化不顾环境污染、压挤农民利益空间问题，造成不少矛盾和冲突，农民只能充当资本发展产业的附庸。这里面有着巨大的隐患和深刻的教训。坚持农民主体论，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些做法。使“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在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从而减少折腾、避免走弯路。

第三，探索“壮大集体经济”的有效途径。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需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有效的组织需要集体经济的支撑。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方没有合理把握“统分结合”，尚“分”不尚“统”，许多地方农村基本处于分散小农自生自灭的状态，农村集体经济几近空壳，集体毫无号召力和吸引力。自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不断号召努力探索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途径，努力改变农村集体经济的空壳状态。他在部署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方案设计中，明确把“集体经营”列入培育新经营主体的目录清单，为农村土地经营权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流转提供了政策依据。许多案例表明，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经营主体，是汇集和统筹农村发展资源，创设农村在地产业，延伸在地产业价值链，最大限度地实现“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进而实现乡村振兴的最有效方式。黑龙江的兴十四村，贵州的唐约村，以及河南新乡的刘庄，河北的周家庄等等，都无不以此而收获成功。“壮大集体经济”对于乡村振兴，实现农民主体地位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一般意义上的物质基础，而且为乡村振兴形成主心骨，培育凝聚力创造了经济上的重要基础。有了这种基础，我们就可能收获事半功倍之效。缺乏这一基础，我们就会事倍功半，甚至一无所获。这是近年来我国农村发展的重要经验和教训。

第四，引导社会形成多方助力的协同机制。强调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并非排斥社会各界对于乡村振兴的助力。相反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工农联盟是基本国策。长期以来，农民以其艰苦的农业生产劳动，为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举全国全民之力，助推乡村振兴，不仅有其必要，而且天然合理。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除了政府做出必要的、合理的财政安排和出台系统配套的优惠政策外，还需要发展现代农业的技术支持体系，需要创建以农民为主体的在地性产业体系，需要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文化生态的保育观念与技术的导入，需要乡风文明和良好精神状态的培植，需要强化对于在地乡村独特文化内涵与价值的宣导，需要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认知性训练，需要形成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有效治理体系等等。这些都要求社会各界在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积极发挥不同部门、行业的优长，形成多元化的合力效应，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引导和规划，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和自觉作为，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有特殊的体制机制优势，容易形成党政军民学的巨大合力，这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利条件。关键在于，进入“新时代”，各级党政部门和社会各界，能否尽快站在新高度，形成新思路。

我们相信，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一定能够在全新的战略高度上、在崭新的发展思路指引下，有效地推进并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编辑  王蕴）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虽曰守成、实同开创”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国的发展成就体现在各个领域。以我熟悉的医疗为例，虽然医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过去五年已经校正了方向、走上了正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在习总书记的亲自主导和强力推动下才实现的。

看病贵，主要是药贵，背后则是一条错综复杂的医药营销利益链，这是医改艰难的最主要原因。党的十八大之前，医药行业的既得利益者有恃无恐，一些干部甚至公开维护医药流通环节的腐败现象；而一些地方政府努力整顿医药秩序、控制药品费用的正确举措，却遇到来自从上到下各方面的阻力。还有一些学者为医药行业利益集团摇旗呐喊，改革可谓举步维艰。安徽省在基层医改中坚决整顿医药流通秩序，却受到一些学者和媒体的抹黑，同样，福建三明市在医改中坚决挤出了药品流通领域的水分，主政的干部却受到很大压力。在关键时刻，习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上发表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肯定和支持三明医改，要求认清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干扰，要求“主要负责同志要有改革担当，在关键问题上要敢于拍板”。针对那些片面主张医疗卫生市场化、商业化的声音，习总书记亲自参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并发表讲话，明确指示“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不能走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路子”。可以说，如果没有习总书记在关键时刻亲自排除阻力、校正方向，如果没有习总书记领导全党铁腕反腐、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支持和重用敢于担当的干部，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习近平同志坚持了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关键时刻坚持了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成为人民衷心拥护和爱戴的领袖，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第十八届党中央继承和坚持了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面对国内外变化的形势，展开了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可以借用古人的一句话：“虽曰守成、实同开创”。

新时代的显著特点是“超越和复兴”

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有什么新特点？我认为可以归纳为“超越和复兴”。

首先，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不能相互否定，这是习近平同志做出的重大政治理论判断。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但必须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目标，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要加强党的领导、协调社会矛盾、治理市场失灵。在决胜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实现新的上升和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西方发展道路的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少数国家(约10亿人)兴旺发达，与之伴随的却是对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剥夺和压迫。中国成为发展最快、最好的发展中国家，源于中国坚持了不同于西方的独特道路。习近平自信地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对世界三分之二以上人民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榜样。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经过近百年前赴后继的奋斗，已经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和“富起来”的历史跨越。十九大回答了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2020-2049年这一时代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如何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求，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开始重新重视马克思主义，思考社会主义的现实意义。中国之所以有令其他国家羡慕的决策灵活、发展迅速、社会稳定、人民团结的优势，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当前，全球面临的经济失衡、生态危机、两极分化等问题，依靠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政策已经没有出路。习近平高度强调“四个自信”，这是对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展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是21世纪社会主义复兴道路上最有力的引领力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了党章。但是，要真正把这一新思想落到实处、指导各方面的工作，还需要经过艰辛努力、甚至要经过斗争。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最终建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过去五年仅仅是一个开端。党的十九大展开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规划的宏伟蓝图。

新的时期斗争还会以新的形式继续下去。比如，现在公开的腐败没有过去那样明显了，但一些地方出现消极怠工；在意识形态领域，公开唱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已经少了，但也有人故意走极端、搞影射，斗争还会更加艰巨复杂。

当前最重要的是尽快用新的指导思想来统一人心、凝聚共识。要从理论上说清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当代世界和中国最重要、最紧迫、最现实问题的回答，而且具有坚实的理论和学术内涵。

第一，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生产过剩、环境污染、收入分配失衡、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追逐利润的生产方式偏离了“人民的需要”这一本源的生产目的。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就是要纠正这些过度追逐利润所导致的生产目的偏差，回答了社会主义应该怎样生产、生产什么这个问题。

第二，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阐释了马克思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马克思设想，将来的共产主义应该是一个自由劳动者的联合体。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最终没有解决怎样建立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官僚主义特权和腐败没能遏制，社会主义制度被异化解体。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思想，回应了怎样建立一套成熟完整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第三，习近平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和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呼应。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和劳动产品相异化，人自身也被异化为资本的奴隶。十九大提出，我们发展的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人民共同富裕；提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健康优先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思想的呼应。

第四，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全球体系思想的回应。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提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论：世界分成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两极，两者之间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中心地带将过剩资本转向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的发展能力；导致其过剩资本和产品和其他地方购买力不足的尖锐矛盾，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既是对中国传统的“大同”理念的继承，更是对马克思全球主义体系的思想的创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在维护全球公平正义、争取自己发展权利的同时，推进全人类共同发展，和其他国家一起构建一种更加公平的全球秩序。

第五，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的回应。马克思晚年在给俄国的查苏利奇回信时回答了“落后的东方国家能不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说理论上有这种可能，东方国家是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但做到这一点需要克服很多阻力。党的十九大，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宣布，“我国的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固稳定”，“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多么令人振奋！中国的实践表明，后发的落后国家，既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发展的有益经验，又能够通过制度创新，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根本缺陷，实现高度物质和精神文明。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办法抵御全球资本的冲击。从必要性和可能性两个方面，中国宣布为发展中国家开辟了一条通向现代化新的道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最大的亮点，是鲜明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标志着，在改革开放近40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正式发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2.0版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根本而言，是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借鉴和吸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形成整合与统一的新形态的社会主义。经典社会主义是共同体逻辑（集体、计划与需求），而资本主义是资本逻辑（个体、契约与利润），这两个逻辑之间可以相互补充，但也存在巨大的冲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丰富性、超越性在此，而冲突与困境也在此。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两种逻辑的整合与统一，仍然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畴。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版本是1.0版本的升级，整合水平与统一水平达到了新的境界，更加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成熟。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与“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贯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但这是作为“四个坚持”的组成部分之一；有一段时期，在许多领域，党的领导实际上被弱化、边缘化，一些人对政治体制转型中党的领导地位认识模糊。

对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一个重要的视角，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来理解。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利用资本，又要驾驭资本，二者的中道就在于一方面要保护资本权利（right），另外一方面是要节制资本权力(power)。我们强调市场起决定作用、鼓励民营经济、全面依法治国等，都含有确认保护财产的权利、契约的权利，这是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基础。但同时要看到，资本不仅仅是权利，它还是个巨大的权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权力对其他类型的权力可以构成支配性作用。这是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共同特征。

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力是根本性权力，它能有效地制衡与驾驭资本，不允许资产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不允许中国从人民当家做主向“资本坐庄”转变。党的十九大明确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重大政治原则写入党章，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使得我们能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党的领导，坚持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不是滑向资本主义方向；追求人民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资本利益最大化。[1]

“始条理者,智之事；终条理者,圣之事”。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4条基本方略，以党的领导开始，以全面从严治党结束。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在于：在市场化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其主体性，如何同化、驾驭资本，而不为资本所同化与驾驭。

全面从严治党、不忘初心，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建构超越当下市场环境的理想。恰恰是由于党的领导主体性，赋予了中国道路的主体性与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超越性。全面坚持党的领导赋予中国社会主义以强大力量，全面从严治党则赋予中国社会主义以坚定不移的方向，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与魂。

人民主体性与党的领导的辩证关系，认识更为深刻

人民历史主体性与党的领导主体性是双向赋予的辩证过程，人民的主体性是在与党的领导的辩证关系中实现的。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党从人民中走来，人民的历史主体性赋予了党的领导主体性，为人民谋幸福是党不变的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党的最高正当性。

反过来，党的领导塑造了人民的主体性。没有党的领导，人民就不能组织与凝聚成为有理想、有目标、有战略、有步骤进行共同奋斗的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与实践共同体。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人民主体性与党的主体性的双向赋予关系，是通过二者密切互动实现的。概括起来，就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求党的领导既能从群众中来（以群众利益、意志、智慧为党的利益、意志与智慧），又能到群众中去（以党的主张教育、引导和带领群众）。既能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又能维护人民的群体与个体利益。要求党始终以人民的立场为立场，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始终与人民打成一片，保持鱼水关系与血肉联系。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许多明确表述，例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把群众路线贯穿到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中”等。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与新探索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经典社会主义主要强调生产关系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0版本更为突出生产力标准。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新的生产力标准，民生与共享的标准。

经典社会主义共同体试图造就一个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社会主义共同体，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文化、国际主义为其主要特征，其中生产关系的特征处于最主要地位。但在历史的实践中，一度出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不匹配的情况，所以邓小平同志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从生产力角度提出判断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与丰富了生产力标准，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发展仍是第一要务，但必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的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区别了单纯以GDP中心的发展理念，走向更为综合、协调与可持续的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而发展不平衡中的许多问题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有些本身就是市场机制所造成，需要运用社会主义机制加以解决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将民生作为社会主义重要内涵。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有社会保护功能，对市场竞争弱势群体保障基本生存需要；也有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功能，即通过普及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国家提供的公益性保障要成为人民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来源。这样人民主体地位才能真正确立。

新时代社会主义，强调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目标之一，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正是中国梦将共同富裕写到自己的旗帜上，它才得以成为伟大的梦想。这一理想的实现，将标志着中国对于所有可借鉴国家样本的超越，将超越欧洲梦与美国梦，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超越“升平世”，走向“太平世”。

实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超越了以往将“中国特色”理解为本国特殊性具有防卫倾向的特征，明确提出，中国特色也具有其普遍性的。普遍性蕴藏在特殊性之中，只要是成功的实践都具有普遍意义，都会对其他国家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成功的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更是如此。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首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全球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出的生机与活力，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中心；西方资本主义一体化过程的逆转和断裂；以及全球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低谷、走向复兴。其次是拓宽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的伟大复兴改写并翻转了了16世纪以来西方与非西方大分流这一基本趋势。其三，以为全人类谋幸福的胸怀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全球化这一战略构想。其四，从世界视野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普遍意义，以中国实践为本位，回应人类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提供中国答案，为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提供中国方案。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进行新阶段的产物，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成熟，使得中国社会主义成为一个坚强牢固、充满活力的制度模式，不但将承担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也将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不仅很全面，而且很有魄力。这是在十八大以来5年治国理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前5年的工作成就证明，习总书记不仅是在中国国内，而且在国际事务上，都是很有魄力的舵手。

比如“一带一路”的提出，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全球化的方向。过去全球化的主导是西方资本，中国即使好不容易加入了WTO，但是否能参与那些规则的制订，都有很多人质疑。但是这个情况在前5年有了根本性的转变。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落实，中国在国际贸易和金融等领域的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这方面的转变有目共睹。

十九大报告中描绘的2035年到2050年要实现的目标愿景和蓝图，对实现这个愿景要经过的路径，对很多老百姓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都没有回避。比如发展的不均衡、贫富差距、发展和环境保护兼顾等等问题，都提出来了。包括之前提出的“四个自信”，都非常有魄力。

在具体工作中，至少有几个问题是需要注意的。

一个是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注意的问题。从1978年起至今，改革进行快40年了。今后我们要继续通过改革消除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存在的弊端，但同时需要警惕负能量的冲击，即有人打着改革旗号，实则企图瓦解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之前有一些人起劲鼓吹宪政，一提改革就是专讲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他们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和实行宪政的目的，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对这一点看透了。在社会领域，继续深化改革的方案推出来，有些跟老百姓的愿望其实是背道而驰的，例如医疗改革的某些举措，本应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结果搞的看病更贵。其原因就是不加分辨地将市场化原则用到公益性非常强的医疗领域，这也是一种负能量的冲击。

我们首先要弄清改革的对象和目的，要符合实际。否则可能提出一个方案，实施结果是违背老百姓的利益，过后再改掉，要避免改革“画圈圈”。做顶层设计的智库和有关机构应该多做调查研究，究竟应该改什么，哪些东西是好的但还不完善，需要通过改革来完善，而不是抛弃；哪些是真正不好需要通过改革彻底改变的，需要一番深入研究和分析。如果这个工作做不好，哪怕是改革方向很明确，但是路会走歪，偏离正确的方向。

这里还有一个继承和开拓的问题。习总书记对继承和开创、开拓把握得很好。国内一些智库和学者的思想往往偏于绝对化，往往轻易地全盘否定我们的过去。比如说，有的机构和美国卡特中心曾经在中国搞村民自治选举试验，鼓吹这是中国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其实他们说错了，过去解放区早就有过民主选举，土改的时候村干部也是民主选举。可能那个选举在形式上不够完善，但是在选举人碗里撒黄豆也是选举的一种形式，怎么能够否定它？好像共产党从来就不懂也没有践行过民主选举似的。结果他们搞的那种村民自治选举也并不成功。

再一个就是接班人的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很丰富，方向很明确，道路也很正确。但是后任的领导是不是能继续沿着这个方向来发展？这么多年产生一个能够提出这么好的理论和纲领的思想体系的领导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希望不要轻易地断了代。

经济成就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生命力

十九大报告第一部分，列举了5年来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也包括政治，社会，党建，外交等方面的进展。

本世纪初，我国加入WTO时，很多人担心国内很多产业会被冲垮，变成依附型的经济。当时我国出口的50%-60%都是外资企业产品。但很快国内企业，包括国有和民营企业也加速成长，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外国高科技产品在市场曾经占绝对优势，我们的科技事业的发展一度滞后。2006年，中央推行自主创新战略，经过十几年后，我国自主研制的各种高技术产品在各领域广泛应用。我国的高铁和核电从西方引进技术后迅速加以消化再创新，已成为“走出去”的名片，国际市场也承认这是中国的自主知识产权。中国人的学习创造能力如此突出，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刮目相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而西方经济始终在低位徘徊。我们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发掘内生经济动力，在全球低迷时期保持了6%左右的增长率，提前实现了“小康”目标，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这一成就来自何方，有几种解读。市场化和开放当然是重要因素，但我们对外开放中保持了独立性，这是更关键的。这正是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力的增强，有了这样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国家调控有力，经营环境良好，企业才有条件回应外部挑战并发展壮大。正如报告中所说，中国的经验，为既要发展又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样本。

十九大报告中列举了很多科技成就，很多是在国家规划的安排下长期努力的成果。应该说民营企业的技术竞争力进步很快，但在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领域，国有经济还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国家强有力的调控能力，党的核心领导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要素。它在实践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这是非常重要的判断。我们的党和国家正处在蓬勃向上的历史时期。所谓国运，领袖的作用非常重要，人心所向则是根本。我们这5年在反腐方面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党风得以很快扭转。尽管少数人不高兴，但没有人支持他们。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60多年，对社会平等、公平、正义，对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深蒂固认同的。人们对官僚主义、对腐败深恶痛绝。这5年党中央做了大量工作，最得民心的，一是反腐，二是民生，三是有理有节地捍卫了国家的尊严和主权。

在民生方面，这些年国家为减少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都是人民群众亲身体验到的。我8月份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那里地处吉林和内蒙的边界，非常偏僻。10年前回乡下看，那时除了通了电之外，农村基本还是土路土房，没多大变化。这次去完全变样了，农民的土房全部换成砖房，院墙也是砖墙，一般农民家里的装修已经类似城市住宅，比较穷的农户也大都如此。他们说，这么大的变化也就是最近3年的事情。前几年自治区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在全区农村推行路、水、电、房、通信全覆盖，村卫生所、商店都解决了。我们在推行城乡一体化和扶贫方面成绩是伟大的，而且将来会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

5年前，十八大报告第一次讲到“四个自信”，不少人内心可能还没这个“底气”，这5年实践的伟大成果，实实在在说明了我们道路和制度的优越性，这也应该归功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报告指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增强党的领导、组织水平，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这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最重要的政治保证。

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

新发展观理念，十九大报告中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正确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为了实现“两步走”目标，文件中提出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概念，这应该是经济领域重点研究的课题。这里面包括几个要点：一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二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就是科技创新驱动和产业优化升级，三是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这里还特别指出，我们处于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关口，构建现代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战略需求。

我们过去比较强调低成本比较优势，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现在人均收入接近1万美元，必须向产业链的中高端挺进。但产业链的中高端基本是西方跨国公司的地盘，竞争能力不是简单靠招商引资就能提升的，要求我们的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全球营销服务能力等等方面，直面西方跨国公司的竞争，能到国际高端市场占地盘。目前我们除少数优秀企业外，多数还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这确实不是敲锣打鼓的事情。在经济领域，我们同样面临具有新的时代特点的斗争，也要有克服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思想准备。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报告开头指出，5年来我们在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这是对当前经济改革的基本判断。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现在看，这一目标正在接近实现。关于改革，应该把握两点原则：

一是经济改革目标服从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完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治理”则对正确发挥党和政府的作用提出了高要求。我们在经济社会方面的管理体制还有不少不如人意的地方，要通过改革破除发展的体制障碍。但研究具体各项体制改革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分清各类问题的性质，弄清楚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不要把改革当成“筐”；更要防止一些人借改革之名，把我们的基本体制框架改掉的做法。

二是经济改革必须为新时代“建设现代经济体系”这一战略目标服务。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总结了30年改革主要经验和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经济体制改革是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的。

社会上对经济改革关注的热点是国资国企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两方面。按照十九大报告和历次党关于经济改革文件的精神，国资国企改革的目的，是要把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而非越做越小）；国企产权多元既包括国企引进非公资本，也包括国企互相持股，也包括国有资本向非公企业参股，这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本意，也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加强国有经济的影响力控制力的主要途径。

目前我们的中央国企，是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各领域中骨干，也是实施科技创新驱动战略的主力和中坚力量，一些地方国企也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

建设现代经济体系，挺进国际产业链的中高端，一方面要建设健全的公平竞争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新的发展阶段，政府在以下领域尤其要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建设企业为创新主体，官产学研用全面协作的灵活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增强整体经济创新力；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推进绿色发展，加强技术创新推动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强化二次分配功能，改善民生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脱贫攻坚，等等。这就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出了紧迫的要求。

十九大报告令人振奋，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报告，一个伟大的报告。报告在放眼新时代、开辟新道路的同时，将建国以来的成功的经验继承下来、对以往的失误予以弥补和校正，真正体现了习主席“两个不能否定”的思想。

实事求是、符合当前中国实际的报告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实事求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它需要直面和坦承的不是社会的一般矛盾，而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变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勇气在习主席十九大报告中，尤其是在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中体现了出来。

报告提出新时代及其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的判断，其意义是巨大的。邓小平同志曾在多种场合，特别是在1992年巡视南方讲话中表示：集中精力发展一个时期的生产力是必要的，但共产党还是要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初衷，到20世纪末，我们的重点就要转向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设想，在习主席的报告中被提上了日程。

我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辩证过程。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认为：社会主义建成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这一时期“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①]事后总结，这个主要矛盾的表述，优点在于它注意到了生产力不足的方面，但也存在不准确的方面，因为它忽视了随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也存在相应调整的必要。为了弥补这个不足，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坦率指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②]，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③]毛主席提出要注意生产关系的调整，防止共产党变质，注意国家出现颠覆性“修正主义”问题。苏联解体的教训表明，毛主席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认识又在后来的实践中被推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片面方向。这种激烈、片面的认识对社会发展的副作用不小：它使国家出现较长时期震荡。邓小平吸取了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强调：“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是硬道理。”[④]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再次重申八大报告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⑤]无疑，这对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利的。但不久毛泽东指出的生产关系调整问题又摆在面前，邓小平同志意识到这个问题，1992年，他在南方讲话中指出：“如果富的愈富，穷的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任务应放在下一阶段改革中进行，他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⑥]现在，新阶段的改革任务已在十九大报告中展开，小平同志的设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被郑重提上日程。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的生动展现，又是对人民利益负责到底承诺的庄严兑现。

十九大报告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报告。毛主席那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事业又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富起来的目标，今后我们党要带领中国人民从事强起来的伟大事业。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⑦]

如果说富起来更多地是一个侧重于物的过程，那么，强起来就更多地是一个侧重于精神的过程；具体说，前者更多地是一个国民财富的积累即生产力过程，后者则更多是一个人民权利保障和实现即生产关系调整的过程。

改革的主体是人民，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不能将主体改为客体。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其他的什么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的国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罢工”，农业改革不能改出“李自成”。也就是说，不能将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改掉，甚至将党的基础改到党的对立面。历史上很多国家都是在富裕的时候瓦解的，宋朝的衰落就是这样。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 ；[⑧]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⑨]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当时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但却没有成为世界历史中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新起点。这说明，富裕并不是财富直线积累的，如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协调，富裕起来的国民财富就会转移或被劫掠到其他地区。今天的中国已接近完成小康发展阶段，我党及时抓住协调生产关系这一“主要矛盾”，并调整了发展的侧重点：既承认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又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已从站起来、富起来，开始进入强起来的新的历史阶段。做这个调整既是对过去历史阶段的继承，也是发展。发展的概念本身就是继承和扬弃的统一。

中国强起来的目标

强起来，强在哪些方面呢？它表现在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在国际上，二战后中国是战胜国，中国在雅尔塔体系中总体上获利的同时，也受到不小的连带伤害，有些权利还没争回来。比如台湾，中国在台湾的主权权利在随后出现的冷战中被搁置了，这也是中国强起来阶段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

强不在霸，而在自强。中国强起来的目标是争权利，而不是争霸权，它不是要走向世界跟人去争个高低，而是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基本权利，自立于民族之林并为世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个新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如果说富起来更多的是国内的事，而强起来既是国内的事、又是国际的事。但我们走向国际、治理世界的经验还不足，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视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更是全新的考验。

在国内，保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我们过去说，共产党的天是人民的天，共产党的人民好喜欢。因为共产党不仅保障了人民的生活，更保卫了人民的权利，尤其是劳动者必须拥有的掌握生产资料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⑩]人民掌握生产资料是消灭私有制的前提。因此，中国改革不能不考虑生产关系问题。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都是人民获得解放的不同阶段。共产党有了人民的支持才能强起来，人民共和国有人民的支持才能强起来。所以维护人民的权利将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基本原则就是：人民始终是改革的主体，不能将改革的主体改变成客体，将改革的支持主力改变成改革的对象。如果这样，改革就走上了邪路。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是共和国的主体，而国家只有成了人民权利的坚定的维护者才能获得人民支持，只有获得人民支持，国家才能真正强起来。

列宁说，资本的力量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有强大无比的宣传手段。而我们今天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所以我们的任务极为艰巨。具体说，今天美国在衰落，但世界资本尚未衰落。美国是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受害者，华尔街集团把美国压榨得没有油水后，将另寻新的盘剥对象国。马克思说“工人无祖国”，是因为资本无祖国。今天美国衰落了，但这不表明国际资本衰落。资本的力量仍不可低估。

反者道之动，否定即肯定，“历史的逻辑就是从反面展开，再反回到正面，再生发出来”。[11]艰险、阻力甚至失败，对一个像中国这样的正在上升的国家，只能是前进的加速器。我们在强国并走向世界中心的路上可能会有暂时的失败，但这对我们更是锻炼。打个比喻，这是“墨渍效应”，第一次墨渍可能就是第二次泼墨画的必要准备。一层一层走下去，50年到100年，中国人才能熟练地驾驭世界事务，这样，我们才能画出最美最好的蓝图。英国人、美国人、苏联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中国人也不会例外。

中国目前是一个持续发展且不可阻挡的国家，不仅是说它有迅速强大起来的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最主要的是，中国还有可以解决当代世界问题的世界观。能走向世界的民族必须对世界有所贡献，这个贡献一不是金钱，二不是暴力。西班牙有钱，蒙古人有暴力，它们都没有在世界上留下主导性的文明。真正引导世界文明潮流的，都是能对世界提供更先进的世界观的国家。比如中世纪的中国，近代的英国和现代史中的苏联、美国等。面对美国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北方世界“朱门酒肉臭”，南方世界“路有冻死骨”的困境，当代中国已提出了中国方案，前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的中国已站到新时代的门槛。

    9.11事件后，整个世界乱了，美国提供的服务于金融资本的新自由主义世界治理方案搞不下去了，世界呼唤新的治理方式。

中国在中世纪曾是世界文明的引导者。美国历史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说：“在近代以前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12]经过近现代资本主义历史的“否定之否定”，今天中国的世界观和文明样式再次为世界所关注。它融合着东方文化和共产党人的信念。中世纪中国人成功于东方文化，近代中国又失于东方文化，今天中国人继承并改造了东方文化，又接受了西方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样的世界观引导下的国家，其前进步伐将是不可阻挡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就是东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结合的理念，今天这个理念必将融入治理世界的中国方案并日益显示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有没有隐患？如果说有，我认为关健还是人才。这里说的人才，邓小平同志说“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利益并为之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13]。人才从哪来呢？学校里考场中出不了这种人才，这样的人才只有在进行伟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涌现出来。因为真理是从对立面展开的，现代教育中没有对立面，靠考试设计对立面是远远不行的。没有对立面就不会有担当意识，更不用说坚定的信念。苏联解体、美国衰落，问题不出在枪炮不足，也不出在生产力不足，而是人的思想不行了，治国理政的能力越来越弱。一层层考试，考到最后，生产力上去了，干部的治国理政能力却下降，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衰落或解体。基辛格当时说:“美国的国际地位似乎沦落到无以复加的最低点之时，共产主义却开始解体。”面对苏联的解体，基辛格接着感叹说：“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强权未经交战失利，就如此迅速、彻底四分五裂。”[14]我们今天的许多干部也是学院考试教育出来的。那将来会不会出现苏联那种生产力上去了、人才下去了、国家解体了的悲剧呢？如果这样，那十九大报告中要求我们警觉的“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前景，就离我们不远了。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5]毛主席在20世纪60年代初看到苏联赫鲁晓夫的政治幼稚病，就开始注意干部培养方面的存在的脱离实际的问题，摸索出了一套有效政策，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这样才有我们今天成熟的领导集体。今天我们还要为后半个世纪的人才布局。可以担当治国理政重任的人才不是出自智库或学院，而是出自“大风大浪”，还是要有对立面冲突。对立面的教育不能少，这就是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事业，需要有一代人一代人的继承和推进。这个路线能不能走下去，并不表现在敲锣打鼓的喧哗中，而是要体现在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中。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16]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警示全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17]

我们是经历了两个帝国或解体、或衰落的一代，一个苏联没了，一个美国衰落了。这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我们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能见到两个帝国没落和自己祖国的迅速崛起，这是多么精彩的人生啊！这要感谢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除了它所具备的先进理论和世界观，它还有一大批政治成熟，能力超强的干部。我们党的干部来自实践，而不来自学院：一次是长征，另一次是下乡。长征给我们留下了一大批干部，像毛泽东、邓小平等一代领导集体，下乡给我们又推出习主席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我们今天的教育一定要考虑未来，如果有了一大批成熟的治国理政的人才，其他事情就好办。如果未来我们的孩子是从打游戏机、娱乐圈或追星族里出来的，那就麻烦了。这就是令人最担心的事。

   苏联解体的教训还可以多说几句。毛泽东同志说：“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18]我们也不能将苏联解体现象归罪于个别人。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思潮导致的最终结果。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当时在苏共党内已有大批的追随者，而这种思潮的形成又与苏共长期忽视对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有关。为此十九大报告中要求全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9]我们有先进的世界观，又有用先进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就有希望。现在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十九大报告提出、并在下一历史阶段着手要解决的“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我们要看大势，看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斯大林说过，锯树还得留点锯末子，不能说为了避免留下锯末子就不锯树了，这个要看哪个是主要矛盾。现在，道路已经开通、坚冰已经打破，我们能够大步前进。

 “夫作事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20]中国长征是起始于东南，收官于西北；中国改革开放从东南开始，现在我们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编辑  季节）

　  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十九大报告的气势非常宏大，报告全面回顾了我们党所经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报告中提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这是时代的号召，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报告内容丰富完整，全文结构按“四梁八柱”式的阐述，概念环环相扣，论述严谨。比如历史变革、历史方位、历史使命等。整个报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构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其后大会所做的关于大会报告的决议和修改后的党章，也明确地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个概念界定下来。

中国走过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一百年中华民族的命运从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转变了民族命运

共产党一直为民族复兴而奋斗，为人民谋幸福。中国的国运转折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今天我们处在国运昌隆的时代，这是因为在我们前面，在党的领导下，无数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不懈奋斗带来的历史辉煌。所谓“国运”，就是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通过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得以体现，两者结合，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

　　领袖在民族命运上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1921年的一大到1928年的六大，每一、两年就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而从六大到1945年的七大间隔了17年。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被选为党的领导核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带领党和红军脱离了险境，到陕北后他又经过长期深入的思考，并在党内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才召开了七大。在七大会议上正式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全党思想的旗帜，并给以正式表述。毛泽东思想不但在政治上、组织上，而且思想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来之不易的。

    正确的理论指导革命实践。在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随后进行的三年解放战争中，我们用了超过预期的时间就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时代，是我们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的一个标志。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这就是领袖的作用。

    七大之后11年，1956年召开了党的八大。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两年后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讨论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时候，同时也提出了阶级斗争的问题，所以当时是“建设”和“矛盾斗争”两条线的思考。从1956年八大到1976年毛主席去世的20年，经过了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艰苦复杂历程。所以毛泽东思想从确立之后经过了大约30年，其中分成不同的阶段，尽管经历了曲折，但是毛泽东思想始终是引领我们国运昌盛的旗帜。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引导我们的国运从衰败走向昌盛，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又一个标志性的节点。我们党恢复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时期，正如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期间会见记者时讲的，改革开放是关键的一招，决定了中国命运。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基本任务，提出了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重要思想，确定了改革开放总的蓝图和原则。邓小平理论更多地表现为认识路线和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思想和体制障碍。没有这个路线，我们可能陷入封闭僵化的历史死胡同；同时，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可能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从1977年十一大到今天正好40年。1997年邓小平同志去世，他没有来得及踏上香港的土地就去世了，但是他的思想一直在延续。习总书记在报告中特别提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但是应该说，标志性的进展还是十八大开始。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砥砺前行的五年，是曲调高难、节奏迅急的五年。这五年来，我们采取了1500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十九大会议期间，王岐山同志参加他所在的湖南省代表团讨论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从根本上扭转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的状况，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

所以，我认为我们国运昌隆是有扎扎实实的根据的。因为这条路正在走下去，“十九大”就充分彰显了我们党的蓬勃朝气，向全体人民展示着我们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光明前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新时代是在实践和理论的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这个准备也不可能进入新时代、创建新思想。毛主席用了24年的时间来形成思想，推动党的实践，然后确立了领导地位。小平同志从1978年之后领导我们的国家，但是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思考，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正因为有这个准备，他才能在1978年后，一举开创新时期的宏伟事业，领导全党开始改革开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产生的。领袖是历史塑造的。习近平同志15岁走进陕北，离开陕北的时候22岁，在这里酝酿和培育，形成了基本的思想体系。作为党的干部，他长期以来在党的各级岗位上进行实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例如，在陕北窑洞里，习近平同志还在读军事著作，今天的强军思想离不开从那时就开始的思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但是我觉得标志性的进展还是从十八大开始的。以5年的时间砥砺前行，做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充分准备，由此开启了十九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的力量和领袖的力量完美结合，带来了国运昌隆大好局面。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作为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应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发展的中国学派。

从十八大开始到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进展。这次十九大的召开，是我们整个民族、党和国家，也是世界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时代发展新思想。新目标启动新征程，新征程迈向新目标。今天我们站在一个历史高度和全球视野的大时间跨度，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

构建“中国学派”，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从中国道路中提炼出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和规律。如何构建“中国学派”？《周易》提出了把握宇宙规律的“三大原则”：不易、变易、简易。这“三大原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对于时下构建“中国学派”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不易”：强调一以贯之、不可动摇的根本

　　“天下之道，常变而已矣”，“不易”即常道。自“轴心时代”[1] 以来，人类文明不断拓展对人生与世界的认识，又不断以不同方式回归原点，思考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将走向何方等重大问题。用中华传统文化的术语来说，这种方法可称为“述”。述的意义在于从新角度反思老问题，通过创造性的新的诠释，为人们所面对的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类不悖，虽久同理。”把握天下之常道，对于构建“中国学派”具有重要意义。

民本思想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的古训，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的最大共识。它把人民作为国家的根本，把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不好作为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看作决定民心向背的关键。从《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到孟子的“民贵君轻”；从朱熹的“新民”思想、王阳明的“亲民”思想到顾炎武的“厚民生，强国势”，再到今天的“全面小康”，可以说民本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一以贯之。民本思想伴随中国梦的实现进程而与时俱进，现今已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鲜明的现代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映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确立了新发展理念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这一重要思想，不仅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构建“中国学派”不能缺少各个领域的精深研究，但如果不深入研究这些大本大源的问题，而只是在一些细枝末节问题上零敲碎打，就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更难以传诸久远。

“变易”：体现学习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

以儒家而论，不易对应于“经”，变易对应于“权”，经权需要密切配合，才能与时偕行、保持中道。孔子提到的三代礼制传承中的“损益”便是一种革故鼎新，《礼记》更是提出了“时为大”这一与时俱进的礼制改革原则。这种恪守原则又高度灵活、有大风骨亦有大器量的中华优秀传统，是当代中国容易接受和适应新鲜事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文化基因，为推动“中国学派”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思想资源。

“唯知常而后能应变。”常中有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制度自信和改革创新有机统一，坚持“不易”前提下的“变易”，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必须始终坚持，这是制度创新的底线；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坚决破除，这是制度创新的主攻方向。例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务，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有序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等。还应看到，中华文明从世界不同文明中汲取了丰富养分，如社会主义理念就是西方人提出而后被中国化的。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选择地学习美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的经验、德国在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以色列在发展农业方面的经验等，但我们没有简单照搬外国经验实现“变易”，而是根据中国国情进行综合创新，将有益的养分融入中国道路的有机体中。

“简易”：善于对错综复杂的问题进行精炼概括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中华文明中富有影响力的作品，如儒家的《中庸》、道家的《老子》、佛家的《心经》，精妙而不繁琐，都不是长篇大论。这一中华优秀传统对于长期接受西方分析式学术训练、习惯于写长篇大论的当代学者而言，值得深刻反思和认真借鉴。不管论述的问题何等纷繁复杂、表达如何系统全面，都应当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描述的对象加以概括提炼，使之易于为大众所接受。这也是检验对复杂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认识是否深入的试金石。

理论只有被人民掌握，才能发挥伟大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所遵循的就是“简易”之道。毛泽东同志用“闭塞眼睛捉麻雀”来讽喻主观主义，用“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来比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来强调实践的作用。他还通过讲述“愚公移山”的故事来揭示深刻道理；《为人民服务》一文用很简短的文字把党的根本宗旨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因而能够深入人心、广为流传。习近平同志指出，深刻道理要通过讲故事来打动人、说服人。寓抽象哲理于具体细节中，寓理性说理于感性素材中，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牢记梁家河村民吃上肉的期盼，寄托着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价值追求；讲述张之洞感叹改革之难，思考改革需要凝聚共识；约旦商人在浙江义乌开阿拉伯餐厅，见证着“一带一路”的巨大发展潜力等等。《习近平讲故事》通过这些可触可感的细节，让宏大的中国故事变得“与我有关”。少一些空泛说教、多一些真情实感，少一些抽象道理、多一些鲜活事例，将“基本原理”转换成“常识道理”，这是构建“中国学派”理应继承和发扬的中华优秀传统。

纵观人类的历史，任何学派的兴起与发展，都是特定时代伟大实践的产物，都是特定时代精神力量的公开宣示。它是对时代问题的思想回应，是对时代实践的理论概括，是引领和推动时代变革的先声。当下的中国，进入了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土壤。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而要把握好这一历史性机遇，加快构建“中国学派”，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

中华文明曾一度陷入空前危机

 欧洲文明源自古希腊和希伯来文明，主要包括英国的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日耳曼的哲学以及人文主义思想等。欧洲文明传入美国后，在20世纪形成了不同于欧洲的美国文明。这两种同根同源而发展方向有所不同的文明，被统称为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是地道的西方世界的孩子，但是却宣称要为整个人类立法。

西方世界成了新 “普世教会”的中心，西方模式成了“普世模式”，西方价值成了“普世价值”。原因在于，在西方所展示的强大的武力优势、物质优势与精神优势压力下，在强大而霸道的西方势力面前，所有非西方文明与它的差异都被视为前现代与现代、外围与中心的差距。这一套知识体系宣称，只有全盘接受西方价值、西方模式，才能获得进入现代世界的门票，才能实现从野蛮到文明、从落后到先进的救赎。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纵横上万里，辉煌灿烂，几经兴衰而终不断裂；几经分合而终不分裂解体。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文明都是世界上最领先的文明之一。

但是，近代中国“遭遇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在西方势力的剧烈冲击下，中国曾一度陷入亡国灭族的空前危机。面对这一严重危机，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奋勇抗争。在这个过程中，多少主义和主张轮番出场，又先后破灭了；多少道路和方式先后探索，又都碰壁了。打也打不过、比也比不过、说也说不过，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就是面对这一空前危机的回应，就是在探求如何救亡图存、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道路引领中华文明走向复兴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不屈不挠的伟大斗争，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跌落深渊的命运，找到了摆脱危局、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道路，让中国一步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与西方世界的兴起迥然不同的故事，这个故事无法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中加以解释，必须从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中寻找线索。现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从文明根基、发展奇迹与发展道路上超越了西方经验。

其一，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仍然在塑造着现代中国的基本型态。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都是独立发展的文明，并达到了高度的水平。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现代转型过程中，中华文明并未解体或断裂，而是保持了主体性、延续性、包容性，在吸纳西方文明的同时，开拓出新的文明境界。

现代中国诞生与发展是基于与现代西方根本不同的文明母体，这造成了二者在整体意义上的差异。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深深影响了现代中国的道路的选择和制度建构。这不但使当代中国的实践必然表现出中国特征、中国形态，而且让当代中国知识体系必然呈现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其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的历程。建设时期，中国用短短三十年时间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为改革开放的发展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国防后盾，具有较好技能的人力资源、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等基本条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教授指出，在世界上所有实现高增长的案例中，中国是增长幅度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这种速度和规模的增长史无前例。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改革开放之初是第十一位，2005年超过法国居第五，2006年超过英国居第四，2007年超过德国居第三，2009年超过日本居第二。2010年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在增进民生福祉方面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被国际社会誉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90美元跃升到2016年的8000多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日益彰显。西方现代化的历程，也是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过程，资本逻辑超越一切成为最优先的逻辑，资本主义成为现代化的基本范式。发端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本身就是对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反向运动，并在二战后，形成了平分秋色的相互抗衡格局，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资本主义在制度竞争中，似乎已经最终胜出，成为人类的不二选择，以至于1989年美国学者福山开始宣称历史已经终结。

然而，历史并未终结，也不会终结，终结的只是西方学者虚妄的自负。21世纪第一、二个十年之交，历史的钟摆又走向了另外一边。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冷战结束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一体化过程出现了逆转，西方发达国家阶级之间对抗性矛盾激化，种族冲突加剧，民粹主义和极右势力抬头。在那些曾经的全球制度“模范生”国家内，经济、政治与社会体制等弊端开始集中暴露，一直并得不到有效纠正，西方老大开始暮气沉沉。

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却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超越了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也超越了传统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将全球社会主义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2009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以汇率法计算，也会在2025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一个新兴的全球性大国，正在以充满自信的姿态，登上历史的舞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中国之所以能创造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中国的具体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我们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让各种经济因素相互补充、协同发力，营造了健康有序的竞争和发展环境。我们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既避免了政治纷争，又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根本保障。我们把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创新发展模式，实现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中国的发展已经迈进新的阶段，即将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国将赶上并超越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不但要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成为全球新的创新高地，也要形成更加优越的制度体系，建设更加共享的富裕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共同繁荣。中国的伟大复兴反映的是非西方国家的集体崛起，全球大格局的变迁。工业革命以来，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先是经历了大趋异过程，南方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70.3%下降到1950年的39.5％，随后又经历了大趋同的过程，到2010年上升到52.4％，我们测算到203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67％。

新的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肩负着相互交织的重大使命，比如赓续中华文明的“旧邦新命”，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回应世界潮流，实现现代化梦想；开辟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探索新路。这些重大使命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必将改变近代以来西方与非西方大分流的基本态势，必将改变西方中心与非西方边缘的世界格局。

构建“中国学派”迎来历史性机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构建“中国学派”提供了丰厚的实践土壤，也提供了空前的历史性机遇。现代中国对世界思想学术的贡献与其伟大复兴势头还不相称，这固然有西方话语霸权的原因，但主要在于我们把太多时间放在“西天取经”、为西方思想传播和提供脚注上了。

我们深信：路在脚下，真知蕴藏在实践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推动知识建构范式的革命，必将带来“中国学派”的诞生。所谓“中国学派”就是对于现代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历程的理论体系建构，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意识与存在的统一。“中国学派”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知识体系，并为人类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以中国实践为中心的范式革命，需要实现名与实的统一。不能解释实践的理论，不可能有效指导实践。当代中国学术不同程度地存在名实不符、名实分离的问题，其根源是理论滞后于实践、理论脱离了实践。我们需要的不是以名正实，以西方理论来校准中国实践，而是要以实正名，基于中国实践创新中国理论，再以中国理论创新成果来指导中国具体实践。以中国实践为体，应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尤其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如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以及我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和党建等领域形成的思想成果。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思想成就，是“中国学派”的主体内容。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发展“中国学派”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它可以成为“中国学派”的有益滋养。

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任何重大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现实问题都蕴含着重大理论问题。普遍性蕴藏在特殊性之中，只要是成功的实践都具有一定普遍意义，都会对其他国家起到一定示范效应。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成功实践，更是如此。“中国学派”不是中国特殊论，而是以中国实践为本位回应人类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提供中国答案，为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提供中国方案。构建“中国学派”更不是搞知识上的闭关锁国，而是要广泛借鉴、积极吸纳国际理论研究成果，合则用、不合则不用，创造既是自主原创又能进行国际对话，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

实现研究方法论的变革。构建“中国学派”要有方法论自觉，摆脱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从“接轨”研究转向自主研究。中国近代以后的学术总体上进入到以西方学术为师的学徒状态中，这在特定历史时期有积极的一面。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术要走向成熟并产生伟大成果，都必须树立自主精神，形成自己的特色风格。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实事求是、即物穷理，这是“中国学派”应有的研究方法。还应看到，构建“中国学派”需要变革学术评价体系。学术评价不是“记工分”。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过于西化，过于强调量化指标，容易引发学术研究的功利化，导致科研人员重量轻质、重载体轻内容、重应用学科轻基础学科、重短期效应轻长期效益。改革和完善学术评价体系，建立扎根中国大地、遵循科研规律的学术评价体系，是构建“中国学派”的必要条件。以中国实践为中心也需要学术评价体系的变革，形成更加扎根中国大地的学术评价体系，更多地评价理论原创、实际影响与实际贡献。

中国的伟大复兴为我们的理论创新提供了空前规模的人类实验与无比丰厚的实践土壤，也为我们理论创新提供了空前的历史性机遇。就如同习近平同志说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中国学派”的构建不是某一学科流派的建构，而是一场席卷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范式变革，也是一场“大本大源”“动天下之心”“大气量”的思想革命。我们深信：在这一场无数人共同参与的伟大思想革命中，中国将形成各学科的中国知识体系，中国将诞生一大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中国不但是世界的经济巨人，同样也将是世界的精神巨人，不但为世界提供中国制造贡献，同样也将为世界提供中国思想贡献。

（编辑 杨利红）

一

中华文明庞大而特殊，正在突破种种障碍崛起于全球，“中国学派”也将随之成为全球思想领域里的一股新风、新潮流。

什么是“中国学派”？主要受中国特殊性的启发，在社科人文各学科里对已有知识做出具有突破性的贡献，就是“中国学派”。了解外国社会和在外国形成的现有社科人文知识体系，理解中国社会不同于外国社会的特殊性，是创立中国学派的两大必要前提。“中国学派”不是中国人的学派，不局限于中国学者的贡献，却必定要求对“中国特殊性”有深刻理解。

“中国学派”应当包含不同理论流派，需要有思想观点的竞争，既包括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竞争，也包括内部各种学派的竞争。学习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是加快构建“中国学派”的需要。但我们更要坚定“自信”、破除“他信”，深刻把握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特品质，构建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学派”，彰显“中国学派”的独特精神。

自然科学知识有公认的硬标准，所以不会有“中国学派”。哲学社会科学与历史人文精神紧密相连，它以各个地域的不同语言为媒介，与本地流行的价值排序息息相关，而且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变化中，所以社科人文知识的进步有很强的相对性，会出现众多“学派”。

到目前为止，现有的社科人文知识大多由西方学者从西方视角甚至站在西方立场上创造，并经常被理解为“普适”，甚至终极“真理”。然而，知识没有终结或边界限制。知识由人脑发明的一些概念体系构成。在物理学，对物质、空间、时间、运动等基本概念的重新定义，导致了人类认识的飞跃。因为观察手段的进步，学者们不断发现已有知识不能解释的问题，通过发明新概念或重新定义旧概念来突破已有的知识框架，创造新知识，为人类提供更丰富的想象力和更多的启发。

二

无论关于自然还是社会的知识，知识的突破性进步主要在于发现“例外”。忽视甚至蔑视“例外”是思想封闭的表征，有这种习惯的学人往往缺乏创造性。

如果认为现存的家庭组织方式是理所当然的，发现在泸沽湖畔摩梭人的例外生活会导致颠覆性的认识，极大丰富关于家庭的知识。观察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往往看到地处内陆、山地高原、远离交通要道，而且多语言、多宗教、多民族。但如果认真研究瑞士，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最富裕发达的国家具备全部上述六大不利条件。这个“例外”启发我们去理解为什么西非沿海国家成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也有助于理解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

对世界知识而言，中国不仅有太多的“例外”，而且其存在本身就是个巨大的“例外”——差异巨大的各地人民早就在一个政府领导下生活，避免了彼此间频繁的战争。中国的“例外”来自地理意义上的相对封闭，所以文明发展进程相对独立。全世界都使用字母文字，中国却至今还使用象形文字。两种文字的构造方式很不同，也体现不大相同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例外”意味着巨大的知识潜力。仅举下面三个例子加以说明。

比如，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只有从中华文明中汲取丰厚养分，才能茁壮成长。当代西方经济学强调，市场机制配置经济要素的效率高于政府干预。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两分是知识基础，生产效率是核心。但中国自古就认为，经济是“经世济民”的道理和方法，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都是增进民众福祉的手段。干预还是不干预，关键要看民意。失去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怎么做都会导致灾难。如此看来，排除了社会和政治的经济学根本不属于社会科学；排除了社会和政治的市场机制也不可能存在。劳动者是政府必须要获得的民心或者选票；土地资源不能再生就必须防范私人集中垄断；而纸币根本就是政府担保的欠条，靠货币政策调节。较之资本利益至上的主义，社会利益至上的主义更符合中国民本主义思想传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从2000多年前开始，中国的执政者就尊重市场机制但从不迷信市场机制，为了大众利益而积极调控市场。从“常平仓”到“盐铁官营”，再到土地“公有私用”，都是中华文明经济社会传统的体现。

又如，政治学的“中国学派”，只有把握中华文明的特点，才能提出自己的观点。由于存在稳固的社会集团，比如种姓、阶级，一些社会分成上、中、下层，形成截然不同的文化、“贵族”就成为统治阶级。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学者就把阶级区分与阶级斗争视为政治生活的核心。西方强调关于阶级斗争的制度解决方案，遂有“一人之治”“多人之治”“众人之治”的区分。而中国人分家时是平分家产，几代之后大地主就消失了，很难形成稳固的阶级统治和统治阶级文化，于是有了天命观——“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有了科举制及更早的“选贤与能”思想，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识，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和讲究“为人民服务”的儒门弟子执政集团。中国的社会不同，政治也不同。耶稣会士利玛窦明末来华传教，发现中国政府既非一人之治，亦非多人之治，也非众人之治，但又似乎每样都有一些，所以倍感困惑。受中国特殊情形启发，放眼世界，可以发现欧洲经验也是一种地方经验。产生于欧洲的“政党”，本意是某一部分社会群体的政治代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党与此相同。但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要为全体百姓福祉而努力奋斗的。中国文化不接受“以众凌寡”，数人头的竞选制被看作强权政治，西方那种我投了你的反对票，当然不肯被你“代表”，就成为不服从治理的显著理由。

再如，法学的“中国学派”，只有扎根于中国土壤，才能突破桎梏、别开生面。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法理学研究者言必称西方。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法治经验不足、法治理论欠缺的情况下可能难以避免，但在我国法治建设已取得重大进展的今天就不应该了。“法律”在欧洲被称为“Law”，有两层含义。其第一层意思是神的权威，如上帝与摩西的“十诫”之约。第二层意思是自然规律，如物理学里的定律也是“Law”。因而遵守法律就是服从神圣、服从自然规律，就是道德的，而不遵守法律就是不道德的。中文的“法律”不过是一种“办法”，功能是“无规矩不成方圆”。所以，法律既不神圣，也不自然。中国的道德以家庭伦理为核心，与神无关，与法律也没什么关系。与西方传统不同，中国古代实行礼法合治，主张德主刑辅。法主要是指刑法，所谓“德之所去，刑之所取”。中国的先哲认为，礼和法都是治国所必需的，因为礼是防患于未然的道德引导，让民众在生活中有所遵循；而法是在极少数人突破道德底线后，迫不得已而采用的强制手段。于是中国历来有“法治与德治”之分，而无“法治与人治”之分。这个“例外”从根本上挑战西来的法律知识，也有助于理解很多非西方的社会。

三

构建“中国学派”、彰显其独特精神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第一个不利因素是语言障碍。我国学者大都习惯于通过译著理解国外学者的思想，直接阅读外文著作的偏少，这就导致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存在一定障碍。中国学者的思想欲为国外学界所知就更难，因为从中文翻译成外文不仅成本巨大，而且难以十分准确，如翻译小说《红楼梦》主角的名字“贾宝玉”就是个难题。第二个不利因素是“洋八股”流行，仰视几乎一切西方观点。第三个不利因素是“官八股”盛行，诠释官方话语概念涉及大量学者的“饭碗”，突破已有的概念体系常成为禁忌。

三大不利因素都是可以克服的。在可见的将来，人工智能或许会消除大量的语言障碍。所以我对“中国学派”的崛起持乐观态度。

（编辑  杨利红）

2017年9月26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在基金会召开的学者座谈会上，正式提出推动“中国学派”研究与出版工作的倡议，与会专家与学者就构建“中国学派”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与建议。

“中国学派”现在推出“此其时也”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认为，在十九大召开之际，现在推出“中国学派”丛书 “此其时也”。通过“中国学派”丛书，可以把很多学者多年的积淀和研究成果向全社会推出来。践行中国道路，是实践在前面，而“中国学派”就是在这条路上走出来的。孔丹说，毛泽东是近现代“中国学派”的首创者，他并不拒绝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来自西方的理论。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受西方理论和教条主义的约束，而是带有批判性地理解与吸收。孔丹期待“中国学派”的构建能够带有一定的普及性，形成的理论成果要有学术性，而不是追求学术化，能够让更多的大众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理论和实践的成果。

孔丹提出，“中国学派”的研究“要站得住脚，真正地能够实现创新”，体现出“理论自信”。“中国学派”应当来自中国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求和视野出发，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推动和实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话语创新。“中国学派”并不是只研究中国的学派，要进行世界性研究，但是要以中国为立脚点，为出发点，为归宿。目前在中国这样丰富和良好的研究条件下，正是启动“中国学派”的大好时机。

“中国学派”应当“用中国人的视角来解读世界”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认为，目前有很多学者正在以中国文化和中国实践的视角，来诠释对世界、对历史、对全球当下重要议题的看法与见解。大批这样的研究与著作都应当放在“中国学派”的体系中。构建“中国学派”不仅要立足中国，更要放眼世界，展望未来，拥有更广阔的研究视野。“用中国人的视角来解读世界”，这是构建“中国学派”主要的侧重点。

“中国学派”应当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主体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认为，以中国当前这样伟大而丰富的实践，目前西方理论体系没有办法对中国的道路进行解读和诠释，中国应当构建自己的理论和评估体系，并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王湘穗说，他参加了一些国际关系的研讨活动，不少国外学者表示，中国的实践和一些做法对他们颇有启发，但是我们自身却并不注意总结。而当下的中国在解决很多国际事务时所采取的方法，都具有很重要的创新意义，值得好好总结。王湘穗对“中国学派”的定义给出了这样的表述：“‘中国学派’是具有中国文化自信，从中华民族及国家立场出发，研究各类社会问题和进行思想探索的学术群体，是秉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以建构中国话语，传递中国声音为已任的学人共同体。”他认为，“中国学派”不应当局限于某个学科，应当更多地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主体性。

“中国学派”不应当只限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认为，“主要受中国特殊性的启发，在社科人文各学科里对已有知识做出具有突破性的贡献，就是‘中国学派’”。而这种本领域内的学术贡献应当对现存的主流思想提出挑战。潘维指出，“中国学派”不应当只限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不是因为中国人做的研究就叫做‘中国学派’，这个定义应当更广一些”。纳入“中国学派”的研究要更看重其学术贡献，是否为现有的知识结构做出重要的贡献。

当下很多学者都在各自的领域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与探索，比如王绍光关于整个西方史中“抽签理论”的研究著作，就是以中国人的视角来诠释西方文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所进行的历史哲学问题研究，令西方学术界耳目一新，这些都应当纳入“中国学派”。

在世界范围内构建“中国学派”理论体系日益迫切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表示，既然被称之为“学派”，其功能之一应当是一部分研究成果要能够进入大学课堂，作为基本的参考书。“中国学派”的理论成果不但要进入中国的大学课堂，还要进入整个世界的大学课堂，包括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

汪晖介绍，他曾经与一位在拉美国家开展业务的基建类国企的负责人进行过交流，这位负责人告诉他，尽管企业的业务在这些国家开展得非常顺利，但是他们遇到的实际问题却是如何解释中国“一带一路”背后的理论体系。“一带一路”是一种全新的模式，这个过程并不是要在国外完全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企业在业务的“在地化”过程中会碰到很多问题。比如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的问题，而媒体、政府和学者在解释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还在大量使用西方的标准。中国的实践与西方式的解读之间存在着矛盾，这就导致中国的资本在海外进行投资的时候，面临巨大的文化压力。

中国的发展模式非常成功，如何在理论上阐释中国的发展经验，以及如何再解释西方的经验，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发展模式的理论构建，需要建立新的联盟。“一带一路”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输出，还需要在文化思想上结成统一战线。“一带一路”背后的文化、哲学和政治体系到底是什么，也需要我们讲出来。现在我们更多地是从实践层面去做事情，但是将其理论化的工作却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

汪晖指出，“中国学派”应当立足于这些发展经验，不仅是讲中国的，还应当包括那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理论化。他认为，“中国学派”的某些界限具备一点模糊性是很有必要的，不必过于精确界定，以便能容纳更多的学者与研究观点。

当下，中国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发展，非西方地区、第三世界国家，都处在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重新发展起来的过程中，它们同样也面临着如何解释其来龙去脉的困境。因此，非洲、拉美、亚洲周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及其相互比较性的解释，都可以放在“中国学派”的理论构建范围内。而且当下这个部分显得特别有必要。中国有现代化和历史传统的支撑，而很多国家并不具备中国这样的条件，因此西方的文化霸权在这些国家显得格外突出。汪晖在拉美国家不止一次地遇到当地学者提出编撰中国教科书读本的需求。这些国家所读的理论读本大多是从英语世界传过来，关于中国的解读更是如此，而“中国学派”完全可以满足这部分的需求。

“中国学派”应当在世界范围内讨论和推广。这种理论性的构建工作目前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了。而且，理论构建要放在中国自己真正的经验里去谈，寻找我们自己的语言，而不是再用别人的语言。汪晖说：“要讲‘中国学派’，不能光对我们自己讲，还要对外讲，让别人能够信服。那些我们曾经熟悉、而今天已经抛弃的知识，要把它们重新加以改造，重新澄清理论的是非，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开创“中国学派”需要学术的“三自”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日前在他的新书交流会上介绍，他与杨竺松著、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道路丛书之一《创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正在通过境内外出版社的合作，来推动中国学派、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大影响。目前，这本书中文版出版后，日文版已定于11月上旬正式在日本发行，英文版翻译工作也已基本完成。

胡鞍钢认为，“中国学派”就是“要在第一时间、第一课堂、第一信息渠道总结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共产党不仅创造了中国发展的奇迹，也创造了建设强有力执政党的奇迹。可是西方恰恰没有看到这一点，还是习惯性地拿着“集权”、“威权”等标签化的概念说事。胡鞍钢说，“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国际交流确实在不断增强我对中国的自信。现在西方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的体制，再像过去那样大贴‘集权’、‘威权’的狗皮膏药已经不灵了。”中国的学者有义务对中国的创新进行理性客观专业化的总结，并及时介绍给世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就是中国学者的缺位。胡鞍钢总结，学术有“三自”：从学术自觉到学术自信，进而到学术自强，开创“中国学派”，就特别需要这种自觉、自信和自强。

（编辑　杨利红）

内容提要：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提出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阶段”战略安排，开启了中国人民迈向伟大复兴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呼唤拥有“黄金领导力”的中共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黄金领导力包括思想理论领导力、目标使命领导力、统一行动领导力和人类愿景引领力；它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标准下选拔接班人的严格要求，来自从长期实际工作历练和考验中选拔高级领导干部的政治传统，来自强领袖与强班子之间的相得益彰。

中国强国的黄金时代，需要黄金领导力

1987年4月，邓小平谈到“三步走”战略时曾指出：[1]“第一步的原定目标可以提前在今年或者明年完成。这并不意味着第二步就很容易。看起来，第二步的目标也能完成，但第三步比前两步要困难得多。……但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那时，我这样的人就不在了，但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2]

显然，邓小平对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历史任务的艰巨性是有充分估计的，并且寄希望于后来人，他多次表示相信“后来人会比我们聪明一些”。[3]“三步走”战略，是邓小平高瞻远瞩，对党和国家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

江山代有才人出，党的事业永向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就是中国强国的黄金时代。他提出了“两个阶段”的新目标：一是将邓小平提出的2050目标提前了15年，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极其重大的战略决策。他们肩负起全面建设世界强国的使命，也具备了对全党的领导力、对全国的领导力、对全民族的领导力、对全世界的引领力，由此构成了核心领导集体的“黄金领导力”，既要决胜第一个百年目标，又要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也必将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黄金贡献。

“黄金领导力”及其构成

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为引领新时代的舵手团队，不仅是中国的优秀政治家，也是世界的优秀政治家。这个团队的“黄金领导力”来自习近平总书记雄才大略、高瞻远瞩的核心领导力，来自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的人民情怀、使命担当、全球视野、卓越才干。具体来看，至少由以下几个方面所构成：

首先是思想理论领导力。中共十九大全面总结了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等重大政治判断，正式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十四条基本方略，从思想理论上为全党提供了根本指引。

其次是目标使命领导力。中共十九大报告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确定新时代的奋斗目标，设计并提出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阶段”战略安排，对原有“三步走”战略进行了重大升级，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全面部署，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指明了奋斗的方向。

再次是统一行动领导力。中共十九大报告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列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四条基本方略之首，强调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过去五年强有力正风肃纪、反腐惩恶，使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

最后是人类愿景引领力。中共十九大报告重申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所肩负使命的重要内容，承诺继续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呼吁全球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共十九大成为世界性的重大政治活动，为全世界所瞩目；大会取得的成果及其对未来的规划赢得世界广泛认同，反映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中心发挥的重要作用。

黄金时代呼唤黄金领导力。黄金领导力从哪里来？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标准下选拔接班人的严格要求，来自从长期实际工作历练和考验中选拔高级领导干部的政治传统，来自强领袖与强班子之间的相得益彰。

黄金领导力源自严格的领导人选拔标准

从中国的政治实践来看，以贤能为标尺的选拔任用制度历来都是政治领导人和各级领导干部产生的重要制度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十年来，这套制度已经被证明为行之有效、并且具有独特的优势，它遴选出一代又一代各级领导干部，带领广大党员勠力同心，将党建设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和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稳健发展的关键力量。

在中央领导层干部的选拔上，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比整体性的干部标准更高的要求。早在1964年6月，毛泽东就提出了关于如何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条要求。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第十六条，要求高级干部特别是省部以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并提出了五条要求。2002年11月，新华社在对新当选的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进行报道时，首次公开将中共中央委员会明确界定为“政治家集团”，并对政治家集团人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在此之后，党中央对第十七届、十八届“两委”坚持了中共政治家集团的定位，并对“两委”人选提出了与时俱进的一系列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代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共十九大所作报告中指出，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这些重要论述，不仅明确了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选人用人的根本导向，同时也为干部的贤能标准赋予了新的深刻意义。

为做好第十九届“两委”人选工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推荐人选专门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标准和“五个带头”的素质要求；又对十九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谈话调研及其酝酿工作提出了四项重要原则，对十九届中央领导机构推荐人选提出了除范围、年龄和结构之外的四个方面的素质条件要求。其中，政治标准被放在了首要位置，要求新一届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带头做到把握大局、带头坚持民主集中制、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带头遵守廉政规则、带头加强学习，在“政治强、懂专业、善治理、敢担当、作风正”方面堪为表率，模范遵守《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带头贯彻“四个意识”，政治素质、政治立场、政治定力过硬。这些标准和要求得到了各方面的一致肯定，认为党中央关于十九届“两委”和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工作的原则科学合理，推荐人选的标准条件清晰明确，推荐范围及年龄等有关要求的设置符合实际，体现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

黄金领导力源于长期实践历练与考验

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长期实践中不断历练，不断积累治理经验，逐级晋升、逐渐成长为高度专业化、知识化、职业化的政治家，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干部选任中坚持贤能导向的重要体现。从中共第十四届到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履历情况看，他们在成为政治局常委之前，往往需要经过“台阶式”的锻炼，即至少需要迈上两个重要的政治台阶，一是各地方省级党政负责人的台阶，二是在任的党的核心领导集体主要助手的台阶，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们通过这两个台阶的历练，积累关于地方治理的知识，熟悉关于国家治理的知识，实践经验和实践智慧都越来越丰富。此外，在不同省份之间、中央机关和国家部委与地方省份之间交流任职也是培养历练高级干部的重要方式，通过高级干部的交流任职，不仅促进了地方发展思路的转变和发展要素的流动，促进了跨地区的知识分享、经验分享、资源分享，有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在协调发展中体现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更是党的优秀人力资本的跨地区流动，使优秀干部进一步开阔视野、深化对国情的认识，在历练中培养干部，使党的高级干部的人力资本水平得到提高。

以中共第十五至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例，他们在成为常委之前，担任省委书记/省长的平均时长逐届增加，总体平均情况为担任过总计近10年的省委书记、省长或省委副书记；在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们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的平均时长超过7年，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或候补书记的平均时长约为3.6年。三者相加，这就意味着他们在两个台阶上的历练时间总共近20年。此外，他们在成为常委之前担任省委书记、省长或省委副书记的省份数呈现出逐届升高的特点。

从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来看，七位常委不仅全部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具有很高的学历水平，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和宽阔的知识面，而且具有丰富的工作经历：他们平均在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担任党政主要负责人，平均任职时长达到9.9年；从工作省份看，既有上海、广东、浙江等经济较发达地区，也有陕西、重庆、贵州等相对欠发达省份，基于实践经验的国情认识具有互补性；平均拥有超过7年的中央政治局工作经历和接近3年的中央书记处工作经历，对治党治国各方面工作已具备充分了解。

此外，从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25位委员情况来看，拥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比例为88%，达到历史最高；拥有副省级及以上地方党政负责人工作经历的比例达到84%，曾担任省委书记的比例达到64%，均为近几届中央政治局中较高的。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正是由于经过充分历练，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都具备丰富的从政经验，并通过突出的工作实绩表明能够承担起政治家的使命；他们首先是在为人民服务过程中脱颖而出的实干家，进而才成为了政治家。优秀的政治家不会自动从天而降，只能是经过千锤百炼、大浪淘沙而产生的。

“强领袖”乘以“强班子”等于强大领导力

恩格斯曾经提出历史发展的“平行四边形合力”说。他指出：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4]

领导集体的历史作用也与此类似。一方面，中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历史进程，也是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力量相互作用的过程。党中央处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中心，发挥着至关重要的领导力，同时也需要整合其他方方面面的力量，从而使党在历史中的分力与其他方面因素的分力相互作用，汇聚起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向前发展的历史合力。另一方面，党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核心领袖，在其中发挥更为重要的历史作用，正所谓“万山磅礴看主峰”。核心领袖坚持正确前进方向、坚持正确工作方法，领导集体成员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在正确的方向上实现领导集体的领导合力最大化，从而实现全党团结统一、行动有力，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核心领袖的能力与中央领导集体其他组成人员的能力，两者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和集体领导制度的基础上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核心强、班子强，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就愈加坚强有力。

这就解释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和根本动力。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人民始终是塑造历史的主体；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当中，中国共产党绘制发展蓝图、把握前进方向，使千千万万的人民个体的历史分力汇聚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合力，谋求最广大人民的发展，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使党、国家和军队迎来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这一切的关键在于创新和发展了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首先是明确习近平同志是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是党心所向、军心所归、民心所望；其次是将集体领导体制从“五大机制”发展为“七大机制”，强化了集体外事机制和集体自律机制在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治国理政及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作用；三是通过优化中央领导机构组织架构，强化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部协作，同时通过拓展重大专项会议制度和领导小组会议制度，完善重大会议机制，加强了党中央重大决策制度建设，使集体决策机制更加适应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集体领导体制的创新与发展，反映了中国制度创新、制度实践、制度调整、制度完善的发展。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好的制度要充分发挥作用，必须依靠杰出政治家。经过长期工作历练、实践检验、斗争考验、严格选拔而产生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中共政治家集团的“黄金一代”，他们“真金不怕火炼”，拥有黄金领导力，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带领全国人民一步步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伟大目标。

创造黄金时代的黄金领导力

中国为什么会不断成功？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孕育和选拔大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中共十九大宣告中国全面进入强国时代，强国时代需要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强大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强有力的党中央；强有力的党中央，必然离不开坚强有力、团结统一的核心领导集体，离不开杰出的核心领袖。中共十九大及十九届一中全会，正是为中国选出了这样的党中央、这样的核心领导集体、这样的杰出领袖。

中共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面对着新期待；不仅是全国人民的期待，也是全世界的期待。全国人民的期待，集中体现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向往，体现在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全世界的期待，集中体现为全球在破解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维护人类共同福祉、构建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对中国寄予厚望。为着这份向往，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将带领全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沿着十九大指明的前进方向，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回首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率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与中外记者见面时，人们很难想象在之后的五年中，这一届班子会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下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又迎来新的任期，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团队愈加精干成熟、更加坚强有力。我们坚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十九届中央领导集体必将引领中国在未来五年再上新台阶、迎来新跨越，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目标，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征程！

（编辑  苏歌）

中国的崛起，如今已是大概率事件。崛起，对于有五千年连续文明史的中国来说，只是历史上无数次复兴的再现。此次的独特则在于，中国崛起的背景不是东亚，而是全球。

超越1840年以来一直挨打、挨饿、挨骂的国家命运，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在扬眉吐气之时，中国人还是要保持如临深渊的常惕之心。在发生巨变的世界上准确定位，是中国复兴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战略课题。

天下三分是世界大势

从大历史角度看，人类自诞生起，就或急或缓、或直行或迂回地行进在通往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道路上。人类社会自血亲氏族开始，从部落、村社、市镇、城市、王国、国家，由近及远、从小变大，由疏离变密切、进而相互融合，如今已经达到以主权国家为人类共同体基本单元的阶段。

1500年以来，世界逐步被纳入到以资本积累为终极目标的世界体系之中。自2008年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爆发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已趋于瓦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面临总体性危机。美式全球秩序的总体框架，主要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系、联合国和盟国体系，都不同程度受到损毁，全球超级强权美国和美国模式遭到巨创。欧盟代表的莱茵模式与美国模式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大西洋核心圈一分为二，传统西方和一体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趋于裂解。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国和中国模式崭露头角，带动亚太区域的整体性崛起。新中心的出现，推动世界从单一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演变。

旧的世界秩序进入分崩离析，但以往由新兴帝国取代衰落帝国的现象并没有出现，霸权国家之间权力转移的传统，正在被多中心的现实所改变；单一国家中心的更替，被权力的分享所创新。2015年，欧盟28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25%，成为世界重要的一极；北美经济圈包括美加墨，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6%；东亚国家通过10年整合，初步形成了东亚经济圈，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的24%。从经济空间的视角看，世界已经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初步形成了欧洲、东亚和北美三大经济圈，三个经济圈占到世界经济的75%，世界力量格局出现了“天下三分”的局面。由此看来，在美国霸权之后，将不会出现某一个国家的一统天下，而是呈现多极化的力量格局。

天下三分改变了世界权力的空间结构，还催生了世界性质的变化。由一变三，说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统天下已然破局。老子的《道德经》写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三分的“三”，正是三生万物的三。这个“三”，具有哲学意义的“多”的意涵。三分天下，是多样性哲学的体现。天下三分，不是仅仅指走向美欧亚或中美俄，完全可能多出现几家或几个圈。它反映了世界正在出现多样化的趋势，意味着人们将面临一个多样化的世界。

人类社会由各自平行发展的“大分之世”，到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大统之世”，再到多模式并存的“大争之世”，这三世观可简略勾勒人类社会由分趋合的全球化进程。如今的天下三分，只是漫长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出现与形成，与所有历史现象一样，并不具有线性的必然性，而是历史与现实、力量与精神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未来，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竞争，将超越国家间的竞争。天下三分的世界，将是多样模式竞争的大争之世。大争不是绝对排他、重归于一的对抗，而是多样性的竞赛。抓住未来世界发展的多样性特质，真正把握历史的大趋势，才能在变化的世界上为中国进行准确定位。

中国必须要顺势而为

面对天下三分的世界大势，中国的复兴必须要顺势而为。无论是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还是拥有13亿人口的当代国家，中国在多样化的世界上都应拥有一席之地。中国复兴的战略目标应是“三居其一”，也就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多样模式有其一。务求其一，也甘于其一。中国不试图统治主导世界，不谋求全球霸权，既不会、也不愿承接美国成为另一个帝国。

中国对新道路的成功探索，来自人民艰苦奋斗的实践。中国所求的“一”，就是中国道路和模式将成为与美、欧代表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并存的一种模式。这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发展和边缘地位的模式，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诸多成功模式之一。

在多样性的世界上，中国要保持国家的主体性和文明独特性，同时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尊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选择，推进世界多样化的发展。“己欲达而达人”，这一中国古老的发展观，在当代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中国与泛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互动影响，形成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命运共同体”。这种洲域型命运共同体与传统盟国体系的资本增殖体不同，是超国家的共生体。它不是中国模式扩展的一体化，而是揉碎了你我、重新调和的区域再塑。与具有排他基因的一神教文化不同，中国文化一向包容与多元，历史上形成儒释道共存的中华文化传统，可以为当代资本主义模式的生态和思想困境，提供新的选择方式。

基于自然禀赋的局限，也基于规模效应，更基于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与区域。三分天下要取其一，不进取无法实现。不居其一，难以支撑中国和周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也无法在“大争之世”立足。然而，知行还须知止。三分天下时要取其一而足，守住自己的一，就是守本，在多样性的世界上就有了根基。不甘其一，枉想、枉言、枉行去一统天下，结果必然伤本。持中守本，方为大道。

从世界角度来看，三居其一符合文明多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历史趋势，是全球化在新时代的新体现，不求以单一模式替代其他模式，这有利于创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

三居其一不是扩张性战略，也不是固步自封，而是要通过洲域化合作，超越资本的全球一体化。中国的一，是基于有限资源、通过广泛合作获得世界性地位，其中蕴含着追求大同的理想和知止不过的智慧，是我们在全球巨变时代的处世之道，是对多样性世界的适应性选择。大战略的要义，在于匹配国家的目标与能力。在危机正酣、沧海横流的时期，三居其一应该成为中国的大战略。

泛亚共同体：中国的立身之所

从地理学的视角看，亚欧大陆是一个连绵不断的整体板块。在诞生于19世纪末的地缘政治理论中，“泛非”、“泛亚”与“泛欧”、“泛俄”、“泛美”等区域一道，形成了对世界空间的大致划分。泛欧地区是世界的中心地带，这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观察结果，被固化成沿袭至今天的地理话语和地缘政治现实。

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殖民化之后，亚洲地区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新获得了政治独立。在近几十年里，东亚国家抓住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和全球化的机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经济规模超越曾经是亚洲领头雁的日本，成为亚洲地区发展的新动力。然而，从全球角度衡量，亚洲大部分国家仍然处于当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即使是中国，在人均GDP方面也只是处于世界的中等水平。亚洲国家要想进一步发展，就需要通过合作来增强自己。

 运用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和宝贵经验，来推动当代亚洲的合作，是中国领导人依据亚洲历史和当代需求提出的重要设想。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只是一条贸易通道。今天我们所要建设的区域体系，绝不只是一条贸易线路，或只是建设铁路、公路、电网、油气管道、光纤等基础设施网，或是形成各种通路、联系带、经济走廊、大陆桥，甚至也不止于结成产业链、经济圈、文化带、共同市场、安全区，而是要构建涵盖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多个领域互利合作、彼此认同的区域共同体，也即“泛亚共同体”。

所谓“泛亚共同体”，是指一个超国家的洲域性合作的组织形态，即亚欧非大陆及沿海地区国家，以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为目标，通过相互合作和相互认同，实现互利共赢的洲域组织。它将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最终成为一个容纳40亿人共同生存和发展的区域共同体。

“泛亚共同体”具有开放式的空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访问英国时指出，“‘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是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阔‘朋友圈’，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朋友圈’。……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从这一精神出发，“泛亚共同体”的基础空间范围，应该能够包括“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大区域，应涵盖亚欧非大陆及相邻海洋区域的所有国家。泛亚共同体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涵盖亚欧非洲的广阔区域，更在于此区域的“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这种开放性使得“泛亚共同体”不是具有排他性的盟国体系，而是通过自愿合作趋向于相互认同的超国家组织。

“泛亚共同体”不是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而是分布式结构。“泛亚共同体”的基本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大国、小国、穷国、富国一律平等。在泛亚共同体中，可包括许多次区域合作组织，如东盟、南盟、海合会、非盟；也可以涵盖多领域的合作框架，如上海合作组织、欧亚联盟、亚信组织等。不同国家、区域板块、各种组织在“泛亚共同体”中可以交叉、重叠，这意味着“泛亚共同体”会有宽松氛围和更高的舒适度。

与其他共同体具有相对单一的文明背景不同，“泛亚共同体”是跨文明的社会综合体。“泛亚共同体”覆盖的地域具有丰富甚至是堪称复杂的文明背景。作为跨文明的社会综合体，“泛亚共同体”的构建和发展过程有利于增进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借鉴，缓解不同国家、民族及文明间的矛盾，化解文明冲突。

“泛亚共同体”是平等相处的国家间合作组织，相互关系不是单向度的影响，而是双方乃至多方的互动。由于各国国情和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在形成共同体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社会的相互影响、融合和再造。互动推进重塑，在一定意义上“泛亚共同体”是互动式的社会再造工程。

“泛亚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渐进式的演变过程。欧盟在相近的发展水平和相对单一的文化背景下，经历了50年的发展才基本形成超国家的欧洲共同体，目前还受到全球危机的政治冲击而被摇撼和质疑。泛亚区域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文化差异巨大，“泛亚共同体”的建设过程必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其推进将是一个渐进式的演变过程。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

构建新时代的仁智体系

2500年前的战国时代，齐宣王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回答，“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也即“大国仁而小国智”，以此大国可保天下，小国可保国家。这一思想与“厚往薄来”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共同维持了东亚地区国家之间、文明之间上千年的大体稳定。

在政治多样性竞争的框架中，亚洲传统的“仁智体系”展现了不同于西方“均势体系”的东方智慧，在远大于欧洲的区域中维持了长期的秩序和稳定。然而，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压力下，东亚的“仁智体系”被摧毁瓦解，亚洲也被纳入到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由此陷入主权国家间锱铢必较的无序竞争。世界坠入了“他人即地狱”、“他国即对手”的普遍困境。

如今，在以资本持续积累为基本目标的全球竞争中，大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紧张关系，军备竞争成为全球现象，越来越多的军费没有给世界带来安全感，反而让全球成为一个大的火药桶。在全球危机背景下，失序的世界正进入礼崩乐坏的天下大乱。

东方式的 “仁智体系”，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泛亚共同体的成形，正在显示出现实价值。“大国仁而小国智”，是大国要讲道义，对小国、对不同文明要包容；大国之间要以礼相待，相互尊重、兼顾彼此利益；要鼓励多样性和多体系共存，允许建立平行体系和秩序。小国则要保持独立与合作的均衡，要有正确认识自身力量和利益的智慧。在泛亚共同体内部，应该构建能够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仁智体系”，以形成“相互尊重、共在共生、共同发展”的秩序，保障泛亚共同体长期稳定的发展。

在“泛亚共同体”的建设中，中国应该有战略定力。因为中国是这个区域之内唯一具有全产业链、独立金融体系、自主内政和外交、完整科研和教育体系、足以自保的军事力量的国家。国家综合能力和力量结构奠定了中国在亚太区域的核心地位，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去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学会“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智慧，避免与其他国家产生主导权之争。

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发展进程，进步不在于对既往的淘汰或替代，而在于引入多种文明的丰富，是对环境变化及人心成长的适应。这种适应，不是人与自然之间单向度的影响或改造，而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通过互动调适、彼此重塑的过程。中国曾经是农耕时代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却落后于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时代，在经历了浴火重生般的社会革命之后，中国成为了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世界工厂”。中华文明在历史和未来的使命，是维持人类社会的生态平衡，保持文明的多样性，建立公平、公正的区域与世界秩序，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中国不求构建“中国的太平洋世纪”，而是要追求“亚太人民的亚太”，实现让亚太地区人民共享地区发展成果。这是与全球多极化相呼应的区域战略。

近年来，中国致力于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模式转变，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合作，建设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些都是中国根据自身与世界的变化提出的适应性变革。这一内外兼修的变革，是中国的国家生态的进化。要想顺利完成这一过程，关键在于掌握变化的节奏。面对虎狼世界，中国不能学宋襄公式的“仁义”，要适应丛林法则，必须要强而有力，不让列强、宵小萌生觊觎之心。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濒临瓦解、模式角逐的大争之世，中国要奉行“合作最大化”的原则，促进区域共同体发展，以菩萨之心普渡众生。当然，在任何时候，国家实力都是国家意愿和行动的基础。当菩萨，也必须要有真法力，不然就成了自身难保的泥菩萨。

在全球危机背景下坚持先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符合孙子兵法中所言的“先为不可胜”。这种中国式的博弈思想，是在当代依然有效的东方智慧，可以指导中国的复兴大业。“不可胜在己”，中国把自己的事办好了，便能够从容应对全球危机的波澜起伏。

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同样需要进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适应性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要制度化地控制资本不断增殖的本能，促进资本的驯化与进化。为此，需要政府、社会与企业的合作。对全球性资本，还需要进行跨国合作。不同的人类共同体需要通过长期互动，才能在彼此间产生认同感，才能形成机制化、制度化的合作并逐步扩大合作的范围与深度。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础单元，应该具有包容性和适应性，可以是主权国家、也可以是超越主权国家的洲域共同体，还可以包括跨国公司和NGO，重要的不在于组织的具体形态，而在于彼此利益的非排他性关联。对不同文明和宗教，都应保持包容性，同时，也要抑制极端行为，不使其损害人类整体、阻碍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历史趋势。

历史是非线性运动的湍流，湍流也有趋向，而不是无序的布朗运动。人类共同体不是简单地追求一统，而是以人类文明自身的丰富来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求得个体与集体的均衡、利己与利他的结合，实现多样性、丰富性与共同性的对立统一。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和而不同，谓之大同。对于区域共同体，结构决定存亡，体量决定命运。

（编辑  王蕴）